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

译艺文【记九】明 建昌县学记——萧镃 西安人潘彝之任建昌县令时，治理已经有方，各项事务都得到办理，唯独曾多次往来察看学校，认为学校低矮简陋，不足以供人观瞻、振兴教化，想修治却没有空闲。于是景泰改元那年春天，他慨然捐出自己的钱财带头兴办，众位僚属共同协助赞成，县中的士人百姓以及所有退休归乡的士大夫，也都拿出粮食来帮助。于是购买材料、准备工匠，拆除礼殿并把它建得高大；接着又建两庑、重门，总共建造若干间房屋，宽宏敞亮、幽静深邃，屋檐整齐、气势庄严。工程于当年十月一日开始，第二年正月初一落成。县中父老为学校重新修建并扩大而高兴，认为这是潘君的功绩。教谕张湜写信来请我作记。建昌县的学校，宋崇宁二年开始建在县治东面，后来总共迁移两次，直到现在位于县治西面。元元贞年间，县升为州，知州孙辅臣重新修缮。明朝洪武初年，州又恢复为县，知县倪恭再次修缮并扩建。潘君这次修缮，大体沿用倪恭的旧制，同时又加以扩建。天下的学校，一天也不能没有；而求学之事，也一天不能废止，因为教化正是由此产生的。自从党庠、术序的制度建立以后，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之间的道理才得以彰明，所以说：“三代的学校，都是用来明白人伦的。” 后来的郡县长官，不知道政务的重点在这里，往往把学校看作不值得办理的事情；严重的，学校房舍坍塌，学生没有地方居住，弦歌诵读的声音寂静无闻，却仍然没有人察觉。他们不知道，教化之所以不能彰明，治理之所以不能恢复古道，正是因为学校荒废，人才也因此不能广泛出现。如今潘君在建昌，唯独能够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修复废弃坠坏的学校，使建昌的求学者都能在其中藏修、游息，每天讲习人伦，每天实践臣子应守的大节；这样一来，一个县的教化就会兴盛，风俗就会淳厚，人才就会出现，潘君的治理也就成功了。他对国家的帮助，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我一向与潘君交好，骤然听说他做政事知道什么最重要，十分高兴，特意写下此记，叫人刻在石上告知后来者。广昌县重修庙学记——刘定之 广昌在宋室南渡以后，从南丰县划出天授、兴城等乡的一半设置为县，因为这里的道路通向广海，郡属建昌，所以取名广昌。当时李忠定纲任江右安抚使，为它划定疆界、设置官署；庙学靠近县狱，大概是战乱迁徙刚刚平定，营建还没有达到完美。过了很久，县治迁到东面的止戈亭旧址，周文忠必大撰文记述其建成。元末毁于兵火，本朝初年重新创建，吏部尚书何文渊作记。如今还没有多久，时世安定、风俗富足，力量足以扩充修建。于是主持郡务的谢守士元、萧副守允恭，主持县务的叶县尹茂高、李副县尹拳师，泮宫中的教谕邵忠以及训导段俌、王焕，共同拿出公帑，汇集众人财物来修建。庙宇方面，从正殿到两庑再到仪门；学校方面，从讲堂到斋舍、号房，都加以修建。其他附属于庙宇而应有的设施，如宰杀祭牲、收藏币帛祭器，以及祭祀文昌神、祭祀乡贤十人的房屋，也无不具备。附属于学校而应有的设施，如收藏经籍和目录，以及泮池、射圃之类，也无不设置。规模既超过从前的规制，在邻近各县中也属第一。工程始于成化丁亥年夏天，戊子年春天落成。尚书之子、秋官郎中乔新详细整理事情始末，请我写记。永济陂记——胡居仁 距此五里有彭家陂，旧时用柴木和土层层筑成，过了一年柴木便腐朽、土层便崩塌，水流失尽，田地干涸，百姓因此受害。于是召集工匠商议改用石料砌筑，众人害怕工程浩大难以完成，又担心冬天天寒，或许还会遇到风雪。居仁于是想到古代役使百姓，都选在农闲时节；这项工程虽然劳民，实际上是养活百姓的根本，与修筑城郭、宫室、台榭而耗用民力不同。里中周君周畧，是个忠厚、公正、正直的人，众人都信服他，于是就同他商议。周君便和弟弟周懋以及夏隆、张福宗等率领众人合力施工。冬十一月辛丑日开工，到壬戌日完工，灌溉水流不断，百姓没有遭受旱灾。因此把它改名为“永济”。唉！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田间的沟渠水道，实在是王政首先要办的事务，所以说：“使宫室低矮简朴，而把力量用尽在疏通沟渠上。”如今主管官吏既然不用心办理此事，假如不是周君贤能，那么这一乡百姓没有一年不遭旱灾。然而这只是一件事罢了，如果不是得到贤能之人，尚且不能办成，何况治理国家而没有贤才怎么可以呢？记下这件事，虽然是为了感谢周君的德行，实际上也是为乡邻庆幸。其他地方的贤者仰慕义举而兴办此事，那么恩惠施及的范围就更加广大；后人如果能够继承此举而继续兴办，那么恩泽就会延及无穷。这就是记。武宁县儒学记　夏寅 成化六年春三月，我巡视考校诸生，来到武宁，看到学宫狭窄简陋，又紧邻县衙；胥吏和卒役强悍顽劣，受到风气的熏染，习气很坏，实在不是兴教化、育人才的地方。我同知县黄寯商议，想找一处开阔高爽的地方改建。黄寯和诸生方聪等人都说：“这里距离县衙约一里，有一块官地，请您筹划。”我立即前往察看，地基高隆而宽广，形势端正而平直，前面群山排列如案几，后面群山环抱如墙壁，向左右顾望，形胜比原处优越十倍。询问阴阳家，也无不称赞这里好。正要向朝廷请示，恰逢年成歉收，黄寯又因忧患离职，事情于是没有办成。四年以后，即成化甲午年，我再次来到武宁，诸生因学舍不相称而忧虑，我也因为主管官吏拘泥于规矩，事情辗转而没有头绪。于是召集县中的义官徐碖等人，暗中劝导他们倡议迁建。徐碖立即捐助银一百多两，其余人捐款多少各有差等。市民张文献拿出附近十多亩地充作学基，徐碖仍每天前往督工。诸生各家都出丁男服役。地基修治之后，从土中挖出巨大的础石，排列如井；县城在战乱之后没有志书可考，怀疑它是古代官署或神祠的遗址。难道是上天特意把它隐藏起来，等待儒学兴建吗？于是首先创建文庙，其次建明伦堂，以及防门、两庑、斋舍之类的建筑。第二年冬天完工，这一年是成化乙未年。诸生徐纬、张天仁等为学宫建成感到高兴，前来请求我写记。我于是对二位说：“你们知道学宫为什么能够建成吗？《中庸》不是说‘知、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德行吗？实行这三种德行，原则是同一个。开始学习时应当迁建学宫，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会赞成，亲身实践这个道理的人也会赞成。怎么能把事情搁置在主管官吏寻常的办事程序中，又被众人的是非议论所阻碍；没有勇气坚决推动，反而还要等待那些琐碎文书彼此核验、关说阻挠，学宫什么时候才能建成呢？你们求学，正是同样的道理。科举功名遥远，功业空虚，这不是知识和仁德有所不及，忧患在于勇气不能果断罢了。你们回去告诉同学并好好思考，求学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译上犹县儒学记 我承蒙皇上的休命，提督江西学校；每到郡县，便召集诸生考课，又制定课程加以督责，并令有司和学官按时施行，以考核、排列他们的勤惰和升降，希望方圆千里的区域内，读书求学的士人能够气质不同而风气相同，德行有所成就，才干得以通达，从而不辜负皇上重大的使命。然而不能做到，是教人的人不善于教导吗，还是学习的人不努力呢？说教得不好，确实是因为我对于道德的美善、性理的精微，不能率先有所领会，不能同诸生互相发明，远愧于古代君子。说学习不努力，固然有些人可以推诿：他们把微不足道的科举当作钻营竞逐的技巧，不早点振作自强，却反而自我限制，拖延岁月，动辄以资质鲁钝、地方偏远为借口，掩饰自己的短处，这又该怎么说呢？南赣二府每逢乡试，通常都比不上吉安、饶州、临江、信州得到人才多；难道因为是偏僻小县、荒陋少知，便可以说人的资质和学习功力受风气所支配吗？这不过是教得不好和学得不努力各占一半。上犹隶属南安府，地处赣江上游，诸生正在学校中奋发求学，怎么能让礼殿和学宫日渐坍塌，不能用来整肃庙貌、振奋士子之心呢？于是郡守姚旭、郡丞施奎，县令陈文，学官黄璲、郭宣，先后心志相同，倡导县中有义举之心的人，重新修建学宫。落成那天，生员吴瑨把事情的始末写成文章，请求我作记刻石留示后人。像这样，还能说上犹人不懂得道吗？还可以把责任推给地方荒陋、见识浅少吗？学校坍塌，圣人之道不受尊崇，却只要有人倡导，响应者便成群而来；他们知道有学校，却不知道有自己的家，知道圣人之道，却不知道货利的重要。如今我才知道，上犹人可以同他们共同学习，而且可以同他们一道走向正道，哪里只是科举考试能够得到人才而已呢？这所学校的修建，大成殿由陈宗主持建成，大成门由张克颙、胡彦玑建成，东西两庑由李清、曾仁中、何源庆、赵永泰、朱玉春、朱钰建成，明伦堂由李应忠建成，东西斋由蔡仲芳、李尚颙建成；圣贤像则由诸生陈啓、李厚等共同塑成。又有一所学官住宅由蔡仲清、李仲奇建成，饭堂及其左右房舍也将完工，等完工后把他们的姓名刻在碑阴。唉，修建功业完成之后，按惯例一定要有记文，正是因为世运推移，兴盛和毁坏没有常态，所以碑刻的作用就是记述前人的功劳，向后代显示。我的确看重县人的义举，也希望诸生不要懈怠，因此把平日诏告中的意思重新申明一遍，并一同记录各位义士的姓名，希望观看碑文的人都受到感动；这样看来，我这些不厚重的言辞，难道不是有实际意义而不是徒然说说吗？守贞堂记　李东阳 守贞堂，是安福张敷贤所建的。敷贤的祖先处士张渊洌，娶吴氏为妻。婚后几年患病，病势将危，便嘱托敷贤的母亲吴氏说：“我病重将死，只是没有最终被上天完全弃绝，现有一个孤儿。我一旦死去，你不要吝惜一天的劳力，要替我保护好这个张氏孤儿。”吴氏哭着说：“上天怜悯您而赐给您一个孤儿，他将来会有所成就吗？您的话应当同这个孤儿一同长存，我怎么敢有死的念头呢？我一定终身如此，早晚都谋划这件事，您不必忧虑。”处士去世后，吴氏竭尽力量办理丧葬。葬事办完，亲自纺纱织布来养育孤儿。等敷贤长大，娶妻并生了儿子，吴氏仍未衰老，到现在已经二十二年了。敷贤想到母亲的恩德，常常流泪说：“我不幸没能来得及侍奉父亲，幸亏依靠母亲才成长成人。母亲辛苦亲近地抚养我，使我有了今天，有了妻子和儿子，可以永远延续宗族祭祀。幸好先父留下的产业没有败落，这全是母亲的恩德，也是上天的报答。”于是建堂让母亲居住，命名为“守贞”，用来表明永不忘记。后来他又说：“我能够铭记母亲的恩德，却不能使它显扬于天下，便没有资格称为人子。”于是同他的堂兄、乡贡士公美商议。公美赴礼部考试，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兄长车驾郎中公实，请他向我提出请求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文。” 我感叹说：“唉！人遭受疾病、痛苦、忧愁、思虑时，一定会呼喊上天；那种真挚哀切的恳求，有不容虚假的地方。然而这还不足以感动上天，只有以正道坚守，天才一定会回应。《坤》卦六三爻说：‘守正而行，终将有结果。’妇人为丈夫完成未竟之志，这是正道。丈夫去世后的道理，不是死去，便是守节。看吴孺人，若不能死，即使死了也没有益处，于是勤劳困苦、磨炼自己，经历寒暑和饥荒的变化，其中艰难何止百次死亡，最终完成先处士的遗志，使她的儿子成人。像吴孺人说的话，既悲哀又真诚；她的守节，可以说是坚贞了。上天的报答，清楚地就在这里；由此迎来福祉、延续福禄，把美好的恩泽留给后人，难道会有尽头吗？”像吴孺人这样的人，完全可以树立榜样，作为世人的准则。我和公实同榜考中进士，一同入翰林，交情很深。他的居处同我的茶陵接界，相距很近，而且亲友故旧都把他的家世告诉我，十分详细。公实的祖先御史公死于国事，如今他的宗族中又出了这样一位贞节的母亲，贤者为何如此之多呢？我又听说，吴孺人是学士俭先生的侄女，礼仪教化本来就在她身上体现，因此一并记下，告诉后人。”

译曾文定公祠堂记 宋代曾文定公曾巩，字子固，居住在建昌南丰。县城西奉亲坊后旧有书院，于是在那里祭祀曾公。宝祐年间，郡守杨瑱在旴门外建祠，参知政事陈宗礼为之作记。元元统初年，曾公族孙元翊在临川建祠，虞学士伯生为之作记。元末战乱，祠堂被焚毁，再没有保存下来。本朝曾在南丰县学建先贤祠，曾公同其他先贤合祀，未能专祀。景泰年间，训导汪纶才在河东山麓曾公旧日读书的岩石处建亭，命名为“曾岩祠”。亭子建成于化壬寅年，无锡秦廷韶君来任知府，感慨祠宇低矮简陋，于是命知县李昱相看地形、筹办物料，在岩石东面重新建造。背山建堂，堂左右凿石平地，建东西两庑；前面建门屋，屋前叠石成洞，洞前依着危石砌成十五级台阶，向下连接池塘；池上建桥以通道路。旁边另建一亭，亭向右转几步就是旧日书岩的遗址。甲辰年春天工程开始告竣，于是命曾公后裔主持祭祀并按时认真巡视。大家认为不能没有记文，于是派人写信到京城请我作记。凡是重视著述立言的人，必定能够阐明天下的道理，记载天下的事情；道理阐明、事情记尽，文章才可以长久流传而不废弃。古人所谓著述，从六经直到孟子；至于韩子，虽不免有词章之文，但他用文章辅佐道统、补益治理的地方，也有不可掩盖的功劳。宋代盛世以文章著名的有几家，我唯独对文定公深为取法，因为他谈论学问，从操持心志、涵养本性，直到服饰器用和举止动作；谈论治理，从道德风俗的大事，直到钱粮、诉讼等各种细小事务，无不符合古代帝王的道统和治理原则。至于战国、秦、汉以来所谓权谋术数的学说，以及佛、老所谓的教法，他一概排斥摒弃，不让它们扰乱自己的学说。他所树立的成就，不只是词章方面的雄才，对天下的关系也十分重大。对天下有功，国家就祭祀他；对乡里有功，有司就祭祀他。像曾公这样贤能的人，本来就是天下不可缺少祭祀的对象，何况是他的乡里呢？何况是他的子孙呢？

译罗氏兴复磁龟旧业记 翰林侍读、南城罗景鸣君已经复兴磁龟旧业，于是亲自叙述这件事，请我作记。大意说：磁龟这个地方，溪水中心有一块石头蹲伏着，像乌龟一样。这块石头是磁石，位于南城以南八十里。那里多重重山冈和层层山岭，北面有芙蓉峰阻隔，再向北就是临川；西面扼守连珠峰，再向西就是宜黄；南面连接军都，属于南丰境内。东面是灵峰，北面道路曲折延伸，中间通着一条小路，可以到达南城，实在是四面通达的要冲。当地多产谷物，间或出产赭垩、石脂，云母矿，以及蚌，有的蚌孕育珍珠；所以当地百姓有东西可以养活自己，还能供养从四方来的客人。唐、宋以来，户数达到一千四百，楼台道观彼此相望，弦歌诵读之声不断。元朝末年毁于战乱，灌木荒草蔽塞幽暗，鬼在树木间哀鸣，虎、犀、豺、猪在野外交错出没，经过的人都悲伤不已。本朝永乐年间，我的祖先耕隐府君开始披荆斩棘，建立门户，招集逃散的人。我父亲编修公益力行安定整治，于是土著、寄居者、贩卖者、游历者每天络绎不绝，而旧日的地基遗址仍然漫无边际，没有人加以省察。我既然已有名籍，士大夫谈到这个地方时，因它离郡县很远，公文案牍和胥吏差役不能不有所安置，于是便在道路旁建造馆舍。道路北面叫驻骖，南面叫寅宾。堂屋、房室、厨房、浴室、寝室等设施，以及供给和服役的安排，都像驿舍一样。寅宾堂以北一百一十步，转向西面是御书楼。楼向西二百步是聚奎桥，桥上建望远楼。楼南面在门旁建坊，题名“翰林”，那是我们先世居住的地方。登上这座楼，连珠峰中连接芙蓉峰的诸峰一望便尽；向下直到苍翠的石岭峡，峡水向东流，其中原来凿壁建成石磴，沿着它修成道路，又跨过山峡建逍遥楼。楼下设门，向西出去是里中的曲折小巷。驻骖堂西面筑土为城隍台，上面建迎晖楼，正当里坊的要冲。东面是解元坊，坊的左右是鼎新、复古两亭。再往前是市区，市区外建桥；向南转弯沿山向东三百步，登上山坡就是义仓和圭峰书院。再向东二百步，跨溪建龙门桥，桥上建屋十七楹，中间是济川楼。又转向北二百步，两山重新合拢，于是建迎恩亭。亭西面向逍遥楼东边延伸，建六座门，都是跨溪建楼，其中跨道路和桥的各有两座。所有道路都用砖石铺砌，所有牌坊和楼阁都涂饰朱红色；虽然只是稍微恢复旧貌，但实际上增添了旧日所没有的设施。后来他又说：“这是我祖父和父亲的志愿，我罗玘也继续来做；我的儿孙再继续做下去，那么从前的盛况就可以恢复。然而兴盛之后衰落，衰落之后又恢复到兴盛，这种变化不能不记载。既然记载下来可以使天下和后世相信这番话，难道还能不记吗？我们的乡里，难道也会遭遇这种变化吗？”我听了他的话，观察他的心意，似乎他将要把这件事托付给我，于是为之感叹说：天下的盛衰循环相继，永无穷尽，其中有些是道理和气数使然，但也在于人的作为。所以《屯》《蛊》二卦都有亨通的道路；如果不合乎正道，就没有什么能够亨通。古人把洛阳的名园同天下的盛衰联系起来，那么一个乡、一个县，也同样会关系到世运。建昌在东南，是文献之地，本来就应当同天下有关。至于磁龟自身能够兴盛，是因为处士的孝友、封君的勤俭；但如果不是像景鸣这样立志坚韧、砥砺操守、以文学名闻天下的人，哪里能够善于继承并肯于继续营建，使它有这样的盛况呢？罗氏子孙看到今天的盛况，想到历代复兴它的辛劳和艰难，未必不会对此有所感受。” 于是我大略为他编排说明，令其刻在坚贞的石碑上，树立在所谓磁龟的地方。重修岭路记　桑悦 庾岭是两广往来的咽喉，诸夷朝贡也从这里取道；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众多行人的脚踩踏着道路，以至冬天也没有寒冷的土地。南安人用驴背运载货物，米、盐、器用等物络绎不绝，这里是许多货物的出产和流通之地。自开辟以来，岭上的原始山体高峻险绝，直刺天空，行走实在艰难。唐开元四年，丞相张九龄凿石开道，往来才大致便利。从岭上到府治，旧有砖石铺成的细路，年代久远，砖石破碎沉陷，尺尺断裂、丈丈相连，散乱得像列星。道路的真实形势被丘陵和阴暗处遮蔽，连日积雨，低洼处水流冲刷成沟，往往人和驴一起跌倒；身体碰撞摩擦，货物也随着翻倒损坏；争斗、诉讼、辩解接连不断，最终造成求取美玉反而废弃玉石，主客双方都困窘，公文往来混乱烦杂。此前守护这片土地的官员明白其中缘故，但力量薄弱、财材不足，只能付之一叹。华亭张侯由进士出任兵部员外郎，出任此地太守，首先询问这件事，私下盘算说：“我能够让百姓少劳作，却使大家得到很大的便利，何况劳作只是有时，而留下的便利没有尽头，我有什么顾忌而不做呢？”于是召集父老，率领工匠，亲自登上山岭，搬起横在道路上的巨石；那些曾经躲过张九龄斧凿的石头，全都用铁锤凿削，取其粗砺不平的石块来填补道路的塌陷处。过去它们顽固阻路，如今全都献力于公益。又用石头砌成台阶，沿级而上，开元年间遗留下来的险路便脱离了盘旋曲折的状态；人们可以甩着手臂，甚至醉着行走，背负重物的人在昏暗的夜里也能够上下通行。修整岭路的费用非常巨大，于是按照盐商所缴的正税，每征收一千取一份，由双方相互补助。然而这项工程兴办时正值歉年，福建、江西各郡的饥民前来服役，每天以万人计；赈济灾荒的措施也暗中得到实行，使许多人保全了性命。工程始于成化十五年八月，次年十月告成。道路长二十五里，宽一丈，全都用碎石块铺平中间路面，以青石长条固定两边；又随即搬取大木，遇到有水的地方便架设桥梁，以免涉水之苦；又用余下的石料铺砌城中道路，以及城外通往迎恩坊以北的道路，重新修整，使之同岭路相接。这样共修道路三十多里；又在学宫前后、寓贤祠后、城址东北以及通济街、谢行头等处设置堤坝防水，共三百多丈，都修得坚固严整而不苟且，可以成为数百年造福百姓的长远规划，这些功劳都不是小事。《周礼》把疏通道路、开凿河川作为施政的首要事务，难道没有道理吗？这项工程中，巡视刑部侍郎金公、佥宪陈公和李公都曾谋划安排，辅佐工程完成，按理应当把他们的姓名一同书写下来，以昭示无穷后世。侯名弼，字汝弼。他整顿政务、兴办教化，使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到振兴；他修整岭路的功劳，有见识的人认为应当同张九龄一样，在此地享受祭祀。观瀑亭记　秦夔

译麻姑山绝顶有一股泉水，从丹霞观西北方流来，像蛇行、像斗折，在竹林间潜流数十里，经过仙坛下方，同神功泉汇合。它的水流潺潺，不快不慢；到了三峡桥，山崖峡谷忽然裂开，下面乱石森然耸立，泉水从上面跌落到坑谷中，向下同石头冲撞，冲不过去便愤怒汹涌，像秋日的波涛一样冲出峡谷。水声奔放，冲击回荡；不到几百步便到了石梁，忽然化作两条白龙向下垂落，飞雪般纷纷洒下，水珠溅到行人身上。那声音清亮高亢，仿佛天风牵引，忽细忽高，像男女撕裂绢帛，像明珠落入盘中，又像铁骑突然冲出，刀枪相互撞击，声震山林峡谷，实在是山中的一大奇观。成化辛丑年，我承乏任职此地，第二年正好祭祀麻姑，才有机会观看这股泉水，因而十分喜爱它，于是命道士洞渊在泉旁建亭，题名为“观瀑”。有人对我说：“您身为二千石的长官，治理旴地才几个月，恩泽阻塞而未能流布，不想着握发吐哺以尽职守，却只顾观瀑，恐怕不是政务所宜吧？”我说：“不对。您所谓不合宜的事，正是我认为合宜的事。我一向昏昧，对于治理百姓的方法很不明白；从前我由尚书库部郎中出任武昌太守，武昌是西南的繁剧郡，我承受不住文书和期限考核的劳苦，整日整夜昏昏忙碌不停，结果心气烦乱，政务更加纷乱。我害怕心志烦乱而政务纷乱，于是从容登上樊山，面临夏口，眺望大江流水，以荡涤胸怀；随后心情清爽地回来，仿佛醉后醒来、疾病痊愈，堵塞的得以疏通，停滞的得以流动，施政或许也因此有了成效。如今旴地是江西偏僻的郡，政务繁重程度只有武昌的三分之二，而这里瀑布的景致又很值得观赏：水质清澈而不污浊，水势直下而不弯曲，形体柔和而作用刚健，都可以激励贪婪者、振作懦弱者，大多对我的政务有益。所治理的事务既较为简要，而所观赏的景物又更加优美，那么这瀑布实在是医治我弊病的万金良药，怎么可以废止观瀑呢？”那人唯唯应答而退，于是我写下此文作为记。宪节堂记　周璹 宪节堂，是为元代故吉丰人刘鹗、刘楚奇死节而建的祠堂。刘公的祖先本是东汉汝南节王刘畅的后裔，刘畅生刘基，被封为巴陵侯。传二十七代后生刘庆霖，唐咸通年间任庐陵郡判，因躲避战乱来到恩江。第二十一代孙刘梦说考中宋代省元，才迁居到今天的鹫里。又过四代，生下百三岁桂林翁，就是刘公的祖父。刘公从小努力学习，多次应试没有考中，曾喜爱孔子关于浮云的说法，于是建浮云道院，教育乡族子弟，拿出田产供给他们。吴文正公非常爱重他。皇庆壬子年，董宣慰向朝廷推荐刘公；他历任政务、教育方面的官职，先后任秘书监、秘书郎、翰林修撰，每天同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欧阳楚公等朝夕砥砺，声誉和声望越来越显著。至正十二年壬辰，授任江州路总管。当时红巾军盗寇兴起，郡县土崩瓦解，刘公振作精神谋划恢复，盗寇不敢侵犯。十七年升任广东廉访副使。十九年奉命镇守韶州，调度适宜，百姓才得到安宁，加任广东阃帅。刘公的幼子刘运也因抵御盗寇有功，特加授广东副元帅。二十二年，授刘公行中书省参政，盗寇到来时多次击退他们。二十四年甲辰，韶州山洞中的獠人作乱，刘公分兵征讨；而赣州盗寇一万多人突然到来，刘公父子亲自冒着锋刃，同守将李如璋统率军队迎战。数月之间军队困守城防，刘运最终战死。刘公被俘于赣州，囚禁在慈云寺，始终辱骂盗贼、宁死不屈，最后遇害。他的绝笔写道：“生为元朝臣，死作元朝鬼。忠节既无愧，清风自千古。”当时是十月二十六日庚戌。唉！刘公凭借盖世的才干，承担国家重任，正值末世艰难危急之际，却能够保全臣子的节操直到生命终结。次子刘述护送灵柩归葬吉水仁寿乡天柱峰，在浮云道院建立祠堂；县学又把他附祭在欧阳公祠之旁。不久，刘公的曾孙刘杰以太原郡博士的身份因病辞职回家奉养亲人，感慨祠堂和社坛已经不存，一心只想复兴它们，于是历经荆楚，谋求优良木材，在别墅东面建祠堂，既用来奉祀先祖，也用来留给后人；他倾尽俸禄、耗尽资财，务求把工程做得尽善尽美。工程始于成化丁酉年八月初一，冬天落成。提学副使夏公书写“宪节堂”三个大字，题在堂门横额上；郡博士先生又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新迁府县儒学记　彭时 赣州在江西是大府，其城坐落在章水、贡水汇流之处，山川雄伟秀丽，风气坚固浓厚，地势形胜大概可以想见。然而郡学、县学自宋代以来都在城内东南面，逼近城墙，不足以承当这里的胜景。进入本朝已有一百年，教养制度都已具备，但科举中人才稀少，有人认为是地势不利，有司又畏惧改迁困难，因此没有人能够改变。成化丙戌年，山东曹凯侯来任知府，厌恶学宫低下简陋，便把迁建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考察合宜之地，找到府学东侧的景德寺。那里地势高峻开阔清爽，后面连接郁孤台，前面正对崆峒山，山势高耸险峻，像一支竖立的笔。曹侯高兴地说：“建学校、育人才，没有比这里更合宜的地方了。”于是召来寺僧，以府学交换寺院，并把县学一同迁来。扩展地基，南北一百一十七丈，东西七十三丈；中间建大成殿，殿后建尊经阁，左边为府学，右边为县学。从门、庑、堂、斋、廨舍到仓库、厨房、浴室等处，没有一处不符合规制。正在经营时，有人说：“永乐年间岭南进贡、用来营造宫殿的木材，弃置在南安水中的，都是栋梁之材。”曹侯立即派人把它们打捞出来；其余木材大多在宁都采办，工匠费用全由公帑和县中好义之人出资。工程始于戊子年春三月，到秋天时，府学、县学的整体格局都已完成。曹侯进京述职，因母丧离任。己丑年五月，黄冈谢防实侯来接任，于是对已经完成的部分加以砖石铺砌和彩绘装饰，又在泮池南面扩建棂星门，东西两边各建一门，以便两学师生出入。开辟射圃，修建文昌祠、泮宫桥，在通衢上建立成贤、育才两坊，以标明学校区域。这些都是原来没有而新增的。两学建成后，规模宏大、壮丽华美，远离尘嚣而吸纳清旷之气，比原来的学宫优越得多。开始迁建的那一年，诸生中被乡荐的有二人；第二年考中进士的有一人。当地父老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两位侯爷兴办学校的成效，并且说：“从前因沿用旧址而屡次修缮，都有文章记述功劳，何况如今改建，功劳尤其大，难道可以没有记文来记述并表示不忘吗？”于是写信给翰林编修董越，请他邀请我作记。

译古廉先生祠堂记 自古以来，有宏大才干、厚重德行而负有重大声望的人，如果志向不能在当时充分施展，名声一定会在后世更加显著，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充分任用他的才干，天下人共同为他惋惜；惋惜不止，终于形诸言辞，于是他的名声在世间延续越久就越显著。这样一来，他的荣耀远远超过一时得志的人。我安成古廉李先生负有天下的重大声望，官职最终做到国子监祭酒，见识高明的人都对此深为惋惜。所以他去世时，崇尚德行的君子们联名上奏，请求施行褒奖、追谥的典礼；最后巡抚韩公列举他的功业德行上奏，才得到“文毅”的谥号。当时，有司已经在学宫祭祀他了。如今提学佥宪潮阳李公龄又奉命在他家乡建祠，更加尊崇他。唉，先生凭什么得到人们这样的敬重呢？大概是因为先生天资秀异，涵养深厚，品德清正、学问纯正，可以追踪古人。当他任翰林侍读时，感念太宗文皇帝培育人才的恩德，上疏陈述时政十五件事，言辞非常切直，被下狱一年多才释放。洪熙改元，又分条陈述十件事上奏，都是别人不敢说的话，因此激怒了皇帝，命令用金瓜在朝廷上击打他，他没有死。后来任监察御史，接连三天上奏章三次，于是又被下狱。宣宗皇帝即位后，把他从狱中带出亲自审问，赞赏他的志向，仍释放他任侍读。从此他忠诚正直的名声震动天下，即使庸常之人和儿童也都知道尊敬仰慕他。正统年间，他由学士任国子监祭酒；当时国学的政教在松弛败坏之后，他慨然把成就贤才作为自己的责任，严格制定规约，勤于考课，按才干考核、排列和晋用，一概秉持至公之心；同时赈济贫困、救治疾病，恩意尤其深厚，所以教化得以推行，人心乐于顺从。他的学生后来考取高等科名、登上重要仕途的，一个接一个，于是天下都称赞先生的教育，恩义两方面都做到了，真是一代人的师表。他年老后恳切请求退休，居家仍然没有稍减忧国爱君的心情。等到听说土木之变、皇帝北巡被留，他悲痛愤怒了好几天，立即上疏陈述安定国家、抵御外患最应先办的大政，派长孙骐送到朝廷；事情还没有得到答复，先生便去世了。天下人又都听说这件事，赞叹他的言论，认为先生忠义的气节直到去世也不衰减，竟达到如此地步。唉，先生是德行盛美的人！不只是忠诚义气为世人称道，至于他仁厚的心地、廉洁正直的行为、通达宏大的才干，即使一时的名公巨卿也无不推崇而自认不如。然而他独独没有能够同公卿并列，以充分施展才用、把恩泽广泛施于天下，难怪人们的期望不能满足，对他深为惋惜、极其仰慕到如此地步。佥宪公曾经担任国子监师属，对先生的了解很详细，因此对他的景仰爱慕尤其深切，便想借此向后来的求学者垂示教诲，这大概就是专祠建立的原因吧？祠堂在先生故居的左边，共有三间，有门有庑，不奢侈也不简陋，实在是县令黄岩李君筹划经营而建成的。祠堂落成后，司训桐庐姚稷君写信嘱托我，于是我作了这篇记。重修清献堂记　刘鸿 赣州，古代的虔州，地处江西上游，沃野千里，山川城郭的优胜，在五岭以北各地中最为雄伟。唐、宋以来，这里大多有名臣良吏任职，他们留下的恩爱人们一直没有忘记。嘉祐年间，赵清献公任郡守，革除奸弊，施行和政，疏通开凿水道，慰问救济鳏寡孤独，善政多得无法尽数记载。周茂叔先生当时任通判，同赵公执手相交、共事为僚，地方政绩因而兴盛。河南程氏二位先生又跟随周先生游学，名贤经过教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显赫得如同昨日之事。本朝洪武年间，重新修建郡治，在它北面建堂，让属官休息，题榜为“清献”，用来表示仰慕贤德。正南一百步为后堂，在仪门左边，又合并纪念清献公、周茂叔和二程，取三位贤人的名字命名。年久以后经风雨雷震侵凌，危败得不能使用。此前主管官员正打算修缮，却没有立即着手。成化癸卯年，适逢郴阳王廷珪侯以奉议大夫身份来任此郡长官。他到任后便剔除弊病、刮除错误，振兴鄙陋、补救破败，百姓由困弱而振作，官吏由昏蒙而明白。他回头看这座堂，早晚都心中警惕，叹息说：“赵清献的功德在百姓心中，难道还没有泯灭吗？为什么竟破败到这种地步！”于是清理荒废、修葺堂宇，开始办理这项工程。所需经费一部分出自公帑，一部分征募工人，一部分雇用四方工匠；既不争竞冒进，也不松弛拖延，筹划安排全都亲自作出。不到几个月便完工，士大夫成群前来拜谒。大家都说：“王侯不动声色，却能这样兴办大工程！”并为此作歌说：“显赫的清献公，由王侯使其更加光耀；庄严的三贤祠，由王侯使其更加彰显。堂宇高大崇隆，由王侯修治；民众的力量和心志都记载在这里，甘棠之歌寄托着追思，怎么能忘记他呢！”大家请求刻石，以告示后来者。王侯坚决推辞了好几次，才让我写记。唉！清献公距本朝初年三百多年，因他的名望而建堂；又过了一百多年，才由王侯重新修建。天时和人事，似乎像是早有等待。后来继任此地的官员，难道不会像今天这样仰慕他的为人吗？登上这座堂而有所感触，就会仰望高山般敬慕。世间如果都能得到清献公这样的人来治理，百姓世世代代都成为清献公所治理的百姓了吧！” 重修星子县庙学记　彭教 南康府治理星子的学校，是宋绍兴年间郡守徐端辅所创建的；后来两次迁移，成为今天的学校，则是洪武初年县令朱敏营建的。元朝末年，这里成为僭伪势力争夺掠取的地区，十多年间，土地先后隶属八个政权，文化文物的遗存被一扫而空，成为赤地。建国初年，暂时搭建简陋的官署，招募流民、安置散户来补充编户；有司在每日事务应接不暇之中，仍然修建学宫、设置士籍，以响应诏令，其建置规模大概可以想见。到现在已经一百零六年了。如今太守山东曹凯侯刚到任，哀悼学校荒废破陋，于是商议改建，拆除礼殿、讲堂，就在旧地基上重新建造，并加高、扩宽。此前学校的门在文庙左边，取道向西出去，曲折偏僻而不方便；文庙南面又被民居逼迫，再往南是冰玉涧流经之处，更南面是通衢，道路拥蔽、界限阻隔，殿庭狭窄得几乎容不下迈开一步。于是买下民地加以扩展，棂星门和防门依次向前迁移；防门以内以长廊连接，防门以外正临涧边，开凿拓宽涧地，蓄水成为泮池。泮池稍向东，砌石为桥；涧南连接通衢，北面作为学门。门内是讲堂，墙壁朝北，向西转折以通达台阶。

译讲堂后面是后堂，讲堂前面是两斋。祭祀饮食有专门的场所，退居反省有楼。又在道路两端各建一座牌坊，东面题为“兴贤”，西面题为“育才”。建筑宏敞开阔，端正平直，幽静深远。工程完成后，学校诸生把始末写成文章，前来请求我作记。我私下认为，徽国文公镇守此地时，亲自以道德作为士人的老师；至于修缮馆舍、整顿斋舍讲堂、严肃圣像彩绘、更新冠服，以及祭器、竹笾、酒爵、洗手器具、巾帕、注水勺等细节，也都再三用心安排。他把根本和末节都一并办好，本来就是如此。当时的士人争相自我磨炼，在品行道义和仕宦功业方面，都留下了足以使后世称誉的成就。如今星子的学校，有贤能的师长，兴办各项制度和措施，勤勉周到，那么居住、教养、休息的辅助，以及振作更新、受到感发的契机，或许还有出于言语文字传习之外的东西，不也是徽国公的用意吗？而且当地风俗淳厚朴实，吕成公所说的“甘心以清白作为增进德行的地方”，大概接近这种情形。至于怎样开启他们的聪明才智，振作他们的志向意志，修养他们的品行节操，整饬他们的言语行为，使他们从事于修身治人的学问，难道不也应当多加用心吗？这项工程中，监察御史括苍金忠君和前任太守安阳许颙侯，曾经积存赎刑的钱财，募集富民捐献，用来筹划修葺，工程也已经有了头绪。曹侯到任后，工程浩大、费用众多，已经超出了最初的计划。至于开创工程头绪、综合处理细密事务，教谕上虞吴慎也出了力。工程始于成化辛卯年十二月，至癸巳年十一月完工。吉水县学忠节祠记 先王盛世时，道德统一，风俗相同；德行从近处做起而传达远方，政令由上而施行于下；毁谤和赞誉都不过分，诛罚和奖赏也没有滥用。士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只一心修养整饬自己而无所曲避，上位者也只喜爱这种正直之人而不加以蒙蔽。孙叔敖说过：“国家所肯定的，正是众人所非议的，这本来就是先王盛世的遗风啊。”宋朝故参知政事、文忠公欧阳永叔，以古文倡导天下，以风操气概立身朝廷，以礼义廉耻处理进退取舍，后世甚至把他同韩愈、孟子相比，但仍遗憾他没有得到充分任用。南渡初年，建康通判、忠襄公杨邦乂不肯凭借城防向敌人屈服，刺血写在衣襟上，死在任所。开禧末年，宝文阁待制、文节公杨万里不肯屈从依附权贵，以媒介谋求进用和名声；权臣误国，他愤恨不食，死于家中。距今三百多年了，他们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遗烈，仍与秋霜争严。唉，真是崇高啊！然而文忠公当时一旦主持贡举，喧闹诋毁他的人便聚集成群；一旦进入政府，诽谤他的人便充满朝廷；他一旦写信给朝廷官员，像高若讷那样的人也能借机苛责、困辱他。他偶尔写诗稍稍涉及时事，且很有声誉和威望，像晏元献这样的名臣也还对此心怀芥蒂，终身不能释怀。有些人不奉行新政，却在晚年出仕掌权，便相互排斥攻击，把他们视为流俗奸邪，甚至使朝廷轻慢、削薄了敬重故旧、优待老臣的礼制，也不加以体恤。这些人能在世人面前被认为正确，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防止的了。至于忠襄公、文节公的事迹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但我私下推想，当时那些保全自身、求取宠幸的人，结党唱和，必然会把明▯之用晦、趋时之变通、皎厉之畔道、苦节之匪贞作为议论，上下搬弄是非，暗中混淆名实，偷偷操纵升降进退，使天下人纷纷习以为常，信奉并采用这些说法。他们对于两位公的作为，不斥责其悖逆，必然会讥笑其强硬。今天来看他们的是非，究竟如何呢？不过，难道一定要等到今天以后才能判定吗？时势迁移、事情变化，公论逐渐明白，才想追究并纠正过去的毁誉、诛赏，却已经来不及改变那些人，对事情也没有益

译处了。唉，这难道只是士人的不幸吗？如今永丰县的沙溪，欧阳氏的祖坟仍在那里；吉水县的湴塘，杨氏子孙也都存在。沙溪过去隶属吉水，所以吉水早有忠节祠，合祀三位先生。年久失修，修葺没有接续，已经几乎全部颓毁。江西按察佥事、南海人陈梦祥巡视学宫，悲悼祠宇湮没废弃，于是命令用赎刑所得的钱，另建祠屋三楹，位于讲堂右侧、孝子亭北面，设置神主供奉祭祀，一如旧例。县中士人认为此事应当记载，因此请我把文章刻在祠下，我不敢推辞。我私下认为，三位先生的功烈流传天下，简直不止每家每户都能时时见到；何况在乡邑之间，父兄长老所诵闻的，街谈巷议所传说的，难道不曾有人在当时当事之际扼腕叹息吗？难道不曾有人心生仰慕，愿意为他们执鞭效力吗？有志之士，还应当彰明道义来端正自己的趋向，涵养气节来磨砺自己的操守，希望能赞同三位先生所肯定的道义，而不被众人所非议的说法夺去志向。这不只是使先贤的光辉显耀、使乡邑增重，实在也是国家有所依赖的。陈君勇于行义而坚强仁厚，所到之处表彰善行、憎恶恶行，树立良好声誉；从他所肯定的事情，便可以知道他的为人。重建横浦桥记　张弼 横浦桥是南安的咽喉要地。它最初何时建造已无从考察，从元代到现在的修建情况，大致都见于郡志。成化甲午年，桥毁于洪水，知府姚旭想修缮却离任而去；章纶接任，工程将成时桥又倾塌。戊戌年夏天，我到任后详细询问历次成毁的原因。原来山水瀑涨，突然上涨数丈，漂浮的水草和巨木遮蔽水流顺流而下，撞击桥墩，力量超过万头牛。稍有缝隙漏洞，便无法支撑，这就是工程难以成功的原因。何况从前桥墩只是层层叠石，四周用沙土石子填实，遇到水流冲转，怎能坚固？又因为桥的上游沙洲年年淤积，水面被堵去一半，水势拥挤汇并，更加无法抵御，所以桥随建随毁，白白耗费巨大，始终没有成效。我鉴于这些弊端，先开挖沙洲，使江面既宽阔，又没有水势拥挤汇并的危险。中流桥墩全部用巨石填实，灌注石灰，四周缝隙嵌入生铁。两岸石丘和中流五座桥墩建成后，先架木作骨架，随即加上巨梁，梁上建亭，亭顶覆瓦，亭下的承梁砌以石子。大概南安靠驴为生，木料不但承受不住，砖瓦也不耐用。亭子设有栏杆，划作商贾交易区并收取其收入。共建亭屋三十间，长三十丈，宽一丈八尺，比旧桥高度和宽度都增加三尺。石料只使用青石，木料只使用杉木。旧有佛像和铁犀等镇压邪祟的器物，全部屏弃不用。这样是尽力修建，而不惑乱民众的心志。商贾交易区所收的钱，每年用于供应修缮；并严禁携带火种，以防意外。工程始于戊戌年仲冬，到次年冬季才开始通行。又过了三年才全部完成。费用一部分向前任官员征取，一部分向民间募捐；尚未征足的，又用梅岭盐税补充。因此，拆除了在沙洲上建屋、阻塞江水的民房，并修筑河岸，形成通济街。又每年役使军民数日开挖沙洲，这些都是为了保护这座桥。还要仰赖后来守土的官员多加留意，这也是郡中的重要事务。所以不再牵强铺陈文辞，只把事实直书如下。袁州府修儒学记　吴节 古代的袁州是大郡，山水秀丽，是江西深处的地区，儒学风气兴盛，自古便闻名。唐天宝年间，房琯首先建立学校；乾元年间，郑审改建泮宫，士风也一同兴盛。到了宋代，杨侃、祖无择、张杓、江古亮相继任职于清朝；又有刘伯起、周铎、何澄等君子先后镇守此地，有的修礼殿，有的建书阁，有的更换门廊，增建斋舍，都完整记载在志书中，并流传于碑刻，足以为证。然而年代久远，兴废反复。成化八年，榆社人常显公以给事中近臣身份奉命镇守袁州，任职一年，威严和恩惠大为施行，士民安居乐业。他

译在政务闲暇时拜谒先圣庙庭，回头看见梁栋蛀坏、瓦面脱落，廊庑、斋舍、厨房也将要倾斜，久久徘徊，慨然把兴建修创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趁年成丰收，召集工匠、购买材料，拓展旧址，全部拆除旧建筑而重新建造。首先建大成殿，涂饰丹漆，装饰金碧；其次建明伦堂、四斋、二庑，规模比过去高大一倍；又扩建泮池，整治台阶，把廪舍、号房迁到泮池东面，在震、兑方位设置神库、神厨、牲房，在射圃西面排列师儒居舍，按房间计算共有六十多间，全都明亮、洁净、宽敞而高爽，适合居住和住宿。

译所有各种经费需要，都由常公自己承担，不烦扰百姓。工程始于癸巳年暮春，甲午年闰夏完工。郡教授蔡永和各位师儒商议刻文来彰明成绩，写信来请求我作记。我私下认为，学校是培养贤才的根本，守长是施行政教的首要事务；得到合适的人来兴办学校，那么风俗教化的推行就容易了。如今常公在初任政务百事纷繁之时，仍能留心学校，不到两年，殿堂、斋舍、廊庑都得到整饬，比唐宋以来各位官员所作的还更加美好，真可以称为贤能的守臣。我谨为此叙述创建修造的始末，刻在石上。康郎山忠臣庙记　孙原贞 臣下为忠而死，在死难之处享受庙祀的，如纪信在荥阳享受血食，他乘坐黄屋车欺骗楚军，使君主脱离危难，自己死在这里；张巡、许远、南霁云、雷万春在睢阳享受血食，他们守卫孤城，抵御敌寇，尽忠守节，死在这里；韩成、宋贵等三十六位臣子在康郎山享受血食，他们奉行上天讨伐伪汉，因君臣大义殉难，死在这里。这些人都死得其所，并且当时有功。然而汉朝消灭楚国，高祖的帝业由此成就；唐朝平定安史之乱，肃宗恢复了祖业；我太祖高皇帝消灭伪汉时，大一统事业尚未完成，还要四处征讨僭越作乱者。将士中固然有奋力作战而死的，为什么唯独韩成等人像汉代的纪信、唐代的张巡许远一样建庙祭祀呢？自红巾军倡乱以来，群雄纷纷僭越割据：伪宋韩林儿占据中原，伪汉陈友谅占据江汉，伪吴张士诚占据浙西，伪夏明玉珍占据巴蜀，其他窃据之徒还很多。天命所归的高皇帝从濠州、泗州兴起，忠良之士纷纷归附；韩成等人都在这风云际会之中，于是占有淮甸，继而平定江左，把都城定在金陵。陈友谅发动军队，驱使一群丑类，进攻围困我豫章；天威震怒，太祖亲自率领水军到鄱阳湖康郎山进讨。我军将士同心协力，整顿铠甲兵器，操持船舰，接受庙堂谋划，顺应神妙机宜，乘风冲击敌阵，用飞火焚烧敌船，出奇兵捣击其空虚之处，设下埋伏袭击逃兵。大战五昼夜，韩成等人都身先士卒督战，只听从君主命令，守义而不顾自身，迎着锋刃必定前进，冒着箭石毫不躲避，乘势攻破敌军坚阵，奋力挫败敌军锐气，拼死在战场上决出胜负。伪汉士兵被杀、受伤、烧死、溺死的以万计，在湖口大败敌军；我军又追击，陈友谅被流箭射中而死，余众随之溃散，于是江汉地区平定。此后平定各处僭乱，安靖中原，攻定燕京，军队所到之处敌人望风归附；偶有不顺从的，有的交战一次便平定，有的交战两次便攻克，从没有像康郎山这样鏖战多日、攻克强敌、消灭大恶。皇明兴起，实在从这里奠定根基；这些敢死破敌、建立功勋的臣子，又都被太祖亲眼看见其忠肝义胆，铭记在皇帝心中，因此应当褒奖封爵，在余干康郎山建庙。封侯爵十二人：韩成、宋贵、王胜、陈兆先、李信、金防、文贵、李志高、张志雄、徐公辅、刘义、陈弼；封公爵一人：丁普郎；封伯爵二人：程国胜、王咬住。子爵十三人：姜闰、石明、王德常、惟德、逯德山、汪清、朱鼎、裴轸、王凤显、王喜先、陈冲、汪泽、丁宇；男爵八人：袁华、郑兴、曹信、史德胜、翟世荣、常德胜、王理、王仁。按照他们的位次排列，塑造他们的像貌，确定祭祀仪式，主持祭祀事务的是县官。县令邵昆同县丞张永、主簿杨信曾经拜谒庙宇，看到栋宇倾颓、塑像彩饰剥落，便相互说道：“祭祀典礼不严肃，责任在主管官员。”于是各自拿出俸禄，召集工匠、购买材料；县令统筹全局，县丞整治事务，主簿督办工程，工匠施展技艺，百姓贡献力量。工程始于天顺庚辰年十一月，辛巳年四月落成。庙宇高大庄严，神像雄伟，重门、两庑、斋舍、神厨、墙垣全都完备。观看的人都很喜悦。县中老人说：“这座庙建于开国初年，用来褒奖忠烈，才过了一百年便焕然一新，其功绩应当记载。”县学训导邱弘写好文章，派生员赵祥、高昂前来请求我作记。我看自古至今，君临天下的人开创宏大基业、恢复旧业，固然是上天和民众共同归附，但也必定有忠臣良将作为羽翼爪牙，除去叛乱、挽救危难，然后天下才能安定。崇尚德行、报答功勋，对于以死勤勉办事的臣子尤其应当怜恤。因此在荥阳建庙祭祀纪信，在睢阳建庙祭祀张巡、许远，在康山建庙祭祀韩成、宋贵等臣子，都是礼义上应当祭祀、主管官员应当敬重的事。如今贤能的县令、县丞同心协力，重修庙宇，以使开国的威灵得到安妥，生气凛然，实在是善于任事的官员，能够遵守朝廷典制、表彰忠臣来劝勉忠节。使后世臣子在面对大事、临机决策之际，心中只有君主而不顾自身，拼死效命而不改变，成就大功，救济大难，保全大节，使大义伸张于天下后世；名教所系十分重大。后来的贤能官员千万不要败坏这项事业。这就是记。考察康郎庙功臣姓名，成化末年张东白也有一篇记，内容大致相同，但其他记载互有不同。例如“金防”写作“余昌”，姓名不同；“文贵”写作“吕”，“翟世荣”写作“罗”，姓氏不同；“姜闰”写作“润”；“徐公辅”没有“公”字；“王喜先”写作“喜仙”；“裴轸”写作“珍”；“王德”写作“清”，名字不同。又有的记载只列三十五人，不列程国胜，说他在南昌功臣庙受祀，却不知道南昌实际上从未祭祀程国胜。传闻异辞就是这样。【原跋】

译重修余干儒学记 余干县学在本朝洪武初年重建，永乐年间重修。如今历年已久，颓败破旧尤其严重。县中百姓按户计算，有三万一千多户；赋税按石计算，有四万七千多石。前任县令困于繁重事务，无暇顾及文教。如今邵侯来任知县，释奠祭祀先圣先师，回头看学宫，感叹说：“礼殿不修缮，凭什么使百姓敬仰？学舍不修整，凭什么劝导士人的学习风气？”这是主管官员的首要事务，责任我怎敢推辞？于是恭谨尽职，存心廉洁公正，处理事务公平敏捷，审理诉讼明察而宽恕，民心因此感动喜悦。于是向众人谋划修整学宫，士人百姓乐意跟从；积蓄俸禄余资来供应费用，购买学宫西面的土地以扩大地基，购买木材来替换旧料，烧制瓦砖来增添新制，召集各类工匠发挥技艺；督办有方，奖惩有法。没过几个月，大成殿、两庑、防门、棂星门完工；又过几个月，明伦堂、进德斋、修业斋完工。整修防门左边的文昌祠、防门右边的先贤祠，修葺防馔堂、厨房和浴室于进德斋东面，修葺神厨、库房并把仓廪迁到修业斋西面，在明伦堂北面建文防堂，四周修筑墙垣，磨治石料并加高，至于祭器等物和观德之所，没有不完备美好的，焕然一新。工程始于天顺元年九月，第二年十一月完成。当时乐平县学训导邱谙来代理学校事务，协助出力很多，同诸生感受很深，想要记载这项功绩，写明始末，派生员张鉴来请求作记。郡侯名叫昆，字彦璧，是浙江桐庐人，由乡贡进士出身，历任常州、吉安两郡教官后升任现在的职务，所以他治理县政，知道应当把什么放在首要位置。观德亭记　何乔新 射箭作为礼仪，起源于上古，在成周时完备，却在列国兵争之际废弛。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讲习这种礼仪。我太祖高皇帝兴办学校、培养士人，开始恢复古代圣哲君王的制度，于是下诏天下学校都建立射圃，每月初一和十五，师儒率领诸生在那里从事射礼。建昌旧有射圃，位于丰盈仓西边，距离郡学稍远，师生练习射箭以此为苦。天顺癸未年夏五月，三山人谢仲仁侯由户部主事出任此地守臣。谢侯专心处理民政，不到几个月，政事通达，人心和顺，盗贼逃散，奸邪革除，百姓因此安适。任政第二年，谢侯认为射圃狭窄而且偏远，便在郡学西边测量土地，作为师生练习射箭的地方，用高墙围绕，在其中建亭，宽若干步，深若干步，题匾为“观德”。因为我是郡中人，便让我作记。我认为射箭是君子的事情：天下无事时，用它来实践礼义；天下有事时，用它来攻伐。射礼的法度中，宾主有送迎行拜之礼，射耦相继有上下等次；弓有横、却、兼、弣以及弛张的尺度，箭有搢、挟、顺羽、拾取的仪式；行走有左右之序，上下有先后之次；仪容姿态必须符合礼，节拍音律必须符合乐。其仪式文采完备，大致就是这样。所以《礼》说：“内心意志端正，外在形体挺直，然后拿弓持箭才能审慎牢固；拿弓持箭审慎牢固，然后才可以说能够射中。”由此可以观察人的德行。周代衰落、礼制废弛以后，士大夫对于用来观德的射礼已经无人讲习，而射穿皮革的技艺便专属于武夫。到了我圣祖敬谨遵循先王美好的法则，讲求这种礼仪并推行天下，要使士人重新看见古代仪文的盛美。如今谢侯又能扩建射圃、更新射亭，使郡中的师生有所从事，大概是要把士人纳入礼乐之中，以成就他们文武兼备的才能。他的用心多么深厚啊！我任职朝廷，未能同郡中诸位君子在这座射圃较量技艺；将来有幸归来，在姑山旴水之间养老，听说郡中大夫和众位贤才讲习、实行乡射礼，我将同乡里那些好学不倦、好礼不变、年老而声望足以称道且不乱礼法的人前往观看。即使筋力不能胜任弓箭，也差不多可以借此观察德行了。姑且把这些记在亭上，以等待那一天。重建仁济桥记 瑞州作为一郡，后面背靠高大的山冈，前面临着锦水。郡治前面把船只并列起来作为桥，用铁缆系住，以便往来。每逢春夏两季，江河交汇，洪水暴涨，铁缆柔弱不能支撑，船只便常常败散；修复工程动辄超过一月、拖延很久，才能重新完备，官民都以此为苦。宋淳熙十二年，郡守杨侃改建石桥，把桥迁到郡治稍东处，又在两岸修筑石堤，以抵御凶猛水流，在深渊中累砌八座桥墩，以分泄水势。桥墩上架木为梁，铺砌石板，梁上覆盖屋舍数十间，人们从中得到很大便利。后来屡废屡修，从宋代直到元末，毁于战火，木材砖瓦都腐朽残缺，石头也剥蚀了。进入本朝以来一百二十多年，石堤全部坍毁，石墩只剩四座，而且也都溃败不能支撑。每逢春水浩荡，水怪出没，行人面对水流叹息；有时冒险前进，多有翻船溺水的灾祸。守土官员多次想修复，但考虑到工程巨大、费用艰难，又害怕擅自兴工而使百姓受苦获罪，因而畏缩不前，最终没有实行。弘治九年三月，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华亭人张缙公巡行所属地区来到瑞州，看到桥的废址，慨然有所感触。江西提刑按察司佥事、吴兴人沈清公也分巡此地，于是相互说道：“我们主管风纪，怎忍心让百姓葬身鱼腹呢？何不谋划修复它？”意见既已达成一致，便告诉太守、太原人李思仁，让他负责办理。太守同通判沈禋、推官许瑢都说：“这是主管官员的职责，哪里敢不尽力！”于是筹划材料，准备工匠，从府库余财中拨出经费，劝说富户捐助，于这一年五月十七日开工。重新修筑两道堤岸，再累砌八座桥墩，架木为梁，铺石并覆以屋舍，全都依照旧日规制。桥修了若干尺，宽若干尺，于这一年十二月某日竣工。太守召集僚属、师儒、年高德劭者，以酒食庆贺落成，并说：“废弃百年的桥，一旦修复，使我们的百姓离开危险、趋于安宁，这虽然也有天数，但如果不是主管风纪的官员振作兴举并使之成功，怎么能做到呢？这件事不能没有记载。”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叫人刻在石上，希望后来的人知道诸位君子的辛劳，并设法保护其成果使之不毁，作为百姓永久的利益。

译江西布政司黄册库修造记 郡县黄册，建造库房来收藏它，是因为重视百姓户数。我太祖高皇帝承受天命而拥有天下，疆域治理的广大远远超过汉唐；历代圣君休养生息，户口增长繁衍，也不是前代所能相比。旧制度规定天下户籍，每十年便改造缮写一次，完成后进献到天府，收藏在后湖库；布政司所保存的副本，则收藏在架阁库。江西布政司所统辖的郡县很广，户籍尤其多，库房不能容纳，于是另行收藏在章江门城楼和广积仓的偏室。天顺八年，左布政使、莆田人翁世资认为黄册收藏在其他地方，不合先王拜视民数、孔子式车经过负版之人的用意，于是在城东测量土地，找到旧铸钱库的废地，建造库房五十间、办公房三间，设置大门以严谨控制开闭，开凿池塘以防火灾，把各郡县呈上的黄册全部迁来收藏。每年命幕职一员、吏一人、卒徒二十人负责守护。然而工程初创时，规制尚未完备。成化十八年，左布政使、福清人王克复与右布政使、三山人陈炜认为办公房狭窄简陋，拆除后重新建造。前面作为处理事务的办公房，后面作为宴饮休息的厅堂，两侧房屋、厨房、浴室等依次排列设置；又建中门以严格出入管理，共建房屋十三间。年代久了渐渐毁坏，却没有人修葺。弘治五年，左布政使、宜兴人沈晖来到这里任职，巡视到此，看到栋梁弯曲、瓦片落地，墙体堵塞，院墙倾斜，于是召集工匠、准备材料，择定日期开工；弯曲的梁木更换，脱落的瓦片补上，堵塞处疏浚，倾斜的墙体重新修筑。又在厅堂北面建楼七间，以远离污秽；前面建步廊以便巡视查验；楼南建甬道十六丈，通达厅堂后面。共用木材三千七百章，瓦、砖、黑色涂料、白垩、铁、石等用量与此相称。工程始于弘治六年六月，于同年九月完工。这次工程，费用取自官府的余钱，劳役征用负罪囚徒，劳力和费用大概都没有涉及百姓。工程完成后，梁栋修整高大，墙垣坚固高耸，确实配得上作为收藏典籍的场所。沈公写信嘱托我为此作记。我认为，君王以百姓为天，而黄册正是用来记录百姓户数的。汉代萧何在汉高祖入关之初，首先收取图籍；宋代傅崇亲手抄写典籍，亲自加以隐秘校勘。古代名臣没有不对此高度重视的。我朝承继古制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尤其重视户籍，收藏黄册有固定场所，编造黄册有固定时间，实在是因为户籍关系到政治的兴衰。如今沈公和诸位君子体察德政之意，敬重户数，建造高檐大厦来庇护、收藏黄册，确实是懂得应当重视什么了。从今以后，考核户口的增减，在这里；考察垦田的多少，在这里；辨别军户、民户，查验原籍户、外来户，以便征发劳役，也在这里。它对于治理之道的帮助，难道浅薄吗？一座库房的建造，看似不必记载，但它所关系的事情十分重大，因此写下这篇文章。赣州新建巡抚院记 皇帝即位第七年，汀州、赣州的奸民联合起来作乱。起初势力很小，郡县主管官员没有长远谋略，也不急于追捕，势力逐渐炽盛；岭南、湖湘地区不守法的人又跟着响应，四处抢掠，劫掠富户，焚烧民居，抢夺府库，杀害官军，喧嚣成为东南郡县的祸患。主管官员开始惊慌谋划应对，防备东面，贼寇却从西面出现；搜剿南面，贼寇又逃窜到北面。当时镇守江西的太监邓某和巡按监察御史、布政司、按察司三司商议，认为盗贼未能平定，是由于政令不统一，而且邻近地区的主管官员不肯同心协力。应当设置巡抚宪臣，在要地设立官署来统一节制，并划分附近郡县归其管辖，这样盗贼就容易平定了。于是共同上奏，皇帝批准了请求。又命大臣慎重选拔方面重臣，选择有治理百姓、统御众人的才干者，选中了广东左布政使金泽公，便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让他巡抚江西，同时督理福建、广东、湖广地区。官署设在赣州，并划江西南安、赣州、建昌，福建汀州，广东潮州、惠州、南雄，湖广郴州归其管辖。四省三司都听从节制，并赐给他玺书，准许他酌情便宜行事。金公到达赣州后，发现赣州旧来没有巡抚的治所，于是向朝廷请求，朝廷命副使谈俊、参议李魁核查府库余财，购买材料、雇请工匠，就在赣州城中选择地点营建。前后堂各五间，穿堂、两廊、大门、仪门各若干间。东面偏左建寝室，再往东建赏功所。大门外设置“抚安”“镇静”二坊；牌楼、屏墙以南又设置三司办公房，作为巡守、兵备、商议政务、申报事务的场所。工程始于弘治八年十月，次年闰三月落成。高大的厅堂、峻峭的屋宇，高门、厚墙，规制壮丽，是其他镇所没有的。凡政令的发布、赏罚的施行，都在这里；各路将帅出兵接受军令、献上敌人首级，也在这里；郡县各部门政务有弛有张，也一定到这里报告，然后才敢停止或施行。于是赣州成为重要镇所。金公主持政务后，盗贼逃散，奸邪革除，军民因此安定。不久，广东守臣说韶州地势险要、民风强悍，又靠近潮州的祸患，适宜归金公管辖。朝廷议论都认为可以，于是把韶州划归金公管辖。金公认为赣州有巡抚院，实际从现在才开始，便写信嘱托乔新为此作记。我私下认为，自古帝王治理天下疆域，固然贵在任用得人，但也一定要使政令出于一处。过去汉朝有西羌警报，命赵充国出镇；即使强悍如辛武贤，也不能扰乱他的部署。宋朝有西蜀变乱，命张咏出守；即使骄横尊贵如王继恩，也不敢违拂他的意见。这两位公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就在这里。把数郡之地分属四省，政令不统一，心力不齐，怎么能够成功呢？圣明天子采纳众臣意见，把这件事全部交给金公。从东到西，延伸绵延数千余里，都接受他的节制，朝廷的谋划宏大而深远。如今金公恭敬奉行皇帝的诏令，凭节钺镇守这个要地。早晨下达一纸檄文，各地藩镇争先恐后奔走；晚上派出一名使者，各镇将帅都不敢有丝毫迟误。将来群盗屏息，四境安宁，丰功伟绩铭刻在彝器卣器上，流传于史册，难道只不过是追踪赵充国、张咏二公而已吗？金公字德润，由著名进士出身，历任内外官职，所到之处都有贤能的声誉，所谓有治理百姓、统御众人的才干者，金公正是这样的人。于是为他作记。

译重修南昌府学记 南昌是江右的首郡，布政、按察等官署都设在这里。它山川的优胜、疆域治理的广大，都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那么它的学校制度、建筑的高大壮丽，也应当成为各郡之首。原有学校在元末毁于战乱。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后，首先下诏郡县兴办学校、培养士人。洪武丙子年，南昌守土官员开始修建郡学，有庙宇祭祀先圣先师，有学校教育才俊之士，规制壮丽。到了景泰甲戌年，几乎六十年过去，彩绘装饰已昏暗，梁柱腐朽折损，墙面涂饰剥落。巡抚佥都御史讳公雍大加修筑。后来学宫逐渐坍坏，巡按监察御史、天台人李钊公修缮它，巡按监察御史、汝阳人熊翀公又修缮它。到了现在，庙宇和学校日益破败。弘治辛亥年，监察御史、姚江人韩明公来到此地巡按，只拜谒文庙，随后到讲堂，回望四周，感叹认为首善之地竟倾圮到这样，不可不修。于是召集工匠、安排役夫，购买材料、烧制瓦件；至于金碧、油漆、丹红、黑色涂料、白垩等物资，都用府库余财购买，不让费用摊及百姓。众人都欢喜踊跃地参加。庙宇从大成殿直到庑门，学校从明伦堂直到斋舍，过去已有的便依旧修缮，过去没有的便开始建造。建有赐书楼，学官有官署，士人有居舍，讲诵有厅堂，名宦乡贤有祠堂，斋宿有宫室，习射有场所，观德有亭子。至于厨房、浴室、库房、马厩，也都依次兴建；贤育坊、兴贤坊也加以修饰。共建房屋一百八十间、楼房六十四间。工程始于壬子年七月十五日，癸丑年六月初一落成。丹青碧彩辉煌，门窗壮丽，为各郡之冠。称这里为首善之地，郡中士人来游来观，没有不感动喜悦的。这次举措，实在是韩公主持的。韩公字惟远，进士出身；他巡按江右，清廉却不偏激，严明却不苛刻，崇尚诚信、厚重知耻，考核议论者都认为他符合宪臣的体统。雩都县修城记　袁端 雩都是古代扬州的辖域，汉、陈隋、唐四代曾四次迁移治所。贞观年间，安抚使任怀玉公把治所迁到南康；旧郡治就是汉代将军灌婴所筑营垒的旧址，直到今天仍沿用。宋代知县刘藻公于是修筑土城。元代通判王荣忠公开始改用石料，从此百姓依靠它而安定。进入本朝后，文事松弛、武备废弛，城墙坍坏，护城河淤塞。近年以来，一群不逞之徒乘机聚众呼啸。大参秦民悦公认为雩都是三省往来的冲要，是十县腹心之地，于是规划修筑。一时间乡里富户争相拿出钱财来资助。于是命知县罗珒公主管此事，又分别命义官管廷荐等人按工期督促工程。秦公升迁离去后，大参张琳公、兵备张璁公和宪副相继督促勉励，又命义官萧子钦等按日期考核完成。工程始于成化丙午年春，至第二年冬城墙建成；又到第二年秋，城楼、望楼建成。城墙内外都用砖石砌筑，表里如一，周长五里，比旧城更加宽广。罗公建五座城门，题以新名：南门曰南薰，北门曰朝天，东门曰东皋，西门曰西成，另一门曰永安。高墙深壕，雉堞排列，屋檐如鸟翼飞举，巍然成为坚固的金城汤池；用来保卫内部、抵御外敌，平息变乱、消除忧患，长久维持太平，难道不正在于此吗？工程既已完成，大役宣告告成。县学诸生萧鸣凤等相继请求我作文刻石，以流传后世。唉！设置重重城门来防备暴雨，见于《易》；有备无患，著于《书》。这项工程，本来就是贤能的主管官员应当用心办理的。春秋时代通常的事情不记载，兴建创制之事则详细记录。这项工程，也是法令所应记载的事情。我才智不敏，谨把它的始末记述如下，告诫后来出生于此、任仕于此的人。彭泽县儒学记　邵宝 九江郡守高友机带着彭泽教谕戴銮来告诉我说：“近来彭泽、瑞昌两所学校同时迁建。彭泽先于瑞昌完工，但记文尚未写成，冒昧请求您作记。”起初，彭泽学在县治东面，有人认为它背阳面阴，位置不合适，以此为忧。选择适宜迁建的地方，才得到现在这个地方。有人说：“前面的山像几案，像旗帜，像发髻；后面有凤凰、绿梯、苍崖、潜玉、读书岩等山，众多胜景聚集在一起。左边以孤峰为襟，右边带绕重岭；大江的水流一望可见，延伸数百里，清爽秀丽而完备，学校建在这里很相称。”当时都御史林俊公巡视到此，听说后认为是这样。分守参议董威、钱颢，参政杨守愚，佥事沈元、王启、陈雍，副使杨锦先后扩大了这一构想，而高守负责承担任事。因为这样才取得了这项成功。我曾经奇怪如今师生求学，不致力于树立根本，却拘泥风水，妨碍科举功名，动不动就请求迁校，所以往往被压下不准。但学校对于治理关系重大，而舍弃简陋、趋向美好，也是主管官员的常职；这正是同行而情形不同，所以我不敢废弃此记。到了学校落成，怎么能不庆贺呢？” 不过，学校是用来学习道的。过去孔子谈论道的言语很多，直截亲切的，没有比在川水边的感叹更好的了。它概括了理气的显著与幽微，一句话便可以总括，而用功实践的处所也就在其中。万世以来学习道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准则。天下的大河有四条，而长江居首；观水如同观长江，不是其他河流可以相比的。如今彭泽学校既然占据临江的优胜之处，庙中又有孔夫子的塑像，凡是作为师生在这里从事学习的人，何不共同追随孔子在川上的游观，从深处探求源头，逐步前进，希望参与大修养而成为大德，并由此发为小道，同时以慎独贯穿始终？这样，所谓的道，大概不必等待诸儒众说，也可以从观望之间自行得到。如今大江自大禹疏凿以来，由各水合流汇聚而成的道路，大概未曾有一天改变。有人不探求它的根由，却只在偏僻的溪流、曲折的港汊中竭力求得通行，还说这是“入海”；因此，虽然向东流的趋势终究必有到达之处，但支离破碎已经十分严重，何况白费力气而没有归宿的事，又往往如此。君子对于道，怎么会不同于此呢？研究水道的人，必须从《禹贡》开始，才可能得到真实情况。《六经》以及《语》《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的《禹贡》；不致力于此，却安于偏僻曲折，即使屡屡谈论水道，对于求学又有什么益处呢？宫室落成，古代有歌颂祈祷之文；但若在学校斋舍中歌颂祈祷，而对道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我在考核工程完成之后，想取川流之理，告诉我们的师生。因高守请求作记，于是写下此文，交付刻石。

译记述孙氏烈妇碑亭的文章 烈妇钟氏，是玉山知县、上虞人孙景云的妻子。她的父亲名叫钦礼，是浙江一带的名士。烈妇幼年受到教育，读书而懂得大义。嫁给景云以后，更加亲近文史。景云考中进士、任职玉山时，烈妇持守礼法，早晨送丈夫出门，傍晚迎接回家，夫妇相待如宾，谈话总要称说古代廉吏。景云能够在任上有所作为，也有赖烈妇辅助丈夫的道理。弘治壬戌年春，景云从述职之处返回，中途得病。这年夏六月到达玉山，秋七月十八日去世。烈妇当时二十八岁，曾两次生育却没有孩子，正打算为丈夫安排侧室，而景云没有答应。到了这时，她极度悲痛，跌倒在地，被人扶起后说：“悲哀啊，丈夫死了又没有儿子，我还为什么活着呢？”于是三次取洗尸水饮下，发誓一定去死。她又谋划说：“割喉而死，衣服会被血弄污；投水而死，衣服会被浸湿；尸体这样被发现还要更换衣服，死后也会受到羞辱。我还是上吊死吧；但上吊和饿死相比，哪一个更好呢？”于是绝食。婆婆强迫她进食，她不得已又吃东西；她强忍疾病办理丧事，暗中安排身后之事，细微之处全都准备齐全，说：“我已经决定上吊了。”过了两个月，舅氏▯将要把景云的灵柩送回。烈妇在一天之内把他的文书、书籍和官府器物全部查点后归还。当晚，婆婆在同僚的住所吃饭，等到回来时，已经过了二十刻。烈妇迎接婆婆，用婉转的话说：“丈夫死了，又没有伯叔可以侍奉公婆，我作为媳妇不敢去死。如今幸好有可以侍奉公婆的人，我就没有什么忧虑了。”这其实是在向婆婆表示诀别，但婆婆没有察觉。婆婆睡下后，烈妇进入内室，沐浴更衣，用白绫缠住头颈上吊自尽。这天是九月二日。第二天，婆婆才知道，解下她的尸体，面色如玉，仿佛活着一样。左边放着一锭银子，封面题写“买棺木”；右边衣袖中放着景云的小像以及她所珍爱的两把扇子。衣架在前，灵几在后，梳妆用品和服饰器物陈列在旁边，案上摆着香烛，庭院中设有旛盖旌▯，全都是烈妇亲手安排的。她料理后事竟然这样整齐。唉，真是奇异啊！死后一个月，有关官员上报了这件事，天子下诏给上虞县，表彰她的门第，说：“烈妇宝承，暂任江臬，得以听闻她的风教，请把这件事写在碑上。”唉，从一而终，是妇女的道义。所以丈夫死后称作未亡人，大概是说夫妻可以白头偕老，却不能同日而死。像这位烈妇这样死去，可以说超过一般人一等了。只是她的志向难道还不够刚烈吗？有人或许会责备她不为丈夫留下后嗣。唉，要留下后嗣就没有儿子，要奉养公婆却有伯叔可以承担，这些她早已考虑周详了。不这样的话，她选择立即赴死，是怕辱没自身；暗中安排死事并诀别，是怕伤害婆婆。她在死亡这件事上也同样合乎礼法。当初我听说烈妇自尽，曾感叹认为：凭她的义，可以像纪姬那样保全▯；凭她的志，可以像孙妻那样为妫氏讨还公道，她的刚烈并不只在于一死。君子认为这话是对的，因为天下纲常的存续也有赖于此。申生之死体现孝，屈原之死体现忠，难道不正是这种志向的表现吗？记载烈女事迹的人，应当从中有所取法。我因此把它写下来。《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记》。罗伦 人活着最终都要死，圣贤与普通人没有不同。死了却精神不灭，与天地同样长久，与日月同样光明，大概只有圣贤才能做到吧？李泰伯先生，或许也是圣贤一类的人吧？先生姓李，名觏，字泰伯，学问贯通五经，尤其长于礼学，凭文章辞采立身。他的言论高远而正大。郡城北面有凤凰冈，先生在冈下创建书院，求学者有一千多人。南丰曾子固，是他的高足。范仲淹、余襄公、靖交相继推荐他，朝廷召他担任太学说书。五十一岁去世，葬在凤凰冈山麓。宝祐二年，郡守杨镇建立兴文堂祭祀他。开庆元年，郡守曾埜改堂名为思贤，并在右边建立旴江书院，仍沿用旧名。书院废弃后，先生的墓也成为废墟。成化三年春，长乐谢士元公来任郡守，梦见先生向他举起大杯饮酒，醒来后觉得奇异。第二天有人向府中报告：“盗墓者挖开先生的墓了！”太守准备棺材和殓衣，打算改葬。打开墓穴察看，里面两只大白杯仍然完好如初。梦中所见竟然应验，于是商议按照旧例请建祠堂。适逢吏部主事左赞公上书请求，诏令下来后，在墓地建立祠堂，南面命名为景贤，赐给少牢祭品，每年春末举行祭礼，照旧不变。又募集闽地石工，大规模营建墓穴。墓穴用石头砌成，穴内高五尺，宽度按高度减去一成，深度按宽度加倍；中间砌砖并涂白灰，外面用石头加固。墓前开阔，像厅堂一样，四周环绕着墙垣。湖西罗伦捧着香前往拜谒。太守讲述他的梦说：“先生去世距今已经四百十三年了，精神感通竟然能达到如此地步。”苏轼说：“不依靠形体而成立，不凭借力量而运行，不等到出生才存在，不随着死亡而消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回头看烟草之中的坟墓一座连着一座，太守叹道：“这些难道都是普通人吗？”罗伦说：“哪里只是这里如此呢？古时富贵之人，名字在当时就被湮没；沉溺逸乐，死后连自己的身后名声都不能保全的人，哪里数得尽？先生出身于狭小寒陋的房屋，本来没有任何官爵的荣誉，也没有一尺土地的财富，可是身后的荣光却与天地终古相存。君子应该知道应当选择什么了。”于是写下这篇记，告诉本地人，希望有人听闻先生的风范。

译《双节堂记》说妇人可以比作男子，可以吗？回答说：可以。问：凭什么知道可以？因为看她的行为，不是看她的资质。臣子跟从君主，妇人跟从丈夫，所属虽因人而定，常道却出于天理，二者的道义相同。专一而没有二心，三纲因此端正，九法因此有序，万物变化因此有根基。像虎溪萧节妇刘氏这样的人，难道可以改变吗？刘氏是已故夏朗大家节妇端习公的女儿，是翰林学士文介公俨和苏州教授南园公谕的从姑母。她选择婚配，嫁给了萧东鉴。没有几年，东鉴去世，儿子瑀也在半岁时夭折。家内家外的亲属担心她年少守寡而没有儿子，便用这件事来试探她。节妇哭着说：“丈夫，是我的天。天可以有两个吗？我的脚只要一移动，将来在阴间凭什么去见亡夫呢？”公婆认为她的志向很难得，便命冢嗣宋▯的儿子澂济来继承后嗣。刘氏把他看作亲生儿子，抚养他、教育他成人，并把自己哥哥刘庶绩的女儿嫁给他。成化丁亥年，澂济去世，刘氏四十二岁，抚养他的遗孤，取名存性。婆媳二人相依为命，衣食起居，凡事都以侍奉婆婆为节。乡里的士大夫认为这两位妇人相继守贞，便题写她们的堂名为“双节”。遗孤存性带着教授君所作的行状来告知此事。史氏说：“人的形体和血气所产生的私欲，谁会没有呢？不能用礼义加以制约，那么距离禽兽也就不远了。臣子对于君父，享受君父的快乐，领取君父的俸禄，却不能为君父的事业忧劳至死，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可是妇人不改嫁、不负二夫的，一家有三四人，一族有十几人，一个乡或一个县多得无法记数。守节重义的本性，人人都有，为什么偏偏妇人能够做到呢？只是她们所专注的对象单一，所守持的志节坚定罢了。萧节妇就是这样的人。唉，这难道只是比普通女子贤德而已吗？存性的祖父文志，国朝曾表彰为义民。宋代绍定戊子年的进士、名正的人，是他的先祖。信国文公三世都曾在他门下完成学业，先君武冈公的弟弟登仕府君，也连续三代与他家联姻。这些情况都如此。” 《宋文丞相祠堂记》臣子为忠而死，儿子为孝而死，死这一点是相同的。这样的死亡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贯通日月、使木石为之感动，可以端正万世人的心性，确立万世不变的天常。孟子说：“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使它充满天地之间。”牺牲生命以成就仁德，舍弃生命以取得正义，如果不是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的人，谁能参与这种事业呢？宋丞相信国文公就是这样的人。公名天祥，刚满二十岁时参加廷试对策，陈述君主之道的根本和治理天下的急务，文思如神，很快写成万言，可以说是天下的大才。董宋臣主张迁都逃避，公上奏章请求斩杀他。吕师孟傲慢不听命令，公又上奏章请求斩杀他。贾似道误国擅权，公应当用道义裁断他。勤王诏令下达后，重臣宿将都缩着脖子惊恐流汗，公却率领孤军独自前去承担。敌军驻扎在皋亭，三宫震动，宰相逃亡荒野，公挺身独自前去劝说敌军，可以说是天下的大勇。慷慨赴义，在一旦之间决定生死，普通人有时也能做到。像这样历经万死，操守却更加坚定，志气也更加激烈，若不是仁者，哪里能够做到？当公出使北方时，斥责敌方大酋长，辱骂叛贼，已经应当被处死。他逃离京口，奔赴真州，又到扬州，赶往高邮，抵达通州。苗再成驱逐他，李庭芝又怀疑他。外有强敌逼迫，内有饥荒煎熬，没有一天不是面临死亡。后来他沿海道前进，渡过惊涛骇浪，回去拥立二王，在南剑州开设督府；兵败于空坑，在潮阳服毒，在南安绝食。应当死过无数次，却始终没有死，最后被囚禁在燕地狱中，面向南方从容赴死，震动天地，光照万世，可以说是天下最大的忠臣。公的忠诚能够使空山的石头坠落，能够感通七里之神，能够造成广陵的风雨，能够使豺狼也生出敬畏，却不能避免贾似道的阻挠、黄万石的嫉恨、李庭芝的怀疑以及陈宜中、张世杰的猜忌，这是为什么呢？苏轼说：“他能做到的，是天意；他不能做到的，是人为。”说的就是这个吧？宋朝灭亡时，为国而死的人很多。陆秀夫、张世杰死在海上，李芾死在潭州，赵昻发死在池州，姚訔死在常州，赵世赏死在洪州，先君武冈公张开礼死在吉安，公为他服丧哭祭；督府和行朝中死去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即使如此，仍没有谁像公这样经历万死之后才死去。微子出走，箕子被囚，龙逢、比干进谏，伯夷、叔齐饿死，诸葛武侯鞠躬尽瘁，这些人的事迹都集中体现在公一人身上了。自古以来亡国之臣，没有谁像公这样刚烈。宋朝三百年培养士人的功业，在公身上得到成就；做臣子的最高典范，也不就在公身上吗？这不正是仁者的勇气、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吗？公去世至今二百年，顺天府在学宫祭祀公，乡郡在城南祭祀公，公的子孙在富田祭祀公。富田的祠堂在元朝末年兵乱时被横暴百姓夺占，龙凤年间佥事李饮冰公恢复了它，正统年间知府陈本深公继而修复，景泰年间都宪韩雍公上奏增加谥号，并录用公的子孙。当今皇上成化二年，佥宪李龄公来主持学校事务，让公的九世孙继宗入学，又使公的乡人周丕宪划拨田地供养祠堂。这些事情都有功于名教，值得记载，所以写下它，告诫万世做臣子的人。

译《雯峰别墅记》沿临汝水上溯到旴水，千里山水闻名天下，其中最美的有三处。在临汝的苏山，最美的是佛寺；在旴郡的王城，最美的是亲王遗留下来的居所；在广昌的雯峰，最美之处古今无人能够尽知。太守饶秉鉴公首先主持营建并居住于此。湖西罗伦经过时回头观望，喜爱得不忍离去。它的右边是吴王芮的军峰，左边是镇县的金嶂，前面是壶公山的紫霄，后面是南霁云的霁峰。高耸的像帝王，低下的像臣子，相连的像朋友，横展的像屏风，挺立的像笔，簇拥的像台殿，圆润的像城郭房屋，涌动的像波涛，陡峭的像奔马，张翼的像鹫鸟，蹲踞的像狮象，伏蹲的像虎豹，蜿蜒的像龙蛇；有的像绘成，有的像削成，有的像铸成，有的像雕琢成，仿佛出自神工鬼设，无法形容。云霞来往，形态转变迅疾，合起来命名为雯峰。旴水从中间流过，曲折回旋环抱此地，仿佛不愿离去，于是命名为雯溪。雯溪东面，两条山涧夹流而下，形成雯涧；支脉在旁边并峙，像鸟翼一样伸向山涧，沿着雯溪延伸而止，形成雯冈。雯涧中有平坦的田地和肥沃的土壤，大约六七百亩；低洼处积水成池，形状像环形玉璧，称为雯池。沿着池塘进入，池上建有雯门。门内有渠道，泉水声清脆作响，佳木奇石错落分布在两旁，称为雯渠。有一座翼然高耸的厅堂临渠而建，叫作雯辉堂，取雯峰山水的光辉之意。堂后是寓乐处，意思是身处天地之间而以此为乐。又建安晦祠，显达之时居于幽晦之处，若非安定沉着不能做到。祭祀先人的厅堂叫昭孝继述堂，表示继承先志的美善；行裸礼进献祭品的诚意，是为了彰明对祖先的孝心。云雾消散，太阳明亮，重重门户洞然敞开，雯峰的众多奇景全都呈现在几案席位之前。合起来命名为雯峰别墅。云霞形成文采，是上天的文章；山水形成奇观，是大地的文章；仁义形成德行，是人的文章。用大地的文章合上天的文章，才显出雯峰山水的奇异；用人的文章合于天地的文章，然后才可以主持雯峰山水的奇异。唉！有常在的是山，没有常在的是人。让常在者主持无常者，让无常者归于常在，所成就的就是文章罢了。正如尼丘的常在者以孔子为主，云谷的常在者以朱熹为主。这里的主人名善，我到此以后才知道，无常之人也可以成为有常之人。于是写下这篇记。《种德堂记》　张元祯 南昌旧时有一座监狱在郡治左侧，围墙圈起的地方仅有一亩，却长期关押着一千多人。那些被校、缠、缧、拲、桎等刑具束缚的人，只能勉强容身；脚趾被蚊虫叮咬，虱子吸食鲜血，任凭虫腹吃饱才离去。戴着牛枷的人，老鼠啃食他的角；重病垂危的人，小吏乘机钻入其肓。刑罚还没有达到极刑，人的寿命却已经耗尽。百姓遭受这种酷害，至今已有几十年。山阴祝侯在弘治丁巳年到这里任知府，慨然想到此事，深深怜悯他们。凡诉讼文书中所控告的案件，审断完毕就遣送出去，不让他们进入牢狱。他又整顿狱吏，使监狱常常空着。然而，廷臣中的镇守、巡抚等官员在这里驻治，方岳之臣在这里镇抚统治，十三郡有诉讼案件的人也都聚集到这里。株连牵引，人数实在很多。南昌的监狱，真难以划定界限了。祝侯在府治南面发现有一座旧的老子宫，便买地交换下来，说：“把这里由天堂变成地狱，可以吗？”于是依这块地建屋，按楹计算有若干间，筑墙按雉计算有若干丈。前面建大门，中间建大堂，题名“种德”，取自皋陶所说广泛播种德政、使刑罚有所防范的意思。审理后判定无罪或不服刑的人，便让他们来这里居住。巡按御史王听说后说：“消除灾祸、招致和气，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只有能够消弭灾祸，之后才能招致和气。” 这就好比种田，稂莠除掉以后，嘉禾自然会生长。播种德行，也是没有什么不是如此的。”监狱在今年冬季过半时建成，不到一个月便下了大雪，百姓占卜认为这是丰年。祝侯说：“下雪确实是祥瑞，可是狱中之人寒冷羸弱，又怎么办呢？”他亲自到旧监狱和新监狱，按人数发给柴薪和粮米，释放因灾害而受牵累的二百多人。被释放的人就像从火灾、溺水中逃脱一样，欢欣和乐，父子兄弟在道路上互相庆贺。祝侯真可以说是播种德行的人啊！后来居住这座堂的人，希望都能体会祝侯的心意，把播种德行作为自己的事业。若只是让马张大嘴、孔大脖子，以此来求得皋陶那样的治理，把这叫作播种德行，就浅薄了。必须在这里施行教化，在这里辅佐君主，使顽固的老人受到制约，使顽固的苗民归服，让一人得到福庆、四方受到感化而行动起来，这样对于德行才算真正播种。《甫刑》说：“以此为鉴，施行祥善的刑罚。”谨以这些话作为对种德堂的告诫。

译《重修白鹿洞书院记》南康郡的白鹿书院到了我朝，翟守溥福兴复废墟，李佥宪龄整修倾颓之处，如今因年代久远又多有毁坏。苏佥宪葵由翰林院调任提学来到这里，便与巡按王侍御宗锡同一两位宪臣商议，重新大规模修建。书院中间是文庙和重门，左边是明伦堂、文会堂，堂前是延宾馆，规制都沿袭旧制，但栋梁屋宇坚固壮实，胜过原来数倍。两边角落排列诸生书舍，共二十楹，其中有许多是新增加的。明伦堂左边原有三贤祠，祭祀李宾客、周夫子、朱夫子，并把陶、刘诸贤附祭其中，神位按时代排列。侍御深以为不合适，特地另建祠堂尊奉周、朱二位夫子，陶、李诸贤则另建祠堂在它的西边。我向诸位请求，应该趁这次大修，把周、程、张、朱四位夫子列入文庙，置于四配之次，像朱子过去所实行的那样。诸位都认为这不合现行典制，最终没有实行。从前翟守兴复书院，却没有延请老师、聚集学生；李提学则以礼聘请贤士，召集各学有志向的学生共同讲学。当时知道为自己而学习并取得成就的人本来很多，但也有喜欢名声而没有真情实学的人，有装饰欺诈、希求侥幸的人。求学者在这里应当洗涤名利之心，努力超越名利的关口；如果不是这样，不仅会使我们的道受到蒙蔽，也会辜负正学、玷污这个地方，罪过就太大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呢？如今苏君也想延请老师、聚集学生，我冒昧先提出告诫，希望不要辜负今天大规模修建书院这一盛举。侍御有意兴办学校、激励人才；除此之外，凡是抚州、吉安等郡邑新建学宫十多所，他都极力推行正学。宪臣陆宪使珩、沈佥宪清、分巡沈佥宪锐，也都是不忘圣贤之道的人。这次修建约需费用千金，全都出自侍御和分巡的筹划，官民都没有额外负担；总理其事并负责完成的经历冯▯、训导云龙、江能则、刘守定昌，功劳尤其多。苏君的志向和操行一定会大力振兴正学，以符合这次修建的意义；我记下这些赞辞，借此等待它的成效。《金溪县儒学尊经阁记》　费宏 金谿县学长期没有尊经阁，尊经阁的兴建，是从知县方信之公开始的。方公是鄞县人，弘治己酉年到金谿任职。他治理政务崇尚严肃，致力于铲除强暴凶恶之人，救济贫困、使困苦者苏醒，以此培植善良。任职一年后政绩显著，便下令整治各种弊端，盗贼销声匿迹，夜间百姓的门户也不用关闭了。方公知道百姓逐渐富足，力量可以利用，于是整修礼仪典祠，接着整治馆舍官署，即使是巡察人员的住所也一定焕然一新；而对于兴办学校、培养士人，更是尽心尽力。一天，他召集诸生感叹说：“尊经阁这个名称，其他学校都有，唯独我们县缺少，怎么可以呢？这并不只是为了增添观瞻。天地人三才的道理，仁义礼智四德的作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的教化，无不记载在六经之中。自古以来，凡是负有君师责任的人，金华讲学之所、蓬观校书之所、兰台收藏典籍之所，没有不在这里表示尊崇的。何况六经列入学宫，又设置科条，称为老师、称为弟子，彼此传授学习；儿童从这里开始学习，正是希望他们起初成为士人，最终成为圣贤，尊奉君主、庇护百姓，这一切都以此为根本。我们对于典制中不应缺少的部分，竟然还缺少它，怎么可以呢？”于是勘察选定阁址，找到文庙东面的角落，因地势高处加高、低处填平，用坚硬的珉石加固，在上面建阁。阁中为三间，高四十多尺，深度和宽度相称。工程开始于辛亥年初秋，到第二年春季竣工。登上楼阁远望，卓笔、绣墩、鹧鸪上幕等山峰，无不在轩窗之下呈现出回旋奇巧、显露异态的景致；金川、清江两条河水又在左右环绕映照，使人心境澄明、视野开阔。观赏的人都说，山川的秀美有了这座阁，才足以凝聚于此。从此以后，贤能俊秀之士的聚集，必定会比从前多一倍。役夫、工匠和费用总数将近一万，他们所付出的劳苦和耗费也确实很大；但这些都取自罚金，百姓没有受到骚扰，仅仅几个月，宏伟的景观就很快建成了，若不是方公才智敏捷，能够这样吗？阁楼建成的第二年，方公离开金谿，担任御史、提学南畿。正德甲戌年，方公的同乡黄嘉防侯来任县令，又随即整修装饰这座阁。不久，他准备磨制石碑以流传永久，恰逢方公的外甥屠安卿公按察巡视本县，黄侯便借此请他撰文，于是详细叙述方公的善政，专门派人来请我写记。处置繁剧事务而能办成，居于富庶之地而能保持清廉，官吏做到这些也就足够了。至于用儒术来修饰政教，用弦歌礼乐来治理百姓，则一定要有才干而又贤德的人，才能从容胜任。若从庸俗官吏的眼光看，这座阁的建成似乎不足以论有无；但它所显示的志向，使人瞻仰闻听时都肃然起敬，使我们的道统更加崇高，使斯文更加受人尊重，实在关系到风俗教化，是不可缺少的。方公难道不是真正的贤者吗？我既然看重黄侯的请求，又感念屠公有对舅父的怀念之情，于是把事情的始末写成这样。唉，方公离开金谿县将近三十年了，可百姓至今仍然思念他而不忘，这难道不近似古人所说的遗爱吗？方公名志，字信之，和我都是成化丁未年的进士。我曾经协助方公修建尊经阁；如今一同磨刻石碑的，有县丞郑熙、主簿林文、典史李琳、王纶，教谕何彦芳、徐恒，训导陈廷用、蔡材，以及林挺、颜钦。按制度可以把相关人员联列附记，所以一并写在这里。

译南康府新城记 《春秋》记载筑城之事，流传了几十代，认为土木工程关系重大、民力十分可贵，所以即使是当时的常规工程也一定记载下来。然而记载虎牢，却特别责备郑国不能据有它。因为有些地方是必定要占据的，有些城池是必定要防守的。虎牢是险要坚固的城邑，可以阻扼荆楚、控制诸侯，而郑国君臣竟然忽视它、不作谋划，最终把资助敌人的机会送给敌人而自取侮辱，这哪里值得同王公大臣讨论设置险要之地的道理呢？南康前面蓄有彭蠡湖，后面拥抱匡庐山，控制楚地、通达粤地，是江右最重要的咽喉要地。只是九江设有戍守之军，声势援助能够相互接应，平时看来城防似乎可以暂缓。安逸嬉游的日子既然长久，祸乱的苗头便到处潜伏；一旦变乱仓促发生，县城聚落就没有可以凭恃的了。此前北方盗寇南侵，乘船沿江而来，突然逼近，守卫者疲于防御，居民苦于焚烧劫掠，直到今天仍然心有余悸。太守陈时雨侯常常感慨地想：“我是朝廷守土的官吏，守卫得不坚固，责任将推给谁呢？”于是向巡抚都御史孙燧公、巡按御史屠侨公，以及分守参议黄宏君、杨学礼君，分巡佥事师夔君、王崇仁君请示，招募工匠开采石料，修筑新城。工程始于戊寅年正月，到第二年正月建成。城门有五座：浔阳门、彭蠡门、建昌门、匡庐门、星子门，另附设防水的关隘。城郭四周设有箭台三十二座，周长十丈，高一丈八尺，形势壮伟，足以保障一方；城基坚固厚实，可以长久存在而不毁坏。陈侯在这件事上的功劳很大。陈侯正德丁卯年由中台来到这里任太守，不久因父母丧事离任，壬申年又回来，前后在郡中共十多年。他曾两次修筑土墙，填塞山谷、填平沟壑，地势崎岖、形态万千，却总是被雨水毁坏。改用叠石修筑后，时间一久，被雨水毁坏的又超过一半。到了这次，工程才终于完成，他的志向和勤劳可以说十分突出。陈侯希望后人知道工程的起因，并谋划使它最终完备，于是派使者来请我写记。陈侯自我持守、任官办事，老练成熟而谨慎厚道，施政以惠民利民为先，务实而远离虚名，长久以来越来越得到上下的信任，所以多次兴办大型工程，百姓并不怨恨。当道诸公都用罚金和公帑来资助筑城。工程完成后，它的功绩显现在人们眼前，几乎同山一样高大；它给百姓带来的恩泽深入人心，几乎同湖水一样深厚。又何必等待我来写它呢？我只是另有感慨：假使陈侯没有长期任职于这个郡，即使有筑城的志向，也没有机会完全施展规划工程的才干；假使陈侯像其他官吏一样没有爱民的诚意，即使才干足以把事情办成，也未必能像这样不懈地操劳公务。由此可知，想要在世上有所作为，必须使志向和才干相合；任用人才，也不应骤然升迁、频繁更换，而必须让他长期任职，以责成其功。这样以后，天下的功业才能建立，天下的百姓才能安定。这座城由陈侯开创，如果后来任职的人都像陈侯一样真诚，能够按时修缮它，那么它对百姓所带来的利益，难道会有穷尽吗？这正是我想写下来而不能自已的原因。陈侯字如霖，是弘治癸丑年的进士，治理郡政有许多美好的政绩，多次受到荐举。筑城只是他的众多政绩中的一件。当时协助陈侯办事的，是同知张禄君；星子知县王渊之，则尤其为督促工程出力。

译新设峡江县记 临江府所辖的县有三个，只有新淦县最大，四周疆域将近一千里，大概兼并了古代巴邱、石阳两个废县的土地。原来隶属于这两个县的地方，距离治所很远，都有百里之遥；道路幽深、山岭险峻，必须经过两夜一宿才能到达。百姓倚仗地势险僻，逐渐习惯于顽劣强悍，赋役输纳不能按时完成，井税、户口甚至有不登记在册籍上的；豪强狡猾、任意行事，没有人敢于过问；盗贼横行，即使严厉追捕，也不能平息，这种弊病已经存在很久了。自成化改元以来，上至抚巡、藩臬、郡守、县令，下至有办事经验的乡绅老人，常常请求划分土地、增设县治；中间因为发生了许多变故，事情便搁置下来而没有实行。大中丞武陵陈公曾以大参、分守的身份治理这个郡，知道设县已经不可停止。到了嘉靖甲申年，他奉皇帝玺书，负有巡抚的责任，正值本县盗贼兴起、各部落击鼓喧鸣，于是同镇守太监黎鉴公、巡按御史秦钺公、陶俨公商议说：“这是由于土地广大、人口稠密，却没有办法统辖，增设县治难道还可以拖延吗？”便根据从前的议论向朝廷申请，获准后，赐名为峡江。陈公于是同巡按御史徐岱公，把营建的事情交给分守大参方楷公、少参陆溥公、分巡佥宪高贲亨公办理；又亲自前来视察，勘察并确定城塞和各处位置，制定建置规式，交付给有关官吏执行。峡江大概是郡中一处雄强的要镇，距离古巴邱仅两里左右。这里东面俯临大江，西面承接玉笥诸峰，景势最为壮丽；城隍庙高大地保存着，于是就依托此镇修筑城池，把巡检司的旧址向外扩展十里作为县治，把驿舍旧址扩展作为学宫，又选择空地修建台院、分司、府馆；凡是山川、社稷、邑厉等坛，以及仓储、各局事务和阴阳、医学等机构，也都依次完成设置。工程始于丙戌年秋九月，到丁亥年春三月完工。负责主持工程的，实际上是郡守钱琦君、清江县令狄冲君、新淦县令俞稷君；新喻县令董寅君也协助促成此事，等到县令朱簠君继任而来，大概也为谋求工程最终完成出了力。县治焕然一新后，陈公派县学教谕李公达君来请我写记。天下的事情，有的弊病在于法制，有的弊病在于人。弊病在人，就应当依据地方情势选择人才，不能把罪过归于法制；弊病在法制，就应当根据时势更改法制，不能把罪过归于人。先王的法制，治理国家、经划田野，设置官员、划分职掌，都是为了百姓；无论大小、繁简，都各自适宜，大概很少有不便于百姓的。如今让一个人统辖数百里之广的县，疆域过于广大，约束治理十分困难；山谷中桀骜不驯的百姓便各自逞强称雄，官府因循苟且而不加治理，最终将会像边远地区的溪峒一样，逐渐酿成乱事、埋下祸根。这大概就是法制不完善，好比琴瑟音调不和，正应当改弦更张。这样看来，划分土地、增设县治，确实是不能拖延的事。只是议论的人不能作出决定，长期没有成功，大概就像在道路旁边筑屋，意见纷杂、彼此牵制；从来没有人真正急切地关心百姓的疾苦，并且果断地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陈公把百姓视同自己的族人，既仁慈又勇敢；一次请求不能获准，就一定再次请求，直到成功为止，于是举起数百年来废置的制度，在一年之间使它得以完成。问所需财力，出自公帑，百姓却不知道花费了多少；问所需劳役，取自雇佣工匠，百姓也不知道承受了多少劳苦。而且当时共同办事的诸公，没有不协同谋划、竭尽力量，把这看作长久治理的计划，因此能够旋转治理的机轴、改变百姓的风俗，消除一方的祸患，为百世留下安定。这项工程难道可以说没有补益吗？从今以后，能否专心抚育百姓，大力推行教化，使向往治理的百姓安居田里，战鼓不再发出警报，犬吠之声也归于寂静，就要看后来任职者如何作为了。《易经》所说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难道不正是陈公慎重开始、谋虑结束的深意吗？陈公名洪谟，字宗禹，在江西任职时兴利除弊，惠泽及于百姓的地方很多；复兴县治，大概只是其中一件事罢了。重修罗田岩濂溪阁记——黄弘纲 雩都罗田岩的濂溪阁，是用来祭祀濂溪、明道、伊川三位先生，以及武穆岳公、阳明先师的。最初由宋代县令周颂公创建，明代太府邢珣公续建；到了督学蔡克廉公，才下令有关官府把五位先生一并列入祭祀典礼。因为楼阁已经毁坏了一半，便加以扩建；看到原有设施不完备，又加以整饬，这些工作是佥宪沈谧公和现任县令羊修公完成的。庆历年间，濂溪先生任蕲州通判，曾经写过游览罗田岩的诗。当时太中程公任兴国县令，派明道、伊川二位先生去拜见周茂叔，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考察罗田岩所列的嘉熙庚子年，濂溪阁建成，并把濂溪先生的诗刻在石上。听到先生遗风便会产生追思，这是道化流行所汇聚的地方，何况亲自接受教诲的人呢？罗田岩也是黄龙禅师经行修行的地方。武穆岳飞率兵平定盗贼，到了固石洞，便在岩下拜访黄龙禅师，见到相关景物后作诗。宫寀罗洪先公书写此诗，并刻在石上。督学蔡公首先祭祀三位先生和武穆岳公，又叙述阳明先生在稽山书院倡导学说，以及门下诸生的情况，雩都一地的门人尤其多于其他县。于是把五位先生合祀在一堂，并说：“道德和忠贞，原则是相同的。”扩建为三室，中间安置三位先生，左边安置武穆，右边安置阳明。阳明先生门下的袁庆麟、何春、何廷仁、管登四位弟子，在阳明先生的室中陪侍而坐。春秋两季，率领本县志同道合的人举行释菜礼，共同祭享。唉，一隅之地，却寄寓着五位贤人；道统的根本在于人，地方也因人而增胜。后世登临这座岩的人，对于景仰爱慕、心向往之的情怀，也就可以想见了。洙泗一带的儒学传承，到孟氏时一度中断；经过一千五百多年，周敦颐、二程才重新追寻其源流，提出“无极而太极，以中正仁义确定规范并以主静为本”的学说，提出“动也是定，静也是定，不预先期待，也不拒绝来者；心无内外分别”的论说，差不多接近精纯专一的宗旨。从此以后，有人把心与理分析成两个方面，到了阳明先生，才独自揭示良知，以启发群迷。他说：“世俗儒者的学说支离破碎，只向外在的形名、器物、数度等末节寻求，想要弄明白所谓的物理，却不知道我的心就是物理，不必向外求取。佛、老之学空疏虚无，抛弃人伦和事物之常理，去阐明所谓的本心，却不知道物理就是我的心，不可以抛弃。”这已经清楚地体现了孔孟学说的宗旨。后世景仰向往的人，难道也会对此有所感悟吗？过去太府邢公建阁时，放置了一块坚石，准备树碑记载兴废，以传给后世，恐怕这些事迹会湮没而无人知晓。文章尚未写成而石碑仍在，我感念太府公的用意，又亲眼看到了诸公相继兴盛的功业，便在心中追慕并把它记述下来，最后归结到这条道统所系的意义，用来告诫本县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不要忘记，并且有所传承〔原文“且有”句意未完〕。如果因此有所忧惧，难道这座阁还能默默无闻地湮没吗？《总制应城陈公伟绩生祠记》——张升

译为活人建立生祠，源于百姓感恩爱戴之情无法停止，在古代也不多见。比如石庆任相辅佐齐国，齐国百姓仰慕他的品行；栾布镇守燕地，燕地百姓佩服他的清廉。又如王堂平定盗贼、张咏使蜀地安定，这些人都以实际作为取得了百姓的信任，而百姓的心意又不能释怀，所以在他们活着时为他们建祠，是希望他们常常映入眼帘而永远不被忘记。我们江右所属各郡中有抚州，偏处东南，是个大郡，人口繁多而地势平坦。它的东乡一带，如长林市，交通四通八达。近几年年成歉收，百姓饥饿，强悍之人结成群伙，擅自闯入富户家中和粮仓，夺取粮食，毫无顾忌；他们白天横行，没有人能够抵挡。甚至手持刀刃杀人，即使出动军队也无法遏制。时间一久，他们聚集在山林中，不时出来肆意行动、抢劫掠夺，所到之处村落空虚，百姓奔逃躲避都来不及，尸骨堆积成丘，鲜血流淌成河。甚至邻近各地也都遭受他们的祸患：抢劫财物，焚毁住宅，奸淫污辱，杀人剥掠，没有止境，惨烈毒害难以尽述。官府派人捕捉他们，往往遭到失败。江右的监司把情况上报，皇上为此忧心到夜不能寐、早起不安，下诏让朝廷大臣商议对策，众人一致推举南京户部尚书应城陈公，从家中起用，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江南军务；南直隶以及闽、粤、湖、浙等地，全都归他节制。陈公不敢以私人理由推辞，骑快马星夜赶到江右。听说抚州东乡的盗寇尤其猖獗，便先处理那里，请求调来广西土兵数万人以及其他军民，分布在毋城、黎墟、野塘三地，这些都是盗寇的要冲。各地都由监司一类的官员总领，他们都很能任事。又委派副总兵张勇君统领土官，分别统率土兵；大家同心竭力，协助取得胜利。正德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陈公驻节抚州。二十六日卯时，三地队伍各自奋勇进剿。到四月初八日班师，仅四十二天，军队没有停留延误，坚固的无不摧毁，深藏的无不攻入；擒获、斩杀贼寇首领和部属约一万二千三百多人，生擒六百四十八人，俘获盗寇家属四百五十八人，夺回被掠男子妇女六十三人，缴获器械、牲畜和财产不计其数，夷平盗寇巢穴二百六十五处，焚毁盗寇房舍四万七千五百多间。贼巢荡平成为平地，人们往来不再受阻，又招抚使六百多户良民返回旧业。于是选择要地设防，把长林市改设为县，以安置剩余百姓。从此居住的人安定，出行的人顺畅，往来者络绎不绝；耕种的人更加努力以求丰收，做买卖的人更加增多以流通货物，旅行的人可以按时出入，经过的人可以随意行止；把呻吟声变成欢笑歌唱，把奔逃劳苦变成安逸，把杀戮的惨状变成如同戏剧般的太平景象。天空仿佛更加开阔清朗，大地仿佛被铲平而更加平坦。百姓都说：“过去是什么时候？现在又是什么时候？”如今能够安稳做工，不是总制的功劳又是谁的功劳呢？我们这些人早晚都能获得自由，便常常祝愿：“愿公的官位越来越高，使往来都能自得其便。”又常常祝愿：“愿公的寿命更加长久。”于是大家彼此说道：“这只是口头祝愿罢了，哪里比得上同心协力建一座祠堂，在里面塑造陈公的像呢？”祝愿陈公的功业永远流传，使百姓瞻仰他的塑像而思念、爱戴他，千年如同一日。《礼记》说：“能够抵御大患，就应当祭祀他。”这是因为他有功于百姓，顺应人心而得到报祭。陈公攘除凶恶盗寇，难道不是抵御大患吗？按礼制正应当祭祀他。众人一起到郡府向常熟陈侯言报告，于是选择城隍庙的空地建祠一所，正堂三间，中间塑陈公像，两边厢房各六间，外面总设门屋，数量也相同。高大的松柏并列在门内外，繁茂挺拔。此时农事大丰收，谷价很低，百姓都酿造新酒，带着酒登堂拜谒，抬头瞻仰陈公塑像，仿佛仍能看到他当年统领军队时严肃威武的气概，无不欣喜并由此兴起追思。从此对他的思念没有止息，时间越久越有生气。陈侯述说百姓的情意，派人来嘱托我写下这篇文章。我认为，有功而得到百姓祝祷，按礼是最为隆重的。我因此记下此事。周公曾说：“记载有功之臣，以其功劳作为大祀的对象。”周王命宁，周公又说：“明洁地举行禋祭。”又说：“美善地享祭。”这大概是把侍奉神明的礼仪用来侍奉功臣。后世为在世之人建立生祠的意思，源头或许就在这里吧？然而这种做法出于百姓自发推举，尤其难得。俞公名金，字汝砺，自壬辰年考中进士后历任升迁至今，现任湖广官职，是应城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军务俞公生祠记》。我江西的属郡有抚州，抚州所属的县有乐安县，与永丰、宁都、新淦、丰城、汀贑交界。盗寇兴起，必然侵扰这里，也必然经过这里。宋绍兴年间，才割取土地设置县治来治理此地。然而这里重山峻岭，山谷道路深险阻塞，民风顽强粗野。本朝宣徳年间，有盗贼曾子良聚众于大盘山。▯治初年，有余瑞二起事，接着范安、惟邹仕兴为害最酷、持续最久，横行乡村，焚烧劫掠，奸淫污辱，杀人肢解，堆积的尸骨多得像山丘，血流成河，惨状无法言说。他们上下奔窜，竟没有人敢抵挡。后来又联合张元二屯和郭山的盗众，占据大池，聚众三千多人，焚掠数县，渐渐逼近防省。当时各郡县都在防备盗寇，朝廷简拔任命俞公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七省军务。正徳壬申年夏，泾阳人穆世杰任乐安县知县，便向督府请示，俞公把预定的谋略授予他，并亲自督率天兵：调达军营已塘、彭州的军队防备盗贼向西逃窜；调辽东军镇仲溪、龙备的军队防备其向东逃窜；调浙江军队深入龙险，随时便宜潜伏；调大同、两广军队准备追击截杀；又委任穆知县防守各路军队，予以剿灭。于是命令良民引导官军直接进攻大池、郭山，群盗连夜逃遁，窜往崇仁。穆知县与他们交战三次，擒获、杀死二千多人，军队完整返回，并向督府献上战功。俞公认为这件事办得好。乐安士民互相庆贺说：“过去居住的人常有击鼓报警的惊恐，如今却能安居，安稳地睡觉；过去出行的人担忧道路被阻截，如今道路平坦，毫无忧虑；过去服役出征的人担忧负重乘车，如今各自安定，乐于从事本业。”大家都向天叩头，一同祝祷说：“这都是我们县侯的功劳，是督府总制的大德。我们终身仰慕他的德行，哪里会有尽头呢？”于是向县侯请求建立生祠，塑造俞公的形貌，并嘱托我写记文。《重修上犹城记》　　　　　　　　　黄仲昭

译《易经》说：“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木梆，以等待防备暴徒。”城郭对于百姓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古代圣王虽然十分重视民力、爱惜民财，但凡是创建郡邑，必定修建城郭来保卫百姓，因为考虑到修城劳民费财的害处小，而保障百姓的好处大，所以宁可谋求大益，也不顾惜小害。像周朝盛世时，有时命令南仲修筑朔方城，有时命令樊侯修筑东方城，他们难道不知道珍惜民力、爱惜民财吗？他们的用意也是这个道理。本朝考察古制来治理天下，凡是交通发达的大都、重要郡城，以及边境的小县，没有不修筑城郭来防备盗寇的。太平日子久了，城郭渐渐废弃毁坏，治理此地的官吏没有体恤百姓的仁心，没有考虑祸患的智慧，也没有成就事业的勇气，平日无事时不能振作有为，谋求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却推托说：“我是不愿劳累百姓的力量，耗费百姓的钱财啊。”万一不幸发生盗寇之患，百姓没有可以凭借来守卫的城郭，终于流离困苦，无法维持生活；却不知道修筑城郭的劳费，与百姓流离失所的轻重相比究竟相差多少吗？上犹是南安的属县，处在江西南部边境的群山之中，与湖广桂阳县相接。这里人口稀少、地处偏僻，年成稍有歉收，山峒中的愚民便都聚众为盗，县民往往遭受他们的毒害。宋绍定年间，县令胡▯开始修筑土城，以保障百姓。到了前朝元代，土城全部坍塌。本朝初年，因为邻县发生盗乱，守土官才沿用旧址修筑城墙，后来又毁坏。成化年间，县令董瑄、郑玺先后修筑，都没有完工便离任了。如今是▯治二年，江、闽、汀、漳之间发生小规模警报，朝廷特命副使张公整顿兵备，兼管岭北道事务。第二年夏天，他巡行到本县，慨然想带领百姓脱离危险、趋向安定，于是谋划修筑城墙，作为长久之计。恰逢县令章爵刚到任，也把爱护百姓放在心上，急忙筹办工匠，装土修筑，不到一个月便完工。张公又筹划管理钱财，使章县令招募工匠烧制砖瓦，用砖砌成城墙。工程始于辛亥年二月望日，到六月中旬告成。城周共四百三十七丈多，高一丈七尺，护城濠宽四丈、深八尺。设四座城门，每座门上都建楼；修筑雉堞九百二十五座，供守夜住宿的铺舍十三所。用砖按枚计算二百九十六万八千八百多枚，用灰按斤计算一百二十九万一千四百二十斤，用人工按工日计算五万五千五百六十多个。总共耗费白银三千七十五两，其中张公筹办的占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由章县令奉张公之命筹划办理。这次工程，劳力取自百姓，百姓却不认为劳累；钱财取自百姓，百姓却不认为耗费。张公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实在是因为爱护百姓的仁心根植于内，智慧足以周密考虑，勇气足以果断办事，能够集中力量办成事情而不扰民。他在施政措施上的表现，自然远远超过常人。章县令能够恭敬奉行张公的命令，也可以说是贤能了！章县令接受本县父老的请求，请我写文章记述张公的德惠，以表示不忘。我正感慨世上的庸俗官吏衰败废弛、无所作为，又为张公振作奋发而取得成功感到高兴，所以不推辞，写下这篇记文。张公名璁，字廷璧，祖先是浙江处州丽水的望族，如今成为滇南人。他以己丑年进士起家，历任南京秋官正郎，升任南昌郡守，擢升为现任职务。他为官清廉而有威严，吏民既敬畏又爱戴。他在南安、赣州二郡任职时，政绩尤其多有可记之处；这件事只不过像泰山上的一根毫毛罢了。《重修滕王阁记》　　　　　　　　谢一夔 滕王阁原来临近江边，因年代久远而坍塌废弃，遗址也沉没在江流中。景泰年间，巡抚佥都御史韩公永熙就在江东岸建起高楼，取韩愈记文中的话，题匾为“西江第一楼”。不久又坍塌了。成化乙酉年，少司空莆阳翁公世资出任江西左布政使，见到这种情况后感慨不已，决心以重建为自己的责任，三司各位僚属也共同协力赞成。新楼规模更加宏大，大体改变旧制建成阁楼，高四寻，宽为其两倍，深超过高的两寻又二尺，四周环绕回廊。于是又恢复称为滕王阁，翁公也乐于听从众人的称呼，没有改动。阁前修建厅堂，高度、宽度都是阁的一半，堂的左右厨房、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阁后又新建道观，用来居住几名学习老子教义、淳厚谨慎的人，让他们供洒扫之役。工程刚刚完毕，翁公奉诏升任右都御史，出巡山东，正要启程。巡按御史闵君珪和三司各位官员在阁中设宴为他饯行，酒喝到一半，大家起身请求说：“从前唐代阎都督、王御史中丞曾在这里宴请宾客随从，而王勃、韩愈确实为此作过序记，直到今天仍被传诵，显赫得仿佛前一天的事情。您重修了这座阁，不久又受到这样的荣宠升迁，我们又能在这里饮酒为您饯行，这也是一时的盛事。如果没有文章记载下来，就太可惜了。”闵君于是嘱托我写记文。当时我正忙着收拾行装回朝，没有来得及答复。后来三司诸位官员又写信来，重申先前的请求。我认为滕王阁的瑰伟壮丽天下闻名，而它的景物和游览之美，从前三位王公、韩愈以及本朝各位名公的著述中都已经记述得很详细了，我谢一夔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推辞得更加坚决，他们的请求却更加迫切。于是我对他们说：“古人建立国都，必定修筑高台，用来观察灾祥，按时节观览游息、调节劳逸；修建楼阁正是继承了这种遗意。难道只是为了夸耀高大、铺张富丽，作为宴饮享乐的安排吗？诸位在政务之余，一同登临这座阁楼，凭高远望，湖山数千里的土地仿佛都在眼前，怎能不悠然生出长远的思考？比如说：圣明天子以高位厚禄宠遇我们，今天大江以西，适宜百姓的利益难道没有尚未兴办的吗？损害百姓的弊病难道没有尚未革除的吗？学校教育政务难道没有尚未推行的吗？风俗难道没有尚未改善的吗？案件诉讼难道没有尚未清理的吗？奸邪贪污难道没有尚未收敛的吗？饥寒疾苦难道没有尚未周济的吗？鳏寡孤独，以及乡里和军队中愁苦叹息的声音，难道没有尚未得到休息安宁的吗？这样回去以后，大家同僚之间和睦恭敬，更加思考应当如何处理这些事情，那么登临此阁，确实足以舒展诸位的精神，并激发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 忧国忧民的美好心意，即使多次在这里宴饮游览，也不算过分。至于放下政务而铺张观览，借酒宴来装饰喜悦，只顾自己享乐，哪里顾得上百姓的忧患？诸位一定非常不屑于这样做；翁公重建滕王阁的用意，正在这里吧？正在这里吧？滕王阁建于成化四年五月，到这一年十月完工。翁公升迁，是在完工后的第二年六月。《铁汉楼记》　　　　　　　　　　彭韶

译贤人君子把声名高扬到霄汉之上，能够使当时的人信服，也使后世的人相信，难道是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吗？只是因为真诚罢了。真诚而持久，声名就会显著而明白。凡是与这种心意相同的人，谁会不相信并且佩服呢？否则，就是没有这种心意的人。这样的境界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宋朝到了元祐年间，号称贤人很多。司马温公在政府任职，苏东坡在翰苑任职，刘元城等人在朝廷任从官，可以说是盛况了。他们处在熙宁、元丰之后，犹如再次栽种成活的树木。到了绍圣年间，奸相接连出现，群贤遭到贬斥。元城刘先生被降为宝文阁待制，任南安军知军，途中改任洪州玉隆观提举，居住在本军。先生于是奉母亲夫人来到宝界院居住。后来又改任少府少监，不到一年又被迁往岭南，数次濒临危险，而最初的志向始终不变。苏东坡推重佩服他说：“真是铁汉啊。”后来即使被召回朝廷，也始终不能安居朝中，多次被斥逐，直到死去。他死后一年，宋朝遭遇金人祸患。唉，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南安人在寓贤祠祭祀先生。宝界院建于成化戊戌年，东海人张汝弼来任知府，闲暇时查考图志发现这件事，叹息说：“先贤的故居，怎么可以废弃呢？”恰逢寺院右边的廊楼毁坏，于是拆除重建。这时聂都的小民献出一根梓木，长九丈，直径八尺，是数百年前留下的东西。防符期令，众人都感到惊异。楼建成后，题名为“铁汉”，大概是采用苏东坡的话。张公派人来请我写记。唉，我彭韶哪里足以了解刘先生呢？我私下认为，名重当世的贤人，其道理有三点：一是内外相合，二是一片忠心始终不变，三是把生死看得齐一；这大概是处理常变、贯通始终的最高境界。先生忠孝正直，言语和行为一致，从未有声色、财货、私利方面的爱好，所以献身尽忠、履行职责，我没有什么可再说的。内外难道不相合吗？遇到章惇时，他三次被贬官，一次又一次迁往恶劣之地；遇到蔡京时，又接连七次被贬，始终没有一丝希望。患难难道有两样吗？面对豪横之人的逼迫、囚车押送，他谈笑自若地处置，难道不是把生死看得一样吗？完全具备这些道理而立身处世，若不是对是非极其刚正的人，不能做到。东坡的话难道会欺骗我吗？又听说先生曾向司马温公学习，温公教导他以真诚为本，并且让他从不说妄语开始。先生退居后反复修养七年，才达到可用的程度，那么先生所建立的卓异品格，难道不是内心真诚而表现于外吗？后来学习先生的人，就有了可以依据的榜样。本郡人士，应当借贤能太守表彰先生的机会，学习先生的学问。他日入朝任职，职位较小，就应以此人为老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职位较大，就应当任用这样的人，这样或许就可以了吧？《疎山桥记》　　　　　　　　　　徐琼 距离金谿县治西面五十里有座疎山。港口汇集八十四条源流，在这里流入旴水。旴水原来的河道从潢汰渡起，向东转折，像衣襟和腰带一样环绕疎山寺前后。后来旧河道淤塞，水流径直向西，于是县城西面的众多水流冲开东西两条旧河道之间的地方汇入，这就是港口。譬如把弓比作旴水，如今水流沿弓弦而行，港口正像箭尾承受箭羽的括。溯流沿港口走一里多，有一个渡口，水深，不能徒步涉水，也不能提衣渡过。起初设置木桥，宋景定甲子年，寺中浮图行谦于是创建石桥。本朝宣徳己酉年如珪增修屋宇后，过了很久屋宇倾颓、石桥坠坏，如珪便请清镐重新修建。桥有三个桥墩，两岸垒石仍按旧制，其余全部更新：下面铺贯杉木承受重量，中间横放木板挡土，上面铺坚石承受车轮马蹄，四周覆盖屋顶，两檐设栏杆防护，中间设龛供奉护桥之神。规模、制度、油漆彩绘，比从前更加坚固美观。桥纵向长十八丈，横向宽一丈五尺。屋宇之间的长度如纵……始建于天顺辛巳年，成化乙酉年完工，共计耗费白银将近三十镒，人工一千二百多人。甲申年秋，徐琼在翰林院服丧期满，清镐请他记述这件事。当时因紧急奉召，没有时间答应；丙戌年夏天又来到京城申请，于是为此写下记文。把官府的事务托付给一位僧人办理，难道不是很重大的责任吗？僧人没有一点积蓄，却奔波于富贵人家门前，按铢按两地募集资金，难道不辛劳吗？假如有土地、有百姓而肯为此出力，那么工程就会不难而容易办成，钱财也会不劳累而容易筹集。那些人本来没有责任，却偏偏不避艰难、不辞劳苦，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思呢？是怜悯不忍之心所发。探究他们的内心，考察他们的事迹，都值得嘉许和记载。桥原名夀安，如今改称疎山，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遵从人们通常的称呼。《初建东乡县儒学记》　　　　　　田汝耔 东乡，是临川以东的乡。因为盗贼被平定，正徳八年，有关官司共同请求在东乡设置县治，以谋求长久安定。县治设立后便筹建学校，九年才颁发印记。起初，朝廷派官署理，召集从原有学校划出的学生，大约三四十人，聚集居住在房舍中。这年秋天，兵备副使胡公世宁开始规划营建。抚州知府方学甫竭力督促、考核工程，士气一天比一天振奋。十年春天，我田汝耔向东巡察，到了抚州，考察该县，延请选拔优秀百姓，约六十多人，补充为学生。改派临川县学训导陈相代理主持教务，催促有关官员赶快完成学校建筑。夏天，兵备副使杨公璋到任，督促知县黄堂把工程全部完成。恰逢任命的官员开始到任，这年冬天学校告成。所有殿、廊庑、门、泮池、厨房、仓库、厅堂、斋舍、官署、围墙等，各项设施都焕然一新。有人说：“这个县是因为盗贼而设置的，应当讲习武备，为什么要兴办文教呢？”这种话怎么说得对！盗贼尚未平定时，要靠武力；等到平定之后，就要靠文教。教化正是消除盗贼萌芽的办法。所以看见庙堂廊庑，盗贼的巢穴就会毁掉；看见衣冠礼服和铠甲，就会脱下武装；看见揖让礼仪和战争搏斗，就会为争斗感到后悔；看见笔墨文书和兵器，就会放下兵器；弦歌的声音响起，金鼓的声响就会停止。这样才可以称作学校吗？父亲尽父亲之道，儿子尽儿子之道，君主尽君主之道，臣子尽臣子之道，夫妇、长幼各守人伦；人伦明白了，道德教化自然就会推行。于是把学校的两所斋舍题名为：东边叫“立孝”，西边叫“求忠”。孝是道德的根本。一旦立定孝道，各种善行都会随之而来。忠，就是守持中正。在孝子之门求取忠臣，这正是教化的意义。《重修高安文庙记》　　　　　　　龚守愚

译瑞州所属的县有高安，闻名人士和杰出公卿前后不断出现；然而因为高安紧邻郡城，凡是朔日、望日的礼敬，以及春秋两季的释奠礼，通常都在郡学隆重举行，而县学则被简略对待，所以学校的规制有时显得简陋。近来因为四境不安，守土官放下祭祀礼仪而专心筹划军务，于是庙学日益破败，没有修理。我听说后深感慨叹。庠生谢廷从高安来，惊喜地对我说：“您也知道我们学校宏大整齐了吧？中间高耸的正寝，台阶平整、结构坚固的，是礼殿；旁边扩建的长廊，官署设置整齐有序的，是两庑；外面敞开的朱门，城墙环绕、栏杆如翼的，是山门。讲学有厅堂，高敞明爽，地势高而平坦；居住有房舍，排列整齐，密如棋布。有一口井，水甘甜清冽，是从前泥污不能饮用的那口井；有一座亭，完整而高峻，是从前被茂草覆盖的地方。”工程大概始于正徳庚辰年九月九日，到第二年辛巳年初夏落成。我惊叹说：“怎么这样神速！”学生说：“这是我们郡侯胡公修建的。”胡公剿灭盗贼、取得成功后，更加整顿纲纪条令，安抚疲惫困苦的百姓，郡中因此平安无事。他曾间或巡视学校，非常担心栋梁弯曲、台阶毁坏，无法体现国家安顿神灵、培育人才的用意，所以这次修建尤其用力；而且筹划得有条理，百姓始终没有感觉到劳役。希望您能写些文字记述学校落成。我私下认为，国家的制度是：凡是附属于郡城的坛庙祭祀，都由郡里主持，只有先师另设庙宇；阴阳、医术、佛教、道教等机构，都隶属于郡，只有儒学另设官员。因为事务重大，制度也详细。然而修缮的事情，实际由县里负责。君子说，这项工程，尊崇光明正大的祭祀，可以说是恭敬；遵守法令，可以说是勤勉；敏捷地办成事务，可以说是有才干；劳作而不推给下属，可以说是公正；费用不累及百姓，可以说是仁爱。史克歌颂泮宫，孔子也把它记录下来。我怎么能不写几句呢！不过，所谓改革更新，所看重的是厌恶它的简陋和破败。如今已经把简陋改成宏大，把破败改成整齐；祭祀、拜谒、饮酒、射礼、讲学、歌咏、游览、习业等活动，在眼前看来比过去更加清新有余。治学也是这样：以高明光大的境界来施行，就不会简陋；以精深幽密的功夫来成就，就不会败坏。由此在家则成为名士，出仕则成为名卿，用来报答圣明时代的知遇，并与前代贤人争辉；这就是郡侯对各位士人的期望。郡侯名尧元，字廷献，是湖广蒲圻人，以明经进士身份升任本郡太守，文才、品行、劳绩和功业都很突出，所到之处都有声望；这只是他的善政之一。《周濂溪墓记》　　　　　　　　　童潮 宋代濂溪周茂叔先生的墓，在郡城南面清泉乡栗树岭下，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所谓濂溪书院，就在墓的北面，相距五六里左右。春秋两季举行释菜礼，多在书院进行，而墓地却很少有人拜谒。我到郡任职后，在书院举行礼仪，便来到墓地。树林遮蔽，荆棘丛生，无法看清墓地，于是命役夫砍除杂草灌木后进入，墓冢才层层显现。根据年谱，宋熙宁辛亥年，先生听说母亲仙居县太君郑氏的墓被水冲蚀，便请求任南康知军，将母亲改葬于庐阜清泉社三起山。第二年壬子年，他到南康任职，交出印绶，就在庐阜书堂安置居室。又过一年癸丑年，先生去世，便葬在仙居太君墓的左边；配偶陆氏缙云县君、继配蒲氏德清县君的墓，也都在这里。唉，先生的魂魄既然在这里化归，他的神灵难道还会远离吗？为什么不在这里祭祀他呢？于是筹备材料、命令工匠，在墓前创建一所祠堂。正堂共三间，中间供奉先生的塑像，题匾为“宋元公濂溪周先生祠”。中间又另建爱莲室三间，室前开凿一池，在池中种莲，以合乎先生所喜爱之物。祠堂前建一座门，题匾为“濂溪先生墓”。另外置办民田、地、山、塘共四十七亩一分有余，交给本郡道纪司都纪席元微掌管，收取田产收入，作为祭祀的费用。这些钱都出自公帑的结余，一丝一毫也没有向百姓搜刮。此后数年，春秋两季的祭祀都在这里举行，祭祀完毕后在墓上修整坟土，然后返回。我想，先生本来是道州人，又先后任分宁知县、南昌知府、南康军知军，这些地方都是我江西一带的土地，而且先生又在这里去世，那么此地也可以算作先生的故里。先生发扬伊洛之学的源头，向上承接洙泗之学，使千年来失传的绝学重新流传；他的《太极图》《通书》，实在与六经相互表里。他的功劳之大，自孔子以来没有人能比。先生已经从祀于孔子庙庭，在这座坟墓所在的地方，学习先生学问并在此做官的人，难道可以忘记他的功劳而不为他设置祭田吗？这不是报答他的根本吗？按照礼制，乡先生去世后，尚且要在社中祭祀；先生在这里去世而在这里祭祀，难道能说是过分吗？志书中有《朱子祠堂记》，其中记载先生事迹和画像的内容十分详细；我这个后学哪里敢再多说，以免遭到潘氏《铭墓》那样的讥评？姑且把建堂置田的年月刻在石上，让后人有所考察。《临江府城记》　　　　　　　　　彭纲 正徳八年癸酉冬十一月甲戌日，现任太守方峯先生、新宁熊公新建临江府城，城防制度至此完备。临江原有城，始建于宋，后来有时修缮，有时坍塌。元至正甲辰年，国朝军队攻克伪汉，临江归附，于是沿用元代旧城，设置千户所驻守。后来千户所迁移，城址夷平，只剩四周碎石遗址，城墙、隍池以及各座城门的门洞仍然存在。正徳六年夏六月，华林盗贼攻入，祸患极其惨烈，于是人心激奋，思求防卫。第二年，熊公到任，巡视城内外，内心悲悯而志气奋发，于是整治武备，核查府库，估计能够施行的事项便向上级详报，丈量土地、筹划工程，招集工匠、准备器具，分派百姓服役，在山中采石，以石筑基，以砖层叠，以灰浆连接，内外夹层同时施工。工程始于壬申年六月，到这一天完工。城墙周长共三百雉多，高一丈六尺多；女墙共二千九百四十二座，高度约为城身的十分之七；墙基厚一丈二尺多，上部逐渐收窄，实际厚度以砖石覆盖，并用土填平，平整如砥石，可以纵马奔驰、运送各种兵器。修筑敌台十八座，向城外伸出城墙宽度的十分之三；串屋的柱子共一千四百七十一根；台门六架，高楼都沿用旧制而加以修治。

译只有西门拆平原有门洞重新修建，比其他各门更加壮观。修筑水窦六处，都用砖砌成拱形，以铁作栅栏，用来排泄暴雨积水。护城隍池都核算征用百姓的劳力，随着城墙高低重新疏浚。所有工匠和参加工程的百姓，都按照所做事情的多少增减供给和报酬。总费用按白银计算为八千三百七十两，十天一月之间的犒劳劝勉费用还不包括在内。所有费用，熊公都暗中设法调剂，用公帑储蓄支付，又以听讼束金的余款和旧例中商贾缴纳的繻直、所谓堂食钱来补助，百姓对此毫不知情。唉！废坏了一百年的城池，一旦重新兴建，城墙高耸，楼橹相连，曲折绵延，层层复起；远望如彩虹盘绕，凭依驾驭着山河；近看则阴阳之气纵横交织，仿佛遮蔽日月。百姓安居，兵戎之心平息，我们已经占据了有利形势。如今成就天下事情有三个条件：志向、才干、时机。有志向而无才干，事情就疏略而不合宜；有才干而无志向，事情就松弛而不能振作；即使既有志向又有才干，却没有遇到百姓企盼的时机，仓促推行，百姓也未必不认为这是加害于己。古今豪杰怀抱志向和才干，却往往因时机不遇而懊恼愤恨、扼腕叹息，认为自己的事业功绩无法显现，正是这个缘故。唯独熊公恰好具备这三个条件，并且以安逸百姓的方式行事，所以才能在众人中树立长久的功业。在转手之间完成摧毁旧城、重建新城这样艰巨的工程，仿佛上天设置、神明化成一般。熊公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能干了。熊公名希古，字尚友，由进士出身，历任刑部郎中，升至现在的官职。他治理政事，依据法律，而把仁爱融入其中。《浚渠亭记》　　　　　　　　　　徐琏 宜阳的官渠，根据志书考察，唐元和年间，刺史李公将顺因为郡民常遭火灾，在西郭外向南走十里左右的地方，旧俗称为鲤鱼潭。他在两条溪流夹着的沙洲下，观察地势修筑堤坝拦水，凿石开渠，沿山麓把水引入城中，水道萦回曲折，可以容纳小船，到达东门北角，注入秀江。开渠原本是为了消除火灾，而民田借此防旱灌溉的好处更是无法计算。其谋划深远，比起白公开凿池阳渠、邓艾修筑白水陂，功劳尤其超过他们。郡民称它为“李渠”。后来二百年间淤塞殆尽，宋至道年间，王守懿大力疏浚。天禧年间，通判袁延庆再次疏浚。宣和年间，通判孙琪接着疏治。年代久远后又淤塞，到本朝洪武初年，刘守伯起按旧制重新疏浚；直到▯治年间，朱守华疏浚之后，淤堵坍坏日益严重。正徳癸酉年，我徐琏来任太守，抵达袁江北岭时发生火灾，左右的人告诉我：“过去有官渠用来防火，已经长期堵塞，应当疏浚。”我拒绝说：“我刚到任，尚且不能使风调雨顺来拯救百姓灾患，怎么能立刻兴起徭役，劳累民力、耗费民财？恐怕不可以。”没过十天，火神三次降灾，百姓内心惊恐不安。我说：“古渠的防火作用，或许正等待我来恢复。” 等到我询问吏员、百姓和年长者，又向同僚朋友谋议，大家都说：“应当疏浚。”于是我督促召集民夫和工匠，沿着旧堰坝的遗址，叠石覆土，堆高数尺，拓宽一丈多。堰坝比从前牢固，疏通渠道、培修圳沟，排除淤塞、砌补坍塌。不到半个月便告成，水流上下贯通。外面的原野、低湿地、丘地、田畦，里面的井、塘、池、园，都得到充足灌溉。居民饮食、洗涤，也都从这里取水。此后又防微杜渐，看到哪里堵塞便立即疏通，使水流不停。正好在戊寅年上巳节前，我和各位同僚巡视渠堰，看到嶅溪水流曲折，地势格外优美，便欣赏景色，在这里休息。县尹张参也参与谋划长久之计，想要建亭立碑来记载此事。过了一个月亭子建成，我带着同僚在亭中饮酒，为它举行落成仪式。屋梁檐角高昂，窗扉明亮清爽；背靠岩谷，面对回旋的水流；水道穿过石隙、越过险峻山岩，水势湍急而声响潺潺。亭前有怪石盘踞，巍然、□然，像在站立，又像在伏卧。远处青翠的山峦像屏风一样环列，峰岭高耸；近旁村落多有枫树、楠树、松树、竹林，水边多兰草、白芷、蔬菜、蒲草和竞相飘香的野花，幽鸟和鸣，令人惊喜愉悦，赏心悦目。我感叹说：“山水美景到处都有，只是看所遇到的景致如何罢了。”如果稽山山阴没有兰亭，那么翠峰和流觞曲水也会被荒废埋没。这座亭子的建成，使山增加了光彩，使水更加妩媚，确实有根据可见。县尹请我为亭子命名并写记，我谦让给在座各位，让大家各自取名选择。不一会儿，有人提出“香泉”，有人提出“清流”。我知道“香泉”大概取自醉翁所说的琅琊泉水香、酒味醇冽之意；“清流”大概取自五柳先生、东皋临流赋诗的意思。命名虽然优美，但我担心后人欣赏艳羡异景，把这里当作登临游玩、逸乐享受的地方，而不再关心古渠的通塞。我想把亭子命名为“浚渠”，使登临此亭的人知道它是为疏浚渠道而建，也知道渠道前人开创时是那样艰难，后人继续疏浚却是这样容易，利益恩泽惠及百姓又是这样广大而长远。修缮、疏导和维护，自然不能懈怠；造福百姓的功业将流传无穷，难道只是让前人独享美名吗？众人都称好，于是把“浚渠”题在亭匾上，又刻在石碑上。《安义县治记》　　　　　　　　　余祐 古代圣王的德行足以覆盖天下，但王畿的范围也不过方圆千里。王畿以外便分割土地、分封诸侯，多得数不清，为什么呢？这是出于公天下的心，并不把天下视为己有；而且土地广阔、百姓众多，恩泽很难全部周遍。尧舜尚且以广泛施恩、救济众民为难，何况其他人呢？自从秦朝废除分封、设置郡县以来，百姓失去了固定的主人，任职的县令往往把所居之地当作传舍；再遇到疆域广大，普通官员的才力便有很多遗漏，百姓究竟依靠什么呢？所以多设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是贾谊预先谋划应对七国的良策。均分郡县而缩小它们的疆域，难道不是体恤百姓、保全治理的好办法吗？安义县境过去隶属建昌，共有十六乡。距离县治最远的，是安义、南昌、卜邻、控鹤、依仁五乡。境界南接奉新，东接新建，西接靖安。邻县有不守法的人，往往利用这里便于藏匿的地势，而五乡中的无赖有时又结党跟随他们，这就是盗贼增多的原因。▯治年间，首领徐九龄的徒众已经很多，竟敢抗拒官兵。正徳戊辰年，逆臣刘瑾擅自逞威，使百姓深受毒害；于是奉新、靖安的盗势猖獗，五乡的醴源等地也各有盗贼响应，远近一片骚乱。

译当时监司宪副宗君玺督率军队进行剿伐，五乡的大姓，如杨振、黄元受、彭尚文等家，各自怀着保卫乡土的忧心，共同率领子弟、族人和佃户，协助官兵。大家一心一意、齐心合力，于是擒获盗贼首领，但其党羽还没有全部平定。众人想乘胜将他们全部屠杀，宗君坚决不同意，说：“嗜好杀人的人必定会损伤和气，恐怕引发其他变故；哪里比得上分设县治，安抚治理反叛者，使他们自行改过自新呢？”于是便在五乡之地的所谓大塘设置县治，作为百姓安居的根本。藩司、臬司诸位官员共同谋划既已确定，便上疏奏报，获得批准。恰逢巡抚都御史孙公燧刚到任，慨然推行此事；他深思盗贼是因百姓贫困而起，如果再使百姓劳力费财，便不是消除盗患的方法。然而工程繁多，按理难以节省，于是多方筹划：凡是可以帮助费用的，小事便酌情办理，大事便详细奏报请示决定，始终没有向百姓收一文钱，工程终于办成。于是嘱托佥宪王君畴先考察地势，接着下令建昌令方铎考察土地适宜情况。恰逢刑部主事杨君凤奉命审决江北案件，事情办完后顺道回乡省亲；杨家原是本县旧有的大姓，杨主事一向有才干，善于处理大小事务，于是与方县令一同来到大塘。当地原有地脉谶语，说这里非常吉利。地势从高处向下，前后分列，横向重叠；大江的水流起初环绕南面，转折回旋后绕向东面，然后长流而去；四面群山环抱拱卫，近处低、远处高，五条山冈都平坦开阔，沟渠溪涧分明，地势之美可以想见。于是把中间一支作为县治和府馆，中间偏后一支作为官署，再后面的两支作为察院、布政司和按察司分司以及城隍庙，中间偏前的一支作为文庙和儒学，再前面的两支聚居百姓房舍。规划确定后，佥宪王君崇仁前来核实，又让杨君逐一审定位置。每一处公用建筑，都设有门、廊、厅堂、寝室、厨房、浴室、官署、吏舍和监房，四周用围墙环绕；阴阳生、医官、养济院、预备仓等，也无不完备美观。工程始于正徳丁丑年秋九月，过一年到戊寅年春三月，便告落成。都宪孙公和巡按屠君侨认为县治既已设立，应当有名称；“安义”虽然只占一个乡，名称和含义却很美，而且没有脱离旧名，于是上报请求，最终没有改动。新印记开始铸造，官员也开始设置；县令王轼最初奉檄到任，不久便罢职离去，府判林宽代理县事，积极有为，泮池、社圃、起运仓、街道、渠道、更铺等工程依次兴办。当时县治地基虽已确定，却还没有修城；县侯零陵人熊价到任后，毅然把筑城作为自己的责任。第二年政事通达、百姓和睦，他召集父老商议说：“设置县治就是为了百姓；有县治却没有城墙，怎么防卫百姓呢？”于是丈量城墙的高度和宽度，计算所需费用，在工匠那里开采石料，在窑户那里烧制砖块，按照市场土地价格取用并发放补偿，平均分配百姓的劳力来搬运，百姓不以劳苦为忧，齐心协力地完成了工程。四座城墙各有城门，急递设有铺舍，龙津设有亭子，南北坛壝的墙屋、乡贤和名宦的祠堂，大多都是县侯在主要工程之外顺便完成的。至此，一个仅有十座房屋规模的小县，各项制度都已建立，焕然一新；五乡百姓敬仰瞻望，从前的盗贼如今全都教化成了良民。杨君和我一同在广右任官，因此嘱托我追述这件事，准备刻在石上，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艺文【记十】明 《丰城县新埽记》　　　　　　　　杨廉 治理水患就像用兵：用正兵相合，用奇兵取胜，这样才可以充分运用用兵的方法；正兵用来修筑堤防，奇兵用来修筑埽，这样才可以充分运用治水的方法。《周礼》说：“善于开沟的人借水冲刷，善于修堤的人借水淤积。”郑氏解释说：“所谓淫，就是让水淤积泥土，用来帮助加厚堤防。”这大概就是后世所说的“埽”吧？丰城地势低洼，每当春夏水势上涨时，所能依靠的只有堤防。然而各道堤防中，以县治的堤防最为重要；县治堤防中，又以埽最为重要。这种埽横向突出在水流中，要建成最为困难。堤防设置埽，从宋淳熙年间的辛弃疾元帅开始；此后能够留意此事的，只有端平年间本县人徐侍郎鹿卿；至于本朝洪武年间的何丞昭善，也都载在县志中，可以考查。除此之外的人都忽略了实际事务，等水浪冲蚀过来便退缩示弱，于是堤防开始承受不住责任；这就像用兵没有奇兵，最终只能败退溃散罢了。郡守祝侯瀚到任第二年，亲自来到丰城，询问百姓疾苦，看到县城堤防危急，于是召见父老劝告说：“这里应当修堤，这里应当修埽。”父老说：“那里本来就是堤，那处本来就是埽。”祝侯说：“这话太拘泥了。按照如今的水势，即使辛弃疾元帅重新活过来，也一定会另作安排。” 父老们说：“是这样。”侯于是为此事筹划安排，细致周全地把情况报告给镇、巡、藩、臬诸司，他们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发布檄文，命节推扬君誉负责此事。扬君从早到晚亲自察看，用先民的事迹劝说百姓，百姓忘却劳苦，不到几个月就把埽修成了。于是县中父老写信来，请我撰记，以传之后世。廉想，治理本县堤防，又知道修埽最为紧急的人，能有几个呢？天顺年间，尚令裭想在上游安沙疏导水流向西流去，他的见解很高明，却没有看到工程完成。成化年间，黄簿璲竭力堵塞石桥的决口，筑堤长五十丈。近年刘令璲因堤防倾塌，又加以改筑，长度是原来的两倍。这一令一簿都立了功，而此事是功劳最大的一件，可是所成就的也不过如此。如今侯离辛帅已有三百多年，却能与他的见解相合，而且不拘泥于前人的旧迹；他的功绩卓著，应当与辛帅并列了。埽有两处：一处在水口，叫石埽；一处在敖家垱，叫土埽。工程规划于弘治己未年夏季，至庚申年冬季完工。我听说祝侯想在普庵堂下面再修一座埽，只因当年歉收，财力已经耗尽困乏，无法办理。等到捐出堂食的钱作为费用，章江、贡江的水已经涨发，时间也来不及了。计划在今年辛酉年水昏正时完成，不动用国库一丝一毫。侯处理决断如流水般迅速，常常五更起床办理政务，直到漏下二十刻才退下就寝；他的勤劳敏捷，是此前从未见过的。这项工程，县令何君洽也焦心劳苦地协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