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译题写颜鲁公靖居寺题名之后　欧阳修 以上是靖居寺的题名，是唐代颜真卿所题。我考查《唐书》的纪传，真卿在唐代宗时任检校刑部尚书，被宰相元载所憎恶，因议论祭器修缮不善而获罪，被贬为硖州员外别驾，后来又任抚州、湖州刺史。元载被诛后，他又恢复为刑部尚书。但这篇题名说是永泰二年，真卿因罪任吉州佐官，与史书所载不同。根据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阴》中的序文说：“被贬到硖州十多天后，再贬到吉州。”大概真卿不曾到达硖州，便直接贬往吉州，而史书只记载了最初的贬谪，写在纪传中罢了。真卿直到大历三年才调任抚州；他游览靖居寺时，还在吉州。题写唐代颜真卿小楷《麻姑坛记》之后 以上是《小楷麻姑坛记》，由颜真卿撰写并书写。有人怀疑不是鲁公的书法。鲁公喜欢写大字，我家收藏的颜氏碑刻很多，却从未见过他写小字的。只有《干禄字书》的注释最为细小，但它的字体笔法与这篇记不同。《干禄字书》的注释端庄稳重、舒缓和畅，并不局促；这篇记则刚劲峻拔、紧密收束，尤其精练强健。这就是有人怀疑它的原因。我起初也颇为疑惑，等到长久把玩观赏，发现笔画无论大小都合乎法度，而且越看越好，这才知道若不是鲁公，便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字。所以姑且记下这些，以解除疑惑。题写饶州甘棠馆题名之后 以上是甘棠馆的题名，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开始，到防昌为止。文字大多已经磨灭，只有高元裕、韦夏卿所写的还可以读。人的喜好名声，真是太厉害了！他们功德盛大，本来已经写入竹帛、刻在金石上，可以流传不止；至于登高远望、行旅往来，偶然在一时寄托兴致，也一定要刻下姓名，留在山石上。不仅是徘徊俯仰来为自己的身世悲伤，也是想让后来者想见自己的风流。韦夏卿所记的文字，流连感伤，意味很深。像高元裕、韦夏卿二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士人，史传记载得很详细。从前杜预把碑沉入汉水，说万世以后山谷或许变成陵墓，碑也许会重新出土而显现于世，他的忧虑真是深远。然而杜预的功业，不需要碑刻也会自然流传；他在这件事上如此用心，正是好名的弊病。所以士人有的辛劳一生，使自己困苦；有的饿死在空山之中；更有甚者投身水火、赴刀锯之刑，以求后世留下名声，成为庄子所讥笑的人。因而我在编录古代碑帖时，每当得到前代题名，从未不收录的，正是怜悯人们太过于喜好名声。题写太虚、辩才庐山题名之后　苏轼 我与大觉禅师分别已经十九年了。禅师脱离尘世，隐居海上，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怎么还会如此殷切地记挂我呢？抚摸着这卷文字，我长声叹息，想见他一面，只恐怕再也见不到了。我与参寥师从庐山南面一同出来向东走，沿途所到之处，都是禅师的旧日遗迹。山中人很多都能谈起他的事，于是我又把太虚和辩才的题名写在后面，送给参寥。太虚今年三十六岁，参寥四十二岁，我四十九岁，辩才七十四岁，禅师七十六岁。我们五个人还能再次相从吗？活着的人可以相视一笑，死去的人只能令人一声叹息。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日，在慧日院大雨中书写。题写张唐公《香城记》之后　潘兴嗣 唐公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在朝廷任职时敢于直言，声名震动士大夫。面对万钟的俸禄，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他认为一丘一壑的生活胜过富贵。当时我年纪尚轻，已经没有做官的意愿，只以琴书为乐。我们彼此相知相契，甚至忘却了年龄的差别。可以说，这是以无所牵累的精神，结合有道之人的器度，无愧于古人。每次来到这里，看到公在破墙上的笔迹，字迹逐渐漫漶湮灭，心中总感到惆怅。真觉上人喜好此事，抄录他的话，刻在石上。题写欧阳文忠公《庐山高诗》之后　黄庭坚 刘公内心刚正而外表温和，忍受贫困如同铁石般坚强；对于他所不屑的事，即使万人也不能使他回头。他居家四十年，不谈论时事；宾客登门，必定置酒相待一整天。他谈吐娓娓不绝，似乎在教导，又似乎在劝谏，思想寄托在庄周、净名之间。年近八十时仍耳聪目明，行走不用人搀扶。这大概是他在世俗仕途上不得志，却在别处获得了所得。至于庐山的美景，欧阳文忠公的诗已经描写得很完备。朝廷中的士大夫读到它，无不感慨地想卸下尘世车驾，稍稍领略庐山的清幽旷远，却没有机会。唯独刘公在庐山脚下安乐地生活了四十年，起居饮食都在山下。死后，他的声名与此山相配，因而不会磨灭。那些庸庸碌碌而实现志愿的人，与刘公相比又怎么样呢？题写徐德占题壁之后 豫章有两位豪杰，声威震动一世：我的伯父长善，以及我的外兄徐德占。他们前后相隔五十多年，舅甥二人的情形大致相似。长善凭文章，德占凭才略，从深山穷谷中崛起，把光辉高举到青天之上。长善三十二岁，德占四十岁时，命运突然倾覆，使人不禁气短。我经过章明扬家住宿，在追远堂下观看德占的字迹；即使只是当时的戏笑言语，仍仿佛能够看见他忠厚的气质。

译题写萍乡县官署墙壁 我庭坚乘船经过荆江，略经洞庭湖，渡过修水，经过七十二处渡口，出了万载、宜春，来到萍乡探望伯兄元明。起初，元明从陈留出发，经过尉氏、许昌，渡过汉水和江陵，上行经过巫峡，走过一百零八盘，渡过四十八处渡口，送我到摩围山下安置，停留数月，不忍分别。士大夫共同来慰问勉励我，他才肯上路；我们含泪握手，作了此后相隔万里、不知何时再见的告别。我在蛮地九年，白发归来，如今在这里相见，探访旧情，抚慰新境，悲喜交集，感情实在难以言尽。我进入宜春境内时，听士大夫议论，都说元明尽心尽力，对百姓有父母般的爱护之心；但他的百姓好争讼，与其他地方不同，问题在于慈爱仁厚过度，没有使用威严刚猛的手段。我到任后便拿这话询问元明，元明叹息说：“天子任命官员治理百里之地，本来就是希望使百姓安定快乐，难道是让官员执掌三尺法，与子弟百姓结成仇敌吗？”从前汉宣帝忧虑北海盗贼很多，起用龚遂为太守。龚遂入朝拜见时，宣帝见他年老，便后悔任用他。龚遂于是进前问道：“北海的盗贼，陛下是要战胜他们，还是要安抚他们？”宣帝听后面露喜色，说：“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本来就是要使百姓安定啊。” 我曾经称许龚遂，认为他是天下的长者。施政过于严猛，就会连土地山石都一同焚毁；过于宽纵，则公事私事都会荒废。我既不严猛，也不宽纵，只求合乎正确的原则。因此把我所居轩室题名为“唯是”，用来警戒自己。庭坚说：“施政严猛而不伤害善良，宽厚而不助长奸邪，即使是两汉的循良官吏，也不过如此。萍乡城乡之间，连鸱枭也将变成凤凰，稂莠也都化成嘉谷了。”于是把这些话写在屏风上，以免分别以后引起怀念。庭坚到来，是崇宁元年四月乙酉日；离去，是这月的己亥日。题写南城吴氏社仓书楼诗文之后　陆游 南城吴君子▯兄弟修建社仓，大略仿照古代收聚和发放粮食的制度，又修筑书楼，用作子孙讲习的地方。他们的用意深远，不是世俗之人容易测度的。有人却说，吴氏捐出资财修建社仓，在灾荒之年使百姓免于死亡和迁徙，对人有很大的德行，后世应当有人继承；子孙若不学习，便不足以承继它。这就是他们修筑书楼的用意。假如吴氏的用意确实只是这样，那就是市井商人的想法。用商人的想法，不能与乡党中自守自好的士人交往，难道能够与上天交往吗？吴君的意思，大概是说：我这样做，并不是只为一世；我们兄弟将来总要把它交付给后人，而后人各自会怎样，是谁也无法预知的。吝啬，就会变得刻薄；放出贪心，就会谋取私利；懒惰荒废，就会耽误事务。即使当面教诫他们，他们也可能不听遗言，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学习，才能避免这三种祸患；这样社仓即使传承百世也没有问题。这才是我们兄弟的根本考虑。至于将来的富贵贫贱，我自己尚且不能预知，却替后人谋划，并在荒远而无法追问的地方索求回报，也是愚蠢的。吴君派人送信，跋涉一千多里，把社仓的始末给我看，并提到诸位先生为书楼所作的记述。我感慨叹息，认为真正了解吴君兄弟心意的人，没有谁比我更深。因此写下这篇文字。题写荆公诗 以上是荆公亲手书写的一卷诗，前六首赠给黄庆基，后七首赠给邓铸。石刻都在临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陆某谨慎题写。题写《折桂院行记》　朱子 起初我来到折桂院的西轩，喜爱这里江山的优美。道人说：“您认为这里还不值得观赏，再往上走一些，景色会更加奇特。”于是他引导我穿行在深竹之中，竹林尽头出现一座大山丘，背靠五老峰，面向江湖，东西数百里之间，云山烟水，浩渺苍茫，曲折相连，美景绝妙得无法形容。于是我计划在那里建亭，取李翰林《庐山谣》中的语句，命名为“黄云观”。▯云说公将要离去，未能建成。今年春天才得以动工，还没有完工我便调任离开了。闰月最后一天，我与清江刘子澄、长乐林择之、开封赵子明、温陵许景阳、建安王春卿、长乐余占之、陈彦忠、临淮张致远、长乐黄直卿一同来到这里，于是记下这件事。▯云公是诸王孙，弃官学习佛法，如今客居大洪山。云 题写濂溪光风霁月亭 淳熙八年，岁次辛丑，夏四月六日，后学朱熹、张扬卿、王沅、周颐、林用中、陈祖永、许子春、王【缺字】余隅、陈士▯、张彦先、黄干，恭敬地拜谒于濂溪先生书堂之下。先生承受上天赋予的使命，使道统得以发端并传承下来，启迪保佑后世之人；它的根源无不在这座书堂。我们都为之感叹仰慕，徘徊流连，不忍离去。朱熹又拿出自己诵读讲说的先生《太极图赞》，阐明其中义理，以告知众人，大家都说美好。退居之后，先生的曾孙正卿、彦卿和元孙涛，在光风霁月亭设宴。祁真卿、吴兼善、僧人志南与朱熹恭敬书写此文，以作记载。题写苏文定公《▯节堂记》之后 以上是《南康军治▯节堂记》。栾城苏文定公任郡守时，徐君师回仰慕圣人之作，又亲手书写并刻在石上。从元丰乙丑年到今天淳熙己亥年，共九十五年。新安朱熹来主持郡政，询问厅堂所在，已经没有了，杉树也不存在了。寻找那篇记文，又发现已经不是原来的刻石，而是被丢置到别处。于是遍访郡中老人，最终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它的位置。大概从元丰到现在，其间世事变迁也很多了。然而建炎年间群盗作乱，距今才五十年，旧迹荒芜毁灭，不应当到了这种程度。莫非这座厅堂是在绍圣党争之时毁掉的吗？抚今追昔，感慨万端，长久叹息。只是本郡正贫困，百姓已经疲敝，即使厅堂的旧址还在，情势也不能使它恢复原貌。唯有听事厅有一座厅堂，没有匾额，庭院中有一株老柏树。它在焚烧砍斫之后，生机几乎耗尽，却仍然挺立不倒，仿佛志士仁人经历变故之后，依旧刚毅凛然、毫不衰退。于是取▯节的名号，把它寄托在这座厅堂上，并把记文石碑搬来嵌入墙中，还想除去庭院中普通的杂木，只种杉树和柏树，略微体现前贤遗留下来的心意。然而时机已经不合适，我也因病请求归返了。唉！后来的君子，或许还有人能够完成我的志愿吧！

译题写白鹿洞所收藏的《汉书》我已经为刘子和作了传记，他的儿子仁季寄信给我，把先人收藏的《汉书》四十四通送来作为答谢。当时白鹿洞书院刚刚建成，于是我送去让书院收藏，以备求学者阅览。子和的五世祖磨勘府君刘式，南唐时曾在此洞读书，后来在本朝做官，在宋太祖时颇有声名；他的孙子刘敞、刘攽也都是闻名之士。如今子和的弟弟子征家中，还收藏着他亲手抄写的《孟子》《管子》，据说这是他当年在洞中的日常功课。题写金溪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义之后 淳熙辛丑年春二月，陆兄子静从金陵来，他的弟子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鉴、路谦亨、胥训实随行。二月十日丁亥，我朱熹率同僚、朋友和诸生一同到白鹿书堂，请他讲说一番来警策求学者。子静不嫌弃我，欣然答应了。他阐发说明、铺陈畅谈的内容，诚恳周到而明白清楚，都切中求学者内心隐蔽、积弊深重的病根。听讲的人无不悚然动心。我仍担心大家日久会忘记，于是又请子静把讲义写在简册上，交给我收藏。凡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若能在此反省自身并深入考察，大概就可以不迷失于进德修业的道路了。题写颜鲁公《栗里诗》之后 以上是唐代鲁郡颜文忠公的《栗里诗》，见于陈令举《庐山记》，但没有得到全篇。即使如此，读它的人也足以认识两位先生的心意，并明白其中所体现的君臣大义。《栗里》在今天南康军治所西北五十里的山谷中，那里有一块巨石，相传是陶公醉卧之处。我曾经前往游览而为之悲伤，于是在它旁边建了“归去来馆”，每逢年节便相互劝酬，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俯仰林泉、举酒敬客时，大概没有一次不吟咏这首诗。此地的主人、零陵从事陈君正臣听说后，似乎内心有所感慨，请求把诗大字书写后刻在石上。我离开郡中后，他再次来信请求，于是写下此文送给他。题写资国寺《雄石镇帖》之后　陆九渊 象山西面的山脚临近溪水，溪上有一处渡口，叫石▯。夹着溪水的山叫西山，西山北面有一座陡峭耸立、与西山同源的山，叫征君山。当地老人相传，古代有隐士住在山上，多次征召他都不肯出仕，人们称他为征君，于是用这个称号给山命名。山麓有一座寺院叫资国寺，至今还收藏着建寺时的帖，正是《雄石镇帖》。字体结构严密，行笔合乎法度，不是近代史书上的书法所能相比。纪年写作龙纪元年，同时又写岁次己酉，也不像当时一般的公文。官职称为镇遏使，侍御史签书者称为押衙兼副将。印文是“信州雄石镇本末记文”，用的是端正的篆书，繁复叠写而不紊乱。如今这里隶属于贵溪，史传所记和当地老人所传，都从来不知道有雄石镇。乡人曾说，永泰二年设置贵溪县；考查唐史，贵溪县建立于永泰元年，第二年改为大历元年，但大历改号是在冬至日，因此永泰确实曾有二年。改年号的诏令已经建立，跨越两年，也是事情发展的常理。设置县的年份尚且流传到今天。龙纪以后过了一百多年，世人却不再知道有雄石镇，这是为什么呢？《唐六典》说，镇设镇将、镇副，掌管镇守防卫。兵部条文中又说：凡是镇都设置使一人、副使一人。如今帖中称为镇遏使、称为副将，大概是不同称谓互相参见。又说：各军镇凡有五百人，设置押官一人；如今称为押衙的，难道就是这个押官吗？施用这方印的人称周丞、邺丞，邺丞的官职是押衙兼都监，似乎也是镇官。这样看来，这个镇有两名押衙，又有都监。《唐百官志》依据《六典》，而《六典》是唐明皇所撰，史臣本来就说：“永泰以后，各镇官职对开元旧制有所增减。”所以当然不可能全都考察清楚。邺丞称镇长为中丞，而他的实际官职是侍御史。唐代供奉官中，御史中丞和侍御史同列，这一点尤其足以证明此帖不是后人伪造的。帖中记载的地点称为“丞邺宅，西面东坑征山脚”，最初没有“君”字。然而山上有一口井，深不见底，旱灾时祈雨，往往很有灵验，称为望井。水流出后形成石坑，称为君坑，其实是把“征君”二字折开而言。寺僧海琼，是周氏的后代，即周丞、邺丞的后人，也喜好文学诗歌；他担心这篇帖磨灭，准备把它刊刻在石上，请我作跋。我考察唐代距离今天还近，唐末尤其接近龙纪元年，距今才三百零三年。史传所述、老人所传，已经都不知道雄石镇的大致情况，那么这篇帖的流传，也足以成为考古者的鉴戒。因此详细考辨并写下这些话。题写欧阳君遗事　周必大 宋高宗皇帝即位后，南京的宰辅不考虑顺应皇帝求言的美意，只为自身谋划，杀害了上书言事的人：镇江的陈东、抚州的欧阳彻，字少阳、号德明。皇帝南渡以后，很快罢黜当时的宰相，又追赠二人为朝奉郎、秘阁修撰。皇帝的诏令哀痛恻隐，超过了禹、汤因罪责己的程度；使他们的忠节独存于史册。起草诏书的是中书舍人王居正。右丞许崧老已经写了哀词，我周必大又抄录少阳的行状，交给梁世昌刻印。世昌说：“德明是我的同乡。”他的孙子瑀曾经编次事情的始末，本乡文士邓名世也记载了他的事迹，准备一同刻出。考查唐代韩愈为死事之臣张彻作铭时说：“唉！张彻啊，后世仰慕顾念你，因为你的行为高尚；你宁愿沉默而活着，也要独自为他人割舍；正因为他们不清白，所以你如玉雪般纯洁。”德明生下来取名就与张彻相同，为国捐躯也相同，真可以说是仰慕颜真卿、追慕蔺相如的人。此前邓庠曾把晏元献公、曾子固、汪信民、谢无逸供奉在讲堂祠中，德明也列在其中。他看待身死以后名声不能显扬、甚至遗臭万代的人，究竟是谁得、谁失呢？德明的弟弟衡、儿子飞黄、女婿黄怙都因荫恩补授官职；飞黄最终任建安尉，瑀大概就是他的儿子。题写郑威愍公事　杨万里 近世培养灌溉人才、使忠孝成为风俗，到本朝最为兴盛。唐末五代那种只求保全自身、出卖国家的风气，于是发生了改变。庆历、元祐年间，忠臣义士充满朝廷和民间，这难道不是诸位老臣的贤德以及祖宗的辛劳造成的吗？这种积累难道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吗？自绍圣、崇观年间的大臣把诸位老臣指为邪恶奸臣，打压、摧残、消灭他们，仍不罢休。然而靖康之难时，还有像威愍郑公这样为国而死的人；这难道正是前日奸邪留下的种子，也是绍圣、崇观大臣没有消灭干净的部分吗？唉！庆历、元祐年间的奸邪，难道可以轻视吗？至于仍未消灭干净的忠义，也正可以看出祖宗恩泽的深厚。郑公是玉山人，考中进士；靖康年间任同州知州，城破后为国死难。公名骧，字潜。这篇文字由庐陵杨万里书写。

译题写山谷《践阼篇》法帖之后 我从前任零陵丞时，曾在同僚张仲良那里观看山谷先生的小楷《两都赋》，感叹他写得那么多却不疲倦，而且越写越精妙。仲良笑着说：“这还不值得感叹，你知道他下笔时的情形吗？”求学者每次请他写字，山谷必定问：“你想写六经中的哪一篇？《左氏传》《太史公书》《班孟坚书》中的哪一篇？”他写诗文也是如此，随对方所要求的内容，立即一笔写成。命人取来架上的书，边看边校对，一个字也没有写错，原来是张中丞口诵，山谷用笔记录。西昌彭孝求喜好古物、博学雅正，把《践阼篇》给我看，于是我把听说的事情附记在后面。我曾见章怀太子给范蔚宗《后汉书》作注，其中记载“武王衣铭”说：“蚕桑之事辛苦，女工难以得到，新衣弃旧衣之后，必定会受寒。”但这篇《践阼篇》中没有，难道是散佚的文字吗？还是见于其他书呢？因此一并记下。题写范文正公文集之后　宋綦焕 番阳郡斋、州学中收藏有范文正公的文集和奏议，年代久远，刻板大多漫漶毁坏，几乎无法阅读。判府太中先生曾说：“本郡历代太守中，声名德行如日月照耀、永远不泯灭的，唐代有颜鲁公，本朝有范文正公。”范文正公的文集，士大夫经过本郡时无不想看，难道可以不加以修整吗？于是交给属官，拿旧京本和《丹阳集》参照校勘，并且捐出公帑刊刻补刻。又得到诗文三十七篇，作为遗集附在后面。题写李景春《绍兴万言书稿》　文天祥 我的同乡布衣李景春在绍兴年间上书，洋洋洒洒写了万言，把民间隐微的事情全都条列出来，可以说是知道的没有不说。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也只是因为高宗皇帝仁厚而富有恻隐之心，勤于寻求民间疾苦，因此能够广泛通达下情，差不多保留了古代向樵夫农夫询问意见的遗风。凡是为官的君子以及天下百姓，都应当受到劝勉。读李君的这些话，才知道当时州县之间值得叹息的事情竟是这样。如今距离那时已经一百多年，谁知道现在又有多少超过李君所见的事情？有见识的人想到这里，又会更加为世道而感伤。《鹭洲书院记》跋　谢枋得 庐陵郡所属的泰和县有龙洲，前任县令喜爱它的美景，垒石筑基，创建书院。大丞相文忠公周必大为它作了记。有人对文忠公说：“县里已经有学校了，再建书院不是多余吗？”文忠公说：“三代兴盛时，从王畿开始，在六乡六遂设立学校：为学者二处，为序者十一处，为庠者三百处。诸侯国有三乡三遂，庠序的数量大约各占一半，家塾还不计算在内。泰和是子男之国。我略加考察图籍，佛寺有一百处，道观也有十五处，至于只存名额而房屋已经废弃的还没有计算。欧阳公撰写《本论》，说三代百姓不是从事农田劳动，就是从事礼乐教化；不在家中，就在庠序之中。因此王者的政令能够彰明，圣人的教化能够施行，即使有佛教、道教，也没有途径进入。如今过去的庠序都转变成寺观，为什么不怀疑那些寺观，反而怀疑这所书院呢？这就是本地先贤如此坚持兴办学校的原因。”白鹭与龙洲同属一条章贡水。周文忠公去世四十八年后，这里又建起了书院。书院与郡学隔一条水相望，假如说它对教化没有切实作用，难道能把它看成多余吗？即使如此，按照文忠公的说法，我们这个地方即使再有几所书院，仍然应当认为不够。元 题写《金溪吴节妇黄氏训子诗》之后　吴澄 金溪新田前贡进士吴君叔可甫的第三个儿子泰发的妻子黄氏，二十七岁时丈夫远行经商，溺水而死。黄氏遵守共姜守节的誓言，抚养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使他们成家立业。她将近五十岁时，写下三十韵的教子诗来勉励自己的儿子和侄子，文辞和义理都很茂盛，不仅不逊于曹大家的节操和文学，而且兼具难以言尽的长处。她的从孙绶抄录诗作给我看，我对此赞叹不已。我次子的妻子也生于至元壬午年，到至大己酉年我儿子去世时，有一个孙子、两个孙女，年幼的才两岁；如今他们都已经嫁娶完毕。这位妇人的德行与黄氏很相近，只是不会写文章罢了。题写胡刚简公奏稿之后 宋朝三百年间，因权奸误国、亡国的有五人。最初因蔡京而亡，后来因贾似道而亡。开禧年间的败局，距离亡国已经不远。绍兴、宝庆年间虽然没有亡国的灾祸，但他们依仗敌人的势力，贪取上天的功劳，欺骗君上、谋求私利，使君臣、父子、兄弟的伦理之道不能充分实行；这两人的罪恶，几乎超过此前三名奸臣。那时以小臣身份却敢于谈论国家大事、扶持天地常道的，是庐陵的胡氏二公。胡忠简公言辞激烈愤慨，震惊一世；胡刚简公援引旧事，铺陈伦理，明白恳切，不说危急激烈的话，也不与当权宰相正面抵牾，而是写信感动他。忠简公的言论像贾谊，刚简公的言论像陆贽。两位公都只知爱护君主，不敢爱惜自身，这一点是相同的。臣子向君主进言，本来希望君主醒悟，难道是想触怒君主吗？孔子请求讨伐陈恒，正是用来劝告君主；大夫严正而不逼迫，就是如此。后世忠于君主、献身国家的人，希望能从我的话中有所体会。

译题写赵子昂所书《麻姑坛碑》之后 颜鲁公的《麻姑坛碑》在我的家乡，旧碑被雷击破坏，重新刻了两次，字体逐渐失去真貌。如今观看赵子昂所书的碑文，真是妙笔。颜字、赵字，都出自王羲之；有的刚劲端正，如手持笏板的重臣；有的俊秀妩媚，如当时的花朵美女，二者各自达到了极致。然而颜真卿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字体却与王羲之不同；赵子昂临写颜真卿的碑记，字体又与颜真卿不同。若不是深入达到书法的精微境界，便无法辨知其中差别。后来的君子，一定会有善于评论的人。刘时中、王岂岩都学习书法而且擅长书写，这件帖由赵子昂给刘时中，刘时中又给王岂岩，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爱好和见识不相上下，所以辗转相互传授。题写进贤县学增租碑阴 士大夫治理官府如同治理家庭，那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官府和学校之间，大多被看作旅舍，苟且应付着等待任期届满离去，哪里有人把它们当作家中事务来对待呢？进贤县学校的田产被隐没、亏损，前后任学官都视而不见，不加过问。教谕万君开始搜查清理，追究到底，全部革除弊端，学校的经费顿时增加。然而万君只是恢复了原有的财产，并没有另行增加。什一的中正之赋，从古到今都可以实行到今天；官府向百姓征取的，不过是这个数目。只有豪强百姓私自占有田地，征取其中五成以上，实在太不仁厚。近世公田也因此征取十五成以上，耕作者不能承受，逃亡和荒废的超过一半。于是官府把负担压配给富户，以求取得盈余。学校田产与公田本质相同，它的赋税虽然不能像什一那么轻，幸好还没有达到豪强征取的程度。但奸民有时增加租额来诱使主管人员，然后谋求夺取佃户的田地。我任提举儒学时，凡是这种事情一定加以阻止。万君对进贤县学有功，而我担心谋求利益的人不懂大体，反而以增加租额为能事，那就是加重百姓负担来供养自己，这怎么可以？所以在碑阴题写这些话，一方面用来表示劝勉，一方面用来表示警戒。万君有治理财赋的才能，把官府看得如同自己的家；他任洪州郡学录时，正遇到洪州学校弊端极其严重。我想把他治理一县的办法推广到一郡，让他在一郡试行，但同僚不高兴，最终没有实现。题写《安湖书院始末》之后 汉代的循吏教化了在黄池边操弄兵器的百姓，使他们卖掉刀剑、买来牛犊，史传把这件事当作美谈。我们乐安的何侯刚考中进士时，任庐陵县尉，已经显露出治理才能；代理临江录曹后，仕途越进步，政绩越优良。等到任兴国县令时，他在县里的衣锦乡建立安湖书院，用诗礼敦厚教化百姓，竟能改变一个向来难以教化的乡里的风俗，直到现在也不再有人操弄兵器。这即使是汉代循吏，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唉！士君子有志于当世，大到治理天下，小到治理一县，都可以施行自己的志向，只在于任用的是什么人。斯高被任用，盗贼便遍布山东；林甫、国忠被任用，盗贼便遍布河北，最终导致秦朝灭亡、唐朝动乱。一个小小郡县任用得当，结果尚且如此；以天下之大任用不当的人，结果就会像那样。人才对于当世的关系，难道不重大吗？天下并不难治理，只是哪里能够得到像何侯这样的人，让他们成百上千地布满各郡各县呢？侯名时，字了翁，人们称他为见山先生。李侯是他的同年进士，任江南西路安抚使时，征召何侯主管机宜文字。朝廷任命他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事，但还没有来得及赴任。不久，他“衔石填海”的志愿没有实现，便隐匿姓名，自称坚白道人，在民间售药；数年后回到家中，寿终正寝。题赠廖生 宁都廖国器的妻子陈氏，生于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岁时丈夫去世，她守节甘愿贫困，等待儿子长大。至元丙子年改朝换代的战乱中，儿子死于兵乱，儿媳也被掳走，只剩下孤孙人俊；当时人俊刚七岁，陈氏辛勤劳苦把他抚养成人。孙子已经成年，因悲痛父亲死后没有安葬、母亲离去而不归，便苦苦寻找；他询问遗老，在丛葬坟墓之间找到了父亲的遗骨，姑且安慰了自己的心。他孤苦地徒步向北方寻找母亲，到了扬州，得知母亲在沧州；到了沧州，又得知母亲在那里的丈夫已经有了儿子，但那个儿子已经去世并下葬。人俊想把母亲的遗骨带回来，同母异父的弟弟不同意；他含着悲哀返回，几乎想要不再活下去。祖母当时八十一岁，又一次获得赐帛，恩赏使受惠者达到九十七岁；官府在她家门上旌表，乡里都称赞这是节孝之家。陈氏身体安康，没有疾病，寿命还无法估量。从前陈氏的婆母郭氏活到八十七岁，祖婆母邓氏活到九十九岁。郭氏去世时邓氏还在，陈氏作为孙媳妇奉养祖婆母，完全尽到了孝道。如今人俊对祖母十分孝顺，而陈氏的寿命又将超过她的祖婆母，这正是上天报答善行、昭然可见的表现。一门之中，既有节妇，又有孝子。做节妇的，天已经厚厚报答她；人俊家中灾祸虽然惨重，却能成为孝子，上天难道不会最终报答他吗？有人惋惜人俊没有读书求学，说法并不对。所谓学习的可贵，难道只是钻研故纸、背诵陈旧言辞罢了？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人的常性；学问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世上有些人识字读书，号称懂得学习，却败坏伦理纲常，甚至还不如飞禽走兽，这有什么值得说的？人俊的孝行，根本出于天性。至于他砍木雕成母亲的形象，放在父亲墓穴旁陪伴，又施行诵经佞佛的做法来祈求冥福，这些即使是礼法所不允许、义理所不应当做的事，也都可以理解。有人伪造我的话送给人俊，其中不乏违背经典、悖逆教化的言辞，不只是欺骗他，而且可能严重误导他，实在太过分了。这种做法太不仁厚！太府提点孙君喜好道德、崇尚正义，把这件事告诉我，所以写下此文来斥破伪作。

译题写《麓泉记》之后　程文海 盱余的明可擅长治疗小儿疾病，请我写“麓泉”二字，题在他居室的匾额上；我的朋友吴幼清为他作了记。他又请求我写几句话：如今世上的术士所从事的，有医学、星命、地理、相术。星命、地理以及相术，主要靠口舌来说，耳朵听得精不精确并不妨碍；唯独医生不能不精通医术，而他们的疗效关系到眼前的生命，这哪里像星命、地理和相术那样迂腐荒诞呢？古代医师的职责，是每年考核其成效，十人中能治好十人的为上等，少治好三人、四人的便是下等。汉代诏令询问仓公所擅长的医术和能够治疗的疾病，要求说明他有没有相关医书、在哪里受学、学习了多久、曾经有过什么疗效、是哪个县里的人、患的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治疗；病人的病状又是什么样，全都要问清楚。实在因为医生关系到人的生死，绝不是可以靠虚假的声誉求得的。我家的孙子三岁时生病，请了几个医生，有的说是惊病，有的说是风病。明可一看便说：“这是伤暑。”给他喝了一剂药便痊愈了。我弟弟的女儿刚一岁时患疮病，又因河鱼之疾苦了三天，其他医生都退避不治。明可给她服了三剂药，精神便和正常时一样。他救活的其他小儿也很多。估计明可出入城市之间，他治疗并保全性命的患者，实在无法一一数清。可惜还没有人把这些事记录下来。从今以后，某种疾病、某种证候，用某种药治好，都应当记录下来。将来朝廷询问时，拿这些记录作为依据，不必只依靠我个人这一番话。题写《鱼山李氏社仓事》之后 官府设有常平仓，民间设有社仓，都是用来使百姓获利的。常平仓废弃后，就不再兴办；现存的社仓，也已经没有几处了。今年春天，我因母亲去世，回到南城以南办丧事，寄居在鱼山李氏家中。结识了鱼山老人的儿子仁寿，只有他能够继承父亲创立的社仓规制，直到今天仍未废弃，可以说是很难得了。仁寿年老了，却仍然喜爱学习；他的才干足以用于世事，却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并且能够不失去家族世代遵守的事业，难道是偶然的吗？《书写萧焕有任临江知府政绩碑后》　刘诜 我从前读到古人平反冤狱的事迹，总要反复读上几遍，欣喜痛快得仿佛亲眼见到他们，又遗憾当今世上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等到看到他们斥责鬼神、揭破妖异之事时，却又怀疑史官或许有采录失实的过错。如今考察萧焕有任临江时的政绩，才知道古今之人确实没有不能相通的地方，而史书也全都是可信的史实。那些明知受到冤屈压抑却不敢说话、看见偶像便立即下拜的人，都是被祸福所恐惧。天下只有不被祸福吓倒的人，才能施行自己的志向；天下也只有经过学习而有所操守的人，才不会被祸福吓倒。萧君的政绩，上通幽冥、下通人间而没有间隔，其根本不过在于学习罢了。如今他正闭门更加深入地研究经史，那么他的政绩就不可限量了。“做官有余力便学习，学习有余力便做官”，萧君正是这样的人。《跋曾氏世谱后》　虞集 南丰曾氏这一族，居住在金谿的，是故宋南安守，入仕本朝后任佥福建闽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议大夫致仕者，名讳冲子的孙子元默。他让儿子曾衍拿南丰金谿曾氏世谱给我看。我接过来读完，写下感叹说：“好啊！这是文昭公在元丰七年所作的族谱序。文昭说：‘家中传下来的旧世系，认为是温彦博、高士廉所撰，但其中有些地方不敢相信；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又有些世系无法考察。从我这一代开始追寻前人文集遗留下来的记载，直到本乡的石刻、钟铭之类，才得到上溯六世的名讳，但仍有不能完全知道的地方。这大概是慎重到了极点。’曾氏家族中，像文定、文肃、文昭这样的先人，都是一时文献中的杰出人物，远远超过古今一般人物。文肃贵为丞相，自然可以由此看出其家族根源深厚稳固，也足以知道其后裔绵延久远、兴盛壮大了。世上的人竟不懂古人的用意，妄自援引名门贤者来攀附自己，希望借此自我表彰，却不知道这是诬蔑祖先的罪过，其不孝实在太大。而且他们所记的官爵、年代互相错乱错误，只是徒然招致有见识者的嘲笑和叹息。因此，像文昭这样用心编纂本族谱牒，正是君子应遵循的道理，也是后世应当学习效法的。” 况且子孙既然增多，支系分开、派别各异，等到服丧期限尽了、亲属关系也疏远了，族谱便有不能全部涉及的人，最终就会形同路人。士大夫家族编写族谱，常常以此为忧。而文肃公又说：“后世续写这部书的人，世系既然已经久远，如果全部合并记载，篇幅就无法胜数；如果彼此分别记载，便可以互相参见，这是很好的方法。”这就是把小宗附在大宗之下的微妙意义，也是士大夫家族编谱时应当知道的。曾氏从南丰迁到金谿，三百年间族人世代都编有族谱，没有遗漏缺失。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宋时一同身居显要职位，并推恩于先世；自师保南丰三君子以来，金谿又出现了一次兴盛。虞集曾在临川地方志中看到，宋初有黄门、乐侍郎、晏元献公、王荆公几家的情况；乐氏子孙至今还很多，晏氏也有后人，而王氏后裔分居金陵，后来人丁特别少。南城已经自行成为一郡，南丰又另立为州，居住在金谿的曾氏又成为临川的大族，这是多么兴盛啊！我曾任国史官，遍览国家贵戚勋臣的世系；奉诏撰修《经世大典》时，必定发文到他们家中，依据文字、石刻和简册加以核对，确认没有错误，又询问他们的子孙，直到故老，然后才谨慎记载，正是担心后世会出现温彦博、高士廉那样对旧世系产生疑问的情况。至于前朝的旧家遗族，能够存续到今天的，我也曾见过其中的人，见到他们的族谱并读过它；其中令人感慨万端的地方很多。像曾氏这样的家族，难道不值得感慨吗？也不值得敬重吗？《跋刘墨庄世谱》故宋临川的世家，没有比乐侍郎、晏、王两位丞相家族更尊贵显赫的了。南渡以后，像橘园李侍郎、青田陆先生，以及崇仁罗春伯枢密、月湖何同叔尚书、梅亭李公父中书，也都是著名家族，其中有道德、品行、才艺、文学和政事方面卓然可述的人。至于其他郎官、卿监以下的家族，也还有很多。归附本朝将近七十年了。古老的世家，有的显赫，有的衰微；他们的族谱有的保存下来，有的已经不存在，但必定要有贤者出现，然后才能振兴宗族、使其重新兴盛。那些从外地来寄居的家族，则有桐木韩氏；其子孙近来在郡城得到族谱，俯仰之间回顾今昔，怎能不令人怀念呢？墨庄刘氏从清江迁到金谿，于是成为县中的望族。刘氏诸孙叔熙，能够把这个延续近三百年的家族世系以及其文学交游中的美盛之处，辑录成三大编，真是多么完备啊！唉！诗书传家的清白门第，如果有人能够世代继承其学业，就可以在天下获得声誉，并把名声流传给后世了。

译《书曾氏家谱后》　黄溍 韩魏公说过：“谨慎保存家谱而不忘记先人的墓地，是最大的孝道。家谱保存不慎，祖先的文字又不能流传，想要考察他们的墓地并严肃地奉事他们，能够做到吗？”赣人曾鲁卿，是少师文清公的六世孙。他长期在南海一带做官，有一天回乡后，整治仍然保存着的祖先坟墓，恢复被豪强夺去的墓田，奉行已经废止而无人举行的墓祭。所有这些，都因为家谱没有坠失，仍有可以考察查见的依据。魏公的话，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魏公凭借精心搜求、广泛访查，也只能把先人的墓葬追溯到第八世为止；如今鲁卿所编家谱上溯到十八世，墓地在州县乡里的也有十三处，即使魏公也比不上他。鲁卿的朋友著作郎麦君拿出这部家谱给我看，于是我在卷末写道：“希望你们的后人能够谨慎地把它传下去。” 《跋新建龙泽书院本末》　柳贯 当年胡文定公和他的儿子致堂先生留居在龙泽山中馆舍时，正是绍兴初年朝廷商议放弃土地、议和的时候。他们借《春秋》的文辞，阐述王道与霸道、内与外的区别，以及君臣父子的伦理，暗中寄托于复仇雪耻的义理。如今这部书陈列在学宫之中，那么龙泽山中的一草一木，尚且能够知道胡公措辞的严正和坚持义理的正确，何况那些由故老相传的事迹呢？汉南州高士徐孺子也曾在这里读书，先贤的行迹仿佛还没有泯灭，怎能忽视呢？乡里的佳士熊若明，能够兴起仰慕先贤高尚品行的心愿，拿出自己的田产来供奉祭祀，真是贤者。曼硕内翰又能倡导各位乐于行善的朋友，亲自承担买地建祠的责任，难道不是更加贤德吗？我这个卑微的后辈，滥居劝学之职，谨敢多次诵读《缁衣》篇，希望在千年之后听到先贤遗风，并由此窥见伊水、洛水一带道学渊源的由来；这种渊源正在这里，而不在别处。明 《刘参军黄牒跋尾》　宋濂 西昌刘氏一向号称簪缨世家。从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考中进士而任奉常者有八人，参加乡试中贡的又有二十九人。其中有名讳在中、字伯正的人，先后四次被推荐送试，终于在建炎二年考中进士，授文林郎、永州录事参军；这大概就是他在九月所接受的黄勅。宋代旧制，告身和勅书往往同时颁给。思陵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于应天府即位，当时战事纷乱、百事草创，这个月十七日才下诏规定：文武官员中自大中大夫、正任观察使以上，都命令辞职时发给告身；其余人员则令吏部备具抄本，颁下勅书。这样看来，当时领取勅书的人很多，并不只是初入仕时任命录用的官员。后来因臣僚奏请，又连续下诏规定，已经领取勅书的官员，等法物制成时，按照等级依旧发给告身；这就是建炎三年三月九日的诏令。牒文后面写着“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颜”，却没有写出姓名。朱应当是朱胜非，谥忠靖；颜则名颜岐。建炎元年十一月，思陵驻跸维扬，过了十天，便提拔颜岐和许景衡为尚书左右丞。建炎二年五月十三日，许景衡被罢免，朱胜非接替其职位。按月份日期比较，就必定知道这里说的是这两个人了。另外还写着“正议大夫守右仆射”，却没有写姓名，应当无疑是黄潜善；有人说是李纲，大概不对。李纲在建炎元年七月五日由右仆射升为左仆射，黄潜善则从门下侍郎升任右仆射；当月李纲就出任提举洞霄宫。建炎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黄潜善才拜为左相，而这份牒文是在这一年九月颁给的，仍以右仆射署衔，除了黄潜善还能是谁？职事衔上面的三个人都加“守”字：凡散阶高而官职低的称“行”，散阶低而官职高的称“守”，官阶相同则不加，这还是沿袭唐代制度。唉！黄潜善主张议和而误国，真是奸臣中的首领，不值得污辱君子的口舌。颜岐也是小人，极力结党张邦昌，诋毁李纲，说金人厌恶李纲，不可让他执掌宰轴；奏章上了五次还不知羞愧。只有朱胜非稍稍差强人意，但若按《春秋》责备贤者的原则衡量，也同样不能免于责难。区区富贵，能维持多久？竟然毫无顾忌地做到如此地步！坟墓中的尸骨已经腐朽，查看他们的官职姓名，人们仍然指斥议论，心中有愤懑不平之气，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参军的八世从孙、职方郎中崧，在残破毁坏之中得到这份文书，加以整理修饰，装成卷轴。然而从宋代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二百四十五年了。宋代选取士人，在辰、戌、丑、未年举行；建炎二年属于戊申年。这年秋天，皇帝亲自考试进士，赐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进士及第或出身，等级各有不同。大概因为元年丁未，皇帝出行巡幸江南，所以无暇顾及此事罢了。因此一并写在这里，用来解除读者的疑惑。《题吴节妇诗后》我从壮年时就听说临川吴节妇黄氏贞洁而且很有文才。前些年我奉命在史馆担任总裁，主持编修元朝一代的史书；四方呈上节妇事状的人很多。我心中记着黄氏的事，想为她立传，但主管官员唯独遗漏了她，我私下实在感到遗憾。今年黄氏的从孙吴伯宗拿她所作的《教子诗》给我看，说黄氏二十七岁时，丈夫泰发客死在江湖之间，留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还年幼。黄氏劳心憔悴，慈爱地抚养他们，又严格地教导他们；这首诗就是她教子的一部分。我诵读诗文，更加惊叹她的非凡。妇女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古代有很多人；但她们未必有文才。偶尔有有文才的人，她们的品行又未必都好。在孔子删定《诗经》时，三千多篇诗中，寻求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只有共姜的《柏舟》可以算是这样。当时距离文王、武王和周公的教化还不远，尚且如此，何况如今又过了二千年，黄氏却独自具备这两点，难道不是尤其难得吗？既然如此难得，史书却遗漏了她，实在令人遗憾。然而共姜的事迹起初并没有传记，只是因为她的诗被圣人选取；而为黄氏作传，记述她誓守贞节、至死不改的言语，也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她教导儿子，则是深谋远虑，以圣贤之道来期望他们，这一点远非《柏舟》所能超过。假使后世有伟大人物和君子出现，把它采录下来，那么它流传后世是毫无疑问的。可惜我没有能力使它发扬光大。虽然如此，怎么知道后来不会有这样的人呢？伯宗谨慎地守护这首诗，等待那个人出现就可以了。

译《▯庐结社图跋》右边这卷《▯庐十八贤图》，上面有“博古堂”印记，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描绘方法学习马和之，人物的布置则仿佛东林石刻，但神韵气度超过了石刻。其中两人相对站立：一人戴黄冠，手拿衣袖并扬眉欲言，是道士陆修静；一人神色收敛、正在听他说话，是法师慧远。一个人戴着漉酒巾，披着羊裘，拄杖缓慢行走，潇洒疏放的气质仿佛还可以捧取，是陶元亮；另一个穿鞋提衣、笑着指向陶元亮的，是毕颖之。一人手执羽扇，安坐在芭蕉林下，是慧远的弟弟慧持；另一人和慧持相对而坐，合掌并竖起两指，是僧人跋陀。一人俯仰着手，手持麈尾，斜斜拂过坐床下方，是宗少文；另一人位于慧持右边，抵肩行礼，容貌十分恭敬，是僧人昙顺。三人都披着铠甲：一人拿铁如意，一人展开书卷阅读，一人长着美髯、回头顾盼，他们就是刘程之、雷仲伦、周道祖。其余人物我就忘记了。我还记得刘程之《莲社文》中说：摄提格年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远命豫章雷次宗等有志于正信的人一百二十三人，聚集在庐山般若台精舍，修习西方净土之学。如今图中只画了十八个人，是选取当时最著名的人。人数有增有减，流传下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这是记载出现异文的缘故。有人怀疑陆修静和慧远并非同时代的人；大概晋代有两个陆修静，这一位正是世人所称的简寂先生。当时晋室日益衰微，朝廷上下互相猜疑，杀戮大臣如同割除草芥，士大夫往往不肯做官，托言到世外游历，像陶元亮、周道祖、宗少文这些人，都是一时豪杰。他们沉溺于山林而不肯回来，难道是出于得已吗？传记中说：“群贤在朝，天下就太平；君子入山，四海就混乱。”我反复诵读这句话，抚摸着图卷流下眼泪。《题叶赞玉墓铭后》我在浦阳时，和贵溪叶先生赞玉交往。先生的儿子名叫爱同，天性尤其聪颖明悟。先生曾带他登楼，拿经义题目考问他。至正己丑年，先生父子二人都分别离去，彼此音讯不通已有二十三年。洪武辛亥年二月，我主持春闱考试；放榜后，看到有一位名叫叶孝友的人，是贵溪人，恐怕就是先生的儿子，又因姓名不同而疑惑。当时皇帝将要巡幸临濠，这个月壬申日，考场试事刚结束；癸酉日便亲自在朝廷考试，甲戌日于午门外唱名传胪，进士们当天谢恩，赶到青宫听候注授；官职姓名写成纸丸，进而分别抽取。叶孝友抽得平乡丞。戊寅日中书堂赐宴，我酒意上来，骑马出门时，有人在旁边喊道：“您不是宋学士吗？”我说：“是。”他问：“您是谁？”我说：“我是叶爱同。”于是我下马握手互相慰劳，问他为什么改名，这才知道是主管官员误把他的字报了上去。又问先生是否安好，他说先生已经入土六年了；我不由得悲喜交集。喜的是先生有了儿子，悲的是先生的学问传到这里就中断了。唉！二十三年之间，人事变迁，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我年老了，幸而还没有死，能够同孝友见上一面，难道不是上天安排的吗？然而当年见到孝友时，他两边的鬓发刚刚能够插簪；如今却凭文章考中奉常，已经三十八岁了。我的头发想要不变得斑白纷乱，还能办得到吗？俯仰古今之间，我竟不知道内心为何这样惨痛。孝友把蔡君渊仲撰写的墓铭拿给我看，于是我在后面题写几句，写完归还给他。

译《书孙氏复姓文后》　刘崧 九江孙明德亲手写了一篇恢复本姓的文章，拿给我看。文章说：“我的曾祖某，姓孙。宋末任光州团练使，勇猛有气节，多次作战击退元军。后来援军断绝、城池陷落，便战死了。他有一个儿子还在襁褓中，孩子的母亲的姐夫张某怜悯他，偷偷背着他渡过长江，于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自某传到某，冒用张姓已有三代，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当初某生下儿子，就给他取名启孙，因为受义理限制而不忍公开真相。后来启孙生了两个儿子，便想让长子承继张氏，而让次子恢复本姓。接着启孙去世，长子也死了，于是没有实现。若干年后，大明皇朝受命建立，礼乐制度焕然一新，彻底革除了历代的陋弊。于是颁布法令，禁止无子而立异姓之人为后；凡是冒用他姓的人，都允许恢复本宗。于是启孙的次子明德，感慨地追念先祖的遗命，又深深庆幸自己亲身处在这个时代，立即改回本姓。但他心中闷闷不乐，常常像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士大夫都作文章赞美他，又为他加以解释。大意认为，如果孙氏不是依靠张氏，就没有办法延续到今天；孙氏的姓可以恢复，张氏的后嗣却无法继续。” 可是这对孙氏来说是幸运，难道不正是张氏的不幸吗？有人替孙氏推求受姓定氏的起源，说孙氏和张氏实际上同出一源，甚至想选择孙氏中贤能的人为张氏立后，以此报答张氏。他为明德所作的考虑，可以说既委婉又周全。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当光州陷入危急、城池倾覆之时，张君奋不顾身、不计利害，保护并抚养孙氏遗孤，使他存活下来，本来就是为孙氏考虑，而不是为张氏考虑。那么如今恢复本姓，虽然孙氏祖先留下的恩泽没有断绝，原本也正合乎张氏当初的心愿。不幸张氏死后没有后代，孙氏最终不能不考虑归还宗族；这是因为精神所相通的伦理关系有其归属，上天本来就不能违背它，人又怎么能够从中离间呢？假如张君当初因为自己没有后代而顾虑，便把孩子紧紧关在门外、坚决拒绝收养，那就是乘人之危来谋取私利，难道是盛德之人的行为吗？然而张氏最终不能使自己的家世昌盛延续，并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而是天意。上天对此又能怎么办呢？古人之所以重视氏族、严格区别宗族统系，是因为各族在同源同本之初，都各有自己的来历，不能混乱。如今明德有幸在三代之后恢复本姓；如果在此以后，又想从孙氏贤者中选择人来承继张氏，这无异于本来已经分开的源流，又将截断并自行混淆，恐怕是不可以的吧？从道理上能够做、从义理上应当尽到的，也只能说：广泛地从张氏族属中推求选择，为张氏立后并使其承继，这样就可以了。张氏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把张氏的神主奉入孙氏祠堂附祭，与孙氏合并享祭；或者另建祠室专门祭祀张氏，同时还要时常巡视其松树楸树，世世代代守护他的坟墓，这样也可以。让万世子孙知道孙氏的后代实际是从张氏开始的，难道不是很正确吗？如果孙氏的世系永远流传并且日益振兴，那么张氏的义举就会越久越彰明，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不才，请允许我把这番道理写下来，来消解明德心中的不快，也将把它告诉孙氏后人。” 《跋吴傅朋与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后》小时候听乡里的先生说，南宋初年有个吴傅朋，以书法名重一时，曾在临安书写“九里松”三个大字。后来宋高宗多次亲自书写，想要换掉它，最终却认为自己比不上吴傅朋而作罢。我当时虽然还没有什么见识，却暗暗记住了这件事。后来长大游历豫章，看到滕王阁的三个大字，雄伟秀丽而平稳，令人敬佩；向郡中士人询问，才知道是傅朋的笔迹，于是大为惊奇。这样一来，虽然没有见过九里松的字，也如同见到了。一天经过东湖雷公堂，看见堂左边积尘的墙壁上有几段石碑，拂去尘土观看，发现有吴说所书的小行楷数行，惊喜地得到了从未见过的字迹。后来拿去询问别人，才知道吴说就是傅朋。于是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悲叹，又遗憾当时没能摹拓下来带走。二十年后，雷公堂和石碑的存毁已经无法知道，而滕王阁已经沦为荒滩，更不胜感叹了！我常常在心中想起这件事，想要再见一次真迹的妙处，却始终不能如愿。丙午年春天，我客居庐陵，王氏的王汤君子敏和我谈论书法，便拿出他家收藏的几幅书简墨迹，都是傅朋写给瑞昌令李西美的。西美是李伯时的令孙，曾任吉州通判，因而在此定居。他后来把女儿嫁给汤氏，这些法帖大概就是李氏女儿带到汤家来的。纸背有李氏私印，印章很小，却可以据此验证。这些字起初看似漫不经心，但风采含蓄蕴藉，源自二王法帖，没有一点局促不畅的姿态。大概经过反复磨炼陶冶，因而清润劲美，卓然形成一家风格。不要说当时的黄庭坚、米芾诸家，即使在唐人中，达到这种水平的也大概很少。于是感慨当年书写九里松、滕王阁三个大字时，都是京都和藩镇的名家巨笔，壮丽得可以同天地长存，而今全都不复存在。唯独吴傅朋旅居外地时草草写下的几个字，竟然能够珍藏流传至今，那么世人所谓的富贵，哪里值得依靠呢？子敏收藏像这件法帖一样的作品很多，因为知道我喜爱书法，便分送一帖给我，而把其余四帖归还王氏，如今成为溪南堂的珍玩。

译《跋文丞相书集杜感兴绝句》考察文丞相的事迹，他在宋朝灭亡三年后才被捕，在燕京狱中被拘留五年后就义。又过了九十三年，即大明洪武七年，我任北平按察使，想访求文丞相当年的事迹，却很少有人能够讲述，大概遗老已经全部去世了。我每每追忆他的高尚风节和伟大功烈，却再也无法见到；于是便在大兴县学宫建立祠堂，以彰明当时崇建祠祀的制度，也用来显示激励风教的一番心意。一天，北山上人拿出文丞相所书《嵯峨阊门北集杜感兴绝句》一首给我看，共二十八字，左边又摹绘了文公的画像，装裱成轴，请我题识。记得我三十年前曾经过郡城，在邓侍郎的孙子邓谦那里见过文丞相所书《集杜》全卷一百首。到了癸巳年，又在乡里康宗武家看到一幅行书小轴，是文丞相写给他的舅父曾天锡的。近至丙午年，又在庐陵旷氏家看到草书大册五十首；其中卷册的大小、长短大都不相同，想来文丞相当时所写的这类作品大概不止一本，但都从北方流传到南方，所以大江以西士大夫家收藏的居多。自从战乱兴起以来，这些作品是否存亡、是否存在，已经无法知道。如今北山所收藏的，不过是原来百件之中仅存的一件罢了。它所表达的旨意虽然已经无法考知，但笔势顿挫、刚劲挺拔，如龙腾虎跃，不可当作玩物轻视。我先前见过的几本，规模又更大，也格外奇异；难道能因为它不完整就责怪它吗？这就好比神珠、元璧遗落在人间，不必成串满把，但它们的光彩和价值充盈，自然不可以轻视。有人或许认为所画遗像流传久远，已经失去真实面貌，于是想要逐毫逐发加以比较，那就困难了。如今凤凰、麒麟，世上的人未必都认识，但看见它们的图像，没有不欣喜观看的，都认为是稀世的奇异祥瑞，不敢因为形貌不同就否定它们。古书说过：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著作，却不了解他这个人，难道可以吗？唉！想要了解文丞相，千万不要只从他的声音笑貌上去寻求啊！北山是庐陵人，年纪将近七十岁了；他敦厚守行、崇尚义理，大概是有来由的。《书胡忠简公家书后》　胡俨 右边这封宋代庐陵胡忠简公澹庵先生亲笔书信，是他在新州时寄给哥哥的信。胡公的十一世孙、现任翰林侍读的胡光大拿出来给我看，并请我在后面题写。古人的书信，如魏晋诸贤把感情寄托在笔墨中，流芳于金石之间的，世上很多，君子都知道珍爱。至于这封信，不只是应当珍爱，更必定会使人肃然起敬，因为人们敬重胡公一生的忠义。宋室南渡时，国势衰弱，秦桧掌权任用，派王伦出使金国，主持和议，因而误国；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是错误的，但很少有人敢公开斥责他，因为害怕招来祸患。间或有人议论这不是良策，阐明复仇雪耻的义理，却也没有直接指斥秦桧等人来铲除其根基。唯独胡公奋然上抗疏，不愿同秦桧等人共戴一天，宁可忍受羞耻来求生；他在朝廷上发表危切的直言和正论，义声直气，凛然传到千百年以后。直到今天读来，仍使人肃然起敬。胡公当时既然知道应当爱护君父，难道还会畏惧秦桧等人吗？既然知道有国家，难道还会计较个人的死生祸福吗？前代正直之士说过：“所以庐陵的欧阳文忠公、杨忠襄公、胡忠简公、文丞相，都是宋国的元气。”胡公被贬之后，金人用千金收购他的奏疏，得到后大为震惊，于是退兵。由此说来，胡公对于宋朝，难道不就是元气吗？他的身体虽然接连遭贬，但国家的体统得以保存，君父的尊严得以维护，那么胡公又何必吝惜被贬呢？如今距离胡公生活的时代已经三百多年了，而这封信仍然保存着；其中友爱兄弟的道义、骨肉亲情，充分流露在言辞神情之外，没有一丝悲苦流离的情态，不是乐天知命的人做不到。别人看到它，尚且知道应当珍重，何况胡公的子孙呢？胡光大对此信拳拳不忘，是应当的。光大凭清雅的才华和宽宏的器量任职翰林院；看他的志向和品行，难道是寻常的身份境遇所能限制的吗？他曾和我诵读胡公在新州所作以及《望海台诗》，慷慨激昂，击节而歌，飘然有凌云之气，真可称为胡公的贤子孙。因此一并写下这些话。《题欧阳文忠公墨迹后》　杨士奇 右边欧阳文忠公亲笔书写的三封书信，都是他母亲去世时所作。前后两封没有写收信人的姓字，应当是写给徐无党的。第二封大概是写给十四弟欧阳涣的。欧阳公的母亲在皇祐四年三月去世，第二年八月他从颍州回去，把母亲安葬在吉水。葬毕又回到颍州，前后两封信都是尚未离开颍州时所作。信中说“七月出行”，大概是指预定的日期。第三封则是皇祐六年在颍州所作。欧阳公服母丧过了一年才终于能够安葬；从他尽量满足众人的意愿、把事情办得详慎周全，最后又按照礼制自行裁断来看，前代君子对于大事，竟是不敢如此轻率忽略的啊。《跋胡忠简公封事稿》右边是我们郡宋代胡忠简公的封事稿，后面有周文忠公、杨文节公的题跋。胡忠简公的孙子胡搢把它刻在融州真仙岩。刘长吾得到后赠给我。胡忠简公的笔法出自颜鲁公，大概是因为忠义的性情彼此相契。揭文安公说，这篇文字原本是左司郎中、丰城人范浚字舜文所作，准备上奏时拿给胡忠简公看。胡忠简公说：“一旦把这篇文字上奏，就免不了被贬到南方；你有老母亲，不能因此连累母亲。”我还是把它上奏了，于是胡公便接到前往新州的命令。最近我在内府查阅志书，看到《丰水志》记载范浚的事说：“范浚任户部检详时，想和胡铨相继上奏议论和议之事。胡铨首先上抗章，范浚实际上是继而支持他。胡铨被贬时，范浚又赠送路费为他送行，从未说过这篇文字是范浚所作。”《丰水志》作于宋室南渡之后，应当得自实情，不知道揭文安公为什么这样说。然而揭文安公又说：“庐陵胡氏、杨氏都是国家的元气，所以把杨氏忠节祠记附在这幅帖子的后面。”

译《书元丰类稿后》　何乔新 南丰曾先生的文章，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二十卷。南渡以后，《续稿》和《外集》散失，没有流传。开禧年间，建昌郡守赵汝砺开始从曾先生的族孙曾潍那里得到这两部书，书中缺漏错误很多，于是和郡丞陈东合并《续稿》《外集》进行校定，删去伪作，依据旧题重新编定注释为四十卷，誊写流传。元朝末年又毁于战火，明朝初年只有《类稿》收藏在秘阁，士大夫很少有机会见到。永乐初年，李文毅公任庶吉士，在秘阁读书，每天抄录几篇，休假日就把它们记录下来；如今书坊刻印的《南丰文粹》十卷，就是这些抄录本。正统年间，赵司业赵琬才得到《类稿》全书，把它交给宜兴县令邹旦刻印；但文字错误很多，读者以此为忧。成化年间，南丰县令杨参又取宜兴本，在南丰县重新刻印，沿袭讹误、承袭错误，没有能力订正。太学生赵玺访得旧本，竭力校勘，却仍未能完全完善。我取《文粹》《文鉴》等书相互校对，才稍稍可以阅读。《文鉴》载有杂识二首，并有《书魏郑公传后》，《类稿》中没有这些文字，我想一定是《续稿》所载，因此把它们附录在《类稿》末尾。唉！曾先生出生在洛学尚未兴起之前，却独自懂得致知、诚意、正心的道理；馆阁中的各篇序文，都充满道德意味，他的学问实在纯粹。至于把这种学问发抒为赋和诗，平实、典雅而刚健，可与昌黎相匹敌。世间有人说他不会作诗，难道不是胡说吗？校勘完成后，谨在卷末记下这些话。《题跋宸翰录后》　费宏 安成王君王磷在家中修建祠堂，祭祀他的始祖、宋代直阁泸溪先生，收录乾道年间孝宗颁给的一道制命，收藏在祠堂中。又汇集他的从祖、名芳荪的参政，他的从父、名让的监察御史，他的父亲、名高的兵部主事，以及他父亲、宁陵令名孟常在宣德、正统年间所接受的诰勅，合编为一册，题名《宸翰录》。大概泸溪王氏从先生开始显达，而参政以下确实都是他的嫡系后裔，这就是编写此录的缘由。王磷的儿子王和游学太学，偶然拿给我看，请我题写。我私下敬重泸溪先生的气节，也欣喜于他的后代世代兴盛，不能不有所感慨。查考传记，先生在政和八年中进士，起初授迪功郎，调任茶陵丞，因与上官意见不合而离职，隐居泸溪。他作诗送胡忠简公，是在绍兴十二年。秦桧一直对胡忠简怀恨在心，唆使谏官罗汝楫弹劾他粉饰是非、横加议论，于是胡忠简从威武军签判任上再次被贬到新州。所以诗中有“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的句子。绍兴十八年六月，先生因邑人欧阳某告发其诗有诽谤讥刺之语，触怒秦桧，被流放到辰州；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了。又过了七年，即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去世，他才得以自由行动，在孝宗即位初年被授为国子监簿。不久他又以年老为由请求离职，主管台州崇道观。后来再次被召，是在乾道六年；过了一年才到朝廷，特授左宣教郎、直敷文阁，仍然给予祠禄，当时已经九十二岁。第二年春天就去世了。考察制辞中所说的“年轻时努力学习，年长后闻名于世”，以及胡忠简公酬答他的两首诗中“万卷不移颜氏乐，一生无愧伯夷班。万牛回首须公起，大厦将颠要力持”的句子，可见先生恬淡退让的品行、刚正不阿的操守，早已受到世人推重。他却因几句含蓄的话获罪，被摒弃到远州；虽然晚年得到起用，也只处在闲散职位，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在足以使世道深为感慨。那奸臣秦桧竟然做到了宰辅，贤士正人几乎都被放逐殆尽，临死前还进爵为王；从一时的情形看，人们似乎会认定他能够胜过天意，却不知道上天报偿善恶，要经过很久才会显现。秦桧死后，和若敖氏的鬼魂也没有什么区别。像胡忠简公以及泸溪先生的子孙，却是时间越久越昌盛。进入本朝后，胡文穆公成为内阁大臣，掌管机务；王氏则有大参以下做到御史、宪副，主事做到方伯，宁陵令之外，任副郎的有一人，任州守的有一人，任县令的有五人，任学职的有两人。褒奖诰勅的恩宠，在上面光辉照耀如同日月；冠冕服饰的荣耀，在下面装点着桑梓故里。这是多么兴盛啊！如今王磷能够创建祠堂、割出田产，按时节完全表达追念远祖的诚意；王和又承受严格的教诲，渐渐走向光荣。他还将继续承继前人的事业，这些都是先生积善所留下的余庆。因此我恭敬地行拜手礼，在《宸翰录》后题写这些文字，使后来的观看者知道福泽从哪里而来；他们一定会以先生的气节操守自我激励而不懈怠。《读书台题识》　王守仁 正德己卯年六月乙亥日，宁藩宸濠在南昌反叛，发兵进攻京城，攻破南康、九江，进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日，我王守仁率各郡军队收复南昌，擒获宸濠，余党全部平定。当时，天子听闻变乱，威严地亲自统领六军前来讨伐，终于俘获宸濠押回。皇帝威势赫赫，神武而不滥杀，如雷霆震动，敌人不待攻击便自行折服；国家神器已有归属，谁还敢窥伺窃取？上天鉴察宸濠的罪行，借此彰明皇帝的威灵，使我邦国安定。《题复东林寺碑后》　王世贞 《复东林寺碑》是柳河东所书。这一年是大中丁丑年，柳河东由太子宾客重新被任命为常侍。又过了两年，他因太子少师元稹占奏说他年老昏聩、奏事荒谬，便被削夺俸禄而书写此碑。当时他大概已经将近八十岁了。碑文中多处采用率更体，只是稍稍把刚劲有力改成了柔弱，也很可爱。《录危集曾子白文书后》　傅占衡

译我偶然游览僧庵，遇到曾蕴鲁，谈起危太朴的事情；他告诉我，陶源曾氏家谱中有危太朴所作的《曾坚子白墓志》。我因为危太朴的文集已经湮没，散见于各处的文章也很少，便欣然请求观看。蕴鲁抱来给我，果然看到了危太朴所作的两篇墓志，文章雅正刚健而有法度，确实是元代儒者的笔墨，没有错误。曾坚字子白，正是景濂文集中极力称许的那个人；由此才知道临川曾氏竟有这样的传家传统。又得到子白写给吴文正公等人的书信，可见他努力学习、擅长文章，立意高远，大概以文定、文昭为师。虽然在抚州志的辟举表中有他的名字，却没有为他立传，实在可惜。又有葛元喆写给曾坚的信，以及黄溍、宋学士等人的文章；我特别选取那些没有文集可以查见的，予以辑录，并稍微依据他的家谱加以考订。家谱称陶源曾氏上溯到南丰以前，以周、汉之间的人作为始祖：鄫太子巫生夭，夭生天，天生阜，阜生蒧，蒧生参，参生元，元生西，西生钦，钦生防，防生乐，乐生羡，羡生遐，遐生旃，旃生嘉，嘉生宝，宝生琰，琰生据，共十九世。据，就是所称不仕王莽、避地豫章、居住在庐陵吉阳乡的那个人。文定曾经请欧阳公为本族族谱作序，欧阳公复信说，世系相隔久远，难以详考；而《都乡侯年表》把封为赵顷王之子的景列入其中，却从未有“乐据”这个姓名，这是正确的。不过欧阳公又说，从元到乐似乎不是曾孙，从乐到据也不是四代。如今考察陶源族谱，则从元到乐是元的孙子的孙子，从乐到据是第七代；这大概是文定得到欧阳公的信后，他家才开始改正的。文定在答复欧阳公信的末尾说：“您所指示的世系，我怎敢不接受教诲而加以详考呢？”我怀疑他后来一定另有参证，绝没有妄造姓名来勉强符合年代数目的道理；但他仍称“都乡侯”，不敢删去，大概是因为祖先相传已久，不能轻率废弃吧。欧阳公又说，鄫子之后并不都姓曾；如今却完全没有姓鄫的人，我也私下怀疑族谱中所说天是巫的儿子、阜是天的儿子，都没有明文依据。比如《左传》昭公元年的记载，叔孙从晋国回来，曾夭替季孙驾车去慰劳他，直到早晨和中午都没有出来；其中记载曾夭、曾阜相互答话，虽然各自是为自己的主人说话，却都不像父子之间的言语。假如阜是太子巫的亲孙子，那么莒人灭掉鄫国，正是曾氏的仇国；鲁国虽因攻打莒国而被晋国责罚，阜却突然说“做买卖想获利，却又厌恶喧嚣吗”，这是对父亲辱骂诟责，简直不亚于对待仇敌，难道合乎人情吗？既然如此，天、阜是父子，以及他们出自巫而生蒧这些说法，都不能相信。编写曾氏族谱的人，应当依照博士的志铭，只把蒧作为直系祖先参，将其出自哪位祖先一事缺略不载，就可以了。国朝 《书陈陶诗集后》　陈弘绪 我县香城寺西面有陈嵩伯的陶书院，又称读书堂。陈陶诗中所说“祇园树老，梵声小；雪岭花香，灯影长”的诗句，直到今天僧众还在传诵。我读《英华》《类选》等书，得到陈陶诗作很多，亲手抄成一册，想与施希圣的杂韵诗合刻，题名为《西山二隐诗》。只是当时搜集还不够广，便把它收藏在箱笥中。甲申年秋末，我偶然经过旧书店张氏那里，见费君闇如所刻《唐雅》中的陈陶诗四十多页，便带回来同先前手抄的诗合在一起，几乎没有遗漏。唯独施希圣保存的稿本寥寥无几，于是先把这部集子交付刊刻。当李璟南迁时，我郡只有陈陶独自高卧，厌弃原本的追求而求取唯一的知音；想听到他的咳嗽声都不可得，更何况齐邱那些琐碎之事，却想把中原的麒麟凤凰网罗来，哪里办得到呢？世人说陈陶很熟悉星历，大概是从天象中有所窥见，预先知道南唐将亡，这件事或许确有其事。然而群小得以进用，政事不加修治，朋党相互勾结；这些祸患，陈陶根本不必靠推断《甘石星经》才能知道。晚唐诗的佳处在于纤巧俊逸，但有时失于堆砌浓艳，总令人烦闷难耐。温庭筠有他的妙处，也有他的累赘；而这种累赘最严重的，莫过于陈陶。遇到他瑰奇的声调突然迸发、卓异的思想突然涌现时，如《鸡鸣》《曲陇西行》等篇章，也都是千古绝唱。我县有许多奇士，陈陶又是其中最奇特的一个。在空山流水之间，我每天拿着他的诗吟咏，仿佛在古松颓石之间见到其人，哪里还知道尘世的纷扰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丈〕

译《书城守胡君全城碑后》　刘青麓 这块碑所记载的，是本县庚午年三月九日，城守胡道宗保全城池的事，只记载胡君登城防守、巡行城墙以及大室出走时遗留下来的物品，没有丝毫遗漏；但我私下认为，这些事情还没有写出胡君用心的所在。当时贼军一天数次报警，形势极其危急，然而贼军尚在城外；心腹大患没有比城内借贼势牟利的伪帅更严重的了。因为我方虚实全被他们洞悉，我方耳目被他们蒙蔽，我方城池也同他们共有；他们穿着戎服、戴着靺额，手持长刀，自行拥兵，声称帮助守城，实际上城里全是贼人。县令年老昏聩，听到警报只会仓皇逃走，胡君请求住在马房。正在这时，变乱就在肘腋之间；伪帅故意说好话挑动胡君，答应借给他一千人助守：胜了就可以邀功，官职还在他之下；败了就任意掳掠，并可把罪责推卸给贼军。胡君乘机立即请求发兵，伪帅说：“事情紧急了，郡兵还要三天才能到，希望您亲自去催促他们迅速出发。”伪帅无法推辞；胡君一出城，便把城内居民全部赶出城去，只留下部下二百人，并以大义激励他们说：“朝廷养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天；你们愿意跟随我吗？”众人很久没有回答。胡君拔刀大哭说：“那就砍下我的头吧！”众人都跪下说：“愿意听从命令。” 于是他割血让众人饮下，结盟发誓，严格发布号令，传递筹牌巡逻，等待救援。不久郡兵到达，贼军随即解围而去。这就像医生先除去腹心的大病，然后才顺手取得其他功效一样。胡君不动声色，使危急的城池稳如磐石。有一位侯君，曾经入朝觐见，后来任建昌营千总，负责防守广昌。顺治戊戌年九月，羊石山的盗寇攻破远近各村，长驱直入攻打县城，从金钟冈到梅林园包围城池东北面，绵延数里。侯君率二十八名骑兵秘密出南门，取小路奔向梅林，绕到贼军后面，张起旗帜，擂鼓进军。贼军以为郡兵来救援，大为惊慌；他们防备北城的民兵打开关门出击，民兵奋力厮杀，追赶逃敌数十里，斩杀贼人数百。后来又随郡守忠烈高公攻破贼寨，率先登城。总督在奏疏中把侯君列为功劳第一。他在保卫城邑方面，与胡君前后争辉，竟然没有记载，和胡君相比尤其令人遗憾。因此附录在这里，使后来的评论者还有可以考察的材料。《题归去来馆》　楼俨 朱子评论靖节先生，说他是明白表示不要名利，因此高于晋、宋人物。象山陆氏则认为他有志于我们的道，和昭明太子所说的“顽者廉、懦者立”相合。由此可见，他在南山采菊，正是如沐春风、游于沂水般的襟怀，终究不只是借《归去来兮》来洁身自好而已。朱子有题咏《醉石》《归去来馆》的诗，有人说“馆”就是朱子所建的，当时应有“为君筑茅屋”的诗句；但如今那里已经变成禅房花木之地了。靖节先生的后裔企大太史来访此处，庵中僧人买下它作为别业。太史是掌管文学、侍从皇帝的官员，难道会斤斤计较地把《归去来》作为自己的志向吗？总之，也是因为祖先的德行值得传述，而朱子教化所及、精神长存的地方不能湮没。古书不是说过吗：“君子不在意外在环境，君子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其乐。”所以《归去来兮》顺应外物、安顿自身，正是圣门的学术。太史将要把这里作为讲学之所吗？这也许是承接象山的遗风，并且与白沙、定山同心吧。元 《永新州学进士题名志》　龙仁夫 自从设置进士科以来，宋代最为兴盛。宋代二百年间，江南的文献人才以庐陵最盛。庐陵所属八县中，士大夫和科举成就显赫，而我们永新最盛。因此应当立碑题名。元朝至元初年废除科举，山川灵秀和人才精华仿佛暂时蛰伏；乡校却在劫灰之间巍然屹立，龟趺、龙文仍然光彩照旧，毫无损伤，由此可知上天还没有让斯文灭亡。皇庆年间诏令下达至今二十年，从行省入贡的若干人中，被选为上等、成为天朝任命官员的，从冯君开始。冯君从鹗省写信告诉我说：“将要重新立一块碑，以彰显盛事，希望您为此作志。”我小时候跟随长者游览乡校，看着碑廊之间的题名，长者指着说：“某人面对殿陛，名列前三名；某人做过宰相或著名卿大夫；某人是你家的父亲或兄长。”以此勉励孩子们。我没有才德，如今衰颓失意而且老迈，辜负了当年的话。我的惭愧不足道，乡国有人才，却使我感到喜悦。从前庐陵的贡额有七十二人，漕司或监司所属数路还不在其中，赐进士第的将近五百人，所以过去登上这块碑很容易。如今天下通行的贡额达到七十五人的才只有四处，赐进士第的与往时相比还不到五分之一，所以现在登上这块碑很难。乡国有人才，这使我感到喜悦。不过，这还只是诸位登上青云之路的开始。今后由此越登高阶，树立大名，近则树旗立常、铭刻钟鼎，远则名声流传于太史氏，并且同本州山川一样绵延无穷，这一切都将从这块碑开始。唉！希望大家共同勉励，恭敬对待这件事吧。明 《书万安丞》　宋濂 吉安万安县有个豪强百姓刘仲贤，因为抢夺牛只，杀害邹君瑞父子五人，事情已经过去很久；邹家老妇才察觉，拿着诉状到县衙申诉，但害怕不能找到尸体，县衙没有受理。老妇告辞后，在庭中哭了三天，县丞高昌万鹏举才受理此案。不久，有五只大蜂聚集在县丞的案桌上，挥赶走后又飞回来，像这样反复了四三次。县丞于是祷告说：“你们真的就是邹家的鬼魂吗？”第二天，五只蜂又按期聚集在我的案桌上，县丞仍不相信，便连续和蜂约定日期，每次都像开始一样准时。县丞于是上马，到了刘仲贤的住处，反复查寻踪迹，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忽然看见五只蜂飞到竹坡聚集，急忙命左右准备畚箕和铁锹挖掘，发现四具尸体藏在竹子下面，尸身还像活着一样，只有孩童的尸体没有找到。蜂又引导县丞到榆树下，环绕悲鸣；挖开后，孩童尸体已经腐烂，只有头颅还在。案件审理完毕，将刘氏在市中斩首。唉！人不得善终，竟然依附外物来报仇，到了这种地步吗？从前我的朋友杨观任汉川县尉时，有青蛙在鞋子旁鸣叫跳跃，杨观说：“你如果有什么冤情，就到我面前来！”青蛙立即跳走，杨观跟在它后面，走了约二里，看见一具尸体横在那里。杨观逮捕了旅店中的百姓，一次审讯他就认罪伏法。正怀疑尸体没有姓名时，检查尸体衣服，发现死者是湖广的商人，于是那人认罪受罚。汉川县人曾把这件事告诉我。我私下根据史籍所见，原本确实有类似的事情，但这大概还不值得相信。如今看万安县丞的事情，与它正相类似；向众人查问，所说也没有不同，难道还会不信吗？因此谨慎地记录下来，作为世人的警戒。

译《书佛郎机遗事》　王守仁 见素林公听说宸濠叛乱，立即连夜派人把佛郎机铳和火药配方送给我，并亲笔写信勉励我竭尽忠诚讨伐贼人。当时是六月酷暑，许多人在路上渴死。林公派两个仆人裹带粮食，从小路冒着暑热昼夜赶路三千余里，把东西送给我。送到时，宸濠已经被擒七天了；我打开信后，感动激奋，流下眼泪。宸濠是在七月二十六日被擒的，距离他六月十四日开始作乱，仅仅一个多月十九天。世上的君子身当其任，能够不畏艰难、不避权巧的，实在很少。已经完成本职事务，还能把国家的忧患看得重于自己的家事，像林公这样的人吗？林公的忠诚根植于天性，所以年老而更加笃定，退身之后忧国之心反而更深，操守也更加奋励。唉！这哪里是可以只用声音笑貌来表现的呢？我曾想把他的事迹列入朝廷奏章，只是这并非林公的本心。于是作《佛郎机私咏》，同道君子的赞声将会不断传扬。正德戊寅年冬天，福建按察佥事周佑雍因公事到达赣州。当时逆贼宸濠的奸谋已经成熟，远近人心汹汹。我想预先作好防备，但宸濠的党羽窥伺我的左右，我举手动足的事情，早晨发生，晚上就会传到他那里。周佑雍的官籍在别省，应该不在宸濠的算计之中；我于是借着屏退左右、私下谈话的机会，把事情告诉他，和他定下计划。周佑雍回去后，暗中招募勇士，准备器械，收拾行装，部署部队等待命令。我发出的檄文早晨到达，而周佑雍当晚出发，所以宸濠叛乱时，外援部队只有周佑雍最先赶到；这恰好也是见素公书信送到的那一天，距离宸濠开始作乱也只有一个月十九天。当初我曾派门人冀元亨借讲学的机会，以君臣大义劝说宸濠，希望能阻止他的奸谋；宸濠不高兴，后来更加恼怒，派人暗中收买刺杀他。冀元亨辞别我说：“宸濠一定会反叛，先生应当早作打算。”于是逃回故乡。到这时听说叛乱，知道我一定会起兵，便当天秘密赶路前来赴难，也恰好在这一天到达。见素公在莆阳，周佑雍在上杭，冀元亨在常德，距离南昌都三千余里，却都在同一天到达，事情似乎有并非偶然之处，所以附记于此，姑且用来表明我的耿耿忠心。国朝 《恩蠲吉水县荒赋纪事》　李振裕　康熙十年春 皇上更加专心治理天下，早晚勤于民事，每天孜孜不倦地谋求治平。凡各地因水旱灾害上奏请求免除赋税、救济百姓的，奏章早晨上报，晚上就得到批准。但皇上仍担心天下官员漠视百姓疾苦而不加顾念，于是采纳御史张冲翼的奏疏，特意命令各直省督抚，普遍询问地方政务败坏以及守令一向不能升任的原因，允许他们驰驿上报。而大江以西，则巡抚副都御史董公卫国、布政刘公楗、督粮参政韩公廷芑，都为民政操心，只怕落后。于是按照公文中的事项，发檄文下达十三郡，收集各地百姓疾苦的状况，使送报者络绎不绝于道路。吉安郡太守郭公景昌任郡守已久，知道吉水县的赋税特别重，而荒田实际上又比其他县多一倍。当时县令王公雅则毅然说：“吉水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流亡迁徙，又加上灾害接连到来，他们不能保有朝夕生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今幸好有这个机会，于是恳切直陈。县里的父老子弟听说后，相继匍匐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数千人号哭，声音震动大地。巡抚董公悲悯地俯身告谕说：“你们吉水百姓长期积累的苦难，我一向全都知道。即使没有你们来诉说，我也将写奏疏替你们百姓请求生路。况且此前任命治理你们县的县令，大多因事情离任，并不是你们县拖累了官员。”于是他同方伯刘公反复审慎斟酌，才以百姓遭受灾害已经极其严重为由，特意上疏请求免赋。当时一同列入请求的还有宁州、上高、庐陵；但呼吁最迫切、最能打动上听的，则从吉水开始。奏疏下交有关部门议论，认为此事重大，又命令巡抚都御史亲自勘察核实。那时是康熙十一年七月，赤地如火，炎云布满四方。巡抚董公于是遣退车马随从，免去郊外迎接，带上一个月的粮食，所有供应和住宿等细节一概不向地方官府索取；只带一名骑兵，露宿数百里，披荆斩棘，睡在蒿草之间，同面黄肌瘦、皮肤黝黑的百姓一起劳苦，连自己汗水浸衣、眼泪流到睫毛上都没有察觉。奏疏上报后，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免征吉水县荒田赋银九千九百余两、米七千余石。唉！这真是世所罕见的恩典。恩德啊！于是县里的父老子弟都流着泪歌诵此事。他们感念圣明天子体恤下民的仁德，也感念巡抚都御史以下官员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的恩德，并由县令王公雅为此加以宣扬。他们把皇上的德意写成诗歌，同百姓共同欢乐。县里的绅士，以及偏远角落和僻谷中的人，无论远近，都群起唱和。这样的诗歌有几十上百首。唉！如今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实在是有所依赖。天子仁慈圣明、聪慧通达，同朝廷内的各位大臣讲求治国之道，尊崇儒学、采纳谏言，朝廷内外安宁。凡四海九州、风雨霜露所覆盖滋润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不改变心志、归向教化。这确实是朝廷治理达到极盛的时代啊！然而有一天 颁布明诏，广施深厚恩泽，把德泽流传到无穷无尽。当时在任的官员中，县令王公贤能；县属于吉州，太守郭公也贤能；郡属于江西省，布政刘公、粮储韩公以及在任的各位大夫也都贤能。又有巡抚都御史董公，怀有把百姓的饥饿和溺患视为自己的忧患之心，体察并施惠于民生的至意；像这样，如果恩泽还不能普及、惠政还不能长久，是从来没有的。唉，吉水百姓多么幸运啊！何况我只是草土遗民，却亲身遇到这件事，能够跟在各位父老子弟后面，沐浴浩荡恩典，于是作诗歌颂。圣明的君主早晚勤劳于民政，并且周览山川原野，歌咏都御史和各位大夫的仁爱恩泽，难道还不够美好吗？《左传》说：道路通达，政治清明，恩泽滋润百姓。韩愈说：对上能以事奉君主，对下能以治理百姓，同心协力就能成功，意见相异就会失败。我反复诵读这些话，都是为了向天下人宣告。

译纪　李兰 《恩书事》尊敬老人、重视农业，是王政的首要事务。三代、汉、唐盛世的情况，经史所记，大都有明确成效。我朝宏大的福祉和盛大的国运，延续八十多年，深厚的仁德恩泽使天下安宁，实在超过前代。百姓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往往有很多人享有高寿。例如雍正八年、九年，整个江西省受到旌表的百岁老人共有十二人：新建县百姓朱元域，临川县百姓冯元一、冯腾万、邱坤伯，金溪县百姓陈惟敬，新城县百姓张达宇、涂爱吾、涂爱已、涂时信，南丰县百姓萧继峰，广昌县百姓饶思诚，浮梁县百姓鲍时卿。有的集中在一个县，有的集中在一家，和康熙五十九年所上报的人数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足可称为人瑞，也更加证明国家德泽深厚广被、天下太平和谐，盛世越来越盛。皇上又扩大恩典，对未满百岁但年纪达到耆耋的人，都赐给冠帽和衣带。又在雍正二年下令各州县，每年推举一名老农。赐给他八品官的冠帽和衣带。雍正七年制定定例，每三年推举一次，务必选取敦厚务实、长年勤于耕作的良民，使他们获得这种荣耀的品秩，以表彰他们耕田尽力、勤劳收获的功效，形成尊敬老人、崇尚年长者的风气。如今百姓生活在这个时代，已经处于时世和谐、教化盛行的社会了。《书李太守遗爱》　梅之珩 李朝柱是山西临汾人。雍正二年任建昌府知府。他聪明敏达、公正廉洁，不受胥吏摆布。首先修葺学宫，重新修建考棚，兴办义学，修缮城楼和关帝庙。当时万年桥坍塌，太守想到它是全郡的形胜之处，也是四方行旅经过的地方，立即加以修葺。其次修太平桥，再修大德三桥，工程费用相当浩大，不到两年便完工。太守以诚心施行实际政务，又善于知人任用，所以虽然用力很多，工程却完成得很顺利，公私双方都没有受到扰累，官吏没有征敛中饱的讥讽，主持工程的人也没有侵吞染指的弊病。父亲年满七十，他把父亲迎来奉养，每天鸡鸣时问安，饮食和寝卧都一定陪侍。每次处理政务、审理案件，有所平反，使百姓没有冤屈，便详细讲给父亲听，让老人欣慰，把这当作笑乐。后来奉檄文到福建运米，积劳成疾，死在官署。士民奔走哭吊，看到他的卧帐用的是皂布，而且有几处已经破裂。归葬棺木没有钱，百姓流泪争相资助，众人列举他的德政，请求把他列入名宦祠祭祀。当时因为太守刚死，必须等事情经过较长时间、议论确定后才能按规定办理，最终没有实行，于是百姓立祠塑像，春秋两季祭祀他。人们谈到他时，常常流泪。《江右定变记略》　周龙藻 商丘宋公刚刚奉命巡抚江西，约定到江宁后上疏请求陛见。等到船停泊在龙江，口头传闻纷纷传来，说武昌军队叛乱了。幕客都相互说道：“陛见的奏疏已经上报，得到回复还需一个月，可以从容等待楚地事情平定，不必急着赶路。”面对这样的困难，宋公却毅然说：“江西与湖广土地相接，如果没有巡抚前去镇压，地方将会发生万变。况且长江的咽喉在浔阳，必须迅速发兵扼守，才足以作为楚军的援助。我难道要因为畏惧躲避而留下祸患吗？” 天子忧虑此事，立即下令让他放船前行。船抵达天门山，守卫的军官出来迎接。他拿着安徽巡抚下达的檄文，说宋公已经知道叛乱首领是被裁撤的兵士夏逢龙，并且说蕲、黄各城都已经陷入贼手。当时上游躲避战乱的小船有几千只，遮蔽江面顺流而下，没有一个人敢向西行。唯独宋公乘坐两艘官船，急速前进，苦苦搏斗；风力牵挽，船一天走不了几十里。六月初十日抵达安庆，恰好遇到风向转变，两个昼夜便到达湖口县。关使某出来迎接，极力说九江警报很多，形势恐怕难以支撑。宋公笑着说：“有我在，你不必过分忧虑。”按惯例，巡抚赴任时，关防、王命、旗牌都集中到湖口等候。可是宋公到达时，官吏士卒寂然无声，人们怀疑省城的防务也发生了变故。宋公说：“这一定是因为担心鄱阳湖险要而且宽阔，或许有奸细在其中窥伺，所以慎重起见没有远来，保证没有别的事。” 不久有一名官吏到来，果然如宋公所说，是分巡饶九南道佥事朱尚隆前来迎接。宋公追问九江的事情，朱尚隆说，省里派游击陈化龙协同副将王昶出兵，但他们借口没有军饷，拖延不发，不能不令人忧虑。宋公说：“军队出发、军饷随后供应，这是一定的道理。他们以没有军饷为由不出发，如果给他们军饷，就没有借口了。”于是立即发檄文取湖口库银一千两，让朱尚隆赶快去晓谕他们，事情才得以办成。当时船被石钟山阻挡，距离省城还很远，中间隔着大湖，没有顺风就不能行驶。宋公向神祷告，风向立即转变，转眼间抵达吴城，接收了关防、旗牌。这月十九日进入巡抚衙署。宋公首先把军队视为重事，同藩司、臬司、道员、府官商议招募旧卒，挑选其中最强壮的，得到五百人，拿自己的俸禄供养他们。但人心仍然惶恐，很多人害怕有人会追捕带回各位绅士，或禁止妇女出城；有人说：“这不足以平定变乱，反而会使变乱加重。”宋公用镇静态度安定众人之心，同时严明纪律，每天傍晚命令标营军官到军门请示号令，整夜巡逻不断，使奸徒无处藏身。有人来告发李美玉、袁大相谋反的事情；这两个凶徒都是闽人，充任督标士卒，后来被裁撤。他们听说夏逢龙叛乱的谋划已经发动，准备在江西起兵响应，便纠合党羽，散发“酉”字帖，以穿白衣作为标志，准备在七月初一举事。前一天，店户吕瑞伯通过旗牌官罗魁前来告发。宋公认为非秘密擒拿不可。游击赵永吉刚因丁忧离职，但此人有谋略、有勇气，值得倚仗；宋公召他来，告诉他事情经过，又问他需要多少士卒。赵永吉说：“形势紧迫，不能使用太多人；人多必然泄密，希望只带五名家丁跟随就够了。”于是命令他挟持吕瑞伯，连夜前往两名凶徒的住处，假称有急事求见。两名凶徒没有料到事情已经败露，便打开门。赵永吉立即冲入，用袖中的铁锤打断其中一人的手臂；五名家丁赶到后，便把两人押走。他们的党羽毫不知情。宋公亲自审讯，两名凶徒都直接承认，毫不隐讳。于是召集总兵陈平、布政使王业兴等人到巡抚衙署共同商议。当时陈平抱病，一句话也不敢说。王业兴以下的人都两腿发抖、面无人色，争相说两名凶徒虽然已经擒获，但党羽很多，恐怕他们一旦怨恨而图谋逞凶，劝宋公暂缓处决。宋公说：圣明天子的威势和恩德遍布天下，这两个小丑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况且他们的党羽虽然多，却都仰仗这两个凶徒作为盟主。两名凶徒铲除后，他们连逃藏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再图谋逞凶呢？”于是升堂，中军游击詹英把两名凶徒捆绑起来听候命令。宋公再次审讯，两名凶徒低头甘愿受死，只是指认总兵的某个亲随也是他们的党羽。当时那名亲随手按刀，想要发难；宋公斜眼看他，假装笑着说：“这是逆贼头目想拖延片刻再死，姑且胡乱攀扯，等候审讯。”那人既是总兵的亲随，哪里会有这种事？宋公立即请求王命斩杀两名凶徒，把他们的头挂在辕门外，并在章江门、广润门同时张贴告示说：“倡导作乱的人已经诛杀，其余一概不追究。”当天他们的党羽正在成群等候两名凶徒，忽然听到军门炮响，两人的头已经悬挂起来。城上的人不知道其中原委，发现事情的起因后，各自惊骇散去。江西从此安定下来，楚地的城池也因为没有援军而失败了。宋公诛杀两名凶徒后，询问陈平的口供，杖毙了他的士卒，并把那人曾手按刀的事情一并告知，所以这样记载。《修复防城忠烈祠墓书事》　彭家屏

译我曾读《吕氏春秋》，书中说：“圣人所珍视的，只有忠臣。”柳子厚说：“他们的功绩显著明白，应当享受大礼，使他们有所凭托，并宣扬他们的壮烈；这就是忠。”这本来是国家必须优先考虑的事情，也是臣子侍奉君主时必须想到的事情。而壮烈又足以成就忠臣的极致。节义是扶持天地正气的根本，它聚集在人身上，并不选择男女；人若能卓然自立，尽其本性、献出生命，又不在于爵位的高低、姓名的显赫或隐晦。古人活着时能勤于政事，平定国家、抵御灾害；死后守护祠庙、享受祭祀，应当百世不朽。为什么几间宫室不能让风雨鸟兽侵坏，却反而眼看着被淫祀夺去呢？实在可怪。祭祀制度究竟是为了什么？守土之臣难道能漠然置之吗？江西防城原有大忠祠，祭祀宋岳忠武王、文信国公、谢文节公；他们有的平定了本邦的祸乱，有的出生于此地而以一死殉国难，都具备文才武略，又恰逢科举功名兴盛的时代，所以能够临危如安，从容就义。至于元代的同公，只任廉访使、经历等官职，在疆土已经被攻破时，独自能够拿起武器杀贼，在巷战中战死，唉，真是壮烈啊！理应在交通要道建立庙宇，使他同忠武三公共同与日月争辉。可是如今到四道后街寻找所谓大忠祠，已经无法辨认；到合同巷口寻找所谓同公祠，那里供奉的却是男女塑像各一尊，匾额写的是“豫章福地”。几位忠烈的英灵昭明于祭祀之中的情状，全都湮没不传，实在令人深为慨叹。我任藩牧之职已经十年，按照志书考察核实，忧惭之情久久不能停止。于是借五桂坊公所的力量，进行清除、修缮和整治，在门上题写“大忠祠”；岳公、文公、谢公的塑像重新制作，他们的芳踪又可以追步了。把“豫章福地”的匾额改回“同公祠”，同公经历使的英灵也因此得到安妥。又作记刻碑，立在祠中，以流传久远。不仅如此，前明中叶，宁庶人宸濠开始萌生叛逆之心时，他的妃子娄氏作诗讽谏，又竭力进谏而不被听从，最终投水而死以殉国。当地人敬佩她的贤德和壮烈，私下准备丰厚的殓葬，葬在德胜门外江岸。二百年来没有人记载，我暗中访得墓地所在，派官吏前去查看；她的坟墓在今天新建、上饶两县漕仓之间的盈字廒后面，墓封早已毁坏，只剩下碑石的一部分埋在泥沙中。墓地变毁的原因，是妃子的家族后裔改姓钟氏；居住在沙井的人还能够讲述此事。我特意刻碑标明墓址，并详细记载此事。李翱说，妇人能够辨明进退，即使公卿大夫也很难做到；面对疾风而显出坚强的草，像娄妃这样的人可以无愧于此。因而我认为，凡是能够尽其本性、献出生命的人，本来就不论男女，也不论显赫隐微、尊贵卑贱。从前文山进入五忠祠时，感叹说：“死后不能在这里享受祭祀，就不算大丈夫。”后来终于实现了他的志愿。有话说：“忠烈的名声长存，如山高耸，如日升起。”本地这些佳士，面对祭坛和灵位，务必谨慎，不要以为古人真是不可企及的。乾隆十六年辛未二月。《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