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七

译匡正补救他的过错，言辞温和敦厚、明晰善辩，不令人感到愉悦并深思吗？就像唐德宗在奉天时，陆贽反复开导，德宗往往听从采纳。陆贽对于德宗，这就可以符合“纳约自牖”这一卦辞的占断含义了。

译睽卦九二爻：在巷中遇到君主，没有灾祸。

张栻说：“在巷中遇到君主，巷是曲折的小路。有人认为向君主进谏，应当竭尽委婉曲折的道理，这是不对的。程颐说：‘用至诚去感动他，尽力去扶持他，阐明理义以启发他的认知，杜绝蒙蔽迷惑以诚正他的意念，像这样委婉曲折地迁就他，期望达到明信而后停止。’这就是所谓的委婉曲折。所以孟子说：‘引导他的君主走上正道。’”

臣按：九二与六五是君臣的位置，当处于时势乖离之时，九二唯独遇到六五这位君主。《彖传》所说的“得中而应乎刚”，其君臣相互依赖的殷切，不拘泥于殿堂台阶的常规名分，正与坎卦的“纳约自牖”相类似。然而，相遇并非歪曲正道以求苟合，巷路并非邪僻的捷径，所以必须像程颐所说的那样，然后才可以谈论“不欺骗”，然后才可以谈论“诚信而后进谏”。

《尚书·舜典》：“咨询四岳，打开四方之门，使四方之目明亮，使四方之耳通达。”

孔颖达疏说：“告祭宗庙完毕后，于是向四岳之官谋划政治。所谋划的是打开四方之门，大为拓宽仕途，招致众多贤才。使四方之目明亮，让他们为自己远观四方。使四方之耳通达，让他们为自己远听四方。恐怕远方有所壅塞，让他们为自己尽闻尽见。”

臣按：孔颖达又说：“眼睛看苦于不明，耳朵听贵在及远。明是指所见广博，达是指听得深远。二者互相补充，所以总括其意，说在四方广开视听，使天下没有壅塞。天子的听闻见闻，在下必然通过近臣，四岳是亲近的官员，所以与他们谋划此事。那么天子的近臣，明目达聪，壅塞闻见，也都通过他们了。所以舜既然已经咨询四岳，而在任命官员的末尾，又任命龙为纳言，让他听取下层的言论，呈报给上面，接受上面的言论，宣示给下面，想要他遏绝谗言而陈述忠言，早晚出纳，如同早晨奏闻而晚上批复。这就是兼听并观，而杜绝近臣壅塞的祸患。虽然唐虞时代政治极其清明，但防范奸邪的道理，难道比后世疏漏吗？”

《征》（《夏书》篇名《仲康命》）侯征羲和誓众之辞：每年孟春，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员互相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之事以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国家有常刑。孔颖达疏说：“君主应当谨慎以敬畏上天，臣子应当守职以辅佐君主。先王担心他们不这样，所以大开进谏诤之路。每年孟春，遒人之官拿着木铎在道路上巡行，以号令臣下，使在位的众人互相规劝缺失。百工虽然低贱，让他们执掌其技艺之事以进谏君上的过失。如果有违背进谏不恭谨的，国家则有常刑。”

臣按：蔡沈说：互相规劝，就是互相教诲。孔氏说“相规相平”等语，平等有缺失，自己尚且互相规劝，可见君上的过错必然进谏了。百工被派遣制作器物，见到其淫巧不正当，执掌此道进谏。蔡氏元度说：周景王将要铸造无射钟，伶州鸠进谏说：“耗费财力，疲敝百姓。”鲁庄公漆柱刻梁，匠庆进谏说：“对君主没有益处，而废弃前人的美德。”执掌技艺以进谏，这类就是。孔氏说百工的职位，尚且命令进谏，那么百工以上，不得不进谏了。《征》以不能规谏为不恭敬，孟子责难君主叫做恭敬，意思本于《尚书》。古时候进谏没有专职官员，而周官保氏掌管进谏君王的恶行，大概官师百工乃是人参与政治，偶尔因事进献忠诚，而师保教导善行进谏恶行，共同纠正其非正之心。至于经书说天子有争臣七人，不是说设置官员只有这个数目，大都是说举朝都沉默，得到七个人来夹辅，不至于臣子都顺从命令而陷入不义。

《伊训》：听从进谏不违逆，先民于是顺从。

臣按：这是承接上文先王开始修明人伦纲纪的文字，大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朋友，是做人的纲纪。成汤反躬自省达到圣境，不敢自认为自身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尽善，有过错就改正，听从进谏如流水，必然顺从先民的话。所以伊尹举此来训诫太甲，《仲虺之诰》说：“用人只靠自己，改正过错不吝惜，这是听从进谏不违逆的实际。”我听说：“能自得老师的人称王，认为别人不如自己的人灭亡。喜欢发问则宽裕，自以为是则狭隘。”这是又用所听说的古语告诉他。而《商颂》说：“自古在昔，先民有所作为，早晚温和恭敬，执掌事务有恪尽职守。”都是顺从先民的证据。

太甲有话说：“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道；顺从你心意的话，一定要寻求其中的非道。”

臣按：蔡沈传曰：“耿直的话，人难以接受；顺从的话，人容易听从。大概只有勤勉敬重其德行，才能辨别顺逆，而寻求义理的恰当。如果太甲未能改变的时候，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仪，以致迅速招致自身的罪过，那么不体恤保衡，固然听到他的话而违背心意。也一定有左右近习顺从心意的言语，来迷惑他的听闻，这就是制定不匡正之刑的原因。”

《说命》上：“说回复君王说：只有木材顺从墨线，才能端正；君王听从进谏，才能圣明。君王能够圣明，臣子不命令其承受什么，敢不恭敬顺从君王的美命。”

陈栎说：“君主圣明臣子正直，引导人进谏，在于德行不在于言语。君王

译拥有圣明的德行，就会有采纳谏言的实际行动，即使没有命令，也会进谏；能够像江海一样容纳百川，何必担忧百川不归顺呢？君主没有圣明的德行，没有采纳谏言的实际行动，即使命令他进谏，也不会进谏；就像容器已经装满，水还能从哪里注入呢？高宗以接受教诲、辅佐德行为命令，深知辅佐君主的根本所在。傅说以顺从谏言来成就圣德，从而完成使命，尤其懂得成就君主的根本所在。

译臣认为：高宗任命傅说为相，其任命辞首先说早晚进献教诲，以辅助我的德行，最后说只有与你的僚属同心协力，来匡正你的君主，并重申要敬重我此时的命令，务必善始善终，这是回答敬重我此时命令的话语。君主听从劝谏，就像木材顺从墨线一样，木材并非生来都端正，君主并非生来都圣明，木材的端正是由墨线使之如此，所以不能不顺从墨线；君主的圣明是由劝谏使之如此，所以不能不听从劝谏。然而一定要有接受劝谏的实际行动，然后才有敢于劝谏的大臣，像后世应诏陈述意见却因过于切直而获罪被斥退的人，那么虽然名义上命令他们，实际上却是拒绝他们了。所以傅说又说不命令他们顺承，再次敬重我此时的命令，使君主以听从劝谏的道理反过来要求自己。

《无逸》篇中，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尚且互相告诫，互相保养爱护，互相教导。百姓没有谁敢互相欺骗夸大、制造幻象。”

蔡沈传曰：“叹息说古人德行已经盛大，他们的臣子尚且互相告诫，互相保养爱护，互相教导。保养爱护，是保养并顺从其意，不仅仅是告诫而已。教导则有规正成就的意思，又不仅仅是保养爱护而已。正因为如此，所以视听思虑没有遮蔽阻塞，好恶取舍明白而不违背，所以当时的百姓没有谁敢欺骗夸大、制造幻象。”臣认为：告诫、教导，相当于传授道德义理，引导教训；保养爱护，相当于保护他们的身体。推而广之，就是师傅保的职责任务，而臣子都互相这样做。这正是殷高宗所说的‘防止不同心，来匡正你的君主’。忠言纷纷进献，那么邪说就不能流行，所以欺骗迷惑的话不能进入君主的耳朵。否则欺骗夸大不停止，就会变成诅咒，安危就在反掌之间了。

《诗经·大雅·板》第一章说：“上帝反复无常，下民全都病苦。说话不合道理，谋划短浅近利。没有圣人依靠，狂妄无所依系。不诚实于真诚。谋划短浅近利，因此大力劝谏。”

辅广说：正道，是常道。遵循常道，百姓就安宁；违背常道，百姓就病苦。现在上天既然完全违背常道，那么百姓怎能不全都病苦呢？话，是言语；犹，是谋虑。不合道理，就是背离事理伤害道义。短浅近利，就是只考虑眼前的计策。人心知道有圣人，那么行动都有依据，所以说话不敢不合道理，谋划不至于短浅近利。现在说话不合道理，谋划短浅近利，那么没有圣人依靠、狂妄无所依系就可以知道了。既然已经狂妄无所依系，那么所做的事都是虚妄。所以说：不诚实于真诚。不合道理、短浅近利，都是虚妄者的行为。

第四章说：“上天正在降灾，不要嬉笑戏谑。老人诚恳告诫，小子骄横傲慢。不是我年老妄言，是你把忧患当作戏谑。灾祸将如火势炽盛，不可救药。”

臣认为：《小序》说，这是凡伯讽刺周厉王的诗，不敢直斥王，而称上帝，称天，后来又呼僚友而切责他们，又说他们与自己职事不同，大概一定是王所用事的人。经书说：“天子有七个诤臣，即使无道也不失天下。”厉王的臣子，只有召穆公、凡伯二人而已。可忧的事，应当操心忧虑，早晚恭敬恐惧地对待它，不可当作戏谑。如果把可忧的事当作戏谑，就是喜欢忧患。可忧却喜欢，多行不义，将像火烧原野，不能救止。这是老成之人心里知道可畏，而诚恳相告的原因。

《左传》记载，齐侯打猎回来，晏子在遄台侍奉，梁丘据驾车赶来拜见。齐侯说：“只有据与我和谐吗？”晏子回答说：“据也只是相同罢了，怎么能叫和谐？”齐侯说：“和谐与相同有区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区别。和谐就像羹汤一样，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煮鱼肉，用柴火煮它，厨师调和它，用味道来调配，补充不足的，减少过多的。君子吃了它来平和内心，君臣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行的其中有不可行的，臣子进献不可行的方面来成就可行的；君主认为不可行的其中有可行的，臣子进献可行的方面来去除不可行的。因此政治平和而不相干犯，百姓没有争心。所以《诗经·商颂》说：‘也有和羹，戒备平和，总揽大政，没有争心。’先王调和五味，和谐五声，用来平和内心，成就政治。声音也像味道一样：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互相成就。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低、出入、周密稀疏，互相调剂。君子听了它来平和内心，内心平和德行和谐。所以《诗经·豳风》说：‘德音不缺失。’现在据不是这样，君主认为可行的，据也说可行；君主认为不可行的，据也说不可行。如果用水加水，谁能喝它？如果琴瑟只弹一个音，谁能听它？相同是不可以的，像这样。”

译臣认为，齐景公曾经喜爱晏子的言论，从而兴起补济不足的政策，命令太史创作君臣相互愉悦的音乐。晏子之所以能够进献君主的不善之处以成就君主的善政，进献君主可以去除的过失以消除君主的恶行，所以他的诗说：“劝勉君主有什么过错呢？”孟子说：“劝勉君主的人，是喜爱君主的人。”在这个时候，晏子对于景公可以说是和谐了。如果君主认为对的就跟着说对，君主认为错的就跟着说错，像梁丘据那样，就一定不能挽回君主流连荒亡的意志，从而成为先王那样的典范。这一年，齐侯患疟疾，满一个月都没有痊愈。诸侯派来问候疾病的宾客，都住在梁丘据、裔欵这两个宠幸的大夫那里。齐侯想要诛杀祝史来推辞宾客，把这话告诉了晏子。晏子说：“苛刻的政令是百姓所痛苦怨恨的，亿万百姓都在诅咒，祝祷有益，诅咒也有损害，这不是诛杀祝史所能治理的。”景公很高兴。听从了晏子的话，让有关部门放宽政令，拆除关卡去除禁令，减轻赋税免除逋债。在这个时候，晏子对于景公，又几乎可以说是和谐了。在遄台游玩时，景公却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那么景公只知道那种对就说对、错就说错的人叫做和谐，而对于晏子的言论虽然听从了，却未必喜爱。哪里有所谓君臣相互愉悦的呢？君主有听取言论的美名，往往不是出于诚心。然而唐太宗对于魏征，常常退朝后盛怒（见于正宫），他们君臣的友好不能始终，本来就不必等到仆碑（魏征去世，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书写在石上，后来因为魏征曾经推荐杜正伦、侯君集，怀疑他结党营私，又有人说魏征自己抄录前后谏言给起居郎褚遂良看，更加不高兴，推倒了所写的碑）的那一天。所以，如果不是德行一致、心意相同，就不足以谈论和谐了。

译《国语·周语》记载：周厉王暴虐，国都的百姓公开指责他。召公向厉王报告说：“百姓已经无法忍受政令了。”厉王发怒，找来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指责他的人，只要巫师报告，就把那人杀掉。国都的百姓没有人敢说话，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示意。厉王很高兴，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指责了。”于是百姓不敢再说话。召公说：“这是堵塞言论。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危险。河流被堵塞而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是这样。所以治理河流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顺畅；治理百姓的人，要引导他们发表言论。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让公卿直到列士进献讽谏的诗歌，乐官进献乐典，史官进献书籍，太师进献箴言，赋官诵读公卿列士所献的书籍，蒙官诵读箴谏之语，百工进谏，平民传递舆论，近臣尽力规劝，亲戚补察过失，乐官和史官进行教诲，老臣修明这些教诲并上报给天子，然后天子斟酌采纳，因此政令施行而不违背情理。百姓有嘴，就像土地有山川一样，财富物资从这里产生；又像土地有高原、低地、平坦肥沃的地方一样，衣食从这里生长。嘴巴发表言论，善恶成败从这里显现。施行善政而防备败坏，是用来增加财富物资和衣食的。百姓在心里思考而在嘴上表达，形成意见并付诸行动，怎么能堵塞呢？如果堵塞他们的嘴，那能维持多久呢？”厉王不听。于是国都的百姓不敢说话，三年后厉王被流放到彘地。

【臣】认为召公就是召穆公虎。厉王时期，赋税繁重，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轻易犯法作乱，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兴起盗寇暴虐。所以召穆公创作《民劳》这首诗，来讽刺厉王。其中《板》诗八章，小序说“凡伯讽刺厉王”。现在从卫巫监视指责这件事来看，召公的劝谏，也只是说“堵塞百姓的嘴”不可行罢了，不敢直接陈述百姓无法忍受政令的事实。《民劳》是同僚之间互相告诫的话，《板》是严厉责备同僚。召公、凡伯，是亲近贤能的旧臣，按理可以直言极谏并尽力挽救，却不敢直接进谏，而是姑且责备同僚让他们听到。难怪国都的百姓不敢说话，最终酿成祸患。

《晋语》中范文子（士燮）说：“兴盛的君王奖赏进谏的大臣，昏乱的君王惩罚他们。我听说古代的君王，政治道德已经成就，又听取百姓的意见，于是让乐官在朝廷诵读谏言，在位的大臣进献诗歌，让不要迷惑于采风，听取市井的传言，辨别谣谚中的吉凶，在朝廷考察百事，在路上询问指责和赞誉。有邪僻就纠正它，这是尽到警戒的方法。先王痛恨这种骄傲。”

【臣】认为：兴盛的君王奖赏进谏的大臣，昏乱的君主惩罚他们。这两句话，是千古以来国家兴衰治乱的大要。彘地的祸患，成于监视指责；尽到警戒的方法，必须听取百姓的意见，难道不是这样吗？凡是民风、市井言语、童谣之类，以至怨恨、诅咒的话，其中有道理存在，都是我的进谏大臣。听到并改正，奖赏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易经·咸卦》象辞说：“君子以虚心接受他人。”只有虚心，才能采纳进谏的好处。所以说：“先王痛恨这种骄傲。”

《楚语》记载：楚灵王暴虐，白公子张屡次进谏。灵王对此感到厌烦，对史老（楚子亹）说：“我想停止子张的进谏，该怎么办？”史老回答说：“任用他确实难，停止他容易。”您劝谏君王，就说：“我左手拿着中宫，右手拿着殇宫，凡是各种箴谏，我都听完了，难道还要听其他话吗？”白公又像史老说的那样劝谏灵王，回答说：“从前殷朝的武丁能够恭敬他的德行，达到神明的境界，进入黄河，从黄河到亳都，于是三年沉默思考道理，已经得到道理，还不敢专断，派遣使者广泛寻求圣人，已经得到并作为辅佐，又担心他荒废遗失防备，所以让他早晚规劝教诲箴谏说：‘一定要共同修明我，不要抛弃我。’现在君王或许比不上武丁，却厌恶规劝进谏的人，不也很难吗？”灵王感到不安地说：“你再次告诉我，虽然不能任用，我愿意把它放在耳边。”史老回答说：“依赖君王的任用，所以这样说，不然的话，巴浦的犀牛、牦牛、兕、象，难道能穷尽吗？那又用规劝来塞住耳朵呢。”

【臣】认为：这说明君主不仅仅以接受直言、容纳直臣为美德，而任用他们确实难。灵王听到白公的话感到不安，说：“虽然不能任用，愿意把它放在耳边，是这样吗？”与他交谈而不能通达，拒绝他而不接受，是有间隔的。白公说：“不能任用他，这就如同用规劝来塞住耳朵了。”所以灵王没有杀害进谏大臣的恶行。州来之役，右尹子革诵读《祈招》这首诗来劝谏灵王，灵王被他的话感动，以至于吃饭不吃、睡觉不睡好几天，这不仅仅是愿意把它放在耳边了。最终不能克制自己，以至于遭遇灾难。所以任用他们确实难。孔子说：“古书上记载：‘克制自己，回归礼，就是仁。’”确实好啊！楚王如果能这样，难道会在干溪受辱吗？

《论语》中孔子说：“合乎法度的话，能不听从吗？改正错误才是宝贵的。顺从心意的话，能不高兴吗？推究其理才是宝贵的。高兴而不推究，听从

译却又不改正，我也对他没有办法了。

译臣认为，人必定有秉持常道的本性，所以如果不是沉溺于恶行而毫无顾忌的人，阐明大义并正直地告诫他，没有不听从的；委婉曲折地开导他，没有不高兴的。然而，如果物欲坚固强烈，就不能顺从道理；如果志气昏沉懒惰，就不能反求诸己，所以最终不能改过自新。朱熹说：“就像汉武帝见到汲黯的直谏，非常敬重忌惮，甚至在帐中批准了他的奏章，这可以说是听从了。然而汉武帝内心多欲而外表施行仁义，难道不是表面顺从吗？就像孟子谈论好货、好色，齐王难道不高兴吗？如果不知道改过自新，就只知道古人所说的‘好色’，不知道它能使宫内没有怨妇、宫外没有旷夫；只知道古人所说的‘好货’，不知道它能使居住的人有积仓、出行的人有干粮。”后来孔子又说：“忠诚难道能不教诲吗？”集注说：“忠诚却不教诲，那是妇人和宦官的忠诚。”这是引用《诗经·大雅·瞻仰》中“不是教导不是教诲，只有妇人和宦官以此为准则”的意思。然而，礼制规定三次劝谏不听，就离开。子游说：“侍奉君主过于频繁，就会受到侮辱。”君主知道臣下纳谏是忠诚，又知道有不可则止的道理，那么就会听从并改过自新，就不会陷入不义了。

《中庸》说：舜喜欢请教并且喜欢考察浅近的话，隐藏别人的恶行而宣扬别人的善行。

朱熹说：“即使是浅近的话语，没有不蕴含至理的。人们所忽视的，舜却喜欢考察，如果不是洞见道的本体，没有精粗的差别，不能做到这样。”孟子说：“从耕种、制陶、捕鱼，到成为帝王，没有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的。”又说：“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开江河一样，充沛盛大，没有人能阻挡。”这都是喜欢考察浅近话语的实际表现。伊川先生说：“深入道之后，即使听到常人的话语，没有不是至理的。”又说：“善言，就宣扬它；不善的言，就隐藏它。那么善的人就更乐于告诉善，而不善的人也没有惭愧而不惜言语。求善的心如此广大光明，人们怎么能不尽言来告知，而我怎么能不尽听人们的言语呢？”

孔子说：“人们都说我聪明，却被驱赶进入罗网、机槛、陷阱之中，却不知道躲避。人们都说我聪明，选择中庸之道，却不能坚持一个月。”

臣认为：大圣人的心事，只是与自以为聪明的人相反罢了。一旦有自以为聪明的心，就会自以为是而不喜欢请教，认为浅近的话不值得听，暴露别人的恶行而遮蔽别人的善行。楚灵王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拿着殇宫，所以招致干溪的耻辱，难道不是自投罗网、机槛、陷阱之中吗？中庸之道，广大光明，离开这个都是罗网、机槛、陷阱。不做舜，就做自以为聪明的人。凡是掩饰错误、拒绝劝谏而导致覆亡的，都自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起初询问考察隐藏恶行、宣扬善行的意义，朱熹的说法已经很完备了。

孟子说：禹听到善言就拜谢。

臣认为《禹拜昌言》见于《尚书·大禹谟》《皋陶谟》。一是舜命令禹征讨三苗，已经誓师前往讨伐，而益赞美禹以修德，禹听到益的话，心领神会，屈己拜谢。一是帝舜上朝，禹、皋陶在帝前交谈，皋陶陈述谋略以谨慎自身、修身思远，发端禹就拜谢。孟子根据《尚书》的文辞来推究其意，说禹听到善言就拜谢。以禹的不自夸自满，而益还以满招损、谦受益为言，皋陶则说智仁两尽，即使像欢兜那样的党恶者不足担忧，像有苗那样的昏迷者不足迁徙，以及那些好言善色、大包藏奸恶者不足畏惧。大概益、皋陶造道的精微，所言之深远，大禹乐善之心，真见自己不及而拜谢。

汉文帝每次上朝，郎官和随从官员上书，没有不停下车接受他们的言论的。言论不可用，就搁置；言论可用，就采纳。没有不称赞好的。

二年五月，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的旌旗，诽谤的木柱，用来通达治国之道，招来劝谏的人。现在法律有诽谤、妖言的罪名，这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君主没有途径听到过失，将如何招来远方的贤良？废除这些罪名。”

臣认为：汉文帝停车接受言论，隐藏恶行、宣扬善行，他谦抑虚受的气象，后世没有超过他的。查考高帝一章的法律，已经除去了诽谤、偶语的法规，而二年五月的诏书说：“现在法律有诽谤、妖言的罪名”，或许入关之初，只与父老口头约定，而没有来得及删去律文，所以如此。进善的旌旗，应劭说：“是旌幡。尧设在五达之道，让民进善。”如淳说：“想要进善的人，站在旌旗下说话。”诽谤的木柱，服虔说：“尧作在桥梁午柱头。”应劭说：“桥梁边板，用来书写政治的过失。”郑康成注礼说：“一纵一横为午，谓以木贯穿柱子四出，即现在的华表。”大概到秦朝都去掉了，孝文帝才命令重新设立。估计当时一定有立旌书木的人，史书简略而没有记载。后世也有诏令公车设谤木、肺石二函，以及在阳武门外放置纸笔，以求得失的不少，最终只是繁文缛节罢了。

武帝正招揽文学儒者，皇上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回答说：“陛下内心多欲而外表施行仁义，怎么想要效仿唐虞的治理呢？”皇上沉默，怒色变色而罢朝。公卿都

译（大家）为汲黯感到恐惧。皇上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汲黯的愚直也太严重了。”群臣中有人多次责备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等辅佐的臣子，难道是让他们顺从迎合、顺承圣意，从而陷君主于不义的境地吗？况且自己既然身居其位，即使爱惜自身，又怎能忍受使朝廷蒙受耻辱呢？”

译臣认为：汉武帝了解汲黯，却不能重用他；汲黯也因为屡次直言极谏，不能在朝廷中枢久居。大概是因为内心欲望众多，而外表施行仁义，正不能接受尽忠直言的实情啊。欲望众多就不能自我克制，不能自我克制，那么违逆心意的话必定难以听进去，顺从心意的话必定容易听从。虽然汉武帝把汲黯视为社稷之臣，对待他的礼节比大将军、丞相还要优厚，但最终还是疏远了他。于是使得方士关于神仙的学说、桑弘羊和孔仅关于货利的主张，窥探到他的欲望，纷纷投其所好，无所不至了。

光武帝时，大司徒韩歆喜欢直言不讳，皇帝常常不能容忍。韩歆在皇帝面前证明今年将要发生饥荒，指着天画着地，言辞非常刚烈急切，因此获罪被免官回家。皇帝仍然不罢休，又派遣使者宣读诏书责备他。韩歆和他的儿子韩婴都自杀了。韩歆向来有很高的声望，死得不冤，众人都不满意。皇帝于是追赐钱粮，以完备礼仪安葬他。司马光说：“从前高宗命令说：‘如果药不苦口，病就不能治好。’切直的话，对臣子没有好处，却是国家的福气，因此君主日夜寻求，只怕听不到。可惜啊，在光武帝的时代，韩歆因为直言进谏而死，难道不是损害了仁明的美名吗！”

安帝命令公卿以下直到郡国的太守、国相各自举荐一名有道德的人。尚书陈忠认为诏书既然开启了谏诤的门路，担心进言的人必定多有激切之语，或许会达到皇帝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上疏预先疏通扩大皇帝的意旨说：“臣听说仁德的君主扩大像山薮一样宽广的胸怀，采纳切直的策略；忠臣尽守正直敢言的气节，不畏惧逆耳的危害。因此高祖舍弃了周昌把皇帝比作桀纣的比喻，孝文帝喜欢袁盎关于‘人彘’的讥讽，汉武帝采纳了东方朔在宣室的匡正，元帝容忍了薛广德以死相谏的急切。如今明诏推崇高宗的德行，推演宋景公的诚意，引咎自责，咨询访问群吏。进言的人看到杜根、成翊世等人新的奏表被记录，显赫地陈列在尚书台，必定承风响应，争相切直。如果有好的谋略和不同的见解，应当立即采纳使用；如果像管窥蠡测那样妄加讥刺，虽然苦口逆耳，但不符合事实，暂且宽缓宽容，以显示圣朝没有忌讳的美德。如果有道之士回答问话高明的，应当垂察阅览，特别升迁一等，以拓宽直言的道路。”

臣认为：光武帝仁德明察，重建东汉基业，而韩歆不免因为直言被杀，苦口的话真是难以尝试啊。陈忠预先疏通扩大皇帝的意旨，他的旨意很切中要害。好的谋略和不同的见解，应当立即采纳使用；妄加讥刺，不符合事实，也应当宽缓宽容，这才是招来进谏者的方法。如果一旦有不恰当的就立即加以谴责，那么即使有好的谋略和不同的见解但不便明说的，往往依附在不符合事实的时机而受到惩罚。兴起王业的君主只有不谏的刑罚，哪有因失言而受罚的呢？

魏高宗时，高允喜欢切直进谏。朝廷事情有不妥当的，高允就请求面见。皇帝曾经屏退左右侍从等待他，有时从早到晚，有时连续几天不出宫。群臣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言语有时痛切，是皇帝不忍心听的，命令左右侍从扶他出去。但最终还是善待他。当时有上奏章激烈攻击别人的，皇帝阅览后，对群臣说：“君父是一样的。父亲有过错，儿子为什么不在众人面前写书劝谏？而在私密处劝谏的，难道不是不想让父亲的恶行显露在外吗？然而到了侍奉君主，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君主有得失，不能当面陈述却上表公开劝谏，想要彰显君主的短处，表明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所做的吗？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忠臣啊。我有过错，他未曾不当面说，至于我所不能忍受听的，高允都没有回避。我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天下不知道，这可以说是忠吗？”

臣认为：游雅常常称赞高允内心文明而外表柔顺，而崔浩说他缺乏刚直的风节。然而崔浩之所以获罪，正是因为他不隐瞒恶行、沽名钓誉的缘故。评论他们的时代，那么高允不表现刚直的风节，确实是有原因的。因为魏主不想让天下人知道他的过错，这就是高允不敢公开进谏的原因。《礼记》说：“侍奉父母有隐瞒而不触犯，侍奉君主有触犯而不隐瞒。”忠孝的道理相同，但事情自然不同。况且事情有不妥当的，有的当面陈述可否，有的上疏论述得失，各自根据事情的缓急大小。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也有贵贱亲疏的区别。有的不能当面陈述，有的不能上疏论述，不一定认为当面陈述就是谨慎秘密，上疏论述就是激烈攻击。像魏主说的话，不同于“明目达聪，使下情不阻塞”的做法了。

梁武帝时，散骑常侍贺琛上书议论政事，皇帝下诏严厉责备他。贺琛上启陈述四件事：第一，说户口凋敝，地方官贪婪残暴；第二，说风俗奢侈靡费，应当引导节俭；第三，说才识浅薄的人，投机钻营谋求晋升；第四，说减少事务节省费用。皇帝大怒，召来主书在面前，口授敕书责备贺琛。大意是说：“你为什么不分别明确地说？哪个刺史横暴，哪个太守贪婪残暴，尚书兰台的哪个人奸猾，使者渔猎百姓，都叫什么名字？索取和给予的人是谁？明确地说出事情。又士民饮食过度，如果加强严禁，密室幽室，怎么能知道？如果家家搜查，恐怕更加增加苛刻骚扰。你又说：‘百官奏事，投机钻营谋求晋升。’现在不让外人呈递奏事，谁

译承担这个责任吗？你说“吹毛求疵”，这又是指什么人？“擘肌分理”，这又是指什么事？治理官署、宅第、店铺等，哪些应当废除？哪些应当削减？哪里兴造工程并非紧急？哪里征收赋税可以延缓？各自陈述具体事项，详细地奏报朝廷知晓。如果不详细列举，那就是欺骗蒙蔽朝廷，等待听到严厉的斥责，我将再次审阅。”贺琛只是谢罪罢了，不敢再说话。司马光说：“梁高祖不能善终，是理所当然的！君主听取采纳意见的过失，在于琐碎繁杂；臣子进献忠言的弊病，在于烦琐细碎。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根本原则来驾驭万般事务，忠臣陈述大体原则来匡正君心的错误，所以君主自身不劳累而能取得长远的功效，言语极其简约而益处却很大。看那贺琛的谏言，还不至于恳切直率，而高祖已经勃然大怒，防备他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质问贪婪暴虐的君主名号，询问劳民费财的项目，用难以回答的情况使他困窘，用必定穷尽的言辞责备他，自认为吃粗茶淡饭的节俭是盛德，日昃不食的勤勉是至治，君道已经完备，没有可以再增加的了，群臣的规劝，全都不足以听取。像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更恳切直率的言论，谁还敢进献呢？因此奸邪谄媚之人位居前列而看不见，重大谋略颠倒错乱而不知道，名声败坏，自身危险，国家覆灭，断绝祭祀，被千古所怜悯，难道不悲哀吗！”

译臣按：臣子进言，有的通晓天下的大势，有的专指某一件事的失常，有的追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的预见将来可能产生的祸害，有的略开其端绪，不必深入详言；有的以同类事情作比喻，让人自行领悟；有的说危言耸听的话，有的说隐晦含蓄的话。听取言论的人用事理去衡量，就没有不能明白的；用情理去沟通，就没有不能理解的。贪婪暴虐的人有多少？不必追究主谋的名字，查究起来就知道了。劳民伤财的事有多少？不必询问具体条目，有关部门的档案都保存着。只要和颜悦色地让人敞开心扉，哪有难以回答的情况？只要温和地让人陈述始末，哪有必定陷入困境的言辞？只有权奸用这种手段压制敢于直言的人，务必使被质问的人不能一一指出主谋，被询问的人不能逐件核对条目，在意图算计的表层之下，使之难以回答；列举细微的过错，使之必定陷入困境。于是进言的人吓得不敢说话，而听闻的人终身闭口不言。奸人用这种方法愚弄君主，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而梁武帝却因此自我愚惑，这太严重了。

唐高祖时，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奏表，认为隋朝因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所以丧失了天下。陛下从晋阳起兵，远近响应，不到一年就登上了帝位，只知道得到天下容易，不知道隋朝失去天下并不难。我认为应当改变这种覆辙，务必了解下面的实情。凡是君主的言行，不可不谨慎。我私下看见陛下今天即位，明天就有进献鹞鹰雏鸟的人，这是少年的游戏，难道是圣明君主所需要的吗？又各种杂技散乐，是亡国的淫靡之声，最近太常寺从民间借来妇女的裙衫五百多套，用来充当妓女的衣饰，准备在五月五日玄武门游戏。这也不是给子孙做榜样的做法。凡是这类事情，都应当废除。善恶的习惯，朝夕潜移默化，容易改变人。皇太子和各位亲王的参佐僚属及左右近侍，应当谨慎选择人选。那些门风不能和睦，平时没有德行义理，专门喜好奢侈靡费，以声色游猎为事的人，不可以让他们亲近。从古到今，骨肉亲情背离，以至于败国亡家，没有不是由于左右近臣离间而造成的。希望陛下谨慎对待。皇上省览奏表，非常高兴，下诏褒奖称赞，提拔他为治书侍御史，赏赐帛三百匹，并且颁布给远近官员知晓。

有犯法但不该判死刑的，皇上特别下令杀他。监察御史李素立劝谏说：“法律是君主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一旦动摇，人们就无处安放手脚。陛下刚刚创立伟大的基业，怎么能抛弃法律？”我忝居司法官员，不敢奉行诏令。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李素立特别受到恩遇，命令有关部门授予他七品清要官职。有关部门拟定为雍州司户，皇上说：“这个官职重要但不清贵。”又拟定为秘书郎，皇上说：“这个官职清贵但不重要。”于是提拔授予侍御史。

皇上任命苏世长为谏议大夫，曾经跟随皇上在高陵校猎，捕获了很多禽兽。皇上宴请群臣，说：“今天打猎，快乐吗？”苏世长回答说：“陛下游猎，稍微荒废了政务，不满十天，不足以称为快乐。”皇上变了脸色，随即笑着说：“狂态又发作了吗？”回答说：“对于我来说是狂妄，对于陛下来说是非常忠诚。”曾经侍奉皇上在披香殿宴饮，酒酣时对皇上说：“这座宫殿是炀帝建造的吗？”皇上说：“你的劝谏看似正直，其实多诈。难道不知道这座宫殿是我建造的，却说是炀帝建造的吗？”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只是看见它华丽奢侈如同倾宫、鹿台（夏桀建造倾宫，耗尽百姓的财力；商纣建造鹿台，周长三里，高千尺，七年才建成），这不是兴盛国家的君主所为的缘故。如果是陛下建造的，确实不适宜。从前我侍奉陛下在武功，看见所住的房屋仅仅能遮风挡雨，当时也认为足够了。现在凭借隋朝的宫室已经极其奢侈了，又加以增建，将用什么来纠正这种过失呢？”皇上深深认同。

臣按：唐高祖即位之初，孙伏伽就上奏表，认为应当借鉴亡隋厌恶听到过错的覆辙，务必了解下面的实情。高祖也曾考核评定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看着裴寂等人说：“隋朝因为君主骄横、臣子谄媚而丧失天下，我即位以来，常常虚心求取谏言，然而只有李纲稍微竭尽忠诚，孙伏伽可以说真诚直率，其余的人还沿袭败坏的风气，低头顺眼罢了，这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我看你们如同爱子，你们应当看我如同慈父，有想法一定要尽说，不要自我隐瞒。”其他如李素立坚守法律，居于清要之位；苏世长狂妄直率，屡次受到宽容。这就是亲眼看见隋朝之所以丧失天下的原因，而把它作为明鉴，委屈自己听从他人，奖励谏诤，差不多可以说能够自我克制了。从前子思子说过：“君主自我赞美，那么众人的谋略就不会进献。事情正确却自我赞美，尚且会拒绝众人的谋略，何况附和错误以助长过失呢？”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喜欢别人赞美自己，没有比这更昏庸的了；不揣度道理所在，而阿谀奉承以求容身，没有比这更谄媚的了。君主昏庸臣子谄媚，居于百姓之上，百姓不会服从。如果这样不停止，国家就没有同类了。看见隋朝和唐朝之所以兴亡，他的话难道不真实吗？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七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六十八

天子之孝

设立谏官

太宗贞观元年，规定谏官跟随宰相进入内阁议事。

尹起莘说：“这是贞观年间达到大治的根本。官职以谏为名，所说的话必定基于公心，而宰相制定天下大事，难道必定都能没有失误吗？如果真的让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