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五

译艺文【记四】宋 《智度寺记》　　　　　　　　　　胡寅 寺院如果没有记文，就无法长久流传。有些大事不足以记载，却有些小事值得记载；有些平常事情不必记，也有些平常事应当记。人活着一定有职业，古代百姓的职业有四种，今天百姓的职业有七种。既使用农具耕作，又拿斧凿做工；既经营货财，又学习弓箭。失去常业、改变本守，大概就是抛弃自己的才能。治理之道所厌恶的事情，君子不谈论它。各自安于自己的职业，互不侵犯扰乱，就像会动的东西不生长、会走的东西不飞翔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也就不必记载了。同样是农民，有的粗疏懒散，有的努力耕田，那么努力耕田的就值得取法。同样是工匠，有的奇异邪曲，有的诚信守度，那么诚信守度的就值得取法。记载他们，是为了劝勉有才能的人，警戒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不能因为事情细小而平常，就不予记载。如今穿儒者衣服的人，本来应当修习仁义礼乐，一切以孔子的正道为准，这才是他们的职业。诋毁先圣而尊崇趋向异端，贪恋五欲、污浊不堪却自持斋戒清净，祸害百姓万物却以忏悔祈求罪福，实际上一无所有却空谈寂灭，这和抛弃才能一样，没有什么可称道的。离开父母，毁伤皮肤头发，专门学习佛法，建造广大的宫室楼台来供奉佛、让僧徒居住，并且僧徒彼此相继发扬而不衰，这就是僧人的正常职业。凡是他们所建造的，一定要请我们儒者中善于写文章的人来记述。看起来似乎不必记，但君子有时不能不替他们说几句话，也是借他们的教法寄寓劝勉和警戒罢了。既然已经做了僧人，却又毁坏自己的本业，严重的甚至破坏戒律，私自娶妻生子，接近屠宰、卖酒和经商的人，有的甚至抛弃寺院，住在风雨之中，把佛像经卷毁坏成一堆废物，也不顾惜。这样的人很多，那么能够不背叛教法、守住僧人常业的人，难道不值得称道吗？丰城县龙潭寺的主持僧广照，因为修缮佛寺而募化，徐氏应兖父子捐施最为丰厚；广照一点也不私藏，全都用来修葺寺院。殿堂、门阁、僧寮、厨房、浴室、厕所、彩绘、铸造、砖瓦，各项工程无不相称。寺院在县城以东五十里的山坳中，松树竹林遮蔽着山涧沟壑，水声和杵声相互回荡，是人间境地中的佳处。绍兴壬子年秋末，我陪侍父亲从杭州向西行，到了这里稍作休息。家父喜爱这里幽深、清静、开阔，便留下来度过冬春两季，非常适意。第二年夏四月将要离开，前往衡山，广照请求说：‘山僧年近老迈，又多病，辛劳困苦地住在这里；房舍从来没有士大夫车马经过。如今幸蒙您光临，如果能得到一句话刻在石上，我到死也没有遗憾了。’我既已答应，又向乡里人询问他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说他坏，于是便为他写下这篇记。这大概是感叹世上有应当做却不做、 不应当做却去做的人；因此，凡是能够做事而又不失本分的人，都是值得嘉许的。《重修永新县儒学记》　　　　　　尹躬 永新是古老的县。唐代已有学校，学校中有孔子庙，永新的学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到咸亨年间，只营建了孔子庙。宋代庆历年间，诏令县中士人满二百人的地方建立学校和孔子庙。此后教育培养的制度不断增加，没有止境。崇宁年间，徽宗皇帝把舍法颁行天下，用来造就新的人才。县学每年按时考校学艺，升入州学，身穿粉袍的士人争相聚集于此，盛况空前。建炎初年，战乱交相发生，士人连逃离干戈都来不及，学校化为灰烬，设置了鼓箧也没有地方可去。绍兴八年，赵公不愆任县令，重新聚集流散迁徙的百姓，立即修建屋舍，一处处都很可观。官府门庭、关隘相继建立。于是他和士人商议创建学校宫舍，不到一年，殿堂、斋舍、厨房、仓库、门廊全都建成。塑造先圣、先师和十哲的像，绘制七十二弟子的像。学生众多，祭祀礼器排列开来，又看到了太平时代的仪礼。牛公宏接任后，想要改建，却没有来得及。今上皇帝以孝道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淳熙十四年下诏兴办太学，商议恢复天下的舍法。各县都修缮学校、培养士人。适逢提刑夏公之文主持学校事务，他本人是永新人，便把自己列入属官之中，得以规划此地，从容陈述请求，将学校东面的园圃换给司尉门，并增建两所斋舍。夏公欣然同意，于是上报朝廷。当日便命县里按照图纸召集工匠，四所斋舍彼此相望，既宽广又端正，又加以外部修缮，焕然一新；赵公的功绩、牛公的忠心，也在这里一同完成了。牛公请求我写文章作记。大江以西，山高水深，而吉州是其中最好的地方。义山正在正南方，重叠的山峰有千层，连绵百里，河流清秀明澈，曲折万转都向东流。奇异杰出的人才接连出现，史书从未断绝记载。刘冲之有诗说：‘义山山下有流泉，泉号聪明自古传。’四百年中出了三位宰相，我这个不才之人何其有幸，能够接续前贤。这里说的是与姚元之、牛思黯合为三人。《两贤祠记》　　　　　　　　　　韩元吉 沿江向东走，在闽、浙交界处，便是上饶郡。灵山绵延不断、秀美挺拔，与怀玉山等山峰高峻险峭，彼此映衬环绕。这里物产丰富美好，土地平坦，所以近来渡江而来的人都喜爱这里，很多人寄居于此。广教寺的僧舍在城西北三里左右，尤其幽静清雅。小溪回环，松竹茂密，有茶树自然生长数亩，父老相传是唐代陆鸿渐所种，因此称为茶山。泉水从下方涌出，十分像乳汁，这眼泉也以陆子命名。绍兴年间，已故中书舍人吕居仁曾寄居在寺中。吕公以文章闻名当时，但正直的道路和刚劲的节操不为当权者所容，于是退居避开毁谤，抱着未实现的志向去世。上饶士人渐渐尊崇他的学问，田夫野老也能记得他拄杖行走、吟诗的风流神韵。几年以后，已故礼部侍郎、谥号文清的曾吉甫又来这里居住。两位公并不是平生好友，却都以诗歌闻名于江右，恰好相继寄居于此，而曾公居住的时间最长。他闭门用诗书教育子弟，有时过了很长时间也不进入州府，不过问世间事务。喜欢谈论风雅的人偶尔跟随他游览，也只是谈论风月而已。曾公还自号茶山居士，仿佛打算在这里终老。朝廷改变各种政务，一时之间正直端方的人开始得到进用；但吕公此前已经去世，人们无不为此惋惜悲哀。

译吕公后来起任部刺史，终于凭道德文章入朝侍奉天子，大概后来退居并老死在稽山脚下。上饶人称道当时士大夫的盛况，一提到两位公的姓名，便始终不能忘怀。寺中的童仆指着庭院里的竹子说：‘这是文清公种的。’山中有一块空地，过去用作园圃；他们指着其中的花草说：‘这是文清公种植的。’一座亭、一间轩，人们喜爱它们而不敢移动，说：‘这是文清公建造的，或者是他命名的。’主持寺务的僧人居人说：‘我年轻时云游各方，曾在草堂侍奉他的师父清和尚。清和尚常常和弟子诵读两位公的诗句，并且谈说他们禅学的精妙。我私下听到这些话，认为他们不是今世的普通人；没想到游历上饶，竟能在这座寺里见到两位公。如今我已经承蒙担任洒扫的职务，俯仰之间过了三十多年；既然再见两位公已不可得，便要空置他们住过的房屋，绘制两位公的画像，用香火供奉，并在他们的忌日祭祀。’于是把这里题为两贤堂，请求我为它作记。中原与这里隔绝以后，士大夫离开故乡居住，往往寄迹于佛寺之中；其中本来有厌恶困苦、希望他们快些离去的人，却从未有像这里这样能够知道他们贤德、他们离去后仍被人思念的。在《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注说：‘茇，是草屋的意思。召伯在甘棠树下听理诉讼，百姓受到他的恩德，便思念他、敬爱那棵树，不加以砍剪。’所以诗中说不要剪伐。如今两位公寄居的房屋，大概也和召伯的草舍相类似。然而这里并没有召伯听讼的劳苦，也没有教化百姓的功效，而寺中人又是佛教徒，怎么能够完全了解我们儒者的事业以及贤人的详细情况呢？可是他们仍然尊敬、爱慕不止，甚至修饰两位公住过的房屋，用来寄托对他们的思念，并建祠祭祀；假如两位公能够获得官位，实现自己的志向，那么这种招致百姓思念的情形，难道不足以和召伯相比吗？《白鹿洞书院记》　　　　　　　　吕祖谦 淳熙六年，南康军秋雨失时，高处和高地的田地发生灾病。郡守新安朱熹巡视陂塘，沿庐山向东走，发现了白鹿洞书院的废址。他感慨地对属官说：‘这里大概是唐代李渤隐居的地方，也是太宗皇帝通过驿站送来九部经书、让学生在此学习的地方。’书院创建于南唐，关于它的事迹已经很少而且浅近。太宗在清扫、整顿天下的日子里，事务繁忙，却仍然奖掖、鼓励和培植人才，唯恐来不及，规划实在深远。中兴五十年来，被战乱毁坏的佛寺道观，斧凿之声到处可闻，纷纷恢复原状；唯独这个地方被丢弃在荆棘荒草中，经过的人都叹息，难道不是我们儒者的羞耻吗？郡中虽然贫困，难道就不能建造几楹屋舍，对上宣扬本朝崇尚、兴建人文的宏大宗旨，对下延续先贤的风范声誉于后世吗？于是嘱托军学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主持此事，又写信命我记述落成之事。我私下曾听诸位公卿长者说：国初百姓刚刚摆脱五代战乱兵锋的祸患，求学的人还很少。天下太平以后，文教风气日益兴盛，儒学前辈往往依傍山林，选择清闲空旷之地讲学授徒，大多有几十乃至上百人。嵩阳、岳麓、睢阳以及这座书院，是最为著名的，天下所说的四大书院就是它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祖宗尊崇儒术，分拨官职，颁赐书籍，给予俸禄品秩，赐予匾额，用来宠爱安抚书院的措施十分完备。在那个时候，士人崇尚质朴真实，鄙弃新奇浮华，敦厚地实行道义而不轻薄，遵守经书训诂而不穿凿附会。虽然对学问的源流统纪有时还没有深入探究，但好比甘心接受五味调和、白玉接受文采雕饰，已经有了增进道德的条件。庆历、嘉祐年间，豪杰纷纷出现，讲求治理之道更加精密。到了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互倡导阐明正学，三代以来孔孟的教诲及其条理才重新可以考察。熙宁初年，明道先生在朝廷，提出学校制度、教育培养、考核察举和宾兴选士等办法，纲领条目十分详尽。不幸王氏之学正兴盛起来，这些主张于是受阻。有志之士对此没有不叹息的。建炎重新建立政权以后，典章法度和文章宪制渐渐恢复旧貌，关中、洛阳一带的学术言论也从毁弃剪灭的余烬中稍稍出现。后来的年轻士人突然听到这些言论，却不知道亲近老师、结交朋友、讲求实践和用力的真实功夫，反而越级冒进、凌越次序，忽视近处而羡慕远方；还没有窥见程颐、张载的门径，就先染上了王氏自命高过圣贤的弊病。像白鹿洞这样的地方，能够传习和讲说道学的人，或许已经很少了。既然如此，书院的恢复难道只是随便说说吗？本地士人应当共同承接先儒淳厚坚定、朴实诚恳的遗风，接受《大学》中从离析经文、辨明志向开始的教育，由博学归于简约，由低处循序渐进地达到高处，以此来报答宋太宗开创文教的事业，发扬教育培养的大德；这样才不辜负贤侯劝学的苦心。至于考察地方志、记载人物，也是居于此地的人应当谨慎办理的事情。像李濬之的遗迹，当然不能省略。贤侯办理这项工程，重视百姓的劳役和赋税负担，工程规模已经很小，大约捐弃了原有建筑的十之七八；力量虽然不足，心意却有余。兴建和废弃的始末，都已详载于当涂郭祥正所作的记文中，这里一概不再书写。

译《抚州新建浮桥记》抚州的溪水过去没有桥。乾道初年，知州陈森侯开始建造浮桥，以沟通往来。淳熙二年秋七月，大雨连降，水势泛滥，浮船漂走、缆绳断裂，没有一件保存下来。我的朋友赵景明恰好任此州长官，便重新修建浮桥，并写信请求说：‘我试任郡守没有多久，桥就毁坏了；约束费用已经很节省，不敢把费用摊派给百姓。工程于十月戊寅日动工，十一月丁丑日完工。部使者周嗣武侯实际帮助承担了费用，又把工程交给临川县令江霖办理。桥的东西两端相互连接，长一百丈，用船连成桥梁，共合五十四艘船。希望您记述落成之事，告知后人。’我答复他说：‘桥梁是郡政的一项事务。您不忍心让过桥的人受困，及时施政兴办，也差不多体现了治理百姓者的用心。不过，城门附近的事情容易察见，水灾的危害容易知晓，道路上对政绩的毁誉也容易听到。至于看不见的地方、尚未显现的祸患，若不能亲自听到他们无法传达的呻吟叹息，从前的君子对此总是战战兢兢，唯恐忽略；您还应当以此自我警戒！如果心思不在百姓身上，本来就辜负了师帅、父母官的名义；如果考虑不能周遍四境，也就无法承担治理一方的责任。所存的心意笃实，所统筹的事务广博；至于开通、堵塞、建设和显著的政绩，今后继续讲求，自然会有次第。’ 这座桥只是您施行政务的开始，州里百姓今后将看您怎样作为。没有这样的用心却有这样的政绩，是不可能的；有这样的用心却没有这样的政绩，便不是受到上级约束而不能施展，就是下情被堵塞而不能流通。抚州距离我的州将近千里，谁在您上面任职，谁在您下面承办事务，我都无法知道。单就建桥这件事说，有部使者劝导并互相帮助，以促成工程；有县令奔走劳作，以完成事务。由此看来，您州上下之间协调和睦。照您这样做事，还有什么害怕的？又有什么可以推诿的呢？州中百姓不只是看您的作为，也将寄托希望并提出要求。于是我按次序整理这些话，留给抚州人，让他们立在水边石碑上等待后人。《刘氏墨庄记》　　　　　　　　　朱子 乾道四年秋天，我的朋友刘清之的儿子刘澄罢官后，从吴越来与我相会，在潭溪之上停留交谈数日，彼此十分欢快。一天，子澄拱手起身，说道：‘清之的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在太宗朝做官，辅佐国家财政十多年；去世以后家中没有剩余财产，只有图书数千卷。夫人陈氏指着这些书对几个儿子说：“这就是你们父亲所说的墨庄。”海陵胡先生听说后，认为他贤德，便写文记述此事。后来他的儿子和孙子，连续三代，果然都凭文章和才器事业成为当时闻名的人。中间经历战乱，书籍散失，不能保存。清之的父亲独自深深挂念这件事，节省饮食、缩衣节用，竭尽力量搜集购置。到了绍兴壬申年，所说的数千卷书才恢复旧貌。因此，已故尚书郎徐兢公、吴说公都大书“墨庄”二字，题在藏书的匾额上。不幸先人抛下孤儿去世，清之兄弟保护收藏并不断增益，勉强没有失散毁坏，直到今天。然而我私下想，府君夫人和先父的本意，难道不就是所说的耕耘道义而获得道义，仁德在于把它培育成熟吗？不了解的人却以为他们所谓的“墨庄”或许出自高官显贵、车马荣华之间；清之不肖，实在私下以此为忧。’ 希望得到您一句话，阐明先世的本意，用来垂示子孙，大力弘扬道义的教训，这是很大的恩惠。’我听了这番话，私下盘算说：‘子澄的心意确实美好。然而刘氏自国初以来就是名门，替他们通晓书籍、记述事迹的，都是儒学前辈和德高年长者。何况如今子澄所说的，又是他们开创家业、传给后代的根由，在体例和意义上尤其重要。只是我是什么人，竟敢凭自己无能的文辞，超越众多贤人，向上记述这件事？’于是推辞说不敢承当，但子澄请求不止。我离开以后五六年间，书信往来有十多次，也没有一次不提起这件事。我想到朋友的情义，有些事情不能始终推辞，于是考察子澄原话和我不敢承当的心意，像这样编次叙述下来。唉！若不是祖先父辈贤德，谁能积累诗书礼乐来厚待子孙？若不是子孙贤德，谁能以仁义道德的实际成就光耀祖先父辈？从今以后，有人经过刘氏门前，询问“墨庄”这个名称的由来，只要从这里考察，便会知道刘氏士人的出身、家业的根本在这里，而不在别处。磨勘公的五个儿子都有贤名，其中次子任主客郎中，确实生了集贤舍人；兄弟几人都凭文学在当时大显声名，并流名后世。第四子任秘书监，资质简朴严正，见识能够把握大体，英宗实录中有他的传记。子澄的先父就是他的曾孙，名讳某，字某，官做到某官。他做官时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没有什么政绩可以显现；如今唯独可以从他承继家业、光耀后代的心意中看出他的志向。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靖之，字子和；小儿子就是子澄。他们都孝顺友爱、廉洁安静，博学多文。子澄又与我交游，尤其坚定地致力于义理之学；所谓耕耘道义、使仁德成熟，大概正在这里。

译《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道存在于天下，从来没有灭亡；只是它寄托在人身上，有时断绝，有时延续。因此，它在世间的实行，有时显明，有时隐晦。这些都是天命所安排的，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达到的。天在上、地在下，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纷纭交错，在天地之间升降往来。它们的造化生育，使万物各自分化，没有一件不具有自身固有的道理。其中最重大的，就是仁义礼智的本性，以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些道理周遍流行、充满天地，没有亏缺间断，难道会因为古今治乱而有存亡吗？然而气的运行，有醇厚和浇薄、分离和会合的不同；人的禀赋，也有清明和浑浊、昏昧和明达的差异。因此，道之所以寄托于人而在世间实行，只是因为人得到上天的禀赋，才可能参与其中，绝不是个人凭巧智、果敢就能推测和强行探求的。《河图》出现，八卦于是画成；《洛书》呈现，九畴于是排列。孔子对于斯文的兴衰，也未曾不把它推归于上天。圣人在这件事上没有欺骗我们，这是很清楚的。像濂溪先生这样的人，莫非就是得到上天禀赋、获得这种道统传承的人吗？不然，为什么道统断绝了那么久却容易续接，隐晦得如此严重却又迅速显明呢？自从周朝衰微、孟轲去世以后，这一道统的传承便断绝了。历经秦、汉、晋、隋、唐，直到我大宋，圣祖受天命而建立国家，五星聚集于奎宿，确实开启了文明昌盛的运势。于是浇薄的风气变得醇厚，分裂的局面重新会合，人的清明禀赋得以完整地赋予世人，濂溪先生便出现了。他不依靠老师传授，默默契合于道体，建立图式，撰写著作，穷究根本、把握纲要。当时有程氏兄弟见到并认识这一点，于是加以扩展阐明，使天理的幽微、人伦的显著、万事万物的众多、鬼神的幽深，没有一样不洞然贯通为一；周公、孔子、孟氏的传承，也在当世重新灿然显明。有志之士得以探究、研习、实行而不失正道，好像出自三代以前。多么盛大啊！若不是上天所赋予，谁能做到这些？先生姓周，名惇颐，字茂叔，世代居住在舂陵，晚年住在庐山脚下。于是取故乡的名称为溪流命名，叫作濂溪，并在溪旁建造书堂。如今他的遗址在九江郡治南十里处，只是荒草丛生、无人治理，已经有多年了。淳熙丙申年，今任太守潘慈明侯和通守吕胜已侯才开始重建书堂，在那里悬挂旧名，用来奉祀先生。吕侯又写信来嘱托朱熹为它作记。朱熹愚钝而没有才德，本来不足以承担此事；只是有幸曾私下听闻程氏之学，因而能够伏案阅读濂溪先生的著作，想象他的为人。近年来我退居闲处，无事可做，曾经想泛舟九江，进入庐山，在这水上洗濯冠缨，以寄托仰慕高山、景行先贤的思念，却因病不能前往。实在没有想到，如今竟有这样的幸运，能够借助文字把自己的姓名寄托在这件事中。于是我私下探究先生的道为何能够得自上天并传给世人，便这样叙述他的事迹。使后世君子能够有所考察并受到激发，这大概就是两位侯的志愿了。《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宜春太守广汉人张杓侯已经重新修建郡学，于是在讲堂东边的序中建立濂溪、河南三位先生的祠堂，并写信来嘱托朱熹作记。自从邹地的孟轲去世，圣人的道统便不再传承；世俗所谓儒者的学问，对内局限于章句文辞的习惯，对外又混杂老子、佛氏的言论，至于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方法，最终全凭个人的智谋和人为穿凿而成，浅陋乖离，没有适合遵循的主旨和统绪，使君主的德行不能达到三代盛隆的程度，百姓的风俗也不能上升到三代兴盛的境界。像这样，至今已经一千多年了。濂溪周公先生在百世之后奋然而起，开始深入探究圣贤的奥秘，广泛考察天地造化的根源，独自从心中领悟，创立图式，著书立说，阐明幽深隐秘的道理；言辞义理虽然简约，但关于天、人、性、命的关系，以及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要领，没有不全部揭示的。河南二程先生亲自见到濂溪先生并得到他的传授，于是这一学说便在世间流行。士人中讲习他学说的人，开始能够摆脱俗学的鄙陋和异端的迷惑；他们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志向，也往往有人能够卓然不被世俗利害的私心所迷惑，慨然立志使君主和百姓达到尧舜时代的境界。三位先生对于当世的功劳，在这里确实不小。然而议论者既没有考察他们的学说，又拘泥于今昔显明和隐晦的不同，因此不知道其中的本末源流竟是这样，有时还轻率地加以非议。那些略微听说过的人，又舍弃近处而寻求远方，处在低处却窥望高处，不知道从具体事情上穷究道理，以求得切实用于修身治人的实际。唉！张侯之所以建立这座祠堂，并嘱托我写文章，他的用意难道不正在这里吗？我还听说，绍兴初年，已故侍读、南阳人胡文定公曾想向朝廷请求提高程氏的爵位，使他们能够在先圣先师的庙中配享。后来我已故的朋友建安人魏掞之任太学官，又把这件事报告宰相，并且请求废除王荆公王安石父子的祠祀；当时这些事情都没有实行，明白事理的人对此十分遗憾。到了近年，天子才特地下诏，罢免临川伯王雱的爵位，大致实行了魏掞之所说的办法。这样看来，公卿议政之臣如果能够逐条奏请，使前面两项主张全部实行，并且再向上推及濂溪先生，那么又有什么可担心不能得到批准的呢？张侯名杓，是丞相忠献魏公的儿子，文学和吏治都有家传法度；从他建立这座祠堂，也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所在。将来他从容进言，把事情的端绪发扬开来，使三先生的祠堂遍布天下，使圣朝尊崇儒术。尊重道统的心意流传到无穷后世，那么他的美好功绩值得记载的地方，也不只是这座祠堂而已。所以朱熹既为他论述、记载这件事，又附带写下这段话，以等待后来的评定。

译《卧龙庵记》卧龙庵在庐山南面、五乳峰下。我从小读龟山先生杨公的诗，见他记载卧龙刘君隐居辟谷，以树木果实为食、饮涧中之水，大概已经活过百岁，却神清目明；客人来到时，他总能预先知道。因此，我本来就知道有这座庵。去年我奉恩命来到这里，又得到陈舜俞令举的《庐山记》来读，其中说：“庐山之所以闻名天下，大概是因为有开先瀑布，见于徐凝、李白的诗；有康王水帘，见于陆羽的《茶经》。至于幽深险绝之处，也都有水石之美。”这座庵的西面，苍翠的山崖四面耸立，瀑布在其中奔泻，巨大的山谷幽深莫测，令人凛然畏惧。有一块数丈长的黄石，时隐时现、连绵相接，处在激浪之中，看它的人眼光随之转动，仿佛它要蜿蜒飞舞，所以名叫卧龙。这是山水中特别优美的地方。由此我又知道这里泉石的胜景竟如此，直到这次借行田之机才得以到达。可是庵已经不存在了，刘君也无法再见，只有泉石的美景不能改变。然而，它雄壮伟奇的气势，却不是陈氏记文所能描摹的。我既惋惜它出现在荒芜淤塞、破败废弃之后，又庆幸它幽深险远，不是车马尘迹所能到达的地方。如果能够得到它并据为己有就好了。当时我已经上奏请求解除郡守职务，便捐出俸钱十万，托付给西原隐士崔嘉彦，让他依照旧址【原文“▯屋”疑为“构屋”】盖起几间房屋，等候任命下达后迁来居住。后来又根据潭名的含义，画汉丞相诸葛公的画像安置在堂中；已故友人张敬夫曾作诗赋记载此事。不过，庵距离水潭还有几百步，要在乱石间行走，三次涉过涧水才能到达。到了那里又没有可以凭借、供人观览停留的地方，有时只好狼狈返回。于是我察看东面的山崖，凿石修成台阶，攀援而行；稍稍下行，便看见巨石横出涧中，上面仰有高大乔木遮蔽，下面俯视清流，前面正对飞瀑，是山谷中最好的地方。于是又在石上建了一座亭子，既作为官吏百姓祈祷酬神的地方，也使前来游览的人能够仿佛有所凭依，徘徊远眺，放开眼界、舒畅心情。当时正逢大灾荒，便题匾说：“建亭是为了成为龙的深渊；卧着的龙可以起身而在天空运行了。”可是我先前请求解郡守之职的奏章，到现在大概已经上了多次，最终仍未获准。岁月忽忽而过，想到这些不禁感慨，于是叙述建亭的始末，写在屋壁上。后来的人读到它，希望还能由此知道我的心意。《江西转运司养济院记》江南西路转运司养济院，在隆兴府城东崇和门内，是转运副使吴郡钱公某所建，又是判官嘉禾丘公某、毗陵尤公袤迁建的。豫章是江西的一座大都会，土地广大、物产众多，四方宾客旅人到这里办事的，又不断往来于道路之间，平时彼此通力合作、互通有无，足以相互养活；唯独不幸一旦患病，便孤苦无依。想求药、求食，有时也得不到，于是每年死在沟壑中的人不知有多少，而主管官府的人却没有察觉。乾道九年，转运副使吴兴芮公爗开始听闻此事并加以怜悯。他离任时留下私钱一百万，委托给后来的人，借贷经营，收取盈利来购买药物供给病人。淳熙五年，判官开封赵公某又拿出私钱一百四十万，在东关罗舍买田，使病人又有粮食可吃。七年，钱公到任，而芮公已经做了吏部侍郎。这年春天，赵公也因任吏部侍郎被召回朝廷。赵公知道钱公一向有此心意，也乐于做这件事，于是急忙写信告诉钱公；钱公便写信给芮公，请求取出他留下的钱，再加上自己的资金一百三十万，在长定买田，并且创建这座养济院，位于延庆、崇和两门之外，使病人有地方居住。从开始筹建到完工，经过若干日便建成了。全院建门屋五间、正堂三间，两侧配以便房；中间是丈室，东面是厨房，西面是厕所；左右廊房各五间。廊房深三寻、长七寻半，中间设置大床十八张；冬天加设屏障来抵御风寒，夏天则撤去以疏泄闷热。诊察治疗有专门人员，药物也有定额；不能治愈的人，还供给棺椁安葬。主管事务的人都发给俸禄，使他们办理各项事务；又专门安排属下官吏按时巡视、考核督促。三位公所捐的钱，都是四方聘请他们任职所得的酬金，没有拿回家中，合计为钱三百七十万；买下三处田庄，共有田一千一百一十一亩，每年收租谷九百八十二斛多。这些详细情况写在文书上，收藏于主管官府；养济院的戒令、纠察禁约也写出张贴在堂上。后来钱公又把事情分条上奏，诏令下达，依照奏章施行，而钱公离任了。两位公后来相继到任，巡视钱公所建的院舍，多次感叹不已；但仍认为养济院在城门关外，担心病人求医取药有所不便，于是察看门内，找到旧归德佛舍的废址，便迁到那里。共增建房屋十八间，并得到旧僧田六顷；又购买钟陵、灌城两处田庄的田七十亩，每年收谷三百余斛、钱五万多。把这些收入充入院中。从此以后，患病而无处归宿的人，大多依靠养济院得以保全性命；不幸死亡的人也能瞑目而无遗憾。于是转运台的属官和郡中奔走办理此事的官吏，私下共同商议，请文学掾黄君某叙述此事，来请求我写文记载。我当时刚结束浙东常平事务，把他的信反复读了三遍，私下感到惭愧。崇宁年间的制度规定，安济坊、漏泽园等事务都由常平使者统领；这些事务若有废缺，本来就是主管漕运、掌管财计者的责任。现在主管此事的人有时不能做到，而五位君子却能急切办理那些并非自己职责所必做的事情，甚至拿出义钱来整顿完成。虽然他们先后任职、离去并不一致，但他们深切的怜悯、长远的谋划，浑然像出自一个人的心意、亲手完成的一样。制度越修订越周密，恩惠也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厚重，由此把圣朝昭示上天恩泽、广施如泉的恩德，推广到湖山数千百里之外。他们的用意已经十分美好了；而他们学习圣道、爱护百姓的成效，又足以警醒那些主管此事却做不到的人，使他们奋发起来，这种利益难道不是更加广泛吗？因此我不再推辞，写下事情的始末，既彰显五位君子的成绩，也借此自我责备以告诫当世，又告诉后人，使他们知道五位君子在十年之间相继前后、共同完成此事是多么不容易，并且不敢毁坏它。钱公还曾上奏请求免除赣州、吉州的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折合钱一千一百九十七万多。两州百姓尤其欢欣歌舞。如今钱公以秘阁修撰的身份任婺州知州，他救济饥荒的政绩也被称为各郡之最。

译《信州铅山县学记》铅山县学原在县城东南约一百步的地方，依地势建屋。东乡诸生认为按照礼制，孔子不应面向南方，这样的设置不合适，于是迁到县城东山下。但费用都出自民间，主管官府没有参与，因此测量土地时范围狭小，不能具备庙学的完整制度。后来虽然教师、学生都有定员，但弦歌诵读之声停止，已经二十多年了。淳熙己亥年春天，义兴蒋侯来主管县政。他刚到任，便到堂下拜谒，俯仰叹息，立下了修复的志向。几个月后，政务办成、事务简少，百姓富足、财力充裕，于是买地凿山，估量材料、运送器用，把劳役交给属官雷霆。以当年十二月丙申开始动工，第二年四月戊申举行释菜礼。门楼显赫庄严，宫舍宽敞，神位清净严密；祭祀所需的一切都修治完备。图书史籍的收藏、几案席位的设置，以及住宿、做饭、买卖、洒扫等一切需要，没有一样不具备。后来又替学宫招募开垦田地，建立出租房舍，每天供给二十多名弟子员，而官府没有费用不足之忧，百姓也不因劳役困苦。县里的父老兄长相互聚集观看，回头感叹说：“县令之所以有幸教育我们的子弟，厚意竟到了这种程度，怎么能让后人没有传记呢？”于是雷君听到这番话，便带着他们的意思来请求我写文，并说：“学校虽然完备了，但诸生还不知道应当立下什么志愿，您如果能借此加以启发就好了。” 我曾说，道理不分古今，而学习却有古今的差别。周人用乡学的六项内容教育万民，并选拔推荐人才：德行有六项，即知、仁、圣、义、忠、和；行为有六项，即孝、友、睦、婣、任、恤；技艺有六项，即礼、乐、射、御、书、数。这样，对于求学的人来说，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之间，没有一件事不是学习；对于他们群居、藏修、游息的场所，也没有一种学习不是实际事务。至于启发聪明、成就德业的方法，又彼此相互发挥作用，没有偏废。因此，先王时代人才众多、风俗美盛，是后世无法比拟的。国家建立学宫，遍布天下，它对天下士人的期望，难道不也是先王的志向吗？可是求学的人无法了解其中的旨意，在日常生活中放纵傲慢、任性妄为，却不知道怎样学习；在群居讲习之时，又只不过把知识割裂拼缀，装作有能耐，却没有人知道最终并无实际用途。因此，他们的追求一天比一天卑下浅陋，只知道追逐利禄。幸而有一两个卓然有志于自立的人，却又有人好高骛远，不肯在实际履行上下功夫，或者因循守旧，不知道义理究竟为何。于是他们的学说总是偏执于一端，不能进入圣贤的境界。在这种时候，异端杂学之士、迎合世俗的人，又有人鼓吹乖谬荒诞的学说来乘机影响他们。唉！我们的道统没有灭亡，只是因为百姓所秉持的常性，是无法彻底断绝的。我力量本来不足以挽救这种局面，却私下对此忧虑。因此我既记载蒋侯的事，又因雷君的请求，附带说明这些道理，来告诫在这里求学的人。认为如果有人能由此反过来寻求根本，那么或许就能知道自己的志向所在。蒋侯名亿，字仲永，才华高、志向远，平日击掌谈论当世之事，滔滔不绝。他曾有意统率军队远征万里，为国家建立非凡功业；那么办理一个县，自然应当还有余力。只是他不把单纯治理事务当作功劳，却如此急切地把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视为首要事务。这一点，后来的君子也将会从中得到考察和借鉴。《壮节亭记》淳熙己亥年，我代理治理南康。刚到任时，访求前贤遗迹，在城西门外的荒草荆棘中找到故尚书屯田员外郎刘凝之公的墓。我想到刘公清白的声名和高尚的节操，当时已经显著，后世也有所闻；即使只是暂时承受他的遗风，也足以激励懦弱、约束贪婪。可是如今不幸，祭祀供奉无人主持，而他的坟墓寄托在本地又是如此情形，这也是治理百姓的人的责任。于是我在墓前建了一座小亭，修立门墙，谨慎地锁闭门户，以限制砍柴、放牧；每年仲春率领群吏和诸生前往祭祀。郡中诗人史骕请求用欧阳公的话给亭子命名为“壮节”，正好符合我的心意，于是托友人黄铢大字书写，悬挂在亭上。从此以后，东西往来的行人经过这里，没有不回头瞻望、肃然起敬的；我也自以为这座坟丘既坚固又安稳，可以长久保存而不毁坏。绍兴二年、辛亥年，我离开郡中刚十年，如今太守章贡曾侯来到任上，按图寻找旧迹，却发现门墙和亭匾都已经不存在了，不禁长叹。当日便重新修筑门墙，在其中建亭，并使它更加高大、厚实、宽阔，以支撑长久保存；又磨琢巨石来加固墓封，栽种名贵树木来增添声响；找到旧亭匾重新安置在亭上，按旧日制度在岁时奉祀，并划出公田十亩给附近能仁寺僧舍，使他们专门负责守护、修缮，作为增修费用。曾侯又因为我曾经在这里开始营建此事，写信来说：“希望得到您一篇文字来记载它，使后人知道我们两人拳拳不忘的用意，不懈怠于尊重贤人、崇尚道德之心。这样做难道不是对世间教化有所补益吗？”我说：“好。”曾侯名集，字致虚，学问有家传法度，所以他处理政务，知道事情的先后缓急就是这样。

译《冰玉堂记》南康太守曾侯致虚修葺屯田刘公的墓后，第二年又访得刘公故居的遗址，在郡治东面。闲暇时他屏退车马【原文“驺驭”】，披荆斩棘前往察看。问其北面，隐约高起的地方，就是刘公赋诗所说的东台；回头看南面，低洼下陷的地方，就是诗序所指的莲池。大概自兵乱以来，这里荒芜废弃已久，只有这些还勉强存在，其他地方都湮没得无法辨认了。曾侯在这里徘徊，环顾四周，叹息说：“凝之作为父亲，道原作为儿子，他们高尚的胸怀、刚劲的节操，有如欧阳、司马、苏轼、黄庭坚诸公所称道的那样，也可以说是一代人杰了。想来他们平日居住在这里，林木池塘、馆舍楼宇的美景，诗书图史的丰富，既足以自得其乐；当时到本地游览或做官的人，也能敲门拜访，避席请教，考察德行、询问学业，那是多么盛美啊！可如今距他们生活的时代已过百年，高台倾倒，池沼填平，全部成为灌木荒草，竟让樵夫牧童都能在上面放声歌唱、来回践踏，又是多么可悲啊！”即使如此，这也是我的责任，不能不努力。于是拿出少府多余的钱赎回这块地，百姓在四周筑墙、开沟，使它与郡圃相连；堆砌石头使台增高，引来水流使池加深。于是又在台的西北面建造冰玉堂，并在堂上绘制刘公父子的画像。又听说陈忠肃公曾经住在这里，便再画他的画像来陪祀。后来，所建的这座堂和漫浪阁，也依次兴建，并都恢复旧貌。完工后，曾侯派人带着图和书信来请我写记。我想到从前任职此地时，也曾有意做这件事，却未能实现；如今展开图册考察，还能回忆起大概情形，当然为曾侯办事敏捷而且能够成功感到高兴。不过我又有所感慨：近年来人心不正，约束自身的人把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当作最高品行，任职办事的人把方便自己、满足私欲当作长久的谋略。听到刘氏父子遗风而不唾骂他们的人，几乎没有了。希望他们能像曾侯一样，一心以表彰贤人、改善风俗为志，却不被世俗习气夺去本心，难道容易做到吗？于是我写下这件事，恰好又有人寄来陈令举的骑牛诗，于是一起赠给曾侯，请他刻在堂上，以补充一时故事的缺漏。《信州贵溪县上清桥记》贵溪的水，一支源头向东，出自铅山的分水；一支源头向北，出自玉山的镇头；两水汇合成为大溪。大溪从弋阳向西流，经县治南面，稍向西便转向北流。大溪南面有一条小港，发源于县东南境内，向西北流到县治西南，才汇入大溪。居民和行旅往来，过去靠船只设置三处渡口。自县治西南横渡大溪的叫中溪；位于大溪西流转向北流处的叫凿石。小港水位下降时，宽不过一百多尺，挽起衣裳便可涉过；遇到久雨暴涨，深度和宽度往往增加一倍，也成为一处渡口。中溪的船每逢这时经过小港，常被横向水波冲击摇荡，人力无法控制。凿石处水流冲击西岸，翻腾激荡，危险尤其严重。因此这两处渡口每年总有一两次翻船溺水，县里人以此为苦，想建浮桥来渡过，已经很久了；但工程费用巨大、范围广泛，没有人敢首先倡议。如今县令建安人李正通到任，便暗中筹划、默默谋求此事。过了很久，才得到县中余财八十万，准备交给工匠。县中大姓听说后，有人捐献铁制连环巨缆一条，长一千二百尺；有人捐献十多里地的林木竹材。州府又拿出米一百斛来资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正百尺〕 于是李君察看大溪两处渡口之间，只有水势平缓、不湍急的地方适宜长久建桥。便在绍兴三年六月开始动工，百姓欢快地赶来参加。不满一百天便告成。两岸凿石修成台阶道路，高处五百尺，低处也达到高处的五分之四。桥长九百尺，相当于连接七十艘船，并且还要根据水位高低随时增减。又用缆绳系住十艘船架成小港浮桥，制作两艘大船以航行于大水之中。这样一来，春夏两季东西往来的人免除了漂流沉没的忧患，秋冬也不再为涉水而叹苦。工程功效很大，费用却很省。它的规划筹划，全都出自李君；主管官员和工匠师傅只是拱手接受成议，不能预先参与。后来又把钱五十万留给明觉寺僧人，让他们自行放贷，以每年收益的五分之一供给增修费用。第二年李君将要离任，便写信说明县里人的意思，请我作文记载。我想李君建桥的功劳，百里之内的百姓和四方往来的人已经在歌颂，不必等到有记文才显扬；况且他的才干果断、技艺明达，任用在什么地方都合宜，也不只是这件事值得记载。姑且记下事情的始末，告诉后来的君子，使他们知道工程如此来之不易，共同谨慎看护并按时修缮，这就是李君和县里人的心愿。

译《信州州学大成殿记》绍兴五年秋九月，我自长沙奉恩命召回，路过上饶，州学教授嘉兴人林君某来拜见，请教办学求学的意义，态度十分恳切。和他交谈，知道他平日用力的都是古人“为己之学”，而且进步还没有停止。随后他起身说：“本州的学校政务，弊病已经很久了。士人习惯于熟悉的见闻，因循沿袭，浅陋不进，只知道有科举，却不知道有学问。而且房屋没有及时修缮，也多有坍塌破败，礼殿的损坏尤其严重。至于神像的衣冠、位置次序，也都不合规制。我没有自量，已经为他们讲说；凭借所听闻的道理，幸而颇有一些了解，正准备拆除旧殿，把它完全翻新。如果能够成功，希望得到您一篇文章来记载，也借此使后来的求学者有所进益，那就太幸运了。”我谢绝说自己才力不足，退下后询问本州人士，他们都说：“林君教育诸生，有固定的学业，并且都以古人‘为己’的意义为根本。对于学校的各种事务，无论大小都亲自过问，没有遗漏，所以能够应付这个俭年。他已经扩大弟子员额，并且增加了五六成，仍然有余力做这件事。开始兴工时，他首先拿出餐钱供给各项费用，漕台和州府也有所资助。有职秩的诸生又相互捐出俸禄来资助这件事。砖瓦、木材和工匠人工的费用，一丝一毫也没有向百姓征取。”我心里认为这件事很好。等到我回程时前去观看，只见轩廊柱楹宏伟宽敞，堂室明净幽深；先圣面向东，先师面向西，左右众贤依次列坐，完全如同今年太常寺所颁布的新制度。至于冠冕、服饰，也都符合图式和礼制，取法于国子监学，没有僭越差错。即使是京城附近的著名藩镇，也很少有能赶得上它的。我于是长叹不已，更加相信林君的学问足以充实他的志向，而他的力量又足以实行自己的学问。年末回到家，刚刚休息，林君又来信说：“大殿已经完工，准备在明年正月初一丁亥日，拜见太守和副职官员，集合群吏，率领诸生举行释菜礼来落成。前些日子的请求，希望您最终能赐给我一篇文字。”我想到国家考察古制、规定祭祀，在学宫祭祀先圣先师，是要彰明道统有其源流，使天下求学者都知道应当向往、努力接近，并不只是修整墙屋、设置神像、盛列器物服饰，做出升降俯仰的姿态来供人观赏罢了。然而如今担任这类职务的官吏，仍有做不到的。要找一个能像林君这样做的人，已经很难了。更何况希望他们能够仰体国家的心意，以自身作表率，使求学者都明白古人求学的目的，并且一定努力做到，这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于是我写下此事，刻在石上，用来激励他的门徒，也使后来的君子有所考察，不要忘记林君的志向。《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乾道四年，建宁人遭遇大饥荒。我向官府请求，开始在崇安县开耀乡设立社仓，使贫民每年仲夏从仓中领取粮食，冬天则加收十分之二的利息偿还。年成稍差、收成不足时，减免一半利息；大灾荒时则全部免除。约定经过几年，本息增长到母谷的十倍，那么恩惠足以扩大，利息也就可以全部捐给百姓了。实行多年后，人们都认为便利。淳熙辛丑年，我以出使事务入朝奏事，因而得以分条上奏这一办法。孝宗皇帝幸而没有认为不可行，立即把它的制度颁布到各地，并下诏说百姓有愿意仿效的听其自便，官府不得干预。皇帝的恩德意旨非常厚重，但官吏懒惰而不恭敬，不能奉行推广到下层，所以直到今天将近二十年，江浙近郡田野里的百姓还有不知道这件事的。能够仰慕并实行的，只有一两个地方。这时，南城贡士包扬正好客居乡里，恰巧得到尚书下达的准许文书回来；他的同县门生吴伸和他的弟弟吴伦见到后，独自有所感触。经过长久筹划，终于能够办成。于是绍熙甲寅年，拿出私有粮食四千斛响应诏令，并大规模建屋来储存粮食。办理事务有正堂，休息宴饮有斋舍，前面连接两条廊房，对面排列六座粮仓，外面建重门使出入严整。他们制定的条约，是根据崇安县旧有制度而加以详细严密化的。当年便依照规定散粮、收粮，使乡里的隐贫百姓有粮可依靠，不再有死亡、迁徙和变乱的忧患，大家都感念吴氏的恩德。吴伸和吴伦不敢承受这种称誉，恭敬地推辞说：“这座仓的建立，是君师的教诲、祖先的恩泽以及乡邻的帮助。我们有什么力量呢？”况且如今虽然幸运地达到成功，但我们的子孙贤能与否还不可知。将来如果有人不能像今天这样遵守志愿，因而失信于乡人，希望一两位父老兄长教训他们。教训一两次仍不听从，就算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子孙。何不共同把这件事告诉官府，请求按罪惩处他们，使他们有所畏惧而改过，这也是可以的。”于是众人更加赞叹他们的贤德，认为无人能够相比。包君写信说明这些话，又派吴伦以及吴伸的儿子吴振来请求我写记。我因病而无力作文，但赞赏他们的心意，不忍拒绝，于是写下事情的始末，既用来警戒吴氏子孙，使他们数代以后仍能知道先人的这番心意，不忍毁坏社仓；又使世上有能力做善事却不肯做的人感到惭愧，努力仰慕并奋发起来，这也就是把先帝的盛德推广到无穷后世。

译《西原庵记》我年轻时喜爱优美的山水，对此尤其着迷。但从中年以后，便因疾病衰弱，不能实现游遍四方的志愿。唯独听说庐山的奇秀天下第一，奇异之人、隐逸之士常常在山中徜徉。我曾想前往游览，却一直没有空暇。前年我奉恩命试任一郡，恰好在这座山的南面，于是偶尔借办理公事的机会进入山中。那里的岩壑幽深，水石奇异，确实是我平生所见未有的景象。在岩壑水石之间，我又遇到成纪人崔君，这才相信从前听说的并非虚假。崔君名嘉彦，字子虚，年轻时慷慨而有奇特志向。壮年时为躲避祸乱，来到巴东三峡之间，修习神农、老子的方术；后来向东到吴越，以耕战之策求见故相赵忠简公。赵公认为他的主张正确，但恰逢离任宰相，事情没有实行。崔君从此隐居庐山，断绝踪迹。按照陈令举所述的图记，在卧龙瀑水东面找到西原庵旧址，筑屋居住。耕田种药，仅够自己生活，但四方往来的士人都到他那里取食；那些患病、年老、孤苦无依、无处归宿的人来到这里，也收留供养。崔君大概已经七十多岁了，但精神和体力一点没有衰退。我去拜访他，他没有躲避我。有一天，他向我讲述平生经历，我们相对长叹。恰逢我在卧龙建屋，准备祭祀诸葛丞相，世人大概很少有人了解我的用意，唯独崔君感叹说：“这是奇事。”于是我们共同筹划这件事，直到成功。两年之间，我们相见不知有多少次，但崔君从未谈及外界事务。我因此更加赞赏他的为人，又深深叹惜他已经年老，不能再为世所用。淳熙辛丑年闰月月底，我已经罢免郡职，来到卧龙住宿。崔君说：“卧龙的工程，您已经写过记了；只是西原庵还没有记文，您能再为我写一篇吗？”我说：“好。”于是把他说的话全部编次整理，让人刻下。《颜鲁公祠记》　　　　　　　　　张栻 唐代鲁郡颜公在大历年间曾任抚州刺史。宋至和二年，知州聂厚载侯才开始在州府园圃中建立颜公祠。南丰曾巩为此写了记文。但祠地狭窄，年代久了，屋宇也将要破败。绍兴十二年，栻的伯父滉任知州，就在园圃中察看高地，把祠迁了过去。过了三十年，又因倾塌而废弃。废弃两年后，今天的赵侯某来到这里考察，叹息之余便依着旧基址全部翻新，于淳熙三年正月辛酉日落成。庙貌庄严，进退俯仰都宽裕而不局促、不简陋。赵侯派人来请我写记。我想到颜公一生一世的大节始终凛然，足以成为后世做人臣者的榜样。这里曾经由他享受祭祀，赵侯兴建祠庙是合宜的；政事的根本本来就应当有文字登载于金石。只是南丰曾公的文章对颜公的事迹论述很详尽，也是学者诵读学习的内容，所以我不再重复叙述，只推究君臣大义，并题写一首诗，使祭祀时配以歌咏，或许可以接近颜公的志节。诗说：伟大的君臣大伦，首先就是君臣关系。这是上天所安排、告诫人的法则；忠诚贯穿内外，毫不隐瞒，守义宁可不苟且偷生，怎敢有丝毫逾越，扰乱我们的常道？只有这样的人，才在人群中成群而立；若没有这纲纪，谁来整理纷乱？刚毅诚信的颜公，是千载独特的人物；他笃实而明达，始终没有改变。当他还在平原时，独自遭遇贼军锋刃，组织义军，谁不乐意跟随？等到进入朝廷，直截尽情地陈述意见，历数利害，使政事的得失都能被听见，怎敢在言语上有所顾忌？那些奸邪之徒在旁窥伺，他三次被斥退到外地，却越挫越坚，至死也不后悔。出使汝州时，人人都明白皇帝的意旨，颜公却说：“君命我去，怎么可以逃避？”言辞凛然，使豺狼般的敌人也畏惧。他这一去为何最终没有回来？身体虽然可以毁灭，义理却不可磨灭；功用虽未完全显现，带来的益处已经很多。他使懦弱者立志、使顽劣者受到激励，成为教训和法式，扶助君臣大伦，昭示无穷后世。临川正是颜公曾经治理的地方，祭祀时香烟蒿草、凄清感伤，他的英烈之气尤其长存。祠宫庄严，如今已历多年，却倾塌荒芜。如今赵侯重新修建，君子们啊，请来拜谒、祭祀。看那高大的祠宇，闭门之时也应深思。人若喜爱美德，正是因为各自秉有常性；难道只是思念它，而不使它受到玷污吗？采摘芳香之物置于祭器，斟清酒于酒杯，祈求在秋冬祭祀中配享，并以歌诗传扬声名。《新修州学记》淳熙五年秋八月，我来到宜春。到达第二天，州学教授李中和州中的士人一同来说明：“宜春的学校，从皇祐年间太守祖无择才开始创建，到现在已经一百二十五年了。中间经历兵乱，废弃后又复兴，只是低矮简陋，不能相称。到如今太守任上，才慨然考察寻访旧有规制，首先开辟讲习之堂，在堂上建稽古阁，学生和教师的房舍也都拆除重建。将要完工时，您恰好来到这里，冒昧请求写记来告诫众多士人。”我谢绝说自己才力不足，但他请求更加坚决。于是我进一步告诉他们：“先王建立学校、造就人才的用意，你们也曾考察过吗？百姓生而具有的常道有五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人的德性有四种：仁、义、礼、智。人能够充实自己本有的德性，遵循五伦当然的道理，就一定不会有力量不足的忧患。只是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圣人让他们学习。自唐尧、虞舜以来，本来没有不以此教育人的。到了夏商周三代，设置教育人的场所，安排官员监督管理，制度也更加详细。但教育的根本只有一条。因此说‘学校是三代共同的’，都是为了彰明人伦。唉！人伦存在于天下，不可一日废弃；废弃了它，国家也会随之败坏。那么，拥有国家的人对于学校，难道可以一日忽视吗？本朝历代圣主相承，留心教育培养人才，对众多士人的期望十分深厚。三代以后，谈到学校兴盛，没有比本朝更好的。既然如此，在这里教育、在这里学习的人，难道可以不深入考察先王建立学校、造就人才的根本用意并努力实践吗？四种德性人人各自具备于本性之中，只是人患在不能寻求它们罢了。寻求它们的方法，记载在孔子、孟子的书中，并且有完备的次第。只有增进自己的知识，才能达到明达；只有努力实践，才能达到完善。孝悌的行为，开始于家庭闺门，进而表现在乡党之间；忠诚仁爱的实际行动，表现为侍奉君主，并推及使百姓受益。这样才没有辜负国家的教育培养，而三代士人的风气也不过如此罢了。唉！难道可以不努力吗？”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记文。

译《隐斋记》我弟弟杓任袁州知州，过了两个月，写信来说：“我有幸担任郡守，担心不能把皇上的恩泽施布给百姓，于是在公事厅旁开辟一间便斋，每天和同僚讲论百姓的疾苦，共同探究如何恢复治理；有空时就在其中讲诗读书，以自我培养，请求您为这间斋室命名。”我赞赏他的心意，写大字“隐斋”寄给他，取的是孟子“恻隐之心”的意义。所谓恻隐之心，就是内心悲悯、不忍伤害的意思。唉，这颗心正是治理百姓的根本。一天早晚之间，接触到我面前的各种事务，以及讲论涉及的事情、思虑萌发的念头，凡是那种悲悯不忍之心，都应像源泉通达连续而不枯竭、日日更新而又有常，流行不息、不能停止；这样施行法度，难道还会有违背思虑的地方吗？而把它施行于四境之内，即使不能完全恰当，也不会相差太远。你应当体察、保存并充实这颗心，只要不让有害它的东西侵入就够了。古语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他人；学习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爱人。”治理政事的人如果不知道保存这颗心，根本就没有立住；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智，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还有一种说法：人的情感在开始时，总是惴惴不安，害怕自己不能免于过失；急切忧虑，担心自己有所不及；观察百姓服从还是违背而不敢安心，这样一来，恻隐之心不存的情况就少了。等到时间久了，因意见得到满足而偏执，因听到赞誉而自满，因命令得到执行而忽视戒备，那么所谓悲悯不忍之心，就会被因循拖累、因骄纵放肆而消失，这正是政事败坏的原因。唉，难道可以不害怕吗？难道可以不察觉吗？又怎么能让劝诫警醒的话不传入自己的耳中呢？一并写下这些话，使它刻在墙上。《澹台祠友教堂记》　　　　　　　程大昌 豫章总持寺东面有澹台子羽的墓，本地《图经》所传说的应当可信。司马迁记载子羽跟随孔子，有三百名弟子，南游到长江；班固又说子羽居住在楚地，教导士大夫。豫章在春秋时属于楚国，那么子羽应当有墓在这里。然而京相璠记载，子羽是泰山南武城县人，有坟墓；《水经》又说陈留裘氏乡有子羽墓，这说的也是同一个子羽。考察各种图记，子羽的墓却有三处。郦道元虽然知道泰山、陈留两处必有一处错误，但不敢坚决判断哪一个正确；那么豫章《图经》难道能独自成为可信的吗？而且子羽名施，后世从子游做武城宰开始，依我所听说，世上大概有四个武城。左冯翊、清河、定襄都以武城为县名；清河特别称为东武城，是因为它和定襄都隶属赵国，且定襄在西面的缘故。至于子游曾经治理的地方，是鲁国的城邑；东武城在鲁国北面，所以汉代儒者又在武城前加“南”字来区别。司马迁在记曾参时说他是“南武城人”，这是后来创加的，《论语》没有这句话。子羽的传记正好排在曾子之后，司马迁务求省略，所以叙述他的邑里只说“武城”。到了京相璠，则指出他的墓在南武城县，说明那是鲁国的武城。孔子曾想前往赵国，走到黄河边便返回，说：“水势浩荡啊，我不能渡过黄河，这是命运。”韩愈也说：“孔子向西行走，没有到达秦国。”这样看来，秦、赵之地都不曾是孔子亲自经过的地方。古语说：“子游治理武城，听到了弦歌之声。”那么所说的弦歌，是在南武城吗？我听说，难道秦、赵以及东武城都有弦歌台吗？司马迁于是确定地记载，把它当作子游所治理的城邑，实在是错了。圣贤遗迹很多，考察这些事情，其真伪本来就已经各占一半，哪里能够全部辨明呢？即使如此，我对于那些所谓伪迹却有高兴之处。鹿台、魋的石椁，遍布四海也再没有出现；荆山、历山、首阳山的地点却各不相同。后世距离古代圣贤十分遥远，既没有什么值得敬畏的，也没有什么可以防范的，却争相搜寻遗迹来夸耀自己。于是同一件事在彼此之间互相指为同一处，这种用意难道不很值得欣喜吗？唉，它能使人如此仰慕崇尚，岂不是圣贤的恩泽历久不灭吗？又或许是因为百姓所秉持的常性，不分古今都喜爱这种美德吧？那么，即使是伪迹，也正是它之所以值得崇尚的地方。何况今天认为可疑的地方，未必不是古人过去相信的地方呢？淳熙元年，我将任江西漕运使，经过子羽墓，感叹说：春秋时的楚国，士人能够读诵古代典籍，丘索等书已经十分博大。后来屈原、宋玉终于成为儒者的宗师，这难道不是子羽友善教导所留下的恩泽，以及后人对他的尊敬趋向所造成的吗？因此我确实应当建堂祭祀他，命名为“友教堂”。《游庐山记》　　　　　　　　　　陆游 八月初，我从山路前往太平兴国宫，门庭的气势极其宏伟壮丽。正殿供奉九天采访使者像，戴衮冕，形制如帝王。舒州▯山灵仙观祭祀九天司命真君，而采访使者是他的辅佐神。南唐时因此把灵仙称为丹霞府，太平称为通元府，其来历由来已久。宋太宗皇帝时，曾派宦官送来泥金绛罗制成的云鹤帔，并命令每三年更换一次。宋神宗皇帝时，又加封为应元保运真君，并赐给涂金殿额。两壁所绘十真人像，原本是吴生的笔迹。建炎年间，李成、何世清二名盗贼以庐山为巢穴，宫殿房屋被焚烧殆尽。此前山中有太一宫，曾在殿廊摹写吴生的画作；太平兴国宫再次兴建后，又摹取太一本，但托付的并非良工，已完全不像原作。我在云无心堂休息，这里大概是冷翠亭的旧址。溪水声如同狂风暴雨，使人毛骨悚然；这是全宫最优美的地方。采访殿前有座钟楼，高十多丈，共三层，由砖层层砌成，一根木料也没有使用；但屋檐椽角飞翘，即使最优秀的木匠也无法超过它。只是钟被砖墙遮蔽，声音不能充分传扬，也算是一项缺点。观主胡思齐说，这座楼耗费三万缗钱，钟重二万四千多斤。

译又有经藏，也很精美，匾额题作“云章琼室”。太平兴国宫的规模和防守设施很大，类似南昌的玉隆观；但玉隆观没有经历焚毁，尚保留古朴意趣，因此更胜一筹。于是到了东林太平兴龙寺。寺院正对香炉峰，山势分出一支向东延伸，又从北向西环抱，四面合拢，像城郭一样，东林寺就在其中。看风水地势的人称之为“倒挂龙格”。寺门外的虎溪原本只是小涧，近年用砖砌成，如今像一条沟，再没有古朴意趣。我劝主持僧法才拆去砖砌，使它稍稍接近自然，不知道他能否采纳我的话。吃过饭，煮观音泉水泡茶，饮茶后登上华严罗汉阁。此阁与卢舍阁、钟楼鼎足而立，都极其壮丽，天下无双，即使闽浙的著名寺院也不能相比。又到了上方五杉阁、舍利塔和白公草堂。所谓上方，是从寺后沿分出的道路穿过松林树荫，踏着石阶上去，那里也不算很高。五杉阁前从前有五株老杉树，传说是晋代遗物；白居易所说树围大十尺，如今又过了几百年，它们的苍老程度可想而知。近年主持僧了然总是砍伐它们，实在可惜。塔中塑有如来入灭像，原是宋代佛护跋陀尊者从西域带来五粒舍利，埋葬在这里。根据白居易的记文考察，草堂大体就是原来的样子；原址有三间、两根柱子，也和记文所说相同。其他如瀑水、莲池，也都具有高雅脱俗的风韵，尚且可以想见。白居易曾把文集留在草堂，后来屡次散失。宋真宗皇帝曾命崇文院抄写校勘，用斑竹书套包裹后送到寺中。建炎年间，又毁于战乱。如今只有一套姑苏版本，仅足以保存这个故事罢了。草堂旁边又有一处旧址，据说是王子醇枢密院使的庵基。东林寺是禅院，始建于王公，而照觉禅师常总实际上是第一代祖师。常总禅师有塑像，仪容庄重，气度英伟非凡。《广寿禅院经藏记》淳熙己亥年冬季十二月，我出使江西，治所设在抚州。抚州东面有广寿禅院，我每次外出总要经过那里。当时僧人守璞正在建造轮藏。我刚到时，只见十多根柱子高高立着，上面还没有盖瓦，下面还没有砌地基，旁边还没有筑墙，经书还没有装入书柜，轮轴也还没有安装。我估计没有几十个寒暑，这项工程不可能完成。不到一年，屋宇深广高大，书柜排列严整，屋脊像山一样高耸，施工声如雷霆震动。仿佛有神灵呵护、蛟龙负载，令人惊惧诧异。丹砂、白垩、金色、碧色等装饰，几乎没有一项工艺没有做到极致。然而守璞却安然端坐，给他的弟子讲说出世间的佛法。关于土木、木料、工匠等事务，他从不让这些事进入方丈室，仿佛根本没有这项工程。第二年冬季十一月，我奉命前往行在，守璞于是磨治石碑，请我写记。我感慨地对他说：“你舍弃家庭出家为僧，剃发穿僧衣，赤脚行乞；没有冠冕、车马、官府寺院来显示尊贵，也没有官属、书吏、徒役来供奉；没有鞭打、刀锯、监狱、刑具，以及金钱、粮食、丝帛、爵位、俸禄和官位来施加刑罚或给予奖赏。你做事本来似乎非常困难，却能在一年之内不动声色地完成这样奇异、宏伟、坚固、壮实、可传百世的建筑。我私下感到奇怪：士大夫掌握尊贵的权力，凭借有利的形势，借助命令的威重，耗费府库的积蓄，却虚度年岁、拖延时日，功业不能显著，反而给后人留下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他们和你相比，难道不是更加值得惭愧吗！”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把这些话完整地记载下来告诉守璞，用来激励我们这一类人。

译《吴氏书楼记》天下的事情，有合乎道理而可以做的，有虽合乎道理却无法做到的。士人对于可以做的事，不可不尽力；力量不足，就联合朋友、乡亲和邻里的力量去做；还不足，就告诉在仕途中的人，最终把事情完成。事情完成后，又担心它毁坏，那么我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孙子又有儿子，即使经过几十、几百代，我的志向仍然存在，难道不是贤明的吗？至于那些无法做到的事，其中自有命运，也自有义理。不懂得命运和义理，只是喋喋不休、纷乱争辩，有什么益处？所以君子不这样做。然而这样做的人很少；有些人轻易地去做另一类事情，往往可以在世俗中获得名声，所以士人中做前一种事情的就更少了。我的朋友南城吴君伸和他的弟弟吴伦，起初依据淳熙年间的诏令建立社仓，详情见于侍讲朱元晦所写的记文。后来又拿出一百万钱建造大楼，储藏数千卷书，会集朋友，教育子弟，他们的用意十分美好。于是朱公又亲自书写“书楼”二字，悬挂在楼上。楼下称为“读书堂”，堂前又建小阁，阁下称为“和丰堂”。旁边又有两座小阁，左边由象山陆子静题写匾额，称为“南窗”；右边由良斋谢昌国题写匾额，称为“北窗”。堂后有“荣木轩”，又是朱公亲笔题写的。唉，也可以说盛大了！吴君还没有出仕，只是士人；他建立社仓来惠及乡里，建造书楼来使家族向善，都是力量所能达到的。从这里推而广之，力量可以达到一县、一郡、一道，直到在朝廷谋划国政的人，如果都像吴君一样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感到惭愧，那么百姓富足、风俗美善，战争停止、刑罚搁置，就可以逐渐达到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境界。吴氏兄弟做这件事，到现在已经十五六年了。假如他们都长寿健康，那么社仓和书楼都应当更加修治，乡里百姓的生计会更加充足，安乐生活日益趋向长寿富裕；吴家的子弟也会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都足以教化百姓、改善风俗，这些都可以安坐等待实现。然而年岁不断流逝，天与人的际遇有不能永恒不变之处，那么又应当留下训诫，使它流传无穷。我读唐代李卫公的《饶平泉山居记》，其中说：“出卖平泉的人，不是我的子孙；把平泉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石送给别人的人，不是好的子弟。平泉不过是宴饮游玩的地方，木石即使奇异，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他对私人园林尚且这样说，何况义仓和书楼呢？后世的人读到我这篇记文这里，将有人恍然醒悟而汗流浃背，也有人像霰雪般落泪；即使百世以后，也会常常把吴君当时的志向视为并非难以做到。《敬斋记》　　　　　　　陆九渊 古代的人，从修身推广到治理家、国、天下而无愧于心，只是不失去自己的本心罢了。如今凡是做县令的人，难道会不顾自己的内心是否也是这样吗？然而有的人受到形势阻碍，又习惯于因循旧习，于是这种本心几乎无法考察。官吏即使不严肃整治，就说事情还依靠他们办理；百姓困苦而不能复苏，就说公家正靠此取得充足。对权势尊贵、财富强盛的人，即使奸恶也不治理；对贫穷瘦弱、孤苦无依的人，即使正直也不相信。习惯成了常规，天子下诏勤勉抚恤百姓，官员迎接宣读、叩拜俯伏，却不为之动心，反而说：‘为什么偏偏只责备我？’官吏不整肃，百姓不复苏，奸恶不治理而正直不被相信，天子勤恤百姓的心意不能传达给百姓，这难道是他们的本心吗？是形势有时使他们变成这样。事情刚开始流传、还没有走远时，平日安静思考，偶尔受到触动，内心难道不会惭愧不安吗？等到他们为共同利益互相扶持、像同一波涛相互激荡，把自己所做的事看成天下通行的大道，讥讽侮辱正直的言论，仇视正直的人士，那么这种本心或许就几乎泯灭了。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只有这一点点。普通人丢弃它，君子保存它。本心或许几乎泯灭，我对此感到恐惧。天地鬼神不可欺骗，愚夫愚妇也不可欺骗。本心或许几乎泯灭，我对此感到恐惧。黄钟、大吕的乐声在内宫奏响并传布开来，能生长的万物无不萌芽。再奏大蔟，以夹钟辅助，即使被瓦石压住、被重重屋宇遮蔽，也终将必然传达出来。本心只要存在，假如得到滋养，形势哪里能够阻遏它呢？贵溪是信州的大县，土地绵延超过百里，百姓繁多、事务繁剧。暨阳吴公在这里任县令，官吏严肃而事务从未因此不能办理；百姓复苏而公家从未因此不足；奸恶得到治理，正直受到信任，百姓无不喜悦，并且惴惴不安，唯恐不能宣扬天子勤恤百姓的心意。这难道是他的本心发作而没有受到形势阻遏吗？然而吴公刚到任时，便修建学校，延请师儒，行礼十分恭敬。我屡次承受他的礼遇，却不敢接受。现在他在治所东面建斋舍，以‘敬’命名，请我写记；文章写了两三次，显出他把求道看得极其重要，仿佛还唯恐达不到。我从父兄、师友那里听说，道没有在本心之外的；从人人都能喜好的善，直到大而化之的圣人境界，再到圣而不可知的神妙境界，全都是我们的本心。本心的作用，正如能够生长的万物，得到黄钟、大吕之气的滋养，能够生长到必然通达；使瓦石不能压住它，使重重屋宇不能遮蔽它。那么，既然这种境界存在于自己身上，达到大而化之的境界，根本在于敬，难道只是做县令才需要这样吗？不过，也不能不知道它的危害。这种本心中的稂莠，在刚开始接触外物时萌生；只让它滋长而不加以铲除，根基就会因怠惰疏忽而牢固，枝蔓又会因放纵奔逐而蔓延；层层防护、密密遮蔽，使良苗因此不能[缺字]。那些已经滋长成形、根实显著的，容易拔除；形迹潜藏的，则难以察觉。专门从事修敬的人，尤其不可不仔细辨别。吴公应当谨慎对待它。我虽然不敏日后在您身边侍立时，希望能有所请教。吴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记。

译《贵溪重修县学记》风俗的形成由来已久，不是一天造成的。有的人看到风俗败坏，却想只在末端加以整齐，在外部加以禁止，这正是后世政令刑罚越来越败坏的原因。到了实在无可奈何时，便渐渐归于敷衍苟且，虚度岁月，习惯于遮掩便利，用文饰的说辞来谋求责罚和偷取名誉，认为道理不过如此。他们看书传所记载的古代善治之俗，仿佛一定不能恢复，甚至有人认为未必真是这样。幼童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长大以后，没有不知道敬爱自己的兄长。先王时代，学校的教育不过是反复申明这个道理，使人明白它，不失去本心罢了。尧舜之道，也不过如此。这并不是有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事情，为什么要远远看轻古代风俗，自己同圣贤隔绝呢？被事物遮蔽、被学说迷惑、受欲望控制、被私意束缚，难道不能深入研究、彻底考察，设法除去它们，反而安于这种状态吗？选拔士人的科举制度，长期背离古制，逐渐造成弊端，到今天已经十分严重。稍有见识的人，必然知道其祸患。然而不顺从流俗而以言论端正学术的人，难道都是主管官员所抛弃、上天命运所遗弃的吗？前代通达之士从科场中出仕，已经有许多明证。这本来是掌握制度、调御风俗者的责任；作为士人却以此为借口来宽恕自己，哪里还称得上士人呢？二帝三王的典籍，先圣先师的教诲，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传注越来越繁多，议论和学说越来越多，却没有能力阐发经义，反而只成为遮蔽。家家收藏那些书卷，人人诵读其中的言辞，但他们急切追求的，反而不是书中的道理。父兄的愿望、师友的期望，实际上都与之背道而驰；而举世不认为这是错误，反而把它看作常态。士人若有见识，就可以考察其中原因，弄清实情，知道应当取舍进退。退处时不沉溺于世俗而能自立，进身时不辜负所学而能自我通达，使千年以来的弊病在一旦之间回归正道，这难道不是清明时代所应有、圣明君主所希望得到、做士人者所理当承担的吗？还有什么可悲伤恐惧的？还有什么可牵绊束缚的？为什么反而不选择安身之处、不决定义所趋向呢？福唐人陈显公任贵溪县令，与前任相比优越，与邻县相比也优越。百姓的言语和士人的议论，本来已经都很和谐，而陈君看待自己仍感到不足，向学问道义努力的诚意，仿佛唯恐赶不上。这就是他能够成为百姓师表的伟大之处。县学长期没有修缮，于是拆除讲堂、直舍而重建；祠屋、士舍、门廊、厨房、浴室等，也都加以修治，使之更加坚固。又创建牌坊，匾额题作“申义”。他派学职人员来请我写记。陈君的志向如此明确，县中的士人难道不应当从流俗中自拔，努力追求自立、自我通达，从而不辜负陈君的心意吗？《萍乡县西社仓记》　　　　　　　钟咏 淳熙戊申年，发生大灾荒。金华人潘友文任萍乡县尉，讲求并实行救荒政务。在这以前，主管官员往往按百姓产业的高下登记，都让他们出粮，分定日期赈济贫乏者。百姓中有的有田却没有积粮，本来也不允许宽免；有的没有田而积粮反而很多，或者有能力把粮食运到远方，却又害怕官府有固定价格、每年有固定额度，因此不敢拿出所有粮食。潘公于是彻底革除旧弊，请求买粮并劝导富户分粮，专门用诚信来感动大家。响应者纷纷而来，县邑因此得以渡过灾荒。事情结束后，潘公仍为第二年的情况忧虑。他想到朝廷近来曾把浙东常平使者在崇安实行的社仓法颁布各地；从前侍郎孙逢吉任本县县令时，也曾拿出俸禄余款，在县西乡建立两座仓，成法完整保存着。就在此基础上增益它，用作长久之计，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恰逢括苍人赵汝谦负责常平事务，把这项制度下达到郡县，委托潘公劝导率领本县民众。潘公一向有此志向，勤恳地开导说明，不到一个月，百姓就乐于响应命令。从县郭到乡里，共建仓九座，并且愿意输送自己的积粮，不劳烦主管官员。粮食于己酉年六月集中起来，到现在已经九年，仓房仍未建成。每年储粮都寄存在主事人家中，储粮越来越多，狭小的房屋无法容纳。于是开始共同商议在县城西关建屋：正堂六间，外面设都门，两侧廊房排列成六座粮库，四周围以墙垣，旁边建守仓人的房舍。耗费钱五十万有余，所用的是停息所得的米。社仓粮食的收取和发放，全由本县士人主持，官府不参与其中。若有顽固暴戾、不肯输粮的人，官府便负责督促催办，同时经常表达支持维护之意，使他们不要懈怠。总管此事的是钟咏和彭公修，出力储粮并办理此事的，则有柳廷杰、柳宗显、柳佐。工程完工后，于是记载事情的始末如此，准备借此向当今大贤请示，并把它刻下来告诫后来的人。萍乡人胡安之到我这里求学，有一天带来乡里人士的意思，希望我为他们记述修建社仓的事情。等我询问详情，他便拿出一卷书，说：‘这是本县士人钟咏所记的。’这座仓的建成，钟君和彭公修确实出了很大力量，所以记载得这样详细周密。我本来就赞赏他办事敏捷，又能用文章记述。于是想到绍熙甲寅年，我赴任镇守长沙，路过这个县，县里的士人引导我参观县学，请我写记。临行时，讲堂和廊序之间已经有我亡友刘清之的刻文。我拱手读完，回头叹道：‘子澄的话写得多美啊！’诸位如果每天诵读、时时反省，也就没有必要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我当即辞谢离开，不敢写作，但诸位学生直到今天仍然对我有所期待。何况这座仓既然出自钟君之手，此文又出自他的笔下，那么和县学已有记文又有什么不同，还需要等待我的话吗？何况天下的事情，是非得失本来有一定的道理，而盛衰兴废又同当时的形势有关，不能永恒不变。所以像我这样衰老凋谢、沉沦失意的人，徒然会成为这座仓的拖累，却不能增加它的分量。诸位又能凭借我什么，竟这样勤恳地来请我呢？替诸位打算，不如把钟君的记文完整刻下，给后人看，使读到它的人知道这座仓建成是如此不容易，因而不忍心毁坏它。这样也就足够了。胡君告假归乡，我便题写在书卷末尾交给他，并借此一并向学校诸位先生致谢，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子澄的教诲。庆元庚申年二月乙酉日春分，晦庵病叟朱熹书。《重修泰和县儒学记》　　　　　　刘申

译自秦代改变古代附庸制度、设置县以来，封地广大的人与古代公侯相比，连一畝土地也不能去除；建立学校，使国人有所敬仰和效法，难道不可惜吗？唐朝初年各县都有学校，学校都有庙，用来奉祀孔子。到了咸亨年间，只营建孔庙而已。本朝庆历年间，诏令规定县中学生满二百人的，才可以建立学校，并在其中祭祀孔夫子。泰和县学大概就是从此开始的。大殿建于元丰戊午年，建筑材料出自本县百姓。崇宁甲申年修缮县学，所有经费都仰赖县官供给；规模低矮简陋，工程草率，木材枝条弯弱，因此屡次修缮却很快毁坏。建炎初年，刘申在其中招集学生讲学，修补破漏，勉强遮蔽风雨。两侧廊房渐渐倒塌，庙宇只勉强支撑着保存下来。刘申曾向知县王公请求，王公说：‘兴办学校是县令的职责，只是国用自有常规。学校废坏，士人也有罪过。营造自己的居室唯恐不美，回头看孔夫子的门墙，却几乎像是厌恶它，这些人究竟是什么心思？如果有人能出力把它建成，我哪里会吝惜分出俸禄来帮助费用？’刘申于是询问贡士严涣，严涣说：‘这件事并不难。僧人道士尚且能够使屋宇高大坚固来尊崇自己的教派，难道学习儒术的人反而会忘记自己的根源吗？我应当和您共同承担这个责任，尽力劝导诱掖。”于是全县的人都欣然乐意出资。商议确定后，告诉县公，县公说：“凡是做事中途停止或中途失败的，不是欺骗就是懈怠，难道可以不对此加以警戒吗？”从此共同办事的人不敢不努力，财物收支也格外谨慎。工程从二年九月初一开始，到十一月初一完工。规模、工程和木料比从前大了数倍，内外宏伟壮丽，整齐严肃。百里之外的人都来观看，全都知道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原因。于是向众人说道：“从前郡守县令修建兴办学校的很多，只有蜀郡文翁、余杭范甯能够独享美名。为什么呢？因为时代不同，风俗也不同。楚、蜀的蛮夷风气尚未消除，百姓不懂读书，但人心共同具有的善性仍然存在。作为他们的师长和表率，只要加意诱导扶持，用义理陶冶他们，他们一定会喜悦而容易听从；这就是文翁、范甯二公当年能够建立功绩的原因。至于齐、鲁之地，学习本出于人的天性，即使处在闲暇之中，弦歌也不停止，起初并不需要郡守县令反复劝说。等到它的弊端形成，不知道师承，也不致力于讲习贯通，便流为学校制度的末流习气。假使文翁、范甯二公处在那个时代，哪里能够轻易改变他们的风俗呢？我们县向来号称士人众多，十家中有五家挟书读书，文雅的风气本来不愧于齐鲁；但齐鲁的弊端，也不可不引以为戒并加以纠正。应当勤勉磨炼，尽早听闻大道，希望不要辜负父兄乐意出资的诚意，并且使贤明县令的名声能够追随文翁、范甯二公，难道不是很美的事吗？县公是平原人，读书无所不览，所以能够贯通古今，权衡成败。他用来明辨伦理、改善风俗的作用，难道只施加于一县吗？《重建浮梁县治记》　　　　　　　包府 浮梁是饶州的望县。唐开元四年开始在新昌江口建县基，名为新昌。天宝初年，诏令改为现在的名称。元和年间，观风使裴戡因水灾泛滥，请求迁到高地，这就是现在县治所在。宋朝建炎己酉年，战事兴起，远近骚乱，官署和私廨一夜之间被焚烧殆尽。从此在后堂处理政务，已经四十多年了。淳熙乙未年，霅川人刘公任县令，处理繁杂事务、清除污垢，防治安排像回声响应一样迅速；不到一个月，便创建学宫，整治仓务、舍馆，一切都办理妥当。第二年丁酉年，年长士人进言说：‘国家中兴以来，郡县被战火烧毁的，都已经恢复旧日面貌，唯独本县官署尚未顾及，显然是在等待时机，希望您谋划此事。’刘公说：‘我考虑这件事已经很久了。要使事情一定成功，又不让百姓承受负担，这就是我的志向。’过了不久，商人驾着木筏顺流而下，请求以运送木材来抵偿税赋。刘公于是把人群分类编组，日积月累；一切准备停当后，便按照工匠名册，每乡抽取一人，十天轮换一次，工程于是有了次序。工程于三月乙巳日开工，越过第二年二月戊辰日完工。不简陋，也不铺张，恰好合乎适中。于是端正了子、男等诸侯邦君的礼制，早晚恭敬办理政务，出纳天子明确的命令。至于钱帛储藏之处、吏员书办居住之所，狭窄的拓宽，倾斜的扶正，内外焕然一新。农民没有察觉服役，工匠没有诉说劳苦，观看的人惊叹其神速，都不知道工程是怎样筹划经营成的。唉！天下的事情，大多成于不得不做，却常常坏于本来不必做。只有通达明敏、精干锐利的人出来治理世事，事情的轻重先后早已清楚地存在于胸中；把难事化为易事，把大事从细处做起，不顾及自身而以公事为经营，不苟且于眼前而谋划长远，考察众人的趋向，一切顺应实情，使倒塌的重新建立、僵死的重新振作，轻易得如反掌，难道不是贤明吗？从前鲁国叔孙氏接待宾客的馆舍，一天之内就修葺完毕，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左丘明特意记载这件事，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道它。刘公这次举措相比之下，叔孙氏就显得狭小了。他刚到任时，府库仓廪扫地而空，几乎没有一点积存，却要向上缴纳供给；常平钱粮又有拖欠，挪用款项按贯计算，大约有一千多贯。刘公揭发检核，过了两个月计算便见成效。至于长久补助仓务的缺乏、补充学宫的不足，都是人情所吝惜的，而刘公捐出钱财毫不吝色，这确实值得记载。县中很早就有壁记，用来记录县令来去的年月，也寄托四境百姓的思念。事情久远而传闻有疑的，就缺而不记。听取舆论称颂，以尚书苏公以下的评价为首，谨慎地在营造大概之后，登载事情的始末。刘公名三戒，字戒之，是故枢密吴兴开国公的孙子，也是今养浩先生、毗陵郡侯的儿子。《新立支移仓记》　　　　　　　　许介 袁州以负山为郡中水系，分为东西两流。一支从萍乡的卢溪流出，越过醴陵向西，到达湘江；一支从萍乡的宣风流出，沿宜春、分宜而下，靠山向东，到达清江。这里是水流的发源地，水量蓄积不多，遇到霜降水势变急、树木落叶，船就常常搁浅不能前进。因此每年把稻米粮食运入大江，所谓上供纲，从祖宗时代起通常借用清江的仓廪，储存所属三县的粮食，听凭方便装运发出。官吏在外地办理事务，不能亲自负责，便重重征收、苛刻索取，只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袁州百姓越过州境输送赋税，盘运十分困苦，公私都疲惫不堪，几乎不能忍受。乾道丙戌年，终于把仓移到新喻。新喻距袁州不到百里，本来应该由此消除祸患，但困苦仍然一样。有人说：‘季春三月，时令到了，上供纲才开始出发；新喻、分宜等地都如此。新喻可以办理，难道分宜偏偏不能办理吗？’于是淳熙改元，又从新喻迁来这里。到现在已经七年了。从七年来看，即使再过千百年也不应改变。只是迁移之初，仓廪尚未齐备，只能寄居在县中寺院的僧舍，地方狭窄不能容纳，设施薄弱不能承载；水运陆行，百姓惶恐不安，仿佛唯恐来不及。

译每次收入赋税才一万五千有余，就说已经满了，并且拒绝接收，说：‘我要等到装运上供纲的人来，先把仓廪腾空，然后再领取。’又有一处佛寺，名叫林焉，因为处在防火禁令区域而不能修缮，地势低洼，一旦发生水灾就无法抵御。步口的碛石高低不平，船只能通过承载二百斛以上的货物，便要把货物停靠在深水流处，再用十多只小船往返运输，直到运足为止。现在太守周公任袁州刺史的第二年，境内已经安定，他开阔见闻、整顿事务；关于寄存仓廪的弊端，官吏便请求他说：‘何不寻找能够流传不朽的地方，确定仓址呢？’五月大水到来，佛寺寄存仓廪毁坏，官吏更加努力请求，周公更加相信而不疑。七月召集工匠，在中间建官署，东西排列仓廪；仓廪全都砌好地面并铺上木板，外面用长木支护，四周筑堑墙并加以护卫。仓廪前面，或左或右，环绕建成空廊，用来遮待风雨。两廊之间有空地，也像仓廪地面一样加以砖砌。全部建筑共计：官署、仓廪、廊屋、门、属吏房舍等，共五十七间。堆土筑成墙垣，宽广纵横达千尺，以分隔内外。共用木料二千五百章、竹子三万根，耗费金钱一百六十万。十月，通判黄公来察看赋税事务，百姓缴纳赋税不再受到阻碍，早晨到达，晚上便返回；船头船尾相互摩擦，停泊在岸下，大家一起击鼓欢舞并歌唱道：‘官府不再使我们困苦，到今天已经七年；有困苦却又不困苦，是谁使我们这样？没有仁德的人不能奠基，没有勇气的人不能决断；那些愚顽喧嚣、谋求私利的人，把这里当作巢穴吗？侯爷有明确的命令。水的北岸，告诫你这位主管仓廪的人，要看清水流的源头。侯爷有余资，就追究其根源并节省使用；你们吃自己的粮食、出自己的力量，不要向我们按车征敛。高处可以俯视，深渊由侯爷来举措。自从周公给予我们这些便利，确实安适了。侯爷的德行将千古长存，谨告后来的人：不要废替，不要毁坏。许介正在担任本州职务，实际负责督办工程；亲眼看见百姓感念周公施德行道，周公的功绩次第如此。天下的事情，关键在于既已确定之后如何维持；这项工程足以流传不朽，所以写下这篇记文。《雄石镇记》　　　　　　　　　　郑淡 雄石镇，是本州旧有的镇名。它与营堡、关隘相同，因时局有警、形势紧急而设置戍兵守卫，虽然有主管官府，但存废设置并无定制。传说说：还没有信州时，先有雄石镇。大概创建于隋唐之际；询问本地人，他们已经不知道详情。考察唐代制度，上元初年才设置上饶郡，永泰初年才设置贵溪县。雄石镇在弋阳、安仁两个镇之后，这两个镇都升为县，雄石镇仍旧沿袭原制。按照陆文安公跋《资国寺帖》所说：没有考察到始末，只知道官职称为镇遏使，有印章篆文写着“信州雄石镇”，这必定是在设置信州以后改换颁给的。碑上纪年为龙纪，距永泰年间已经一百二十五年。镇旁有聘君山，大概当时有隐居的君子居住在那里。青山叶赞玉的祖先，曾经以这一职务在此地任职，与松洋始祖郑押衙前后相继。黄巢作乱时，这里是江南通往闽地的冲要之处，应当驻兵守卫。五代时期，李氏占据金陵，这里便隶属南唐。宋开宝年间平定江南，文书制度和车轨都统一了，合并裁省郡县，撤除镇而归属县治，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欧阳公说：百年之间，削减消磨殆尽，茫然只见山高水深，想询问往事而遗老已经全都不在了。唉！黄河、泰山、华山与天地一样长久；区区一个偏僻在远方的小镇，哪里值得像马身上的一根毫毛那样计较？然而居住在本州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爽鸠氏的往事吗？鲁国没有君子，人们便赞美它的土地；互乡的孩子，因为土地而被认为不值得交往。姑且拿本县来说：鬼谷是洞天，龙虎是福地，自鸣山有孝德神官在此。象山是先儒讲学的地方，是天下学士所仰慕的地方。唯独雄石镇不被人提及，文献又不足，难道只好像杞、宋那样无从考察吗？我生长在雄石镇附近，年过七十，因此记述它的大概情况以彰表之。我的文章学问支离而没有才能，还有许多不足；唉，也姑且算作一点记述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年〕 《重修建昌军学记》　　　　　　　江皋会 皇帝登基第十六年，命令守臣修缮郡学。当时知军事蒋循祖敬承先帝的德意，拆除旧的、改建新的。第二年二月，学校建成。从正堂到两廊，直到门端，工程全部完成，屋宇宏丽焕然，观看的人无不惊动目光，在江西首屈一指。在此以前，靖康二年被人为纵火焚毁；绍兴四年又毁于战乱。从此郡守认为春秋释奠的礼仪不可废除，便在旧址一半的地方筑墙，在中间创建大殿，因陋就简，修补门廊。七年过去，大殿椽木还没有涂丹漆，中堂还没有铺砖，檐沟还没有修好，上面漏雨、旁边进风，柱础下陷、栋梁倾斜，木材腐朽、瓦片破败。我公到任办理政事第三天，▯谒殿庭，皱眉而不安，说：‘有百姓，有人才，却不教育、不教化，那也就罢了；既然想教化百姓、形成风俗，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紧迫呢？’于是命工匠测绘图样，选择材料，询问吉日，期限已经确定。接受诏旨后，他更加努力、更加谨慎，因此凡是用来培养士人的设施，没有不依法则办理的。又把学地的收入、学田的租税中被吏员侵吞、被豪强侵夺的部分，一条条提出，按制度整顿纠正。士人遭逢艰难，儒服不完备，几乎和皂隶混在一起，于是又制作冠帽来使他们的头部庄重。还认为这只是末节，便又在大成殿南廊下绘制本乡先生李泰伯的画像，把它作为改变风俗的倡导。这样看来，刘公建成这所学校，难道只是为了做些文饰来应付诏命吗？刘公又把这件事看作教化的首要事务，应当有人记录下来给后人看，于是让江皋会记述其事。江皋会于是说：‘州学有名无实，已经很多年了。学校中有士人，看起来似乎与州县事务无关，却未尝不关系到国家的盛衰。中古以来，士大夫借经书谋求取得青紫官服，既然得到功名，便都把经书看作蝉蜕一样的旧壳。间或有佩带铜印虎符、临治百姓的人，通常说：‘谨慎处理文书，急于完成期限，崇尚刑名，优先使用法术，这就是我的职分，我能够做到这些。’高的可以成为一时的官吏师表，低的也不失为能办职事而号称强干的官吏；但哪里会想到学校的重要性呢？哪里知道这只能在鞭扑之下约束百姓，却不能取得民心；只能在细微功绩之间计较成效，却不能厚植风俗；只能在眼前利害上计量，却不能同人民一起建立无疆的太平？今天离任，明天百姓看他就像看路人一样，这难道只是百姓的罪过吗？教化不建立，百姓没有君臣父子的纲常，形势必然发展到这一步。汉光武帝、晋元帝都在动荡之中急于把兴办学校作为要务，看起来似乎柔弱迟缓、不能有所作为。光武帝没有凭借一尺土地，却接续振兴汉朝国统，与汉高祖相符；

译晋元帝只凭一匹马渡过长江，重新聚合帝王的大命，反而超过了西晋历代。因此自古以来，天下国家之所以能够牢固结合、不可分解，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只看实际努力实行得如何罢了。如今皇帝放下武器、让战马休息，却没有忘记道艺；不顾风吹雨打，也不忽视学校，正在设置大学，重新振兴《小雅》《菁莪》所代表的教育事业，在中原宣扬光明盛德。一个地区、一个州，如果人人都像刘公一样，承接政教、宣扬教化，不隐藏天子的意旨，那么上层人伦关系就会明白，下层百姓就会亲睦，国家有道，便可以长久达到三代的境界。这样一来，晋与汉几乎不能相提并论。于是人们知道，我公将来离开此地后，作为朝廷的仪表辅弼，果然可以有所作为，担当天下的重任。至于计算工役多少、记录瓦木条数，那是主管官府的职责，都不是圣明天子命令郡侯兴办学校的本意，所以不记载。学校从前没有记文，创建年月以及兴废经过，也没有办法详细考察了。’ 《黄文节公祠记》　　　　　　　　周必大 嘉泰元年秋，奉议郎、临江人徐筠孟坚任分宁县令，专门用儒术整顿吏治。每次到学校，必定引导诸生学习。回头看到山谷先生的祠宇在讲堂左边，狭窄、朽坏、破旧，便立即扩建并翻新。祠中传神的画像安置在家庙，形貌极其相像。释奠礼停止用膳后，便选择族中年长而能文的人，名叫嵤，主持祭祀事务。徐公嘱托我记录工程完工之事，我参考了图籍和文书。唐贞元十五年，从武宁分出八乡设置这个县。县西有幕阜山，高达千文，东西南北绵延一百二十里。修水从北方流来，向东南经过县治，共六百多里，向下流入彭蠡。这是本地山川中最优胜的地方。黄氏本是金华人，先生的六世祖黄瞻曾任本县县令。后来奉养双亲而选择居住于此，去世后便葬在这里。黄氏三代居住在修水之上，家学颇有声望，于是先生诞生在这一家族中。这是世家传承可以考察的地方。正因为山川显现灵秀，世代美德彼此交相成就，所以先生孝顺友爱的行为可追踪比配古人，瑰伟的文章精妙绝伦于当世。又得到眉山苏文忠公作为老师，陈、张、晁、秦诸公作为朋友。按理说，他应当在朝廷显扬光大，共同振兴这一道统。然而有时却不是这样：起初因为与眉山唱和酬答，只能寄居县镇。后来遭受史祸，被流放到两川。晚年又因无罪受到牵连，长期流放岭南。中间曾在馆阁殿堂之间施展才华，也不过六年罢了。担任右史的任命，又被韩川阻止；他的仕途如此坎坷、不被际遇所遇，大概是人事压过了天命。高宗中兴时，只遗憾不能与他同时。朝廷追赠他为直龙图阁，又提拔他的堂弟叔敖为八座之一，把外甥徐俯安置在西府，都是因为先生的缘故。皇帝亲笔御书出于天纵之才，甚至亲自取法他的笔法，并把戒石铭刻遍置于守令的庭院。李白、杜甫已经远去，他于是主持诗社。死后的荣耀竟达到如此地步，这难道不是天命最终胜过人事吗？从前孔子在鲁国，鲁人指称他为‘东家丘’；他周游聘问诸侯，遭遇伐木、削迹等困厄，没有什么不曾经历。谁知道后世郡县普遍祭祀他，他却面南巍然受祀？即使一只鞋这样微小的遗物，尚且收藏在武库中。圣人尚且如此，先生还有什么遗憾呢？我已经写下事情的大概，又附上辞章，使后人遇到祭祀之事时歌咏它。《吉州通判防记》郡丞，秦代的官职，只掌管兵马。自汉至唐，名称并不固定，有的称别驾，有的称司马，有的称治中，有的称长史；虽然都号称是州府的上佐，实际上只是长官的属官之长罢了。所以在官府仪仗和屏轼之下，他们与主簿一同接受赏赐；州牧有时可以自行征辟任用他们，间或把他们安置给王子和近臣中被贬降的，或起用废退之人的身边。至于政事，他们很少真正参与。关于“邦国不空”的歌谣，当然也就寥寥无几了。艺祖皇帝继承五代纷乱、藩镇跋扈、兵力强而百姓弱、治理少而祸乱多的局面后，首先在各州设置通判。又下诏规定，凡是公事，若不是郡守和通判共同议定并联署，就不得施行。他在朝廷上不动声色，却兴利除害，功绩遍及天下。啊，真是盛大啊！吉州是大州。担任副职的官员，唐代有颜鲁公因被贬谪而来到这里，本朝有向文简公凭德行被选任，其他著名贤者也一个接一个，光彩相继。嘉泰二年五月，朝请大夫、开封人郑临来到这里任职，恰逢二千石官职空缺，便兼掌郡印。他家世显赫，仕途和学问都很优异，施行政务后，人们称赞他明达敏捷。刚升登官署时，屋梁支柱倾斜朽坏，担心将要压塌。竹木、瓦砖幸好已经储存在庭院下。您问为什么迟缓，他回答说：“占卜的日子不吉利。” 您说：“如果屋宇覆压而发生意外，又受阴阳禁忌的拘束，难道可以这样吗？”这一月庚申日，立即召集工匠，完成了工程。七月乙巳日，工程落成。您查看题名记，拿给我看，说：“我的祖父秦国公在宣和七年春天担任这个官职，曾代理州政超过四个考任期，才得到替代。士民感念他的恩德，坚决请求他在这里安家。旧的官署已经载入新的修建，这件事应当写一篇记。”我回想起刚能说话时，曾在祖父母身边侍奉，到现在已经七十五年了；兼且我曾在燕、楚的城邑社坛之间游历，把乡土故里的恭敬之情寄托其中，哪里敢以年老昏愦、荒谬无稽为借口推辞呢？我又读到《卫诗》赞美卫文公营建宫室，说：“合乎时宜和制度，百姓都喜悦。”如今您想到用一天时间修缮官署，打破拘挛的旧义，正是合乎时宜；使用成材，依照旧有规制，又使它更加显明宽敞。它的东面有风月轩，又开辟西边一带与之相互映衬连接，这就是合乎制度。从此进入朝廷任职，给后人留下安定的基础，使他们共同修治郡政，惠及这千里之地，向上足以称扬艺祖设置这一官职的美意，根本已经立下了。因此，我借土木工程记下岁月，请求把这些话写在记文末尾。

译《赣县重修学校记》皇帝在各郡县设立学校，县中有附庸之地，也有支邑。人们说：支邑距离县城近的有一百里，远的就超过五倍。赋税租金和征收的商税，间或可以调拨使用，修缮学校本来并不困难；而支邑的士人又以远离县城为苦，所以乡校的读书声和诵读声，自然在全县振兴起来。附庸之地却不是这样，赋税租金和商税都由郡守统一掌管，士人正聚集在郡学中，县令便借口说学校只是名存实亡，别人也不责备他。庆元三年冬，奉议郎司马遘来任赣县县令，深入批驳这种说法，认为郡学教育和供养士人往往受名额限制，如今即使十户人家中也必有忠信之人，却说一州没有遗漏的贤才，这是欺骗下属。上级官府告诫不得横征暴敛，州府取用县里的财物也有定额，有些钱或被官吏侵吞，或浪费在奢侈上，却说力量达不到兴学，这是欺骗上级。于是他节省费用，核查隐匿和欺诈，首先修缮大成殿，其次整治讲堂和斋舍，凡是重门、长廊，直到厨房、浴室等处，以及器用所需，没有一样不齐备。旧有廪米每年输送二百斛，钱仅以百数计算；经营三年，收取六乡闲置田地的收入，增加的钱达到原来的三倍。既然有了供养士人的费用，便向州府请求选补生员，使他们在学校住宿，按月作文、按季考试，一切遵循成规；春秋两季的祭祀也按规定举行，文教风气浓厚，于是成为外县的表率。代县令更替已有一段时间，他写信来请求我作记。我听说作记有两种说法：不是赞美圣人的道，就是勉励学生学习。从前皇祐年间，贤能的县令、大理寺丞王希肇修整庙学，泰山孙复为其作碑记，说明孔子的道泽被万世，不需要借助人力称述。到了嘉祐年间，著作佐郎钱顗尤其号称贤能的县令，学校政教更加修明，常常把上级的教化和士人的讲习情况告诉众人，临川胡彖将这些大书在碑阴；就此阅读，所思已经过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姑且举出司马君的言行，使后来的人知道，温国公的后裔施政如此，并非俗吏所能做到。《閤皁山崇真宫记》古代，位于中原境内的名山大川，都雄伟尊严、广大浩荡，由祠官掌管祭祀。天子巡行各地，只是按等级望祭山川，为百姓祈福罢了。荆州的衡山，还认为太远。自有熊氏以来尚且祭祀▯山、霍山，何况其他地方呢？那时，上层既不谋求远方的方术，下层也安于日常居所。即使有黄老之学，又从哪里传入呢？空山深谷中，稀奇绝特的景观，又有谁真正凭借它们呢？到了周穆王驾车驰骋、马迹遍及八荒，中天之台、瑶池宴饮的故事渐渐流传于世。秦始皇、汉武帝欣然仰慕。于是有人研究黄老之学，进而从事方士之术，背负器具、拍掌应和，乘着风气纷纷而来。羡门子高、安期生的传说兴起，徐福、少君的欺诈也随之出现。那时，上层虽然相信这些事，他们的门徒在民间还没有兴盛。等到疆土日益扩大、人口日益增多，偏远僻地也排列为郡县。王乔、蓟子训、左慈等人，又争相用神怪之说煽动四方。到了这个时候，难道只是君主向往它们吗？所谓四方百姓，往往也跟随他们。跟随的人多了，就一定有所聚集。他们既不能安居在城市集市中，便搜寻奇景、选择胜地，攀登悬崖、架屋筑舍，辟谷导气，悄悄在无人迹到达的地方修炼金丹。一处岩洞的幽深，一座山谷的秀美，几乎都将无法隐藏其形迹。宫观于是遍布天下，而东南一带尤其壮胜。这是长期积习形成的势力，并不是古今的道理有所不同。所谓清都帝居、十洲三岛，既然渺茫昏暗、无法考察；至于洞天福地，传记中有记载，还是可以谈论的。距离临江军四十里，有一座山名叫閤皁，大概是第三十三福地。汉末张道陵、葛玄、丁令威都曾在这里设有坛、井，所以《寰宇记》称它为神仙之馆。旧属吉州新淦县，临江军建立后改属清江县。山形像“閤”字，颜色像皁，因此得名。起初设置灵仙馆，隋代焚毁。唐代道士程信然掘地得到一尊一尺多高的玉石像，给它盖上铁钟，建草堂居住其中。先天元年，孙姓道士建造台殿，因山名改称观。咸通年间发生大火，玉像仅存。杨荐父子先后修葺。南唐李氏改名为元都，天禧庚申、熙宁丙辰又两次焚毁、两次修葺。政和八年，才赐名崇真宫。宫前面对凌云峰，后面倚靠东西两山，东山有葛仙坛，西山有张天师坛。水从宫后流出，名叫葛憩源，流经约半里多，水声潺潺，在石间流行。这里大多是葛仙的遗迹，所以崇宁年间追封他为冲应真人，诰命还保存着。北面有令威观，地基已经毁坏很久了。进门就是御书阁，共十一楹，收藏熙宁年间皇帝赐书一百一十八幅；有章圣皇帝封泰山时所用的芝草二本，《皇祐新乐图》一卷，以及绍兴年间皇帝的御笔十幅。閤皁山后面设置传箓坛，大概是道教允许受箓者使用的地方。金陵的茅山、广信的龙虎山，加上这里，合称三处。徽宗朝赐给元始万神铜印，至今还在使用。其次是金阙寥阳殿、昊天殿、正一堂、靖应堂；东面有祖师殿、藏经殿，最后是玉像阁，共五间。它高五丈四尺，雄伟杰出，为全宫之冠。所有殿宇两侧都配有长廊，数百名道士环绕居住在外面，争相占据形胜之地，修治房舍，总共有屋一千五百间。江湖间的宫观没有比这里更胜的。士大夫无论从水路还是陆路奔走，没有不绕道来到这里的。乾道癸巳年，我也曾到过这里。读到广明年间许元真、咸平年间张贺、熙宁年间防渐、杨申、元祐年间张商英等人的碑文，虽然都是随事记载，文辞颇有差异，但大意相同。例如有人把铁钟说成是开皇年间的旧物，查看它的款识，却是咸通十三年铸造的。玉像共有三尊，其中一尊凭几而坐，另有两人赤脚并立侍奉，这也与此书的记载不相合。于是主首李汉卿、王允成、王次鼎都请求我作宫记，我答应了，却一直没有空暇。如今管辖王自正、知宫邹时亿、副宫刘惟允、度师陈处和恳请更加坚决。我说，改观为宫已经将近百年，这件事如果不记载，还有什么缺失比它更严重呢？于是我搜集众说，详细考察其起始和终结，使好事者知道，自古以来道士一流的传承总共经历三次变化，他们的教法才得以形成。这座宫观凭借地势的便利，历经千年而规制完备，希望可以作为考证。至于叙写胜景、铺陈清虚之境，则有前代孙握、李防、宋齐丘、沈彬、孟宾于、徐铉、陶弼留下的题咏。近世道士张景先、陈孟阳、陈彦举、黄裳，以及吉州人的诗集流传在山中，这里不再叙述。

译《广昌县学记》盱江从临川分出而设置为军，广昌又从南丰分出而成为县，它位于江西最南端，边界连接福建，秀美而有才智的百姓很多。起初学校建在县狱的右边，绍兴十七年迁置到县城南面，郡丞刘嵘为它作记。后来五十多年，到了嘉泰二年四月，奉议郎曹进之来任县令，拜谒先圣殿，只见屋顶漏水、旁边穿透，两廊倾斜，而且地点也不合适。县中士人胡岩老请求改建在县治东面，学生们一起勘察地势，共同商议认为可行。于是进掲瑛的儿子曹俨、曹子仪等三人出资出力，主持此事；黄作舟、黄作砺首先捐钱四十万相助，士人和役夫也一同筹备工程。癸亥年夏天动工，甲子年春天新学校建成。填低地使它增高，以避开水涝；堤防夹着溪水流来，汇合成大江；正面对着群峰，宛如图画。建筑高敞明亮、坚固壮实，其他县很少有能与之相比的。曹进之是我的门生，请求我作记非常殷切。我听说道德教育有学校的教化，文章也有学校的教化。从前孔子删定六艺，从虞舜到周代，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文章，散见于《诗》《书》《礼》《乐》中，所以《论语》不再逐条问答，只告诉弟子说：“在家就孝顺父母，出外就敬爱兄长，恭敬而守信，广泛爱众而亲近仁者，教育就在其中了。行为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化典籍，文章也就在其中了。”本朝开设学校，恢复了帝王时代的盛况。虽然博学大儒和著名卿士遍布内外，但士人每月作文、每季考试，只在于应付科举，所以时文大约经历了三次变化。起初沿用唐代旧制，专门使用词赋；有人说雕琢文辞没有益处，于是经义兴起。专门讲经、格式划一，又被认为是弊病，于是《大学》《中庸》的学说出现，时论更加推崇，实行起来却更加困难。那些担任师儒的人，既用这种方法取舍士人，也用这种方法应试，这大概不是国家孜孜不倦求取贤才的本意。皇上正要使万物各有归宿，使天下各归正道，士人应当接受并践行这种训诫，一旦变化便达到圣贤之道，以此来副合教育的目的；这样一来，所谓文章将会多得无法尽用，对于科举又有什么关系呢？曹进之是衡州耒阳人，淳熙癸丑年登科。上任后，官署中长出金色灵芝，野外长出嘉禾，由此也可以知道他的政绩了。《三忠堂记》文章是天下共同的器物，万世都不能据为私有。节操义行是天下最大的界限，万世都不能逾越。吉州是江右的上郡，本朝至今二百多年，兼具这两点而得到三位公卿：一位是欧阳公修，凭借六经所陶铸的纯正文章，崇尚雅正、排斥浮华，使儒学重新显明；又以忠直之言和正直之道辅佐三朝，士大夫一致尊敬他，天子于是赐谥“文忠”，无人不认为恰当。南渡时局动荡，右相杜充拥兵向北投降，金陵守臣陈邦光也出城投降，只有通判杨邦乂徒手怒骂敌人，视死如归；国家气势因此凛然，士大夫一致尊敬他，天子于是褒奖追赠，赐谥“忠襄”，又无人不认为恰当。当时宰相讨论礼制，众议喧嚣，只有一位编修官胡铨毅然上书，请求斩杀宰相和使者，使三纲五常赖以不坠；士大夫再次一致尊敬他，天子于是褒奖追赠，赐谥“忠简”，又无人不认为恰当。这就是所谓三忠。虽然如此，这个地方并不是没有宰相，例如刘沆。刘沆在朝廷时，曾竭力推荐文忠公欧阳修留在翰苑，又引荐富文忠公富弼共同执政，姓名都著录在功臣名册中，但他的谥号却没有听说。刘沆的子孙刘仅、孙僴都任待制，到最后也没能请求为他定谥，何况那些蒙受知遇的侍从之臣呢？这样以后才知道，节操虽由一种美德构成，天子尚且不敢专擅决定，也一定要士大夫一致尊敬他，才可以获得这样的荣誉。庐陵县令赵汝厦就在县学中建立三忠祠，每年按时率领诸生祭祀。祠堂高大庄严，三位忠臣身穿有纹章的衮服，仿佛举着日月同行，求学者都敬仰他们的光辉。至于百世以后，听到他们的清名而奋发向上，难道不会仰慕他们的美功、发扬他们的光明吗？赵汝厦的用意深远啊。《刘氏旌表门闾记》　　　　　　　　　杨万里 朝请郎、直秘阁、权知吉州军州事臣资言恭敬地奏报：淳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日颁布的赦书，其中一条说，有孝行节义著称乡里的，应由长官上报，酌情予以旌表和录用。安福县上报称，奉议郎、知袁州分宜县谢谔以及贡士李璲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联名说：我们恭敬地看到，贡士刘承弼孝友之性出于天生，文章品行纯美。他侍奉父母以至孝闻名；母亲去世服丧时，哀痛过度而形容枯槁；父亲病重去世后，刘承弼仰天呼喊，昏厥过去，愿意以自己的身体代替父亲，忽然又苏醒过来；三十年后才去世，乡里人都认为奇异。他的叔父刘廷圭、刘廷直先后任太常寺官，俸禄不能自给，刘承弼每次都自己省下甘美食物，分出少量来帮助他们。同胞弟弟刘永弼已经过继给叔父廷圭，承弼又把自己的田地分给他。承弼曾向雩都知县刘安世学习；刘安世去世后，他率领同学为老师服丧。安福县令刘谷死在任所，尸体卧在地上，承弼替他置办棺木、收殓。县丞尤其贫困，甚至到了卖掉幼女的地步，承弼听说后立即把孩子收养在家中；她出嫁时，反而比自己的女儿先出嫁。前宰相刘沆的远孙有个女儿，贫穷不能出嫁，承弼也承担了这件事。曾逢年成歉收，路旁饿死者接连不断，承弼说：‘劝富户分粮实在困难，请从我开始。’于是率领子弟打开粮仓赈济他们，不收一文钱。富户因此纷纷受到感化，不再囤积粮食拒绝出售，救活的人数以万计。承弼所学极其广博精深，江西以西、湖南以南的士子都聚集来向他执经问学，门外鞋子满地；杰出人才和俊秀士子，无论大小都有所成就。承弼写文章有古代作者的风格。直宝文阁王佐任吉州知州，喜爱人才；承弼带着诗文去拜见他，王佐派人召请时，他已经走远了。王佐叹息说：‘刘承弼不但能写文章，而且很能自重，真是本州第一人。’宣教郎刘清之曾向江西转运判官刘焞推荐几位名士，把承弼列为第一。承弼参加乡里选举，曾两次赴礼部考试，最终报称未被录取。这个人的孝行节义，应当旌表录用，实在符合赦书的规定。谨冒死上报。此事交礼部办理，礼部尚书臣惟、权侍郎臣素、员外郎臣端上言：刘承弼应当旌表门闾。制书说：可以；仍命长官向他致礼三年。九月乙巳日，下达尚书省；尚书省交给礼部，礼部交给吉州，吉州交给安福县，于他居住地门前建立棹楔，门两旁夹立台座，台高十二尺，用红土涂饰，并栽种嘉木。

译《高安县学记》筠州靠近州城的县叫高安，过去没有学校房舍，只有附设在州学西廊的一间小斋，号称“房”罢了。如今县令陈公璟兴办并翻新了它，始建于去年七月八日，落成于今年三月十六日。于是挂起匾额，学生们全都聚集，边欢乐边吟咏；但也有人叹息说：‘道路街巷还很简陋。’有人说：‘屋梁房舍还很低矮。’有人说：‘粮食供给还很贫乏。’我劝解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学习在于居住环境吗？果真在于这些吗？这房舍的简陋，并不比颜回所住的陋巷更简陋；这屋宇的低矮，并不比原宪的居室更低矮；这粮食供给的贫乏，也不比陈蔡绝粮时的困厄更贫乏。那些圣贤居住在这样的地方，究竟是为什么呢？反过来说，如果把房屋修得有九轨那么宽，把范围扩展到千区，用万钟粮食供养你们，你们的学习会因此更加有益吗？不会。假使你们在竹窗下打开一卷书，抬眼就能看见尧、舜、孔子、颜回，侧耳就能听见金声玉振；静心思考，就能体会人的本性和天道；在家就能亲爱亲人，做官就能把百姓当作自己的百姓，治理国家就能尊奉国君。困厄时修养自身，通达时修养世道。在这狭小的屋舍中取得这些，不就已经充实了吗？即使是这所学校房舍，难道不可以吗？’学职吴从周、崔本仁、孙大成来拜访我，请我为此作记。于是写下这番话。《新喻县新建秀江桥记》“秀江桥”三个大字，是尚书谢谔所书。桥建于什么时候？在淳熙丁未年冬开始服役，己酉年秋完成工程。建桥的是谁？是县令李景和、县中士人丁南隐、承奉郎谢岘。秀江过去没有桥，船夫专靠风涛险阻从中获利，过河的人以此为苦。这项工程兴起时，正值这一年江西发生大灾荒，百姓面色如菜。提举常平使陆沈把灾情上报，诏令施行赈济借贷。陆公奉诏安排事务，下发二尺长的木牌，书写文告通知各郡各县，并从乡里广泛招募清廉而有志、愿意为公事出力的人主持此事。于是临江军新喻县的士民共同向县令报告说：‘丁某可以。’县令便带着文书和礼物到门前，三次邀请。丁君到来后，与县令一起向常平使者说：‘饥民并没有减少，粮仓中的粮食也没有增加，将拿什么来赈济呢？官府如果采取“不赈济”的赈济，百姓得到的就是没有恩惠的恩惠。认为应当像范文正公在饥荒年间兴办工程那样做，可以吗？’使者说：‘可以。’县令、丁君和谢君召集耆老，告诉工正等六百人，大家都说：‘可以。’于是雇用灾民做工，造船作为桥梁，远近百姓奔走聚集，运木材、拉泥土；每天和那些人一起，在城西开凿、削制二十多只舴艋船，装载材料并修筑堤岸。桥建成后，逆流而上抬头望去，仿佛野鸭和海鸥浮在清波上即将飞翔；踏桥经过的人，仿佛乌鹊搭桥横渡天河而不会沉没。于是，原来空腹的灾民果然由瘦弱转为滋润，漂泊者安定下来；往来过河的人把深渊看成高陵，把冰水看成炭火，把惊涛看成平坦道路。县中人记录了这项工程，请我作记。我说：‘这件事值得记载。’如今人们看见冬天涉水过河的人，心中会怜悯；看见春天涉水的人，额头会冒汗。船夫专门承担渡人的事务却无动于衷，或许是因为从中获利。主管官员处在救济渡人的位置上，政事却不能落实，或许是受到牵制。士大夫在旁观看而动心，却无力去做，是因为没有处在那个职位上。现在陆公平庸，李君身居其位却没有受到牵制；李君平庸，丁君、谢君不在其位却没有推辞；丁君、谢君平庸，饥民却从中获利而没有怨恨。正因为饥民获利，船夫才不获利；正因为船夫不获利，整个地方的百姓才获得大利。但是百姓的利益，今天实现已经困难，还是长久维持更困难呢？如果今天实现而不能长久，百姓的利益岂不又会变成船夫的利益吗？还不能预知。后人千万不要忽视这件事。《吉水县免除屯田租税记》我因称病辞官回乡，逃居于空寂幽僻之地。一天，吉水人士王子俊等四百多人联名请求我说：‘屯田成为吉水的祸患，至今已有三四百年。近十多年来，这种祸患中又增加了祸患。大概自唐、宋、五代以来，吉水的屯田在全郡中格外多，而征收的租税也格外重。乾道、淳熙年间，郡府向朝廷报告，请求由官府出售屯田，改按田亩征税。于是原来按斛计算的租米有二千一百三十四斛多，屯田的重租虽然免去了，但上供的固定数额仍然照旧。淳熙十五年，天台人陈臧孙来任县令，还没有到任，就赶快到府中详细论述事情的原委。郡守把他的意见上报给部使者，部使者又上报地官。那时吉水郡守王谦贤能，张叔椿、郑汝谐先后任部使者，也很贤能；地卿赵彦、逾丘崇、叶翥也很贤能。因此陈君的请求没有被阻塞，能够上达天听。到了绍熙三年，过了五月十二日，制诏有关官员把这些屯田租全部免除。命令下达的那天，百里之内的百姓如同瘫痪者重新站起行走，欢呼声极其一致，直达上天。他们愿先生大书其事，以昭示无穷，以使人不忘诸公的贤德，并永远怀念圣明天子的恩德。’ 我说：‘好啊！’绍熙四年秋七月十一日记。

译《隆兴府重新修建府学记》庆元二年夏五月癸未日，隆兴府学教授陈朴和在学诸生联名写信给我说：‘豫章学宫始建于景祐年间，治平年间迁建。建炎年间被火焚毁，绍兴年间又恢复，谁恢复的呢？是丞相赵公。于是，在兵乱和荒年所剩的残破之地，有了祭祀先圣的庙宇，有了供养士人的学校，但只不过是草创而已。当时虽时常修缮，却没有周备；后人承接下来，年年增加，逐渐培修。于是正面朝向櫺星门，后面设置防门；有大成殿，有御书阁，有讲经的讲堂，有入直的房舍，没有不具备的。当时只是周备而未加装饰。乙丑年，侍郎李公于是翻新殿宇。庚子年，侍郎张公于是建立都门。房屋年久后又老旧坍塌，讲堂使用最久，所以最先坍塌。新建讲堂，是枢密使王公所做的；斋房久而又塌毁，新建斋房，是枢密黄公所做的；殿宇久而又毁坏，重门久而又坍塌，新建殿宇和重门，是如今的帅臣蔡公所做的。蔡公以天朝法从的尊贵身份、当代正直之人的声望，突然从京城来到这里任帅；还没有到任，首先拜谒先圣，回头环视、徘徊之间，只见殿宇将要压塌，两廊使人难以行走，櫺星门和防门相距仅有几尺。’ 于是他叹息说：‘难道说夫子宗庙的壮美、百官的富盛，竟然只是处在延宾的狭窄小巷中吗？’于是购买地基，拓展空地，召集工匠，安排劳役。殿宇腐朽了，就拆掉重建；櫺星门狭窄了，就拓宽扩展；防门狭陋了，就改建并加高。两旁增设两道门，凡是出入之处，都扩展一边廊屋，增加四楹。端庄的礼服和礼器收藏在左边，牺尊、象尊收藏在右边。费用没有取自官府或学校的粮仓，劳役没有征自百姓或市民；掌事者没有从官吏或学校职员中抽调。所用钱有二千四百多缗，所用工夫有八千五百多人次；按章计算有二千五百多的，是木材；按只计算有七万三千多的，是瓦。去年季夏开始经营，到今年暮春落成，建筑高敞明亮、干燥坚固，华美宏大，至少一百年不会倾坏。这件事难道可以不记吗？除了先生，还有谁适合来记呢？’我回答说：‘您修建这所学校的政绩，你们已经明白了；但你们难道知道公修建学校的用意吗？你们从櫺星门进入，就好像到了孔子故里；走到防门，就好像看见宫墙。瞻仰那纯美的圣容，就好像侍奉圣人在闲居；吟咏那春风，就好像听见圣人的叹息。离圣人的门这样遥远；接近圣人的教训又是这样深切。为什么不退下来，每天三次反省：我所得于心、充实于身的究竟是什么？在家践行、在国通达的究竟是孝、忠、仁、义吗？如果只是内心得到，却没有充实自身，能说是得于心吗？不能。如果充实了自身，却不能在家践行、在国施行，反而违背了它，能说是充实自身吗？不能。知道哪些事不可做，努力去做可做的事，你们怎么会辜负公呢？如果不是这样，公又怎么会辜负你们呢？公名叫王戡，字定夫，是莆阳忠惠公的家族。诗不是说过吗：‘正因为他拥有这些，所以才像他的先人。’公确实拥有这些。《奉新县怀种堂后记》奉新人士王模、袁去非、将仕郎曾商英联名写信请求我说：‘先生任新吴县令时，大帅、枢密武夷人刘公曾向朝廷请求为百姓除去侨田的祸害，县里人感念他的恩德，建造怀种堂来祭祀他，先生已经为此作过记。如今又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自绍兴年间经界法施行后，百姓的田地已经厘正，只有官府所有的田地，称为营田的，都是偏远之地、低洼荒芜之地和百姓荒弃的田地。于是官府无日不向百姓催讨，强行把田交给他们，说：‘种子、粮食只管向我领取，耕牛、农具只管向我借贷，田地、劳役只管向我申请恢复。’这些田每亩纳米一斗半，上等田每亩纳钱六十，百姓都认为税轻有利，开始争相耕种。后来议政大臣建议把它出售，于是耕种这些田地的百姓用钱偿付官府，买到田产，却没有想到其中的祸害。官吏向官府说：‘新田的赋税不应当和民田的赋税一样。’于是便把两税税后所收的蚕丝折价买成粮食和布帛，全部把高额实物税改成钱，百姓缴纳时的费用是过去的十倍、百倍，开始无法承受命令。百姓向县里申诉，县里向州里请示，州里询问官吏，官吏说：‘不可以。’ 如今县令张琯还没有到任，就已经查知百姓最严重的困苦在这里，竭力向州府请求，但州府说不可以的态度更加坚决。于是张君孤愤难当，想解下官印官服，挂在县门上离去。王模三人举着旗帜，倡导县民拦留他说：‘宁可保留百姓的病痛，也不要失去贤能的县令！’如今请求尚且不能获准，怎么知道以后始终不能获准呢？将来有贤能的帅臣与贤能的县令意见相合，就一定可以办成。不久，龙学尚书、广汉人张公来任豫章帅臣，张县令高兴地说：‘我差点错误地离去了；如今请求如果不能实行，那么我离去就不算错误了。’于是再次向张公请求，张公欣然执行。官吏仍争辩说：‘不可以。’张公一概不听，于是新田、旧田不再区别，都按民田赋税征收，不再额外摊派，统一称为正赋。这样一来，新田的民户有一千零九十户，困窘的舒展了，衰败的复苏了，患病的祸害除去了，大家都举手加额互相庆贺说：‘如果不是我们的县令张君敢于争取百姓难以争取的赋税，如果不是我们的帅臣张公敢于接受县令难以请求的要求，这件事难道不应该大书特书，以盛赞张公最为深厚的恩惠，来安慰我们百姓无穷的思念吗？’希望先生把这件事记下来。我们三人应当和县民绘制张公的画像，与刘公同堂供奉，在社稷坛之前，刘公在前、张公在后；他们在文武、忠孝方面相似，在师长、慈惠方面政绩相似，在革除百姓疾苦方面所做的事也相似。两位公卿像玉一样挺立，两块碑相对矗立，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式。他们的光辉如果不能深远昭著，先生即使想推辞，又能用什么来推辞呢？我谢绝说：‘哪里敢推辞？’有人说：‘两位公卿除去百姓的祸害相同，然而谁做得更难？’我说：‘刘公容易，张公却困难。’事情有想做却不能做的，也有能做却不愿做的。不能做的，是因为上面有阻碍；我想做，也能把意见说出来，但能不能实行，难道由我决定吗？所以说困难，刘公就是这样。如今张公使它实行，是否实行取决于自己，也取决于自己。上面没有阻拦，旁边没有牵制，只是自己不愿意罢了；既然我愿意，又有什么困难呢？有人说：‘正因为既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所以才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把新田改按旧赋征收，就要放弃州府十倍百倍的利益；对官府来说是小小的遗失，对功业来说却是重大的损失。怎么能说不难呢？有人说：‘张公似乎并不困难。’把这番话留给张公，正是困难所在。于是连同这些道理一起写下，回答三位士人。

译《章贡道院记》赣州建置为州，控制江西上游，又连接南粤北部边疆，所以一方面掌握一路兵权，另一方面对外统领两境的军务，地位十分重要。州城虽小而事务重大，疆域广阔而道路险阻，物产繁多而百姓昌盛，政务十分繁杂。百姓刚强直率，稍受压抑就显露在脸色上，稍有伸展便立即释然；可以用义理激励他们，也可能因意气而产生邪僻。这里的风俗很古朴。因为地位重要、事务繁杂、风俗古朴，所以选择州牧治理此地，比其他郡更困难。庆元五年，前任知州、直秘阁郎中、三山人彭公改任五羊帅臣，皇上命祥刑使、华文大卿、霅川人俞公兼任府事。掌印而不实际任事将满一年，到了第十一月，才把官印交给如今的知州、右文殿修撰、括苍人张公。张公刚来时，召见士民，察看风俗歌谣，喜爱他们质朴直率，相信他们没有欺诈，便召集老人询问说：‘你们最大的愿望，难道不在于父母、妻子儿女彼此安定吗？难道不在于衣食充足、温饱不缺吗？难道不在于不受刑法牵连、不陷入诉讼拘押吗？’大家都回答：‘是。’张公退下后高兴地说：‘说赣州百姓难以治理的人，都是诽谤我的百姓。’随即上表报告皇上说：‘凡是有生命的人，性情都以善为本。’ 他又说：‘如果一开始就把人当作小人来对待，难道是古代良吏做官的方式吗？’这句话一传出，十县百姓都举手加额，家家传说，人人诵读。于是，一道命令下达，没有不执行的；一项政令施行，没有不彻底落实的，也没有改易。百姓争相尽孝敬兄长，从不止息；百姓争相耕作纺织，年成大丰收，盗贼诉讼顿时清静。不到一年，赣州的治理声誉便以最优异而闻名。于是，一府的督邮和属官都向张公祝贺说：‘公的表章言论，百姓起初不相信，中途虽相信又有所疑虑，如今没有不相信的了。’这不是因为百姓先信任公、公再信任百姓，而是因为公先信任百姓，且公信任自己的内心。内心的力量真伟大啊！用政令教化，就像揉弯木头的本性；用内心感化，就像敲击乐器后声音自然回响。公指着自己的燕喜堂说：‘这不是燕喜堂，而是我州的道院。’宾客都说：‘是。’于是改换匾额，题作《章贡道院》，并带着书信请我作记，我就把听到的这些写下来回复他。公名贵谟，字子知，与我是好友，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建永丰县社坛记》　　　　　　　　　陈亮 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所以郊祭是天子专有的礼制，而社祭则通行于诸侯国。无论国家大小，即使是附庸也没有不设社坛的，这是为了表示有所尊奉。知道尊奉什么，就知道敬重什么；知道敬重什么，仁爱怜悯之心就会油然而生。面向南方统治百姓，却没有仁爱怜悯之心，这还可以治理国家吗？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以后，郡县设立社坛，本来就是郡守县令用来激发仁爱敬意的地方。社坛墙垣即使具备，内心却不加敬重，那么百姓就失去了依靠。我的朋友潘友文，字文叔，刚开始治理永丰时，拜谒社坛，发现坛几乎要坍塌；旁边的屋舍也已废弃，不再修建，无法供奉祭祀。回头看着不安，立即命令工匠整治社坛，完全按照礼制，又在旁边建造若干楹屋舍，地势高敞、四周严密，整齐而完备。这才是真正知道所尊奉的是什么。辛弃疾认为，文叔爱护百姓如同古代循吏，但诸位仍然责问其成效。辛弃疾认为，役法的弊端使百姓不肯服役，甚至不惜破家。永丰百姓却常常请求参加县令的劳役，县令在任时便主动服役，这是谁使他们如此呢？文叔是已故中书舍人潘良贵的后代，年轻时跟随张南轩、吕东莱学习，举止进退都以他们为法，又正在朱晦翁门下完成学业。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三位君子。他们面对百姓都有父母般的心，这本来就是家传的法则，应当如此。我经过永丰，在路上走了几十里，百姓没有一句不同的议论。等见到文叔，他惭愧地说明自己做得不够，百姓和文叔都可以没有遗憾了。他说我受到三位君子的厚待，应当写一篇文章，记载修建社坛的始末。我确实对世上那些只求赶快办事、便以此自夸有能的人感到惭愧，所以说明郡县设置社坛的缘由，以及文叔如此真诚爱民的行为，并用来验证那些掌管地方而有能力的人。《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五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