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四
非理者，以内府钱还之，没者给其家。
咸平六年，除天下逋租八万四千，释系囚四千一百六人。
译对于不合情理的案件，用内库的钱偿还给百姓，被没收的财产则发给其家属。
咸平六年，免除天下拖欠的租税八万四千，释放关押的囚犯四千一百零六人。
仁宗天圣元年蠲天下逋负
庆歴三年，诏辅臣议蠲减天下赋役。
庆歴七年三月，诏天下有能言寛恤民力之事者，有司驿置以闻。五月，蠲天下逋负。
【臣】按：宋真宗、仁宗之世，减赋役，蠲逋负者不一而足。诚以承五代之敝，继之以寛仁，累世之徳泽涵育，生长既庶且富，用财有节，时捐以予民，而无损于经费也。此其时，葢在汉文、景之间乎？及熈宁理财之説兴，遂多故矣。
【臣】又按苏轼论举催积欠之害，其畧曰：方今民荷寛政，无他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监司以催欠为职业，守令上为监司之所迫，下为胥吏之所使，大率县有监催千百家，则县中胥徒举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则此等皆寂寥无获矣。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葢无虚日，俗谓此等为县胥食邑戸。臣自頴移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食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臣度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轼之言絶痛，而故明万歴中大学士张居正亦请蠲积逋以安民生，极言带征钱粮之弊，其畧曰：所谓带征者，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也。夫百姓财力有限，即年嵗丰収，一年之所入，仅足以供当年之数，不幸遇荒歉之嵗，父母冻饥，妻子流离，见年钱粮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完累嵗之积逋哉？有司规避罪责，往往将见年所征那作带征之数，名为完旧欠，实则减新収也。今嵗之所减，即为明年之拖欠；见在之所欠，又是将来之带征。如此连年诛求无已，杼柚空而民不堪命矣。况头绪繁多，年分混杂，征票四出，呼役沓至，不才官吏因而猎取侵渔者往往有之，其敲扑穷民，朘其膏血以实奸贪之囊槖，孰若施旷荡之恩，蠲与小民，而使之皆戴上之仁哉？查万歴七年以前积年逋负几何？除金花银两系供御用，例不议免外，其余悉行蠲免，止将见年正供之数责令尽数完纳，有仍前拖欠者，将管粮官员比旧例倍加降罚。夫以当年之所入完当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办纳，在有司易于催征，闾阎免诛求之烦贪。吏省侵渔之弊，是官民两利也。是时居正当国，核名实，省议论，去浮淫之蠧，刷痿痹之习，一切治办归于富强。此疏力主蠲逋负，破去空文无益之苛征，督趣见在之实数，名美而利亦収。然臣以为此正管商足国之本谋，而于古帝王之廓然大度，心乎爱民者固未之及也。夫寛其已往之课，而严责见年之供，完纳尽数，而破分之意亡。降处倍加，而考成之法宻。居正自以为行之有公，私积贮颇有赢余之效，而不知民之财力亦竭于此矣。葢其始，民以积欠之刬除而得少苏，可以其费尽供本年之课，不久而力尽，则欠自如故也。夫积欠之由，皆缘课重，纵今嵗蠲之，而明年复欠，明年既欠，则带征如前，压积之多可胜既乎？宋初破分良法，葢亦深稔税之既重，而又以极重不可返，故不欲明有所亏减，而特寄寛恤于不十分登足之中，以少留不尽于民，犹近古者所谓缓与弛之遗意。若必欲取盈，固必不得之数也。然而有司迫于考成之法，其欲最也，则鞭挞以逞；其惧殿也，则揑报称完。重以司农之支拨，监司之督促，那移破冒，百弊丛生，展转数年，至于必不可掩覆，则仍归一欠；必不可穷诘，则仍归一蠲。是于国计毫无裨益，而民间之科费与有司之降革，不知几矣。有国家者诚欲恤民之财力，必也敛从其薄而后可。如其不然，则寛考成之法，寓破分之意，民其庶几乎？
哲宗初即位，诏中外臣庶许直言朝政得失，民间疾苦。司马光上疏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寒耕热耘，霑体涂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蚕妇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绩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収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塲，帛未下机，
译宋仁宗天圣元年，免除天下拖欠的赋税。
庆历三年，下诏让辅政大臣商议减免天下的赋税和徭役。
庆历七年三月，下诏说天下如果有能陈述宽恤民力措施的人，有关部门要安排驿马迅速上报。五月，免除天下拖欠的赋税。
【臣】按：宋真宗、仁宗在位期间，减少赋税徭役、免除拖欠赋税的事情不胜枚举。实在是因为承接五代以来的弊政，随后以宽厚仁爱治理，几代人的恩泽涵养培育，人口既多又富裕，使用财物有节制，时常拿出财物给予百姓，而没有损害国家的经费。这个时期，大概相当于汉文帝、汉景帝之间吧？等到熙宁年间理财的说法兴起，于是变故就多了。
【臣】又按：苏轼论述追缴积欠的危害，其大略说：如今百姓承受宽厚的政治，没有其他疾苦，只是被积欠的赋税压迫，如同背负千钧重物行走，能免于倒下已是侥幸了。监司把催缴欠税当作职业，地方长官上面受到监司的逼迫，下面被胥吏驱使，大抵县里有监催千百家，那么县中的胥吏全都高兴，每天有所收获。如果一旦免除，那么这些人就寂寥无获了。官府所得极少，而胥吏索取却无一日停止，俗话称这些人为靠县里胥吏吃饭的户。臣从颍州调任扬州，船经过濠州、寿州、楚州、泗州等地，所到之处麻麦如云，父老都有忧色，说丰年不如荒年。天灾流行，百姓虽然缺粮，缩减口粮，还可以生存；如果是丰年追缴积欠，胥吏守在门口，枷锁棍棒加身，那么百姓想死都不得。臣估计每州催缴欠税的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而言，这是常有二十多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如何能安居乐业？苏轼的话极其痛切，而明朝万历年间大学士张居正也请求免除积欠以安定民生，极力陈述带征钱粮的弊端，其大略说：所谓带征，是将多年拖欠的赋税搭配一定比例，同当年的钱粮一并催征。百姓财力有限，即使当年丰收，一年的收入，仅够供应当年的数额，不幸遇到荒歉之年，父母冻饿，妻子流离失所，当年的钱粮尚且不能办到，哪里还有余力偿还多年的积欠呢？有关部门规避罪责，往往将当年征收的款项挪作带征的数额，名义上是偿还旧欠，实际上是减少新收。今年所减少的，就成为明年的拖欠；现在所欠的，又是将来的带征。如此连年索取不止，织机空而百姓不堪忍受了。况且头绪繁多，年份混杂，征票四处发出，呼役接连到来，无能的官吏趁机搜刮侵吞的往往有之，他们拷打穷民，榨取膏血来充实奸贪的口袋，哪里比得上施予旷荡的恩德，免除小民的赋税，而让他们都感戴皇上的仁恩呢？查万历七年以前多年的积欠有多少？除了金花银两是供应御用，按例不议免除外，其余全部免除，只将当年的正供数额责令全部完纳，有仍前拖欠的，将管粮官员按旧例加倍降罚。用当年的收入来完纳当年的供应，对百姓来说容易办到，对有关部门来说容易催征，民间免除索取的烦扰，官吏省去侵吞的弊端，这是官民两利。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核实名实，减少议论，去除浮滥淫逸的弊病，扫除萎靡不振的习气，一切治理都归于富强。这道奏疏极力主张免除积欠，破除空文无益的苛征，督促征收现有的实数，名义美好而利益也收到。然而臣认为这正是管仲、商鞅使国家富足的根本谋划，而对于古代帝王那种廓然大度、心中爱民的情怀，本来就没有达到。放宽过去的赋税，而严责当年的供应，完纳全部，而破分的意思就消失了。降罚加倍，而考成的方法严密。张居正自以为执行公正，私人的积蓄颇有盈余的效果，却不知道百姓的财力也在这里耗尽了。大概起初，百姓因为积欠的铲除而得以稍作喘息，可以用其费用全部供应本年的赋税，不久力气用尽，那么欠赋又像原来一样。积欠的原因，都是因为赋税沉重，纵然今年免除，明年又欠，明年既欠，那么带征像以前一样，积压之多能穷尽吗？宋朝初期破分的好方法，大概也是深知赋税已经沉重，而又以极重不可返回，所以不想明显有所亏减，而特意寄托宽恤于不十分足额之中，以稍微留下不尽于民，还接近古人所说的缓与弛的遗意。如果一定要取足，本来就不能得到的数额。然而有关部门迫于考成的方法，想要最优，就用鞭打逞快；害怕殿后，就捏报称完。再加上司农的支拨，监司的督促，挪移冒领，百弊丛生，辗转数年，到了不可掩盖，就仍然归于一次欠；不可穷究，就仍然归于一次免。这对国家财政毫无益处，而民间的科费与有关部门的降革，不知有多少了。有国家的如果真想要体恤百姓的财力，一定要征收从薄然后才可以。如果不这样，那么放宽考成的方法，寓含破分的意思，百姓大概可以了吧？
哲宗刚即位，下诏让中外臣民允许直言朝政得失，民间疾苦。司马光上奏说：“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苦。寒天耕作，热天除草，身体沾湿，双脚涂泥，顶着太阳工作，顶着星星休息。蚕妇处理茧子，绩麻纺纬，一缕一缕地绩，一寸一寸地成，他们的勤劳到了极点。而又水旱霜雹蝗灾间或为害，侥幸收成，公私的债务交争互夺，谷物未离开场地，丝帛未下织机，
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敛之臣于租税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赏。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収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不可不念者【臣】按：书言「率乃祖攸行」，诗人颂成王能昭明前人之烈。夫子亦曰：「孟庄子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宋哲宗时，司马光居政府，刬除新法畧尽。或谓光曰：「熈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其后绍圣继述之论，果不出或人所料。光此疏正言新法之弊，如或者之意，将新君即位于熈丰之臣与政一无所改，谓之率祖父昭明前烈乎？夫子之称庄子，正恐旧徳在朝，前规未替，官家另用一番人，便欲更张庶事耳，岂干蛊承考之谓哉？且夫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天子之孝也。天下共苦新法之臣，而怨恶之久矣，犹且因循不变，斯则陷父于不义者耳，安得谓之继述哉？
译这并非是因为百姓所吃的糠麸不够，所穿的粗布短衣不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务农，不知道除了耕种田地之外，还有什么谋生的道路罢了。更何况那些聚敛财物的臣子，在租税之外，巧取豪夺，花样百出，以此邀功请赏。青苗法强行发放贷款并重重征收，要求用陈粮抵债、缴纳新粮；免役法苛刻盘剥贫困百姓，供养那些不劳而获的人；保甲法使百姓从事非本业的劳役，保马法使百姓陷入无益的耗费之中，这是不能不深思的。臣按：《尚书》说“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诗经》赞颂周成王能够彰显前人的功业。孔子也说：“孟庄子不改变他父亲的臣属和政令，这是难能可贵的。”宋哲宗时期，司马光在政府任职，几乎将新法全部废除。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丰年间的旧臣多是奸巧小人，日后如果有人用父子之情的道理离间皇上，那么祸患就会发生了。”司马光严肃地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于是天下人放心地说：“这是先帝的本意。”后来绍圣年间关于继承先帝遗志的议论，果然不出那个人的预料。司马光这道奏疏直言新法的弊端，如果像那人所担心的那样，新君即位后对熙宁、丰年间的臣属和政令一概不作更改，这能叫遵循祖父、彰显前人功业吗？孔子称赞孟庄子，正是担心朝廷中有旧德之人，前代的规范尚未废弃，一旦朝廷另用一班新人，便想要变更各项事务，这难道是所谓继承父业、完成父志的意思吗？况且爱护亲人的人，不敢厌恶他人，这是天子应有的孝道。天下人共同苦于新法的臣子，并且怨恨厌恶他们很久了，如果还因循守旧不变，这就是使父亲陷入不义境地的人，怎么能称之为继承先帝遗志呢？
高宗绍兴十八年秋七月，寛诸郡杂税。
帝曰：「人知取之为取，而不知予之为取。若稍与展免，俟家给人足，税敛自然易办。」于是蠲庐、光二州上贡钱米，汀、漳二州秋税，处州三县被水民家防绢，鄂州旧额绢各一年。又蠲四川积贷常平钱十三万缗，京西路请佃田租及州县塲务税钱。
【臣】按高宗此举诚属寛政，但上下之间本同一体，有所蠲贷，出乎谊之不容已，固无暇用心于后此之得与失也。《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当其予之，岂复计及于取之也哉？家给人足，税敛易办，理势自然如此，特不必预为之计较耳。一生计较，则是处心积虑，存乎取而非父母斯民之道也。
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进封事曰：今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不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脇之。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监司明谕州郡，郡守明谕属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务催督财赋，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税外无名之赋尚未论也【臣】按：法有至便于民而卑之无甚高论者，破分之与缓税限也。古者公田百亩，而以二十亩为民庐舍、井灶、葱韭，皆于是乎取焉，则是以十分为率，田租止収其八分也。正卒之外为羡卒、为余夫，未尝尽发也，必四酺之歳乃三日，未尝竭作也，则是军赋力征亦恒十用其七八也。今者租庸调率科其全以为两税矣。古之地有一易、再易、不易者，今则概不易矣。所以责于地力者，古常不尽而今尽也。又况防潴之废壊乎？古者春秋补助，不责偿于民，为借其力，故非水旱之歳也。今也不足不给，能尽行补助乎？惟有破分之法，犹可以恤民之财力，而寛吏之考成。至于税限之不可不缓者，必夏税六月起征，秋粮十一月起征，而后可以谓之行两税也。臣于陆贽疏、周世宗诏已述其概矣。更有可议者，各处节▯早晩不同，且有全不借桑麻者。陆田之入重于夏麦，水田之入重于秋禾，其间复须等差分别。至于起征之后，陆续输纳，要以新陈相代为▯，不过于内帑取办一歳之经费，而万世之良法可成。或谓如此则与蠲天下一歳之田租何异？殊不其然，蠲则非常之惠，他时不可以为继；缓则经久之筭，后世可遵守也。信能行此二者，则虽尧舜禹汤文武复起，亦必以两税取民矣。
元太宗【世祖至元八年改国号曰元太宗即称元者追叙之也】八年，初括中原民户，定赋税。初，防古惟事进取，所降之户，因以与将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统摄。至是，诏括户口，以大臣欢托和领之，民始▯州县。时羣臣共欲以丁为户，耶律楚材不可。楚材曰：「自古有天下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太宗从楚材之议。楚材又定赋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受赐贵戚功臣之家。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亩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每银一两四十斤已上，以为永额。朝臣皆谓太轻，楚材曰：「将来必有以利进者，则以为重矣。」
【臣】按楚材之言，合于古人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者也。今观其所定田赋上、中、下之差，于水田之额为特重也，犹不过亩五升，较之后世，可谓极轻矣。
成宗大徳九年，定歳课三十取一。
【臣】按：元成宗即位，多善政。此年以前，弛江西银冶课额，禁侵扰农桑者，禁诸王、驸马夺民田，仍禁民间以公私田土呈献及受其献者。此年以后，省民出公田租，皆有恤民之心。而三十取一，乃古来史册所不数见者。臣故独表而出之。
以上薄税敛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五
天子之孝
薄税敛
户口附
周礼秋官司寇司民【官名】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嵗登下其死生。
郑康成注曰：「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
译宋高宗绍兴十八年秋七月，宽免各郡的杂税。
皇帝说：“人们只知道索取是索取，却不知道给予也是索取。如果稍微给予减免，等到百姓家给人足，税收自然容易征收。”于是免除庐州、光州两州进贡的钱米，汀州、漳州两州的秋税，处州三县遭受水灾百姓家中的防绢，以及鄂州旧额度的绢各一年。又免除四川积欠的常平钱十三万缗，京西路请求佃种的田租以及州县场务的税钱。
【臣】按：高宗此举确实属于宽厚的政治，但上下之间本为一体，有所减免借贷，出于道义上不能不这样做，本来就没有闲暇去计较后来的得失。《易经》说：“自上而下，其道大光。”当给予百姓时，哪里还会计较索取呢？家给人足，税收容易征收，理势自然如此，只是不必预先去计较罢了。一生都在计较，那就是处心积虑，心存索取而不是像父母那样爱护百姓的道理。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说：如今户部经费缺乏日益严重，督促催缴日益严厉，以至于废除了祖宗以来破分（按比例减免）的良法，而一定要以十分足额征收为限，认为不足，又制造比较监司、郡守政绩优劣的方法，来诱导胁迫他们。于是内外跟风，竞相苛刻急切，监司明确告知州郡，郡守明确告知属县，不必关心民事，只务求催督财赋，这是民力之所以重新困顿的根本，而税外无名目的赋税还没有论及。【臣】按：有对百姓极为便利且无需高谈阔论的法令，就是破分和缓征税期限。古代公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作为百姓的庐舍、井灶、葱韭，都从这里取用，这就是以十分为比率，田租只征收其八分。正卒之外还有羡卒、余夫，不曾全部征发，必定四年才服役三天，不曾竭尽劳力，这就是军赋力役也常常只使用其七八分。现在租庸调一律按全额征收作为两税了。古代土地有一易、再易、不易的区别，现在则一概不再轮休了。所以对地力的要求，古代常常不尽而今天竭尽了。更何况堤防池塘的废坏呢？古代春秋补助，不向百姓要求偿还，因为借用了他们的劳力，所以除非是水旱灾年。现在不足不给，能完全实行补助吗？只有破分之法，还可以体恤百姓的财力，而宽缓官吏的考核。至于税限不可不缓的，必定夏税六月起征，秋粮十一月起征，然后才可以说是实行两税。臣在陆贽的疏、周世宗的诏书中已经叙述其大概了。更有可议的是，各地节气早晚不同，而且有完全不依赖桑麻的地方。旱田的收入重于夏麦，水田的收入重于秋禾，其间又需要等差分别。至于起征之后，陆续缴纳，要以新陈相代为度，不过在内帑取办一年的经费，而万世的良法可成。有人说这样与免除天下一年田租有什么不同？完全不是这样，免除是非常的恩惠，其他时候不可以延续；缓征是经久的打算，后世可以遵守。确实能实行这两者，那么即使尧舜禹汤文武再兴起，也必定用两税向百姓征收了。
元太宗【世祖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元，太宗即称元者是追叙的】八年，初次清查中原民户，确定赋税。起初，蒙古只从事进取，所降服的户口，就给予将士，从一社的百姓，各自有所归属，不相统摄。到这时，诏令清查户口，由大臣欢托和统领，百姓才开始归属州县。当时群臣都想以丁为户，耶律楚材不同意。楚材说：“自古拥有天下者，不曾以丁为户。如果果然实行，可以缴纳一年的赋税，随即就会逃散了。”太宗听从楚材的意见。楚材又确定赋税，每两户出一斤丝，以供官府使用；五户出一斤丝，给予受赐的贵戚功臣之家。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等田三升，下等田二升半，水田每亩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每四十斤以上值银一两，作为永远定额。朝臣都认为太轻，楚材说：“将来必定有以利进言的人，那时就认为重了。”
【臣】按：楚材的话，符合古人所说的“制定法令从宽，其弊端还贪婪；制定法令贪婪，弊端将如何”的意思。现在看他所确定的田赋上、中、下的差别，对水田的额度特别重，也不过每亩五升，与后世相比，可以说是极轻了。
元成宗大德九年，确定岁课三十取一。
【臣】按：元成宗即位，多有善政。这一年以前，放松江西银冶课额，禁止侵扰农桑者，禁止诸王、驸马夺取民田，仍然禁止民间以公私田土呈献及接受其献的人。这一年以后，免除民出公田租，都有体恤百姓之心。而三十取一，乃是古来史册所不常见的。臣所以单独表彰它。
以上薄税敛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三十五
天子之孝
薄税敛
户口附
《周礼》秋官司寇司民【官名】掌管登记万民的数量，从长出牙齿以上都书写在版籍上，辨别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区分男女，每年登记增减其死生。
郑康成注说：“登是上。男八月，女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