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二

译言语，接着又荒诞虚妄到无所不至的地步。否则就又会讥讽侮辱他们的父母，说：“年老的人没有听闻、没有知识，白白地辛苦劳累，却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安逸。”从前刘裕从农民中奋起而夺取了江东政权，经过一两代之后，他的子孙看到他们使用的器物，反而嘲笑说：“乡下老翁得到这些也已经足够了。”这正是所谓从前的人没有听闻、没有知识的情况。假使周成王没有周公的训导，怎么知道他不会把公刘、后稷当作乡下老翁呢？

译臣查考《周语》说：“上天所尊崇的子孙，有的可能在田间耕作，这是因为上天想要扰乱百姓；田间耕作的子弟，有的可能在朝廷执政，这是因为上天想要安定百姓。”大概一念之间的恭敬或放肆，就决定了国家命脉的延长或缩短，寿命的长久或短暂。小人如果轻慢侮辱他的父母，就会丧失他已成的功业，将不能保全性命；君子如果轻慢侮辱他的父母，他所丧失的，难道只是微小的吗？

《南史》记载：“宋高祖刘裕的孙子孝武帝刘骏，拆毁高祖曾经居住的阴室，改建为玉烛殿。床头有土障【土障，就像如今床头的小曲屏风，用土垒成，以示俭朴】，壁上挂着葛灯笼【笼罩灯具的器具，用葛布制作以防风】和麻蝇拂【驱赶苍蝇的器具，用麻绳结扎而成】。袁顗趁机极力称赞高祖的节俭美德，皇上说：‘乡野老翁得到这些就已经过分了。’”《蔡〇》所引用的就是这件事。然而不仅仅是孝武帝有这种事。在此之前，《通鉴》记载：“文帝元嘉四年二月乙卯，皇帝前往丹徒；己巳，拜祭京陵。起初，高祖显贵之后，命令收藏他微贱时使用的农具，以展示给子孙看。皇帝到了旧宫，看到这些农具，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近侍中有人进言说：‘大舜亲自耕种历山，伯禹亲自治理水土，陛下如果不看这些遗留的物品，怎么知道先帝极高的德行和耕种收获的艰难呢？’”这两件事前后相继，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刘裕的子孙，他们对父母不敬的程度真是太严重了！君主如果真的能念念不忘创业艰难，传承托付的重大责任，面对祖父所穿戴使用的物品，自然会产生严肃恭敬、敬畏谨慎的心意，流露在面容上，为什么会有惭愧的神色呢？应当把这些物品当作珍宝供奉，不比球图琬琰等宝物差；怎么至于用粗俗荒诞的话，用“田舍翁”来感叹他的祖先呢？

《诗经·周颂·闵予小子》【篇名，成王脱去丧服，开始到先王的宗庙朝见，于是作了这首诗】说：“闵予小子【成王自称】遭家不造【造，成就】嬛嬛【嬛与防同，音倾】在疚【说丧期结束但思慕之情未平，意气未能平静】于乎【呜呼，下同】皇考永世能孝【感叹武王终身能够尽孝】念兹皇考陟降庭止【说武王的孝道，思念文王，常好像看见他在庭院中上下走动】维予小子夙夜敬止”，于乎“皇王【兼指周文王和周武王】继序思不忘【武王能以思念祖考为孝，成王也应当以思念继承祖考为孝】”。陈栎说：“思念亲人而觉得他仿佛就在眼前，这是人子终身思念亲人的孝道；在亲人去世后更加笃厚。”《礼记》说：“极致的爱就能使亲人仿佛存在，极致的诚敬就能使亲人仿佛显现。显现和存在而不忘记在心中，怎么能够不恭敬呢？”只有武王对文王的孝道，有这种心意，所以成王对武王的孝道，也只有通过极致的恭敬来不忘记这种心意。这是武王通达的孝道，所以上无愧于文王，而下可以示法于成王。

《访落》【篇名，成王在宗庙朝见后，于是作诗来表达延访群臣的意思】说：“访【问】予落【始】止，率【遵循】时，昭考【武王】于乎悠【远】哉，朕未有艾【音盖，说遥远不可及】将予就之，继犹判涣【判断分散，将使我勉强去接近它，而用来继承的东西，还担心其分散而不合】维予小子未堪，家多【乃旦反】难【乃旦反】绍庭上下【思考继承武王处理外部事务】陟降厥家【思考继承武王处理内部事务】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胡一桂说：“从‘继犹判涣’往上，说的是皇皇不安，好像有所求而不得的意思；从‘维予小子’往下，则是气息凄怆，好像看见先王一样。”陈栎说：“成王继承武王，在上下之间、家庭之中仿佛看见先王上下走动，这就是武王思念文王而看见他在家庭之中上下走动的样子。像这样，难道不是由于前一首诗所说的‘夙夜敬止，继序思不忘’吗？正因为能够恭敬地思念，继承武王思念文王的心意，所以能够以武王在庭院中仿佛看见文王的方式，来继承武王在家庭中的德行。”

臣查考：《闵予小子》、《访落》这两首诗，是成王即将临朝听政，在宗庙朝见，并与群臣谋划开始政事时所作。君王虽然已经脱去丧服，但仍然自认为孤单独特，处于忧病之中，那么他这种使先人仿佛存在而不忘记的恭敬，本来足以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现在成王用来继承先父的方式，与先父用来继承先祖的方式，是同一种恭敬。然而成王仍然自认为与先父相差悬殊，不能负荷重任，想要接近并实行，担心其分散而不连贯，不如先父能够继承志向、叙述事迹，来治理内政外交。成王的恭敬，正是武王用来恭敬文王的方式；恭敬文王，正是用来恭敬开创王业基业的列祖，而严父的道理完备了。所以说：成王能够昭明前人的功业。

《礼记·坊记》说：“有善行就归功给父母，有过失就归咎给自己，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孝道。”《太誓》说：“我战胜纣王，不是我的勇武，而是我的文考没有罪过；纣王战胜我，不是我的文考有罪过，而是我小子不善。”

臣查考《泰誓》称颂文考，是将美名归于父母的一件事，其实《雅》《颂》中所说的“陈列于郊外，配享宗庙祭祀”，史书所记载的“收藏在金匮石室”，以及册封臣下、诰谕四方的文章，无不称述祖先的训诫，昭明前人的功业，大概作者的体例就是这样。然而这是发自恭敬之心所真诚，从而不能自已的表现，所以说“一开口说话就不敢忘记父母”。后世如秦始皇所到之处刻石颂扬功德，所说的“皇帝临位，皇帝作始

译“皇帝躬圣”之类，却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祖先。秦朝既然已经背离亲情，又残酷地役使百姓，自取灭亡，看它刻石上的言辞，与《泰誓》相违背，也足以断绝它的世系了。那么，《诗经》《尚书》的文字，确实不是有德行的人说不出来的。

译孟子说：“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敬父母更大的了。尊敬父母的极致，没有比用天下的资源来奉养父母更大的了。作为天子的父亲，这是尊贵的极致；用天下的资源来奉养，这是奉养的极致。《诗经》说：‘长久地思念孝道，孝道就是天下的法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辅广说：“舜既然做了天子，那么瞽瞍实际上就是天子的父亲，享有四海九州所有的奉养。而舜做到了尊敬父母、奉养父母的极致，所以引用《下武》这首诗来咏叹，认为像舜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长久地思念孝道而成为天下法则的人。哪有让他的父亲面朝北来朝见他的道理呢？”

【臣】按：天子的礼仪断绝了旁系亲属的尊位，但孝道没有比严敬父亲更大的。所以记载说，即使是天子，也一定有父亲。孟子说：“作为天子的父亲，这是尊贵的极致。”既有圣人的孝行，又有圣人的际遇，这才是敬奉双亲的极致啊！

汉高祖六年夏五月，尊奉太公为太上皇。

诏书说：“人世间最亲近的，没有比父子更亲近的了。所以父亲拥有天下，传位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尊位归于父亲。这是人道的极致。从前天下大乱，战事并起，百姓遭受苦难。我亲自披甲执锐，率领士兵，冒着危难，平定祸乱，分封诸侯，停止战争让百姓休养生息，天下大安。这都是太公教导的结果。各位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经尊奉我为皇帝，而太公还没有尊号。现在尊奉太公为太上皇。”

【臣】按：高祖平定天下之后，五天朝见太公一次，如同家人父子之礼，敬奉双亲的心，自然而然，不假勉强。被家令的话所激，太公拿着扫帚才上尊号，先儒批评这件事，认为“太上”这个称呼，从古未有。秦始皇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太上”意味着没有比这更上的，“皇”意味着德行大于帝，所以尊称其父为太上皇，这是亡秦的旧例罢了。父子之情根植于天性，以家人之礼敬奉双亲，所以说“作为天子的父亲，这是尊贵的极致”，何必给父亲加爵位呢？臣私下认为，礼制的建立，原本依据人情，已经做了天子，称双亲为天子的父母，可以自我安慰吗？况且让天下臣民在章奏中，也称其为天子的父母，有这样的体统吗？名分一定可以说得通，恐怕不是这样。儿子的爵位不敢加在父亲身上，固然如此。然而追封王的典制，武王、周公已经实行过，既然可以推尊已故的先人，难道不可以推尊在世的亲人吗？况且符合万国九州共同的情感，而给双亲上尊号，也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如果说这是亡秦的制度，那么后世沿袭其名而不改的很多，为什么唯独在这里怀疑呢？

章帝即位，尊奉明德马皇后为皇太后。建初元年，想要封爵各位舅舅，太后不听。第二年夏，大旱，有关部门再次请求。太后下诏说：“先帝各位儿子的封地，只让一半于楚、淮阳等诸侯国，常说我儿子，不应当与先帝的儿子同等。现在有关部门为什么想要把马氏与阴氏相比呢？”坚决不允许。章帝看了诏书悲伤叹息，再次郑重请求说：“汉朝兴起以来，舅舅封侯，就像皇子封王一样。”太后确实存有谦虚之心，为什么唯独不让我给三位舅舅施恩呢？况且卫尉年纪大了，两位校尉得了重病，如果让他们去世，使我长久怀抱刻骨的悔恨，应当在吉利的时候，不可拖延。太后仍然不允许。四年，天下丰收，正值太平无事。章帝于是封三位舅舅廖、防、光为列侯。

【臣】按：明德马太后，是汉朝的贤后。看那她峻拒恩泽的言辞，她的话都显露肺腑。至于说：“我向来刚急，有胸中之气，不可不顺从。”古代固然有以顺从命令为孝的，章帝为什么坚持伸张自己的意志，而违背慈母恳切的心意呢？章帝不是明德所生，史书记载她尽心抚育，劳苦憔悴超过亲生母亲。太后的恩德很大。章帝想要报答她，而太后自身俭约已极，无法完全表达他的乌鸟反哺之情。于是推及到各位舅舅，这是章帝在爱中曲折地实行他的敬意，也是以此来尽孝。不然，王氏五侯的教训，太后知道，章帝难道不知道吗？非刘氏不封侯的制度，太后念及，章帝难道不念及吗？而三位舅舅的封爵久而必成，章帝认为我敬奉舅舅，就像敬奉我的母亲一样。史书称章帝孝性敦厚笃实，母子慈爱，始终没有细微的隔阂，从封三位舅舅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曾经感慨孝文帝对待薄昭，事情似乎很果断，而评论者还认为孝文帝不善处理舅舅的事，伤害了母后的心。那么侍奉双亲的时候，大概没有细微之处可以忽视的。从章帝自己的事，可以教导人们如何敬奉。

灵帝熹平六年，任命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蔡邕上书说：“宣陵孝子，是虚伪小人，本来不是骨肉亲属，聚集在山陵，假借名称称孝，道义无所依据。甚至有奸邪之人，在其中被容纳。太子的官属，应当选拔有美德的人，哪有只取坟墓中凶恶丑陋之人的？其不祥，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当遣送他们回田里，以明辨诈伪。”奏书呈上，灵帝于是下诏，任命宣陵孝子为舍人的，全部改为丞尉。

【臣】按：宣陵孝子的名号，虚妄荒诞不合常理，既助长奸伪，也亵渎先灵，可谓大不敬了。即使将他们置于法理，也不为过，却反而给他们官职吗？以此作为家丞、庶子的选拔，是不把奸伪亵渎视为凶德，而反将其作为太子官属，这与君子的孝道，永远

译这是赐给同类的了。又《礼》说：丧事称哀子、哀孙，祭祀称孝子、孝孙，旁支之子不参与祭祀，那么只有继承君位的嗣君才能在陵庙中称孝子罢了。先君的旁支子孙，尚且不敢僭越，却让坟墓中凶恶丑陋的人来称孝子，名分不正，言语不顺，能不担心辱没亲人吗？

译晋武帝接受禅让，尊奉母亲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宫殿名为崇化宫。起初设置宫卿一职，慎重选拔担任此职的人。不久因为皇太后的母亲辛氏没有崇高的谥号，泰始三年下诏说：“从前汉文帝追尊母亲为灵文皇后，汉武帝、汉宣帝有平原、博平的封号，这都是为了奉行尊奉尊长的敬意，推广亲爱亲属的恩德。所以卫将军兰陵景侯夫人羊氏，含蓄美德，顺从得体，仁德纯正完备，作为母亲的典范教化光照邦国。皇太后孝心思念，永怀追慕之情没有穷尽。我感念她留下的教诲，追思远人而悲伤怀念。封羊氏为县君，依据德行给予谥号。”有关部门请求追谥羊氏为平阳县君。等到皇太后去世，皇帝亲手书写皇太后的德行，命令史官撰写哀策。

【臣】按：人子尊奉自己的亲人，也一定要推及亲人所想要尊奉的人而给予尊奉。彰显亲人的名声，是人子的心愿，也就是父母的心愿。晋武帝追尊太后母亲羊氏，加上显赫的称号，用来宽慰亲人那没有穷尽的思念，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亲手书写太后的德行，命令史官撰写哀策，都可以说是得到了敬奉亲人的大道。

宋武帝侍奉萧太后一向谨慎，等到即位时年纪已经很大，每天早晨入朝，太后从来没有错过时刻。

【臣】按：君主继承皇位，所谓居住时表达敬意，像礼家所记载的，一天三次朝见，在寝门查看饮食，都是在作为储君的时候；而即位以后，只能恭敬地侍奉慈颜。所以尊奉供养的隆重，常常在于对母亲皇后。汉高祖兴起，虽然因为分羹受到讥讽，但新丰故人，稍微宽慰了凄怆之情；未央宫祝寿，称臣捧着酒杯，也差不多能够自我尽孝了。宋祖自认为继承天命，即位时年纪已经很大，谨慎侍奉母亲皇后，遵循古代鸡鸣时洗漱的礼仪，是多么谨慎啊？这大概都是因为他们起于平民，所以显得不同。

宋主【世祖孝武】刘骏去世，太子刘子业即位，年纪十六岁。蔡兴宗捧着玺印绶带，太子接受，傲慢懒惰没有悲伤的样子。蔡兴宗出来告诉别人说：“国家的祸患，大概就在这里了吧。”【臣】按：晋惠公拿着玉圭卑贱地拜，不叩头，内史过知道他不会有后代。鲁昭公母亲齐归去世，没有悲伤的样子，史赵、叔向都知道他一定会离开国家。刘子业不敬奉他的亲人，与晋惠公、鲁昭公有什么不同？等到王太后病重，呼唤他他不前往，导致太后愤怒，想要剖开自己的肚子。他的罪过比晋惠公、鲁昭公更重一等。

梁武帝天监十六年夏四月，下诏认为宗庙使用牺牲有损于佛法，应该都用面食代替。于是朝野喧哗，认为宗庙去掉牺牲，就是不再进行血食祭祀，最终没有听从。八座【后汉以六曹尚书令仆为八座，魏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宋齐梁沿袭】于是商议用大脯【牛干肉，鹿干肉】代替一元大武【牛称为一元大武】。冬十月，下诏认为宗庙仍然使用干肉，再次商议代替。于是用大饼代替大脯，其余全部使用蔬菜水果。又建造至敬殿，景阳台，设置七座宗庙，每个月两次摆设洁净的素食。

【臣】按：古人祭祀就表达他们的庄严，而牺牲肥壮，是用来表达使用的。《孝享我将》这首诗说：“有羊有牛，上天会保佑它。”这是为在明堂祭祀文王，配享上帝而作的。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而多次说他怠慢废弃祭祀典章，抢夺牺牲。《诗》《书》所提到的，大概很明显了。梁武帝本来出自书生，抛弃经常的典章，崇尚异端的教义，用面食代替牺牲，用饼代替干肉，血毛不奉献。这与饿死有什么不同？殿名叫至敬，本来是用来供奉佛的，却放置七庙的神主，供应法筵洁净的素食。这与古制有什么符合呢？可以说是敬奉了不该敬奉的东西。

唐代宗为太后营建章敬寺，高郢以平民身份上书劝谏说：“传曰：道德教化加于百姓，刑范四海，这是天子的孝道。又说：不要忘却你的祖先，努力修明你的德行，既然承受了上天的福祉，就施予孙子。由此知道君王的孝道，在于顺承天地，严敬祖先配享父亲，恭敬谨慎道德教化，以统治万民，使四海之内，欢心帮助祭祀，延续福泽流传皇位，永远无穷。没有听说崇尚建立佛寺，雕琢金玉是孝道的。”奏书呈上，没有回复。高郢又上书说：“神人没有功劳，圣人没有名声。古代的明王，积累善行以致福，不浪费钱财以求福，修明德行以消除祸患，不劳役人民以排除祸患。陛下营建工程，如果认为是功劳，那么天覆盖地承载，阳施阴作，从来没有作为。如果认为是名声，那么至德要道，顺从天下，从来没有等待。如果用来致福，那么通达神明，光照四海，不在于浪费钱财。如果用来排除祸患，那么正在努力修明德行，没有天灾，不在于劳役人民。”没有被采纳。

【臣】按：高郢援引经义，可以说明确切，可惜代宗没有采纳。寺庙叫章敬，什么叫做敬呢？

德宗刚即位，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书说：“上元年间，政令在宫中，开始增加祖宗的谥号。明皇末年，奸臣窃取权命，累圣的谥号有增加十一字的。考察周朝的文王、武王，说文王不称武，说武王不称文，难道是盛德所不具备的吗？大概是群臣称颂他们最极致的缘故。所以谥号多不算是褒扬，少不算是贬低。现在累圣的谥号太广，超过古代制度，请求从中宗以上都遵循最初的谥号。睿宗叫圣贞皇帝，中宗叫孝明皇帝，肃宗叫宣皇帝。以节省文字崇尚质朴，端正名分敦厚根本。”皇帝命令百官集议，儒学之士都听从颜真卿的意见，只有兵部侍郎袁傪

译进奏章说：“陵庙中的玉册、木主都已经刻好，不可以轻易更改。”这件事于是被搁置。人们不知道陵中玉册上所刻的乃是初谥。

译【臣】认为，谥号的兴起由来已久。号是功绩的标志，谥是行为的痕迹。根据实际表现而不敢有所虚妄，这是恭敬谨慎到了极点。有人说上古的谥号起源于成周时期，依照《白虎通》的说法，那么尧、舜、禹、汤都有谥号。所以说谥号，有的用一个字，有的用两个字。崇尚文采的用单字作谥，如高宗、殷宗。崇尚质朴的用双字作谥，所以汤去世后称为成汤。又说谥号有七十二种：辅佐善道、传承圣德称为尧，仁爱圣明、威严英武称为舜，慈爱惠泽、爱护百姓称为文，刚强治理、坚毅正直称为武。而其他书籍解释文、武之处又不一致。只是因为用一个字就能概括多个字的含义，让后人根据事迹本源，各自附会于其解释，从而使圣帝明王的功德无所不包。那么又可以用一个字来穷尽，这一个字中包含众多道理，鲜明明白。所以用一个字的反而称为文，用两个字的反而称为质。根据尧、舜都有谥号，如果不是各自以其极致的美德来称呼，那么尧难道能不称为仁圣威明，舜难道能不称为翼善传圣吗？《尧典》说“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舜典》说“重华协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如果一定像后世那样制定尊号，就应当连举“放勋”“重华”包含下面的几个字，全部记载在册。而且所谓“广运圣神文武”这几个数字，必定是唐、虞两朝共同使用的。周朝的德行在文王、武王时最兴盛，考察《诗经》：“筑城伊淢，作丰伊匹”，这是文王的武德；“镐京辟雍”，这是武王的文德。如果一定像后世那样制定尊号，那么两位君王应当同时冠以文、武，并增加徽柔、懿恭、执竞等字。如果让古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忠臣想要尊崇他们的君主，孝子想要敬奉他们的亲人，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为什么以前没有先例，一定要等到上元年间、开元末年才开始开启这个端绪呢？后世的臣子不容不增加谥号来伸展他们无穷的心意。我担心褒美之词数量有限，一世、再世不能不出现相同的情况，那该怎么办呢？恐怕臣子尊崇君主、敬奉亲人的心意，或许也不在于此吧。

晋王李克用临终时，把三支箭交给庄宗，说：“一支箭讨伐刘仁恭，你不先攻下幽州，河南地区就无法图谋。一支箭攻打契丹，并且说：‘阿保机与我握手结盟，结为兄弟，发誓恢复唐家社稷，现在违背约定依附梁朝，你一定要讨伐他。’一支箭消灭朱温，你能实现我的志向，我死而无憾了。”庄宗把三支箭藏在武皇庙的庭院里。等到讨伐刘仁恭时，用少牢祭告宗庙，请出一支箭，装在锦囊里，让亲信将领背着它作为前锋。讨伐契丹，消灭朱氏，也这样做。

【臣】认为：孝顺没有比继承志向更好的了。庄宗谨慎地奉行三支箭的遗命，最终能够灭燕、灭梁、击败契丹，以报答父亲的志向，这也属于敬奉的范畴。

周主【世宗】的父亲光禄卿致仕柴守礼犯法，周王不予追究。守礼以及当时的将相王溥、王晏、韩令坤的父亲交往，依仗权势恣意横行，洛阳人害怕他们，称他们为“十阿父”。世宗既然作为太祖的继承人，没有人敢议论守礼的儿子，只是把他当作舅父对待，优厚他的俸禄供给，不曾让他到大梁。他常常因为小事愤怒而杀人，有关部门不敢查问。世宗知道却不追究【臣】认为：世宗从周朝继承天下，而不敢因私情，所以尊崇他的父亲。然而把他当作舅父对待，名分就不正当；把他安置在洛阳，地点就不合适；让他以光禄卿的身份退休，只是把他当作臣子，都不符合礼制。至于杀人不追究，就是破坏法律，也不是用来伸展恩情的方法，这是两方面都失去了。从前尧把天下传给舜，舜虽然不敢因此尊崇他的父亲，但是孝养父亲的礼节却更加丰厚。把父亲当作父亲而不把父亲当作君主，这是舜的大孝，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尊崇供养的极致。《尚书》说：“勤勉治理，不陷入邪恶。”难道会达到有杀人的恶行吗？假使杀人，但也必定不会因为恩情而掩盖法律，也必定不会因为法律而伤害恩情。所以孟子权衡认为，必定会忧心忡忡，快乐而忘记天下。世宗只是不能在开始时敬奉他，所以等到他犯法，就无处安置了。尹氏认为应当在严密的地方修建宫室，尽到侍奉父亲的礼节。大概平时极尽尊崇供养的快乐，有过错时尽到委婉劝谏的方法。守礼虽然顽固，难道不会高兴吗？如果胡氏认为应当恢复姓柴，尊崇守礼为太上皇，那就又过分了。

宋太祖尊崇母亲杜氏为皇太后，太后是定州安喜人，治理家庭严格而有法度，生了五个儿子，叫匡济，叫匡〇，光义，光美，匡赞。匡濟、匡赞早逝。陈桥兵变时，太后听说后说：“我的儿子向来有大志向，现在果然如此了。”等到被尊崇为皇太后，皇帝在殿上拜见，群臣称贺，太后脸色忧愁不快乐。皇帝说：“我听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现在儿子成为天子，为什么不快乐？”太后说：“我听说做君主很难，天子置身于亿万百姓之上，如果治理得法，那么这个位置可以尊贵；如果失去驾驭，想做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可得，这就是我忧虑的原因。”皇帝再次拜谢说：“恭敬地接受教诲。”

神宗侍奉太后极其真诚孝顺【太皇太后曹氏】太后也慈爱到了极点，所以规定外戚男子不得入宫拜见。皇帝因为太后年事已高，多次请求召见弟弟曹佾入宫见面，很久才允许。等到见面，过了一会儿，太后对曹佾说：“这不是你应当停留的地方，赶快让他出去。”皇帝常常有意于燕蓟地区，已经和大臣商定，于是去太后那里禀告这件事。太后

译皇后问：“粮草储备和赏赐之物都齐备了吗？铠甲兵器精良，士兵精锐吗？”皇帝说：“本来就已经准备好了。”皇后说：“这件事体重大，吉凶悔吝都产生于行动之中。成功了也不过是面南称帝接受祝贺罢了，万一不成功，那么百姓的性命就系于其中，难以用言语形容其严重性。如果真可以轻易取得，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哪里要等到今天？”皇帝说：“怎敢不接受您的教诲。”

译臣按：开创基业、继承家业的开始，必定有后宫的辅助。诗人称颂大任的思齐美德，大姒的嗣续之美，而邑姜又位列十乱之中。大概母教并非只影响一代人。杜氏开创基业，以圣善治理家庭，有严君的道义。看“为君难”这几句话，难道不是发扬祖业、收获成果的心意吗？皇帝再拜接受教诲，于是恐惧敬畏，如履春冰，如驭朽索，考虑到艰难而谋划容易，世代承载其忠厚。又世代有贤母，传述家法，当时号称女中的尧舜，实在是嗣续之美、思齐之德。看历代恪守恭敬的懿训，敬重如同父亲，这也是太祖的遗谋吧？总之，君主侍奉双亲，既然已处于崇高富厚的地位，虽然四海九州的供奉，不过是供养口体罢了。只有常存兢业之心，以治理万民无疆，只有体恤无疆的休美，才可以说先意承志，善继善述，早晚不懈，不辱没所生。如果唐穆宗奉养太后，过于奢华，虽然每月初一、十五到宫中去祝寿，在家人的父子之礼上则严格，但在拥有天下者的大孝上并未完全尽到。

英宗治平二年，下诏商议崇奉濮王的典礼。

起初知谏院司马光认为皇帝必定会追尊生父，常借奏事说：“汉宣帝作为孝昭帝的后嗣，始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上继元帝，也不追尊钜鹿南顿君。这是万世的法则。”不久韩琦等说：“礼不忘记根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应当尊崇礼遇，请下交有关部门商议王及夫人王氏、韩氏、仙游县君任应当行的典礼，以适宜称情。”下诏礼官与待制以上官员商议。翰林学士王珪等互相看着不敢先发言。司马光议略说：“作为别人后嗣的人就是他的儿子，不能顾念私亲。如果亲爱之心分给那边，就不能专一于这边。秦汉以来，帝王有从旁支入承大统的，有的推尊其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非议，被后世讥笑。臣等私下认为濮王应当参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尊以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人游并封太夫人。考察古今，最为适宜。”于是王珪就把司马光的议呈上中书。奏问濮王应当称什么亲名与不名。王珪等议：“濮王对仁宗是兄，对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名。”欧阳修引用《丧服大记》认为：“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而不灭父母之名，以显示服可以降而名不可灭。”如果本生之亲改称皇伯，考察前世都没有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的道理。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广求典故上报。

治平三年下诏称濮王为亲，立园庙。

濮王崇奉的议论，很久未定。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使吕大防坚决争辩，认为王珪的议是对的。奏章上了七次，没有回复。中书请求明诏中外，以皇伯无据，决不可称。现在所要定的，只是名号罢了。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的事，都不是朝廷的本意。皇帝心意不能不倾向中书，但未立即下诏。不久皇太后手诏中书，应当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皇帝下诏谦让，不接受尊号，只称亲。即在园立庙，以王子宗朴为濮国公，供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讳。当时舆论认为太后的追崇及皇帝的谦让，都是中书的谋略。

程颐说：“言事的臣知道称亲不对，但不明白尊崇的礼使濮王与诸父等同。如果尊称为皇伯父濮国大王，则在濮王是极尊崇之道，对仁宗没有嫌贰之失了。”

臣按：宋朝的濮园，明朝的兴国，都以入继大统，尊崇本生，异议纷纷。在宋则吕诲、范镇等争辩得很激烈；在明则杨廷和、毛澄等坚持得很坚定。明朝诸儒对张桂切齿裂眦如同宋儒指目欧阳修为奸邪。然而欧阳修的濮议及论濮安懿王典礼札子，本原经术，而处之以情理之中，固然不像张桂的论那样阿谀。程氏作《濮议》与曾氏作《人后议》，各有所主，而杨廷和、毛澄等所引据的，是程氏的议。臣唯独取曾氏的议。曾氏即本《仪礼》《丧服》子夏传的“如之何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之文，以解“为其父母报”之义。其说认为：自古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不必将亲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的，都可以为之，则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为之的；有以缌麻、袒免无服昆弟之

译弟弟的儿子作为大宗的继承人，就有降低原本亲属关系、使伯叔成为无服丧义务之人的情况了，怎么能一概说“为父母服期年之丧”呢？父母的名分不可改变，那么在诏书策命之中，直接称本生父为某国王，在私恩与公义方面，本来就没有丝毫遗憾。张璁的说法最错误的，比如他说汉哀帝、宋英宗被立为皇嗣，在宫中养育，还有父子之道等话，这不是学士大夫应有的言论。子夏传中说：“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乡野之人说父母有什么可计较的呢，都城里的士人就知道尊崇父亲了，大夫和学士就知道尊崇祖先了，诸侯和太祖、天子以及始祖所从出的地方。”推究这个义理，所谓入继大统的人，是因为始祖、太祖的缘故，而尊崇他所继承的那位父母，哪里是等到平日养育才开始有父子之道呢？如果像张璁所说，收养异姓就有父子之道，何必一定要同宗呢？张璁认为，定陶恭皇只称皇而不称帝，兴献帝既然称帝又想要称皇。用礼法来衡量，称帝比称皇更严重。况且魏相所说的“宜称尊号曰皇考”，不过是说皇的父亲罢了。只是去掉了本生的名号，所以有两统、二父的嫌疑。如果说“皇本生考”，那有什么妨害呢？加在考字之上，是跟随他儿子的称呼；加谥号在皇字之上，是追封爵位为皇。所以论述称皇的不可以，没有比曾氏说得详细的了。他说：“加考以皇号，与礼以及古代所称皇考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皇考一个名称，而有三种说法：礼说‘考庙’，说‘王考庙’，说‘皇考庙’，说‘显考庙’，说‘祖考庙’。这是把皇考作为曾祖的庙号。魏相说汉宣帝的父亲宜称尊号曰皇考，既然不是礼中的曾祖之称，又有尊号的文字，所以魏明帝非议他给悼考加皇号。至于光武帝，也在南顿君称皇考庙，义理出于此，所以加皇号是作为考字的尊称。屈原称‘朕皇考曰伯庸’，又如晋司马机为燕王告祢庙文称‘敢于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这是又通达于群下以皇考作为父亲去世的通称。作为曾祖的庙号，在古代使用；作为父亲去世的通称，至今使用。然而称呼还有可以不可以的吗？回答说：以加皇号作为考字的尊称，施行于为人后之义，是干扰正统，这在礼中是不可以的。通达于群下以皇考作为父亲去世的通称，施行于为人后之义，不干扰正统，这在礼中是可以的。然而作为父亲去世的通称，它的不可以如何呢？回答说：像汉哀帝的父亲称尊号曰恭皇，安帝的父亲称尊号曰孝德皇，这又在礼中是不可以的。由此说来，那些称为恭皇、孝德皇的，去掉帝字而用皇字，并不是魏相在考字上加皇字的称呼。称为兴献帝的，去掉皇字而用帝字，尤其更严重？为什么呢？秦人开始合并‘皇帝’作为称呼，而后人沿袭它。然而临文者有时二字并称，有时只称帝。只说‘秦皇始皇’罢了，其他没有单独称皇的。而天子的父亲尊为太上皇，也不加帝字。如果全称帝，那就完全是帝了。而杨廷和与杨澄等人起初争辩帝号不得，后来只想要以不加皇字来区别于正统之亲，这固然是不得已而压抑到末尾了，臣所以节略比较曾氏的议论，为入继大统的人折衷定论。”

译宋孝宗乾道七年，给太上皇上尊号。皇帝随即告知辅政大臣说：“前几天奉上册宝，太上皇圣意非常喜悦。第二天过宫侍奉宴席，这是国家极大的喜庆，是汉唐所没有的。”又说：“本朝的家法远远超过汉唐，只有用兵一事不及。我每日忙得没有空闲，像宫中的台殿，是太上皇时建造的，我不敢增建。”太上皇到宫，徘徊四周观看，为此兴叹，颇惊讶于宫殿不加修饰。

【臣】按：宋孝宗对于太上皇，大概始终没有失去敬意。自从隆兴元年以后，常常朝见德寿宫，每次举行上寿礼，必定大赦并加恩。等到太上皇有病，停止朝会侍奉在侧，居丧时号哭悲痛，捶胸顿足，极力违背群臣的议论，穿丧服守孝三年。《孝经》说：“平时要表达敬意，奉养时要表达快乐，生病时要表达忧虑，丧事时要表达悲哀，祭祀时要表达庄严。”孝宗侍奉高宗，他的谥号为“孝”，是适宜的。

以上讲天子敬重亲人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四十三

天子的孝道

侍奉天地

【臣】按《易经·说卦传》：“乾为天，为父；坤为地，为母。”人禀受乾的气而赋予坤的形体，这叫做天地生养了他，也可以说是父母生养了他。只不过因为普通百姓所见狭小，所识浅近，只知道有父母罢了。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把万物当作子女，那么身处其中，斋戒洗心，以体悟天地的化育，在于一旦产生念头就心怀敬畏，早晚不懈怠。《孝经》说：“侍奉父亲尽孝，所以侍奉天就能明察；侍奉母亲尽孝，所以侍奉地就能明察。”天地明察，神明就彰显出来了。推广敬道的途径，没有比侍奉天地更优先的。

《易经·震卦》象辞说：雷声接连不断，这是震卦；君子因此恐惧修身反省。

孔颖达疏说：“洊，是重复、连续的意思。雷声连续不断，才形成威严的震动。君子因此恐惧修身反省，是说君子常常战战兢兢，不敢懈怠。现在看到天的震怒，畏惧雷的威严，更加修身反省自己的过错，所以说‘君子以恐惧修省’。”丘富国说：两个震卦相重，所以叫洊雷。雷，是天威。当它连续而至时，听到的人没有不恐惧的。而君子在恐惧之后，必定用修身反省来接续，这是为了尽到畏天的实质。只恐惧而不修身反省，那么变故来临时担忧，变故过后就停止，这就像没有恐惧一样。恐惧，是担忧变故的到来，这是初震的卦象；修身反省，是思考如何消除变故，这是洊震的卦象。

【臣】按：孔颖达这篇疏，深得圣贤敬身、敬亲、敬天地的深意。战战兢兢，不敢懈怠，是君子终身的敬的根本，不等到威震连续出现，才知道恐惧。而是看到天的震怒，更加自我修身反省，这就是所谓始终怀着敬畏之心。如果是普通人，则玩忽放纵，不能存心养性，一定等到天怒连续到来，才知道恐惧。而在恐惧之后，轻慢而不自我反省，那就是徒然恐惧而没有益处。所以丘富国认为修身反省，是畏天的实质。

【臣】又按：宋绍熙二年二月，雷雪交加，黄裳呈上密封奏章，大致说：谨按《易经》“帝出乎震”，震为雷，是君王的象征。震本属于坤体，阳气从外而来，相交而有动乎情欲的意象。所以圣人在六十四卦中，凡是涉及震体的，取义尤其严格。在复卦就说：“在冬至日关闭关口，是希望它恢复宁静。”在随卦就说：“天黑就进入安歇，是希望它居住安定。”在颐卦就说：“谨慎言语，节制饮食，是希望它养生正当。”复卦的宁静，不可以用纷华扰乱它；随卦的安定，不可以用欲望之心动摇它；颐卦的正当养生，不可以用酒色扰乱它。至于重震的卦，就说：“恐惧修省。”恐惧在于君王的心，修省在于君王的政事，怎么可以用虚文去要求有司百官呢？他疏通经义，切中世务，尤其精当。

《尚书·尧典》：于是命令羲和，恭敬地顺承昊天，〇象日月星辰，恭敬地授予人们农时。

吕祖谦说：在制作〇象之前，恭敬顺承昊天，是先天而行而天不违背；制作〇象之后，恭敬授予人们农时，是后天而行而奉行天时，都以恭敬为主。陈雅言说：圣人侍奉天治理民，也只是恭敬的心罢了。敬天的心，在〇象之际最为严格；勤民的心，在授时之际最为严格。圣人在做事，哪里不恭敬，何况是侍奉天治理民这样的大事呢？

《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孔颖达疏说：“玑衡，玑是转运，衡是横箫，转动玑使它在下面运动，用衡来观察，这是君王校正天文的器具。汉代以来称为浑天仪的，就是这个。”七政指日月和五星。蔡邕《天文志》说：“论述天体的有三种，一是周髀，二是宣夜，三是浑天。宣夜完全没有师说，周髀的术数虽然具备，但考验天象多有违背失误，所以史官不使用。只有浑天接近实情，现在史官使用的候台铜仪，就是这种方法。”虞喜说：“宣明也，夜幽也，幽明的数术，它兼而有之，所以叫宣夜。只是完全没有师说，不知道它的形状如何。”周髀的术数认为天像倒扣的盆，以斗极为中，中间高而四周低，日月在旁边绕行，日近而看见就是白天，日远而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