御定孝经衍义卷八十九

译两人彼此深知，所以能够同心协力谋划，来辅佐皇帝。当时人们谈到良相，必定会说“房杜”啊。

译臣认为：房玄龄以谋略见长，杜如晦以决断著称，二人同心辅佐皇帝，举荐任用众多贤才。史书称颂皇帝平定祸乱，而房玄龄、杜如晦不居功；王珪、魏征善于进谏，而房玄龄、杜如晦谦让他们的直率；程咬金、尉迟敬德善于用兵，而房玄龄、杜如晦以文治相辅。他们秉持众人的美德，效忠于君主，大概没有显赫的功名痕迹，却使天下人信服他们的功绩，这才是真正的宰相职责。这与《秦誓》中所说的“忠一不二啊，没有其他技艺，内心宽厚啊，好像有包容万物之量”的人，确实很接近了。

魏征相貌不超过常人，但有志向和胆略，每次冒犯龙颜进谏，即使遇到皇帝非常愤怒，他的神色也不改变，而天子也因此收敛威严。议论的人说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不能超过他。臣认为魏征知无不言，引导君主行仁义，可以说是竭诚尽爱。然而他们君臣之间，确实是千年难遇的佳话。起初魏征侍奉李密，不被重用；后来侍奉隐太子李建成，也不屈服于皇帝。皇帝即位后，非常器重他，日益亲近，有时甚至把他引到卧室，咨询天下大事。魏征自认为遇到了不世出的明主，于是尽情展现自己的全部才能。他援引古代道义，驳倒群臣的异议，约束逸乐，告诫懈怠，整天辅佐皇上振兴儒术，修明文治。在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上，尤其恳切地向皇上进言。在旁边侧目而视的人，本来就不少了。所以后来诋毁诽谤他的言论从四面八方涌来，指责他结党营私，挑剔他沽名钓誉。凭借唐太宗的贤明，对魏征信任的深厚，而心意也不能没有衰退的时候。流言可以熔化金属，积毁可以销蚀骨头，真是可怕啊。

狄仁杰所推荐提拔的人，像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人，都成为中兴的名臣。

臣认为：狄仁杰以孝道侍奉双亲，以诚信结交朋友，以忠诚侍奉君主。在外任职则有仁爱遗泽惠及百姓，担任宰相则功绩在于国家。而且他推荐人才，常常好像来不及似的。桃李不言自成蹊径，药笼中备齐各种药物，而他却毫无私心。这些人最终都成为中兴的名臣，几代人享受他们的恩惠。因为他能保全我们的子孙百姓，难道不是这样吗！

武则天太后曾经命令朝廷显贵宴饮聚会，张易之兄弟的座位都在宋璟之上。张易之向来畏惧宋璟，想取悦他，空出座位作揖说：“您是当今第一人，为什么坐在下位？”宋璟说：“我才能低劣，地位卑微。”张卿认为您是第一吗？为什么呢？天官侍郎郑善果对宋璟说：“中丞怎么称呼五郎为‘卿’呢？”宋璟说：“按照官职来说，正应当称‘卿’。”您又不是张卿家的奴仆，有什么‘郎’可言？满座的人都惊恐畏惧。

宋璟风度凝重深远，人们无法估量他的气量。起初他从广州入朝，皇帝派内侍杨思朂迎接他，宋璟不曾与他交谈。杨思朂自认为身为将军且受宠幸，向皇帝诉苦，皇帝更加赞叹看重宋璟。他担任宰相，致力于清明政治刑法，使官员都能胜任其职。

唐玄宗时，王毛仲受宠，依附他的百官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王毛仲嫁女儿，皇上问：“还缺什么？”王毛仲叩头回答说：“臣万事都已具备，只是没有得到宾客。”皇上说：“张说、源乾曜等人难道不可以邀请吗？”回答说：“这些人倒是可以。”皇上说：“知道你有一个人请不动，一定是宋璟。”回答说：“是的。”皇上笑着说：“朕明天为你召请宾客。”第二天，皇上对宰相说：“朕的奴仆王毛仲有婚事，你们应当和各位高官一起前往他家。”不久到了中午，众宾客不敢动筷子，等待宋璟，过了很久他才到，先拿着酒杯向西拜谢，酒没喝完，就声称腹痛而回去了。宋璟的刚直，年老反而更加坚定。

姚崇和宋璟相继担任宰相，姚崇善于应对变化处理政务，宋璟善于守法持正，两人志向操守不同，但同心辅佐，使得赋税徭役宽缓公平，刑罚清明简省，百姓富裕。唐代的贤相，前面称房玄龄、杜如晦，后面称姚崇、宋璟，其他人不能相比。

臣认为：姚崇和宋璟志向操守不同，却能同心辅佐，成就了开元的治世。可惜他们担任宰相的时间都不长。姚崇资质颇为权变诡诈，才能优于德行；宋璟方正不阿，始终如一。主持国政时见识气量深远，不崇尚一时的利益。姚宋并称，宋璟大概更优一些。

卢怀慎清廉节俭，不经营财产服饰器物，没有金玉锦绣的装饰，虽然显贵但爱子仍然受冻挨饿，所得的俸禄赏赐，对于老朋友亲戚，毫不吝惜，随得随散很快就用完了。前往东都主持选官，随身带的东西只有一个布囊。后来他生病，宋璟、卢从愿去探望他，看到破旧的席子单薄的被褥，门上没挂帘子，恰逢风雨到来，举起席子遮挡。天色晚了才摆上食物，只有两碗蒸豆，几杯菜而已。临别时握着两人的手说：“皇上急切地寻求治国之道，然而统治国家久了稍微对勤政感到疲倦，将有奸佞小人趁机进谗言，你们务必记住这一点。”等到他去世，家里没有剩余的积蓄。

臣认为：卢怀慎的清廉节操足以成为风气，世人效仿。他担任黄门监，自认为才能不如姚崇，事情都推让而不专断，于是有了“伴食宰相”的讥讽。这正是他贤德不可及的地方。司马光说：“贤能的人掌权，作为他的同僚，如果愚昧迷惑扰乱他的治理，固执专断分割他的权力，嫉妒诋毁他的功劳，刚愎自用窃取他的名声，这就是罪人。”那么卢怀慎推崇姚崇而不专断政事，正是大臣的气度，难道仅仅是他的清廉值得推崇而已吗？起初卢怀慎升任右御史台中丞，上疏极力陈述时政。在黄门监任上，与姚崇共同弹劾薛王舅舅王仙童的罪状，临终遗言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并且因为唐玄宗统治久了懈怠勤政，担心奸佞小人趁机进谗，后来天宝年间的动乱，终于像他所说的那样。死后不忘君主，忧虑深远。那些说他是“伴食宰相”的人，是谁呢？大概是不明大体的人吧？

唐玄宗千秋节，王公们都进献宝镜。张九龄进献《事鉴》十章，号称《千秋金鉴录》，用来表达讽谏劝喻之意。

译他担任宰相时直言敢谏，具备大臣的节操。当时，皇帝在位时间已久，对政事逐渐懈怠，所以张九龄的议论必定极力陈述得失。他所推荐引荐的都是正直的人。

译韩休正直方正，不致力于钻营取巧，既然担任宰相，天下人一致赞同他。当时政治的得失，他陈述意见从未不详尽。皇帝常在苑中打猎，有时大摆音乐，稍微有些过分，必定看着左右侍从说：“韩休知道吗？”不久奏疏就到了。皇帝曾照镜子，沉默不乐，左右侍从说：“自从韩休入朝，陛下没有一天欢乐，何必这样忧愁，不把他赶走？”皇帝说：“我虽然消瘦，天下却富足了。况且萧嵩每次奏事，必定顺从迎合我，退朝后思考，天下不能安寝。韩休陈述治国之道，多直言规谏，我退朝后思考，天下得以安寝。我任用韩休，是为国家考虑罢了。”

【臣】按：开元二十一年三月，韩休任同平章事；同年十月被罢免，张九龄任同平章事。第二年，张九龄任中书令，李林甫任同三品。二十四年，张九龄离任，李林甫兼任中书令，专权用事。韩休受萧嵩推荐，不阿谀奉承，多次在皇帝面前直言争辩，不到一年就被罢免。张九龄也因正直之道被李林甫所危迫。君子与小人的兴衰消长，就是这样。史书记载：自从张九龄罢免政事，朝廷士大夫就只顾禄位、养恩图报了。这岂止是开元年间治乱的关键，也是万世为人君、为人臣者应当引以为鉴的。

尹子奇长期围困睢阳，城中粮食吃尽，商议弃城东逃。张巡、许远谋划认为：“睢阳是江淮的屏障，如果弃守，敌人必定乘胜长驱直入，这就等于失去了江淮。”况且我们众人饥饿瘦弱，逃跑必定不能到达。古代诸侯尚且互相救助，何况近在咫尺的各位将领呢？不如坚守等待援军。茶叶纸张都用尽了，于是吃马；马吃完了，捕捉麻雀、挖掘草根；又吃完了。张巡拿出爱妾，杀了给士兵吃。许远也杀了他的奴仆。敌人登上城墙，将士生病不能作战。张巡向西拜了两拜说：“臣力量已尽，不能保全全城。活着既无法报答陛下，死后应当成为厉鬼来杀贼。”城池于是陷落，张巡、许远都被俘。尹子奇问张巡说：“听说您每次作战都眼眶裂开、牙齿咬碎，为什么呢？”张巡说：“我立志吞灭逆贼，只是力量不够罢了。”尹子奇用刀撬开他的嘴，查看剩下的牙齿只有三四颗。张巡临死前，面色不变，神态从容如常。

【臣】按：边疆的臣子，见到危难就献出生命，与城池共存亡的，史书中比比皆是。像张巡、许远的事迹最为壮烈，他们坚守一座城池，捍卫江淮，贼势终究未能南下，功劳尤其大，足以作为后世担任保障职责者的劝勉。

颜真卿在朝廷中立身端正，刚正而有礼，不是公正的言论和正直的道理就不产生于心，天下人不称他的姓名，而唯独称他为鲁公。

【臣】按：颜真卿起兵于平原，清理土门，断绝燕赵，首倡义兵，挫败贼锋。回到朝廷后，独自保持风纪裁断，守正不阿，屡次被李辅国、元载、杨炎、卢杞嫉妒，最终致使李希烈因他不屈服而死。曾巩称赞他说得好，认为他屡次触犯大奸臣，颠沛流离、震荡困顿，达到七八次，而始终不把生死祸福当作丝毫顾虑，不笃信道义的人不能这样。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起兵讨伐安禄山，被俘后辱骂贼人不绝口。儿子颜泉明后来寻找父亲尸体，在东京找到，连同一起死去的袁履谦的尸体装棺运回。颜杲卿的姐妹女儿以及颜泉明的儿子都流落在河北，颜真卿派颜泉明前往寻找，号啕哭泣寻访，哀痛感动路人，很久才找到。到亲故那里乞讨，随所得多少赎回他们，先赎回姑母姐妹而后赎回自己的子女。姑母的女儿被贼人掠夺，颜泉明有钱二百缗，想赎回自己的女儿，怜悯姑母愁苦憔悴，先赎回姑母的女儿。等到再得到钱，已经失去女儿的下落，遇到堂姐妹以及父亲时的将吏袁履谦等人的妻子流落者，都让他们一同回去。共五十多家，三百多口，节烈孝女聚集在一门，可敬可仰啊。

陆贽在奉天时，早晚进见，然而小心精洁，未曾有过错。等到辅佐朝政，不敢只顾自己，重要事务有可与否，必定进言。所说的话都切中纠正皇帝的短处，恳切深切。有人规劝他太过分的，回答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还考虑其他什么呢？”

【臣】按：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是人臣侍奉君主的大义。那些切中纠正君主的人，本着这个原则，所以更加显得小心，不显得直言冒犯。皇帝在奉天，如果没有陆贽早晚进献意见，无法渡过艰难。陆贽劝皇帝自我责备悔改，断绝猜疑，采纳谏言，斥退奸佞，这尤其是最切中纠正的。不欺骗而敢于犯颜，说的就是陆贽吧？

杨绾节俭节约，未曾过问生活事务，俸禄分给亲戚故旧，随多少而尽。来拜访的人清谈终日，而不涉及荣华利禄。想以私事求取的人，听到他的话必定内心惭愧。刚辅佐朝政时，御史中丞崔宽本来豪奢，城南别墅池观堂皇，为当时第一。当天派人毁掉它。京兆尹黎干出入随从骑兵百数，削减后只留十余骑。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立行营，正举行大会，任命文书到达，音乐散去五分之四。其他闻风而自然感化的人，不可胜记。

【臣】按：杨绾只因节俭无私，辅佐朝政十天，闻风自化，忽然改观，所以为政者只在于端正自己。孔子说：“枨也有欲望，怎么能刚强？”孟子说：“不做不该做的事，不想要不该要的东西，如此罢了。”无欲则何事不成，人们自然敬畏喜爱他。

王师讨伐蔡州，任命裴度巡视行营，各军返回，上奏攻取策略，与皇帝心意相合。裴度认为权纪未张，王室衰微，常愤愧无死所。自行

译李晟率军回京，深知贼军虚实，等到他执掌国政讨伐贼军时，更加急切。元和十二年，他请求亲自督战，皇帝唯独注视着他，挽留他说：“你真的肯为我出征吗？”李晟俯伏在地，流着泪说：“臣发誓不与贼军共存。”

臣按：李晟因皇威不振，常感羞愧愤懑，觉得无地自容，他自我期许的责任重大。他身系朝廷内外安危二十多年是理所当然的。蔡州叛乱时，李晟挺身而出承担重任，叛乱因此平定。后来朱克融、王庭凑作乱，宰相崔植和杜元颖都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李晟虽然将领方面没有功劳，晚年也不再怀有经世济民的志向，在绿野堂悠闲度日，这难道是出于本愿吗？

译宋李沆任宰相，王旦任参知政事。因西北用兵，有时甚至吃得很晚。王旦感叹说：“我们怎么能坐着实现太平，得以悠闲无事呢？”李沆说：“稍微有些忧虑勤苦，足以作为警戒。将来西方安宁，朝廷未必没有事。”李沆又每天取来各地水旱灾害和盗贼的奏报。王旦认为这是小事，不值得烦劳皇上听闻。李沆说：“君主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各地的艰难，不然血气方刚，如果不留意声色犬马，就会大兴土木、甲兵、祷祀之类的事了。”李沆又曾说：“身居高位，实际上没有补益。只有把内外所陈述的利弊，一概驳回，这才算是稍微报答国家罢了。朝廷的防备制度详尽完备，如果顺从所陈述的情由施行一件事，那造成的伤害就多了。”陆象先说：“庸人扰乱它，就是这样。奸邪之人苟且求取一时的进用，哪里会考虑残害百姓呢？”

李沆性情正直诚信，内在品行修养严谨，说话没有枝蔓，识大体。居位谨慎周密，不追求声誉，行动遵循条令制度，没有人能用私事干扰他。他在封邱门内建造宅第，厅堂前仅能容得下马转身，有人说这太狭窄了。李沆笑着说：“居住的房子应当留给子孙，这作为宰相的厅堂，确实狭窄；作为太祝、奉礼的厅堂，已经宽绰了。”

【臣】按：李沆忧国奉公，见识深远，将内外所陈述的利弊一概驳回，尤其识大体。国家的防备制度，不担心不严密，而是日益增加，烦扰更加严重，这正是水旱灾害和盗贼产生的原因。李沆的意思，是想用宽大简易的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定天下的百姓，哪里是阻挠别人的言论呢？作为大臣，本来应当为国家考虑重大而长远的事，哪里在于区区小事呢？

王曽方正严肃持重，每次进见谈论利弊之事，审慎而合乎情理，多所推荐提拔，尤其厌恶侥幸之人。皇帝问王曽说：“近来臣僚请求对答，多是求取进用的人。”王曽回答说：“只有陛下抑制奔竞而崇尚恬静，或许会有难进易退的人了。”王曽进退士人，没有人知道原因。范仲淹曾问王曽说：“明辨士人，是宰相的职责，您的盛德，唯独缺少这一点了。”王曽说：“执政的人，恩惠想归于自己，怨恨将归于谁呢？”范仲淹信服他的话。

【臣】按：王曽自称志向不在温饱，身居相位处于危疑之际，坚守正道不阿谀，能使后宫虚心接纳，小人被罢退，用恬静激励风俗，用俭约对待自己，可以说有大臣的才能和气节了。难怪胡文定称赞他说：“李文靖淡泊无欲，王沂公庄严不动，资质禀赋如此，又用学问来辅助，所以是八分地位啊。”

杜衍任枢密使，每当内降恩旨，大多搁置不执行，积累诏令到十几份，就呈到皇帝面前。谏官欧阳修入宫对答，皇帝说：“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恩旨吗？凡是有求于我的，每次以杜衍不同意告知他们而停止的，比封还的还多。”

杜衍曾对门生说：“凡是士君子做事行事应当遵循中道，不做矫饰。矫饰超过实际，就接近虚伪了。”又说：“做官第一要清畏，不要求人知道。如果求别人知道，同僚中不谨慎的人很多，一定会诬陷你给上级。上级又不加明察，正好招致祸患罢了。”只是在其中悠闲从容，默默实行，问心无愧就可以了。【臣】按：杜衍笃实平恕，与范仲淹、富弼、韩琦共事，独自辅佐左右而不苟同。韩琦曾说：“公每件事都问：‘谏议看过没有？谏议看过了，就拿来签字。’”韩琦因此更加尽心，不敢忽视这一点。公存心至公，不一定以出自自己为是，贤能远超他人了。在永兴能解除百姓的困苦，在审官院能制止官吏的奸邪，才能尤其过人。关键是以实心做实事才能这样。

范仲淹每次感激议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饰厉行崇尚风节，是从范仲淹倡导开始的。

范仲淹年少时就有大节，对于富贵、贫贱、毁誉、悲欢，都不动心，而慷慨有志于天下。曾自己诵读说：“士人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儿子范纯仁忧国爱君，不因利害得失改变心意，刻意追求名节，难进易退，虽然屡次被贬废，志气更加严厉，认为有范仲淹的风范。【臣】按：范仲淹是不世出的才能，遇到锐意向往太平的君主，如果按照他的规划，难道汉唐的治理可以企及吗？而侥幸之人大多不便，于是以朋党陷害他，而皇帝的心意改变了。范仲淹从开始做官到参与大政，慨然以天下重任为己任，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他的作用，而士大夫从此知道矫饰厉行名节，他对世教的裨益不浅了。世人说范仲淹的儿子各自得到父亲的长处，范纯礼得到他的文学，范纯粹得到他的将略，范纯仁得到他的德量，都能继承家风。

韩琦早有盛名，识量英伟，遇事喜怒不形于色，议论的人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

韩琦说：“我平生仗着孤忠进用，每次遇到大事，就以死自处。幸而不死，都是偶然成功，实在是上天扶持，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又曾说大臣以李固、杜乔为根本，那样还担心成为胡广、赵戒。如果以胡广、赵戒自处，那就可想而知了。”

【臣】按：韩琦在两朝定策，再次安定社稷，处于危疑之地，没有动容变色的担忧，可以说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关键是他所以能这样，只是一诚而已，诚之所通，

译上天保佑他，也不是偶然的。既然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享有盛大的名声，而在进退取舍的关键时刻，尤其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琦曾经说，保持最初的节操容易，保持晚年的节操难，所以在晚年行事上尤其着力。他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却始终没有骄傲吝啬，这难道是像周勃、霍光那样的人所能比拟的吗？臣又查考，琦与范仲淹共同筹划西部边防事务，在军营中时间很久，当时朝廷倚重他们，军中对他们称颂。韩琦、范仲淹、琦谋划进取，范仲淹致力于持重防守，意见各不相同，但共同谋划时非常和谐。东部的军队从禁卫军中调来，不习惯劳苦，琦上奏增加本地士兵，减少驻防兵力，充实京城内部，节省外省的开支。范仲淹得到熟羌人的效用来守卫边疆，于是迁移驻防军队到内地就食，减轻西部百姓运输粮草的劳役。像这两位大臣的计策，都是不希望军队过多，既白白耗费国库财力，又担心烦扰民间的运输，或者激起其他变故。他们的计谋深远，忧国奉公，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想见他们的为人了。

译富弼担任宰相时，恪守典章制度，沿袭旧例，同时顺应公议，心中没有私意掺杂其间，因此百官各司其职，天下太平无事。

【臣】按：富弼前后上奏章，屡次以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为论题，他修身事君的原则，都体现在这一点上。在此之前，仁宗开启天章阁，咨询治国之道，富弼与韩琦、范仲淹各自陈述政见，他们的防范之策没有不归结于进用贤才、斥退不肖之人的。宰相的职责，就是这样罢了。富弼出使北朝，功劳非常伟大，人们多称赞他，但他每次都不自认为有功。直到他任青州知州，救活了四十多万饥民，才常常自己说：“这超过了我在中书省二十四年的政绩。”古代大臣无时不将当世百姓挂在心上。

司马光真诚自然，天下人敬重信任他。陕西、洛阳一带都感化于他的德行。有人做了坏事，就说：“君实难道不知道吗？”司马光对事物淡泊，没有什么喜好。在学问上无所不通，只是不喜欢佛教和道教。他说：“他们的精微言论赶不上我们的儒家经典，他们的荒诞言论我不相信。”洛阳有三顷田地，他妻子死后卖田来安葬。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简单的食物，直到终身。神宗对吕公着说：“司马光方正刚直，只是怎么如此迂阔呢？”吕公着回答说：“孔子是上圣，子路还说他迂腐；孟子是大贤，当时的人也说他迂阔。何况司马光怎能避免这个名声？大抵考虑事情深远，就接近于迂阔了。”

【臣】按：司马光极高的品行使内外信服，连农夫、老人都知道司马相公。苏轼所说的“诚”和“一”，确实如此。自古小人的一切苟且卤莽行为，自以为符合时务、贴近人情。谁想到君子立身行事，真能像中流砥柱般抵挡颓败的潮流，救治沉疴顽疾，这难道是迂阔吗？他们的规划计谋，不追求小喜和近功，实行它则暗中享受其福；不实行它，国家最终会遭受苟且卤莽的祸患。迂阔的人久了才知道那不是迂阔，可惜太晚了！吕公着的回答有深意啊。

吕公着从少年时讲学，就以修养心性为本。平时没有疾言厉色，对于声名利禄、繁华热闹，淡泊没有什么喜好。简约庄重、清静，大概是天性如此。他的见识思虑深敏，气量宏大且学识渊博，遇事善于决断。如果有利于国家，不因私利损害而动摇他的心。与人交往出于至诚，喜好德行、乐于行善。见到士大夫以举荐人才为意的，一定询问他所知所闻的人，参互考证核实后上报给皇上。每次议论政事，广泛采纳众人的优点作为善政。至于应当坚守的原则，则毅然不回头。神宗曾说他对于人才不欺骗，像秤称物一样，尤其能避开名声和踪迹，不以识人自居。

【臣】按：吕公着留意人才，广泛采纳众人的优点，像秤不欺骗一样，有包容的气量。避开名声和踪迹，不居识人之名，善政归功于君主，真正符合宰相的体统。吕公着与父亲吕夷简都登上相位，史书称吕夷简多智谋，吕公着一切持正，这大概是宽恕父亲的过错而敬重他的美德吧？

范镇清白坦荡，待人一定以诚、恭、俭、慎，闭口不说别人的过错。面临大节，决断大议，神色温和而语气刚壮，常想以死相继。即使在万乘之尊的皇帝面前，也不退缩屈服。

【臣】按：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议论天下的贤者，一定说是君实、景仁。他们的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他们的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没有人敢评判他们的优劣。范镇任谏院知院，前后奏章几十篇，务必引据大体，如果不关朝廷安危、民生利害，就宽略不言。曾说：“设置谏官，是为宗庙社稷考虑。谏官如果不为宗庙社稷考虑事情，陛下是爱死、嗜利之人，我不做。”又说：“君子言听计从，消除祸患于未萌，使天下暗中受其赐；没有智名，没有勇功，使天下受其害而我享其名，我有什么心呢！”这几句话，更是进谏的极致准则。

范祖禹在迩英阁讲经守正，献纳尤多。曾讲《尚书》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个字，拱手再诵，退立说：“愿陛下留听。”皇帝再三点头，才退下。每当讲经的前一夜，一定端正衣冠，俨然如在皇帝身边。命令子弟侍立，先按讲他的学说，开列古义，参合时事，言语简练得当，没有一句长话，义理明白，粲然成文。苏轼称他为讲官第一。【臣】按：像范祖禹这样，可谓无负于讲官了。神宗丧期结束，范祖禹即上疏陈述愿崇尚节俭、敦厚朴实，辅养圣性。夏季暑热暂时罢讲。说今日学与不学，关系日后的治乱。拜右谏议大夫，首先上疏论述人主正心修身的要点。宣仁后去世，即极力陈述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天命人心离合之时。凡是所说的，洞见本源，深切痛痒。他的术数未能施行，而病证无不验证。他的忠爱之心，本于自然，勿欺的诚意，积于梦寐，岂是徒然呢？可以作为万世在君主面前论说的法度。

刘安世与司马光是同年好友，于是跟随他学习。一天避席问：“尽心行己的要领，可以终身实行的？”司马光说：“大概是诚吧！我生平力行的，未曾片刻离开。所以立朝行己俯仰无愧。”问实行它从何开始？司马光说：“从不说谎开始。”从此拳拳不忘，终身实行。【臣】按：立诚从不说谎开始，真是体验切实。

译所说的话。妄是诚的反面，言语是招致妄的诱因。所以一定要做到言行一致，然后才能成为真诚笃实的君子。这样又怎么会身处任何境地而不感到自在呢？安世自从奉母亲之命担任谏官之职，坚持正道而行，遭受贬谪流放的灾祸最为严重，然而没有丝毫改变心志，处之泰然。纵横妙用，无处不通，真诚之所以如此。对于母亲所命令的，方才无愧了。这是顺从亲长的道理。

译李纲承载着天下的期望，他个人的任用与否，关系到国家与百姓的安危。虽然有时不被任用，或任用时间不长，但他忠诚正义的气节令人肃然起敬，感动着远近之人。

【臣】认为：李纲屡次被进用又屡次被贬斥，但他忠君忧国的心志没有片刻忘记。他上奏的疏章累计数万言，都切中当世的政务，虽然大多未被采纳，但他恳切劝谏却从未稍停。史臣说李纲就像婴儿依恋母亲一样，即使被呵斥怒骂，仍然哭着拉着母亲的衣襟跟随，这确实是实情。忠臣侍奉君主，孝子侍奉父母，其根本是一致的。

宗泽质朴正直，崇尚义气，亲戚故旧中贫穷的人多依靠他维持生计，而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常说：“君主和父亲尚且侧身卧薪尝胆，做臣子儿女的怎么能安居享乐、美食饱食呢？”

【臣】认为：君主忧虑，臣子就感到耻辱；君主侧身卧薪尝胆，而臣子却安居享乐。纵观以往祸乱的轨迹，没有不是这样的，令人深深感叹痛心。《宋史》将宗泽与赵鼎合传，在论述宗泽、赵鼎的结局时，更让人有所感慨。宗泽临终时，连呼“渡河”三次；赵鼎自己题写铭旌，有“气作山河，壮本朝的诗句”。这两位大臣爱君忧国，即使在生死祸变之际，也始终不渝。宗泽还有《亲迎复二圣疏》，圣人爱自己的亲人并推广到爱别人的亲人，以此来教导人们尽孝；敬爱自己的兄长并推广到敬爱别人的兄长，以此来教导人们尽悌，这也与经文的义理相互阐明。

张浚年轻时就有大志向，等到担任熙河幕官时，走遍边防堡垒，观察山川形势，时常与老戍守将领握手饮酒，询问祖宗以来守边的旧法以及军阵方略的适宜之处，所以他一旦从偏远之地被起用，担任枢密院的重任，都能通晓边防事务。他与赵鼎共同执政，提拔了许多人，朝廷中的臣僚，都是一时的杰出人才，号称“小元祐”。他所推荐的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等成为名臣，从行伍中提拔吴玠、吴璘，认为韩世忠忠勇可靠，可以托付大事，一见刘锜，就委以重任，最终都成为名将，在当时取得成功，人们称赞张浚善于识人。张浚侍奉母亲以孝顺著称，学问深通《易经》。

【臣】认为：张浚自从担任幕职，就熟知边防事务，所以以川陕地区为己任。没有漫不经心就能接受宣抚使这一重任的人。他刚到陕西，就从行伍中提拔吴玠、吴璘、刘锜，任用刘子羽、赵开为幕僚。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熟悉边防事务，就只凭一己之力而不任用他人。看张浚出入将相之位，获得人才的好处很多。然而他还是因为厌恶曲端而任用赵哲、邵宏渊，富平、淮西的失败，与诸葛亮街亭之战有什么不同呢？所以知道做将帅、做宰相，关键在于能用人。唉！这太难了！

有人问岳飞：“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张俊曾经询问用兵的方法，岳飞说：“仁、智、信、勇、严，缺少一样都不行。”岳飞喜爱贤才，礼遇士人，阅览经史，高雅地歌唱、投壶游戏，恭谨谦逊如同书生。【臣】认为：像岳飞这样的人，难道只是古代名将难以企及，他也是古代纯粹的忠臣啊？读书明理的人，也不过是追求这样的境界罢了。“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这话真是痛切啊！然而武臣不肯拼死效命，大半始于文臣爱钱，挫抑了武臣的士气而开启了他们的私心。那些文臣固然积存毒害，但也轻视武臣。所以贪婪的人，确实是祸乱的根源。做臣子的，如果能以这两句话为警戒，还担忧太平没有时机吗！

《宋史·道学》说：道学这个名称，古代是没有的。夏商周三代盛世，天子用这种道来治理政教，大臣百官用这种道作为职业，学校师生用这种道作为讲习内容，四方百姓日常使用这种道却不知道，所以天地之间，没有一个百姓、一件物品不蒙受这种道的恩泽，从而顺遂他们的本性。在这个时候，道学的名称从何确立呢？文王、周公去世后，孔子有德行却没有地位，既不能使这种道的效用逐渐普及于世，就退而与他的弟子制定礼乐、阐明典章、删定诗书、修撰春秋、赞颂易象、讨论典籍，期望使三五圣人的道理昭明于无穷后世。所以说：孔子比尧舜贤明得多。孔子去世后，曾子独自得其真传，曾子的儿子子思，以及孟子。孟子去世后而无人继承。两汉以后，儒者论述大道，观察得不精细，谈论得不详细，异端邪说兴起并乘虚而入，几乎导致大道大坏。一千多年后，到宋朝中期，周敦颐出于舂陵，才得到圣人未传的学问，作《太极图说》《通书》，阐明阴阳五行的道理，清晰得像指掌一样。张载作《西铭》，又极力说明理一、分殊的宗旨，然后道的根本出于天的道理，就清晰无疑了。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和他的弟弟程颐出生，长大后，师从周敦颐，后来扩大所听到的学问，表彰《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行。于是上自帝王治心的奥秘，下至初学者入门的途径，融会贯通，没有剩余的蕴藏。直到宋朝南渡，新安朱熹得到程氏的正统，他的学问更加亲切。大体上以格物致知为先，以明善诚身为要。凡是诗书六艺的文章，以及孔孟的遗言，在秦火中颠错，在汉儒中支离，在魏晋六朝中幽沉，到这时都焕然一新地大明，井然有序地各得其所。这就是宋朝儒者的学问之所以超越诸子而上接孟子的原因，它与世代的兴衰、气化的荣枯有所关联。

译啊！大道学在宋代盛行，但宋代未能将其应用于实际，甚至对其加以严厉禁止。后来的君主想要恢复天德王道的治理，必定会来这里寻求效法的榜样。

译【臣】认为：道学这个名称，并非古代没有。道的根本源头，出于天，但人如果不学习，就无法体认道。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道理是一样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作为君主，都具备至高无上的圣人之姿，却勤勉不懈，只崇尚学习。因此道德统一而风俗相同，所以“道学”这个名称也就无从产生。自从周朝衰微，圣王不再出现，道的正统便汇聚于孔子。孔子去世后，曾子得其真谛，曾子的学生子思，以及孟子继承下来。然而他们都有德行却没有地位，不被当时所容纳，而遭受诋毁指责，本来就已经多次发生了。经过千余年间，我们的道颠颠倒倒、支离破碎，隐没沉沦于诸子百家的学说之中，更加严重。周敦颐兴起，得到了孔孟未中断的学问，传给程子，以及朱子。朱子在诸儒中，又最能集大成。而当世攻击他的人，尤其猛烈。林栗因为论述《易经》、《西铭》不合，首先弹劾朱熹窃取张载、程颐的残余，称之为道学。从此“道学”之名成为小人排斥打击善类人的标签。这时叶适上疏争辩，认为称之道学这一句话，没有实际意义尤其严重，大概说这话的人确实思考得太不够了。他们把君子称为道学，这是敢于以道学为非。敢于以道学为非，就是敢于自己断绝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关系。小人无所忌惮，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又称之为伪学，那么诬蔑迷惑、颠倒黑白，更是无所不至了。臣又奇怪的是，道学的禁令，已经在宋朝嘉泰初年解除，但道学之名好像仍有严厉的禁令一样，深入人心而不去除。当宋朝禁止道学时，将其视为伪党，又变为逆党，祸患紧迫。士人中那些循规蹈矩、稍以儒者自居的，无处容身。所以当时那些依附逢迎、怯懦的人，改拜其他老师，或者改变衣冠，在市井中狎游，以表明自己不是党人。如今程朱之道，已经在世上大大彰显，对学者并没有禁止。而士人中那些循规蹈矩、稍不随波逐流的，就被众人讥笑说：“某人是道学。”真好像把儒学当作儿戏，而在被影梦寐之间，却成为妾妇、成为盗贼、成为垄断者、成为鄙夫、成为乞丐，不仅不以为耻，而且安然处之。人心风俗的隐忧，比宋朝明设道学禁令而攻击它的情况更严重了。道学，确实是德行的总纲。它在上面，就赖以施行；在下面，就赖以阐明。如今孔孟的书，都还在，不可以不全部阅读；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可以不详细认识；而取法，不可以只列举部分。而简要说明的，对于周敦颐、程子、张载、朱子五子也是这样。学者应当尽读他们的书，尽法他们的行为，举不胜举。因此推究史臣撰写赞语的意思，而论述其大概，作为世道人心的警示。

韩侂胄自立伪学之名，来禁锢善类。凡是近世大儒的书，都公开禁止以断绝它。真德秀晚出，独自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并践行它。党禁既开，而正学于是明于天下。后世多归功于他的力量。史弥远入相，专断国事。魏了翁察知其作为，极力辞谢召命。遭遇父亲丧事，解官。心中防备筑室于白鹤山下，将所闻于辅广、李燔的学问，开门授徒。士人争着背着书箱跟随他。因此蜀人都知道了理义之学。【臣】认为：真德秀讲习服行，一以斯道为己任。在朝廷进退，风裁卓然。所进献的《大学衍义》一书，对天下后世尤其有功。魏了翁在白鹤山下讲学，后来请求表彰周敦颐、张载、程子，赐爵定谥。常以讲学不明，风俗浮浅，在朝没有犯颜敢谏的忠臣，临难没有仗节死义的勇士，为可忧之甚者。他引义劘上，也就是所谓非尧舜之道不陈。这两位大臣，都晚出而对正学功劳很大。史氏仅列之于儒林，似乎未审察。

文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抚使被召入卫。文天祥性情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妓满前。至此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每当与宾客佐吏谈论时事，辄流涕抚几，说：“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文天祥死，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了，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乎无愧。【臣】认为：像文天祥这样的人，于成仁取义，真无愧矣。读其赞语，想见其为人，可为流涕。屡奋屡踬，百折不屈，观其志向，并非想要以一死来谢责。死于尚可一有为之日，这未免为谅；死于必无可为之时，而事情才完结。所以死并非文天祥所难，他奉两孱主，崎岖万状，必欲扶持他们，数次濒临死亡而更加壮烈，真可光日月，照汗青。宋三百年养士之盛，后以死报答的，前代未有如此之多，而文天祥尤其壮烈。史臣论之善乎曰：“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抡魁。”自文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难道是这样吗？

元耶律楚材曾说：“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事。”

译任尚认为班超的话不过是平常之论罢了。千百年之后，自然会有定论。后来那些遭受责难的人，才会知道我的话不是虚妄的。」

译后来有人进谗言中伤耶律楚材，说他在担任宰相期间时间长久，天下的贡赋有一半都进入了他的家。太后命令近臣玛尔扎去查抄查看，只见有琴、阮等乐器十余件，以及古今书画、金石碑帖等遗文数千卷。

【臣】认为：元朝建国之初，耶律楚材的功劳最多。他凡是所提出并阐明的事，都能把握大局，见识思虑深远，而且一切归于忠厚，都值得效法。比如抑制贪婪暴虐，遏制骄横之气，争论官吏进贡聚敛的危害，制定赋税的标准，救活避难的百姓，放宽对逃亡者的处罚，提倡兴办文治，提拔任用儒臣，这些尤其值得显著记载。在太祖、太宗时期，国家初创，耶律楚材完全用儒者的道理来辅佐他们。他曾上奏说：“制造器物一定要用优秀的工匠，守住基业一定要用儒臣。儒臣的事业，不积累几十年是不容易成功的。”后来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因贪赃获罪，皇帝责备耶律楚材说：“你说孔子的教化可以实行，儒者是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耶律楚材回答说：“三纲五常，是圣人的名教，有国家的人没有不遵循的，就像天上有日月一样。难道能因为一个人的过失，就让万世常行的正道唯独在我朝被废弃吗？”像耶律楚材这样的人，大概是想用万世常行的正道来辅佐他的君主，然而如果不是太祖、太宗对他信任专一，谁不会怀疑他迂腐空阔呢？

许衡小时候就有非凡的气质，七岁入学，老师教他章句，他问老师：“读书是为了什么？”老师说：“为了考取功名罢了。”许衡说：“难道只是为了这个吗？”老师非常惊奇。稍大一些，他嗜学如饥渴，但遭遇世道混乱且贫穷，没有书，常常从算命先生家看到《尚书》疏义，于是请求寄宿，亲手抄写后带回家。后来逃难到徂徕山，才开始得到《易经》王弼的注解，当时兵乱之中，许衡晚上思考白天诵读，亲身实践，言行必定符合义理后才发出。曾经在暑天经过河阳，中暑严重，路边有梨，众人争着摘来吃，许衡独自端正地坐在树下，神态自若。有人问他，他说：“不是自己的东西，拿了不可以。”有人说：“世道混乱，百姓没有主人。”许衡说：“梨没有主人，我的心难道没有主人吗？”他在河洛之间往来，跟随柳城的姚枢得到了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的书，更加大有收获。不久住在苏门，与姚枢及窦默相互讲习，凡是经、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没有不讲的，并且慷慨地把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曾经对人说：“纲常不能一天在天下消亡，如果在位的人不能承担，那么在下位的人就要承担。”

【臣】认为：许衡、窦默、姚枢得到程朱的书，与姚枢及窦默相互讲习。这三个人，志向相同，道术相同。起初，姚枢得到程朱的书，大概来自名儒赵复；而窦默又从孝感令谢宪之处得到伊洛性理的书。姚枢与许衡，又都是窦默所推荐的。在世祖朝，这三个人都在皇帝身边，文治大概非常兴盛了。许衡屡次称病推辞，至元年间应召，陈述五件事：第一，请求实行汉法；第二，谈论中书省的事务，用人、立法的适宜；第三，谈论大学之道，归结于修德、用贤、爱民；第四，谈论重视农桑，兴办学校；第五，谈论崇尚退让，保存廉耻。可以说是对君主提出高标准要求，而不是尧舜之道就不陈述。在国子监，他的教导尤其详细。大抵是通过启发来明善，通过明善来开导蒙蔽，观察学生的动静来安排张弛。课诵稍有空闲，就练习礼仪，或者练习书法、算术。年幼的就让他们练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者射箭，或者投壶。学生们人人有所收获，尊敬老师，敬业。下至儿童，也知道三纲五常是做人的道理。许衡的学问，大概从圣门下的学者那里学得最深，所以能继承中断的学术脉络，而对于异端学说虽然不加辩论，实际上已经防备了。以上讲德行。

御定孝经衍义卷八十九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九十

士之孝

爱亲

《左传》记载郑伯在鄢地打败共叔段，于是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后悔了。颍考叔担任颍谷的封人，听说了这件事，有贡献给郑伯。郑伯赐给他食物，他吃饭时把肉留下。郑伯问他，他回答说：“小人有母亲，都尝过小人的食物，没尝过君主的肉羹，请让我带回去给她。”郑伯说：“你有母亲可以送食物，难道唯独我没有吗？”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郑伯告诉他缘故，并且告诉他后悔。颍考叔回答说：“君主担忧什么？如果挖地直到泉水，在隧道中相见，谁能说不可以呢？”郑伯听从了。郑伯进入隧道说：“大隧道之中，快乐融融。”姜氏走出隧道说：“大隧道之外，快乐泄泄。”于是母子关系像当初一样。君子说：“颍考叔是纯粹的孝子，爱他的母亲，恩惠及于郑庄公。”《诗经》说：“孝子不匮乏，永远赐给你同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隐公元年】

【臣】认为：郑庄公听从颍考叔的话，母子如初，也可以说是孝心不忘。当时的君子不称赞郑庄公而称赞颍考叔，他吃饭不喝肉羹，特意用来引发郑庄公的询问，并不是真的想送给母亲，而君子认为他爱他的母亲。大概颍考叔广泛施行孝道，能感悟他的君主，是用自己的孝诚，恩赐给同类，并不是用诡诈的方式劝谏而已。

汉朝杨厚的母亲起初与前妻的儿子杨博相处不和睦，杨厚九岁时，想调和亲情，于是假装生病不说话不吃饭。母亲知道他的用意，惊惧地改变了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