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译艺文【序一】南北朝 《庐山碑序》　　　　　　　　　梁简文帝 太阳和月亮高悬在天空，是上天用来确立法则、显示万象的；河流和山岳铺陈在大地上，是后土用来维系安宁的。庐山也是南方的一座德望之山。山林与岩石虽然形势各异，云霞却同样绚丽。长风夜间吹起，万条水流一齐回响；清晨鼯鼠啼鸣，百岭同时应和。向东看洪井，知道曳帛的遗迹就在这里；向西望石梁，看见指宝之物仿佛可以拾取。实在是容易因相似之物而引发悲情，山中也难以久留。攀援藤萝、系结桂枝，常常不觉滞留多时。唐 《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　　　　　陈子昂 唉！有德之人必有同类相亲，有才之人却不一定显贵。从前有人在岩石间耕作，名声震动京城，文辞感动帝王，于是官位升至武骑之职。这难道不是遇上昌盛的时运吗？只是时运和命数不齐，奇遇与偶然各有定数。何况大圣君主持政教，群臣遵守法度，杜司户才华焕发，翰林精研事理，声名在天下显著，在朝廷中尤其杰出。徐、陈、应、刘等人，不能与他抗衡；何、王、沈、谢等人，也只够在他面前败退旗鼓。然而他担任掌文笔的属官已经三十多年，秉持不受拘束的操守，不肯与万物同流合污，具备绝唱般的文才，却没有多少人能够应和。众位公卿欣赏祢衡的俊才，把他留在京师；天子却因为桓谭的过失，将他贬居外郡。苍龙阉茂之年，乘一叶扁舟进入吴地，在千秋亭告别，回舟驶向五湖的曲折水道。朝廷官员为他送行，在城角停下旌旗车盖；而他独自乘着渺茫风帆驶向天际。白云自行升起，苍梧山渐渐远去，帝台半隐，仿佛坐中已与丹霄相隔；远望巴山，魂魄为碧绿的江水而断。于是邀来白日，借取青苹，追寻潇湘的游踪，寄托洞庭的欢乐。吴地歌唱，楚地起舞，右手弹琴，左手持壶，将用来舒缓燕客的心情，慰藉越人的思念。杜君于是抱琴起舞，昂首高歌：可叹我头发已白仍未遇合，恐怕青春年华白白蹉跎；姑且要携带幽兰，结交芳桂，饮石泉来调养滋味，吟咏商山以终其岁月，回去耕田服食术草，我将在那里终老。众位公卿赞赏他，作诗赠送，共四十五人，并全部题写了各自的官爵和籍贯。《秋日于敬亭送从侄专游庐山序》李白 我小时候，父亲命我诵读《子虚赋》，我心里私下十分仰慕。长大后，向南游历云梦泽，观览七泽的壮丽景象。在安陆隐居饮酒，蹉跎了十年。当初，叔父季父因获罪被贬到长沙，向西返回时，我前去拜见，预先在林下饮酒；专那时还是个小孩，在旁边嬉戏游玩。如今他已经有所成就，胸中郁积着豪壮之气。我衰老已经很久了，见到你使我内心欣慰；重述悲欢、谈说旧事，终于破涕为笑。你正告诉我要远行，向西登临香炉峰；长山横亘，九江曲折回转，瀑布从天而降，一半像与银河争流，飞腾如彩虹，奔涌如雷霆，激射到万壑之中，这是天地间奇异诡谲的景观。山上还有方湖、石井，无法得以窥见。羡慕你这次出行，可以抚鹤长啸；遗憾丹液尚未炼成，白龙来得太迟，使人只好扬鞭先往桃花水去，辜负了从前的心愿，惭愧还没有归隐名山。最终约定以后携手游遍五岳。以这份情意为你送行，诗怎么能缺少呢？《送洪州李别驾还任序》　　　　　独孤及 李别驾曾经治理三个县，辅佐四个郡，从来没有不把廉洁正直作为自己的责任，也从来没有用廉直来炫耀自己的名声。做官有余力时，他便寄情于琴；志趣高远，所以曲调高雅、意趣精深；声音完全发自内心，再通过双手表现出来，因此不是外在的赞誉所能企及的。他操琴就像处理政务一样，当时的人只知道他善于弹琴，却不知道他善于治理政事。善行没有替代者，光彩却不炫耀，正是因为如此。如今他来了，上台为他解榻相待，卿大夫和士人跟随他，唯恐来不及；由此观赏他操琴的美妙，也可以看出他处理政务的方法。这次出行，希望您更加勤勉地修养自己的德行，谨慎地守护自己的职位。只是这样一来，恐怕连谦抑自持或稍有闲暇都顾不上了，又哪里有时间求取其他呢？继承扬郢之音，明天将远离庐峰、湓水和大江之间的风景，虽然可以共同聆听，却不能一同前往。因此众位君子作诗壮行，并说：准备唱和《折杨柳》《黄华》的曲调，用来抒发将来彼此的思念。《送宇文协律赴江西序》复周正之年，天子任命润州刺史张公林为豫章牧。豫章百姓既多又富，部中从事和县大夫有缺额却没有补任，先发檄文从会稽征召协律。时人都庆贺豫章得到贤才；协律遇到君子时却说：“先生的才能还有余地，不只是可以切玉；如今却用来割小鱼，使用他的锋芒，恐怕不合适吧？”先生说：“不是这样。我不担心官秩低微，只担心自己白吃俸禄；不担心国士不赏识我，只担心赏识我之后我不能报答。如果有人任用我，我难道不能去做执射这样的职务吗？”于是扬帆西行前往西陵，这一天便启程了。由此才知道大夫是感于道义，而不是只顾自己的身体。干越的长路，江边的暮春；沉吟于秦山，悲伤于镜水。难道不知道今日还能共饮斗酒，明天便不能相聚吗？只是顾虑安逸而败坏名声，是没有勇气；怨恨离别、悲伤远行，也不是大丈夫。如果将要弘扬自己的道义并成就自己的事业，那么万里也如近在咫尺，短暂分别又算什么？诸位请作歌咏诗篇，以代替杂佩相赠。

译《送薛处士业游庐山序》薛侯厚爱诗歌，笃志于学，行动敏捷；时机适当才说话，说了也很少招致过失。他口中不谈俸禄，俸禄也没有得到，这说明他认识到真实的道理。世人长叹，而薛侯安然处之，真是淡泊如君子啊！像这样的人，正因为把城市看得鄙陋而向往山野，厌倦游宦而不如退隐。本月，他拂去衣冠上的尘土，向西游览庐山。山上有山峰，峰顶有大林；山下有东林、西林、化成、遗爱等六座寺院。慧远、道生两位高僧过去曾经留恋于此。两人的脚印和木屐痕迹遍布山崖溪谷，精神感应若有若无，却常常如同面对面。你此番前往，一定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契合。如果把才能藏在自身，时机到了就施展，等待将来的机会，那么出仕与退隐也是一致的。那些安守正道的人，或许掌握着有利于渡涉的关键吧？赵补阙骅、王侍御定、张评事有略，各自以文章相赠，记述这次远行的缘由。我也拿几句话，代替粗疏的麻布之赠，作为瑶华美玉般的赠言。《送李校书归江西序》　　　　　　于邵 我与你是中表亲，表亲是亲属关系中最亲近的一类。异姓亲属没有比这更亲的了，却长期隔绝不能相见，老年才重新相聚，实在令人长叹。哪里料到会在零陵、桂阳之间远远分离呢？大火星出现的时候，南方的秋暑很可怕。暑气突然像蒸笼一样袭来，草木的花朵反而更加鲜明。天色昏暗、烟霾笼罩时，禽鸟仿佛要绝迹；阳光炽烈时，金属薄片也无处放置。即使穿上葛布衣，也不足以抵御流汗；即使靠近火炬，也不能抵挡炎热之气。我是被贬谪的客人，甘愿承受这种艰苦；你只是短期出游，何必也来遭受这种困苦？何况你依靠门第资助，本来就有儒家的文才和品行，贯通阴阳之理，又具备王官所需的武备。你聪明精密，行道不苟且随俗，正是对我们这些人的有益之人。因为世事多变故，才开始定居庐陵；悲叹故乡遥远，想起田园已经荒芜。羁旅南方，又能说些什么呢？季子没有金钱，尚且不能让妻嫂安心；淮阴侯寄身漂母门下，最终也取得王侯之位。不要因风雨阴晦而消沉，也不要因名位低微而轻视自己。顺应时势，体察天命，这样才会光明显达吧？我将奉行湘东的任命，你将承担滏西的事务。不能与你同往，我的辛劳和遗憾又如何排遣？云天茫茫，去吧，珍重自己。《送王司议季友赴洪州序》洪州作为连帅治所，已经由来很久了。自幽蓟以外，奸邪势力又加上战乱军旅，十年之间，洪州成为巨大的屏障。它处在闽越深奥之地，扼守江关重重险阻，既完整又富庶，行旅来到这里如同回到家中。侦察过去直到今天，百姓大为和睦安定，所以朝廷十分重视镇守安定此地。现在请你这位宗室枝属，勉力转移独坐一方的权力，专门承担方面重任。七州奔走听命，一都的教化也都由你负责。因此王司议得以担任副车，何况又有几位贤才协助治理，还担忧什么织机停滞、民生困弊，又害怕什么寇贼不能逃散呢？这样一来，政令从衙署传出，声势风行于境内，上下交接，治理之道就彰明了。良辰正值岁首，薛公为此叙写离别；苍茫的霜林中，落叶聚集。离别的哀怨已经如此，岁末又是如此，难道只是长年漂泊者独自悲伤，还是同道之人也因此更加叹息？我是史官，年年职责在于秉笔记事；凭中丞之职为王室效力，凭司议之职在幕府筹划大事，我将把这些写在您的行状中。想到这里 《送许校书赴江西使府序》权德舆 士大夫中争相追逐名声的人，一定把在东堂射策、在石渠校文看作最重要的声誉。对于公范来说，这些都只是小事。我和公范家世相交已久，以此结交，得以表达十年来的敬意。仕途进退多有变故，到如今再次相逢，早已充分听闻诸公对他的评论。今天见到他，心中包藏宏大的谋略，口中剖析精微的道理，能够考察异同、综合归纳，明察是非如同悬镜照物。像这样的人，显扬当世声誉，接受大府征辟，迅速得如机括发响，不也是理所当然吗？国家正崇尚用兵的威势，又思考磐石般的坚固，于是让贤王执掌旄节，主持江西事务。诸侯的辟书接连四次发下，大力搜求杰出人才。公范拂拭衣袖，穿上儒服，安闲地着长衣，奔赴知己的征召，伸展大丈夫的志向，本应斟酌六经的精义，来辅助军政，使军旅之中兴起礼让之风。还要以《中庸》所说的明诚作为根本，深思文辞才藻，并把它落实到政务之中。像磨刀出锋、投刃入物这样的才具，本来就在远大的事业上发挥。哪里知道这一次行动，不正是大鹏图南时凭借的羊角旋风吗？临行分别，只能反复以勉励来坚定你的志业罢了。若因离别而忧愁落泪，把聚散放在心上，这些都可以略去不谈。请诸位君子不要把它放在心上。《送从兄颖游江西序》从前，安邱敬公具有辅佐君王的才干，却生逢苻氏当权的时代，所以他的经国大略受到阻塞，不能施展。假如他能够乘时行道，足以治理成就国家，哪里只是做个宰相而已？不过是在前秦与王景略齐名罢了。时运压抑道路闭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德舆与兄长承继安邱公的遗风，后来支派子孙也凭借先人的旧德得到荫庇。因此，兄长能够履行中正之道，践行坚贞自守，遵守师氏的教诲，修习君子的言辞；谨慎沉静而韬光养晦，诚实谦逊而安于困约，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穿着衮衣、系着大带，名声还没有登载于王府，正以一叶小舟为船，在江湖之间游历。如今将要到上饶探望家人，顺流而下到浔阳。在羁旅之中，从来没有把求取进身当作念头。我才疏不敏，只是粗略地写下哲九的自述。十多年间，战车几乎占据天下一半，所以纯洁清静的士人多半郁结而不能施展。有些人倚仗美名，凭借世代显贵的门第取得富贵，早晨还在做屠夫、商贩，晚上便拖曳着印绶。世事风波变化，这样的人以万万计。其次，有些人混杂在众儒生之中，头戴柱后惠文冠，手持使者的文书，充斥于府寺之间，喧闹于驿传之所。风流不再，声名与实际相去甚远。然而，得失本来就不足以扰乱旷达之士的心思，何况是今天这样的得失呢？先师说：“知道满足的人，不会因贪羡而使自己劳累；内在修养高尚的人，即使没有官位也不感到惭愧。”这两句话可以写在衣带上，反复诵读。鄙人所能献上的，就只有这些了。至于途中所经过的地理形势和烟雾气候，都已包含在诗人的构思之中，这里姑且略去不写。

译恭送从叔赴任鄱阳序 叔父端庄文雅，诚实厚道，谦退自守，博通前代典籍，不把沽名钓誉、待价而沽放在心上。德舆年少寄居时，曾恭敬地读到从叔父义兴君、户部君送别的两篇序文，文章从前秦安邱敬公一直说到周代千金恭公以下，辨明他们的德行功业及世系次序。叔父承受千金、广川、清水三支世代承袭封爵的福庆；他的平素操守和美好品行，两位叔父已经详尽说过了。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叔父奉行义理一天比一天深厚，仍像当初一样韬光养晦。凭借仁爱之心任职救济，又进入选部任职，佩铜印治理列城，得到这些职位并不费力。从前季路、宓不齐治理蒲邑和单父，都是孔门中的高才弟子；仁德施于人身上，难道还会远吗？何况这里是番君的旧地，治理通达于下属城邑，土地肥沃，境内清明，施政惠和、简约、廉正，足以从容施展才能。将来九江以西，上百里之内参加有司考核并取得名次的，难道会不是叔父吗？我敬酒使您沾醉，以歌诗作为礼物，有人嘱咐说：“你应当作序。”谨作此序。萧侍御喜陆太祝从信州迁居洪州玊芝观诗序。太祝陆君鸿渐凭借卓异的辞章才艺，成为当时的文人；凡是到达某地，必有千骑到郊外慰劳，先送来五浆。他曾在上饶考察并营造一所居室。当时江西上介殿中萧侍御公瑜暂代治理此地，两人相处十分欢洽。后来因连帅、大司宪李公入朝觐见君王，萧君主持廉察事务，留守府中，太祝也不远而来，声气相同而彼此响应，所以如此。此前太祝曾住在道观中，于是又居住在那里。竹屋斋室空明洁白，湖水就在下面；春天万物萌动时，鸟儿改变了鸣声，他支着下巴披散头发，心情和眼界都感到适意。萧君喜欢的正是其中的情趣。既尽了宾主相待的情谊，又作诗相赠；诗辞清亮高亢，铿锵如金玉，具有诗人的明丽辞采，也显现出君子之间的深厚交谊。诗作完成后，太祝又有酬和之作，再次前往，盛况灿然可观。有位前法曹掾崔君茂实，是文场中的旧交，把创作六义诗歌当作自己的责任，挽起衣袖，提笔作和诗。只是三位贤者以师友关系相互唱和，在风骚传统中轮番成为强劲对手；心志所向，发为美妙的声调。他们的诗作奇正相生，质朴与文采相互发明，如笙与磬合奏，彩带与绘饰交相辉映。君子说：“侍御先唱，太祝酬答，法曹唱和，这是三篇诗。”不可以不记载，何况他们聚散出处的情形本来就没有穷尽呢？因为鄙人曾经学习过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请我在诗篇之前作序；今后如果有人继续唱和，就按成诗的先后作为次序。暮春陪同诸位先生游览龙沙熊氏清风亭诗序。暮春三月，时令万物都已兴盛。先师达贤，有时在舞雩之地临风，有时在兰亭吟咏，借此舒展性情，洗涤劳苦，使精神振作而胜过外物，冥合于广大天地的本然。我们这些人被官府事务束缚身体，以簿书为枷锁，已经很久了。因此趁休沐的空闲，考察近郊的胜景。城郭以北五里，有古龙沙龙。沙龙以北的山脚下，有本州秀才熊氏的清风亭。大概是前容州牧戴幼公、前仓部郎萧元植二位贤者，欣赏熊氏的产业和文才，也喜爱此地幽静开阔，于是共同出资建造，创立名称作为标志，至今已有五年。刚进入环绕的院墙，里面摆着琴和书；拨开竹林，登上山石，忽然就到了这座亭子。鄱江、章江两条水流在亭脚下分开，匡庐群峰尽收眼底，仿佛可以作为枕上之景。有时水波澄澈碧绿，与天际相接，无边无际；有时孤烟和归云，明暗隐现、变化不定。耳目所能达到的景象，与尘世大不相同。志士从中得到求道的契机，诗人从中得到绝佳的诗句。主人生长在这里，熟悉这里；他修身治学，本来就比别人高出一等。何况他在萤火映雪般的苦读中磨炼志向，在砍柴汲水之余成就学业，那么科举甲等的美名，仿佛就在举手顾盼之间。这次宴游中，有御史府杨君、薛君环列左右，崔君任校理，魏君等都凭文章取得功名，其中有人已经两次应试、两次考中。我和皇甫君没有凭借这件事得到进身，却也陪同大家一同欢聚，在虚静开阔中取得礼教之乐。主人走到角落行礼拜下，恭敬合乎礼节，请大家饮酒，广泛征集歌诗。于是他说：“十多年来，闲暇时辅佐本府的人，或腾跃高升而远在冥冥，或离散漂泊而没有常处。众位君子都被时势牵引，从来没有止境。然而将来的适意，不会等同于今天的适意。”至于内心彼此相同，外在行迹也彼此契合，在这里交臂相对、凝视而忘我，我这一生能有几次呢？这件事不可以不记载。于是把诗篇编次在屋壁上，分别写明各人的爵位和乡里，作为清风亭的旧事。

译腊日与诸位先生在龙沙宴集序 清洁祭祀和嘉平之祭，早在三代就有记载。大概是祭祀百种谷物，以报答农事收成，表彰一年的顺利丰成。因此我们也休息沐浴，考察胜景，以文章会友。龙沙是古老的地方，大江在下面，可以放眼远眺，也可以洗涤烦闷的胸襟。何况簪缨衣冠排列成行，酒器和祭品都已齐备。酒意酣畅，精神振奋，举手拍节，尽享一日的恩泽，把百般忧虑全都抛开。诸位，如果今天可以放纵酒兴，却不把它写下来，就是没有勇气。游大林寺序　　　　　　　　　白居易 我和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广平宋郁、安定梁必复、范阳张特，以及东林寺僧人法演、智满、士坚、利辩、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息慈、寂然，共十七人，从遗爱草堂出发，经过东西二林，到达化城，在峰顶休息，登上香炉峰，住宿在大林寺。大林寺地处偏远，人迹很少到达；寺院四周多是清流、苍石、矮松、瘦竹。寺中只有木板屋和木制器具，僧人都是海东人。山高地深，时令来得特别晚；当时已是初夏，却如同平地的正月、二月。天山的桃花才开始开放，山涧的草还很短，人物和风候与平地村落不同。刚到时恍惚像是另造了一个世界，于是作了一首即兴绝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处觅，不知转入此中来。”随后周游寺中屋壁，看见萧郎中存、魏郎中弘简、李补阙渤三人的姓名和诗文，于是与集虚等感叹说：“这里实在是[OCR疑字]庐之间的第一胜境。”从驿路到山门，曾经还不到半日的路程。自从萧、魏、李三人游览以来，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寂静冷落，再没有后来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月〕 唉，名利诱惑人的情形竟然如此！时在元和十一年四月九日。信州刺史府君集序　　　　　　顾况 上天显示文明之象，与我朝相配，光辉照耀四海，嘉美之气遍及百谷。掌管文章的臣子，就像太皞对于勾芒一样，是最先出现的贤士。公姓刘，名太真。天宝年间，和兄长太冲一起考中秀才科。兰陵萧茂挺把他们比作孔门弟子子游、子夏，后来官至御史、左史、尚书、紫微郎、秘书监以及工部、刑部三位侍郎，当时人都说朝廷得到了人才。众人纷纷趋向义理，唯恐落在他后面。您既然善行卓著，内心亲近他人，待人行事又能推己及人，言论超过众人，在位者见您如此，便因嫉恶居上者而自然不能容忍。您一施行政令，就像春气温暖万物、雨水滋润万物、和风推动万物，恩惠归于万物。在位者又听闻您如此施政，主上的恩宠和百姓的声望都不会衰减，于是终于使您免除官职。想来那些心胸狭窄的人不追究细小过失，也一定会寻找别的罪名。窃取名声的党徒，从此更加牢固。然而这样一来，清正的声誉不能奋发，喧嚣的声音反而四处响起。有人认为这样的言论亵渎朝廷典章，我这个卑微的人向西叩拜哭泣说：“不是这样。日月有食，五星有孛，正因为有这些，才能成就天体运行的纲纪。唐尧之时也有进谗的小人，所以反而成就了尧的大臣之盛名。国家有蛀虫，就像树木有蝎子，不能因此轻视它。从事文章的士人，唯恐灾祸尚且来不及，早晚都戒惧警惕；只要没有严重过失，就不敢指责别人的瑕疵。” 暮年时，他温和地患病，最终死在余水之滨。君门深远，不能入朝觐见；旧居很近，却不能回去。朋友们刚刚觉察到他的病情，他已经去世了。他有文集三十卷，游历名山、探看洞穴山谷，略略列举奇峰，记载胜景，至于鬼怪之事则无法记载。临终时还作诗，心意始终没有忘本。凡是古人所吟咏的山水、游仙、田家等诗篇，他都能脱去蔚罗、驰骋思绪以自得其乐，这种境界哪里容易得到？在仓促将终之时，想到我与表兄弟平生相亲相爱，亲手运笔留下书札，心中还存有托付之意。他的家人诵读这些文字，牢记从前的交情，便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叙述。送庐岳处士符载归蜀觐省序　崔群 旄头星光明闪耀，已经近三十年了；不学习礼乐祭祀之事，却被教化成为侯王的人，十有八九。因此隐逸之士憔悴困顿，羔雁之礼不再实行，苍山沉沉，身处偏僻之地的人才也不能显露。建中初年，有位峨嵋来的客人符君，研习六经，泛舟三湘，深入[OCR疑字]庐，绝迹隐居达半个甲子；学问深入颜子门径，文章继承陈君的刚直，仰慕严光垂钓的逸志，立志效法管宁的不欺。结庐而居，安然自得，世人却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不久我奉命到江西，三年间往返于彭蠡，每次都吟咏湖上月色、洗濯天际。后来造访符君，听说他闭门住宿在五老峰下，动辄经历一月两月，也不整理船桨准备回来。偶然有丹霄至人、白鹤羽客，采摘灵芝，跪拜天坛，彼此相顾，长久息隐于蓬莱瀛洲，哪里还会再被尘世罗网牵缠？看见您超然淡泊，我因旧日游览而悲伤兴叹；虽然言笑饮食一如平常，最终却惘惘然如同身处大梦。您家在岷蜀，此番回去侍奉高堂，将以圣贤典籍充作子弟的礼物，用来激励衰败的风俗，煽扬清正之风。方伯治理此地，您若不以厚礼挽留我的弟子，我是不相信的。秋九月，楚人唱着《采兰》为您送行。送崔副使归洪州幕府序　　　　符载 如今四方诸侯分割王土，承受上天授予的爵位，开设莲花府的，共有五十多个镇。各地以礼义相互推重，以宾佐相互抬高；长城般的重镇和巨大的防线，系于一个士人之身。如果人才不是杰出贤能，延揽任用又不得其人，即使土地方圆千里、财富多至百倍，有识之士也都会举手指责。我主君常侍李君，因为南昌军副职而征召崔君，真是得到了贤才。崔君名税，字公约，天性方正敦厚，气色淳朴庄重；有端正的品行，也有果断办事的才能。柔和时如水流顺势，刚强时如山岳耸立；工于文章，善于谈笑，言语饮酒可达百觞；与他交往、喜欢和他游玩的人，如同攀登琼枝、坐在瑶圃，兴味盎然地过完一整天也不知厌倦。他最初凭借贞正的才能调补为义兴尉，参与河南府军事；处理事务不琐碎，宽简而能决断，行迹清正刚直，声望郁然兴盛，因此知道他能够引起公卿的顾念，使各府纷纷发来征召文书，士林中的声誉由来已久。十六年冬天，他从洛阳到襄州，经过江夏，将只等候本府的任命。大夫何公才华出众、声望卓著，镇守此地已经十四年了。他急于求才、爱护士人，如同饥渴一般；每有宾客到来，登门拜访的人往往使他放下威严，降低身份遵行礼数，欢快周旋，胸襟完全敞开。

译何况他与常侍的交情重如山丘，辖境相连、风烟相通；见到我的从事官暂时如同见到亲友，怎能不挽留亲爱，倾诉平生心意呢？因此尽情寻访胜景，酬酢宴饮，景色没有白白消尽，花朵也没有徒然开放。江夏郡东面有黄鹤山，山中有头陀大云精舍、颢师竹院、惟一师茶圃，又有东城石壁，壁前有桃李树一千株。泽国多雨，花木常常久受困顿，恰逢寒食前后，天空田野晴朗明净，百花一齐开放，红的像火，白的如雪。这一天，有时讥笑丸剑的跳跃游戏，鄙弃丝桐乐器的嘈杂。大夫于是减少随从车马，携带琴和酒，同我们多次游览其间；遇到石头便坐下，碰到树荫便休息，雅致的酒杯缓缓传行，微微春风吹来，好鸟一声鸣叫，仿佛替我们奏响笙镛，往返应和。这样持续十多天、连日游赏，都是为了竭尽主人的心意，尽享公约的欢乐。第二天早晨整理船桨出发，暗自忧愁眷恋；南浦漫长，如何面对离别？唉！古人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很难同时具备。”如今确实同时具备了。只是担心以后再追寻这样的聚会也来不及，遗憾正在这里。公约难道不会思念这些吗？难道不会记住这些吗？愿您施展才力，好好辅佐君子，成就宾主相得之美，这就是我的期望。副相正在处理政事，久已困倦疲惫，不能执笔抒发思绪，所以小生冒昧作此叙述，置于篇首，不知惭愧之情从何而来。请诸位都作春日诗，每人作一首作为道路行程的记志。送贺著作凭出任永新县令序　　　　李远 会稽人贺凭以著作郎的身份出任永新县令。他即将出发时，脸色似乎很不高兴。当时学省、宪府的朋友们都来劝慰他，举出杜甫的诗说：“酒樽前失去了诗人，塞外却得到国家的宝物。”于是共同作诗为他送别。秦东亭、陇西李远二人最后才到，举杯上前说：“您不要因为县邑小、离国都万里，就认为难以治理。古代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自秦以来，大县往往超过这个范围一倍，小县也不少于十十而有余。汉晋时代以士人担任县令，使他们教百姓凿井耕田，养生送死而无所遗憾。每年征收租税，用来供给军国，也用来偿付士人的俸禄，并不是为了给士人荣耀和利禄，只是借此养成廉洁之德来教化百姓罢了。士人既然得到治理一方百姓的托付，就应早起晚息，尽心治理，使诉讼公平、赋税均平，老弱百姓不怀有欺诈、暴虐、憎恶之心，这样才不愧于领取俸禄，也不辜负所受的托付。”如今永新作为县邑，偏处江南西道；我听牛僧孺说，它与荆楚相邻，那里有重山叠嶂、平坦沃野，又有寒泉清流灌溉。当地君子喜爱义理而崇尚文章，小民努力耕作而喜欢争斗；当地风俗又信奉巫鬼，悲歌激烈，呜呜地击鼓吹角、用鸡卜祈求丰年，具有屈原、宋玉遗留下来的风气。如今您前往那里任县令，不要因为道路险远、难以治理而自寻忧患。应以快乐平易的态度亲近百姓，使赋税均平，停止争斗，顺着他们的利益役使他们，这样就不会有怨言。阐明文王的政教来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礼让；那么他们就会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尊养老人、慈爱幼童，全部懂得并且勉励自己行善，自然不会再有欺诈、暴虐、憎恶的习气。此后，您便可以在堂上弹奏五弦琴，乐于自己的志向；在高山流水之间，一动一静，都能居于仁德、行于义理，百姓安乐和美，共同登上长寿之境。我们这些人在宪府任职，掌管考核政绩和升降黜陟之事，等您三年后回来报告政绩。努力去做吧，一路不要有所顾忌。宋 题宜春台序　　　　　　　　　刘嗣隆 江南是古老的郡，袁州是其中秀美的地方。像宜春台这样的景观，又是全郡所称道的胜游之处。它在街市旁边拔地而起，高达数百尺；竹木阴森，楼阁掩映其中。从远处望去，山势高峻，似乎不可登临；但按辔缓行，路面却平坦得如同平地。环视四周的河流原野，向下俯瞰居民烟火，四时美景排列在眼前，成为一州的壮观，也成为万物供人游览休息之处。名山奇景，各地都有，但都在郊野之外、岩谷深处。至于根基盘结在里巷之间、影子落入轩窗之内的景观，我还没有见过。某甲子年，我从临川奉诏调任此郡。到任后政务简少，首先登上这座台。我喜爱它的高峻，也喜爱它名称的美好，徘徊了一整天，欣然忘记归去。廊庑之间，只有相国王钦若题写的一首诗还在这里。又想到自韩吏部以下，历任本郡的鸿儒巨贤，清美的遗迹相望不断；本郡人卢肇、袁皓等，也都是杰出士人，却没有一篇文章、一个字题写在台上。难道是喜好奇景、追逐胜境的心愿还没有达到吗？还是没有被好事之人保存，因而有所散失呢？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是使清晨的烟、傍晚的云，都呈现郁郁不乐的样子；美好的树木和修长的竹子，仿佛都在发出叹息声。况且世间谈论南昌滕王阁的人很多，看看它城墙雉堞之上，寂静空无灵异遗迹，哪里足以和这座台争胜呢？可是王勃为它作序，流传于众人口中，又有画工绘制图画，传播天下。遭遇这样的幸与不幸，实在相差如此之大！我于是作成一首七言四韵诗，题写在台上；虽然不足以接续风雅的末流，也算是为它揭示被埋没的光彩。应邀唱和的共有八人，洗雪胜景被遗忘的愤懑，补上前贤未写的篇章，这也是诗人的职责。送曾巩秀才序　　　　　　　　欧阳修 广文曾先生从南丰来到太学，和同学们一起进见有司。有司收拢众多人才，掌握尺度，概括地用一套标准考察，凡是不合标准的便舍弃。即使有魁梧杰出的人才，只要差一丝一毫不合尺度，也要舍弃，不敢录取。幸运地遇到好的有司，也不过是回头与众人一样叹息爱惜，仿佛取舍不是自己的责任，推说：“有司有法，既然不合标准又能怎么办！”有司本来就不愿自己承担责任，天下人也不责备有司，都说：“他是不合制度。”如果不幸有司掌握的尺度稍有差错，往往失去的多而得到的少。唉！有司所掌握的，果真是好制度吗？为什么长久以来竟不思考改革呢？何况曾先生的学业，大处本来就已经魁伟杰出，小处也完全可以合乎尺度，而有司却舍弃他，实在奇怪。然而曾先生不责怪同场应试的人，也不怪罪有司，来告诉我他将回去，打算扩充学问、坚定操守。我起初惊异于他的文章，后来又赞叹他的志向。农夫不责怪年成，只管开荒播种；如果勤于应对水旱灾害就够了，一旦有所收获，难道不是很多吗？曾先生带着数十万字的文章来到京师，京师之人没有求取他，但曾先生也不因此求托干谒。我哪里敢求见曾先生，反而是曾先生屈尊来顾念我？京师之人既不求取他，有司又错失了他，唯独我得以结识他。因此他临行时，我把这件事写入文章，使了解曾先生的人可以为有司叹惜，也可以为我独自得到这位人才而庆贺。同学一首别子固　　　　　　　王安石

译江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如今所谓的贤人，但我仰慕他，愿意同他交友。淮南有一位贤人，字正之；他也不是如今所谓的贤人，但我仰慕他，愿意同他交友。这两位贤人，脚从未互相到过对方那里，口从未互相交谈，书信礼物也从未互相往来。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全都相同吗？我考察他们的言论行为，发现彼此不同的地方竟然很少。为什么呢？因为都在学习圣人罢了。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一定也是学习圣人的人。圣人的言论和行为，哪里会有两样呢？他们彼此相似，只是恰好如此。我在淮南时，向正之讲述子固的情况，正之并不怀疑我。回到江南后，我向子固讲述正之的情况，子固也认为确实如此。由此我又知道，所谓贤人，既彼此相似，又彼此信任而不怀疑。子固作《怀友》一首赠给我，大意是想互相扶持，直到达到中庸的境界才停止。正之大概也曾这样说过。安稳驾车、缓缓行走在中庸之道的庭院，最终到达中庸之道的堂奥，除了这两位贤人还会有谁呢？我不敢断定自己一定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愿意在他们身边共同努力，辅佐他们前进，这就可以了。唉！官职有职守，私事有牵累，相聚不能长久。于是作《同学一首别子固》来彼此警戒，也彼此慰藉。八境图后序　　　　　　　　　苏轼 南康的江水年年冲坏城墙，孔宗翰任太守时，才开始修筑石城，直到今天仍依赖它。我任胶西太守时，孔君确实来接替我；临行时拿出《八境图》，请求我作文章和诗，留给南康人，使他们刻在石上。此后十七年，我被贬南迁，经过南康郡，得以遍览所谓八境，才知道从前的诗文连其中万分之一都没有写出。南康士大夫共同请求我说：“从前诗文曾经刻在石上，有人把石刻带走了，如今已经亡失，希望重新书写并刻下。”当时孔君已经去世，我不忍心违背他们的请求。绍圣元年八月十九日。范文正公鄱阳遗事录序　陈贻范 汉孝宣帝曾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吧？天下这样广大，各郡都有太守，能够得到贤能称誉的，能有几人呢？”况且鄱阳，是《禹贡》所说扬州的地域，春秋时是楚国东部边境，后来归属吴国。《史记》说昭王十二年，吴国攻打楚国，攻取番地，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秦统一天下后，称为番阳县，隶属九江。汉代改为鄱阳县，隶属豫章。后汉建安十五年，吴大帝时期，张昭等人商议，认为豫章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请求分置庐陵、鄱阳二郡。起初治所在部故城，后来迁到吴芮城，就是今天的治所。梁天监年间，设置吴州；陈代废州为郡。隋朝平定陈国，撤销郡，改为饶州；大业年间仍称郡。唐武德四年，平定江左，于是又恢复设置州。饶州作为州，至今大概已有四五百年了。推算历任州牧太守，大约将近一千人。然而根据州府墙壁上的记载，从开宝八年伪唐归顺朝廷起，铁林军主张仁忠代理知州，到元祐壬申年朝奉大夫邹轲为止，共有六十八人。可是近来查阅州图经中记载的贤能牧守、内史，只有吴国周鲂、晋代虞溥、隋代梁文谦、柳庄、梁代陆襄、唐代马植、李复七人。我在州府园圃之间查访，见到周、虞、梁、柳、陆、马、李七位公的画像，与颜鲁公、文正公的画像并列。历经千百年，担任太守的将近千人，而载入图记、绘成画像的只有陆、虞二位内史，梁、周二位太守，柳仪同、马常侍、李刺史，以及颜公、范公，共九人。贤能的二千石官员，难道不是难以得到吗？我任饶州副职时，看到颜鲁公记载雪程小娘遭受寇乱的事情，特意叙述事情的始末，并绘制她的画像，附在文正公的祠堂中。贤能的太守确实不能多得。唉！鄱阳将近千位太守，载入图记、绘成画像的只有九人，而范公的德行尤其没有泯灭。饶州人因此在班春堂、天庆观、州学讲堂共三处为他建立祠堂。从景祐到现在只有六十年，香火没有断绝，祭祀的牲牢日益丰盛。与近千位太守相比，流传恩泽的长远、惠爱施及百姓的范围，只有范公一人罢了。然而范公遗留下来的风范和余美，确实浸润万物，常常表现在百姓离任后的思念中，又哪里只是祠堂而已呢？范公当年处理政务时所制作、修建、创建的遗迹，以及前人吟咏赞赏的旧事，没有不令人恭敬追念的。我于是采集人们所敬仰追念的事迹，命名为《范公鄱阳遗事录》，不敢借此在世上求取虚名，只希望它能流传后世，而不必依靠召棠之歌来歌咏。况且范公起初任河中府通判，后来调任宛丘，又历任延庆、杭、越、苏、润、青、颍、邠、耀、邓、永兴十二郡，纯正的谋略和丰厚的功绩，灿然记载在国史、家集和奏议之中，哪里还需要借助这部书呢？像范公所到之处，都留下恩惠；邓、庆二州的百姓和所属羌人给他画像，并建立生祠。皇帝亲笔篆书褒奖贤者，碑额载入青史，传播于四方，千百年来本来已经闻名了。我私下疑心，饶州关于范公的遗事，或许还有没有发掘出来的，怎么能舍弃呢？绍圣乙亥六月丁卯作序。送陈渊几叟游庐山序　　　　　李纲 江南各山之中，庐阜最为突出。北面枕临九江，南面据守星子；奇峰秀岭绵延相连，无法一一形容，被称为山林中瑰伟奇特、绝无伦比的景观。有超脱世俗情趣的士大夫，大多愿意前往游览。政和癸巳年夏天，我从豫章到京口，沿庐山脚下行走，借顺风顺流之便，一天行驶数百里，本想游山却没有成行。我白天躺在船中，仰望五老峰、香炉峰等山峰，陡峭地倚靠长天，云烟时隐时现，顷刻之间呈现万千姿态，我欣然为之快乐。自己想着日后带着粮食来实现夙愿，并不困难。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微薄的官职羁绊着我，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临风抚心，常常留下遗憾。如今几叟收拾行装，不远千里前往，冒着盛暑，跋涉长途，却不把它当作劳苦。他的志向难道只是想看尽山林瑰伟、奇特、绝美的景观吗？这座山的南面有一位修行者，修行如同幻化，达到三摩钵提境界，历经世间各种变故，备尝艰难，却如梦、如回声、如光影、如空中之花。他的心安然不动，不受毁誉摇撼；面容光润，不因穷困而枯槁；目光明澈，年久反而更加明亮；气色温和，年老反而更加壮盛。几叟将要去拜见他，请替我问无量居士：身体少病少恼吗？

译起居是否轻快便利？世间事务可以忍受吗？怎样修习菩萨道？怎样修行菩萨行？希望得到居士在谈吐、笔墨之余所作的文字，用来成就佛事，使最初发心的人得到更多利益。几叟回来后，希望他把这些话告诉我。至于山林瑰伟奇特的景观，戴着幅巾、拄着手杖、穿着鞋履，逍遥徜徉，放纵胸怀、寄托目光，必定会有佳句随之描写出来；希望把它们汇集编次，也拿来给我看，使我能够玩味诵读，仿佛亲自游历其中，以安慰我想去而未能实现的心愿。于是借这篇序记下送别之意。泰和曾氏农器谱序　　　　　　周必大 绍圣初年，元代苏文忠公苏轼被贬南迁，经过泰和，县人宣德郎致仕曾公安止献上自己所著的《禾谱》。文忠公赞美它温雅详实，为它作《秧马歌》；又惋惜其中没有农具谱，当时曾公已经失明，没有时间再作。此后一百多年，他的侄孙来阳令之谨才续成此书。全书所载耒、耕、耨、镈、车、戽、蓑、笠、铚、刈、蓧、蒉、杵、臼、斗、斛、釜、甑、仓、庾等农具器物，共分十类，并附杂记，刻成三卷；全部考证经传，参照合并古制，没有不完备的。这可以补足伯祖的著作，完成苏公的志愿。他叙述牛犁，大概是全书的关键。我曾经学习稼穑，因此发挥说明其中的道理。《山海经》说：“后稷的孙子叔均开始发明牛耕，世人认为是在三代。”我认为不是这样。牛如果一直用于田地，周武王平定天下后，为什么不把牛归给农民，却把它放到桃林的野外呢？考察《周礼》，除祭祀用牛外，只说用牛享宾、驾车、犒劳军队，并没有说用于耕田。否则，牵牛踩坏田地，正好借此索取稻米，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为什么还要设立夺牛并治罪的比喻呢？《诗经》中说：“既除草又砍灌木，耕田声泽泽，千对农夫一同锄草，走向低湿地和田间小路。” 又说：“磨利了农具，开始到南边的田地劳作。”这是说明春天竭尽力量耕作，都是人力所为。至于收获、堆积粮食，堆得像城墙、像梳齿一样整齐，然后宰杀当时的黄赤色公牛，以祭祀社稷。假如牛果真用来耕田，难道还不如迎猫、迎虎那样列入蜡祭吗？后来王弼注释《易经》，认为牛是耕稼的资用。宋景文公祁驳斥说：“古代牛只用来驾车，《尚书》说开始牵车用牛，《易经》说驾牛乘马；汉代赵过才开始教人用牛耕田，大概本于贾勰《齐民要术》。”我认为辅嗣王弼固然错了，贾氏和景文公也没有说对。考察《论语》，孔子对仲弓说：“杂色牛所生的小牛，毛色赤而且有角，即使想不用它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这是圣人的格言。大概耕田的牛，纯色、杂色，母牛、公牛都可以；祭祀用牛却不能不是纯色、不能不是公牛，所以说“赤而且有角”。注疏却把“犁”解释为杂色，把“骍”解释为纯赤色，把“角”解释为周正，近世儒者都沿用这种解释。如今看《周礼》，牧人按时令祭祀牲畜，必须使用纯色的牲畜；“牷”就是纯色，其他祭祀毁事使用“尨”，“尨”就是杂色。这就是纯色与杂色的区别。封人设置楅衡，《鲁颂》说“夏日设置楅衡，白色公牛毛色赤而刚健”，这就是“角”字所表达的意思。我私下怀疑，牛耕兴起于春秋时期，所以孔子有关于犁牛的话，他的弟子冉耕也字伯牛。至于《礼记》、吕氏《月令》说“季冬牵出土牛，用来表示农耕早晚”，贾谊《新书》、刘向《新序》都记载邹穆公说：“百姓喂饱牛来耕田，背晒太阳来锄草。”大概牛耕在秦汉之际已经出现，哪里用得着等到赵过？赵过只是教人使用两牛并耕的方法，使一头牛所费减少而功效加倍罢了。《易传》出于魏晋时期，只见到牛耕，不再考察它的起源；而贾公彦《考工记正义》竟说牛耕起于后汉，错误更加严重。那么《山海经》果真荒诞吗？回答说：班固《艺文志》著录《山海经》一篇，而刘歆校订的共有三十二篇，最后定为十八篇，本来就已经不同。刘歆又说它出于唐虞之际；如今考察《史记》把不窋说成后稷的儿子，谯周已经认为世代不合，何况叔均呢？所以无锡人尤袤认定《山海经》是先秦的书，不是夏禹和伯翳所作，这一点很明白。它成书在春秋之后，是无可怀疑的。世人习惯于熟悉的见闻，多被这种说法迷惑，我这样反复辩说，难道也可以讥笑吗？至于“杷”一类的农具，扬雄《方言》往往记有三个名称，来阳已经把它们写在书中了；以后如果逐一列举名称和事物，采用《方言》附录其中，并不是说后世又有一个扬子云。续修宜春志序　　　　　　　　张嗣古 九州的古书已经无法看到了。然而《禹贡》这一篇，对于山川土地的区别、贡赋物产的适宜，没有不记录的；所以距离古代虽然久远，学者还可以从这里得到考察。后世郡县图志的编纂，大概就是为了接近这种体例吧？宜春是江右的名郡，韩文公任州长官时，喜爱这里赋税按时缴纳，百姓安定，官吏循法，乡里平安无事。后来有一次因饯别宾客，他曾在诗中寄托“江山多胜游”的意思。然而可以记载的风土，当然不只是江山一事。郡中旧有志书，往往考订不够精详，有的失之繁琐，有的又失之简略，彼此抵牾、重复，读者以此为苦。何况六十年间，事情多有兴废沿革，更应大书特书，留给久远的后世，实在不能写一次便停止。宗卿滕侯任藩司已经一年多，把简陋的状况焕然更新，典章文物尤其用心，于是命郡博士林君防和新任醴陵大夫张君耕，广泛访求旧闻，搜集散失的资料，随事编纂，分条汇列，厘定为若干卷。这样一来，一郡四邑的事迹便清楚得如同指掌；将要刻版来使它永久流传，于是嘱托我作序。我晚年学习不足，但对于这篇文字，实在只是因为滕侯治理本州，约束自己的操守已经很厚，百姓怀念官吏、官吏获得信任，讲明民生利弊，作序后便停止撰写；这些全都是为一方长久考虑。可是他受制于公文，局限于岁月，不能完全施行自己的志向。那么这部书的编纂，难道会没有用意吗？揭敖所征米税虽然减免了，但从百姓那里征取的仍没有完全公平。折绢的法令虽然禁止了，但和买、平籴的弊害还没有除去。珥笔之讥虽然止息了，但淳厚的风俗还没有普遍形成。防患的用意虽然很周全，但李渠的水利利益还没有恢复。以至于山川所蕴藏的生机没有发挥，田里的劳力没有得到宽缓，巫鬼迷信盛行而没有革除，官府的设施具备却还没有完备；这些都需要后人变通并推广，难道不是对后人寄予希望吗？所以我考察并叙述滕侯的志向，把它写在篇首，希望后人能够借助这部书探求他的用意，从而使他的恩惠永远充实延续。滕侯名强恕，是金华人，嘉定十三年十一月。江西诗派总序　　　　　　　　刘克庄

译吕紫微编定《江西宗派》，从黄山谷以下共二十六人，其中何人表颙、潘仲达、大观三人只有姓名而没有诗，现存诗作的共二十四人。王直方的诗极少，没有可采录的；其余二十三家，诗集篇帙稍多，现在选取其中全部佳作，或者可供讽诵吟咏的一联一句，或者对仗工整的诗句，分别编入书中，以便观览。宗派中有些人并非都属江西人，如陈后山是彭城人，韩子苍是陵阳人，潘邠老是黄州人，夏均父二林是蕲人，晁叔用江子之是开封人，李商老是南康人，祖可是京口人，高子勉是京西人。同时，曾文清本是赣人，又曾与紫微公以诗相酬答，却没有列入宗派，不知紫微取舍的意思是什么？可惜当时没有人拿这件事去询问他。后来诚斋出现，才真正得到所谓的活法，即所谓诗文流转圆美、如弹丸般圆转的境界，只遗憾紫微公没有机会看到。宗派诗的旧本把东莱排在后山之后，这是不对的；现在将他列在继承宗派的位置上，大概可以不违背紫微公当初的意思。《吉水县文昌乡义役序》　　　　文天祥 吉水县文昌乡某都建立义役制度，是恢复淳熙年间的旧规。我同年陈君某已经为此写了序，又写信给我说：“希望您再赞述一言，使乡党邻里有所凭依，也希望借您的文章祈求福佑，使这项制度不要败坏。”我惶恐不敢当，但既然这是义役之事，便不能推辞。唉！义役不能实行，而差役纷乱，为什么竟严重到这种地步呢？百姓无法彼此友爱互助、相互扶持。乙说甲应当服役，甲推给乙；乙又说应当是甲，辗转反复，最终听命于地方长官的一句话。这时权力在官府，而官府又不能自行处理。差役们像雁鸭一样成群而行，夹着公文末尾上来，说：“某人应当差役。”如果有人私下偏袒某人，就改口说：“应当是某人。”这时权力在吏员手中。一方的户籍册由吏胥掌管，他们随意上下其手，在差役人数的多少上造成混乱，这时权力在乡胥手中。民间细小的纷争，奸黠之人乘机而起，告发攻讦接踵而来，差役因此混乱，这时权力在奸民手中。服役的人有的两三年都没有发生一件事；有的不幸遇到杀人、伤人或盗贼之事，牵连到自己管辖的境内，转眼之间便家破人亡。这时权力又在偶然降临的天灾中。如今陈君与乡人约定说：“你服役的日期共若干天，你最后减免若干天，你应当缴纳费用若干，超过若干数额的，再资助若干。” 一切只以公正为依据，办理此事的人没有惭愧推辞的话，接受安排的人也没有拒绝的神色。这样，差役的权力就不在官府、吏员、乡胥、奸民和偶然降临的天意手中，而在我们乡里之间的和睦气氛中。义的作用真大啊！它有利于长久相处而没有争讼，这是仁；使人知道谦逊退让，这是礼；不让奸诈聪明之人从中取利，这是智；订立盟约而不敢争先后，这是信；一次举措便具备了五常。哪里只是义而已呢？乡里的长辈应当再三告诫子弟说：“这样做便得福，这样做便得祸。”守约的人长久安居，破坏群体的人交相受到惩罚，使人人遵守这一法则，永远不厌倦。这样，对本地的风俗，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帮助。唉！又怎么能够把这套法则推行到天下呢？《指南录自序》我从吴门奉命入卫、守卫独松关，正值王正二月；任命书又授我浙西大制抚、统领神皋，我辞去尹职，带领帐下士兵二千人前往行在，日夜协助陈枢使宜中谋划迁徙三宫、把二王分别安置到闽地和广地。元夕以后，我所统领的士兵都聚集在富阳。朝廷拟任命我为江东西、广东西制置大使，兼广东经略、知广州、湖南策应大使，但诏命还没有发出，陈枢使已经离开国都。十九日，太皇任命我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当时北兵驻扎在高亭山，距离修门三十里。这一天，北方主帅立即带着董参政，以军队驻屯在榷水教场，城中的文武官员纷纷自行前去投降。我想召富阳的军队入城，却已经来不及了。三宫、九庙和百万生灵，立即就有被北兵宰割的忧患。防使的车马往来奔驰，北方约定与执政者相见；各位执政、侍从聚集在吴左丞相府中，却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计策。大家交口赞成我去一趟，国事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顾惜自身，而且料想北方仍可以用言辞打动。二十一日我到达高亭山，责问北方主帅前后失信，主帅理屈词穷，并且说绝不会动三宫九庙，绝不会扰害京城百姓，于是把我留在营中。不久吕师孟来了，我多次斥骂他叔侄二人，他更加不肯放我回来。贾余庆这个人逢迎北方、出卖国家，趁机让防使取代我的职位。于是北兵进入城中，误导我国、陷害我国百姓的谋划接连施行，没有一天停止。北方知道卖国之事不是我所能容忍的，便互相告诫不要让文丞相知道。不久，贾余庆、吴坚、谢堂、家铉翁、刘岊都以府第为祈请使，前往北方，大概是要把我国朝廷掏空，北方将领对此正求之不得。二月八日，各位使者登船，忽然北方派遣馆伴逼迫我一同前往。我受到逼胁，本想立即自杀，但又想到在没有死以前，无非都是报国的日子，只好暂且忍耐登船。当时在京城，富阳的军队已经退往婺州、处州等州。我等待机会返回军中，却苦于无法自行脱身。到了京口，停留十多天，才得到一只盐商的小船，在二月月底的夜里逃往真州。初一日，守将苗再成与我相见，我们谈论时事，他慷慨激昂，流下眼泪。我给两淮之间写信，谋划合并军队、兴复国家，苗再成非常用力地赞助此事。初三日早晨，制司的人来到，拿出文书，说丞相是为了骗取城池，想对我不利。苗再成不相信这话，送我出门，劝我奔往淮西。我说这大概是北方的反间计，否则就是借口驱逐客人。李公是仁人，他如果见到我，一定会受到感动，于是我前往维扬。苗再成派五十名士兵和四名骑兵跟随我同行。夜里到达西门，想等到天亮求见李公，但守卫严密，鼓角声悲惨。杜架阁说，李公一定不能见到，白白会陷入箭石之中，不如渡海回去跟随王室。我认为他说得对。从此日夜向南奔走，出入北方军队的冲击之中，冒犯万死，路途的艰难痛苦无法一一说尽。唉！我能够到达淮地，是为了使我同两淮军队会合。北方军队孤军深入，触犯兵家大忌，可以用计擒获。江南只要发动一次行动，便可以最终平定天下。只是天时不利，人事又多乖违，一个人困顿不支本不足道，但国事不能成功，实在悲哀。我到达通州后，听说二王在永嘉建立元帅府。陈枢使和张少保世杰正把效法李光弼、郭子仪的事业当作自己的责任；在狼狈憔悴之余，我高兴得不能自已。准备跋涉鲸波，穿着草鞋前去跟随他们。难道上天使我穷困饥饿、困顿挫折，正是将有所等待吗？时为德祐二年闰月某日。

译《赵维城洗冤录序》汉代法律规定，杀人者处死。我国国家依法慎重办理狱讼，尤其对人命极为重视。案情和法律在轻重之间只差毫厘，若因转移、蒙蔽、欺骗而有所改变，谬误就会相差千里。我们儒者坐下来谈论经书史籍，只记取其中的大要，本来总以为司空、城旦之书以及柱后、惠文之学没有必要讲习；认为不必讲，也可以。但一旦遇到实际事务，茫然接受既成判决，造成的错误就不少，那么爱护人、利济万物的心又该如何说呢？近世宋氏《洗冤录》，对于检验复核写得十分完备。宋氏经历过许多案件，大概是亲自实践以后才知道其中的道理。我国赵君虽只是与揲甫同为一命之官，却能够有志于百姓，反复辨驳疑难，推究到极深之处，对宋氏之书有补充辅翼的功劳。假使赵君从此在朝廷内外都建立功绩，日增月益，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尚书》说：“狱讼中的财货不是宝物，只有公府的罪责和功绩才是所应重视的。” 《尚书》又说：“不要在狱讼双方的供词之间偏私任何一家，这是审慎用刑的根本。”读赵君这部书，再三想到《尚书》的话，即使还没有完全达到那种境界，也已经相距不远了。《帅正录序》《讼》卦九五爻说“崇尚中正”，下面四爻最终都达到不争讼的境地。孔子说：“您以正道率先垂范，谁敢不正？只有上九一爻犯了最终的凶险，以至于赐给他的带子三次被夺去，难道这是率领他的人造成的罪过吗？”他处在卦的终位，是险难和刚健的极点，希望他自己矫正改变；若不是使出百倍的力量，就无法做到。这就是《易经》之所以成为忧患之书的原因。龚君子辉治理我们庐陵时，审理诉讼一定依据经书、遵守法律，不肯稍稍委曲迁就，以致扰乱百姓的听闻。凡是判决文书详细记录的册子，过了一年已有将近三帙，题名为《帅正录》。龚君的用心真伟大啊！庐陵的诉讼最为繁多，自从您任职以来，每天都在减少，这正是由于您的率领教化。然而仍然免不了要有记录，而记录也免不了再增加、三增加。风俗积弊已久，人们的顽固难化也由来已久，哪里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呢？县，古代相当于诸侯国。假使您能爱护这片土地，把百姓当作子女，教化深入人心，那么这部记录完全可以不写。如今县令三年一换，您所能施行的教化又有多少时间呢？读这部记录，大概可以希望经过一月便见成效了。子路问政，孔子说：“自己率先去做，使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再说得详细些，孔子说：“不要懈怠。”假如您能以不懈怠的精神推行这些事情，那么这部《帅正录》本来只是粗浅的筌蹄罢了吧？您的名字叫日升，是豫章人。元 《赠教谕荣应瑞序》　　　　吴澄 豫章的武宁、分宁一带，山势峭拔，水流清澈，生活在那里的人大多任侠好强，即使读书人也是如此，大概是当地风气造成的。荣应瑞也是分宁的读书人，任崇仁县学官三年，同年轻人相处和睦，同老年人相处融洽，对内没有界限隔阂，对外没有棱角冲突，从开始任职到任期届满，始终如一，和蔼得仿佛在洙泗之间周旋揖让；看他与家乡士人风气相比，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我难道敢把他列入分宁士人之中吗？生在本乡却不同于当地习俗，这就是世人所说的非同寻常之人。何况他出言温和雅正而不谄媚，处事从容而不软弱，这又是取其士人风气中优点的一面。像这样的人，假使担任谏诤言责之职，一定不会依附逢迎、曲意随从；假使担任守土官职，也一定不会懦弱无能、不能胜任。可惜他沉埋于低级官僚之中，局促于冷清的职位上，尚未能施展胸中所蕴藏的才学。因此他离去时，我勉励他更加培养自己以等待时机；在我没有死以前，我还将看到他在世上有所建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送南城教谕黄世弼序》临江人黄良孙，字世弼，将担任建昌南城的教官，临行时对我说：“旴江作为一个郡，有李泰伯、曾子固，他们的学问、品行和文章，足以成为百世师表。我将只仰慕、效法这两个人，以此率领本乡士人，希望能够少犯过错。不过我过去曾听先生讲过，教育人的人所应当施行的教化，应该进达到古代圣人的境界，那么似乎不应当像这两位先生那样只满足于自身修养；其中的详细道理，可以听您说说吗？”我说：“如今担任教职的人，如果只是混过年岁等待考核升迁，能够想到自己的职责，仰慕效法前代贤人、谋求少犯过错的，大概很少。何况又不肯满足于小小成就，而希望进达到古代圣人的境界，您的志向如此，值得赞美。不过古代圣人教育人，起初并不是故意追求高远，把人所不能知道、不能做到的事情强加给人；只是顺着人本来具有的方面，革除人本来不应有的方面罢了。人一出生就爱自己的父母长辈，敬爱自己的兄长，出外便把这种道理施行于朋友之间，结婚后便施行于夫妻之间，做官后便施行于君臣之间；这些都是从上天得到的良知良能，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只是由于每个人所禀受的气质不能都清明淳厚，所以在人伦关系中，有厚重的、有浅薄的，有完整的、有偏缺的，有顺从的、有违背的，于是便产生万般不同。” 圣人的教化，是使人顺应人伦，克服自己的气质；顺应人们共同具有的方面，革除各自不同的方面，从而使共同之处更加相同。契的教化，是顺应人伦的共同之处；夔的教化，是克服气质上的差异。世弼在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的相处，有值得称道之处，没有可以指责之处；至于讨论讲习、修养自身、实践道理，又有日益增长、月月进步的功夫。因此，哪些地方应当顺应共同之处，哪些地方应当克服差异，他本来已经知道；至于怎样用力，怎样精研纯熟、坚持勉励，以此修治自己，期望一定成功，再以此率领他人，难道会有人不服从吗？”

译《送李教谕赴石城任序》从前宜黄李君夔友，是太学中的知名士人，脱去布衣出任赣州教官，还没有享到俸禄便去世了；他的儿子仲谋考中教官选拔，第二次任职时得以出任石城教官。石城是赣州的属县。我年轻时客居宜黄，亲眼见到赣州怎样教育他的儿子，又见到仲谋怎样在家中学习，往往不同于常人。大概从宋朝末年起，天下逐渐沉溺于利禄诱惑，士人的学业大坏，从儿童直到白发老年，只有软弱、熟烂的程文才值得诵读和学习，再也不知道求学应当以经书为根本，也不知道做士人应当谨慎修养品行。赣州教育儿子却不是这样。仲谋九岁以前，《论语》和各部经书都能背诵；年纪虽然幼小，德性器度却像成年老人，不用等父亲和老师约束，就循循然处在礼法之中。到他父亲在世时，他已经如此；父亲去世后，他孝顺奉养母亲，谨慎修饰自身，更加勤奋学习，因此能够有所成就。如今他前往石城时，告诉我说：‘新制定的取士制度把通晓经书、品行修养作为首要标准，崇尚的接近古代，认为应当一变而达到正道；但学校仍沿袭旧有弊病，不知道自我革新的方法，常常担心经书没有明白、品行没有修养。’唉！如今担任教育事务的人，没有不夸夸其谈、仿佛绰绰有余的，唯独仲谋反而感到不足；这说明他的贤能远远超过常人啊！” 我年轻时曾经有志于古人，但荒废散漫已经很久了，哪里还能对当今的俊杰有所帮助呢？虽然如此，我也不敢不诵读所听闻的古代圣人遗留下来的经书。前代儒者已经有成熟的说法，不能故意标新立异，也不能盲目附和相同的说法；应当虚心玩味经文，反观自身以验证其中实理，广泛阅读而归结于简约，旁通各方面而贯通于一理。一天忽然豁然领悟，那么所得就不只是古人的糟粕了。人的一身，对内有父母、兄弟、夫妻，对外有宗族、姻亲、朋友，近处有乡党，远处有四方；把我爱亲敬长的良知良能推及他们，哪一样不是我应当厚待善待的呢？宁可厚待，不可薄待；宁可有所过分，不可有所不及。这样，经书哪里会有不能明白的，品行哪里会有不能修养的呢？这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难以实行的事情，只是人们不肯去做罢了。如今你前往石城，试着把这些话同全县士人详细探究并付诸实践，大概一定会同过去在家庭中所听闻的教诲相契合。请不要嫌弃我的话浅陋！延祐丙辰九月望日。《送黄文中赴西涧书院山长序》从前孔夫子删定《诗经》、整理《尚书》、编次《礼》、订正《乐》、赞述《周易》，五经已经完备了。他仍说：“把道理寄托在空泛的言语上，不如把它载入实际行动中。”于是便作了《春秋》。汉代儒者专门研究经书，学者往往引用《春秋》来判断国家大事。其中特别纯正的，是江都董相。他认为：“作为人君、作为人臣、作为人父、作为人子，都不可以不知道《春秋》。”这样看来，《春秋》的作用真大啊！我的朋友黄孚，字文中，家世相传学习《春秋》；文中研读探究遗经，贯通《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迹，清清楚楚如同烛光照见、数目可以计算一般。他每逢发表言论、处理事务，总是依据经文、援引传文作为证据。假使汉代专门研究《春秋》的学者再生，不知道谁先谁后。后来他又类推着阅读《通鉴纲目》一类的书，一千二百多年国家得失、政治治乱的纵横商议，仿佛亲身处在其中。这是读经、读传所产生的余效。如今他将主持瑞州西涧书院，有人说西涧难以治理，不是其他书院可以相比的。我认为不是这样。明白《春秋》的人，面对重大事情、裁决重要议论，就像劈竹、解牛一样，很少有凝滞之处，何况身处小官职位、应对细小事务，又有什么困难呢？” 说这种话的人，大概是不知道《春秋》的作用，也是不知道文中的为人。我在他出行时斟酒为他饯行，并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言。《送娄志淳太初赴石城县主簿序》石城主簿娄志淳将要赴任。我过去曾与主簿的叔父道舆甫同年中贡士，交情如兄弟，看待主簿也如同侄子。如今分别，怎么能不说几句话呢？主簿的祖父艮堂翁，宋嘉熙庚子年凭《诗经》考取贡士，过了二十九年戊辰年，因特恩参加对策，授迪功郎，任饶州德兴县尉。老人的长子德刚甫，就是主簿的父亲；咸淳丁卯年凭诗赋考取贡士，第二年考中进士，授迪功郎，任袁州万载县尉，又升任从政郎。后来一人授福州监镇，一人授吉州法曹，正值改朝换代，便隐居不再做官。此后艮堂翁和长子先后去世，主簿的叔父仲、叔、季还在，须眉雪白，仪表魁伟，俨然像商山四皓的画像。每到朔日、望日，他们穿深衣、戴高冠，带领众多子弟，在家庭中按次序排列，接见宾客朋友，一如司马文正公《家范》所说。士大夫之家还能保存太平时代礼法的遗风，娄氏在乡里可称第一。当权者为朝廷收罗遗逸之才，道舆甫充任濂泉、石林两书院山长，志淳也经湖北廉访使程公推荐，主持南岳书院；又先后任宁州教官、南康路教官，直到今天，才分派到县中任职，寄居在石城。赣州的偏远小县石城，地处偏僻而民风质朴，近年隶属于宁都州，百姓苦于同时受两处管辖；如果亲临任职的官员又不怜悯体恤他们，百姓就无所依靠了。主簿世代为儒者、世代做官，性情恭谨慈祥，长期熏习圣贤之书，讲求并听闻仁义的实质，这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洁身自守如秋霜般严肃，爱护百姓如春日阳光般温暖，百姓大概会稍稍得到安宁吧？我不认为担任小官会使主簿感到不足，反而认为百姓遇到好官是他们的幸运。有一位胡廉，是石城士人，主簿可以向他询问。

译《送左县尹序》宋初分割抚州的南城县设置建昌。城郭附近多是石山，岩石险峻粗砺，所以当地民俗刚强坚毅，生长在这里的士人，行为往往峻厉耿介、卓然独立，大概是地势造成的。南城东南边远地区的士民与邻境相接，后来分置为新城县；那里的山尤其奇异秀美、明丽可爱，民俗和士人的习性也像山一样。宋朝三百年间崇尚儒学科举，抚州有五县，建昌有四县，九县之中，其中八县考中进士的人，难道没有才长能异之人，却只占据第二名以下吗？推究新城县出了进士第一名，就不能说人物才性与山川形势毫无关系。宋朝灭亡后，儒学科举废止，四十年后才恢复；后来士人凭借善于书写、勤勉任事，在翰林国史院任职满九十个月，便可以出仕，地位与进士高等相同，所受恩典很优厚。然而南方士人能够参加这种选拔，实在艰难。贡举刚开始实行时，我在考校文章时得到一位士人，名叫饶朴，是新城人，文才优美，品行淳厚，是个士人。他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未能录取；后来因特恩列入儒学教授的选拔中，我又向集贤院推荐他，任国子助教，却没有被任用。如今我承乏在词馆任职，又在史馆属员中得到一位士人，名叫左祥，也是新城人，才华优秀、操守坚定，是一位良吏；他刚接受承直郎、广州路香山县尹的任命，已经赴任去了。我因此更加相信，新城的山川确实多产英俊贤才。他的才华既然优秀，必定能够有益于百姓；他的操守既然坚定，必定不会使自身受到玷污。左祥，去吧！我听说广东各郡县中有以良吏著称的人，那一定就是您了。《送李文卿序》古代做官的人有三种，后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出仕的，几乎没有；能够遇到适合机会出仕的，也有时很少。大体上都属于为国家供养而出仕。既然说是国家供养，那么有父母的人，出仕全都是为了奉养父母罢了。如果奉养父母不方便，不出仕也是可以的。人的五种大伦中，父子关系居首。能够孝敬父亲，才可以把这种孝心转移到君主身上。除非是贵戚大臣，身系国家安危，承担托孤寄命的重大责任，否则不免以公义压倒私人感情。如果只是守着一项官职，去留都由自己决定，却推说“我献身为国，不顾私人之事”，即使说自己不是贪图荣华，我也不相信。还记得几十年前，有人出仕而稍稍亏缺为人子之道，清议不能容忍他，不把他列入士人之类，因这件事终身沉沦废弃的也有人。私下感到奇怪的是，自从天下统一以来，东西南北相距遥远，有人背离故乡到远方做官，对父母有的五六年，有的七八年，有的十多年都不回去探望。不仅不问父母安否、不供给甘美食物，甚至在别处蓄养妻子、抱养儿女，置办新田新宅，而父母却只能自己经营衣食，在家中自行承担赋役，困窘劳苦也没有人怜恤。父母年老了却没有欢乐，有的不幸永远诀别，儿子都不知道；更严重的，听到消息也不奔丧；再严重的，竟隐瞒消息不发丧。他们照常饮食、穿衣，说话、处理政务，神气扬扬如同平日。唉！这难道只是没有人心吗？还是因为他们受到世俗污染、沉溺陷落得太深，或者是因为从来没有讲习过礼经的教训呢？真是可悲啊。近来国家典制允许子弟终养父母、服丧守制，这是以孝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在颓败的风气和流俗之中，能够自行拔身而出的人有谁呢？饶阳人李文卿，温和而具有君子之德；他家七代不分家，他的祖母活到见到元孙，九十九岁才去世。他的父亲年已八十岁，文卿在涟海两州的军幕中任职，竭力请求解除官职回家奉养父亲，过了一年才买船北渡。于是两州的士人以及见过、听说此事的人，都写诗作文赞美他。文卿这样做，是为人子本来应当做的事；但能在世人很少做到的事情上实行，又在这样的时机实行，正说明他的天资纯厚，卓然能够从世俗中拔身而出。他回去侍奉父亲，众多弟弟、儿子、孙子像树林一样站立在面前；如果由此尽到人子侍奉父母的道理，再立

译身扬名，使天下后世听到他的事迹而向往仰慕，就不只是二三个人对他的微薄赞美了。《临川晏氏家谱序》　　　　虞集 临川逍遥峰福胜院的住持僧师吉，把他所修订的晏元献公家谱给我看。我深深感叹他虽然投身佛门，却不忍忘记先世，苦心搜求家世源流；于是通过他的族兄某人得到这份谱系，便为它作序并记录下来。查考此谱，师吉向上距离元献公八世，距离尚书公六世。元献公有九个儿子，尚书公是第八个儿子的儿子；尚书公六十三岁去世，尚书公的儿子出生三岁便成为孤儿，所以师吉这一支历经三百年才传到八世。宋朝南渡以后，秦桧专权误国，胡邦衡公慷慨上疏，当时人们认为伟大，直到今天读到的人仍然愤慨激发，富有生气。谁知道尚书公的奏疏更加深切明显，对治国之道和法制的忧思无不完备，这大概正是世代为臣者应当说的话吧？可是学者很少有机会看到。国史中有尚书公的传记，如今又幸而从私人记载的谱序中看到他的事迹。君子的言论不能磨灭，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吗？我过去在国史馆任职时，曾因职务搜求前宋故家遗留下来的记载，得到燕山窦公俨、贾公昌朝的后人，他们在本朝都做了贵官，世系传承有据可考，但家谱已经散失。最后又找到阆中陈丞相尧咨兄弟的后人，其中有一些定居在郑州；他们的子孙中分居东平的某人，来求取先祖墓碑，于是我得到了其家谱的大略。所以，前宋盛世时，像吕申公、韩魏公、富郑公、曾鲁公、司马温公、桐木韩家的子孙，南渡以后仍可考见他们的仕宦和功业；归附本朝以来，却遥远得在四方再也听不到什么消息了。听说曾氏有子孙在泉南，几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人在南台任职，到了泉南，以世代承嗣的身份请求拜谒他们家的宗庙。庆历年间任从官的莆田陈氏后裔陈旅曾告诉我这些事，但如今也无法考证了。等我回到临川侨居时，郡中大族乐侍郎史的后人还很多，却从未见到他们的家谱。王荆公的子孙，四十年前在金陵还曾见过一两个人，如今祠堂下也只有一两个人了。晏氏的子孙在尚书公之后的第八世最为兴盛，竟有像师吉这样出家为僧的人；他凛然思念自己的宗族支派，连续搜集记录家世行事和年月，贤人的传承本来就应当在后世有所显现。又听说王岐公的子孙有人在抚州做官并留下居住，他的孙子死在外祖父李氏家中；又在桐木韩氏留居临川的各位孙辈那里得到韩氏家谱，是南涧公为它作的序。所以故家子孙经过几代以后，虽然兴衰无法预知，我面对晏氏家谱，感慨之情实在无法胜言。追思已经逝去的古人，望见高大的乔木便产生悠远的思念，所以写下这些话把家谱归还给师吉。按：家谱序大多只是记载一家世系的私人说法，现在一概不予收录。唯独保存这篇和《义门陈氏族谱序》，因为故家遗留下来的风俗，可以由此得到考证。附：《送孔元用序》。庚午年殿试以后，我和阁学士阿荣存初侯在值班官舍相见。存初感慨地对我说：“再举行一科之后，科举应当停止；停止两科后又重新恢复，那么人才将会纷纷大量出现。”他又叹息说：“我再也见不到那时了，您还可以见到。”我回答说：“能够得到许多士人，实在希望像存初所说。如今文治兴盛隆盛，未必有停止贡举的道理。”存初是国家世代功臣，精通文学，在皇帝身边任职，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天下对这篇文章寄予希望；我已经衰老，纵然看见，又能有什么补益呢？”他又叹息说：“数命本来就是这样。”我问：“您怎么知道？”他没有回答。三年后，我归田，存初受到玉楼之召。乙亥年果然停止贡举；今年圣天子下诏举行科举、选拔贤才，一一如同存初所说。我仍然希望这次选举能够得到人才，也像他说的那样；这只是我一个小小的田野愚诚罢了。临川一向号称士人众多，前七次科举中考中进士的，弟弟仲常与黄养源是同年，张国宾是我在南省校阅文章时得到的，罗友道是我任

译读卷官时奏荐的。今年临川士人参加荐举的有六人，此前从未有过这样兴盛的情况。元用是阙里孔氏的后裔，清江三仲家族的传人；曾子白是南丰曾氏之后，刘良甫是墨庄公是公非家族的子孙。

译当汴京宋朝极盛之时，他们都是以文学知名的大家，过了三百年，今天仍有他们的子孙一同被推荐。徐国基的高祖父曾经担任试官，得到周益公的程文，在上面题写道：“这篇文章具有宰辅的才器。”当时人们认为他善于识人。涂自昭、张直方都参加过两次科举，张直方尤其是深谙文学的人。六位君子世代相传的事业和积累的学问，难道会是在一天之内侥幸获得的吗？您凭借州里眼前所见的情况，推知远方和未知之处，那么人才济济、贤才不断出现的征兆，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元用资质纯厚、文才高妙，和子白都是我一向寄予期望的人。行省将要奏唱《鹿鸣》诗来劝勉他们，您应当催促元用赶快到山中来告别；他的志趣尤其古雅，于是我作诗为他饯行，并寄赠给诸位君子。《送黄敬则之官序》至元甲申年，我跟随先父开始来到临川崇仁侨居。当时归附本朝还不久，淄莱李忠愍公正统领他的军队，平定江右，镇守豫章；鹿泉贾公以文臣身份担任使者，奉诏分掌一方军政，安抚百姓。当地士人百姓希望有人能够使众人的意志畏服而安定，于是起用文雅、通达、熟练、当时有名的士人，以慰藉民众的期望。原宋进士中住在崇仁的还有十多人，衣冠仪表十分伟岸。只有宗正寺簿思梅黄公，替各位公卿一同招待宾客，气度和议论多有感发人心之处。不久，河东刘公于洪亲自听他讲说。刘公是许文正公最优秀的弟子，经学、节操、品行方正严肃；他参与这件事时，作风激励昂扬，使四方都震动。丙戌年，寺簿公去世。忠愍公的长子龙川公凭借世家身份仍镇守其部，历任省府官职。贾公、刘公的子弟往来于洪，都因为追念先辈的遗志，寻访寺簿公的儿子浮山君，开设馆塾并以礼相待。中山赵公朴隐奉持节杖再次来到这里，与浮山君相处，没有一天离舍；李氏的子孙到了第二代，也都称为他的门生弟子。浮山君一生在外教授学生的日子，多于居家生活。龙川公后来以平章身份留在枢府，曾同翰林、集贤官员推荐浮山君；朝廷只授予他一次文学之职，但他不屑接受。后来让他的儿子出仕担任学官的，就是黄敬则。敬则从浮梁改调太平，等待次序五六年，安然居守，完全没有急躁的意思，因此受到学者称赞。仍在至元五年孟夏吉日，敬则来告诉我说：“有人从太平来催促我去办理学校事务，希望得到您一句赠言。”我为他设席请他坐下，告诉他说：“世祖皇帝以天兵来到鄂渚的那一年，岁在己未，我的先父从永州解职，道经崇仁，因为姻亲关系稍作停留，才第一次认识寺簿公。寺簿公考中进士时，正寄居在我先父临安的别宅；而我参政比寺簿公小十岁。甲申年我来到这里，能够同他相处了三年。我先父沉浮于田野之间，不计较饮食匮乏、屡屡空乏，也不追求闻达；浮山君对他的友谊深厚笃实，常常在诸侯大夫面前称道他。赵国董忠宣公延请我先父，正是浮山君和清河元文敏公共同启发促成的。等忠宣公回到朝廷，我先父便归隐田舍；浮山君也逐渐厌倦游历，两家东西相邻居住，讲学修行，没有一顿饭的时间不相互往来，始终没有一句嫌隙之言，人们认为他们具有古代君子的风范。延祐己未年，我先父去世，浮山君当时已经六十岁，比我大十三年，却把我当作幼弟一样对待。” 等到我再次被召回朝廷时，浮山君已经去世了。我年老归来时，已经不能再见到他。幸亏敬则居家，时常有来往相处的乐趣。如今敬则出仕任职，我难道能没有话说吗？我曾听乡里的遗老说：“敬则的曾祖父梅窗先生，正值壮年，富有文史学问，在近郊的大户人家任教授。有一天半夜，有人来求见鲁男子，先生撕断衣袖、撬开关门逃跑，迷失道路，掉入巨大的水泽中，衣服挂在水边的柳树上才停住。听到有人呼喊，说：‘这个人的儿子将要登科，务必防备他。’天亮时才得以解脱回来，家人惊怪地询问他，他没有回答。后来馆舍中的人有人感叹此事，把它泄露出来。三年后的丙申年，寺簿公出生；造物主对卓越品行的君子的报答，明明显著到了这种程度，难道不令人畏惧吗？难道不令人敬重吗？”如今归附本朝将近七十年，寺簿公的名声、德行和高雅声望，浮山君的清正才华和美善学问，经过两代积累，滋润覆盖到他们的子孙，使他们充实硕大、兴盛发达，正当盛年而没有穷尽；难道能不知道这些福泽从哪里来吗？善行必须积累以后才会成就，并不是一定只凭一件事就能向上天要求报偿。然而一个念头的刚烈，其发出时竟这样不可遏止；这正是孟子谈论学习时所说的，所贵重的就在于把善端扩充起来。我的敬则在学堂中讲授经书，凭借祖父所教的道理教导别人，哪里足以把祖父的全部精神都了解呢？” 至于善端一旦萌发，便坚定持守而不改变，勇敢实行而不退缩，或许还能够进一步扩大君子的恩泽吧？你出发吧，我在蓬门草舍之下等你；三年后你回来，我还有话要告诉你。采石山上有我先祖忠肃公的遗庙，故人覃怀薛公超在我守郡时，曾把草莽中的断碑重新立起来，这份情谊不可忘记。我经过祠庙下，又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子弟们到那里去，也有一两年了。敬则经过那里时，幸望替我看一看庭院中的柏树和台阶边的草。

译《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元统甲戌年，我从史馆归来，侨居临川，跟随清江墨庄刘氏分居金谿的贤明子孙，得以看到他们先世遗留下来的墨迹、事迹，以及同群贤交游往来的文章书札，大概为他们文献的美盛而三次感叹；相隔久远却还能使人不忘，实在难得。此后叔熙每年登临华盖山，一定会到我门下。过去我曾同叔熙谈论他家的书籍，进而谈到《静春戒子通录》，这部书确实有助于名教，只可惜没有广泛流传。叔熙说：“好，我家收藏有旧本，应当刻印出来流传。”一年以后书刻成了，宗族乡党得到并阅读它，远近的学者都希望得到。台省中有人知道这部书，甚至不远千里派人来求取，这确实说明推恩及类的善行不会穷尽。叔熙又对我说：“族中的各位父辈、兄弟愿意合并财力，先把公是、公非两位先生的文章取出刻印；但公非先生的文集还有不少遗漏，将要访求补足，所以暂且推迟到以后。”叔熙又把从清江到金谿的族谱，以及我任侍读以来同欧阳公、王荆公、眉山苏公兄弟、南丰曾子固诸家往来的书信中与刘氏有关的部分，还有静春与诸子往来的全部记录，编成三部大编。我接受这些话，诵读这些文献，慨叹并追念古人再也无法相见。我早年辞别父母，到京师游学，以馆授为业，常常担心自己在学问之道上没有成就。至于古今典籍所记载的名物、制度之类，也都空疏浅薄，不足以应答酬酢。看古代文章学术的盛况，肓欧、王、苏、曽等人远远超过前代，而侍读公兄弟父子博学多闻，卓然参与其中，声望大致相当，这是多么盛大啊！所以我每次提笔都茫然无措，博雅之士没有不为之叹息的。刘氏在二百多年以前，曾经承乏在延阁侍奉文宗皇帝，皇帝在清闲宴居之时，屈尊特别召见他，询问古代旧事，讨论著述文章，几乎没有一天空闲。那时，我对于过去所感到惭愧的地方，就更加深了。后来奉诏在殿庐中阅读进士对策，得到刘性、粹衷、刘闻、闻庭诸位的文章，便上奏进呈。后来得知他们分别被授予庐陵、临江的官职，于是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们，并嘱咐说：“刘氏的著作，只有《春秋意林》和《三传权衡》的刻本还在学宫中；他的其他著作，流传下来的仍有十七八种。只有《西汉书注》或许附见于他所作的《七经小传》中，学者有时抄写传阅，其余著作大概很少流传。至于静春氏等人的著述，还来不及一一计数。应当访求并广泛传播。” 两年前，闻庭在临江刻印《小传》，粹忠在旌德刻印《弟子记》，都摹写寄给我，以满足我的嗜好；我于是把副本交给叔熙。叔熙回去后，读了并告诉我：“与家中收藏的本子没有不同。”世代承继的家族子孙，像叔熙这样恭敬不忘先世，即使出身草野、见识浅陋，难道还能稍有惭愧吗？世祖皇帝时，江南大臣有人上奏说：“国家可以灭亡，历史不能灭亡。”皇帝十分赞同，命史官修撰辽、宋、金三史，但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到了仁宗时，皇帝曾多次提起这件事。那时我正在奉常任职，因而在朝廷议事时对群臣说：“三史的文书都有缺略，辽、金两史尤其严重；旧臣将要死尽，后来的贤者见闻也将不如从前。如果不趁现在修撰，恐怕就无法符合皇上的心意，也无法向掌管典籍的大臣交代。”这番话虽然得到认可，但也还是没有来得及实行。天历至顺年间，朝廷多次下诏催促史馆修撰三史，而我另行主管书局，尚未上奏，因此没有来得及奉诏办理。后来我曾与同僚议论三史不能完成的原因，大概是彼此以分合问题争论正统，始终不能确定。现在应当把三家各自编成一部史书，各自完整叙述其历史，再加以核实，这样可以使史事不至于废弃。至于正统等议论，就留待后人评定，诸位大臣大多认为这样可以。然而我常常想到，修史之事十分重大，如果没有欧公那样的才识，又得到刘公那样博学通达的人来辅助，大概很难取得成功。我听前辈说，宋室南渡以后，眉山李公仁父到蜀地设置书局，撰写《宋通鉴长编》，不料北方军队突然到来，所著书籍全部丢失。他逃到东南后，凭记忆追述，重新写成一部书，共有数百卷，这可以说是能够追赶刘氏的人吗？宋朝末年礼部尚书王公伯厚记忆力最强，而我的从祖父秘监公也与他齐名。我没有来得及见到王公。秘监公在世祖皇帝时，曾经因舆地之事受到特别起用；现在他的书还收藏在秘省。我幼年时得到豫章布衣孙【缺】的书，每次得到书都能阅读并记诵不忘，又能交错参证、考订确定；如果不是这样，每当有人问起，他必定能够把整篇文章全部举说出来。蜀人范大冶也很善于记忆，曾说：“我小时候在蜀地，跟随你的先世，得以看遍六经纬书；他当时为我读其中一篇。我那时还小，不能通晓其中的道理，而范先生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后来同朝的朋友、侍讲四明袁公伯长，大概曾向王氏学习，掌握了记诵和言说的要领；泰定年间执政的东平王公继学，看到书就能记住，不必再看第二遍。他主管中书省政事时，朝廷省署的文书案牍经过眼前，没有一样遗漏，都是非凡的人才。然而现在只剩王公还在世，这些都是我亲眼见过的人。朝廷如果一定要完成一代的史著，没有这样几位君子，能够成功吗？戊寅年春天，叔熙来向我告别，将要到燕、赵、齐、鲁、晋、宋各地郊外游览。我说：“你的这次游历很好啊！千万不要草率从事。”考察山川的形势，封疆区域的分合，考证古人的遗迹，观察风气的变化，习俗的盛衰，文史资料的遗缺，这些都是你家学中所擅长的事情。凭你的清明通达、聪敏敏锐，正好可以借此施展学问，增长见闻。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必定有修撰著作的事情；人才济济，难道会遗漏我们叔熙吗？《钤冈续志》序　　　　　　　　　欧阳元

译郡县编纂地图和地方志，是为什么而作的呢？国家有贤能的太守、县令，就像家庭有贤能的子孙。太守、县令保存地图和地方志，用来治理所分掌的土地；子孙保存契券，用来治理所分得的产业。能够治理好自己所有的事务，就是贤能了。根据田野有确定的界限，就考察其中是否有荒芜的土地吗？根据户口有确定的数目，就考察其中是否有流亡的人口吗？根据赋税徭役有确定的制度，就考察公家应得的是否有湮没，私人负担的是否有横暴不公吗？根据士人的习尚有旧日风俗，就考察其中是否有可以扶正、振兴道德，磨炼砥砺、使之更新的地方吗？治理而不懈怠，那么田野可以开垦，户口可以增加，赋役可以均平，风俗教化可以一天天美善，人才可以一天天兴盛。既然如此，地图和地方志难道可以一天缺失吗？分宜设置县，始于宋雍熙年间。到南渡嘉定年间，谢县令谋划编纂县志，没有成功。淳祐年间，黄县尉才终于完成。自天下统一以来，又经过六十七年。浚仪人赵侯尚之任县尹，于是编成《钤冈新志》，用来续接前一部志书。书完成时恰好我来到这里，赵侯认为我同本地确实有许多乡梓之谊，便请我作序。我推辞不得，只愿意用古人“治理官府要像治理家庭一样”的责任，告诫那些到我县来求取俸禄的人，希望他们知道前人编纂地图、地方志的用意，并不只是为了扩充记载、备作考订，而是要成为勤勉施政的一大助力。推究作者的用意，努力完成续修者的事业，我们这个地方和这里的百姓，难道不是很幸运吗？送镏文廷赴清江任录事序 安成士人考中进士，从镏文廷开始。他调任清江录事，能够视县令、太守等县级长官为亲民官，也就应当自我尊重了。他启程时，欧阳元郑重地告诫他说：“《周官》中的司市，掌管市场的治理、教化、政令、刑罚，以及度量、禁令。今天的录事，治理城市和关厢，大体与古代相同，但古今制度却并不相同。古代都邑如同井田，划分为九个区域：前面两区是君主的宫室、宗庙、社坛、宫防和治所，后面一区是市场，左右三区是百姓住宅。市场分设四门，太阳出来时开启，只有平民可以进入。大概只有二亩半土地在城邑中耕作的农民可以入市；其余大夫、士以及凡是有爵禄的人进入市场，都要受罚，所谓出一幕、一帟、一□、一帷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内而天子的都城，外而诸侯的国都，实行的是同一法令。君主经过市场时，犯有刑罚的人可以获赦，这是为了区别尊卑。古代法令简约，古代风俗淳厚，厌恶喧嚣而抑制末业，仍然如此。如今录事所治理的地方，市场上的人和居民出入都走同一座门，由同一个官署综合管理，更何况还有各族寄居的官员，四方游学的士人，官府中的府史、胥徒、兵卒、游徼，以及卜者、祝者、老子学者、佛教徒等人；再往下还有各种工匠、技术人员、驵侩、挑担贩卖者、奴仆、门客、倡优，混杂居处、交错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却希望像古代司市的法令那样，施行教化、平定政事刑罚，统一度量和禁令，不是已经很困难了吗？”即便如此，儒者若要施政，必定要使沈犹氏不敢在朝廷上饮他的羊，使公慎氏交出他的妻子，使慎溃氏越过边境迁徙，这也算是有办法治理的人吗？有人听到我的话，便笑着说：“迂腐的儒生想驱赶市场上的人去读周公的法令，想让录事官推行孔子的政治，这实在太荒谬可笑了。”唉，文廷是儒者，又是进士，我难道是在把对儒者说的话拿去对市场上的人说吗？《丰水续志》序　揭徯斯 王顺伯修撰《丰水志》已有六十三年，当时丰水已经升格为富州。又过了二十五年，李君肖翁主持乡校，在那里任职五年，于是辑录淳祐以来城池、人物、时政的事迹，以及前志没有完备记载的内容，编成《续志》六卷，分条铺陈，分类剖析，广泛搜集，极力删取，希望把这些内容传给后世，以取信于后来的人。只是东南地区的物产，以豫章为最贫乏，所以班孟坚说：“物产所有，即使取来，也不足以抵偿所费。”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部书对于贡赋的变化，没有不再三着意记述的，希望使执政者为之忧惧，内心有所触动，思考恢复旧制。凡政令教化所施行的，必定记录其中的善政而舍弃不善之处；这既是居住在当地而不非议当地长官的意思，也是撰写志书的方法。李君凭借深厚的学问和纯粹的德行，出身于文献之家，处在儒学教师的位置上，祭祀先贤，培育人才，没有一样不尽力而为，却仍然对这部书如此用心，这难道只是徒然吗？君子应当重视并探求李君修志的用意。送习文质赴富州任职吏员序　傅若金 国家汇聚人才，扩充文治，但是科举所取的士人有固定名额。太平日久以后，士人更加奋发求学，参加科举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江西每年赴试的将近几千人，而能够入贡礼部、参加会试的南方人才只有二十二人，因此不可能没有被遗漏的人才。朝廷也总是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和所能胜任的事务来录用，使各人都能发挥适当的作用。国家初年制定法令，儒生愿意到郡县任吏的，给予优厚待遇；也有不屑于做吏员的人。到了近些年，因侥幸进身而得官的人很多，正当途径日益堵塞，执掌法令的人忧虑这种情况妨碍治理，便关闭任吏之门而坚决拒绝，希望杜绝滥进，但儒者也因此一同陷入困厄。凡是有志于求取俸禄、出仕为官的子弟，如果不是凭借世代官宦的资历，那么不通过文书吏务这一途径来发迹，就无法通达仕途。唉！这难道也是时势造成的吗？有识之士知道吏治不能不借助儒者，只是要看名义和实际是否相称罢了。新淦人习文质将要以儒学修养来辅佐富州的吏治，因而向我请教，希望我写几句话来为文质送行；他或许能够进一步探究国家任用儒者的实际意义吧？富州是上州，虽然离大府不过几舍之远，却是大臣巡察临视之地，也是风纪史司纠察之所。施行一项善政，上级一定会先知道；施行一项不善的政令，上级也一定会先知道，官员的升降就系于此了。在这里任吏的人，难道能够不谨慎吗？然而文质是以儒者之名任职的。过去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文质作为儒者，或许将要成为君子儒吧？不要让那些由其他途径做吏的人得到借口；这样一来，难道影响的只是一个州吗？即使大府施行这件事，难道影响的只是一个府吗？应当使上下各级都实行它。《瑞阳志》序　杨升云 郡县有图志，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大概自从职方氏掌管天下地图，地图经籍的编制作法便开始出现；又自从班孟坚撰写地理志，志书才开始流行。《禹贡》一书，记载天下的山川、土壤颜色、田赋、包贡以及草木，十分详尽，圣人又把它确定为经典。汉高帝刚进入关中时，萧何首先收取秦朝的地图和典籍，凭借这些就完全了解天下的险要关塞。那么郡县的图志，难道是小事吗？瑞州作为郡，始于唐代，宋代又恢复设置；本朝沿袭这一建置，归附以来将近一百年，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已兴办起来，唯独图志仍然缺少。至治初年，普宁人崔栋公实际主持郡府幕职，独自感慨这种废坠的典章还没有修复，便把意见告诉总府，众人都认为有道理，于是嘱托我执笔。我想，如今四海归于统一，天所覆盖的尽头、地所承载的极处，全都归附为臣。像瑞郡这样的地方，哪里能够全部记载呢？如果没有图志，不仅地理和贡赋无从考察，将来也没有办法把情况传给后人。于是开始收集、记录官府的案牍，分类编排，同时参考旧志，摘取新近的材料，使沿革和变更彼此呈现，清楚地展现在眼前。把地图列在卷首，是继承职方氏遗留下来的用意；把志书列在后面，是遵循班孟坚撰志的体例。各门分类，各类分目，纲领举起而条目分明，阅读的人就像把一切放在手掌中观看。后来的任职者可以依据地图考察贡赋，并据此办理征收输纳，希望能够避免壅塞蒙蔽的弊病，同时也能知道前代执政者懂得识大体。赠宋国宾返回赣地序　王沂

译至正辛卯年冬天，我客居游历宁都，结识了筠阳的宋才卿。才卿当时是贤能的判官，我见到了他的次子宋国宾。国宾眉目秀美，又是宋家有才华的子弟，正在读书，胸怀远大志向，因此我便同他结交。癸巳年秋天，变乱突然发生，才卿为国事而死。尚书全子仁侯让国宾代理父亲原先的职务，去拜见大府时，他俨然身处服丧期间。我本来就知道他的志向不在做这个官。第二年，国宾的乡里老师艾祥君审理案件，把凡是癸巳年首先起祸的人都杀尽了，国宾这才发泄了心中的愤恨。又过一年，天子升任尚书为负责江西大政的官员，僚属按次序升迁调转，国宾也被授予镇抚之职。君祥便把女儿嫁给国宾，作为妻子；国宾次居青原。我客居艾家时，同国宾一共见过三次，他的见识和才智也都随着时势而增长；他多次屈尊以师礼待我，我们交情深厚。到了戊戌年，江淮发生兵变，敌众我寡，难以抵敌；部下恰好有怀有异志的人，防政于是退守上游，最后在赣地以守节而死。我和国宾长久共同处在忧患之中，而他的操守始终没有改变。国宾侍奉君祥如同侍奉父亲一样，奔走于上下之间，冒着风雨，忍受寒暑，对于谋生之事却没有丝毫懈怠。和世上那些顾念名声却已经遭受耻辱、早早丧失家业的人相比，他实在高明得多。壬寅年仲夏，国宾从章贡来访我的隐居之处，我们一起谈论故旧，间或谈及父仇和国事；这些事情他从未稍稍放下于心。他已经贫困到了极点，却从未因此有一丝动摇。唉！国宾从富贵到贫贱，再到患难，从年轻到成年，一向都有卓异而超过常人的地方。我早就想把这些事写下来。秋季七月十六日，他告诉我将要南归。我同国宾相识已久，交情又深，所以叙述我们交往的始末，以及他所坚守的大略，使四方的人知道：防政公虽然因守节而死去，但他的门人和属下中能够继承公之志向的人，并不是没有。如此，我用来赠送国宾的话，难道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的吗？至于离别时依依不舍的情态，又哪里值得向国宾说呢？《广信文献录》序　危素 广信是东南的大郡，这里的山势奇特高峻，水流清澈奔泻；山水之灵秀凝聚而生的人，多有文章才华，崇尚气节操守。自唐代吴武陵父子以及校书郎王贞白开创端绪以来，到了宋室南迁，中原许多世家大族迁居这里，士人的风气更加兴盛。自签书枢密院事张叔夜公、直秘阁知同州郑骧公以来，都能够为气节而死、为正义而死，尤其足以成为广信的光荣。我的家邻近贵溪边界，年轻时读过柳仪曹为吴君文集所作的序，里面赞誉极为充分，曾亲自前往寻求这部文集，最终却没有得到；吴武陵的文章也同样没有流传下来。等到我奉命修撰《宋史》时，唯独广信没有一件文献送到官府供搜集整理，其他书籍也只形成了几篇传记，其中的缺失遗漏本来就很多。大概是因为州县没有贤能的官吏，家中没有贤良的子孙，使忠臣贤者的事迹湮没，史家也有所遗漏，这难道不可惜吗？永丰士人舒彬，字文质，当时客居京师，看到这种情形而感慨，于是发愤返回故乡，搜罗散佚的文献，得到前人所作的文章，日积月累，逐渐汇聚成编，题名为《广信文献录》。文质家境贫寒，正急切地谋求奉养双亲，却在睡觉吃饭之间也没有忘记这件事；他访求过去的世家大族，甚至到佛寺道观中去，凡是残碑断碣，没有不搜集编录的。众人颇为非难嘲笑他，但文质不因这些话而顾虑；那些老师、年长的学者以及听闻前代旧事的人，则说：“文质的举动真是盛大啊！”不久，材料日积月累，便可以相互参照考察，看到数县的事情。等到他再次游历京师，借取公家和私人藏书来补充尚未完备的部分，所得资料便更加丰富。文质将要返回江南，便到处访求能够为此书作记载的人。假使广信人都有这样的志向，那么吴氏父子的文章，怎么会连同飘风和游尘一起完全归于湮没呢？《太平十策》序 《太平十策》是临川艾本固君所撰写的。它的纲要是：开设经筵以扩大皇帝的圣学，谨慎储备粮食以防备水旱灾害，推行铜钱以辅助钞法，严格考核政绩以选择郡守县令，崇尚节俭以淳厚风俗，裁汰冗员以充实正官，奖励廉洁谦让以教化官吏，举荐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以端正民间伦理，打通资格限制以任用贤能人才，修治武备以振奋国家威势。艾君上书时，今太师忠王正要入朝为相，得到艾君的书信后十分高兴。中书参议何庭兰，世人都称他为能吏，也说：“艾君的话可以采用。”于是把这篇奏书交给有关部门，但官吏们的议论使它受到阻挠，最终没有得到答复。我曾经评论说：四民之中，只有士人负有为天地、为百姓、为万物负责的责任；即使困居草野之中，他的忧虑也一定要周全考虑天下和后世。这就是古代君子把天下人的忧患放在自己忧患之前。艾君居住在乡野之间，对于民生的安乐和疾苦，看得十分详细；对于国政的得失，也思考得很成熟；又能穷究经书、考察历史，来衡量古今制度的增减得失。这十条策略，大概就是其中显明而可以提出施行的内容。治理国家如果不把这些放在首位，那么所谓治理，不过都是自我欺诳罢了。难道可以把它看作老生常谈吗？如今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并不是没有，却反而让一个平民士人焦心劳思，徒步跋涉五千里，奋然上书谈论政事；上书之后，又被官吏的议论困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于是读完他的草稿，写下这些话归还给他。

译《山庵图》序 圣井山在信州上清宫东南面，山上是神龙居住的地方。每逢干旱，祈祷往往就会下雨，大概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延祐年间，永嘉金蓬头先生在先天观修习道学，风清月朗的夜晚便游览圣井山，攀着藤萝登山，为它幽深高远的景色而欢喜。他徘徊了很久，门徒们便为他建造房舍，等待先生再来。我家虽然邻近这一带，距离圣井山不过几十里，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到达。况且我生性爱好美好的山水，金先生又是我心中敬仰的人，但我只能在先天观同他相从，所谓圣井山却始终没有能够游览，只能看见它层层积翠，高达千仞，直入云霄，由此也可以知道它的幽深高远了。有一位方外朋友名叫方壶子，早年抛弃尘世事务，深入探求性命之学，跟随金先生的时间最长。金先生去世以后，方壶子稍稍出游，遍览天下名山，到了京师，还不到十天，就想着南返；与他素来交游的人争相挽留他。张君彦辅知道他的志向所在，于是取高句骊生纸，绘制《圣井山图》来安慰他。彦辅是我的同乡，隐居修习老子之法而且擅长画山水；先前侍臣曾把他的画进献到延阁，皇帝看了很喜欢。我多次随讲官入宫当值，曾经把他的画同古画放在一起观看，几乎无法分辨。然而他的画很少有人能够得到，即使与他交游很久的人，也不能强行求取。起初，鲁国大长公主喜爱名画，用来自己赏玩，想得到张公的画，但张公始终不肯给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如今他唯独赞赏方壶子的高雅志趣，而为他画了这幅图。方壶子对我说，我本来是山林之人，却留恋朝廷俸禄，离开田园已经很久，所以特意把这幅图给我看，使我不要忘记樵夫牧人的生活，这也是反过来招引隐士的一种办法。方壶子将要在金先生旧日隐居处的东边结庵，约我把那里作为养老的打算，这也算是古代朋友交往应有的情谊吧。欧阳子思念颍地的诗说：“趁身体强健时可以享乐，不要等到衰老后还要人搀扶携带。”那么我这个没有才能的人请求辞官，返回原来的服色，也已经有日子了。方壶子，你就在仙岩上游等着我吧；我把这些话写在图后，只是为了和你约定。送刘子铉序 至正二年，皇上下诏编修辽、金、宋三史。执政大臣和总裁官等集议，设置修撰、缮写人员四十人，其中翰林国史院书写十六人，国子伴读、籍记、部令史各十二人。辽、金两史的卷帙不算很多，已经进呈上去；唯独宋代旧史记载详备，现今修史之人势必不能全部删削，而必须参证的野史杂记又多得无法计算。于是政府选拔善于书写的人二十一名，以平民身份征召置于史馆之中，庐陵刘鼎子▯也在其中。如今御史大夫高公以中书平章政事的身份主持修史事务，曾经出其不意、突然来到书局，只有刘子▯和那二十人从早到晚不懈怠，而且字迹都端正工整。高公十分高兴，便在朝廷上称赞，认为应当授予他们官职。总裁官采纳史官的意见，按照本朝旧例，大一统志成书者二十五人、经世大典成书者二十人，都任用为儒学教授。如今所修三史尤其繁多，这二十一人应当遵循前朝旧例授官。然而朝廷议论最后只把他们任命为郡学录、县教谕，并且下檄由外地中书省授予。刘子▯的名字列在江西檄文中，行省参政廉公说：“我是史官，知道这二十一人对修史有功，应当赶快禀告同僚长官，选择靠近京城、交通便利的地方安置他。” 刘子▯被授予吉安龙泉学教谕。刘子▯将要南下，京师的旧友分别以诗题作诗赠送给他。只是刘子▯正值盛年，他的学问像水涌一般不断增长，又像山势一样日益增进；让他用这些学问在一个县施教，既不足以酬答他的劳苦，也不足以施展他的才华。有人担心刘子▯对此不能没有介怀。我读《周官》一书，古代乡里设有学校，以居住在乡里的乡大夫、士人为左右师长，有的称父师、少师，有的称乡先生，每天早晚都在那里施教。年节时召集百姓饮酒，他们便担任赞礼和辅佐，从门的左边入席，坐在尊酒器的东边，用来考察品德、询问学业，惩戒不善而劝勉贤能。如今一个县这样大，其中二十五家为一闾的乡闾，不知有多少。龙泉又是刘子▯的邻县，他前往那里担任教师，那么朝廷对待刘子▯，可以说厚重到了极点。刘子▯还应当更加思考用什么来报答和相称吧。《仙岩图》序 从信州贵溪向南走八十里到龙虎山。我曾经向渔人买了一只小船，顺着溪流航行几里，到了仙岩。从船中抬头仰望，只见峭壁高达万仞，群岩如棋子般分布，有的像辘轳、酒瓮、仙仓、仙棺，无法一一计数。有三个人一起坐在岩中，俯视流水；但他们有时隐没、有时显现，想来若不是飞仙不能到达那里。樵夫即使尽力攀援到山顶，也只能向下窥视；石阶悬嵌在空中，始终不能靠近。顺中居民把长绳系在大树上，悬挂竹笼，让一人坐在其中，逐渐到达仙棺岩前，用长钩将两具棺材钩落到溪水中。棺材都是楠木制成的，其中一具棺材里只有玉连环而已。有人说，尧时百姓为躲避洪水曾到那里，所以遗迹还保存着。我曾经辨析这件事：尧时洪水为患，横流泛滥，怎么能够到达这样的境地呢？沿着藤萝攀登，上面有一座大岩，可以容纳数百人；再曲折向上到达岩顶，那里十分平坦开阔。佛教僧人架设岩石建成宫室。重新登船航行几里，到了桃源。太史范先生曾经为此作记。等到弃船入山，到了演法观，这是汉代张天师炼丹的地方，依稀还可以看见。又有水帘洞，瀑布从山崖上飞泻而下，如白绢飞舞，又像雷霆轰鸣着冲入洞中；洞里可以坐人，但即使快步奔走，衣巾也一定会被沾湿。到了邹尊岩，乱石形成门扉，里面有许多黄精、薯蓣、蹲防之类的植物。邹尊是古代的仙人。大体说来，这里千岩万壑，草木秀美润泽，如果不是逃离尘世而又喜好奇异景观的人，没有缘由是到不了这里的。方壶生在龙虎山学道，心志和行迹超脱高迈，不沾染尘俗，常常绘画山水，具有奇特的情趣。像武夷、▯庐、恒岱、华、不注等山，他多次为我作画。仙岩也是他曾经坐卧其间的地方。然而他游心于方外，行迹不可揣测，兴致到哪里，不问对方姓名，也随意把画送给他；否则即使一笔也不轻易相赠。紫阳王君达善于得到他所画的《仙岩图》，寄到京师，请我题识，于是我叙述自己曾经游览的情形，也暗自惋惜自己沉溺于世俗事务而不知道归返。

译《经邦轨辙》序 《经邦轨辙》十卷，是临江郭君庆传所撰写的。书目列有十二项：格君、进贤、恤民、正己、守法、勉学、去邪、绝私、识量、职任、兼听、寡欲。每项开头都引用经史，再用本朝名臣的事迹加以证明；后面则由郭君亲自作出论断，用来阐明其中意义。监察御史认为郭君的著作有益于当世，便向朝廷推荐。集贤院、翰林院两院校勘此书，也认为写得很好。于是按照法令，任命郭君为学官。郭君带着这部书，请我作序。唉！治理国家的道理，哪里是容易说清的呢？如今木匠、车匠尚且要等待规矩、准绳、水平仪和墨线齐备，然后才能建造房屋、制作器物。何况身处辅弼、疑丞等重要职位，国家兴废治乱都系于其身，难道可以让不学习、没有方法的人苟且充任吗？如果阴阳失调，水旱灾害接连到来，国家社稷难道不会因此走向危亡吗？傅说告诫他的君主，不论遇到什么事都不可不以古人为师。周公有兼取三王之道、施行四项事务的思考。古代圣贤没有不是这样的。后世治理国家的人，不寻求古人的轨辙而遵循实行，怎么可以呢？如今皇上继承大统，采用勋臣贤人的办法，同时采用郭君所著的书，正好遇上了这样的时机。然而这部书如今只是收藏在有关官署而已。郭君虽然接受官职离去了，仍应当把它抄写好，进呈延阁，颁示群臣，使公卿百官都知道治理国家有现成的法则。一旦举而施行，就不至于因官员失职而败坏政事。这样，郭君著书的功劳，哪里能够计算呢！送郭真人还玉笥山序 世祖皇帝奉天受命，不只是当时的豪杰和文武奇才都为他所用，山川百灵也无不各守职分。那时，常山刘文正王凭借深沉的谋略和宏大的方略，最受皇帝亲近宠幸；他又通晓秘术，在出兵用兵之际，役使鬼神，常常取得奇效。于是他在宛平西山、开平南屏山修建祠宇，祭祀太乙、六丁之神，都称为灵应万寿宫。常山王去世以后，继任主持这些地方的人，如果不是操守纯正、品行清白并且通晓道术，就不能入选。至元五年四月己丑朔日，今上皇帝下诏命玉笥山道士郭宗纯为第八代祭遁真人，并降下玺书加以宠嘉。他所居住的两都靖治所，正处于戒严之中。真人两鬓斑白、满头白发，深居山林沟壑；当时人望见他，已经把他看作古代的仙人异士，不容易亲近交往。过了十年，他才向朝廷进言，将要归隐故山；这样一来，他的高尚风范更加高远，难以攀及。名卿大夫和士人听说真人知足知止，符合老子的旨趣，便作诗歌为他送行，并请我作序。大概至顺初年，第六代真人毛君退隐于龙虎山，闭门谢绝人事，逍遥自在；我本来已经感叹他超然于尘世之上，不是世俗能够淹没的人。如今看到郭君归去，后世将会更加羡慕祭遁祠中有许多贤者。正因为他们轻视世俗事务、看淡功名，所以内心没有牵累，能够与神明相交；我在这两位君子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或者常山王当初曾寄身方外，后来遇到圣明的君主，越级授予上公的爵位，却仍然处之淡然。两位君子莫非是听闻他的风范而受到激励吗？不然，他们为什么取舍进退如此从容呢？《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史部，地理类，都会议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