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七

译《南安路儒学大成乐记》天子分担治理百姓职责的，是诸侯和牧守。分封制变为郡县制后，郡太守实际承担了古代诸侯、牧守的职责。他治理百姓，有政事，也有教化；政事用来引导百姓，使他们不作恶；教化用来感化百姓，使他们行善。教化百姓一定从士人的学习开始。后世教化百姓的方法，虽然不能完全像古代，但牧守百姓的郡守必定尊崇士人学习，这一点从汉代直到今天从未改变。尊崇士学的具体事项不止一项，而尊敬和确立施教之人的地位是纲要。古代建立学校，必定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奠礼；春秋入学，也都举行释奠，以表示不忘根本。孔夫子是万世儒学教化的宗师，历代都尊敬奉事，随时举行祭祀。到了唐代开元年间，给孔子穿衮冕之服，安排正南面的位置，用王者礼仪祭祀，于是成为定制。凡举行释奠，必定大规模合乐；因沿用古代释奠的名称，又对礼仪有所增删，用来祭祀孔夫子。祭祀一定使用音乐，是仿效古礼。唐、宋、金三代的礼仪，大体相沿承袭，没有太大差异。本朝取得天下后，各郡县的儒学都照旧设置。世祖皇帝在京师首善之地开始创立国子监学校，春秋举行释奠，按照前代的乐制行礼。各郡也遵照实行。南安位于江西上游，中大夫、东平人张侯昉前来任太守，想到孔夫子庙的乐器还不完备，便警惕忧虑，于是商议兴办乐舞，命教官在庐陵制作礼器，命学官到真阳采取得磬石。簨簴、钟、磬、琴、瑟、管、箫、笙、埙、祝、敔等乐器，没有不精工而且优良的。又请来熟悉这些事务的人担任教师，进行教习。乐器送到时，郡守亲自出城迎接；演习乐事时，按时进入学校察看，必定恭敬虔诚。这样或许不会懈怠。郡守如此敦促礼乐，是为了尊敬圣师；尊敬圣师，是为了勉励士学；勉励士学，是为了成就善教，成为善政的根本，这才不辜负托付给他治理百姓的职责。郡守刚到任时，知道往年虚增的赋税给百姓造成祸害，便当天上报，请求免除，以使民力得到休养。他怜悯百姓到这种程度，可知他施行政事的情形了。不过，政事是郡守可以亲自办理的，教育却不是郡守一人能够亲自完成的。郡守已经懂得教育的纲要，知道什么应当先做；至于教育的具体事项，应当怎样办呢？如今的士人没有不读书作文的，但考察他们的操守，未必都能坚定不移地守义；等到他们面对百姓时，也未必都能怀着恻隐之心行仁。士人是百姓的表率，如果在仁义之道上有所亏缺，又怎能希望他们率先垂范乡里，熏陶百姓使之化为善人呢？郡守在士人中选择通晓孔圣之道的人，讲求其中的意义，分条陈述具体内容来教导今天的士人，使他们不废弃已经学习的内容，同时又能兼进于尚未学习的方面。一切都按照我夫子在经书中施教的方式去做，在理解道理方面明白，在行为实践方面修养，就可以敦厚伦理，可以美化风俗。士人的风气大为改变，百姓的风气也大为改变。将来可以看到南安境内人人互相敬重谦让、互相慈爱，和善地成为仁义之民，不再有争讼、盗窃案件。至于官府方面，郡守治理南安，难道仅仅像汉代文翁治理蜀地、唐代韩愈治理潮州那样吗？我的乡里人陈幼实掌管南安属县的教育，奉郡守之命，来征求我的文章，记载乐舞建成之事。因此我得以把这些话全部说出来。《临川县学记》自唐末衰乱直到五代，文治时兴时衰。宋朝兴起后，几十年间逐渐恢复太平时代的制度。临川是抚州府城外的属县。咸平庚子年，县令陈从易开始建立学校，学校位于郡城东南角，占据青云第一▯的右侧；地势高爽，人迹稀少，喧嚣的声音、华丽的景观都不能进入耳目，是适合求学者居住、讲诵的地方。年代久了，房屋破旧；一百多年后，到隆兴甲申年，县丞郎余庆重新修缮。嘉定庚午年，朱子门人黄文肃公黄干确实任本县县令，在明伦堂北面建咏仁堂。后来赵县令崇尹重修明伦堂、文会堂和东西两边的斋舍，东边两所名为尚志、亲仁，西边两所名为务本、好礼。嘉熙庚子年，李县令义山又修新大成殿、两庑和学宫门，在青云峰顶建亭，以舒展闲适眺望的兴致。淳祐己酉年，赵县令必瑛又买下百姓的土地，扩展学宫范围，建造外门，于是学宫完备美好。本朝沿用前代崇尚文治的政事，急切把勉励、培养人才作为要务；从至元、元贞、大德、至大年间，诏令反复叮咛，兴盛从未衰替。皇庆、延祐年间贡举实行后，即使中等以下的人也都知道应当受到劝勉，文治可以说达到了盛况。可是临川的学校到现在又将近一百年，没有重新修缮过。成都人马寿祖来任县令，周遍察看学宫，觉得有不相称之处，立即命令学官修葺治理。教谕邓文恭敬谨慎地奉行命令，亲自率领县中士人，不怕劳苦花费；木材朽坏的更换，瓦砖残缺的增补，墙壁破损的修补，栋柱歪斜的扶正。房屋覆盖严密，粉饰光彩鲜明；学田没有损失一丝一毫，而主祭祀的殿堂、众人居住的房舍都焕然一新。工程完成后，众士人都很高兴。因为学宫过去没有碑刻，担心事迹久而久之就湮没，想要备述始末，流传久远，于是请我吴澄作记。我私下认为，尊崇文儒，是圣明时代的深厚教化；修缮庙学，是贤能县令的善政。不过，既有治理又有教化，如今文治日益兴盛，而文教仍有应当阐明的地方。前任县令黄文肃公曾以朱子的学说教导临川士人，遗留下来的风气还没有泯灭。朱子的学说以程氏为宗，以孔子为祖；孔子的道理明亮如日月，是人心共同具有的。探究其中的道理，践行其中的事情，用我心中共同具有的道理契合圣人先已体会的道理，认识一定要是真认识，实践一定要是真实践，难道只是抄取四书五经的片言只语，用来迎合时尚、求取进用罢了？临川的士人从今以后，应当勇猛奋发，洗涤磨砺自己，以改变旧习，涉入圣学的境界；一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士人的习气更新，也就和学宫一起更新。即使把临川比作洙泗，也是可以的。这样做，难道可以不辜负圣明时代长久培养人才的仁德吗？难道可以不违背贤能县令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义理吗？

译《紫霄观记》至治元年十月甲子日，紫霄观道士张惟善来告诉我：“紫霄观在南丰县西南八十里，岩洞的胜景，是世间少有的。但因为远离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所以搜寻奇景、探访幽境的人，很少有人来到这里。只有那些遁迹山林、脱离尘俗的人，在这里保养精神、炼养元气、栖息生活；但这里同样寂寂无闻，很少有人知道。进入山中的小路，石岩陡削直立，中间凿有一百多级石阶，通到梯云洞。洞上方右边有一条小路通入华阳洞，正路曲折盘旋向上，又有七十多级石阶，之后才到观门。建正殿来礼敬天神，殿屋三分之二位于岩石下方，前面的屋宇受到飘雨侵袭，于是覆盖瓦片。正殿左边建屋礼敬玄武神，右边建屋供道士居住。正殿前面是法堂，再前面是藏室。藏室与观门正相对。正殿后面的石洞中有蜕骨，颜色像金子，长约八尺。再往上小岩中有仙床；再往上一座岩石，形状像瓮盎，名叫经洞。观的左边有挂冠石、赤松岩以及蛟湖、金坑之类的景物。观的右边有丹井，四季水都不会枯竭。从丹井进入中岩，有张丹霞读书的山房。由中岩向上到山顶就是上岩，那里有浮丘祠。祠堂下方有一处小岩，叫妙仙洞；它地势高，可以远眺，军峰高高耸立，群山挺拔秀丽，旴水像带子一样，在军峰下曲折盘绕、横向铺陈。水流成小涧，绕过观前，像一条线穿行在山石之间。五至七里以内共有九道弯，流出防莲桥，与大溪汇合。观后方有山峰像屏风，观前有一座山叫香炉峰。前后左右的小岩洞多得数不清。紫霄观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名叫妙仙观。五代时衰颓废弃，宋大中祥符年间，道士王士良重新兴建。治平初年改为今名，淳熙年间，道士吴源清博学能诗，被赐号善远大师，并获赐紫衣，重新修整殿堂。至今已经一百多年，我张惟善惭愧地主持此山。大德丁未年，善士捐资修葺旧观，我已经把年月记在石碑上。延祐丁巳年，又凭善士捐资创建经藏，正月开工，九月完工。我过去曾游历江右、江左，从两淮、荆襄到武当后返回，如今已经老死于山中。希望求得一篇文字流传久远，可以吗？”我听了他的话，心中顿生御风而行的想法，想飞到那里一览幽奇，却不能如愿。张惟善通晓儒家、道家著作，朴素而不粗俗，逍遥而不诡异，是方外的奇士。正因为有这样的地方，才适合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也不足以居处这片幽奇之境。我既然因为未能亲自到达而感到遗憾，便把他口述传授给我的内容写下来。面对山中神灵，希望将来有机会前往游览，并作诗赋吟咏。

译《西阳宫记》文章流传于世，虽说是圣贤余暇所做的事，但在文章兴衰、断绝与延续的关头，实际上关系到天地气运。周代以来的事情姑且不说。自西汉贾谊、司马相如二人以来，过了八百多年，唐代才有韩愈；自韩愈以来又过了二百多年，宋代才有欧阳修。上天降生这样的人，本来就不是常有的。因此，即使百代以后，万众异口同声，也都称他们为文章宗师。尊重他的文章，就会敬重他本人；尊重他本人，就会敬重他的亲人。如果敬重他的亲人，那么这种敬意就无所不在，更何况是他的坟墓所在之处呢？这就是我不能不为西阳宫作记的原因。西阳宫是什么地方？是欧阳修双亲坟墓所托之处。从前韩愈两岁丧父，祖先坟墓在河阳，有时还前往省视。欧阳修四岁丧父，父母都葬在吉州永丰的泷冈，他终身竟不能去一次。原来他的父亲崇公任官于绵州时生下他，后来崇公任官于防州而突然去世。母亲越国太夫人郑氏带着儿子投依叔父随州推官，过了一年，崇公的灵柩运回吉州安葬。安葬后母子返回随州。欧阳修二十岁考中颍州贡士，二十四岁考中进士，此后任事多在江北以及留在朝廷。四十六岁时母亲去世，第二年归葬，将母亲附葬在崇公墓旁。安葬后又返回颍州。崇公安葬距越国太夫人安葬超过四十年，越国太夫人安葬距文忠公去世又二十六年。六十年间，他想像韩愈那样去省视一次坟墓，却始终不能做到。幸而他的坟墓有西阳宫托守。西阳宫在永丰沙溪镇南面，旧名西阳观，不清楚始建于哪个朝代。宋至和乙未年，道士彭世昌兴复废观，掘地得到一口钟，铭文说：“贞观三年己丑西阳观钟。”崇公名观声，名字与钟铭相同，觉得奇异，于是向朝廷请求，把观改为宫。宫后有祠堂，合祀崇公父子，记载墓道表、世系次序的两块碑竖立在一座亭子中。祠堂破旧，乡里陈氏将它翻新。淳熙丙午年，诚斋杨先生为之作记。那座祠堂后来又破旧，陈氏子孙再次修葺。咸淳丙寅年，防斋欧阳先生为之作记。莆阳方侯崧卿任吉州太守时，拿出十万钱，命县尉陈元勋修筑泷冈墓道门和围墙。绍兴辛亥年，艮斋谢先生记载此事，尤其详备。唯独西阳宫没有一篇文字可以考查。祠堂最初的记文写于丙午年，距今已经一百四十四年；祠堂续记写于丙寅年，距今也将近六十四年。现在宫中道士鞠文质，才派他的徒弟萧民瞻来请求记载建宫的始末。萧民瞻说：宫前面对山，后面靠溪，山水环抱，明丽秀美。金华、桃源两山像羽翼一样位于左边，龙图、凤冈两山对峙于右边。地面广阔约六亩而略有缩减，用来礼神和安葬的房屋都完备。宋室南渡以后，被赐紫衣的道士有四人：刘师禹、陈宗益、彭宗彦、曾若拙。田地每年的收入按斗计算有三百斗有余，那么西阳宫就应当可以凭借这些长久存在了。可是我私下仍有所感慨。曾听说，按礼制士人离开国家时，挽留他的人说：“为什么要离开祖先的坟墓呢？”子路离开鲁国，颜子让他哭拜祖墓以后才走。这样看来，古人未尝不因不能守护祖先坟墓而忧伤。可是唐宋两位大文人，奔波无所归宿，晚年分别到京城、颍州，而家属全都不能迁回到坟墓附近。这难道是他们心中所乐意的吗？如今泷冈的墓道，按时节前去展拜省视，像他们子孙一样的，正是西阳宫的道士。按照礼制的常规、衡量义理的正道，这虽然似乎有所欠缺，但假如不是欧阳修的文章，上承韩愈，如同照临天空的星斗，光耀下土，与天地同样无穷无尽，那么人们对他的尊崇仰慕、推及爱敬他的双亲，也将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这样，又凭什么能使他的父母在人们心中获得这种地位呢？能使他的父母在人们心中获得这种地位，难道不可以称为孝子吗？” 既然可以称为孝子，那么只把欧阳修称为文人，难道可以吗？唉，这就是我不能不为西阳宫作记的原因。考察《文忠年谱》，皇祐五年癸巳，欧阳修四十七岁，八月从颍川回去为母亲服丧，归葬于吉州泷冈，胥、杨两位夫人附葬。那年冬天又回到颍州。嘉祐七年，欧阳修派侄子嗣立到皇妣太夫人墓前告祭并撰文，说明自己不孝的罪过：不能亲自省视墓上的松柏，到这时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中没有一年不向朝廷请求，但最终没有获准。因此，这篇文章说欧阳修终身不能到泷冈一次，又说六十年间想像韩愈那样省视一次坟墓却不能做到，都是错误的。这篇记文关系到先贤的祠墓，所以特意辨析订正，保存于此。

译《仙岩元禧观记》信州的山水本来就奇异秀美，其中龙虎山最为突出。山西十多里处，崖石嵌空高耸，下临溪流渡口，洞穴有上百个，其中有名的二十四个，总称仙岩。地势险峻绝伦，人迹不到；有的处在阳面而显露，有的处在阴面而幽深，仿佛有人居住其中。龙虎山的胜境，是修习老子道法的人寄托身心的宫观所在。到了本朝盛极之时，龙虎山甲冠天下，一本三十六支，冠服、褐衣道士有一千多人。其尊崇隆盛、财力丰厚，地位声望可与近臣相比，资财用度可比拟封君，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大概是因为当地地气积聚郁结而发达兴盛。开府大宗师以龙虎山道士的身份，受到世祖皇帝的知遇，依凭日月之光，历事五朝，恩宠始终如一。他的后继者中，在神异方面有所成就的有若干人，在故山传衍道派的也有若干人，分设宫观，遍布朔方、南方各郡县，数也数不清。至于仙岩的卓异诡奇、特别超绝，自然应当乘着这股旺盛的气运；开府的徒孙张师嗣房，才开始在岩石背阴的一面、玉屏、钵盂、天马等山峰之间建观，名为元禧观。张师胸襟开阔慷慨，刚正直率而能自立；有人犯错，他总是当面斥责；有人有急难，他周济而毫不吝惜。他喜爱读书，能够吟诗，常说富贵如浮云，死生不过像黑夜与白昼一样交替。假如没有听闻大道，就像还没有出世一样。他选择土地营建宫观，使徒众能够安定内心、涵养自身，忘却外在欲念，希望守持清静虚无、谦逊礼让的教诲，前人传给后人，世世代代永不失坠。他曾跟随开府入朝觐见仁宗皇帝，被授予体道通元渊静法师，主持潭州路岳麓宫。于是把元禧观的事务交给他的徒弟何斯可。致和元年，何斯可被授予明素通元隆道法师，主持仙岩元禧观。何斯可的孙子薛元羲，详细叙述了建观的始末。薛氏的几位孙辈曾来拜访我，请求写文刻在石上，命名为《元禧观》。延祐三年丙辰开始建造，六年己未落成。殿名宗元，钟楼、鼓楼分列左右如翼；堂名元范，东西两厢分别叫楚樵、爱梅，东西两馆分别叫清真、宝元。外面设置办理事务的场所，两廊分别叫兴仁、集义。中门匾额题为“渔樵真隐”。门前有一池，池岸题名为环翠池；一条山涧横向环绕，架桥以便通行，名为通德桥。观后有闲机洞、芳润圃、玉泉井，茂密的树林、修长的竹子、名花异果，罗列聚集，苍翠繁茂。买田若干亩供养众人，筹划经营四五年，工程大体完成。至治三年丙寅，张师羽化，何师继承先志，把一切尚未完备的营建逐一修完。观南面的各处岩石高耸陡峭，有的空洞深邃，有的瑰丽奇伟、外形显露；河流贯穿其中，风物上下相接。探寻僻静之地、搜索奇怪景物的人，时时会来到这里。过去陆文安公曾与七十八位文学士共同游览，留下了姓名。如今元禧观建成，难道可以没有记文吗？希望得到一篇文字，与文安公的记文一同刻下，以便为后来游观的人作记录。我早就听说仙岩的名称，却从未亲自踏足，无法描摹它大致的形态。因而感叹龙虎山、上清宫的兴盛与地势有关，但其中也有天意，也有人的作用。天运将要使道教兴盛，而教门世代相承，无不是因为有杰出人才。杰出人才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当地地势的灵秀、地气的灵秀，一方面又符合上天运势的昌盛。天地与人三者合而为一，龙虎山、上清宫如今极盛，难道是偶然的吗？仙岩的元禧观，正是杰出人才繁衍、灵秀之气汇聚、昌盛气运积蓄之处。《墨庄后记》“庄”字，草字头下面与“壮”同声，本来有草木茂盛的意思；后来借来作其他用途，容貌装饰叫作庄，道路交会之处叫作庄，田产所在之处也叫作庄，都含有盛大的意思。农民的事业在田地，士人的事业在书籍；士人的书就像农民的田，田地称为庄，那么书籍称为墨庄也是可以的。然而农民经营田庄，只是用来养活自己；士人经营墨庄，作用也不止一种。世道衰落、习俗浅陋以后，读书用力的方向有所不同：用它来明白义礼、成为圣贤，这是上等；用它来增加博学广闻、写作辞章，这是次等；用它来谋求利禄、取得富贵，这是下等。墨庄只有一个，使用它却有三种，差别只在志向的高下。古代圣王率领百姓播种道义、培育仁德，能够有所收获，无不由于四术的教化，书籍的作用非常重大。后人把经书训诂作为文章的耕种收获之地，这已经是末等了。何况把获得青紫官服的功名，推本于明白经义；把获得车马赏赐的功劳，归于考察古事，这样把书的作用看得如此浅小，为什么呢？宋初三司磨勘刘公夫妇，把家中收藏的书命名为墨庄，并勉励他们的儿子以学问为积累。传了一代又一代，果然因为志向专一、勤奋学习而成名，接连有人考中进士；这还只是额外的事情。磨勘刘公的孙子，是集贤学士公是先生；刘敞中书舍人公非先生。刘攽学问贯通古今，声名充塞天地，流芳百世，于是被称为江西儒学宗师。这样使用他们的墨庄，本来已经取得上等中的次等、次等中的上等了。然而两位先生的族中曾孙清之与新安朱子交游，仍担心人们怀疑他们经营墨庄的志向属于下等，于是请朱子阐发他们祖先对后代的期望，原来是在上等而不在下等。这志向多么卓越啊！中书舍人的后代，有一支居住在抚州金溪；他的八世孙自得、自弘拿着朱子的《墨庄记》来给我看，希望我增补其中的文字。我迟疑数月，不敢冒昧答应请求，于是没有改动朱子的文章，只把这篇文字写在朱记的左边。士人立定志向，全在于自己，别人没有谁能够夺走。过去墨庄的子孙常常跟随懂得大道的名儒交游；从今以后读书，必定不会把志向放在下等。追溯公是、公非两位先生的学问，向上通达周公、孔子，我对于刘氏的墨庄，若能有幸看到它的学问如同田畎春耕、仁谷秋收，那该多么好啊！

译《梅峰祠记》抚州崇仁县境内，环绕南、西、北方百里之间，高耸延展而高大雄伟的山有五座，都有仙灵神异的遗迹寄托在山上。最南面的一座山叫华盖山；从华盖山向西北有一座山叫芙蓉山。芙蓉山北面的支脉向西迤逦而去，叫杯山；杯山东北面叫罗山。芙蓉山东面的支脉向东奔驰，叫巴山；巴山东北面就是梅峰。梅峰，世代传说认为因汉代梅子真而得名。梅子真过去任南昌尉，而此地在汉代隶属于南昌郡，或许梅子真曾经经过、居住于此，后人就在这里祭祀他，又用他的名字命名此山，大概已经无法详考了。梅子真名福，是九江寿春人，年轻时通晓《尚书》《春秋》。汉成帝时，外戚王凤专擅权力，京兆尹王章因忠诚正直触犯王凤，被下狱处死，没有人敢为他说话；王氏势力更加炽盛，五侯僭越奢侈，新都侯受封。宗室刘向极力劝谏成帝，成帝虽然叹息悲伤，也不能采纳。永始年间，梅子真上书，以吕氏、霍氏、上官氏三家危害社稷的事情为鉴，请求抑制削弱外戚势力。他见识深远、思虑深沉，预先知道王氏必将对汉室不利；以远方小吏的身份越级上书议论政事，可以说是忠于君主、热爱国家到了极点。后来王莽的势力形成，他于是抛弃妻子儿女，改名隐遁；有人在会稽见过他，最终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有人传说他已经成仙。大概贤人哲士困顿沉沦于低微职位，不忍心坐视国家被篡夺的灾祸，而力量又不能挽救，于是洁身自守、保全性命，逍遥于尘世之外；这种高尚风范凛然长存，仍将使百代以后听闻其事的人受到激励。人们追忆、想象他的遗迹所在，敬仰他并为他立祠祭祀，这是人们爱好美德的良知，不能泯灭。人们把梅子真作为仙人祭祀，宋代封他为灵虚妙应真人；既在巴山合祠祭祀，又专门在梅峰建祠。原吏部侍郎李公在梅峰北面山脚下，与弟弟博古捐资建屋，买田置备各种器物，度胡守真为道士，让他奉祀这座祠堂。他的儿子修、侄子涛，又度罗日新为道士，继承胡守真的职责，希望长久不废。后来中途遭遇盗寇焚毁，守祠的人失去次序，有人乘机占据了祠产。侍郎的曾孙允思把此事告诉官府，才得以恢复旧状，于是度邹嗣昌为道士，继承罗日新。现在他们请求我写文记载事情始末。我认为梅子真忠诚清正而且仁厚，是伯夷一类的人，本来不会因为有没有祠祀而改变轻重。然而梅峰高峻挺拔、特立独秀，是山川灵气聚集而成的秀美之地；山的灵异与梅子真的名节相配，贯通古今，同样长久不灭。李氏子孙应当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能够找到勤勉谨慎的道士，使其世世代代守护此山。这些事情都值得记载。因此写下这篇记文。《相山四仙祠记》凡是山势巍峨高耸的，山川之气就旺盛；山气旺盛，它所寄寓的神灵就显赫。五岳次之，五镇又次之，至于一郡一邑也是如此。假如有挺拔耸立的山，成为一方所仰望的名山，往往就有灵异之事，人们祈祷也纷纷前往那里。古代礼制规定，只有诸侯能够祭祀境内的名山；如今从庶人以上，各阶层都可以祈祷。不过，他们所祭祀的并不是山神，而是假托在人身上，认为那人有灵验。若说山神有所凭托，必定称为仙人。所谓仙人，不一定是能驾风乘云、飞行在太空之中；有的人功德、修行、方术能够救济人、利及万物，也就祭祀他了。抚州西南有个县，叫崇仁。崇仁县南六十里有座山，叫相山。所祭祀的人叫梅、栾、邓、叶，称为四仙。考察史书传记，梅曾任南昌尉，栾曾镇守豫章，山就在他们治理的境内。邓、叶都是唐开元、天宝年间道士中擅长方术的一类人。此山起初叫巴山，唐代称为临川山，但民间仍不改旧称。“巴”就是栾仙的名字。众人都说应当避讳这个名字，但栾曾任沛相，所以改名为相山。山顶有祠屋，那里地势高而寒冷，雷电和狂风迅疾猛烈，云雾湿重，冰雪凝结，木材石料都难以承受，容易腐朽碎裂。祠屋虽然屡次修缮，却不久又破败。住山道士黄守正积聚了木材，还没来得及营造就离去了。延祐丙寅年六月，黄本初来代理他的职务，增添了所储存的材料。七月己未日，建成新屋十八楹。屋内进深四寻，横向宽度与进深相同而多一尺。恰逢上清道士孙庆衍被任命为主管此山的道长，于是把工程彻底完成。本初来对我说：“仙祠焕然一新，黄师开创了开头，孙师完成了结尾。本初只不过略尽微薄之力，参与督理工程，希望刻石记下年月，用来勉励后来修葺它的人。”我看到宋咸淳末年，郡守黄侯震为道士罗端英撰写仙祠记，感叹主持祠祀的人侵夺小利。如今山中的提防、提举，不把利益据为己有，也不把名声据为己有，以公心为长久打算，这件事值得记载。况且此山远离人间，超出万物之上；有灵秀之地，就应当有杰出之人。居住在山中的人，倘能守持我所说的心志，不使天地四方之内残留一丝尘埃污秽，尽情收取天地间清纯美善之气，以充实自己的胸腹，逍遥于远近之间，坚固形神而长久存视，将来还可以同四位仙人一道合其灵气。这也是道家本分以内的事情，所以一并说到这里，用来勉励今天奉祀仙人的人。

译宁都州判官彭从事平定寇乱记 县中设置县尉，负责捕盗，已经是旧制；州里的判官，职掌就像县尉一样，这是本朝的制度。延祐二年六月，赣宁都州发生寇乱。判官彭君因运粮留在总管府，同知州事赵某代理他的职务，跟随州长官出兵抵御寇贼。七月己酉日为初三，过了五日到癸丑日，赵某与寇贼交战而死。州中没有镇守军官，设置的捕盗士卒不到一百人。当时天下太平，武备一无所有。听到警报后，彭君急忙把情况报告给府中，拿出私钱购买弓箭，飞驰回来，修缮城墙和堡垒。过了四日到丙辰日，寇贼逼近城下，关外民居全都被烧毁。彭君筹划计谋，悬挂赏格，张弓、设弩、架炮，亲自冒着箭石作战，率领民兵出城与寇贼交锋，杀死寇贼五六十人，收拢队伍入城。恰逢总管府长官到来，万户府的官员也率军赶到，解除了寇贼的围困，进入州城安抚人心。州中的正副长官与彭君以及大户人家分守城池四面。过了七日到壬戌日，寇贼退去。又过七日到戊辰日，官军与寇贼在延福里交战。彭君率先冲入敌阵，射出六箭，箭箭命中，杀死六人，缴获两匹马。寇贼设下埋伏，官军失利溃散，寇贼又进兵围城。彭君竭力守御，废寝忘食，向上司遍报危急情况，纠集两乡民兵七千人。八月戊寅日，月初二，巡检官率领民兵驻扎在州城外七里处。第二天己卯日，寇贼一万多人从城下来交战。彭君不避锋锐，迎面冲上前去，众人齐心协力逼近寇贼，杀死了很多人。他命令士卒登高挥旗，招呼城中的军兵出城，内外夹攻。寇贼不能支撑，奔逃四散；溪水涨大，无法渡过，溺死的超过一半。寇贼遭受惨败逃走，州城再次被围，整整十二天才解除围困。又过四日到壬午日，行省平章政事李公出任统帅，统领军队；台宪官都聚集而来。有指挥使、副元帅、江浙省平章，都是奉朝廷命令前来督察赣州路长官和六名万户的，共同统率六郡兵马捣毁寇贼巢穴。彭君充当乡导，首先攻下一个营寨，官军随后推进，大肆践踏歼灭寇贼凶党，一个也没有留下，并擒获了寇贼首领，这才收兵回师。州人因此安宁，于是州中的士绅百姓相继来到彭君庭前慰劳并祝贺，说：“保全一城百姓，使他们免于沦为鱼肉，是君侯的恩德；救活各乡百姓，使他们不至于化为鬼魂，也是君侯的恩德。我们谨敢来祝贺！”况且君侯驻兵的地方叫仙亭，背后民间传说从前有飞仙在此升天，大概是吉祥之地。交战那天，寇贼既死于兵刃，又死于水中，仿佛有冥冥中的助力一样。士绅百姓愿意在当地刻石，记载君侯的功劳，使人永远不忘君侯的恩德。彭君皱眉不安地说：“唉！我辅佐州政没有做好，治理驾驭失当，不能在事情发生之前消弭变乱，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却使百姓拿起武器，祸乱延及良民，使他们遭到杀戮、俘掳和胁迫跟从的人，不知有多少。以至于寇贼攻打州城，震动邻近地区，直至传闻京城。朝廷内外的文武重臣亲临偏远角落，调动数路兵马，才把寇贼荡平。留在家中的人疲于供应，出征的人死于刀箭。被寇贼玷污、被军队经过、遭受牵连践踏而不能寿终的人，往往都是无辜百姓。想到这些我痛心，说起来哽咽；这是应当哀悼的事，哪里值得庆贺？我怎么敢把这当成自己的功劳呢？”士绅百姓说：“君侯有功却不居功，这是谦逊啊。只是寇贼一天没有消灭，州人就多受一天祸患，关系到生死，不是小小的利害。君侯的恩德，我们难道敢忘记吗？”于是我的朋友萧士资写信说明士绅百姓的意思，来请我作文。我认为彭君不居功，他的话体现了仁；士庶不忘恩德，他们的话体现了义。上面的人都能行仁，哪里会招致寇乱？下面的人都知道行义，哪里会成为寇贼？从今以后，官吏、士人和百姓人人都成为仁义之人，那么宁都就会成为行善之地、安乐之乡了。我也乐意写下这件美事，用来勉励彭君。他名叫淑，字仲仪，是济南历城人；年少而见识高远，仁慈敏捷，廉洁公平，受到州人称赞。

译廉吏、前金溪县县尹李侯生祠记 我闲居时，思考天下的治理方法，认为禹、稷、伊尹的志向，假如能治理一个县，也可以略作尝试。为什么呢？县与百姓距离最近，县令施行的福惠也最迅速地能够到达百姓。没有比这种官职更重要的了，可是天下人昏昧不明，有谁知道它的责任并不轻呢？只专心谋求使自己肥富，哪里顾得上百姓贫瘠；堵塞君主的恩德，使它不能下达，愁怨之气弥漫天地之间，以至于上干扰阴阳和气的，十件事中有八九件如此。把一群羊交给一只狼放牧，任凭它吞食；百姓有什么罪过，竟到了这种地步？在这种时候，忽然有人能够慰藉、满足百姓休养生息的愿望，那么百姓爱戴他，怎么会不像子女爱戴父母呢？金溪县县尹李侯就是这样的人。从前讨论县政的优劣，必定说五件事都具备。我说，简化诉讼、均平差役是两件事；户口增加、土地开辟、盗贼止息，是这两件事产生的三种成效。贪官喜欢百姓诉讼繁多，因为这样索取贿赂的门路就广；他们编造虚假、接受诬告，欣然受理，案件拖延多年不能判决。被诬告的人严重的会丧身破家；事情希望求得公正而受冤的人，先要有所输送，而真正有理的人也再不能伸张。差役按户议定、分派时，几乎到处都有卖役买役的事情；只有没有力量请托行贿的人不能免除。仅仅这两方面，想让百姓勉强活下去，可能吗？李侯却不是这样。诉讼者来到公堂，他当面追问缘故；稍微涉及虚假妄说，往往就理屈词穷，有时李侯用道理感化劝喻他们，事情便停止。应当辨明、解决的案件，就责成乡都办理；即使想拘捕审问，也不派一名士卒。等到当事人来到官府，只用几句话判明是非，没有滞留拖延；即使理屈而获罪，也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上司命令他审讯案件，他也这样办理。户役一概以财产多寡分等，只是下一年的差役在年末确定；几户同时被派役，就考验各户的财力，根据多寡确定服役天数，分配得像秤一样公平，没有高低不平。因此百姓无法欺骗，诉讼自然简少；吏员无法作奸，差役于是均平。诉讼简少、差役均平，县政的大纲就立起来了；其他事情都是具体条目。李侯治理县邑共四次：最初治理华容，接着治理临湘两个县，各处三年如一日；后来治理高安郡，因为有人以私情扰乱县政，李侯到任才七日，便迅速弃官离去。金溪县的治理，和华容、临湘没有不同。李侯胜过常人的地方，不在别处，他有五种美德，而廉洁是根本：廉洁为第一，明察为第二，仁爱为第三，才能为第四，公正为第五。他在金溪县六年，离去时，士绅百姓思念他的恩德，写来记述此事的有数千字，作诗歌颂他的有数千首；又在学宫中为他建立生祠，离去四年后，百姓又来请我撰写记文。我看汉代《循吏传》中的六个人，从文翁开始，到召父结束；蜀郡、南阳世世代代祭祀他们。如今李侯从百姓那里得到这样的待遇，和汉代循吏没有不同。世道相同，符契相合。我一向知道李侯的声名，乐于称道他的善行。李侯名有，字仲方，是平阳人。请我作记的，是前县尉曾文枢以及金溪县士人彭瑀。江州城隍庙后殿记 城隍，是郡县的土地神。祭祀土地神，既有社祭，又有城隍祭，这是为什么呢？社兼祭五方土地，而城隍专门祭祀城墙和护城壕。祭祀中没有比天地更重要的；然而天尊贵而地亲近，尊贵的天只有天子一人能够祭祀，亲近的地则人人都可以祭祀。因此，拥有天下的人在北郊祭地，又在社祭祀地；拥有一国的诸侯祭地于社而已。大夫、士和庶人居住的里，都设置社，祭祀土地神以报答大地，这是一种祭祀。只是土地有宽广、狭小的不同：王社、太社，是天下的土地神；侯社、国社，是一国的土地神；里社，是一里的土地神。国家设置社，家中则祭祀中霤；中霤，是一家之中的土地神。蜡祭用来祭祀四方和百物，即使堤防水患的工程、蓄水灌溉的水庸，也都可以参加祭祀。古人在报答大地的礼制方面，周密而完备。既然这样，大地上的险要之处，如山川丘陵；建立邦国、设置都城，必定依靠险要来巩固，有时凭借山和丘陵建城；平地则堆土筑城，用来仿拟山的险势；有时凭借河流作护城壕，干燥之地则挖土疏浚壕沟，用来仿拟河流的险势。“城”和“隍”这两个名称起源很早，史官造字时已经采用，在《周易》的系辞中也有明确用法，它们的来源很久远了。然而礼经和国家典制中，没有祭祀城隍的文字。儒者说，社祭祀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那么城隍本来就在其中。但我私下对此有所疑问：堤防和水庸尚且在祭社之外，还要专门祭祀；城隍能够抵御寇敌、保护百姓，它的功劳难道还比不上堤防和水庸吗？为什么偏偏不专门报答它的功劳呢？如今各郡县都有城隍祠，这就是所谓礼制虽然先王没有规定，却可以根据义理创立的事情。土地神本应祭祀于坛场，而城隍却祭祀于庙中。我曾经探求其中的道理。大概祭祀必定有配享者，社以句龙氏配享；爵位尊贵、德行高尚、年齿最长的人，往往死后得以在里社中受祭，民间称为土地神。里人有时为他们建立庙宇，城隍庙大概也是用来安置配享者的神灵、供其受祭的。试用祭天的礼制来比喻祭地：在坛上祭社神，以人配享，如同在南郊祭天；在配享者的庙中祭城隍神，如同在明堂祭祀上帝。江州地处荆州、扬州交界的要冲，前面面对高峻山岭，背后依靠大河；城墙和护城壕借助山川自然险势，形势雄伟，其他郡没有能与它相比的。城隍的配享者，相传是汉丞相颍阴侯灌婴。郡志说，汉高帝六年，灌婴侯修筑湓口城，就是今天江州所在之地；那么灌婴侯配享城隍神，也是合宜的。有人或许说，其他郡的城隍也都由灌婴侯配享，难道是因为灌婴侯曾经平定豫章各郡吗？旧时江州城隍庙在郡治东北，百姓祈祷不方便。宋宣和壬寅年，郡守把它迁到现在的地方。年代久了屋宇破败，淳祐乙酉年，沿江制置使率领属下和郡民修缮完毕；又在外门上建立景福楼，高耸地临着通衢大道。有个钱氏，祖先是河北人，名叫安道，宋绍兴初年，江淮招讨使张浚任命他世代掌管城隍祠。钱安道的来孙钱大通，研究阴阳方术，涉猎三教的言论，熟悉人情世务，士大夫都喜欢同他交游。他嫌庙地狭窄局促，不能扩建，便努力经营，在市中买下庙后百姓的数亩土地，兴建寝殿；材料巨大，工艺精良，比原来的建筑更加宏伟。屋宇修缮扩建，穹隆高大，与外楼相称；两侧配建两庑，规制十分雄伟。他家中没有一铢两斗斛的积蓄，但好善乐施的人共同捐资，使他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不是他的诚意足以感动神灵、才能足以打动众人，怎么能够把神灵的居所建得如此壮丽呢？皇庆壬子年开始动工，延祐己未年落成。我经过江州时，钱大通请求我记下年月；我嘉许他的为人，于是不推辞，叙述古今祭祀典制的大概，留待后来议论礼制的人考察。

译宜黄县学记 宜黄是抚州所属的县。宋皇祐元年，县令李详开始创建县学，南丰先生曾文定公为它撰写记文。县学靠近社稷的旧址，如今已无法考证。后来迁到城隍庙北面，绍兴初年被焚毁。县令邓庾改建在县治北面，县令叶上达又改建在北门石下，并把旧县学改作县尉治所。县令邓昌朝嫌那里靠近水边、低洼狭窄，于是迁到现在的位置。绍定庚寅年，邻近寇贼侵犯县境，官舍民居被焚毁过半，唯独县学保存下来。淳祐初年，县令赵希防、主簿黎璹重新建造大成殿和御书阁，县尉陈寀在东西两庑祭祀本县前代贤达。宝祐年间，县令杨允恭又修新两庑和四斋。至元丙子年再次被焚毁。过了两年，教谕、成都人胡端宜就在原址营建。大德乙巳年，居民失火，县学又被焚毁。廉访分司郝侯鉴巡视到此，召集诸生商议重建，任命县长爱忽都鲁负责。当时学官离职，县中士人李仲谋主持工程，从官府山场取材，有财力的士人捐钱相助。不久，庙殿建成，讲堂建成；两庑祭祀配享的房屋各五间，斋舍四座、每座三间，中门五间，外门六楹。又塑立先圣孔子的像。至大辛亥年，教谕、南丰人陈敏子增加陶瓦，严密覆盖门和两庑；又塑立四位先师和配享十子的像，绘制两庑七十二弟子及诸儒的画像，并祭祀本县先达乐公以下十二人。在此以前，前进士邹次陈来信请求我撰记。到这时，教谕又来请求，将把南丰先生的旧记刻在石上，与新记并列。唉！学校、庠序的设置，从三代直到今天，凡是有社有民的地方，大都没有谁敢落后不设。实在是因为国家的命运系于人才，人才又系于士人的学习。士人求学，难道要等到官府建立学校才开始吗？然而官府必须建立学校来安置士人，使求学的人能够在这里学习，这是对他们的厚待。上位者这样厚待士人，士人自我厚待应当怎么样呢？住在学校却不学习，是自我轻贱；学习却不知道学习的目的和方法，是自我耽误。应当怎样学习？南丰先生记文中所说的就是了。唉！三代以后，正统的学术湮没废弃，士人各自按照自己接近的、意愿便利的方面来学习，学习自己所选择的东西，这不是三代士人学习的内容。南丰先生这篇记文，写在孟子学说失传之后、程氏之学尚未显明之前，然而言论精密详尽、切实可行，兼具体与用，有些内容是汉唐诸儒都未能听闻的。宜黄虽然是小县，自古以来多有优秀士人；从今以后，士人求学人人都能像南丰先生记文所说的那样，那么就能合于程氏之学，接续孟子之学了。再向上达到孔氏之学，也不必另求其他途径了。内心有所领悟，身体有所操守，在当时有所作为，这样才无愧于居住在这所学校中。否则，不学习的人，学业荒废、品行败坏；所谓求学的人，也不过是夸耀见闻、炫饰文辞，以钓取名声、求取利禄罢了。这难道是上位者对本县士人所寄予的期望吗？武城书院记 武城书院，是吉州永丰曾氏所建立的。它为什么命名为“武城”？这是取自曾氏的祖源。考察《史记·仲尼弟子传》，曾参是南武城人；他的后裔中有人从鲁国迁到江南，所以南丰曾氏追述世系，认为自己是曾参的后代，永丰曾氏也是如此。大概武城曾氏在鲁国兴盛，过了一千几百年，南丰曾氏才开始兴盛；南丰曾氏在宋代兴盛，又过了一百几十年，永丰曾氏接续兴盛。兄弟二人都在翰苑任职，他们的父亲是前进士、宋代的监察御史，也是元代的儒学提举。因儿子显贵，父亲被追封为武城郡伯。于是设立书院，祭祀先圣、先师以及他们的父亲，作为安置宗族中来求学者的地方。翰林院长官发文给集贤院，层层上报朝廷，朝廷议论后准许了此事，命令推举曾氏子孙中有儒学修养而贤能的人掌管教育。我从京师回来后，曾氏请我记述书院兴建的缘由。我看前代的书院，都不是无缘无故虚设的。至于近年各处增建的书院，多得数不清，只是沿袭书院的名目而已；有它没有什么增益，没有它也没有什么损失。曾氏自称是先师的后裔，向朝廷请求设立书院，而且上承道统，下继祖先遗风；朝廷对他的待遇极为优厚，对他的责任要求也极其重大。怎么可以再像其他地方的书院那样徒有其名而没有实际教化呢？既然如此，武城书院的教育应当怎样呢？学习曾子的学问就可以了。曾子的学问，大体上切实反省自身、专务内在修养，没有一丝一毫迎合他人、追逐外物的私心；一定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一定忠诚守信；行为必定没有污点，言语必定没有虚假，使近处的宗族、远处的乡里都众口一词称他为君子，然后才可以说接近曾子的境界。否则只要有一处瑕疵，人们就会讥笑；如果只以涉猎古代事例、修饰华丽辞藻作为求学之事，恐怕不是继承祖先遗风的方法。何况关系到道统的传承，哪里敢轻率议论呢？我姓澄，虽然不是曾氏，但所愿意学习的就在这里，因此敢于勉励武城后世子孙。武城伯名晞颜，翰林直学士名德璞，是他的次子；应奉翰林文字名晞申，是他的幼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乐安重修县学记 宋绍兴乙巳年，划出抚州、吉州、崇仁的四个乡，设置乐安县。设县六年后，县令魏彦材开始建立县学。建学七年后，清江人谢谔任尚书，当时代理县尉；县令王植委托他考察、选拔诸儒，不到一百人，大概因为建县不久，教化还没有普及。后来人数增加到最初的十倍；到宋末，升入国学、贡入礼部、考中进士的人数在各县中名列前茅。虽然他们所崇尚的还没有脱离文艺，但一个后来建立的县，百年之间士人求学能够如此兴盛，也可以说是盛况了。县学建立一百一十二年后，土地归入大元。当地偏远，战乱纷扰，士人百姓尚且无力求生救死，哪里还顾得上弦歌诵读、俎豆祭祀之事？踏入县学的人寥寥无几，宫墙之内长满茂草，本来就是必然的。后来兵乱稍稍缓解，军官王佑周巡视庙学，悲悯地有所感发；他没有同县中僚属商议，也没有向士民筹资，亲自率领士卒，取用没收入官的废屋材料，建造讲堂，使它焕然一新。过了几年，讲堂又破败了，县中士人陈仕贵率弟弟陈进，买下民房五间，运送材料到这里，拆掉旧建筑，重新修建；又新建中门三间，修葺庙殿和两庑，设置配享的房屋和读书的斋舍，环绕建起三座门，厨房、廪舍也都齐备。县令王英让主簿董进主持此事，教官、前太学进士董德以及诸儒也都出力相助。皇庆初年，庙学前面的屋宇将要倾圮，县令刘汝弼议定重新建造，把地基筑得比旧地基高二尺。教官职位空缺，便让陈仕贵代理其事；资金取自自家，木材取自自家山场，他首先倡导，学校士人和县中热心公益的人都捐钱相助。陈仕贵的弟弟负责管理收支，县令在公务空闲时督察工程，从不懈怠。八月召集工匠，九月竖立屋柱，第二年秋天告成；把圣师和配享神像奉入新庙，举行上丁日释奠礼，士人全都聚集。大家都说：“如今朝廷上文教昌明，下面士气却还没有大振；而我们乐安从甲申、辛卯、甲午直到壬子，庙学的栋梁屋宇已经四次更新了。官府不敢因为事情不切近而松懈，也不敢因为尚未有空而怠慢；士人不敢因为需要花费而推辞，也不因劳苦而畏惧。从前孔夫子编写《春秋》，凡是兴建修造之事，如新建延廐、新作南门、新作雉门和两观，都要记载。僖公修建泮宫，诗人歌颂了它，《春秋》却不记载，为什么呢？《春秋》是惩戒之书，平常的事情不记，失礼失宜的事才记载；记载它是为了贬斥，用来表示惩戒。《诗经》中有颂，是歌颂美好；合乎礼、合乎宜的事就歌颂，歌颂它是为了褒奖，用来表示劝勉。庙学更新，是合乎礼、合乎宜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既然不能效法史克作颂，却使这件事默默无闻、没有流传，无法劝勉后人，恐怕是不可以的。于是请我把兴建修造的年月记在石上，传给将来。我考察乐安建学的开始，代理县尉谢公首先为它作记。他对乐安士人的期望非常深厚，期望他们成为临川的王氏、南丰的曾氏、庐陵的欧阳氏、清江和豫章的刘氏那样的人，而且还不止于此。他还将借助他们寻找入道的渡口，到达圣人之门，归于仁义道德。他不愿今人比古代士人对自己的期许还差，难道我们可以不达到谢公的期望吗？唉！争逐声名利禄，是身外之事；道德仁义，是人性固有的，去求取就能得到，不必依赖、借助别人。振奋拔擢自己，追赶前辈的高尚步伐，谢公的记文已经说过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把末节当作根本、把根本当作末节，把卑下的抬高、把高尚的贬低，都不是答复官府修建学校的本意，也不是符合朝廷任用儒者真实意图的做法。

译瑞州路正德书院记 瑞州路正德书院，是蒙山银场提举侯君孛兰奚创建的。荆州、扬州进贡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周官中的丱人掌管产金之地，守护它以禁止私采，按时开采取用；大概仍是把宝藏留在土地中，把财富藏给百姓，而不是把全部利益都搜括到官府。蒙山跨越瑞州、袁州、临江三郡的境界，本来就是宝藏之地。唐代以前没有听说，宋代中期，山附近百姓私自享有其中利益；至于设置银场、任命官员，则从本朝开始。负责此职的人每天只考虑为国家谋利，既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谁还会有教化百姓的心意呢？处在纷纷兴利的场所，却切切实实办理兴学之事，这个人的见识谋虑实在长远。然而书院创建之初，工程尚未完成侯君就离职了；到现在二十多年，田租微薄，收入不足供给，房屋日渐破败。延祐二年夏，提举陈君以忠到任，恭敬拜谒先圣，环顾四周，怅然感慨，当天就修葺殿堂、门和两庑，使之焕然一新；道路、涂饰、台阶、地面砖石都端正美好，圣师的像位、龛帐、案座无不整齐庄严。又置办田地、增加租税，每年收入约二百斛，比旧额增加十分之七八；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出，不向别人筹资。延请儒师，招集学生，在这里诵读学习；公务退下后的空闲时间，他还亲自劝勉督导。辅佐他筹划经营此事的，是前龙兴路学录邹民则。我曾感叹天下的事情，被名目诱惑、被实际蒙蔽的，处处都是。像设置这所书院，难道只是追逐书院的名目而已吗？当然还要考察它的实际效果。蒙山偏僻地处万山深处，接近宝货，百姓就容易贪利；远离都邑，风俗就容易鄙陋；自身不在学校中学习，耳目就不能受到礼义的熏陶，几乎正如孟子所说的吃饱穿暖、安逸居住却没有教化的人。因此，让他们居住在共同聚集的地方，用善于教化的人教育他们，使求学者在这里学习应当学习的事情，这就是陈君继承侯君志向的地方。那么众人如何实现陈君的心愿呢？这要靠求学者，也尤其有赖于教化者。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里的地方，门中有塾，塾中有老师；不只是士人求学，百姓早晚出入也必须接受教导后才离开。因此风俗厚重，伦理纲常清明，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年长者；宗族、亲戚、乡党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和蔼的仁爱、谦让、忠诚、敬慎从家庭推及道路，即使闾巷百姓也都有士君子的品行。当时的教育必定和今天不同。今天书院中的教育，如果确实能够像古代那样，旧有习气就会大为改变，蒙山百姓也将焕然一新。否则，即使教育几十年，也仍然和普通人一样。书院名为“正德”，而使百姓道德端正的实际效果在哪里呢？陈君的期望，果真是这样吗？陈君名瑞，是高安人；性情宽厚平易、洒脱豪爽，重义轻财。他曾在兴国冶炼银矿，所得盈余全部用来施舍。游历天京时，受到贵近之人的喜爱。他接受中书省的任命，来担任本官。在他之前，官府的课税不能完成，百姓负担十分困苦；又从瑞州、龙兴征取木炭，扰民不堪。他向当权者说明情况，把各银场应缴之数减少四分之一；木炭由官府自行购买，不再扰及两郡。他约束自己公正廉洁，办理课税又优良敏捷，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看他对自己的要求尚且如此，那么他对别人的期望，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都昌县学先贤祠记 秦汉以来，孔子的道统没有继续传承，经历一千几百年，才有宋代河南程子远承孟子的学统；而元公周子实际上在前面开创，文公朱子又在后面集大成。这两位先生在熙宁、淳熙年间都曾任南康郡守。南康是偏远之地，两位传道的大贤曾经到此教化。都昌是南康所属的县，过去仁风吹拂、教化之雨滋润过的地方，流传的芳名和遗留的恩泽，百世之后仍未泯灭；当地建社稷祭祀并奉祀祝祷他们，本来就是应当的。考察江丞相修学碑，周子、朱子二人在县学中原有专祠，近年废弃而无人兴办。天历己巳年，教谕万钧用到任后大为警醒，向主簿黄将仕孚报告，由他转告县丞何某、县尹李某；众人商议协调，于是在明伦堂西侧建造翼室，设置二人的神位，题名为“先贤祠”，确实抓住了教化的根本。乡贤从前也没有祠堂，如朱门四支、西坡黄氏、梅陂彭氏、厚斋冯氏、昌谷曹氏，便在明伦堂东侧翼室合建祠堂；强斋彭氏、深居冯氏，以及古心江丞相的配享者，也一同奉祀，题名为“乡贤祠”。在表彰、尊奉之外，人们无不敬畏仰慕、奋发兴起；这对于人心和世道教化，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况且从古至今，有教化就必定有政事；小小的县学在教化方面，幸而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听说明伦堂北面有豪民侵占疆界，长期不能纠正，主管官员往往被他们的诱饵引诱而不予过问。如今教谕接续前任官员已经开始办理的事情，并且把文书交给县中主簿，协助县丞、县尹督促府史，追究事情的根源，把这件事上报郡府，最终能够将六十年来丢失的土地归还县学。教化之外的政务，这是其中的一件。我过去的学生主簿孚请求我为先贤祠作记，我于是连同一县官员和教官值得记载的事情一起写下，用来劝勉将来的人。

译临汝书院重修尊经阁记 宋淳祐戊申年，冯侯去疾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提举。他到任那天，因为他的先师徽国文公朱先生曾经被授予这一官职却未能赴任，于是在抚州城外西南面选择高爽之地，创建临汝书院，专门祭祀文公，作为给求学者讲授道理的地方。第二年己酉，书院建成；布局规划大体仿照太学，所以屋舍规制不是其他书院能够相比的。在左个的左面竖立高楼，把各种经书和群书收藏其中，题名为“尊经阁”。大元延祐乙卯年，楼阁毁于火灾，官府命令重建。过了六年，庚申年四月，庐陵人黄镇来主持书院，才得以架设梁柱。又过三年，到至治壬戌年九月，工程完毕，轮奂之美恢复如旧。同知总管府事、亚中大夫马合睦主持督办此项工程，辅佐他的先是前经历赵谐，后来是现任经历张允明。这年春天，我前往金陵，经过抚州时，书院山长请我为楼阁落成作记；我因有行程在身，未能及时写作。那年冬天我从金陵回来，总管太中大夫杜侯到任，与巡按官、廉访副使董侯登上这座楼阁，周围察看，又嘉许山长的勤劳；同时把外门、斋舍、廊庑以及池亭全都重新修葺了一遍，并写信催促我作记，命山长亲自到我家来请求。唉！汉代贾谊曾说：“庸俗官吏所从事的，不过是刀笔文书和箱笥簿册。”杜侯到任后坐席还没有坐暖，就恳切地把儒学教化所应当致力的事情当作急务，他比庸俗官吏贤能得多了！书院创建至今已经七十多年，却从未刻石记载它兴建的始末，难道不是缺憾吗？如今杜侯急别人所缓做的事，补上前人留下的缺憾，我哪里敢以固陋为由推辞？所谓“尊经”，难道只是把群书收藏在高阁中，以此表示尊崇吗？曾子曾说“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子思曾说“尊崇人的德性”；“尊”，是恭敬奉持、不敢怠慢的意思。经书所说的，都是我们德性以内的事情；求学者所应听闻的，也只是这些。对于经书上的话，要像覃怀许公所说的那样“信它如同信神明，敬它如同敬父母”，然后才叫作尊经。读了经书的话却不践行，是侮慢圣人的言论，这能叫尊经吗？过去冯侯给这座楼题名，今天杜侯重新悬挂这个匾额，他对求学者的期望究竟是什么，应该很清楚了。我年轻时曾一再到书院学习，却没有长久居住；我私下以经书为师，对其中一句一字都不敢轻忽。只是资质平凡、力量微小，用心又很艰苦，然而到了老年仍然没有什么成就，仅仅能够通晓训诂和文义的粗浅部分，对于大道仍然昏暗无知，辜负冯侯的心意实在太多了。从今以后在书院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把我的经历深深作为戒鉴，警醒戒惧吗？无论行动、休息、言语、沉默，都必须知道应当尊崇什么，以求不辜负杜侯的心意。杜侯名毓贤，有文才，曾任学校官员，所以他对儒学教化如此重视。湖口县靖节先生祠堂记 晋代靖节陶先生，家居浔阳柴桑，曾任彭泽县令；后来从彭泽县分置湖口县。湖口也属于原彭泽地，所以境内往往有靖节先生的遗迹。孙侯文震任湖口县令，因巡视乡里来到三学寺，民间相传这里是靖节先生读书的地方。旁边有望月台，旧日台基还在，于是孙侯拿出私钱在台基上建屋，又在县学东边修建三间祠堂，祭祀陶先生。湖口是小县，凋敝尤其严重；它扼守江湖要冲，又处在驿站交通的冲要。孙侯兴办、补救停滞废弛的事务，应接往来人员，精神焕发，意气从容，处置困难仿佛容易，承担劳苦仿佛安逸；这固然是他才略优长，又能追慕先贤、尊崇表彰他们，以此激励末世风俗。这难道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吗？我乘船经过湖口时，孙侯请我记述这件事。我私下认为，靖节先生志向高远、见识深远，超越古今，而他的施政作为却很少显露。他任彭泽县令，不过是一时由州郡长官征召、举荐、授予官职，使他得到公田的收益来供养自己，就像古人不得已而领取俸禄一样，并不是接受天子任命而出仕。没有过多久，他不肯向督邮屈服，便离职而去，以此充实、实现自己的志节。到了后来，他哪里肯忍受在两个不同姓氏的朝代之间蒙受耻辱呢？看他所作《述酒》《荆轲》等诗篇，几乎想要做汉代丞相、蜀汉诸葛亮那样的事业，只是没有相应的资质和条件。他写给儿子的诗，以及写给儿子的书信，父子志趣相同、共同安于苦乐，连一家父子夫妻之间也是如此。人的伦理以三纲为首，先生一身就使三纲都得到体现，无愧于此。他忘却言语而把握真实的意义，听任自身归于大化，便几乎与古代圣贤同道了。谁说汉魏以来就没有这样的人呢？唉！先生不是容易理解的，后人只能从他的言语文字之间窥见一点大概。然而先生并没有在当时拥有显赫名位，也没有在后世留下显著功业，却能在千年之后使人眷恋不忘，他凭什么得到人们这样的爱戴呢？对于孙侯的作为，我怎么会不高兴谈论、乐于称道呢？孙侯是燕地人，所到之处都有廉洁能干的声誉。

译奉新县惠政桥记 新吴是豫章郡所属的县邑。县中有一条水横贯全邑，名叫冯水。冯水发源于百丈山，流行一百多里，到达县城西面时，水流分成两支：主流在北面，绕过县治南面向东流；支流在南面，经过南市北边，到县城东面与主流汇合。两条水流各有桥梁供人渡过，但水势漂荡凶猛，桥梁不能承受，屡修屡坏。南桥长超过二百尺，北桥长将近七十寻，所以北桥毁坏尤其频繁，修缮也尤其困难。宋初，县中大姓胡氏架木修成桥梁。太平兴国年间，胡家有国子监簿胡仲饶继承并修葺此桥，他的弟弟秘书省校书胡仲容请杨文公杨亿为此作记，并把桥命名为“安固”。后来改建为浮桥，又改名为“安济”。淳祐年间，浮桥破败，晋城乡的罗鉴和奉新乡的王绚率领各家大族合力筑成桥墩。到元朝末年，石墩也破败了，县令、县丞等官员动用民力竖立木柱，在上面铺设木板，又改名为“行教”。修桥所需的钱财和劳力全都取自百姓。王德全是王绚的元孙，轻视钱财而看重道义，能够继承祖先的事业。他看到服役的百姓每年遭受催逼之苦，役夫又常常受到鞭打虐待，心中怜悯，于是把修桥当作自己的责任。大德戊戌年，他捐出资财修造新桥五十多丈，既不借助官府的势力，也不假借众人的力量。第二年春天，桥被水冲毁，他便造两条船来接济渡水。到了冬天，又修好了桥。从此以后，桥一毁坏就修缮，从不把这件事推给官府。他买下晋城乡数百亩杉木林，长期培育木材，为长远作打算。乙巳年，他察看水势，在水流较为平缓处、桥梁上游二十步的地方，在两岸层层垒石，重新筑造新桥，长宽都仍旧按照原来的规格。临终时，他留下遗命，嘱咐儿子文炳兄弟不要使先人的劳绩废弃，并把六百石田租和晋城杉林专门作为修桥之用。延祐甲寅年，桥又毁坏，文炳兄弟再次造两条船供人渡水。到了冬天，新桥又修成了。南桥原名“惠政”，大德以后一直由王氏出力修理。到这时，南面的水流渐渐减弱，于是动用七千多人的力量运土石填筑堤道，使水流改向北面。南桥废弃后，便可以把工力集中到一座桥上，于是移来原来“惠政”的匾额，把这里的“行教”改名为“惠政”。县里的人都很高兴，请我写文章记述这件事。我认为，古代把整治桥梁作为官府的政务，今天也是如此；但官府没有可用的财力，只能依靠百姓，那么恩惠还没有施及百姓，祸害却先加在百姓身上了。王氏一家独自承担了这项功劳，使官府不劳心力便获得了“惠政”的美名，也使百姓不劳力便得到桥梁防护的实际好处，而且世世代代继承这项事业而不厌倦。唉！谁能有这样的用心呢？王德全曾赈济饥民，低价卖粮，按理应当受到奖赏，却以年老为由推辞。朝廷将要授予他的儿子官职时，次子文炳、叔子文谟都谦让不受，而让给他们的弟弟文杰。仁厚谦让到这种地步，王氏家族的兴盛，大概还不会衰落吧？《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上天用来生养人的根本、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就是这种德性。然而自孟子以来，圣人的传授没有后继，士人的学问也失去了宗旨。汉、唐一千多年间，儒者各自夸耀自己的长处，奋力奔驰，却不知道自身的缺失。董仲舒、韩愈二人，依稀有几句话接近这个道理，但根本所在终究还是昏昧不明。宋初的胡瑗、孙复，首先阐明圣人经典，建立师道和教育，一时被称为有体有用的学问，卓越的品行和奇异的才华之士多出于他们门下，对人心和世道并非没有补益。然而考察他们学问所达到的极致，能够超过董仲舒、韩愈的并没有几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所谓德性，他们从未知道应当怎样用力。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兴起，才开始能够上接孟子而融会为一。程氏学说传到第四代，朱文公在义理精密、逐句谈论、逐字分析方面，又是孟子以来所没有的；可是他的门徒往往停滞在这里，反而沉溺了自己的心。既然把世俗儒者的记诵词章视为俗学，而他们自己的治学也没有脱离语言文字的末节，甚至专守一门技艺，不再旁通其他书籍，只拾取陈腐的说法，连一句自己的话也说不出，反而使记诵之士讥笑他们浅陋，使词章之士讥笑他们笨拙。这就是嘉定以后朱门末流学者的弊病，却一直没有人能够挽救。圣人之学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完全保全上天赋予我的本性。上天赋予我的，就是德性；它是仁义礼智的根株，是形体、气血的主宰。舍弃这个根本而另求其他，所学的究竟是什么学问呢？即使行为像司马文正公那样，才华像诸葛忠武侯那样，也不免成为习学而没有落实、行为而没有察验的人，不过是资质器量超出常人罢了；若说真正得到了圣学，还不能这样说。何况只是像北溪陈氏那样训诂精密、讲说细密，像防峰饶氏那样讲解周详，那么与那些只事记诵词章的俗学相比，又能相差多少呢？汉、唐的儒者没有人责备他们，圣学在宋代已经大为彰明，而继承它的人竟又如此，实在可叹。清江皮公给他的儿子取字为昭德。他的老师把他读书的斋舍命名为“学”。他跟随我游学，请我用“尊德性、道问学”改换斋舍匾额名称，以合并父亲和老师命名的意思。我说，你父亲所命名的，就是上天所命名的；学者所学的，也不过就是这个。或者说，你在词章方面的学问可以说达到极致，在记诵方面可以说十分丰富；即使如此，德性却还没有参与其中。暂且不说这些，你钻研文章义理，分毫析缕，仍然觉得陈氏的训诂不够精密、饶氏的讲说不够细密。陷在这种窠臼中将近四十年，才开始觉察它的错误。因你的请求，我警醒地想到岁月已经流逝。如今面对你，我怎么敢用过去误解自己的错误再去误导你呢？从今以后，在一天之内，从子时到亥时；在一个月之内，从朔日到晦日；在一年之内，从春天到冬天，都要经常看见自己的德性光明昭著，如同天体运行、日月往来一样，不让它在片刻之间中断，这样对于尊崇德性的道路，大概就差不多了吧？如果在这方面还有做不到的，就向别人询问，向自己学习，而且一定要追求达到极致。至于用力的方法，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说明的，也可以体味《中庸》开头一章，反复研读直到篇末，自然领悟。如果只是把这个名称拿来标榜自己，专门务求使名称新奇美好，却不努力切实践行其中的实质，那就是近代假借名义、欺骗世人的儒者；这种弊病又浮泛在末流学问之上，而你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译《临江路修学记》官员任用百姓，不应违背他们的才干；百姓任职为官，也不应违背自己的职分。这是太平盛治时代的道理，但世上的人不能都做到。负责纠察的官员，理应像水镜一样明察，可是也有软弱无能、昏庸糊涂的人。负责养育百姓的官员，理应像父母一样慈爱，可贪婪残暴的人却往往很多。至于儒学所设置的官职，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用道义取得民心，难道可以随便对待吗？本来应当说，确立师道来使整个时代得到改善，只是这样的人实在难得。假如能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使自己的职务堕落，也就可以了。大德十年冬，我主持江西、广东的儒学事务，考察能够振兴教职、履行职责的教官，没有不把临江列为首位的。第二年，我因病请假回家，路过临江，看见学宫整饬，学生聚集，学田收入丰足，学校事务兴办，心中十分惊异。不久，众学生共同进言说：“临江学校的经费过去常常到三四月就用完，经费不足，事情件件松弛，前任教授无法挽救。真定人刘德原以学正身份代理教授事务，竟能做到这样。学正是辅佐教官的人，主管的事有时不愿让辅佐者参与，辅佐者想做的事，主管又有时不赞成，这就是事情因此废弛的原因。如今让辅佐者兼任主管，没有牵制的忧患，所以能够专心一意，作出规划。” 殿柱朽坏虫蛀的，换成优良木材；殿墙残破的，用坚固的砖砌补。前面的檐沟敞开，又增建重檐五间，使行礼、奏乐的人遇到下雨时不再有衣服被淋湿的忧虑。两廊配祀的画像全部重新绘制；礼器如尊爵、罍洗、簠簋，全都改用铜铸。乐器如琴瑟、笙、镛以及柷、敔，也都按照太常旧制开始铸造。购得英石，制作悬磬十六枚。执事人员各自制作祭服，讲堂、书楼、府库、厨房和廪舍无不修整。学生有读书学习的斋舍，教官有宴饮休息的处所。对于学校经费，追收拖欠的钱粮，使收入增加；裁减浮费冗费，使支出节省。到三年时，经费充裕，除了所需之外，还余下上缴的至元钞四千多贯。学校在新淦边远地区有田地，和僧舍相邻，被僧人侵占强夺，前后将近二十年。官府中负责此事的人过去前往查问，贪婪的便中了僧人的诱饵，胆怯的又害怕他们蛮横，最终没有人追究。如今刘德原等向当权者据理力争，僧人计穷，拿出贿赂来请求，刘德原拒绝接受，最终使僧人归还侵占所得的米一百四十多斛。我听说后更加赞赏。官职无论高低，只要廉洁而且有才干，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刘君做官，这只是开始罢了，难道不可以说他的才干没有违背自己的职务吗？” 沿着这条道路充实发展下去，还有什么官职不能胜任呢？况且自古以来，临江在江西人才最为兴盛：集贤刘公的经学，古往今来无人能比；尚书谢公的古文，可以追配欧阳文忠公；忠公、王文公、曾中书、李直讲，也都无愧于他们。然而没有听说有人继承他们。如今在学校里的士人，有宫室居住，有粮食供给，每年消磨在这里的时光，也应当追求能够登上那两位先生之上，合于古代圣贤的境界吗？内在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外在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文章？共同居住时所谈论的究竟是什么话？每日所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如果只达到如今所看到的程度，那么连两位先生都还不能赶上，更何况超过他们呢？居家便成为著名儒者，出仕便成为著名官员，一定要有根本；你们应当思考，应当努力！于是学生们请求我记下这些话，我便写下来留给他们。《儒林义塾记》庐陵郡南面一百八十里，有一个县叫万安。万安县西面二十里，有一个地方叫邓林。这里山水明丽秀美，人烟聚集，有一处地方名叫儒林。自唐代以来，文物兴盛，其他地方很少能相比。宋代三百年间，考中科举、获得贡士资格的人数不胜数。旧日大族兴盛到了极点，后来渐渐衰微；有刘氏从郡城迁居到这里，世代兴起。家产冠绝一乡，刘氏老人喜爱善行，乐于施舍。五个儿子都致力于学习，次子桂平感慨叹息说：从前这里儒学风气文雅兴盛，如今却有人懒惰，放弃学业，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没有学习的地方，也没有人教导他们罢了。于是设立学塾，聘请老师，凡是乡党里年幼的子弟，从童蒙以上都允许来学习。不久又苦于房屋狭小，于是全部重新营建。中间建造先圣燕居之室，两廊像鸟翼一样分列左右。前面是中门，中门前面是外门，后面是讲堂。讲堂后面设置炉亭，有斋舍用来安置学生，有厨房和廪舍供应饮食。又施舍若干亩田地，每年收取田租来供给学校费用。匾额题作“儒林义塾”。他们不远数百里来到我的门下，请我为这件事作记，希望把它流传永久，使学校不致毁坏废弃。他们的立意真是深远啊！我考察前代义塾的设置，以睢阳为最早，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那里有四五百间学舍，是崇尚义举的人家自己建造的，并不隶属于官府。后来，睢阳终于获得天下四大书院的称号。五代衰乱之后，上面没有教育，下面没有学校，而士人读书、诵习、传授还幸而没有废止，其中义塾的功劳很大。如今各地书院密集相连，但教育学生的老师实际上由官府设置，官府却从未十分慎重地选拔；任期一满就离开了。供养学生的费用，官府虽然总管，却不能完全堵塞其中的漏洞，费用一旦用尽，学校也就停止了。因此，在其中学习的人往往有书院之名而无实际成效，成就微薄，本来就是应该的。刘氏义塾既不受官府约束牵制，就和睢阳书院最初的情形相同。供养学生的费用能够持续，教育学生的老师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吗？否则，学生们虽然声朗朗，读书声琅琅，表面上并非不能看、不能听；但考察他们最终取得的成效，高的不过能够参加科举、求取富贵，低的不过认识几个字、记住自己的姓名罢了，这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教的人和学的人应当怎么办？一定要遵守朱子的明确教诲，诚恳地牢记奉行，不达到目的就不停止；一定要在心中彻底通晓，在自身行为中切实履行；一定要能够教化百姓、改善风俗，才能够治理国家、救济时世，而不只是呻吟背诵、铺陈辞藻。如果这样做，能名闻当世的大儒从这里出现，或许才不辜负建造学塾者的心意吧？

译《安福州上田里塾壁记》世上有些事情非常容易达到，但人们有时却懒于去做；也有些事情非常难以期待，人们却常常一定要去追求。吉州安福上田的李氏，是儒学世家。宋南渡以后，有一位淳熙年间的布衣献上《中兴颂》，被艮斋尚书所知；有一位庆元年间的贡士著有《史评》二十篇、《怀古词》八首，被益国丞相所知；淳祐年间又有乡贡士；咸淳年间又有漕贡士；国朝至元年间又有人在县中掌教。前后四代，都研治儒术以求取得官爵，最终却没有如愿。传到第五代辛翁，他是至元年间县学教官的儿子，淳祐乡贡士的孙子，著《史评》者的曾孙，献《中兴颂》者的玄孙。安福城西五里外，他创建乡塾，建造礼殿，供奉先圣先师，设置讲堂，建立斋舍，门、廊、厨房、廪舍一应俱全。正准备请求官府赐予匾额，划出私田来供教育和供养学生使用，显然是有一番打算。事情还没有完成，他本人突然去世，儿子刚还很年幼。过了几年，刚渐渐长大，也能够拨出田地一百亩，供给乡塾春秋释菜礼的费用，表示不改变父亲的志向。天历二年春，刚的外傅、贡士姚霄凤和朋友周南瑞来见我，谈起这件事。我认为，父亲创建学塾并有所作为，已经完成了；儿子拨田供养学校而不以此求取什么，值得赞美。即使如此，刚的先世希望取得官爵的尊贵，最终却没有得到，这是因为官爵本来就不能保证一定取得。世上有一种可以努力取得、而且尊贵超过官爵的东西，刚也愿意追求它吗？官爵的尊贵，只是小人和卑贱奴仆所看重的；大人君子不把它当作尊贵。天爵的尊贵，才是大人君子所看重的，即使在千百代以后，人们仍然认为它尊贵。况且求取官爵的方法，必须仿效别人写空洞的言辞，虽然不能说很难，却有时仍然做不到；修养天爵的方法，只在于反求自身、用真实功夫，虽然不能说容易，但人人都可以做到。人人都可以做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己本来具有的，不必向外借取。仁义礼智人人都有，不去实行也就罢了，一旦实行，人人都能做到。有慈爱之心并把它扩充开来，就是仁；有羞耻和厌恶之心并把它扩充开来，就是义；有敬重谦让之心、有辨别是非之心并把它扩充开来，就是礼和智。温和顺从父母叫作孝，和睦友爱兄弟叫作弟，尽心尽力为别人做事叫作忠，以自己的心推想别人、宽厚待人叫作恕。仁、义、礼、智、孝、弟、忠、恕，难道是人所不能做到的吗？不是不能做到，而是不去做。去做就能做到，做到以后日益熟练，熟练以后达到极致，那么即使是尧舜之道，也不过是孝弟罢了；即使是孔子的道，也不过是忠恕罢了。一个人如果能够孝、能够弟、能够忠、能够恕，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尧可以，舜可以，孔夫子也可以。这样一来，名声就会传遍天下，法则就会流传后世。即使没有官爵的尊贵，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与小人和卑贱奴仆一时所荣耀的、活着与鸟兽为群、死后同草木一起腐朽的境况相比，难道不是相差万万吗？至顺元年冬，周南瑞再次来访，为刚请求教诲。于是我写下这些话留给他，让他悬挂在家中座位右侧，刻在乡塾墙壁之间，用来自己勉励、自己警戒。《蒨冈义塾记》古代盛世，拥有一万二千五百户的乡设有乡学，由乡大夫主持，把教法颁行到州、党、族、闾，使百姓受到教育。拥有二千五百户的州，由州长让民众学习法令，按时在学校练习乡射礼，并崇尚功绩。拥有五百户的党，由党正让民众学习法令，按时在学校练习乡饮酒礼，并崇尚年长者。即使二十五户的闾巷，也设有塾，由闾内退休的老人早晚坐在那里，百姓出入时一定接受教诲。教育形成，风俗变好，人人都有士人君子的品行。后世即使是美好清明的朝代，也只有郡县设有学校；住在远离城郭地方的人，子弟没有办法前往。旧豫章郡丰城县有揭氏居住在长宁乡蒨冈山下，家族以儒学闻名，有商霖、飞雄、三京，在宋绍兴、淳熙、嘉定年间考中进士。有先觉、着，也因多次被举荐、获得奏名而做官。到了国朝，做官的有养直，任儒学教授；徯斯，任翰林应奉；王孙，任盐司丞；时益，任县主簿、司丞。揭君在任官时，命长子德在蒨冈旧址上建造义塾，聚集族人进行教育。少子懋又在中间帮助完成此事，建造一座高大的楼，前面建两座小楼，中间用来供奉先圣，旁边用来安置学生。主簿君划出右边的土地，扩大面积，又建造燕居之室、两廊和门，终于达到完备美善。拨给田地五百亩，供给学生食用。建造义塾的意图，大概和古代的里塾没有不同。揭德来到我这里，请求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想把它留给后人，流传永久，又担心学校会毁坏废弃。我说，古代的里塾只负责教育而没有供养，如今揭氏义塾已经有了供养；至于它所教育的内容，不知将会怎样。古代学校教育人们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如今学校的教育不过是学习在世上没有用处的文章辞藻，以钓取对自己有利的官爵俸禄罢了。假使义塾的教育也是这样，即使有学塾又有什么益处？难道一定要把选择老师放在首位吗？所选择的老师，不一定要博闻强记，也不一定要善于辞令；应当选择那些真正实行孝亲、敬长，敦厚对待宗族，诚恳对待外亲，信实对待朋友，仁爱对待乡里，立身有廉耻，待人能够忠恕的人，用来使一家一族的子弟受到善化。取朱子《小学》一书，熟读并实践，长期受到熏陶浸润，自然会逐渐发生变化。将来一定会看到，一家一族没有一个人不明白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理，并由此推及宗亲、外亲、朋友、乡里之间，处处和睦谦顺，充满融洽和美。地位尊贵的人一定会被称为当代名贤，富有的人一定能够保全世代相传的家业。即使不求名、不求利，这样的名和利还有什么能大过它呢？我看主簿兄弟借助父亲留下的家产而不分家，已经与浅薄的世俗大不相同。至于德、懋，也能够继承前人的事业。人伦敦厚，出自天赋本性；上天使揭氏在这里昌盛，是可以预料的。从今以后，如果又用古代的教法来教育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宗族，那么人的昌盛便能够与上天使其昌盛的意旨相合。揭氏家族长久、兴盛、隆盛的前景，哪里可以估量呢？

译《重修李氏山房书院记》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行走。孔夫子读到这首诗说：“诗人喜爱仁德到了这种程度，百姓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孔夫子又读这首诗说：“写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道吧？百姓秉持常性，所以喜爱这种美德。”婴孩刚出生，就已经知道亲爱自己的父母；这种和蔼的天地生物之心，随生命一同产生，并不是有人强令他这样。心中有这种仁德，就一定喜爱它；正如山很高，眼睛必然仰望；道路宽阔，双脚必然行走。可是仁这种德性，是人人共同具有的；我有这种仁，他也有这种仁。既然我喜爱自己心中本来具有的仁，难道不喜爱同样具有这种仁的别人吗？所谓秉持常性，就是本来具有仁的本性；所谓美德，就是别人同样具有的仁德。既然具有这种常性，人心没有不喜爱美德的，因为大家同样具有仁。南康李文定先生，年轻时学习科举之学，不到二十岁时，朱子来镇守南康，他心中暗自仰慕朱子。考中进士后，便前往拜师求学；一生都严守礼义的界限，淡泊于功名利达的境地。他从学习中得到老师的真传，把老师看得如巍峨高山、平坦大道一般，仰望追随、践行不忘不懈，心中喜悦，每天勤勉不止。这不正是孔夫子所说的喜爱仁德的人吗？他所居住的县叫建昌，县中从前有一位兵部尚书，和他同县同姓，清正的名声和美好的节操，在一乡之中受到敬仰。他把书籍收藏在庐山五老峰的僧舍中，称为“李氏山房”。后来遭逢战乱，书籍和山房一起焚毁。宝庆丙戌年，他向县令曹豳提出建议，沿用“李氏山房”的旧名，在县西创建书院，祭祀这位尚书，并概述他的学问和出处大略，为此作记。文定推展喜爱仁德的心，进而喜爱他人的美德，大概就是这样。有人说：“尚书的人品固然高尚，却未曾听闻圣人之学。文定以朱子为师，却又仰慕尚书，这是为什么？”我说：“自己喜爱仁德，就一定会学习圣人来充实仁德的全部内涵；别人的美德，只要他的天资质地美好、操守行为卓越，其中有合于仁这一德性之处，就可以喜爱。”孟子想学习孔子，却屡次称赞夷惠；夷惠虽然不能像孔子那样具备完备的德性，但能使贪顽的人廉洁，使懦弱的人立志，使鄙陋的人宽厚，使刻薄的人敦厚，也足以有助于世道人教。文定对尚书美德的拳拳敬重，不正像孟子称赞夷惠一样吗？文定去世后，便和这位尚书合祀。皇元实行新政，建昌由县升为州，山房起初也设置了专门官员，后来由州学正兼管。定初，学政李仲谋想要翻新书院，学官进士高若凤以州判官身份总管儒学事务，两人志同道合、谋划协调，于是得以重新修建。新建祠堂、讲堂，又迁建燕居之堂，焕然一新，比旧时更加壮丽。李仲谋作赋记述其大略，并向我征求记文。我来不及详细说明工程的年月和房屋的规制，只阐明文定喜爱仁德、喜爱美德的心意，用来劝勉后来的人。从今以后，如果人人都知道喜爱美德，那么在这里任职的官员一定能够继续修葺，使二李的祠堂永远不废不坠；如果人人都知道喜爱仁德，那么在这里学习的人一定能够登上文定先生的堂，窥见朱子的门墙，从而无愧于燕居堂中所供奉的先圣先师。至于尚书公的美德，也正如树木和水流一样，是同一本源所分出的枝派。尚书名常，字公择；文定名燔，字敬子，人们称他为弘斋先生。《武宁县儒学记》　范梈 武宁是龙兴府西南方的大县，山势峻峭，水流湍急，所以当地百姓大多秀美挺拔。在当代以学问和品行著名的人并不少。国朝曾经设置宁州，将武宁隶属于宁州，并兼辖分宁县。后来又把分宁升为州，武宁仍然是龙兴府所属的县。学宫坐落在修水之上，正对县衙东南面。起初县隶属于州，学校也随州设置；州废后，学校又随县设置。房屋栋宇经历日久，被风吹雨侵，祭祀时甚至坐在漏天见日星的殿中，礼仪不能严肃；居住其中不能安宁，经过这里的人也不加顾念。凡是这种情况，不是受制于财用，就是受困于谋划。假如有一个有志之士来办理，哪一件事情不能建立呢？至治二年夏天，我奉檄经过这里，拜谒先圣庙庭。退出来后纵览四周，登堂时不禁叹息。刚坐定，文学掾夏侯士璋起身说：“我有幸忝任这个属官，却不幸学校经费微薄，以致有些毁坏废弃之处不能兴修补治。如今所看到的情形，谨敢把它报告给您。”我高兴地把这话告诉县令和县长，他们都说：“这是我们的职责。”当时有没收入官府的船二十多艘，便把这件事报告给宪司，请求拨给学校。凡是儒者和有力量的人，都奔走相助，将要兴修废坏、补治破损。朝廷关于土木工程的禁令过了一年便放宽了。夏侯士璋离任后，焦大有继任。此后历任县令更加勤勉，没有懈怠。至治三年二月，工程开始。延祐元年十月完工。礼殿、门、两廊、讲堂、书阁，都巍然一新，祭祀也严肃了。我又恰好来到这里，求学的人把事情的始末记录下来，请我刻在石上。我赞美文学掾有志向，也赞美县令能够想到自己的职责。从今以后，县里的士子有游学的地方，也有居住的地方，在这里得到供养和教育，思考先王之道；志向达到哪里，学问也达到哪里。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只要肯有所作为，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人。学校的成就，难道将来不会像今天这样兴废补敝吗？我愿借诸位的善行，为士子立下规范，也借此说明君子对于天下的事业，只要有志向，就没有什么不能建立。前任县令李洪涛，后任县令吕天倪，自始至终主持这项工程；临县史刺马丹。后三年四月初一记。《青田书院记》　程文海 道并不系于某个地方。然而从遗迹可以知道事情，沿着事情可以看见人物，使后世学习的人有所观仰、爱慕、感发，那么地方似乎也参与其中了；这就是青田书院创立的原因。谨考察陆氏居住在青田，到象山文安公时已经十代不变；先代曾恢复他的赋税，表彰他的住宅。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作为当世的师表，于是青田陆氏闻名天下。后来遭遇寇乱焚毁，家族星散瓦解，陆氏的先祠也不能保存屋舍。至元二十三年，广平人程某以侍御史身份将要巡行江南，经过金溪，回望遗址，感到忧伤而生出怀念。乡里的老人都请求恢复陆氏故居，并且修建三位陆先生的祠堂，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郡府。郡府下令给县，县中没有这方面的人文档案，即使勉强具备条件，也没有立即办理。大德五年，陆公的孙子如山慨然与贤士大夫谋划，并带着文书到郡府请求，众人都认为这是义举，便帮助承担费用。恰逢县令尹张君政绩正盛，又有志于斯文，欣然把此事作为自己的功业，于是在陆氏义居旧址上创建房屋数十间，春秋设祠祭祀，讲学读书所用的堂、廊、门、房、室大略完备，匾额题作“青田书院”，并请我作记。我过去一直希望它建成，如今终于能够建成，实在可喜，也实在可叹。

译传说说：尧舜之道，不过是孝和弟罢了。假使每家都是陆氏之家，每个人都像文安公兄弟那样，治理百姓的人还需要劳心吗？既然事实并非如此，而在鼓励风俗、树立榜样的方法上又如此轻忽，竟一点也不加以考察，不是很可叹吗？张君能够知道首先应办的事务，多么美好；贤士大夫能够帮助他的子孙继承先志，多么可嘉；陆公的道德流传久远而更加彰明，多么伟大。陆公与徽国朱文公生在同时，做官在同一朝代，学问志趣也相同；不同之处，只在著述有繁简之别。因此如今懂得学问的人，知道朱文公的很多，知道陆公的却很少。不知道或知道，并不是道所计较的；然而陆公义居中有数千人，如今遭遇祸患又是这样，行路的人尚且会思念他，何况大贤居住之地，是政教急切需要关注的地方，怎么可以这样轻视，完全不加考察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了解的过错。我虽然还不足以真正了解陆公，却曾经研究过他的学问；陆公曾说：“即使让我不识字，也一定要做天地之间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如今陆氏的子孙和乡里的优秀百姓辛劳于建造，欣喜于完成，希望能够长久在这里藏书修业、游息学习；他们又能看见什么呢？一定会有所仰慕。但仰慕其人不如师法其心，居住在他的居所不如践行他的道路；否则，名义虽存而实际废弃，房屋虽近而人物已远，只会带来无穷的感叹罢了。既然如此，做父兄、老师和朋友的，难道可以不加以思念吗？这项工程在至元七年二月开始，十月完成。第二年三月记。《疎山白云禅寺修造记》大雄氏的寺院遍布天下，得到好地方的约有十分之六七，得到好人的却只有十分之二三。西江以西山中的寺院，推重疎山为第一，次于疎山的是近山，所以我知道疎山的事情较多。过去疎山兴盛时，大概已有记述它的人了，因此我只记住持法师使寺院兴盛的事情。自从住持来到这座山，到现在已经八年了。第一年，僧堂焕然改观；第二年，宫殿重新涂饰丹雘，庄严佛像、设置供养的工程全部完成；第三年，在抚州建造下院，又在金溪县建造一所；第四年，凿山为园，种桑、种桐、种茶，共四千株；第五年，大小窣堵波的屋宇都全部翻新，又用剩余力量收取化城洲的土地；第六年，又凿山种檆树两万多株，利用水力舂米，并建屋覆盖；第七年，架设万岁阁；第八年，楼阁建成，陈设装饰全都完备，雕刻绘制一万尊肖像，又创建两座库房来充实财用。八年之间，没有一天不办事，没有一件事不取得功效。到这时，祝祷尧帝的殿廷、布施黄金的寺院之地，才深邃华美而且广大宏丽，壮盛辉煌达到极点。居住的人和经过的人无不产生欢喜赞叹之心，瞻仰尊敬地说：住持真是善于住持的人啊！住持说：还没有完成。明年我还要新建香积厨，再过一年还要新建西堂；以后每一年都有无量的事情，我所做的事业也没有穷尽。于是山中的人都惊异而且佩服，希望我记下这件事。佛法的道理，并不是凭借宫室来显示殊胜，也不是依靠田园来使供养丰厚。然而以人的身份来学习佛法，如果不是人，便没有人能够去做；那么是不是应当先把作为人的事情做好呢？况且佛本来就是人，他为了刻苦修身、遏制本性，没有工夫做这些事。如今学习佛法的人，既不能学习佛所做的事，又不做普通人应当做的事，那么我对这种人实在有无法称说的感受。如今疎山兴盛，正是得人的效果。记下这件事，使后来继任者继续努力；所谓无量无量，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住持是鄱人，资质器量是尚书后裔，且是楚山上人的法嗣。大德六年山中寂静，疎山众人从十人中以佛法占卜选择住持，只有住持再次请求占卜，住持又请求，于是把此事上报，皇帝赐给玺书，任命他为疎山住持。住持于是从径山来归，回来后以洁身自誓于佛。这样看来，佛本来就认可他，而且信任他了。住持大概是能够做到在无所执著中生起真心的人吧？既然如此，疎山的兴盛哪里值得拿来称颂住持呢？《升平桥记》临筠交界处、鹄山南面，在灏江上架有一座桥，名叫升平桥。灏江水流迅急，每年都毁坏桥梁。至大元年春天，里长黄应瑞察看桥下游的水势稍微平缓，谋划把桥迁移过去。他用族人的田地交换，以迁移桥址；买下晏氏的山来磨制桥石，改建成石桥。挖地一丈多深，发现旧桥的木桩十多根、石佛像十三尊，原来就是旧桥所在之处。黄应瑞心中独自欣喜，于是从这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开工，第二年三月八日落成。桥长十丈，宽度减少旧桥的十分之三，高度和宽度相同。桥上建有七间屋宇，共用工六千五百人，费用一万五千多缗。又在桥边建造庵堂，供奉石佛，由廪食供养的道路守护者看守。配偶邹氏拿出首饰来共同资助。桥建成那天，行路的人歌唱，休息的人诵念，烟雾笼罩的山峰和流动的泉水也呈现出美景，使胜景更加壮观。皇庆二年，他的孙子允武来到京师，请求我为桥作记，说：“这是乡民的志愿。”并且说黄君一生好义，曾在上高境内建造两座桥，一座叫新桥，一座叫大浒桥；又开凿新喻檀岭道路数里，在县邑旁建造房舍，以方便防守山地的役夫，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看世上拥有万金资财的人常常有，却不肯拔一毛来使天下获利，反而夸夸其谈说：“我在行善，我在行善。”其实不过是谄媚土偶，供巫师享用，以求所谓福田罢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黄君大概就是接近圣贤的人吧？从前有人结茅屋、救蚂蚁，后来取得科举高第；黄君所救济的人更多。黄君本来就是涪翁的后裔，出自盛德之家，又不断积累善行来增益祖德，他的家族必定会更加显大。黄君年过八十，耳目聪明，牙齿和头发都未衰老；他的儿子、孙子都谨慎诚实、专心好学，这未必不是善行所得到的报应。这也是乡里人所说的话。黄君对此又作何感想呢？我写下这篇文章交给允武，让他回去刻在桥上。黄君字国祥，人们就根据他的居所称他为晓山老人。

译《太和州重修快阁记》庐陵有一座楼阁，是全郡最美的胜景，位于太和县东南城墙上。县令、太常博士沈遵给它命名为快阁。等到黄太史黄庭坚继任来到这里，在阁上作诗，快阁的名声便传遍天下。大概从豫章逆流而上五百多里，江道盘曲，峡谷紧束，牵挽船只十分艰难，令人心疲目倦；到了这里，山势平缓，河川舒展，视野开阔明朗，仿佛龙蛇伸展、鲲鹏舒息；登高四望，心情畅快是可以知道的。县城升为州后，官府事务繁多，游览之事废弛，楼阁被改作马厩、驿站和审理狱讼的场所，修了又毁，哪里还知道有所谓“快”呢？至大四年，州侯圣阴和副职杨学文商议改建，但州侯被召为监察御史，留下俸钱五百缗，委托寓居当地的高安人尹严用文完成此事。不久郎侯祐到任，意见终于一致，于是选择材料、征调工匠，拆除旧阁而重新建造。建成三层屋宇，每层十间，前面是阁，后面祭祀黄太史，中间是宴饮休息的堂屋；三年完成，不急不缓。屋宇比旧时增加了，而百姓并未受到惊扰。登上这座楼阁，只见天空高远、江水深广，阳光展开、阴云聚合，田野里禾黍满目，船只飞快行驶；仙境般的胜景，仿佛刚刚开辟出来。第二年，高安人的孙子庄陪同他的兄长威来到京师，拿着图来请求我作记，并且讲述州侯的政绩。我虽然还没有登上这座楼阁，私下里也替它感到畅快，于是告诉他们说：“州名叫太和，是达到大治的称号；阁名叫快，是自得其乐的意思。治理希望达到大治，百姓希望能够自得，这两者大概是相互需要的。百姓不能自得，想求治理达到大治，就困难了。即使山川景色优美，又哪里有闲暇登临观览呢？” 唉！太和本来是县邑，如今成为州府；州守地位尊贵却亲近下民，下民地位虽低却敬重上级，上下各自安于本分，这难道不是百姓自得的验证、大治到来的征兆吗？懂得这个道理，那么这座楼阁的胜景难道只是全郡第一吗？我写下这些话留给他们，让他们刻在石上。主持这项工程的是刘冲、萧佐。延祐元年九月初一记。《富州重修学记》　揭傒斯 皇帝亲临经筵的第二年夏六月，济南姚侯来任富州知州，行舍菜礼拜见先圣先师，并祝告说：“只有夫子的道，能够参同天地、配合日月；其中的中道，实在不敢说自己已经懂得，而真正产生于中道之中的，正是齐鲁之地。这里靠近夫子的教诲，我恭敬地接受圣明的命令，来治理这个州。如今的富州，就是古代千乘之国，怎敢不早晚敬慎，奉行夫子的教诲呢？只是看这庙学，破败简陋，实在不相称，这是我的责任。”防教授清江陈明之随后到任，议论与姚侯的想法相合。第二年秋天，大规模修缮孔子庙，仍旧保存的只有正殿、明伦堂、中庸堂两座以及江山秀杰楼，其余全部改建，并且有所增益。规制一定裁定而合乎法度，出入一定限制而走正道。共建屋宇七十楹，又铸造铜像七十二弟子和诸位贤人，以庄严祭祀。又在庙前开凿半圆形水池，仿照古代頖宫。姚侯既载经而来，又带来规划尺寸，亲自督办并劳作，官吏忘掉私事，工匠勉励勤作。历经冬季直到春天，工程完工，于是命傒斯撰写记文。至元二十三年，升丰城县为富州，任河东陈元凯为知州。当时科举已经废止十三年，士人失去职业，百姓丧失教化，盗贼遍野，竟有方圆数十里听不到鸡鸣狗叫。陈侯非常恐惧，于是修建孔子庙，建立小学，每天召集文士、儒者和故老，讲求治理的要道，把这些全都用来施行政务。不到几个月，境内大治，人人都知道应当从事什么。如今科举恢复也已经十三年了，陈侯实际到任时正值天下文教兴盛；人们恢复了自己的职业，他仍然忧惧不安、急切勤勉，把兴办学校、彰明教化作为首要事务。他的操守相同，志向也相同。兼负天下人父师责任的，是君主；承接君主志向、施行君主教化的，是宰相和太守。宰相在上面推行，太守在下面奉行。所以人一出生，就应为他们设立学校来教育，设置科举来选拔，必须使士人有固定的职业、百姓有恒久的志向，然后圣人之道才能彰明，贤能之才才能得到，治理才能成功。古代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比唐、虞、三代更盛的，但也没有靠取消学校、废除选举来治理的。秦朝取消学校、废除选举，传到二世便灭亡了。虽然如此，君主的学说把学校看作有盛衰，把科举看作可取可舍，这也不同于夫子的教诲了。至于善于学习圣人的人，在田野乡间就实行圣人之道，在从事鱼盐、版筑的地方也实行圣人之道，哪里要等学校教育和科举劝勉呢？这就是皇上的志向，也是陈侯竭力实行这些的原因。何况皇上正在亲临讲筵，详尽探求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我虽然不聪敏，也愿意和学习孔子的人共同勉励。陈侯廉洁谨慎、简约正直，不因追求盛名而改变做人原则，人们都敬重畏服他，大概真是一位贤能的太守。

译杨氏忠节祠记 庐陵杨氏修建忠节祠，为什么呢？从前金人侵犯宋朝，沿江各郡都望风奔溃；杨氏的先人忠襄公杨邦乂，以建康通判的身份被金人擒获，辱骂敌人而死。韩侂胄专擅国政、独断用兵，文节公杨万里以宝谟阁学士身份居家，听说此事后，三天不进食而死，所以把他们合在一起祭祀。祠中正祭建康通判、追赠通奉大夫的杨邦乂，为什么还祭祀在世者呢？因为他曾以正直抗拒蔡京，为杨氏忠义开了先河。另祀广东经略使杨长孺、吏部郎官杨孙孖、同知昆山州事杨学文，为什么呢？杨长孺任经略使时仁声义行遍于天下，在广东三年，俸禄收入七万缗，全都代百姓缴纳丁租，自己不带一文钱离开。杨孙孖任吏部郎官，开明通达、敏捷仁惠，奉行法律、遵循事理，是当时的良臣。杨学文任昆山州事时崇尚德行和义理，能够拿出私钱恢复文节公旧居，又划出田地一百亩来供奉祠堂，这些人都能继承前人的烈行。天下杨氏都以汉太尉杨震为祖先；庐陵杨氏则从蜀地迁来，大概是太尉的孙子、唐代国子祭酒杨膳跟随僖宗幸蜀并居住在眉山的后代。秦汉以后，天下还有显然继承三代遗风的朝代，只有宋朝罢了。宋朝强盛时，欧阳文忠公以古文成为天下文坛宗主，阐明王道的根本。到了宋朝衰落时，杨忠襄、胡忠简以大义折服敌国的气势，奋力推动中兴的时运。到了宋朝灭亡时，文丞相在燕京市中被斩首，结束了三百年火德国运的基业，成为万世亡国者的光辉典范，而这些人物全都出自庐陵，这是多么兴盛啊！显然能够继承三代的，是宋朝。然而夏朝灭亡，是因为桀的暴虐；殷朝灭亡，是因为纣的残暴，后来又有汤、武继承，所以他们向东征伐，西方的人便怨恨，天下没有谁不归服。只有周朝以衰弱灭亡，这一点与宋朝相同；可是周朝东迁时，难道有杨忠襄、胡忠简这样的人吗？周朝灭亡时，难道有文丞相这样的人吗？能使周朝的乱亡仍然比宋朝逊色的，正是杨忠襄、胡忠简和文丞相。文丞相之死，难道不是有杨忠襄、杨文节作为榜样吗？否则，为什么他们又都出自庐陵呢？杨忠襄已经不是后人所能企及的了；至于杨文节，年过六十，早已辞官告老，将近二十年，听到一个权臣专擅国政，竟然绝食而死。假如处在文丞相的时代，他会怎样做呢？所以庐陵的欧阳氏、杨氏、胡氏、文氏，以及亲身使干道、淳熙年间达到太平之治的周文忠氏，都是国家的元气。欧阳氏又是庐陵的元气吗？昆山的杨子元正请求撰写忠节祠记，所以一并说到这些。唉！看杨氏祠堂，就可以看出庐陵多贤人的缘故、杨氏人物的兴盛以及宋朝三百年培养士人的成效。世人喜欢说士人对国家没有益处，这可以吗？元正也是杨氏贤能的子孙。他由太常寺奉祀官出任江西行省属官。祠堂建成于大德七年，记文写于元统二年。武安塔记　　　　张翥 至正十年春天，我出使归来前往闽中，住在玉山驿站。有座山苍翠峻峭，像竖立的笔，山顶有一座塔，高高耸立，在数十里之外都能看见。塔下是僧寺，栋梁屋宇成片排列，悠然映入眼帘。我向驿站人员询问，他说：“这是武安山塔院。”由监县寿安重建。这座山岩壑深邃秀美，是本县独有的胜景。如今侯君在久废之后重新修建塔院，外面修建壮丽的高门，下面俯视溪上的玉虹桥，确实像长虹卧在水波上。正对着山腰建溪山一览亭，每年四时，士女都来游玩娱乐。宁侯治理此地而与同侯共享游乐，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事。我和监县有一同游览的交情，听到这些，感到非常欣喜。到了县里，侯君在馆舍中拜见我，交谈间起身说：“武安塔院已经落成，过去没有刻文可以考察。如今重新修建又不记下来，恐怕后世会湮没。希望先生为它写记。”我查考图经，县本是唐代的砂砾镇，镇子面向玉山，县名因此而来。县西南是武安山，山上有塔院，故老相传，是宋人郑长者修建的。到了嘉熙辛亥年，塔顶忽然坍塌，过了十二年，塔便全部倒毁。又过十六年，本地人毛士安集合众人力量重建，在郡人谢禹的赋中可以见到。至于塔院废弃，应当是在宋朝灭亡之时；当时闽县一带用兵，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又遭兵火，只有塔还存在，遗址仍然可以辨认。杂树荒草覆盖其间，成了狐狸兔子藏身的地方，山川仿佛失去了灵气，百姓失望，经过的人都叹息。虽然万物兴废自有定数，但假如没有这样的人，又有谁会抽暇来做这件事呢？侯君凭借有作为的才干，来到这里掌理县政，竟能追寻古代遗迹，恢复太平时代的盛景。全县百姓扶老携幼，往来登临游览，都欣喜快乐，正如驿站人员所说。侯君施政先后得宜，所以百姓敏捷地响应他的政令，使恢复废弛事业的功劳容易实现。他以与百姓同乐为乐，又使附近民众喜悦，令这处胜地不再终年被遮蔽，于是让溪山在荒寂中重新显露光彩，因而为此写下记文。否则，百姓劳作，土木工程兴起，不过是区区修建塔院的事情，又何必记述呢？三贤书院记　　　　欧阳元 洪州奉新县的三贤书院，是祭祀舂陵周元公、眉山苏文忠公、修川黄文节公的祠堂。县学过去祭祀三贤：因为周元公曾在修川任职，黄文节公正是修川人；苏文忠公南行时，其弟苏文定公被贬到筠州任官，他因探望弟弟经过洪州的筠州，奉新又是一个县，三位贤人都曾留下行迹，所以县人仰慕他们而建祠祭祀。孔子庙毁于兵乱，祠堂也随之废弃；乡里的儒者邓谦亨很久以来想恢复它，但没有空暇。后至元五年己卯年，官府禁止百姓结为莲社，原有祠宇听任百姓租佃取用为产业。有一座堂名叫种德堂，恰好靠近邓氏居所；谦亨与长子邓▯商议，于是到官府申诉，请求改为三贤书院，有司同意了，便拆除旧屋、增建新屋，加以修补整治；中间建先圣燕居别室和三贤祠，完全依照其他书院的制度。随后讲学授业、读书研习，都遵循书院规制。于是划出若干田地，以每年收入得到粟米数百石，用来供给圣贤飨祀以及师生廪膳的费用。后来他的幼子邓梓任安化县令，取道浏水上游，奉父兄之命详细写明书院始末，请我为它作记。我私下考察周元公道德的盛大，他出仕或退处，正当汴宋承平之时；当时君子很多，朝廷士绅中只有吕正献公、赵清献公二人和他相知，文学之士苏文忠、黄文节尤其深深仰慕他。

译黄文节称赞周元公如清风和明月，人品非常高尚。新安朱文公常常佩服他能理解言语的深意。苏文忠作《濂溪诗》说：“先生难道和我们同类，造物主竟是他的同伴。”这如果不是深刻领会《太极图说》和《通书》的宗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然而苏公见识卓越，能够知道尊崇周子的学问，却不能知道程子的贤能；黄太史的辞章足以极尽描绘周子的品格，但他的行为义理却不足以获得富郑公的赏识。孟子所说“智慧能否认识贤者，是命运决定的”。苏、黄能够认识周子，难道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吗？庆历、元祐年间诸公很少接近濂溪，眉山人不能与洛学相遇，修川人不能被彦国察知，难道可以说是命运吗？两位贤人平生敬仰周子的心情，曾经在文章议论之间显露出来，哪里知道百年之后三贤同祀一堂的祠院，实际上正是从这里奠定基础的呢？这也算是孟子所说的命运吗？我本来希望后来到这里游览歌咏的士人，都能激励自己仰慕贤人的志向，不要把一切推给命运，应当致力于扩充自己的认识，说这是本性而不是命运。前代贤人离我们很远吗？我写这篇记，希望多少能成为诸位士友进德修业的一点帮助。谦亨字仲谦，在乡里有德行声望。邓▯、邓梓能够继承家学，邓梓考中元统年间的进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考中进士，历任官职，以清廉能干著称。贞文书院记 仁宗皇帝在位时，集贤大学士陈颢、翰林学士承旨和塔拉都哩、黙色等人进言说：翰林揭傒斯的父亲揭来成，学问品行足为一方师表，应当特别赐予谥号，以显示圣朝崇尚德行的意思。于是下诏，赐谥“贞文先生”。至正三年夏四月，中书平章政事特穆尔达实、右丞太平贺等人，又向当今皇帝请求建立书院，于是把“贞文”这个称号赐作院额。书院地址在富州长宁乡旧山南麓，前面迎着远山，后面依靠高冈，平坦田野和曲折溪流与林木山麓相互映衬，大概是揭氏先世的故居所在地。书院的规制是：大成殿四楹，殿北建明伦堂四楹，殿南为门四楹，门上建重屋；门南建櫺星门四楹；另建贞文祠，置于明伦堂之后；左边建山长官署四楹；东西两庑作诸生斋居，各四楹；斋舍南面又各建屋五楹，庾库、厨房、浴室等依次设置在其上。工程始于至正三年九月，完工于至正九年七月。后来由侄孙揭范开始筹建，元贞寺僧智辨协助，山长汤盘接续完成。山长由行省从曾经担任学官的儒士中选任。书院东门的屋宇，是侄孙揭德懋聚集旧冈书院的材料建成的。櫺星门则是僧人智辨所建。祭祀和教育长期所需的费用，由乡里好义之人划出上等肥田来资助。书院即将完工时，文安公揭傒斯和我同在史馆，有一天他请我为书院作记，我恭敬地答应了。他高兴地回来，对儿子揭汯说：“今天书院的事情办完了，欧阳君已经答应为我写记。”过了几天，文安公发病，又过几天便去世了。三年后，揭汯再次提出这个请求，我于是写下此记。又告诉他的门徒说：“古代设置学校是为了教化，政事也由此产生。辟雍、泮宫，练习射礼、养老、出师和接受战果，都在学校之地进行，哪一件不是政事呢？后世学校虽然也治理教化之事，却特别重视祭祀。考察它的起源，古人入学时向先师行舍菜礼，从未专门有所求取，而舍菜礼也只是最简略的祭礼。如今州县学校则一定专门祭祀先圣先师，于是国家把它列入祭祀制度。至于书院，又多建先贤祠堂，有的在先贤教化流行过的地方，有的是先贤讲道之地，这样的情况不止一种。也曾考察过书院祭祀的起源。《周礼》说，大司乐让有道德的人担任教官，死后便把他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瞽宗，是学校的名称。古代教育人以德行为先，涵养德性，没有比音乐更优先的了。所以有道德而担任老师的人，活着时用来教育人，死后人们追溯他的教化根源，把他作为乐祖祭祀，并不一定非要从洙泗流域以后的人算起；像汉代董仲舒、隋唐王通和韩愈、宋代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成为先儒，也都可以如此。何况书院和学校的制度，起源本来又不相同。东汉以来，士大夫往往在郊外建精舍，所谓春夏读书、秋冬射猎的地方，就是这种场所。唐宋时期，有的是因为朝廷赐给名士的书籍，有的是因为故家藏书很多，求学者到藏书所在的地方读书，于是称为书院。后来有司设置官员来管理，书院制度便逐渐类似学校。所以祭祀之事不能缺少，于是有时寻求当世著名君子来建祠祭祀。我曾沿着流传下来的情况追溯源头：从入学时向先师行舍菜礼，变化为普遍祭祀；从学校祭祀乐祖，变化为祭祀先贤；从春天诵读、夏天习弦歌，变化为只是吟诵书文，后来又变化为专事辞章。乡学、党庠、术序，先变化为精舍，后来又变化为书院。求学者如果不能知道建立学校的初衷，又怎么能知道求学的重大功效呢？学校所重视的是祭祀，宫室和神像的制度却日益趋向于追求外观；学校所承担的是教化，礼乐、律历之学却有时推给专门之人，哪里还来得及讨论所谓政事在学校中的实行呢？大元朝超越历代帝王，致力于崇尚实际、排斥浮华，以去除华饰、趋向实用来施教和求学，恢复古制的契机大概就在这里。贞文先生以道德教化一乡之人，死后又在自己的乡里建祠祭祀；考察这与乐祖瞽宗的祭祀相合，真可以说不愧于古人。我因此写明书院的起源，希望向喜爱古道、学识博雅的君子求得指正。贞文先生名来成，字哲夫，因为儿子显贵，屡次追赠通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先赐谥号贞文。国家给处士改定名号的制度，从来成开始。文安公名傒斯，字曼硕，最终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追赠护军，谥文安。父子二人都封为豫章郡公，两位公的美好品行和伟大节操，分别列在其他碑文中。

译安成李氏重修安贤义塾记 安成李君辛翁，最初在州城西郊建立安贤义塾，完全仿照书院、精舍的制度，礼殿、两庑、门、讲堂、斋舍，各有固定的位置。不久便去世了，规模还有没有完备的地方。他的儿子李刚慨然想到先世的美好功绩，没有什么比继承这所义塾更重要，于是划出若干上等肥田，定为教育供养的长久制度，规定收支的常法。凡是可以使义塾长久存在而不废弃的事情，都一一加以研究，使之完善。于是塾师刘君权把事实详细写出，请我作记。我赞美李氏有贤子能够继承父业，又感到义塾的创办，正是君子大公无私的心意，也是古道有望恢复的契机。于是写道：从前先王设置井田来养育百姓，设置乡校来教育百姓。周朝衰落，井田制度败坏，百姓贫富悬殊；乡校制度败坏，百姓贤愚差距达到彼此隔绝，君子和小人的道路也明显分成两途。卑贱者越来越多，尊贵者越来越少；法令越来越严密，礼教越来越疏远。后世兴起的朝代，虽然急切地设置教官的职位，但井田的田界制度已经势不可复，郡县的教育和供养哪里能够普遍惠及所有平民呢？有富裕而喜爱礼义的人出来建立义塾。义塾建立以后，一乡的士人只怕自己不立志求学，不必担心没有拜师的费用；一座义塾的老师，只担心求学者不勤奋，不必担心供给费用不能继续。把这种大公无私的心推展开来，寻求恢复古代的社会道义，契机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师道由此确立，善人由此增多，风俗由此变美，义塾的作用就不可胜数了。“礼门左”的堂叫作塾，“塾”这个字的意思是熟。我因此希望义塾的师友来到这里后，教者熟练于所教，不要造成抵触而没有条理；学者熟悉于所学，不要造成因贫寒而中断的祸患。若能做到这样，就不会辜负李氏建立义塾的美好用意了。李氏是安成的大族，宋朝末年屡次以著述进献朝廷，贡士名列天府者前后相接。辛翁号一峰，刚字立中，世代以文章和品行闻名于州里。分宜县官员题名记 分宜县设达噜噶齐、县尹、县丞、主簿、县尉各一员。县尹以上由行省选任，县丞以下由中书省选任。自至元十三年丙子至今至正二年壬午，共六十七年，在这里任职的人接连不断，但县里一直没有刻立官员题名碑。浚义人赵思顺君出身于世代有文献传家的家族，来任此县县尹两年，政务修明，办事有成，于是考查搜求旧府档案，得到历任官员的姓名，以及到任、离任的年月，全部登记刻在石碑上。我恰好到钤冈南防里的族人居住地访问，赵君请我为碑文作序，以告知后来者。我曾说，设置题名碑，各官署都有，本来并不是专门用来劝善的，但劝善的道理却寓于其中。士人历任官职、穿着官服，品行并不相同。上等的人并不常有，下等的人不值得说；中等之人苟且敷衍的政绩，十有八九，他们的心思都只在任满三年、期满更替，自己离职便算了。却不知道人虽离去，姓名还会留下，是非评价怎么能够磨灭？假使能够因此把这件事存放心中，就会知道做官就是要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这道理已经很久了。话虽如此，那些认为自己离任便不必顾虑身后名声的人，是没有才能而又不明白政务的人；追求留下名声，甚至制造事端来残害百姓的人，是有才能却超过中正尺度的人。我既然说题名有劝善的道理，就不敢不把追逐虚名的弊端写出来作为警戒。赵君替我刻在碑上，后来观看的人若能有所自我反省，那么我们钤冈人从今以后便能继续受到清廉勤勉的恩惠，永远蒙受和乐仁厚的福泽了。永思庵记 永思庵，是安成王宜远君在父母墓旁搭屋守墓并建成的。宜远的先父，就是梅边先生。梅边先生初入太学不久，便遭逢父亲丧事，因为自己不能同尊长永远诀别，终身不愿出仕。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三十年从不懈怠。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守墓三年，孝行感人，声名显著。宜远天性纯厚笃实，才气超群，受到先生亲身教诲，世人都说他在乡里以孝行闻名。先生患病时，他日夜扶持照料，连续两年衣不解带。先生去世，他悲痛到吐血、几乎气绝，才苏醒过来。安葬之后，他结草庐如蚕茧，睡卧在墓旁。悲哀发作时便痛哭，铺身的草席都被泪水和哀泣腐蚀；风雪和豺虎也不能使他避离。过了很久，母亲再三命令，他才回家。服丧期满后，他仍不吃醋、酱、蔬菜和水果。如今墓旁的树木已经粗到两手合抱，提到父亲时，他的悲哀仍如刚遭丧事之初。每逢饭食稍微甘美一些，他一定派人快马送到墓地，等回来后自己才进食。乡里人在墓道上为他题名“白华”，把他的居所称作“永思”，但这些都不是宜远本人的意思。他的朋友刘省吾君来到京师，把永思庵建造的始末详细告诉我，请我写记。我住在京师时，各地士人来拜访，替他们的父兄请求我为楼阁、居室、斋舍作记的很多。像永思庵这样的，却是朋友担心他的孝行不能闻名于世，所以请我为之作记。孟子说：“五十岁还在思慕父母的人，可以在舜身上看到。”相隔千百世，才见到一个五十岁仍思慕亲人的人。至于终身思慕父母，还是由此推知，那么孝子永远的思念，不是更加难得吗？梅边先生与先父渤海侯同住一舍，又同年出生，彼此有通家之好和知交之谊，因此这篇记我不能推辞。宜远名留孙，弟弟初远名寿，孙子孚远名敏，孙子来远名州，孙子学行，他们都能够像父亲和兄长一样。

译锦江桥记 锦江桥，是建城敖君玉溪初任新昌通守时修建的。他后来历任官职，任职于宣政院，往来时必定经过这座桥，偶然看见桥已破败，便拿自己的钱修缮。乡人赞美他修桥成功，共同把桥命名为“锦江”，用来记载他荣归故乡的荣耀。过了多年，桥又破败了，他的儿子百川再次修整，嘱托我写记。我认为，大夫士得意于当世、荣归故乡时，他们的志向不应把过去的恩仇放在首位，而应想到以个人的一点恩惠，成为惠及后世、永无穷尽的恩德。像玉溪对于这座桥，他的见识难道不是高远的吗？要知道，“锦江”虽然出自乡人爱戴敖君的话，也一定是敖君有值得乡人爱戴之处，才能这样命名。百川没有使先人的美名坠落，又重修这项功业，以永远保存乡人的美意，难道不是孝吗？按照礼制，祭祀时要陈设先人的衣裳，因为那是先人曾经穿过、蒙受过的衣服。这座桥名中的“锦”，就是玉溪过去在故乡享有的荣耀；百川把桥修葺起来，难道不比祭祀时陈设先人衣裳更加隆盛吗？江水发源于锦山，经良溪流到桥边，共三十里。桥有桥墩一座、堤岸两道、桥屋十六楹，其中三间建成楼。最初修建是在延祐六年，这次修建是在至正七年。百川才干器识通达敏捷，如今任岱山场盐司令，能够发扬先人的志向，不只是修这座桥而已。上游有长安、昌溪、蓝田、平田、高原，下游有平山、龙江、晋安、云风，在一百多里的范围内，共修建了十多座桥，道路全都用石头铺砌。浮梁州重建庙学记　邓文原 圣明天子即位的第一年春季三月，汴梁人郭侯由江浙行中书省都事出任浮梁太守。他开始处理政务时，前往拜谒先圣，回头看见庭院房屋狭窄简陋而没有修葺，担心无法显示对先圣来临的敬意、承接每年的祭祀，于是说：“汉代文翁治理成都时，修建学校宫室，从此蜀地士人可以和齐、鲁相比，文翁本人也被记录为政绩最优的循吏。何况鄱阳旧来儒学先贤很多，难道会比不上汉代的蜀郡吗？”政令一更新，命令便得到信任，众多士人互相劝勉协助，于是召集工匠、备办器具，扩大宏敞原有的规制。从这一年六月开始，到十一月结束，庙宇建成；斋舍、厅堂、墙垣、门、序、厨房、浴室，全都恢复并超过旧日的规模。于是选择吉日，率领僚属、官吏和诸位弟子举行释菜礼，以报告工程完成。随后又聘请有德望的长者担任弟子之师，郭侯退朝办公完毕，便亲自加以整饬勉励，并考核他们的勤惰。从此编户百姓和佐吏都争相入学，前来求学的人没有停止。过了两年，到冬季十一月，朝廷下诏天下郡县，选拔贤能之人，充任向有关部门推荐的人才，重视德行和经术，黜退浮华之士。这是三代学校选举制度遗留下来的做法，后世却很少能够效法古制，逐渐导致风俗衰败，想要治理国家也没有门路。如今圣明天子孝敬地继承先王事业，大力阐明文教，远远超过过去的圣王，把诏令传告天下，士人无不洗心振作，自我激励。我文原忝任教育贵族子弟的官职，而鄱阳士人方玉甫等人写信来说：“郭侯给学校带来了深厚的恩惠，希望有一篇文章记载此事。”我私下认为，古代求学的人，从二十五家组成的闾开始，便以里中有道德的人担任左右师；再由此升入党庠、术序和国学。虽然教育学业的完成有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其根本道理必定源自经术。

译经传说：“按时施教，必须有正规的学业；言论如果不合于此，就会险恶偏邪、乖僻不正，是王政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教化统一，风俗也就相同。周朝衰微以后，经术已经不如古代；像晋国韩起、吴国季札因为出使鲁国，才开始知道《易》的卦象、《鲁春秋》和周代音乐，竟还不如楚国左史倚相能够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吴、晋尚且如此，当时诸侯各国中不通晓经术的就更多了。秦朝的祸乱有其由来，大概到了秦代以后才发展到极点。汉朝兴起，到建武年间将近八十年，才废斥诸子百家，表彰六经。当儒学之道陷入困厄已经很久时，奋然想要排除邪说、开通仁义之路，困难竟到了这种程度，最终也没有达到古代得人的盛况。然而经籍没有失传，还是依靠汉代儒生才得以保存。庸俗的儒生见识卑下浅陋，没有人反省这种弊病；幸而稍能自我振作的，又沉溺于章句训诂，不能尽心澄思，上求圣王所以参赞主宰、引导民众遵循常理的根本，于是使儒者名义上说是穷究经书，实际上却不能施用于现实，有见识的人对此暗自忧虑。求学本是为了成就自己，而功效可以上达于天；一旦内心存有希求迎合世俗、取得宠幸的私心，所施行的事情就一定违背正道。士人在这里游息、积蓄学问修养，还希望能够早晚彼此警醒，以免辜负《菁莪》《丰芑》所象征的培育人才之恩。这也是郡太守承接教化、宣扬政教者的期望。侯名郁，字文卿，喜爱研读《易经》，尤其深入探究其中幽深精微的义理。浮梁州曾经新建舟梁，均平赋役，裁汰繁冗，洗雪积压的冤屈；他治理政务，被称为清廉而有才能。锦江书院记　王构 圣明天子即位的第一年，纂集记述先王的谋略，深恐有所失坠，催促史臣汇辑记录进呈，我也参与其中。伟大的世祖掌握天下、统治四方，顺应时势制定制度，嘉言善政都以唐尧、虞舜和三代为法则。至元戊子年，江东倪氏创建锦江书院，朝廷下诏赐予匾额，加以褒奖，相关事迹都已记录成编。后来南康教谕镗入朝觐见，把这件事上奏，皇帝特意再次降旨申明，令主管部门像当初一样尊崇维护。盛大美好啊！天子的光辉昭明四方，深厚广远；《通志》所记成就，也由此显现。元贞丙申年，镗向我王构请求说：“书院本来是家塾，是承继先世一向的志愿，并不敢私自图谋什么。没想到蒙受两位圣上的知晓和奖赏，诏书接连颁下，蓬门荜户也感到荣幸。如今想把这些事刻在石上以示永久，希望您写一篇记。”考察饶州上游，有一块奇石名叫云锦，峭壁高达千仞，色彩交错形成文采。石壁下汇集数郡的水，水势深广相连，曲折舒缓，向西北流到县城。因此旧有图志也称它为云锦江，而这座书院正处在其中。丙子年，又迁到南面，不到二里路，水清石秀，云锦的胜景全都具备。殿堂名为大成，厅堂名为敬仪，楼阁名为云章，序堂名为同理。东面开设祠室，专门祭祀朱子，并以真文忠公配享。右边排列乡贤熊曲肱以下五人，左边以寿春、扬州两位府君陪祀。书院西面仿照苏轼族亭建堂，名为带经祠，又名世美。建筑高低方正，宏大深邃，宽敞华丽，即使大郡的学校宫舍，若由公家出资，也有赶不上的地方。优厚延聘师儒，推举请立长谕，一切听从舆论而不被私情动摇。至于主持书院、掌管祠祀和财务的职务，全都由倪氏子弟担任，却不与宾客混杂。坐立都有图式，进退都有仪节，岁时的课业、讲学和考试，全都按通常规制进行。积蓄丰厚，廪粮充足，期限安排周密，给予供养极为优厚，礼数隆重而不废弛。凡是六德、六行，都是先王用来教导人的内容，以及士人所得于内心、用来成就自身的学问，都在这里学习。自丙子年以来，南北统一了文字和车轨，朝廷不时派遣使者，尊崇儒学官员，访求隐逸人才，江淮、闽广一带没有一年不这样做的。甚至有人从诸生中被起用而位列政府，官秩达到六卿，入朝侍奉禁中，出任侯国、州牧，有的专掌数路纠察治理之权，这样的人不止一个。假使倪氏宗族子弟和求学之士能够专心修行而进于大道，使他们的文章如深渊之水、云涛奔注，辞采联缀、事理相配，便可以光耀世系、壮大国典；使他们的德行卓然，如华山、嵩山，又如衡山、霍山，以此镇定浮躁、安静邪僻，稳固而不倾斜，才不辜负创建书院的期望。白鹿、石鼓、岳麓、应天这些书院，兴起于唐代而显盛于宋代，考察它们当时的制度，彼此各有增减损益。如今圣元崇尚并建设人文事业，厚重地颁赐天子的恩泽，广泛而光明显赫，万万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把它们合在一起而增加五倍，又有谁能说不可以呢？李参政平寇记　刘壎 大元施展神武来统治天下，任用仁人贤士来使各道获得福泽。江南平定以后，经过十七年，南北成为一家，万里之间炊烟相接，海面清平，山岳安静，风调雨和，阳光和煦。那些凭借险要地势聚集在深山密林、啸聚草泽的人，偶尔有一两个出现，也很快就被平定、安宁下来。这是因为皇威大为畅达，远近都服从；也因为藩宣之地有人治理，安抚平靖有方法，才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太平。至元二十五年，畬寇钟明亮在临汀起兵，聚众十万，声势震动数郡，江、闽、广三地都受到祸害。他们像猿猴攀援、野猪突奔，草木枯萎，血肉填满山谷，子女被掳入巢穴。官军一有进讨行动，他们便假装投降来缓和我军。第二年，丘元从广昌起兵，与明亮互相呼应，势力蔓延浸盛，终于侵及丰州。丰州百姓一向不怀二心，只是力量不能抵抗，于是有被胁迫而跟从的人。贼势更加张大；又到第二年春天，贼军大批来到陈河、田陈九陂，又驻陈小莱，与官军交锋，战火炽烈，声势更加扩大，终于进犯州城南门，实际上已经俯视江面。贼军乘桥攻城门，这时各路官军刚刚集合，出营驻扎在黄原，城中守军单薄，外围屏障已经荡平，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砍断桥梁抵挡贼军。守兵飞射箭矢、露出刀刃，市民投掷瓦片石块；恰逢暴雨，江水上涨，贼军被深水阻隔，只得退去。贼军退去以后，势力仍然很大，焚烧屠杀村落，没有一天停止。州城只能关闭关门自保。乌云低沉、阴雨凄冷，官民惶恐不安，老人和孩子悲伤哭泣：谁来救我们？一天，阴霾突然散开，天空清朗，参政李公到来；他的号令使局面重新安定，士气恢复，军声壮盛，仪态威严。于是打开城门，发放仓中粮食，放宽刑罚，减缓商税。凡是有利于百姓的政事，也一一施行，百姓这才有了活下去的希望。贼军也闻风而逃，像鸟兽一样四散。于是责成官吏招抚归来者，分派军队讨伐捕捉；悔过的宽赦，负隅顽抗的诛杀。州境终于全部清平，李公又率领诸将捣毁丘元的巢穴，消灭首领，离散党羽，安抚收编流亡百姓，整顿军队返回州城。州人举着香旗迎接，感动至极而哭泣说：“生养我们的是父母，保全我们的是参政。”丘元败亡后，明亮势孤，不到几天，贼众全部平定。唉，李公的功劳真伟大啊！李公是正直之人，他的仁爱如春天，他的清廉如冰雪，他的诛罚和奖赏像秤和尺一样公平。他在军中手不释卷，即使紧急军书纷纷传来，仍然尊崇学校、修明祭礼；若不是他的才干、本领、正确见识和明达思虑，怎么能够做到这样？从前李公的父亲太师武愍公来救援盱盱，百姓曾在府门刻石记载此事。如今丰州的危急，比盱盱更为严重，而李公的恩德比武愍公更加光耀。

译这件事本来应该记载下来，只是即使记载，也还不足以彰明李公的德行。山谷会变迁，这种德行不会磨灭；日月会昏暗，这种德行不会被遮掩；肉腐烂后成为骨，骨朽坏后化为土，这种德行也不会被遗忘。让两块石碑高高耸立、彼此辉映，使其流传千载而长久不绝，姑且借此寄托邦人的思念。李公名世安，号龙川，家世在河西，后来迁居燕地。任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已经多年了。功勋声名显著闻名，新的诏书特别褒奖，于是任职之余作诗歌颂他：“大元承受天命，广大地彰扬武威。有伟大的统一功业，卓然超越古今。东到海洋，西至昆仑，北达大漠，南临大海。群星环拱、云气归附，谁敢不来朝廷。愚蠢的汀畬贼寇，竟敢成为皮肤上的疥癣。蚍蜉妄想撼动大树，不自量力；毒蛇般的毒害肆意吮吸。暴尸堆成山丘，流血汇成河川。祸患蔓延到盱州、丰州，战乱积聚，兵事连绵。贼寇包围州境，孤城危急。燕子巢在帷幕上，鱼困于锅中，谁能解除这危急？有德之人带来恩惠，于是使我们的丰州得以活命。这个人是谁？是参政李公。威严和恩惠一同使人信服，谋略决断兼备。像国手那样从容，立即整顿已经败坏的局面。从前公未到时，百姓只能等死；公既然到来，和煦之气如春日明媚。从前公未到时，竹林中只有贼人的喧叫；公既然到来，妖邪之气在夜间肃清。功业完成后向东而去，舟中载着明亮的月色。父亲年老而长叹：谁能像公这样清廉？公的恩德永不衰替，百姓的思念也永不停息。把功德刻在碑上，使父亲和儿子的名字一同留存。军峰高峻至极，盱水深远绵长。我们的士人和百姓，千年万载也不会忘记。”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二十七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八 艺文【记七】元 相山重修保安观记　虞集 抚州崇仁县南面六十里，有一座高大厚重、广博宏伟的山，名叫巴山，唐代称临川山，今天称作相山。沿着山麓周行三百多里，也不能绕行登上它的山顶；走了二十多里之后才到达，分岔向上，山势变得尖锐。从郡城向南出发，已经可以望见它。县里的官舍和百姓住宅，凡是朝向山而建的，没有不正对着它的；云气像丝缕一样从山中升出，盘旋弥漫，覆盖四方，滋润充足，遍布草木。坑谷所容纳的水，沟渠所通行的水，堰埭所蓄积的水，都能节制调度、蓄积排泄，用来为农作物耕种作准备，它带来的利益无穷无尽。因此官民早晚都瞻仰它，每吃一顿饭必定祈祝。假如不幸发生旱灾、水涝、灾异疫气，或土石、螟虫、蝗虫等灾害，无论大小远近，百姓都奔走前来报告，叩头祈求，直到得到所希望的结果才停止。山势多么巍峨高大啊，穹隆高耸、险峻高峭，尽收眼前。它的神明怎么可以欺骗呢？县中父老又说，西汉初年，这片土地原本是南昌西南边境；梅君福任南昌尉时，曾因捕盗治事到过这里。栾君巴任豫章太守时，也曾在此处弹劾治罪。两位君子都懂得仙道方术，用来辅助政教，驱除邪恶污秽，禁止淫祀亵渎，使百姓不遭逢不祥、避开灾害。因此百姓感戴他们而不忘，两人的遗迹和祠宇都在山的支脉山岭上。唐代的邓君紫阳是本郡人，叶君法善是缙云人，也有人说他是南城人；二人都曾往来于修真山中修炼。宋代时，山顶上就建有祠堂，同时祭祀这四位仙君，并让道士守祠。梅栾山下的祭祀从未废止，前来祈求神灵的人都以四君为归依。绍兴年间，郡守历阳张公孝祥曾刻石记述他们的灵验，但石碑毁失已经很久，碑文也只流传下来一部分。开庆己未年，因漕臣、守臣上奏祈祷灵验，朝廷封四君为真人。端平甲午年，又加封为真君，并都有褒美的称号。咸淳辛未年，守臣四明黄公震，是一位端庄严正而有见识的士人；他到任郡中时，连遭旱灾【原文“连旱大究”疑有脱误，意不明】，便大力整治救荒事务，斥责并罢除不合礼制的淫祀，只向社稷和山川祈祷，并在郡城遥望此山行拜礼，派官吏迎取四君神像，果然降下大雨，年成于是成熟。他后来离任担任祥刑使，仍嘱托人撰文说明这件事，刻石置于山中，使后人知道敬重神明，而不至于亲昵邪神、陷入淫祀。归附本朝后，仍由道士主持祠祀；天子有诏书祭祀名山大川时，守令便奉诏恭敬祭祠。遇到灾年，守令仍按旧例前来祈祷，民间的祈祷祭祀也不加禁止。然而此山高峻险要，祈祷和报谢常在夏秋时节举行；冬天尚未严寒，山中寒气已经凝结成冰雪，守祠者不能长久居住。四方戴冠着褐衣的道士相互攀援、混杂而来，只要能得到一点微薄的瓜分利益，等到人迹稀少，便像鸟兽一样散去，祠宇也随之坍塌毁坏，神像暴露在外，农民经过时回望，悲伤痛切，却不知从何处着手。如今监邑承直郎唐古保童大用奉诏前来致祭，见到这种情形而有所感触，只是当时还来不及整治。任职第二年，即后至元庚辰年四月，发生旱灾，种子无法下土；他到山麓栾君祠祈祷，感应极其丰沛而奇异。七月又发生旱灾，他合并各祠一同祈祷，急忙迎请四君神像，神像都送到县治，又降下了雨。郡中官吏因为旱灾迎请并祈祷四君，雨果然应验，便送神像回山；看到祠宇荒凉，又加倍感到恐惧和惭愧。追究造成旧日状况的原因，是主持祠祀者没有坚定守护意志的弊病。县中景云观道士黄处和请求让弟子继承守祠之职并加以修葺。至正辛巳年九月，终于修缮四仙祠，道众的住房、门、廊庑、厨房、仓库等，也依次兴建起来。山中居民不敢隐瞒这次重新开始的事情，于是共同砍取石材，刻写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