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四
昭帝元凤元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
【臣】按：此亦所以崇乡党之化也。
宣帝地节四年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繇事【繇读曰徭，事谓役使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
【臣】按：此亦礼，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之遗意也。然考其时，满三月即徭役如故，是以三年之丧而同于古者之齐功，尚未能尽复古也。
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防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蔵匿罪人】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臣】按：记云，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故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隐，告言祖父者入十恶。惟权之以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故放免其不首告之罪，而重其告言之条也。秦俗蔑礼义，弃仁恩，德色诟谇，则视君亲如路人，薄恶无所不至矣。故道民者，当一归之厚也。宣帝地节之诏，可谓知所重轻矣。唐太宗贞观中，诏奴告主者斩之，斯又得此意而推之者也。过光武之封不义侯【彭宠之奴】者远矣。
元帝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茍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嵗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治天下者审所尚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説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自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而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只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臣】按尧舜禹所都之地，至于周而其忧思俭勤之余风遗俗犹存。若夫彼都人士之雍容，与子同仇之慷慨，则丰镐之盛可知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殷武之篇，颂武丁之挞伐荆楚，声灵赫濯，而王都翼翼然整勅，为四方之表也。元鸟之篇，亦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则商人虽不恒厥居，而未尝不以道德治其国也。秦汉以后，视京师为声利之塲，游侠之窟，其民往往巧设机变，公为攘夺，而公卿大夫不复为乡老，乡大夫以主其政教，以为所执者要，所及者远，辇毂之下则有所难问，且有谓不如是何以为京师者。在汉犹知推能吏为京兆尹，则齐之以刑而已，然而奸人犹有所怵也。迨至近世，京兆一官为迁转者之借途，则不过公移告示，防道席不暇暖而去，欲其令行禁止，鲜矣。准古之制，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而下行乡老之事，则匡衡之因日食地震而推论及此，其有本也夫。
贡禹在位数言得失，以为孝文皇帝时，贵亷洁，贱贪污，贾人赘壻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措无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
译昭帝元凤元年，赏赐各郡国选拔出的有德行义举的人，如涿郡韩福等五人，每人五十匹帛，并让他们回家。下诏说：“朕怜悯你们因官职事务而劳苦，希望你们务必修习孝悌之道，以此教化乡里。”
【臣】按：这也是用来推崇乡党教化的方法。
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用孝道来引导百姓，那么天下就会顺从。如今百姓有的遭遇丧事凶灾，而官吏因为徭役事务，使得他们不能安葬亲人，伤害了孝子的心，朕非常怜惜他们。从今以后，凡是遭遇祖父母、父母丧事的人，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能够收敛遗体送终，尽到做儿子的本分。”
【臣】按：这也是礼制中，父母之丧三年不从事政事，齐衰、大功之丧三个月不从事政事的遗意。然而考察当时的情况，服丧满三个月后徭役就照常进行，因此三年的丧期等同于古代的齐衰大功之丧，还未能完全恢复古制。
又下诏说：“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伦理，是天性。即使有祸患，也如同防备死亡一样去保全它。真诚的爱结在心中，这是仁厚的极致，怎么能违背呢？从今以后，儿子首谋藏匿父母，妻子藏匿丈夫，孙子藏匿祖父母，都不予治罪。如果是父母藏匿儿子，丈夫藏匿妻子，祖父母藏匿孙子，罪行达到死刑的，都上报请示。廷尉将情况上报。”
【臣】按：《礼记》说，凡是审理五刑的诉讼，必须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道义，以此来权衡。所以法律上大功以上的亲属可以互相容隐，告发祖父的人列入十恶。只有权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所以赦免他们不首告的罪行，而加重告发者的罪条。秦朝风俗蔑视礼义，抛弃仁爱恩惠，以德行夸耀、以辱骂为能事，就把君主和亲人看作路人，卑劣邪恶无所不至。所以引导百姓的人，应当一概归于敦厚。宣帝地节四年的诏书，可以说是知道轻重缓急了。唐太宗贞观年间，下诏奴仆告发主人的处斩，这又是推演此意而实行的。这比光武帝封不义侯（彭宠的奴仆）的做法高明得远了。
元帝询问给事中匡衡关于地震日食灾变的事，匡衡上疏说：“陛下亲身具备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官吏百姓触犯法律禁令，连年大赦，让百姓得以改过自新，天下非常幸运。臣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奸邪之人并不因此减少停止，今天大赦，明天犯法，接连不断进入监狱，这大概是引导他们没有找到关键所在。如今天下风俗贪婪钱财轻视道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浪费，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姻亲之间的结党隆重，苟且迎合以求侥幸，为自己谋取利益，如果不改变其根本，即使每年赦免刑罚，也难以使刑罚搁置不用。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彻底地大大改变这种风俗。治理天下的人，审察所崇尚的就可以了。教化的流传，不是挨家挨户去说服每个人的。贤德的人处在高位，有才能的人担任职务，朝廷崇尚礼制，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推行，从内部到外部，从亲近的人开始，然后百姓才知道效法什么，向善日益进步而自己不觉察。《诗经》说：‘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的楷模。’如今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身承受圣明的教化，然而风俗习惯与远方没有区别，郡国来的人没有效法的榜样，有的看到奢侈浪费就仿效，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应当首先端正的。臣听说天人之间，精气有相互激荡的，善恶有相互推演的，在下发生的事，在上就有相应的感应，阴气变化则静止的会动，阳气遮蔽则明亮的会昏暗，水旱灾害随之而来。陛下敬畏天戒，哀怜百姓，应当减少奢侈华丽，考核制度，亲近忠正之人，疏远巧言佞臣，来推崇至仁，匡正不良风俗。道德兴盛于京师，美好的声誉传扬到边境之外，然后大的教化可以成功，礼让可以兴起。”
【臣】按：尧舜禹所建都的地方，到了周朝，其忧虑节俭勤勉的余风遗俗尚存。至于那都人士的风度雍容，与子同仇的慷慨激昂，就可以知道丰镐的盛况了。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的楷模。《殷武》这篇诗，歌颂武丁征伐荆楚，声威显赫，而王都整齐严肃，作为四方的表率。《玄鸟》这篇诗，也说邦畿千里，是百姓所止息的地方。那么商人虽然不固定居所，却未曾不以道德治理国家。秦汉以后，把京师看作声名利禄的场所，游侠的巢穴，那里的百姓往往巧设机变，公然抢夺，而公卿大夫不再担任乡老、乡大夫来主持政教，认为所执掌的要害，所影响的深远，在皇帝车驾之下则有所难问，甚至有说不这样就不能称为京师的。在汉朝还知道推举能干的官吏担任京兆尹，那么只是用刑罚来整齐他们罢了，然而奸人还是有所畏惧的。等到近世，京兆这个官职成为升迁者的跳板，那么不过是公文告示，防道席位还没坐暖就离去，想要他们令行禁止，很少能做到。依据古制，三公议论治国大道，调和阴阳，而下至乡老的事务，那么匡衡因日食地震而推论及此，是有根据的。
贡禹在位多次谈论得失，认为孝文帝时，崇尚廉洁，鄙弃贪污，商人、赘婿以及官吏因贪赃获罪的都被禁锢，不得做官吏，赏善罚恶，不偏袒亲戚，罪行明确的伏法受诛，有疑问的宽恕给百姓，没有赎罪的法规，所以令行禁止，海内大治，天下判案四百件，与刑罚搁置不用没有区别。武帝开始统治天下，尊重贤人任用士人，开辟土地扩大疆域数千里，自认为功大威行，于是顺从嗜欲，用度不足，于是实行权宜之变，让犯法的人赎罪，纳谷的人补官吏，这是
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书吏，习于计簿，能欺上官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慢而善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吏书而仕宦。何以谨愼为？勇猛而临官。」故谓居官而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勉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亷，而天下治矣。
译因为天下奢侈成风，官吏混乱，百姓贫困，盗贼同时兴起，逃亡犯罪的人很多。郡国害怕遭受惩罚，就挑选那些善于钻营、熟悉账目、能够欺骗上级官员的人担任要职；如果奸邪行为无法遏制，就任用那些勇猛、能够严酷压迫百姓、以苛刻暴虐来威服下属的人，让他们身居高位。所以，没有道义却富有的人在社会上显赫，傲慢无礼却擅长文书的人在朝廷中尊贵，悖逆常理却勇猛的人在官场中显贵。因此，世俗都说：“为什么要讲究孝顺和友爱？钱财多才能光荣。为什么要讲究礼仪和道义？擅长文书才能做官。为什么要谨慎小心？勇猛才能担任官职。”所以，人们把做官而致富的人称为英雄豪杰，把行奸邪而获利的人称为壮士。哥哥勉励弟弟，父亲勉励儿子，风俗败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现在想要实现最好的治理，达到太平盛世，应当废除赎罪的法律，对于州郡长官选拔人才不真实以及有贪污行为的人，立即执行死刑，而不仅仅是免去官职，这样人们就会争相尽力行善，崇尚孝悌，轻视商人，进用真正的贤人，推举真正廉洁的人，天下就能治理好了。
【臣】按：汉孝文之世，贾谊犹太息于俗流失，世败坏。然文帝未尝不贵亷洁，贱贪污，特其制度未能复古，故有识之士鳃鳃忧之。武帝有志于兴礼易乐矣，而俗之薄恶益甚者，良以患生于多欲，而穷兵费财，不得已而为一切之变，犯法赎罪，入谷补吏，吏道愈杂，而贪冒成风，不可禁止。故义利者，生民之大防，而孝弟亷耻者，教化之首务也。
章帝时，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昔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劔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防，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教天地神明可通，况于行令乎！”
【臣】按章帝长者，彷佛西京之太宗，其尊贤敬老，则尤留意于化民成俗之事。而廖之疏以为制度不行，慢起京师，盖非惟有难终之虑，亦谓倡率之者未至，而近自诸王公至贵戚，有骄奢逾制者也。故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正风俗在反其身而已。」
安帝元初三年，初听大臣行三年丧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司徒刘恺以为非所以师表百姓，宣美风俗，乃诏听大臣行三年丧。
建光元年，复断大臣行三年丧。尚书令祋讽【姓名祋，丁外反，一音丁活反】等奏以为孝文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絶吿寜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断大臣行三年丧。”尚书陈忠上疏曰：“臣闻之，《孝经》始于爱亲，终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夫父母于子，同气异息，一体而分，三年乃免于怀抱。先圣縁人情而着其节，制服二十五月。《春秋》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闵子虽要绖从事，以赴公难，退而致位，以究私恩。周室陵迟，礼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诗自伤曰：‘瓶之罄矣，维罍之耻。’言不得终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寜吿之科【休假之名，吉曰吿，凶曰寜，寜谓处家持丧服】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趋简易。大臣既不得吿寜，而郡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雕损。陛下听大臣终丧，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谓嫡母耿姬甘陵大贵人】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时宦官不便之，竟寝忠奏。
桓帝永兴二年，复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延熹二年，复断之。
【臣】按孝文遗令，以日易月，盖未尝以是令于臣下之私忧也。而其时臣下遂以为私丧之例者，托言于一体，视君父也。迨其后，则营禄固位于人以为便，而不复思正矣。其实以日易月之不经，在臣子当一体从其古者也。金革不避之説，以施于疆场有事之时，则可，非平礼也。朝廷大臣及刺史、二千石，则亦何所据而不听其行三年丧乎？帝之遵复古制，善矣。而尚书令反以宜断禁，盖其人则亦宦官之流也。孝穆帝时，顾和有母丧，固辞不起，谓所亲曰：“古人有衰绖从事者，以其才足干时故也。如和者，正足以亏孝道、坏风俗耳。”和之言婉而挚矣。宋孝宗时，起复刘珙为荆襄宣抚使，珙固辞不起，凡六疏辞之，引经据理，词甚切。至最后言曰：“三年通丧，先王因人情而节文之，三代以来未之有改。至于汉儒乃有金革无避之説，此固己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诿者，曰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陛下威灵，边陲幸无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为利禄之实，不又为汉儒之罪人乎？”珙之言迫而切矣。至理宗之诏史嵩之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也，中外莫敢言者。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叩阍
译臣认为：汉文帝时期，贾谊认为世俗风气败坏，世道衰微。然而汉文帝并非不崇尚廉洁、鄙弃贪污，只是他的制度未能恢复古制，所以有见识的人士对此深感忧虑。汉武帝有志于振兴礼乐，但风俗的浅薄恶劣却更加严重，这确实是因为祸患产生于欲望过多，而穷兵黩武、耗费财力，不得已而采取权宜之计，犯法可以赎罪，缴纳粮食可以补任官吏，吏治因此更加杂乱，贪婪成风，无法禁止。所以，义与利的界限，是百姓生存的大堤；孝顺、悌敬、廉洁、知耻，是教化的首要任务。
汉章帝时，马廖担心美好的功业难以善终，上疏劝勉成就德政说：“从前汉元帝罢免了官营织造机构，汉成帝穿着洗过的衣服，汉哀帝撤消了乐府，然而奢侈浪费之风不止，以至于国家衰败混乱，这是因为百姓只追随君主的行动而不听从君主的言论。要改变政令、移风易俗，必须有根本所在。《传》中说：‘吴王喜欢剑客，百姓身上多有剑伤疤痕；楚王喜欢细腰，宫中多有饿死之人。’长安的谚语说：‘城里流行高髻，四方百姓的髻就高一尺；城里流行宽眉，四方百姓的眉就占半额；城里流行大袖，四方百姓就用整匹帛做袖子。’这些话看似戏言，却切合事实。先前颁布的制度未能防范，后来逐渐不能执行，虽然有时官吏不奉行法律，根本原因在于懈怠之风兴起于京师。现在陛下朴素简约，安于简朴，发自圣明的本性，如果真能让这件事彻底完成，那么四海之内都会歌颂您的德行，教化天地神明都可以通达，何况是推行法令呢！”
臣认为章帝是仁厚的君主，类似西汉的太宗（汉文帝），他尊重贤人、敬养老人，尤其留意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的事情。而马廖的奏疏认为制度不能执行，懈怠之风兴起于京师，这不仅是因为有难以善终的忧虑，也是认为倡导表率的人做得不够，而且从诸王公到贵戚，都有骄奢越制的人。所以说：“以身作则来教导，人们就会顺从；用言语来教导，人们就会争辩；端正风俗，在于反省自身罢了。”
汉安帝元初三年，开始允许大臣实行三年丧旧的制度，但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实行三年丧。司徒刘恺认为这不是用来为百姓树立榜样、宣扬美好风俗的做法，于是皇帝下诏允许大臣实行三年丧。
建光元年，又禁止大臣实行三年丧。尚书令祋讽等人上奏认为，汉文帝制定了简约的丧礼制度，光武帝废除了告宁的旧典，留给后世万代的法则，确实不可更改，应该禁止大臣实行三年丧。尚书陈忠上疏说：“我听说，《孝经》始于爱亲，终于哀痛，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其道理是一样的。父母对于子女，同气连枝，一体而分，三年才能脱离怀抱。先圣顺应人情而制定节度，服丧二十五个月。《春秋》记载，臣子有大丧，君主三年不呼唤他出门。闵子骞虽然戴着丧服处理公务，以应对国家的危难，但退下后便辞去职位，以尽私恩。周王室衰微，礼制混乱，《蓼莪》的作者作诗自伤说：‘瓶子空了，是大罍的耻辱。’意思是不能最终尽到子道，也是上级的耻辱。高祖接受天命，萧何创立制度，大臣有告宁的条例（休假的名称，吉事叫告，凶事叫宁，宁指在家持丧服），符合表达忧戚的道理。建武初年，刚经历大乱，各项国政，多趋向简易。大臣既然不能告宁，而郡守司吏追求禄位，念私情者很少遵循三年丧，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礼义的准则，确实受到了损害。陛下允许大臣终丧，圣明的功业，没有比这更美的了。《孟子》说：‘尊敬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小孩，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小孩，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我希望陛下登高北望，用对甘陵嫡母耿姬的思念来揣度臣子的心，那么海内百姓都能各得其所。”当时宦官认为不便，最终搁置了陈忠的奏疏。
汉桓帝永兴二年，又允许刺史、二千石实行三年丧。延熹二年，又禁止了。
臣认为汉文帝遗诏，以日代月，大概未曾以此命令臣下处理私人的丧事。而当时的臣下却将其作为私人丧事的惯例，借口君父一体，视君主如父亲。等到后来，就为了谋取禄位、固守职位而认为方便，不再思考正道了。其实以日代月的做法不合经义，臣子应当一体遵循古制。金革不避的说法，适用于边境有事之时，是可以的，但不是平时的礼制。朝廷大臣以及刺史、二千石，又凭什么依据而不允许他们实行三年丧呢？皇帝遵循古制，是好的。而尚书令反而认为应该禁止，大概这个人也是宦官一流的人。孝穆帝时，顾和有母亲丧事，坚决推辞不起用，对亲近的人说：“古人有穿着丧服处理公务的，是因为他们的才能足以担当时局。像我这样的人，正好足以损害孝道、败坏风俗罢了。”顾和的话委婉而恳切。宋孝宗时，起用刘珙为荆襄宣抚使，刘珙坚决推辞不起用，共上了六道奏疏推辞，引经据理，言辞非常恳切。到最后说：“三年通丧，先王因人情而加以节制文饰，三代以来未曾改变。到了汉代儒者才有金革无避的说法，这本来就是先王的罪人了。然而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鲁公伯禽有为而为之。现在凭借陛下的威灵，边境幸好没有犬吠之警，我却冒着金革的名义追求利禄的实质，不又成为汉代儒者的罪人吗？”刘珙的话紧迫而恳切。到了理宗下诏起用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时，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话。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翀凤等一百四十四人叩击宫门
上书曰：“臣等切谓君亲等天地，忠孝无古今。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问三年之丧于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丧。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请，夫子犹以不仁斥之。若闻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问，闻父母已亡之讣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无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且无一日之爱于其父母矣。宰予得罪于圣门，而若人者则又宰予之罪人也，且起复之説，圣经所无，而权宜变礼，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备社稷安危，进退系天下轻重，所谓国家重臣，不可一日无者也。起复之诏，凡五遣使，弼以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卒不从命，天下至今称焉。至若郑居中、王黼辈，顽忍无耻，固持禄位，甘心起复，絶灭天理，卒以酿成靖康之祸，往事可覆也。且嵩之为计，亦奸矣。自入相以来，固知二亲耄矣，为有不测，旦夕以思，无事不为起复张本。当其父未死之先，以预为必死之地。近畿总饷本不乏人，而起复未卒哭之马光祖，京口守臣岂无胜任，而起复未终丧之许堪。故里巷为十七字之謡曰：「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十一月，徐元▯复上疏论史嵩之起复，士论纷然，乞许其举执政自代。帝曰：「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元杰对曰：「正论乃国家元气，今正论犹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臣以是思世风之愈下也。汉儒金革变礼之説，所以讥切时政之失，以愧夫非金革之事而不三年丧者也。史嵩之起复，则先起复马光祖、许堪，以为有例可援，然而学校犹得昌言无忌也。至明朝李贤、张居正之夺情，而持正论者遂以得罪矣。故曰世风日下也。臣前衍父子之道一条内，已据经传释其大旨，此盖孝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厚风俗者之至切至要。故因汉安之初能复古制，而引伸触类，以畅前説之所未及云。
译上疏说：“我们深切认为，君主与父母的地位如同天地一般崇高，忠诚与孝顺的道理古今不变。侍奉父母尽孝，所以忠诚可以转移到君主身上。自古以来寻求忠臣，必定从孝子的家庭中选拔，没有不孝顺的人却可以期望他忠诚的。宰我曾向孔子询问关于三年丧期的问题，并说‘守丧一年就可以了’，他的本意是想用一年较短的期限来替代三年的丧礼。孔子说：‘你是不仁啊。孩子出生后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那三年的丧期，是天下通行的丧礼。你难道对父母没有三年的爱吗？’宰我请求只守丧一年，孔子尚且以不仁来斥责他。如果听说父母病危而不前去探视，听说父母去世而不前去奔丧，有人心天理的人本来是这样吗？这不仅是缺乏对父母三年的爱，甚至是缺乏对父母一天的爱了。宰我在孔门已获罪，而像这样的人则又是宰我的罪人了。况且起复任职的说法，经典中没有记载，这种权宜变通礼制的做法，是从衰败的时代才开始有的。我朝大臣如富弼，一身肩负国家安危，他的进退关系天下轻重，所谓国家重臣，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起复任职的诏令，共五次派遣使者，富弼认为金革变礼不能用于太平盛世，最终没有服从命令，天下至今称赞他。至于郑居中、王黼等人，顽固残忍不知羞耻，固执地保持禄位，甘心起复任职，灭绝天理，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往事可以覆验。况且史嵩之的谋划，也很奸诈。自从入朝为相以来，他本来就知道两位老人已年迈，担心有不测之事，日夜思考，无事不为起复任职做铺垫。在他父亲未死之前，就预先为必然死亡的情况做准备。近畿总饷本来不缺人，却起复尚未哭丧完毕的马光祖；京口守臣难道没有胜任的人，却起复尚未守丧结束的许堪。所以街巷间流传着十七字的民谣说：‘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复职。’援引这个例子，十一月，徐元杰再次上疏议论史嵩之起复任职的事，士人议论纷纷，请求允许史嵩之推举执政官代替自己。皇帝说：‘学校里的言论虽然是正确的，但话说得太过了。’徐元杰回答说：‘正确的言论是国家的元气，现在正确的言论还在学校里，应当保养这一线生机。’我因此想到世风越来越败坏。汉代儒者关于金革变礼的说法，是用来讥刺时政的过失，使那些并非金革之事却不守三年丧期的人感到羞愧。史嵩之起复任职，是先起复马光祖、许堪，以此作为有先例可援引，然而学校仍然能够直言无忌。到了明朝李贤、张居正夺情任职，坚持正确言论的人就因此获罪了。所以说世风日益败坏。臣之前阐述父子之道的一条中，已经根据经传解释了其大意，这大概是孝治天下的大经大法，是淳厚风俗者最切近最重要的。所以因为汉安初年能够恢复古制，而引申触类旁通，以畅达前说所未能详尽之处。”
魏明帝时，尚书琅邪诸葛诞、中书郎南阳邓飏等结为党友，更相题表，以散骑常侍夏侯太初等四人为「四聪」，诞辈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中书令孙资子密、吏部尚书衞臻子烈，以其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朴忠之士，深疾虚伪之人，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淸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羣，互相襃贬，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往来禁奥，交通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帝善其言，诏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仍免诞、飏等官。
晋武帝时，傅休奕以魏末士风頽敝，上疏曰：「臣闻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淸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淸议。陛下龙兴，▯尧舜之化，惟未举淸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上嘉纳其言，使草诏进之，然亦不能革也。
【臣】按风俗之弊也，有流有激，必皆趋于薄。救弊之道，则必反于厚而已。东汉之淸议，流而为操切，故魏武之世尚刑名。操切之已甚，激而为纵弛，故魏文之世尚通达。若纵弛之不已，流而为放诞。放诞之不已，则肆无行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矣。当此之时，茍非矜尚名节，革薄从忠，无能挽其日下之势也。由是言之，虽三代之风俗，其初盛则必至于厚，其季衰则必趋于薄而已。司马光以为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者，要其化民成俗之具，仅形模其什伍。至于三代深仁厚泽入人之精神元气者，无一二也。所以取之者，夫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则思狂士。狂者又不可得，则思有所不为之狷者。论成人则有取于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论士则有取于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盖夫子之深识长虑，为世道人心计，则狷犹可以为训，而狂不可以为训也。何也？夫子之时，老荘之学渐兴矣。原壤、子桑伯子二人者，为夫子故人邑子，而放于礼法之外，自若也。琴张、曽晳门墙之高弟，而子桑户死，琴张临其丧而歌；季武子死，曽晳倚其门而歌。岂非阮籍之徒所借口者乎？夫子初疾乡愿，后乃更虑狂者，故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于今之狂也有贬辞，而狷无闻焉。于论成人、论士则重有取焉。若曰中庸弗可能也，如其狷也，亦足以矫世励俗而为坊表矣。东汉之风俗，庶防其狷也。夫承变乱之后，俗之放至于肆无行检，四维不张，革薄从忠之道，必以名节为先矣。
刘寔以世多进趣，亷逊道阙，乃着《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古之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而用之，审之道也。夫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自推让之风息，争竞之心生。《诗》曰：「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不让之人忧亡不暇，而望其益国朝，不亦难乎？窃以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才，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耶？特以其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原其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书记之者，欲以永世作则。季世所用，不贤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四征【东西
译魏明帝时期，尚书琅邪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飏等人结为朋党朋友，互相题写表章推荐，将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称为“四聪”，将诸葛诞等八人称为“八达”。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因为他们的父亲身居显要地位，便宽容接纳他们为“三豫”。代理司徒事务的董昭上疏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崇尚质朴忠诚之士，深深厌恶虚伪之人的，因为他们败坏教化、扰乱治理，败坏风俗、伤害教化。我私下看到当今的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根本，专门以结交游历为职业。国家的士人不以孝顺悌敬、清廉修身为首要，反而以趋附权势、谋求私利为先。结党营私，互相褒贬，把诋毁诽谤当作惩罚杀戮，把党派的赞誉当作爵禄赏赐。依附自己的人就称赞得溢美之词，不依附自己的人就为他们制造瑕疵过错。以至于往来于禁宫深处，私下交通探问。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法律所不容许、刑罚所不赦免的。”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好，下诏让郎吏学习通晓一经，才能胜任治理百姓；对博士进行考核，提拔那些成绩优异的人并迅速任用，那些浮华不务根本的人则罢免退职。于是免去了诸葛诞、邓飏等人的官职。
晋武帝时期，傅休奕因为魏末士风衰败，上疏说：“我听说先王治理天下，教化在上层兴盛，清正的舆论在下层流行。近来，魏武帝喜好法术，于是天下崇尚刑名；魏文帝羡慕通达，于是天下轻视守节。此后纲纪不能统摄，放荡不羁充满朝廷，于是使得天下不再有清正的舆论。陛下兴起，效法尧舜的教化，只是还没有举荐清高深远、有礼节的臣子来敦厚风节，还没有斥退虚浮鄙陋的士人来惩戒不恭敬的行为。我因此还敢进言。”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话，让他起草诏书进呈，然而也不能改变这种风气。
【臣】认为风俗的弊病，有流荡和激越两种，必定都趋向于轻薄。挽救弊病的方法，必定要回归到敦厚罢了。东汉的清议，流荡成为苛刻急切，所以魏武帝时代崇尚刑名。苛刻急切到了极点，激越成为放纵松弛，所以魏文帝时代崇尚通达。如果放纵松弛不停止，流荡成为放荡不羁。放荡不羁不停止，就会肆意没有行为检点，四维不张，国家就灭亡了。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崇尚名节，革除轻薄而归于忠诚，就没有人能挽回这种日益衰败的趋势。由此说来，即使是三代的民风习俗，起初兴盛必定达到敦厚，末年衰败必定趋向轻薄罢了。司马光认为三代以后，风教之美没有比得上东汉的，但要考察其教化民众、形成风俗的手段，仅仅具备十分之五六的形模。至于三代深仁厚泽进入人的精神元气方面，则没有一二分。所以选取东汉的原因，是孔子得不到中行的人与之交往，就想着狂放的人。狂放的人又得不到，就想着有所不为的狷介之人。谈论成人，就取法于见到利益想到道义，遇到危难献出生命，长久穷困不忘平生的诺言。谈论士人，就取法于说话必定守信，行动必定果断，虽然那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大概孔子深谋远虑，为世道人心考虑，那么狷介还可以作为训诫，而狂放不可以作为训诫。为什么呢？孔子的时代，老庄的学说逐渐兴起了。原壤、子桑伯子两人，是孔子的故友同乡，却在礼法之外放纵，自以为是。琴张、曾皙是门墙中的高弟，而子桑户死了，琴张临丧而歌；季武子死了，曾皙倚门而歌。这难道不是阮籍之徒所借口的吗？孔子起初厌恶乡愿，后来更忧虑狂放的人，所以说：“古代的狂放，是放肆；现在的狂放，是放荡。”对于现在的狂放之人有贬斥之辞，而对于狷介之人没有听闻贬斥。在谈论成人、士人时则重重地取法他们。如果说中庸不可能做到，那么像狷介那样，也足以矫正世风、激励风俗而成为规范了。东汉的风俗，大概防止其狷介吧。在承继变乱之后，风俗放纵到了肆意没有行为检点，四维不张的地步，革除轻薄而归于忠诚的方法，必定要以名节为先了。
刘寔因为世上多进取钻营，廉洁谦让之道缺失，于是著《崇让论》来矫正它。其大略说：古代圣王教化天下，之所以贵让，是想以此推出贤才，平息争竞。所以让道兴盛，贤能的人不求而自出了。至公的举荐，自然建立了。百官的副手，也预先具备了。一个官职空缺，选择众官所让最多的人来任用，这是审慎的方法。在朝的士人在上面互相谦让，草庐中的人都受其感化，推贤让能的风气从此产生了。自从推让的风气止息，争竞之心产生。《诗经》说：“接受爵位不让，到了自己这就灭亡了。”不让的人担忧灭亡都来不及，却希望他们有益于国朝，不也很难吗？我私下认为改变这种风俗很容易。怎么知道呢？当时在官的人，虽然混杂有平庸鄙陋之才，其中贤明的人也很多。难道可以说都不知道让贤为贵吗？只是因为他们当时都不让，习惯成了风俗，所以就不做了。人臣刚被任命，都通表上报，呈递闻名谢恩的章表，推究其本意，是想进荐贤能以答谢国恩。唐虞之时，众官刚被任命，没有不互相谦让的。谢章的意义，大概取法于此。记载它的人，是想让它永世作为法则。末世所用的人，不贤不能让贤，只是虚谢被任用的恩惠罢了。那些叙用之官得以通章表的，他们让贤推能就通，不能有所让的，都绝对不通。人臣刚被任命，各自想着推举贤能而让位。让位的文书交给主管者掌管。三司有缺，选择三司所让最多的人来任用，这是一个公卿空缺，三公已经预先选拔好了。四征
南北四将军】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已豫选之矣。尚书缺，择尚书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令仆六曹】共选一尚书，详于临缺令主者选八尚书也。郡守缺，择众郡守所让最多者而用之，详于任主者令选百郡守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驰鹜进趣而欲人见让，犹却行而求前也。在朝君子典选大官，各以让贤举能为先务，则羣才猥出，能否殊别，盖世之功莫大于此。
译南北四将军职位空缺，选择四位征将军中谦让次数最多的人来任用，这就是一位征将军职位空缺，四位征将军已经预先选拔好了。尚书职位空缺，选择各位尚书中谦让次数最多的人来任用，这是由八位尚书（包括令、仆射和六曹尚书）共同选拔一位尚书，详细情况见于《临缺令》中规定由主管者选拔八位尚书的条文。郡守职位空缺，选择众多郡守中谦让次数最多的人来任用，详细情况见于《任主者令》中规定选拔百位郡守的条文。在这个时候，能够退让自身、修养德行的人，得到众人谦让的机会就多了。那些奔走钻营、急于求进却希望别人谦让职位的人，就像倒退着走却想前进一样。在朝廷中的君子们主持选拔大官，各自把推让贤能、举荐有才能的人作为首要任务，那么众多人才就会纷纷涌现，有才能和无才能的人就能明显区分开来，当世的功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臣】按：寔言风俗之弊，切矣。通谢章，使得让贤，不特可以存亷逊，抑亦可以得人材。如之何其可废也？
庾峻传》：是时风俗趋竞，礼让陵迟。峻上疏略曰：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务救世之政。文士竞智而务入，武夫恃力而争先。官高矣而意未满，功报矣其求不已。普天之下，先竞而后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退。臣愚以为，古者大夫七十悬车。今自非元功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七十致仕，则士无怀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听终养，则孝莫大于事亲矣。吏歴试无绩，依古终身不仕，则官无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还莅小，则使人以器矣。人主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人臣亦量能受爵矣。
【臣】按：此亦所以崇让也。当与谢章之法兼行。
刘惔迁丹阳尹，为政淸肃。时百姓颇有讼官长者，诸郡往往有相举正。惔叹曰：「夫居下犯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岂不以其敦本正源，镇静末流乎？君虽不君，下安可以失礼？若此风不革，百姓将往而不反。」遂寝不问。
【臣】按：吿讦之风，末世之敝也。官吏不贤，自有主者。若听小民发举，或旁人首吿，虽若可以通下情，而实长奸之门，陵上之渐，不可不谨也。然如惔之寝而不问，此又不可必也。覈其真伪，俾无相乱。如其诬官长也，则罪无所逃；不然，则官长亦有应得之罚。尹宜自劾不举，而仍量坐百姓以犯上之罪，庶乎其交得之矣。
宋武帝简素寡欲，严整有法度，被服居处俭于布素，游宴甚稀，嫔御至少。尝得后秦高祖从女，有盛宠，颇以废事，谢晦微谏，即时遣出。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岭南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之物。内外奉禁，莫敢为侈靡。顺帝时，萧道成以大明以来公私奢侈，奏罢御府，省二尚方，雕饰器玩。又奏禁民间华伪杂物，凡十七条【臣】按：宋武帝、齐高祖皆以节俭书于史册，而子孙骄逸，略无祖父之风，盖非惟不足以化民成俗，而且无以为贻谋也。何哉？其所为之事未出于诚，而下民有以窥其微矣。齐明帝亦雅节俭，乘舆有金银饰者皆剔除之。元日上寿有银酒鎗，欲坏之，萧頴胄曰：“朝廷盛礼，莫若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后遇曲宴，银器满席，頴胄曰：“陛下前欲坏酒器，恐宜移在此。”或者齐高之所谓节俭者，有类是与？不然，何其躬化之而俗不长厚也？
魏李彪表上封事七条，其六曰：「孝经」称父子之道天性，盖明一体而同气，可共而不可离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伤之容；子弟即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车马仍华，衣冠犹饰。寜是同体共气，分忧均戚之理也？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其七曰：「礼」云「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此圣人縁情制礼，以终孝子之情也。周季陵迟，丧礼稍亡，是以要绖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始皆泯矣。汉初军旅屡兴，未能遵古。至宣帝时，人当从军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丧制未有定闻。至后汉元初中，大臣有重忧，始得去官终服。暨魏武、孙、刘之世，日寻干戈，前世礼制复废不行。晋时鸿胪郑黙丧亲，固请终服，武帝感其孝诚，遂着令以为常。圣魏之初，拨乱反正，未遑建终丧之制。今四方无虞，百姓安逸，诚是孝慈道洽，礼教兴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怀，窃有未尽。伏见朝臣于大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礼，鸣玉垂绥，同节度之醼，伤臣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如有遭父母丧者，皆得终服；若无其人，有旷官者，则优旨慰谕，起令视事，但总理所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皆无预；其军戎之警，墨缞从
译臣认为：谢章所说的风俗弊病，切中要害。通行谢章之法，使官员得以让贤，这不仅能够保存廉洁谦逊的风气，而且能够选拔人才。怎么能废除它呢？
《庾峻传》记载：当时社会风气追逐竞争，礼让之道衰败。庾峻上疏大致说：如果不革除历代百王的弊病，只是致力于挽救世道的政令。文士竞相施展智谋以求进身，武夫倚仗武力而争先恐后。官位高了而心意仍不满足，功劳报偿了而索取仍不停止。普天之下，先有竞争而后有谦让；举世之士，只有进取而没有退让。臣愚昧地认为，古代大夫七十岁便悬挂车马不再任职。现在如果不是有元勋的老臣、三公中的杰出人才，可以允许七十岁退休，那么士人就没有贪恋俸禄的嫌疑了。父母年满八十，可以允许他们终养天年，那么孝道没有比侍奉双亲更大的了。官吏经过考核没有政绩，依照古制终身不再做官，那么官府就没有荒谬的政事了。才能小而不能胜任大任，可以降职去管理小地方，那么用人就能各尽其才了。君主以礼制进用人才，以礼制辞退人才；臣子也能衡量自己的能力来接受爵位。
臣认为：这也是为了推崇谦让。应当与谢章之法同时施行。
刘惔调任丹阳尹，为政清廉严肃。当时百姓中有很多控告长官的，各郡往往有互相检举弹劾的。刘惔感叹说：“身处下位却冒犯上级，这是败坏的风气。古代良好的政治，只掌管契约罢了。难道不是因为它敦厚根本、端正源头，从而镇静末流吗？君主虽然不像君主，下级怎么能失礼呢？如果这种风气不改变，百姓将一去而不返。”于是搁置不闻不问。
臣认为：告发揭短的风气，是末世弊病。官吏不贤，自有主管官员负责。如果听任小民揭发检举，或者旁人首告，虽然看似可以通达下情，但实际上开了奸邪之门，是凌犯上级的开端，不可不谨慎。然而像刘惔那样搁置不闻不问，这又不可一概而论。应当核查真伪，使不互相扰乱。如果是诬告长官，那么罪责无处可逃；如果不是诬告，那么长官也有应得的惩罚。尹应当自行弹劾不举发的失职，并酌情判处百姓犯上之罪，这样大概就能两全其美了。
宋武帝刘裕简朴寡欲，严整有法度，穿着居住比布衣百姓还节俭，游宴很少，妃嫔极少。曾经得到后秦高祖的侄女，深受宠爱，因她而荒废政事，谢晦委婉劝谏，立即将她遣送出去。财物布帛都存放在外府，内宫没有私藏。岭南曾经进贡一种装入竹筒的细布，一端八丈，皇帝厌恶它精致华丽且劳民伤财，立即交给有关部门弹劾太守，把布退还，并下令岭南禁止制作这种布。公主出嫁，嫁妆不超过二十万，没有锦绣之物。内外遵守禁令，没有人敢奢侈浪费。顺帝时，萧道成因大明年间以来公私奢侈，奏请撤销御府，裁减两个尚方局，禁止雕琢玩物。又奏请禁止民间华丽虚伪的杂物，共十七条。臣认为：宋武帝、齐高祖都以节俭载入史册，而子孙骄奢淫逸，几乎没有祖父的风范，这不仅是不足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而且没有留下好的谋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做的事并非出于真诚，而百姓已经窥探到他们的微意了。齐明帝也向来节俭，车驾上有金银装饰的都剔除掉。元旦祝寿有银酒枪，想毁掉它，萧颖胄说：“朝廷盛大的礼仪，没有比三元更重要的，这件器物既然是旧物，不足以算是奢侈。”后来遇到宴会，银器摆满席位，萧颖胄说：“陛下以前想毁掉酒器，恐怕应该移用到这里。”或许齐高祖所说的节俭，类似这样吧？不然，为什么亲自教化而风俗不能长久淳厚呢？
魏李彪上表呈递封事七条，其中第六条说：《孝经》称父子之道出于天性，大概说明一体同气，可以共处而不可分离。至于有罪不相及，乃是君主的厚恩。而无情的人，父兄被囚禁，子弟没有惨伤的表情；子弟受刑，父兄没有羞愧的神色，安享荣华，交往如常，车马依然华丽，衣冠依旧修饰。这难道是同体共气、分忧同悲的道理吗？臣愚昧地认为，父兄有罪，应当命令子弟穿素服、肉袒，到宫阙请罪；子弟获罪，应当命令父兄露出木板引咎，请求解除职务。如果职位重要，不宜准许的，就慰勉挽留。这样足以敦促激励平庸浅薄之人，使人知道有所羞耻。第七条说：《礼》说“臣有大丧，君主三年不呼唤他上朝”，这是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礼制，以成全孝子的情意。周朝末年衰败，丧礼逐渐消亡，所以披麻戴孝就参战，戴素冠成为讽刺。到了暴虐的秦朝，全都泯灭了。汉朝初年军旅频繁兴起，未能遵循古制。到宣帝时，人应当从军屯田的，遭遇祖父母父母去世未满三个月的，都不服徭役。朝廷大臣的丧制没有确定的传闻。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有重大丧事，才开始得以离职守孝。到了魏武帝、孙权、刘备的时代，日日寻找干戈，前代的礼制又废弃不行。晋朝时鸿胪郑默丧亲，坚决请求守孝终期，武帝被他的孝诚感动，于是著令作为常制。圣魏初年，拨乱反正，来不及建立守孝终期的制度。现在四方没有忧患，百姓安逸，确实是孝慈之道融洽，礼教兴行之时。然而愚臣心中，私下觉得还有未尽之处。我看到朝廷大臣在大丧期间，假满赴职，穿锦绣乘轩车，参加郊庙之礼，佩玉垂绶，同赴节度之宴，伤害了臣子之道，亏损了天地之经。愚臣认为如果有遭遇父母丧事的，都得以守孝终期；如果没有其人，有旷废官职的，就下优诏慰谕，起用让他视事，但只总理所辖事务，出纳奏报而已。国家的吉庆之事，一概不参与；如有军戎警报，穿墨缞从
【臣】按此二条皆关风俗之大原，但丁大忧仍慰谕视事，则因当时权制而为言，固与夺情无异。若难其代，则其人必贤者也，岂能以方寸愦乱之余，总理所司哉？不如令之得终服，未可与墨绖从役比例寛假也。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散骑常侍贺琛上书，陈四事。其二，以为今天下所以贪残，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丘陵，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为吏牧民者，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率皆尽于燕饮之物，歌謡之具。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亷白，安可得耶？诚宜严为禁制，道以节俭，纠奏浮华，变其耳目。夫不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羣，故勉强而为之。茍以纯素为先，足正雕流之弊矣。
【臣】按：习俗侈靡，竞相仿效，富者必凌出他人之上以为胜，贫者耻不若人而勉强为之，此亦惟必至之理。论者常欲先纯素以正雕靡，而古之朝廷则有燕飨食之礼，乡人则有乡饮酒之礼，未尝无故而羣饮也。其牲醴庶羞，举觯奏乐，莫不有节，未之或逾。其禄入之数，才足以供富者，不以求胜于人，而贫者不以不若人为耻。然则奢侈之故，惟礼可以已之也。在先王之制为礼，盖有委曲深厚之意，不止于禁令滋彰，而在本之以躬行，故虽靡弊之后而耳目易变也。徒欲严为禁制，纠奏浮华，必致于上下相防，而庸俗之见且以为一旦衰耗之征也。故曰：正其本，万事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俗何以不唐虞三代哉？
周高祖时，苏绰以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异于木石，不同禽兽，故贵之耳。然性无常守，随化而迁。化于敦朴者，则质直；化于浇伪者，则浮薄。然世道雕丧已数百年，大乱滋甚，且二十载，人不见德，惟兵革是闻；上无教化，惟刑罚是用。而中兴始尔，大难未弭，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凡百草创，率多权宜，致使礼让弗兴，风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赋差轻，衣食不切，则教化可修矣。凡诸牧守令长，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贵能扇之以仁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迁于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化也。然后教之以孝弟，使人慈爱；教之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之以礼义，使人敬让。慈爱则不遗其亲，和睦则无怨于人，敬让则不竞于物。三者皆备，则王道成矣，此之谓教也。先王所以移风易俗，还淳反素，垂拱而临天下，以至于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谓要道也。”
【臣】按：教化之行，固始于朝廷，而逮于乡党，然亦在牧守令长能奉宣德意，躬行劝道，使人鼔舞于孝弟仁顺礼义之途，然后淳风太和，鼓荡洋溢，而亦必在上者寛假辔防，勿有拘阂，不以簿书期防不报为大故，而以兴行与否为黜陟，此之谓教，此之谓要道也。前代牧守令长能敦行孝弟，使民迁善者，亦不可胜数，今略缀数条于左，以为司教者之考镜云。薛愼，保定初为湖州刺史，俗婚娶后父母虽在，即与别居，愼乃亲诱导，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谕所部。有数户蛮别居数年，遂还侍养，及行得果膳归奉父母，愼以状闻，有诏蠲其赋役，于是风化大行。梁彦光为相州刺史，时人情险诐，妄起风謡诈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之业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防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余并坐廊下；有好争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人皆尅厉，风化大改。有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学，令观孔子庙中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对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无容者，彦光训谕而遣之，卒为善士。辛公义
译臣认为，这两条都关乎风俗的根本。但在丁忧期间仍安慰劝谕其处理政务，这是依据当时的权宜制度而言的，本来与夺情无异。如果难以找到替代的人，那么这个人必定是贤能的，难道能在内心烦乱之余，总领管理所辖事务吗？不如让他得以守完丧期，不能与穿着黑色丧服服役的情况相提并论而给予宽假。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散骑常侍贺琛上疏，陈述四件事。其中第二件认为，如今天下之所以贪婪残暴，实在是因为风俗奢侈靡费，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如今的宴饮喜庆，互相竞相比豪，堆积水果如同丘陵，陈列菜肴如同绮绣。露台的产出，不足以供应一次宴饮的费用，而宾主之间，仅仅取用填满肚子，还没走下厅堂，食物已经如同臭腐。那些治理百姓的官吏，积聚资财数以亿计，罢官回家之日，不出几年，大都将耗费在宴饮之物和歌谣器具上。所费之事如同山丘，欢乐只在片刻，反而更加追恨以前索取得太少。习以为常成为风俗，日益滋长严重。想要让官吏坚守廉洁清白，怎么可能做到呢？确实应该严格禁止，引导以节俭，检举弹劾浮华，改变人们的耳目。那对不节俭的感叹，也是百姓自己所忧虑的，只是以不能赶上众人而感到羞耻，所以勉强这样做。如果以纯朴素淡为先，足以纠正雕饰靡费的弊病了。
臣认为：习俗奢侈靡费，竞相仿效，富人必定要凌驾于他人之上以显示优越，穷人耻于不如别人而勉强为之，这也是必然的道理。议论的人常想先以纯朴素淡来纠正雕饰靡费，而古代朝廷有宴飨饮食之礼，乡里有乡饮酒之礼，未曾无故而群饮。那些牺牲醴酒和众多种类的美食，举杯奏乐，无不有节制，未曾有人逾越。那些俸禄收入的数额，才足以供给富人，不以求胜于人，而穷人不以不如别人为耻。那么奢侈的缘故，只有礼可以制止它。在先王制定的礼中，大概有委曲深远的用意，不止于禁令繁多显明，而在于以亲身实践为本，所以即使在靡费弊坏之后，耳目也容易改变。仅仅想要严格禁止，检举弹劾浮华，必定导致上下互相防备，而庸俗的看法且认为这是一旦衰败耗损的征兆。所以说：端正其根本，万事就治理好了，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风俗怎么会不像唐虞三代那样呢？
周高祖时，苏绰以六条诏书上奏施行。其中第二条敦教化说：“天地的本性，人最为尊贵。明确人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不同于木石，不同于禽兽，所以尊贵他。然而本性没有恒常的操守，随着教化而变迁。教化于敦厚朴实的，就质朴正直；教化于浇薄虚伪的，就浮薄。然而世道雕丧已经数百年，大乱日益严重，且已二十年，百姓不见恩德，只听说兵革；上面没有教化，只使用刑罚。而中兴刚刚开始，大难尚未平息，加上师旅征战，接着又有饥荒。凡事草创，大多权宜，致使礼让不兴，风俗未改。近年稍获丰收，徭役赋税略微减轻，衣食不迫切，那么教化就可以修行了。凡是各州牧守令长，各自应当洗心革意，上承朝廷旨意，下宣教化。重要的是能够以仁风扇动，以太和浸润，以道德覆盖，以朴素展示，使百姓勤勉地日益迁善，邪伪之心，嗜欲之性，潜移默化地消化，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做化。然后教以孝悌，使人慈爱；教以仁顺，使人和睦；教以礼义，使人敬让。慈爱就不遗弃亲人，和睦就不怨恨别人，敬让就不争夺外物。三者都具备，那么王道就成就了，这就叫做教。先王所以移风易俗，回归淳朴素淡，垂拱而临天下，以至于太平的，没有不由此的，这就叫做要道。”
臣认为：教化的施行，固然始于朝廷，而达到乡党，但也在于牧守令长能够奉行宣扬德意，亲身实践劝道，使人鼓舞于孝悌仁顺礼义之路，然后淳风太和，鼓荡洋溢，而且必定在上位者宽假约束，不要有拘束阻碍，不以文书期限不报为大过，而以兴行与否作为升降的依据，这就叫做教，这就叫做要道。前代牧守令长能敦行孝悌，使百姓迁善的，也不胜枚举，现在略缀几条于左，作为主管教化者的借鉴。薛慎，保定初年为湖州刺史，当地风俗婚娶后父母虽在，即与父母别居，薛慎于是亲自诱导，展示孝慈，并派遣守令各自晓谕所部。有几户蛮人别居数年，于是回来侍奉赡养，等到出行得到果膳回来奉养父母，薛慎将情况上报，有诏免除其赋役，于是风化大行。梁彦光任相州刺史，当时人情险恶邪僻，妄起风谣诈讼，官吏万端千变，梁彦光想革除其弊，于是用俸禄招致山东大儒，每乡设立学校，非圣贤之业不得教授，常在季月召集他们，亲临考试。有勤学异等、聪明有闻的，升堂设宴，其余的都坐在廊下；有好争讼、惰业无成的，坐在庭中，设以草具。等到大成，应当举行宾贡之礼，人都克制勉励，风化大改。有滏阳人焦通，性情酗酒，侍奉亲人礼节缺失，被堂弟诉讼，梁彦光不怪罪他，将带到州学，令观看孔子庙中韩伯瑜母亲杖打不痛，哀叹母亲力气衰弱，对母亲悲泣的画像，焦通于是感悟，悲愧得无地自容，梁彦光训谕后遣送他，最终成为善士。辛公义
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弟道絶，由是病多死。公义分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牀轝来安置，防事暑月疫时，病人或数百防廊悉满，公义亲设一榻，坐卧其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所得秩俸，尽用市药，迎医疗之，于是悉瘥。方召其亲戚，谕之曰：「死生有命，不关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既复瘥，汝等勿复信之。」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后有遇疾者，争就使君，其家亲属固留养之，始相慈爱，此风遂革。唐韦景骏为贵乡令，有母子相讼者。景骏曰：「令少不天，常自痛尔。幸有亲而忘孝耶？教之不受，令之罪也。」因呜咽流涕，付授《孝经》，使习大义。于是母子感悟，请自新，遂为孝子。若此者，可谓彬彬能举其职矣。《臯陶谟》曰：「载采采。」古之考绩，必其事有可得而一一举者。后世于长吏征发税敛，核之尽锱铢，而及其课最。第添注一条曰：「某官能兴行教化而已。」其事卒无可得而言者，此所谓徒为文具，而无恻隐之实者也。
译（公义）被任命为岷州刺史，当地风俗畏惧疾病，如果一人患病，全家就躲避他，父子夫妻互不探望，孝悌之道断绝，因此患病的人大多死亡。公义分别派遣官员巡视辖区，凡是有疾病的，都用床轿抬来安置，防备暑月疫病流行时，病人有时多达数百人，走廊全都住满，公义亲自摆设一张床榻，坐卧在病人中间，从早到晚对着他们处理事务。所得的俸禄，全部用来购买药物，请医生治疗，于是病人都痊愈了。这才召集他们的亲戚，晓谕他们说：“生死有命中注定，不关相互传染，从前你们抛弃病人所以导致死亡，如今我聚集病人坐卧其中，如果说会传染，那怎么能够不死？既然病都痊愈了，你们不要再相信这种说法。”各家病人的子孙惭愧谢罪离去，后来遇到生病的，都争相投奔刺史，家属亲属也坚决留下来照料他们，开始互相慈爱，这种风气于是改变。唐朝韦景骏担任贵乡县令，有母子互相诉讼的。韦景骏说：“我年少时便失去父母，常常为此痛心。幸好你有亲人却忘记孝道吗？教导你不听，是我的罪过。”于是呜咽流泪，把《孝经》交给他，让他学习其中的大义。于是母子感悟，请求改过自新，最终成为孝子。像这样的人，可以说文质兼备，能够胜任其职。《皋陶谟》说：“记载各种善政。”古代考核政绩，必定是那些可以一一列举的事迹。后世对于长官征发赋税，核算得锱铢必较，并以此评定政绩优劣。只添注一条说：“某官能够推行教化罢了。”那些事迹最终没有可以陈述的，这就是所说的徒具形式，而没有仁爱之心的表现。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四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五
天子之孝
厚风俗
唐太宗贞观二年，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臣】按：记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自礼让之谊衰，亷耻之道丧，嗜利无厌，于进不休，其能引分求退者，有几哉？此鄙夫之所为患得患失，而推其心，可以无所不至者也。此真世道之隠忧，风俗之大蠧。故臣以为，如贞观之优礼致仕官，固愧厉人心之一大机也。宋太宗诏致仕官给半俸，至仁宗景祐中，诏曰：“致仕官旧给半俸，而仕尝显者，或贫不能自给，非所以遇高年养亷耻也。自今两省大卿监正、刺史、阁门使以上致仕，给俸如分司长吏，岁时以朕意劳赐之。”大哉乎！养亷耻之一言，贤君之用意，可谓知要也。
【臣】又按：宋太宗以刘昌言罢，问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吕防正罢，又曰：“望复位！”目穿矣。钱若水因叹曰：“上待臣下如此，盖无秉节高迈、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之者耳。”寻移疾去。夫使臣如若水，君如贞观、景祐，则风俗一归于厚矣。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羣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徴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徳彜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譌，故秦任法律，汉杂覇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耶？”魏徴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徴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蚩尤九黎皆古诸侯】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耶？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譌，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徴言。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后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臣】按：史言唐太宗即位之初，诎封徳彜，用魏徴，所以成贞观之盛如此。司马光有言：“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矣。”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其収功之逺也。防哉言乎！
明皇开元二年，以风俗奢靡，制乗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余皆禁之。妇人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罢两京织锦坊。
司马光曰：「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晩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
【臣】按：唐明皇之焚珠玉锦绣于殿前也，其犹齐明帝之欲壊银酒鎗乎？贵重华丽之物，与夫隆礼盛乐，盖亦有所施，但不得防与僭耳。锦文珠玉不鬻于市，以禁民之侈，举而焚之，近于矫矣。不诚无物，所以未免不克终与？
肃宗上元二年，制除五品以上官，令举一人自代【臣】按：此亦当为不易之例也。既劝其臣以明让，又可观其所举，以知其贤否。其是举之多者，亦即可储为异日之用。行一物而众善备焉者也。如曰具文也，则饩羊其可去乎？后世一官缺而趋之者若骛，其得之也不辞而輙就，曰：「例不得让也。」夫让岂有禁哉？如禁其让也，其去道之以争也，几希矣。
宋太祖时，永宁公主尝衣贴绣铺翠襦入宫中。帝谓曰：“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饰。”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髙，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浸
译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四
<子部，儒家类，御定孝经衍义>
钦定四库全书
御定孝经衍义卷七十五
天子之孝
厚风俗
唐太宗贞观二年，下令退休官员的品级地位在本品之上。
【臣】按：《礼记》说：“侍奉君主，难以进用而容易退隐，那么职位就有秩序；容易进用而难以退隐，就会造成混乱。”自从礼让的道义衰微，廉洁知耻的风尚丧失，人们贪求利益没有满足，在进取上不知疲倦，那些能够认清本分、请求退隐的人，能有几个呢？这是鄙陋之人所患得患失的心态，推究其内心，可以说是无所不至的。这确实是世道的隐忧，风俗的大害。所以臣认为，像贞观年间那样优待退休官员，确实是激励人心的一大关键。宋太宗下诏给退休官员发放半俸，到仁宗景祐年间，下诏说：“退休官员旧例发放半俸，但曾经显贵的官员，有的贫困不能自给，这不是对待高年长者、培养廉洁知耻之道的方法。从今以后，两省、大卿监正、刺史、阁门使以上退休的官员，俸禄按照分司长吏的标准发放，每年岁时朕会按心意劳赐他们。”“培养廉洁知耻”这一句话多么伟大啊！贤明君主的用意，可以说是抓住了关键。
【臣】又按：宋太宗因为刘昌言被罢免，问左右说：“昌言流泪哭泣了吗？”等到吕防正被罢免，又说：“希望恢复他的职位！”眼睛都望穿了。钱若水因此感叹说：“皇上对待臣下如此，大概是没有秉持节操、志向高远、保全进退之道来感动他的人罢了。”不久便称病离职。假使臣子像钱若水，君主像贞观、景祐年间的皇帝，那么风俗就会归于淳厚了。
皇上刚即位时，曾经与群臣谈论教化，皇上说：“现在承继大乱之后，恐怕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徵回答说：“不是这样，长期安定的百姓骄纵放逸，骄纵放逸就难以教化；经历动乱的百姓愁苦，愁苦就容易教化。这就好比饥饿的人容易得到食物，口渴的人容易得到饮水。”皇上非常赞同。封德彝反对说：“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逐渐浇薄欺诈，所以秦朝任用法律，汉朝夹杂霸道，大概是想要教化而不能，难道是能够教化而不愿意吗？”魏徵是书生，不识时务，如果相信他的空谈，一定会败坏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不更换百姓就能教化，从前黄帝征讨蚩尤，颛顼诛杀九黎【蚩尤、九黎都是古代的诸侯】，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能亲身实现太平，难道不是在承继大乱之后吗？如果说古人淳朴，逐渐变得浇薄欺诈，那么到了今天，应当全都变成鬼魅了，君主怎么能治理他们呢？”皇上最终听从了魏徵的话。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二年，天下蝗灾；三年，大水灾。皇上勤勉安抚百姓，百姓虽然四处逃荒求食，不曾叹息怨恨。后来天下大丰收，流散的人都回到家乡，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判处死刑的才二十九人。东到海边，南到五岭，都夜不闭户，旅行者不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取给所需。
【臣】按：史书记载唐太宗即位之初，驳倒封德彝，任用魏徵，所以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况。司马光有话说：“教化，是国家急务，但俗吏轻视它；风俗，是天下的重大事务，但庸君忽视它。”只有明智的君子，有深远的见识和长远的考虑，然后才知道它的益处之大，以及它收效之远。这话多么精辟啊！
唐玄宗开元二年，因为风俗奢靡，下令皇帝车驾服御的金银器玩，应当命令有关部门销毁，以供军国之用。那些珠玉锦绣，在殿前焚烧。后妃以下，都不得穿戴珠玉锦绣。敕令百官所服的腰带以及酒器、马衔、马镫，三品以上允许用玉装饰，四品用金，五品用银，其余都禁止。妇女跟随丈夫的等级，那些旧有的锦绣，允许染成黑色。从今天起天下再不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责一百，工匠减一等处罚。罢免两京的织锦坊。
司马光说：“唐玄宗开始时，想要治理好国家，能够如此自我刻厉节俭；晚年却仍然因为奢侈而败坏，奢侈靡费容易使人沉溺，真是厉害啊！《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能不谨慎吗！”
【臣】按：唐玄宗在殿前焚烧珠玉锦绣，这难道不像齐明帝想要毁坏银酒枪吗？贵重华丽的物品，以及隆重的礼乐，大概也有适用的场合，只是不能防止僭越罢了。锦绣珠玉不在市场上出售，用来禁止百姓的奢侈，却把它们全部焚烧，近乎矫枉过正了。不真诚就没有实物，所以难免不能善终吗？
唐肃宗上元二年，下令五品以上官员，举荐一人代替自己【臣】按：这也应当成为不可改变的法例。既用明让来劝勉臣子，又可以观察他所举荐的人，来了解他的贤与不贤。那些举荐得多的人，也可以储备作为日后的任用。实行这一件事而众善都具备了。如果说这只是具文，那么祭祀用的活羊可以去掉吗？后世一个官职空缺，趋附的人像马一样奔跑，得到官职也不推辞就上任，说：“惯例不允许推让。”推让难道有禁令吗？如果禁止推让，那与引导人们去争夺，相差无几了。
宋太祖时，永宁公主曾经穿着贴绣铺翠的短袄进入宫中。皇帝对她说：“你应当把这个给我，从今以后不要再做这种装饰。”公主笑着说：“这所用的翠羽有多少？”皇帝说：“不是这样。公主家穿这个，宫闱戚里必定争相效仿，京城翠羽价格高涨，小民追逐利益，辗转贩卖，伤害生灵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