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

译艺文【记五】宋 《安仁县学田记》　　　　　　　　　刘强学 庆历四年，朝廷开始下诏令天下设立学校；后来颁行三舍法，县中的俊秀之士才全部聚集到学校，由此升入郡学，贡入辟雍，进而到达天子的朝廷。因此，学校职事人员的名额、廪给的数额，条理分明，都有明确法令。即使是荒僻偏远的郡县、狭小简陋的地方，大多也都有学校来培养士人，有田地来供养学校，这种制度由来已久。番阳位于吴楚交界，最以士人众多著称；安仁虽然小，每科参加荐举的人数也比各县优胜。我在开禧元年冬天来到这里任县令，考察学校，发现士人得不到供养，学校廪给反而归还郡府。自从三舍法废止以来，县中士人没有一个补入上庠的，我非常担心朝廷设置学校、教育百姓的用意日渐松弛。于是向漕台请求，把过去的学田归还县里，开始恢复供养士人的制度；阐明义理礼法的教训，严格课试的程序，使他们知道学问的根本，不只是把学校当作形式。间或核查钱粮出纳，裁减多余和滥支的费用。到第二年，使用积存的余款，数目已经很充足；不敢把它浪费在其他用途上，于是考虑为全县士子作长远打算。便置办贡士田五千三百多把，价值钱一百六十四万多，每年收入约合官斛四百石；既不向百姓征收，也不使官府花费，从容宽裕，事情就办成了。这是因为费用使用不妄，并且预先作了准备。每年把田地的产出折算成钱，登记入册并收藏起来；遇到大比之年，士人赴礼部考试、补入国学时，就拿出这些钱作为途中和在京的续食费用。安仁距离京都有千里，从此参加求取功名的士人，都不用担心携带粮食。事情的条目和领取办法一并刻在石碑上，使后来的人有所考查。贡士田刚刚办成，强学恰好遇到任期更替，经营筹划的方案才粗略具备，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后来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一定会继承此事，把恩惠最终完成，这大概是县人的希望。姑且记下事情的始末。《龙山书院记》　　　　　　　　　真德秀 龙山书院，是永丰黄君创建的。黄君从小就因传授学业、修养品行而受到乡里称赞，名卿达官争相请他教导自己的子弟。他接连科场失意，志向不能实现，便感慨地说：“我幸好还有少量田地，与其这样，不如全部拿出来办义塾，聚集优秀人才加以教育，以实现我的志愿。”于是他在团源访求地势，得到了一块吉祥的土地。五座山环绕汇聚，蜿蜒如龙，溪水横流在前，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影。向前望去，灵▯、怀玉二山秀美高耸，天表君说：“这里正适合做读书人藏身修业的地方。”于是竭尽财力，营建书院，修建讲堂一所、斋舍六所。工程始于嘉定十四年六月，到十月便告竣。黄君捐出家产的一半来供养书院，膳食供给和课业考试，完全仿照州县学校的办法。春秋两季考核学业，请邑中佐贰官或乡里考中者主持评判。每日讲习、每月研习，则由黄君亲自主持。来游学的生员，没有不争相努力的。黄君希望把这件事业长久办下去，便命族子从龙来求我作记。我没有及时写成，他又派从子宏、应豪亲自来，屡次请求而不厌其烦。我想到《周官》记载大司徒用乡中三种德行来教育万民，六德居于首位，所以把讲堂命名为“成德”，又用德目的名称来命名斋舍，并附以进德修业的意义。古代圣人把做君师、教化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所以凡是修明道理的教化，没有一样不是由他们率先实行的。用“智”来教人讲学穷理，是为了启发人本有的良知；接着用“仁”来教人，是希望他们坚定志向、努力实践，以充实本心的德性；又以“圣”使其成就达到极致，以“义”使其通达实际应用，立心以忠，行为以和。道的全部内容都具备于此了。后世圣人在洙泗阐明教化，也一定把智和仁守放在前面，与大司徒的教法完全相合。然而孔门的训诫只讲智、仁；《周官》又增加了四项，或详或略，难道没有用意吗？大概是多列名目，使人各依自己的资质入门；单独提出纲要，又可以包括各种善行。其道理其实只有一个。后来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相继传授，他们所说成就德性的途径，一定讲“博学文献而以礼约束自己”，讲“明白善性而使自身真诚”，讲“穷究事物而使意念真诚”。大概求得知识是为了成就智，努力实践是为了成就仁，千百年来源流本是一致。有志于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以圣贤为老师吗？书院创办之初，从龙主持工程，不久便考取高等名次。此后被有关部门荐举或录取的人，前后相接，人才济济，正盛而未衰。这不只是山川的灵气在这里振发，也是教育产生效果的证明吧？即使如此，黄君对读书人的期望也不只是这些。三代以前，还没有通过科目考试取得仕进的途径，读书人修养自身究竟是为了什么？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本来具备一切善德；一个人有所亏缺，就是荒废了上天赋予的职责。古代君子俯首勤勉、孜孜不倦，直到死去才停止，原因就在这里。时代久远，教化失传，读书人只知道使自身显荣，却不知道修养自身；只知道追求利益，却不知道追求道理。良心受到侵蚀，都源于此。黄君创办书院，是把人才和世道放在心上吗？一定会讲到这些。如果说只是辞章技艺而已，那么郡县已有学校，已经足够了，何必再增设呢？我知道黄君的志向，所以为他推究圣贤教人的根本，使它同求学者共同讲习。至于“忠”和“和”的说法，程子曾引用这句话并写道：“中和大概同礼乐一样，都是防止民众失序的工具，其旨意彼此相合。”这不是我敢断定的。求学者姑且从竭尽自己的本分入手去探求，那么本体确立、作用施行，以及所谓“大本”和“达道”，就可以逐渐认识了。然而程子的本意，也是应当知道的。所以一并记在末尾。

译二先生祠记 天地能够凭自身建立起来吗？回答说：如果没有圣贤，天地的纲常就不能端正，又怎么能够建立？百姓能够凭自身安定吗？回答说：如果没有圣贤，百姓赖以立身的准则就不能确立，又怎么能够安定？上天生育圣贤，本来是有用意的。过去学习老氏之学的人说：“天有柱，地有维，仿佛都是依靠形体而建立的。”唉！天地如果凭形体建立，难道不会也因形体而毁坏吗？人的本性有五常，人的行为有五种品类，这就是所谓天的柱、地的维，也是有生命的万类所依靠而获得安定的东西。一根柱子倾倒，就会塌陷；一条维系松弛，就会坠落。过去圣贤所说彼此扶持、培植而不敢落后的道理，原因就在这里。尧、舜直到周公，扶持培植的功绩体现在事迹上；孔子直到孟子，扶持培植的功绩体现在言论上。言论和事迹似乎有所不同，然而《春秋》完成，叛乱作贼的祸患便止息；排斥杨朱、墨翟，禽兽般的道理便消失。他们对天地和百姓的功劳，实质上是一样的。唉！这就是圣贤统绪和纲纪不可不延续的原因吧？孟子去世以后，圣学失传，汉代儒者如董仲舒、扬雄，都曾以道自我标榜，但对于性命的根源仍未穷究。不过依靠他们的言论，世上的学者还知道尊崇道义、推重名教，天理和民间伦理没有完全泯灭，也不能说不是他们的力量。所以我曾说，尧、舜、周公、孔子开创皇极，是建立创造的功勋；汉代诸儒只不过勉强守护而已。汉代以后到唐代有韩子，唐代以后到本朝有周子，这可以说是此道的中兴吧？古代圣人谈道必涉及器，谈器也必涉及道，穷尽人的本性直到天命，并不是空谈；洒扫应对，也不是末节。自从清净寂灭的教说流行，才开始把日常生活看作糟粕，把天伦看作多余。韩子对此忧虑，于是接连写作《原道》等篇。他谈道德，必以仁义为根本；所说的区别不离父子君臣关系，所说的方法不过礼乐刑政范围；饮食、皮衣、葛衣中都有正理，斗斛、权衡中也寄寓着至高教化。道的广泛功用重新灿然显明，这是韩子的功劳。自《汤诰》谈论上天降下善性、诗人咏写万物以来，人们知道人的本性出于上天，却不知道它本来是善的；“继承善性而成就本性”的说法，发端于《系辞》；“本性无不善”，见于《孟子》七篇。人们知道本性是善的，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善。周子根据群圣已经说过的话，推演他们尚未说出的内容，在《太极图说》中阐发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奥妙，在《通书》中阐明诚的根源和立诚的旨意。从前只知道太极自身是太极，如今知道我们自身也有太极；从前只知道乾元自身是乾元，如今知道我们自身就是乾元。有一种本性，就有五常；有五常，就有各种善行。顺着根源自然流出，不借助人为造作，道的全部内容更加焕然明白，这是周子的功劳。二人的学说，虽然造诣不同，但对于扶持天常、树立人伦准则来说，都对后世百代有功。绍兴元年，长乐朱侯任袁州万载县令，认为韩昌黎在唐代确实曾由潮州调任袁州太守，濂溪先生也曾代理泸溪镇的县政，二人的遗风余韵至今在人们心中没有泯灭，于是就在学宫讲堂的东面建造三间祠堂，绘制二人的画像加以祭祀。他来信说：“希望有识之士能够了解，韩子在本邦，虽然他的善政良法曾惠及百姓，但距今世代已经十分遥远。至于周子，他只是暂时到过这里，所施行的治理教化没有能够流传下来，那么侯君祭祀他，究竟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天经地义所存之处，一旦政治失误，百姓就会无法生存。二人的道在本邦施行有限，但传播到天下却无穷，这就是建祠祭祀他们的意义。到这里求学的人，更加体会他们的言论而追思他们本人，仰望他们如泰山北斗，沐浴他们的品德如享受光风霁月；知道道的广大作用常流行于天下，而其完整本体具备于自己心中，于是就知道应当从哪里用力了。韩子讲道的作用，但本体从未不在其中；周子讲道的本体，但作用也没有超出这一范围。察看本体和作用同出一源，使认识和实践合为一致，求学者难道不应思考怎样用力吗？如果只把写作、言谈和议论当作功夫，却不回到自身实行践履，严重的甚至用它来迷惑世人、谋取利益，那就是辜负这两位君子的人了。”

译乐安县治记 乐安建县至今已有八十四年，百姓蒙受历代圣主涵养浸润的恩泽，休养生息，人口日益众多而繁盛。历任县令得以和田间百姓相安无事。绍定三年，不幸邻近地区发生盗乱，蹂躏宁都，焚毁宜黄，趁机攻打空虚之处，出乎本县意料。当时信安张侯渭叟任县令，还不到一个月，刚刚听到报告，便命令训练射手、编组民兵；队伍刚集合，盗寇便大举到来，官吏和百姓四散躲避其锋芒。盗寇退去后，张侯自己哀叹到任太晚，未能预先整治防备来保全百姓，于是向州府请求免去县令职务。人们听说后说：“这是贤能的县令，怎么可以舍弃他呢？”于是共同向州府申诉，请求让张侯回任旧职。张侯说：“百姓不舍弃我，我也不忍忘记百姓。只是没有房屋居住，怎么办呢？”县中士人陈氏说：“我们的县令是贤能的人，如今既然回来，我愿意承担营建房屋的责任。”张侯又说：“有了房屋，没有财物怎么办呢？”曾氏说：“我们的县令是贤能的人，如今既然回来，我愿意捐助粮食。”郡守黄公炳感叹说：“百姓爱戴县令，竟到了这种地步吗？不过没有军队就无法保卫百姓，百姓中那些从刀兵箭矢下逃脱的人，也都扶老携幼归来了。” 张侯尽心抚恤安抚百姓，把他们的疾苦看作自己的疾苦。整整六个月，乡里房屋中残破焚毁的逐渐恢复，呻吟的人逐渐平息，县衙防御和办公的厅堂、宴饮私居的房屋，也相继建成。总共耗费五千缗钱，主要由陈氏出资，众人又共同资助。张侯遭遇盗乱时，县民中有被关押在狱中的，盗寇审问他，那人欺骗说：“不是县令。”盗寇于是放了张侯。从前高柴曾砍断一个人的脚，后来遇难出逃，被他免刑的那个人正是当初被他砍脚的人。大概是因为犯罪而施刑，并非出于我的私心，这就是高柴得以获免、孔子因此感叹的原因。张侯在危难中被释放，大概也像这样吧？至于官府房屋的营建，也完全依赖百姓。由此看来，百姓秉持常性、喜爱美德，今天并不曾不同于古代。“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古代的情形今天并非不能恢复。因此，说礼乐教化不足以使百姓向善，当然是错误的；用善于舞文弄墨的名声来诋毁江西风俗，则更加错误。县衙旧有一座堂名为“不欺”，张侯恢复旧制，把匾额悬挂在堂中，思考怎样答谢百姓的期望，并来信请我记述事情的始末。我说，张侯到任不过如此，百姓怎么知道他贤能呢？他们还救免了他，又怎么知道他贤能，并替他经营居处呢？如果不把这些记下来，就无法说明：“防范之道能够彰显，真诚不可掩饰，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张侯天资恭谨诚实，平日践履笃实，所以还没有施行信义，百姓已经信任他了。如今将要用行动答谢百姓，也不过是竭尽我的真诚罢了。先儒说过，“无妄”就是诚实而不欺骗。张侯可要努力啊！自己不欺骗自己，才不会欺骗百姓；百姓也就不忍心欺骗上官了。这就是我的期望。至于靠揭发搜捕来显示精明，靠凶猛打击来树立威严，却想让百姓不欺骗自己，张侯本来就不肯这样做；后来继任张侯的人，也应当知道该作何选择。六一祠记　郭孝友 起初，本朝文人承接李唐遗风，文风格调偏邪柔弱，经过长年累月，学士大夫没有谁能有所振兴。自欧阳文忠公首先用古文改变天下，焕然一新了人们的耳目，仿佛春雷使蛰虫出土，万物都随之复苏。于是反过来削除虚伪，彻底革除五代浮艳卑弱的风气，恢复到六经浑厚深淳的道路上。到了熙宁、元丰年间，临川王文公又以经学自任，大力训释经文，尤其详细论述道德、性命之说，士人也一致尊奉他。于是文章风雅超过汉代、压倒唐代，光明显著，与三代同一风气。谈文章，欧阳公是宗师；谈经术，临川公是第一。然而临川的学说排斥传注而加入自己的见解，他的说法有符合经义的，也有不符合的，所以学者的见解时常产生异议。至于文忠公，天下仰望他如泰山北斗，因为他的言论宏大深厚、浩瀚严正，没有人能窥见边际，而且与六经相互表里，所以世上从没有人能够非难他。然而后来临川公配享孔子庙庭，议论者认为不合适，便将他退置在七十弟子之后祭祀。文忠公首先倡导古文，竭力排斥异端，使人归于正道，他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却不能同汉唐诸儒相比而享受庙堂祭祀，只能在殿廊中受祭，这是为什么呢？古代有道德的人，不能在国家正式祭祀，就一定可以在乡里受祭。欧阳公是庐陵人，曾为本郡学校作记，大力称赞郡守李宽的为人，并把他的功绩刻在石碑上，等待学校建成，还说：“希望后代不要废弃、轻慢天子的诏令，不要怠惰而中途停止。”又说：“将来光荣地回到故乡，拜访学校门，就会看见吉州才士道德明达秀异，都可以做公卿。”这就是欧阳公对自己的期望。然而欧阳公不只是这样期望自己，也用此期望吉州的士人，那么他用心积虑是怎样的情形，他对吉州士人的期望又怎会浅薄呢？欧阳公在滁州时，滁州人祭祀他；在扬州时，扬州人祭祀他；等到年老居住在颍水之滨，虽然没能荣归故里，但故乡人民仍仰承他的余光，沾受他的余香。论述道德，以欧阳公为首；记叙乡里，以欧阳公为盛事。欧阳公去世将近六十年后，后进士人操守磨炼、重视名节，杰出地显现于世间；虽然未必人人都能做公卿，然而大多能凭才干谋略奋发有为，总要做到不辜负欧阳公的期望才肯罢休。因此大江以西十多个州郡中，庐陵的士人比其他郡多，大概是欧阳公激发了他们。

译这样看来，欧阳公给予乡人的恩泽深厚，乡人用来报答欧阳公的心意，难道可以落后于滁州、扬州人吗？如今福唐方公时可任刺史来到这里，政务办成，诉讼简少，官吏敬畏，百姓爱戴。他既仰慕欧阳公的盛德，视其为百世师表，又想到欧阳公的前言，不愿轻慢天子的诏令；同时推究乡人的心意，成全他们报答欧阳公的愿望。于是重建学校，整修扩大庙貌。从先圣以下直到列入从祀的诸儒，冠冕高耸，剑佩肃然，祭献各有仪式。又在殿阁后面建堂作为欧阳公的祠堂，每年按时率领生徒祭享。这就是古人所谓有道有德者不能在国家祭祀，必能在乡里受祭。孝友遗憾自己出生太晚，不能处在欧阳公当时的时代，不能登门聆听他的声音。只是有幸生在欧阳公的州里，私下诵读他的遗文，想象他的风采，终身仰慕他的道义。因此趁祠堂落成，得以看出欧阳公的道德更加尊崇，庐陵人仰慕欧阳公也更加深切；而方侯治理政务懂得先后次序，他在人们中的歌颂也会越来越久、越来越光彩。乡校的学生每年按时在前面拜谒先圣，退下来又一起到后面拜祭欧阳公，以便得到可供敬仰效法的榜样；又退下来共同歌颂方侯的政绩，使人们不要忘记这些。乡人不也就有荣耀了吗？祠堂落成后，方侯不嫌弃孝友，来信请求我作文记述。我便不自量力，忘记自己见识浅陋、文辞浅薄，乐意替乡人叙说这件事，于是写下这些。至于欧阳公在朝廷的功勋、在天下的德望、进退取舍的节操以及世系的详细情况，国家已有可靠史书，这里就不再记载了。重修抚州儒学记　蒋用之 庆历年间有诏令，州郡都要建立学校。当时抚州太守、主客郎中马公随即在城东夫子庙开始营建，承序而来的度支郎中王公周又接着完成了工程。此事属于新建，工程十分辛劳，但规模或许还不够宏大。治平丙午年，司农少卿钱公暄在旧有基础上增修补缺，学校的体制才大体完备。崇宁、大观年间，三舍学生所居的范围又更加扩大。不久建炎年间盗乱兴起，郡中把军队驻扎在城内，又在学校营造营垒。盗乱平定后，学校也废弃了。绍兴丁巳年，直阁刘公子翼约定重建今天的学校，采用的就是治平年间的旧规模。又过了五十年，殿阁堂廊像坍塌的石头、崩毁的堤岸一样破败，经过下面的人都感到战栗。恰逢钱公的五世孙、朝请郎钱象祖以淳熙丙午年来任此郡，于是十一月癸丑日命令各工匠发动众人兴工。刚满三个月，泮宫内外便修饰一新、焕然明亮。工程将要完毕时，正逢我任期届满、准备问路出行，诸生拦住我的车辕请求说：“郡守到任后修缮学校的很多，唯独这所乡校受到钱氏两代人的帮助修葺，似乎并非偶然。希望您赐下一句话作为赠言。”我高兴地对他们说：“我是浙江人，钱氏对浙江有大德，而且足以同宋朝相匹敌，能够世代生出显达之人，以文学振兴自己。如今到了钱象祖这位使君，他节省费用、爱护百姓，唯独对于学校毫不吝惜，也足以看出他的家法了。即使如此，天子每三年策试士人，和他一起接受诏命授官的必定有数百人，世上难道缺少靠答策取得功名的人吗？国家教育培养人才，以及郡守崇尚修建学校的用意，本来是期望他们讲求学问、用于实际，不只是想让他们群体学习应试文章。诸生用来求学的，究竟应当是什么呢？天下的实际事务本来没有弊害，但讲学如果不切实际，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有害。登高一定从低处开始，走远路一定从近处开始。百仞高台，地基培筑得不厚，毁坏剥落就会随之而来。要到千里之外去的人，如果不迈开半步前进，却坐着空谈千里之外，能得到多少呢？有志于求学的人，必须从《曲礼》《少仪》《内则》《乡党》所载的礼法入手，纠正轻浮、警戒懒惰，在起居、言语和沉默之间反省察验自己。至高道理的意味悠长深厚，自己自然能够体会；循此逐步前进，那么高明广大之境本来就无法掩盖，周遍治理天下的实际作用也不是从外部强加来的。如果不相信这一点，便将要被孔氏门下所摒弃。至于像墨家讲兼爱、杨朱讲为我之类，最下等的甚至有直接证明羊而诬蔑鹅的做法，其祸害岂不可痛惜吗？”我虽然不懂得求学之道，却私下听闻过老师的教诲，只是资质愚钝、没有长进，无法感发人心。我闭口背负着深深的惭愧，不敢再说下去。诗中不是有这样的话吗：“我自身尚且不能顾全，哪里还有闲暇忧虑我的后代。”这句话仿佛说话者彼此忘我而发，但其中的情意也真挚恳切。我姑且依附诗人的本意，申述依依不舍的情怀，把这些作为临别赠言，希望诸生能够因此勉励自己。韩文公新庙记　黄干 从尧、舜直到孟子，二千年间，圣贤交替兴起，以道相互传授，其中事迹和学说显著明白的，前后相接。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这一类人，也都得以列入通晓道理的人之中。颜回、曾参、子思则不用说，他们的学术源流都可以考察。孟子以后大约一千年，才有韩公，他独自把传承此道作为自己的责任，以古代准则衡量今天，为什么古今盛衰、显隐差别如此之大呢？古代道德一致、风俗相同，历世虽久，所守的学说只有一种，见解也一向明白。周室衰微后异端祸患兴起，学者各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守则，道从此开始晦暗。所以古代求道容易，后世求道困难。像韩公这样的人，能够在支离驳杂的残余中寻找失坠的绪脉，并且卓然有所见解，那么把自己比作圣贤，希望传承此道，也是应该的。韩公本来就以道自任，后世称许韩公的人也都把道归于他。他约束六经的旨意，振兴八代衰败的文风；排斥佛、老二氏的错误，拯救天下沉溺的人。他进谏宫市，因谏迎佛骨而被贬，又遭贬谪流离、困顿挫折，濒临死亡也不后悔。韩公任镇州时，迎接他的都是披甲之人，替韩公感到危险；韩公用道理开导晓谕，他们都低头听命，不是有道之人，能够这样吗？

译然而先儒诵读韩公的文章，唯独说“孟轲死后没有得到传承”，如果韩公没有自己的见解，那么他所传承的究竟是什么？而韩公的见解又是什么？上天所赋予人的叫作本性，韩公说：“使人成为人的本性有五种，叫作仁、义、礼、智、信，顺着本性去实行叫作道。”韩公又说：“由仁义前往实践叫作道，修养自身以引导百姓叫作教。”韩公还说：“它的法则是礼、乐、刑、政，它所处的关系是君臣、父子；由此扩充开来，那么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常行都没有不是天理，私意、人欲、邪说、诡论都没有容身之处。”这些话确切，旨意明白，难道是凭臆测猜想所能达到的吗？落实在自身，验证于内心，确实不可改变。由韩公的见解来看，圣贤所传承的，难道不就是这些吗？荀子、扬雄离孟子并不远，然而纯正与瑕疵不同，是因为他们的见解不同。韩公称许孟子的纯正，斥责荀子、扬雄的瑕疵，那么韩公的见解大概是从孟子那里有所获得，又用来比况自己。韩公的著述，一再强调仁义，所见明白就是这样。居于仁、由义而行，圣贤的事业并不难以进取，何况只是言论和气节的一两个方面呢？所以只讨论韩公的事迹，不足以了解他的深厚；考察他的见解，就能知道他以道自任的原因。韩公曾任袁州太守，袁州原有他的祠庙，后来迁移，寻访后又恢复旧址。年久之后祠庙倾圮，太守、著作郎郑侯自诚开始重修，宗正少卿滕侯强恕接着完成，于是嘱托我黄干记述这件事。世人称颂韩公，既不足以了解他的深厚；更有甚者把韩公只看作文学家，又把文学当作道，使圣贤之道不能彰明。韩公从旁搜求、远方绍述，辛苦而仅仅得到的道理，生前不能究竟施行，死后又没有办法向后人表明。如果不是先儒发明其中的蕴意，韩公的志向从哪里得到伸张呢？祠庙工程始于嘉定戊寅年十月，完成于己卯年三月。主持工程的是司户高炎。三月望日记。宝唐堤记　何异 宝唐，是崇仁水源头的发源地。乐侍郎的《寰宇记》有记载。近世翰林洪迈作《短歌》也说：“他年跟随您乘一叶小舟航行到宝唐。”旧时隶属崇仁，如今是乐安、永丰的分界。我曾托亲近的人追寻源头并询问情况。那里有一座高山直入云际，山势回环，险峻高耸。其中良田广阔，佛寺选择占据胜地，也有数十户居民，耕种开凿、繁衍聚居，自成一条山川。引水出山，便见层层山崖、陡峭峡谷，急流奔涌而下。峡中有一块巨石横卧，激起的浪头像山一样，急雷飞雪般令人惊骇视听。这地方名叫炮石滩。怒涛之势不可阻遏，倾泻入碧潭，这地方名叫石库。旁边又有一块石头与它相合，到达宝唐凹处便汇聚在那里。溪流开始深广奔放，放眼望去超过宝唐，过了源头之后溪水才安稳流淌。从此曲折向东，总共一百二十余里，汇合远近支流五条：一条叫西宁，一条叫芙蓉，一条叫巴源，一条叫杯山，一条叫罗山。一座山的水，支流分派再三，能够看见的数不清。它们共同舒缓地流入境内，在崇山环抱的县城中回旋，溪水才变得平缓而宽阔。时而像疲倦，时而像休息；时而像欢喜，时而像起舞，仿佛留恋自己的所在。向西看不见它从哪里来，向东看不见它流向哪里，水天相接一片碧色，清澄深湛，千古如此。阴阳家说它水势浩荡而悠缓，流行时仿佛想停留，还会回头顾盼，我确实相信，而且有事实可以验证。下游流到严陀，与巴水同流汇合；一百二十余里后，又经过密集如竹节的险滩，和上游水流相合。这样看来，县城正处在宝唐水脉的中央。此前县城两岸相对，架舟为桥，桥身随水势高低变化，通达南岸，从月湖直到水尾，横筑堤岸数百丈。人家棋盘般分布，两岸相互映衬如画。恰逢庆元庚申年，洪水涨得和屋檐一样高。稍向东的一带，前面濒临溪流，后面又环绕池沼；其他水流冲出，两面夹击，尺瓦寸椽几乎没有保存下来的。堤岸大半摧毁，地面浸水也变得泥泞低湿。天色稍暗便疑有鬼魅，夜里没有人敢行走。县政部门估量这不是最紧要的事，大家都说没有办法。县令会稽人潘君刚到任，一看见便长叹说：“这里好像一位相貌秀美端整的丈夫，却满脸疮疤，实在可惜。”布置政务稍稍安定后，他从节省和损耗中筹算费用，就近从别的山取材，一铢一寸地积累，时时刻刻不忘。将近半年后工程开工，又过一年才形成规模。工程完备时正好久未下雨，水位下降，堤岸露出，于是挖到基底筑堤。地基既坚固，又把四尺长的石头横竖分层砌在上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石〕 如今堤高已经有五七尺了。百姓起初惊叹，后来也有许多人用车运石、肩背泥土，暗中出力修筑。帮助堤岸分出高低的，是旧日的道路。翟氏过去曾建有桥，如今铺砌道路；高处原来百姓依从官府租住民居，现在全部收回归官，开辟为通衢，车可以并排行驶，马可以并驰，榉树和柳树郁郁葱葱地排列成行。我恰好从都城归来，见到听到这些便心生喜悦，所到之处都在街道上出力铺砌。桥头伸出堤岸，向南稍行，又把周马帅虎所作的三个字横匾挂在亭子的屋檐上。亭后是小驿舍，南窗映照水面，卷起帘子便能闻到晚间花香，来往的人可以在此休息，也算为景物增添了一点助益。心意出于常人意料之外，明智的人可以由此推知为政不苟且。张乖崖镇守金陵时，询问过往客人哪位官员治理得好，得到的回答是张晞在萍乡的政绩，并没有别的事，只是因为进入其境，便见桥岸修整，田地开垦，田野没有懒惰的农民，集市没有喧闹争斗，夜深时更鼓声清晰，以这些来验证其大处，必定可以看出政绩。于是便向朝廷推荐他，张晞后来也通达显贵。如今潘君的治理方法亲近百姓，亲自到各家询问疾病，留心学校，士人知道归向；亲自督促修治陂堰，每年都有丰收；至于公堂没有积压的诉讼，监狱没有滥押的囚徒，也都清楚地为人们所见所闻。这次修堤工程，只是潘君在长叹末尾所显露出来的一点政绩，至于他平日聚谈议论、谋划政事，自有公论在。将来大概会有乖崖公那样的人来访问过客了。这座堤岸，几乎可以说连接县衙、环抱学宫，清秀纯美之气郁积其中，适合士人，也适合百姓。潘君常说，其中较大的愿望，是这里应当出现杰出奇异的人才，以圣贤为师友，建立德行、树立功业，使世道走上安康平坦之路，成为国家的栋梁，应验黄州的谶语。其次，希望有人以文章为天下祥瑞，光辉传到远方，人才接连不断而无穷；再次，希望秋赋春选中每科录取人数增加，等待堰水汇合所预示的吉兆。最下等的愿望，则是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贫富彼此资助，礼让兴起并得到实行，诉讼和刑狱消除平息。我说，这四项本来都是愿望；但潘君所说的“最下等”，正是世俗所说的上等境界。假如能够使乡里安宁，一年的收成曾经丰登，便可以减少鞭打刑罚，扩大恩惠仁爱，安定教育培养，潘君也就可以少操劳、无烦忧，安卧在琴堂之上了。谨以酒祭奠溪神，请把这些作为修筑堤岸的报答。建昌县学记　王容

译凡是天子任命的官吏，接近百姓的没有谁比县令更近。县令统辖百里之地，彰明教化、施行刑罚，然后才能称作治理。国家以文教治国，下诏各县都建立学校，春秋两季依礼举行释奠，选择其中优秀的百姓，用公田供养他们；又防备其中尤其优秀的人，让他们担任职事来率领众人。这些教化百姓的工具，在法令中规定得十分清楚。然而如今的县令，往往困窘于财用不足，又受制于狱讼多变。对上受州府督责的限制，对下又被奸民的煽动扰乱所阻挠，所以一概用刑罚办事，只求暂时免除眼前的急难。至于养士的学校，是用来学习礼乐、振兴风俗教化的，如果不是困于钱粮缺乏而不敢办，就是苦于文书事务繁重而无暇办。因此即使是万户之邑、人才众多的乡里，也任凭学校废坏而不修葺，因循简陋而不改造，大多如此。县令地位虽低，却掌管社稷和百姓，如果忽视教化，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官的道理吗？庐山脚下有一个县叫建昌，起初在隆道观旁建立学校，后来遭受绍兴年间的兵火。有人取晋代方士所设置的七口井中的一口，认为这里正对北斗第四星，适宜科举人才，于是把学校迁到县治旁边。学校规模既然狭小，年月又久，终于倾斜、腐朽、破败。不只是县人以此为忧，县令也以此为忧，已经很久了。鄱阳许君任县令时，办理政务后，向先圣先师祭奠，感叹说：“学校是教化的场所，却被黄老之学的荒唐说法迷惑，混杂在市井的喧嚣中，又毁坏于瓦木腐朽残缺，实在不是供众多士人藏身修业、游息休养的地方。”又考察老人们流传的事迹，发现二李、三洪这些人物，曾受到苏轼、黄庭坚的称颂，大概都是本县的秀异人才。难道因为如今难以得到这样的人才，就废弃培养人才、振兴风气的方法吗？于是他在县治西面测量土地，找到废仓的旧址，铲除草木察看地势，看见后山绵延广阔；向左右眺望，看见重重山冈蜿蜒，两条水流从两侧夹护，形状像衣带；西山云居环绕四周，形势像鸟翼。与父老谋议，拿龟卜筮问验证，大家都认为适宜。士人听到这个计划，愿意贡献谋略；农民听到这个计划，愿意贡献力量；工匠听到这个计划，愿意竭尽技艺；商人听到这个计划，愿意输送物资。于是核算公家的费用并加以节省，向乡里的士人筹集，再加以补充。总共用钱三百万，其中一半由县里出；米五百斛，则由县里全部供给。木材就在兆山砍伐，瓦砖就在其他县购买，劳役从闲散民众中雇用，工匠则招募愿意前来的人。收支登记簿全都由士人掌管。大成殿迁用旧材加以修葺，讲堂和大门则购买百姓废弃的房屋来建造。总共建成房屋三百多楹，学习的斋舍、休息宴饮的厅堂、左右两侧的廊庑、厨房和浴室等设施，无不齐备。从孔子直到列入从祀的诸儒，无不有画像；从六经直到诸子百家的杂说，无不收集在画像旁边。有道路便环绕起来筑墙，门前有田便疏浚成池。架设桥梁、修筑亭子，仿照学校的棂星门；堆土成山丘，以壮大前面的山冈。高明宏大的景观，不移动几案坐席便都具备了。田租每年原有一百五十斛，如今增辟田地，每年增加三分之二；屋租每月原有六百钱，如今增建房屋，每天计算，收益增加一倍。教育供养的费用，不动用国库也足够。工程始于庆元二年秋季，完成于三年夏六月。砍削、筑板、夯土等工程，没有拖过一年便办成了。许君由此知道什么是首要事务。我看见他使县令事务不烦琐而治理有方，不施刑罚而百姓服从。百姓学习诗书而不以争讼为能，士人的品行才艺足以使一乡尊重，才能可以做卿相、治理天下，这些都是建学校的成效。县令赐给学校的名称和字样，以及晋代任职有功劳的孔彰、熊望之、黄景文、张嗣古、董元杰、郑镌、刘俞，都不能不记载。程刚愍公祠记　李伯玉 圣上端平初年，表彰善行、憎恶恶行，发掘隐微、阐明幽隐。因为刚愍程公为节义而死，靖康年间的忠贞义烈十分显著，特意授予他的曾孙东明官职。那年郡守林君果命郡博士徐君尧章在学宫设置程公祠，并由他的四世孙主持祭祀，至今大约十五年了。东明对我说：“何不为祠堂作记？”我听到后想到：“死生的变化，也是大事啊。

译有志之士和仁人，宁可舍弃生命而取得正义，牺牲自身来成全仁德，是因为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有超过生命的东西，所珍爱的有大于自身的价值。靖康之难，天地仿佛被撕裂，日月也被遮蔽侵蚀，忠臣义士献出身躯、效死疆场的，前后相接。因此，种师中、杨可胜、王彦、刘躯、李涓、蒋兴祖、高师旦死于战场；张确、赵伯臻、张彦遹、韩总、单孝忠、贾亶、霍安国、林渊、张彭年、赵士谔、张湛、于潜、沈敦、张行中、郝仲连父子死于守城；王禀、李邈、张克戬、郭浒、朱克恭死于义举；姚友仲、何庆彦、刘延庆、光国、陈福死于战乱；张忠文、叔夜因为不食敌国粮食而死；刘忠显、韐因为不在北方朝廷做官而死；李熙靖、孙逢因为不听从敌人的命令而死；蒋宣、李福因为谋划救出君主和父亲而死；以至于黄经一名内臣、徐揆一名太学生、窦鉴一名从事使臣，有的因为遥望宫阙而不肯离去赴死，有的因为上书斥责敌人而死，有的因为不忍在敌营中同敌人交锋而死。其中尤其著名显明的，是忠愍李节使、王履宣赞、吴革以及梅、程、安、陈四位公的事迹。龙溪汪公为程公作墓志，说程公与梅公谋划聚集军队袭击金营，迎回徽宗、钦宗二圣；范琼把他们的谋划泄露给金人，金人假称所给金帛不足数，盘问在长安任职的官员，程公冒死直前，于是遭遇灾祸。从当时看来，程公等人身体成为刀斧下的血肉，而时雍、秉哲一类人却接连获得高官厚禄；一死一生，荣辱枯荣判然不同，似乎确实是他们得计了。可是没有过多久，善恶便昭然分明，诛罚和奖赏也大为明确；那些苟且偷生、贪图虚荣的人，哪里只是朝生暮死的菌草和花朵，后来还在史书中遗臭万年，与羿、浞一样。像程公这样的精忠大节，却昭示于天地宇宙之间；即使相隔后世一百多年，天子仍哀悯他的忠诚，乡人仍仰慕他的义行，为他的遗体举行祭告，在社中祭祀他；经过祠墓下面的人，徘徊叹息，凛然觉得他仿佛还活着。是非之心人人都有，爱善恶恶之心藏在神明之府，如同明镜不可扰乱，美丑的权衡也不能欺骗、轻重不能颠倒。那些乱臣贼子，难道唯独没有这种心吗？只是爱憎彼此攻伐，真情和虚伪互相迷惑，前面有权势利益的诱惑，后面有患难的逼迫，于是陷溺其中而丧失本心。等到年月流逝，真情和虚伪都归于寂静，那明白灵动的本心，大概是不可磨灭的。由此可以看出，秉持常性、喜爱美德的真实本心，不因出生而存在，也不随死亡而消亡。况且阴阳二气、五行运行，哪里有终结呢？人凭微小的身躯寄托在天地之间，百年如露水闪电，生死如醉梦。像盆中的小虫、蚊蚋一样，兴起和覆倒能有多少限度呢？”}], 贪婪的人为利益而死，刚烈之士为名声而死，喜欢夸耀的人为权势而死，普通百姓则依靠生计而活；究竟应当选择什么呢？屈原说：“宁可说正直的话而不加隐讳，以至危及自身吗？还是要顺从世俗，追求富贵，苟且偷生呢？”后世来拜谒公祠的人，想必都会在内心受到警醒，感动得不能自已。东，请允许我把这些话刻在牲石上，告知后来的人。《赣县县丞防记》　曾丰 赣县建置很早。本朝长久太平，自绍兴年间到现在五十年间，兵乱发生过一两次，所有官署都被焚毁，县治也将恢复旧制。县丞的官署就是这样。最后在赣县城南修葺，那里山势秀美绝伦，名为崆峒山，县治和县丞、县簿的官署都朝向它。县丞居于正面，所有官署都能以山为对景，实在难得。何况正面又秀丽，这是好事者所羡慕的。因此修葺之后，常常被台府的两位幕僚轮流借去占用，县丞无力挽回抗拒，只好暂时租赁市中的房屋居住。至于这座官署是否修葺过，从来没有过问，哪里还有闲暇推究它原来的朝向呢？看过了多少任县丞来去，经历了多少年月啊？胡镐以下，接连三任县丞改任离去，喜好传播这些事的人或许说，崆峒山适合县丞居住。县丞把它弃置不顾，似乎是不知感恩。崆峒山于是由孙逢辰出力修缮。淳熙丁酉年，官署才建成。又接连两任县丞改任离去，喜好传播这些事的人都说，崆峒山确实适合县丞居住了。县丞不过是汉代秩禄四百石的官职罢了，不足以使人看重，所以爱惜名声的士人往往不屑担任。有的人担任县丞后，上官轻视他的官衔，常常更换其人，因此很少有人能因此得到升迁。偶尔有得到升迁的，又转而把功劳归于崆峒山。唉！士人是为世道而出仕的，关键只在于他所树立的事业怎样。所树立的事业能否进用，不是应当计较的；县丞这个职位，难道还有受不受重视的问题吗？山难道有适合或不适合之分吗？庚子年腊月，我来察看县丞的事务，按照政令首先询问常平钱谷，说：“这归州府管辖，县丞不参与。”其次询问陂池，说：“这是赣泉田，不必把陂池作为盐茶事务来办。”大体上，这些事务由郡丞处理，税收和青苗钱一并归入簿册。至于审理狱讼，政令又让县丞自行负责，县丞袖手旁观也可以。每当坐在曹署中，召来属吏，索取日常公文，办完事务后，便倚坐在绳床上，对着崆峒山吟咏五言、七言诗，以消磨闲暇。佳客到来，就留下来同他商议事情；饥饿时一同吃饭，不嫌粗粝的干粮；口渴时一同饮水，也不挑剔污浊的饮料。主人疲倦了便躺下，不管客人是否还在；客人高兴了便喧闹，也不管主人是否在场。癸卯年腊月，属吏来告知任期届满，我竟没有察觉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叹息之时，属吏又追述过去那些还来得及见到的县丞，告诉我说：“如今算来已经五十二年，共经历了十七任县丞。”假如从绍兴年间上溯到赣县最初建县的时候，又不知经历了多少任默默无闻的县丞。想到这里，我更加长叹不已。后来接任县丞的人，即使延续到百年、千年之后，上溯到今天，也不会觉得时间太久。我虽然自我磨砺、筹划事业，却不知道最终能否有所建树。如果不给后人留下可以考察的事迹，怎么知道自己不会像从绍兴年间上溯到赣县初建时的那些县丞一样呢？想到这里，又要连叹三声而不能停止了。于是我列出从属吏那里得到的县丞姓名，刻在左边，希望后来的人继续补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千年〕

译《盘古山记》南方的山，以衡山为宗主。由衡山向南延伸，稍稍向东便是大庾岭；由大庾岭向北延伸，又稍稍向东便是盘古山。这里是闽、粤两地的交界，所以吴国时设置上防，如今隶属于赣州。我担任赣县县丞，原本已经错过了登临盘古山的打算。所幸早有缘分可以前往游赏，但所谓盘古山，长久以来一直没有机会遇到。每逢遇到胜景便感叹不已，心中因此格外热切。淳熙九年秋天，县中事务稍稍清闲，县丞官署久不下雨，于是我对县丞徐君说：“盘古山是祈雨的地方。”我们一同沿着防堤向东逆行而去，共走了一百里。沿途山岭都光秃秃的，只有盘古山像鬅鬙一样，远望青翠葱郁而突兀高耸。开始踏着山脊向上走，山势曲折延伸，不知不觉已高达数百仞。走近一看，松树和藤萝直上云天，上面像张开的车盖，下面则盘曲如虬龙。山的东西两面都是陡立的崖壁，曾试着投下一块石头，过了一顿茶的时间才落到崖底。有时倚立在那里俯视或仰望，眼睛因惊险而像要飞出，双脚却害怕即将坠落。我们徘徊游览，不忍舍弃而离去；已经离开后，仍然每走几步便回头一次。盘古山使我如此感叹赞赏。山上有浮屠宫，由僧人法义主持。虽然仍然悬挂着旧有的匾额，但询问寺门名称，却没有得到清楚的回答。根据《南康记》说：“原本叫盘固，‘固’字误写成了‘古’。”我则认为：“盘古，是混沌之时神人所创造、使天地建立起来的人。天地建立以后，他自己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而把一切归于大空。这座山如今就以此命名。”我私下认为，后人思念盘古的功劳，因而用他的名字来标志此山。《槠溪桥记》　章铸 槠溪上有一座桥，是宋绍兴年间郡守林秘书公所建，前人的记文已经记载得很详尽了。但考察图志，槠字应从木旁；当地老人相传，溪岸多有槠树，所以取此为名。也有人说，这是众多水流汇合的地方，因此如今称作槠溪桥。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桥被水冲蚀而破败，过桥的人都感到不便。我有一天出郊，亲眼看到这种情形，惊惧而触动内心。回来后考察它的源流和始末，才知道前人开始创建时，没有不考虑长久维修的。后来把木桥改为石桥，大概还曾购买田地，作为每年维修的费用储备；用意本来是好的，但办理方法却不妥，于是把田租交给广教院住持僧人管理。僧人来去更替，从来不把全部收入用于桥梁维修，反而任意挪作私用，对桥梁的坍塌毁坏置之不理。估计这些田地每年收入二十五石多米，与其让僧徒蚕食这些费用，不如收取盈余来帮助我们施行惠政。于是把田租收归官府，留下五分之一供管理桥道的人使用，暂且拿出自己的俸禄十缗相助，其余则从纲赏库借用。积累每年的收入，不出几年便可以全部偿还。郡府有了这笔田租，就能修复旧桥、振兴废弃的设施，后来接任的人也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于是委托上饶县县丞防君炳主持此事，不到七十天便报告完工。桥基原有一处，曾修过一半的有两处；横向长十三尺，纵向长七十四尺，栏杆和桥柱也全部修整完毕。费用共八千二百九十四缗多。除郡府拨付的款项外，县中富户都争相出资，帮助把工程完成。我担心郡府有修桥田产这件事后来无人知道，所以刻在石上，记述事情的始末。《宁都金精山记》　曾原一 金精山在宁都县西郊十五里，距县治不到一舍。远望镇石绝云，丹红的山崖、翠绿的石壁在烟霭中时隐时现，便知道这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出北门，渡过拱辰桥，转向西行，进入苍山筼筜谷，石▯渐渐显露奇姿：有的昂首而坐，形如伏狮，顶端聚着一块圆石，像悬挂的铃铛，这就是狮子▯。进入青牛峡，清澈的山涧从嵌入的石壁下流出，各种巨石高大峻峭，簇拥在道路两旁；山气清冷肃穆，越往前走越奇异，难以一一命名：有的如攀龙腾跃、骏马昂首，有的如粮囷直立、屏风张开；横断的像玉削成，斜伸的像大鹏飞翔，尖锐的像玉圭排列，展开的像旗帜飘扬；界立的像剑劈锯分，壁立的像铁城环门，杂聚的像蜂巢燕垒；石脂闪耀光芒的，像膏油凝结、液体流淌；高峰穿出云层的，像炊烟郁蒸。千奇万异，令人惊目而心悸。著名的石▯有十二座，狮子▯是其中之一。▯顶圆而修长，下面承托着盘形石基，像荷花从莲蓬盖中长出，这就是莲花▯。两座▯峰并峙，中间裂缝直达山麓，像僧人合掌作礼、诵念梵呗，这就是合掌▯。两块石头中间长出一株孤树，枝叶疏落，像带叶的果盘，这就是仙桃▯。石壁削立，呈粉白色，石纹如墨线拂过石面，这就是披发▯。有的怒踞在道路中央，低头虎视眈眈，这就是伏虎▯。有的林木葱郁，苍翠明亮，这就是翠▯。有的洞穴在前方张开，与灵泉、仙龛相对，这就是望仙▯。有的玲珑石块叠成美玉般的山峦，石丛中珍奇突出，这就是三巘▯。有的万条枝干丛生，根柯形态特别，这就是瑞玉▯。有的高达千仞，陡峭耸立，中间贯通洞天，这就是凌霄▯。有的顶部丰厚、尾部低垂，颜色像浓厚的丹砂，形状像腰鼓，这就是石鼓▯。回▯有洞穴，从半壁中裂开的长缝通入，垂下缠绕的藤蔓；樵夫、牧人中胆大灵巧的，便攀着藤蔓像猿猴一样上去，窥见洞中极其宽敞，宛如厅堂、房屋和门窗，旧传里面有金床玉几，这便称作碧虚洞。有一块石头远望像锯子，近看则团聚直立向上，带有金色纹理，这就是黄竹▯。▯脚下崎岖险峻，道路断绝，只能架梯攀登；两块石头倾斜挤压，中间仅有一线可通，必须匍匐着登上山顶。顶上宽阔平坦，可以容纳千家；两股泉水涌出，十分寒冽，即使大旱也不干涸。后来山中多有避乱结寨居住的人，往往因此得以免难。这十二座▯峰只是随所见而分别指名，终究还没有穷尽此山的奇景。阳灵观坐落在群石之间，是最好的地方。从仙桃阁进入，凿石形成瓮门，打开门穿过曲折的栈道，右边环绕着一块巨岩。抬头看天空像圆规画成的一样，岩石仿佛真人；其中层层殿宇、重重楼阁，屋顶没有陶瓦，雨水也不能侵入。屋顶悬挂着木鹤，能够随着四时转动，指向岩面。飞泉潺潺流淌，早晚都像在下雨；从殿宇沿着山崖曲折下行，石头越来越逼窄，气氛也越来越清肃。灵泉从石缝中迸射流泻出来，然后曲折地流出。泉水味道适宜煮茶，游人不敢带荤食和酒进入。相传曾有犯禁的人，暴雷和大雨便一同降临。总之，这里的气息阴森寒冷，使人皮肤战栗；何况仙灵祈求往往应验，人们自然不敢亵渎。考察《云笈七签》记载：此山是三十五福地之一，汉初女仙张丽英，字金华，曾在这里飞升，并留下记载。传说她是云山脚下名门家的女儿，出生时便有奇异禀赋。十五岁时，偶然在山中拾得两颗桃子，把一颗奉给母亲，桃子化为石头；自己吃下另一颗，顿时忘却饥渴，桃核也化成石头，这就是今天所称的仙桃▯。后来她积累功德修行，终于成仙。起初，长沙王吴芮平定闽越，经过县境时听说仙女的名声，强行送上聘礼。父母想答应婚事，真人对使者说：“我的姓名已经登记在仙界的品阶中，只是暂时混迹尘世，希望不要辱没我。”使者回去报告，吴芮便带兵入山寻找她。真人乘云在空中说道：“我是金星的精气下降而来，奉命治理此山；你应当为百姓建立坛场，祈求福祉。”吴芮这才害怕，向仙人道歉，而真人已经冲天而去了。仙人屡次因祈雨而应验，后来被封为灵泉普应真人。她飞升时写有诗十八章，如今还存有五章。

译《临川县学黄勉斋祠记》　黄义明 圣人的道理存在于人的内心，也散见于日常生活和通常行为之中。儒者一代代加以阐明，用来扶持建立这个世道。距离圣人越来越远，学术分裂，异端的教说兴起。老氏把幽深昏默指作道，佛氏把灵明知觉认作本性。才智高明的人喜欢它的空疏旷达，觉得它简易方便，于是纷纷随从；而我们所说的求学之士，往往体察认识得不精确，立身持守得不坚定，发挥阐明得不恰当，于是使世人也认为圣贤之学是没有用处的器物。唉！如果没有真正有所见解、亲身实践而且随时验证都有效的人，又有谁知道我们的道确实有实际功用呢？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曾经担任临川县令，距今三十多年了，士人和百姓仍然怀念他，乐于谈论他的事迹。他究竟施行了什么，才得到人们这样的爱戴呢？朱子承接孔子、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的正统，求学于他门下的人很多，但只有先生志向坚定、思考刻苦，可以托付我们的道，朱子独独以此称许他。我曾听说先生起初跟随文公学习时，夜里不去就寝，疲倦了便伏在几案上稍稍睡一会儿而已。他知道心是活泼的事物，不能靠放纵懈怠来求得。因此对于丹书中“敬胜怠”的话、《洪范》中“恭作肃”的话，以及《中庸》戒慎恐惧的规范、孟子持守本心的训诫，他都深深地用心体会。他认为学问没有穷尽，不能以轻率、浮浅的态度取得；因此从自身心性情感的德行、人伦日用的常理，到天地盈虚消长的规律、古今兴亡成败的原因，全都仔细考察。收敛精神气象的精明，培育本性的纯粹，保存涵养还担心不够成熟；幽深处探入渊泉，细微处深入毫芒，探索研究还担心不够精密。等到真正长期积累功力，即使贫困、困厄、挫折和扰乱一齐来到面前，他也能动心忍性，几乎毫不受其影响；从面容上看，就能使人意气消沮，不必考察他的行为，也知道他是君子。这难道只是拘拘地把文字言语当作学问吗？所以他治理政事遵守法度，却没有世俗儒吏互相牵制的弊病；通达事态变化，却没有庸俗官吏只图简便的私心。临川戊辰、己巳年间，年成大坏，逐利的人争相把米泄放到下游，先生设法多方加以遏止。在此以前，有女巫出入宫禁，魏坛观的道姑善于结交权贵，借此操纵台府。先生揭破她煽惑欺骗的奸谋，最终没有人能够动摇他。他曾说：“县中百姓还像小鸡，县令就是它们的母鸡；有食物时就呼唤它们来喂养，乌鸦老鹰到来时，就张开翅膀发出声音来保护它们。”他爱护百姓到了这样的程度，难怪刚毅果敢，不向临压而来的权势屈服；又慈悲怜悯，常常顾及那些无处申诉的平民男女。监狱中关押着囚犯，属吏大多根据财货多少来决定轻重，先生却不时亲自前往察看，使人能够自己申诉，没有冤枉滥刑。他亲自走遍田间道路，不畏寒暑；把道理陈说得诚恳周到，使争讼双方惭愧悔过，有的甚至感动哭泣。政事稍有闲暇，他便开导教诲后学，勤勉不倦；与通晓道义、见闻广博的人交往，互相访问、讲论切磋，不只是为了通达下情，也是在为增进德行创造条件。他刚到任处理政事时，鸡鸣时分直到丙夜才休息，人们以为只是暂时如此；三年始终如一日，大家这才叹服。由于仁慈明察而通达，诉讼案件稀少；由于诚信使命令得到信服，催收赋税也能办妥；全县事务，他处理得从容顺畅。台府文书中疑难的诉讼案件，以及有所顾忌而不敢裁决的事情，全都交给他处理；凡是他裁决的，都清楚而合乎人心，声望更加显著。名公纷纷推荐他，甚至有从未见过他的人也来推荐。后来他出守汉阳、安庆，四方都仰望他的风采。可惜虽然大家知道他贤能而有才干，他的实学终究没有完全施展。丰城李君义山诵读先生的言论而心悦诚服，后来来任此县县尹，便以先生为准则而效法，铲除弊害，扶植衰败，政绩焕然一新。重修夫子庙以后，又在西序开辟屋舍，塑先生像而祭祀他。崇尚盛德，是人们共同的本性；何况县民对先生遗留下来的恩爱还在，奉祀他以作为仪范，这是教化的首要事务。县尹因为仰慕先生，长久亲自接受他的教诲，于是让我为此写记。后来在这里求学、在这里成长的人，如果能够自己从先生身上得到教益，这也是县尹恳切深厚的心意。淳祐初元七月十六日记。《象山书院记略》　袁甫 宁宗皇帝更张政教的末年，兴起并尊崇正统学术，尊敬礼遇老臣。感慨追念先朝的大儒，都赐予美好的谥号，用来激励四方。认为象山先生阐发了本心之学，对世间教化有大功，于是改赐谥号为文安，以此表示对其存心涵养功夫的肯定。当时慈湖杨先生和我的先人洁斋先生都在朝中任职，秉持正直之道而不阿附，交相进献正直的言论。宁宗皇帝为之动容，天下学士都想听闻他们的风采，并推究学问源流的所在，于是象山先生的道理更加光明广大。我是承受学问的后辈，准备前往江东修建百间屋舍，建得宏壮而且安稳，远近士人都来聚集。斋名为“志道明德，居仁由义”，精舍名为“储云佩玉”，也都是象山先生心中构思的命名。《端平江阃题名壁记》　刘克庄 江西帅府过去设在洪州。建炎年间皇帝巡行各地，开始任命朱丞相胜非为安抚大使，驻治江州，而洪州仍兼任安抚使。后来朝廷下诏，依从洪州太守高卫的请求，把帅府迁到江州；洪州守臣只兼任江西兵马钤辖。隆兴年间升洪州为府，帅府又迁回洪州，而江州行使太守职事，隶属于洪州。端平三年春，北方军队深入，边境官吏告急。皇上慨然追念中兴旧制，命签枢魏了翁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就在江州开设大幕府。兵部侍郎黄伯固任江西安抚使、知江州，以参赞军事的身份协助。黄公离任后，直宝文阁陈垲来到江州整修江防，搜集军事实力，团结百姓，振奋士气，因此能够在一年之间，使相抗的各城列为大府，把弱小的形势改变为强盛的态势。闲暇时，他命人把石料磨好嵌在墙上，记载帅府迁移的年月和姓名，从黄公开始。又授袁州刺史韩愈为观察使，王仲舒曾记滕王阁的事，于是让人来写这篇文字。我虽然在文辞方面愧不如韩愈，但宝文公的贤能胜过王仲舒，况且帅府的建立和废止比楼阁的兴废更为重要，这里的营缮也比那里的登临游览更为紧急，因此不敢以浅陋推辞。只是浔阳处在天险长江的中央，上接鄂州，下通升州、润州，自古以来凡是在江南建国的人都十分重视这里。晋代曾以庾亮、温峤这样的第一流人物镇守此地。我曾登高远望，只见江山历历在目；他们的宏大志向、远见卓识、遗留下来的忠诚功业，至今还有没有泯灭的。高皇帝迁移帅府的宏大谋略，圣天子整军经武的英明筹划，可以说深远无比。我以属城事务归属帅府统辖，如果有紧急军书传来，尚且应当竭尽本地赋税来供从，依军礼前往拜见，哪里敢吝惜区区文章呢？只是承命记述此事，文辞质朴而内容核实。将来您如果能够率领三军，联合诸镇互为犄角，借助风声鹤唳般的声势，奏报防守冲斗舰的措施，我虽已衰老疲惫，还可以勉强起草檄文呈给尚书，写成凯歌配入乐府。

译《味书阁记》这座阁在丰城山中，因子贱潘公而命名。碑文由广信袁公撰写。徐右司德夫在阁上读书多年，后来离开此地入朝做官，便把自己所读的书讲给天子听，忠愤之情激发出来，几乎使皇上醒悟，最终却因此获罪，被从省闼放逐回到故乡。有人暗自讥笑说：“世上大概有些人只抄袭涉猎书籍的一点皮毛，却能显达而获得际遇；德夫没有什么不读的书，为什么反而如此坎坷流落？难道是书误了德夫吗？”德夫难道能够长久品味这种无味的滋味吗？德夫也笑着说：“难道真是这样吗？书是无穷无尽的，品味有深有浅。试拿古今人物来看，实行笃厚、操守坚定、体味深刻的人，才是真正深得书味的人；先前相信后来背叛，开始契合最终离异的人，便是体味浅薄的人。叔孙通和鲁国两位老儒都学习礼，一人因此封侯，一人终身默默无闻；舒弘都学习《春秋》，一人从平民起身而拜为宰相，一人老去后被排斥在郡国之外。这难道不是因为体味深的人守道而难以迎合，体味浅的人谐合世俗而容易被任用吗？假使他们果真深得书味，即使吃山中的野菜、饮粗米，也能甘之如饴；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像吃土炭、嚼蜡一样，久而久之必然把它吐弃。那么，德夫所品味的，本来就是世人不能品味的；世人所品味的，本来就是德夫所不屑品味的吗？” 有人又笑着说：“阁只有三间屋子，为什么还值得写记呢？”我说：“不是这样。石渠阁、天禄阁，地位固然高，却不能逃脱莽大夫的讥刺；临春阁、结绮阁，装饰固然美，却不能改变狎客的诽谤。德夫的阁虽然很小，但圣人的事业全都包含在其中，古今的变化都汇聚于其中，天下后世的责任也寄托在其中。德夫不停地品味其中的道理，出仕便会成为遗直之臣、著名之臣，退居便会成为高士、完人。这样一座阁，即使与天地一同毁坏，也值得记载，怎么可以不写呢？” 《三先生祠记》　吴子良 圣天子亲临国学，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君子列入从祀，天下都知道应当归向的方向了。然而朱子曾经反复论辨的对象，如南轩张氏、东莱吕氏、象山陆氏，各自都以自己的道理著名。东南士人不敢埋没他们，所以各地的学校大多祭祀他们，唯独豫章没有。子良以提学身份代理府事，想到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优先，于是开始在从祀五君子之后祭祀三位先生。有人说：“朱子与南轩的论旨最为契合，和东莱已经略有不同，和象山则大不相同，为什么要合祀呢？”唉，这种说法正是从道术为什么分裂、心学为什么相悖而来的。《尚书》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这是说，道本来没有党派和偏向。道本来没有党派偏向，心难道可以有党派偏向吗？近世的学子互相树立名目，说“我是朱氏一派”“我是张氏一派”“我是吕氏一派”“我是陆氏一派”，真是狭隘啊！当这些君子在世时，只能看见他们内心相同，难道一定要只看他们言论的不同吗？即使言论有所不同，相同之处本来也不会改变。什么是相同？就是同样扶持纲常，同样辨别义利，同样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同样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罢了。况且道有体有用，浑然存在于天性之中而没有什么不具备的，是道之体；明显呈现在事物之间而没有什么道理不表现出来的，是道之用。学问有知和行两个方面，不只是揣摩推测而称为知，而且一定要落实到行动中，这才是知；不只是茫然昏昧而称为行，而且一定要遵循所知，这才是行。世上固然有广泛考察古今、远远查考文献，但在要领上却迷失、在精微处却隔膜的人。若是真正明白要领、真正洞察精微，那么所谓古今文献便不能废弃。这就是孔子所以删定《诗经》、整理《尚书》、考订礼制、订正音乐并修订《春秋》的原因。这就是朱子、吕氏的道理本来没有小的差异，因为体和用从来没有不同。世上也固然有直指本心、自称见性的，却在修养次第上越级，在实践功夫上疏略的人。若是真正循序渐进、真正精于实践，那么所谓指示本心、体见本性也不能废弃。这就是孔子所说“先觉者为贤人，心的精神达到极致便是圣人”，以及能够知道二、知道十，从而辨别颜回、子贡优劣的道理。这就是朱子、陆氏的学问本来没有大的差异，因为知和行从来没有不同。唉，圣人的道公正广大，不能被一门一派私自占有；圣人的学问深远，不能被几卷书册全部贯通。群圣贤的道理可以汇合成一个人的身心之妙；充实一个人身心的妙处，也可以补足群圣贤留下的不足。哪里有什么真正的异同呢？后来的求学之士，必定应当合会朱、张、吕、陆的学说，向上追溯并归约到周敦颐、张载、二程；再合会周敦颐、张载、二程的学说，向上追溯并归约到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再合会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的学说，向上追溯并归约到孔子。这样，孔子的道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道；孔子的学就是皋陶、伯益、伊尹、仲虺、傅说、箕子、周公、召公的学。百代圣人归于一人，万世归于一时，哪里还会有彼此门户庭院的区别呢？所以今天合祀三位先生，是合宜的，但并不是只为三位先生而设。《韩蕲王赐田碑记》　韩杕 我私下想，臣的先祖臣韩世忠，正逢艰难厄运，却遇上风云际会，起初在西部边疆声名震动，后来威势行于黄河以北；他支撑擎天般的霸府，恢复临安，鏖战使邻敌震慑，谋划决定国家大事，辅佐成就高宗皇帝中兴的大业，真是盛大啊！当时闽、广、湖湘一带剧贼充斥，军队疲敝而没有功效，皇帝日夜忧劳，把这些事情交给先臣处理。不到几个月，贼渠全部平定，三方肃清，捷报上奏。高宗皇帝发布诏札，命内外各军都务必奋发振作；这时先臣已经位列师保，节制兼领两镇，功勋卓异，光耀当代。但乡里虽然显扬武功，家产却在战争中被剪除，家中没有一点产业；当时他正掌握重兵，有人说应当讲求明哲保身之计，于是向朝廷请求，想购买新淦登记在官府名下的田地。皇上听说后，亲自书写御笔，全部作为赏赐给他。先臣上疏抗辩，请求免受赏赐，但恩赐最终没有收回，并且还有同意其请求和加以褒奖的诏书。高宗皇帝深知先臣有保卫国家、忘却私家的志向，既然已经表彰他的忠诚，又赐给他土地，用来劝勉诸将，所以御札上说：“这不只是表示朕的私恩，也是姑且用来表彰有功之人。”其中的意义深远啊！光明回旋的御章、表彰功劳的田产，从祖父传到父亲，又从父亲传到臣下，已经七十三年了。既然是皇帝御笔所到之处，百神本来就应当呵护守卫；但我反复怀着私人的忧虑，万一有所遗漏，便会陷入不恭敬之罪，所以谨慎地把它登载在坚石上，恭敬奉存这份赐田文书，以夸示千载难逢的际遇，并使它流传亿万年。子子孙孙每逢进食，都应当想到这份产业的来源：上可以图报宗庙社稷，下可以彰显先臣的志向。《儒学二贤祠堂记》　危和

译崇仁乡中，去世后可以在社中祭祀的先生有两位。一位是秘阁修撰欧阳公澈，另一位是环溪居士吴公沆。修撰从小慷慨豪迈，崇尚气节，说话从不屈服。靖康初年，他响应诏令，分条陈述弊政五十多件，写成三大卷，驿站的役卒无法抬动，州府便挑选力士背着它上路。正逢金人全面入侵，金人迫使宋朝在城下订立盟约后离去。欧阳公毅然表示要凭言辞讨伐可汗，愿意牺牲自己以安定国家。他担心皇上不相信，于是请求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作为人质，亲自出使金人的穹庐，并带回亲王，但没有得到答复。建炎初年，黄潜善、汪伯彦执掌政权，欧阳公伏在宫阙前上书，竭力斥责他们的过错。汪、黄二人愤怒不已，便以他涉及宫禁之事为由，加给他矫诬之罪，与陈东一起在东市处死。不久，高宗皇帝深深后悔此事，把汪、黄贬到闲散之地，追赠欧阳公承事郎，仍授予其子官职。后来又痛惜不已，引咎责己，甚至说已经八年了，每逢进食都要三次叹息；于是加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并授予他的两位亲属官职，赐田十顷，以资助他的家族。环溪居士年轻时结庵读书，已经有超越世俗的志向，只因母亲在世，想求取俸禄来奉养她。他到有关部门参加考试，并把自己所著的书献给朝廷。他一再未被录用，母亲又去世了，于是便在环溪结庐居住，作为终身归宿。住着蓬门小屋，吃着粗劣食物，却安然自得；一举一动、一言一默，都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全家上下有千人，和睦融洽；乡里之间受其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人很多。他没有什么书不通晓，下至诸子百家、九流之学，也无不贯通。他所著的文章，几乎有数千万字。《易》有《璇玑》，《论语》有《发微》，《礼》有《本志》，图论《老子》有解说，《易》又有《通解》，还有文集和《通言》。《通言》尤其是以教化为主旨的著作。二位先生一个忠义，一个隐逸，立身行事各不相同，但都切合名教，都有关于社会风俗。天下人听说后尚且推崇他们，何况是他们所在的县乡呢？然而修撰只在郡学中有祠，县中还未举行祭祀；环溪虽然在县学中有祠，但位置狭窄，礼制上又受到限制，也不合适。嘉定十六年，丰城范应铃任县政告成，于是重修学宫，在堂西侧开辟四间屋舍，两边建廊庑相翼，中间恭敬安置二公的塑像并祭祀。举行丁祭的第二天，便率领属官和诸生陈设三献之礼。百年来缺失的典礼，一旦重新举行；过去的权宜安排，如今恢复了正确的位置。县中人士瞻望感叹，受到激励而奋发，都请求我写一篇记。范君推辞说不愿亲自撰写，便把这件事交给他的同年临川危和。私下想来，修撰以平民的卑微身份，并未在朝廷任官，却因愤恨时世、嫉恶如仇而死，毫无遗憾；居士学问已经成就，道也保存于身，理应出仕为世所用，却收敛光芒而不显耀，保全了自己的操守。死生是大事，贵贱有差别，却不足以使他们改变。为什么会这样呢？安然活着不如忠烈而死；虽有缺损而显贵，不如没有缺损而卑贱。当他伸颈赴死、老年困厄穷困时，换作别人处在那种境地，确实难以承受。如今回头看，汪、黄二人的罪恶，世人将怎样评价？而修撰却受到国家的宠荣，气节流传万世。同辈中出仕做官的人，难道没有显赫官职吗？但大多名声随着自身死亡而消尽；环溪的学问，却往往和河汾之学一样流传后世。究竟谁得谁失，一定会有能够辨别的人。范君在县中任职特别出色，又把二公表彰出来，以此激励百姓，可以说知道事务的先后缓急。危和对于二公来说，是同乡后学；虽然出生较晚，不能亲自执鞭跟随晏子驾车，但李君诵读诗书，未尝没有以古人为友的志向。如今我竟能凭借不成材的文章，把二公推荐到祠堂之下，难道不是一种荣耀吗？《桂岩书院记》　幸元龙 桂岩书院在高安郡北六十里，是唐代国子祭酒幸南容公的旧居遗址。山脉发源于桂阳池，到了慈云，经过禄原峦坡，盘旋延伸到神童林，山色郁盛而清秀，山体挺拔而丰厚。一座山从右向左延伸，形如笏板，外面环绕着两条溪水；另一座山从左向右延伸，形如衣带，上面有祭酒幸使君的祠堂。两山之间，地势低洼而深，泉水清冽、草木繁茂的地方，就是桂岩。前面对着凤岭，两座山峰呈现碧色；后面背靠慈云，千岩竞相秀丽。白鹤峰耸立在北面，是晋宋时期神仙居住的地方；幕山像虎蹲踞在南面，正是祭酒过去的居所。烟云吞吐，明暗变化，丹青也无法描绘。过去曾选择这座山，开设学馆授业，有个孙子名叫轼，在咸通七年考中三史科，咸通八年任太子校书郎，后来家迁到郡城，书院从此荒芜。我在嘉定辛未年考中春官科，回乡等待授职，居住于山林泉石之间，翻阅图籍，感慨地想恢复旧日景观，于是割除荒草，凿山开路，排列青松，间植冬青。半山上创建一座小亭，名为紫翠；曲折行进，向东到达古松处，枝叶婆娑，清风不时吹来，隐隐约约有如琴声鸣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松树下有一处小坡，世代相传是祭酒幸公曾经拄杖休息的地方，村民直到今天还在春秋两季祭祀他。道路转向西去，青杉夹在路旁，走到旧址，兰蕙散发幽香，竹子和柳树疏朗雅致。于是种下桂树一百株，建成几间草堂，设置四间斋舍，讲堂和住宿都有，厨房饭食也有安排。益国周公亲自大书匾额，题作“桂岩书院”；又得到魏公鹤山所题匾额，题作“桂岩精舍”。我每天和诸位弟弟在其中讲习学业，互相勉励，以振兴祭酒留下的事业，希望“桂岩”这个名称能够永远不朽。考察黄滔《中和二年二贤祠碑》记载：祭酒的祖先是沧州青池人，万岁通天年间担任茂陵县丞，后来因而定居高安洪城里。地理志记载，沧州就是渤海郡，而高安是洪州所属的县，所以柳子厚《送祭酒归使序》称他为“渤海幸君”，林宝《元和姓纂》则记载祭酒是洪州人。

译《梅子真祠堂记》汉朝政治纲纪败坏，王莽窃取国柄，士大夫的精气锐气逐渐消磨柔弱。南昌人梅子真辞去官职回到寿春，向宫门前上书，纵情直率地讥刺时政。王莽继承并专擅政权后，子真舍弃家室，潇洒地游走在吴、楚之间；他的高尚风操和清正节义，可以说凌驾于流俗之上。他所到之处行踪时隐时现，人们相互敬仰爱慕，认为他像神仙离去后仍令人思念，于是争相建立祠宇，宅仙观就是其中之一。宅仙观在新昌县境内；新昌县在汉代属于建成邑，隶属南昌郡，距建成县治四十里，有一处地方叫梅墩，是子真曾经休息的地方。中间隔着一条水，名叫尉山，子真曾经在这里种植。梅墩有梅仙祠，山上有宅仙观，都是子真曾经栖息的地方。高安、新昌交界处有一条小溪，溪上有桥叫迎仙桥；向西走六七百步，有一处地方叫尉田，是子真曾经耕作的田地。田地距宅仙观约半里。宅仙观原来是子真的祠堂，唐人崇尚老氏之学，道士迎合时势、追逐利益，便改作老子宫，子真的祠堂也随之湮没。历经宋代开禧年间，几百年间一直没有人寻访他的遗迹。开禧三年七月十六日，乡人陈钧在秋风中步行，感伤今日、追思古人，遥遥怀想阴盛阳衰、金铁横飞的时代，唯独子真的风节不为天下所知。他仰望高山，景行仰止，徘徊着不忍离去，于是率领乡人塑造子真的遗像，供奉在堂上。评论时世，追慕古人，用来挽救衰败的风气，于是向我索取记文。子真真是善于立身的人：人人都因恐惧而不敢说话，唯独他胸怀正直的言论，独自显露出来；别人被利禄迷惑而不能自拔，他却高飞远举，不受污染。他活着时也曾困苦憔悴，但声名和遗风却与天地一样没有穷尽。拿阿谀奉承来取悦他人、像牲畜一样受人豢养的人，与草木一同腐朽，究竟谁得谁失呢？正当今天这样的时代，陈君竟能把心意寄托在子真的祠堂上，实在是很难得的事。《双溪屺瞻堂记》虎山北麓有一座高丘，幸元龙把母亲葬在那里，并在墓旁建堂。四时登堂瞻望，触景便伤怀：春雨滋润大地、南风温暖草木时，便想到《蓼莪》中所写抚养之恩的哀痛；寒风凄凄、草木黄落时，便生出霜露凄怆的感触。追想从前母亲还在时的欢乐，眼泪流成了血；想要再穿上荆兰之衣，来承受奉养母亲、供给菽水的欢乐，却再也不可能了。抬头抽泣叹息，想念母亲却见不到她，只看见她的坟墓罢了。母亲的恩德深厚无极，丧服和丧期虽有制度，制度终有尽头，而悲哀却没有穷尽。双林山绵延不绝，双溪水涓涓流淌，这大概就是用来寄托我们诸位孤儿千古遗恨的吧。《净慈寺屯田刘公凝之祠堂记》屯田员外郎刘凝之，是高安枨堂人。他考中进士，出仕任颍上县令，因为触犯上官而归隐庐山，在落星湾耕田，养牛作为坐骑，四十年间像铁石一样甘于贫困，号西涧先生。他曾与嘉禾陈舜俞从南康返回筠州，寄宿在本乡的净慈寺，并把诗题写在墙壁上。岁月渐久，诗文磨灭，高尚的风操和遗留下来的声韵只能徒然寄托在空壁上。闲花野草之间，过路的人都为之惆怅。成都范择能在嘉定戊辰年到任高安，巡视寻访遗迹。庚午年仲春，他用官府公帑的余款，委托僧人祖秀在东廊明亮高敞的屋舍中立起刘公塑像，使后人能够瞻仰他的冰清玉刚，用来激励懦弱、约束贪婪。唉！如今治理县邑，知道如何表彰贤人、激励风俗的人很少。有这样一位先生，难道不高尚吗？刘公的祖父是太史刘祖禹，字淳甫，是元祐年间的名贤。他治理政事懂得先后次序，大概自有家传的法度。屯田名涣，他的儿子名恕，字道原，神宗时与太史一起被召命，同修《资治通鉴》，官至秘书丞，后来去世。太史为他写了墓志。距今已有一百三十三年，而刘公又来兴建屯田的祠堂，百姓对他的恩德难道不会更加深厚吗？祖秀捐出工程费用，请我为此作记。于是记下年月，使人把它刻在石上。《筠州高胡坛记》秦朝纲纪崩解，楚地陈涉在蕲县起兵，各郡多杀郡守县令，响应陈涉。刘季在丰沛起兵，项梁在会稽起兵，豪杰纷纷行动，如云响应、聚合。豫章人陈夫乞聚集部众，在蜀水以北筑坛于绝巘之上，祭祀黄帝和蚩尤，在山南扎营。楚怀王派沛公仗义进军入关，陈夫乞率领聚集的部众前往会合，从扛里攻下咸阳，建立汉国。后来他以都尉身份攻打项羽部将，平定燕地。高帝六年，论功行赏、剖符封爵，封陈夫乞为高胡侯，食邑一千户。孝文帝四年去世，谥号忠侯。他的儿子陈程承袭爵位，去世后没有后嗣，封国被撤除。乡里就在他当初筑坛祭祀黄帝、蚩尤的地方，建立高胡侯庙来祭祀他。水旱灾害和疾病瘟疫时祈祷，都像回声应答一样灵验。现有汉永平二年的断碑，字迹依稀还可以辨认。历经汉代直到宋代，约一千五百多年，祭祀供奉从未中断。若不是功德施及百姓，怎么能够如此呢？《白云山超果寺记》高安郡治北面，抵达新吴县界，有一座白云山，高耸直入云霄。山脚有一座寺院，名叫超果寺，水色山石的胜景环绕汇聚。东面一条溪水从富坪流来，汇成珊瑚泉；西面一条溪水从章山流来，形成冰花谷。两条溪流在龙爪泉上方合流。寺院背靠两溪之间，始建于唐代，开山僧是惠海。英宗皇帝改赐今额。寺院因绍兴年间的兵火而荒废，山神不得安宁，年年多有歉收，共计六十七年。开禧丙寅年，天灾流行，遍请各祠神灵也没有效果。先府君率乡民到那里祈祷，山谷中突然刮起大风，甘霖随即应时而降。当天夜里，他梦见一位眉毛浓密、面颊丰满的僧人来拜访，询问其来历，僧人慢慢说道：“我是超果寺的开山野人。寺院荒废很久了，正等待您来兴复。”先府君惊醒。一两年间，他又两次梦见此事，于是答应了。第二天夜里，他梦见一名穿青袍、戴乌帽的人在庭下拜见，说：“我是白云山之神，因为您是长者，特来拜见。”先府君醒悟后，便有意兴复寺院，但力量尚未及此。嘉定戊辰年冬天病重，留下遗命给几个儿子。庚午年孟春去世后，先府君的丧事刚办完，他的儿子们便和几位叔伯遵照遗命，召集工匠、筹度材料，彻底更新法堂，并在两侧建起回廊。佛殿中高高安置两尊佛像，旁边雕饰华美以塑其形貌，外面用门墙加以表护；井、粮仓、厨房、浴室等也依次建成。工程到冬季十一月完毕。第二年季春初一，奉郡县官府檄令，来到百丈监的寺院，召请僧人宗寿开山并任住持。拿出寺院旁肥沃田地一百亩，命寺僧每年把田产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祝圣香火供奉，其余用来供奉先君祠。宗寿，字福之，是长乐人，受业于高安延庆寺；进入超果寺后，振兴并严整惠海创建的规制，木鱼、钟、鼓、磬的声音响彻山谷。仲秋开始修建后堂，两侧建东西二阁，又栽种杉树松树，山川景观为之一新。寺院的兴建还没有结束，姑且先记下它的开端，以留传后世。

译《高安冲道黄真人新殿记》能够弃绝尘世纷扰而喜爱清静淡泊，舍弃功名利禄而隐遁山林，自汉代梅子真以下，这样的人很少。像高安的黄君紫庭，大概可以算其中之一吧？黄君是晋代人，父亲名辅，字万石，举孝廉出身，官至御史大夫。惠帝、怀帝以来，王政失去纲纪，君子察觉时势，飘然远遁。紫庭曾任尚书，平素喜好佛教，归隐西山，跟随许旌阳游历。他的故宅在高安郡治东十五里，唐代改为祈仙观。真宗皇帝改赐“大中祥符”匾额。靖康以前，宫殿、廊庑金碧辉煌，与逍遥福地争奇。后来遭受兵火，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只剩三清殿供奉紫庭的香火。到了羽士闵持盈主持观中事务时，刚在旧址建造新殿，共用钱一百五十万。工程始于庆元丁巳年，第二年完工，把紫庭的塑像迁来安置。最初的殿宇供奉三清，这是遵循古迹旧制。我看紫庭同时代那些夸耀鼎钟华贵、炫耀貂蝉冠饰荣显的人，不知有多少？然而百世以后，能使人一致敬畏、共同推重的，为什么偏偏是紫庭呢？因为紫庭的道德气节超出世俗，只尊重道德情谊，不尊重权势财利罢了。士大夫沉溺于权势利禄，终身迷失而不能回头，听到紫庭这样的遗风，难道能不惭愧吗？紫庭名叫仁。政和二年，朝廷追封他为冲道真人，因此记述其大概。至于举家成仙而去、远方做官晚年归来、化龙杖和炼丹井等事，殷崇义的碑刻还在，我所以略去不记。《平政桥记》　滕强恕 袁州背山临水，一条水流清澈，向东北流入大江。城背两岸山崖，东面水势湍急奔流，冲激飞射，无法架桥让船通行。宜庆元六年，郡守李侯訦开始将它彻底修整一新。距今二十年，桥梁磨损破败、坍塌残缺，已经无法站立行走，背着东西走在上面的人，惊恐得仿佛将要落水。于是我收集公库的盈余，得到二百多斛米，换成八十万有余缗钱；又拨出修治粮仓所剩的物资，来补助费用，命户掾高君炎负责此事。从山中取材，雇佣工匠，经过一个月便完工。规制比旧桥宏大，桥翼然舒展，光彩照人，像车轮和马足一样坚固。行人往来安适，踏月戴星，桥面平坦如大道，百姓都感到便利。桥原名永济，改为现在的名称，是从我开始的。子产凭小小的郑国，处在四大国冲要之地，推荐贤能、进用百姓，抚慰劳作十分尽力，用车帮助人们渡河，本来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孟子却非难他。国家即使弱小，怎么可以没有政事呢？政事有根本，应当推行真诚之心，彰明公道，实行实际的政令；如果这些都不施及百姓，也就只是这样罢了。后世不懂得这个道理，施行小恩惠便解衣推食、买好取恩，如田单一般；施展小聪明便揭发隐伏、树立威势，如赵广汉一般；都孜孜不倦地用喜悦和恐惧来驱使人，务求自我炫耀。这些都是子产不肯做的，难道可以同他们谈论政事吗？我凭着迂拙的性情来治理这个地方，每天和本地人共同享受这种安静的教化。如果说我是违背正道以求声誉、树立威势以取名声，那并不是我的志向。因此借一座桥建成之事，告诉本地百姓。高君廉正自持，约束下属，能够使粮仓有余粮来补助公费；又出力筹划，使这项工程得以办成，这些都值得记载。《重修抚州城记》　家坤翁 抚州郡在东汉时是县，称临汝；六朝直到隋唐是郡，称临川。郡治位于临汝中部，相传赤冈就是旧址。《郡乘》说：唐宝应初年，刺史王圜把州治迁到西边，具体地点已无从查考。考察王全讽的梓刻和两块碑，当时的州城其实沿用了王圜的旧城，并没有迁移；只是子城旧在西边低下之地，确实迁过。大概州城在宝应初年就已经止于此处，距今五百四十年。子城从中和年间算起，距今也有四百二十年。过去既说迁移，如今却仍在西边，是因为方向没有改变，只是离开低地而迁到高处、趋向平正之地罢了。根据山川形势和地气，州城左右控制、牵引临汝水，前后则承接其源头，镇守其汇流处。赤冈西面逼近临水，地气低下鄙陋。如今城居高明之处，得到了有利地势。不过东面濒临汝水，所以子城和州宅位于西边，希望大致处在临汝中部，阻隔两条河流而建州城，承接中部地气而建治所，仍取法于卜居涧水、瀍水之间的意义。自全讽兴建城池以后五十多年，南唐周弘祚曾在晋天福年间修治疏浚；前后不断有人撰述，实际上是因为战乱匆忙而造成这些变化。自圣人兴起、天下成为一家以后，抚州地处内地，城防建筑废弛荒疏了二百年。建兴年间正值多难，王君仲山曾因城池简陋而加以修补。又过九十年，到绍定年间，猺人不服管束，黄君炳开始竭尽力量创建修治城池，修筑外郭，疏浚护城池，使城池更加宏大、宽深、广阔，几乎是中和以来前所未有的。此后又过三十多年，城池再次废弃而无人治理，坍塌荒毁，诸门倾斜损坏。抚今思昔，想到城池的兴废，令人感慨。自唐代至今五百年间，守土官员不知有多少，能够兴废修治的不过四人。大抵外敌和国内忧患到来，城池便兴建；长期安逸享乐，城池便废坏；俯仰之间始终如此，彼此虽未谋划却同样行动。《易经》泰卦九三与上六爻相应，正是城池复归于护城壕的象征；虽然“城复于隍”显现在上六、道路穷尽之后，但“无平不陂”的征兆，实际上从九三道路通达之时就已经埋下了。确实，废兴、成毁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有国家的人，应在城壕尚未毁坏以前先行防备，预先防止平地变为陂陀，那么城池就可以不毁坏，太平也可以长久保持。磨损的东西，人看不出它在减少；积累的东西，人也看不出它在增加。此城长期衰败，正逢残破之时，没有充足力量来召集、安排工匠，于是采取逐渐修通的办法，按照逐步推进的原则，估量财力和工程量，在能力所及范围内修治；城墙凹陷残缺的地方有四处，便用畚土夯筑，再砌石加固。城门倾斜损坏的有十二处，就修缮并扶正其倾颓部分。一天接着一天，一年接着一年，由寸尺累积到寻丈，希望积少成多、逐渐培高，等到城池重新兴盛。只是考虑到人情有始有终，勤劳和懒惰不可能始终如一；官府更替，官员去留也不能固定。因此把这些写下来，让后人知晓。并不只是为了记载此事、求得自我炫耀，而是要使我们的城池坚固高大、长久存在。《三陆先生祠堂记略》　包恢

译以正统学问闻名天下的，有三位先生。他们集中出于同一家族，像临川陆氏兄弟这样，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吧？梭山宽厚和顺，复斋凝重深沉，深沉而周密谨慎；象山光明俊伟。他们的资质本来都接近圣道。梭山笃信圣人经典，言语行为和家法都具有典范。虽然遵从前代儒者的教训，但遇到理义上心中不能接受的地方，决不苟且顺从。可惜他最终只是独善其身，没有机会在实际事务中施行。复斋少年时便有远大志向，学问浩博没有边际。读书没有滞碍，翻阅百家之书，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他还是士人时，就已经有人称赞他得到了子思、孟轲的学术宗旨。后来进入太学，当时有名的士人都以他为师、尊敬他。可惜他仅能被人看到的成就，是辅佐完成家道修整、抵御湖寇侵扰；任学录时，使教官纲纪严肃，所有弊病都革除了；他的诚意使人信服，人人心志振作起来。然而他作为天下儒学宗师，道德学问寄托着天下人的希望，却遗憾未能施展其学问的一二。至于象山先生的言论、风采、发挥和施设，则超过两位兄长。大概他从幼年起就已经如同成年人，能够安定、沉静，这确实出于天性，不待勉强。因此他的认识仿佛生来就知道，行为仿佛安然实行，纯粹是醇厚的儒者。这是因为他的学问正当，而不是旁门；重在真实，而不是空虚。所以先生曾说：“宇宙之间本来就有真实的道理，这个道理一旦明白，事情就有真实的事情，行为就有真实实行的人，这就是所谓不说话也能取得信任。”又说：“我一生的学问只有一个‘实’字；有了真实，一切虚妄都会破碎。”道理不能脱离实际运行，就像大道一样。如果取得真实的立足之地而踏上去，就从脚下最近的地方起步，可以到达千万里以外。从人人都愿意追求的善，到广大而能化育万物的圣人境界，再到圣妙而不可测知的神人境界，这就是孟子的实学，是可以逐步积累、循序达到的。所以先生曾说：“孟子以后，到这里才又有一次明白阐发。”四方听到他的风范，前来求学的人像车辐聚向车毂一样纷纷而来。先生善于识别人，凡是裁断事情，必定洞察其内心；所作的规劝针砭，必定准确击中病根。因此他每有阐发，往往都能使人受到感动，使人觉醒良心、认识正性。这样看来，他的学问确实可以质问鬼神而无疑，等待圣人而不惑。遗憾的是，道理已经明白，却未能大为推行。对上辅佐君主的志向，只表现在奏对之中；对下施恩于百姓的心愿，粗略表现在荆门。他未能施用的才能和抱负无穷无尽。假如再给他一些寿命，他本来一定能优游深入圣人之域；至于教化所到之处自然改变、德行神妙而长存，以及使天地上下同流的功业，也正是他最擅长做到的。谁能说他的寿命只到知命之年呢？梭山名九韶，字子美；复斋名九龄，字子寿，谥文达；象山名九渊，字子静，谥文安。郡学旧有祠堂，但不相称。如今郡守、国史院秘书叶公梦得刚到任，便慨然说道：“这不是尊敬奉祀先生的办法。”于是命郡博士赵与辀共同筹划。不久在学校西面找到一块空地，便开始建造三间祠庙，两侧配建东西两庑。前面建一座厅堂，外面建直舍，再外面建书楼；下面排列四斋，横向开挖方池。池外有竹林，竹林之间筑亭。内外设施全部齐备，祠堂气象十分庄严，这些都是从前没有的。左边陪祀袁公爕，次边陪祀傅公子云。工程始于淳祐庚戌年深秋，到仲冬完工。此后祭祀这座祠堂、登临这座厅堂的人，就像亲自侍奉三位先生一样，难道不会精神振奋、兴起求学之志吗？从进入门下到登堂入室，难道不会有等级次序地逐步进学吗？叶公让包恢记述此事。我的先父曾亲自拜三位先生为师，一定听闻过他们的学问；因此面对这篇记文难以推辞，只好冒昧僭越，叙述自己所知道的这些，或许也可以用来考察三位先生学术渊源的大概吧？《南丰先贤祠记》　陈宗礼 文章不是小技艺。三代以后，只有汉代接近古代；唐代只有昌黎能够恢复古文传统，继此以后便衰败了。宋代以文章治理天下，一振兴便洗涤凡俗、革除腐弊，几乎和三代同样具有古风。士人凭文章闻名的，多以此相称。嘉祐年间，欧阳文忠公倡导古道，南丰曾氏、眉山苏氏父子兄弟一起起来响应。眉山苏氏父子兄弟考察千年治乱成败得失的变化，参照当世事务，论理机圆而通达，文辞流畅而警策，立言对世事有所补益，确实可嘉。然而若追求其学问渊源于圣贤、内外贯通经术，还没有像我们南丰先生这样醇厚纯正的。先生最初拜在文忠公门下，他的学说是：“在百世以前阐明圣人的心意。”又说：“趋向真理，不回避荣辱利害，共同在衰败消亡之中争相维护先王的教化。”所以先生的学问，并不是争逐声名、竞争利禄的学问。韩子所说的仁义之人，他的言语和蔼可亲。因此流露而成为文章，严正刚毅、正大端直，不诡诈、不曲回；援引孔子、孟子的正确观点，断定战国策士的错误；举出《典》《谟》的长处，纠正司马迁以下诸史的失误，如同针灸准确取穴，如同药物攻治疾病，难道只是语言技巧而已吗？大概眉山苏氏父子兄弟的文章奇特，南丰先生的文章端正。奇特的文章像天马、云龙，恍惚变化；端正的文章则像金属中的精粹、玉石中的美质，一切事物都不能超过它。丝帛能御寒，粟米能使人饱腹，一天也不能缺少，但人们却不知道它们的功劳。凭借这样的文章使文明昌盛，使这样的道理醇厚，这样的人就是古代所说的乡先生，正应当如此；死后就按照礼制在社中祭祀他。然而从元丰到现在二百年，仍然没有举行这一典礼。甲寅年，杨君瑱来任旴州知州，访求文物遗迹，慨然拿出郡府库的余财，又下令各属县选派富有资财而有才干的人，勘察土地建造祠堂，以慰藉本地士君子的追思。于是就在城邑西隅铲除杂草、开辟空地，削平突起的地方，在中央建堂并安置塑像；两侧建庑，前面设门以谨慎开闭，后面建堂供前来聚会的官员士人存放衣冠。工程始于乙卯年夏，到丙辰年春建成。无论远近，人们都知道这种文章越久越光彩，也为这种道统有所归属而喜悦。观看塑像而追思其人，观览文章而体会道理，必定有人不断进步，难道只是为了观赏美观吗？我曾经在中书省任职，遇到面见皇帝奏对时，曾称述先生的文章和道义，请求赐谥、建立祠堂，以光耀前代贤哲、作为后学的楷模。朝廷后来已经以“文定”改赐谥号给这位贤太守，又顺应众人的愿望举行祭祀。我正好在候补任职期间，与前来观看规画的郡县士人相遇，他们请我写明事情的始末，于是不敢推辞。最初出力资助费用的是谭梦麟，他的儿子日新又接着资助；罗仲固协同谋划营建；邑中士人徐谊、张有闻、严高负责相关事务。当时为宝祐四年正月十五日，记。《重修千金陂记》　赵与辀

译我曾读杜君卿《通典》，其中说邵信臣任南阳太守时，在县城南面修造钳卢陂，累石筑堤，旁边开六道石门，以调节水势，扩大灌溉面积，灌溉田地年年增加，达到三万顷，百姓都从中获利。后来杜诗任太守，又修复并继承他的事业，当时人歌颂说：“前有邵父，后有杜母；循吏的遗风和善政，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道。”抚州作为一郡，因为两条河流合流，名为临汝。考察图志，临川水在县西五十里，源出定川；根据今天的地势看，它应当汇合宜黄、崇仁等水，经郡城向西流往豫章，注入彭蠡，这就是临水。汝水源出南城，在旴地称旴水；从旴流入石门后称汝水，经过郡城东面，越过文昌堰，绕过北城到达西津，与临水合流。郡城的山脉发源于军峰，重重山冈、层层山岭，险峻高耸；向北延伸二百里到达这里，被两条河流夹束而止。河流回环缭绕，像玉带围在腰间；金石台在外面高高耸立，所以乡里的谶语有“台分堰合”之说。河流融汇、山势凝结，聚集奇异、孕育秀美，人物奇伟，人口繁盛，是江右的大镇。汝水上游距城七八里，旧有一条支港决口改道流出，又经过二十多里才与正流汇合，和主流彼此消长。如果支流水势强盛，正流就会壅塞，挽起衣裳便可以涉水而过；如果十多天不下雨，支流就会断流，地脉干枯，风气涣散。唐代以来就有千金陂，拦住支流使水归入正流，但堤陂常常溃决。绍兴年间，郡中有一位姓王的富民，竭力筑堤防护，年久以后又毁坏。嘉熙年间，太守计院赵公师鄀曾在上游筹划，顺着地势的直向另开小渠，引水到拟岘台下，事情还没有完成，旁边没有阻挡水流的设施，又成为断流的干渠。后来任职的人每每回头观望而叹息，想修建却又屡屡中止。如今郡守、秘书叶公梦得到任第二年，安闲地坐着吟啸，于是采纳民间议论，想扭转水流，召集工匠、整治材料，疏浚并拓宽旧渠，筑起堤陂截断支流，使水灌入内渠。堤陂长三百丈，渠道宽二十丈；使用的是多余财物，没有侵用其他钱财；工程费用和工匠雇佣费由公款支付，不征发民夫；一竹一木都按高价付钱，百姓乐意出售，片刻之间便办成了。水源深、河流长，船只首尾相接；地气聚集，风候适宜，景象逐渐恢复旧日面貌。这项工程开始于淳熙辛亥年十月二十日，完成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看到的人都惊叹工程完成得容易。三衢人徐三锡实际主持此事，也在筹划上提供了不少帮助。有人提出浮泛的议论说：“旴城每年运输粮食，连樯巨舰顺流而来，渠道恐怕难以承受。”却不知道纲运出发必定要等到春夏积雨、河水大涨，然后才摇橹顺流而下，这个地方也是如此。如果只是平常水流，即使没有这座堤陂，也没有足够水量行船。这是第一个不必担忧的地方。又有人说：“溪水向东溃流，已经很多年了，通常靠筒车来灌溉；如今筑堤截断它，百姓会失去这种利益。”却不知道用柴束、沙袋怎么能够使河流干涸？如今西港的旧陂和新陂连绵相接，长度加起来是这里的两倍，而下游仍然照常流水。这是第二个不必担忧的地方。又有人说：“盐和茶的船只必定夹带私贩货物，若经过堤岸下面，恐怕会被检查阻拦，因此会引起许多诽谤议论。”却不知道以前郡中处理事务也设置过渡口关卡，对逃避税收的人从来就有禁令，难道会因为修了堤陂便苛刻征税吗？这是第三个不必担忧的地方。又有人说：“东门长桥，百姓过河并不困难；如果水流恢复旧道，可能会冲刷侵蚀桥梁。”却不知道桥有几十个孔眼，容水非常宽阔；以前只听说房屋被风吹裂，从未听说桥基因水而坍塌。这是第四个不必担忧的地方。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年久以后竹子折断、木材腐烂，修葺所需的劳力和费用不能接续。按现在估算，钱仅一千缗，米仅二百石；如果每年加以修葺，费用多则为原数的十分之三四，少则为十分之一二。然而凭一郡的力量来做这件事，也确实容易办到，只在于后来贤明的郡守是否用心罢了。希望不要让“前有邵父、后有杜母”的歌谣，只有南阳独享美名。郡守让赵与辀记述事情始末，刻在坚固的石碑上，所以我不敢写浮浅的言辞，开始勉力叙述其大概，也借此剖析那些人的疑问。《云封禅寺重修造记》　徐鹿卿 大庾山是五岭之一。越过横浦向南，陆路走十多里，再走山路五六里，山路盘旋曲折，登上岭顶，正处在江南西道和广东交界。石壁相对耸立，这就是梅关。关南有座寺院叫云封寺，是六祖大禅师的传法之地。自汉元鼎年间庾将军戍守此关，山岭才开始有“大庾”之名；自唐开元年间张曲江公开山凿石，关道才开始通行；自咸亨年间六祖得法，寺院才开始创建。青山流水环绕屋舍上下，这大概是岭南清幽绝美的地方。世人传说，大鉴禅师在黄梅得到衣钵后归来，僧徒追赶争夺。到了这里，师把衣钵放在一块盘石上，追赶的人没有谁能够举起。等到师在地上卓锡，泉水便涌出，后人就在那地方建寺。大宋祥符庚戌年，才赐今额。其间寺院的兴废，记载失传，已经无从考察。直到今天，老屋阴暗腐朽，梁柱栋木都难以支撑。住持永清勇猛精进，决心由自己把寺院彻底更新。他以诚意感动当权者，听闻此事的人纷纷捐施，于是召集工匠、安排徒众，越过险阻，从三百里外运送材料。中间建祖师殿，东面建霹雳泉亭，南面建灵官殿，西面建西阁；再向西跨接山的两岸，以凌空的梁架建成僧堂。在殿宇右侧设置翼殿，隔着岔道，面向东方的是官廨，匾额题作“驻节”。那里高敞开阔，原本不配称为官署；铲除杂草和障蔽后，仿佛变成了金碧辉煌的建筑。工程始于嘉定癸未年，完成于宝庆乙酉年，耗费二千多缗钱。只有法堂和方丈室仍然简陋，也正打算用心筹划修建，已经气势凛然、即将完成。永清到南安城，请郡学中的南昌人徐鹿卿写记，以记明年月。我曾试着对永清说：“从前祖师砍柴拾薪，以此满足衣食。等到他辛勤劳作于舂米石碓之下，暗中契合无上菩提，听到言语便明白，本来一物也没有。在那个时候，万境皆空，哪里还会有房舍？”如今一向在末法时代从事佛事，这符合祖师的本意吗？”永清说：“精妙庄严的供养，确实不是我的事。然而自从我居住此山已经几十年了。进入关中的车辆，不知道有几千辆；驶出关中的车辆，也不知道有几千辆。我跟在这些车后观察询问，其中勤于职守、勤于政务、心系百姓而不敢苟且的人，人们一定说这是贤者、能者。那些养蠹害民、苟且偷安、只顾谋求自身而使职务松弛、贪图利益而使政务荒废的人，路人都会非难他，农民和奴仆都会仇恨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两〕

译我们的佛教本来以无为为根本，却有人因为有所作为而讥议它；你的教职在于有所作为，却有人因为无所作为而厌恶你。谁知道道理本来没有精粗之分，没有人我之别，没有内外之隔；无为却没有什么不作为，有为却未必真正有所作为。孔子之道与佛教并不相悖，你也可以观察这一点。”岭上的梅树，不就是这样吗？这样生长，这样开花，这样结果，这样凋落。说它有所作为可以，说它无所作为也可以。如果能在有为与无为之外具备认识，那么道理就在这里了。”我听后肃然惊醒，豁然领悟。于是感叹说：“鲁国男子善于学习柳下惠，永清善于学习祖师。我今天才有幸听闻最高深的真理。”于是依次叙述他的这番话，让他带回去刻写，以告诫后来出入此关的人，希望他们在岭上行事无愧，也留给永清作为笑谈。《重修永新县治记》　张洽 永新县治过去有一篇记文，是文林郎胡堪所作。胡公实际上创建了县治，工程始于绍兴庚辰年，终于嘉定己巳年，至今已有五十年。后来县治毁于峒寇之火，只能因陋就简修葺；到宝庆丙戌年，又过了十八年。我刚到任时，房屋栋梁倾斜，县狱百年破败不堪，尤其严重，囚犯多因饥病而死。于是先彻底更新监狱，第二年便修建官署，直到吏舍；那年冬天又依次更新台门，建筑比旧时更加壮丽，而且看起来没有丝毫向百姓取用，几乎无愧于前人。今年将要更新中门，恰好接到调往池阳的任命，于是没有完成，留待后来的君子。胡公记文的石碑已经磨灭，完全不存在了。绍兴初年，柴必胜修撰县图经，在胡公之后续列了十二人。如今又参考旧档案，考得柴公以后章公贤到我任满的年月，同时查明胡公的记文及其本人，于是刻石置于壁间。希望后来撰写记文的人不要废弃它。《观巷堤记》　刘德秀 丰城处在赣州、吉州下游，地势非常低洼。每年春夏洪水暴发，方圆几十里的水汇成巨大的湖泽，县城孤零零地居于中央，靠堤防自行阻挡，勉强不被淹没。因此邻县的田地通常要等夏季洪水退去后才敢耕作；夏秋交界水势减弱，便修治江岸，使水受到约束、归入河道，不让它横向泛滥，幸而能够完成收获之事，这成了每年的常规。淳熙戊戌年，洪水冲毁县城上游名叫观巷的岸边；不久又冲毁下游名叫聂家垱的岸边。开始裂口很小，用土筐装土就可以堵住，但官吏偷懒、百姓懈怠，没有彻底查究和筹划。年岁渐久，终于大规模溃决，从此邻县田地没有丰收之年，只能眼看着而无可奈何。庆元丙辰年，永嘉人林君仲懿来主持县政，询问急需办理的事务，众人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命官吏统计被水侵害的住户，按房屋计算有八千一百零二户，田地六千二百六十八顷；没有收入百姓粮仓的米有九十万余石，没有收入公家粮仓的租米有五千余石。他叹息说：“这难道是小事吗？”立即上疏请求部使者处理。恰逢转运判官赵公善、主管常平事务的王公容，都派属官前来查验，回报说：“确实如此，我们共同捐钱出粮，按照所需费用供给，交给县里办理并责成完成。” 林君于是亲自总领工程，并把各地分别交给县丞和县尉；又以礼聘请乡官中贤能的人和乡士中有信义的人，逐一选取富有财力而不向官府掠取的百姓，以及有办事能力、敬畏事务的僧人，共同聚集在堤上。上面的人全凭诚意，下面的人互相出力，不用督促便自我勉励。因此工程在这一年十一月开始，第二年二月完工。观巷堤用土层层筑成六级，下部宽、上部渐窄；下部堤基宽二十五丈，上部取其四分之一；高二丈四尺，长度七十丈。聂家垱堤筑成四级，堤基宽度为观巷堤的五分之二，上部再减半；高度为观巷堤的五分之三，长度也再减半。又用余力培修子堤十八处，增筑税亭石埽，以减弱上游水势，使洪水不能猛烈冲出。石堤用来防护的考虑极其周密，合计用工五万三千七百九十五人，没有一人怨恨诽谤。这一年洪水没有冲毁百姓田地，于是乡中父老写信来拜访说：“这项工程十分重大而且艰难，若不是贤明的部使者体恤民间隐情，贤明的县令急于兴利除害，就不能完成。希望为此作记。”过了很久，他们对我说：“父老的话是对的。事情败坏在忽视，功业毁坏在完成之后；父老确实知道这项工程重大而艰难。从今以后，希望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共同谨慎防护、巡视检查，哪里有裂缝就堵塞，哪里有渗漏就修补，使工程不至于走向失败和毁坏。后来新任县令到来，首先要把这些话告诉他；上下相互告诫，不要忘记当初的艰辛。这样，父老就能安裕地经营生计，养育子孙，悠闲地生活在其中；县里也能使公家的收入增加，不必采取急迫苛刻的政令，利益难道不广泛吗？”于是写下此文作记，并让人刻在石上。《社仓记》　刘辰翁 防翁先生没有官位，却为一顿饭叹息三次；没有粮食，却急切地为早晨挨饿的人忧虑。有一天，他怀抱文书给我看，独自欣然，脸上仿佛有了饱足之色，说：“这是渝邑西溪刘氏的社仓约。”人人都有这样的心，也人人能够做到却不去做，大概正是我和你的共同惭愧之处。他希望我为这座仓写记，我却想把这份约章传给乡里。从此他常常慨然向来客诵读，未及写记便去世了。他的同邑人彭君幼远来到庐陵，把先生的嘱托和责任交给我，我凄然接受，说：“这是先生的志愿。”前年我乡大旱，已经非常严重，大户人家预先劝阻大家分粮，关闭粮仓、囤积余粮，冬春之间百姓没有粮食可以买。乡人携带家属、敲门求助的接连不断，不能回家，只得徘徊在浮桥之间，投身江中。有人到市场抢夺饼食和盘餐来充饥，商人起身索要钱财，他们便丢下食物逃走。浮桥中也有人投江，守桥的人告诉我：“每天夜里夫妻相对哭泣，随后投水声不断，仿佛石头投入水中；直到天亮才停止，几乎无法数清。”这些人只是普通百姓，没有办法，又羞于被街坊看见，所以才选择投水；而官府以道路上有饿死者来报告的，一天之内就有一百多人，还不包括这些人。当时防翁流着眼泪，解下衣服换米，彼此煮粥给饥民吃。后来朝廷拨出义仓粮，实行和籴，购入数万石粮食；深山长谷中的百姓幸而忍过短暂时日，终于吃到了新粮。

译等到乡、都层层转运传送时，强势的人侵吞粮食，假借名义侵占弱者的份额，挑选轻便的、领取较少的，只是草草登记一个虚名，便把藏粮拿出来罢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社仓。假使庐陵各处都有社仓，何必等到灾情发生以后辗转盼望救济？上天所赋予的治理方法没有保存下来，仓促补救，即使有仁心和仁德声誉也没有用。如今世人讥笑无能作为的人，必定说是士人；士人也妄自菲薄。像西溪刘氏，不过二三十人，每人贷谷二三十石，有的贷一百石、二百石，最终得到一千七百多石。借贷期限三年，每年收息，按乡人的利率再减去十分之一；第二年再减去十分之二；第三年连谷本都可以偿还，利息自然转成本钱。粮食属于社仓，而乡人中养育子女的人都应当能够说明这种道理。再过三年、十年，直到无穷无尽，子子孙孙始终参与这座仓，粮食也就多到吃不完。这就是社仓法。几石粮食从口腹中节省出来，难道是人做不到的吗？士人都这样做，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渝邑西部没有富裕大户，刘氏本是士族，也不过仅仅有此力量罢了。听到社仓之事的人，不暇自我估量，纷纷尽力修成自己所愿；乡里像彭君这样的贫士，又为此奔走前后，求取救助、出力相帮，也真是盛大的善心。人们以为善事小便不值得做，谁知道斗升之水也可以比西江之水发挥更大的作用呢？唉，人的生命也是极其重要的！先前那些死去的人，并不全是鳏夫、寡妇、孤儿和独身者。即使鸟兽群体，也知道爱惜同伴的尸体；听到它们悲鸣的人，尚且会为之伤心。何况同类共同生活的百姓，父母妻子临水忍痛诀别，这只能说明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诉告的了，难道不是极其可悲吗？西溪有社仓，西溪的人还没有受害；救济之道贵在预先准备。有人说：“刘氏家族本来有很多贤能君子，但仓库若不修治而且破败，后来的人未必可知；怎么知道刘氏子孙不会因掌管粮仓而显露骄色？又怎么知道会有人扶持它、扩充它？”我说：“唉，这是过虑了！天地能够生养万物，却不能使万物没有饥饿；父母能够生育子女，却不能使子女没有困苦。在天地父母不能做到的事情上能够做到的，就是这座仓。古代一壶饭供养两位士人的报答，是孝子慈孙的天报。我看西溪刘氏门第，将来驷马高盖、钟鸣鼎食、恩泽延及九里的情形，一定会有。世俗所忧虑的，信奉天道的人并不忧虑。”这座仓命名为“集义翼堂”，两廊六仓，储粮可达一万石。创建这座仓的是奉新监酒刘梦麟，字少游；而少游说：“这不是我一人的功劳，是我们刘氏全族的力量。” 彭君名程，他和他的父亲多次被乡里贡举，也是一位优秀的士人。

译《吉州吉水县修学记》曲阜遗留下来的礼制，已经传承一千多年。自汉高祖经过鲁地祭祀孔子，礼制开始兴盛；开元年间下诏普遍举行祭祀，又更加兴盛；庆历年间设置州县学校，又更加兴盛。我曾在辟雍执掌俎豆祭祀，祭酒代行三公之礼，穿着衮衣面向北方行礼，庭院中的火炬光明灿烂，身上的佩玉铿锵作响。乐工演奏乐章，击拊、笙、簧齐鸣。当时的仪式规格，比先代帝王祭祀社稷宗庙还要隆重。近年又考核升降、增加配享者，增列曾子、子思，直到后世先儒，以及同一时期交游往来的士人，都列入赐谥祭祀之中。东南各地遍设书院，建立官署，颁赐御书，设置礼殿，不只是学校如此，这些都是古代从未有过的。吉水是郡县之一，士人数量在各地最为众多，赋税户籍却很少。江岸飘摇不定，学校能否保存无从顾及。水灾后三年，县中有一位仁厚的侯官，名叫平阳刘焕；到任当天便有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主簿朱宪是鲁地人，才能足以实现志愿；每逢春秋上丁日和绂麟之旦，便像鲁国一样祭祀先圣。其他庙宇上元节的灯火、民间江南的音乐，以及用来崇奉祭祀淫威神祇的活动，都改用到这里，使观听完全不同。山一样高大的会集者，常有数百人从岩穴而来；抽调供奉充作厨膳，劝饮礼酒，持续了一年将近结束。于是大力商议修缮学校，从县令到县尉都捐尽力量协助筹划；从大殿到门，从讲堂到廊序，精舍分列，祠庙依次兴建，开辟道路通向旁侧，星火般照亮幽暗之处，规制宏大而焕然一新。于是仿照阙里兴建孔庙，首次塑成孔子幼年时的容貌；防卫和禁闭设施严密，冯负等人使之达到完美。又因与社坛相连，便修缮建筑、栽种树木，使人们在风雩台游息，与学校相连如同一家。教谕萧惟清亲自前来请求撰记，我便为此写道：唉，这是一个时代啊，也是三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盛事啊！礼乐起初不过是草束做的鼓槌和土鼓，祭祀起初不过是扫地后焚烧草木，难道不正应当从民间寻求吗？因三百年的兴盛而更加兴盛，并不算过分。此后人们将在这里发出三声感叹。鲁国虽然遵行周礼，但弦歌不断，这也承袭了武城的遗风；一个县邑怎么可以没有贤能县令的恩泽呢？《永和镇欧阳监丞祠堂记》欧阳守道 靖康、建炎年间，庐陵郡为国事而死的有两个人：监丞欧阳公死在燕山，忠襄杨公死在金陵。二人同样为国而死，但死法有所不同。杨公死于守城，欧阳公死于出使。死于守城，按旧例可以在死难之地立即建祠；死于出使，过去却没有地方可以建祠。不仅没有地方建祠，即使在乡里，也一直没有为他建祠。这一重大缺典，已经一百一十六年了。欧阳公的从孙文龙，开始在惠灯寺旁找到土地，建屋塑像，率领族人设祭供奉。此时古心先生、庐山人江侯恰好任郡守，认为这一举动合乎义理，先前往察看地点并资助费用，还答应为祠堂落成撰记。文龙写信来请求，江侯回头对守道说：‘这难道不是你家族的事吗？你何不为它作记？’守道推辞而未能获得许可。有来询问的人说：‘欧阳公当真是死于出使吗？向敌国奉行使命，如果敌国不听从，便以死相争，这才是出使者应守的义理。’欧阳公出发时，我国方面其实另有打算。敌军气焰正盛，京城正告急，三镇虽是天下根本，也不敢吝惜。这样做是为了缓解祸患，并且为日后谋划。欧阳公奉命割地，也可以说是奉行使命。可是他到了深城后，军民坚守不降。欧阳公知道他们心意未改，便改口告诫说：‘朝廷是被奸臣误导才到了这一步，你们应当竭尽忠义报国，我已经准备以死相报了。’ 敌酋大怒，拘捕并杀死了他。这叫作违背出使使命而死，并不是死于出使使命。义对我说：‘欧阳公能够这样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当崇政殿上询问渊圣帝时，朝廷并非已经决定要放弃土地，欧阳公也竭力说不可以，并且说：‘如果因战败而失去土地，将来我军夺回它，便直接把它再送给敌人。将来我军夺回土地后再送给敌人，这是歪曲的；当时宰相既诋毁这个说法，又强行推行，极像汉朝派狄山乘障出使的事，只是那件事不是汉武帝亲自决定，而是张汤造成的罢了。’假使欧阳公最终真的奉行使命而没有死，难道那会是他的本心吗？当他在城下慷慨激昂、痛哭着勉励守城者时，眼中只有自己的忠心，没有所谓出使使命；这不是违背出使使命，而是当时宰相的命令，不是君主和父亲般的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君主的命令，也不等于宗庙社稷的命令。臣子受命于君主，君主受命于宗庙社稷；如果一个臣子扬扬自得地出境，把土地送给别人，还说‘这是出使使命，我是为宗庙社稷担忧’，那么人人都这样做，只要一个奴仆就能办成，又何必任用知晓义理的士大夫呢？古语说：‘做人臣而不通晓《春秋》的义理，拘守常规而不知变通，遭遇变故而不知权宜。’所以说：‘大夫出境，如果有能够安定国家、使社稷得利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处理。’ 当时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心志，使各地都坚守而不投降，那么缓解祸患难道不比割让土地更好吗？何况土地本来就不可以割让，这不正是我前面所说的吗？前面的话违逆了宰相的意旨，这是第一条应当处死的理由；明知不可行，却顾虑不得已而来到这里，这是第二条应当处死的理由；坚守不降的军民是谁？如今却动摇他们，使他们背叛国家，这又把他们交给谁？这是第三条应当处死的理由。即使死，也不过是一死而已；我还抱有万一保全我国土地的希望。所谓义，并没有固定的名称，最终都归结于忠；忠不在于拘泥小节，最终归结于为国。欧阳公能够这样死，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把这些话回答了来询问的人，便转告江侯。江侯说：‘这些话可以写进记文了。你来作记吧，我替你题写匾额。’于是谨慎地记述大意如下：‘公名珣，字全美，是本郡永和人。崇宁五年考中进士乙科，历任忠州教授、杭州盐官县知县；罢职后，起用授任南安军民司录。因监司推荐，入京任职，正遇国难并出使，进阶为朝请郎，加授将作监丞。公有一个儿子叫衮，早夭且没有后嗣。绍兴年间，皇帝追录公的大节，授官给他的女婿临江人曾敏恭，因此曾敏恭在自己乡里的荐福寺为公建祠。如今的塑像，是他的从孙文龙所塑，寺中有文字记载此事。建祠的土地，一半是向官府申请的，一半是向乡人求助所得。’ 祠堂由文龙一人竭力建成，他还计划在旁边继续修建房屋，让子孙在其中读书，并奉祀先祖。因此，家乡中喜好义举的人也出力相助，州府也大力补足了不足之处。这件事足以看出后来的发展了。唉，公死在什么地方？公的像就在这里。公的子孙是谁？公世代都有祠堂。如今祠堂的地址正对着大道和大江，停车系船，回头瞻仰而徘徊的人，还应当想到：‘人谁能没有一死？’ 《吉州州学贡士庄记》　文天祥

译天地之间的万物，从一铢一粟以上，没有不是有主人和名称的。唯独贡士庄所储存的钱粮，是用来供给每三年一次大比中送往春官的士人的，有关官员却不知道究竟应当归谁所有。从千万之中取出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也没有人敢断定一定是自己应得的。它的分配取舍，仿佛另有主宰。逸史记载，隋朝末年有一个书生，住处抵着官府仓库，仓中有数万钱，他想取用，神人呵斥他说：‘这是尉迟公的钱！’钱财是上天的利器，只有上天能够把它赐给人。那么负责贡士庄的人，大概就是替上天保管利器，等待上天将它赐给应得之人的人。怀着这样的心志去做事，真正做到无所图而行事，他的仁爱难道不是达到了极点，他的义难道不是尽到了极致吗？咸淳六年，简池人赵必禴来任庐陵教授，振兴文教，教育培养的设施全部具备。于是他查考贡士庄的旧制，核实其收入，发现每年钱粮有多少。庐陵士人在江右居首，每科资助送往各路的士人有四五百人，只能把多余的补给不足，使财物与需要相称，公平施用，到了末尾便没有办法了。于是提出增加田产的建议。第一天，置办尹氏的租田，折合米八十斛；第二天，置办彭氏的租田，折合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赵君仍认为不足，便说：‘继续附益补充，这就是后来人的责任了！’ 添差教授、番阳人程申之随后到任，二人一同到郡府请求免除赋税，官吏百般刁难，把文书搁置不下发。永嘉人缪侯元德刚到任，二人再次提出请求，缪侯慨然说：‘为什么要同我们这些人计较这点小事呢？’于是不到一天便批准了。余听说后感到惊异，认为缪侯和教授二人的用心，都是在弥补上天之道未能周全之处。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便跟从逢迎，这种情况也未可知。这样的事情一百多年才出现两次，可以说非常稀少，而其中又有如此可疑之处。然而，即使说它绝无仅有，也可以。如今司理君为政宽和公正，曾为两起死刑案件平反，按理应当得到奖赏；但君不以此自居功劳，主管部门论功时也没有把他列在人后，只说他超然于利害之外。君说：‘我不过尽了自己的心力罢了，何必计较什么奖赏？’本句中“防”疑为“方”；“繇”疑为“由”。后来面对重大节义、裁断重大事务，绝不是那些往日只知以粗食淡饭表露喜怒的人所能做到的。假使郡国把贤能之士送上去，而汉代接续供给粮食的用意，隐约寄托在学校中，那么士人便可以径直前往京城，不必顾虑没有仆从和马匹。对他人的期望很轻，正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吉州是这样的大郡，世代修习欧阳修、周必大的事业，人们承继胡铨、杨邦乂的气节。如果将来有人任用我，我就带着这些原则前行，那么这项举措对于世道也算有所依赖了。因此更值得记载。罢了，这座贡士庄由尚书胡公创始，最初拨给学校的米有二千二百斛有余。前丞相叶梦鼎任郡守时，增加六百三十斛有余。前教官黄恺伯增加一千三百六十斛有余。前赵侯典椯增加四百一十斛有余。自两位教授创办以后，施郁、郑师皋又增加二百五十斛有余。连同如今增加的，总计为米六千一百斛有余。贡士庄事务由学谕提举刘少南、张敏子负责。《吉州右院狱空记》吉州右司理院在开庆元年五月做到狱中无囚，九月又一次无囚，第二年五月再次无囚。吉州作为州，共有三所监狱，分别是州院、左司理院，右院是其中之一。方圆千里的国家不容易治理，万物各不相同，情形本来就是如此。减少刑罚、停止诉讼，贤能之人虽想做到，却常常受限于形势所不允许。长老相传，说自南渡一百多年间，只有乾道庚寅、嘉定甲申两年曾经狱空。乾道年间的情况不知怎样；嘉定年间，南昌张别驾奉命视事，代理庐陵郡政。他起初任清江县令时，得到米芾题写的‘狱空’二字，便刻在石碑上，以昭示不朽。等到他来到吉州，摹刻拓本，分送给各所监狱；不到两个月，各监狱便都报告狱空。由此推想，做百姓父母官的人只要有一个善念，感召和气，也是可能的。上面有所喜好，下面便跟随逢迎，这一点也未可知。一百多年才出现两次的事情，可以说十分稀少，而其中又有如此可疑之处。既然如此，即使说它绝无仅有，也可以。如今司理君为政宽厚公允，曾为两起死刑案件平反；按理应当受赏，但君不以此为功，主管部门论功时也没有把他列在人后，说君超然于利害之外。君说：‘我只是尽了自己的心而已，何必计较什么奖赏？’ 君确实有爱护百姓、使万物得利的心，对各类案件都哀怜体恤，无不竭尽心力办理，使人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受到冤枉，于是狱空渐渐成了常态。君任职期满三考，候任接替者尚未到来，任期已经超过了些时日；狱空的事情，有两次发生在考核期内，一次发生在等待交接期间。这所司理院设置已久，历任官员大多都是得到任命而来，接受替代而去；其中值得记载的盛事，一百多年仅仅出现两次。如今君任职三考，已经能够与这项久已绝迹的记录相匹敌；任满以后，竟达到了三次狱空的美绩。君在这个职位上，可以说无愧了。如果这件事不加记载，后人将看什么呢？不过，我曾考察历代世变：自从画像石教化的作用渐渐远去，人心的淳朴日益涣散。只有成王、康王时期称为刑罚停用而无须施行，汉文帝时也几乎达到刑罚停用；再往后，唐初死囚返回监狱的事情，人们便认为十分奇异。大概从尧舜到现在三千多年，能够减少断狱的事不过三四次。四海广大，百姓众多，不能拿一个司理院相比。但圣人取得天下后治理国家，持守正道，使百姓迁善远罪而自己不知道这种成效。近则可以在一月、几个月、三年内见效，远则也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古今达到刑罚停用的日子已经如此艰难，而区区一所监狱做到空无囚犯，又是如此少见。难道圣人的志向终究无法实行吗？不过，从君的事迹看，一百多年间值得记载的政绩，竟然不超过一两次，而君在几个月、几年之间就做到了。天下的事情，难道真的不能做成吗？关键在于人。正是因此，我起初为世道而感慨，如今因为世道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而深感庆幸。唉，君切不可因此自满！君姓洪，名松龙，是严陵人。

译《龙泉县太霄观梓潼祠记》从龙泉县城左边的门出去，走几百步，有一座太霄老子宫。辛酉年春天，我登上它的山顶，只见四周群山拱卫而来，天空高远开阔。恰逢县令正在筹划修建梓潼君祠，邀请我题字，我题为‘元皇之殿’。后来我任职六月，殿已经建成，县令写信告诉我：‘工程开始时，您亲自光临，替它题字；请最终为它写一篇记。’龙泉县在吉州各县中居上，山川清秀，百姓聪敏而有文才。天圣以来，科举高第之士接连出现，有人官至侍从，他们凭忠诚正直奋发有为，崇尚文献的人都归向这里。龙泉与郴州接壤，战鼓频频震动；县令刚到任，正赶上江上有警，郴州盗寇又乘机喧扰，他周旋于军旅之间，没有空闲。事情平定后，县令说：‘我有幸治理的是礼义之乡，即使事务匆忙，也不能不教化风俗，何况稍微有些空闲呢？’他查考图志，发现庭院庙宇像鱼鳞一样林立，唯独我们这些士人没有可以敬祀的地方。适逢宾兴荐士的诏令下达，他便召集诸生商议说：‘如今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考试者凭文章进身，难道只是文章吗？其中一定有掌握命运、在形貌声音之外决定取舍的神明，大概就是元皇。’士人自己修养行为，是第一层标准；其次是神明所考察的一项标准。符合这些法则的便提升，违背的便黜退。人们说选举人才的权力属于主管官员，却不知道神明决定此事，已经很久了。蜀地七曲山，是神明所居之国；那里原有的衣冠文物，如今大多已经沦为风尘。只有神明奉行天命，确实从吴地的英灵开始；神明显赫，将随君主和父亲般的皇帝所在之处而依附，因此江湖以南多有神迹显著。这本来就是士人应当敬重仰慕的神明，若舍弃他而不建祠，只怕会造成礼制上的缺典。于是议论便决定下来。我考察《诗经》说：‘看人在屋内时，尚且不愧对屋漏。’又说：‘上天明察，直到你出入往来；上天明亮，直到你容貌显露。’人的一举一动，必有神明在观察，能够在幽隐而容易放纵的地方察知实情，这正是神明能够体察万物而不可遗漏的原因。只是经典传统一概称作神，未曾指明姓名。近世重视进士科，士人把得失视为忧患；关于元皇享受祭祀的传说从这里开始，也有主管官员掌管桂籍、记录科名的说法。《化书》所说的九十四次变化迁移，虽然经历千百年，属于不可测知之事；然而神明生前是忠臣孝子，死后成为天皇真人，科举取士的根本，实在始于人心中义理的正大明白。阳间有礼乐，阴间有鬼神，果然不是虚妄。按照祭祀制度，只要能够使百姓明白道理、成就教化，便应列入祀典；那么为神明建祠，难道能与佛寺道观相提并论吗？县里有先民留下的典范，他们戴着高冠、穿着宽衣，争相立志奋勉；做臣子只求忠，做儿子只求孝。这本来就是他们内心自然涌出的愿望，更何况仰望高山，明神就在眼前，他们戒慎恐惧、用功努力，应当比往日加倍。将来诸生中若有人才华文采斐然、知名于世，身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将有仁义忠信之人治理这里。这项举措对于培育人才功劳很大，对后世世道也不是没有关系；难道只是希望这些人凭小小的科举功名出人头地，借神明一顾来侥幸求福吗？祠堂两侧以厢房环护大殿，丹砂粉刷、白土涂饰等都已齐备，钟鼓祭器依照规制供应，神像居中安置，共费钱七十万有余；其中十万来自县令俸禄，其余由众人募捐，直到城观之下。古时这里叫龙头里，便依其名称制作坊门匾额，由校书郎姚勉书写。县令正在替长远发展筹划，廉价使用积余的钱购买田地，以供奉祠堂。今后本县士人享受县令的恩赐，将永远不厌弃。县令姓陈，名升，三山人，起初代理政务，后来正式任职，如今仍在任。

译《文山观大水记》从文山门进去，沿着万松下的道路走，到达天图画。一条江横在前面，走几百步，到了岭的尽头，那里是松江亭；亭子连接着长二千尺的堤岸，堤尽头是障东桥。桥外几十步是道体堂。从堂右侧沿山岭登上去，便到银湾，这是临江最高的地方。银湾上有一座亭子，名叫白石；青色的山崖叫六月雪；有一座桥名叫两峰之间，到此便止步。天图画在西面，两峰之间在东面，东西相望二三里，这就是文山临江一带的大致形势。戊辰年，我从禁中罢职归来，每天往来于此，悠然游赏；大概开山至今已有两年多了。五月十四日，报告洪水的使者来到。当时馆中有临川杜伯扬、义山萧敬夫，以及我乡里的士人，他们因为参加太学考试，一同奔赴京城，只有孙子安没有去。我立即叫人备马驾车，和两位客人疾驰前往观看，并约孙子安随后赶来。还没到天图画，便听见声音如疾风暴雷，轰鸣震荡，无法抵挡；我们靠近江岸，侧身而望也无法前进观看，隔江的秧田菜地全都变成了洪流。到了松江亭，亭子正对面原有一片洲地，过去高高隆起，到了这时只剩洲顶，首尾全被冲失；几十棵老松被水冲击，争相挣扎拖曳，呈现出仰卧却不肯屈服的姿态。到了障东桥，坐下正面朝上游，只见洪水从六月雪倾泻而下，仿佛从千万丈高处倒水，汹涌澎湃，直冲到我们面前，真是奇异！到了道体堂，堂前原有许多石头立在水中，过去露出水面，如今仿佛被大力士一夜之间背走了。饮了几巡酒，派人去探问六月雪是否可以通行；我们下棋等待，回报说水已经截断道路，于是停止前往。银湾山势曲折回环，洪水到这里便回旋；之前有人在这里建亭，占据山势曲折的地方，却不知道从这里可以一览东西二三里，洪水的情状无一处能够逃过眼睛。因此从今天看来，银湾已成为观赏洪水的绝佳奇景。我们坐在亭上，彼此谈笑，作了一首唐律诗，放开诗体描写洪水，希望尽力写出它的气势，多少接近万一。我说：‘风雨搬动三峡，雷霆劈开两山。’伯扬说：‘雷霆真从地底发出，银河不要从天上翻落。’敬夫说：‘八方之风卷地而起，翻动雷神的洞穴；万具铠甲从天骤然落下，像飞奔的雪。’只有子安平素不作诗，听到我们三人的话，领会其中趣味，便拍手捋须，捧腹顿足，笑得几乎跌倒，大概有陶渊明抚琴而不奏的情趣。我们倚着栏杆过了很久，这奇异卓绝的景观无穷无尽，但天色渐渐晚了。于是让车马从后面跟来，四个人手拉着手慢慢走出去；到了家里，耳目眩晕震颤，手脚飞舞，形体和精神久久不能安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后来我读《兰亭记》，看到它感受外物而引发情怀，时而欣喜，时而忧戚，随着时间变迁。我最喜爱其中的话：‘客人说：王羲之确实不是旷达的人吗？富贵贫贱、屈伸得失，都有足以使人快乐的地方，大概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而不在外部环境。因今天的快乐而忘记从前，因后来的快乐而忘记今天。过去并没有多余，未来也并非不足，所以君子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难道会因为从前而快乐、今天而悲伤，在俯仰之间就改变心情吗？’我茫然了一会儿。自从得到这座山以来，我的快乐每天更新、每月变化，不知已经有多少次了。人生不过求适意罢了，像今天所遇到的情景，天地之间万物都无法替代此前的快乐；经过的事物都已发生变化，再也无法追记。我想，等以后新的快乐到来，今天的快乐又会忽然被忘掉。因此忽然振笔乘兴写下这篇记，并让同游者都知道，发出一笑。《邹文叔垂芳堂记》我的乡里上游有一棵连理佳木，生长在邹公长者的土地上，不知已有多少年。益公把它取入《庐陵图志》。树木靠近水边，像老蛟盘曲矫健，有腾跃昂首、愤然挺起的气势。咸淳八年秋天，一夜间雷电交加并伴有大风，树木随着水流飞去。又过了两年秋天，文叔北窗下的苔池里长出一枝双蒂莲花。文叔是长者的曾孙。连理木在干淳年间被表彰，邹氏从此开始享有祥瑞。我听说长者之后一两代人，都恭谨友爱，同胞同根，既实际厚实，又繁盛兴旺。果然生育绵延不绝；如今文叔庭院中，两个弟弟才华相当、各有光彩，两个孙子端正俊美。上天将要使邹氏昌盛，大概正如一茎两穗，阴阳之气聚合充盛而没有止境吧？文叔高兴了，命我为他的堂题名‘垂芳’。一草一木的生长，在浩瀚太虚中不过像毛发一样微小，但花朵鲜明繁茂、兄弟亲爱和睦，正是《小雅》所歌咏的。对此我的内心难道能没有感触吗？我早晚还要在这座堂前徘徊，为您续作《棠棣》诗的一章。

译《瑞州三贤堂记》瑞州有三贤祠堂。三贤是余襄公、苏文定公、杨文节公；他们的祠堂旧在水南的街市。景定庚午年毁于战火，前任郡守严陵人方逢辰将它迁到稍西的地方，工程将成时便离任了。我代替方君任职，在上饶与他相遇，他谈到这座祠堂说：‘瑞州人敬仰三位贤人，像三年没有地方祭祀他们一样，心中忧闷不安。因此我赶快重修它。不过墙壁涂饰还未完成，塑像陈设也未齐备，你应当替我完成。完成后要为它作记。’我到郡后，恭敬奉行方君的教诲，便率领诸生举行释菜礼；方君三次来信询问记文是否写成，我无法推辞。瑞州以此为郡名，是江西的道院；但在汴京繁盛时期，它仍是偏远小郡，所以余、苏二公都是因贬谪来到这里。淳熙年间，郡治距离今天的行在临安较近；杨公是江西人，虽然从太常寺出任地方官，却并不轻视淮阳。地方相同而时代不同，守郡者与被贬者的身份也不同，但瑞州人自豪地相互传说，大意是：‘我郡因三位贤人而尊重。’余公因支持范文正而获罪，苏公因营救兄长东坡先生而获罪，后来又因任执政而被列入元祐党籍；杨公因争论张魏公配享之事而获罪。假使这三位贤人都没有获罪，又怎能屈尊来到我们的土地呢？唉，瑞州人喜爱这种美德，真是太深了！然而，三位贤人所修养的品德，难道还有可以窥见的吗？范公违逆吕丞相而离职，不久又被起用；前些日子因攀附权贵而被斥退的人，也依次被召回。襄公从瑞州调任泰州，却独自请求到岭南的便利州郡任职以便归乡，越走越远，难道不是所谓同样退避，却不同于他们的进取方式吗？苏公一向看淡世俗滋味，他在《东轩记》中说颜回安于箪食瓢饮的快乐不可企及，却每天与郡府一起收取细微的利益，竟不认为这是屈辱。后来多次贬谪、三次迁徙之后，他退居颍滨，闭门谢客，不怨天不尤人，使人的怨意也消散了。至于杨公，则尽情吟咏，挥洒笔墨，在郡中自编一部文集，和过去在道山与群贤共同享受文章之乐没有不同。像这三位贤人，难道会因为遭排斥、被疏远和处在偏远之地而使内心受累吗？被排斥、疏远而不使内心受累的人，其后果有时会达到潇洒远行、超脱世俗；但三位贤人又不是这样。余公在庆历年间被起用，苏公在元祐年间被起用，二人都勤勉尽职、不顾自身，都是在困顿失意、流落之后重新任用的。杨公处在奸臣掌权时，多次被召而不起，报国的赤诚之心最终因忧愤而死，凛然有古人以尸谏君的风范。唉，这就是他们成为三贤的原因吗？从前面所说的看，我知道三位贤人在瑞州时，乐于安居本土；从后面所说的看，我知道他们在瑞州时，心中没有一刻不在王室。唉，这就是他们成为三贤的原因吗？《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德大道令人遵行。’太史公说：‘即使让我替他们执鞭赶车，我也欣然仰慕。’瑞州人敬仰三贤，也应当由此思考，才足以称道。方君想为这座堂作记的用意，我与前代正人相比，实在不能有所作为。《建昌军青云庄记》大农簿赵侯任旴州知州的第二年，青云庄建成了。赵侯早晚就要接受替代而离任，于是写信请庐陵的文某作记：‘大江以西，缙绅士大夫聚集之盛，以旴州为最。旴州宾兴荐士三十七人，山川奇异之气发自天地的宝藏，至今仍未止息。郡中有库，县中有庄，都以贡士命名。贡士参加鹿鸣宴和计偕进京，仆从马匹和道路费用便没有忧虑了。可是后来想到，士人刚刚取得功名、等待皇帝召见时，皇帝、王者、霸主的事业规模正从开端起步，像火刚刚燃烧，怎么能因为旅途中的琐碎费用使寒士困顿呢？南丰有一座寺叫安禅寺，被盗寇焚毁；有若干田地无所隶属，于是恢复其租税，建造四间房屋，积粮入仓，修建在寺院废址上，命名为青云庄。钱粮由有关部门管理，每三年核算一次；凡旴州参加殿试的士人，路费按等级发给。这是为了厚待士人、造福将来，大概差不多可以了。’我答赵侯说：‘自从异端之学兴起，僧寺道观遍布天下，它们的徒众蚕食田地，连绵相望。有志之士曾想用岁月逐渐消磨它们，听任它们自行消亡。士大夫却被福田利益的私心蒙蔽，不但不能挽救弊端，反而不能实行改革。如今显然形成了儒学为主、佛释居次的格局，割取肥沃田地，把它们转移到这里，正合乎前贤的建置，可以说是守持道德而不动摇了。’ 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与天地相接而长存，不凭借外物来消长，士人难道会因为赵侯而受到玷污吗？《诗经》说：‘青翠茂盛的莪草，生长在那山冈；既然见到君子，便赐我百朋。’解释者说：‘古代货币以五贝为一朋，百朋就是得到很多俸禄。’《小雅》篇序说‘菁菁者莪’，是赞美培养人才；变小雅次序中的‘菁菁者莪’，则是哀伤礼制废弃。既然君师在上，应当取其培育人才的礼制，怎么能废弃呢？何况诸侯奉天子之命，守土治国，把贤能之士全部送往春官，劝其上路并接续供给粮食，本来就是应当做的事。赵侯推广国家乐于培养人才的意旨，只是知道尽到礼数罢了。给予者不是把它当作恩惠，接受者难道会认为这是不值得接受的吗？庄子论说大鹏凭借旋风上升九万里，风就在它下面；这本来是旷达的寓言。自隋唐以来，世人尊崇奇异的科举功名，像‘青云’这样的说法，正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古人自身地位越高，内心越感到危险；人们认为他们高不可攀，这恰恰是忧患和责任的开始。士人一旦登科，难道真会把出身显达看成虚浮放纵吗？《易经》的象辞说：‘上升到天，便是需卦；君子由此应当饮食宴乐。’ 这是说士人等待皇帝召见时的情形。‘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这是说士人施恩于万物、担当时务的时候。赵侯如果确实寄望于人才、关心世道，那么为士人提供需卦所说的饮食宴乐，是赵侯的事情；没有办法实行屯卦所说的经纶济世，是士人的责任。赵侯不辜负士人，士人也不辜负赵侯，这就是不辜负所学，也不辜负天子。赵侯名孟藡。主持青云庄事务的有前临江军通判曾稹、新任袁州万载县主学徐应午。贡士库只有名目而实际已经湮没，他们用白金二十镒补充其名籍，并把库改为田，以求长久获利。钱粮的收入支出，就隶属于这里。

译《赣州重修清献赵公祠堂记》各郡都有祭祀前代贤人、曾任本地长官的祠堂。长官能够享有祠祀，是因为留下了爱民的恩德；然而百代之后，君子的恩泽还能保存下来的很少。人们听闻他的遗风而受到激发，便像对待尸位受祭的神主一样祭祀他，不约而同地说着相同的话。有见识的人因此可以纵观世道，考察其中的大节。所以，参知政事、追赠太子少师、谥清献的赵公抃，历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诚明亮、纯正耿直成为当时的名臣。赵公曾治理鄂州、益州、杭州、越州；他的政务以清静为根本，以简易为施行，宽厚却不松弛，严厉却不残酷。若在汉代考核功绩、评定才能，他一定不会在循吏之下。赵公所做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难道仅仅如此吗？王安石变更祖宗法度时，天下骚动，朝廷大臣唯唯诺诺、奔走趋附，没有人敢于表示异议；唯独赵公与司马文正、光范、忠文、镇、唐、质肃、介等人据理争论，毫不退让。后来他上疏说，财利得失在国事中是轻的，民心得失才是重的；不罢免青苗使者，不是宗庙社稷的福分。赵公终于离开职位，小人接连掌权，搅乱正统天理，培植祸根；荆舒之罪，污秽了史册。若有一位臣子，坚定不移而没有其他技能，便是中原遗老、光明显著的元龟。天下和后世的人感动、愤慨并追思他，至今仍觉得凛然有生气。唉，这就是所谓大节，它关系到世道的治乱、升降，不可歪曲。咸淳六年，知赣州、任大宗丞的番阳人李侯雷应，因为赵公曾经屈尊治理本州，刚到任便访求赵公祠堂所在。郡治旧有祠堂，与濂溪先生的祠堂并列；后来濂溪祠迁到学校前。守陈公宗礼才在城东一带为赵公建立庙宇，按时安置神位、祭祀供奉，渐渐成为旧例。房屋破旧而且将要坍塌，神灵也不来享用祭祀。李侯慨然说：‘这不能害怕改动。’恰逢年成丰收、百姓和顺，庭院中没有征发之事，于是把梁柱、楹柱、栏杆、门槛中腐朽弯折的，把瓦片、砖、彩饰中疏漏模糊的，把神位、祭器中缺失而不合礼制的，都用节省的费用在一天之内修整一新。又另建门楼，俯临大街，不只是为了壮观，也使经过的人产生敬意。第二年夏五月落成时，李侯已经被任命为湘南刑狱使者，即将出行，写信托我为此作记。我认为，官吏只顾敷衍、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已经很久了。李侯的先祖忠清公在世上有风采法度，李侯从见闻中继承下来，独能尊重文献、仰慕先哲，以此教示本州百姓，使他们追溯教化思想的源流；这难道不是有来由的吗？清献公距今二百多年，赣石是他开凿的，章贡台是他创建的。赵公的事迹已经久远了，但这里的山川仍然承受着他的遗泽。赣州人思念他说：‘赵公活着时，德泽留在我们的土地上，是赵公的恩赐；赵公死后，典范法度留在我们的土地上，也是赵公的恩赐！’唉，赵公在熙宁年间任职时，当时的小人号称得志；他们的富贵消尽，最终归于乌有。赣州是什么地方？而赵公的祠堂却在这里。赵公以后担任赣州长官的，一代接一代，难道就没有可以让百姓寄托去后思念的人吗？可是赵公的祠堂仍巍然屹立，神灵光耀，这是多么美好啊！唉，士大夫对于当世，大节难道可以不谨慎吗？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记》赣州兴国县的夫子庙在县治北门。全县有六乡，其中五乡的百姓来这里游学歌咏，穿戴儒雅。向东二百里有衣锦乡，那里百姓生长在极其险峻的关塞中，有人甚至成为危害国家的蛟龙蛇蝎；县令便通过有关官司勤勉地以教化文治来处理。咸淳八年，宣教郎、临川人何时来任县令，忧虑地说：‘如果百姓不能受到教化，那么修养性命的道理就会断绝。’他回头看到县学空旷偏远，无法施教，便在当年四月就地考察，发现山川胜景，商议建立书院来教化后来求学的人。他召集地方豪强和乡长，率领并激励他们；执事的厅堂庭院全部设置完毕，讲习有了处所，汇集学生在馆舍考试，共录取生员二十八人。又选出四位有声望的人作为他们的师长。冬十月，县令率领诸生用牲畜和财帛到先圣先师前祭献，酒器、俎案、旗帜、礼制等级都极其严整；围观者惊讶屏息，老幼相互传呼，随后一致尊重儒者。县令说：‘我的教化可以实行了。’又命令胥吏整顿编制邻里，使每户都有私塾、每个人都有老师，如同古代党庠术序的制度。设置进学日记，县令亲自考察各项事务，督促不得懈怠。又上报府衙，把该乡改名为儒学乡，于是教化声势大为兴盛。山谷中的居民因此受到劝勉，都愿意向文事进取，遵循训导课程。

译古书说：‘天地运行的道理，逐渐显现为教化；风俗需要千百年积累，县令却在一朝之间改变它，竟然能够这样迅速吗？’ 恭敬地想，国家五星聚于奎宿，确实开启了文明；皇祖制诏天下州县设立学校，各地表彰儒学先贤，又重新创建书院。三代以后，文教才如此兴盛。先民有话说：‘地气自北向南推移，粤地从衣冠、正朔开始启发我吴地；长江以南全都成为邹鲁之乡。’如今偏远荒僻之地沐浴教化恩泽，王者的恩惠日益深入，地气的推移也日益显现，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与县令同年考中进士，恰好任本州长官。县令奉行天子的明训，把教养百姓作为职守，扩大教育、宣扬教化，没有辱没皇帝的威命，将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我又告诉诸生说：‘过去文翁在蜀地兴办学校，学生接受博士学业时，张叔担任学官子弟，敬畏而怀念文翁。那是什么样的人啊？张叔啊，张叔啊！’又把诸生中的长者召来告诉他们：‘过去文公在潮州设立教化，潮州人赵德以士人的身份受到召用；他以文章和品行为普通百姓作表率，榜样并不遥远。赵德这样的人，真是有德啊！’诸生拱手上前说：‘我们有幸生在圣明时代，老师和长官不嫌弃我们，使我们得以有所闻知；我们虽然不聪敏，敢不接受教诲！’他们请求把这些话刻在石上，以昭示百代。书院的布局是：前面为燕居之所，正对杏坛；旁边为讲堂，左边是先贤祠；祠堂后面是直舍，斋舍环绕并以廊庑相连；临溪处设门，讲堂名为“絜”。书院各斋分别名为矩斋、笃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这些门舍总称为安湖书院。《府社仓记》　黄震 咸淳七年，我任抚州长官，恰逢年成大饥，依靠抚州贤能的士大夫共同研究赈济借贷之法，因此有很多人拿社仓的事情来讨论。临川县李德杰首先写信来说：‘乡里有李县令捐出粟米六百石作为倡导，将要建成社仓，希望借此来激励其他人。’我答复说：‘社仓之法值得仰慕，但社仓的弊端也值得忧虑。我前一年任广德丞，看见社仓原本规定利息为二分，仓官却收取加倍的利息；州县辗转侵吞剥削，以致有的社仓连一石粮食都没有储备。这种办法以十户为一组，一户逃亡，九户赔补；逃亡者越多，赔补者越困苦。时间一久，为了防止他们逃亡，有的竟以坐仓拖延利息，最终不贷出本金；有的临近秋收才放贷，却白白收取利息；百姓无法忍受，有的甚至上吊自尽。众人都说这是文公制定的法，没人敢议论改变。我说，并不是要改变它的原则，而是要挽救它的弊病。于是我替他们向朝廷请求说：‘法令即使出自尧舜，也尚且需要通权达变；法令即使建立于三代，也必须有所增减。如果法令本出于先儒，却坐视它的弊端而不救，难道是先儒对后人的期望吗？’朝廷同意了。后来又想到，如果临时增加官府管理的烦扰，不如听从民间的便利。’ 他又替这件事向朝廷请求说：“朱文公的杜仓法，主要是减免利息来救济百姓；王荆公的青苗法，也主要是减免利息来救济百姓，但利弊相反，是因为青苗法由官府实行，社仓法则由乡里主持。所以我孝宗皇帝把文公的办法颁行天下，命令民间愿意实行的听其自便，官府不得干预。广德社仓创办时由官府主持，所以弊病不止一种，请按照原法，一概归于民间。”朝廷又批准了这件事。于是我得以用一年多的全部精力经营改革，把收取的利息买田六百亩，承代人户认缴利息，并且使平常年份不放贷，只有荒年才放贷，而且不再收取利息；一切费用都从这六百亩官田的租税中支取。事情刚办成我就离任了，不知道近来情形怎样，直到今天还念念不忘。这就是我亲自在广德经历的情形。至于其他州县设有社仓的，听说其弊病往往也是这样，几乎说不胜说。等我来到抚州的社仓，幸好都是乡里自行置办，正如文公当初所创立的原法一样；但借着美名谋取厚利的，也已经不少了。我正为此惊惧，哪里还敢再把官府与社仓的事情搅在一起呢？大体说来，小民借贷都是由于贫困，借到钱时容易偿还，到了该偿还的时候就困难了。放贷的时候，虽把它看作恩惠；催还的时候，有时却把它看作怨恨。假如稍加变通，聚集钱财买田，丰年积聚租粟，荒年赈济发放，不但不收利息，连本金也不收，这样或许可以有利而无害。以上这些，都是我答复李君的话，但还不敢认为一定可靠。不久，金溪李君沂又拿社仓法来，请我为之作记。我考察了它的始末，原来完全是一家人自行筹划，只按照法令收取二分利息，不借官府势力，也不向众人聚集粮食，所以至今没有弊病，给百姓的利益也很广。这样置办社仓，确实能够用文公救济人的办法来救济人了。然而，有善于治理的人，却未必有善于治理的法；良法容易湮没，流弊却难以防止。希望您能像文公一样，更希望您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像您一样。于是我记录下李君答复我的话，留给他。此前，本郡新丰的饶君景渊也曾因社仓请我作一篇文字，他的办法收取利息，比文公的还轻；借贷后无力偿还的人，就从名册上除去，不责令偿还，事情更加简省，百姓也更加安定。我把这些一并写下留给他。《修缮吉安府公廨记》　　　　　　　　王炎午 吉安是江右的名郡，官署又是诸侯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地方，是士民瞻仰官府、听取政事的所在，不是游览宴集之处所能相比的。废坏了就兴建，破旧了就修缮，这是常理。郡守某公近来看到公廨和官吏住房破败，应当修缮，于是与同僚商议，捐出俸禄倡导，官吏们也一致响应，愿意资助。一个多月后，郡治焕然一新，百姓来观看政事，只看见它修缮一新，却不知道有这次工程。官吏请求郡守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记文。”郡守把这件事交给本郡前太学进士王炎午，他推辞而未获允许，于是对众人说：“修缮官署，是常见的事情，不记也可以；官署修好了，百姓却不知道，反而不记载，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修缮官署而不扰民，所以才记下来，是为了警戒后来修缮官署而扰民的人。我从您修治郡署这件事中，懂得了为政的道理，也看到了爱民之心。”黄霸任颍川太守时说：“治国之道在于去除过分和极端。”公廨固然不可修得过分，更不能因为破旧而不修，这叫作过分；把它拆掉重建而骚扰百姓，这叫作太甚。黄霸处理政事，只去除过分和太甚；事情办成而不扰民，所以成为汉代循吏中最杰出的人。官署破旧，谨慎畏事的人不敢修，卑劣怯懦的人不愿修，说：“官任期满就要离去了，何必妄自作为呢？”往往因一根梁、一根柱子损坏，便毁坏一间屋；毁坏一间屋，就会祸害千万家。

译当初商议修缮郡署时，官吏们都想把它全部翻新，郡守说：“房屋还没有倾塌，为什么要拆掉？漏雨的修补，坏掉的更换，这才是适宜的修缮。全部拆掉，就会使官吏疲敝、百姓劳苦。”众人说：“对。”于是房屋没有全部拆除，却焕然一新。郡中百姓拜谢郡守的恩赐，情况怎么样呢？鲁国人要修建长府，闵子骞说：“照旧贯办，怎么样？何必改建？”孔子称赞他的话一定说中了道理，大概改建就免不了使百姓劳苦，依照旧制则费用较少，百姓也不受困扰。僖公修缮閟宫、泮宫，《春秋》都不记载；而新建南门却记载下来，难道不是因为修缮是常事，兴建则是大工程吗？所以圣人谨慎记载，圣人如此重视民力，怎么能不深深赞赏闵子的言论呢！如今郡守的用意合于闵子，也不违背《春秋》的精神，君子学习道术就会爱人，他大概是懂得学习道术的人吧？而且郡仓每年修缮一次，胥吏得以从中作弊，郡守废止了它；上级征取经匣，必然辗转牵连下户，郡守便亲自制造。府中胥吏常拿着不合法的檄文下达州县，郡守首先加以禁止。驿马户苦于承担点差、祗待等职务，常常用贿赂求免，郡守制定名册，按次序充当；省里下檄委托郡守更换贫困的驿马户，按名册本来可以得到奇货，郡守却一点也没有取用，不到一两天，名册上所列的人就全都办妥了。郡守初任时那些值得称道的政绩，我因此一并记下。《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六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七 艺文【记六】元 《建昌路庙学记》　　　　　　　　吴澄 自唐代以来，建立孔庙、设置神像来祭祀先圣，在礼制上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但用来表示庄严恭敬的做法却更加隆重了。建昌郡的庙学顺应地势而建，坐向朝东，西北角有燕居殿，这是其他郡所没有的。庙廊的左边、书院的后面，都是学宫的地界，百姓租赁土地在那里建屋居住。庑廊左侧的住屋，编户密集排列，靠近庙墙，喧闹污秽，不能安静。阁后的住屋面向北、背向南，建成一处住宅，横截在中间，使庙和燕居殿隔成两处；另开一门朝西，不与前庙共用大门。今天子即位之初，想到百姓的休戚关系在郡县守令，便精心选拔人才，提拔江浙行中书省郎中萨题勒密实为建昌郡侯。他治理政事已经优良，教育事务尤其虔诚，闲暇时来到学宫，亲眼察看，内心思量，准备改建更新。教授方寿列举了应办的事项：凡是学宫地界内百姓的房屋，一律命令拆除，改建后把土地归还学宫，使庙和学宫前后通达无阻，再用宫墙围绕，把那些不合礼制的地方逐步整修完整。前任赵侯积存的学田岁收还有余，可以满足郡侯的志愿。邦伯达实特穆尔把这件事交给府属长官宋贞，众人商议后意见协调；又把从祀先贤的画像绘在墙上。时间久了，画像模糊，便改用木头雕刻神像一百零五尊；左右各八室，用来供奉。庙前庭院狭窄，春秋二祭和朔望行礼时容纳不下。外门东边原有教官署，于是拆掉那所房屋，把学宫门迁到外面，距离庙前檐沟一引五寻，比旧门增加四分之二尺。门外开凿半月形泮池，架石桥通过，池外依旧。又建棂星门，门外砌成街道，成为通衢，南北两端各立命教门一座，并加上勉励性的封号。下诏把石头磨平，重新镌刻两通碑，建碑亭相对立在泮池旁。燕居殿低矮狭窄，不相称；官府有一所废屋，形制如殿，宽三常有二尺，深三寻有六尺六寸，于是迁到阁后拆除民居的土地上作为燕居殿，使它与前庙正相对，朝向东方，很像古代前庙后寝的格局。筑三层坛，宽一仞，高三尺五寸，仿照阙里杏坛。先贤祠在右侧如翼，太守祠在左侧如翼；增置祭器，备齐乐器，补刻书板，修葺斋舍，建造仓廪。教官旧署拆除后，学宫西南有尹、周两家的民居，其中一半属于学宫地界；他们把房屋拿来出售。适逢舒嗣隆代替宋贞任府属长官，志向相合，谋划一致，赞助促成此事，于是付清房价，取得尹家的房屋给教官居住，取得周家的房屋给正录居住。整体气象开阔，可以彰显师儒的尊严；北面空地则用来办理学宫事务。这些房屋一所用来供众位官员共同集会，一所用来供教官办公。自至治元年开始，到至治四年完成。门、廊、殿、堂、燕居殿、祠宇，以及厨房、仓廪和教官、贰长的官舍，内外周围南北宽二引五常，东西深六引四常，横竖各有六尺，端正齐直，规模宏大；墙面粉饰鲜明， roads平坦开阔，壮伟而蔚为壮观。士民惊叹，认为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若不是郡侯胸襟宏大、志向坚定、力量坚强，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如今邦伯奇喇、贰守刘珪、府判巴延彻尔、郡属张赓、刘秉忠，都能够协力同心。前任教授倡议之后，郭建中继任教职，谨慎承受郡侯的命令。正录石良贵、岳天祐也参与其中。至治古字学教授扬丹布哈主持这项工程，郡吏李方平、王进、周植也参加。工程完成后，乡贡进士、旴江书院山长聂公升传述郡中士人的意愿，请求记载这件事。郡侯历任风宪官，清廉能干的声誉远近闻名。如今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既有治理，又有教化，他的美政值得记载。可是，修缮学宫以培养人才，是官府的职责；增进学业以应合时世需要，是士人的职责。旴江的士人从今以后群居共学、共同交游，难道只是涉猎经书、背诵文句、雕饰辞章，用来钓取名声、谋求利益吗？一定要真正明白经义，在内心有所体会，能够获得圣贤的心意；一定要真正修养品行，在自身行动中有所实践，能够实行圣贤之道。这样或许上不辜负圣天子选用人才的仁德，下不辜负贤郡侯勉励教导的恩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