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二

译艺文【记十一】明 《上犹县均田记》　尹台 南安是江西边远的郡，上犹隶属于南安，又是郡中最边远的县。它的地势，前面阻隔雄韶，右边联系郴、桂，左边漂浮在章贡水面之后，背后枕着防、衡诸山，绵延直到无边无际。因此这里的田地分布在丘陵、河川、湖泽之间，除了水边滩地，就是山麓高原、丘坡陂陀。正德年间，郴州、防州交界处盗贼兴起，祸乱牵连数省。上犹扼守盗贼出入的咽喉和后背，所以方圆数百里都遭受极其惨烈的蹂躏。很久以来，盗贼据险结寨，形成巢穴，田地荒芜，数年无人耕治。等到盗乱平定，县中已经荒草连片，田塍田垄空荡荡的，无法查考辨认。后来又把县境的一半划给崇义，疆界田亩彼此错杂，赋税册籍更加无从推考。每逢改造赋籍，奸吏猾胥便根据贿赂多少上下其手，在赋税科目中操纵轻重；就像称量物品不用砝码而只凭手摸估量一样，百姓彼此争吵诉讼，诉状纷纷堆积，装满筐箧，像刺猬的毛一样多。在这里任职的官吏总以此为苦。当时负责财政的官员商议清查天下民田，上犹因地处险远，最终没有机会把实情上报。过了很久，百姓才开始聚集商议，向朝廷控诉申奏。于是有关部门下令地方主管官员勘查，但多年更换官吏，事情难以集中办理，谁也不肯承担。郡司理江都楼君奉檄文前往代理县务，检查文牍后惊讶地叹道：“怎么能把百姓最急迫的事情置之脑后，懈怠玩忽上级委托，始终不替他们办理呢？” 田亩不整齐，赋税就不能均平；赋税失去核实，诉讼案件就会繁多发生；政务不能得到公平处理，难道不就是由此造成的吗？于是楼君在郊外搭草棚居住，亲自规划督促各项事务，到了现场察看肥沃田地、推定瘠薄田地，便由父老区分土壤；测量田地的长宽，便让测量人员拿着准绳和尺具；绘制地形图，便由书吏记录曲折分界；累加勾股测算，便由负责水利或工程计算的官员陈列数字。不到两个月事情便办完、工程便竣工，四方边界都查核清楚，三种土壤也都分别登记；再把田地计算成亩，详细核对，分明无误，于是按田亩制定赋税，虚报欺诈的弊端便绝迹了。从此田地按户归属，因此赋税没有遗漏、没有混乱的册籍；户口按成年男子核实，因此徭役没有滥行追逼的扰害。士人兴办学校，百姓各赴职业，城镇乡野一片欢歌，却不知道恩惠从哪里来。于是士人向百姓说明：“过去的苦难究竟是什么原因？如今的安乐顺遂又是什么原因？如果不是司理楼君，谁能做到这些呢？”于是大家共同建立祠堂祭祀楼君，又在祠中立碑，把情况写明，请我把这些话刻在石上。楼君名懋中，是我在南都校阅过的士人；楼氏世代凭科举显达于江都。他在南安施行的善政不止一件，而上犹百姓歌颂思念他的政绩尤其多。我所记的特意着重均田，因此没有附带记述其他事情。《南康县学重修祭器记》　刘节 圣朝尊崇祭祀孔子，天下各郡县都设置学校；学校中有庙，礼乐器物和制度极其隆重完备。宪宗皇帝登极后，听从礼官请求，春秋释奠使用轩悬之乐，舞蹈使用八佾，笾、豆、簠、簋、罍、爵的数目，都按照天子的规格。即使千百代以后，尊崇祭祀孔子的典礼也已经达到极致，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南康是本郡所属的县，设学校、立孔庙，规模与郡学相比并没有减少；祭祀孔子的礼器，与郡学相比也没有减少，只有乐舞规格有所降低。年岁更替，县中官吏不断调换，学校博士和弟子代代更替，典守没有常规，恭敬谨慎逐渐懈怠而松弛，原来完备的器物出现了缺损，新的变旧，精致的毁坏，金器变成木器，木器又变成竹器、陶器；铏毁坏成了盂，爵毁坏成了杯，尊、罍毁坏成了坛罐。尊崇祭祀孔子的典礼，竟到了这种地步，过错应当归于谁呢？兵备宪使林公巡察各地来到这里，恭敬地拜谒庙庭，退入堂中讲论，又召见博士和弟子问道：“祭祀孔子的礼器齐备吗？”众人回答：“不齐备。”林公于是命代理县丞唐君用赎金办理此事：笾用竹制，豆用木制，簠、簋、登、铏、尊、罍、爵全都用金属铸造。孔子一位，笾豆十二，簠簋四，登一，铏二，云雷尊一，牺尊一，象尊一，爵三，器物齐备后才算完成。颜回、曾参以下各位，器物数量依等级递减，按照制度，全部齐备才算完成。共制爵一百三十九件，登五件，铏二十件，簠、簋共四十四件，笾、豆共一百八十八件，尊三件。礼器齐备后便举行释菜礼，报告工程完成。啊，盛大啊！尊重道义、崇尚教化，敬奉制度、整饬礼器，以敦厚教化来举行这件事，已经完备了。此后又建房让博士居住，门、堂、寝室、屋宇都齐备；又建舍供诸位弟子学习，以楹柱计算共有二十间。器物造成，诸事都有条理，真可以说美好了。林公是莆田人，曾在工部抗疏进谏，受庭杖后贬为支郡判官；后来因天子新的诏令起用，升任现在的官职。他才干宏大、器度宽厚、操守坚定、政绩卓著，君子都称许他。鲁侯建泮宫，鲁人歌颂说：“敬慎彰明他的德行，作为百姓的准则；真正文武兼备，自己求取上天的保佑。”歌颂林公功劳的人可以用这几句话来称颂他。《新筑剑江堤记》　夏良胜 丰城县治临近江边，因为雷焕得到宝剑，所以江以剑命名。章贡、袁、吉、临、瑞各处的水，必定经过这里的江岸，然后流入豫章，汇蓄到彭蠡湖。大禹治水的范围没有到达这里，所以旧有河道没有曲折回旋。众多水流奔涌，江岸于是容易崩塌；江岸一崩，便会像牙齿咬削一样削平山崖、剖开土岸，冲破堤防和房舍流入江中，前后没有定时。有人说：宝剑虽已离去，但遗留的光芒仍向上照耀，夜里直冲星斗；蛟龙螭龙潜伏在洞窟中，时常出来夺取它的精光，也能作怪兴妖，掀起恶浪，增加江水的祸害。历任县令都知道应该筑堤，但不是说劳力太重，就是说费用太大；不是说要议论十年，就是说自己任期短暂，最终始终没有兴办。某年某君来任县令，办事果断而有见识，于是说：“前任县令不做，后任县令也不做，百姓难道要变成鱼吗！”于是嘱托父老，召集石匠，商议筑堤的办法。沿江百姓踊跃听从命令，供应劳役没有逃避。壮丁到山中采石，到林中砍材，在高冈隐阜取土，不分公私界限。干粮财用准备齐全，堤基大致确定后，又根据工程估量厚薄，分派工役，天天催促，工程非常紧迫。间或投下沉铁，使蛟螭不能靠近；木料聚集而高高竖立，石块像墙一样立起，挑土的人把土填实，劳动声登登许许，从早到晚没有人发出怨言。

译过了一年工程告成，堤坝绵延数百丈，高耸如云。江水沿着堤坝流动，终于安定下来；靠堤居住的百姓都感激县令，说：“县令让我们有了居处！”正要磨石，请求记载他的功绩时，县令恰好因事情触怒上级，最终被定罪，原因是筑堤费用有超过登记数额的地方，于是被免官离去。百姓代他申辩却没有被听取，害怕县令的功绩湮没，便请求我更加郑重地记下此事。这件事不可没有记文。江水造成的灾害，果真只是江水造成的吗？果真只是蛟螭造成的吗？这些都可以说是天灾。堤坝建成而灾害止息，是人胜过了天。那个县令给百姓造成的灾害，只涉及一个县令；上天给百姓造成的灾害，却使一县百姓都不能免除。人给县令造成的灾害，也可以说是天意。这正是败坏天下爱民县令的原因。然而我听说，开拓洪州的是韦公，筑堤捍御江水，功劳更加广博。他后来因受诬陷鞭打士卒之事未能申辩，最终靠韩公的铭文在后世得到昭白。后来思念韦公的人说：“没有韦公，我们的尸体已经被冲入海中了！”所以他的庙宇建得高大整齐。丰城属于洪州管辖。县令离去后，百姓思念他，希望他的功绩不被泯灭；这种思念不会停止，最终一定会为他建庙。这样看来，人胜过天的力量就很大了，也可以用来振兴天下爱护百姓的县令。因此这篇记文不可没有。惭愧的是我的文章鄙陋，不能同韩公的记文相比。《银溪桥记》南条山脉从粤地经闽地山岭进入本郡境内，山势高耸如崧山，其中最大的山岭叫血木岭。此岭据守今广昌县，是防守要地，横亘东南，巍然如屏障。岭上遍布坚硬而贫瘠的土地以及像剑一样的树木，百千锋芒森寒，排列而立，所以又名牙梳障。土质坚硬，石头顽固，道路小径盘旋曲折，前进时常迷失方向；山冈一再摩天仰立、低伏下坠，沟壑声如万雷，乔木林立如亿万长矛。有时雾气昏暗，有时细雨飘洒，举步仅半步还要拄掌而行，蒙蒙然仿佛什么也看不见。因此，本郡数百座名山，都以此岭为宗主。它聚集灵气、养育地气，所以老人们说这里多有宝藏，却始终没有人看见。山泉有一百多处，从山麓流出，清澈得连眉毛胡须都可以照见，这就是旴源。“旴”字取日出天明之象，也是光明的比喻。水流从离方奔向坎方，曲折如斗，行经数十里，水势猛烈迅疾；有时水流浩荡冲击，有时如织成的白练，有时拥石而下，有时束于峡中飞泻，驱潮卷海，震动林谷，摇撼山岳，声如虎吼，直下数千仞到达桂湖。水流总共七次转折，燕石横在水中，水流回旋停蓄，与泉眼处没有不同，所以名为白水，又名银溪。溪流上下行船常常失势，船毁、沉没、溺水的事一直都有。往来闽、粤的人常说，还是走陆路方便。宋代李士邦在溪上架桥，这是大义之举，记载此事的文章共有好几篇。元朝末年桥毁坏了，记载没有流传下来，于是连桥的旧址也失传了。弘治年间，揭嫠妇乐氏在汊溪与银溪交汇、防流之处建桥，桥宽若干尺，以磨砺的石头作桥基，以金属构件加固，过了一年才建成，共花费数百金。乡人认为她很有义举，沿用旧名，也称为银溪桥。近年我在志馆执笔修志，黄选、李宏两位先生也在馆中，他们向我讲述乐氏的事，并请我撰写记文。我点头答应。后来我服丧期满，访亲问友，住在广昌的馆舍中，住了两夜，探访幽胜、搜寻奇景，经过银溪时，骑马由随从引导从桥上走过，只见道路平坦，视野开阔，岭上的屏障和奇秀景色近在眼前，于是不想再步行前往，竟把这番特别的胜景视为自己已经拥有的了八九分。两位先生像起初一样再次请求，我立即答应，说这里应该有一篇记文。并且说，乐氏先前还在学宫建了青云楼，费用和修桥相当；近来又拿出钱财营建司马公墓，封土比最初增加了一倍。我更加赞赏她，说：“真有这样的事吗，真有这样的事吗！这可以说是善于使用钱财的人了。我曾说血木岭高峻而为全郡山脉之宗，承受风土神气，不是奇物能够独自承担的，可是这里又没有发现宝物，那么一定能在人身上有所发现；而旴源的感应实在多有幽深秀美之气，这里正应该有乐氏这样的贤女吧。过去太史公为巴寡妇立传，说她能增殖财富；我记乐氏的事情，是赞美她善于使用财富。” 乐氏选定贤能的继承人，名璵。希望能够传承乐氏事业的人没有不到的；只要桥不毁坏，乐氏的事迹就可以流传下去，否则旧桥如今又在哪里呢？只有我这篇记文，也许还足以使她像巴寡妇一样流传后世吧？石门书院记　　　　　　　　　张春 高皇帝刚平定天下，便急忙征召四方通晓文学的儒者，分设机构，校订大小礼仪和法制，编成大典。参与这次选聘的，本县梁石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先生名寅，字孟敬，居住在渝北蒙山之南。元朝政治昏暗混乱，他一向不愿出仕，注重实行德行，带头影响乡里；严格树立规范，率领学生；反复研习经传，潜心研究理学，并将心得写入书中。《易》有《参考》，《书》有《纂义》，《诗》有《演义》，《春秋》有《考义》，《礼》有《集略》。读经的士人都以他为宗师，所以他虽是身穿布衣、束着韦带的平民，声名却传到了皇帝心中。被召到京师后，命他主持典礼局；典礼局大概是各局之首，特意把繁重事务交给他。事情完成后，授予他官职，他辞谢不接受，回到故山养老，修整旧业，日益培养后学，著述日益丰富，跟随他游学的人日益增多。他三次受聘主持江右文衡，所取中的人后来都成为知名士人。八十七岁时去世，学者称他为石门先生，在乡贤祠中祭祀他。他家原本贫穷，没有田产可以留给后人；传了一两代后，儒业无人能够继承，于是逐渐衰落，历时将近一百多年。三衢人修庵祝侯来任本县县令，唯独对此事特别关注。祝侯曾对人说：“孔子、孟子以及六艺之道，到秦朝坑儒、焚书的惨祸时，已经非常危险了。如果不是各位老儒分别怀抱残存的经典，躲藏起来诵读学习，一代代传授并著述流传，使他们的学业没有失传，那么其中真正的言论和深奥的义理，岂不是会飘散成浮尘、散落如枯叶，再也无人能够收拾吗？当时，《诗》由申公、辕固传授，《尚书》由伏生传授，《易》由田何传授，《礼》由高堂生传授，《春秋》由胡母生传授；他们相互传授，守护这些学业，使其不至于坠失。他们对圣人教化的补益，不能说不厚重。像梁先生这样的人，大概就是这些人的同类吧？不过，那几位各自专门掌握一部经书，而梁先生却兼通诸经。他的学说以程颐、朱熹为本，义理从简明易懂出发。圣朝编纂修订《大全》、颁行学校，使师生遵守的内容，大多由此而来。这样看来，他辅助圣经，其成就应当超过汉儒而居于其上。世上有梁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古今一位伟人吗？”只是如今他的坟墓无人封护培植，后裔也无人前去省问，又不能在一间屋舍中享受祭奠，这实在是我这个后辈所感到隐痛的事。祝侯的话就是这样。不过，他刚到任时，各项事务有许多缺漏，无暇轻率举行。到任满三年时，他的心力已经耗尽，上下都信服他；百姓认为不便的事情已经废止，士人认为便利的事情已经兴办。于是才开始商议修建书院，在东郭门右边得到一块空地，面向官道，背靠道院。前面建门，题名为“石门书院”。中间建仰高堂，后面建寝室，供奉先生的神主牌位。左右建廊庑，四周环绕围墙，规制严密，费用全由祝侯自行筹措。选取百姓中崇尚义举的两人主持工程，并交给典史周伯举督办，他们都能仰体祝侯的盛大心意，早晚勤勉办事，不到一个月便告竣。又拨出旁边的房舍给先生的后裔居住，以奉祀香火；设置门子一人，负责开门和关门。还整治先生的墓地：遮蔽的树木予以清除，倾塌处培土修补，被侵占的土地归还。唉！祝侯对于先生，可以说是竭尽心意、无所不用其情了。工程刚完成，祝侯便因升任而离去，尚未完成的事情来不及办理，已经完成的部分也将逐渐毁坏。四明人慕云管公借任本郡太守，命新任秦侯重新修葺，限定日期完成并报告。又召集诸生在书院中诵读学习，把尚未刻出的文章记录下来，立碑刻石，记载年月，以流传永久。”},{ 《二贤书院记》　　　　　　　　　钱德洪

译所谓“二贤”，是宋代鄱阳程氏的程端蒙和他的从曾孙程珙；他们都是师从晦庵朱熹的门下高弟。程氏世代出自梁国忠壮公，与河南二程夫子分为南北两宗，居于鄱阳的属于南宗。端蒙字正思，号蒙斋；珙字仲璧，号柳湖。两家世代传承家学，专心致志于继承濂洛学派的遗绪。淳熙年间，伪学的祸端初起，朝臣把端正之士视为邪气，并且对皇帝说：“这类人足以亡国。”端蒙已经被朝廷荐举其名，掌管文衡的人却推举王氏、苏氏、程氏之学，借此防范士人，暗中诋毁晦翁，诸生都惊骇不已，搁笔不敢作文。唯独端蒙奋然写下奏疏，直言说：“继承孔子、孟子的传统，排斥异端，止息邪说，以弘扬先圣之道的，是程氏之学。至于王氏之学，杂糅佛、老思想，败坏人的心术；苏氏在朝廷上的气节值得称道，只是学术尚未纯正，免不了出入于战国遗留下来的权谋智术。”同僚劝阻他说：“天下哪里有当面轻慢自己老师，却还可以同他共事的人呢？”于是他投下奏疏，回家归隐，不再出仕。四十九岁时，他病势危急，写信给晦庵说：“我端蒙死而无憾，只遗憾不能在老师门下完成学业。”文公朱熹悲悼他担当道义的勇气和专一的志向，亲自为他撰写墓表和像赞，又取出他的《性理字训》《学则》等遗稿，编校阅读，并且亲自为它们作序跋。大概是因为赞赏他的教诲足以启发后来的学者、振兴衰败的风俗。绍熙五年十一月，朱子奉召再次经过玉山，县令司马迈在学官中设立讲席。当时程珙率领诸生聚集在讲坛下，向朱子质疑问难，辨析学说的异同。文公为他们阐发孔孟仁义的宗旨，使求学者各自探求内心的领悟，以落实到实际践行上。这就是现今所说的《玉山讲义》。晦翁往来于怀玉山、鹅湖之间，程珙一直周旋侍奉在讲席旁。他所著的书有《易说》《九畴疏》，流传于世。宝祐以来，副使王佖以及原任知县俞玘、许公高相继上奏请求建立祠宇，以尊崇教化、奉祀先贤，分别称为“蒙斋书院”和“柳湖书院”。提学副使王宗沐也分别为它们题写了碑额。今年，程氏后裔生员程一麟、程一龙、程尚仁等人在怀玉求学，因为听闻师门的宗旨和教诲而领悟晦庵之学，回去后寻究研习祖先的训诫，于是率领宗族共同谋划，联合乡人的善举，把两座祠合并为一座，命名为“二贤书院”，以便按时举行祭祀。又借此为志同道合者叙述和睦宗族的道理。《饶州东湖堤记》　　　　　　　　周广 郡城左侧偏东有一处护城壕，名叫东湖。湖原来就有堤。唐代刺史李公又加以修筑，用来抵御江水，作为城防。年久以后堤岸毁坏，湖水因为堤岸的阻挡，也被泥沙淤塞而变浅。遇到水源干涸时，通行道路便有危险，对公私都没有益处，成为祸患。湖周回三十里，蓄积芝山、崇福山、云南山、荐福山等山的水。湖西面逼近郡城，西北面则有鄱阳县学可以临湖取景。永平大道横贯湖的南面，有钓桥、画桥、德新桥通行水道。只是德新桥所在的水道狭窄，到了春夏水势上涨时，水流一泻而下，没有阻挡，城池就像没有护城壕一样。嘉靖二年春正月，郴阳范公以提督衙门武事的身份来到这里，看到百姓纷扰不安，后来便考虑使他们得到休息。到了第二年秋九月，他曾登上芝山观察地势，了解了大概情况，于是同郡守彭辨商议，命知县徐俊民估算财力，征集工匠，在德新桥狭窄处修筑一道石堤，堤的高度、宽度和各项尺寸分别确定，在中间设置堰口，把水蓄在湖中，同时保留钓桥、画桥两处水道，随时泄去涨水，使舟楫能够通行。过了一个多月工程告成。周广巡察理学政务时恰好来到这里，郡中的士大夫胡司寇、俞佥宪等人一同说道：“从前堤以李公命名，是为了抵御外患。如今堤以范公命名，是为了兴办内部的利益。堤修成后百姓感念他，周广说：‘顺应百姓所需要的利益而使他们得到利益，就叫作仁。仁爱百姓，是良好的政事。’范公还有什么私心呢？”范公也说：“堵住湖水泛滥，容易；堵住民心泛滥，却困难。土地已经得到便利，人与人也已经和睦了。我尤其害怕他们泛滥到违法和违礼的地步，那又该怎样去堵住呢？”周广说：“您对此有所忧惧，百姓因此感念您，上下彼此亲近，这就叫作信。信义确立而政事成功，应当把这些写下来作为记文。” 《跃龙桥记》　　　　　　　　　　范涞 桥以“龙”命名，是取外在形象；龙以“跃”命名，是取内在寓意。桥位于省城西湖之间，南昌、新建两县县学之前，横跨三百尺，曲折蜿蜒，隆起隐伏，跨在湖面上。无论风雨晦明，还是从形势和心境来看，都是奇观。桥的东南面是徐孺子祠，转向北面是同仁祠，经过洪恩桥，便是东湖，那里有苏云卿祠，棘院也在此处。再经过广济桥，就是北湖；北湖水源曲折绵延而浩荡，都是西湖汇聚而来，而这座桥正是它的锁钥，既得地势之胜，又居天地之中。两县学的西北面又是郡学，地脉绵延相连，都抵达湖边而止，大概是三座学校文气汇聚的地方。我在去年冬月奉檄疏浚湖泊，按照风水家的说法，这是可以聚集王气的。四周水岸高低参差，工程已经恢复旧貌，湖畔宫墙的修饰也应时完成，事情都详细记载在各篇记文中，唯独这座桥仿佛还在等待。桥原来已有石基，但两旁栏杆还没有修备，来往行人像织布一样密集，清晨寒冷、深夜昏暗时，有人因此跌落溺水。于是南昌县令何选，因为此地属于南昌县辖境，便同新建县令余梦鲤商议，合力筹划，把前项工程所缺少的以及行人希望铺砌的部分，全部砍石重新修建。从桥北两侧起，直到桥南，完全除去低洼狭窄的简陋面貌，使规制开阔宽敞；文饰和石础光彩夺目，湖水仿佛因此增深，学校宫墙也更加华美。那些平整可供行走的部分，以数千步计算；纵向承梁的柱子，以数百根计算；横向铺设的木板，数量也与此相称。徘徊四望，仿佛一条龙脱离泥涂，舒展羽翼，奋张头角。桥南有一座木牌坊，县令于是请我改题为“跃龙桥”。龙是纯阳之物，阳的德性属于君子；龙跃起，则大道日益兴盛。至于取“用九”之数，实际包含的意义很多。这一年，南昌县学参加乡试中举的有十五人，为全省各县之冠；在此以前没有可以相比的，南昌如此，新建县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了。又在这一年，全郡各学校共考中四十五人，恰合九五之数，占全省荐举名额的一半；即使豫章一向冠绝各郡，以前也没有这样兴盛的情况。况且四十五人中，同宗同气的三兄弟一同中举者，有刘氏、饶氏两姓彼此相望；人才如联珠辉映，并肩齐驱，即使从海内士人名籍中寻找，也未必能屈指计数。何况由四十五人再按五九之数累积，而且还在迅速增加，真是盛美啊！这些全都是国家气运昌盛的表现，而又从豫章开始，恰好在题写桥名之后形成，难道不是天时和人事彼此表里相应吗？

译气运昌隆的地方力量深厚，元气充盈的人德性完备。众位如龙一般的君子顺应时运、际遇时会，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那么他们的风节和忠诚谋略就会像旗帜和旌常一样光明显著。回头看各祠中贤哲，他们将超越前代和后代，来仰报国家造就人才的深厚心意；而这块御笔题写的美好名称，大概也可以与之相称吧？王子安说过：“地灵则人杰；没有人，地就不能显灵；没有人，天也不能成就。天地人三才本是一理，只有参与辅助天地化育的责任归于人。”看见这座桥，我的思绪就兴发得深远了！不然，修筑桥梁不过是王政中的一件事，而学校中士人冠带齐集、人才济济的盛况，怎么会总像鼓槌敲击鼓面一样得到响应呢？所以我特意写下这篇记文，来勉励那些尽心办理民事的人。《高峰书院记》　　　　　　　　　徐问 古今谈论吏治的人说，有俗吏、文吏、能吏、循吏、儒吏以及簿书期会之吏。所谓俗吏，就是明白法律、熟悉命令；所谓文吏，就是办事能够裁度，工程能够安排；所谓能吏，就是奉行长官意旨，顺利治理政务；所谓循吏，就是约束自身，戒除贪取；所谓儒吏，就是不以刑名权术治理，不以徒有名声来排除祸患，唯以义理为进退原则，并且修饰文辞以彰明道理，仅此而已。然而，过了几百年人们仍然思念他，尊崇他的祭祀，又想把祭祀列入常典，这是为什么呢？俗吏令人厌恶；文吏则能对付奸猾、迅速断判，善于应时取巧、喧哗造势，显露才能以博取声誉；循吏、儒吏也往往因资性接近而成名，却未必完全出于身心实践礼义，所以彼此差别竟有这样大。我读《勉斋黄先生传》，才知道黄公作为儒者，确实笃实地奉行道义。黄公在宋嘉定五年任淦县县尹时，上疏请求免除拖欠已久的纲运米赋以及平民所负的赋税，共计数万石。有豪强大户横行挟制，前任县尹不能制服，黄公便弹劾他，使其被远徙。他在公务之余于县城东面建造书院，用来教授经学生徒，这就是今天的高峰书院。过了一年，他调任监门，又更加潜心苦思于新安先生的学说。新安先生把女儿嫁给他，等到黄公病重临终时，便把深衣和自己所著的书交给他，并诀别说：“我的道统就托付在你这里了。”考察他的仕宦经历，最后官至朝奉郎，却没有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难道不是因为他执守古代义理，以礼法约束自己的进退，不肯同文吏的作为相亲习吗？或者，是当时伪学的诽谤兴起，陈贾、胡纮、施康年等人结党依附韩侂胄、倾陷赵汝愚，一同阻遏并困厄他吗？唉！儒者难以施行其道，已经很久了，从中可以看清世道了。然而，若论朱熹门下的高弟，黄勉斋可以与西山真德秀相提并论；西山最终被编管到道州，而先生独自没有遭受祸患，难道不是因为他懂得时势而隐退，气度深沉涵养深厚吗？淦县有他的祠堂，但曾被兵火焚毁，重建和废弃反复无常。嘉靖壬午年，提学、古杭人邵公锐经过这里，感叹说：“勉斋得到新安学派的正统传承，对这个地方有德，应当按祀典奉祀，哪里只是列入名宦祠而已？所谓高峰，不正是指这个地方吗？”我回答说：“好。”邵公于是命知县田邦杰拆取淫祠的材料，重新创建书院，又命教谕王辅制定祭祀仪式和供品，并把黄公的神主迁入其中。后来县尹俞稷和王辅都说：“没有文章记载，就不能长久流传。”于是请我写记文刻在石碑上。《化成岩续记》　　　　　　　　　曹光 袁郡西北面距离城约五里，有一座高大的山冈和平坦的平台，可以登临远眺，名叫化成岩。僧人的房屋建在岩上，名为开化院。过去这里有精舍，是唐代李卫公德裕被贬谪任官时寄居读书的地方。卫公在朝廷上所表现的重大气节，本来就无法详尽叙述。即使只说他陈述丹扆、排斥训注、荐举卢肇、平定泽潞、使三镇归服等事情，都足以成为后人的法则。这样一来，千百年以后，人们因这片土地而追思其人，难道只是用来供游览观赏而已吗？经历宋、元两代，在袁州做官或游历的人相继修建亭子、构筑祠堂，大力传扬这里的盛况。后来再没有人继承修葺，时间一久渐渐荒废，古迹也无法重新看见。戊午年秋天，尚书郎、渤海人季公来到这里任郡守，闲暇时登临化成岩，看到群峰环绕如墙，岩洞空旷如轩，俯视寒江，高树郁郁盘曲，绚丽如屏障，奇异景观接连出现。但卫公的遗迹却已经湮没了，于是忧伤地说：“先贤遗留下来的规范，本来将要成为后人的榜样，怎么能忍心让它湮没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守土官员的责任。”于是拆取旧税课局废弃的材料，选择日期命令工匠，在岩上建屋。中间建燕堂，共三间，题名为“化成轩”。旁边建有庙宇供奉香火，又有闲馆以备炊煮。工程始建于己未年七月，八月落成。从此以后，登临长啸有了停留之处，宴饮欢聚有了居所；荒芜之地焕然改观，难道不是化成岩的幸运吗？唉！自从天地形成，就有这座岩石。经历数千百年，得到卫公之后名声才开始显著；如今距离卫公又过了数百年，得到季公之后名声又重新显扬，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假使后来继任袁郡郡守的人，也能像我公追慕卫公那样，进一步修葺尚未完备的地方，那么化成岩的名称在袁郡中称雄，当可永垂不朽。否则，怎么知道这座岩石不会变成樵夫牧人的地方，而后来的人也像今天我们追悼往昔一样悲叹呢？我因在台末被贬为此郡副职，经历与卫公略有相同；但惭愧自己的才德远远不及他，同时私下认为季公恢复古迹，确实足以继承卫公的美德。于是为称述这件事，刻石作记，使后世观看这座岩石的人有所考察。季公名德甫，字仲修，别号竹隅，是苏州太仓人。他其他显著的政绩，自然另有记述的人，这里不再记载。《峡江儒学记》　　　　　　　　　张芹 峡江位于新淦上游，是我郡的军事重镇。镇的东西绵延百余里，山势高耸，水流清澄，是灵秀汇聚之地；端正之人和才德之士前后相接，自古号称胜地。正德己巳年以来，年年多有荒年和饥荒，远近乌合而成的盗寇屡屡成为百姓的祸患，长期不能平定。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应当分割土地设置新县，以峡江作为治理所在地，增加修整武备，以消除祸患。嘉靖丙戌年，部使者把这个建议上报朝廷，批准的敕令下达后，各项工程同时兴办。峡江东角有一块地，平坦开阔而且高燥，原来是驿舍，于是拆除驿舍，在那里修建儒学。选取木材，命令工匠施工，仅几个月就建成了，当时是嘉靖丁亥年三月的吉日。后来过了七年，到嘉靖甲午年，桂林曾君曙来任县令，认为儒学开始创建，不可没有记文，错误地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也是本县人，按情义不能推辞。我私下认为，治理政事要把人才放在首位，学校是人才产生的地方。自古圣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尊崇学校、教育人才作为急务的。我朝圣祖考察古制，制定制度，学校的设置遍及天下，教养人才的方法极其精密完备；历代圣主相承，越来越重视兴办教育。圣谕谆谆告诫，只希望学者尊崇正学、引导正道，深恐他们或许陷入邪僻之中；这种美德和善意，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

译一百六十多年之间，人才和治理教化的盛况，足以同上古的隆盛相媲美，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同道中的士人，如果有志于圣贤之道，专心从事圣贤之学，以主敬的态度穷究事物的道理，反求自身来践行实际，勤奋努力而不懈怠，一定要达到最高境界才停止，那么学业有成、道义确立，上等可以希望成为圣人，次等可以希望成为贤人，再次也不会失去做一个善士；得志显达时就辅佐君主、泽被百姓，困穷不得志时就留下训诫、成为移风易俗的典范。这才是有体有用的人才，才不辜负国家教育培养的恩德。若只是工于文辞以求取科举功名，谋求利禄以立身处世，行为举止对于圣贤之道不能没有惭愧，那么即使名位尊贵高显，足以受到世俗羡慕，也不是我们同道者所期望的。希望你们勉励自己吧。《泰和修筑破塘口长堤记》陈昌积 县城的破塘口，紧靠城关西面，蓄积一方水面，山岩流泉和溪流汇聚成为归壑；起于南山山脚，至麂山山脚，约十里左右，都在赣江旁汇入赣江。当地德高望重的彭守约告诉我：“这个塘旧名白石湖。过去我渠侍御、太尹两位祖先租佃湖面的一半作为私产，在两处水洲边广泛种植菱角和莲藕，每年按时泛舟其间，采菱饮酒吟咏，以此为乐。后来贫困的人任意采摘食用，乡里人便因此称它为菱藕塘。”塘前排列着平坦的土地，绵延横贯，都是百姓居住、耕作、打井和放牧的地方。塘的左右两侧，各姓居民聚族而居，商店密集排列，号称热闹的市集。四通八达的街道横向穿过这里，距离江洲二百余丈。赣水缓缓顺流而下，势头像从高处倒水一样。正德初年，有一股江水叫牛吼洄，流入这里，借此蓄水已久，泥沙交相淤积，堵塞堆积而不能流走；再加上上游漩涌，对岸南边水涯突起汇成一大片沙洲，长约二里，阻挡水流向北决口，冲刷侵蚀江岸。江岸土质疏松恶劣，堤防很容易毁坏；不到六十年，日渐倾颓、月月下陷。原先所说的居民聚居、店铺密集以及耕作、打井、放牧之地，全都陷入江中，势将撼动县城一角，冲毁两个都的田地和赋税。百姓人心惶惶，怀有皮肤被剥般的深重恐惧，所以如今称为破塘口。” 前后负责管辖此地的官司和贤能牧民官，亲眼看到这种祸患而忧虑，只是向上奏请太过频繁，担心奏疏被搁置、批复不能下达；又考虑到工程费用巨大而难以筹措，最终一再受阻，使祸患更加严重。前任县令、如今任都谏的见华王公，曾经考察研究其中的利害，亲自到现场察看筹划了两次，正要承受内召时便中止了。第二年，曙台唐公来到这里，察看后惊叹说：“江岸堤防已经极其破败了！我作为司牧官，难道忍心看着江岸崩陷、百姓的土地财产被冲毁，甚至让他们成为鱼鳖吗？我一定竭尽力量来捍卫县邑。”不久他因入朝觐见而离去，士人和百姓又把灾害情况告诉抚台潘公、巡台赵公，二公发下符令，交给郡县办理。当时郡倅曾公恰好代理县令，提议请求追缴并补完旧日税契和差役所欠的银两，再加上富户赔纳虚报粮额的钱，作为修筑工程费用，并从官仓拨粮资助。后来先生回到治所，极力陈说：三项拖欠的款项都已积年日久，如果突然严厉催逼，恐怕会引发怨恨；何况指望这些钱能解决工程需要，所增加的又有多少？我既然任职主管此事，怎敢推诿给别人？我曾亲自到破塘口详细观察，反复筹算过：决口冲毁绵延七里，全都处在河流冲击之处；若想密集修筑、排列堵塞，非一万金以上不可；若想分段加宽修补，又恐怕留下缝隙而导致百处溃决；若想摊派给里甲，便会骚扰民间；若想动用钱粮，就必须上奏请求。这些都只是讨论事情，并不是主管此事者的定计。如今只求安定百姓而不至于伤害百姓，利用当地土石的条件来修筑堤防，使百姓回到自己的住宅，这就可以了。然而事情尚未实行便先行夸言，只是属于轻率妄言；必须奏请后施行，最终又担心工程失败。如今我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办成，只愿借用权宜之法，姑且等到明年春天，尽力报效先生。于是首先清理窑场，禁止烧制和堆置砖坯，然后宽缓免除三项拖欠的征收，把已经自行处理的赃罚款，以及巡道和大府张公发下的重犯赎金，选择召集熟悉筑石工程的工匠，发给他们使用；再让他们转而招募远近饥民，到山上采石，命令各自运到堤岸坍塌处，按石块计数支付工钱。饥民欢欣而信服，挑担、背负、扛运石料，聚集成丘。先生亲自冒着风雾的侵袭，驱车跋涉登临，商量估量水势，指示石工，逐一考察受水冲击、容易溃决的地方；用竹筐装碎石，砌筑坚固基础，深挖一仞筑基，修建五座矶头，全部用石块砌成；旁边设置棱角突出的石脚，形如鸡爪和锯齿，以横向削弱水势。顶部则用三合灰土层层夯捣，多次削平，使之平直如初，可以坐下许多人。矶头下面各自形成了淤泥堆积的小洲，很能阻挡水流；水流向南回旋，大概不必再用竹笼、木桩之类来加固了，已经形成月牙般的形状和垒石般的坚固。至于塘口一带，夹在五座矶头的上下之间，水势猛烈迅疾，水满外溢尤其严重。不久又审度财力、招募工人，沿着江岸标定堤线作为防护，仍然用石料承受水势。每一丈堤分作三层，每层的高度、宽度和尺寸各有差别，大体上下面宽厚、上面逐渐收窄，务求根基高大、基础厚实。凡是原有堤防和旧日道路，便随着地势高低曲折连接，使其与新堤合在一起，完成的堤防有三百余丈，高耸稳固如城墙。从这里一直到麂山决口，使用道府符令发下的金钱和箭矢赎金余款，又招募、发给罪徒中熟练工匠的工钱，按照式样依着江岸掘地筑堤，层数、高度、宽度都相同。于是经费充足，各类工匠纷纷聚集，同心协力，轰轰烈烈地大兴工程。总共修成堤防八百余丈，修筑石矶五座，每座高一丈五尺、宽一丈二尺、长一十二丈。外面又建水府祠和碑亭，共一处；堤防断续相接，支撑连接，涂泥合缝，绵延如十里长虹，使全县具有固若金汤的优势，百姓可以长久享受安乐和利益。从开始施工到工程完毕，共用六百五十天；核计工程费用，用白银若干；使用人工，共计三十余万工。然而费用全都取自罚金，百姓不知道钱财从哪里出；劳力全都通过雇募聚集，众人没有看见自己承担哪怕一件差役，因此说这是有恩惠却不耗费民财，难道不是这样吗？”}], 修筑桑落洲堤后记　　　　　　万衣

译我郡德化县桑落洲修筑堤坝，是主管官员奉巡抚都御史乌程潘公的命令，在封郭堤之后继续修筑的。堤坝延绵七十余里，长度是封郭堤的三倍有余，仅仅五个月便告完成。其间划定地界，督促劝勉，开仓发粮、捐出钱财，费用节省而功效加倍，百姓乐意前来，如同子女奔赴父母；这些劳绩都已详细载在劳右使的记文中。现在又写后记，是因为善后的筹划还要考虑得更加长远，安养百姓的心意更加深厚，并非一篇文章能够完全表达。在工程告成时，都御史说：“从前我在江郡，看到桑落洲的土田，有黑土、沙砾和杂土；江水一涨就容易溃决，何况新筑堤坝土料尚少而不坚实，想要迅速完成实在困难，怎么可以说已经成功呢？”又命按察佥事刘公前来察看。按察公一向切切关心民生疾苦，立即驱马巡视堤上，整天直到吃完饭也不停止，详细察看堤坝虚实情状；他发檄文让九江知府李君筹划方略，让同知宋君专门负责此事，带领百姓再加高若干尺，宽度也按相应标准增加。又沿堤种植柳树不下数十万株来防护；江水所冲的地方，便排列木桩、卷扎柴草来防止外冲；水流聚集的地方，便开渠疏导以避免内部涨水。分段守护堤坝，则由德化、湖口、黄梅、宿松四县的百姓，以及南昌、九江、蕲州三屯的士卒承担；划定疆界，刻石为凭，限定地段，责令各方完成。不到一个月，工程成效便大为显著。这真是忧虑深远、谋划长久啊。过去禹、稷把百姓饥饿和溺水看作自己的责任，伊尹认为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就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他们难道是喜欢劳苦吗？这是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体的仁心。因此先王建立都城、设置城邑，观察丘陵、平原、低湿地的地势，利用水泉，使百姓天天取得水利而不疲倦，安居乐业，没有迁徙来去的念头。肥沃和贫瘠的地区，也都使其均平一致，足以供给郡县的役使而不致困乏。《诗经》说：“流向那百泉，瞻望那广大平原。”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这项工程已经完成了，我又郑重加以考察，急切地唯恐留下一条可以乘隙而入的缝隙，给百姓遗留祸患；这确实是一片诚心，把百姓看得如同受到伤害的人。这不正是禹、稷、伊尹的用心吗？我因此有所感触，便推广他们的道理，写下这篇后记。正学书院记　　　　　　　　　罗洪先 督学宪使敬所王公，因贡院改建修复，取用完好的土材，辅以国库钱币，在其上建造书院。于是巡抚吉阳何公、巡按五台徐公、东泉郑公，都出力帮助建成。中间是崇迪堂，宽阔的前面和后面分别建退食轩、燕休馆，厨房、寝室、厕所、浴室等大小设施一应俱全。左右建号舍，凡各处堂室、门、台阶，都划定界限以避免喧嚣杂乱。外面建夹道，四周环绕围墙，总共建屋若干，可以容纳数百名学生。门上题名“正学书院”。工程始于嘉靖戊午某月，过了两个月将要完成，王公派使者把记文之事托付给我。不久王公升任参政，由宪使沧溪黄公代替他督学，又增建房屋，再次申明先前的嘱托。我没有亲自到过书院门前，只是阅读书信和图样；由此可见他爱护士人非常勤勉，规划也极其宏远。书院命名为“正学”，是为了把这种学问区别为圣贤之学，不与其他道路混杂罢了。我曾考察正学得以彰明的时期，只有孔孟时代最为突出，此后没有比宋代更盛的。然而孔子尚且责备原壤，厌恶乡愿，痛恨异端；杨朱、墨子的辨析，孟子自己说是出于不得已。二程、朱熹、陆九渊对于佛教，往往如同敌对营垒之间彼此进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可见当时的人受到其他学说迷惑，也已经十分严重了。正当学术最为明盛的时候，邪正纷纭，竟然仍不能避免，这又该怎样解释呢？凡是我们所说的求学，没有不重视亲身实践的。在亲身实践之中，如果议论稍有偏差，意念稍有蒙蔽，开始时只差毫厘，流弊却可能造成千里之谬。起初并不是与圣贤之道背离、完全不同，原壤、杨朱、墨子这类情况就是如此。由于这种偏差蒙蔽所产生的流弊，当然不得不加以防范。但亲身实践达到的程度各有所得，又足以改变人的见闻并长久流传；如果不是圣贤已经指明正道，本来就没有人能够察觉其中的细微差别并截断祸患。这就是为什么对其他学说的辨析必然出现在正道最为昌明的时代，也是形势使然。自濂洛学派之后直到今天，讲学的风气遍及天下，也可以说很盛了。但他们是否都能笃实行持身实践呢？是否也有人失于偏差蒙蔽呢？还是仍不免流于空谈，偏差蒙蔽的祸患依然没有解除呢？正学不明，圣贤急切奔走，何止像救助饥饿溺水那样迫切！然而正当学术最为明盛时，其他学说仍会混杂其中。这样看来，议论应该听从什么、违背什么，意念应当轻视什么、重视什么，在今天怎么能不谨慎呢？我正担心求正学的人没有亲身实践的验证，那就无法取得信任，也不能抵御外来的改变。有些人窃取六经的文辞，只把它用于应试功课，不再知道还有其他追求，这就是俗学。他们对于自身和他人都没有多少益处，又怎么能够挽救别人的偏差和蒙蔽呢？求正学的人，应当自己有所体悟。

译峡江练公祠记 我过去读《金川玉屑集》，对练公的为人不胜感慨和仰慕。嘉靖癸丑年登上玉笥九仙台，路过一处废弃的洞穴，当地人告诉我那是练氏祖先的坟茔，我在那里徘徊很久，没有立即相信。后来进入永兴禅院，老僧亲自讲述自己因受牵连而获罪的经历，常常说到练氏田产被没收的事情，并且说：“从这里向南走三里左右，靠近江边有块地方叫三洲，那就是练公的旧居。”又向南走一舍到达玉峡，峡江由此分县，练公正是今天的峡江人。我听后惊动不已，便命前导带路；到达那里，只见荒烟衰草之中，中门、厅堂、台阶和围墙的遗迹隐约可见，台阶右边有几座坟墓，都是被赦免归来的人，姓名还可以逐一指认；于是我和赵子良先生不知不觉痛哭流泪。附近黄氏的长者和聚集观看的人，也都彼此相对洒泪哭泣，并且把练氏的家世详细告诉我。练氏本来是淦县东面的东山人，到练公的伯父尚时迁居三洲，练公就出生在那里。等到练公中第，又迁回淦城居住。洪熙改元时，朝廷赦免了他的家族，全部恢复原有产业。于是东山、三洲仍归练氏所有，而城中的产业则交给陈氏女婿以及黄氏诸人。他们所说的就是这些。练氏过去与黎、黄、刘三姓都很有名望；黄氏邻近练氏，又世代通婚，却独受最惨的祸患。两家的土地犬牙交错地相互嵌入，他们并没有因此怨恨暴虐之事，反而流泪说出了我从未听闻的情况。唉！这难道是因为有所谋利才这样做的吗？起初，钱守琦因峡江县的请求，在凤凰山顶为练公建祠。淦县士人喧哗说：“练公是淦县人，与峡江有什么关系？”甚至写信辱骂他。峡江方面却不因此改变。那时故老相继凋零，可惜没有人把三洲的情况告诉他们。三洲隶属于淦县，就由淦县祭祀；隶属于峡江，就由峡江祭祀。淦县和峡江都是练公的故乡，为什么要选择其一呢？陈乔名义上属于庐陵，却在当地祭祀六一居士；六一居士生于吉水，却在恩江享受庙食。神灵的归属不能完全测知，究竟在那边，还是在这里？在庙中祭祀，在庙门外举行延祭，两地共同前来，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淦县人又何必怀疑峡江呢？我只是想到，淦县争祀者，好比家中有珍宝，害怕别人夺走；练公在淦县，淦县就显得尊重。峡江争祀者，好比宗庙中执掌祭祀事务是一种荣耀；练公在峡江，峡江就显得尊重。能够使淦县和峡江都受到尊重的，不过是一个“死”字罢了。人谁没有一死？练公为什么偏偏能以死使淦县和峡江都受到尊重呢？因为他忠于所事，知道自己不得不这样做，同时又正合自己内心的安宁。所以，知道练公不得不死的心，就知道淦县和峡江不得不祭祀他的心。推究今天不得不祭祀的心，就可以理解当年不得不赴死的心。这种“不得不死”和“不得不祭祀”的心意，聂公不能向淦州和峡江人强求，淦州、峡江人也不能把聂公的事据为私有。峡江之争，淦州本来已经有过说法了；但淦州人不认为事情可以到此为止，反而一定要祭祀聂公。他们心里大概在说：“那个在淦州受祭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即使因此遭到防备、辱骂，也不能回避。”聂公的灾难，人们本来已有议论；但也不认为事情可以到此为止，反而一定要为他赴死。他们心里大概在说：“那个为人而死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即使连妻子儿女都被杀戮，也不能回避。”这就叫作自靖。所谓自靖，就是把自己的心意完全尽到，然后才能获得安宁。仁，就是人的本心。把本心完全尽到，就是求仁而得仁。这正是伯夷、叔齐被孔子称为贤人的原因。伯夷、叔齐饿死了，而商朝并没有因此灭亡；但百代以后，凡听说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受到激发而奋起的。因此，峡江的祀典本来就是一定要争取的。唉！淦州的祭祀，使聂公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但难道不想想我们自身也有应当重视的地方吗？峡江的祭祀，使聂公获得了安宁；但难道不想想我们的内心尤其有应当安顿的地方吗？内心之所以不能不这样，并不只是临难时才有；从日常的言语、行动、饮食、呼吸，一直到纲常伦理，每天与我们相遇的事情，不知有多少，却没有一件能像峡江争取祭祀这件事一样，立即使人获得安宁，这又是为什么呢？即使能够使内心安宁，也不过是在顷刻之间发生转移罢了，哪里能够与聂公的一死相比呢？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一味对聂公感慨仰慕，把这种感情看得很重，那也就浅薄了。钱氏祠堂题名“自靖”。按照旧例，人们忌惮登山涉水，通常请求在原处主持祭祀。行署通判何公坚巡视县境时，认为这样不合礼制，开始商议迁建；知县王君陈防、濮君桂又相继完成了这件事。濮君把祠堂迁置在山腹，规模颇为狭小。何公又捐出俸禄，开辟山麓，并把仓址和旧寺地基合并扩充，在下面建成求仁书院。陡峭的石阶和曲折的小路，直接连接祠堂；祠堂开阔明朗而又宏深，祭祀有固定的仪式。又在山顶建亭，题名“高山仰止”，把眺望延伸到亭上。三洲的烟草景色，全都可以在举手顾盼之间收入眼底。唉！聂公已经没有自身和家室了，难道还会计较人们是否祭祀他，以及祠堂离三洲远近吗？然而，靠近三洲却不在那里祭祀，当然更不能慰藉峡江人的心。因此记下这次工程，并把道理详加论述，用来告诉后来那些感慨仰慕聂公的人。《石钟山记》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石钟山，认为风吹起细小的波浪，冲击山石便发出声音，但没有详细说明其中的原因。苏东坡夜间把渔船停靠在岸边，在山下探听它发声的原因，认为是山石有许多孔窍，于是写文辨析，以补充前人的遗说。丙午年春天，我经过湖口，面对深渊上下的两座山，看起来都像钟形，而上面的那座钟山尤其奇特。当时湖水还没有上涨，山麓全都露在水面上。我沿着山石攀登，起初像看见伏在地上的战车，昆阳之战的旌旗、矛戈森然排列。再往深处看，便像纵观咸阳城，千门万户，罗帷绣幕，低垂掩映。进入其中，又仿佛佛家所说海神献上珍宝：珊瑚、珍珠、贝类，金光碧彩，在惊涛巨浪中交错显现，无法分辨取舍。斜眼看去，垂下的像悬挂的磬，侧立的像萌发的竹笋，有缺口的像莲藕剖开，环曲的像玉玦相连。自从我居住山岩洞穴以来，攀登险峰、经历艰险，还没有见过像这里这样奇异的景象。声音本来确实要从孔窍中发出，如果孔窍内部塞实了，也就会沉闷无声。因此，钟的形制，通道直则声音震响，通道狭窄则声音郁滞。石钟山正是因为内部空虚、外部有孔窍才形成这种声音。内部空虚处大，孔窍处小，所以声音传出有余，回响也传得远。如今瓮、盎、罂、卣都是空器，向其中注水后，瓮、盎的声音不如罂、卣响亮，这就是内部、外部大小不同的验证。苏东坡把船停在岸边时，没有亲自观察山麓，所以仍然留下了未尽的论述。唉，山石本来没有声音，内部空虚尚且足以使它发声，何况人的内心呢？这座山在彭蠡湖水流入长江的地方，众多水流奔涌急驶，急流回旋，漩涡冲射，日久月深地冲削消蚀；山石虽然坚硬，也经不起水力长期作用，所以它的形状也充分经过了钻研、磨削、刮削的功夫，光莹洁白如玉。那些还没有浸入水中的石头，颜色暗淡，纹理疏松，粗顽而盘曲，和水中的石头大略都不像。那么，风吹波荡，对山石造成作用，使它形成孔窍，难道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吗？因此记下这些，等待好古之人考察。

译《崇仁新建两城记》从抚州向西走九十里，就是崇仁。这里山谷秀美而深远，中部开阔平坦，四面延展开去。进入郡境，并不是偏僻的边远地区，而是交通要冲。四方奇异的事物很少有能延续数百年的。城郭防备不完备，百姓也没有感到紧迫。县治临近巴水，街市相连，居民交错聚居，南北相接，几乎分不清郊野。此地以三耆为号：北耆排列着官署、寺庙和学校；南面有东西两耆，百姓聚集，民风淳朴，没有其他困苦。嘉靖辛酉年夏天，边境防备松弛，闽、广盗寇突然进入，三次进犯抚州，焚烧抢掠，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同年秋天，都御史胡公松奉命督军进入境内救急，使抚州脱离盗寇残害，又用安抚、整治的办法使当地恢复安定。到了崇仁，他悲悯地叹息说：“没有城，哪里有县邑？没有百姓，哪里有城？这件事责任在我。”得到上奏批准后，冬季防务将至，李知县呈英接任，官府钱财迅速拨出，工吏又勤勉能干。于是从山中开采石料，石质坚硬而方正。用石块砌墙，覆盖砖瓦，高低不同，颜色也有差别。于是修建南、北两城：北城周长八百一十余丈，高度超过一丈九尺，墙厚取高度减去五尺，设五座城门。南门接近百姓，北门朝向北极星；东门题为“东作”，西门题为“西成”；横跨梁水而向南的一门，叫作“通津”。南城的高度和厚度与北城相同，周长增加十丈，五座城门和北城相同，门名也按照方位命名。南北两城的楼橹都雄壮华美，通津门上方的城楼名为登云阁。阁右边的石级与学校相连，象征士人登进，士人因此奋发而起。百姓又惊讶又欢喜。重重城墙、层层城垛，两城并峙，夹护着溪流山岭，彼此映带，巍然形成巨大的屏障。工程从夏季五月开始，到初冬完成。所用人工以工日计算为数万、数千，所用钱财以金计算为数千、数百。规划简明而宽裕，限定期限，务求不出差错。君子认为，胡公对抚州的营造尤其深厚，对崇仁留下的恩惠也尤其长远。于是李县令思念胡公的功劳，让这些工程长久不致毁坏，派诸生方湖、余时越越过县界前来请求我写记。考察“三耆”这个名称的由来，没有人知道始于何时。解释者说：“耆，是致意，也是老的意思；不用烦劳百姓服役，就能使他们享有长寿。”又有人说：“耆，是长的意思，是雄长邻邑的意思。”圣人役使百姓，总是先把事情准备好，以防变故尚未萌发，所以经常预先准备，不至于仓促；正因为预先准备，往往又轻视事情，不认真对待；正因为事情紧急，才会心怀恐惧，采取很多惩罚。受到惩罚后才去做事，做的是自己本来想违背、所厌恶的事，谁能忍受呢？后来崇仁修建两城的事正是这样。唉！如今役使百姓，劳力和费用不知比修建两城多出多少，却仍然终年勤苦劳作，眼巴巴地得不到休息。他们哪里知道百姓的急难是什么呢？我悲叹那些善于以惩罚促成事情的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数百年才遇到一次，崇仁能够遇到胡公，已经是幸运了。今后数百年，大概不会再有劳烦百姓服役的事了。两位诸生来到这里时，听到北城有人歌唱：“北面有城门，南面有邻里；我有饮食，我的父母长寿；保有聚集的财物，谁敢欺侮我的百姓？”南城的歌唱道：“城门有城门，外郭有邻里；向西，向东，谁来拥戴？谁来亲近？若没有我胡公，谁来惠及我的百姓？”唉！如今这件事可以永远流传了。“三耆”这个名称，三耆的称号已经得到验证。此次工程，邻近各县都承认崇仁以两城相望而地位最重，镇守之地独称雄长，这些都是胡公主持的。胡公的功勋谋略，正宏大地体现在这里；这只是他余下的功绩罢了。因此写下此记，告诫后来役使百姓的人。《宜黄新城记》 谭纶 宜黄县在抚州府治西南一百里，位于临汝水上游，在宜水、黄水合流之间，所以命名为宜黄。县治旧为黄填镇，宋代以前隶属多有不同。开宝年间升镇为县，改用今名。这里地处偏僻，土地肥沃和贫瘠各占一半；风俗是男子耕作、女子纺织，士人学习诗书，崇尚实行道义。人们不知道经商等末业，因此没有偷盗、斗狠、奢侈浪费的习气，称得上容易治理。不过这里稍微靠近汀防，又与崇乐接壤，常常为邻境的震动而忧虑。正德年间，终于发生了斩关盗库的事情。辛酉年，闽、粤不安，有五百名盗寇从南丰道路进入，停驻在止马巡司，抢掠县城南部后向西进入崇仁；又返回县南，经棠阴、神冈，把掳掠的物资捆扎装载而去，仿佛进入无人之境。到了秋末冬初，盗寇一共来了五六次，人数多达数万，六县郊外几乎被焚烧抢掠殆尽。当时只有临川附郭、东乡原有城池，金溪城也刚刚完工，因此得以免祸。崇乐、宜黄三县没有城池防备，惨状极其严重。于是天子更换抚臣，命大中丞滁上柏泉胡公松来督理军务。胡公奉命兼程直奔临汝，重申命令和法纪，陈列军队以激励士气，盗寇于是连夜逃走。胡公因此召我进入幕府，询问善后计策，我首先以修建城池、巩固根本，整治军队、迎战敌寇回答。胡公赞许并采纳了我的意见，立即下檄文给有关官署，给崇仁、乐安、玉山、贵溪、弋阳等没有城池的地方一并修城，而宜黄实际上最先动工，因为盗寇曾经从这里出入。前任守令陈君元琰接任守令刘君价总管工程，县令杨君淮专门负责此事，知事潘君重监督工程；勘察规划由我奉命办理，倡导众人出力，则以巨室鸿胪署丞刘君森、通判黄君肇、知州刘君应明首先出力最多。于是万杵齐鸣，百姓像子弟归来一样踊跃服役。城墙从凤山右侧山腋起，沿北山向西，到达仙人石；又依循南丰石，向南转到岳岭，向东临近河流，最后抵达凤山左侧山腋。全长一千三百余丈，宽一丈二尺，高度为宽度的两倍，修筑城垛二千七百座，设大门四座、小水门二座，费用仅二万金。计算工期还不到一年便完成，巍然如天然险阻，保障一方。胡公既然以安逸的方式役使百姓，又向朝廷请求工程费用，以官府钱财供给事务，所以收工这样迅速。胡公又命令给各门题名：南门叫“陟华”，因为华山在它南面；北门叫“附凤”，因为凤山在它北面；东门叫“通津”，因为两条水流交汇，可以通行舟船；西门叫“固始”，因为那片地方从西面而来，跨山越岭筑城；百姓居住稀疏，使后来的君子看到门名便思考其中的意义，并加以推广。城池建成后，盗寇又将到来，派人侦察，知道这里已有城池，便停止进犯。于是百姓有了安宁的居所，便凿取石料，请求我写记。杨君于是封缄礼物，带着言辞来请我作记。我犹豫不敢答应。侯君继任后，请求作记更加急切。我说：“诸位一定要我作记，难道不是因为我曾经参与过这项谋划吗？”我跟随胡公交游已久，知道他的学问深厚，敢于请求谈谈胡公的学问。胡公的学问，以万物为一体，以至诚为根本。因此他从政，所到之处都为百姓兴利除患，建立长久的事业。像胡公这样诚心与才能相结合，不是这样吗？否则，为什么自从设立县治以来，上下数百年之间，每逢事情来到总是仓皇不能办理，事情过去便罢休？这不是平常的事情，所以必定有待于非凡的人来办理，难道是偶然的吗？后来的君子如果能根据胡公的功绩来探求胡公的学问，那么这座城即使与天地一同长久存在，也是可以的。《田公堤记》 吴国伦

译不久前我再次游览南康白鹿洞，因而经过五里桥，沿紫阳堤进入船中。一路上遇到的行人、河上的渔夫，无不异口同声地称颂郡守田公的贤能。过了一年，南康来过我门下的数十位诸生，带着书籍，由黄裳来为田公堤请求我写记。田公在南康任职时，善于培养士人，并且厚加体恤他们的个人生活；又曾重新迁建郡、县两级学校，选得良好地点，于是贤能人才相继被录用，士人都感念他的恩德。他修筑这道堤，也是为郡学作长远打算。郡学临近南城，南城正对彭蠡湖的一面；彭蠡湖承受章江、贡江、弋江三江之水，形成巨大的水面，这就是《禹贡》所说的“向东汇聚成彭蠡泽”。扬澜左蠡一带，水流悬空奔下，号称江湖中的绝险。南康凭一座斗大城池扼守此处，难道能保证没有山崩水冲的忧患吗？宋淳熙年间，水势渐渐逼近城西。当时晦庵朱子任郡守，大规模修筑堤坝来阻挡水势，直到今天仍称为紫阳堤而不朽。近些年水势转移，渐渐向南，南城百姓为此忧患，便告诉田公。田公察看地势，心中产生隐忧，于是召集僚属、士人和百姓坐下商议。如果失去堤坝，狂暴的水浪将要侵蚀我们的城基。城基一旦被侵蚀，那么依城搭屋居住的人家岂不都要陷入水沼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一口〕 依托城墙而建宫室的人，岂不都要变成道路吗？主管官员如果避忌谈论事情的名声，坐看灾祸遗留给一方百姓，那不是明智；但土地贫瘠、年成灾荒时，突然兴起大工程，使士人百姓更加困苦，也不能说是仁爱。向西看紫阳堤，先贤留下的规矩还在那里，庄严地成为后来人的榜样，我们应当谋划修筑它了。考察朱子治理堤坝时，曾告诉转运使王某，得到钱一百万、米五百斛；又告诉提刑赵某，也得到钱一百万；徐转运又拿出一千缗相助。这是当时的情况，如今应当向谁请求才可以办成呢？我听说神灵依靠人来施行，我想向明神占问，看它是否能帮助士民的神灵；如果不能，就是守护此地的神灵不能与人神相和。于是我在元帝宫斋戒洁身，请求拨出香火资财的余款数百金；又上奏并致书给两台诸位监司，众人共同商议后施行。于是召集工匠，开采石料，聚集佣工，拿着畚箕铁锹，在距城约半里的地方层层筑成长堤，从大南门绕过文昌阁、黄婆矶以下，延伸一千余尺，宽约二十尺。田公又常常撤去车盖，减少随从，巡视工程并慰劳劝勉工人。工人们登登冯冯地忙碌，参加工程的人一天比一天更加忘记疲倦。不到几个月，堤坝就建成了，坚固如营垒城壁，险要如天然壕堑；外面抵挡风浪，里面遮护城郭，居住的人安居无忧，船只像鱼鳞一样密集，再没有水淹、漂流、溺死的祸患。而学校宫室巍然高耸地临在堤上，又像鸟翼一样使地势更高，使四周更加秀美。士人百姓聚集观看，又喜悦又感叹说：“壮观啊！如果不是晦庵先生重新出现，谁能做到呢？”于是把它命名为“田公堤”，大概是要和紫阳堤并称。田公名琯，字希舜，是闽地大田人，由进士出身。《聂文定公祠记》 朱大器 卫国文定公聂先生的第十一世孙北溪君宣，和他的儿子鋐召集族人共同建成这座祠堂，用来祭祀聂公。聂公是宋代人，名子述，考中绍熙年间余复榜进士，屡次任官，升至吏部侍郎；后来出任西蜀统帅，任职历练，建立功绩，被封为卫国公，退休回乡。适逢县里盗贼发生变乱，朝廷商议将旴城屠杀，聂公听说后，便单骑来到军旗下，竭力陈述百姓的冤屈，于是旴城得以免难。郡志记载聂公能够使旴城数千万人获得生存，这件事可以考证。聂公去世后谥号文定，皇帝下令葬在本县龙塘里，并建无极庵祭祀他。嘉靖乙未年，天台石梁王公来任此郡太守，修整祭祀典礼，把聂公奉入乡贤祠，又从官府钱财中拨款修葺墓道。年代久远后，无极庵倒塌，不便于瞻仰省视，这就是北溪君新建祠堂的原因。祠堂始建于壬戌年，到癸亥年落成。正堂三间，里面是寝室，供奉木主；左右厢房存放祭祀器具。正堂下面有享事之堂，是举行宴享的地方。外面是廊，廊右边是门，门额题为“文定公祠”。祠址高敞开阔，可以登临眺望，远近景物环绕可见，巍然成为一处伟观。北溪君曾向我请求写记，我很久没有答复。如今我服丧期满北上，他又重申先前的请求。我是他的乡人，也曾经蒙受聂公的恩德，怎么敢推辞呢？考察传记所说：“仁厚的人一定有后代。”看看聂氏，不正是这样吗？当年聂公在宋朝任职时，对国家有功劳，所以国家封赏他；他归乡后，对乡里有功德，所以乡里祭祀他。深厚的仁德和恩泽，必将引导并护佑他的后代。传到第五世，有元升公，以进士身份隐居不仕，品行清正高雅，一时闻名。学士邵庵虞公、曼硕揭公与他相互唱和，遗留下来的书迹至今仍在，直到今天人们还仰慕他。到了我国明朝初年，第七世祖思敬公因学问品行被推荐举用，担任本县学谕，不久考中进士，升任柱史。又经过几代，到了侍御公任之的政事、翰林公循之的文章、节推公兴之的明允，前后人才相望，都有光明显著的事迹可以叙述。如今北溪君忠诚正直、仁厚宽和，在家庭教育上严格；他又启发贤能的儿子，使其积累学问、喜好修养，等待在礼部考试中夺魁，正要接续前人的步伐登上青云，以光大文定公的事业。他的各位子弟都振作奋发，子孙绵延，好像泉水涌出、火焰正旺。多么盛大啊！积累深厚的人，发扬起来一定盛大；但必须有善于作文的人把它写出来，才能流传久远。我没有文才，哪里足以使它流传久远呢？只是特意写下此文，以补充国史遗漏，也进一步证明聂氏确实有贤良后代。《忠义亭记》 胡直 族人住在社溪的蕲州守近湖先生，和他的侄子常州通守济川，写信给族侄某人说：“先祖可山、静山二位公，都是以平民身份为宋朝而死的，这些你所熟悉。前些年，幸亏二公被列入台州仙岩的从祀，又在郡中的螺山祭祀，都排列在信国丞相文天祥左右作为配享，这也是你所赞同的。然而这两个地方都得到名贤撰文记载而流传久远，唯独站口原有的忠义亭已经毁坏很久。嘉靖丙寅年，奉督学徐公檄令，在金台渡口迁建，耸立起一座亭子；亭中树立木主，祭祀丞相，二公各以木主配享。这些工程都是二公子孙自行出力开始修建的。台州通守的侄子济世负责筹划安排，而常州的侄子出力最为殷实。过去两郡因为丞相而推及二公，如今子孙又因为二公而尊崇丞相，都是由于忠义的缘故，至今已经二十年了。这是你经过这里必然会徘徊的地方，不能没有文字来记载此事。我考察省志、郡志、县志以及各种典籍和家谱：可山公名文可，有谋略，擅长骑射；当丞相文天祥整顿军队、勤王救国时，公散尽家产起兵义举。前一天晚上，丞相梦见火，第二天看见公穿绯色衣服到军门拜见，非常高兴地说：‘难道是上天把他赐给我吗？’于是给他改名为梦炎，征召他担任都巡。”

译他又曾赞叹公推开蓬门与自己相见，说公有忠肝义胆、忠勇之才。等到丞相兵败，可山公在被捕期间逃脱归来，又聚集军队赴难，到了迳口，战马跌倒，他因此死去。静山公名文静，是可山公的弟弟。丞相曾经过龙泉，访问妹夫彭震龙并留宿在公家，静山公得以一同拜见，被署任为提督。可山公后来带兵经过赣地，写了两首诗寄给静山公勉励他，希望他奋发成为奇伟男子。不久元朝灭亡宋朝，天下完全成为元朝所有。静山公仍然高亢不屈，不肯服从。元兵将要屠杀泰和县时，何侯说：‘如今不安定的只有胡文静一家，县城百姓有什么关系？’于是召集乡兵进入冶峡，捉拿文静公到站口，想招降他。文静公仍然高亢不屈，说：‘我宁愿死，也不背负宋朝！’于是被杀，家中数百口也被屠杀。当时人们悲悼二公兄弟为国而死，称胡氏为勤王之家。只是元朝时期人们仍多忌讳谈论此事。明朝兴起后，县侯余公耀经过站口，向老人询问才得到这件事，于是在那里为兄弟二人修建忠义亭。后来亭子毁坏，便迁到金台渡口，就是现在修建的这座亭子。静山公的事迹只有杨文贞、王文瑞二位老先生记载，县志因为过去忌讳谈论此事，反而将它遗漏。县里的唐侯重修县志时，我多次向他谈及静山公的事迹，唐侯本来很惊异，想把它收入志书，但负责此事的人平庸昏暗，最终阻止不予收录，真令人悲痛！” 二位公当时一心只在宋朝，哪怕牺牲数百口人也毫不顾惜；他们是否受到祭祀，事迹是否被记载，亭子是否存在，又哪里值得计较呢？古代忠义之士很多！正因为心怀忠与义，所以各自都有所承担。有所承担，就希望所承担的事业能够保存；若不能保存，就不能不与它一同灭亡。因此，有承担一座城池便为一座城池而死的，有承担一个国家便为一个国家而死的，却没有像二公这样承担中华、为中华而死的。丞相是宋朝大臣，竭力承担国家却不能使它保存，死去本来就是应当的。二公本来只是普通百姓，而静山公又处在天下都归于元朝的日子，竟然拿着钱镈、棘矜之类的农具，想要抗拒元朝。这正是我一向认为古今特别罕见的事。如今仍然有幸，各地都陈列祭器祭祀他们；子孙兴盛，读诗书、佩缨组，乡里的评价和做官后的操守，都没有背离祖先。如今他们又在忠义亭毁坏之后共同修葺它，几百年之间，如同揭示日月、震动雷霆，瑰伟奇异，足以慰答人心、鼓舞世教。谁知道将来不能像夷齐依附孔子那样，附着于文天祥而流传后世吗？作为二公的子孙，平时想要效法忠义，最重要的就是有所承担。有所承担便应当献身；不献身，也只是各自要看合适的时势罢了。于是先生又督促他的儿子南宫士某、侄孙太学生某等来催促我写记，我恭敬地写下此文作为答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宝墨亭记》 王世贞 大江以西山水最为优胜的地方叫匡庐；匡庐最优胜的地方叫瀑布泉；而开先寺独自占据山中的要地，正对瀑布泉的壮观景色。因此，寺中最优胜的地方就是开先寺。寺门旁边的寺院中，最优胜而且最高的是鸣鹤峰。由开先寺向西稍行，便可看到瀑布、双剑诸峰、香炉峰、文殊峰的胜景；在这些景物环抱之中，最优胜而且最高的叫太子读书台。南唐中主李璟任宰相时，曾寄居于此。有一块石头平整如砥而竖立，高一丈多，横向三分之中刻着宋代黄文节公黄庭坚亲笔书写的《七佛偈》。石头左边，是明代新建伯王文成公王守仁平定宁王之乱后归来，刻石记功的地方。王文成公在书法八种笔法方面不能胜过黄公，但这篇刻书却是他的上等作品，用来和黄公的下等作品相比，于是略可相提并论。观赏的人也一并认为二者都很伟大。王文成公刻石是在正德庚辰年末。嘉靖元年辛巳，我朝世宗即位，改年号为嘉靖。于是观赏者更加认为这件事神奇。又过了四十多年，我的弟弟敬美分巡南康，平日自称为“匡庐长防”。如今少保潘公时良以中丞身份巡行部内，带着敬美一同来到这里，四面观望而感到快乐，回头说：“这里难道不可以建一座亭子吗？” 让亭子遮护那两块刻石，也让游人的脚步得到休息，可以从容地观赏它们。敬美说：“可以。”回去后打开行囊，得到过去饯行赠送的润笔钱，便筹办材料、砖瓦，修建亭子。亭子不能供客人饮酒，于是在旁边的空地上建楼。楼不能完全看到瀑布，于是又在旁边向西伸出建阁，像鸟翼一样护卫它。润笔钱用尽而不够，便一点一点捐出俸禄和公廪钱接济。仍然不够，南康卢守整和邑令尧夫也捐出俸禄增加费用。大概敬美调任左臬之后，工程才报告完工。于是用张曲江的话给阁命名为“紫氛”，用李供奉的话给楼命名为“云锦”；因为亭子遮护二公的刻石，所以命名为“宝墨”，并且都亲自书写匾额。又说这座亭子，是潘公回顾此地并嘱托修建的。敬美回来把这些告诉我，请我写下事情的始末。《吉水县重修儒学记》 曾同亨 吉水儒学创建于宋天圣四年，位于县治左边稍后约一百步处。起初学校朝向东，庆元年间主簿李恕已经和县人商议，改为向南，就是今天的学宫。明朝初年沿用这一格局。当时，科举登进士及第的人数在全国各地名列前茅，名流和贤能辅臣中，那些功勋、气节照耀史册的人接连涌现，可以说盛极一时。嘉靖甲寅年，有关官员因为科举成绩偶然间出现间隔，广泛采纳博士弟子的意见，把先前民舍全部拆除。此后学宫宏大宽敞，轩廊开阔，巽峰在前面高耸，像飞奔的龙、跃起的马，成为一时的规划，与旧貌相比完全改观。然而没有多久，长官便仓促调任离去，没有来得及完成改旧建新的事情。二十年后，万历乙亥年，楚黄涵斋江侯来任县令，刚到任便恭敬拜谒文庙，认为棂星门低矮简陋，不能显示瞻仰礼敬之意，便再次商议重建。恰逢当时财力窘迫，未能实现。又过了两年，年成大丰收，便拨出赎罪钱的余款，发檄命少尹、漳浦许君贞按规制总建。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左右两庑、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孝子祠，以及祠亭下至马厩、仓库、厨房浴室、斋舍、官署，凡是栋梁、椽桷、覆瓦、台阶、砖石腐黑、弯曲、折断的，都依次修缮完毕。

译后来又根据风水家的说法，改动文盛桥东面的道路，使道路沿桥向南，再向左转从经济坊进入，以便与孔道相合。又把学宫西面低洼的地面增高，共若干丈。到这时，学校的规制才完全具备。又因为诸生在其中讲习学业，廪饩供给不及时，无法彰明受餐的意义，于是用若干亩学田增加膳食供给。对于士人中贫困到不能举行婚礼、葬礼的，每年拿出盈余，按等级给予帮助。于是文学西安黄君韶和他的同僚、钟祥毛君炳对江侯说：这项举措对章逢县的功德极其盛大，应当有文字来告诫后人。我认为，有关官员对于学校，扩展它的狭窄之处，使它高峻，整饬它漫漶损坏的地方，用来嘉惠本地士人的辛劳，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共役使若干民夫，工程费用若干。江侯名沛然，是楚黄冈人，隆庆辛未年进士；他为政专心爱民，又严格约束属下，声名显赫，享有神明般的声誉，因此人们乐意为他服役。凡有工程，费用节省而事情容易办成，大都如此。《建永丰县社仓记》 詹士龙 社仓的制度从隋代开始。我曾读胡氏“赈济饥荒没有比接近百姓更重要”的说法，知道它很便利，只是论述简略罢了。后来读李侯上奏给当权者的条陈，说：“设置社仓有八种好处。官仓的粮食有限，遇到荒年全部发放，县里就没有多余储藏，形势萧条；而且恐怕下一个荒年接着到来，拿什么作准备？又恐怕动乱从饥荒中发生，就更加难以支撑。因此每次只稍微发放一些，来解除众人的饥饿，同时一定要多留一些，来培植一县的元气，这是官仓的常规。如今有社仓粮食可以补助官仓的不足，那么县里就有不会枯竭的储备，人心也自然壮实起来，这是第一种好处。每次发放官仓粮食，有时里长虚报姓名，有时富裕百姓冒充贫户，真正进入饥民口中的还不到一半。如今各都各有仓，本都发给本都的粮食，富户、饥民彼此熟悉，欺骗蒙混县官的弊端，必然不能在社长、社副面前施行，所领到的就都会是饥民，这是第二种好处。壮年人空着肚子负重，尚且承受不了；至于寡妇、孤儿在家，老弱者困顿在路上，更不能翻山越涧，从乡里到县城争相领取一儋一石粮食。如今由各都百姓领取本都的粮食，哪里还有比这更近便的呢？这是第三种好处。每次发放官仓粮食，有奸民用假姓名领取，有顽民强横凶悍而不归还，结果即使名义上是借贷，也等同于免除。” 如今闾巷、村落中土著居民的姓名，平时已经查得很清楚；穷困人家的公共粮食，谁肯容许他们拖欠呢？这是第四种好处。官仓粮食只在荒年借贷，平常年份不借；民间通常借一石粮食要加利息四五斗，如今只加一斗，这样仓中就有逐渐积累的利息，百姓也得到轻利的好处，可以随时应付借贷，这是第五种好处。盗贼偷窃抢劫多从附近地方开始，因为熟悉门路；如果能够得到粮食，便可以度过饥荒，夜间警报也不会发生。这样富家拿出粮食，既得到救济他人的美名，又获得保卫自己的大利，这是第六种好处。乡里有孝子、节妇贫困得不能维持生活，以及孤儿尚未婚配、亲人去世尚未下葬的，由里正按公事呈报，各自实行周济帮助，就可以敦厚古代风俗，倡导义行，这是第七种好处。年久以后，利息增多，可以购买田产收取租税；社租收入增加，仓中利息更加丰厚，能够救济的人更加广泛，流传下去而永不废毁，永远没有荒年忧患，这是第八种好处。”这大概阐明了胡氏尚未充分展开的意见，使千年以后的人豁然明白，这项举措是救济荒年的伟大谋划。李侯如果不是全心体察百姓疾苦，像明烛一样洞察情况，怎么能谋划得这样周密呢？侯名思敬，是海陵人。他才华出众，气魄雄伟，卓异不凡，慨然有澄清天下的志向；上柱国文定公是他的祖父。文定公在嘉靖、隆庆两朝任职共七年，当时朝廷安定，内外都享有福祉，家藏的经史典籍仿佛可以想见；侯君继承了他的学问，治理天下、安定百姓的谋略，已经广博浩大地积蓄在胸中，用来治理一个丰县，怎么会不使它得到滋润呢？在此以前，开府四明王公曾下檄命州县恢复社仓，却没有人等到左脚迈出便先响应。侯君熟知社仓的益处，首先积极承担此事。只是旧仓已经成为荆棘丛生的废墟，难处在于重新创建；官府钱财很少，缺乏收购粮食的资金，难处在于露天积储。想督促百姓，又怕财物很快耗尽；不督促百姓，又怕没有米而无法做饭。侯君苦心思索，谋划兼顾公私的办法，认为不如以义理倡导，以法律辅助。因此议论修建仓廒，便用义理募捐，富裕之家出资相助，他首先捐出俸禄一百八十金作为旗帜；议论储粮，便依法征集：粮食不足一石的免除，达到一石的每石征收五斗，而且暂时只征一次，今后不作为常例。我又借出赎罪钱来增加数额。文书呈给两台监司和郡守，获准后便向百姓下令。有人起初说：“那些传舍之人尚且急切地盘算自己的利益，何况土著百姓怎会不为自己打算呢？”侯君考虑材料、召集工役，百姓如雷鸣般行动、如蜂群般兴起；不到十天，城乡各处都突兀地建起仓廒。随后，装袋的、背囊的、挑担的、用车运送的，肩膀相磨、脚步交错；不到十天，便聚集粮食八千三十二石有余，各处仓廪都装满了，地方元气充足。侯君大概已经希望看到安宁和成效了。只是这种征集粮食的办法似乎像是新创的，其实社仓始于隋代，长孙平上奏，命令民间每年秋天每家拿出一石以下的粟麦，按照贫富承担差等。唐朝仿照这种制度，韩仲良上奏规定王公以下每垦田一亩缴纳二升；永徽年间又规定各户出粟，上等户五石，其余各等各有差别。可见先民的产业早有法度，只是长久废弛，才逐渐湮没。若不是有侯君的学问，若不是有侯君的见识，哪里能做到这样？由此可知，学问和见识对于治理的关系实在重大。直到今天，凡见到此事的人，没有不称颂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古人说：“非同寻常的根源，百姓会感到害怕；等到事情成功，天下便安宁无事。”说的就是侯君。过去朱晦庵先生用常平米六百石赈济借贷，后来积累利息米三千一百石，使一乡得到饱足。如今侯君储备八千余石，计算以后又会达到什么数量呢？社仓六十二所鳞次栉比、相互连接，更远远超过前代。只希望将来的人想到侯君创业的艰难，沿袭旧制而不使它废坠，学习侯君宏大深远的志意，反复推演而使它更加发扬，那么八种好处在丰县世代存在。即使如此，天灾流行，哪个国家没有呢？这项举措可以推行天下，也可以流传万世。如果合天下、万世而共同实行，那么侯君的德泽将广大无边，区区一个丰县又算什么呢？这项工程中，徐刺史学伊、郑鸿胪钟都乐意相助，而且都在本曹官员中率先出力，正可见他们喜好义举。工程完成后，百姓于是共同商议，在岘山刻一片碑记载侯君的功绩；两位先生便鼓动大家，将此事刻石完成。于是请我撰写记文。我恭敬地答应了。这不只是为了记载侯君，也用来告诉天下万世那些负有救济荒年责任的人。至于仓储权宜分合，粮食征收的增减，谨慎管理钥匙，进一步防备意外，都是良好的规划。详细内容在侯君的记文中，这里不再全部记载。《诸侯丈量记》 王懋德

译东乡过去不是县治，分属饶州、豫章、金州、汝州之间。到武宗时期，才因为盗乱创设区域，户税全部从各郡划拨而来。当时百姓正苦于兵火，一旦拆分并入新县，喧嚷不安，好像失去了安居乐生的愿望；至于都、图、里、田亩的界限，钱粮赋税的虚实，都来不及核算。东乡新任县令和掌管图籍的人，没有预料到其中的弊端，概然接受；藩司、按察司、监司以及二千石长官，又哪里能够一一为之清理？于是使没有一寸土地的人缴纳虚假的税，田地连片、遍布郊野的人却常常漏过赋税之网，东乡百姓因此更加憔悴。此前，历任治理此地的官员，每当看见粮额有多少虚耗、逃亡绝户有多少需要征收、拖欠有多少，没有不暗中忧虑，想为此均平赋役；然而有的害怕事情太难太大，认为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办到；偶尔有一两个才智足以办理的人，又自认为调任日期将至，没有时间替百姓作长远打算。谁还会设身处地、真切忧虑百姓呢？小小的东乡，怎么能不困穷衰敝呢？到了庚辰年春天，我的同年白川诸公从谏院出任此地县令，还没有下车，百姓便把他看作神明，不可测度；他们认为他在东乡不到一年就会升迁离去，对当时的艰难和百姓疾苦未必能加以忧念。等到他综合处理各项政务，百姓全都欣欣然，有了获得新生的庆幸。东乡的奸诈漏洞，只有白川公独自洞察；东乡那些住在简陋房屋中、以桑枝为门、流离失所而困顿不堪的人，白川公独自把他们的疾苦看作自身疾病而怜悯救助。当时百姓中有个姓余的人，过去拖欠的税粮特别多，有一天忽然全部偿还了欠债。白川公查问原因，原来是卖妻所得的钱；又询问他拖欠的是什么，原来都是虚构摊派的税。白川公忧愁感慨，于是捐出俸禄代他缴税，并赎回他的妻子送还。余姓百姓已经重新得到安生后，白川公又替他筹划说：“方圆百里的地方，有数万百姓，其中有粮而没有田地的人，难道只有余姓这一户吗？我能够赎回余姓人的妻子，但像余姓这样的人，难道能一个个都赎回来吗？”于是果断推行丈量田地的办法。有人说：“这项工程过去有人实行过，计算起来要三四年才完成；而且关于扰民的议论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恐怕不是容易实行的事。”白川公说：“不是这样。天下有善于治理的人，才有善于治理的方法；过去长久没有成效却严重扰民，是方法不完善。我试行此法，应当不出两个月就能办妥。”又有人说：“白川公从省城出任县令，不久将会得到特别升迁而离去，恐怕不能完成工程。”白川公说：“不是这样。朝廷设置官职，本来就是为了百姓；即使今天开始此事，明天接到升迁命令，也一定要等事情完成后才离任。”白川公的志向已定，众人的议论不能动摇他，于是把情况详细申报给上级。上级惊叹并赞许答应下来，便逐条拟定便利办法，刻成成文，颁布给百姓；先命各业主遵守规定，记载田地的广狭，编造图册，名叫“亲供”。有谁敢自行隐瞒，就按罪论处。接着命都总区长等人，把各都各区的田地合并起来，重新核算其数目，查明有没有隐匿，并编造成册，名叫“公丈”。有谁敢互相包庇隐瞒，也按罪论处。然后亲自到各区，按照图册审查核实。丈量不合实情的，实行连坐法；全部编成实册，作为总的防范。若有谁敢阿谀权势、徇私受贿，不据实上报，也按罪论处。各项条约详尽明白，纪律完备。各种劳役和众多事务，都分担筹谋、共同努力，希望不辜负这项任务。公公与两三位佐领，赶紧督促完成此事。不到一两个月，东乡一寸土地都没有遗漏在丈量计算之外。因此丈量田地、询问百姓，统一确定税额，并作为徭役的依据。那些拥有很多田亩的人，再也不能漏过赋税法网；而连一尺土地都没有的人，哪里还会有拖欠虚报、变卖逃避的忧患呢？井田授田之法湮没，均田制度废弃，虚报粮额的祸害，难道只有东乡土地受苦吗？江右各郡各县到处都有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感慨。台院大力嘉奖公公的做法，并向各郡县颁发告谕。各郡县长官都仿照施行。江右百姓没有不称便的。过去赔补虚额的痛苦，就像脱离陷阱、卸下负担一样；然而这实在是公公的恩泽，不仅惠及东乡一县，而且遍及全省。江右的百姓，为什么能这样均沾幸福呢？这件事，是公公神明般地治理四境、政绩上报朝廷的结果；其中同心协力、共同出力的，还有县佐郑君时、胡君琯，以及县幕庄君防，他们都赞助促成了此事。因此一并记下。万历十年壬午仲春某日记。《巡抚江西都察院题名记》　夏良心 国家所说的持纲肃纪，是统领、考核大小文武官吏，惠养百姓，遏制乱略，以保卫巩固边疆。因此，巡抚大江以西地区，控制吴、楚、闽、越的交通要冲，镇摄各郡国，像磐石一样巩固宗城，协助治理安定；与其他藩省相比，又更加重视按照法令办事，命工部侍郎巡行监察。自文皇帝十九年开始，宣德、成化以后，有时镇守，有时巡抚，大都提高这一职位的权任，并与巡按御史交错实行制约。世宗六年开始正式设置此职，又过了四十年才开始兼理军务。一切钱粮、兵甲、讼狱，以及官员的举荐、弹劾、任用和罢黜，都可以酌情处理后详细上报，因此权力更加重要。当今皇帝在位三十一年，追溯成化、宣德以来二百多年，担任御史中丞及部臣而镇守江西的有若干人，担任部臣、卿寺官而巡行监察的有若干人，担任都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而兼理军务的有若干人。他们的籍贯、仕宦久近，以及官爵、赠谥，详见莆田林公碑和姑熟徐公镌刻的记文中，共六十六人，称为重臣等。鲁国遵循齐国的法度，萧何制定的规章曹参继续遵行；我冒昧承接其后，怎能不整齐划一地奉行呢？我私下认为，过去功劳忠节显著、捍卫内地的，没有超过文成王公和忠烈孙公。以死勤于职事，以劳苦安定国家，这是臣子侍奉君主的最高品德。

译然而这难道是两位公所希望的吗？功业往往因形势逼迫才兴起，声名也因相互砥砺才成就。周公手持破斧东征，难道是他愿意这样做的吗？修补门户、做好防备，本来就是周公所做的事情；使周室奠定八百年基业、使国家免受侮辱，也正是他的功劳。除两位公之外，我不能全部列举，只举我亲眼见到并记下的：如韩襄毅因上奏夺回防卫权而著称，林司寇因建议减少廪禄而著称，韩庄僖因制止遣派宦官、停止征收陶器而著称，张襄惠、胡庄肃、陈恭介因消灭、捕捉盗贼并救灾、免税、赈济而著称。虽然每个人的事迹不同，但都没有失掉各自应做的事情，都是修补门户、周密防备，谋划提纲挈领。两位公前后相继、彼此辉映，难道会稍逊于他们吗？为什么呢？“抚”这个字，就是抚慰的意思。时局太平、政治清明、天下无事时，巡抚便彰明德行、蓄积威势，使众人和睦、局势安定，以消除邪恶事端的萌芽。不幸遇到重大危疑和祸患，众人面面相觑、惊惶失措而无可奈何时，巡抚便为之殚精虑思、应对万变，使倾危局面平定。这两方面都很重要，所以要因应时势、团结众人，归结起来就是抚循。譬如抚摩群童，使他们的瘙痒、疮疴、疾病和疼痛都得到安适。因此各位公的文武、刚柔虽各不相同，但都能在事情发生前有所警戒，临事时敢于担当，惠养百姓、巩固边疆，以谋求治安；他们为国家承担重任，实质上是相同的。当今皇上圣明，安坐而治理江右各郡国；官吏奉行职守，士人遵守教训，百姓征纳粮赋、转运军饷，唯恐落后。没有强宗、强盗和蠢蠢欲动的叛乱之徒伺机作乱，不能说是有事。然而宦官贵人开采金矿、砍伐木材，开矿征税的使者分赴各道，焚烧山林、竭尽湖泽，仍不能满足欲望；官民叹息愁苦的气息到处都有，哪里能懒散地说天下无事呢？我的才干远逊于中庸，只能竭尽微薄心力，勉强从事，谨慎地斟酌减损，却对时局的十分之一也无力挽救。假如遇到叛藩、群盗的防御任务，文成、忠烈两公奋力抵挡其冲击，我辈转身摇动而退，必定要退避三十里；否则，仰望庄僖、庄肃、恭介诸公，我们或许连望见其背影、跟上前去都不敢，那么怎能配得上“天子抚臣”这一重名？后来六十位巡抚也会兴起。古语说：“名是实的宾客，君子担心死后没有声名。”何况作为天子，面对一方政务，前人所施行的可以作为老师，前车倾覆可以作为警戒，岂不是像悬挂的明镜一样清楚、近在眼前而令人畏惧吗？那些低级官员和小吏，分掌一方一职，智力用尽、力量耗尽，尚且足以免受尸位素餐、惭愧汗颜的讥讽；我看重臣之名实在难以担当，而使自己的实际作为与名声相称也并不容易。我总是不自量力，再次刻石记述此事，并把自己的名字附在末尾，以表达仰慕。至于使名声符合实际、继承诸公的美好规范，就等待后来的君子了。《袁州袁先生祠记》　申时行 汉代陈仲举任豫章太守，刚一到任，首先就访求徐孺子，特意设置一张榻等待他，直到今天仍被传为美谈。我在癸巳年承乏任袁阳官职时，希望能遇到这样的人却不可得，于是进一步从古人中寻求，发现有位袁先生名京，也是汉代人，隐居不做官，在两山之间读书，世人都很推重他，因此把郡名叫作袁州，把山名叫作袁山；但郡中却没有他的祠，这是主管官员的过失。我初到时，力量不足以专门创建祠堂，便在宜春学右占得一块合适的地方，那里还留有废弃驿站的一座厅堂，只有一间，门墙也逐渐坍塌了。我因其容易修建而高兴，正准备动工。不久因父母丧事离职，未能完成。过了十年，我再次任江右提学，巡行到袁阳，郡刺史高君因旧日情谊在宜春台设宴招待我；远望旧址，连同那座厅堂和门墙也都没有了，我惆怅不已，向高刺史说明旧事。他请求亲自负责此事。不到一年，祠堂建成，征求我的文字作记，并且说：“这是您过去的志愿。”我于是感叹：古代的王侯将相，有的对地方有功，有的在这里出生长大，死后百姓思念他们，便为他们建祠来表示不忘；还觉得不够，就取他们生平居住、经过的山水来为之命名，这就止于此了。至于用他们的名字命名郡，似乎只有我浙西的严州和江右的袁州，是因为子陵和先生的缘故。两人都是平民，而两郡的名称仿佛因此增加了分量；除此之外，我很少听说有这样的事。像徐孺子这样的人，也只是用“悬榻”来命名他的乡里，豫章郡的名称并未改变；袁州却仍不敢直接称先生的名字，只借用他的姓，既用来命名郡，又用来命名山，这尤其值得尊重。至于想要列举他的事迹来称颂他，却寥寥无闻；即使徐孺子陈述的义理极其高尚，也只有亲自烤鸡、带着絮酒，远道酬答故友这一件事可以称道。由此谈到士君子砥砺品行、树立声名、流传芳名照耀后世，难道一定要靠名位、功勋和事业吗？然而如果徐孺子没有得到陈仲举的赏识，陈仲举又凭什么不朽？千年以后，谁还知道南州有位高士？所以暗中自我修养，明确地不欺骗自己，却使姓名湮没、默默无闻而不能流传的人，古今也不在少数。如今豫章有徐孺子祠，岁时祭祀从未中断，而袁阳还没有举行祭祀，并不是先生不能与徐孺子相比，而是徐孺子本来就是我不能成为陈仲举。只是我此前一直感叹，至今仍无人兴办；我开始想兴办它，却又不能完成，直到今天才实现，这也许是命数安排。此次工程，确实是高刺史首先倡议，陈司马经营筹办尤其卖力；他取先生故山的佃租钱一百多，不烦劳官府库藏，宜春周县令又以俸禄相助，才得以落成。建正堂五间，在后面供奉先生；前堂也建五间，用来讲学。正堂左右的廊庑各十间，诸生在其中学习。门楼高耸，形如鸟张翼；郡城像屏风，秀江像衣带。学宫占据东面，长桥横跨西面，称得上壮观了。这样难道还不足以稍稍配得上先生吗？刺史高君名为表番禺县人；司马陈君名启，孙余姚县人；宜春令名应偁，吴江县人。这些都一并记下。

译《袁州府题名记》《周官》在官府施行制度，一定设置正职，再设副职，使他们的职掌互相参佐，权力轻重相称，这种制度非常好。郡中设置太守和佐官，也正是如此。太守是高级官员，天子侧身空席以求取人才，剖符任命，选择能者任用。大的可以统辖十几座城，小的也不少于数万户。在一境之内，各类人物如树林般众多，太守掌握着属吏的生死祸福，属吏也密集地听凭太守使用；太守掌握着他们的褒贬和废置。全郡的喜悦与恐惧，系于他舒展眉头或皱紧额头之间；大小属邑的官吏，无论贤能与否，都在他的臂指运用、驱使之间。他的地位很高，权势也很重。地位高却没有辅佐，就会孤立；权势重却不分给他人，就会专断。因此又有贤能之材，接受天子命令，来担任他的佐官。太守对于佐官，有的内心真诚相知，道义上彼此和谐；有谋议便向佐官咨询，有繁难事务便听任佐官裁理。这样一来，佐官对太守也会志得意合，竭尽智慧和力量，发挥自己的才能，辅助太守弥补不足。于是郡中的治理更加振兴，太守的声誉更加尊崇，这就是彼此修治、协力赞助的道理。如今做太守的，凭借尊贵官位、掌握重大权势，把一郡政事都看作由自己操纵、松弛或紧张，可以放纵专横而无所顾忌，把佐官看得毫不重要。而担任佐官的，既在外受到压制，在内又自行疏远防范；礼节上不能彼此谦让，心志上不能彼此信任，于是必然相互冷漠对待，像秦国和越国一样。这不过是太守欺凌佐官、佐官轻慢太守，因而败坏政务、损害官府罢了。唉，这难道是国家设置官职、任用官吏的本意吗？袁州是江右的大郡，处在通往湖湘的要道，又混杂吴楚地区的坏风气，当地百姓本来就号称难以治理。幸而天子圣明，铨选机构慎重选择太守和佐官，依法把他们精心选拔、量才任用。一时之间，袁州贤良官吏非常兴盛。于是郡守李君寅实、同知杨君自治、通判胡君梦桂、推官郭君谏臣先后到任袁州。他们同心协力，施展才能、交错任事，又感慨地说：“袁州自明朝兴起以来，任职于此的官吏接连不断，但姓名没有流传，文章艺文也没有列入记载，难道不是郡志的缺失吗？”于是共同立碑题名，郭君奉李君之命，嘱托我写记。我认为郡县官吏如果确实是清廉善良、仁慈厚道的长者，对百姓有巨大的造福，那么在任时百姓歌颂他，离任后思念他，死后为他建祠，声名流传无穷，超过金石。其他残暴苛刻、祸害百姓，贪污败坏官府的人，即使本人没有受到谴责也算幸运了，哪里有什么值得流传的名声呢？然而诸位君子这样做是有深意的。今天皇上选拔任用贤俊，综合考核名声和实绩；勤勉办事的人得到破格奖赏，平庸违失的人遭受不可预测的惩罚，有司和群吏奔走尽职，而诸位君子每日都战战兢兢，奉行法令尤其谨慎。他们仿佛说：“某位贤能的太守、某位良好的佐官，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不能再失职；某位太守不贤、某位佐官不良，是我们的鉴戒，我们不能再获罪。”俯仰左右之间，都能长久地观察反省，希望用实际功绩报答皇上的美好命令，成就自己的官职，这难道也是把警语刻在门窗、把韦弦佩在身上以自我警戒的意思吗？况且诸位君子本来来自东西南北各地，幸而生于同一时代、同在一个官署任职，又在政务上相同、志向上相同，趣向上不忘前人的鉴戒，用来垂示后世的准则。他们为后人考虑得深，对袁州的好处也很大。此后在这里任职的官吏，若谈论诸位君子的事迹，能不警醒而深思，迅速仰慕并努力仿效吗？这块碑是可以流传的。此次刻碑，知府自朱守仁、刘伯起以下若干人；同知自孙养浩、郭铭以下若干人；通判自蔡廷琇、林暄以下若干人；推官自陈谷表、陈全以下若干人。姓名和资历，都详细载在碑下。至于袁州的山川风俗，郡志中已有详载，这里不再论述。《创建南昌县正衙记》　万恭 南昌古代是豫章的辅县。汉代县治在东郭一舍之地，因此地势高爽干燥，适宜建造住宅。韦武阳把县治迁到今天章江岸边，那里地势低洼潮湿。永乐初年，分封宁献王在此建藩，司便把藩司设在府署旧址，把府署设在南昌县旧县治，又把南昌县治设在税课司旧址，与新建县以南北为界划分土地、分属管辖。然而衙署西临章江，江水浩荡；东面压着宁藩高大的山冈，山势高峻；后来又被藩府侵占，成为私人危墙重阁的所在，直到今天仍未恢复。因为这块旧地极其污下，二百年来悬印任职的官员都鄙弃它，只勉强建造能容膝的房屋，谋求朝夕安身，哪里还有登临安居的规模呢？官吏本来就把传舍当衙署，衙署也几乎成了官吏的传舍；又因房屋极其狭窄低湿，居住者屡屡不顺。万历丙戌年，姑苏何侯因循良政绩列为优等而调任此地。当时久阴下雨，江水暴涨冲刷，污下狭窄的地方甚至连搭一间简陋蓬屋、容下膝盖都做不到。于是他向大府范公、中丞陈公、直指孙公申明此事，获准百金仍然不够，便购买公府空闲的房屋来扩充；仍然不够，又捐出俸禄四十金一并补足，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正室五间，规模高大，宽度和公堂相称；东面建思过轩三间，西面建报本轩一间，川堂三架；外面又建礼贤馆三间、景哲堂三间，用来祭祀汉代以来的贤能县令。虽然新旧房屋杂合修治，其实全都是新建的。丙戌年十二月开始动工，丁亥年二月落成，规模宏大而长远。第二年发生水灾，次年戊子又发生大水。何侯有时乘车在陆路行走，泥泞积水纵横；有时乘船在水上行进，波涛汹涌。他为百姓治病、赈济饥民，载运粮食到乡村圩堤，与我父老共同维系朝夕生命，三年多来十分之九的时间在外奔走，十分之一在衙内；而那高敞明亮、干爽高地的房屋，又不能长久借来安居。不久，高地上的田亩终于丰收，于是陆地上的百姓称何侯说：“我们这些住陆地的人快乐啊，他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慈爱。”那些住水边的百姓却称何侯说：“我们这些水上人家能活下来啊，他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慈爱。”还有什么忧患呢？大概到这时，何侯才有了安宁的居所，于是请求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曾读书读到：“治理蒲地的人进入境内，田野开辟；进入县邑，道路平坦；进入城郭，公署修整明亮。”考察政绩的人还认为这有三项善政，何况又接连遭遇大水、反复荒年，正是县官只能两脚并立、徘徊无措，百姓家庭只能反袖奔走、流离不定的时候呢？何侯对上顺承天子美好的命令，其次兴办事务、符合大吏的意旨，对下弥补百姓的大难、救助他们的灾害；又使自己退朝用膳时能够从容，使妻子儿女得以安居，这大概是因为他的气度浩大，所以能把百姓放在自己之前；他的才力充裕，所以能在时势困窘时仍办成富足有余的事业。他的精神安定，所以能够形体劳苦而内心安逸。将来如果有人掌握其中的关键，向外治理，难道不会也这样吗？县内难道不会也有这样安宁的房屋吗？我把这些刻在石碑上，使后来的人能够把它作为镜鉴。

译《南昌县田赋考记》万历庚辰年春，皇帝想到天下田土不均，百姓长期苦于虚浮税额，便大力颁下核查田地的命令，令有司征发办理，并限期说：“像这样奉行诏令的，就尊显奖赏他；否则，便要受到时命的责备。”南昌是江西省首先办理此事的地方，事情全由大中丞西蜀曹公檄令乌程淩侯办理，逐亩登记、实地丈量；事情尚未完成，淩侯离任，过了两年多，大中丞东海马公和直指姑苏韩公又檄令吉安理润州茅君来到豫章主管局务并办理此事，全部取来淩侯的册籍加以核查。田地有田界，正如衣裘有衣领。第二年，商丘杨侯因治理繁难之地，从峡江调任南昌令，又全部取来茅君的册籍加以核查。他以总例贯通纲领，以散例记录条目，以变例统一制度，以派例规范法则，制定了鱼鳞图式、亲供式、图册式、推收式、归户式、实征式和十年户票等格式。大约十六项措施都实行后，南昌田赋便没有遗漏的计算了。法令制定完毕，又檄令县丞富阳周君燮主管局务，按次序整理制度。商丘侯牢牢掌握其中关键，掌握赋额增减的数目，处理增益减损的方法。等到事情完成，查看旧有赋额，安然自若；同时豁免浮赋九千多，削减实赋九千多，按旧有土地每一亩计算，淘汰米额一升多。第二年分派军粮兑运，按旧有赋额一石计算，淘汰米额七升多。南昌的土地并不是在最初丈量田亩时就比别处肥沃，赋额也不是在咸则旧制时就特别少；如今却能豁免浮赋那么多、削减实赋这么多，可见利益全在开垦田地，弊端尽在隐匿税额。不久，杨侯又奉内命被召回，外面又遭遇忧患将要离任。他担心后来厌恶、妨害这件事的人毁掉册籍，便把册籍保存下来，汇编成《南昌田赋考》，刻在臯门的坚石上。我读后感叹，古书所传的循吏大概真是难做啊！那道命令本来只是空话，但仍然要经过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必须更换四位贤能官员之后才没有败坏事情。南昌田赋方面，乌程淩侯就是今天的裨谌，润州茅君就是今天的世叔，商丘杨侯就是今天的子羽、子产；又有东海马公、姑苏韩公在上面主持，富阳县丞在下面辛劳奔波，然后历时六年才完成，造福百世，并经过千般谋虑给万民留下安宁。还有什么比奉行命令更难的呢？俗语说：“没有创始的人，谁来纠正它？没有守成的人，谁能使它长久？”我因此表彰此事，让后来循吏和仁人可以考察、借鉴。

译《大节祠记》我过去曾和郑司寇谈论靖难时殉难的诸位大臣，眼泪鼻涕沾湿了衣襟。当时诸臣的气节直冲白虹，声名与天地同存也可以。只是他们的姓名被一并从名册中删去一百多年，隐没不彰，所以不为人所见。嘉靖年间，句容一座佛寺的栋梁弯曲、木孔出现时，藏在其中的靖难殉难者名单被发现，其中有齐公泰以下一百零八人。郑公和我居住建业八年，讨论了许多事情；只是从被删名册的残余中搜集，表彰显现的仍不完备，未藏在弯曲栋梁中的人又没有列入，更加令人悲痛。万历皇帝刚即位，诏书说：“诸臣忠于自己的职事，甘愿遭受刑戮。”这是仰遵圣祖的遗意，褒扬忠魂，激励臣节。江西的这些殉难者，皇帝命有关官府专门在他们的乡里祭祀；当时臣工严肃奉行诏命，匆忙设置木主，借用同仁祠，与靖宁藩功臣混列在一起。万历四年夏，清戎御史姑苏侯公尧封非常忧惧，认为表扬不够，节义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对上不能报答皇帝的心意，对下不能慰藉忠魂、激励臣节，于是捐出赎金四百五十三两多，把此事交给南昌大府周公良臣、少府顾公其志商议。南昌理常公居敬选择豫章城中幽静庄严的地方专门祭祀，又向大中丞杨公成、潘公季驯请示，两人都答复说“好”。又向御史张公简请示，张公也答复说“好”。于是选址于高士坊北面、南昌新建县学宫的侧边，东面依傍豫章先贤的名祠。万历四年九月开始营建，五年七月落成。坐艮向兑，地基南北若干丈、东西若干丈；寝堂三间，正堂三间，左右廊庑各四间，正堂中排列众忠臣的木主祭祀。至于获评定为死难者：太常寺卿、分宜人黄公子澄，御史大夫、新淦人练公子宁，大理寺少卿、鄱阳人胡公闰，大理寺丞、万安人彭公与明，共四人因党争获罪而死；大理寺丞、南昌人刘公端，刑部给事中、署理大理寺、南昌人王公高，共二人自尽而死；衡府纪善、泰和人周公是修，沛县知县、庐陵人颜公伯玮及其子颜公有为，大理寺丞、永丰人邹公瑾，翰林修撰、吉水人王公艮，监察御史、永丰人魏公冕，监察御史、庐陵人曾公凤韶，济阳教谕、吉水人王公省，共八人守城而死；宾州知州、南康人蔡公运一人。合计十五人。相关事迹载在《革除志》中。评论当时的世道，可以没有伯夷、叔齐，却不能没有姜尚。评论万世的世道，可以没有姜尚，却不能没有伯夷、叔齐。皇上表彰忠臣，与下面建祠祭祀的用意，难道本来就在这里吗？《匡山书院记》　曾臯 匡山有书院，始建于南唐长兴年间。当时天下还没有兴办学校的议论，士大夫也没有讲求学问。罗洞晦先生在匡山崛起，慨然把圣人之学作为自己的责任，朋友从远方而来，书院于是建成。圣殿、经阁的规模，等同于今天的学宫。明宗嘉奖此事并赐给匾额，真是光耀啊！这在五代十国时期实在少有。经历宋、元两代，四百年安然无恙，忽然毁于战火。我朝永乐年间，裔孙养吾起来重新修整，子尔辅请求我作记。又过了二百年，到今天万历丙午年，建筑更加坍圮。裔孙名讲的，回顾瞻望而叹息，首先倾尽钱囊，又有族中好义之士出力相助，于是召集工匠、准备材料：建圣殿、经厨、正学堂和两庑书室；又拆除旧屋、改建新屋，建东西耳斋和门廊，形制如鸟张翼、如人踮足，比过去更加完备。正逢我借机把明代学校中的《名贤录》传刻出来，便向讲君考察先生的德行事迹，讲君因而嘱托我作记。我想，您竭尽力量，并不是为了求名，而是要推广先生的学说，使它世世代代流传不断。先生生来就笃实修养，淡泊于声名利禄；在郡中施行仁政，在朝廷保持清节；开辟匡山，延请收纳四方学者，启发愚昧、揭示隐蔽，发言著述成为经典。宋代儒者黄勉斋、饶思鲁离先生已有将近三百年，仍然追想仰慕他的遗风而来，反复辨析道与器的精粗，仿佛到先生堂上请教辨正。学者听到这些，各自都有所省悟，这些道理是谁传给他们的呢？所以求学必须明辨，考察事物必须周密，处理人伦必须谨慎，进退出处的节操更要慎重。千圣相传的正道，孔子得到了它，所以言语行动必定顾念义理；作为儿子、臣子、弟弟、朋友，没有亏欠之事；出仕或退处必定审慎；即便接受祭肉、听到新米饭的气味，也有细微的权衡。孔子干谒七十二位君主而不被任用，后来才退隐，和三千弟子在洙泗之间讲论德行，以教导万世，他的家法就是这样。孟子推尊孔子、希望学孔子，也只在于出仕、止仕、久任、速退各自合乎时宜。先生是诵习、效法孔子的人。他起初在匡山读书，难道对当世没有用心吗？后来长沙决意离去，端明也长久离开，这一定是遭遇了类似晏婴、武叔那样的处境，按义理不能苟且留任，先生难道能够自行决定吗？退居后建造书院，聚集门徒讲习，出处进退的大节，确实俨然是孔氏的家法。程正叔对天下国家念念不忘，但对于出仕或离去也绝不放松一步。陈石斋以自然之学为宗旨，主张静养心性端绪，却一定以名节作为藩篱；这未必不是效法先生，并与黄勉斋、饶思鲁同一道路。先生的学说，难道竟完全没有传承吗？钱文肃、王文端等前代贤哲，都写有吟咏匡山书院的诗。尔辅之后，宣令请求在瞽宗祭祀先生，两台以下的官员也都上表彰扬，这件事惠及三乡。以俎豆礼祭祀名贤，先生确实居于首位。若不是学问有真实所得、精神长存，怎么能在七百年间获得这样的尊崇呢？七百年以后，有像讲君这样的孙辈，能使南唐遗留下来的旧物巍然如初，那么先生也可以说后继有人了。即使当世儒者的志书记述没有涉及匡山，又有什么损害人们仰慕先生的心情呢？我不敢落后于黄、饶二人，恭敬地写下此记。《疏浚治理东湖记》　刘一焜

译郡城的水面叫东西湖。大概从汉代太守张躬、宋代太守蔡廓开始经营。到了唐代武阳郡公韦丹任洪州观察使时，他的治理被称为元和年间循吏第一。当时本郡百姓有的住竹屋，有的住茅舍，水灾严重就担心房屋被淹，旱热严重就担心失火，颠沛流离、辗转迁徙而没有固定的居处。韦公到任后，教百姓用土制模烧陶，于山中采备材料，开始改变住竹屋、茅舍的习俗，建成瓦房一万八千多间。他疏通东西湖，使湖水注入江中；开一条水门，冲荡疏泄污水壅塞；修筑五尺宽、十二里长的堤道，以防暴涨。于是本郡百姓安居、粮食充足，文化也兴盛起来。从山岭以北到彭蠡以南，声名文物兴盛，俨然成为一大都会了。本朝胡若思氏撰写本郡功德碑，称许韦、张两公，大概是把张公的神明施用于政务；那些显明得每日可见的，都是安民、兴田的实际功绩。韦武阳以政绩而接近神明，那些深沉而周密、超出常人所能预知的考虑，都是在暗中积累善恶、在阳面产生影响的先兆。若没有两位公，本郡恐怕就要成为鱼鳖之地了。武阳之后，东西湖的治理历代都有兴作者；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并记得的，是新安范公曾因年成歉收，看到百姓有余力而缺粮食。范公供给百姓所缺少的粮食，使他们能够利用自己多余的力量，于是修成武阳的事业，疏通九津湖，进一步治理百姓，使他们不至于饥饿。时间久了，湖政又松弛，沿湖百姓相互私自侵占一尺一寸的湖面来增加自己的地界，编篱笆、修菜圃，把湖的额定面积隐瞒下来，渐渐成为惯例。等到清丈田地的命令下达，官吏更加扰乱，百姓的虚伪欺诈也更多出现。湖中有三分鱼课，其中一份输纳给将作，二份隶属于郡府；因此主管者急于征收税课，却缓于顾及百姓。每年冬天便排干水流捕鱼，湖泽仿佛被烧焦一样。而沿湖被弃置的余地，大多又被湖水吞没，所以水源壅塞、下游干涸，湖面额数日渐缩小，无法追究清楚。阴雨连绵、湖水暴涨时，甚至不能排泄，两个学宫首先受到危害。排干水流的日子，必定有灾异相应；方圆几十里瓦砾相望，过去所谓水大就怕被淹、干旱就怕失火的情形，又恢复到武阳当时的样子。丙午年，莆田卢公来任本郡太守，郡中的城郭、沟渠道路，以及前代贤人辛勤经营、留给百姓的设施，没有不清楚整治、逐一兴办的。到这时，他又因博士的请求，把湖政七件事分条上报两台，得到批准；亲自率领长吏巡视测量，召集劳役、按工付值，能够核查工程，并开采石料环绕修筑周堤；放宽了以前被隐瞒的湖面额数，向后示范统一的政令。并且把湖底疏浚加深以充实防洪能力，把堤岸加高以容纳淤泥；近处的材料不丢弃，远处的劳力不疲困，于是事半功倍。又担心竭泽捕鱼给百姓带来灾害，便多方节制缩减；郡府减免费用七十多金，两县各改编二十多金，用来抵偿输给将作的税课；重申禁止申请租佃，以杜绝将来的侵占。戊申年，卢公升任副观察使，堤坝也建成了。堤长五百五十四丈多，疏浚治理与此相称。桥西边建立梅子真祠，与苏、徐二亭相对而立，成为三处并峙的建筑。于是两个学宫之前，地面平整如砥石，湖水环绕如玉璧，深沉而平静，蓄水而不泛滥，注流而不壅塞。己酉年，考中者很多，灾异不再发生，大概这就是工程所产生的响应。郡中嘉许工程完成，准备刻石记载长远之事，便征求我的文章。我不才，正因为在湖上承受过防护之益，私下认为武阳的精神和本郡始终相连；即使一湖的沿革，也遵循这一精神就能成功，不遵循就会败坏，这种道理由来已久。而主管者不探求它的根本起点，难道不是迷惑吗？官员不知道湖的利益，才会把捕捞鱼类当作利益；百姓不知道湖的利益，才会把隐瞒湖面额数当作利益。这两种弊病，根源是一样的。卢公为本郡作长远深厚的谋划，告诉人们要消除灾害，教导人们以荣誉勉励贤能；专心办理长远重大的事情，使后来的官民完全舍弃眼前细小的利益，前人的辛劳和谋虑得以施及后世。即使武阳公复生，又能怎样超过他呢？《易经》说：“减损上面，增益下面，百姓的喜悦没有穷尽。”从上位者向下位者施惠，道路就大为光明。因此《益卦》初爻说“大作”，五爻说“惠心惠德”；这正是增益的实际和百姓喜悦的证明。卢公的事业以大规模兴作来勤劳本郡百姓；百姓则以惠心惠德相待，共同歌唱、颂扬、祈祷。刻石来寄托他们无穷的喜悦，后来若有人考察功德，又怎会比胡氏的碑差呢？我一向不擅长文辞，只因熟悉湖政，又欣喜工程成功且能长久，所以按次序叙述它的始末写下此文。《杨忠愍祠记》　刘曰宁 忠愍祠，是祭祀已故五官监候杨公的祠堂。杨公名源，是江西丰城大路里人。他相貌魁梧，目光直视。年轻时学习天文诸书。他的父亲杨瑄任御史，弹劾石亨、曹吉祥，被判处戍边。石亨、曹吉祥被诛后，杨瑄调任负责海道堤防决口，海盐百姓以此为患。杨源说：“父亲没有死在铁岭，幸而又要死在这里，难道这是要让我以自身作为璧马来祭祀吗？”于是前往海防。有一根大木从水上漂来，他乘着木头而未死。不久堤防修成，朝廷在海盐县赐建祠堂。杨源起初任太仆寺主簿，上书后被降职，因应诏调任五官监候。正德初年，宦官掌权，刘瑾得到宠幸，后来长期掌握兵权。正德元年七月，杨公上言：“臣任职占候，按道理可以依据职掌进谏。《春秋》谨慎记载灾异之事，这些事本应具备并保存。臣伏见近来心宿摇动，心宿本是明堂，是天子的象征，陛下不可不加以警戒。”没有得到答复。冬十月月底，京师大雾十日。杨公再次上言：“这是阴气压倒阳气、下位叛逆上位的征兆。臣前次上疏哀切呼吁，是臣没有叩心泣血的忠诚，还是呼天而无效？按照礼制，父母有过错，劝谏一次不听，就再劝谏。臣冒死把这些报告给您。”刘瑾大怒，假传诏令杖打杨公，最终使他死于途中。

译刘瑾自认为做了许多肆无忌惮的事，便更加致力于罗织罪名。于是党争兴起，少师刘健、谢迁，尚书刘大夏、韩文、林瀚、张敷华被免职归乡；杖责艾璞、戴铣、薄彦徽、李梦阳、崔濬、王守仁、姚祥、张伟，并分别发配戍边。朝廷内外都以目示意，阁学士李东阳只能拱手而已。杨公愤怒地上言：“自正德二年以来，天象中荧惑星一直守在太微垣，东西往来；太微垣是帝座所在，这征兆应验在君主身边，幸望陛下早作谋划。”刘瑾把奏疏藏下不奏，假传诏令杖打杨公，并数落他说：“监候也想做忠臣吗？”给他戴上刑具，发往肃州和河阳，伤势严重而死。他的妻子皮氏砍取芦荻，将杨公埋葬在古城。刘瑾被诛后，御史唐龙上言：“已故五官监候杨源父子因进谏而显名，杨源三次进谏，死在道路上，尸骨只用芦荻掩埋。从前刘安世七次被迁往恶州，还能活着回来。至于杨源，更令人悲伤流泪。”他请求录用、抚恤杨源的后代，但杨氏的请求被暗中议论后搁置。嘉靖某年，河水冲决古城，坟墓废弃。皇帝二十六年，巡河北佥事某人提议安葬杨公的衣冠，驿东门都御史、御史上书，请求赐给杨源谥号、建立祠堂，春秋祭祀。诏令说：“谥号忠愍，命有司奉行祭祀。” 我读杨公的事迹，大概深深感伤于臣子的职分。五官监候难道不是闲散小官吗？职位卑微而获罪，因为言论高远、计策被采纳而获免的人，只能辞去职位、离开政事；又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却招致祸患。”唉，难道唯独不说献身职守就是忠吗？为什么要以言官为限呢？杨公从容恳切，死于自己的职守，这难道不是仁吗？是仁。难道该死吗？监候并不是毅皇帝的本意。皇帝醒悟后，刘瑾伏法。杨公身后的诸臣为他说情：“所谓官位高的人，见识远大；俸秩微薄的人，声名低微；即使自身死亡也仍然如此吗？”资格制度本来已经限制了人，不能收取功效，又让人自行解免，这实在可悲。皇上明白这一点，便重视、树立典型，以彰显风教。假使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人鄙薄此事，将怎样解释忠愍之名呢？有人问：“河水决口……”刘先生说：“正德年间诸臣的事情，难以说清。”长沙谥芳宇寿而死，刘忠宣被戍边，这究竟是人的作为，还是上天的作为？孟子说：“浩然之气，最为盛大、最为刚强，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 按：这篇文章从“我读杨公事”以下，文理不通，疑有脱漏和讹误。因为它是《忠愍祠记》，应当保存这段文字；但无法找到原文集加以校正，只好暂据旧志收入。《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二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