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十六

译艺文【奏疏二】明 飞马报告宁王谋反的上疏　　　　　　　王守仁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分条奉到敕令：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胁迫众人谋反，特命你暂往当地，会同查议处置，参奏后听候裁决。钦此，谨遵奉执行。臣于本月初九日从赣州出发，本月十五日走到丰城县黄土脑这个地方。据该县知县顾佖等禀报：本月十四日，宁王府发动叛乱，杀死孙都御史、许副使以及都司等官；巡按御史和三司、府、县大小官员中不服从的，都被拘捕，不知死活。各衙门印信全部收走，库藏搬抢一空，正在监禁的重囚全部释放；船只遮蔽江面向下游而去，声称要直取南京。一方面分兵北上，各位官员都来阻拦臣，说不宜轻率前进。当时臣还没有相信，但逃避战乱的百姓果然已经四散奔逃，人心汹汹；臣也顾念自己带着单薄的队伍，处在危险道路上，形势难以继续前进，于是才掉头返回。随后有一千多名士兵夹江并进，前来追赶臣；偶然遇到北风大作，臣也故意张扬疑兵、设计应对，整顿船只安稳航行，追兵不敢逼近，臣侥幸得以脱身。本月十八日返回吉安府，据知府伍文定等禀报：地方无主，请求留下暂时筹划管理。远近军民也都拦路拥挤，呼喊号哭。随后又接到临江府以及新淦、丰城、奉新等县分别派人飞马报告：宁王府派兵四处攻打劫掠，拘收印信并逮捕掌印官员，调取的兵丁、快手、水运船只和兑粮船全都被驱迫带走。臣原本奉有先前的命令，打算径往福建；但天下的事情没有比君父的危难更紧急的。如果他们顺流向东而下，万一南京防备不足，被他们袭击，他们就会乘胜向北进攻，十天半月之内京城附近必将震动。这样一来，胜负的形势便无法预料，这确实是关系天下安危的重大关头。想到这里，臣痛心寒骨，义理上不能舍弃此事离去，所以便进入城中抚慰军民，督促知府伍文定等调集兵粮，号召义勇。又约请退职乡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养病评事罗侨等人，与他们共同谋划设计，收拢离散的人心，振作忠义之气；看准时机、寻找间隙，务求采取从后追击的办法，共同形成夹击之势，牵制叛军行动，使其不能继续前进；捣毁其巢穴，使其退却也无处凭据。每日盼望天兵迅速到来，或许可以解除东南倒悬般的危急。伏望皇上不要再追究臣的过失，命令将领出师，因危难而振兴国家，也未必不是由此开始。臣因为体弱多病，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何况这里的地方责任本来也不是臣的职务。这次抱病前往福建，实在也是打算顺路回乡省视父亲。临出发以前，已经写好哀切恳求的奏疏，交给携奏人送出才几天，恰逢君父危急，臣不忍错过这个机会，姑且暂时留下，希望缓解国家的危难；等到筹划部署稍有安定，各官略能施展。等朝廷派来的军队一到，臣也就遵照先前命令进入福建办完事情，并在那里回乡省视患病的父亲。进，不回避嫌疑；退，不逃避罪责，只以保全百姓、使君主获利为臣的心愿。直接实行报国的诚心而忘记违缓命令的罪过，这是臣的罪过；希望表达哀痛之情而甘愿冒犯弃职的诛罚，也是臣的罪过。臣私下考察，都御史王懋中、评事罗侨，都以忠义自许，才能见识娴熟通达；知府伍文定果断敏捷、能够决断，忠诚勇敢而有谋略，多次建立战功，却都受到压抑而没有得到赏赐，长期滞留在外郡，实在是才能被屈抑而没有施展。如今江西全省眼下没有一个可用的官员，如果等待另外选人，缓慢得来不及救急，请将这些官员授予紧要职务，这样或许可以责成他们拯救溺水者、救助着火者。其余如裁革的兵备副使罗循、养病副使罗钦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鲁、同知郭祥鹏、省亲进士郭持平、驿丞李中、王思等，虽然都是本地人，但全都秉持忠贞节操，况且如今也正在共同办事；在多难之日，事情应当权宜办理，或许可以取得成效。再查宁王的叛逆谋划已经显露，如果他向北进攻不能成功，必定会回头夺取两浙，向南骚扰湖湘，窥伺南京以截断南北，夺取闽、广来增加军需；如果不立即加以控制，赶快派遣重兵，必将后悔也来不及。又查抚州府知府陈槐、临江府知府戴德孺、赣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琏、宁都县知县王天与、丰城县知县顾佖、新淦县知县李美、奉新县知县刘守绪、泰和县知县李楫、南安府同知朱宪、赣州府同知夏克义、龙泉县知县陈允谐以及全省现任各官，请求敕令吏部就在这些人中推选补授本省的方面、知府、兵备等官，以便迅速让他们任职。负有守城责任的人，也应分别酌量升迁职衔，增加其权势，使他们能够施展。又查南赣军饷只依靠盐商各项税收，近来因为户部奏请革除顾募的士兵，失去供给来源，已经全部遣散；如今不到两个月就遇到这场变乱，又想重新招募，将依靠什么资财？只得再次遵照敕令中关于便宜行事的办法，仍按旧制办理；但这样缓慢也来不及救急，必须先从两广积存的军饷中酌量借用十余万，才有希望集结军队，使地方有所依靠，国家的危难也可以平定。因为这是飞马报告地方谋反这一重大情势，特此写成本章，专门派舍人来仪亲自携带，谨此题奏请示。江西捷报的上疏 查得先前因为宁王图谋危害宗庙社稷，起兵作乱，已经具奏请求发兵征讨剿灭。臣后来查见，宁王暗中谋划不轨，已经有十年之久，蓄养死士二万多人，招诱四方盗贼首领也以万计。起事那天，又驱使他的护卫、党羽以及被胁迫跟从的人，共有六七万人，凶暴的气焰极其嚣张。臣凭一百多名疲弱士卒，势力上不敢轻率举兵、仓促推进，于是退守吉安，暂且采取牵制的办法。当时远近军民都被宁王长期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在道路上彼此以目示意，不敢出声。臣一方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调集军民、兵丁、快手，招募四方前来报效的义勇之士，筹划一切解送和留用的钱粮，发给粮食和赏赐，制造军器、战船，并奏请留下原任公差、回任的监察御史谢源、伍希儒，分别承担职务。另一方面约集该府乡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的王懋中，养病痊愈的编修邹守益，刑部郎中曾直，丁忧的评事罗侨，监察御史张鳌山，原任浙江佥事、如今赴部听候调用的刘蓝，省亲的进士郭持平，军门参谋、驿丞王思，原任福建按察使、致仕的刘逊，原任参政、致仕的黄绣，原任嘉兴府知府、闲住的刘昭等，共同激发忠义之心，说明祸福，发布檄文到远近各地，宣扬朝廷深厚的仁德，揭露宁王的罪恶。

译于是豪杰纷纷响应，人们开始想着奋发，筹划十多天后，官兵逐渐从各处聚集起来。当时宁王声称要先夺取南京，臣担心南京尚未有防备，恐怕一时被他袭击，于是先在丰城布置疑兵，显示出要进攻宁王的形势；所以宁王先派兵出攻南康、九江等处，而自己留在省城防御臣。到了七月初二日，他探知臣等的军队尚未集结完毕，便留下万余兵力，交给他的心腹、宗室支系郡王、仪宾、内官以及伪授的都督、都指挥等官，令他们守卫江西省城；自己则带兵向京城进发。臣日夜催促各郡军队，约定本月十五日会合到临江的樟树，自己督率知府伍文定等的军队直向下游进发。于是知府戴德孺带兵从临江来，知府徐琏带兵从袁州来，知府邢珣带兵从赣州来，通判胡尧元、童琦带兵从瑞州来；通判谈储、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县李美，泰和知县李楫，宁都知县王天与，万安知县王冕，也各自带兵前来会合。十八日于是抵达丰城，分布哨道让各处知悉。知府伍文定为第一哨，进攻广润门进入；知府邢珣为第二哨，进攻顺化门进入。知府徐琏进攻惠民门，知府戴德孺进攻永和门，通判胡尧元、童琦进攻章江门，知县李美进攻德胜门，都指挥余恩进攻进贤门；通判谈储、推官王暐、知县李楫、王天与、王冕等，各自带兵乘七门出现破绽之机，从侧面夹攻，以助长攻势。这天得到密探报告，宁王在新旧坟场埋伏一千多人，以防省城援军。臣于是派奉新知县刘守绪、典史徐诚带领四百士兵，从偏僻道路连夜袭击并击破伏兵，以动摇城中军心。十九日从市汊出发，臣于是向各军宣誓，申明朝廷的威势，再次揭露宁王的罪恶；约定各将一鼓进逼城下，二鼓登城，三鼓不能攻克就诛杀伍长，四鼓不能攻克就斩杀将领；已经发誓的将士无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踊跃激愤。傍晚一齐出发。二十日黎明，各军到达指定阵地。此前城中防备十分严密，滚木、灰瓶、火炮、石弩以及机发毒械，没有一样不齐备。等到臣派出的军队已经攻破新旧坟场，溃败的士卒都奔回城中报告，城中已经惊惧；到这时又听说我军从四面突然聚集，人人震惊恐惧，丧失斗志。我军乘他们军心动摇，呼喊呐喊一同前进，架梯系绳登城。城中士兵土崩瓦解，纷纷倒戈逃奔。城池于是被攻破，擒获留守的宜春王朱拱樤以及伪太监万锐等一千多人。宁王宫中的眷属听到变故，放火自焚，火势延烧到居民房屋。臣当即命各官分路救火，安抚平定居民，分散释放被胁从者，封闭府库，谨慎设置关防，搜获原先被劫取、收走的大小衙门印信九十六颗。三司中被胁从的官员布政使胡濂、参政刘斐、参议许效廉、副使唐锦、佥事赖凤、都指挥王玘等，都自首认罪。除将擒获、斩杀的功劳次第发给御史谢源、伍希儒，暂令他们审验、登记一切事项，查核清楚后陆续具奏；另一方面分兵四路追踪宁王的去向，相机擒获剿灭，另行奏报。臣私下查考，宁王叛逆的气焰熏天，号称有十八万人，屠城破郡，远近震慑。如今他的猖獗已经一个多月，而四方前来救难的军队还没有一支响应。前面所说的各哨领兵官、监军御史，以及本省养病、丁忧、致仕等官员，都是跟随臣在颠沛危急之际起兵，同心协谋，倡率义勇，冲入敌阵、首先登城，从而攻破这座坚城，占据其巢穴。这虽然是臣子职责本来应当做到的事情，也是他们激切痛愤的本心；但在民心离散、局势动摇的日子里，如果没有赏罚，就无法鼓舞士气。如今逆贼杀人如同割草，又挟带大量财货，所给予的赏赐，动辄一个人就是千万钱。伏望皇上临事权宜，赶快对上述各官酌量增加升迁和赏赐，以激励远近。正值局势艰难的日子，覆灭宗族的灾祸臣尚且不躲避，何况岂敢躲避邀功请赏的嫌疑？因为这是报告捷报的事情，特此写成本章，专门派千户詹明亲自携带，谨具题奏知悉。擒获宸濠的捷报上疏 查得先前因为宁王图谋危害宗庙社稷、起兵作乱，已经具奏；后来在当天据密探报告，以及据从安庆逃回、曾被俘获的十多名船户报告：宁王十六日进攻围困安庆，没有攻下，亲自督促士卒运土填壕，期望一定攻克。这天有守城军门官派人来报告：赣州王都堂已经带兵到达丰城。城中军民震惊恐惧，请求赶快分兵回去救援。宁王听到后十分害怕，立即想乘船返回；因太师李士实等人阻止劝说，认为必须直奔南京，等登上大宝，江西自然会服从。宁王没有答应，第二天便解除对安庆的围困，调兵停泊在阮子江防守；商议先派两万士兵回援江西，宁王自己也随后督兵跟来。此前臣等驻兵丰城，众人议论安庆被围，应当带兵直奔安庆。臣认为九江、南康都已经被贼军占据，而南昌城中有数万人，其中精悍士卒也有一万多人，粮食财货充足。如果我军到达安庆，贼军必定回师死战；安庆的守军只能勉强自守，必定不能在湖中援助我军；南昌的军队会截断我军粮道，而九江、南康的贼军合势骚扰追击，四方援军又不能指望，事情就难以谋划了。如今我军突然集结，先声所及，城中一定已经震慑；趁此合力急攻，城池必定可以攻下。南昌的贼军已经被击破，先前胆裂气夺、失去根本，势必回去救援。这样安庆的围困自然解除，宁王也可以坐等擒获。到这时得到报告，果然如臣等所料。当臣督同领兵知府、会集的监军以及倡导义举的各乡官等，商议抵御敌军的策略时，众人大多认为宁王兵势强盛，气焰所到之处如同燎原之火。如今四方援军还没有一人到达，他凭借愤怒之势，集中全部兵力来攻击我们，我们必定不能支撑；而且应当收拢军队进入城中，坚守营垒等待四邻援军，然后慢慢谋划进退。臣认为宁王兵力虽然强大，锋芒虽然锐利，但他所经过的地方，只是依靠焚烧、劫掠、屠戮的惨状来威吓远近，从未遇到强敌同他较量正兵与奇兵。他用来鼓动蛊惑部下的，完全是以攻城取地、获得封爵的利益为说辞。如今出兵还不到一个月就退回，士卒的心已经离散沮丧。我们若先派精锐士卒，趁他们疲惫回师之时迎击掩杀，挫败他们的锋芒，众将就会不战而自行溃败。这就是所谓先声可以夺人气势，攻击对方的弱点，坚固之处也会因此成为弱点。

译这天抚州府知府陈槐的军队也到达，于是派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共同率领五百名精兵，分路并进，出其不意地攻击。又派都指挥余恩带四百人，在湖上往来，以诱使贼军前来。命知府陈槐、通判胡尧元、童琦、谈储、推官王暐、徐文英、知县李美、李楫、王冕、王轼、刘守绪、刘源清等各自率领一百多人，四面布置疑兵、设置埋伏，等候伍文定等军队交战后，再从四面合击。部署确定以后，臣大规模赈济城中军民。考虑到宗室郡王、将军可能成为内应而引发变乱，臣亲自抚慰晓谕他们，以安定其心。又发布告示：凡被胁从的人一概不追问；即使曾接受贼军官爵、能够逃回归顺的，也免除死罪。斩杀贼徒后归降的给予赏赐，并让城内外居民和乡道人等向四路传播，以瓦解贼党。二十三日，又得到密探报告，宁王的先锋已经到达樵舍，风帆遮蔽江面，前后绵延数十里，多得无法计算。臣于是分别督率各军，趁夜快速前进，令伍文定率正兵迎击正面，余恩在后面跟进，邢珣带兵绕到贼军背后，徐琏、戴德孺、张兵从两翼夹击，以分散其势力。二十四日早晨，贼军击鼓呐喊，乘着风势向前推进，逼近黄家渡，气势十分骄横。伍文定、余恩的军队假装败退来诱使他们追击，贼军争相前进、只图取利，前后部队不能相互接应。邢珣的军队从前后横向攻击，直贯贼军中部，贼军败逃。伍文定、余恩督军追击，徐琏、戴德孺合力夹攻，四面伏兵也一齐呼喊冲出，贼军不知所措，于是大败溃散。追击十多里，擒获、斩杀二千多个首级，落水死亡的以万人计，贼军士气大为沮丧，带兵退守八字脑。贼众逐渐逃散，宁王震惊恐惧，于是亲自激励将士，赏赐率先冲锋者每人千金，受伤者每人白银一百两，并派人调出九江、南康守城的全部士兵，以充实军队。这天，建昌知府曾璵带兵也到达。臣认为九江不攻破，湖上的军队终究不敢越过九江来援助我们；南康不收复，我军也不能越过南康追击贼军。于是派知府陈槐率四百人，会合饶州知府林珹的军队，乘机进攻九江；派知府曾璵率四百人，会合广信知府周朝佐的军队，乘机夺取南康。二十五日，贼军又集中兵力、鼓足气势来挑战；当时风势对我军不利，我军稍稍退却，死了几十人。臣急忙命人斩取首先退却者的首级，知府伍文定等站在铳炮之间，火焰烧着胡须也不敢后退，奋力督促各军拼死并进。炮弹打中宁王的船，宁王退逃，于是贼军大败，擒获、斩杀二千多个首级，溺水死亡的无法计数。贼军又退守樵舍，把船连接成方阵，全部拿出金银赏赐士卒。臣于是夜间督促伍文定等制造火攻器具，邢珣攻击左侧，徐琏、戴德孺从右侧出击，余恩等各官分兵四面埋伏，约定火起后合力攻击。二十六日，宁王正在召集群臣，拘集被他俘获的三司各官，责问他们为什么没有竭尽死力、坐观成败，正要带出去斩杀，争论尚未决定，我军已经奋力攻击，四面全部聚集，火烧到宁王的副船，众人于是奔逃四散。宁王与妃嫔哭泣告别，妃嫔和宫人都投水而死。我军于是擒获宁王以及他的世子、郡王、将军、仪宾和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李士实、刘养正、刘吉、屠钦、王纶、熊琼、卢珩、罗璜、丁馈、王春、吴十三、凌十一、秦荣、葛江、刘勋、何镗、王信、吴国七、火信等数百多人；被捕的胁从官员有太监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璋、佥事王畴、潘鹏、参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挥郏文、马骥、白昂等；擒获、斩杀贼党三千多个首级，落水死亡的大约三万多人；他们丢弃的衣甲、器械、旗仗、财物和漂浮尸体堆积横陈，仿佛连成了一片沙洲。于是余下的贼军乘数百艘船四散逃溃，臣又派各官分路追击剿灭，不让他们逃入其他地方继续为害。二十七日，在樵舍追上他们，大破贼军；又在吴城击破他们，再次擒获、斩杀一千多个首级，落水死亡的几乎全部。二十八日，得到知府陈槐等报告，他们也分别在沿湖各处与贼军交战，各自擒获、斩杀一千多个首级。臣等擒获宁王入城以后，城内外聚集观看的军民达数万人，欢呼声震动天地，无不举手加额，真像解除了倒悬之苦，从水火中救了出来。除将宁王及其世子、郡王、将军、仪宾、伪授太师、国师、元帅、都督、都指挥等官分别监禁，等待押解；被捕的胁从官员以及各宗室另行议奏；又将擒获、斩杀、俘获的功劳一万一千多件发给御史谢源、伍希儒，暂令审验、登记，另行造册上报。查得臣分条奉到钦赐敕谕：凡有盗贼发生，就应严厉督促各兵备、守备、守巡官以及各军卫、有司设法调兵剿杀；凡管领兵丁、快手的官员，不论文职、武职，如果在战场上违期、逗留、退缩，都听凭按军法办理；生擒盗贼审问明白，也…… 也听凭立即执行，斩首示众；斩获贼人首级，命令各有关兵备、守巡、守备官立即查验登记清楚，备文送江西按察司造册上报，查照有关事例升赏，以示激励。钦此。又准兵部题奏称：今后凡有草贼发生的事情，主管官府遇到紧急情况应立即依律调拨官军，乘机剿捕；应当会同防捕的，也立即调发军队策应等事，陆续奉钦依并备文咨送前来。又分条奉到敕令：如果江西其他府报告有贼情，紧急公文送到之日，你也要及时派兵策应，不得违误。钦此。这些都已经敬谨遵行。臣私下查考，宁王淫乱奸邪、残暴不仁，丑行恶迹昭著；杀害善良之人，剥削残害小民。列举他的罪恶，世上从未有过。他谋划不轨已经超过十二年，积累的威势所胁迫者远及四方；士大夫即使身在千里之外，也都遮住眼睛、摇手示意，不敢评论是非；小人即使在偏僻幽暗之地，也只能忍声吞恨，不敢诉说冤屈。又招纳叛逃亡命之徒，诱引剧贼首领，如吴十三、凌十一之类，牵连数千多人；招募四方武艺高强、勇猛善战、力量足以防守树木、排拒关隘的人，也有一万多人。又派党羽王春等分带数万金银，暗中把奸徒安置在沧州、淮扬、山东、河南之间，每处也有几十人。

译等到他起事那天，跟随他的护卫、姻亲宗族，连同他的党羽、朋党和私交之人，又驱迫商旅、军民，分别派遣他的属官和亲信，让他们各自招募士兵随行，多的几千人，少的几百人，帆樯遮蔽江面，号称十八万人。跟随他向东进发的，实际也不少于八九万。并且他假称有密旨，以此胁迫控制远近；伪造传布檄文和谕令，以动摇迷惑人心。所以他起兵倡乱一个多月，四方都震惊畏惧、躲避退让，都认为他的大事已经成功，没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以正义同他抗争。参与政事而守持节操的人，只能凭借坚城自行防守；忠心愤激的人，也只能聚集军队等待时机。并不是天下没有智谋忠义之士，而是他的气焰造成了这种局面。臣以孱弱多病的身体，才能还不如平庸之人，见识也常常失于迂曲错误；在这场重大变故中，却敢冒险承担本非自己职责的事情，带着一百多名旅途中的士卒，在颠沛危疑之中起事；不到一个月，便能够攻克坚城，俘获首恶，用一万多名乌合之众击破强悍的十万大军。这固然是上天暗中扶助、宗庙社稷默默保佑、陛下威灵所致，也是朝廷中谋划政事的大臣们在祸患将要萌发时便消除它，在事变尚未发动时就看准机会暗中加以控制；改任臣为提督，使臣得以扼守上游，从而形成凛然如虎豹在山的威势；申明法律条例，使人各自奋战，又自然形成如臂使指、彼此听从的局面。（朝廷）敕令臣等及时制定应对策略，不受地域限制，暗中形成常山首尾相应的形势。因此，臣得以不等诏令下达防守命令，便调集数郡的军队和民众；数郡百姓也不等防守督促的诏令，便自行奔赴国家危难。军队长驱越境，直捣追击，不因职责不相当而有所顾忌。这就是在无形之中埋伏极险的形势，在常规制度之外隐藏不可测的变化。人们只看见嬖奚捕获很多，却不知道正是由于王良善于驾驭，才取得了这样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么今天的举动，朝廷诸臣预先谋划、及早筹备的功劳，又有谁能够超过他们呢？此外，御史谢源、伍希儒负责监军督哨，谋划筹策最多，并鼓舞勇气、宣扬威势，劳苦备尝。领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陈槐、曾璵、林珹、周朝佐；署理都指挥佥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尧元、童琦、谈储；推官王暐、徐文英；知县李楫、李美、王冕、王轼、刘源清、刘守绪、傅南乔；随哨通判杨昉、陈旦；指挥麻玺、高睿、孟俊；知县张淮、应恩、王庭、顾佖、万士贤、马津等人，虽然各有功绩、贡献才能也有等级差别，但都首先响应义军，争先奔赴国难，协同谋划、合力作战，共同取得了全部功劳。其中像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等人，冒险冲锋，功劳尤其卓著。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郎中曾直、评事罗侨、佥事刘蓝、进士郭持平、驿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刘逊、参政黄绣、知府刘昭等人，依据义理起兵，协助张扬威武，筹划军务，辅佐作战。以上各官的功劳，即使是在平常征讨剿捕中也已经十分难得，何况当时人心震恐动摇，四方有知识有勇气的人都不敢迎击敌锋，而各位官员激发忠诚和愤慨，舍身报国，才能做到这样。恭请皇上在朝廷论功行赏之外，普遍加以爵禄奖赏，表彰提拔他们，以劝勉天下忠义之士，激励将来怯懦之人。仍请下诏晓谕天下，使人们知道像宁王这样的奸雄，蓄谋不轨已经十多年，但阴谋一经发动，不到几个月便被擒获消灭，由此可以看出天命所在，皇位神器不可窥伺，从而安定天下人的心志。尤其希望皇上停止巡幸，确立国家根本，端坐朝廷、励精图治，以承受宗庙社稷的巨大福佑，断绝奸雄觊觎之心，这样天下幸甚，臣等也幸甚。《计处地方疏》（筹划处置地方事务的奏疏）。臣认为，财物是百姓的心命；财物分散，百姓就会聚集安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所以汉文帝通过赐予租税，取得百姓富足安乐的成效；唐太宗通过使百姓富裕，形成供给充足的风气。君主和百姓本为一体，这一点古今相同。臣会同江西巡按监察御史唐龙商议，查照宁贼宸濠穷凶极恶、肆意谋划，侵吞民间田地、山塘、房屋等财产，有的凭借权势强行占有，有的压低价格贱买，有的借官府本钱折抵，有的借其他事情抄没收取。有中等人家的产业，一旦遭受他的毒害，便没有栖身居住的地方；有上等农户的田地，一旦中了他的奸计，便没有可以耕作的土地。尤其还伪造填写契约文书以堵塞舆论，私自设置簿籍以增加租额，利益归于一己，祸害波及千家万户。因此，先有副使胡世宁直言指出，后来科道等官员接连上奏揭发，所说都有根据，事情也并非没有凭证。近来奉到诏书说：“宸濠天性凶恶，自作不靖，强行夺取官民田产，动辄以万计。”这说明陛下以明察洞悉奸恶，深知宸濠的田产都是从百姓那里夺来的；诏书又说：“凡占夺的田产全部归还原主。”这说明陛下以仁德怜悯百姓，完全想把百姓的田产拿出来归还给他们。圣明的诏言至今仍在，明亮如日月星辰；国家的信用不会改变，坚固如金石。当初宸濠败亡以后，臣等已经通知守巡等官，将宁府及各贼党占有的田地、房屋，准许府县等官全部抄没入官，登记造册上报了。但是，委派官员查勘时，正值事变纷乱之际，业主惊散，都还没有安定下来；上级官府督责严急，只想赶快办结，于是依据契约混杂查验，凭他人随意虚报，多少只作比较，占有、买取得还没有分清。明诏虽然有归还原主的条款，小民仍然抱有失去产业的怨恨。过去能够居住的房屋，如今不能再居住；过去能够耕种的田地，如今不能再靠它生活。恩泽还没有深入落实，怨恨却只会归于朝廷。何况房屋没有主人就会毁坏，土地不耕种就会荒芜，所以兵乱之后只剩瓦片和柱子，田野之间也渐渐长满杂草。再加上权势豪强任意采取包占侵夺的办法，奸徒私下窃取，随时开启埋没产业的祸端。如今如果不及早审查处置，将来遗失的产业会更多。又查前述田产多在南昌、新建二县，两县受害尤其深重，人人遭受他们的搜刮，家家遭受他们的抄检。加上贼军起事时抄掠尤其惨烈，官兵攻破包围后伤残尚未恢复，财物已经耗尽，百姓困苦到了极点。查得两县额定征收、折纳给军队的淮安、京库三项粮米，共十一万九千石有余；淮、益二府的禄米共四千零二石。虽然屡次上奏请求宽免，却还没有奉到停止征收的命令，运粮官仍严守催促，旗校强行索取，形势紧迫如火，积压的案件多如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千二石〕

译百姓无力缴纳，官府应当设法处置。又从一方统筹的角度看，省城及各府的钱粮关系到防务；在司库查得，本布政司的官库先被贼兵劫掠，后来又因军饷不断支出，官吏只能守着空柜，连纸笔也要向店铺赊借。大规模用兵必然造成荒年，百姓贫困必然成为盗贼；万一发生异常变故，意外的祸端骤起，那么一寸兵器、一尺铁器都无从取得，一捆柴草、一斗粮食也无法供应公私事务，失去依靠而不能应付紧急情况，实在令人忧虑。再查省城各门的城楼、窝铺以及各司衙门，原先被王府占据，大多疏漏狭隘，近来因兵火蔓延，一半遭到焚毁。城楼是一个地方防御的关键所在，衙门是各司发布政令的地方。若从头兴建，固然没有民力；若因陋就简，现有官房尚可利用。请敕令有关部门查议，将前述抄没的宁府及各贼党名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项，命布政司会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分守官、分巡官以及府县官，按实际情况重新查勘清楚；确实属于强占百姓的，遵照诏书的道理，归还原来的主管业主。官房酌情迁移改建；城楼、窝铺、衙门以外，其他不妨碍使用的田地、山塘、房屋，仍命各官共同按照估定价格变卖，所得银两入官，先全部拨补南昌、新建二县应交军队、淮安京库折银粮米以及王府禄米，剩余部分收入布政司官库储存，以备紧急之用。仍要禁约权势豪强之家，不得强行占有、购买；各受委任的官员也不得畏惧权势、徇私施恩，以致招来舆论非议。凡是拨给、变卖等事务，如果有权势豪强强占强买，或受委官员畏惧权势、徇私施恩等弊端，准许抚按衙门查明实情，弹劾并依法惩处追究。事情办完后，有关司将各项数目直接造册奏报，并呈送有关部门查考。这就是用百姓的产业缴纳百姓的钱粮，用地方的财物归还地方的使用；百姓得到恩惠而国家不增加耗费，事情办妥而财物不受损害。《尚书》说“守邦在众”，《易经》说“聚人以财”，请陛下留意。《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申明赏罚以激励人心的奏疏）。臣查阅卷宗，三省的盗贼在两三年前合计不过三千多人，如今据各府、州、县兵备、守备等官所报，已经达到数万人，大概已经不止是从前的十倍。臣曾经深入探究其中原因，向官僚询问，向父老访问，在道路上采听，到田野中验证，大家都认为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过于泛滥；招抚过于泛滥，是由于兵力不足；兵力不足，是由于赏罚不能实行。确实如副使杨璋所议，臣请借此为陛下略说其中缘故。盗贼的本性虽然都凶恶顽劣，但也并非不害怕诛讨。只是他们作乱而官府不加诛讨，随后又对他们进行招抚，于是便放肆而无所顾忌。招抚的办法，只可以偶尔用于无辜而受胁迫跟从的百姓，不可以经常用于长期作恶、执迷不改的一方；可以施用于已经悔悟、愿意接受教化的人，不可以屡次施用于一招即降、随即又叛乱的党徒。南赣的盗贼起初作乱时，受害百姓依仗官府的威令，有时还聚众与他们争斗，向官府鸣冤告发；但主管官员认为既然已经招抚，便一概置之不问。盗贼逐渐知道官府不支持百姓，便更加报复；受胁迫的百姓无法忍受苦难，又知道官府不足以依靠，于是也纷纷跟从盗贼。因此盗贼更加无所畏惧，出动抢劫的次数日益频繁；百姓知道官府一定会招抚盗贼，便更加没有依靠，跟从盗贼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知道官府必定不能替自己守护地方。善良百姓有冤屈痛苦却无处申诉，盗贼却没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做百姓的困于繁重的征收输纳，做盗贼的却屡屡得到犒赏，那么百姓又有什么苦头不能忍受而不去跟从他们呢？所以，靠近盗贼的替他们作战守卫，远离盗贼的替他们充当向导，住在城郭中的替他们互相联络支援，在官府中的替他们充当间谍。起初只是为了躲避灾祸，最后竟跟着盗贼从中获利。因此说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过泛滥，原因就在这里。盗贼造成的祸害使神怒人怨，谁不痛心？而主管官员却一定想要招抚，难道也是出于不得已吗？如果真能有强兵悍卒诛灭首领、荡平巢穴，那么百姓的愤恨得以洗雪，地方的祸患得以消除，功业成就、声名树立，难道不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吗？然而南赣的军队一向没有得到训练和供养，大多脆弱、骄惰，每逢征发、追呼、拘捕，要十天才集合起来；下达约束、发给资装，又要十天才到达，这时盗贼早已捆载财物逃回巢穴了。有时即使遇到盗贼尚未退走，官军望见贼人的尘土便先行逃跑，还没有交锋就已经败了。用这样的军队进行防御，仍然如同驱赶羊群去攻击猛虎，怎么能不把招抚作为办法呢？所以，南赣凡是出兵，不过是发布文书调遣军队，以求苟且免除坐视盗贼的处罚；名义上进行缉捕，不过姑且作为招抚的媒介。若要求实际功效，实在不敢指望。为什么呢？兵力不足，缉捕未必能够取胜；缉捕不能取胜，就必然有违反军纪的罪责。想要进行缉捕，就必然征调日益繁多，督促责问天天到来，纠察弹劾从四面发起，往往有人因坐视盗贼而被罢职、声名败坏。招抚的策略一实行，就可以安居无事，可以免去调发军队的劳苦，可以免去戴罪杀贼的责任，可以免去因地方事务繁多而不能升迁调任的阻滞。既然如此，谁不认为招抚是好计策？所以，宁可让百姓遭受荼毒，也不敢派出一名士卒抵抗正在壮大的盗贼；宁可让孤儿寡妇号哭，让困苦无告的人辗转受难，也不敢率领一支军队去触犯反复招抚的盗贼。招抚的主张，起初出于不得已，最后却沿袭下来，把它当作通常的策略。因此说，招抚过于泛滥，是由于兵力不足，原因就在这里。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够驱使市井百姓作战，也能收集溃散逃亡的士卒来抵抗强敌。如今南赣的军队还足有几千人，难道全都没有可用之处吗？

译然而击鼓不能使他们停止，鸣金不能使他们前进；还没有见到敌人就逃亡，不等交战便败退。为什么呢？前进拼死作战，却没有爵禄赏赐来鼓励；后退逃跑，却没有诛杀惩罚降临。这样一来，前进必死，后退却可能侥幸求生，他们为什么要苦苦求取必死呢？吴起说过：“法令不明确，赏罚不可信，即使有百万军队，又有什么用？”凡是军队的心理，害怕我方就不会害怕敌人，害怕敌人就不会害怕我方。如今南赣的军队都害怕敌人而不害怕我方，想要使用他们，怎么能够做到呢？所以说，兵力不足，是由于赏罚不能实行，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朝廷的赏罚制度本来并非不完备，只是没有申明并实行罢了。古代赏赐不超过时日，惩罚不拖到事情之后。过了时日才赏赐，等同于没有赏赐；事情过后才惩罚，等同于没有惩罚。何况过了时日还不赏赐，事情过后还不惩罚，又凭什么统一人心、振作士气呢？即使让韩信、白起担任将领，也不能有所成就，何况臣等只是才识浅陋的腐儒小生，才能见识愚昧低劣，平素又不懂军事，哪里还能有什么希望呢？议论者认为，南赣各处的盗贼连接数郡、盘踞四省，不调发狼兵、大举夹攻，恐怕不足以扫荡巢穴，这确实是一种说法。然而臣认为，调发狼兵不仅耗费极其巨大，而且他们经过的地方，残杀掠夺也不比盗贼少。大规模兴兵，日久拖延，声势已经公开传播；等到真正举兵时，各个盗贼首领都已经逃遁了。能够抓到的不过是老弱、受胁从的无知百姓，于是便有横行残杀的惨祸，也有滥杀无辜的弊端。军队班师不久，山林之间又已经呼啸聚众，这些都是往事已经验证过的情况。臣近来又挑选南赣精锐，得到二千多人，加以编组、训练演习，已经略有可观。假如能够按照大军征讨的赏罚来使用他们，平时准许臣等便宜行事，不限时间，只以成功为责任，那么与大军出动相比，臣私下认为可以节省一半费用而取得加倍功效。臣请用近期的事情作为证明。臣于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达赣州，查阅兵部所咨行的申明律例：今后地方只要有草贼滋生发动的事情，紧急时主管官府立即依照法律调拨官军，乘机缉捕；应当防守、缉捕的，也就地调发军队策应。但凡属于军情紧急的，应派人上奏；如有敢于迟延隐匿的，巡抚、巡按及三司官立即参问，依律罢职、充军等项处分。即使不是聚众的草贼，只要是有名的强盗肆意抢掠，贼势凶恶，或者白天拦截，或者明火执杖，不论人数多少，一面设法缉捕，一面立即派人申报有关上司，并具文申报兵部，以便知道并防备处置。如果仍像以前那样含糊隐瞒，不立即申报，以致盗贼聚众蔓延、贻害地方，便从重参奏究治，绝不轻易宽免等情，题奏奉得皇帝批准，具文施行。此前因原任官员长期缺任，尚未来得及实行，臣便刊印数千上百张文告，通行所属各地，向远近发布。还不到一个月，大小衙门接连不断地把贼情上报，也于是屡有斩获一二人、五六人、七八人的情况。为什么呢？军队能够随时调用，官员又没有观望和牵制，自然没有可以推托逃避的余地，便会想着竭力效命。由此说来，律例本来都在，以前只是没有申明并实行罢了。如今如果把赏罚制度一并申明实行，取得的效果也未必不会这样迅速。恭请皇上念及盗贼日益猖獗，哀怜民生一天比一天困苦，怜悯地方受荼毒日益严重，痛惜百姓的冤愤无从申诉，特敕兵部采纳臣的建议，赐给臣等令旗、令牌，使我们能够便宜行事。若这样做后军队仍不精锐、盗贼仍不能消灭，臣等也就没有办法逃脱死罪了。任用不专一，权力不重大，赏罚不能实行，以致军队溃败、事情失败，然后才选派重臣，授予总制的权力前往救援，即使善于收拾残局，也已经无法挽救此前的损失了。臣才识浅陋，而且身体虚弱、多病，自料不足以办理这件事。臣即将向陛下请求退休，以便在山林中苟全残余性命。但如今正在这里待罪，心里知道其中弊病，不敢不为陛下把一切说尽。陛下如果准许臣的请求，使后来任职的人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取得讨伐盗贼的功劳，臣也可以因此万一稍稍逃脱死罪。因为这件事关系到申明赏罚、激励人心，情况如此，特具奏本请示。《再请疏通盐法疏》（再次请求疏通盐法的奏疏）。臣查阅所接管的卷宗，其中有一项是处置盐铁以充实军饷的事情。江西布政司呈报，奉总制江西左都御史陈金批示：查得广西岭北二道滩石险恶，淮盐无法运到，商人往往私自贩卖广盐，以谋利肥己。此前经总督衙门奏准，允许广盐在南赣二府发卖，命南雄按照盐引追收米价，分类解送梧州军门，这样官商双方都方便，军饷也能充足。当时奏请实行的只涉及南赣，没有把袁、临、吉三府列入其中。是否可以遵照敕谕，便宜处置，暂时允许广盐运到三府发卖，设立盐场盘验抽取税收，以帮助军饷？随后布政司管官刘果等议论说，确实对事情有益，也不违背法律，于是具呈详细说明并获准，批令遵照设场抽税等事。后来户部复议中说，广东盐课准许在南赣二府发卖，不许运到袁、临、吉三府，已经具文下达禁革。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臣巡视到赣州，随即据副使杨璋呈报：奏调三省官兵夹攻缉捕上犹等处贼巢，粮饷约需数万石；若不早作筹划，必然贻误军机。查得前项盐法准许在南赣二府贩卖，确实只是暂时权宜之计，并非洪武年间的旧例。是否可以查照先前便宜处置的事例，命从前的盐商允许在袁、临、吉三府贩卖，将所收银两稍作军饷之用，等事情稍微安定后，再另行具题禁止等情。呈文详细送到臣这里，臣认为如今调兵夹攻，粮饷缺乏，应遵照敕谕径自筹划办理，于是批令该道暂且按议定办法施行，等平定之日照旧停止，具题上报。后来接到户部复议，准许广东官盐暂时在袁、临、吉三府发卖，到正德十三年年底为止；命该道官员照从前办法抽分，把税课供给军饷，不许多收滥用，到期照旧停止等情。具题后奉到圣旨说“是”，钦此钦遵，已经转行该道一体遵照办理。如今呈报前因，是因为袁、吉等地溪流湍急凶险，滩石高峻险恶，淮盐逆水而上往往要经过十多天，广盐顺流而下不过两夜的路程，所以百姓苦于淮盐运输困难，只认为广盐方便；近来奉令按条例停止广盐之后，

译官府表面上只有禁革的名义，实际上私盐没有一天停止流通。为什么呢？因为地势便利，符合百姓的愿望；不仅无法私下禁止，每逢水势上涨，商船动辄有上百艘，公然遮蔽河面顺流而下，如同弩箭发射一样。官府的巡逻士卒数量少，敌不过众多商船，只能袖手站在岸边，眼看着它们经过，谁能阻止拦截呢？所以广盐流通，商税就能集中，也能用来补助军饷，贫民承担的赋税也可以减少；如果广盐停止，私自贩卖就会兴起，奸弊便在暗处滋长，利益归于豪强。这是近期事实已经证明的。如今南赣盗贼虽然已经仰仗天威，攻克并平定了巢穴，但漏网未灭的残余党徒很难保证一定没有；而且这里连接三省，方圆千数百里之内山峰连绵入云，深林遮天蔽日，其中已经招抚的新民还怀有反复之心，尚未平定的贼垒多有相互勾连，乘机窥伺偷袭，时常发生。现在正谋划保卫戍守的策略，还没有撤兵的日期。何况后山、从化等处正在调兵征讨，臣也错误地承受了筹划方略的使命，军队出征，粮食供应势在必然。如今府库空虚，百姓贫困，财物耗尽；如果盐税一旦革除，军饷费用若不是向贫民征取，就必然要依靠内帑供给。百姓已经贫困，却还不停地征敛，这是把他们驱赶去跟从盗贼。外部财力已经枯竭，还要把内部财力耗尽，这就是再次残害国家根本。何况内帑拨款，不仅缓慢而来不及应付事情，也恐怕力量有所不足。臣私下认为，应当恢复开放广盐，并制定为固定条例，把盐税登记下来，以预备军饷突然紧急的需要；积存其中的余款，以稍微补助内府的缺乏。这样确实是公私双方都方便，内外都得到资助。以聚敛财物作为功绩，是臣一向感到羞耻的；用苛刻搜刮来招致怨恨，是臣所不忍心做的。何况臣的废疾日益严重，决意请求退职，本来可以姑且逃避地方事务的责任，但事情的形势又不得不这样做。如果已经革除的政策又重新实行，就是把困难留给后人，对职守来说也是不忠。愿皇上怜悯地方屡受创伤，哀怜百姓贫困已经到了极点，忧虑军费物资断绝，察知臣心中没有别的意图，特敕有关部门采纳臣的建议，酌情裁定处理，早日赐予施行，这样地方幸甚。《议南赣商税疏》（议论南赣商税的奏疏）。据江西按察司分巡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呈报，奉巡抚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孙燧查验，转行各道兵备等官：凡有关系地方的重大军务，若有益于政体、便利军民，确实属于应当议论的事项，应立即分条列出呈报，以凭据施行等情。随即据南安府呈交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税的循环文簿。臣查得该府造报的册籍中，只记载某日共抽取税银若干，却没有开列某商贩运某货若干、抽取银两若干，其中不免有任意抽报的弊端。又看得一季的总数比以前少了很多，追究其原因，是因为抽分官员只是典吏、仓官、义民等人，他们不顾名节，只贪图污利；加上官职卑微，人们轻慢怠视，以致过往客商有的假称权贵而要求放行，有的买通官吏带货通过，还有店铺牙人同客商串通，买通书手、算手，把多报作少报，把有说成无，奸弊有很多种。查阅卷宗，前项抽分制度创始于巡抚都御史金泽，一方面用来补助大庾县翻山夫役，另一方面用来供应南赣军饷，奏请奉准后一直实行。又查得赣州龟角尾设立抽分场，是总制都御史陈金提议建立的，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正德九年七月底停止，共抽取商税银四万二千六百八十六两六钱三分有余。本省大帽山、姚源、华林等地盗贼四起、大举夹攻时，所有军饷都依靠这项税收供应，并没有奏请动用内帑积蓄，也没有向小民征派财物。由此看来，商税对地方的益处很多。由于赣州的税收，正德十一年给事中黄重上奏说，广货从南雄经过南安到折梅亭，已经缴过两道税，赣州的税收不免重复，已经查明停止。至于赣河的税收，近来又大举夹攻盗贼，军饷供应全靠折梅亭的税收；如今收入竟然这样，非但对军饷没有帮助，实际上只是资助奸邪。于是臣会同分守左参议黄宏议定：应当把南安的税收转移到龟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监临，又有巡抚统辖，访察次数多，奸弊自然减少。大庾县雇用夫役的银两，应命该县每季带着加盖印信的领状到道衙门，请批文到赣州府支领；支取完毕后查算清楚，准许再次支领。这样不但大庾县翻越山岭的夫役不会缺少，而且军饷的供应会大大增加，所以一并会同呈案详细上报。据呈文送到臣这里，臣认为南赣二府的商税，都是因为供给军饷、宽裕民力而设置的。折梅亭的税，名义上是夫役税，实际上用来供应军饷；龟角尾的税，事情虽然着重于军饷，但也同样是为了宽裕民力。两项税收看似是两件事，实际上是殊途同归。但是，折梅亭已经抽分，而龟角尾不再盘问，难免有脱漏的弊端；如果折梅亭已经抽分，龟角尾又再次盘问，难免有滞留商旅的烦扰。何况监察官司距离遥远，胥吏奸猾便能够任意侵吞；事务头绪太多，彼此便能够容纳奸隙。如果革除折梅亭的抽分，把税收统一到龟角尾办理，那么事务体制归于统一，奸弊自然消除。不但能够资助军饷，而且便利客商。分设或合并虽然不同，但对于商税事务的实质没有丝毫改变；在转移办理之间，对民众和商人的利害却相差很多。除臣钦遵屡次奉到的敕谕，所有军马钱粮事务都听凭便宜筹划办理外，现将副使杨璋等人的建议命令该府一面查照施行，因关系地方事务，特具奏本报告。《立崇义县治疏》（请求设置崇义县治的奏疏）。

译据江西巡守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左参议黄宏呈报，据南安府知府季斆呈报，所属致仕省祭义官、监生杨仲贵等人呈称：上犹等县横水、左溪、长流、桶冈、关田、鸡湖等处的贼巢，共计八十多处，处在三县之间，东西南北相距三百多里，号令不能到达，人迹很少能够到达。起初，这些輋贼原本是从广东流入的，先前巡抚都御史金泽下令把他们安置在这里，不过是砍山耕种谋生。时间久了，他们繁衍日多，羽翼逐渐增多，百姓遭到他们杀戮，田地被他们占据。他们又暗中招引万安、龙泉等县逃避差役的百姓，以及各种工匠和游荡谋生的人，混杂居住其中，分群结党，动辄以万计。起初逐渐抢掠乡村，后来便攻打劫掠郡县。近年他们肆无忌惮，于是设立总兵，僭越冒称王号，罪恶累累，神人共同愤怒。如今幸而奏报朝廷，出兵征讨，臣所在的都察院亲自率领各军捣毁他们的巢穴，擒获首恶，妖异的气焰因此扫荡，地方因此彻底安宁。三县百姓欢欣鼓舞，如同获得新生。访察得知，各县流来的盗贼听到夹攻的消息后，陆续逃出的很多，但只恐怕大军撤退以后，他们难免重新聚集为患。是否可以在三县适中的地方建立县治，这实在是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策略。上述意见送到岭北道后，随即召集各县乡导到军营审问查验，查得前述贼巢属于上犹、大庾、南康三县。上犹县的崇义、上保、雁湖三里，先前多被盗贼杀戮，田地被他们占据；大庾县义安三里，居民有的被杀伤，田地有一半被盗贼占据；南康县至坪一里，居民都住在县城，田地被盗贼阻隔而荒废。总计盗贼占据的田地有六里半。随后本院会同委派领兵知府邢珣、知县王天与、黄文鸑亲自到各贼巢踏勘，三县之中最适宜的地方，没有超过横水的；横水原属上犹县崇义里，山水环抱，土地平坦，适合设置县治。随后会同分守左参议黄宏议定：是否可以在这里建立县治，将三县中被贼人占据、阻隔而荒废的田地全部划归新县；但因里分人口数少，查得南康县上龙一里、崇德一里，也同至坪相接。至坪三都虽然不属于完整的一里，但地方广大，钱粮数额多，适合析分为一里，应当割并归属新县。其中人口少的地方，田地钱粮还在，可以招人佃种、购买，使县治设置后能够恢复完整。向东到南康还有一百二十里，险要之处有长龙；向西到湖广桂阳县界二百多里，险要之处有上保；向南到大庾县一百二十多里，险要之处有铅厂，这些地方都应当设置巡检司。查得上犹县过步巡检司道路偏僻、没有作用，适宜改移到上保。把这些缘由呈报详细说明后，奉批示：看来横水开建县治，确实是事势所不能不办的，但尚未奏请，必须等候命令下达后才能决定议定；而且工程浩大，一时恐怕不容易完成。如今盗贼势力虽然平定，但漏网残余仍在，且应遵照本院钦奉的敕谕，按照实际情况处置，先在横水建立关隘，以防备眼前不可测的忧患。除委派典史梁仪等一面竖立木栅、修筑土城、修建营房外，又查得横水附近的至坪、雁湖、赖塘等隘所，盗贼平定后已经成为空设；附近村寨如白面、长潭、杰坝、石玉、过步、果木、鸟溪、水眼等处，居民经访察多是与盗贼相通的窝主，各县城郭、村寨中也有很多与盗贼相通的人。应当把各隘的隘夫全部调来守卫横水；把与盗贼相通的人员全部查出，编充隘夫，永久守把；其中不属于与盗贼相通的人，按照丁口多少抽选编入，轮班更替，务必凑足一千多人，责成委派一名属官统领，常年驻守；遇到残余盗党聚众出没，立即相机缉捕。等县治建立、人口聚集、地方确实安宁后，再行议定裁减。至于开建县治一事，本院亲自踏勘，多次筹划，固然知道此事不能不办，但举办大事必须顺应民情，兵乱之后尤其应当保存抚恤百姓。应命该道会同分守等官再次召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询问访问，必须等各县人民踊跃鼓舞、争先赴事，然后才能兴工；这样或许能够使事情兴办后，百姓有主动前来效力的美誉，工程完成后，百姓享有共同安乐的福泽。仍呈送抚按等衙门共同计议施行等情。依照奉到的批示，会同参议黄宏遵照批文所述办理，先在横水设置隘所，防备意外，并命该府再次召集百姓询访。随后据府县分别申报，已召集父老到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欢欣鼓舞、争先办事，没有民情不便等情，详细呈报到道；复核没有不同，转呈到臣这里。臣会同巡抚江西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燧、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屠侨议定：查照前述地方的大盗既已平定，后患应当预先防备；如今议论建立县治以及巡检司等衙门，是惩戒过去、考虑将来，防微杜渐，确实都是地方最好的谋划。又查得横水议建县治的地方，原属上犹县崇义里，以地名作为县名，也很相称。如果皇上怜悯地方屡遭荼毒，请敕令有关部门俯顺民情，从长远考虑议定，早日赐予施行，并将儒学、巡检司等衙门一并选任官员，铸造颁给印信。这样，三省的残余盗贼就有受到控制的地方，不敢聚集；三省的奸民也没有可以潜藏的地方，不敢逃遁。把盗贼强横的地区变成礼义教化、士民聚居的地方，长久安定、长期治理，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议夹勦方略疏》（议论夹攻缉捕方略的奏疏）。

译据江西岭北道副使杨璋呈报，奉臣查验；又准兵部咨文，内称巡抚湖广都御史秦金上奏紧急贼情，已经分别筹划兵力粮饷，大约与三省协同，约定九月中旬进兵缉捕上犹等处贼巢等情。遵照办理，随即将本道兵粮事务筹划呈报本院，转达朝廷奏请裁定。随后据南安府上犹、大庾等县申报，称贼势猖獗，请求早日扑灭缉捕，已经呈报本院；本院秘密传授方略，委派知府季斆、县丞舒富等领兵分路缉捕，生擒首领及从犯，斩获贼首，杀死、烧死贼众，捣破贼巢，俘获贼属等情，全部呈报。又本院担心盗贼必定会乘机再次出动，于是委派知府季斆、指挥来春等统兵驻扎南安，指挥姚玺、县丞舒富统兵驻扎上犹，指挥谢防、千户林节统兵驻扎南康，各自在险要处往来防守缉捕。到七月二十五日，贼首谢志果又率领一千五百多名徒众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率军队迎敌，先擒获贼犯杨銮等七人，斩获首级四十五颗，贼众大败离去。八月二十五日，贼首谢志又率领二千多名徒众再次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率军队迎敌，生擒贼犯龙正等四十二人，斩获首级一百五十七颗，盗贼又大败离去。如今贼势稍受挫折，如果乘此机会防守进击，直捣他们的巢穴，十天到一个月之间可以期望扫荡干净。但听说湖广的军队已经集合，广东则因府江之战班师不久，再次调发狼兵还没有确定日期。谨按地图察看：江西南安有上犹、大庾、桶冈等处的贼巢，与湖广桂东、桂阳接界；夹攻这些地方，只需江西与湖广会合，广东只在仁化县的险要处设防截守，不参加夹攻。赣州龙南有浰头贼巢，与广东龙川接界；夹攻这里，只需江西与广东会合，湖广不参加。广东乐昌、乳源的贼巢与湖广宜章县接界，惠州贼巢与湖广临武县接界，仁化县贼巢与湖广桂阳县接界；夹攻这些地方，只需湖广、广东两省会合，江西只在大庾县的险要处设防截守，不参加夹攻。名义上虽是三省大举进兵，实际上各有先后次序，行动彼此并不妨碍。如果一定要等三省军队全部集合后再进兵缉捕，就会使军队长期劳顿、耗费财物，造成的危害不小。应当把前述事务约定三省配合，依次逐步进行，这样军力不会耗尽，粮饷也可以节省。上述呈文送到臣这里。查得三省的贼巢彼此连接达千里之遥，虽然声势相互呼应，但其中本来就有种类的分别和界限的隔阂；有利可图就争相趋赴，有祸患则彼此不顾，这就是他们的性情习惯。假如三省的军队都已经准备齐全，约定防守并进攻，难道不是很好吗？只是如今广东狼兵刚从府江班师回来，想要再次调集，恐怕不是十天半月所能办到的。两省的军队既已集结，却长久停留而不进兵，既使军队疲惫，又耗费财物，意外的忧患还会乘机发生。假如先会合湖广、江西的军队，合力进攻上犹的各路贼军，等事情办完，广东的军队也将集结了；然后再会合湖广、广东的军队，合力进攻乐昌各处，等事情办完，江西的军队又可以稍稍休息；再会合广东、江西的军队，合力进攻龙川。正当合力进攻上犹时，暂且派人假装前去抚慰乐昌各路贼军，以安定他们的心。他们看到广东尚未设防，湖广的军队又没有赶到自己这里，只要侥幸求得眼前生存，就一定不敢越过边界去援救上犹。等到上犹已经攻下，湖广移兵与广东会合，那么乐昌各路贼军的形势已经孤立，两省军力更加专一，攻取它们也就更容易。到那时，龙川贼巢相隔遥远，自己以为彼此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看到江西的军队又撤走了，心里一定不会怀疑。在班师的那一天出其不意地回军合击，没有不能成功的。臣私下认为，这正是根据地势的便利，采取先后合击的好办法。除臣遵照兵部咨文所载、题请奉钦依防守军队并征讨[OCR疑字]兵的事项，也听任臣根据情况相机议定施行；臣已经把上述事项咨告广东、湖广总督、巡抚等官员知悉，同时相机行事。此外，因这关系到地方紧急的贼情事务，所以特此具本题报。请求宽免税粮、紧急救济民困以消除灾变的奏疏 查得正德十四年七月间，臣陆续接到吉安等十三府所属庐陵县等地申报旱灾的文书，文中说：本年自三月直到秋七月没有下雨，禾苗尚未发育就全部枯死，夏税、秋粮无从办理缴纳，百姓忧愁叹息，快要流离失所，因此申请转达，请求宽免等情。臣随即派官吏和老人踏勘上述地方，确实自三月以来雨水没有降下，禾苗枯死。后来宁王谋反，乘机煽动叛乱，传播伪命，许诺免除租税。小人只知逐利，纷纷想着作乱。臣于是通行告示，许诺奏请免除税粮，并以臣民的大义告诫他们，申明祖宗休养生息的恩泽，揭露宁王贪得无厌、横加诛求的罪恶。由此人心渐渐安定聚集，背叛逆党而趋向顺从；老弱留在家中守卫，壮丁出征，团结保甲，供应粮饷，城邑没有一家遗漏，家中没有一个壮丁遗漏。即使风雨调顺，江西百姓也已经荒废了耕作的事业，承受了征战的痛苦，何况军队、旱灾同时发生？即使富室大户也不能免于饥荒，下户小民难道不会转死沟壑、流散四方吗？假如饥寒所迫、输纳所苦，人人自行作乱，那将怎么办？所以请求敕令户部，暂且把正德十四年的税粮一律宽免，以救济受残害创伤的百姓，防止变乱的祸根。还希望皇上裁减冗员的俸禄，减少不急需的赏赐，停止没有名目的征收，节省用度费用，以充足军国的需要，天下将十分幸运。由于这些缘故，臣在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题请求裁决，却没有得到明确降旨；随后皇帝亲自出征，京师和边地的官军前后以万数接连到达，遍布城塞内外。百姓在戍守、承受刀箭之后，肩膀和担子还没有来得及歇下，又再次救死扶伤，呻吟奔走，以供给军队杂役；各种诛求使妻子儿女被卖去换草料，骨髓也被征输榨干。当时鸟惊鱼散，贫民老弱流离失所，被抛弃在沟壑中；强悍者逃入山泽，聚众为盗。稍有家业而又善良守节的人，只剩十分之二三，而且也都在刀刃和鞭打之下颠沛呼号。郡县官吏全都奔赴省城和军队驻屯之处，奔命听役，再也不能亲自处理民政。上下骚动不安，如同驾着漏船在风涛中颠沛，只怕覆没溺水都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顾及其他，替日后的事情打算，忧虑税赋能否免除、征科能否完纳呢？当时即使臣等也都奔走道路，危疑仓皇，恐怕不能替小民请求保全一天的性命，哪里还有闲暇替长远岁月打算，忧虑赋税能否免除、征课能否完纳呢？

译像这样又过了几个月，京师和边地的官军才将有返还的日期，而户部每年的定额征收已经下达，漕运交兑的文书已经催促，负责督催的使者和严厉责备的檄文已经交相驰送、四面而来。流离的百姓听说官军将要离去，才稍稍屏息，伸长脖子盼望回去寻找原来的产业；脚还没有踏入本地，脖子已经被追征者抓住了。旱荒已经到了极点，又接着发生变乱；变乱到了极点，又加上军队征战；军队征战到了极点，又耗尽百姓的供馈，加重诛求，急迫地征收赋税。那时有眼睛的人不忍看，有耳朵的人不忍听，却还要进一步榨取百姓的膏血，有人心的人难道还忍心这样做吗？如今远近军民号哭匍匐，申诉告发之声喧腾，要求朝廷拿出府库财物赈济，久久没有得到，反而又有追征的命令，于是众人哄然生怨。他们说，臣等从前关于蠲免赋税的话是在欺骗他们，私下彼此伤叹。又说，宁王朱宸濠叛逆，尚且知道宽免租税来收买人心；我们这些朝廷的赤子，都曾经竭尽骨髓、冒死出力来为国家解除危难，如今困穷已经到了极点，难道不能稍稍加以优待抚恤吗？现在又要追征，叫我们凭什么保全自己？因此，发布命令反而更加不被相信，抚慰反而更加愤怒，愤怒之中再加以晓谕，反而更加喧闹不休。刚刚怀有收复故业的希望，又不得不谋划流徙。计策穷尽、形势紧迫，只好隐藏起来做奸恶之事，放肆起来就作乱。两个月以来，有关部门因盗窃而发出的警报，几乎每月没有一天停止，这并不奇怪。他们没有家业和衣食的资本，也没有对父母妻子的留恋，旁边又有追呼拘捕的苦难，上面又有鞭打剥取的灾祸，若不是知礼守义的人，谁肯闭口忍饥，坐着等死呢？如今朝廷也曾发布宽恤的命令，也曾制定赈济的典章。然而内府没有发出库藏，外面官府也没有储备，只是让有关部门设法办理；办理的人难道能够使神灵输送、鬼神搬运吗？必然要从富民那里取得。如今富民也都成了贫民，削减贫民来救济贫民，就像割下心上的肉来填嘴，尚未吃饱而身体先死，而且还有侵吞克扣的弊端，还有借机搜刮的奸邪。百姓依靠这些得以生存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百姓坐等死亡的，常常有十分之九。因此，宽恤的空文不如蠲免租税的实际恩惠，赈济难以及时施行，不如免除租税容易实行。如今既不免除租税，又不停息诛求，只说宽恤赈济，就像夺走他口中的食物却说“我将医治你的饥饿”，剖取他腹部和肾脏的肉却说“我将救你免于死亡”；凡有血气的人都将不再相信这种话。户部是掌管国家财政的官署，漕运以转运输送为职责。如今催交年度定额、催促交兑，都是其职掌所要求的。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根本一旦动摇，即使有粮食，我们又能拿来吃吗？恭请皇上怜念地方遭受残破之后的情状，体恤小民困苦已经到了极点，想到国家根本应当稳固，忧虑祸乱变故可能发生，请敕令户部尽快把正德十四、十五年该省应纳的钱粮全部宽免。其中南昌、南康、九江等府县残破尤其严重的，再加重宽贷，使他们能够逐渐恢复气息，修复生计。这不只是解除江西一省倒悬般的危急，使臣等免遭地方变乱的祸患、免于诛戮，实在也是天下的幸运、国家社稷的福分。免除江西一省的粮税，不过四十万石；如今吝惜四十万石而不肯蠲免，日后祸乱一旦骤然发生，即使拿出数百万石，也已经无济于危难了。这一点，事实已经显现，道理十分明白。臣等对上不能筹划防止征敛以充足国用，对下不能谋划策略以救济民穷，只能痛哭流泪，陈述小民疾苦的情状。希望陛下尽快把臣等贬黜，遣归田里，早日赐予施行，以消弭灾变。为此特具奏本请求裁决。关于水灾自劾的奏疏 臣认为，身居官位而负有职守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职分就应当离去。臣凭借无能之才，错误地承当了江西巡抚的任命，未曾有丝毫惠及百姓的政绩，而地方每天事变增多，百姓日益困苦，财用日益匮乏，灾变日益兴起，祸患日益逼近。自春天进入夏天，雨水连绵不断，江湖水涨泛溢，经过一个月仍不退去。自赣、吉、临、瑞、广、抚、南昌、九江、南康等沿江各郡，没有不受灾害的；黍苗淹没，房屋漂荡，靠水为生的百姓聚集栖身在树梢，商旅的船只竟能行驶在乡里巷道，城墙溃决、堤坝决口，千里之地成为深壑。询问父老，他们都说这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灾情。除已分别命各司、府、州、县修省踏勘并具奏外，灾变不会无缘无故产生，往往因政事而起；政事不会自行败坏，而是因官员而败坏；官员失职，臣实在是这一切的开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罪责呢？江西百姓经历了宸濠之乱，民脂民膏已经耗尽，又接着遭受旱荒，随后遭逢军队征战，即使连续丰收多年，反复加以赈济抚恤，尚且担心生计不容易完全恢复，如今又加上异常灾害，危急到了这种地步。当此之时，即使让后稷、契来治理，让周公、召公来监督，恐怕也未必能想出办法，何况臣这样病废、昏庸、低劣的人，惶惶然坐在尸位上？这就好比让盲人驾驶破船，在狂风巨浪的大海中航行，却责令他渡过险境；不用等有智慧的人，也知道必然会覆没溺亡。更何况户部使者催征更加急迫，意外的诛求仍未停止。从前一方受灾，邻省尚有接济的希望；如今湖湘连年兵荒，闽、浙连年旱涝，两广的征讨尚未停止，南畿的供给也日益穷尽；淮、徐以北，山东、河南之间，听说也接连发生饥荒。由此说来，保全自身的办法已经无从施行，四邻接济的希望也已经断绝。静下心来追究，臣的罪过实在很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宸濠变乱时，臣身处交界之地，不能在祸乱尚未形成时设法谋划，以致叛乱猖獗突发，震惊远近，劳烦圣驾亲自征讨，军队暴露在原野，百姓困死在道路上，朝廷的政令因而阻塞，四方的困顿由此日益加深，这是臣的第一大罪。臣只是顾忌避嫌，苟且采取保全自己的计策，隐忍观望，侥幸逃脱祸患，不能直言极谏以使君主觉悟，这是臣的第二大罪。臣只把迎合附和当作忠诚，却不知道自己日益陷入过错；只把更改迁就当作权宜，却不知道日益扰乱旧有章法；只把搜罗材料、罗织罪名当作才干，却不知道日益离弃天下人心；只把聚敛钱财、征索财物当作谋略，却不知道日益积累小民怨恨，这是臣的第三大罪。

译对上不能有益于国家，对下不能救济百姓，坐视他们陷入贫困，彼此牵连而沉溺，这是臣的第四大罪。况且臣在忧惧惊悸之余，百病一起发作，身体瘦弱衰老，视力和呼吸仅仅维持着生命。前面四种罪过，人臣只要有一种，也足以招来灾祸、导致变乱，何况臣把它们全都具备？臣之所以加速天神的震怒，加深下民的愤恨，使灾害聚集，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伏望陛下怜悯灾害、体恤变乱，另选贤能之人代替臣巡抚，削减臣的俸禄和官秩，黜退臣还乡，以作为人臣不能尽职的警戒。这样或许在位者都知道警惕，百姓的困苦可以止息，民众的愤怒可以宣泄，天灾可以消弭，而臣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关于剿平安义叛党[OCR疑字]的奏疏 据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关文称：奉臣批示，据南康府通判林宽、安义县知县熊价、奉新县典史徐诚呈报，三人都奉本院纸牌以及巡按御史唐龙、朱节等的计委，追捕叛贼杨本荣等，按照命令先后诱捕，并在湖边各处交战，擒获、斩杀共一百二十六名首级；又在杨子桥的巢穴中搜获他原先协助叛逆、领受南昌卫中所印信的一颗。现一并解送呈报。奉批示，命按察司会同都司、布政司两司官员，对解到的贼首登记查验，审讯贼犯，查明罪状，解送军门，以凭遵照钦奉敕谕办理；立即斩首示众，有功人员分等呈报，以便给赏施行。又奉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唐龙批示，命按察司会同各掌印官审查追究，并将有功官员、差役和阵亡人员查明，具结呈报。又奉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朱节批示，认为各犯罪恶贯满，致使提督衙门调兵擒讨，事情重大；按察司应查勘明白，其中如有因胁迫而从逆、情有可悯或可疑者，一并具文呈报。遵照命令，按察司会同署都指挥佥事高厚、左布政使陈策等议定：贼犯杨正贤等世代凶恶，成为鄱阳湖一带的严重祸患，近来又跟从叛逆，侥幸漏网，聚众劫狱，抗击杀害官兵，罪大滔天，远近都已听闻。通判林宽等能够承当方略，首先负责缉捕，虽有小的挫折，终于取得成功；知县熊价到任才半月，仓促间恰好处于冲要之地，最终仍能有所防备，擒获很多；典史徐诚奉调领兵破贼，恰好掌握战机；署都指挥佥事冯勋鼓勇向前，贼军于是溃败；典史周祐暗中谋划分散贼党，其隐约可见的功劳不应磨灭。是否可以呈请裁决：署都指挥佥事冯勋、通判林宽、知县熊价、典史徐诚都优厚加以犒劳奖赏；林宽、熊价仍表彰他们除暴安民的功劳；典史周祐另行赏赐。随征的南昌前卫千户马喜、新建县县丞黄仲仁、南昌县主簿陈纪、安义县主簿崔锭、建昌县税课局大使江象、安义县领哨义官杨震士，协助守卫县城的安义县县丞何全、典史陈恒昭，以及在九里三渡设卡截击的南昌前卫指挥梁端、千户周镇，都酌情给予犒劳；其余擒获贼人的吏员、军兵、哨长、保长、总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所定事理，分别等第，逐一给予赏赐。阵亡、负伤的义兵程碧、程魁、程七等，也都优厚抚恤其家属，发给赏金和汤药费用。这样或许可以记录有功者，使人知道劝勉；酬答为国死事者，使人没有遗憾。仍应行文给有关府县，把叛贼杨正贤等的妻子、儿女和财产估价变卖，将所得银两用于修筑县城，尤其便利。事情缘由连同查核过的功劳次第文册，一并关送到本司，备文转呈到臣这里。查簿得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据江西按察司副使陈槐关文称：原先审问的犯人胡顺以及杨子桥等人的家属、财产，全部查抄登记，解送报告；呈文详细说明后，已经批令该司查照施行，务必取得确实情况，不得造成亏枉。后来又据安义县申报：遵照命令，已将擒获的杨子桥妻周氏、儿子杨华五、杨华七、杨华八、月保以及与他同居的亲弟杨子楼收监起解。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时，不料杨子楼没有捕获，杨本荣率领一百一十多人，各持枪刀冲击县城。当时，巡捕主簿崔锭亲自督领机动兵力防御；那些贼人势头勇猛，打入监狱大门，劫走杨华五等人以及原先在监中的杨正江、杨绍鉴和其他犯人胡清等十八人，烧毁总甲张惟胜的房屋，抢掠铺户傅甫七等人的货物。随即召集哨长陈魁四等屯兵，设法擒获杨华五等人，仍旧收监；一面追捕到其余贼人杨子楼等，现一并申报这些情况。又据通判林宽呈称：首恶杨本荣、杨华二等仍照旧立寨聚众呼啸，已批令按察司会同各官议处。随后据该司呈称：遵照命令，会同署都指挥佥事王继善、左布政使陈[缺字]、副使顾应祥等议定：杨本荣等罪恶昭彰，依法本应督兵擒捕。但查访得知，杨姓一族中熟习作恶、跟从叛乱的有好几人；如果一概动用兵刃，难免玉石不分。因此应当行文安义县，再次劝告杨本荣等赶紧投案自首，使杨绍鉴等人的罪行可以辨明，杨本荣的情状也可以酌情宽宥。若他们负险固守、不肯服从，就把确属惯于作恶的贼党详细报来议处。呈文已经送到臣这里。查得本院前年驻兵省城，擒讨叛贼以后，就想调兵剿灭逆党杨子桥等。

译他们后来查访得知，各犯人的亲族中也有很多善良之人，并且与他们连片居住；如果大军一到，难免玉石俱焚，所以正在迟疑。此时杨子桥等自行投赴军门，本院仰体朝廷爱惜生灵的德意，正想保全一方百姓的生命，立即遵照诏书、黄榜所载事理，对杨子桥等酌情施以杖责，释放回家，晓谕他们改恶从善，其余同党恶人一概不再追究。后来因解送京师，逆党刘吉、陈贤等不断供出牵连人员，朝廷的意思是要再次发兵加以诛戮，这样恐怕会失信于下；如果就此置之不问，那么同样跟从叛逆的人有的却被处以极刑、抄没家产，而杨子桥等独自不稍加惩罚，又凭什么警戒将来呢？所以仍照旧释放其党羽和从犯，以表示信用，只拘捕杨子桥一人，以彰明刑罚。迁徙和抄没，也只涉及杨子桥一人。朝廷这样区别处置，可以说仁德和义理都已经做到极点了。作为他的亲族和党羽，正应当感激朝廷浩荡的再生之恩，都应争相出面到官府投诚，输诚效顺，自行分别善恶，洗刷过去的过错，显明改过自新的善行。可是他们丝毫不改悔，竟敢抗拒官府，冲击县城、劫掠囚犯，自求诛灭。依法论罪、按情论理，本已在必诛而不可赦之列；但想到其中善良的人还很多，只是因为与杨子桥同居的惯恶之徒用危险的言论煽动诱骗族人，煽惑鼓动才到了这种地步，恐怕也未必是他们的本心。如今据三司各官呈文议论，也与查访所得大致相同，准许依照所议，暂且不立即出兵，而是批令有关道的守巡官，先分别善恶，命其亲族中一向没有共同作恶的人自行向官府说明，分别另行屯住。那些受到胁迫的人，如果能够投案自首，也准许免罪；有能够合力擒捕首恶、送交官府的，也同样给予赏赐；一概限在一个月之内投案认罪。若过期不出，就把各犯背叛的详细情由完整呈报，以便发兵剿灭。一面命令安义县及附近各官司整顿集合兵丁、快手和义勇，严密守卫截击，听候本院进止，并且预先张贴告示，晓谕远近。后来又据通判林宽呈称：遵照明文，秘密召来杨姓中善良的户丁杨庸、杨邦十五等七人到官署，向他们说明祸福，给以犒赏，令其分别善良之人，只捕捉冲击县城的叛贼送官。于是杨庸等诱捕叛贼九人送到县里，又捕获贼犯十七人；随即发给牌面，命全县老人分头前去抚慰晓谕，但各贼仍像以前一样立寨不服。后来又擒获贼犯四人；之后听说官府要捣毁巢穴，他们连夜煽动裹挟邻近族人，约有一百一十多人，掳船逃入鄱阳湖，准备立即率兵追讨。由于该县兵力空虚，实在担心贼人设下计谋，在半途中回头冲击，不可轻率出兵。除派人飞报沿河保长，让他们立寨防备、追讨外，又行文给府里，督率星子、建昌、都昌的军队沿湖巡捕；另呈请施行等情。据此呈文，臣会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贼人既已进入湖中，善恶已经分开，正可以四面合兵追讨。除行文南昌守巡兵备司选调兵快，并令都司冯勋统领，连夜赶去跟踪贼人踪迹，设法剿捕外，又批令按察司立即通行有关道的守巡官及沿湖各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体集合兵力防备、追捕，不得让贼人逃远而遗患。一面臣等又考虑安义县城防守单薄，恐怕各贼乘虚回来劫掠，另行发牌调遣奉新县典史徐诚选兵四百人，秘密从小路连夜赶往安义县，会同知县熊价协力防守追讨。又发牌命各官在九姓善良百姓中选取义勇和武艺高强者，并在沿湖各处召集熟悉水性、身体强健、惯于作战的人；各官亲自督领，秘密寻访熟悉情况的乡人作向导，布置四路侦探，或跟踪贼迹，或截断要路，或回头防守县城，虚张声势、设下伏兵，声东击西，一切军情都听从实际情况相机施行。所需粮食和赏赐，就从本司、府库中原先储存的军饷银里支给；并派官员携带令旗、令牌前去督促押解、办理事务。军兵等人如果在军前不听号令，或者退缩拖延、扰害善良百姓，就遵照敕谕办理，按军法处置。各官都必须竭尽忠诚和力量，慎重而勇敢果断，杀贼立功，以安定地方。如果畏避、轻忽，导致贼势滋长而贻患地方，军令具在，决不能轻易宽贷。事毕以后，把擒获、斩杀的功劳次第、获功人员等事项一并开列呈报，以便施行。此前之后，现将上述缘由呈报。查得臣先前曾奉钦命敕谕：凡有盗贼发生，就立即设法调兵剿杀，听凭你根据情况处置。臣恭敬遵奉。除将前后有功的官员、出兵人员以及阵亡、负伤人员等，均准许议定从南昌府支取本院库中储存的剩余军饷银两；除已经犒劳、赏赐、优恤的以外，尚未得到犒赏抚恤的，批令该司查照等级逐一补给。贼属男女估价变卖所得的银两，也准许用于修筑该县城墙。擒获的贼犯审问明白后，仍解送军门斩首示众。斩获的贼首，命令造册缴报，并行文通知巡按衙门。臣等议定，叛党杨正贤等肆意施展凶暴强横的习性，倚仗族类繁多，在一方积累罪恶，流窜劫掠远近；既已世代积恶，近来又兴兵帮助叛逆，侥幸逃脱诛灭，却丝毫没有悔改，竟敢攻打县城、劫掠监狱，聚众作乱，罪恶已经满盈，天怒人怨，于是一旦之间被扫灭。在朝廷看来，这不过像疥癣被搔抓；在江西来说，却确实如毒疮溃决。巡按御史唐龙、朱节筹划谋略并加以监督，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陈策等共同商议策划；都指挥冯勋以及通判林宽、知县熊价等，又各自奔走办事、效命出力，在下共同作战。评定各人的劳绩，都应当表彰记录。臣王守仁在卧病待罪之余，仅仅苟存一息，幸赖诸位臣僚才勉强免于罪责。这件事关系到剿平叛党，特此具本题报。请求辞去封爵，普遍施行恩赏以彰明国家典制的奏疏

译臣在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等日，陆续收到兵部、吏部的咨文，都是关于捷报的。文中载有题请并奉圣旨：江西反贼已经剿平，地方安定，各有关官员功绩显著。你部既已会同有关部门集议，就把等级分别清楚。王守仁封为伯爵，赐给诰券，子孙世世承袭，照旧参与赞理军机事务。钦此。王守仁封为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仍兼任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与赞理军机事务，每年支取禄米一千石，三代以及妻子一并追封。钦此。前后有关咨文已经送到臣这里，臣都恭敬遵行。臣听到命令后，惊慌惶恐，不知如何措置。私下想到，臣凭平庸之才，错误地接受国家恩典；正德初年曾因发表狂妄言论获罪，先帝察知臣没有别的罪过，随即加以收录，屡次升任清要显贵的官职，错误地承当军旅职任，又冒昧接受巡抚任命。后来宁藩开始发生变乱，臣当时正好遭遇祸乱锋芒，按义理本应死于国难，便不顾力量与之抗争，幸赖朝廷威灵，侥幸没有覆败。后来谗言纷纷而起，臣几乎陷入不可测的祸患。臣的心事还没有来得及自行申明，先帝就驾崩了，臣没有门路上诉。幸而如今圣明的陛下登基，把臣从覆盆之下救出，使日月照临；对臣怜悯慰劳，十分周到，下诏体恤臣思念母亲的乌鸟之情，使臣得以回家省亲；推行大孝的仁德，优厚存问臣，超越常规资序，授予臣留都掌管军务的职任。臣恳切上疏辞免，陛下慰劳和安抚更加周到。从前的名臣和硕辅，很少有人能从君主那里得到这样的待遇，何况臣这样卑鄙浅劣的人，又怎么承受得起呢？如今又加以尊贵的封爵，臣担心功劳微小而赏赐过重，名不副实却冒受其名，忧虑祸败将要到来。君主对于微小的皱眉和微笑，尚且不把它轻易给予不肖之人，何况封爵赏赐这样重大的事情呢？人臣侍奉君主，应当先尽职办事，后接受俸禄；连俸禄尚且不应轻受，何况封爵呢？而且臣不敢接受爵位的理由有四条，也不敢不向陛下陈明实情。宁藩不轨的谋划，已经积蓄十多年了，蓄势待机而发动，不到一两个月就失败，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上天的意旨是厌弃动乱、希望治理，将要开启陛下的圣明，成就中兴太平的事业，所以使他的谋划失败、夺去他的魂魄，这本来就是上天所做的事。臣如果想冒领这份功劳，就是窃取上天的功劳。这是臣不敢接受爵位的第一个理由。先在宁藩变乱尚未发生时，朝廷本来已经暗中察觉他的谋划，所以改任臣为提督，授予臣便宜行事的权力，使臣据守上游来控制他的势力；因此臣虽然仓促遇到变乱，也能够权宜调兵与他作战。当时在帷幄中谋划的臣子，有大学士杨廷和等；在有关部门负责调度的臣子，有尚书王琼等。这些人都有事先防备御敌的谋略，正是所谓发纵指示之功。如今这些臣子还没有得到显著褒奖，臣却独自冒受重赏，这是掩盖别人的善功。臣不敢接受爵位的第二个理由是：变乱刚开始时，叛贼声势旺盛，人心疑惧，退缩沮丧。当时首先跟从义军的，除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等人外，还有知府陈槐、曾璵、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美、李楫以及杨材、王冕、顾佖、刘守绪、王轼等，乡官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伍希儒、谢源等诸臣。现在不能把其中的人全部列举出来：有的冲锋陷阵，有的拦截邀击、设伏攻击，有的参与谋划议事，有的负责监督记录、经营办理。虽然他们平日的人品或有清廉与污浊、高下之别，但就这件事而言，本来都具有舍生效死的忠诚和竭力勤王的功绩，正所谓同功一体。如今与功劳相当的赏赐固然已有一些人得到，但尚有许多出力而未获酬报的人。他们帐下的士卒，如听选官雷济、已故义官萧庾、致仕县丞龙光、指挥高睿、千户王佐等，有的假造军令文书以扰乱进止、破坏战机，有的伪造书信进行反间，以离间其亲信、离散其党羽。这些暗中谋划的秘计，大概有许多是诸将士所不知道的；其中的辛苦艰难，也有许多是各部领官从未经历过的。臣在报捷的奏本中，既不敢琐碎烦扰圣听，如今又听说记功文册重新编造时删削了许多内容；其余人员有的奋力作战、死于刀箭，有的冒险犯难、弃尸沟渠，陈列功力、施展才能的人更是无法一一列举，他们都是一时响应号召的人。臣在颠沛奔忙、纷乱仓促之际，如今已经有许多人的姓名和籍贯无法记忆。又有举人冀元亨，替臣劝说宁王朱宸濠，反而被奸党构陷，最终死在狱中；他因忠诚而遭祸，替贼人报了仇，含冤抱恨，实在是由于臣造成的。即使削尽臣的官职，改报冀元亨的功劳，也无法赎偿这份痛苦；这尤其使臣痛心惨目，觉得在冥冥之中负有他的恩义。倡导义举、调集军队虽然起于臣，但仍有先行谋划者为臣指点安排；众人共同出力而取得成功，更必须依靠众人，因此不是臣一人所能独自成功。如今众将士的赏赐还多未与功劳相称，而臣独自冒受重爵，这是窃取下属的才能。臣不敢接受爵位的第三个理由是：周公的功劳很大，尚且只是臣子的本分；何况臣这微小的犬马之劳，又都是偶然遇到机会，侥幸办成事情，哪里足以称为功劳呢？臣世代承受国家恩典，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错误地担任提督重任，充数于军队之中，能够勉强避免军政废弛，已经是侥幸；何况又越级擢升为掌管军务的官员，已经贪冒超过本分。并且臣近年来忧患疾病相继而来，精神昏乱、意志涣散，眼花耳聋，再也没有可用于世的能力。加上亲族处境危急，性命朝不保夕；臣又不能衡量德行、估量本分，自知应当知足止步，却冒昧贪求进取，占据不属于自己的职位，这是忘记自身羞耻。臣不敢接受爵位的第四个理由是：灾祸没有比窃取上天功劳更大的，罪过没有比掩盖他人善功更重的，恶行没有比窃取下属才能更深的，耻辱没有比忘记自身羞耻更大的。四种罪过都具备，灾祸就会全部到来。所以臣不敢接受爵位，并不是敢于辞去荣誉，而只是为了躲避祸患罢了。伏愿陛下明察臣的辞谢出于诚恳，收回已经作成的命令，容许臣以现任官职终老、奉养双亲，勉强在山林乡野保全余下的生命；把原本滥施给臣的恩赏普遍施加给众人，以彰明赏罚的典制，表彰大小功劳，安慰众人对赏赐不均的期望，激励后来效忠赴义的臣子，臣即使死去也不朽了。臣实在承受恩德、感激不尽，恳切祈望至极。议论江西军功的奏疏　　　　　　　　唐龙

译臣听说，赏罚是君主驾驭天下的权柄。因此英明的君主对此十分慎重，有功必赏，有罪必诛；即使至亲也不能改变，有极深的仇怨也不能夺去应有的赏罚。如今有些人粉饰声誉、援引党羽，就得到显贵的官阶和明显的升擢；忠诚勤勉、尽职尽责的人，却遭到极力排斥和巧言诋毁。这样谁肯亲自承担国家大事呢？臣切实看到，朱宸濠制造祸患，危害宗庙社稷，震动忧惧了朝廷腹心；内外布满了响应援助之人，两京缺乏防备，四方没有军队。远近方镇都不知如何是好，手握兵权而观望，滔滔皆是。只有镇守南赣的都御史王守仁，领敕前往福建道，经过南昌途中听闻变乱，指着心向上天呼吁，脱身孤行，设奇谋、运筹划策，于是派优人携带谍报，假称与天兵约定征讨各方镇并进行防战，使各方镇截获谍报，以显示已有防备，牵制并迷惑叛贼，以等待四路准备完毕。又拘捕叛臣家属，假意托为心腹，同时表示无意作为，以安定叛贼之心。然后以大义激励众人，纠集乌合之众。军队形成后，又担心计划泄露，便发书辱骂贼人，使其察觉并悔悟。军队出动后，跟随部队收复南昌，按兵等待。贼人到了安庆，攻城正猛烈，惊闻消息便回返；于是计算其归途，在水路设伏截击，大败贼众，终于在樵舍擒获朱宸濠。兵法中所说的先取得胜势而后寻求交战，正是指这种情形。成功以后，战争造成的创伤尚未恢复，圣驾又南巡，奸佞权臣争夺功劳，百般嫉妒诬陷，王守仁仅仅得以保全自身。王守仁为了国家，可以说是艰难坚贞、竭尽全力的人了。假如当时没有王守仁，安庆最终被攻破，金陵不能保全，叛军长驱北上，各地纷纷响应；即使天命另有归属，最终也必然遭到残灭，战事拖延持久，杀戮侮辱、荼毒百姓，哪里说得尽呢？如今被责令负责地方的人，遇到事情不敢担当，只是上报命令、等待事变罢了。何况王守仁的家在浙江，而江西是通往江右的要道，兵力向来薄弱；若叛军长驱而来或攻下此地，他的父兄宗族还有活口吗？王守仁在这种情形下，只知道忘掉私情、奉行公义，以社稷为重。他早年又遇到刘瑾作为奸人，没人敢触犯他；王守仁直言抗争触怒刘瑾，被杖打后死而复苏，流放到瘴疠之地，很久才获赦返回，开始得到录用。后来担任南赣镇守时，溪谷中的凶恶百姓结党为盗，闽、广山泽之间无不是贼巢；大小官府都束手无策。王守仁镇守不到三年，兵威武备振作，奇谋变化如神，因此茶寮、桶岗各寨大部被攻破，浰头各山的贼众也相继擒灭；增设县治、布置巡逻，建立教化、明确约束，于是把边境治理安定下来，古代名将又有谁能超过他呢？从前他奉命晋升受赏，言官又说不应让他来京，导致有所花费。臣私下看，大官厨房每天的用度没有节制，比较一顿饭花费多少，尚且还要烦劳议论；北京难道没有一个职位，非要把职位设在南京不可吗？这都是蒙蔽贤才、嫉妒功劳的人所做的。等到王守仁服丧期满，仍然没有被起用；他们还编造言论加以排斥议论，铁券还没有颁给他，禄米还没有发放，国家大事却没有人追究过问。这难道不是糟蹋人才吗？不只是王守仁，凡是大小勤王的臣工，也几乎都被废黜。那时领兵的知府中，只有伍文定升任副都御史，并获荫补一子为千户。邢珣、徐琏升为布政使，又有什么过错？竟然命令他们闲住。戴德孺虽然升为布政使，却死于水灾，也没有荫补子弟。副使陈槐因为劝进贤才，被仇人迎合上意诬陷，罢官为民。御史伍希儒、谢源动辄因考察而离职。况且陈槐、邢珣等人都有治理天下的才干，秉持舍身报国的义气，却因功劳而被罢黜废弃，实在令人深深叹息。平日无事时这样尚可，万一有事，将任用谁呢？如今侍郎张聪、桂萼都推荐他们，曾经也简拔任用陈槐为两广总制。臣认为，统领一方，哪里比得上把他任用于朝廷中，可以帮助谋划议事、转移人心，大大有益于天下呢？应当起用陈槐、邢珣、徐琏等人；对伍希儒、谢源等，查照军功事例酌情议定录用；戴德孺则酌情给予荫袭。这实在是陛下奉承天命、掌握国家的重大权柄，是丝毫不能转移夺取的，应当早日收回，以作为使人宣扬忠诚、效劳国家的劝勉。请求表彰特别杰出的忠义官员的奏疏 据查，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这一天，镇守、抚按以及因公差遣的部属官员，还有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的各位官员，都进府向他谢酒。朱宸濠排列贼兵，布置兵刃，首先叫出巡抚都御史孙燧，威逼他随同前往南京。孙燧神色严正，表示臣下不能有两个君主的道理。接着又问按察司副使许逵，许逵反复说明这样做不可以，最后毅然说道：“我只有一片赤诚之心，难道会跟从反贼吗？”朱宸濠于是喝令官校，把孙燧、许逵拖出去，一同斩首于市中。随后又把其余各官拘捕，锁禁在狱中。当时在南京户部任主事、因公差遣来此的马思聪，仰天愤恨叹息，闭口不食而死。接着布政司参议黄宏也死去。孙燧、许逵守持正道、秉持节操，面对刀刃而死，即使古代忠臣也不过如此。马思聪、黄宏虽然暂时被捕，不久便舍生取义，没有因人臣的志节而受辱，最终在天下人面前得到昭雪。但与黄宏相比，马思聪表现得尤其刚烈。

译传记说：“没有仁人贤者，国家就会空虚。” 假如当时各位官员都像普通人那样安心受缚，屈身苟且求全，而没有四位臣子挺立在其中，那么国家还凭什么维持呢？此前城中有一座庙，近来南昌、新建两县的父老准备拆去泥塑神像，改塑孙燧、许逵二人的像，并设置马思聪、黄宏的木主，放在庙中，私下称为“全大节祠”。每年按朔日、望日，父老们相率前往拜谒祈祷，更可见四位臣子的忠义在人心中是如此深厚。不过，这件事出自民间而不是朝廷，先烈的遗风虽然还在，正式的典制却仍然缺少。因此臣请求下敕给兵部查议：孙燧、许逵都赐予谥号，追赠官职，各荫补一个儿子世袭；马思聪、黄宏也酌情追赠官职，并仍让马思聪的一名儿子入国子监。下令布政司查找合适的官屋，改建祠宇，把孙燧、许逵、马思聪、黄宏一同供奉其中；孙燧、许逵的位次在上，马思聪在左，黄宏在右下方。依照敕赐的祠额，并下令本司查拨无主官田五十亩，由南昌府收取田租，用来供给祭祀。这样做，不仅能使忠于人臣之道的人受到劝勉，使不忠的人受到警戒，也能显示我国家有这样的臣子，并且让后世指着朱宸濠斥骂说他是“乱臣”“贼子”。这样，四位臣子的忠义就不会泯灭，而朱宸濠的罪恶也会更加彰显。补充典制，以彰明忠义的奏疏 从前太祖高皇帝剪除群盗，在金陵建都。伪汉陈友谅率领水军，一夜之间突然袭来。江西的王师南下，伪丞相胡廷美到军门投降，于是命参政邓愈留守防御。胡廷美的偏将祝宗、康泰作乱，邓愈逃走，朝廷又命左丞徐达讨伐平定他们。于是任命朱文正为大都督，镇守当地。陈友谅听说后，便倾尽军队，乘巨舰急攻城池，从癸卯年夏天到秋天，共八十五日。朱文正命各将领分兵拒守，陈友谅始终不能攻克，于是取得鄱阳湖之战的胜利。当时有平章赵德胜，日夜巡视城池，被流箭射中左胁而死。右副指挥使刘齐、右翼元帅同知朱潜、统军元帅许珪三人，率兵攻取吉安。陈友谅的军队到来，刘齐等奋力作战，全都战死阵中。左翼元帅副使牛海龙突围出战，中箭而死。枢密判官李继先、左副元帅赵国旺，都因敌军围攻紧急，李继先出战，死在敌军之中；赵国旺带兵焚烧贼军舰船，追兵赶到，他投桥而死。洪都知府叶琛、临江府同知赵天麟、江西行省都事万思诚，在康、祝二人作乱时，叶琛、万思诚迎战，死于市中。赵天麟守卫临江府，城破后为之死难。管军百户徐明，在敌军围城那天，陈友谅暗中设置陷阱，多次来到城下诱使他出战。徐明乘空隙跃马出城，射击贼军；贼军逃走，徐明追赶，掉入陷阱。贼军威逼他投降，他不从，不久便被杀害。张子明是张元帅的儿子，代替父亲担任间使，前往金陵请求援兵，回来走到吴城时被擒。陈友谅强行授予他万户之职，命他绕城劝降。张子明假装答应，到了城下，面向城中大喊：“我张大舍已经见到主上，主上命各位坚守，援兵马上就到。我一定会死，只希望能见到各位。”贼军大怒，聚集长矛刺杀他，他死在城下。又有张德山、夏茂成，都是军士，勇敢而善战。张德山在半夜偷偷出城，焚烧贼军船只，事情被发觉后便遇害。夏茂成守在城楼上，贼军冲来时，被飞炮击中而死。以上共十四人，陈友谅灭亡后，太祖追念这十四人的忠义，在南昌府为他们建庙，按时祭祀。追赠赵德胜为梁国公，刘齐为彭城郡侯，李继先为陇西侯，朱潜为沛国郡侯，许珪为高阳郡侯，赵国旺为天水郡侯，叶琛为南阳郡侯；张子明起初追赠武毅将军，后来加赠忠节侯；牛海龙为陇西郡伯，赵天麟为天水郡伯，徐明为合肥县男，张德山为千户，夏茂成为总管，唯独万思诚没有得到追赠。臣追慕他们的遗烈，前往庙中拜谒，于是访求并听闻了这些事情。等到考察国子监祭酒、郡人胡俨所撰写的碑文，碑文也说：“万思诚的追赠没有听说，难道是礼官遗漏了吗？”据此看来：我太祖刚取得江西时，伪汉的强盛超过曹操，鄱阳湖之战的胜利超过赤壁之战。赵德胜等十四位臣子，各自发誓守持忠义之心，共同形成互相策应的形势，分兵奋战，视死如归。既然已经颁布褒奖抚恤的恩典，就应当同样沾受显荣的品秩。唯独万思诚仍列为都事，夏茂成仅加授总管事。同样是报效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人臣献身效死，固然不存求取私下报偿的心；但国家表彰忠臣，应当保留格外优厚的用意。这虽是一时遗漏的文书，却成为今天缺少的典制。因此臣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查议：将万思诚一并追赠，夏茂成也加赠千户。这样或许可以做到赏赐不遗漏忠臣，施政不忘记远人，国家典制完备，世人也会受到劝勉。题请任命主洞官的奏疏 为慎重选择儒官兼管书院事务，臣据查，宋代儒者朱熹在淳熙年间任南康军知军时，就在唐代白鹿洞遗址上修建书院，把它作为讲学论道的地方，规制十分完备，教化盛行。又收集聚拢书籍，置办田亩，这些制度一直流传至今。近日臣巡历本府，首先到书院拜谒先圣先贤，却见祠殿荒凉，门廊破败，往来之处尽是牛羊的踪迹，前后都成了种植蔬菜庄稼的园地。又访查得知，书籍已经大多散失，田亩也逐渐遗失。询问原因，大概是因为没有官员总理，每年只是由本府星子县编派两名门子轮流看管，以致狼狈到这种地步。确实要设置专官，又恐怕增加事务；但本府儒学距书院只有十五里，只要有一名学行兼优的教授兼管即可。然而这样的人实在难以寻得。近来本府呈报所属官员的姓名、履历，注明本学现有教授职位空缺。臣访得福建兴化府教授蔡宗兖，进士出身，学问深厚，志向品行清正古朴；因为贫困而出仕，又委曲保全孝友之心，以礼法自我防守，不随从时俗的姿态，实在是斯文之中的正派人物、后学的楷模。因此臣请求敕令吏部查议，将蔡宗兖改调为南康府教授，不妨保留原职并兼任书院总理，用来修复先贤遗教；仍命星子县每年另给两名役夫和一匹马，往来时随行骑乘，并从书院田租中每月另支米三石供其食用，作为常规。

译凡上级官员来此，都要以礼相待，不要让他疲于奔波、反复拜跪，以表示优待尊重之意。今后官缺，应当常常在进士中慎重选拔铨补；如果能够敦厚恢复风教，使儒业增光，就一体擢升授予科道以及不按常格升任提学佥事等官职。假如荒废学校、损害教化，听凭巡按御史奏请调任、审问或黜退，不废除劝善惩恶的制度。这样或许可以恢复百年的旧典，使一方学者有所依归。江西王府庙祀奏疏　欧阳德 臣考察，礼制有常规和变通，要根据事情制定，有些情况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江西宁府亲王因谋反被诛杀后，大宗祖庙已经毁掉；但郡王、将军等承蒙恩典昭雪，小宗支属仍然存在。其始封之王不能没有祭祀，但已经毁掉的庙也不应重新修建，这就是所谓礼制有变、应当议定处理的事情。此前本部题奏奉到钦定旨意，命抚按官勘察议定，献王、惠王两庙每过一代，由钦定的一位王奉祀。这是利用原有的庙宇来确定祭祀之礼，以平息觊觎争竞的私心。如今抚按的勘察议定还没有上报，各宗室却各执一说，纷纷奏扰。虽然他们的说法各有依据，但都不知道毁庙不能重建的道理，也不知道郡王有不可逾越的名分，实在是被亲情迷惑、被私心蒙蔽，不能不以义理加以裁断。臣等私下认为，献王、惠王二王坟墓各有享殿，乐安、弋阳、建安各府又都有家庙，不如每年正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等节日，由各府共同派一名仪宾到享殿致祭，祭品由各府轮流供办，祝文依次列出诸王姓名。这样祭祀既不烦亵，追念先人的孝心也各自得到伸展。至于献王，每年立春依照古代祭祀先祖的意义，各府在家庙中设位致祭，并以始封郡王配食；祭祀仪式应使用生者的爵禄规格，不得僭用亲王的礼乐。这样亲情可以充分表达，而郡王的名分也不会逾越。原来设置的斋郎铺排、屠户役夫以及增拨校尉等项目，一律裁撤。每年由抚按官命所属地区在均徭中编派银一百五十两，解送布政司，再由三府教授分别领取，带回各府办理祭祀。乐工共拨十二户，每府分管四户，用来供给各府私祭以及冠礼、婚礼等各项差役。迎接诏书、赦书和进呈贺表贺笺时，则由十二户共同供役。各府不得纵容下人凌辱侵害他们，以致逃散；一旦逃散，不再另行补拨。礼生依照各郡王府的例子，由有司临时拨用，事情办完立即返回，不得占留。因此臣请求准许奏议，等命令下达后，转行通知抚按官。一切尚未完备的事情，仍听抚按官遵照此前奉到的钦定旨意议奏。这样礼制就能周全，争端也能永远平息。江西王府分管府事奏疏　欧阳铎 臣私下认为，名分端正之后言语才顺当，言语顺当之后事情才能成功。今天江西宗室的争端，大致起因于名分不正。如果再次处置失当，将来争竞大起，祸变没有限度，朝廷还要大费周章处理，臣等就无法推辞罪责。因此冒昧向皇上陈述。查得“管理府事”这个名称，是因为郡王已经绝嗣，其府中各支宗室不能单独使用原有官称。例如将军必称“某郡王府镇辅奉国将军”，中尉必称“某郡王府镇辅奉国中尉”。其府名不能革除，府印也不能毁掉。再从将军、中尉中推选一人，授予“管理府事”的名目，使其可以办理该府的一切名封等事务并使用府印，向亲王启请转奏。其署名官衔应称“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镇国将军某”。这就是臣等所说的名分端正、言语顺当，在事理上本应如此。而且各支宗室都受亲王约束，管理者只是承行启奏，他的名分没有丧失；这种防微虑远的意义很深，所以能够平息他们觊觎争夺的争端，时间久了也会更加稳定。若是亲王府，事务体制与郡王府相差万分；而江西的事情又有很大不同，因为朱宸濠已经因谋反伏诛，其国应当革除，玉印已经毁掉，其爵位永远不应承袭，府名也已经不再存在。当时各宗室郡王依据各自的情况互相攻讦，虽然同谋反者牵涉有深有浅，但都不能说毫无沾染。幸而承蒙皇上赦免并除去他们的罪，恢复他们的爵禄，各自可以掌管自己的印信，凭本人的爵位直接向朝廷申达；这不同于将军、中尉，其官称必须系于郡王府名下，不能只称自己的官名。当时本部根据兵部的题奏，命抚按勘察议定，于是确定了“管理府事”的名目，却不敢在前面再冠以某府二字，也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但既然说“管理府事”，所管理的究竟是哪一府的事务？这就成了表面上革除其国，暗中却保留其名称。至于防微虑远，当时事发仓促，来不及详细议定，于是使管理者以郡王的身份约束郡王，体制几乎同亲王没有差别；这就是不给他相应的名义，却明显给了他实际权力。正是臣等所说的名分不正、言语不顺，在事理上不妥。暗中保留其名，怎么知道不会有人循着名称要求相应的实际？明显给了实际，怎么知道不会有人据此要求相应的名分？如今才过一代，争竞就突然兴起。虽然以管理府事为说辞，臣私下恐怕他们的心意不只在管理，非分的希望或许已经根植于心。因此，那一方害怕这一方长期占据而想方设法动摇他；这一方又害怕那一方倾夺而想方设法自我保持。这正是臣等所说将来争竞大起、祸变无端、朝廷还要大费周章处理的情形。当初的议定是在仓促之中形成的，其中的过失还可以推说情有可原；如今事势已经确定，事情的发展又可以预先料知。而且郡王既然可以凭自己的爵位直接向朝廷申达，同等爵位的人却要接受他的约束，这种情势必定不能长久。再说，事情的道理已经很明显，臣等如果不说，便是开始时错一次，如今又错一次，罪责确实无法推辞。伏望皇上俯察臣等的愚见，以及抚按三司等官翁溥、萧端防等勘报的意见，革除“管理府事”的名目，按照交城、襄垣、庆成等府的事例办理：建安、乐安、弋阳三府中有郡王的宗仪人等，都听由该府管束，并由该府办理奏请名封等事务。冠带石城王还没有奉到明确指示，恢复爵位也不能立即按照郡王办理，应当与瑞昌等四府一体照例支给，按远近分别附属于三府。如今根据宗派关系，钟陵与建安较近，临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与乐安、弋阳较近。不如将钟陵一府分附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附乐安，临川、宜春二府分附弋阳。凡应当奏请的事务，都附属府转奏；拜进表笺、庆贺、救护防卫等，随所属府行礼。三府迎接诏敕，则按尊卑轮流承办。这样或许可以杜绝觊觎之心的滋长，平息大规模争竞的开端。

译又查献王、惠王的大宗宗庙祭祀，本来不是小宗支子所能专主的。不如每过一代，就请奏由钦定的一位王奉祀宗庙；礼制根据义理而起，制度命令出自君主，既不能让某人专管，也不允许某人擅自专断，轮流承办或许在体制上较为顺当。再查各有关府以及分附府中各宗室的仪宾，仍请求降下一道敕令，一律按照嘉靖十五年题准的事例，每月朔日、望日前往各府画押，听由各郡王约束并验看关防。乐安、建安二府只按照原来颁降的印信办理事务；弋阳王府的管理府事印信，命令缴回，另行具奏铸造弋阳王印，等册封之日再行颁给。其中还有未尽事宜，仍命抚按官逐一议定妥当，迅速回奏，以凭朝廷题请施行。臣等再三考察各官陈奏的言辞，似乎认为当地的人情和事势已经无法改变这一办法；但事情关系宗室爵位的授予和剥夺，且出自朝廷，臣等不敢擅自拟定，伏请圣上裁决。题请裁除山防事务的奏疏　陆稳 臣了解到，广东饶平县贼首张涟等、大埔县贼首萧雪峰等、程乡县贼首林朝曦等，在福建、广东边境往来，遍布充斥，动辄以万计，道路因此阻塞。官兵到来，他们就逃入巢穴；官兵退去，他们又放肆抢掠。为患日久，地方渐渐不能承受。各有关督抚官员如果不训练军队、整顿军旅，大力发动讨贼行动，扫除贼巢，就无法取得荡平贼寇的功效，祸患也不会停止。臣私下认为，今天的事情不怕没有军队，而怕没有粮饷；不怕贼巢难以捣毁，而怕事权不能专一。现有事务分两款，谨呈给皇上阅览：一是明确职掌。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权势集中就能专一，权势分散就会散漫。南赣军门处在四省边境，权势本来已经分属各方。此前太平时期，大家把无事当作有事办理，各路有司不以苛细礼法相责，任由彼此视同秦越，至今终于形成互不联属的局面。可是从前还可以这样说，如今是什么时候？盗贼横行于江西、福建各郡，已经一夜都不能安睡。即使把各方力量合在一起，尚且担心不能支持，何况还彼此视同秦越呢？臣所说的，并不是要争夺有司奉行事务的体制。用军队消灭盗贼，使用军队要依靠粮饷，江西、广东的钱粮一向由巡抚司掌管，这是固定的旧制。福建还没有设置巡抚以前，汀州、漳州与南赣是一体的；自从福建有了巡抚以来，有司只知道听从福建军门，却不知道有臣所统属的兵马和钱粮，一切听凭福建军门调遣支用，而不顾及臣这边。臣所拥有的，不过是赣州营中的机兵一千多人，以及不解送京师的盐税二分而已。等到盗贼一来，他们又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是南赣军门的事情。”权力已经被夺去，祸患却独自推给臣；只是用空文互相推诿，即使说得再恳切又有什么补益？臣如果到现在还不说明，就如同倒退着走却想追上前人一样。臣谨按地图计算道路里程：漳州到福建省城，大约五六天可以到；到赣州则要一个多月。汀州到赣州，大约七八天可以到；到省城则要一个多月。行人以月计算，文书往返必定要两个月才能互相知悉；军队每天行军四十里，只有行人的一半，因此调发援军也必定要两个月才能到达战地，而各方还没有赶上，贼情已经忽来忽往。即使设置分巡漳南道，其势力也不能兼理此事；即使能够办理，又能立即取得成效吗？由此推论，既然已有福建军门，南赣军门不能兼管漳州，是很明显的。臣请求将漳州一府听任福建军门专门管理，以免彼此牵制，也杜绝互相推诿逃避的嫌疑。漳南道以及湖广的上湖南道、广东的岭东南道、韶等道，其兵马钱粮凡属备御防守之用的，都应允许臣专门处置。应当当面授予方略的，命他们前来当面听取；应当通过文书请示详细办法的，得到批准后再施行。各道不得拿本省的意旨在其中观望推延；如果仍然彼此视同秦越，听凭臣上奏参劾治罪。这样或许事权既能专一，推行政令也容易，盗贼就不足以平定了。二是增加军饷。臣查得，正德五年，都御史周南征讨大帽山各贼巢时，请求支用福建布政司的屯粮折银，以及沿海依山地区的盐价银和赃罚银。正德十二年，都御史王守仁征讨南安各贼巢时，请求支用江西布政司南粮折银以及各郡赃罚银，各达数万两，都取得了成功。大概天下形势如果没有坏到极端、没有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朝廷就不会破格采用权宜办法。如今贼党已经强盛，三省合力征剿，非用兵三万人不可；按月计算，非用粮十万两不可。赣州盐税除去八成解送京师之外，每年剩下的只有四千两左右。兵法说：“出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按每人每天一分银计算，尚且如此。如今官兵每天的行粮是二分银，犒赏牛酒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那么现在的花费是古代的五倍。二分盐税只够供给三五天的费用罢了。前任都御史杨伊志请求留下一半盐税，并不是不知道南赣事势紧急，而只是暂且借此缓解户部催促解送的压力。户部答应留三分，是想用来救济三边的紧急情况，却不知道南赣的紧急程度更甚。疆场之地没有不是朝廷的土地，没有不是用来供给军粮的地方，为什么要区别南方和北方？今天的事情可以说已经困敝到极点，即使让才能如周南、王守仁的人来办理，也还必须给他临机处置的权力，才可能取得成效，何况臣愚钝，怎么能不束手无策？假如放弃请求留存赣州现有的钱粮，反而想像先臣那样借支其他项目中本来没有的钱粮，形势就更加困难了。传记说：“如今有接受别人牛羊而替他放牧的人，就一定要替他寻找牧场和草料。寻找牧场和草料却得不到，难道反而把牛羊还给那个人，或者站着看它们死去吗？”今天的事情很像这种情况。总之，害怕避嫌而获罪还小，坐视祸患流传蔓延而获罪才大，臣作为大臣已经据此作出决定。伏乞敕令户部，仍将前四年的盐税全部议定留作军饷；自嘉靖四十年以后，酌量留存三分。这样或许粮食充足、军队强盛，智者贡献谋略，勇者贡献力量，盗贼就不足以平定了。恳请边方因灾患免除加派钱粮以安定民心的奏疏

译臣根据南安府四县里老的呈文称：南安偏僻地处江西边远之地，道路正当岭表的首要关口。所辖四县总共只有六十里，计算一府四县的粮税，还比不上外府一个县的数额。郡府虽小却处在交通要冲，粮税虽少而赋役实际上十分繁重。六十里编入户籍的百姓，几年间增加到五千多两，比旧额增加了三分之一。加上十年之内，遭受贼巢抢掠八次，遇到水旱灾害三次。百姓受盗贼之害，又在兵荒中颠沛危困，苦难多得无法计算，却得不到宽免抚恤的恩惠，这就是把他们驱迫成盗。如今地方人口日益减少，三个贼巢的贼众日益增多，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概差役繁重，百姓就贫困；百姓贫困，盗贼就兴起。现在应当征收的钱粮，不仅有催征科税的劳累，还有被捆缚拘押的痛苦。进入盗贼巢穴，不仅没有被拘捕的骚扰，而且还有抢掠财物的利益。百姓又何苦不跟从盗贼呢？百姓的差役已经比过去更加严重，贼寇侵扰也比以前更加猖獗，实在是地方的大忧患。请求按照往年的粮额，把加派全部减免。这样穷困百姓就可以重新生活，江西的藩篱屏障也可以保全。臣又根据赣州府十县里老的呈文称：赣州的疆域大多邻近福建、广东，山贼出没无常，贼巢盘踞日久。贼众一旦在乡村聚集呼啸，妻子儿女往往有一半被掳掠，田地园圃全都荒芜；一旦在城池中兴兵作乱，坟墓大多被挖掘，房屋全部化为灰烬。幸而遇到军门进兵征剿消灭，地方稍稍安宁，但战争创伤造成的困顿死亡刚刚缓解，官府催征又更加急迫。租税出自田地，如今各县的田地多被拿去抵偿吉安的债务而卖掉，拥有田地的人中有一半背着没有田地可收的虚粮户额，即使耗尽全年收入，也不足以缴清分内的征收。为什么还要在正赋之外，每石加征几分来补助南昌？近年以来，每石又加征几分来代替抚州、建昌。不要只看到南昌虽是交通要冲，实际上一个县的里甲就足以在一府中称强，而徭役编派现行在赣州所属地区的，实际是南昌的两倍。抚州、建昌虽正处于防守前线，但道路上的抢掠必定从岭北而来，赣州所属地区实际比抚州、建昌更早遭受兵祸。自从加征的命令下达以后，富人日益陷入困穷，贫民多数逃入贼巢。因此，引导抢掠的多是本地百姓，探听军情的多是城市居民。这不是他们愿意如此，而是命令实在使人无法承受。近来听说兴化、潮州都因军事防守的缘故，已经获准蠲免，事情情况相同，请求一体优厚抚恤，这样百姓就能安居生活。臣根据两府民情查得，南安、赣州二府占据江西上游，是全省的藩篱屏障。它们邻近福建、广东，所以流窜的盗贼进出，必定先取道这里；攻城掠野，没有一年没有发生，这是南安、赣州的门户之患，其他郡府所没有的。它们靠近三个贼巢，所以山峒头目的流毒，必定首先在这里造成祸害；掳人杀人，没有一年没有发生，这是南安、赣州的腹心之患，其他郡府所没有的。这里崇山峻岭，草木难以生长，土地广大而人口稀少，谋生资源很少；流窜盗贼一进入，百姓就往往依附跟从；官府一来拘捕，他们便进入贼巢躲避。城市中的奸人又替他们掩藏劫掠来的牲畜，成为商贩牟利的来源。这是南安、赣州百姓难以治理的地方，其他郡府所没有的。有田地的人并非全是土著，服役的人有一半是寄籍户；事情缓和时，他们就说不是亲自管辖，甚至相互抗拒；事情紧急时，又逃回原籍，追捕也无法前进；一旦牵涉贼巢，便置之不问。这是南安、赣州有司难以施行政令的地方，其他郡府所没有的。流窜盗贼不进入，贼巢盗贼不出来，南安、赣州就安定；南安、赣州安定，江西全省就都安定。百姓因贫困而成为盗贼，彼此勾结引诱，贼巢盗贼就出来；百姓逃往外省，招集亡命之徒，流窜盗贼就进入。贼巢盗贼出来、流窜盗贼进入，南安、赣州就不安；南安、赣州不安，江西全省就不能高枕安睡。这就是今天的形势，明白得可以看见。所以减轻徭役、减薄赋税，稍稍加以优厚抚恤，不只是宽解南安、赣州百姓，也是为了保全全省百姓；增加赋税、加重征收，百姓就会跟从盗贼，不只是留下南安、赣州的忧患，也是加重全省的忧患。这也是今天的事理，明白得可以看见。那么为什么还要加派呢？原因有两个：其他郡府的百姓，有财力的人替他们经营周旋，奸猾的胥吏又从旁帮助，因此挪移税额、分散摊派，每天只求比旧额更轻，不到极轻的程度就不停止。南安、赣州的百姓地处遥远、形势隔绝，没有地方申诉；办事官员习惯把这种做法当作旧例，也没有人体察他们的忧患。这就是加派一年又一年不断增加，而百姓只能坐受困苦的原因。国家的制度，是有用腹里地区的力量供给边方的，没听说过让边方百姓代替缴纳腹里地区的钱粮。这在太平时期尚且不可，何况南安、赣州的灾患是其他郡府的十倍，难道唯独不加以关注吗？如今四郊荒凉，半无人烟，流入贼巢、姑且躲避徭役的，往往有之；府库没有多余的钱财，仓库没有多余的粮食，赈济则力量不能周遍，宽免则又不是臣能够自行决定的。这就是臣日夜忧虑，却不知道计策从何而出的原因。伏望皇上怜悯边远地区屡遭灾害，敕令户部，凡额外加派的钱粮，都命令按照旧数征收解送，这将是地方的大幸。《江西通志》卷一百十六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