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八

译王文公祠堂记 至顺二年冬，中顺大夫、抚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塔布台刚到郡中，当时守臣以下的官员多有空缺，他便把民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事先忧虑，体恤周到；这种平易近人的政务，百姓十分满意。雨水和旱情稍有失常，他就仿佛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一面预先防备，一面祈祷，使灾害不至于发生。年成丰收、时令调和、郡县安定后，他便寻求应当办理的事情而尽心去做。第二年，已故翰林学士吴公澄到郡中奉养亲人，经过故宋丞相荆国王文公的旧祠，见祠堂破败坍塌，便叹息不已。侯听说后说：“这是我的责任。”于是拿出俸钱，命郡吏董某、谭某以及儒学直学饶约揭车负责筹划修建。乐安县达噜噶齐、前进士实哩布哈，兴国路经历、前临川县尉张雩，以及郡中有余力的士人，各自拿出私钱相助。工程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于某年某月某日告成。侯请我的侄孙为他把此事宣扬于石碑上。考察郡志，宋崇宁四年，郡守田登在守居旁建堂，塑造王文公像并祭祀他。淳熙十五年，郡守钱某重新修筑祠堂，象山陆公九渊为之撰记。王公旧宅在城东偏的盐步岭，那里也有祠堂。现在把祠堂建成并整修一新，是因为侯采纳了吴公的意见。郡人危素将要重新刊刻王公文集，吴公为此作序。后来吴公去世，侯因此向我征求文章。唉！古人曾说：“周公去世后，天下就没有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了。即使在百代之后奋发而起，想建立法度，使君主和百姓都达到尧舜的境界，并且还要遇到能够实行自己志向的君主，也没有像王公这样的人。”陆、吴二人的论述，已经足以充分揭示王公的志向所在；古今对王公有所不足之处，他们又彻底破除了其中偏私的蒙蔽，于是世俗中口耳相传的议论，再也没有插嘴的余地。即使王公重新活过来，也将对此感到欣慰，这可以说是千古不变的定论了。既然如此，如今侯修建王公祠堂，难道只是为了增加观瞻吗？世上从政的人，果真像陆公所说，是出自老氏学说的余绪，那已经很少见了。在风气衰败、流俗盛行之中，想找一个像王公所说那样，不因循守旧、不随波逐流、而且足以有所作为的人，也已经没有了；哪里还能得到像王公那样立定志向、操守高洁的人呢？廉耻之道已经丧失，士人的习气越来越低下；把王公的事迹表彰出来，让士人们拜谒王公的祠堂，瞻仰王公的塑像，诵读王公的文章，考察王公的品行，从而寻求王公的志向并受到激励，那么贪婪的人可以变得廉洁，懦弱的人可以立定志节。这对于人心和风俗，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至于王公用来求学和实践的道理，陆公、吴公的论述已经很完备了，求学的人还应当加以考察。南丰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记 君子想要推行自己的道，即使当时君王所制定的制度有些事情不能实行，也会推求其中法制的本意，实行那些可以实行的部分；这就是圣贤之道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不可实行之处的原因。从前诸侯的国家中，诸侯的兄弟和子孙可以凭公族身份担任大夫、士，有田地和俸禄来供养他们。国家设有宗庙，世代守护祭祀；百代以内的子孙在大宗祭祀，五代以内的子孙在小宗祭祀，于是祖先的神灵大概都有归宿了。后世的人即使贵为公卿，却没有国邑，恩惠无法普遍施及族人；君子推究根本、扩充同类情理，对此感到痛心，因此便有设置义田来供后人举行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做法。宗庙无法建立，祭祀也无处举行，君子想遵循尊贤、尊长、亲亲的道理，却没有办法有所作为。对于贤者，便借着祭祀尸主来祝告，把祭祀社神的意义寄托其中，这也只是近似的办法罢了。南丰曾氏，自鲁国公起有六个儿子，其中显达的有三人；文定公曾巩最为贤能，曾子开文章才华如同他的兄长，而曾子宣地位最为尊贵。曾巩的学问以孟子为宗旨；孟子去世一千五百年以后，他从六经中寻求圣贤遗留下来的言论和帝王成就的法则，文思浩大而有余，深邃得不可测，光明显著，成为当时儒者的宗师。他的文章深深追溯古代作品，但君子们仍认为，他尤其以这一件事最为公正。鲁国公去世时，曾公还不到二十岁，尚未出仕，家境十分贫困；他把九个孤苦的妹妹都嫁得合宜，侍奉母亲极为孝顺，直到老死也没有衰减。这大概是因为他的根本道德出于纯明的天性，又从经学中获得深厚而透彻的修养；因此，他推行自己道义的事，众人本来就未必能够认识。于是他的官爵不过郡守，俸禄收入也没有超过普通僚属，但仍然用尽自己的财力，在临川郡城后的湖边和属邑金谿的南原置办义田，订立规约，以恩惠利益族人，这件事已经延续近三百年了。这难道就是所谓在能够实行的地方实行其法制本意吗？若不是这样，怎么会如此长久呢？如今他的族孙元翊遵照父亲正子临终的遗命，在后湖之上建造曾公祠堂，使族人享用祭祀之食时思念根本，居住于此时敬重自身，那么曾公留下的心意即使经过百代，又哪里会有终尽的时候呢？唉，曾公到元翊已经是第八代了；对于宗庙祭祀来说已经疏远，对于社祀来说也已经关系淡薄。如今就利用曾公遗留下来的义田建祠，使离散的众情有所聚合，不也是可以的吗？元统癸酉年，祠堂落成，恰好我从京师回到临川，元翊来请求我撰文作记，所以写下这些话，让它附在义田规约之后，并刻在祠堂下面。

译新喻州重修宣圣庙儒学记 临川路新喻州因渝水而得名，把“渝”转写为“喻”，不知道这种改写从何而来。自汉代以来，这里已经是县。宋代设置临江军后，新喻从宜春改隶临江军。州治位于四座大山之间，秀美的水流深广汇注，因此草木茂盛滋润，人物俊秀奇异，多从这里产生。前宋在汴京时，刘侍读刘敞出生在这里，他考究古事，学问深厚广博，关于《礼》和《春秋》的学说，以及《史记》和典故的旧闻，尤其熟习。他和弟弟、儿子都博学多闻，在当时享有声名，与缙绅大儒和先生们并列而声望蔚然。此后流传下来的风教和雅正习俗，代代都有足以考察的事迹。关于这里的学校，能够知道的情况是：始建于宋崇宁二年，南渡以后被焚毁。绍兴三年，县令赵子琇开始重建，给事中李公大有为之作记。绍熙二年，县令曾光祖修缮学校，工部尚书谢公谔为之作记。嘉定八年，县令董壎再次修缮，宝谟阁学士章公颖为之作记。归附本朝以后，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奉部使者真定赵公秉政之命，修整学校政教设施和新建的大成殿，故宋太学博士庐陵刘公辰翁为之作记。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县升为州，但学校没有改建。至元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汉杰刚到任，便拜谒孔夫子庙，感慨学校历经五十四年，日益破败却没有修葺，于是拿出俸金，修治职掌之事，把整顿庙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工程完成后，举行释菜礼禀告孔子。学校位于城东虎瞰山上，俯临澄潭，气势雄伟而稳固。在荆棘丛中找到石泉，泉水甘甜清洁可以饮用，便修建神道防护设施【“神防”疑为“神道”或相关词，原文有误】，并取泉水灌溉；核查租入中被隐瞒亏欠的部分，用来接续廪食；积蓄书籍，以满足诵读；铸造铜制祭器和雅乐器具，也都分别收藏。派前乡贡进士丁锷来请求我撰记。于是我找到了前代诸位达人的记文并阅读，未尝不深深感叹这里人才众多、文章兴盛，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唉，谢公、章公二人以著名的经法学者身份成为乡先生，他们对后来求学者的用意，都诚恳地寄托在端正心术上，他们的话不可不深思。谢公说：“古代的教育崇尚德行；如今的求学者崇尚文章。这样做，是希望人们崇尚德行。”章公说：“士人如果不知道教育的意义，这就是汉唐不能企及三代的原因。”希望士人修治学业，他们的期望已经达到极点。当谢公撰写这篇学校记时，新安朱子从漳州知州任上退归建阳，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于是建造考亭精舍让他们居住。当时，朱子所厘定的四经四书都已有定论，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遗留下来的言论也都有了头绪；于是求学者趋向圣贤的境界，思想正大而不再迷惑。大人先生在数百里之间相继出现，各自用自己的方法治理所属县邑。东南地区的学问这样没有断绝，难道可以诬蔑吗？自从伪学之祸兴起，过了很久才平定。等到这种学说稍稍得以流行，求学者如果不借此作为求取功名的方便，就又陷入相互沿袭训诂的弊病。虽然那些书籍完整保存着，但真正有所获得的人也许已经很少了。新喻学校的士人，应当追念前贤，正如侍读刘公那样博学广闻，正肃萧公那样端庄雅正；遍读前代达人的学校记文，深思谢公、章公所说崇尚德行、修治学业的用意。我所陈述的一切，都是为了在崇尚德行、修治学业这件事上自我勉励，难道只是空谈吗？抚州路重修宣圣庙学记 河间袁公说之来治理这个郡，任职一年，政务已经办成，官府彼此和睦，政令平易而不屈挠，百姓安于无事；他尤其把学校视为自己的职责，并放在心上。他谨慎核算学校经费的收支，用来准备祭祀，修缮师生的供养，年年逐渐充实。教授胡式甫到任后，立即因父母之丧离职，没有来得及有所作为。学正李辑录、周复亨代理此事，把学校和庙宇房舍破坏的情况告诉经历、前进士河南人汪英。汪英说：“如今朝廷内部清明，外部没有繁多的命令，我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利用处理文书、签署公事的空闲，修缮学校；这不是我的事，又是谁的事呢？”于是让工匠查看栋梁椽桷的腐朽、瓦砖的破损、神像和彩绘的黯淡，并谋划翻新。木匠估量木材，陶工揉制陶土，凡是治金、治石、设色的工匠，都各自操持技艺等待开工。从大成殿、讲堂、书斋、门庑起，改用楩楠、豫章等优美木材，修整墙壁，用坚固的泥灰粉饰；凿石建防护设施，增高礼殿的台基【“防和”疑有OCR误】；以丹漆装饰高大的桓柱；孔子面南而坐的塑像和陪祭侍食的形象，衣裳、冠履都庄严整齐，刺绣和彩绘也各有区别。共用米若干、钞若干，都由汪君从早到晚亲自核定工钱和物价，没有丝毫隐瞒欺骗，所以工程办得迅速，足以符合壮观美好的要求。至元六年六月初一日，周复亨和学校训导叶友闻把工程完成的情况前来报告，并请求我撰记。我听说，《春秋》的书法是平常的事情不记载，但这项工程有不得不记载的理由。解释《易经》的人说过：“君子善于治理弊病时，如果前面的事情过了适中限度而将要败坏，就可以自我更新，把它作为后来事情的开端，不使它发展到大坏。后来的事情刚开始还很新，就应当及时郑重警戒，不使它很快败坏。”这也是郡府长官的用意，也是学校诸位君子想要记载的事情。治理和教育的光明美善，难道只在于房屋的外观吗？然而房屋简陋而不修整，就无法举行应有的典礼。如今学校既已完备而且美好，在这里游息的人在孔子新建的庭院中行揖让礼、登堂入阶，能够彰明德行的百姓，大概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了吧？实在不能没有一篇记文。

译袁州路分宜县学明伦堂记 本朝改元至元二年，时在丙子年六月，前进士豫章人徐邦宪任分宜县丞。他约束自己以奉行职务，磨砺志向以办成事务。任职久了，上级听取他的意见，下属也服从他的行动。县丞自己也相信意见可以施行，于是选取县中关系到观瞻的事务，与同僚商议后加以翻新。县令姓某，把其他事务承担下来，而孔子庙和学校的事全都交给县丞办理。考察县学原来是清源书院和安仁驿的旧址；宋咸淳庚午年，县令章采把驿站迁到别处，将书院的土地改作县学。学校有孔庙，庙后是廪食堂，所谓讲堂则在东庑以东，按照阴阳家的说法，面向乙方的位置；归附本朝后，本朝县令胶东人刘德认为郡县讲堂必须在庙后，拆除廪食堂改建明伦堂，而东面的讲堂并未废弃。但这些建筑只是临时建成，地势低洼、材料低劣，不能长久。学校靠近水边，水涨便使讲堂毁坏，时间一久无法支撑，于是拆除，将这块地改为菜圃。县丞刚到任时，四处察看，感慨叹息说：“这是我的责任，还要和谁商议呢？”于是把修建学校的想法告诉县中士人，善良百姓和大户人家无不欣然响应。但旌儒乡的士人陈辰翁独自说：“县丞到任一年多，从未向百姓有所取用，却要举办这样的义举，何必等待众人呢？我愿意竭力请求专门替他办理。”县丞认为他的请求很好，便听从了。陈氏拿出私财，让他的孙子德星亲自负责工程，县教谕【原文姓名“▯水李辰良”疑有OCR误】李辰良监督此事。县丞利用办理公事的空闲，早晚督促工程，从不苟且，也不拖延。在岸边垒石以阻挡水势，取坚实的土掺杂碎石修筑堂基，高三尺，在旧地基上向外拓展共十尺。当地出产紫杉，那里有优良木材；凡是修长挺直、合乎尺度的就采用，弯曲柔弱的则斥退不用。于是建成大堂，面宽七丈六尺，进深为宽的一半，屋梁高二十七尺，工程坚固精密，宏伟宽敞。大堂共用三十六根柱子。三年十月开工，第二年正月完工。计算财物、工匠和伙食费用，共用钞一万一千余缗。县丞于是派他的弟弟邦杰和县中诸生赵艮来请求我撰文作记。分宜原本从分宜春设置为县，是袁州的强县。过去袁州守祖侯无择最初建立学校，盱江李防伯为之作记，勉励百姓奉行忠孝，足以感发人心，儒者多有传诵。后来过了一百二十五年，张侯杓重新修建学校，他的兄长宣公为之作记，告诫求学者理解唐虞三代建学育士的本意，朱子也记述了这件事。周敦颐、二程的祠堂，又从道统传承的源流来说明，并把修身治人的大法展示给他们；两位先生的话，并不只是针对袁州学校而说的。天下后世的求学者无不诵读这些话，也就知道求学应当遵循的道路了。何况分宜县距离郡城不到百里，戴章甫、着逢掖衣的士人前来游览观瞻，能够听到这些道理，哪里只是有人在耳边提点、当面教诲那样亲近呢？他们回去后在自身实行，和朋友讲论，施教于子弟，再推广到乡里，所得的益处难道不丰富吗？这些话不是很值得说吗！我的文章才力不敏，哪里敢在其中增添一句赞语？求学的人如果依照朱子的学说去学习，那么宣公所说的孝悌之行，就会从家庭开始而在乡党中表现出来；忠诚仁爱之实，就会表现在侍奉君主上，并推广恩泽来惠及百姓。我将要在分宜县看到这样的人，那就没有辜负县大夫修建学校的心意了。因此写下这些话告知后人。榷茶运司记 从前世祖皇帝统一江南后，至元十二年，江州百姓就进献茶叶收益。第二年征收茶税，收入中统钞一千余锭。此后天下安定，历代圣主相继在位，恩德滋润百姓，百姓没有受到严重扰害，人口和生产日益繁盛，饮食用度日益扩大。饮茶的利益，惠及远近各地。到如今已经六十年，茶课赋税的增加竟达到二十八万。设置官署方面，至元十七年才设立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使司。至元二十五年删去“榷茶”二字，兼管宣课。至元二十八年又恢复榷茶之名。官署所统辖的产茶地区，是江西、湖广、河南、江浙四省所属各地，而治所设在江州。分派提举官，路远的地方则设分司前往治理。巡察按临各地的官司，有辅助而不扰害，郡县奉行法令和约束都十分谨慎。这样的委任，可以说既专一又重大。天历年间，诏令撤销运司，把它的事务分别交给各郡。遇到灾年、百姓困苦时，采办制造和转运贸易受到观望疑虑的阻碍，征收失去节制，公私双方都受困，守令承担不了责任，于是详细说明重新设置运司较为便利。朝廷派使者周遍询问，不遗漏山谷僻地；数月后复命，认为重新设置合宜，便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元统二年，又在江州设置运司，总管其事务，规制和办事方式依旧照旧例，只是用人更加慎重了。于是任命托克托穆尔和薛公某为使，万嘉纳为同知，魏君某为副使，某人为判官。这些人有的凭借过去执掌风纪、清正刚强的资历，有的中止朝廷侍从的显贵职位，有的素来操守坚定，有的才智优异，因此都能清心省事，奉行法令而遵循事理；对外杜绝苛刻横暴的使者，公堂上没有诬告攻讦的诉讼。一年之间，茶利收入按时充足，百姓之家以至官府都低头供应物资，心中断绝其他忧虑，仿佛不知道重新设置了这样一个大府。政治上的美善远远超过往日，但公署长久破败而没有治理，发布命令、承接事务也不相称，重要显著的文书、货币和仓储收藏都疏漏不周，于是向朝廷请求重新建造。就在这一年某月开始筹办工程，府库官防秦公某从中书省出任郡守，给予多方劝勉协助，并赏赐钱币二千缗；又得以增建吏舍、门墙，于某月某日完工。朝廷另赐钞五万缗，让他们贷出收取利息，以备官府膳食。这是朝廷用来表示对清廉安靖、勤勉敏捷者的奖赏。于是写成此文，随同赏赐的钱币，命其属吏谢秀实到临川山中嘱托我撰记。我于是说：有土地、有百姓，拿出财物供给官府，本来是百姓的本分；但东南百姓的财力已经枯竭了。如今法制的讲求已经详尽而没有疏失，赋税收入的数额也已经确定而没有多余。若论这几位君子安然办事、无所扰民，按期聚集财赋，用来保养休息百姓，厚植国家生财的根本，难道不是意义深远吗？那些把聚敛和苛刻剥削当作本领的人，制造威势、播撒毒害，贪图货利、积聚私财；他们在上替国家招来怨恨和灾祸，直到灾祸临身还不知道悔改，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我特意再说一遍，用来告诫后来的人，使他们面对这些楷模和法则有所警醒和奋发。

译龙兴路重建滕王阁记 本朝分设行中书省，镇守西江的行省就以龙兴为治所。郡城之上有一座滕王阁，俯临章江，正对西山的胜景。从唐永徽年间到元和十五年，在一百七十多年之间，能够知道的重修次数，在昌黎韩文公写记之后又过了五百四十九年，即本朝至元三十一年，省臣因为本郡贡赋出产隶属东朝，才得以请求隆福皇太后赐钱修建，记述这件事的是柳城姚文公。又过了四十年，当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统；第二年甲戌，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达实特穆尔当时以丞相身份来镇守本省，曾登上此阁询问旧事，追念裕皇前后的遗德，希望借此扩大圣上的孝心。平章玛哈穆特赞成他说：“在盛世相继、恩泽累积之后，百姓的力量已经得到休养；名胜遗迹如果不修治，就无法表达办事者的恭敬谨慎。”于是召集僚属集思广益，请示朝廷，重新建造滕王阁。后来丞相调任镇守江浙，丞辖等人也相继升迁或调任，平章实克始终主持这项工程。工程落成后，省府的使者恰好来到临川郊野，便命我撰写记文。我说：“唉！从前韩文公写这座楼阁的记文，还以它的名称排列在三王之后为荣。如今韩、姚两位文公的文章在千载之上卓然相望，却辱蒙命我接续其后，能不害怕文章不相称吗？而且一座楼阁的遗迹能像这样受到古今尊崇，那位滕王是多么幸运啊！”传命的人说：“我们丞相让你撰文，是经过上下审慎考量的。况且你曾任职于国史，如今年老寄居在本地，记载这里的事情正合适，应该不要推辞。”于是我查考郡府文书：这一年十二月丙子日授命开工、筹备役夫；到了第二年乙亥，仍在至元年五月【原文“之▯”有脱误】立柱架梁；又到第二年丙子七月完工。楼阁高四十四尺，进深与高度相等，面宽为高度的两倍；木材石料坚固精密，布局周密，屋檐房宇空旷敞亮，丹漆雕刻华丽，比过去更加壮美。估计费用为中统钞十六万五千余缗；依照前一个至元年间的旧例，由内库拨款并按制度使用，百姓不知道劳苦，显然足以成为大藩镇的盛大景观。唉！伟大的圣天子亲自修行孝治，使教化遍及天下；执掌宰辅、主持国政的大臣承继这一事业，以庆赏刑威的制度和掌管风纪的机构整顿内外；从方伯、连率直到郡县，都奉行教令，不敢逾越。这样的规模宏大而深远，教化逐渐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及到的地方，没有一处不到。不过这里处在江湖与岭峤交接之地，直到遥远地处南方的海岛，地势仿佛十分辽远；然而由于长期受到恩泽滋润，保障坚固，人口已有数千万，而且每天更加繁多。没有外部事务耽误农时，舟车必定畅通，没有到达不了或停滞不前的地方；百姓都低头知道畏惧法律、安守本分，尽力供奉官府，何况其中礼义文物还有值得观赏的地方呢？在这样的时代，来到这一藩镇任职的人，趁着岁时闲暇，和往来的公卿大夫、巡行观风的使者、四方宾客，以及前来接受政务的属吏，一同登临这座楼阁游览观赏，从容自得地歌颂国家的盛大，发扬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心意，不也是伟大的事情吗？羊角洞天记 “洞天”的说法，大概出自神仙家所传的著述。这类记载多说名山异岭远离人世，高峻明朗而空旷幽深，所以用“天”来命名。抚州谯楼前方左侧有一块卷曲的石头，长约三四尺，人们称它为羊角洞天，却看不出有可以称为“天”的空洞。世俗相传，有人从青城山来，敲击石头，石头暂时开启，他得以进入看见洞府。所谓“羊角”，大概是因为郡城的形势从南面来向东延伸，又转向西面，高昂起来像兽首；有一块石头向上突出而没有继续延伸，所以有“角”的名称吧？宋绍兴年间，守臣王侯秬曾在石上覆盖建造小亭。后来过了很久，守臣林侯某挖地察看，才挖不到几尺，洞穴中忽然刮起大风，他害怕而停止。景定癸亥年，守臣家侯坤翁重新修建亭子，并为之作记。又过了八十五年，即皇元改元至元三年，监郡中顺大夫塔布台侯与同官僚佐商议，在石上重新建亭。亭子建成后，派人来请求我撰记。郡府治所所在的地方，不像荒僻寂静的水滨；即使有山林沟壑的美景和神明往来的幽境，从守臣以下都肩负着治理百姓、管理社稷的寄托，负责贡赋，承担治理教化，以及狱讼、征税、徭役、营造、修缮、劳役等繁重事务，还要接受藩府和司法官的治理，接待宾客和军队往来；一州千里之内的事务，每天都忙不过来，又哪里会有仙人道士在这里逍遥徜徉、无所作为呢？侯之所以建这座亭子，难道不是因为它有超越尘世的美名，想在公务闲暇之余洗涤烦渴，在近在咫尺的地方获得幽深的探寻，和同僚朋友出门观赏、在庭院中抚临，以此寄托自己面对高明、达到清静极致的心情吗？这个县的土地平坦开阔，没有特别贫瘠或特别肥沃的弊病，所以百姓安于劳作而办事敏捷。向东流出的水容易涨满，也容易干涸，于是筑成陂塘以防旱灾；船只装载物资出行的多，回来得少，没有十倍百倍的利益，所以大商人不到这里来。物资大体齐备，所用器物只要不是粗劣不堪，便没有奢侈靡费的弊害。当它兴盛时，弦歌诵读之声在井邑之间连续不断；衣冠文物之家接连相望，谦让退避、谦逊自抑，已经成为风气；出仕的人多从文史之学而来。国家以经术设置科目选拔士人，屡屡有人入选；何况还有大儒、缙绅和先生们以古代道理和正统学问振兴这里的文教，朝廷尊崇他们，四方跟从他们。他们教化所滋润的地方，从北到南、从远到近，没有哪里能超过这里，因此百姓懂得爱护他人，也容易役使。有时人的资质不美，不遵从教令，以至于轻率地丧失天赋的常性，这样的人难道能容身于众多贤良善人之间吗？然而几十年之间，做官的人有的无暇治理，这难道是百姓的罪过吗？仁甫亲眼见过他先人治理郡府的善政，历任官职到达这里，所以能够深知百姓的疾苦。他的操守像冰雪一样清白，见识事理像蓍草和烛火一样明察，把忧虑百姓的事情当作自家的事情，把同僚当作手足，处理繁杂事务就像处理平易之事一样。在和谐安定的时代，年年都报告丰收，官吏和百姓彼此相安无事。难道只是到这里做官的人能够从容闲暇、超然于尘俗之外吗？更是使我们百万百姓享受至治，安度自然寿命，就像生活在无怀氏、葛天氏的乡里一样；这才是真正的洞天。大概不必只指羊角那一块石头来说。唉！结绳记事的淳朴风俗衰微了，三王的遗迹也熄灭了；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如果能取黄老之学的余绪，使百姓从水深火热中得到休息，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哪里像如今整个天下沐浴在圣人教化之中，盛大到这样的程度？我怎能不因“洞天”的说法而感慨呢？

译青云亭记 古代的大夫和君子之所以有登高临水、游览观赏的乐趣，大概是因为登上高处能够作诗赋，面对山川能够议论它们，并不只是把它作为宴饮游玩、偷闲享乐的事情。郑国的裨谌善于谋划，在郊野便能谋划成功，在城邑中却不行，这仍然有所滞碍。至于能够作赋、谈论山川这件事，近处不受喧闹杂乱干扰，远处能够获得空旷开阔的感受；发动谋略、提出思虑，哪里会有彼此的区别呢？临川城有五座山峰，山势从南面而来，第一座山峰最高，上面有一座亭，名叫青云亭。从前守臣和他的僚属、宾客在休假时，必定到亭上放眼远眺、舒展胸怀，有人作记，有人吟咏，文章很多，但大多没有流传下来。本朝改元至元三年，监郡中顺大夫塔布台侯拿出俸金，率领僚属和所有有兴致、有力量的人重新修建它。因为我过去曾有机会到过这座亭子一次，所以他来请求我撰文作记。考察郡城之中，地势高而可以观览、可以命名的地方有三处。五峰堂位于郡治中，被官吏住宅环绕，屏障树木遮蔽堵塞，不足以环顾远近。拟岘台可以远眺，但背靠城墙，出于人工建造，在奇特胜景方面仍不够。隐然高高据守，统摄远近景物，像提起衣裘便抓住衣领一样，没有比这座亭子更合适的了。凡是肩负人民、社稷寄托的人，从容治理政务后来到这里，凡是目力所及的地方，也都是心思所到之处。那灿烂的银河在天空明亮回旋，向北眺望宫阙朝廷，仿佛太阳就在近处；凡是竭尽力量侍奉君上的事情，哪里敢不尽心呢？俯身向下看，山冈丘陵起伏，街市人口聚集；百姓休养生息，难道还有没有尽到的地方吗？百姓的愁叹忧苦，难道还有没有救济的地方吗？发布命令、办理事务，难道还有没有尽善之处吗？环视四周，名山灵峰郁郁苍苍，能够使神明降临以消除灾害；我的治理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方法呢？流水的运行，可以治理沟渠、预备水旱灾害，疏通舟船以充足货物贸易；田地的广阔，田间道路的交错，可以根据荒熟变易察看百姓的勤惰，按照时令生长来验证年成的丰歉；我的赋税徭役征发，是否能够做到公正，并据此实行劝勉和惩戒呢？看见这些就一定会有所思考，思考之后就会找到相应的处置方法。那么，做官于此地而来到这座亭子的人，要悠然自得、俯仰之间对百姓问心无愧，然后才能享受一天的游乐，难道不是很难吗？怎能不写下这篇文章，以等待后来的人呢？袁州路儒学新建尊经阁记 宜春作为郡，位于江右上游，山川完整坚固，神气美善明朗。百姓生活在这里，专心务农、努力耕作，意志安定而用度节俭。商人逐利的诱惑少，都市繁华奢靡的习气也不盛。百姓尊敬官吏、畏惧法律，奉行命令、接受差役，收敛自守，政务因而不烦扰。从前韩文公凭文章学问治理此地，百姓没有忘记他，直到今天还以尸像祭祀祝告他。到了故宋盱江李氏撰写《学记》，更能充分说明世道变迁的原因，并以此激励百姓。后来张宣公记述新建学校，朱文公记述三贤祠，对教化这里的人有很大作用。君子能够借此成就德行，普通百姓能够顺从教化，真是安乐而没有厌倦。然而距离那个时代已经渐渐遥远了。本朝以来，朝廷慎重选择牧守，仁爱宽厚的声誉处处传闻。前任太守真定张侯宗颜在郡任职时，严君仲毅来主持他的幕府，起身说道：“国家的恩泽极其深厚，府公十分贤能，我们的百姓也很容易治理。然而鬼神祸福的说法盛行，乡里百姓的趋向又容易错误，难道不是因为学校没有修整，平日没有进行教育吗？”仲毅的职务在文史方面，哪里足以知道文教之事呢？然而他的志向所能达到、力量所能做到的，就是改善百姓所见所仰的事物，以安定他们的心志，因此不敢不努力。于是他亲自督促学校征收学田收入，不敢有拖欠遗漏；又按时供给教师、学生和执事人员的廪禄，削减浮费冗费。一年后获得钱若干，准备大规模兴办学校宫舍。如今的太守广信张侯熙祖，为完成孔庙旧有的宿卫制度，连续治理著名郡县，以宽厚的方式处理政务。听说他来到这里后，守居简朴安静，百姓因此安宁统一；监郡通守、别驾和幕府官员各自考虑自己的职责，都没有异议。事情有应当做的，就顺势办理而不屈挠。学校是太守的职责，太守把事情交给仲毅办理，使他更加能够尽心尽力。于是从旧日大户人家购买巨木，从废弃仓库取得优良砖块，在讲堂北面若干步处建造尊经阁，台基高八尺，进深四十尺，面宽五十尺。柱子的高度与进深相同，形制规模宏大，丹漆、彩绘和泥灰粉饰都相称。东南学校建设的盛况，没有谁能超过它。又建两庑连接讲堂左右，在庙门南面建造棂星门。其余适用的房屋也依次完成。从一根木头、一块石头、一个工匠、一次役作，到雇工估价的费用，都由他亲自按时支付，不经过吏员之手。他像办理家事一样，在处理公文签署事务的空闲日子里必定到现场，几乎不因风雨而间断。凭借他任事严明的态度，把它施用于尊崇文教的事业，因此费用节省而功效周全，办事迅速而工程坚固长久，足以把美名流传到将来。旧有孔夫子燕居像，迎请来安置在尊经阁中；又迁置李氏《学记》的石刻于堂内。工程始于改元至元五年，时在己卯年四月，至八月落成。我作为过客，有机会跟随众人来观看游览。郡长史以下的官员送来纸简，请我为此撰记。我于是说：“尊经阁这个名称美好啊！人对于上天，天下对于君主，一家对于亲人，大概都有永恒尊崇的对象。上古百姓淳朴，对于自己所尊崇的对象没有违背。风气既已开化，帝王相继兴起，却已经不能没有不亲近、不谦逊的忧虑。孔子出现于群圣之后，正值时势变化到了极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不知道君臣、父子之间的分别不可紊乱，因此他感到忧虑，著述和制作礼乐的事业便兴起了。他根据人们行事的过失，加以纠正，使之恢复礼制的常道，让万世之后的人凭借保存下来的经典文献，实行治理和教化。既然如此，天下万世对于圣人、对于经书，正是借此知道尊崇自己一向应当尊崇的对象。为什么后世求学者只把诵习文字义理当作本领，却不能真正知道它值得尊崇的原因；反而把异端之说的高远玄妙当作优胜，错误地对待真正应当尊崇的事物，这种忧患哪里说得尽呢！”这所学校有诸位君子记述这些道理，后来到这座阁游览观瞻的人，一定有人能够尊崇自己应当尊崇的对象，难道仅仅是为了观看奇异瑰丽的景象吗？

译新昌州重修儒学宣圣庙记 新昌州有位住在京城的士人说：前任县令张质夫先生，曾拿本州诸生的书信来告诉我说：我州是瑞州所属的州县，建学校始于宋代庆历年间，县令按时修葺。因事迹而见于记载的，有[原文“▯麟”字样不清]、陈才、曾渊子，那里还有石刻记文，是前任谏官谢谔公所撰。江南归附元朝之初，邻近地区盗寇兴起，学校于是湮没废弃。至元三十年，瑞州守臣才命县尉苏泽重建学校，修建大成殿。殿有两庑，中间塑孔夫子像奉祀，配享从祀者的神位按照通常制度设置。殿门建成重檐楼屋，讲诵之堂名为仰高堂，另室祭祀本乡先贤，自汉代梅福以下共二十多人。元贞元年，县升为州，庙学仍旧。‘防定乙丑’年，前任州守夏侯质孙奉诏增设从祀的九位儒者，塑像并砌庙前池塘，架桥通达外门。至顺辛未年，现任州守赵居仁侯初来拜谒孔庙，环顾屋宇低矮简陋、狭窄低湿，感叹说：我州也已经是子男之国了，四时祭祀孔夫子，尊贵的俎、簋、笾、豆排列有序，钟磬琴瑟陈列齐备，可是人们转身升降、作揖拜跪起立，几乎连脚步都容不下在门庭之间交错，这又凭什么来彰扬文治、教化本州百姓呢？他查看各学校的廪粮，每年有粟一千石，说：这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于是节省冗余费用，防止旧有弊端，以便谋划重建；又在附近民间购地扩大学宫范围，然后使建筑横直端正，共长八十丈。房屋的高度和宽度都比旧制各增加五尺，两庑各增加十一间，又把列戟门的台阶加高加大，唐砖砌筑，廉正坚固，与大殿相称，规制也同瑞州学宫相当了。取材、征役都有办法，百姓和儒家子弟都没有因此劳费，三年五月完工。人们说州侯的功劳不能忘记，而岁月也不能没有记载。您的先父参政雍公，曾在瑞州分掌教育，新昌士人本来就曾承受过他的教诲，希望您能为此作文。张质夫又说：从前我州士人文质彬彬，凭文学才华得到任用而做到卿大夫的，世代都有人。圣元朝以进士科取天下人才，到现在已有六科了，而我州的庙学才大规模更新。从今以后，我乡父老兄弟来到这里，瞻仰孔夫子的德行仪容而有所感发，依靠孔夫子宽广的居处来安顿自己的休息游息，那么有德有义的人，或许就会从此兴起吧？我于是为此说道：古代求学的人，对于自己的先师有释奠、释菜之礼，但这并不只是修建庙宇而已。前代的制度，是让孔夫子面南而坐，以门人配享，在学校中受祭祀；我国也沿用并推广这一制度，规模日益盛大。有贤能而关心民政的守令，一定先致力于庙学，这叫作懂得根本。庙与学虽然并非没有区别，但道统的传承就在这里。在这里求学的人，诵读孔子的诗，阅读孔子的书，在其中学习礼、明白乐，这确实是正道，因此不敢不俯身尽力；不是正道的东西，则不敢杂乱地妄用心思。圣贤离我们已有千年，寻求他们依稀可见的形貌，用来端正自己的志向、引导自己的归依之处，这难道还不重要吗？况且过去先儒谈论学校时，常常忧虑应试求仕的文章损害正道，一定想废除并改变这种情况，使人能够反过来寻求修养自身的实际功夫，他们忧虑世道的用心很深。圣元朝统一天下将近五十年，进士科的议论才开始实行。当时本来就把先儒的忧虑当作忧虑，并为此制定制度说：‘在居住的乡里询问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情况，以观察其品行和实践的力量；考察他所治经书中的学问，以看出其道理是否正确；从适用于实际的文章中求取才华，考察其处理事务的措施是否切中要害。’选取人才的方法，已经既精密又详细了。如果果真能得到这样的人来任用，天下难道还会有感叹人才缺乏的吗？然而，有的人把事情全都做到了，却不能得到主管官员的认可；有的人盛大地被选送充当贡士，却不能完全符合所说的标准。得失的原因，不只是个人遭遇如此而已。文章气运和世道人心，大概都可以从这里得到验证。所以我担心求学者无法凭自身达到道的境界；张质夫希望本乡人士做到的，或许正在这里，而不只在求取功名那一边吧？赵侯字仲义，是亳社人，从江西幕府出身，连续治理县邑都有声誉，如今以奉训大夫身份知新州事，施行了许多善政。负责督工的是学正萧荧、训导刘天桂、直学张志道、胡谦。蓝山书院记 蓝山书院，是弋阳张君卿弼创建的。卿弼字希契，原为宋朝人，从太学毕业，于咸淳戊辰年考中进士，授任福州司户，后被征召充任教授，官至兴化倅。宋朝灭亡后，他回到弋阳隐居，不再出仕。跟随他求学的门生弟子很多，当时郡县正相继归附，学校大多荒废。佥提刑按察司事王公强行起用他，请他到县学担任老师，县中人士纷纷前来跟从，于是重新修建了县学。江东宣慰使王公又迎请他到郡学任师，教授全郡六县的人，并且又修建了郡学。于是有人多次向朝廷推荐他，但这并不是他的志向，他便提起衣襟回去了。至元十七年，他的门人杨应桂、申益章前来，求学者众多，已经没有地方容纳他们游学，于是规划建造学舍安置他们。在县城水南得到一块地，东西南北各八里，中间建造宫殿式的学舍。有庙堂用来祭祀孔子，两侧有厢房像鸟翼一样展开；有明伦堂用来讲学；有祠堂用来奉祀本乡先贤。左右两侧的斋舍分别叫作稽古、学易约史、兴诗立礼；成乐祭器有所收藏，厨房和浴室也各有处所；前面是大门，大体仿照郡县学的制度。第二年九月竣工，命名为蓝山书院。后来邻县升格为州，直属行省，便划出水南的土地来增加其辖地，唯独书院的地界仍隶属于弋阳。张君最初担任山长，杨应桂接任，后来又列入学官之中，行省便派署官前来任职。至顺三年春，繁昌县尹张纯仁来对我说：“过去我已故祖父当初创建这里时，买田供养老师和学生，又加上乡人拿田地来资助的，合计有若干亩。纯仁和弟弟显忠又拿出私田若干亩，增加原有不足；这些田都是向百姓买来的，官府仍照常征收赋税，并没有免除。”书院设立五十多年，张纯仁等人按时修补，不敢废弃先人的志愿。但后来到这里任职的官员，大多三年就离任，创办书院的旧事将要逐渐湮没。纯仁深切思念祖父创办这所学校的用意，希望县中人士能够有所成就。如今纯仁刚在至治辛酉年考中进士，他祖父的门人方回孙也在泰定丁卯年考中进士，而纯仁的儿子熙载也在乡试中考取，这些都是先人遗教和余泽所产生的结果，又怎么敢忘记呢？因此冒昧请求写几句话，带回去刻在石碑上，以求流传不朽。这就是这篇记。

译贡院题名记 至正四年，岁次甲申，江西行中书省恭敬接受皇帝的诏令，在郡县中兴举贤能之士，把他们集中到省府，选拔其中最优秀的充任贡士。考试日期临近时，驿使先行到达，内外文学官员共同考核才艺。到了八月之▯，接受聘召前来的人陆续进入贡院。按照历次考试的制度进行试验，九月十五日，选得右榜九人、左榜二十二人。又按照新制度录取次榜，右榜生员六人、左榜生员十二人，留在行省，以备任用为学官。那些与计偕同行赴京的人，省宪官亲自设宴款待，乐工歌唱《鹿鸣》来勉励他们。这种礼仪十分隆重。然而，省宪设有主试、监试官，贡院设有主文、考试等职名，又有在帘外分任试务的人，都是一时知名之士。上下内外辛劳了一个多月，事情办完后各自散去，返回任所。此前还没有题录姓名来记载这件事。大概延祐甲寅年的首科未能举行，此后因循拖延到今天，成为制度上的缺失，所以请求在贡院立碑，把所有人的姓名都题刻上去。江西行省所统辖的郡有二十个，大多以文教昌盛著称；身穿布衣、腰系丝带的士人，在乡里修养品行，诵读经史，探求圣贤之道，考察当世事务，人人都想在圣明时代贡献自己。这种积累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前来应试的人不下几千，远的有一千多里。主管官员如果不明白经学传承的要旨，就不足以选得通晓经学的人；如果不知道治理之道的关键，就不足以选得具有治国才能的人。学术的正邪、文风的兴衰、道德之所以兴盛、风俗之所以得到教化，其关键大概都在这里，并不只是为了几十个人求取功名而已。至于所选得的人，日后在世间有所作为的，可以指名道姓地评论他们。他们对于国家治理和教化事业的发展，难道不是关系重大吗？古时候诸侯把士人推荐给天子，天子考验他们，让他们参加射礼并参与祭祀；多次参加祭祀的人，诸侯便向天子推荐；国家因此得到庆贺和赏赐，这是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把这些事情详细记载下来，用来为后世征考文献，正应当从这里开始。《诗经》说：“凤凰鸣叫了，在那高高的山冈；梧桐生长了，在那朝阳之地。一定会有人歌咏来报答圣明的天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南康路都昌县重修儒学记 本朝从国都到郡县都兴建学校，学校一定设有庙宇，用来祭祀先圣先师。学校之所以成为学校，正在于施行教化；主管官员奉行皇帝的明诏，严格遵守祭祀典礼，并把教化之事交给学官办理，天下内外没有不虔敬的。如果有兴修等事情，就一定要把事情记载下来。记事的人根据各地情况分别记述，以此表示劝勉。因此，南康都昌修建学校，不能没有记文。从前孟子去世以后，道学失去了传承；周子在千年之后兴起，把道学传给程子，于是这一道理大为彰明，用来施行圣经贤传的教诲；到了朱子，论说和传授更加完备，且又有所增益。南康成为郡，不过是在狭小的湖山之间，至今才满一百年；周子、朱子曾经担任这里的守臣，他们教化百姓的迅速、深入人心的程度，难道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吗？况且都昌作为县，民俗尤其淳厚。黄灏、彭凤、冯椅、曹兴宗四位君子，确实都曾跟随朱子游学；他们讲学的美善、修身行事的笃实，传给本家以及乡里的人，一直到宋朝末年，士大夫接连不断，其中仍有可以考察的事迹。沐浴在我大元皇朝的治理之下，又已经七十多年了。如今县令豫章人于友信认为，他的曾祖父曾经入朱子的门下；县教谕清江人宋钊也认为，自己任职一官五年，恐怕没有什么可以在学校中留下业绩，于是两人共同竭力修治庙学。工程完成之日，派人来请求文章，记载这件事。据郡志记载，学校始建于唐咸通年间，宋朝沿袭其制；建炎以后多次重建，都有记文可以考察。归附元朝以来，没有大规模改建，只是修整礼殿、讲堂，配备器物而已。至于门、廊和各处房舍，则由众人共同出力修造，因此不能坚固长久。值得记载的，只有泰定丙寅年，县令中山人段完泽、教谕宋守正修筑围墙环绕学宫，铸造铜制祭器、宴器，并增置水田二十七亩。等到宋钊和于县令先后到任，因而在至元丁丑年，才开始谋划修缮学校。他们谨慎管理簿书和财物收支，粮食一定入仓，钱财一定入库，百姓不敢隐瞒，吏员不敢私吞；又清查被民间侵占的土地收益。彭氏子孙高兴学校兴盛，共同割让私田二顷，用来增加学校的赋产。正要兴工时，因为年成歉收未能实现；两年之间，祭祀所需以及师生的廪禄都已经备齐，结余得到三百五十多石，折合中统钞六千多贯。于是从邻县买来杉木，在己卯年七月开工。从礼殿、殿门以及明伦堂、先贤祠、诸生讲习的房舍，直到厨房、粮仓，凡是梁、栋、杗、桷中已经腐朽的，凡有一根木料不能使用的，全都拆除，换成良材。用优良的木材覆盖屋顶，结构坚固严密，建造得高大壮丽，希望可以长久保存。外面的三座门已经朽坏，十分有损观瞻，于是换成完好的木材，并修整墙垣，使墙垣高大、厚实、周密，俨然形成不可逾越的气势。工程在当年十一月完成，于是写下这篇记文，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译瑞昌蔡氏义学记 九江瑞昌有一所兴办义学的人，其中一人是蔡季霖。季霖去世后，他的儿子士仁等人修缮房屋，供给学校用度，聘请名师，招收宗族和乡党中的子弟加以教育，像他们父亲在世时一样，不敢废弃。如今他们来请求我记述这件事，以昭示后来的人。自从朱文公在白鹿洞讲学以来，环绕匡庐山麓，听到风声而奋起求学的士君子很多。在德安，有蔡元思；在瑞昌，有周舜弼以及他的堂弟亨仲、侄子仿；在都昌，有彭仪之；这些人都是卓然出众的高等弟子。蔡元思侍奉文公时间最长，对于疑难问题的辨析和问答，一定要彻底领悟并亲身实践后才停止。文公去世后，他服心丧三年；又把侍奉文公的态度用来侍奉黄直卿，直到完成学业。他晚年时，和同门好友数人每季度最后一个月聚会一次，互相切磋，如此又持续了三十年。乡、都、州、闾之间，父兄子弟相互遵行他们的教化，几乎可以与邹鲁的盛况相比了。宋朝末年，郡县学校教士子学习科举应试的学业，彼此竞相以此为尚，有见识的人对此忧虑。有的依托先儒留下的遗迹，有的凭借山水名胜，于是修建精舍，安置研习古学的人。清心寡欲、坚守笃行，不受功名利欲诱惑，这正是朱子的学说能够流行于当世的原因；九江、南康之间，像蔡氏、周氏诸位君子，也因此能够在乡里受到教化而成材。我国朝廷开始设置进士科后，每次选举都要求读书人深入通晓朱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学说，并且对五经的传注有一个确定的论断，大概是要使他们专心竭力于这些学问。如果有人能够深入体味其中的义理，极力探究其精微之处，一定会猛然醒悟、警惕恐惧，思考怎样在静时存养心性、动时省察自身，并按照所问所知的道理下功夫；这样的人，哪有不归于圣贤之道、并且足以为世所用的吗？可惜有些人借用这些话来侥幸求取一次科第，随后便把它看得简直如同捕鱼的筌、捕兔的蹄一样，只当作达到目的的工具。这不只是辜负国家，也辜负圣贤；而且他们对这些学问日益暴露、月月抛弃，实在太过分了。如今有人依照党庠、术序的义理，在自家建立学校、聘请老师，父子兄弟相继传承而不废弃。因此我知道文公的教诲，以及蔡元思、周舜弼一类人的遗风余俗，仍然有所保存，这难道不是盛事吗？抚州临汝书院复南湖记 临川的临汝书院在郡城以西约二里，有一片汇聚水泽叫作南湖，面积延展开来有数百亩，承受西北各源的水；即使久雨也不会泛滥，遇到旱灾可以蓄水。湖水向南流出，能够灌溉许多地方，然后郡城的各条水流又汇入其中。大概乐安、崇仁、宜黄三县的水，都流到郡城南面，与所谓临水、汝水一同汇合到盱江之水中，向东北流去，离郡城很远；即使想遏止它使其趋近郡城，最终也办不到。城郭之间，峰岭交错纠结，地势曲折低洼；官府、民居、祠庙、街巷都顺应地势高低而建，没有空旷之处，风气闭塞交杂，所能疏通曲折的，也不过是沟渠的水流罢了。因此没有办法宣泄郁塞、除去壅滞，使清爽干燥之气到来并达到清通的状态。这样看来，南湖对于郡中百姓休养生息，确实关系重大。书院虽然以临汝命名，实际上是以这座湖为主。考察旧志，记载南湖应当疏浚，却不敢让它淤塞，这件事早已有之。所以宋天圣年间，修治唐朝旧例，郡中设置放生池。当时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辞奉诏书，便把这个湖作为放生之地，他说：“使鱼鸟草木各自顺遂其天性，以祝愿君主享有千万年的寿命。” 因此主管官员谨慎地治理它，曾巩、固诸人都曾经作赋，并不只是描写这里游览观赏的美景而已。到了宋朝后期，学校中的儒士崇尚进士科的学业，致力于求取俸禄和官职，研求道术的君子对此忧虑。因此常平使者都昌人冯去疾就着南湖建造讲堂，率领学生从事修养自身的学问；书堂中祭祀朱文公，尊敬、信奉并践行他的学说，于是这座湖便成为吟咏《风雩》《咏归》的地方。郡中士人，无论老者、壮年人还是少年，都来到这里，彼此观摩而受到熏陶。因此徽庵程君带着考亭之学来这里任教，曾在他门下游学并因此知名的，有已故司徒、楚国公程文宪公钜夫和已故翰林学士吴公澄。书院大约始建于淳祐戊申年以前三年；归附本朝以后，朝廷崇尚学校，设置官员、任立老师，在这里学习的士人没有敢于怠慢的。又过了几十年，主管此事的人不再虔敬，南湖渐渐被附近的人填塞、挖掘，用来谋取利益；原本鸢鸟高飞、鱼跃深水的高空深水，混杂成污秽荒芜之地，又被田畦界限分割。官吏百姓失去了及时游乐的乐趣，士子兴起了茅塞不通的感叹，他们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我听说古代治理田地，方圆一里划为九井，每井九百亩；地面上有阡陌，地下有沟洫。这难道是不知道违背这种制度而故意不彻底利用土地吗？正是因为这是顺应天道、地利的自然规律，不可改变；否则，为什么要等到后世那些只图尽力谋利的人轻率地废弃它呢？这又是君子应当用心研究的事情。因此，在这里任职的人，难道没有慨然想要恢复旧貌的吗？大概只是说力量有所不及罢了。至正辛巳年，蜀人王坚孙来任照磨，看到旧日遗迹，不禁叹息。他把这件事告诉同僚，请求监郡副贰依照图籍记载的旧制恢复它，众人无不称善。当时山长张震尽力办理职事，租税收入没有弊端，廪膳供应有定规。礼殿、讲堂、门、庑、斋舍中，长久毁坏而未修的，他都尽力修缮更新。长期被他人侵占的田地，也查理收回。正当他曲折劝导、筹划实施，以承接王君志愿时，幕府老臣、亳地人赵雷泽恰好到来，能够与他共同完成此志。他查明实际情况后，立即准备役夫，备好畚箕铁锹，清除损坏之处，修整堤防；清流畅快汇集，深水安然停蓄。草木因而光彩飞动，鸟兽也因而欣悦。郡将、处州万户邢惟明侯开始修建漱石亭，用来劝勉此事。放生池、风雩台、枕流处，也都恢复旧貌。从开始动工到工程完成，早晚督促工程的是录事司达鲁花赤和尚和张震。后来太守、洛阳人杨公益初到任，登上这座堂，观看这片湖，回头高兴地说：‘上天将要使我们的百姓沐浴圣人教化，从而救济并休养他们的凋敝病困吗？’ 春水刚刚充盈，秋季积水已经退尽，我得以和文武官吏士人一起饮用芳泉，互相庆贺，在无边无际之中歌咏太平，难道还有什么不在这里吗？郡府幕僚中的三位，都是历任宪府官员而来，所以能够适时施政，措施得当。我已经年老，且侨居在这片土地上，于是命张震率训导虞登，奉府公之命来请我作文记述。

译写韵轩记 龙兴紫极宫的写韵轩，高高坐落在城外，尽览西山胜景，俯视长江，夹在民居官舍之间，格外幽远绝胜。曾有人在这里眺望。到了秋高气爽时，可以望见上游各郡的山，如临江的玉笥山、抚州的华盖山，寸许青碧直入天际，森然排列在门窗之间，这是别处无法相比的。西山是神仙的洞府，得道之人往来城府，带着怜悯世人、拯救风俗的心意来此游览宴饮、休息停留，这种事大概一定有过。郡中人相传，唐代文箫、吴彩鸾两位仙人，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世间传说吴仙曾在此轩写《唐韵》，书轩因此得名。我过去在藏书的官府以及好事人家，常常见到他所写的《唐韵》，共见过三四本，都是用硬黄纸书写，纸张洁白芳润，界线和版格精细整齐，字体刚劲秀丽，神采清明，这哪里是凡俗之人所能做到的呢？全都是人间奇珍。登上这座轩，想象他的风采，也足以寄托高远的思绪吧？可是世人的尘俗思想沉积在胸中，便以为高仙幽居与自己没有不同，又把他与仙人的遇合之事写下来，实在荒诞不经。唐代才人中，对经艺道学有所见解的人很少，他们只知道写文章，闲暇时无所用心，便任意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写成诗章和答问文章，附会成说。朋友聚集之时，各自拿出行卷互相赏玩，并不一定真有这些事情，却称为传诘传奇；元稹、白居易尚且偶尔这样做，何况其他人呢？于是人们相互传信，即使是文箫、吴彩鸾这样的修道之人，也因年代久远而无人考察真伪，实在可悲。所谓仙人，形体和物质已经化灭，精神光明显耀，哪里还会有一丝一毫世俗的念头，又怎么会有可以遭受贬谪的事情呢？过去陶隐居著《真诰》，记载李夫人、少女防、杨生等事，还说他们是前定的契合和遇合，真正的道并不邪僻，只是显示有偶然相对的名分，起初没有淫秽的痕迹；他们从容相接相答，礼意森严，这就是一个证明。即使说因为生起凡俗念头而被上天贬谪，也应当恐惧并修身反省，一刻也不敢懈怠，怎么可能因循拖延，在床席宴乐的闲暇中一过就是十年呢？这是诬蔑吴君，也太过分了。若让庸人和孩童没有知识可凭，又能借此作为借口，我们这些读书人难道可以吮墨挥笔，推波助澜吗？因此写下这些话，留给观览此轩的主人。灵惠冲虚通妙真君王侍宸记 至顺三年夏，乐安县尹蒲汝霖来信告诉我说：‘延祐庚申年，我任南丰州同知。六月，州境大旱，向各处山川祈祷都没有回应。州人说神龟冈有侍宸王君的祠庙，名叫妙灵观，距离州城几里地。侍宸王君在宋徽宗时归乡并死于本乡，他的神灵至今仍有灵异。何不向他祈祷呢？’汝霖亲自前往祷告。得到神卜后，便在瓦缶中求取灵水，登船返回。有一条蜿蜒之物浮在水面而来，红光显赫，云气随行。州吏用器皿迎接，它便盘踞在器中不动。到达州门时，雨将要落下，到了官署便大雨倾盆。这一年获得丰收。第二年又发生旱灾，官吏百姓因为汝霖前次祈祷应验，便请他再次前往。应验情形和上一年相同，年成又获得丰收。于是州中父老来告诉说：‘侍宸的恩德不能不报答。他活着时以道术著名于当世，死后又把恩惠施及百姓，应当禀告朝廷，采取措施表彰他的神异。’南丰是下州，不统属于郡，可以专门向行省上达。于是把侍宸的事写成文书上报。朝廷听闻后，将事情交太常博士议论，说：‘此君在宋代原已封为冲虚通妙真人，应当加赐“灵惠”，改称真人。’ 又说：‘真君。’当时临川道士唐乐真以法术承应宫廷。这一年，他用侍宸的教法在京师祈雨并得到应验，集贤院也上报了这件事。因此朝廷知道此事，封号下得很快。诏命下达时，汝霖正在乐安任学官，那里距离南丰三百里而且很近。增封的诏命到达后，怎样扩大皇上的赏赐、凝聚民心，仍然是汝霖的责任。先生当时任太史，幸请为我把这件事刻在石上。这是汝霖以同乡身份私下请求的。查考《临川盱江志》：宣和年间有南丰人王文卿，字予道，号冲和子。他生来具有异质，曾作诗告诉父亲自己有出世求道的志向。父亲去世后，他辞别母亲远游。渡过扬子江后，走在野泽中，遇到雨天昏暗而迷路，看见好像有灯火，便走过去；有一位老妇人经营旅店，他得到数卷文书，在篝火旁阅读。雨停后，火也熄灭，天将明时，才发现自己正在大树下，根本没有旅店。那些书大概讲的是役使雷电、役使鬼神的道术。因此他救助了许多人，名声传遍江湖。当时宋徽宗崇尚道教，曾梦见神人，便按照形貌寻找，找到了侍宸。皇帝赐见后非常赞赏，授他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他的官职是道君，这是另行设置的道教官职。大夫、校籍的地位已经很尊贵，皇帝又赐给他的父亲承事郎官职，封他的母亲为宜人。京城有狐狸作怪，人们为它建立狐王庙；瑶津池又有妖怪，原来是一条黑鲤鱼。皇帝下诏命他弹劾这些妖怪，狐狸和黑鲤都被雷击死。将要在明堂举行祭祀时，雨却连绵不止，王君祈祷后立即放晴。皇帝下诏嘉奖，授他金门羽客称号。他从校籍升为侍宸，赐号冲虚通妙先生。淮河以南以北都报告没有降雪，皇帝担忧麦子，便把这件事告诉侍宸；于是下起大雪，麦子获得丰收。皇帝赏赐金帛，他不接受。山东发生盗乱，党徒号称数万人，郡县不能制服，声势十分嚣张。皇帝召他到便殿，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回答说：‘应当用神力帮助讨伐。’后来献事者说天空打了大雷、降下冰雹，盗贼于是溃败，道君便把功劳归给侍宸。但侍宸其实预先知道天数，多次请求修整政事、锻炼军队，皇帝却无暇听从。他请求退职归乡，也没有得到允许。一天拂袖而去，径直回到南丰。不久宋朝南渡；绍兴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准备酒食，召乡里人来饮酒道别，写下颂辞，飘然去世。入殓后，抬棺下葬，棺木十分轻，传说是尸解。神龟冈就是他的墓地，他的灵异事迹一直流传不绝。侍宸死后仍能给乡里的百姓带来福泽，蒲君离开其他官职后也没有忘记旧事；百姓曾经受到侍宸的恩赐，他们的仁惠都值得记录，所以写下此事，使本州人有所考察。

译白鹿洞书院新田记 南康白鹿洞书院山长柴实翁转述郡守崔侯的话说：‘从前白鹿洞在南唐时，求学者盛多，甚至达到数百人。宋初的情况更不用说了。后来朱文公兴建并振兴此处，在其中讲明道理；他的规约要旨传遍天下，求学者向往并把它作为宗旨。这是他所建立的规模，又不是前人所能相比的。我不才，暂代守郡，实在不敢把学校看成圣人之道中可以缓办的事情；我确实知道应当尊崇信奉，却还没有能够学习，也想要达到他施教的境界，却还没有能够做到。不过，供给已经入廪的粮食，使老师和弟子能够安心治理自己的学业，即使力量不足，或许还做得到吧？于是查看学田收入，节省削减其中多余浮泛的开支，估算积蓄的钱财可以购买民田一百亩。柴实翁尚未到任时，教授王肖翁实际代理书院事务，于是亲自巡视田地，察看田地肥沃或贫瘠以及取舍的原因，所得田地全是上等土壤。崔侯的心意、王君的劳苦以及田地开始有收入，都不能没有记载。希望把这些事刻在石上。唉！朱子的书，求学者大概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了。他对于圣贤传承和求学要领，从根本到末节、从开始到结束，都分析得丝丝分明，再没有余下的深意。即使是偏僻乡村小县中独自求学、特立独行的人，只要能够玩味、学习这些书，思考并有所领悟，身体力行，时间久了，仍然可以进入圣贤的境界。何况有明师良友前后相继地讨论、询问、辨析，以求得正确理解，又彼此观摩感发、心意契合，以推求达到极致的人呢？这样的人，难道一定要等别人供给衣食之后才会发挥作用吗？不过，崔侯是郡守，书院是郡里的学校；既然由崔侯主管，事情本应这样办理。后来者不要辜负崔侯的心意。崔侯名翼之，字鹏举，是燕山人，历任官职多有美政，任本郡守已三年。他通达练达、和易敏捷而勤勉，坚信百姓没有隐情，公堂没有积压的事务。他使用民力，如修建增高石闸、整修郡治等事情，如果不是确实应当做，就不去做，因此事情能够完成而百姓不知道受到扰动。王君是金华人，他的祖父曾拜勉斋黄氏为师。柴君是鄱阳人，他的父亲曾拜双峰饶氏为师；二人都没有忘记家传的学业，所以一并记在这里。瑞州新修仁济桥记　　　　　　柳贯 瑞州治所设在高安。州城南面西壑中的各条溪流汇成锦江，横贯州城东部，向下流入章水。州城外郭像环形玉佩，中间分布着店铺、街道和巷子，夹在锦江两岸。百姓和旅客聚居往来，都把桥当作生计所系。桥一天不修，车马行人就绝迹，公私事务也会更加困难；即使官府调来水夫，划小船等候渡过，掉下一片羽毛到深渊中，也仿佛只能任其沉没。由渡河者对便利的需求可以知道，郡政的大事没有什么比修桥更优先。从前桥还没有建成时，连接船只、系上竹索，正对州治搭成浮桥，随着水波上下，但只能以数年计算其成毁。宋淳祐壬子年，枢密院编修官郑公任郡守，开始考察地势，选择合宜之处凿岩架桥；桥建成九年后毁坏，毁坏十一年后，郡守董公继而重建。建成三年又毁。到了至大己酉年，总管蒲公镇守此地，当时距上次已经三十六年，桥梁工程才大规模兴起。工程巨大，功效也很大，众人正期待它能够长久。‘防定三年’五月癸丑日，雨水暴涨，水势怒冲横梁，第二天冲决北堤，桥体摇摇欲坠，难以支撑。又过一天雨停了，桥体崩塌缺损约三分之一，断岸处奔流浩荡，宽达数十尺。行人徘徊不前，居住者忧虑不安，只能徒然画地自守。没有主管机构来主持，也没有人继续修复。当年十月中旬，太原人傅公以节度使身份恰好到郡任职，把父老召到庭中说：‘官吏为百姓办事，我认为这就是郡政。难道民生事务还有比修桥更优先的吗？’众人谢他说：‘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敢因此劳累您。’于是长官和副贰共同谋划协作，同僚也都依从，境内百姓输送财物、贡献劳力，就像奔赴父亲的职责一样。傅公又找来曾经参与蒲公修桥之事、办事干练而有谋略的李荣等七人，主管财物收支；命郡录事陈德敬总管全部事务，以此分派劳役、核定功劳。从开工到完工，傅公每天都来劝勉督促，工人忘记劳苦，不用催促便都整治完备。他说：‘我们把裂缝、空洞、孔穴和堵塞彻底根治，不给后人留下忧患，这种利益难道不胜过谋算吗？’北堤正当水流冲击处，旧时中间填实土袋，外面包石；水流早晚冲刷，客土被冲尽、堤基消失，就没有可以凭恃的了。如今搜集石料，把堤身加厚到十几层；测量核定后，堤长七十五尺，宽一百二十四尺；上面覆盖屋宇，设置七间楹柱，以补回废坏、恢复旧制。又认为南墩东西两侧削成方形，水与石相斗，石头承受不住便会从反面裂开，应当改宽为尖，使其逆水伸入，以削弱水势。各根梁木中脆弱弯曲的，砌石中破裂剥蚀的，全都拆除修理，选择坚固严密的材料，不苟且，也不偷工减料。工程完成后，桥上排列设置两道栅栏，分成三条通道，使东西方向行走的人不能并排驾车通过，以免摇动震坏桥梁。这些都是为长远考虑，已经没有多余的计算了。有人来信请我记述这些事迹。我曾有幸与傅公同朝为官，不能推辞，于是回答傅公说：‘眼前眉睫的祸患容易看见，水涝的危害容易知道；但隐藏在视线之外、尚未形成而未被察觉、受限于无法自行显露的祸患，却很难全部了解。’如今傅公刚开始施政，没有绕过桥梁之事，便兴办这项工程；他由此承担父母官、师帅之重任，并求得尽自己的心力，这些都可以大略从此事看出。四境和千里之内并无差别，只要共同顾念我的职责，便可以施行或设置、开通或阻塞。有比一座桥更大的事情吗？傅公担心百姓疾苦而没有听闻，一旦听闻便立即实行。既然如此，把修桥功劳归入小小的德行，难道真是了解傅公吗？桥旧日即以江水命名，如今题名为‘仁济’。

译玉隆万寿宫兴修记 郭景纯与许旌阳同时代，曾为许旌阳相看宅地，在豫章西山南面找到一处名叫逍遥山的地方居住。后来他在这里拔宅升真，于是建游帷观，改名玉隆万寿宫。所谓游帷，是因为从前许旌阳升天时，曾有锦帷飘落在这里，便以此处命名，正是依据事实。所谓玉隆，《度人经》所说三十二天的名号中有‘太释玉隆腾胜天’，说此宫是群帝所居之处，怎么知道玉隆腾胜天不在这里呢？所以采用这个名称。道观在晋代开始兴起，在唐代兴盛，尤其以宋代最盛。宋代祭祀将近四百年，见于记载的宫观营缮有两次：大中祥符年间的修建，费用出自郡人光禄寺丞胡仲容公，由王冀公实际作记；政和丙申年的扩建，费用出自系省官钱，图样依照西京崇福观旧制。于是宫中发出玉册，派遣帅臣加上尊号，又下诏让侍从、升朝官担任提举宫事，其祭祀等级逐渐与岳镇相当。既然祭祀隆重而官职显盛，难道不是因为昭应受书、玉清定鼎这些事，确实发生在那个时代吗？至元丙子年，宋朝社稷已经覆亡，有司把江南名山仙迹中应当祭祀的地方上报礼部，玉隆宫也在其中，所以凡是主持此宫的人，大都奉受玺书，依照法令行事。至治元年，临川朱思本接任主持此宫的职位。他刚到任便看见十一大曜殿、十一真君殿、祖师堂都已经崩坏剥落而无人修治，位置也不合适，便谋划改建，并把情况呈报给教主、嗣汉天师、玄教大宗师吴公。吴公也带着香和财物来此祭祀，于是各自捐资倡导，施舍者逐渐聚集，选取木材、准备工匠，所需条件都已具备。宫观制度是两座大殿居中对峙，厢房和序屋参差排列在前面，中间分区布置，左右拱卫。于是对藏室以北的建筑，拆除旧构，另建六楹别殿：东面供奉十一曜真形像，西面供奉吴、黄二姓十一位真君像，前后夹辅，各有尊奉之处，既不违背礼制，又在十一真君殿旧址上建造重檐屋一座，上层为青元阁，下层为祠堂。凡是自唐代以来曾经施舍财物、主持兴造的官员僚属，以及历代住持、同道和士庶中有功有绩的人，都设置神主加以祭祀。每逢三七日便聚集众人焚香诵经，四时按时洁净供品、进献祭享，对于安顿、侑助子孙的心意没有一点遗漏。工程始于‘防定二年’八月，经过三年才考核完工。朱君经过我处，请我作记。从开始建宫到现在何止千年，营缮工程不止一次；但只有祥符、政和两次能够流传下来，是因为有记文的缘故。因此，朱君这次工程的功绩如此显著，难道可以不记载吗？朱君字本初，在龙虎山中受道，长期跟随张仁靖真人护卫并侍从于两京，学问有源流始末，曾著《舆地图》二卷，在上清三华院刻石刊行。吉安兴学记　　　　　　　　　刘诜 如今皇帝登上帝位，致力于用教化来更新百姓。每次颁下诏书，总是首先提到选择良好的守令、勉励学校，这是非常盛大的用意。至正三年秋，燕山高侯志从怀庆调任庐陵太守。到任以后，他只承受皇帝的命令，把学校作为首要政务，凡是能够培养人才、成就教化的事，早晚都放在心上。在此以前，庐陵的后辈士人多沉溺于注解章句、背诵记忆的习气，有的对经书义理还未明白，有的亲身实践还不纯粹。高公便上前教导他们说：“求学的方法，是读书以明白义理，修养自身并积累实践，把成为正人君子作为归宿。如果只是装饰文采、谋求利禄显达，就不是圣贤的本意。”于是他和主管训导的人讲论求学的次序，使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都明确成为古人的规程。由此士人受到洗涤、琢磨，开始文质彬彬地知道仰慕三代的风气。后来他又召见年长的宿儒，对他们说：“朝廷供养贫寒、年老、有病的士人，也是认为他们有道德、有学问。如果只是因为年老，在市井中没有一技之长，甚至有过失而不被士人看重，难道符合皇上的本意吗？”由此士人渐渐主动退让，而年长宿儒无不懂得廉耻。此前，庙学的礼仪草率简略，掌管典礼的人不从生员中选取，另行设置礼生；礼生专门引导、赞礼、安排进退，却不懂得学习；生员专门讲解、贯通、诵读、学习，却不懂礼仪。高公说：“本末本来是一贯的，为什么只举其形式而遗弃其实际作用呢？” 于是裁撤礼生，使生员无不熟悉礼仪。此前，府中的书吏小吏大多不致力于学习。高公召见他们说：“你们能够懂得学习，才可以得到重用。如今只从事刀笔之事，苟且谋取小利，不过是百姓的蛀虫罢了。”他让他们在每月初一、十五听讲，和诸生互相辩难；又按次序选拔其中有才干的人，升任县、州、府的吏员。由此六曹和两廊之间书声相闻，吏员开始知道可以进身成为士人，不以吏员身份自我限制。此前，庙学的钱粮虽然很多，但府中各曹专门掌管钱粮的部门把持其事，州县则由吏胥转移、更改、侵占、借贷，上下内外相互勾结成为弊端，每年都不够使用。高公改革府曹专任钱粮的做法，追究旧日欠款，严格征收新赋，于是仓廪充实。讲堂旧题匾为“振文”，高公又取三代设立学校的大义，在匾额前增写“明伦”二字；修筑宫墙，整修杏坛，翻新仪门，设立课业、学习、饮食等制度，把规章刻在石上，使后来主持教化的人谨慎地有所遵守。由此深山穷谷的士人，多戴着高冠、背着书箱前来；徐、滕、淮、扬、江、浙、广海以及色目公卿的子弟来入学的，累计一百二十多人。至正四年参加乡试的有五十多人，君子认为，庐陵学校中道德高尚、才智秀美的盛况，自宋代庆历年间欧阳公作记以来，大概从未超过这里。即使汉、唐时期，也一定没有这样的盛况。所谓兴办学校，屋宇高大、门窗庭院平整宽敞，这些只是小事。人人以儒者身份自我装饰，以士君子身份自我勉励，才是大事。博闻强记，雕琢辞藻，落笔如春潮、如瑞锦，是求学的末节。年轻人每天勉励自己遵守孝悌礼节，年长者每天修习仁义忠信，以此进而学习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方法，这才是求学的根本。高公兴办学校，不只是经营那些小事末节，而是致力于大的根本；不是懂得道理的人，很难同他谈论这些。高公治理政务，能够使繁多急迫的诉讼变得简少，使负担不均的赋役变得公平，使充斥各处的盗贼平息，使逃亡的百姓四处归来，桑麻遍布田野；救济饥荒时讲求常平法，请求赈济和籴粮，完全尽到职责；救火、求雨，也竭尽自己的力量，不怕劳苦，捐出自己的俸禄，不吝惜费用，施惠于民十分勤勉。然而这些全都是把他平日所讲的道理推行于实际。学校是善政的根本。《论语》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不是这样吗？高公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即使与古人相比也不会感到惭愧。这难道不是高公在学校中所讲的求学根本吗？于是教授李柱和众多士人谋议，把高公的美德写下来，请我撰述这篇文章。

译《螺川重修马驿记》周代的制度规定，凡是国都和郊野的道路，都设有庐舍、候馆，作为朝聘往来人员住宿和用膳的地方。后来设置邮驿、亭传、驿站，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到了本朝，尤其重视此事，因为九州四海如此广大，偏远边地和辅郡县邑之间，无论远近，公文都要按期传送，络绎不绝地流通，就像人的血脉贯通全身一样，确实是治国者的重要事务。吉安的螺川驿，正处在江西、广东之间的主要道路上，是驿骑往来的要地；但馆舍年久失修，已经坍塌漏雨。墙壁上的黑白涂饰漫漶不清，不再鲜明；铺砌的砖石陷在泥水中，也没有修治。监郡愔都刺嘉议视察政务数月后，才命令修葺并使它焕然一新。里面墙壁修整完美，厅堂房舍严整，窗棂明亮，轩廊沟渠洁净，使居住的人可以游息，不再有周舍抱怨客人无处住宿的叹息。外面廊庑开阔平整，重门像鸟翼高张，庭院道路高敞，马厩通达宽敞；又在前面种植花木竹子，四周围上栏杆，使来往的人下马后可以从容周旋，不再有郑子产嫌门口不能容车的讥刺。这大概是因为能够体会上承朝廷优待、尊崇使臣的用意，所以不只是庭院馆舍高大明亮，连墙面粉刷和彩绘也焕然可观。那么经过这里的使者，难道不会抬头仰望而想到朝廷的用意吗？我所走过的道路上，每到一个住宿、休息的地方，无不享受到国家的美意，也将设法报答称颂它吧？《诗经》说：“我的马还是小马，六条缰绳润泽柔滑；一边奔驰一边驱赶，到处询问访察。”这就是古代使臣的用心。至于地方长官勤勉履行职责，希望后来的任职者能够很好地继承下去。《二程先生祠堂记》圣人揭示天地间未曾言明的奥秘，贤人揭示圣人尚未发明的深意，这些都是神妙造化所积蓄的、最高道理所等待的，也是上天用来扶持天地人三极、维系百代纲常的原因。因此，这样的人有时隔许多世代才出现一个，有时前后相接、彼此承继，有时出自同一家族或相邻境域，有时却出现在不同乡里、异域之间；这都不是天下人的心力所能预先推测的。自从伏羲画出八卦，隔了一千多年，文王、周公才阐明它；自从大禹提出九畴，也隔了一千多年，箕子、武王才使它明白；自从孔夫子汇集六经和众家言论的成就，又过了一百多年，孟子继承了它；又隔了一千多年，周子、二程同时兴起，于是孔子、孟子遗留下来的言论终于大为彰明，再没有隐微不明之处。唉！这几位圣贤的兴起，时间有的久、有的快，地域有的远、有的近，都是天地的规律与圣贤的心志在幽深玄妙之境相互扶助的结果。天地能够启发圣贤出生，圣贤能够延续正道的生命。然而天地能够知道何种规律使圣贤启生，圣贤却不能知道这种规律为何使自己出生；圣贤尚且不能预知人的出现，又哪里能够预先推测呢？而且文章与理学本来同出一源，从孟子以来并没有分开。汉、唐以来，文章兴盛而理学湮没。到了宋朝初年，文章又极为兴盛，如果没有周子、二程，理学也会湮没。说周子、二程与天地的规律无关，是不可以的。然而二程的学问开始于周子；二程能够拜周子为师，是因为太中公使太中公有机会让二程跟从周子；太中公从庐陵县尉调任虔州，又代理南安通判。说这其中没有天地的用意，也是不可以的。宋嘉熙年间，庐陵人江万里来任吉州太守，于是推明二程跟从周子的关系，又从吉州首先倡导，创建鹭洲书院，祭祀二程以及太中公、周子。十七年后，衡阳人陈斗南来任庐陵县尉，又进一步说明吉州祭祀太中公、二程是正确的。他认为不如在庐陵县尉廨中祭祀更为亲切，于是又在县尉官署中建祠，但祠宇狭小，很快就破败了。皇元丙子年，县尉李灏重新修建祠堂，祠宇更加狭小，不久又毁坏，塑像寄放在别的祠堂中，污秽越来越严重。至正元年，古魏人沈褒来任县尉，感慨叹息此事，于是向监郡愔都刺报告，在县尉官署右侧开辟土地，建造三间正堂，前面环绕庭院，旁边排列斋舍，房屋高敞明亮，祭祀有余地，诵读有余屋，可以说盛大完备了。考察二程确实出生在黄州黄陂县尉官署，而

译黄州却不知道祭祀二程，太守李说才建祠祭祀；紫阳先生认为这是黄州的耻辱，那么黄陂县尉官署没有祭祀太中公，也就可以知道了。听说那里所谓的思贤堂，都已经废弃而无人修治；而我们庐陵的祠堂能够这样，难道不是官府政务良善、风俗美好吗？沈县尉本来就值得记载，帮助他完成此事的萧文、孙宪孙，也同样值得记载。《惠政桥记》　姚云 惠政门正对着新昌县西郭，山溪从门旁流过，所以原来建造舟桥，并以城门命名。暴雨水涨时，溪水泛滥，另有集市的渡口也被冲断，有人因此溺水。宝庆乙酉年，县令赵公纶开始建造石桥基址。三年以后，李公根据乡里百姓的称呼，将桥改名为太和桥。过了三十一年，桥被蛟龙之害毁坏。又过了六年，乡老姚汝辅向官府请求，集资将它建成。又过了十五年，桥毁于劫火。遗留下的桥基高耸，行人没有不流泪的。议论重修的人很多，为什么始终不能完成？到这时，县主簿罗思敬以义理引导人们捐施，百姓受到鼓励，同心兴办此事，桥终于建成。桥长三百七十尺有余，十分之九为纵向桥身，十分之一为横向部分。桥上覆盖屋舍，共有一百一十六根柱子，屋檐如鸟翼交错相连，彩绘灿烂。总共运送木材一万三千件，耗粮三千斛，所用币金折合计算超过二百六十万。即使细小的用量也按铢来计算，官府并不知道动用了民力。工程始于辛巳年，止于己卯年，历时五年才完备。于是题匾，恢复旧名“惠政桥”。车马往来便利，店铺市场喧闹欢腾，众人相继请高安人姚云撰写碑记：“我听说太皞剖木为舟，尧截断水港、栽木为桥，西伯建造桥梁。笺注者说，从天子到士人各有固定等级，百姓不得擅自建造。” 这是帝王共同具有的德行。郑国大夫在溱水、洧水之间帮助人渡河，君子说他有恩惠，却不了解政事。大概是说，乘车渡河的恩惠，不如用政令使更多人得到救济广泛。若进一步考察车桥、徒步小桥之外的意义，那么帮助人渡河不也是政事吗？后来有人凭借巨大的财力，役使百姓搬运石料、传送到海边，百姓对此苦不堪言。他哪里知道，用安逸的方式役使百姓，比邮驿传送还要迅速呢！” 《防和州乡贡进士题名记》　刘崧 国家增删前代制度，以科举选取士人，制度极为严肃。天下每年向内省贡送的士人总共三百人，各省有固定名额，而州郡没有固定人数，这是为了表示最公正。江西每年贡送只限二十二人，隶属于江西的郡共有十一处，吉安是上等郡；隶属于郡的州县共有十四处，防和是其中之一。防和过去是县，士大夫衣冠整齐、弦歌礼乐的风俗，十户中有九户如此。宋初咸平年间直到宋末咸淳年间，都有记载进士题名的碑记。到了我元朝，却没有记录，难道不是缺失吗？自延祐甲寅年恢复科举，到至正丙申年，共举行十四科，接近五十年。从杨景行到某人，共有十人；有的中第，有的落第，有的列甲等，有的列乙等，有的连续，有的中断，他们的姓氏和年月都可以考查。起初，在春官考试中落第的人，只允许再次应试。有人被授予正长等职后还乡，是恩例。后来落第者都可以担任正长，而乡试又从额定名额外选取优等生为谕录，这又是至正癸未年制定的新格。科举共举行八次后中途停止，又过了五年重新兴办；恢复后更加振兴，而防和也有人中选，难道不是盛事吗？我虽然是后学，实在有辱于参加这次科举；但既然题名记有次序，难道我敢以自己浅陋低劣而推辞吗？我谨慎地考察、搜集并按次序整理，然后告诉众人说：士人在家中求学，在乡里被举荐，最后贡送到天子朝廷，像这样艰难而又重大，难道不正是因为经书明白、品行修养完备吗？过去的人已经茂盛地有所建树，后来的人或许也能源源不断地继承下去吧？所以刻题名是为了记住这些人，记住这些人是为了重视科举考试；记下姓名并刻在石上，是为了流传久远。关于进士的记载唯独对本州写

译得详细，是因为这是为防和而作的。《游庐山记》　李泂

译延祐己卯年二月九日，我从江右返回，在浔阳遇见弟子万子方。我们分别已有几年，一旦出乎意料地相逢，十分欢喜，于是一起游览匡庐山。向北出城时，太阳已经贴近山边，明丽的晚霞密集地照射，草木繁茂的光彩铺向天际。走了不到十里，路旁水声悲鸣，使人心神恍惚。两匹马一前一后，往往说不上几句话。高大的山冈和排列的群峰，渐渐回旋开辟道路，向着来路驰行。傍晚时经过一座小山，回旋的溪谷升起云气，重叠的山峰被云雾遮蔽。道路转向将要变窄时，半山岩壁上有一棵大树，高十丈多，白花纷纷开放，映照着溪谷。谷口草木丛生处有一间茅屋，寂静无人声。约在初更时分，到达圣治太平宫，住在听雨轩。邻房也有客人，正在睡觉。原来是前任巴陵太守易平、樊炳子明，他们本来就要深入探寻山中景物，见到我们都很高兴，认为找到了同伴。第二天，经过匡山精舍，来到磬湖，拨开深草，寻找玉蟾丹井；进入飞云洞，访问隐士桂心渊，却没有遇到。于是乘轿经过东林寺。正走在树林缝隙中时，白云缓缓舒展，青峰接连显现，我的心忽然安定不下来。过了很久，因而在三笑亭休息。经过三笑亭、虎溪、莲社、苏白堂，于是登上上方寺，远望灵运讲经台，感慨前人的高尚风操。上方寺位于东林寺之后，一座孤山拔地而起，与匡庐山相对；匡庐山像一面巨大的屏风立在前面，山上有翻经台。第二天，我们走出西林寺，登上天池山，遥望最高峰。道路十分险峻，摸索着走过深涧，抬头看千岩万壑，俯视近处细微的山岚。向下看，树林和山谷横向铺展，像冲决的水势；我们凝神站立，等待心神安定。四面环顾不免产生怯意，青色藤萝茂盛垂蔓，近在咫尺却没有道路，幽鸟飞鸣，山谷回声仿佛更加遥远。有一块巨石突出在霄汉之间，大略像巨船乘着瞿塘峡中湍急的水流，直冲开峡口。询问后，才知道叫铁船峰。沿着石阶上行二十多里到达天池。坐在文殊阁中，向下看万物的顶端细小得如毫发；江流汇聚，像杯带一样清明。群山起伏，俯仰之间如微浪；向汉王峰汲取清气，又在白云亭徘徊，观看宋将岳飞的诗，认为他当时朝廷多事，仍能排除阻碍来作这样的游览。找到一条支路上山，那里是大林寺僧人慧远最初居住的地方，也是乐天、濂溪曾经游览过的地方。出了这里，沿着绝壁下行，进入佛手岩。岩洞宽度容不下几间屋，下面逼仄得没有立足之地，但视野却空旷悠远。看起来天池的雄伟秀丽还比不上这里。侧面走入一条小径，越往前走越幽深。岩壁间刻着“大隶书”三个字：“竹林寺”。苔藓缀连其上，在翠色岩壁间时隐时现。前面有突出的飞崖，像几案席面，伸展一丈多，三面都陡峭险绝。旁边有一棵松树横卧如伞盖，树荫覆盖着一处平整的卧崖。月亮挂在松梢上，松树下面就是锦绣谷。有人说春天谷中百花盛开，如同锦绣，所以这样命名；又有人说每逢风雨之间，钟磬声和梵呗声传来，寺院大概就隐在谷中。听说我们将在傍晚下山，住宿福海寺。第二天到圆通寺，在三苏堂饮酒。又过一天，向导迷了路，于是越过匡王观，经过谷帘泉、陶渊明的栗里，到达灵汤。从这里大概转向山南了。于是从报先寺、杏坛之间经过，远望白云、紫霄等峰，山势森然，仿佛紫色笋子直插峰顶。舍塔冠簪玉如处休息。到归宗寺观看晋代王右军王羲之的墨池、鹅池，饮用鸾溪一滴泉的泉水。夜宿陆修静的简寂观。面对窗轩的是白云川，登上石坛仰望魁星和北斗，在双瀑之间徜徉，早晨题写“所当轩白云川”后离去。到达开先寺，东边是马尾泉，西边是飞玉泉；万竹亭、漱玉亭、青玉峡的高峻屋宇与天然景色，两岸山岚苍翠，仿佛要滴落下来。那地方像一只大瓮，深水停聚成潭；潭中有巨石，水从石中流出，撞到石头后分成两道流出，形状像白龙飞坠潭中，盘旋数周，沿着石坡向下；水势到达下方后越来越缓，才徘徊着收敛怒势流走。登上云锦阁西轩远望瀑布，旁边的香炉峰、双剑峰尤其秀丽，格外出众。听说山上有三座石桥横跨在青色云气之间，深暗得看不见底，苔藓湿滑，无法通行；但只要渡过它们，就会遇到奇异之人。瀑布在青色岩壁间流行，像一条长虹曲折蜿蜒地沉入深渊。片刻之间，大风突然刮起，泉水无法顺畅流下，从旁边被拉扯得仿佛要断裂，却又时断时续；忽然飞旋而起，像重叠的车轮，直冲天空。回旋的风一散，万种景象迷蒙不清，有时像彩绣的薄绢、霞光织成的轻纱升入天际，偶尔又随风车突然消失；转瞬之间变化万端，几乎不可穷尽。紧接着暴雨降下，四面山岭雾气昏暗，银白色的雨丝密集竖立。人的形神仿佛都得到启悟，自己认为这次游览是平生最为绝妙的，于是相互叫来酒，颓然醉倒而睡。第二天越过罗汉阁，向东走到五老峰下。五老峰像五位老人，点头低首，肩膀隆起，仿佛要咳嗽吐痰；山色苍然，背负着帷幕般的云雾站立。我们希望它也许会同我们谈笑，却只是久久凝望。经过松关进入栖贤寺，因三峡、陆羽泉、玉渊潭的奇景，便留下住宿。第二天早晨在云屏阁看见朱砂峰。僧人说，栖贤寺是李渤读书处，楞伽寺是李公择读书处；栖贤寺南面有洗马涧。由白鹤观往前走，也有李渤读书的地方，如今成为紫阳朱先生晦庵的白鹿洞书院。横跨涧上的桥叫贯道桥，涧湾叫勘书台；又有风泉云壑、圣泽泉等处。在祭祀殿庭下拜谒先生遗像，回头环顾山势的广大雄伟，想到古人能够在这里发挥自己的学问，使尘俗的昏暗得以消除，道德之气得以安息，最终成就大事业于天下，未必没有得到这里山泉的帮助。随后到达寻真观，女道士蒋寻真在这里成仙离世，旧日的祠堂还在。于是带着被褥登上山顶，去看所谓三叠泉。走了两三里，到达缺冰壑，已经没有道路。再往前走全是鸟道，山壁陡削高耸，无法继续前进。向上几乎摩触青天，向下俯视幽深山谷；抬头看见一座山峰顶着巨大的磐石，直立在云层之上。我们攀援着侧身而行，像这样经过九座奇峰，称作九叠云屏；泉水从它后面流出，那里已经是山势穷尽、道路断绝的地方。樵夫和牧童见到我们便劝阻，说游览的人往往遇到风雨云雾，大多不能看见泉水，只好返回。等到天空澄澈晴朗时，先前的磐石仿佛从井底升出，四周山峦屏障像要合拢；泉水如美玉制成的帘子，从空中悬挂而下，分成三叠，穿透映照着苍凉寒冷的山色，飞溅的水流激起水雾，洒在脸上细密纷繁，使人猛然清醒。我们认为，天地到了尽头，万物也就到了尽头。有的人又说，冬天泉水的水脉还很微弱，流经坎坷处、层叠处时必定像车轮一样翻转，过很久才流下；形状又像千缕白丝从洞中贯穿，仿佛三大团雪球悬在空中，在微弱阳光映照下，光彩灿烂。大概谷帘泉瀑布、三峡桥、青玉峡是庐山南北景物中的最高者，而云屏三叠泉又是青玉峡瀑布、谷帘泉中的第一。山势已经到了极高处，境界极为清幽，形势不容久留，于月夜攀着藤萝下山，住宿寻真观。第二天经过李腾空的昭德观，又到吴障山宝岩寺祭祀周元公的墓，然后返回。这天晚上刮起大风，下了暴雨，李泂写下这篇记。《龙溪桥记》　刘岳申

译古人建造桥梁，有两车相接成桥的，称为梁；把船连接起来成桥的，也称为梁，都是桥。古代建桥由有关官署负责，是先王施政的一项事务；后世由百姓建造，也仍属于有关官署管理。近些年有时由信奉佛教的人出资建造，而官府不参与其事，但取用于百姓这一点是相同的，只是愚昧的人没有觉察罢了。实在是因为王者的政道衰微，儒者的道术废弛，主管官府的权力落到吏员手中，纵容吏员作奸营私、从中渔利，往往事情还未办成，怨恨已经兴起。佛门之徒开始乘着这种弊端，鼓吹他们师门的说法来诱导百姓；富人大商直到贫穷小民，没有不甘心听从的。主管官府的人害怕政务修治不好会连累自己，却不反省自己，反而更加憎视百姓，还责骂儒者说：“儒者能办成什么事！”唉，他们实在太不懂得治理政务了。永新距州治五十里，有一条水叫龙溪，向东流经永新到达吉安，向西距茶陵五十里，实在是江西、湖南之间的交通要道。自宋端平甲午年众人商议建造石桥以来，意见零散，始终不能协调，至今将近一百年了。百姓苦于渡水，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宋朝末年，凭借官府和百姓的力量，什么不能建成，却唯独难在这里；宋朝灭亡五十年后，凭借官府使用百姓的力量，比以前更加容易，却仍把这件难事遗留到今天，为什么呢？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想来当时的时机和人物一定有所等待，直到今天才得以相遇。龙溪的贺君，难道是偶然出现的吗？贺君没有烦劳官府下令，也没有借助众人的力量，用自己的私人财产奉行母亲杨夫人的命令；他的儿子景贤、景文完成了他的志愿。工程始于至元定丙寅年三月，止于第二年十月，桥长三百六十尺，高十八尺，宽比高度少二尺；桥墩共六座，两岸贴石砌筑，高度与桥墩相齐，合计桥墩八座；架设周长百围的大木，覆盖华丽屋舍一百间，旁边设曲折栏杆，桥面铺坚硬石板。花费钱币计算有十五万多缗，米粮计算有一千五百多石。百里以内、百里以外的百姓，都不知道有役使，只是坐看这座桥建成；江西、湖南往来的官员、百姓、商旅，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劳役，只是坐着乘过这座桥。一座桥的费用，不足以尽述贺君；一座桥的功劳，也不足以赞美贺君。唯独使先王的政道、儒者的道术重新在今天显现，使异教不能在其中争强称雄，难道不是百年间的一件伟大事业吗？君子说：“贺君有治理水道、救济民众的才干，却没有以此用于世间的志向。假使有一天让他承担治理民众和社稷的责任，他的恩惠利益惠及每一个人，难道会只限于这座桥吗？” 把这种心意充实起来，就是所谓想到天下百姓中有人溺水，便认为是自己使他溺水。难道可以使他溺水吗？即使想让人们不愿意称道他的善行，能够做到吗？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话，而是众人的话。众人请求我作记，所以我没有推辞。贺君名士贵，字性翁，最喜欢行善，尤其轻视钱财。曾经遇到年成饥荒，捐出私有租米数万石给耕作者。这是他的乡人所说的。《上犹县治记》　黄文杰 延祐甲寅年秋，县尹汴梁人巴延彻尔到任上犹，首先询问当地风土和沿革的缘由，众人都说：上犹的疆域，东面以南康大回岭为界，南面以南康卢狗岭为界，西面以湖南青岭为界，北面以龙泉白云岭为界。山谷洞穴广大，村邑散布其中。百姓因为山深而风俗淳厚，也因为山深而容易藏匿盗寇。唐天祐乙丑年，上犹人卢光稠任虔州知州，黄廷玉因考中科举而补任使院官，商议创建上犹场。辛未年，黎求代替卢光稠，命判官李照划出南康西南部土地设置上犹场，推官吴知道、勾当场事黄廷玉共同管理场务。最初把场治设在今灵岩寺北面。当时奸盗蜂起，黄廷玉大力保卫地方，凭军功任职二十四年，前后得到褒奖诏书三十二道。升元庚子年，他累官至银青大夫、国子祭酒。上犹百姓感念他的政绩，把它刻在石上。《南安志》也再次记载他的诰命官秩，确实是想激励后人善于保卫地方。到了南唐保大壬子年，才把场升格为县，县治位于犹水之上，所以称为上犹。从创建场到现在已有三百四十五年，群盗侵犯三乡共有五十三次，侵犯县城有十五次。绍兴壬申年，邻近盗寇再次作乱，县令王同老对居民说什么呢？他让各家聚集起来听从祸害，许可他们自行逃奔虔州。于是盗寇平定，百姓归来；虽然房屋被烧毁，人和物却还如从前。县令高兴，倡导百姓在灰烬中重建栋梁，屋宇轮奂一新、飞檐高耸，比从前壮丽十倍。他施惠于百姓，影响深远。己巳年，疋袍峒的陈葵在本路反叛；孙通判认为“犹”字含有反叛的字形。壬申年改为南安县。绍定壬辰年，县令胡某迁移县治并修筑城墙。后来县令叶茂由监军转任地方政务，称为郡守，以李申防主持知县事务。丙子年腊月，元帅塔出攻打上犹，围城七十二天不能攻克，退兵而去。己卯年三月，贾参政又来到，晓谕城防之事。县令李申防向居民李梓发等人起誓说：“上犹没有城墙时，遇到变故，百姓就散往吉安、赣州；如今既然有城，正是为我百姓准备的守义之具。前人建城，后人却投降弃城，合乎义吗？”不许投降。到了十五日城池陷落，敌军屠杀城中居民。县署、仓库以及一千四百一十六家的百姓财物全部焚毁。即使有侥幸逃出城中的人，也不能逃过四境，万余人同一天死去。听到的人都痛心。行省政务官召李申防治罪，他便杀死李申防以及路帅张伯子。临刑时响起一声雷，晴空震动，有人怀疑是星辰坠落。县城因此改名永清，隶属于行省。提拔县中士人黄桂开主管县务，黄桂开在劫后灰烬之中草创县治，安抚、招集逃散的百姓。仅存七十二人；至元庚辰年，县再次隶属南安，又恢复上犹之名。此后乡民吴富、五钟召、二李达淑等相继不守法度，再加上外来盗寇黄青四六、杜震隆、董贤举等。治理百姓的官员只致力于用军队、供应粮饷，二十多年没有一天安宁，哪里有空顾及县治的残破狭小呢？大德壬寅年，县令魏义仔细清理、剔除积弊，重新修建官署，作为新任官员处理政务的地方。主簿、县尉刘彝训等人安抚平定赤水新民，又重建太傅书院，作为教化顽民的办法。如今书院也已瓦坏、木材朽蛀，只希望公能设法。公说：“好。”十月十六日以后，他便捐出俸禄，倡导僚佐、官吏共同重修县治。典史黎懋帮助他，后来本路照磨张景仪带着符节来到县中，新任主簿苏吉共同完成了这项功业。过了两个月工程完毕，全部在原有制度上加以扩建。县民请求我记载这件事，所以我乐意写下它。《吉安路惠民药局记》　冯翼翁

译圣人治理天下，有广泛施恩、救济众人的仁心，就有广泛施恩、救济众人的政事。四时、五节、六气的失常，不能使每个人都不生病；五药、五味、五谷的滋养，也不能使每个人都调和健康。因此设置医学博士讲授医药学，设置医师掌管医疗政务。又怜悯贫穷而无所依靠的人，按时供应他们药物和食物。即使只是一件仁政，如果各级官府都推而行之，难道还会有哪个平民男子或女子不能得到安置吗？大德三年，各郡设置惠民药局，选择良医主管，使贫困患病的人不至于无所依靠。吉安郡最初在谯门左侧创设药局，外面有楼，中间有堂，旁边有房舍；修制药物的器具齐备，曝晒、储藏、发放、救济都有专门场所。官府拨给纸币一万二千缗，每年收取盈利，用来购买药材、配制药剂，颁发给所属州县。至正庚寅年冬，府推官董时俨勤于职守，疏通积滞、审理冤屈；考察医术良好的人，让他们治疗囚犯的疾病，按时给药，并在狱中煮粥供给，使囚犯不至于因监狱病而死。于是重新修建药局，捐出俸禄倡导医户，拿出剩余的钱合计一千五百缗，购买木料、石料、砖瓦、竹材以及各种粉刷彩绘所需的费用，一个多月便完工。请我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庐陵是政务繁剧的大郡，不是忧虑百姓生病，而是忧虑使百姓生病的原因在于诉讼案件繁多。六气失常造成疾病，是由上天形成的；圣人不忍百姓生病，所以为他们设置医药。五刑的施用由人造成，主管官府难道反而忍心让百姓没有疾病，却给他们制造创伤吗？假如郡中有职位的官员都像董君一样，能够敬重旧有制度，体恤百姓的隐忧，并推广实行，难道不只是惠民药局这一件事而已吗？《端明书院记》　苏天爵 故宋端明殿学士汪文定公，名应辰，是信州玉山人。不到二十岁，就考中绍兴五年进士第一名。他年轻时遇到事情便神色严肃、直言不讳，多次触犯权奸而不后悔。到了中年，他广泛熟悉前人的言论和往行，把它们积存在心中化为德性，并在行事中表现出来。历任外地官职，专心致力于安定地方、使百姓休养生息而不加扰害。入朝侍奉皇帝，只希望引导君主任用正直之人、走正道，而不阿附。因此百姓怀念他的恩惠，士人以他的学问为宗，朝廷内外都依赖他的作用。他去世时，朱文公为他写诔文说：“公的学问贯通九流，却不认为自己已经满足；才能高出一世，却不以此自居为名；道德高尚而完备，却不认为自己已经有所成就；地位高、权势重，却不把它当作荣耀。大概是把心思寄托在文武大道尚未失坠之处，把志向树立在先民所制定的准则上。”唉！朱子推重赞许到这种程度，真可以说是一代的大儒，天下后世都应当敬仰。汪公去世一百多年后，坟墓与本县相隔在异县，乡里社坛也没有祭祀他的地方。读书人经过他的故乡，谁不会感慨思慕呢？考察礼经，乡里有道德的先生去世，就应在社坛祭祀；即使没有专祠，也还可以合并祭祀。像文定公这样德业老成、才器简重的人，足以大大改变风俗、振兴贤才。玉山人建祠祭祀他，谁能说不合适呢？我国家至正庚寅年，监县寿安以名门子弟的身份来治理这个县。他在处理政务之余，锐意振兴文化。考察文定公，他是本县的贤人，于是访求汪公的后代，衍社得到一套遗文。于是发文申报，恢复县中旧学的地基，创建书院。书院建成后，他率领同僚、官吏和诸生祭祀汪公。县里的义士共同捐献若干亩田地，儒学又献出文庄田，以供祭祀用的谷物。主管官府优待汪公子孙，免除他们的丁役，以便奉祀。此时江东宪使答不台赞许这种义举，认为确实合乎体制，便上表说：“汪文定公书院，请求向江浙行省申请，让有关部门掌管其教务。”又派使者带着书信，请我苏天爵撰写记文。我听说时代虽有古今，道理并没有古今的差别；地域虽有远近，人才并没有远近之分。这正是古人认为仅仅结交天下人还不够，又进一步评论古人，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评论他们所处时代的原因。从前宋朝南渡初年，文治也很兴盛，士大夫和儒者杰出之士接连出现。一个州、一个县尊崇仰慕贤人，难道会没有值得祭祀的人吗？如果没有尊重贤者、喜爱古人的君子，又有谁知道表彰贤人、激励后人，把他们作为乡人的榜样呢？这座文定公祠，是监县寿安建造它的缘由。如今朝廷崇尚文化，开设贡举，搜罗贤能俊杰。玉山人难道没有怀抱才华技艺、出来接受有关官府选拔，忠于君主、爱护百姓，像汪公一样有益于世的人吗？大家共同钦敬仰慕，在无穷岁月中受到激发而奋起；这才真正符合监县建书院、教导本县士人的盛大心意，而不只是为了修缮旧有的故事而已。《分府王公祠记》　陈至言 雩都是古代的汉县。江西列有十一郡，而赣州处在上游；赣州所属有二州八县，而雩都处在要地。曾文定所说“如今赣州占据吴地的脊背，扼守粤地的咽喉”，而统辖雩都，则又是赣州的咽喉。自汉、唐直到宋代，这里一向是重要城镇。考察它的山川，访问它的营垒，经过一千几百年，荒废的基址仍有可以考证之处。元朝统一天下后，太平持续将近百年，文教屡次兴盛，武备却逐渐松弛。淮地盗寇乘隙而动，制造妖言，流毒江右，郡县像鼎沸一样动荡瓦解，荒芜成为丘墟。作为百姓的地方长官，哪里能逃避自己的责任呢？当时，守卫一个郡、作为江西后方屏障的，只有赣州；占据一方、作为赣州右臂的，就是如今担任赣州分府、治理雩都的王公。王公富有智谋方略，胆识气概过人，谋划议论和行事常出人意料。盗寇袭击攻破宁都府时，请王公出兵讨伐，他斩杀首领，收复城池。盗寇攻打兴国，又请求王公戍守那里；没过几天，他督率军队四处出击，激战数十回合，俘获、斩杀数百人，贼势大败。接着盗寇攻陷防昌，邻近县邑因此骚动。于是府中议定，雩都是所属县邑的要冲，总府距离其他县邑遥远，盗寇到来时调兵往往迟缓；如果让分府驻在雩都治理，调度就容易，除了王公没有合适的人。

译凡是宁都、石城、防昌、瑞金、安远、兴国有警报，便都到王公这里请求出兵讨伐。军情文书纷至沓来，早晨送到，已经出发，像捧着漏水去浇灭焦山，片刻也不能苟且躲避。于是斩杀、锄除、割除，以消灭最大的祸害；封护、养育、培植，以培养余下的善民；振兴倾倒者、救治衰敝者，使事务恢复秩序；堵塞漏洞、杜绝祸根，以断绝日后的艰难。至今六年，始终如一，使所属县邑能够脱离危险而趋于安定，而赣州府没有纷扰争乱之患；使赣州府能够总揽统制、接受各地功成的结果，而江西右省没有后顾之忧，这都是王公的力量。王公所到之处，多选任有文学、通晓法理的人，把修完城墙作为首要事务。刚到雩都，就商议修筑城墙，规模比宁都、兴国更加完善。百姓有人认为劳苦，王公不予顾惜。等到城墙修完，梅汀獠人突然大举进攻，突然来到城下，包围三昼夜，用尽各种办法攻取。王公率领百姓一边作战、一边守城，说：“没有雩都，就没有赣州。”依靠城墙坚固，最终不能攻破。盗寇退去后，先前认为劳苦的人都环拜在地前来道谢，感激王公使他们获得重生。王公不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德。他爱民如子，忧国如家，出于天性；赏罚分明，丝毫不差，所以众人都愿意效命。他还利用余力修缮孔子庙、福田寺、通明阁以及修建钟楼；县治左侧这些工程，在别人连应接事务都来不及的时候，他却优先办理，难道不是才力超过常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县里的士人和庶民共同到学校议论说：按公的功劳，依法应当记载，也应有褒奖劝勉的典礼；但他的德行已经深入人心，惠及子孙，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应当建祠堂奉祀，举行四时祭祀，不可没有记文。请让我叙述如下：从前有冯异，所以赤眉之叛得以平定；有皇甫嵩，所以黄巾之【▯】得以消灭。如今天下盗贼所在皆是，乌合而成，治理本不难，却长期拖延数年，战事相连、祸患不断，百姓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息，这是为什么呢？假使公能够充分施展他的谋略，百姓所受的恩惠恐怕还不止这些。我充任乡校教职，欣喜地看到分府公的新祠建在灌婴城西侧，正对着需亭旧址，处在市井繁华之地，汇聚物产精良之物，足以寄托人们无穷的怀念。公名荣忠，字君直，别字竹坡，官为奉议大夫、赣州路总管府判，因功升任同知总管府事，是湖广岳州人。这就是记文。乐平州慈湖书院赡学田记，危素 从前杨文元公任乐平县令时，首先倡导士民兴修学校，阐明心学，以崇尚教化，没多久百姓便一致响应，喧扰强悍之民也驯服了，直到今天仍号称诗书之邦。从前受到杨公恩惠的人，按今天看来，已经都是他们的高祖、曾祖和祖父了。他遗留下来的恩泽仍在人们身上，人们尚且能够感念不忘。孔子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确实是有道理的！袁正肃公任江东提刑狱时，便在庙学后面创建书楼。入本朝至元十九年，县尹翟公衡与宋朝旧丞相马公的专祠以及杨氏商议，便拿出贡士庄田若干亩供养师生、供应祠祀。马公认为合宜，于是在县治东面得到魏氏的空地，那地方高敞、明亮、干燥、清爽，就在上面修建学宫，率领诸生举行释奠礼。事情上报朝廷后，赐匾额为“慈湖书院”，并按照法令格式设置官员。至元二十七年清查户籍，延祐二年经理田亩，都列作赡养师生的学田。后来不了解原委的人，常常以贡士庄田为借口，官吏也得以在其中舞文弄墨。至正辛巳年，公的五世从曾孙同翁来任山长，把这件事上报郡府。饶州路总管府知事于君凯对郡守说：“朝廷用贡士庄田供养士人，这样实行已经很久了，并不违法，为什么还要吝惜呢？” 于是郡府把这件事上报江浙行省，行省认可了他的意见。从此书院才有了田产。我经过这个州时，已经到祠堂下拜谒，同翁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请我为此作记。我认为，杨氏的学问出自陆文安公；他之所以任乐平县令，实际上是朱文公任浙东常平使者时所荐举的。不了解情况的人却纷纷认为朱、陆是不同的学派，真令人叹息！如今书院有田产，能够自行供养在其中求学的人；他们将来出仕当世，应当把这种做法作为榜样。富州免除金税纪事 至元十四年，分宁县人商琼为了谋求进献利益、取得官职，便诱骗湖南淘金工易彬等三十多人，到丰城县长宁乡，留下防守居住。又招募当地人傅寿等人，挖山凿溪，用畚箕运沙石，学习以淘金为业。每年责令缴纳浮办金四两重，请求行省设置淘金场，由县里管理，而商琼和阮祥实际掌管其职事。然而丰城的金子仅仅能够采取得到，连更换所费都不够。当时虽然竭力淘采，矿道已经空虚，不能供给一年的缴纳数额。商琼渐渐为此忧苦，恰好派人到其他州购买金子来充足数额。时间一久，他害怕虚妄之事被察觉，又诬称富民的土地中有金，挖掘他们的房屋、坟墓，劫取财货贿赂，希望扩大每年赋税收入来掩盖此事。于是竭力搜刮，请求把缴金增加到二十五两九钱重，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乡民非常憎恨他，而无赖之徒却纷纷依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达到三百零三人。商琼又替他们向主管官府请求，每年免除他们的差役。丰城既然没有金子，众人便转而逃往饶、信、徽、衢、婺、江、南康、蕲、黄等地，每年抢掠金子运来。商琼把金子交给官府，却侵吞其余赢利，因此致富。张国纪任抚州守时，喜欢谈论求利之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三人〕 至元二十四年，行省采纳他的意见，在乐安县小曹溪设置金银场，规定富民淘金缴官，按照缴纳金银的多少来免除他们的赋税。于是把丰城的淘金工全部发往那里，让他们教习淘金。商琼更加把聚敛财物当成功劳，又请求增加黄金三两一钱九分六厘重，总数便成为二十九两九分六厘重了。商琼于是请求调任小曹场官，同时兼管征收丰城金税，丰城淘金场便被撤销。当时丰城升为富州，官府又让淘金户承担其他差役，他们开始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汪寿、李仲、何文明等一百多人逃往光州，没有回来，其余改业的人也相继离去。商琼也离开丰州，去做盐场官，于是富州的金子便再也没有来源了。小曹场的官属害怕此事拖久会连累自己，便招募本邑人黄德韶向行省进言，说龙兴路的贡赋每年归属兴圣宫，因此富州的金税不应隶属抚州，何不改由富州输送给龙兴路，以便办理。行省采纳了他的意见，把数额下达到富州征收。这是延祐四年九月的事。商琼开始征金时，到这时已经四十多年了。随后又追查三十多户人家，其中多是乡里的贫民，已经死亡、迁徙或没有后代。有后代却沦为乞丐的，也有。祸根牵连宗族，蔓延到姻亲党羽；还有人困窘贫乏到杀死子女来拒绝差役的闯入搜掠。

译于是又强行命令五乡二十七都中原本承担官役的人代为缴纳，每一两金都要如此。加上至元钞的额外费用，多的达到一百二十贯，总计钞三千六百贯。因而家产破败的人，又到处都是。这样一来，百姓所受的荼毒，真是说不尽了。州里的人想摆脱这场灾祸，像王季常、王元实等人，断断续续地向主管官府陈述。官府稍稍召集父老商议，虽然全都知道其中的弊害，却没有人肯坚定地向上级申诉。大概从富州再次征金到这时，又过了十七年，才开始使揭车的意见得以实行。当初揭车曾向奉使宣抚进言，又向监察御史进言，屡次叩头请求除去百姓的祸害，触怒御史，几乎获罪；幸亏龙兴推官李崇德、莫维崇在御史面前据理力争，才得以免罪。到这时，他便向张公荣和章全公岳柱进言，二公深深怜悯他的话，于是事情终于得以上报，州民数十年来剥皮吸髓般的祸害，才在一天之内完全解脱。唉！商琼已经不值得再议论了。那些奉天子命令来治理此地百姓的官吏，面对百姓的困苦却漠然置之、毫不在意，这又是为什么呢？假使居乡的士人、立朝的官员，都像揭车以及授经公傒斯那样，难道会有知道此事却不发言的吗？掌管风纪的官员、辅佐藩府的官员，如果都是张公、全公这样的人，难道会有听闻此事却不施行的吗？如今富州百姓感念三位公的恩德，也赞颂揭车进言的力量，便共同刻石，以流传永久。素因此更加有所感触，撰写文章来安慰州人的心，并让学士大夫传播吟咏，以便通达讽谕之意，显示劝善惩恶，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全公是回纥人，后来官至河南行省平章；张公是河间人，后来官至司丞；揭公如今任翰林侍制。揭车是揭公的从孙。金溪县梁安峡义渡记 抚州所属的县邑有金溪，金溪以南五十里有梁安峡，石壁陡峭险峻，两岸对峙，南城各处的水都汇聚到这里。上游有个渡口叫马头渡，峡谷狭窄而水深，不能徒步涉水。临川营前里的张昭孙，字伯恭，感慨地说：“我的先父葬在梁安山中，距离渡口才二里。”于是建堂祭祀父亲，在外面建房屋供渡船行人住宿，在这里歇息肩担，又让浮图普愿看守，划出肥沃田地若干亩供养船夫并供其食用。后来乡里有余财的曾某、吴某都捐田资助，始终赞助此事完成的是项山寺住持僧师启；又因为他的寺院距离近，便委托他永久负责此事，希望不致废坏。吴君的儿子扩把书信送到京师，对他的朋友危素说：“希望能有一篇记文。”我读《周官》一书，夏官的职属中有司险，掌管九州地图，全面了解山林川泽的险阻，以便疏通道路。山林的险阻就开凿它，川泽的险阻就修桥梁，这个官职称为司险，是因为有敌国侵扰的缘故。如今国家完全拥有四方疆域，本来没有必要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所以不再设置司险官；然而道路、桥梁仍有专门负责管理的人，只是主管官吏大多把心思放在钱粮簿册之事上，认为修桥筑路迂缓而不切实际，不再有意加以办理。因此，渡口的船只常被强悍之徒、凶恶之人把持其中，为争夺细微的利益，视性命如鸿毛的人大概很多。虽然禁止刁难留阻的法令已经写入正式法令，却也没有谁能够革除这种弊端。唉，真是令人叹息不尽！如今张君和州里的贤士豪杰共同致力于此，并非受到什么驱迫，而是拿出自己的财产，拿出肥沃田地，毫不吝惜，这难道不可以称为义举吗？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来给后来的人看。江州路能仁禅寺三门记 江州城南角有一座佛塔。东魏天平二年，僧人祖道把佛舍利埋藏在那里，用水晶瓶盛放，外面又用金、银、铁、石匣层层封护，十分严密。南唐李昪时，军帅威烈公何洙便建造佛寺，名为福圣。宋朝派曹翰攻取江州，屠杀城中居民；因为寺中有舍利，唯独没有遭受兵火焚毁。天圣年间，赐额为承天，僧人智聪大加修葺，尚书礼部郎中祖士衡实际为此作记。不久，名僧白云、端佛印、元铁面、感宏、智觉等相继主持此寺，号称丛林兴盛。政和七年，改名为能仁。绍兴十一年，龙图阁学士蒋璨题写寺额。淳熙十四年，有僧人从天台来，嬉笑怒骂，像狂易病患者，人们称他为风和尚。有一天，他与僧人智聪、富商巨贾共同兴修寺院，事情详见洪文敏公所作的记文。宋朝灭亡后，何公所施、位于鄂州嘉鱼的田地，被田地上的人乘机占有。寺僧祖印本中宗溥应为此田向官府争讼，却没有得到公正裁决。溥有个弟子叫致尧，才平息了田产诉讼，专心营造修建，人人争相捐送钱财。县钟楼、藏经殿都焕然一新地恢复起来。郡人李贵和捐田一百多亩、山地若干亩，如今称为福田庄。致尧主持寺院事务二十七年后退休。至正二年，行宣政院因为南康僧人师严学问、品行纯备，选任他为住持。四方求学的人仰慕而来，于是修建僧堂和众寮，百般器物都准备齐全，居住者这才安定。郡人黄仁每年拿三百五十石谷贷给田地上的人，收取利息来帮助寺僧，只有惠负责经营管理。寺院原有在蛇口湖尾的田地六百多亩，收取粮食接济，于是粮食供应渐渐充足。黄仁又捐出茶地若干以及南郭思贤桥，燃灯的费用不必再琐细地向市民求取。至正六年夏天，大风雷雨毁坏三门，于是师严溯江到荆门玉泉景德寺募化，施主捐出钱五千多缗。回来后，寺僧德永也拿出五千缗，交给师严的弟子弘教；弘教在荆州购买四川的优良木材，得到桧柏四百多株，于至正七年九月庚申开始施工，中间建屋五间，东西各建四间，规模制度雄伟壮丽，比旧制扩大了一倍。官府和百姓知道师严公正而勤勉，都拿出钱来帮助。至正九年夏天，彩绘和砖石工程完成，便让弘教到京师请我作记。师严说：我们佛门所说的“三空”，就是无相、无愿、无解脱。意思是顿然把我与法都视为空，不执着于法相，也不存留所发的愿；不过这也只是委曲地施设方便法门，希望人们舍弃那些执着，深入一乘佛法之门罢了。至于深入修习上乘佛法，十方世界就是一个道场，十方世界就是一扇法门，十方世界就是一尊佛的真实法身。既然如此，又哪里有所谓三门呢？我过去曾与师严一同客居金陵，知道他清贫刻苦、喜好修行而不自我炫耀，所以借记述他修建三门的事情，同时把这些话附在这里。

译梅江书院极高明楼记 极高明楼，是梅江书院的楼。书院在宁都州北郭，是用来祭祀宋朝肇庆府节度推官曾公的。楼上的匾额，是丞相信国文公所书，已经有许多年了。时间久了，楼毁坏了。正好济南赵侯天泽来治理这个州，儒学正临川李君向赵侯请求说：“楼将要塌了，请您筹划修建。”赵侯说：“这是我的责任。”于是率领州中崇尚义举的人，共同出力，积聚木石，雇用工役，继续营建。李君到春官任职时，把这件事告诉同郡人危素：“我在宁都，幸而遇到贤能的侯爷，他谨慎地承奉上级命令，把兴办学校、阐明教化作为首要事务，所以这座楼才能在破败倾圮之后修缮完成。”诸生已经备好石碑，请我为之作记。“极高明”这句话载在《中庸》中，意义宏大。过去曾公曾到新安朱氏门下求学，达二十年之久。朱氏称赞他纯正丰厚、笃实诚恳，能够切实联系自身而深入思考，用功恰当。当庆元年间，群凶把持国政，诋毁排斥正统学说，斥逐善类。一时的学者都忌讳称说自己的老师，曾公却行弟子礼更加虔敬，从未稍有挫折。老师去世后，他飞奔前往吊哭，服心丧三年；他在生死患难面前能够如此，必定是平素修养深厚。如果不是在“高明”之道上造诣极深，怎么能够这样呢？用这个名称来命名楼宇，寄托的意思深远了。后来到这里游览的人，登高四望，只见山势高耸、河流回环，万物景象开阔明朗，自然超脱地吟风赏月；细小的烦恼和隔阂，再也不会停留在胸中，将会和在舞雩台下咏歌而归的人共同享受这种快乐。不过，《易传》说过：“智慧崇高，礼法谦下；崇高效法天，谦下取法地。”“极高明”，就是智慧的崇高。子思所说的“奉行中庸之道”，难道也有“礼法谦下、取法大地”的意思吗？因此记述这座楼，并把我所听闻的道理拿来向本州的学者请教。信州龟峰瑞相寺记 信州弋阳县向南二十五里，有一座形状像龟的山。从南北方向望去，群峰重重映衬，收拢起来仿佛一体；从东西方向看，两山相对耸立，南山高耸尖锐而独立，北山高大延伸，像伸出的手臂。斜看山背，只见横向延伸、陡峭险绝，如坚固的城壁和营垒。山顶有城堞，面向山前，只见群山聚集重叠，彼此相连、错落如星，挺立高耸，互相朝拜拱托。将要到达时，四面环视，山势合拢，仿佛无路可以进入。随后沿着山崖、绕过山峰，曲折如斗柄转折般深入，四周环绕着群山。山峰中有两个以此得名：一峰叫石蜃，能够吐纳云气，用来预占晴雨；中峰叫石龟。唐乾宁年间，僧人茂蟾在山下建寺，名为灵胜。到宋真宗时改名为瑞相。太子少保赵公抃、龙图阁学士韩公元吉，都曾作诗。丞相陈公康伯请求朝廷改名为显亲，崇福寺如今又恢复名为瑞相。寺中僧人中有通达佛学的，如琼光、应重、仁事，事迹载在《传灯录》中。那些有道行而居住在此山的，有晦庵光、云庵庆、曹原生、山堂淳、柏庭永、孤云权。由此山出而主持著名寺刹的，有径山无庵聪、雪峰螺庵肇；看这些人，便知道他们足以使此山增重。本朝延祐五年，禅师从正主持此山。第二年发生火灾，过了十多年，寺院规制才全部恢复旧貌。又过三年，他因年老请求退职，推荐学问、德行兼备的禅师德学接替自己。八年之间，法席极为兴盛。至元五年，寺院又毁于火。有人说：“这大概是天命如此。”难道没有听说成、住、坏、空的循环吗？于是率领各位乐善好施的人召集工匠、选取材料，建成后雄伟华丽，胜过往日一倍。于是让他的弟子行观来到京师，嘱托我为此作记。如今国家崇尚佛教，高大的城墙和宏伟的殿宇遍布京城，大的工程甚至由县官出资修建。唉，劳累百姓的力量来求取福田，难道是佛的本心吗？看瑞相寺的兴建，唯独是州里有余财的人共同完成的；由此可知，正学二位大师的品行确实取信于当地人。或者，也是因为此山山川优美，足以招致僧徒，使他们坦然从容地前来趋赴吧？那么，继《传灯录》之后，见于记录的高僧将会接连出现。我因此考察前人记述的地形，并叙述事情始末，使它们一并刻在碑上。

译云林图记 云林山在金溪县东面。山脉由大庾岭出发，经过赣州、建昌南部边境，进入邵武的光泽县。有一座山高一千二百丈，是汉初徐仲▯遇仙的地方。到了乌佩山，相传是仙人乌君升天时遗落玉佩的地方。经过大和山、小和山，山脉曲折蜿蜒向南城延伸，直到金溪县境内。山势高耸、上摩霄汉的共有三十六峰，其中中峰最高，名叫石碓。它的左边叫白马山，又名玉马山，因为山形像马。山上有浮丘先生祠。浮丘先生，有人说姓李，是黄帝时代的人；有人说是周灵王的儿子王子晋，而王、郭二位都是陈留人，曾来此寻访他们的老师。不过临川境内有许多祭祀他的祠庙。他的右边叫厓山，山势起伏，共有九十九处。深谷中出产灵药奇草，《本草》说：“临川有一位士人的婢女，吃了黄精竟能飞行，人们猜想她就是在这里得到的。”山顶多有石阶和飞瀑，瀑布名叫磜。有一潭深水，宽约一亩，古树苍藤遮蔽其上，阴暗幽深，相传神龙居住其中。宋代有一位沙门师刘中宫从蜀地来到这里结茅修行。当地百姓苦于旱灾，向他求雨。师刘中宫说：“今年按天数本来应当不下雨，我怜悯你们贫困，即使下雨，也只能刚好沾湿蔬菜畦地罢了。” 有一天，师刘中宫进入潭中，把鞋子留在石头上。涂▯守着他的鞋，等了他七天。师刘中宫从外面回来，对涂▯说：“你可以说是诚实笃厚了。”问他想要什么，涂▯说：“我只喜欢吃鸭肉。”如今祈雨的人一定先用鸭子祭祀涂▯，然后才会下雨。师刘中宫曾拜见抚州太守，名帖上写着：“豢龙僧某。”太守厌恶这种幻术，责问他：“龙在哪里？”师刘中宫说：“明公不要惊慌，请用金盘盛水，再从我怀中取出像朽草一样的东西放入水中，大风雨就会骤然降临，龙会跃出飞走。”邓氏自五代以来就居住在山下。宋建炎年间，苗傅、刘正彦发动叛乱，邓雱召集民兵追击并击败他们的党羽，号称忠义社。后来屡次建立战功，守卫一方。进入国朝后设置巡检，到了元朝末年天下已经平定，这一职务才被撤销。如今山谷中还留有壁垒。厓山附近有神童峰，方仲永幼年聪慧，出生在峰下。荆国王文公所作的《伤仲永》说的就是他。进入南城、贵溪一带，有一处叫豪猪閧的地方，非常险峻。曾经我和当时的德庆路总管知事杨君季子，一同到太原僧舍拜访故浔州路总管府经历祝蕃逺先生。这里的情形正如应劭所说：“前面的人能看见后面人的头顶，后面的人能看见前面人的鞋底。” 毒蛇和奔狐时时从草丛间出来，大概是害怕涂▯。我又曾和祝先生夜宿农家，白云充满山谷，只听见水声罢了。我所居住的高桥有一条小溪，源头在山麓。至元二十一年，我的祖父任白鹿府职。祝君从县城的梯云坊迁居到这里。读书的房屋名叫处一堂，打开窗户，正面对着群峰。韩子说：“横云平铺凝聚，时而露出几座山峰，像新画的长眉浮在天空中。”这里的景色与那句话十分相似。我年轻时曾在这里读书，藏书有若干卷，都是先世收藏的。每年节省衣食费用，增购若干卷书。三代以来的碑刻有若干卷。有一张琴，但不上弦；只是因为先父太常府君留下遗训，也不设置棋具罢了。蜀郡简君天碧与我一同客居在吴文正公所作的《云林图》中。道士方壶子也喜爱我山居的幽静偏僻，多次为我绘图。张彦辅真人奉诏书写钦天殿的墙壁，我当时在经筵任职，便用米氏画法为我绘制了图画。翰林侍讲学士虞公曾为此赋诗。天下各地的名胜之士相继作诗作画。于是，有声的画、无声的诗，全都汇集在我的几案席间。即使南方的黄金和大贝，也不足以视为珍贵了。然而故旧朋友相继把“云林”作为我的别号，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上古时代质朴简约，只称呼名字罢了。到了周代，文饰日益繁盛，于是才有了字。有了字却不用字来称呼，又为自己取号，这是后世的弊病。何况昭武的黄长睿、近集贤院的宣城贡文靖公、勾吴的倪元镇，都号称云林子。我在这三位君子面前连替他们服役都做不到，哪里敢沿用他们的号呢？我偶尔拿图画请秘书答禄君道夫作诗。道夫说：“我既然还不能亲自到那个地方，你何不写一篇记来配合这幅图呢？”至正十年十二月辛卯日，我寄居在城南头陀寺。大雪下得有一尺，道路上没有行人。夜里展开图画玩赏，忽然想起离家已经十四年，亲族离散，祖坟荒弃，究竟是为什么呢？按照如今的制度，在中年以后，也可以获准退休。明年我四十九岁，距离领取禄米退休的年龄，本来已经不远了。幸好清明的朝廷准许我早些退职归乡，和樵夫、野人一同在山间游玩，在云月之间往来，吟唱诸公的诗，也足以自得其乐了。

译《石鹿书院记》至正六年，鄱阳人陈桢在饶州安仁县的琯溪修建书院。又过了四年十月庚子日，甘露降落在松树上，阳光映照着它，晶莹得像涂过膏脂，光彩灿烂。饮用它，味道像饴糖。众人奔走相告，认为这是陈氏的祥瑞。起初，陈君在住处附近找到一块胜地，砍除丛生的荆棘，开出小路；草木繁密，地势陡峭，他便竭力攀援察看，走不到一百步，忽然就出现一片平坦开阔的地方。四周环绕着群山，中间有方形水池，水面澄澈，映含碧色。登上山顶，高大的树木形成树林，石阶隐现于林木之间。两块石头靠在一起，粗糙的形状像蚌蛤。有一块石头昂首而立，像灵禽飞翔，于是给它取名叫凤鸣台。三块最奇特的石头在山的东面，中间的山峰削立而起，平整得像铺开的席子，名叫磐石。转向西面修建亭子，名叫含光亭。再向西，大石头顶部圆浑，方形底座像竖立的碑碣；稍稍向前，是上谷山崖回转之处，名叫生云。突起如小土堆的地方，名叫雪丘。低洼如坑的地方，名叫鹿泉。陈君于是就在磐石下面修建书院，在那里教授学生。院中供奉孔子，另建山房，用来收藏先世书籍和甘露的降落处，又建亭子来记载这件祥瑞。有空闲时，凭高临风四面眺望，千里以内远近景物仿佛都在眼前，烟云风雨变化万千，超然置身于尘世之外，即使万钟俸禄、千驷马车，也不愿拿来交换这种生活。因为他的姻亲朋友临川孔瑛来到京师，便请我为此写记。我听说陈君的先祖出自九江义门，优良的家法延续了几百年；即使后来分散居住在其他郡，遗留下来的风尚和影响也没有完全消失。陈君笃行孝友，乡里人信任他，宗族中人称赞他。他的志愿并不仰慕外在的功名，只在山水之间逍遥游乐，和门人子弟讲说先王遗留下来的经典，世上还有什么快乐能超过这种快乐呢？如果能把一家人的善行推广开来，使它在乡里施行，远而推广到一国，使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那么这祥瑞就没有比它更大的了。甘露降临的祥瑞，难道正是这种征兆吗？陈君字士周。《南丰县治记》　王澄 南丰自从升格为州已经一百年，州中赋税折合粮石不过一万四千，户数不满三万，虽然名义上称州，实际上只是一个县邑。然而百姓颇知务农，每亩田地仅能用来维持衣食。年代久远以后，人口日益繁衍，村落绵延不断，房屋排列密集，百姓不知道战乱。壬辰年，战争突然爆发，里巷村落被焚烧荡平。六年以后，寿光人裴彦直侯来任知州，任职两年，谯楼才得以恢复旧貌。己亥年秋八月，闽人遭受进攻，形势危急，于是率偏师前来侵犯；州府为了缓兵，谯楼又被烧毁，官舍内外荡然无存，只有仪门独自留存，官吏便以此作为办理政事的处所。第二年正月，汉阳人程瑞侯来任职，徘徊察看四周，便向众人说道：“凡是官府设置守令，是为了发布政令、督促赋税，从而治理百姓。若不谋求重新开始，怎么能称得上是众人瞻仰的官府呢？”于是捐出自己的钱，在物产丰富的地方购买材料，选择日期召集工匠，首先修建官署；官署左边是幕长的办公处，右边是更衣休息的处所，两侧排列房屋作为吏舍，不到三个月便落成。接着整治后面，修成步廊，制度和前面相同。又过一年，修建后堂，横向宽敞、通透明亮，比旧有规制更加高敞明爽。这年冬天，就在谯楼原来的地基上加高修筑、重新砌砖，做到高大宽广而坚固精致，于是建成重檐复栋的楼阁，比从前更加壮丽。这样一来，听取政事有了处所，晚间休息有了斋舍，谯楼下设置滴漏来警示昏晓，州中百姓无论老幼都改变了对官府的看法和听闻，无不说：“我们这些小民，只听见斧头砍凿的声音，却不知道钱财从哪里出；劳役接连发动，百姓却不知道向谁诉说劳苦，这究竟是谁使它变成这样的呢？”在此以前，凡州里有营造工程，有关部门就查核户籍册中的余财，吏胥趁机从中作弊，把甲户的负担转给乙户，百姓所受的祸害多得无法尽数。如今程侯不取用百姓的钱财，勤勉不懈，早晚都顾不上休息，把这些事看作是营造自己的产业，仿佛要传给子孙一样；他的用心是多么深厚啊！程侯处理政务廉洁谨慎，不因一丝一毫的私心而玷污自己；每天凌晨办理政事，直到天晚才停止，随事剖析处理，公堂上没有积压的诉讼。其他如修饰馆舍、创建邮亭、建造浮桥以便利渡水、更新坊巷的匾额，文庙和医学中模糊损坏的部分增添修饰，朽坏腐烂的部分换成坚固材料；不急迫的劳役从未妄自兴办。他的威信得到推行，仁爱得到树立，政务清明，事情都能办成，真可以称为循吏。这些事确实值得记载。《厘正乡贤祠记》　徐观 乡贤有祠，起源于古代。先生去世后在社中祭祀，直到今天天下各地学校中祭祀先圣、先贤的祠庙，都有其渊源。信州永丰县学以唐朝宰相柳浑为首祠祀对象，以下祭祀唐代校书郎王贞白等诸贤；年代久远以后，学官把这看作惯例，听信讹传、沿袭错误，往往把自己的见解夹杂进去，完全失去了最初尊崇贤人的本意。至正乙酉年，乡里士人舒彬游学京师，拜见太史危素，有机会看到《宋史》全文，以及宋礼部侍郎邓光荐撰写的《填海录》等书，知道诸贤的德行功业都明确记载在史册中，历历可考，于是抄录编成书带回乡里，并得到危太史亲书的“乡贤祠”三个字；又请教谕鄱阳人操琬，得以厘定、订正神位，将诸贤合祀于祠中。壬辰年，东平宋侯来任本县县令，开始重新制作祠堂匾额，命教谕天台人陶凯分别为诸贤撰写小传，附入县志；事情尚未完成，陶凯便因公离任。宋侯于是命儒士周师会代理县学事务，来帮助完成此事。周君接受宋侯的命令，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和学宾上饶人郑贵孙共同集中思考、发挥才智，参考考核郡志、县志、碑铭、墓碣中有足够凭证的资料，从唐宋直到今天，共考得二十四人；其他只有官爵而没有德业的人不列入其中。

译他们按照次序列出这些人的姓名、籍贯居所、出仕或隐居情况以及一生始末，并制成表格公布出来。论忠义，以张叔夜、黄从龙二位公为首；论孝行，以柴渊、周克恭最为纯正。至于王贞白，出仕和退隐恰到好处；周日章身处困穷而不改变操守；施舜显、施师防正直立身、践行道义；舒杲、赵崇椷救助灾祸、拯救艰难；徐宗仁、赵崇榞、韩光国舍身捐躯、报效国家；蒋夔、蒋傅决断谋划、倡导义举；俞琰兴办学校；俞克堪任职理政；徐寻得到安定胡先生正统的学说；徐维上书斥责秦桧的奸邪；周天▯受到李心传、魏文靖、真文忠的知遇；詹应陈奔赴义举；徐炎午安然退隐；俞申学识广博；俞澂品行卓异；这些事都对社会教化有关。他们的大节和细小的德行，见于各人的传记。从今以后，奉祀乡贤的礼仪更加完备，隐藏的德行和幽微的光辉也将盛大显著，宛如诸贤仍然在这里。读书人来到这所学校，拜谒这座祠堂，希望能够想象诸贤的为人，从而不辜负国家对他们的倚赖。如果只是以和本乡的善士相交为不足，反而夸夸其谈地说“古代的人，古代的人”，却没有以古人为友、向古人学习的实际行动，那么这难道是宋侯今天对大家的期望吗？不过，这块碑所记载的，只是文献中有足够凭证的内容罢了。祠祀中还有没有尽到的地方，采集考证中还有不够详尽的地方，若有人加以引申补充，那么也不能不寄希望于后世的君子。至正十六年，岁次丙申，三月十五日记。《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八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九 艺文【记八】明 《清风亭记》　宋濂 清风亭，是抚州金溪县邓彦诚修建的。彦诚世代居住在云林三十六峰的南面，他的祖先多以志向节操著称。宋朝末年，他曾经召集义兵保卫乡里，帮助国家。宋朝灭亡后，元朝统治了七十七年，这一年是至正壬辰年。抚州失守，彦诚叹息说：“祸难将要来了，我难道能不保卫同族，使他们遭受灾难吗？”于是召集乡里的年轻人，编成队伍，在云林山修筑寨栅。金鼓之声昼夜不断。敌寇到来时，往往被击败而退走。士绅中依附他的人，因而得以免难的有一百几十家。事情平定后，会府上报他的功劳，准备授予他爵位俸禄。彦诚谢绝说：“我挺身抵御敌寇，是没有忘记先世的明训，哪里敢借此谋求利益呢？”说完掉头离去，不再回顾。于是他在堂屋西侧种植数万竿竹子，引泉水形成池塘，又在其中修筑这座亭子。彦诚戴着华阳巾，穿着鹤氅衣，每天在亭上逍遥游览，情怀超出世俗，淡然忘却尘世的忧虑。人们见到他，都怀疑他是驾风而行的古代仙人，只能远远望见而无法接近。众人都说：“这是建立功劳却不据有功劳的人，他把富贵利达看作什么呢？”应该给这座亭子命名为“清风”，用来激励衰败的风俗。彦诚笑了笑，没有回答。唉！有志节的士人，世上并不多见。从前听说有个叫田畴的人，正逢幽州刚开始骚乱，家产荡析，亲族离散。田畴率领宗族到无终山避难，百姓归附他的有五千多家，而且多次建立奇功来显扬自己。魏太祖论功行赏，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田畴谢绝说：“我田畴起初只是因为居处遭难，率众逃亡，既没有树立志义，反而要把这当作获利的资本吗？”于是坚决推辞不受。直到今天人们谈到田畴，仍仰慕他的清风，就像神龙游于幽冥之间，想见他一面却不可得。那些还没有建立一点功劳，就动辄想求取显赫名爵的人，他们的混浊大概也太严重了。如今彦诚的所作所为，光明磊落、确凿无欺，很值得称道。我虽然不敢马上说他已经和田畴一样，但考察他的志向所在，难道不依稀相似吗？然而君子的议论，是观察他的志向而不计较他的功劳。功劳固然有大小，志向难道有高下吗？志向如果相同，功劳也就相同。彦诚未必不如田畴，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后世听到彦诚这种风尚的人，难道不会猛然振作、奋发而起吗？或者我听说抚州是文化典籍之邦，其中出产的士人，多以道德忠义著称，记载在各地史册中的事迹清楚可考。彦诚只是一个勤勉的平民，却也能这样竭尽力量捍卫乡里、抵御敌寇，难道是因为云林三十六峰倾注灵气、降下福佑才使他如此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这里生出贤人的数量如此之多呢？我因此撰写《清风亭记》，刻写后放置在亭上，使人们知道应当凭什么立身，也颇认为它对政教风化有所帮助；至于文章写得好不好，本来就无暇计较了。彦诚名谅，是江西提▯刑狱元观的曾孙；前来请我撰写这篇记的人，是他的族人、知南阳县事的行父，他的气节也森然可敬，值得称许。《洼泉记》　刘崧 樟洲东面有一股流泉，源头发自桃花洞深处，流出洞口后与邓家原的水汇合，向西缓慢曲折地流行，沿着古株山的山麓到达樟洲。上下约六七里，大体上水流背靠山、夹在田地之间；田地盘曲回环在两山之间，到达樟洲才开始展开，变得平坦开阔，田畴垄亩一望无际。泉水向下冲激形成崖壁，深深流入地下，所以田地似乎越来越高，泉水似乎越来越低。耕田的人俯身临近泉水，也无法汲取。过去有人为防备旱灾和水涝，在泉水冲击处修筑巨大的堰坝加以拦截，用来调节水势。堰坝高与田地相平，隐约像束紧的峡谷。春雨时而停止，泉水荡漾，漫过田面；截住奔流，蓄成深水，又溢出向下飞流。时间一久，浮土被漂洗冲刷，地层的坚硬部分显露出来，坡地盘曲，石块高大突兀。中段两岸直立，堰坝以下宽达数亩，但泥土砂砾混杂，仿佛是一片废弃的土地。每到秋高气爽、洪水退落水势收缩时，泉水便像一条细线穿行冲刷在土层的纹理之间，日削月磨，逐渐形成盘旋的洞穴。深的像井，浅的像臼，圆的像盘子和杅，空的像鼎锅，旋转的像石磨涡流，倾斜泄流的像屋瓦，发出铿锵声，悠然向下流去，于是交汇注入土石滩的两侧。土石滩崩落并向旁边垂下，穹窿般的地方被搜掘冲蚀，卷曲得像象鼻。只有一块盘石高高耸立在中央；它的左边，水流冲撞而漫过顶部，水珠跳跃、白沫飞溅，气泡翻腾沸涌；它的右边，水流便投身于狭窄的空隙，悬垂而下，仿佛银绳玉刀，随风飘荡，射入空中，汇注到沙洲下面的大洼里聚集。洼地宽约三尺多，纵深五尺，深度也有纵深的数目再加二尺。洼地腹部空洞，入口张开，像一只倾斜的瓮；四周环绕，四壁高得像城墙。土质坚密，接近石头，表面黑色，中间黄色，黄如蜡、黑如铁，涂杂着青苍色，又夹杂着红色。红的像深朱，白的像凝脂。急流冲刷，波浪撞击，下面空虚，旁边有缝隙，形成燕窝、蜂窝、蚁冢、羊胃状、谷纹状、锦绮状、金锁甲状和钟乳状的形态；既光滑润泽，又高低错落，嵌在岩石间，灿烂夺目，无法用言语形容。泉底晶莹透彻，没有一点泥沙污秽，白沙和彩石填满其中。水在洼地里回旋，好像奔走的敌兵争相赴救，随后转折如蛇般流行，回旋停聚，形成了两处水坎。水又向西北流去，沿着州城北面流出黄塘右侧，大概由此趋向白家桥，经过石冈南面，终于向北流入章江。泉水起初没有人认为奇异。丁未年六月，夏余的弟弟埜才和他的客人邱子▯道步行到东边原野、寓舍西面的山岭，寻访幽胜而发现了它，欣然认为奇异，说应当和我的两个兄长一同来游览，并把它记下来。第二天，我的兄长子中和我一起来，于是前往观看；刚沿着山崖行走游玩，已经悠然产生了濠濮之间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