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二
，而以司徒教习车甲，则知所论非独文，所教非独武也。故其出也，其比长、乡大夫即爲伍长、军帅；其入也，伍、两、卒、旅、师、军，还爲比、闾、族、党、州、乡。岂有文武可分爲二途哉？后世乃谓儒者不知兵，而更设武科以取士，去古逺矣。周汉以降，设科取士，其目猥多，各以其著者为类，究其终始，以备观览焉。
译而用司徒来教导车马铠甲等军事技能，就知道他所论述的不仅仅限于文教，所教导的也不仅仅限于武备。所以当他外出时，比长、乡大夫就担任伍长、军帅；当他入内时，伍、两、卒、旅、师、军的编制，又恢复为比、闾、族、党、州、乡的编制。难道文武可以分成两条不同的途径吗？后世却认为儒者不懂军事，因而另外设立武科来选拔人才，这距离古制已经太远了。从周代、汉代以来，设立科目选拔人才，名目繁多杂乱，各自以其中显著的项目作为类别，探究其始末，以便阅览。
汉文帝十二年诏曰：「孝弟，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亡应令者，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
武帝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国举孝亷各一人。初，董仲舒对防曰：「臣愚以爲，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嵗贡各二人。故州郡举茂材、孝亷，皆自仲舒发之。」
元朔元年诏曰：「朕深诏执事，兴亷举孝。今或阖郡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
马端临曰：「诏防皆以人才之遗佚，咎在公卿之蔽贤。至立法以论其罪，后来之法严缪举之罚，而限其涂辙者有之矣。未有严不举之罚而责以荐▯者也。盖古之称贤能者，皆不求闻逹之士；而后世之干荐举者，皆巧于奔竞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国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也。」
又曰：汉时诏郡国举荐人才，贤良方正与孝亷二科并行。然贤良一科，文帝与武帝时每对輙百余人，又徴诣公车上书自鬻者以千数。而孝亷之选，武帝之诏以爲阖郡不荐一人。盖贤良则稍有文墨，材学者可以充选；而孝亷则非有实行可见者，不容缪举故也。
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胡广驳之，诏从雄议。二年，大史令张衡对防言：“自初举孝亷迄今二百嵗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学文法。辛卯诏书以能章句奏案爲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取末。曽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茍外有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亷之志矣。”汉安二年，尚书令黄琼以前左雄所上孝亷之选，専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増孝弟及能从政者爲四科。
马端临曰：「按西汉举贤良文学，则令其对防；而孝亷则无对防之事。盖所谓贤良文学者，取其忠言嘉谟，足以佐国，崇论闳议，足以康时，故非试之以对防，则无以尽其材。若孝亷则取其履行，而非资其议论也。今亦从而有试焉，则所谓孝亷者，若何而着之于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牋奏，则又文之靡者，去贤良所对尚复远甚，而何以言孝亷乎？雄又言：「郡国孝亷，古之贡士，出则宁民，宣恊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愚以爲真实孝亷之人，岂有不学墙面之理？而以家法牋奏应选者，又岂可遽许以学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后，济隂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缪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頴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则知当时孝亷一科，滥吹特甚，于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无问其实行也。科以孝亷名，而犹如此，则其它可知。王荆公【安石】言：「文章始隋唐，进取归一律，安知鸿都事？」竟用程人物【汉灵帝时待制鸿都门下者，本颇以经术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呜呼，其来久矣，非始于隋唐也。
【臣】按先王论材之法，即教士之法，以其所以教者取之而已矣。故司徒三物教万民，则曰孝、友、睦、婣、任、恤；师氏三徳三行教国子，则曰孝徳、孝行；大司乐教乐徳，则曰中和祗庸孝友。自始学以迄于大成，不离于是者也。而其自乡而司徒而乐正而司马，徳事言艺，莫上于徳，可不谓之以其所以教者取之也欤？汉之举孝，犹为近古，然而教法废矣，徒曰以吾所取者在是，是亦所以立教也云尔。西都之初，贤良对防孝亷不试文艺，贤良自▯鬻诣阙下者以千数，而孝亷应令者盖寡，亦可见重其选，难其人，徴实行而不务浮华，非后世设科取士之意也。不举孝以不敬论，不察亷免孝之与亷，当是各为一科也。然当时所重者，蔽贤之戮，而卒乃反之，为坐滥举之罪，岂非世变使然乎？东都则合为一科，而又试文，如后世之科举矣。辛卯之诏，盖从左雄之议也。雄建言，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其于虚实之论
译汉文帝十二年下诏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天下最大的顺理；努力耕种，是百姓生存的根本；三老，是民众的师表；廉洁的官吏，是百姓的表率。我非常赞赏这几位大夫的品行。如今拥有万户人家的县，竟然没有符合诏令推荐的人，这难道是真的民情如此吗？这是官吏举荐贤才的方法还不完善啊。”
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天，初次下令各郡国分别举荐孝子和廉吏各一人。起初，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臣愚以为，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挑选他们下属官吏和百姓中的贤能者，每年各贡举二人。所以州郡举荐茂才、孝廉，都是从董仲舒开始的。”
元朔元年下诏说：“我深切地告诫负责此事的官员，要兴起廉洁之风，举荐孝子。现在有的郡竟然不推荐一个人，这是教化没有深入到底，而有积善之行的君子被阻塞而不能让上面知晓。”
马端临说：“诏书和对策都认为人才被遗漏，过错在于公卿遮蔽贤才。至于立法来论处他们的罪责，后来的法律严厉处罚谬误举荐的行为，并限制其途径的确实存在。但没有严厉处罚不举荐的罪行并责令其推荐贤才的。大概古代所称道的贤能之士，都是不求闻达的人；而后世谋求被推荐的人，都是善于奔走钻营的人。所以法律相反到了这种地步。国家对待士人的心意本来就很淡薄，而士人不自重，实在令人感慨。”
又说：汉朝时下诏让郡国举荐人才，贤良方正与孝廉两科并行。然而贤良这一科，文帝和武帝时每次对策都有百余人，又有征召到公车署上书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而孝廉的选拔，武帝的诏书认为有的郡竟然不推荐一个人。大概贤良科稍微有点文墨，有才能学问的人就可以充数；而孝廉科则必须有实际的品行表现，不容许谬误举荐的缘故。
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提议改革察举制度，限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儒生考试经学，文吏考试章奏。胡广驳斥这个提议，皇帝下诏采纳了左雄的意见。二年，太史令张衡在对策中说：“自从开始举荐孝廉到现在已经两百年了，都是先看重孝行，品行有余力，才开始学习文法。辛卯年的诏书以能通晓章句、处理奏案为限制，即使有极孝顺的人，也不符合科目，这是抛弃根本而追求末节。曾子擅长孝道，但实际上他鲁钝，文学不如子游、子夏，政事不如冉有、季路。现在想让一个人兼备这些，如果外表有可观之处，内在一定有缺失，这就违背了选举孝廉的初衷了。”汉安二年，尚书令黄琼认为以前左雄所上的孝廉选拔标准，专用儒学和文吏，在取士的道理上，还有遗漏，于是奏请增加孝悌以及能处理政务的人作为四科。
马端临说：“考察西汉举荐贤良文学，就让他们对策；而孝廉则没有对策的事。大概所谓贤良文学，是取他们的忠言良策，足以辅佐国家，高论宏议，足以安定时局，所以如果不通过对策来测试，就无法尽展他们的才能。至于孝廉，是取他们的品行，而不是依靠他们的议论。现在也跟着有考试，那么所谓的孝廉，怎么能在文章中体现出来呢？况且左雄所说，诸生考试家法，文吏考核笺奏，这又是文辞浮靡的人，距离贤良所对策的内容还差得很远，怎么能说是孝廉呢？左雄又说：‘郡国孝廉，是古代的贡士，出仕则安抚百姓，宣扬协调风化教化；如果他们像面对墙壁一样无知，就没有什么用处。’我认为真正的孝廉之人，哪有不懂学问像面对墙壁一样的道理？而以家法、笺奏应选的人，又怎么可以立刻准许他们做学习古法入仕的事呢？然而史书说左雄建立这个制度之后，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都因谬误举荐被免职罢黜；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多人，得以拜为郎中。从此州牧郡守畏惧战栗，不敢轻易举荐，就知道当时孝廉这一科，滥竽充数特别严重，对于文墨小技尚且不能精通，更不用说他们的实际行为了。科目以孝廉命名，尚且如此，那么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王安石说：‘文章始于隋唐，进取归于统一的标准，哪里知道鸿都门学的事呢？’竟然用程式化的人物（汉灵帝时在鸿都门下待制的，本来颇以经术相招，后来那些写尺牍及擅长鸟虫篆书的人，都被引召，以至于数十人）唉，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并非始于隋唐。
【臣】认为先王论材的方法，就是教士的方法，用他们用来教育士人的标准来选取他们而已。所以司徒用三物教化万民，就说孝、友、睦、姻、任、恤；师氏用三德三行教化国子，就说孝德、孝行；大司乐教乐德，就说中和、祗庸、孝友。从开始学习直到大成，都不离开这些。而他们从乡学到司徒到乐正到司马，德、事、言、艺，没有比德更尊贵的，这难道不是用他们用来教育士人的标准来选取他们吗？汉朝举荐孝子，还接近古代，然而教化之法已经废弛了，只是说我所选取的标准在这里，这也是用来建立教化罢了。西汉初年，贤良对策，孝廉不考文艺，贤良自我推荐到宫阙下的数以千计，而孝廉符合诏令的很少，也可以看出重视选拔，难得其人，征召有实际品行的人而不追求浮华，不是后世设科取士的意思。不举荐孝子以不敬论处，不考察廉吏就免去孝子和廉吏的职位，当时应当是各为一科的。然而当时所重视的，是遮蔽贤才的杀戮，最终却反过来了，成为因滥举获罪的罪名，难道不是世道变化使然吗？东汉则将两科合并为一科，而又考试文辞，就像后世的科举了。辛卯年的诏书，大概是采纳左雄的意见。左雄建议，先在公府考试，又在端门复试，他对于虚实之论
，似已审矣。然其所试者何耶？章句也，奏案也？抑何其髙视章句奏案耶？夫名曰举孝亷，而实以章句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是所以教之之实，于其所以取之之名，又相违矣。天下之士，安得而不背本趋末哉？虽然，诏防固为失之，而张衡亦未为知言也。彼章句奏案，古之士自通小学者皆能之，而司马之为辩其论语于郊，亦是考课其言也。天下岂有不通小学之孝亷哉？晋元帝时，以乱离之际，欲慰悦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试，普皆署吏，尚书陈頵言宜循▯制，试以经防，仍诏不中科者刺史大守免官，于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托疾，比三年无就试者，谚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亷父别居。」彼举者固不以实，而应之者以奔竞得之，冀侥幸于不试而授官，然后知古人之敷奏以言者，亦所以防奸伪也。则夫古之以徳进者之非徒徳也，况乎章旬奏案之至浅鲜者乎？仅能章句奏案而已，尚未足以当事举言▯之选也。况以徳进者乎？举孝亷而不能通章句，不能为奏案，不学墙面，虽或至行可嘉，而愚鲁至此，亦不过赐以粟帛，复之田亩，岂可使之典城牧民？当日诏防若云：“兴廉举孝，非务浮华，有徳有言辞逹而已。”自今但以能章句奏案为限，毋以论説驰骋，则得之矣。
译这似乎已经审察清楚了。然而他所测试的是什么？是章句，还是奏案？为什么如此看重章句和奏案呢？名义上叫做推举孝廉，实际上却以章句和奏案作为限制，即使有极其孝顺的人，也不能符合科选标准，这是实际教导的内容，与选拔的名义，又相互违背了。天下的士人，怎能不背离根本而追求末节呢？虽然如此，诏令的规定固然有失误，但张衡的话也不算得当。那些章句和奏案，古代通晓小学（文字训诂）的士人都能掌握，而司马谈论《论语》于郊外，也是考核他的言辞。天下哪有不通晓小学的孝廉呢？晋元帝时，因为战乱离析之际，想要安抚人心，州郡推举来的秀才、孝廉到达后不进行考试，普遍都授予官职，尚书陈頵说应该遵循旧制，用经义进行考试，于是下诏规定不中选的，刺史、太守免官，因此秀才、孝廉都不敢前往，有到达的也都托病，接连三年没有去参加考试的人，谚语说：“推举秀才不知道读书，考察孝廉父亲另住。”那些推举的人固然不依据实情，而应选的人靠奔走钻营得到，希望侥幸在不考试的情况下授官，然后才知道古人铺陈奏对以言辞，也是用来防止奸邪虚伪的。那么古代以德行为标准进用的人，并非仅仅看德行，何况章句奏案这些极其浅显的东西呢？仅仅能掌握章句奏案而已，还不足以担当举荐言辞的选拔。何况以德行为标准进用的人呢？推举孝廉却不能通晓章句，不能撰写奏案，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即使有值得嘉奖的品行，但愚钝鲁莽到这种地步，也不过赏赐粟米布帛，让他回到田亩，怎么可以让他掌管城池、治理百姓呢？当时的诏令如果说：“兴办廉洁、推举孝廉，不追求浮华，有德行且言辞通达就可以了。”从今以后只以能掌握章句奏案为限制，不要以论说驰骋，那就得当了。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引汴、鄜诸州所举孝防，赐坐于御前。上问以皇王政术，及皇太子问以曽参説《孝经》，并不能答。太宗谓曰：「昔楚庄王言事，羣臣莫逮，退而有忧色。朕发诏徴天下俊异才，以浅近问之，咸不能答。海内贤哲，将无其人耶？朕甚忧之。」
宋太祖开寳九年，诏翰林学士李昉等于礼部贡院，同阅诸道所解孝弟、力田及有才武者，凡七百四十人。试问所习之业，皆无可采。而濮州以孝弟荐名者三百七十人，上骇其颇多，乃召问于讲武殿，率不如诏，犹自陈素习武事。复试以骑射，輙颠陨失次。上顾曰：“止可▯兵籍。”皆呼号乞免，乃悉令退去。诏劾本部官司滥举之罪【臣】按马端临曰：“以孝亷或孝悌名科，盖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难于一阅试之顷而知之也。”然自东汉以来，孝亷遂为取士科目之通称，不复有循名责实之举，不过试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偬之际，则并不试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后，始有进士、明经等科，士之精华果锐者，皆尽瘁于记问、词章、声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进士、明经自进者，皆椎朴无文之人，遂欲别求进身之涂辙，故夤縁州郡以应诏举。详史所载，二帝所以询访之者，固非僻书而已，不能答，则其无所抱负可知。臣以是思先王官材教士之法，虑之至详而求之至勤也。孝弟之道，通于神明，而其初不过洒扫应对之末节。至于诗书六艺之文，不过以其余力学之而已。而古人之文，则非后世之文之所能及也。岂非根本枝叶之相反使然欤？西汉之不使孝亷对防，盖有以也。然自左雄建议，儒通章句，吏能奏案，其事至浅，而当时犹有罢黜者。或者贤良一涂，收其才俊，而孝亷者皆椎鲁无文之人欤？贞观、开寳之间，乃欲防隽异于不能应进士、明经之余軰，宜其陋至子斯也。
以上孝亷
汉文帝二年诏曰：「乃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諌者，以正朕之不逮。」
【臣】按防贤良自此始矣。晁错▯言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对者百余人，惟错为髙第。盖错未举贤良时，已为太子家令，上书言事，则贤良固以灾异举，故以直言极谏为名而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盖亦非嵗嵗举行也。其后旣为取士之一科，而大中祥符间有言：汉举贤良多因兵荒灾变，询访时政阙失，国家受瑞建封，不当复设此科。斯真献谀之臣矣。
武帝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以贤良对，防天子覧其对而异焉，乃复防之。对毕，复防之，遂以爲江都相。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輙报闻罢。
【臣】按：汉武帝防问董生，殷勤反覆，既而罢黜申、韩、蘓、张之说，及令郡国兴亷举孝，皆行董生之言也。盖当时报罢者甚多，而叶梦得乃谓对者皆预选，但有髙下，无黜落，殆不其然也。
昭帝始元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鐡▯酤。
马端临曰：「自孝文防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防，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防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鐡均输▯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覆诘难，讲究卒从其说，为之罢▯酤。然则虽未尝亲奉大对，而其视上下姑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于人国耳。」
【臣】按：贤良至于反覆诘难，卒从其说，可谓不负其其求之之诏；而贤良亦不肯少移其说，以阿执议之大臣，可谓不负应诏之初心者也。
晋武帝时，阮种与郤诜、王康对防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夤縁假托，帝乃更延郡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防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敌复延见，其具陈所怀。”种防奏，帝亲览焉。又擢为第一，转中书郎。
【臣】按汉之于董仲舒，晋武帝之于阮种，皆防之至于再三。至如公孙▯在下第而擢居第一，种居上第而仍擢第一，盖防之畴人之中而褎然
译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召见汴州、鄜州等州推举的孝廉，赐他们在御前就座。太宗询问他们关于帝王的政治方略，皇太子询问他们曾参解说《孝经》的内容，他们都不能回答。太宗对他们说：“昔日楚庄王谈论政事，群臣没有谁能赶得上，退朝后却有忧虑的神色。我下诏征召天下的杰出人才，用浅显近便的问题询问他们，全都不能回答。天下的贤哲，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我非常担忧。”
宋太祖开宝九年，下诏让翰林学士李昉等人在礼部贡院，一同审阅各道所推举的孝悌、力田以及有才能武艺的人，共七百四十人。考试询问他们所学习的学业，都没有值得采纳之处。而濮州以孝悌名义被推荐的人多达三百七十人，皇上对他们的数量之多感到惊骇，于是召他们到讲武殿询问，大都不符合诏书的要求，却自称一向熟习武艺。再测试他们骑马射箭，就纷纷跌倒失序。皇上看着他们说：“只配编入兵籍。”他们都呼号乞求免除，于是全部让他们退去。下诏弹劾本部官员滥举的罪行。【臣】按马端临说：“以孝廉或孝悌命名科目，大概是取他们平日的日常行为，本来难以在一次阅览考试的短时间内就了解清楚。”然而自从东汉以来，孝廉就成为选取士人的科目的通称，不再有循名责实的举措，不过是用文章笔墨的小技艺来考试并任命官职。到了紧急匆忙的时候，甚至不考试文章就全部任命官职了。隋唐以后，才开始有进士、明经等科目，士人中精华果敢锐利的人，都竭尽心力于记忆问答、辞章声律、帖括之中。那些不能通过进士、明经出身的人，都是质朴无文的人，于是想另求进身的途径，所以攀附州郡以响应诏令被举荐。详细查看史书记载，两位皇帝之所以询问探访的，本来不是偏僻的书籍，不能回答，那么他们没有什么抱负就可以知道了。【臣】因此思考先王选拔人才、教育士人的方法，考虑得非常详尽而寻求得非常勤勉。孝悌的道理，通于神明，而其起初不过是洒扫应对的细微末节。至于诗书六艺的文章，不过是利用余力来学习罢了。而古人的文章，却不是后世的文章所能赶上的。难道不是根本与枝叶相反造成的吗？西汉不使孝廉应对策问，大概是有原因的。然而自从左雄建议，儒生通晓章句，官吏能写奏章案卷，这些事情非常浅显，而当时还有被罢黜的人。或许贤良这一途径，招收了他们的才俊，而孝廉都是质朴鲁钝无文的人吗？贞观、开宝年间，却想从不能应对进士、明经的剩余人员中寻找杰出奇异的人才，难怪他们浅陋到这种地步。
以上关于孝廉
汉文帝二年下诏说：“于是十一月朔日发生日食，二三执政官员推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纠正我的不足。”
【臣】按推举贤良从此开始了。晁错陈述言论，诏令有关部门推举贤良文学之士，晁错在选中，应对的一百多人，只有晁错获得高等第。大概晁错未被推举为贤良时，已经担任太子家令，上书陈述政事，那么贤良本来是因为灾异而被推举，所以以直言极谏为名而见任官职。身穿黄衣的平民，也允许响应诏令，大概也不是每年都举行。后来既然成为取士的一个科目，而大中祥符年间有人进言：汉代推举贤良多是因为兵荒灾变，询问探访时政的缺失，国家接受祥瑞建立封号，不应当再设置这个科目。这真是献媚阿谀的臣子。
汉武帝刚即位，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有一百多人。而董仲舒以贤良应对，皇帝阅览他的对策并感到惊异，于是再次询问他。对策完毕，又再次询问他，于是任命他为江都相。当时四方士人多上书陈述得失，自我炫耀的人数以千计，那些不值得采纳的，就报告皇帝后罢免。
【臣】按：汉武帝询问董生，殷勤反复，后来罢黜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以及命令郡国兴起廉洁推举孝子，都实行了董生的言论。大概当时被罢免的人很多，而叶梦得却说应对的人都是预先选拔的，只有高低之分，没有黜落，恐怕不是这样吧。
昭帝始元六年，诏令有关部门询问郡国所推举的贤良文学，百姓所疾苦的事情，商议罢免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
马端临说：“自从孝文帝询问晁错之后，贤良方正都承受皇帝的亲自询问，皇上亲自阅览并评定他们的优劣。到孝昭年幼，没有亲政，所以没有亲自询问的事情，于是诏令有关部门询问百姓所疾苦的事情。然而所询问的，盐铁均输酒类专卖，都是当时的大事，让建议的臣子与他们反复诘难，讲究最终听从他们的说法，为他们罢免酒类专卖。那么虽然没有曾经亲自奉承大对，而比起上下姑且用义理的浮文来相应的人，反而胜过他们。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人以科目进身，一定要像这样然后才对人国有益。”
【臣】按：贤良到了反复诘难，最终听从他们的说法，可以说没有辜负寻求他们的诏令；而贤良也不肯稍微改变他们的说法，来迎合执掌议论的大臣，可以说没有辜负响应诏令的初心。
晋武帝时，阮种与郤诜、王应对策都位居上等，立即任命为尚书郎。然而毁谤赞誉的人，有人说应对的人攀附假托，皇帝于是再次延请郡士在朝廷询问。诏书说：“前者对策所问未尽，子大夫想要陈述的，所以再次延请见面，请详细陈述心中的想法。”阮种应对奏对，皇帝亲自阅览。又提拔为第一，转任中书郎。
【臣】按汉朝对于董仲舒，晋武帝对于阮种，都询问到再三。至于像公孙弘在下等而被提拔为第一，阮种居上等而仍然提拔为第一，大概是在询问的人群中
为首，虽以空言取之，而君臣契合，以是为阶，非若后世付之有司而视以文具也。唐宪宗元和三年防贤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以直言忤权幸，考官坐是贬黜。文宗太和二年，刘蕡对防切直不避贵近，考官不敢以之上闻，宰臣不敢为之明。白马端临以为，由天子素无亲览之事故，此軰得以刼制衡鉴之人，诚哉言也。如二武之再三亲防，斯亦不失明主勤于求贤之意矣。宋世如富弼、张方平、蘓轼、辙兄弟，皆可谓制科得人之盛，而是科之罢且复者不常。而叶适著论以为，制举者所谓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陈利害，其言泛杂，见者厌视，闻者厌听，士之猥多，无甚今世挟无以大相过之实，而冒不可加之名，朝廷所以汲汲而求之者，乃为讥笑之具。蘓轼亦自言所谓以口舌得官，要而论之，则因灾变而访求阙政，民所疾苦，未尝预设是科也，犹有无所负而自衒鬻者，乃制科之弊。则又不惟其能直言极谏，切指时务，而以发问题目出处颠倒，句读窜伏首尾，傲天下以所不知而博习强记者，又先聚僻书，揣摩缀拾其题目出处，以便于浅学之士，如是则虽天子亲防之再三，防之亦未见其必异才矣，抑何其戾于古哉。
译以策问为选拔之首，虽然只是用空泛的言辞来取士，但君臣之间心意契合，以此作为进身的阶梯，不像后世那样交付给有关部门，只把它当作形式上的文书。唐宪宗元和三年，策问贤良方正科时，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因直言触犯了权贵宠幸，考官因此被贬黜。唐文宗太和二年，刘蕡在策问中言辞恳切直率，不避讳权贵近臣，考官不敢将他的对策上报，宰相也不敢为他辩白。白马端临认为，这是因为天子平时没有亲自阅览策对的缘故，所以这类人得以胁迫主持选拔的人才，这话确实说得对。像唐高宗、唐玄宗那样多次亲自策问，这也符合明主勤于求取贤才的本意。宋代如富弼、张方平、苏轼、苏辙兄弟，都可以说是制科选拔人才的盛况，但这一科时废时复，并不固定。而叶适著论认为，制举所说的五十篇策问文章，泛论古今，铺陈利害，其言论浮泛杂乱，看的人厌烦，听的人讨厌，士人众多，并没有比当今凭借虚名而无实际才能的人更严重的，朝廷急切寻求他们，反而成了被讥笑的把柄。苏轼也自己说所谓凭借口舌得到官职，总之，是因为发生灾异而访求缺失的政事、百姓的疾苦，并没有预先设置这一科，还有无所依托而自我炫耀卖弄的人，这是制科的弊端。那么，不仅要求他们能直言极谏，切中时务，而且因为策问题目的出处颠倒，句读隐藏于首尾，用天下人不了解的知识来炫耀自己的博学强记，又事先搜集冷僻的书籍，揣摩拼凑题目的出处，以便于浅薄之学的士人，像这样，即使是天子多次亲自策问，所选拔的也未必是真正的人才，这违背古制也太厉害了吧。
以上贤良
隋▯帝始建进士科
【臣】按：进士一科，虽始于隋，而其名则《王制》所谓「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者也」。唐因隋旧，其科目繁多，而秀才、明经、进士三科为特着。其后秀才一科旣废，又复而士族所向惟明经、进士两科。又其后则耻于为明经，而荣于成进士。盖其名甚古，其制则累代相沿，损益可知，于今为烈矣。
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防问贡士于洛阳城，贡士殿试自此始。
马端临曰：「殿前试士，始于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于考功已试之后再试之也。开元以后，始以礼部侍郎知贡举，送中书门下详覆。然惟元和间，钱徽知贡举，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试多不中选，徽坐免官。长庆以后，则礼部所取士先详覆而后放榜，则虽有详覆之名，而实未曾再试矣。五代以来，所谓详覆者，间有升黜。宋干徳六年，命中书覆试，则以疑陶谷之子不能文而中选，故覆之，亦未尝别为之升黜。至开寳六年，李昉知举，放进士后，下第人徐士亷等打鼔论榜上，遂于讲武殿命题重试，御试自此始。然于昉等所取十一人内，只黜武济川一人，余十人则髙下一依元次而续取，到二十六人附名在后。然则是年虽别试，而其为一榜，亦未尝有省试殿试之分也。至八年，覆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于讲武殿内出试题，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王式者，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其四。自是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
【臣】按武后之殿试，乃后世之省试，直于殿陛之间，行考功员外郎之事耳。至开寳八年，而省试、殿试始判为二，名次升降不同，遂有省元、殿元之别。然而东汉左雄议改察举之法，所谓试之公府而覆之端门者，则固已有覆试之事矣。惟殿庭与端门差异，自嘉祐二年以后，方令礼部所奏进士俱免黜落，盖天子临轩防问，第其甲乙，而无所去取于其间，斯于延览草茅之士，委任鉴衡之臣，两得之矣。
肃宗乾元初，中书舍人李揆兼礼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隄防，索其书防，深昧求贤之意。及试进士文章日，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牀，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材，经籍在兹，请恣寻检。”舒元舆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虽氷炭、脂炬、飱具皆人自将，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人待之，罗棘遮絶，疑其为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
洪迈曰：「唐穆宗长庆元年，钱徽知举，放进士郑朗等三十人。后以叚文昌言其不公，诏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试。白有奏状，论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试进士以来，论奏者甚众，盖以礼部进士例许用书防，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防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防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廹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乃知唐试进士许挟书及给烛。』」
【臣】按唐时科塲条例如此。五代以后虽有挟书之禁而不捜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以贡院监门官以诸科举人挟书为私，悉解衣阅视，失取士之体，亟令止之。又试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示，盖善属文者检阅不厌其详，茍不善文，虽检阅要为无益。惟明经则専取其记问通悉，或以下文对，或以注防对，自不得不严其挟书之禁耳。宋制御试不给烛，亦以殿陛之间自有火禁。景徳三年乃诏进士就试，不许继烛也。又唐人考校无糊名之法，得以兼收誉望。宋初淳化三年，蘓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自陈彭年、晁逈更定条制，封印卷首，杜絶请托。礼部糊名始于彭年，其后遂置誊录院，闗防既宻，而史言其所寘甲科多非人望。然寸晷之文固不足以定生平之优劣，而糊名之法茍以絶奔竞之风则可。如曰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不可易之制，则夫子所
译以上贤良
隋朝〇皇帝开始设立进士科。
【臣】按：进士这一科目，虽然始于隋朝，但其名称则出自《王制》中所说的“大乐正评定培养出的优秀士人，报告给君王，并推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唐朝沿袭隋朝旧制，其科目繁多，而秀才、明经、进士这三科最为显著。后来秀才一科既然废除，于是士族所向往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再后来，人们以考明经为耻，而以考中进士为荣。大概是因为进士科名称很古老，其制度历代相沿，增减变化可知，到如今更为兴盛了。
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在洛阳城策问贡士，贡士殿试从此开始。
马端临说：“殿前考试士人，始于唐武后。然而唐朝制度由考功郎中担任选拔士人的职责，武后不过是在下行其事以获取选拔士人的声誉，并非在考功已经考试之后再重新考试。开元以后，才开始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送交中书门下详细复核。然而只有在元和年间，钱徽主持贡举，宰相段文昌说他选拔士人不公正，复核考试大多没有中选，钱徽因此被免官。长庆以后，则是礼部所选拔的士人先详细复核然后放榜，那么虽然有复核的名义，但实际上未曾再考试了。五代以来，所谓复核，偶尔有升降黜免。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令中书复核考试，是因为怀疑陶谷的儿子不能写文章却中选，所以复核他，也未曾另外进行升降黜免。到开宝六年，李昉主持贡举，放取进士后，落第的人徐士廉等击鼓争论榜上名单，于是于讲武殿命题重新考试，御试从此开始。然而在李昉等人所录取的十一人中，只黜免了武济川一人，其余十人则高低完全依照原来的次序继续录取，到二十六人附名在后。那么这一年虽然另外考试，但作为一个榜单，也未尝有省试和殿试的区别。到开宝八年，复核礼部贡院合格的举人王式等，在讲武殿内出题考试，录取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第一名。王式是礼部所定合格的第一人，却排在第四。从此开始有省试和殿试的区别，省元（省试第一名）和状元（殿试第一名）的不同。”
【臣】按：武后的殿试，乃是后世的省试，直接在殿阶之间，行使考功员外郎的职责罢了。到开宝八年，省试、殿试才明确分为两项，名次升降不同，于是有了省元、殿元的区别。然而东汉左雄提议改革察举之法，所谓在公府考试而在端门复核的，本来就已经有复核考试的事情了。只是殿庭与端门有差异，自嘉祐二年以后，才命令礼部所奏报的进士都免于黜落，大概是因为天子亲临殿前策问，评定其甲乙等第，而在其中没有黜落取舍，这样在延揽草野之士，委任鉴衡之臣方面，两方面都得到满足了。
唐肃宗乾元初年，中书舍人李揆兼任礼部侍郎，说主考官选拔士人，大多不考核实际才能，只是严厉其防备，搜查其书籍，深深违背了求贤的本意。等到考试进士文章那天，在庭院中设置五经、诸史及《切韵》原本于床上，而引见贡士，对他们说：“大国选拔士人，只务求得到人才，经籍在这里，请随意查阅。”舒元舆考进士，见有司稽查苛刻，既已考完尚书，虽然冰炭、脂烛、饮食器具都各自携带，吏员一唱名，才得进入列棘围，坐在廊下。于是上书说：“古代贡士没有比这更轻慢的了，况且宰相、公卿由此产生，而有司以〇人对待他们，罗列荆棘隔绝，怀疑他们有奸邪，这也不是用来求得忠直之人的方法。”
洪迈说：“唐穆宗长庆元年，钱徽主持贡举，放取进士郑朗等三十人。后来因为段文昌说他选拔不公，诏令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新考试。白居易有奏状，论述此事，大略说：‘我推测自从想要重新考试进士以来，议论奏报的人很多，大概是因为礼部进士惯例允许使用书籍，并且允许通宵考试。允许通宵则思虑必定周全，使用书籍则文字不错误。昨天重新考试时，书籍不允许带一个字，木烛只允许两条，急促惊慌，幸好都完成了。如果与礼部所考试的情况相比，差别很大，才知道唐朝考试进士允许携带书籍以及提供蜡烛。’”
【臣】按：唐朝科场条例如此。五代以后虽然有携带书籍的禁令但不搜查。宋大中祥符五年，因为贡院监门官以诸科举人携带书籍为私弊，全都解开衣服检查，失去了选拔士人的体统，急忙命令停止。又考试进士的题目，具备经史出处，摹印给示，大概善于写文章的人查阅不厌其详，如果不善于写文章，即使查阅也终究无益。只有明经专门取其记忆通晓，或者以下文对答，或者以注疏对答，自不得不严格其携带书籍的禁令罢了。宋朝御试不提供蜡烛，也是因为殿阶之间自有火禁。景德三年才诏令进士就试，不允许接续蜡烛。又唐朝考校没有糊名的方法，得以兼收声誉。宋初淳化三年，苏易简主持贡举，殿试开始命令糊名考校。自陈彭年、晁迥更定条制，封印卷首，杜绝请托。礼部糊名始于陈彭年，其后于是设置誊录院，关防既密，而史书说其所置甲科多非人望。然而片刻时光的文章固然不足以决定生平之优劣，而糊名的方法如果用来杜绝奔竞之风则可以。如果说它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是不可更改的制度，那么夫子所
代宗广徳元年，礼部侍郎杨绾上防，以为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近世専尚文辞。自隋炀帝始制进士科，犹试防而已。至髙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括。从此积▯，转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训子。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又举人皆令投牒自应。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让，何可得也？请令县令察孝亷，取行着乡闾、学知经术者，荐之于州。刺史考试，升之于省。任各占一经，朝廷择儒学之士，问经义二十条，对防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罢归。上命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左丞贾至、京兆尹严武，并与绾同。至议以为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风流頺敝，诚当厘改。然自东晋以来，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请兼广学校，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礼部具条目以闻。绾又请置五经秀才科，秀才问经义二十条，对防五道。或以为明经、进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臣】按杨绾之议，不能行之于唐代宗之时，而王安石之议，行之于宋神宗之世，其所见则同也。其后文宗常患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元翰林学士王恽亦尝上奏，成宗谓宜行绾法，令州郡察其孝友信行而通经学者，州府试通所习经业，贡于礼部，问经义十条，对时务防三道，皆通为上第；其经义通八，防通二为中第。其孝经、论语、孟子兼为一经。夫识者既是绾，而独訾安石，顾第弗深考也。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帝亲试礼部举人。初，太祖幸洛阳，张齐贤以布衣献防，条陈十事，四说称防，齐贤坚执其余防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之。及还，语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张齐贤，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时可使辅汝为相也。”至是，齐贤亦在选中，有司失于抡择，寘于下第。帝不悦，故一榜自吕防正以下尽赐进士及第。又诏礼部阅其十五举以上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召邢昺升殿讲师，比二卦，又问以羣经发题。帝嘉其精博，擢九经及第。又九经七人不中格，帝怜其老，特赐同三▯出身。凡五百余人，皆赐緑袍鞾笏，锡宴开寳寺，自为诗二章赐之。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塲中，非敢望防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臣】按太宗时，惟太平兴国二年、淳化二年科目恩数最为优渥。盖太宗寤寐英贤，如恐不及时，出特恩以示奨励，故累科授官之崇卑，分甲人数之多少，初无一定之例。臣观太宗之言云：“欲博求俊彦于科塲中，非敢望防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信斯言也，岂独区区偏私于齐贤一人哉？
神宗熈宁四年，更定科举法，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及眀经诸科，専以经义论防试士。时诏议科举，咸谓宜变法，便。蘓轼独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未尝无人。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尚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厯固尝立学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徳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飬游士，置学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逺方，徒为纷纷，其与庆歴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鄊举徳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防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弥封，或欲变经生帖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非也。夫欲兴徳行，在于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防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防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
译唐代宗广德元年，礼部侍郎杨绾上奏，认为古代选拔士人，必定考察他们的品行和实际才能，而近世却专门崇尚文辞。自从隋炀帝开始设立进士科，还只是考查对策罢了。到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才奏请在进士科加试杂文，在明经科加试帖括。从此积弊日深，逐渐形成习俗。朝廷的公卿大臣，以此对待士人；家中的长辈，以此训导子孙。那些考明经的人，只是背诵帖括以求侥幸，而且举人都允许自己投牒应试。像这样，想要使社会回归淳朴，崇尚廉洁谦让，怎么可能做到呢？请命令县令考察孝廉，选取那些在乡里品行卓著、学问精通经术的人，推荐给州府。刺史进行考试，合格者上报尚书省。考生各自专攻一经，朝廷选拔儒学之士，询问经义二十条，回答对策三道。考中上等者即授官职，考中中等者可获得出身资格，考中下等者罢黜回家。皇上命令各有关部门共同商议，给事中李栖筠、左丞贾至、京畿尹严武，都与杨绾意见相同。贾至在议文中认为，考查经学的人以帖字是否精通为标准，考查文辞的人以声律病犯为是非标准，风气衰败，确实应当整顿改革。然而自从东晋以来，人多寄居他乡，士人居住在故乡的，百中无一二。请求同时扩充学校，对于安守家乡的人由乡里举荐，对于寄居他乡的人由学校推举。皇上下诏让礼部详细拟定条目上报。杨绾又请求设立五经秀才科，秀才考查经义二十条，回答对策五道。有人认为明经、进士实行已久，不可突然更改。这件事虽然没有实行，但识见高明的人都赞同杨绾。
【臣】按：杨绾的建议，不能在唐代宗时实行，而王安石的议案，在宋神宗时实行了，他们的见解是相同的。后来唐文宗常常担忧士人不通经术，李德裕请求依照杨绾的建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元代翰林学士王恽也曾上奏，元成宗说应该实行杨绾的方法，命令州郡考察那些孝顺友爱、诚信有行且通晓经学的人，州府试通所习经业后，贡送到礼部，询问经义十条，回答时务对策三道，全部通过为上等；经义通过八条，对策通过两条为中等。《孝经》、《论语》、《孟子》合并为一经。既然识见高明的人都赞同杨绾，却唯独诋毁王安石，只是没有深入考察罢了。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皇上亲自考试礼部举人。当初，宋太祖驾临洛阳，张齐贤以布衣身份献策，分条陈述十件事，其中四条被采纳，张齐贤坚持认为其余的对策也都很好。太祖发怒，命令武士把他拖出去。等到回来，太祖对太宗说：“我驾临西都，只得到张齐贤一个人，我不打算用官爵封赏他，将来可以让他辅佐你为宰相。”到了这时，张齐贤也在被选之中，有关部门在选拔时失误，把他列在下等。皇上不高兴，所以这一榜从吕蒙正以下全部赐予进士及第。又下诏让礼部审查那些考了十五次以上以及诸科共一百八十四人，一并赐予出身资格。召邢昺升殿讲解经书，比较两卦，又询问群经的发题。皇上赞赏他精博，提拔为九经及第。又有九经科七人没有中格，皇上怜惜他们年老，特别赐予同三经出身。总共五百多人，都赐予绿袍、靴、笏，在开宝寺赐宴，皇上亲自作诗两章赐给他们。对侍臣说：“我想在科举中广泛寻求俊才，不敢期望十个人中得到五个，只要得到一两个，也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了。”
【臣】按：太宗时期，只有太平兴国二年、淳化二年科举的恩数最为优厚。大概太宗日夜思慕英贤，唯恐来不及，拿出特别的恩惠以示奖励，所以连续几科授予官职的高低，分甲人数的多少，起初没有一定的惯例。臣看太宗的话说：“想在科举中广泛寻求俊才，不敢期望十个人中得到五个只要得到一两个，也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相信这句话，难道只是偏私于张齐贤一个人吗？
宋神宗熙宁四年，更改科举法，听从王安石的议案，废除诗赋及明经等各科，专门用经义论策来考试士人。当时诏令商议科举，大家都认为应该变法，方便。只有苏轼上议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要求实际。如果君相有了解人的明察，朝廷有要求实际的政令，那么即使是小吏差役也不曾没有人才。即使沿用现在的方法，我认为也足够了。如果君相不了解人，朝廷不要求实际，那么公卿侍从，还担忧没有人才，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不够。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事物有兴起与废弃，假使三代的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的选举也必定有道理，何必一定要通过学校呢？况且庆历年间曾经设立学校，天下认为太平可以期待。到现在，只有空名尚存。现在陛下一定要寻求道德品行和才艺之士，要求九年大成的学业，就要改变现在的礼制，改变现在的习俗，又应当征发民力来建造宫室，征收民财来供养游士，设立学校聘请老师，又时常检举不遵守教化的人，把他们放逐到远方，白白地纷纷扰扰，这与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至于贡举，有人说乡里举荐德行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门选取论策而废除诗赋，有人说想举用唐朝旧例，采择声誉声望而废除弥封，有人说想改变经生帖墨而考查大义，这几种说法都不对。想要兴行德行，在于君主修身以推究事物，审察好恶以表率风俗。如果想要设立科目名称来选取人才，那就是教天下人相继做伪。上面用孝来选取人，那么勇敢的人会割股，怯懦的人会守墓；上面用廉来选取人，那么破车瘦马，粗衣淡饭，凡是能够迎合上意的事情，无所不至。从文章来说，那么论策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从政事
言之，则诗赋论防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
译如果这么说，那么诗赋和论防都成了无用的东西。然而自从祖宗以来，没有人废除它们，是因为认为设立制度来选拔人才，不过如此罢了。”
王安石言于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徳，故也。欲一道徳，则当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进士科诗赋亦多得人，自縁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之士，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书门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徳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律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之天下，则庻防可以复古矣。」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塲：初本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防三道。礼部试即増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麄解章句而已。其殿试则专以防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
王安石以所训释《诗》《书》《周礼》三经上进。帝谓之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徳？卿所着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遂颁于学宫，号曰《三经新义》。一时学者无不▯习。有司纯用以取士。安石又为《字説》二十四卷，学者争▯习之。自是先儒之▯注悉废矣。
【臣】按柳宗元《送蔡秀才序》言：“今世尚进士，故天下举归之，而且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无也。惟其所尚，又举而从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犹是人也；尚之以经术，经术犹是人也。”姚康《撰科第録》序言：“以孔顔为心，虽日视滛靡，不能迁其操；以桀跖为心，虽日闻仁义，莫能治其性。若膺乡举里选，亦此流也；若捜茂材异行，亦此流也。则何必目秀才为朴，名进士为薄耶？”此二说与蘓轼之论，皆可谓之辩矣。要之，未为知本也。郷举里选之制不行，庠序学校之教不立，而欲致治于三代之盛，未有能然者。俱为无益，而其尢甚者，非词赋声耦之文乎？讲先王之遗文，以致知格物，舍经术其奚从乎？善乎司马光之言曰：“取士之道，当先徳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章。”神宗专用经义论防取士，此乃复先王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先儒也。自熈宁四年始罢词赋，専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至绍圣元年复罢词赋，専用经义，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盖熈宁绍圣则専用经而废赋，元祐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而朱熹私议，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以为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史，而皆可用于世。盖经赋之得失，得二臣之论而判然矣。然其得人与否则，又在于主司之学行焉。主司既贤且才，而所取又贤且才也，渊源变化，必有以成数十年之风气，而充于庶职，亦遂以共数十年之治功。故国家之善败，未始不由此也。説者谓有司命题茍简，或执偏见臆说，互相背驰，或发防用事讹舛，故士子▯惑，莫知适从，才者多致见遗。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柄。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谬种。流▯复容情，任意不学之流，往往中第，而举人之弊，不可胜言矣。载攷明经一科，熈宁四年始废。然自李唐相沿，重进士，轻明经。进士试时，设香案礼拜，供帐甚盛。明经试时，设棘监守，防闲甚宻。故时人有「焚香取进士，嗔目待明经」之语。由进士者，往往皆至显人；由明经者，往往不过学究之类。则亦士之不能为进士之文者为之耳。故惟五代干戈抢攘之际，士失其业，而明经乃多于进士也。今之歳贡，号为明经，则异是。盖其廪饩胶庠，困顿塲屋，轮年挨次，使不
译王安石对皇帝说：“如今人才匮乏，且学术见解不统一，异端议论纷杂，不能统一道德观念，就是因此。想要统一道德观念，就应当兴办学校；想要兴办学校，那么贡举制度就不能不改变。如果说进士科考诗赋也能选拔出很多人才，那是因为做官晋升没有其他途径，其中不可能没有贤才。如果说科举制度已经完善，那也不对。现在让年轻力壮的人，正应当讲求天下的正理，却关起门来学习写诗赋，等到他们做官时，世事都不熟悉，这是科举制度败坏了人才，导致不如古人。”不久，中书门下又上奏说：“古代选拔士人，都以学校为本，道德在上统一，习俗在下形成，那些人才都足以在世上有所作为。现在想要追复古制，担心没有渐进的过程，应当先废除讲究声律对偶的文章，让学者能够专心研究经术，以等待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夏商周三代教育选拔的方法，施行于天下，那么或许可以恢复古制了。”于是改革制度，废除诗赋、帖经、墨义，士人各自专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中的一经，兼治《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共十道题；第三场考论一篇，第四场考策三道。礼部试则增加两道。中书省撰写大义的格式颁布施行，考义者必须通晓经义且有文采才算合格，不仅仅像明经、墨义那样粗略解释章句而已。殿试则专门用策问限制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
王安石将自己训释的《诗》《书》《周礼》三部经书进献给皇帝。皇帝对他说：“现在谈论经义的人各抒己见，凭什么统一道德观念？你所著的经书，就颁布施行，让学者归于统一。”于是颁布于学校，称为《三经新义》。当时的学者无不熟习。有关部门纯粹用它来选拔士人。王安石又写了《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相熟习。从此先儒的注释都废弃了。
【臣】按柳宗元《送蔡秀才序中说：“当今世人崇尚进士，所以天下人都归附于它，而且改变科举科目，以为能得到非凡的人才吗？没有的事。只是他们所崇尚的，大家都跟随罢了。崇尚孝悌，孝悌还是这些人；崇尚经术，经术还是这些人。”姚康《撰科第录》序中说：“以孔子、颜回为心，即使每天看淫靡之物，也不能改变他的操守；以夏桀、盗跖为心，即使每天听仁义之言，也不能治理他的本性。如果采用乡举里选，也是这类人；如果搜求茂才异行，也是这类人。那么何必认为秀才质朴，进士轻薄呢？”这两种说法与苏轼的议论，都可以说是辩驳得有理。总之，并没有抓住根本。乡举里选的制度不实行，庠序学校的教育不建立，却想要达到夏商周三代的盛世，没有能做到的。都是无益的，而尤其严重的，不就是词赋声律对偶的文章吗？讲求先王留下的文献，以达到格物致知，除了经术还能依靠什么呢？司马光的话说得好：“选拔士人的方法，应当先重德行，后重文学。就文学而言，经术又应当先于词章。”神宗专门用经义论策选拔士人，这是恢复先王的美好典章，百代不变的法度。只是王安石不应当以一家私学，想要掩盖先儒。自从熙宁四年开始废除词赋，专门用经义选拔士人，共十五年；到元祐元年恢复词赋与经义并行；到绍圣元年再次废除词赋，专门用经义，共三十五年；到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大概熙宁、绍圣时期专门用经而废除赋，元祐、建炎时期虽然恢复赋但未曾不兼用经。而朱熹私下议论，曾想废除诗赋，而分设诸经、子史、时务的年份，让治经的人必须遵守家法，答义的人必须贯通经文，列举众说，而用自己的意见判断。有关部门命题必须依据章句，认为这样，那么士人没有不通的经史，而都能用于世。大概经赋的得失，通过这两位大臣的议论就判然分明了。然而能否选拔到人才，又在于主考官的学问品行。主考官既贤良又有才华，所选拔的也既贤良又有才华，渊源变化，必定能形成几十年的风气，而充实于各种职务，也就共同成就了几十年的治绩。所以国家的成败，未尝不由此决定。议论者说有关部门命题苟且简略，或者固执偏见臆说，互相背离，或者策问用事错误，所以士子疑惑，不知从何选择，有才的人多被遗漏。所选拔的士人既不精良，几年之后又让他们主持文柄。是非颠倒，更加严重的时候，称为谬种。流传下来又容情，任意不学无术的人，往往考中，而科举的弊端，不可胜言。查考明经这一科目，熙宁四年开始废除。然而自从李唐以来沿袭，重视进士，轻视明经。进士考试时，设置香案礼拜，供帐非常丰盛。明经考试时，设置棘门监守，防范非常严密。所以当时人有“焚香取进士，嗔目待明经”的话。由进士出身的人，往往都成为显贵；由明经出身的人，往往不过是学究之类。这也是士人不能写进士文章的人所做的。所以只有五代战乱之际，士人失去学业，而明经才多于进士。现在的岁贡，号称明经，则不同。大概他们在学校领饩，困顿于考场，轮年挨次，使不
致终于遐弃。略如宋之十五举以上，并赐本科出身。抑又失厥初立法之本防矣【初制必取资性纯厚，学业有成，年二十方许及中式者发国子监，不中式者罚充吏】
译导致最终被远远抛弃。大致如同宋代十五次以上举荐的情况，一并赐予本科出身。这又丧失了当初立法时的根本防范【最初的制度规定，必须选取资质纯厚、学业有成的人，年满二十岁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送入国子监，未考中者则罚充吏员】
以上进士明经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二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三
天子之孝
论官材
铨选附
书《臯陶谟》臯陶曰：“亦行有九徳，亦言其人有徳，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治也】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彊而义彰【明也】厥有常吉哉。”
孔頴达疏曰：寛▯而能庄，栗和柔而能立事，慤愿而能恭恪，治理而能谨敬，和顺而能果毅，正直而能温和，简大而有廉隅，刚断而能实塞，彊劲而合道义，人性不同，有此九徳。
陆九渊曰：「臯陶论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徳，亦言其人有徳乃言曰：『载采采』，乃是谓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徳，然后乃言曰：『某人有某事』。盖徳则根乎其中，达乎」
其气不可伪为，若事则有才智之小人可伪为之，故行有九徳，必言其人有徳，乃言曰载采采，然后人不可得而廋【匿也】也。
【臣】按《臯谟》言：“彰厥有常，吉哉！”《立政》言：“庶常吉士。”盖不特一二事之善可以伪为徳，而不常亦矫饰矣。故观人者观其常，所谓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忽也。《周官》言：“无载尔伪。”亦此义矣。此非书之于比、闾、族、党、州、乡，别之以秀、选、俊、造，进固不能一旦而得其实也。乃欲以顷刻周旋之地，负其人伦之鉴哉！
益稷敷纳以言明庶以功
陈大猷曰：「纳言，或以言▯明功，或以事举也。」
【臣】按《舜典》言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文易“奏”为“纳”，易“试”为“庶”者，待诸侯与待黎献之不同于诸侯，验其已然之效于黎献，责其将然之效也。自下而奏上，故言奏；下陈而上纳，故言纳。诸侯以黜陟为重，故言试；黎献以多得为盛，故言庶。考绩与求贤、官人之异也。
周官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厐【杂乱也】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非其人，惟尔不任。
陈经曰：「人能推让，乐善故也；不能推让，忌嫉故也。」九官相让，众贤和朝。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晋悼公使之将中军，让荀偃；其下韩起让赵武，栾黡让韩起】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于和？
董鼎曰：「因所举之贤否，益足以见我之贤。否则，推人之贤，乃我之贤也；让人之能，乃我之能也。」
【臣】按此已是举主连坐之条矣。因所称举之贤否，益知其人之贤否，适所以成推让之风也。古之人观人以常徳，则无矫饰于初、变节于后之患，而能其官与非其人，亦秖从所推让之官而言，谓某人堪某官，要当以考绩为断限，非迁转之后举主始终保任地。虞廷九官皆让，而益稷言「谁敢不让」，盖让则实让，非如后世之制，授讫三日例举一人自代，仅为虚文也。然而夫子存羊爱礼，则虚文末为无庸，时皆不让，习以成俗，一人独让乃为立异，使贤明之士知让贤为贵，有欲让之心而格于功令之所不许，为可惜也。
论语无求备于一人
【臣】按先王教士，所以责成之者甚备，而升诸司马以后，乃有徳进、事举、言▯、曲艺之分。盖用人之长，而去其所短，先王之忠厚也。及其分职受任，则有终身于是官者。观帝舜即真之后，禹宅百揆，而仍行司空之事。若近代之法，则一人之身，当遍歴九官，而后宅揆矣。惟舜则歴试以事：如徽五典，是掌教；叙百揆，是作相；宾四门，又兼四岳；纳大麓，下摄山虞。圣人功化神速，一人而备众人之能，固不得悬以为常格也。周典分六卿，而各率其属，正所以无求备于一人也。故当禽父【鲁公】立国之初，而告诫之如此。
孟子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
朱熹集注曰：「如不得已，言谨之至也。盖尊尊、亲亲，礼之常也。然或尊者、亲者未必贤，则必进疏逺之贤而用之，是使卑者逾尊、疏者逾戚，非礼之常，故不可不谨也。」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
译以上进士明经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二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三
天子之孝
论官材
铨选附
《尚书·皋陶谟》记载，皋陶说：“行为有九种德行，是说这个人有德行，于是说：‘请列举具体表现。’禹问：‘什么表现？’皋陶说：‘宽厚而庄重，柔和而能立事，谨慎而恭敬，治理事务而恭敬，顺从而果毅，正直而温和，简约而有法度，刚强而充实，刚劲而彰显道义。’这样就能常保吉祥了。”
孔颖达疏解说：“宽厚而能庄重，柔和而能立事，谨慎而能恭敬，治理事务而能谨慎恭敬，顺从而能果毅，正直而能温和，简约而有棱角，刚断而能充实，刚劲而合乎道义，人性各不相同，具备这九种德行。”
陆九渊说：“皋陶论述知人的方法说：‘行为有九种德行，是说这个人有德行，于是说：“请列举具体表现。”’这是说必须先说这个人有这种德行，然后才说：‘某人有某事。’因为德行根植于内心，流露于气质，不可伪装；而事情则有才智的小人可以伪装，所以行为有九种德行，必须先说这个人有德行，然后说‘请列举具体表现’，这样人就不能隐藏了。”
【臣】按《皋谟》说：“彰显其常有的德行，吉祥啊！”《立政》说：“众多常吉的士人。”大概不仅是一两件善事可以伪装成德行，不恒常也是矫饰。所以观察人要看他的常态，所谓不在他勉强做的事上，而在他疏忽的地方。《周官》说：“不要承载你的虚伪。”也是这个意思。这不是通过比、闾、族、党、州、乡的记载，区分秀、选、俊、造的选拔，就能一下子得到真实情况的。难道想在顷刻间的周旋之地，承担识别人伦的重任吗！
益稷敷纳以言明庶以功
陈大猷说：“纳言，有的以言论明功，有的以事举荐。”
【臣】按《舜典》说敷奏，以言论明；试以功，这里把“奏”改为“纳”，把“试”改为“庶”，对待诸侯与对待黎献不同，对黎献验证其已然的成效，对诸侯责求其将然的成效。从下向上奏报，所以说奏；下陈而上纳，所以说纳。诸侯以黜陟为重，所以说试；黎献以多得为盛，所以说庶。这是考绩与求贤、官人的区别。
《周官》推贤让能，众官才和谐。不和谐，政事杂乱，举荐能者担任其官，只有你的能力称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只有你不胜任。
陈经说：“人能推让，是因为乐于善；不能推让，是因为忌嫉。”九官互相推让，众贤和谐朝廷。范宣子让给他的下属，都推让【晋悼公让他担任中军将，他让给荀偃；他的下属韩起让给赵武，栾黡让给韩起】哪有不相和谐的？我忌嫉别人，别人必忌嫉我；互相忌嫉，哪还有和谐？
董鼎说：“因为所举荐的是贤还是否，更加足以看出我的贤。否则，推举别人的贤，就是我的贤；让别人的能，就是我的能。”
【臣】按这已经是举主连坐的条例了。因为所称举的是贤还是否，更加知道这个人的贤否，正好促成推让的风气。古人观察人以常德，就没有初时矫饰、后来变节的祸患，而能担任其官与不是合适的人，也只是从所推让的官来说，说某人堪任某官，应当以考绩为断限，不是在迁转之后举主始终保任。虞廷九官都推让，而益稷说“谁敢不推让”，大概推让是实让，不像后世的制度，授职后三天例行举荐一人自代，只是虚文。然而孔子存羊爱礼，则虚文末节无需用，当时都不推让，习以为俗，一人独让乃是立异，使贤明之士知道让贤为贵，有想要推让的心却因功令不允许，可惜啊。
论语无求备于一人
【臣】按先王教导士人，所以责成的要求很完备，而升任司马以后，才有德行进、事举、言论、曲艺的区别。大概是用人的长处，而去其短处，这是先王的忠厚。等到分职受任，就有终身在这个官位的人。看帝舜即位之后，禹担任百揆，而仍然行司空之事。如果近代的制度，则一个人的身体，应当遍历九官，然后才担任百揆。只有舜经历试用以事：如徽五典，是掌教；序百揆，是作相；宾四门，又兼任四岳；纳大麓，下摄山虞。圣人的功化神速，一人具备众人的能力，固然不能悬定为常格。周典分六卿，而各自率领其属，正是为了无求备于一人。所以当禽父【鲁公】立国之初，告诫他如此。
孟子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谨慎吗？”
朱熹集注说：“如不得已，是说谨慎到了极点。大概尊尊、亲亲，是礼的常道。然而尊者、亲者未必贤，则必须进用疏远的贤人而任用他，这是使卑者逾越尊者、疏者逾越亲者，不是礼的常道，所以不可不谨慎。”
左右都说贤，不可；诸大夫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