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四

译艺文【记三】宋 《筠州无讼堂记》　孔武仲 筠州刺史的官舍前面临着蜀江，后面连接山谷，相传是仙人李八伯居住过的地方。这里同市井隔绝，架船作桥来沟通往来，所以门庭幽静深邃，有洞府般的气象。从官署向北，林木层层相接，中间夹杂着华美的房屋，有一座堂在其中，名叫无讼堂，是朝散郎许君长卿所建。筠州是江西西部的一个支郡，起初市区寂静，人口稀少；近年才逐渐昌盛富庶。它的属县分布在险阻之地，丰收之年粮食多得散落遍地，而四方商贾不能到达，粮仓中的积粮守到老也不能启用。只要治理得法，就足以相安无事。许君到任后顺应当地风俗，向百姓显示法度，以忠厚、宽恕、简约的原则施行，满一年百姓就非常信服，狱讼也减少了。闲暇时登上这座堂，同宾客从容讨论民间疾苦，寻求使治理更好的办法，那么许君命名此堂的用意就可以看出来了。我曾听说，做官的人，资质不同，功效也不同。有的人居心诚实、行为朴素，以忠诚和利民之心自我警惕，成为百姓的宗主；百姓只要看到他的容貌，争执之意就自行消失，这是德行盛大的表现。有的人事情发生前就能预先决定，事情来到便立即裁断，使正直者得到伸张，奸邪虚伪者逃遁，这叫作敏捷。还有的人，百姓怀着不平，从山泽中出来，带着粮食走百里，到上级那里申诉；官府用精锐士卒夹护，拿着白木棒威临，愚昧的人望见声势便两腿发抖，徘徊退去，也足以使诉讼消失。又有一种人害怕大官，装出矜持的样子，借着门前没有诉讼来取悦上司；百姓藏在市中，案件积累数月、超过时限，也不予审察，而监狱也空着。这种表面情形很相似，实际上却相差很远。许君是良吏，我可以不必忧虑；然而也不能不把这种情形告诫后来的人。绍圣四年正月十一日记。《信州学记》信州新学校建于元丰五年十一月庚寅日，第二年三月乙未日建成。建成后，州里的求学者一同来见我，请我为它写记。圣宋革除五代的弊病，统一天下，仁义礼智的恩泽深入民心，已经一百多年。熙宁以来，学校最为兴盛，内自京师，旁及边远郡县；聚集士人有校舍，讲授学业有教师，课程、诵读、讲说，以及奖赏惩罚、升迁黜退的制度，日益增加完善，直到十分完备。四方士人有幸遇到太平盛世、君子长久培养人才的时代，背着粮食、捆着书籍，争相聚集到学校，只怕落在后面。信州是江东的远州，南面连接闽地，东面接近浙地，等待参加科举的士人有七百多人，按惯例却不设置学官。此前三年，天子采纳使者的请求，让州官兼管学校事务；我当时恰好任幕府属吏，得以代任学校职务。学校旧址在城东，地势低矮狭窄，民居夹在两旁，山林遮蔽后方；居处没有高大的房屋，出入没有高大的门，但来求学的士人仍然络绎不绝，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相互招引，认为讲习、讨论、辨析的益处重要，至于居处是否安适，便无暇顾及了。然而，居处不求安适，是士人的本分；上位者用来对待士人的条件，难道应当如此吗？古书说：“处士要得到闲暇安适的居所。”大概教导他们不用正确的方法，安置他们不用合适的地方，所造成的弊病是一样的。在上位的人谁不想有所作为，来满足人心的愿望呢？然而文书有上下级申报的程序，议论有意见相同和不同的疑惑，钱财受限于府库而不能支出，力量隐藏在军民之中而不能使用；这就是事情常常废弛、人民不能受到恩泽的原因。我私下为求学者忧虑。转运判官郏公亶与知州杨公仲儒共同谋划，把招集学者作为首要事务，急忙从库中拨出钱五十万交给有关官府；我实际上也和两三个共同办事的人一起，测量地势险夷，估量土地的宽窄长短。凡是属于百姓的土地，就劝他们出卖；良材和坚实的砖瓦从各县运来。然后毁削山地、开凿石头，削低高处使之平坦，填补狭处使之宽阔，在旁边加筑道路，使它连接到旧学校北面；又在其上营建经史阁、教授堂和诸生宿舍，四周错落相连，整齐得像棋盘。面积比旧学校增加了一倍，高度增加一丈三尺。群山森然耸立，仿佛飞翔、跳跃，从三面显现出来，使来求学的士人离开低洼狭窄之处而登临高敞明爽之地，脱离卑下昏暗之所而进入高明之境。又扩大正门，提高墙垣，厨房、浴室等处也全部更新，饮食、宴息的器具更加齐备。这就是我和两三个同僚用来协助郏公、杨公执行上级命令，并尽力劝勉、帮助求学者的一点心意。求学的方法有先后次序，开始和结束都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不得其门而入，即使力量强大，也不能达到目的。孟子说：“学习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制度，都是用来使人明白人伦的。”所谓人伦，难道还有别的吗？它的分别表现在君臣、父子关系之间，它的守持落实在仁义忠信之中；它的文辞是礼乐诗书，它的声音是箫笛、鼓、琴、瑟。立志求道的士人，不怕经过岁月，在这些方面用心涵养，到了四十岁，就可以出仕了。这正是圣人所说的“不迷惑”的年龄。涵养得越广，钻研得越深，再过十年，人性和天命的道理就会清楚地显现在眼前，像数一二一样明白，这时就可以做大夫了。这正是圣人所说的“懂得天命”的年龄。然而，懂得天命应在四十岁以后，而学校所教的，是尚未成材的士人。古人知道这个道理而努力求学，所以行为符合规矩，智慧足以衡量万般变化；居家时可以做子弟的老师，制定法令又足以对百姓建立功业。这是因为道德已经在自身，成就外物就不困难。如今求学者已经得到朋友相互交往，那么求学的次序难道可以不知道吗？考察旧学校，它建于嘉祐七年，距离现在并不久远，但栋梁已有折毁，砖瓦已有断裂残缺；万物兴衰不能长久，形势就是如此。再过几十年，今天的新学校难道仅仅会成为旧物吗？我想一定会有人把它改建得更大；如果不为此作记，恐怕后人无法知道今天兴建它的详细情况。因此写下这篇文章，让后来的人可以考察。

译《安堂记》朝奉郎太原王公刚出任上饶太守时，重新整顿规章，上下都归于有序，处理事务敏捷，待人诚恳；懒惰的人受到劝勉，奸邪的人受到惩治革除。不久，众人都称赞治理得好，于是在官署之后建了一座堂，命名为“安堂”。客人对王公说：“天子亲自处理万机，每天到很晚才吃饭，访求良吏，把远方百姓交给他们治理。您来治理这里还不久，为什么却以安逸自处呢？”王公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厌恶世人奔波营求、不安于自己的职守，建堂是要引以为戒，也用来勉励自己。”于是鲁国人孔武仲说明其中的意义：“天下的事情，每天接触人的很多；利害荣辱的变化，盛衰进退的次序，像寒暑一样循环，像昼夜一样交替到来。凡是在天地之间寄托形体的人，没有不经历这些的。然而君子之所以不同于众人，是因为能够安然处之。如今用茅草盖屋，屋顶低矮、下面潮湿，人们认为不如雕饰的墙壁和华美的屋宇；车辕断了、车轴折了，用破旧的马匹驾车，人们认为不如朱轮驷马；穿粗绸做袍子、穿破皮做鞋，人们认为不如锦衣和红色鞋子；吃藜菜羹和脱壳粗米，每餐都吃不饱，人们认为不如一丈见方的佳肴和五鼎珍馐。认为别人所有的就有余，自己所有的就不足，劳心费力去追求；求不到就怨恨发怒。幸而得到了，没过多久，超过它的新事物又来了。于是同外物竞逐，转而陷入无穷无尽，往往冒险求宠、邀取利益而不知道停息；有时想趋近福运，反而更快招来祸患，难道不是迷惑吗？君子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修养自身所有的德性，早晚都不懈怠；外界来的事物，他都有办法应对，不让它们滞留在胸中。他看待富贵，就像乘船一样。正在渡河时，未尝不用船；渡过河后便舍弃它，也未尝对船依依不舍。他看待贫贱也是这样而已。所以早晨还是下士，晚上成为三公，不认为是增加；毁坏撕裂车马服饰，退居到编篱陋屋，也不认为是损失。得到它不欢喜，失去它不怨恨，无论遇到什么都能自得其乐。他显达时好像本来就拥有它，困穷时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这是古人共同的道理。”王公才华很高、声名很美，家族门第之盛冠绝天下；但他不因权贵势力而骄傲，努力推行自己所学，表现在实际政事上。他治理县邑、辅佐州政，声誉非常显著。同时出游求学的那些人，有的长期任职于台省，有的乘驿车、持节出使四方；王公却按次序升迁，先在江湖极远之地试任一州。在一般人的情理看来，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重用，但王公却安闲地在这座堂中，思考如何修治职务、报答皇上的恩典。宾客到来，便整日清谈；世俗所仰慕的东西，不能牵累他的内心，可以说是贤者了。武仲来到这里，王公待他十分厚重，因此我应当记下他的风范事迹，告诉后人。况且王公又嘱托我，于是我没有推辞，写下这篇记。《南安军学记》　彭汝砺 南安地势险阻狭窄，百姓贫困而诉讼很多，求学的人不到一百。程侯敏叔曾经做属县县令，不到十年便以秘书丞的身份出任太守。他刚到任时，看见官吏百姓在道路上都表达对他的德意，便及时询问政务的利弊和兴废。获得丰收后，就凭借剩余钱财改建学校，使它扩大。军民父老仰望感叹，对子弟说：“自从五代战乱以来，我们乡里都被赋税徭役驱使，壮年人被征入军队，老人幼儿死于沟壑。宋朝兴起一百多年，恩德庇护已经深厚，年轻人有所依靠、老人得以安宁，在养生送死方面没有遗憾。如今程侯不鄙视我们，又给我们建造了迁善向学的地方，真是幸运啊！”于是请求作文记载程侯的功劳。彭汝砺说：“先王盛治之时，从京师到天下，从乡里到家庭，没有地方没有学校。百姓不专心耕种桑蚕，就专心学习诗书；不在家里，就在学校。老师有德，朋友守信，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有礼制，饮食衣服都有管理，而邪僻之事没有从中进入的途径。有道德的人就承受任用，有才能的人就得到任用，不肖之徒没有侥幸取利的机会。后世学校废弃，教养人才的条件缺失，百姓开始看不到先王的法度；淫荡的言辞没有禁令，偏邪的行为不受惩罚，于是百姓不能认识自己的本性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忠信没有受到劝勉，浮华虚伪的人却得到选取；道德没有受到尊崇，庸俗邪僻的人反而得到进用，于是百姓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应守的道理了。汉代直到唐代，盛衰更替不断，而始终不能达到三代的程度，原因就在这里。当今皇帝承继天命、考察古制，开始革除培养人才的弊端，在京师设立博士，在州里设置学官；法度虽然已经具备，但官吏有时因循敷衍，不知道怎样奉行皇帝的明诏。程侯处在小州，却能把学校放在首位，难道不是贤能吗？然而求学的道理很容易明白，人却没有谁能做到，是因为没有得到根本。孟子说：“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人没有谁没有父母，知道侍奉父母；没有谁没有兄长，知道顺从兄长，那么仁义的实质已经先得到了。文章、诵读、讲说，都只是末流。程侯如果确实能够顺着人的本性加以引导，又告诉他们先后次序，再反复申明天子的劝勉之法，那么仰慕求学的人应当会有许多成为人才；百姓即使有争斗之心，又怎么敢任意争斗呢？如此说来，程侯兴办学校，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筠州新昌县瑞芝亭记》　黄庭坚 晋陵人邵君叶任新昌县令，处理政务三个月，五色灵芝十二株生长在便坐的屋中。官吏百姓前来观看，无不变了脸色，彼此说道：“我们的县令大概将有善政来使百姓获福吧？山川鬼神也知道这件事了！不然，这种不曾播种却开花、不生根却长成的东西，不是人力所能招致而自行出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共同把这间屋子向四面扩展，改建成亭，命名为“瑞芝”。他们奔走前来拜谒，请豫章黄庭坚作文记载。黄庭坚说：“我考察《神农草木经》，青芝生长在泰山，赤芝生长在衡山，黄芝生长在嵩山，白芝生长在华山，黑芝生长在常山；都说长期服食可以使身体轻健、延年益寿而不老。这大概是排列养生药物，并没有说它们是祥瑞世道的符征。又有关于五种芝的传说：赤芝像珊瑚，白芝像截下的脂肪，黑芝像泽漆，青芝像翠鸟羽毛，黄芝像紫金，都光明透彻如坚冰。但世人所称的芝草，不能像这样。所以我曾考察可信的史书，从先秦时代起，还没有称述芝草的记载。到了汉孝武帝厌倦四海富贵，寻求得到神仙长生不死，天下骚动。元封年间，才有九茎连叶的芝草生长在甘泉殿斋房中，于是大赦天下，作《芝房之歌》。

译汉孝宣帝起于民间，振作精神处理一切政务，所办事情没有过失，但朝廷多次出现祥瑞，他也颇为欣喜，所以又修复汉孝武帝的郊祀制度，以祥瑞来纪年。元康年间，九茎金芝又生长在函德殿的铜池中。然而这种芝不生在五岳，果真是《神农经》所说的芝吗？我又私下奇怪，汉代既然赞美推重芝草，而两汉循吏的传记中却从没有听说有芝草，为什么呢？难道是他们任职时使百姓各得其所，离任后百姓思念他们的功德；活着时成为朝廷的仪表，死后在社庙享受祭祀，这就是百姓心中的凤凰、麒麟、醴泉、芝草吗？或者，只要使百姓田地里有禾黍，就不必芝草生在门庭；使百姓在伏日和腊日有鸡豚，就不必凤凰麒麟出现郊野；奸猾的官吏不舞弄文书，就不必老虎向北渡河；里胥不追逐骚扰百姓，就不必蝗虫不进入境内。这些实际效果难道不是胜过空洞文章吗？从前黄霸召来上计吏，询问兴化的条目，有只鹖雀从京兆官舍飞来，停在丞相府上，黄霸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神雀，想谋划上奏。京兆尹张敞说：“郡国上计吏私下嘲笑丞相仁厚有余而智略不足，却轻信奇怪之事。恐怕丞相所谓兴化的条目，反而助长欺诈虚伪，败坏风俗。” 天子赞许并采纳了张敞的意见。刘昆任江陵令时，连年发生火灾，刘昆总是面向火灾叩头，常常能够使风向反转、降雨灭火；后来升任弘农太守，驿道上老虎很多，崤山、渑池一带道路不通。刘昆治理三年，老虎背着幼虎渡过黄河，于是朝廷召他入朝任光禄勋。皇帝下诏询问刘昆：“江陵使风向反转、灭火，弘农使老虎向北渡河，你实行了什么德政而招致这些祥瑞？”刘昆回答：“只是偶然罢了。”左右侍从都笑他质朴，皇帝感叹说：“这才是长者的话。”从君子的观点看，张敞的笃实论断、汉光武帝的知人之言，以及建武年间的文章，都不如光禄勋刘昆的质朴。即便如此，新昌的官吏百姓爱戴他们的县令，想借此求福，怎么可以欺骗他们呢？我又曾试着论说：古代传说称，上古有屈轶草能够指示奸佞，有萐莆草可以扇凉厨房，有蓂荚草可以记录历法，有嶰竹生出音律；这些事既然没有经典记载，后世也没有听说再出现，那么世间是否真的有芝草，也还不能确定。邵君家世是儒者，叔伯兄长都凭文学和德行义理在荐绅中显名。邵君又喜爱并努力修养自身，希望把自己列入循吏之列，所以他要振作精神、取得政绩；如果使这异草以祥瑞出现，便借此对百姓施行政务，忧劳恻怛而不倦怠，使百姓竭力耕田，士人尽心求学，那么非同寻常的事物就不会白白响应，他还一定会得到赐金、增加品秩的奖赏，凭儒术显名于朝廷，哪里只是向偏远小县夸耀而已呢？所以我把自己所论述的芝草和循吏的实际意义一并写下，让他们带回去刻石。《江州东林寺藏经记》元丰三年夏四月，提点寺务司上奏说：大相国寺有星罗棋布的院落六十区，有的院落只有几间屋，栋梁相接、屋檐相连，和市井犬牙交错，厨房炊烟相连，一旦发生风灾火灾就难以防备。请把东西两序合并为八区僧舍，其中六区作为律院，两区作为禅坊。皇帝下诏批准，赐给祠部度僧牒二百张，并拨给修建费用。元丰六年秋七月竣工，又赐给两座禅院名称：东院叫慧林，西院叫智海。尚书礼部上奏说：净因院僧人道臻奉诏选举能够住持慧林、智海院的人，如今从四方选得苏州瑞光院僧人宗本、江州东林寺僧人常总。皇帝下诏，由所在官府发给装束费用，允许他们上路时乘驿车。于是常总坚决以年老多病、身处山野为由，不能奉诏赴任。礼部把此事上报，皇帝下诏不要违背他的志愿。常总是天下的大禅师，门下弟子常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当京师空置慧林、智海两院等待选择住持时，禅林弟子都希望自己的老师能够被选中。等到常总不肯出山，僧俗众人都受到震动，彼此谋划说：“我们的老师不愿为西方京师效力，又将要离开东林寺，到穷山中去追随他。凡是能够使常总安心留下的事情，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去做。”于是有能力的人出力，巧于营造的人献工，富有的人捐钱，善于劝说的人劝募；几年之间，建成大屋一千间。它的兴废，自然另有记载。最后，宗公计划建造一座转轮莲华经藏屋，还没有完工，就派他的门徒永邦来求我写记。我看永邦办理藏经之事，材料没有什么困难，调度、防护、墨工等都安排得很妥当，版籍和积存的书多如山，全部经过永邦之手，像数一二那样熟悉；我认为，他一定能够完成总公所筹划的工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问永邦：“单凭用力，外物就会抵拒而不来；单凭用智，外物就会猜疑而不响应；不用智力，外物却归附而无穷无尽，这是什么缘故呢？”永邦说：“莲华藏世界海，并不是人天所能恩泽的地方。老虎在山隘中长啸，震动的风吹迫树木；龙在川中长鸣，大云垂挂天空，好像有人召唤它们，却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我们老师的道理，幽深而昧暗，万物因此聚集起来。”我回答说：“像总公不接受诏命而向西行去，似乎另有深意，却未必真能窥见其中的妙处。然而前来的人纷纷众多，难道都是真正知道它的人吗？你努力吧。”经藏建成后，我将替你写这篇记。元祐六年某月，宗公已经去世，总公在世时的经椟还在寓舍。后来他的门人思度主持其事，当时永邦与后来负责此事的人意见不合，便辞去。过了很久，思度来告诉我：“转轮藏和藏殿如今已有六座，求施主发心十分猛烈，大概将要化为现实了。” 只是办理藏经这件事，永邦有功，而且这是先师留下的手泽。希望完成先师的遗志，把这件事刻在石上记载下来。”黄庭坚说：“当宗公盛年得势时，把蚂蚁洞、蜜蜂房变成百区广厦，是多么容易啊！等到他晚年走到末路，思度建成一座经藏，而本人却来不及看见，又是多么困难啊！这不就是所谓强弩射到末端，连鲁国的薄绢也穿不透；行走百里的人，走了九十里才算一半吗？还是说，凡是凭创始而拥有的事物，它的成败本来就各有定数？本应在思度这一代完成的事，即使总公也不能创始而占有吗？古代得道的人，经历世事有时超过一百年，却栖身在柴门之下；即使有大施主，也不允许增加一片草盖，因为知道三界一切法、众生一切烦恼，就是道场，坚固的法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吗？”

译南康军开先禅院修造记 庐山开先华藏禅院，是江南李氏中主所建。起初中主十五岁时，先主掌握杨氏国政，镇守金陵，留下中主与宋齐丘共同参预广陵的政事。中主年少好文，没有经世济民的志向，喜欢追求尘世之外的声名，便在五老峰下询问住所，想要脱离官场，在林丘之外作凤鸣般的高士。有个乡野人献出土地，那是山中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中主用万金买下，作为书堂。当时局势多变，没有来得及营建。先主开国后，中主身为世子，渐渐接近富贵，但他对旧日僚属说，自己未尝有一天忘记庐山。后来中主继承国位数年，才把书堂改作僧舍；大概在他富盛之时，倾全国之力来建造，还把乡野人献的地据为己有。因为这是国家的祥瑞，所以取名“开先”，以应验山中道人绍宗所说的“拾取枯松、煮瀑布水”。后来中主任洪都主事，曾在这里从容停留，所以旧日的床榻和画像还保存着。太平兴国二年，又赐名为“开先华藏”。不过主持寺院的僧人多是重德行的老者，到善暹时，才有僧众数百人；这就是所谓“海山横行”的暹道者。从此开先才成为禅林。传到今天，已经是绍宗之后的第十四代，行瑛出现了。在行瑛以前，有些人有道行，却不屑于世俗事务；有些人有才干，却缺少足以感动人的义理，所以他们补救破败、支撑倾颓，只能勉强做到而已，不值得多说。行瑛从东林常总那里得道，他有才器，能够建立事业，任用人力、役使万物，就像把巨石转动在千仞深谷中一样，无不称心如意。他起初苦于痰癖，多次请求离去却未获准，在病坊中卧病三年多，于是决意把寺院彻底更新。只有李氏时代所建的一处佛殿，因为高大壮伟、简朴古雅，留下来作为后人的观览；后人建的一处僧堂，也高大深邃而稳固，与佛殿如同兄弟，所以没有毁掉。开先的房屋大约有四百楹，在行瑛这一代建成的占十分之六；工程极其壮丽华美，到九年才告竣。前来住止的僧众和勤劳的旧人，即使有千人宴坐、经行，冬夏也都能得到所需。四方来办事的宾客，即使有数百人，半夜经过寺门，也没有不能满足其所求的。大概庐山开先、栖贤、归宗、圆通四座禅院，供给游人的饭食常常占供养僧人的一半；行瑛又把余下的收入和四方化缘所得，用来兴复旧有、修起废毁。工程能够成功很难，所以落成时，请豫章黄庭坚写记。庭坚说：佛门的法，本来是不积蓄维持生活的资财，靠乞食满足需要，中午接受供养，晚上寄宿林下。因此赵州用防柴来接续禅床，宴坐三十年；药山用三条竹篾束在腹部，一天不劳动便不进食。如今毁掉平民百家的产业来建成一座房屋，夺取农夫十个人的饭食来供养一个僧人，不是太过分了吗？那些不耕作的人安居享受美食，各处常有数百人，因此才有会昌年间籍没财产、穷极土木妖丽之事；把龙蛇虎豹出没的地方变成金碧辉煌的建筑，因此才有广明年间荡平寺院之事，难道可以不戒惧吗？行瑛说：确实有这种情况。如今法王的真正弟子是世界的主人，佛母净圣共同转动道法的枢纽，泰山降下的云雨，使天下河海的润泽达到千里，何必忧虑魔事呢？虽然如此，广明年间的盗乱、三灾遍及世间，以及一切共同业力的影响，难道只是末法时代比丘的罪过吗？关于会昌年间的诏令，我又有话要辨正。它的内容不过是杀其人、烧其书、毁其居罢了。毗卢遮那的宫殿楼阁充满十方，普遍进入三世，在各种境界中都无分别；那么他们又怎么能毁掉我的居所？有大经卷，数量等同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粒微尘之中；他们又怎么能烧掉我的经书？既无我、无人、无佛、无众生，他们又怎么能杀我的人？虽然如此，精妙庄严的供养确实不是我的事情；我对于开先似乎早有亏负。先生，请勉强替我写下这篇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口〕 我住在这座山上已经十二年，随缘所做的事，到此也就尽了。我将煮东溪的蔬菜，悬挂那张折了脚的木床，等待先生解下衣带，与我一同吃饭。黄庭坚说：这位上人，大概是如来藏中的说客、菩提道场中的游侠吧？想要写记的我，也只能做到这里，于是亲自书写，让人刻在石上。南康军都昌县清隐禅院记 从豫章沿下游出发，略过鄱阳的边界，占据彭蠡上游，距离落星湾，陆行一舍，水行百里，有一处大的聚落，这就是古代的鄡阳，如今是都昌县的县治。这里山势深远，水面辽阔，容易阴天，也容易放晴。登上南山远望，都像李成、范宽得意的山水画。南山对于都昌，大概就像美丽的人，正好处在眉目清秀明朗的地方。山的东面是谢康乐的翻经台，西面是康乐诗中所写的石壁精舍。石壁湾曲折回环，古木怪石，那里又是陶桓公的钓台。野老岩下，山势盘曲折转形成隈隩，土地肥沃，泉水甘美，松竹繁茂。称为清隐寺，是唐泰陵皇帝赐的名字。后来县令陈杲用根据咸通赦书，把寺院改建在南山的南面。从那以后又过了一百多年，经历的兴废很多。主持者不是合适的人，最后甚至没有可供遮蔽风雨、用来进食的地方。熙宁甲寅年，县令王师孟初次请来庐山僧人建隆主持，于是成为南山清隐禅院。乙卯、丙辰年间建隆去世，长老惟湜从庐山来，统筹一切事务，以愿力促成工程，而僧人太琦实际上是他的辅佐。到现在已有八年，宫殿高大建成，凡是用来安置僧众、举行佛事的设施，没有不焕然一新的。松竹欣欣向荣，享受雨露滋润而不受斧斤砍伐。引来高处的泉水供日常使用，各种器械奇巧精致，就像人的血脉在全身周流一样。阴凉的房间、长满苔藓的墙壁，门窗通达；过去蛇类睡卧的庙宇、虎豹安居的地方，没有不加以挖筑、涂刷丹垩，把宽阔的空地整理成种植园蔬的园圃。老年人有休息的地方，壮年人有游憩的地方，欲望少而常常满足，不聚敛俸禄，却能使人腹中充实。我自从对山川有所领会以来，随着饮食在南北奔走二十年，从未不喜爱这座山的美景。因此我赞叹清隐欣赏风月、与自然同归的心意。清隐说：“我和你相同或不同，都交给五湖云水去评说吧。只是这座院子经历艰难才达到今日的安乐，请勉强替我写下记。”清隐出自福清林氏，遍学各方的佛法，最后进入浮山圆鉴法远的门下。浮山是临济宗第七世孙，法力如雷霆；观察他的师父，就可以知道他的弟子了。

译吉州慈恩寺仁寿塔记 吉州东山慈恩寺，是治平皇帝赐名的。寺中有江南李氏保大年间所刻的石碑，称为龙兴寺。但《高僧传》说，仁寿舍利塔在发蒙寺。寺院三次更改名称，年代都没有留下明确题记。传说：隋文帝尚未显达时，有异人把一捧舍利送给他，说：“用这个为苍生祈福。”说完忽然不见。文帝把舍利拿给僧人昙迁看，安置在堂中。过了几天，舍利屡次出现增减。昙迁说：“我听说法身超越数量，不是世俗智慧所能测量的，这还不能计量。”有尼姑智迁多次放言，人们以为她狂妄而不相信。她暗中对文帝说：“佛法已经沉沦，所有鬼神都向西方；您将要成为天下人的父母。”后来北周失去统治，隋文帝受天命即位，改年号为仁寿，于是下诏把舍利分作三十份，在天下地势高爽的地方建造佛塔。舍利所到之处，都出现祥瑞。三年后，又把余下的舍利分为五十三份，安置在五十三州；各州都选派有道行的僧人，调集工匠到州中，选择吉地建塔。吉州发蒙寺是其中之一。实际奉西京光明道场僧人慧最之命，掘地八尺，在豫章木板和古瓦砖中发现一只银瓶，里面有舍利。观看的人都震动不已。唐天祐年间，一夜雷雨，天色极其昏暗；第二天察看时，佛塔向左旋转，几乎转满一尺。原来的地基清楚可见，塔身彼此不相连接覆盖，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灵异祥瑞的传闻流布后，数州都倾力崇奉。自天圣以来，屡次出现光明景象。记载怪异之事的人有时夸大事实，拘泥浅陋的读书人却据此议论，认为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他们认为奇异诡怪之事只是流俗喜欢传播的东西，不能据此认定它真实存在；见闻少而浅薄，又把耳目以外的事情一概裁断，称为不可能。所以说：“夏天的虫不能相信冰霜，醯鸡根本不知道天地。”这样的人哪里值得大方之家评论呢？因此我查考实录，把它遗留给主持塔院的僧人师惠，告诉后来的人。师惠喜欢办事，又通晓经论，乐意把我的这些话刻在金石上。莲社图记　　　　　　　　　　李冲元 龙眠李伯时替我绘制《莲社十八贤追写当时事》。考察十八贤的行状：僧人慧远起初是儒生，因听道安讲《般若经》而豁然大悟，于是和弟弟慧持一起弃儒出家。太元年间来到庐山，当时僧人慧永先住在香谷，慧远想在此山驻锡。有一天夜里山神托梦，向他叩首，请他留下老师。忽然到了后半夜，雷电大作，天亮时土地已经平坦，木材堆积在地上。江州刺史桓伊上表奏报这一奇异之事，为慧远建寺，这就是东林寺，因而把殿称为神运殿。当时有彭城遗民刘程之、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南阳宗炳、张诠、张野，共六人，都是当时声名很重的人，弃官舍禄来依附慧远。又有僧人道昺、昙常、慧叡、昙诜、道敬、道生、昙顺，共七人。还有梵僧佛驮跋陀罗、邪舍二位尊者，结社相交，号称庐山十八贤。当时陈郡谢灵运自负才华，很少推许别人；等到来到社中，见到慧远，心中喜悦而诚心敬服，于是开池种白莲，请求参加净社。慧远认为他的心意夹杂世俗，拒绝接纳。陶潜当时辞官回到栗里，每次来社中，有时刚到便皱眉离去。慧远喜爱陶潜，想挽留他，却无法做到。道士陆修静住在简寂观，也曾来社中，与慧远相交甚好。慧远自从住在东林，脚从不越过虎溪。有一天送陆道士，忽然走过了溪，两人相互搀扶而笑。又曾派人买酒，把陶渊明引来，所以诗人有诗说：“喜爱陶长官醉醺醺，送陆道士走得慢；买酒过溪一起破戒，那个是什么人，老师竟如此。”又说：“陶令醉得多，招他不来；谢公心意夹杂，来了又走。”这些话说的都是这两件事。这幅图起首画的是入山道路，伴着清流激湍，水道萦回曲折；越过石桥，溪流回转，道路也随之转折；一座石岩之后，又曲折向上；一两座石岩之间，有一方形石池，种着白莲花。石岩旁有石梯通向山上，曲折绵延而去，不知尽头在哪里。画面将尽之处，横着长云，遮蔽树腰和岩顶；山的高低深浅、远近层次，大概都无法完全看见。石池旁有高崖和悬泉，泉水向下积成潭，支流贯入池中，再向下流进大溪，冲击石头激起浪花的，就是虎溪。岩石外面游走而来有两个人：一人登上山岭，只露出半身，是宗炳；一人盘坐床上，凭几挥动拂尘讲说，是道生；一人手持羽扇，目光注视悬挂的猿猴，心思却在专注倾听，是雷次宗。一人合掌坐在床下，是道敬；一人面向另一人而坐，是昙诜；一人手执经卷跪着听讲。在他身后，一个童子伸展一只脚，挠着头，显出听讲疲倦的神情。莲池上方环绕着石台，五个人坐在那里笺释经文、校订义理。石上排列着香炉、笔砚等器具。一人倚石而坐，是刘程之；一人手里展开经轴，倚着石头回头看，是张诠；一人端正坐着，俯身阅读经书，是慧叡；一人转身坐着，拱手侧视、沉思不语，是慧持；一人手持如意指着经文，是慧永。一人捧着经书箱，身后站着一个手持如意的童子。又有一个童子跪着掌管火，拿铁器对着炉子吹火。一人俯在炉边正在烹煮，手捧茶盘站着。旁边有一块石头，放着茶具。又有一座岩洞中供着文殊菩萨金像，像下环坐着三个人正在做佛事。一人手执香炉，跪着唱诵梵呗，是昙常；一人坐着举拳，是道昺；一人手执经卷坐着，是周续之。溪边并坐着两个人，都是梵僧。一人袒露肩膀，手持短锡杖，是跋陀罗；一人举着如意，扶膝而坐，是邪舍。

译一个童子卷着头发、长着胡人面孔，手持羽扇，站在他身后。一人露着头顶、袒着肚子，仰头观看悬泉，坐着洗脚，是张野；童子拿着毛巾站在他旁边。又有一人蹲着汲水。石桥旁边，峭壁高高突起，前面有一个僧人和一个道士相互拉扯而笑，这是慧远送陆道士越过虎溪的情景。一人相貌古怪、目光威猛，手拿胆瓶站着，是捕蛇翁；童子背着杖，退后站立侍候。一人乘坐蓝色轿子，是陶渊明返回家中；渊明有脚病，曾经用竹篮做轿子，由他的儿子和门生抬着。前面一人像是想休息却不能，后面的人像是甘愿负担而不觉疲倦，大概就是门生和他的儿子。童子背着酒瓢跟随其后。一人手持贝叶经，骑马正走来，是谢灵运；旁边一人拿着曲柄笠，童子背着书箱骑马走在前面。总共画人物三十八人、马一匹、猿一只、鹿一只，器物、草木就不再逐一计算。人物神情洒脱，泉石秀润，把千年前的情景追绘在笔下，仿佛把群贤画在掌中。打开画卷，恍惚间好像正在同他们接触。那个挥尘谈论的人，仿佛要口若悬河、纵情辩说而不停；默默听讲的人，仿佛要屏住呼吸；专心审察社中情意、幽深沉思的人，仿佛要探究深奥、体味深远，叩开玄妙关门，进入心灵深处，在恍惚的境界中遨游。唱诵梵呗的人，仿佛正要转动喉舌，发出云雷般的声响和潮海般的声音。行走往来的人，仿佛乘风高举、远行天际。坐在水边的人，仿佛骑着鲸鱼即将离去。相互执手而笑的人，仿佛笑得前仰后合，连衣冠都要散乱了。这大概是因为心与手相互呼应，笔与精神相互会合，妙处超出意料，所以能够使顾恺之、陆探微的童仆，张僧繇、吴道子的技艺都成为奴隶。若不是跨越千年而独步的顾陆张吴，就不足以表现伯时的才华；若不是伯时，也不足以描绘十八贤的情趣。这难道不是对泉石入骨、对烟霞成了痼疾吗？因为气味相投，所以描摹得精妙，好像他们同时生活在一起。伯时是我的堂兄，实际上也是我在山林中的知心好友。这幅图共用三十八天画成。我得到它后，游览、居住、睡眠、饮食都在画下。客人来观看，有的还不知道莲社的事情，因此我把它记在画后，观看的人自然会明白。图完成于元丰庚申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二年辛酉年正月二十六日，龙眠李冲元元中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人〕 仰山庙记　　　　　　　　　　张商英 仰山在州城南面六十里处。两位神都姓萧。长子名大分，幼子名隆。最初庙在山中的獭潭，后来迁到堵田。唐咸通年间，封号和品秩相当于文昌郎。南唐时，大分封为威烈王，隆封为灵显公。本朝大中祥符二年，改封王为灵济，公为明显。我考察遗留下来的图籍，又访问当地老人。过去有个叫徐璠的人，是宜春浦村人。他从维扬返回时，船停在彭蠡，有两个姓萧的年轻人搭船同行。顺风扬帆，一夜之间到了袁州。两人回头对徐璠说：“我们的家在仰山脚下、石桥右边，你想要下雨还是放晴呢？”徐璠明白他们是神，叩头诉说：“我没有田地可以耕种，雨晴并不是急需。”不久山洪暴发，把高处夷平、低处淤积成地，变成五顷田；今天浦村西面的徐田就是那里。唐武宗、宣宗年间，佛门中有位叫惠寂的人，隐居在郴州王莽山，继承潙山灵祐的道法。他宴坐时，禅床陷入地下约一尺。山神跪下说：“我的土地浅薄，不足以让大士栖居。”于是袁州南面的仰山成了大师所居之地。会昌元年，惠寂捧着锡杖来到这里，沿着山涧进入。夜里在大树下休息，安然地打了个盹。有两个穿白衣的人走来，说：“深山险峻偏僻，师父将要到哪里去？” 惠寂说：“我想在这里选择地方建一座庵。”白衣人说：“我是山神，愿意把这座山施给师父。”惠寂说：“你如果能够生起欢喜心、广大心和没有障碍分别的心，我就接受你的布施。”白衣人说：“好。”随即指着集云峰下说：“没有比这里更吉利的庵基了。”住了几个月，山神来告诉他说：“简陋的旅舍占据上游，恐怕会污染饮水和洗漱之水。”于是迁到下游五里处居住。三年四月十三日，山神又来说：“师父清净的同修日益增多，住在咫尺之间，势必不安，请迁到中途，并且把这里作为四方参学者用一顿饭的地方。”这天晚上大风暴雨摧毁树木，天亮时，堵田已经建起了庙。惠寂将要圆寂时，山神哭泣道别说：“佛法的恩德深厚，不知如何报答。”惠寂说：“我的老师潙山在正月八日离世，你若能替我准备斋饭，我的事情就办完了。”于是城中的火神在空中完整说出了这件事，太守拜了两拜答应下来，火灾才熄灭。于是就在那天于庙中设斋供僧，众人席地而坐，神威灵异令人恐惧，没有人能够测知。山神说：“为什么不建僧堂，按照丛林制度敲击楗椎呢？”众人又听从了他。徐▯在金陵时，有两个年轻人来拜见，风姿洒落，谈论高妙。徐▯说：“两位先生是我国的俊秀人才，为什么这么晚才相见呢？”年轻人说：“我们的家在宜春以南三十里，正值春天农事兴盛，乡人宰杀羊猪，腥膻之气很重，所以暂且到这里来躲避。”徐▯对此感到奇异，派人去查找他们，却已经不见踪影。这就是仰山的大略。我听庄周说过，道产生天，产生地，产生神鬼和神帝。冯夷得到它，便能游历大川；肩吾得到它，便能居处大山。既然如此，山川之神都得到了使自己成为神的道，并分别承担天地所授予的职务，所以能够以雷霆、电雹施展威力，以雨雪、雾露施加恩泽，以祥风、和气带来祥和，以疾病、旱灾、久雨施行惩罚。正因为他们得道，所以可以同他们谈论进道之事。像这两位神，已经接近这个境界了。唉！这座山处在南方偏僻的边地，是蛇蟒聚集之处，虎豹猿狐栖息之所，也是魑魅魍魉藏身的洞窟；荆棘丛生，山势陡峭险绝。樵夫牧童望见山崖就返回，马迹车辙与人间道路不相通，不知有几千万年。而两位萧神竟在荒远寂静的山野中遇到惠寂老和尚，喜欢他的风度，乐于听他的言说，不贪恋宫室居处的安适，也不留恋溪山形势的美好，舍弃一切离去，心中没有丝毫吝惜。

译像这两位萧神，已经进于道了。惠寂老和尚回到东山去世，他的事迹只在门徒中流传；门徒不能光大他的事业，后来又遭逢战乱离散，寺院因而废毁。邪巫和老祝假托祸福，蒙骗世俗，神迹也因此消失而不能自明。我一向知道这些事。元祐六年春天，我将要负责江西漕运事务，发现庙令盗取神的禀告来作奸；而佛印禅师了元正好住在仰山，于是我把郡中檄文转给了了元，选择僧人主持庙院。了元来告诉我：“淫祀不能突然革除，是信佛还是信巫？不如一概听从神的祷告，用占卜决定。”神在占卜中表示应当奉佛，于是当地人改变态度，顽固强悍者也调伏了；流油割肉的祭品变成伊蒲塞的斋食，淫歌狂舞变成清越磬声和梵呗之音。了元派弟子正己来请求我写记，于是我叙述事情的始末来示知后人。时为元祐七年九月辛丑日。狄守祠堂记　　　　　　　　　谢薖 抚州在江西，是富裕的州；田地多为上等肥沃之地，又有陂池、河流、水泽的利益，百姓以稻米和鱼为食，安于职业而容易治理。可是年年歉收，道旁饿死的人很多，变卖财产、出卖田宅的人家有十家中的七八家，带着妻子儿女外出做雇工、领取工钱的人家有十家中的三四家。那些轻薄强悍的少年，无不掘坟盗墓，甚至白天在市中杀人，渐渐以无法治理而闻名。太守狄公刚到任时，审理案件，戴着刑具的人互相推挤，拖欠租赋的账目堆积如山。被提拔进见的百姓，都是疲惫、疾病、饥饿、瘦弱的人。狄公叹息说：“百姓困敝到这种地步，怎么可以用苛刻急迫的办法治理呢？”于是减轻在押者的刑罚，宽缓拖欠租赋者的期限。他施政宽和却不松弛，发布的教令简明易行。三年便有了成效。狄公任期届满将要离开州府，父老共同商议建立生祠来安慰对他的思念，大家都说：“好。”后来又商议说：“祠堂容易建成，不过请狄公把它建在州府的便坐，那么出入就有禁限，不能早晚到祠堂下拜祭；若要便于出入并保持严肃洁净，最好没有比僧舍更合适的了。”州中的僧舍有数十处，其中屋宇幽静深邃，没有比景德禅院更合适的。于是富人出钱，工匠出力，不久就告成。落成以后，众人都来请我，希望我写一篇记。人死后用牺尊和太牢祭祀，不如活着时奉上一杯酒、一块肉；死后享受百世的庙食，也不如活着时一天接受祭祀。狄公的旌旗仪仗还没有离开，百姓已经画下他的像来祭祀，这足以成为狄公的荣耀。然而本州百姓对狄公的思念没有穷尽，狄公离去后将在朝廷中显扬名望，难道能忘怀本州吗？希望狄公将来持节再次到来，他深厚的德意和美好的政绩，即使我不够聪敏，也还能够替本州百姓歌颂。狄公是江陵人，是唐代宰相梁公的后裔；他的家族以儒术和吏事显达，狄公能够继承并发扬家业。疏浚泉渠记　　　　　　　　　孙琪 宣和六年春正月，我刚到袁州。不久，民居连续发生三次火灾，而寻找水源十分困难。询问原因，百姓说：“井泉水量不丰，年年遇到旱灾就干涸，只能到江中取水；挑水路远，出售价格又贵，常常因此受苦。”所以在紧急时刻，水不够供汲水的绳桶使用。过去曾筑堰引取仰山之水作为西陂，用来灌溉田地，并把剩余的水引道曲折地送入城中，以备火灾。如今渠道堵塞，陂塘毁坏，田地变成旱地，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我广泛访问老人，没有人知道事情的起始。老吏刘澄拿出天禧三年通守袁延庆所作《疏泉亭记》，其中完整记载了事情的始末。虽然那块石碑已经亡失，但遗迹还可以考察。又查阅法令，知道法令允许每年委派军吏和民夫开挖疏通，以防火灾。由此可知兴废的经过和开浚的方法，记载得如此详细，只是官吏多半苟且敷衍，怠慢法令，不顾百姓疾苦罢了。我怎么敢不努力呢？冬十一月，农事已经停止，于是召宜春尉马缄修治西陂，又召兵马监押赵士勿疏浚渠道。不到十天，已经报告工程成功。支渠分流，水道畅通，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田地不再苦于灌溉不足，居民不再苦于取水困难，紧急时也不再苦于救火。当地人欢呼，高兴地恢复了从前的利益。我于是以百姓的快乐为乐，赞美前人的志向，感慨水渠兴废的过程，并警戒苟且敷衍的习气。大概从唐元和年间到现在，总共已经三次废弃、三次恢复了。谁知道今天的恢复，能不能避免后日淤塞废弃的祸患呢？因此我重新把袁公的记刻在石上，并写下这篇后记，希望将来有体察国事、爱护百姓的人可以据此考察。洪州右狱尽心堂记　　　　　　汪藻 世人称说皋陶掌管刑法，舜的后代封在秦地，据说到春秋时秦国最先灭亡，便把这件事作为使用刑法的警戒。我独自认为并非如此。汉代的于公、袁安、郭躬，因为审决案件而积下阴德，给子孙留下福报，卿相和侯爵连续数代。谁能说皋陶明察诚信，却因为掌管刑法而缺少祭祀呢？大概君子常忧虑恩泽不能施行，或者施行后不能很快惠及万物。若能持法公平，掌握人的生死，不论职位大小，都可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只有刑法最能做到这一点。假使我审理诉讼像召伯一样，断狱像子路一样，怜悯同情像曾子一样，使君子有所依恃、小人有所畏惧，那么即使世世代代获得福报也可以。然而君子难道会先从自己是否获得祸福出发，再议论他人的生死吗？只求内心无愧罢了。我的朋友萧适用，是个胸襟开阔、疏朗快乐、平易近人的人。我起初同他交游，从他的眉宇之间便感受到温厚之气。他每次到府衙休息，总是坐在官署中，让人把案件轻重和审讯结果报告给他；案牍文书不交给属吏草率办理，平反案件、判决疑狱，必定依据实情。所有因触犯法律而受牵连的人，都没有怨恨。我知道他是因为公正用刑而得到福报。后来他铲平废弃的园圃，建起几间房屋，在前面排列美好的屏障，建亭与之相对，于是来请求我写说。我认为按照王制，刑就是使人定型，一经确定便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办理刑狱必须尽心。禹想到天下有人被水淹，就像自己也被淹了一样；稷想到天下有人饥饿，就像自己也饥饿一样。古代君子对于他人，没有不用尽心志的。如今我和你在这里共饮一杯酒，难道也不应想到有人独坐角落悲伤哭泣，使满堂因此不快乐吗？难道不应想到有人受到禁令限制，寒冷却没有衣服穿，饥饿却没有食物吃吗？古代的循吏，很少不因仁爱而成名；酷吏，很少不因刑罚而招来祸患。轻率地把百姓置于死地，任凭自己的喜怒行事，这样离拉弓自射还能有多远呢？所以我写下这些话留给适用，也告诉后来的君子：不要因为舍弃福报而招来祸患，一定要做到内心无愧，然后才可以安乐地享受这座堂。

译石头驿记 从豫章横渡长江向西，有座山高高耸立，伴着江水伸出，叫作石头渚；世人认为这里就是殷洪乔投书的地方。《晋史》和《世说》都称洪乔为豫章太守，他离开郡治那天收到一百多封信，船行到石头时，把信全都投入江中。到如今将近一千年，洪乔的名字和这座山一起流传。石头在其他书中没有见到记载，考察图志，只有唐武德年间曾把豫章以西的境地设置为西昌县，让县令治理此地，大概就是今天的石头。后来读韩退之经过石头驿寄给江西王中丞的诗，才知道自晋以来这里就称石头，到韩愈的时代又知道这里曾经设置过驿站。豫章处在吴楚交通要冲，扼守瓯闽与交广往来的咽喉，所以古今都是刺史的治所。凡是南方人往来我州，以及属州的官吏到大府接受约束的人，肩膀相互摩擦，衣袖彼此相连。石头隔着江、背靠城池，距离州城不到十里；来到这里的人，如果不是因为风浪不合时宜而停留，就是沐浴焚香等待拜见，或者迎接慰劳使客，供官员车马停留周旋。他们的住宿休息和徘徊停驻不可能没有地方，可是驿站的旧基址仅仅还在，长满荒草，成了割草放牧之处，只建有几间房屋，用来更换传递文书的人员而已。大观二年，转运使彭城刘公主持府事的第二年，正值朝廷在当地设置帅司，东南各地废弛的事务都开始兴办。刘公既已把方略交给有关人员，让他们修缮城墙，联结交通要道，增加军队戍守，使这里成为江湖间的形胜之地；又间或利用这些材料，筹划修复旧驿站，拆除旧屋而重新建造，并把韩愈的诗刻在墙壁之间，使后来为兴废之事徘徊感慨的人有所考据。大概工程没有更改农时，征调也没有加到百姓身上，而供行旅居住、饮食安适的设施都已齐备，足以称得上俯仰江山的盛事。刘公名敦，字厚之。” 清江六贤祠记　　　　　　　　胡铨 徽猷阁直学士、致仕的向公回到清江旧日隐居之所，名为芗林。他以粗饭为食、以清水为饮，在田间自在漫步。曾经对佛寺道观的屋宇高耸、彼此相望，而学宫低矮简陋、不能与之匹敌感到奇怪。于是他拿出积存的三百万钱，准备在讲堂上建阁收藏书籍，并且把规模建得宏大，用来影响和劝导求学者。工程尚未完成，他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右承议郎澹，才得以最终完成父亲的志愿，宏大的规划和特殊的体制，使全郡的景观都为之改观。于是兄弟们共同商议说：“本州的人物，如刘氏兄弟，当时还有侍读原甫、舍人贡甫；孔氏兄弟，当时还有舍人经甫、侍郎常甫、郎中毅甫，都是一代伟人。请把他们的画像画在阁中，作为后学的模范，不是很好吗？”教授宋君翔子飞和诸生听说后，认为这件事很好，便共同商议说：“向公建造这座阁，正是依赖名教；同时画向公的像，和六位贤人合在一起，不是更好吗？”大家都说：“好。”绘画工程已经动工后，众人又商议说：“这件事不能没有记文。”于是从千里之外写信给衡阳，请某人作记。删定方君畴、字耕道，也写信催促我。我从前在朝廷任职时，曾蒙受向公的知遇，也曾经在尚书晏公景初、侍郎曾公大猷以及李公似之门下执杖受教。我听二三位前辈谈论，已经很了解向公的为人，何况这又是一件彰显盛德的事，我怎么能以固辞为借口呢？曾子说：“我曾经从老师那里听说过什么叫大勇。这种勇，安闲从容，不显露在言辞和神色上，却能使天下处于磐石般的安定之中。突然遇到事情时，富贵不能使他迷乱，威武不能使他屈服，犀牛老虎不能使他惊恐，乌获不能比他更勇猛，秦成不能比他更有力，圉、荦不能阻挡他，州绰不能与他搏斗，孟贲、夏育不能守住阵势，狄弥不能统率军队。这是凭什么做到的呢？他一定有不依靠权势却能强大、不借助愤怒却有威严、不依靠军队却能取胜的原因。”当司马公奸党碑将要建立时，天下人都不敢说话，唯独向公认为不可以。当刘公器之居于南都、陈公莹中居于南康时，天下人都认为理所当然，唯独向公认为不对。当伪楚君企图夺取天下、暗中拱手观望时，唯独向公扶持正义、挥师斥退，挫败猛虎般的气势，夺走他的威风。这难道不是极其宏大刚强，正如曾子从孔子那里听到的那种大勇吗？天下全都混乱时，只有一个人治理得好；独自修养善道的人处在这种情形，也不妨称为太平。天下全都治理得好时，只有一个地方尚未治理好；承担重任的人处在这种情形，仍然认为没有达到理想。当睦寇在东南兴起时，难道不是天下全都混乱的时候吗？而向公言论严正、行为正直，奋勇而不顾自身安危，可以说已经独自把自己治理好了。当他任持橐之职时，朝廷清明，内至宰相和各位官员若干人，外至部使者和守令若干人，虽然不能说人人贤能，却往往被称为一时的精选人才，这难道不是天下都治理得好的时候吗？可是向公却因为柱史的一句话，竭力请求离职，难道不是因为自己或许还没有治理好，而承担重任的人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因此我曾经说，天下有值得承担的重任，也有不值得承担的重任。道理允许而我努力去做，这是值得承担的重任；道理不允许而我努力去做，这是不值得承担的重任。向公发出一尺长的文书，平定睢阳，事情像受到形势阻隔而不得志于咸阳；传递一寸长的檄文，扼制伪楚，像招呼放跑的猪一样容易，却使忠心不能被柱史相信；折断马鞭便制服强敌，像驱赶群羊一样容易，却使踪迹不能容于群小；凭孤独的忠心维系万乘之国，像胶投入漆中一样牢固，却使官位不能升至三公。大概向公认为可做的，是道理所允许的；认为不可做的，是道理所不允许的。有人说：“你的话似乎有道理，但这座祠堂并不是古制。而且按照礼法，施恩于百姓的，才祭祀；以死勤劳于职事的，才祭祀；以功劳安定国家的，才祭祀；能够抵御大灾的，才祭祀；能够捍卫大患的，才祭祀；不属于这些类别的，不在祭祀的典章之内。如今祭祀向公，难道不是不合礼典吗？”我说：“不是这样。过去本来就有乡先生死后可以在社坛祭祀的说法，又有有道德的人让他教导众人，死后把他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向公就是这样的人。他和刘氏、孔氏兄弟都对名教有功，与乡先生相比，功劳难道不是更多吗？用道德教导人，与乐祖相比，难道不是更高明吗？把他的像立起来祭祀，难道唯独不能同在社坛祭祀、在瞽宗祭祀的人相比吗？能够以功劳安定国家，能够捍卫大灾，向公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

译庐陵县重修先圣庙记 吉州庐陵，古来称为大县。唐贞元年间，户数超过二万，地域有三百多里。到了熙宁、元丰年间，户籍号称七万，直到现在更不止增加了五倍。县衙正处在刺史治所，县令每天两次到衙门办公。退朝以后还要记录、审判将校，没有什么事情不需要处理。事务繁多，容易产生议论，凡事也难以专一办理。又恰逢军务兴起、[疑字：蠭午]交错，百姓刚刚经历创伤疲敝，无法夜以继日地劳作。县令被官府文书埋没，甚至忙得抬不起头来喘气，政事尚且不能办好，哪里有空顾及教化？县中原有先圣庙，每年上丁日举行释菜礼。府中属吏负责执事，催促得像执行命令一样，礼毕便停止。看看庙中的塑像，几乎只是偶然堆成的土木偶像。设置官职，难道本来就是这样的吗？如今县令年长于政事，像古代精干的县令一样，治理政务以勤勉、刚强、干练、严密为根本。过去那些凶狡的吏员都被束缚起来，不能施展手脚。不到一个月，烦琐的议论渐渐传来，他便笑着说：『他们人多我人少，我只知道推行自己的政令罢了。』于是更加彻底地清理整顿，把公家的事情办理完毕，无论大小都处理得严整分明。他抚恤鳏夫，赈济饥民，还认为做得不够，便长叹着把学校彻底整修一新。庙庭中凡是房屋不能遮挡风雨的，都由我来雕饰修整。塑像和图像高大巍峨，突兀挺立，光彩相互映照于此。庐陵的学校，足以要求士人修养自己、求取将来。贾生说过：『移风易俗，使天下人改变心意而归向正道，这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 他的这句话确实很有意味。所谓庸俗官吏，不过是说案件审成却不能得到实情，刀具箱笼不按次序归置在骨骸旁，[疑字：箕敛口率]不能按时征收，[疑字：遮迣干掫]不能符合规程；这些正是我急切要做的事。劝勉学习、培养士人，是二千石官员的职责，和县令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便说可以不办学校。不办学校也没有妨害，那么苟且从事也就可以了。唉，这大概是不知道教育是施政的根源。培养好根源，枝末自然得到治理；征收俗税、惩办聚敛，都是末节。百姓的本性并非原本邪恶，那些强横有力、粗鄙凶悍的人成为盗贼，难道只是百姓的罪过吗？这是因为长官没有劝勉他们学习。父母官作为百姓的父母，却不知道劝学，等到百姓廉耻心少了，一旦掉进法网，便突然用刑法绳墨严厉惩罚他们，这可以说是极不仁慈了。若真能尊崇老师、敬重贤者，使百姓懂得正道，他们有了羞耻心，就可以使他们不打官司；他们懂得自爱，就可以使他们即使划地为界也不越入；他们懂得爱戴长官，就可以使赋税不用催逼也能办完。我没有贪欲而百姓便兴起廉洁之风，那么即使给予奖赏，也可以使他们不偷窃。这样一来，前面所说的审案、刀具箱笼、征收口率、箕敛、遮迣、干掫等事，即使暂且搁置也可以。反过来，即使每天鞭打百姓以求治理，也是不可能的。郡守李公锐意培养士人，得到梅池万锷来担任老师；县令听见他挥动戒尺、击鼓施教，也相应和应，光彩彼此辉映，文采彼此彰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在集市和田野间，常常可以听到樵夫谈论王道。这样看来，使百姓改变心意而归向正道，并不在于庸俗官吏。万锷是我的同年进士，我赞赏他的用意不苟且，便嘱托我为此事作记。我书写贾生的话来告诫他。绍兴六年十一月吉日朔日记。颜范祠堂记　　　　　　　　　王十朋 圣贤有出生不在同一时代，却有能够同时受到祭祀的。勾龙和弃一同祭祀于坛上，作为社稷之神的辅佐；周公和孔子一同祭祀于学校，作为先圣、先师；颜子和孟子一同配享于文宣王庙。功业相同、道义相同，并不一定生在同一时代。唐代颜文忠公和本朝范文正公，难道是时代不同而道义相同的人吗？忠孝的本性，仁义的学问，文武兼备的才能，面色严正地立于朝廷，遇到危难便献出生命，刚毅不可改变的大节，都应当在史书上特别郑重地记载，仿佛出自同一个人。假使两人互换处境，范公一定能够舍身赴难，如严霜烈日一样令人敬畏而仰望；颜公一定能够震破西方贼寇的胆气，使他们畏服称臣，成为《庆历颂》中所说的防卨。两人又都因为坚持直道而不被容纳，出任饶州太守，遗爱留在百姓之中。直到今天，饶州人谈到贤能的太守，必定把二公列为首位，按时祭祀而从未断绝。隆兴甲申年秋七月，我初到郡中，访问二公的画像，发现有的低处安置在老氏宫观中，有的杂处在九贤堂里，庙宇的形制与二公不相称，祭祀之事也不合典制，这是一个缺憾。郡圃中有一座堂，名叫庆朔堂，是文正公所建，于是就借此堂来祭祀二公。堂的右边有一间空屋，便命工匠修葺，塑造二尊像，合为一祠，并按照时代先后分置左右。随后把二人的传记写在墙上。十一月丙寅日，我率同僚前往祭祀，记下这些。重修安福县学记　　　　　　　王庭珪 绍兴十年冬十一月，开封人向侯子贲出任安福县令。他到任后思考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深怕自己不能胜任。刚开始便到县学拜谒先圣，只见先圣宫四面墙壁，没有旁屋供人上下；宫外原有的地基很大，却全是颓墙坏瓦。此前军队屡次兴起，有司以军务兴办为由责成官吏办理事务，把学校看作迂远而与治理无关的事情，这样已经十多年了。侯于是召集诸生，对他们说：『郡县一天也不能没有学校，这件事同国家有联系。』太平兴盛之时，礼乐教化所需的一切设施都具备，用来迁移、熏陶、磨炼百姓，使风俗淳厚，使他们孝顺父母、忠于君主；又借乡射、乡饮酒礼使人懂得尊卑长幼的次序，用来堵塞奸邪争斗的门径、遏制祸乱的根源，靠的就是这些设施罢了。不幸的是，这些设施在兵火中残毁，有司又认为事情不紧要，于是把它们废弃了；教化风俗将要败坏，人材将要衰落鄙陋，难道可以任其废弃吗？县丞赵君洪听说后便赞助此事，诸生退下后也很高兴，彼此拿出私钱，丈量外墙地基，增筑地基；推选有学问和品行的儒者六人，负责督管兴建。过去韩侯邦光也想规划修建，只是还未动工便离任了。等到向侯到来，他治理县务连米盐小事都顾不上，却首先用心于学校，担心学校再次废坠。到了第二年，学校建成，庙中塑像焕然一新，重设门楼并环绕墙垣；堂屋、厢房、厨房、粮仓，以及收藏经籍祭器的地方、师儒居住的房舍，全都庄严华美、雄伟雅正，在当时首屈一指。八月上丁日，县里的士人全都聚集，进献祭品，诵读赞礼，仪式十分肃穆。向侯知道士人可以奋发兴起于学习，便嘱托本县人王庭珪作记。庭珪于是得以考察学校兴废的情况，以说明向侯的用心，并写道：『周朝衰微，党庠序的教育停止；孔子没有很高的官位，于是立言以传于后世，书成之后，乱臣贼子都感到恐惧。后世拥有国家、家族的人，遵循他的道路就能治理，不遵循就会混乱。鲁国没有废弃周礼，君子认为国家尚不可动摇。秦朝焚烧《诗》《书》，楚人不久也焚烧了自己的宫室。汉朝兴起时，公卿大臣多出身屠户商贩，叔孙通和鲁地诸生制定汉朝礼仪，虽然事情很简略，却还足以压制那些拔剑击柱的气势。此后春秋两季的飨礼、射礼都无处举行，郡国的老儒生只用朴木、瓠叶在私人家中行礼，县令反而率领属吏前去观看，多么鄙陋啊！整个汉代，士人虽通晓经书，却不以学校为根本；到了汉朝衰败时，王氏的小儿竟在谈笑之间窃取了国家。东汉建学校盛极一时，士人有三万人以名节相互推重；即使奸雄崛起、横行天下，仍然肃然畏惧他们，这是为什么呢？』

译我又曾见唐代公卿大臣向贼寇失去气节，而六馆的士人唯独不受污辱。由此可见，士人经过学校逐渐熏陶而成，其风气就是这样。世上做官吏的人，有时不足以懂得这一点，唯独向侯把它看作急务。他治理县邑一年，刑罚清明，诉讼简少，百姓服从他的教化。将来可以看到礼义推行，先王的风俗形成；士人都光明秀杰，足以在世上有所作为，有的入朝廷任职，位至将相，成为当时的伟人。即使没有得到任用，也应当磨炼名节，受到鼓舞振作，以便在后世留下自己的名声。这就是向侯对士人的期望；后来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应当知道一切都是从教育开始的。靖共堂记 安福县西南一带地域最为广大，有高山深谷，荒僻阴翳，险峻隔绝，往往通向宜春、长沙两郡的边界；宿日的盗贼和奸人藏匿其中，历任县令都以此为患。绍兴十四年四月，南岭潘家峒的贼人突然出兵侵犯永新，杀死巡检，势力于是扩大。朝廷下发铜兽符，命御前统制吴侯锡讨伐他们。叛乱者十分恐惧，便用诡诈计谋请求投降。当时吴兴人钱侯杰治理县邑的第二年，政令宽和，百姓和睦，境内十分安定。他正在修治燕居之堂，接见士人百姓，询问民间疾苦，因而完全了解了贼人的根基和出入道路。这些人持兵作乱而没有被讨伐，已经十六年了，袁州、衡州、湘湖都受到他们的祸害。过去派遣偏将率领孤军，击鼓进入别州，兵势彼此不能支援；贼人不是向西逃入山中，就是向南逃入湖区，或者暗中勾结大姓土豪，张扬声势、威胁官兵，使官兵解除围困而离去。郡县只庆幸没有出事，就像饲养虎狼一样，不敢触犯他们的心意。吴侯了解了实情，完全破坏了他们的机谋；下檄命各郡军队依托险要堵截他们的奔逃冲击，亲自率领精兵进攻。贼人仓皇急迫，士气衰竭，不能交战，还未列阵便已经失败。大姓土豪缩着脖子害怕获罪，各自绑着他们的同党前来。幸亏钱侯和县尉任君诏从小路运送军粮，也分别擒获、斩杀了一些贼人。于是贼人没有留下活口，取得他们的首领和证据都齐备了，便把首领肢解示众。那些受到威胁而被污蔑的人，编入保伍，让他们拿着农具做良民，没有一个人敢喧叫争闹。凭吴侯的智慧和勇武，名声闻于天下，遇到大的祸患总能战胜并平定它。这种草野间的顽强盗患，本来似乎不值得记载；但如果能够在万里之外鏖战，却像从枕席上调动军队一样轻松，这必定是取胜的策略。至于深林险阻之地，想交战却无法接战，若不是善于用兵的人出奇制胜，就不能驱使他们出来决战。不然，为什么这些人盘踞峒穴十六年，出没于数郡之间，而官军始终不能擒取呢？数郡百姓得以免于战乱，功劳重大、事情特别，实在是从我邦开始的。吴侯班师那天，堂舍恰好落成，可以在那里检阅军队、陈设宴席。于是钱侯在堂中宴请吴侯，吴侯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反而称赞县令尽到了职守，使军队没有耽搁一天便破灭贼患。钱侯不以本县鄙陋为意，尽力办理职责以内的事情，军需没有短缺，财物没有横征暴敛，又除去了这个大祸害，百姓实在感激他的恩德。有位宾客、吉州人李君尚义在堂柱上题写『靖共』二字，大概取自《诗经》中的『恪守你的职位，喜爱正直』。在座宾客都想记载这件事，便把文章托付给卢溪王某。我因在宴请士人的日子庆祝堂舍落成，所以叙述贼患兴起和覆灭的始末，把文章刻在堂上，使后来继任治理的人都能安守职位，使凶狡之徒不敢再滋生。西峰寺重修三秀亭记 亭子始建于元丰六年，豫章人黄鲁直当时任前任太守。寿春魏侯记载一时的事情，将它命名为『三秀亭』，用来标志祥瑞之物。建炎年间，官兵轮流在这里戍守，亭子于是被埋没废弃。此后，哪一位二千石长官不想恢复前代贤人的遗迹呢？但往往只是叹息遗憾而离去，确实是因为有些事情来不及办理。元丰七十六年以后，即绍兴二十八年，秋季天子把铜兽符授予鄱阳人魏安行，命他来镇守庐陵。他到任后兴办废弛、补救废弃，修建学校，增加供养的弟子员，文才礼学之士一时兴盛。积压的案件和诉讼，一遇处理便立即剖析；把强横顽梗之人整治得如同耕耘锄治，化为善良之人。深山长谷中积存数十年而未曾讨伐的宿盗，也全都捆绑押到他的部下。境内于是安宁。当时正为旱灾忧虑，甘雨接连降下，郡中百姓大为欢喜。人们说，这几种事情难道不是太平时代的嘉瑞吗？灵芝也不能独自专美于前代了。政务既然有了许多空闲，第二年春天，他才带着宾客游览西峰，寻找三秀亭的遗址。遗址在苍松翠竹之间，山林幽深偏远。他又在颓墙下面找到旧碑，碑上的字迹还像新刻的一样。魏侯读后高兴地说：『我家族谱牒记载，鄱阳魏氏和寿春魏氏同出于婺源，这才知道以前三秀亭的主人是我的同宗。』 难道不可以依照旧址把它修建一新吗？事物应当兴起时，一定会遇到相应的机缘，绝不是偶然的。比如岘山亭如果没有遇到羊叔子，兰亭没有王逸少，那么鄱阳的风景就会和从事中郎一同湮没无闻，山阴的清流茂林也不会被著录看见。亭子建成后，游览观赏的人纷纷聚集。两位魏侯的姓名应当同这座山一起流传，不能不记。亭子复兴的年月，是绍兴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

译凤林桥记 安成古代曾为郡，处在吴、楚之间，虽然不是交通要地，但山川城郭壮伟宏大，还保留着旧郡的遗风。它西部地域最为遥远，广阔数百里，崖壁陡峭险绝，而江水铿然从峒穴中流出。江流大概发源于这里，在凤林汇合，正当街市交通的要冲，水势更加奔放。旧时有浮桥，年久损坏而没有修治。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官吏曾因军粮运输而力量耗尽，爱护百姓的政事一概不能办理。这并不是不能办，而是形势不允许办。十二年后，歙溪人韩侯邦光开始任安福县令，询问百姓最急迫的疾苦，找到其根源，便加以疏通清理。凡是应当兴办的有利之事，而有司文书没有责成、众人拍手不敢谋划的，他全都亲自承担，唯恐落后。第二年三月，江水暴涨，连同堤岸也被冲蚀。韩侯起初想筑石堤来阻挡湍急凶猛的水势，又开辟堤上的道路，使宽度达到桥的两倍，规模十分宏大。于是张挂图纸，向众人询问，大家都愿意出钱出力；他率领几个人制造了一条船。所用百姓的钱有数十万，而官府不主持收支；所用百姓的劳力，则各种工匠都各自带着工役前来帮助。竹木遮蔽江面顺流而下，人们只看见它们堆积在岸边，却不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哪里取来的。沿街开店而没有货物可卖的人，轮流送来食物饮料，却不告诉姓名。因此，这项大工程和巨大费用究竟有多少，完全无法计算，人们也不知道把它当作劳苦。桥长三百尺，宽十二尺，桥下用二十条船，像鱼贯一样连接漂浮。桥中央建一座亭子，亭子的方形面积与桥宽相同，又增加三分之一；屋檐如鸟翼飞翘，突出江面中央，命名为跨江亭。江南岸在堤上建了一座屋子，用来观赏浮桥的倒影；红色彩绘鲜艳飞动，仿佛要凌空飞入太空，命名为彩虹亭。韩侯开始兴建这项工程，是为了便利百姓，又借此让自己在余暇中寄托游览观赏的兴致。烟雾消散、阳光明亮时，万物都显得娇美；本地士人百姓安然脱离兵火之后，抚摸栏杆徘徊，忘掉过去奔逃、沉溺的忧患，乐于跟随本地长官游览。到了云层裂开、月亮升起，万籁俱寂，雌霓蜿蜒着从水面飞出；水光和天色摇曳，上下相映；加上佛寺宫观从青苍林木的树梢间显现，层层山峦、重重峰岭一再拔高、争奇斗秀。于是溪山自然的景观雄伟瑰丽、格外优胜，因人的经营而显现，终于成为本地绝佳之境；不是早晚在此凭栏游赏的人，不能穷尽它的景致。桥从三月己亥日开始营建，到六月甲辰日完工，共六十六天。唉！官吏掌握权力来兴办工程，不担心工程不能完成，唯独担心名义存在而实际落空，不知道轻重、收散的道理，却旁牵曲引、反复增生弊端。即使百般努力最终成功，百姓也已经困苦了。后人考察韩侯开始营建此桥的方法，倘若桥坏了而重新修建，那么安成百姓还会再次出力，欢快地赶来相助，世世代代享受它的利益。人们之所以乐于这座桥建成并想为它作记，并不只是为了具备观赏的美景而已，所以我把韩侯办事的始末全都写下来作为记载。重修郡城记　　　　　　　　　阮阅 袁州郡城，议论者说是西汉大将军灌婴所筑；但可靠史书没有这件事的实证，因此值得怀疑。考察高祖五年，灌婴击破项籍，渡江平定豫章郡，当时宜春是豫章郡所属的县邑。高祖六年，命令天下郡县修筑城池，想来城池是从这时开始修建的；这一定是深谋远虑、懂得地利的人建成的，不一定是灌婴。后来县升为郡，郡改为州，但城池没有迁移。巨盗黄巢、萧铣祸乱江南，唯独不能进入袁州。马希范据守长沙，侬智高攻破邕管，也都不敢向东窥伺。难道不是因为这座城池有利吗？年代久远以后，城墙和城堞颓坏，护城壕沟淤塞，渐渐不足以凭恃。大概是承平时期武备松弛，即使有时修缮，也不过是增高低处、加厚薄处罢了。靖康初年，下诏修理郡城。建炎改元后，郡升为次要的州级建制，诏令大凡城池都要修得坚固险要。第二年春天，江边盗贼兴起，许多没有城池的州都不能守住。袁州人正为此害怕。徽溪人汪公希旦前来镇守，以沉静稳重安定千里之地，局势安定后，便谨慎奉行诏令，率领治中闾丘公霖和僚属登上旧城墙，察看废弃的城门，感慨地相互说：『不设置险要，凭什么作为郡城？没有暂时的劳苦，就没有长久的安逸；没有一次的费用，就没有百倍的利益。』于是计算工程、估量费用，向朝廷请求发给度牒，又允许劝导有力量的人借资帮助；趁农事间隙，选择吉日，大规模兴建土木工程。各县都一致响应，在山中砍伐木材，在野外烧制砖瓦，招募闲散百姓，编收多余兵卒。虽然限定了工期却不急迫催逼，但工役自然都踊跃参加，鼛鼓声也压不住众人的劳作声。重重山岭、高大的城门巍然耸立，如同云端突起；控制山势，阻扼江流，雄伟冠绝东南，多么壮丽啊！城基周长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宽度不能再增加，便增高五尺，达到二丈。女墙长三千五百步，高五尺，全部改用砖砌。敌楼、战棚五十座，共六百五十间，都是旧城没有而今新建的。修城时，守御所需的弓箭、铠甲、盾牌、旗帜、帷幕、钲鼓，数量都达数万件，全部收藏在库中。守城士卒和民夫，白天服役，夜间警戒；居住有房屋，百般所需没有一样不具备。三月完工，事情没有误期，费用节省而功效加倍。若不是才能力量超出常人，谁能办成呢？袁州作为州，屏障江淮，连接湖湘，土地肥沃而少有饥荒，百姓淳厚而少有盗贼，是南方安乐的地方。这里山势平缓开阔而没有高峻险阻，水流遥远秀美而没有深险，风俗崇尚文教而没有尚武的险恶；只知道努力耕田来获得食物，营造房屋来居住，服从教化，修养礼义。只是平常居处在邻近封疆、相连土地之间，若有盗寇侵扰、诡诈作乱，也不能没有遭受蜂虿般祸患的忧虑。如今外郭城墙已经坚固，奸邪盗贼暗中消灭，即使将来那些在池沼边玩兵弄武的徒众，也应当听到风声便退避逃散了。西北地区流寓千里的士大夫，几乎接踵而来、车马相连，实在是因为有如金城汤池般的险固可以凭恃罢了。这项功劳和恩惠，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我曾见州县营建台榭亭馆，目的只在于迅速招待宾客、准备登临观览而已，尚且要记载它的始末，夸耀无穷。这座城的营建，上是为了奉行明诏，下是为了保护百姓，却没有文字记载，难道可以吗？于是作此记。时为建炎三年三月吉日。

译化城岩记 宜春太守、龙舒人陈元明到任之初，正值萍乡盗贼退败以后，闲暇时巡视郊原，察看城垒，观察地势，感慨地想起韩退之的谢章说：『百姓安定，官吏奉法，乡里无事，这不是古代刺史所说的话吗？消灭盗贼，使流民返回，安抚困顿疲病的百姓，是我的职责。』当时正处于艰难时期，重要的是从容镇定地治理。考察图经，访问父老，看见历代人物兴盛，例如汉代陈重的谦虚，唐代卢肇的奋发远行，郑谷的文采华美；其中接连有人做到公卿，退隐于山林沟壑的，几乎数不胜数。于是又叹道：『山川钟灵毓秀，本来就应当如此吗？』仰山高峻耸立万仞，距郡城南面数十里。近来因旱渴少雨，向神灵祈求便立即应验，只是还没来得及到山中拜谢神恩。郡城西北有一座岩石，名叫化城岩，距江仅约二里；纵览山川，回望城郭，号称胜地。部使者赵粹中说：『此岩与仰山相对，何不试着登上去？』第二天，我们一同来到那里，他回头对我说：『旧传唐代赞皇公曾经居住于此，于是抚摸察看石刻来验证，确实没有错。』东西两轩，以及岩顶和岩旁的两座小亭，原来都没有名称，于是为它们作记。我于是诵读赞皇公《宜春十五赋》中的两首诗，摘取其中的语句说：『倚着幽岩直到傍晚』，所以把西轩命名为倚岩轩；『积聚松杉的翠色雾气』，所以把东轩命名为翠霭轩；『临岩眺望峰岭，白鹭振翅飞翔聚集』，见于赞皇公的赋中，所以把岩旁的亭子命名为振鹭亭。这不只是因为临水可以观赏，也是在想象赞皇公当年的仪容风采如此。岩顶有一座亭子，特意命名为仰山亭，大概是为了表示我们仰慕前人的意思，同时又像拱手作揖一样面对仰山，彼此酬答；即使想推辞这个名称而不接受，也不可能了。赞皇公在武宗朝任宰相时，正逢文宗有意采用训诂注释之学，他奋起排斥，连续被贬为本州长史而不悔，放情于山林泉石之间，并把这些写入文章。他在《赋鹗鹭》中辨析君子与小人，又赞美芳草花木在晚年仍然荣盛，从中足以看出他崇尚清静退隐的风尚。到了他辅佐武宗时，削平泽潞，震慑使三镇服从，凛然与裴度齐名。大中以后，再没有能够继承他的人。唉！古人说山林丘壑和朝廷廊庙不能同时发挥作用，赞皇公却兼有二者；那么后人仰慕赞公，难道只是深深留恋于这岩石之间吗？新城县署记　　　　　　　　　陈孔林 建昌地处江西上游，原本是抚州南城县的治所。太平兴国二年，开始改赐现在的名额，管辖南城、南丰两个大县。地域绵延数百里，主户、客户合计超过四十万。东面控制通往闽、粤的道路，南面正当通往汀州的要道。境内有麻姑山，水泽有旴水。土地灵秀、山川清秀，所以士人君子聪敏而好学，文雅而知礼。至于普通百姓，则不免好打官司、喜欢争斗，租赋不能按时缴纳，盗贼接连发生。在此以前，兼任两县县令的人，天刚亮便处理政务，直到半夜才停止，有时仍然忙不过来，最后因病离任。这难道只是普通百姓的罪过吗？考察周代的制度，大国方圆百里，小国一同。汉代法令规定，万户以上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听父老说，从崇宁到宣和年间，郡守和部使者多次向朝廷陈述此事，想依照唐代武德年间的旧例，分割土地、设置县邑，却屡次被搁置，没有得到答复。皇帝即位第十三年，知军事汪公待举把百姓的事情视为自己的事情，毅然主动承担，分条剖析利害，写得更加详细恳切。于是安抚使李公纲、转运使逢公汝霖和徐公霖联名上奏请求。皇帝哀怜地答应了，命有司划分南城县上五乡，在黎滩镇建立新城县。诏令下达后，郡中选派能干的官吏，准备材料，开始营建；任命右从事郎、南城县丞赵公辅代理县令事务。赵公刚到任时，登进士第，向百姓说明圣明天子恻隐慈爱的深厚心意，大家都相继服从听命，唯恐落后于教令。第二年正月，他奉命赴赣州，主簿兼县丞陈公绍、代理县尉王公辨奉命接续办理此事，协同筹划，政务更加和谐。此前赵公暂住在僧舍，不忍因兴建房舍而劳累百姓。一天，父老私下叹息说：『我们这些小民，尚且有关闭门户的房屋来遮蔽风雨；如今上天幸而赐给我们仁侯，作为我们的父母官，他却在风雨中露宿，我们就不是人了。』于是大家一起奔走，竭尽力量赶办，进山砍伐木材，在山谷运输石料，在窑灶烧制瓦片，络绎不绝地交来材料。不久，正堂、寝室、门、廊、监狱、仓库，以及群吏的房舍和宴饮休息的屋室，无不全部建成；高大明亮、雄伟壮观，足以称为子男爵国君长的居所。五乡百姓因办事来到这里，远远望见县署大门，便进入庭院；抬头仰望堂阶的高峻，肃然起敬，更加畏服，不敢做不合义理的事。唉！谁说这些百姓不能教化，德行不足以感动人呢？《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神灵也慰劳他。』有德之人连神灵都慰劳他，何况百姓呢？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完成它很难，却不如开创头绪尤其困难。这个县的建立，利弊清楚可见，而郡守、部使者陈述此事将近二十年；若不是我们的君主和宰相留心于首要事务，又有赵公专心以恩惠教化、鼓舞百姓，取得他们的民心，那么怎么能够排除荆棘、开创新局呢？还不到几年，县邑便没有屡次空乏，剩余粮食堆积在田间；盗贼不用禁止便自行平息，租赋不用催督便能办完。真像古代的循良官吏，百姓没有察觉他的具体措施，却自然受到教化。孔林以进士身份参加乡试选举，将要赴礼部考试，赵公不认为我见识浅陋，命我作记。孔林按道义不敢推辞，于是叙述事情的始末。至于山川的优胜、城郭关闬的美好，便略去不说；只记载那些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内容，使后人有所考察。德兴县重建社坛记　　　　　　程舟

译县大夫的职务，在古代相当于子、男爵。追溯封建制度开始时，把方圆百里的土地划为万区；后来用茅土封赐土地，以此表明封疆守土。以后土神为社神，以稷神配享。直到郡县制度更替，仍普遍遵循不变的祭祀。因循沿用而礼制更加完备，大都协调一致而没有废替。因此我朝再次告诫主管官员，按时修整社坛，谁敢不敬慎办理？看这座山城，社坛建在溪水之间。有时水流从平原而来，汹涌澎湃，围墙和土埂无法支撑。防稽人桂公鼎来任县令，才干谋略练达，积弊全都整治，政务教化兴盛推行，礼仪仪容全部具备。他刚开始处理政务，便拜谒社坛，看到坛宇毁坏坍塌，便深深地放在心上。不久他说：『县令拥有百姓，也拥有社坛，为什么不尊崇社神来使百姓获福呢？』于是选择日期、估量工程，亲自制定规矩法式，安排工匠、准备役夫，使百姓不受扰乱。所有材料和粮食，都由官府出资。内里筑墙并设置在地基上，外面筑堵墙环绕四野。按坛的等级排列诸神的次序；在旁边开门，使四方之气通达。退下后听事有厅堂，检查祭品有处所，饮食福胙有位置，埋葬祭余有坑穴，浇灌烘晒都按时进行，门锁关闭严密。到了春秋两季祭祀完毕，桂公率领僚属盥洗后进献黍稷、甜酒、牲畜和币帛；祝文一定使用端正的辞语，簠簋豆笾等祭器，物品全都陈列充实。神灵有了安定的居所，百姓更加得到福祉，和气周遍而安乐，年年获得丰收。众人都说：『只有您的德行，才这样盛大啊！』工程实际完成于乾道年间的秋季，值得特别记录下来，以传于永久。王侍郎祠记　　　　　　　　　陈起 建昌在江西，号称佳郡，地域处于闽、粤之间，城小而坚固，巨大的祸患也像苗头一样。传说李敦仁曾经拥兵来到城下，人数不下数万，把我们孤立的城垒看作玩弄婴儿一样容易。城中人奋勇振作士气，摧毁他的攻城器械，时常出动精锐兵力攻击他，贼军全部连夜逃走，因此外郭、城邑和房屋比其他郡保存得完整。绍兴初年，盗贼在石陂聚集，多年没有消灭；郡中增加赏格招募人手讨伐，得到一百多人，号称敢战军。贼平之后无法安置他们，于是把姓名登记入军籍；这些人全是无赖恶少，习惯于抢夺，桀骜难以控制，官吏不敢呵斥。绍兴四年七月朔日，他们与商人发生争斗，把商人殴打得几乎死亡。郡守太傅刘公滂想剪除祸乱的萌芽，稍微用法律约束他们，可惜驾驭方法疏漏，众人更加喧闹，暗中图谋不轨。三天后，竟发生近身突变，城门白天关闭，他们肆意行凶，胁迫厢军和禁军，四处散开，放火杀人，尸体层层枕藉；上天也为此震动哀悼，星星坠落，直到天亮。当时侍郎王公侨居在这个地方，听说叛乱后叹道：『我受到国家深重的恩典，如果有利于社稷，便以生死承担它。』于是亲自冒着箭石，步行到军营门口。不一会儿，指挥使刘净带领二百多人，头戴红巾、身穿绯袍，杂乱地赶来。王公制止他们说：『你们一向号称忠勇，曾经建立功劳，朝廷待你们十分优厚，平时赏赐金帛源源不断；从前狄青任枢密使，近来兰整任殿帅，如今州县掌领军事、担任官职的人，都是对国家有功的，朝廷会按功劳高低任用。你们为什么要为一时的愤怒而快意，抛弃从前的功劳呢？朝廷听说你们叛乱，必定派大军一同进攻；你们坐守一座空城，能够保全自己吗？』这些话激切严厉，刘净等人感动流泪，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将怎么办呢？』王公说：『太傅失于抚恤安存，已经使你们受到残害；不能因循下去而辜负国家。你们如果确实愿意听从我，我将替你们上奏，请求赦免你们的罪。』刘净等人高兴地说：『上天赐王公使我们活命，怎敢不听命！』当即收拢兵众，停止杀戮，没有人敢喧哗。当夜便安抚平定，像刘净这样的队伍将近二十队。第二天早晨，刘净和全城士人百姓坚决请求王公说：『我们仰赖您的警醒开导，按例得以保全性命；但是军队不能没有统领，愿意请您主持。』王公极力推辞却推辞不掉，于是率领军民前往天庆观面向宫阙，山呼谢罪，草拟奏章，读给众人听，听到的人都感动喜悦。只有敢战军一百多人，仍然嗜好作乱不肯改变，心怀反复，谋划侵犯南丰，联结防化山寨，蹂躏宜黄，践踏崇仁，劫掠金溪，会合临川，攻打劫掠江东、西的州县，再转入闽、广；还说：『即使大军前来，也不容易追上我们。我们自行分作六军，推选骁勇者为首领，卷起铠甲、裹好粮食，过几天就要出发了。』 王公听说后，又到军营对他们说：『你们都已经答应接受命令，招安之事也已替你们向朝廷请求了，为什么不等待消息？怎么突然说出这种不祥的话？』六名首领说：『既然侍郎保全了刘净等人，我们又还有什么要求？万一官兵先到、朝廷文书后来，我们就要借侍郎的头来向诸军谢罪。』王公说：『既然我已经用一家人的性命保全你们，难道还吝惜自己的头吗？』众人相信了他，事情于是安定下来。王公又因为建昌距行朝遥远，即使得到回报，动辄也要经过十天半月，于是向江西帅司告急，请求把颁降的旗榜送来招安。可是仓廪已被烧成灰烬，粮食也耗尽了，他们又商议像先前一样长驱出兵。王公公开反复晓谕，众人的情绪才稍稍平息。十五天后，帅司依照王公的建议，派左参谋侯公慤率兵前来。途中遇到神武统制赵庠、统领李升奉命前来，于是平定叛乱，分路进入境内。郡中士卒又谋划把营寨迁到麻姑山，凭险据守。王公坚决挽留他们，保证没有其他忧患，于是派监税马恭、监押赵公讷、进士张屏前往迎接。三人拿着金字牌回来，众人的情绪欢呼起来。只有敢战军中的凶顽之徒不知道改过投降，埋伏在道路旁，拦劫官兵，遇到箭射便溃散。王公担心他们逃逸，打开城门收纳他们，左右合围。贼人的计策穷尽而将死，叛首江青怒目持刀向前，对王公说：『曾经和侍郎约定官兵到来，为什么还没有到？』 他正要挥刀砍来。王公神色不变，慢慢说：『金字牌先到了，军队随后就到，不是我违背约定；如果你要退却，我可以替你拒绝官兵。即使拒绝后仍不退，死也还不晚。』于是他遍行城中，同各位将领交谈，并且说：『城中已经脱下兵甲接受招安了，还为什么要进攻？如果玉石俱焚，难道符合皇上爱惜生命的仁德吗？』他的声音洪亮流畅，诸将肃然倾听，因此稍稍退却。不久先派刘净等人前往参谋侯公那里，第二天把已经招安的叛卒二万多人全部送到军前交割。只有敢战军仍然据守营寨不肯出来。王公估计他们还会再次叛乱，秘密告诉官兵统理丘赟说：『前后几次变乱中残忍好杀的，都是敢战军。野兽到了穷途还会搏斗，应当迅速整顿军队，一路进入营中掩袭，一路占据城垒，以防他们逃逸。』丘赟依照他的话行事，过了很久，营中果然放火杀人，于是引兵进入，将他们全部消灭。幸而还有残余的孽党，官军没有损失一支箭，百姓没有损失丝毫财物，坐收全部功效，不再留下后患。从开始作乱直到城门打开，共十八天。期间他们反复无常，三次想侵犯临川，两次逃往南丰，各有一次据守石陂、麻姑山。有时杀牛祭神，掷筊来占卜；有时把禽鸟装入笼中作为号令，准备大肆屠杀；

译有时束好行装、带足干粮，决定立即出发。顷刻之间，诡诈变化无法预测。王公用威望和信用驾驭他们，每次行动都击中机要，因此能够把他们羁縻在早晚之间，控制权始终在自己手中。起初这些人穿着赤色衣服、披散头发，声势威赫；等见到王公，必定换衣改容，俯伏在庭下。王公也推心置腹地待他们，取得了他们的内心信任。每当遇到危险疑难，他就裹着被子前去会见，住宿在营中。贼人被他的诚意感动，更加严密防守。若不是具有精纯的忠义和勇气，感动神明，怎么能够使正在盛怒中的群凶回心转意，使已经枯朽的骨肉重新获得生机呢？王公出城时，有人怀疑他的行动，参谋侯公便派将校前去查看，营中原来空无一人。到了金溪，再查看时仍和先前一样，这才知道王公的志向在于为百姓办事，虽颠沛流离也没有失去操守。本地百姓承受、拥戴他的恩德，即使把自身性命百倍奉上，也不知道怎样报答。于是把他的功绩写成奏状，向朝廷逐条陈述。后来帅府各司又联名上奏，皇帝听说后感到惊异，便加恩提升他的爵位官秩。诏书下达那天，家家户户都相互庆贺，于是共同绘制王公的画像，建立祠堂，世世代代恭敬奉祀。众人选择军府东面的形胜之地规划建设，太守赵公答应了，这是顺从百姓的意愿。祠堂落成后，父老请求记载此事并刻在石上。我搜集所听所见，摘取事实写下此文。至于铺陈盛大美好的事迹，传播为歌咏，使它流传不朽，就等待博学雅正的君子吧。王公是郑州人，名羲叔，字夏卿，如今任左中大夫，充任右文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封文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以上所记。绍兴甲寅年免除和籴记　　　　　　徐傅 祖宗斟酌前代实行和籴的利弊，间或命令各道在所属地区收籴粮食，用来储备边防粮食，等待平价发放，这一切都是为了百姓。命有关部门察看各地是否适宜，估量百姓的力量，然后向郡县下令；郡县奉命执行，这样百姓便欢欣接受命令，不会有勉强应付、迫不得已的样子。天子的恩惠均匀而广泛地施行，有关部门从体恤国家的道义来说，也没有辜负职责。唉！祖宗以仁爱之心制定垂示后世的法令，这难道就是亿万年不可改变的规制吗？只是袁州山地险隘、土地贫瘠，百姓不能充分发挥力量，习惯相沿而懒惰。往年收成丰足时，除缴纳赋税之外，家中也没有积蓄；一年收成不好，就要仰赖邻郡供食。这里的溪流源头水浅，向东经过分宜县，流出后经过渝川滩碛，滩石鳞次栉比，商船运输不通；到这里买粮的人只能背负或用车载着粮食奔走，仅仅能够缓解早晚的急需。假如邻郡也饥荒匮乏，那么袁州便会断绝炊烟。它西北的两个县，一个叫萍乡，一个叫万载，都因水路阻断，转运道路崎岖，劳力费用尤其大，因此唯独袁州不能实行和籴。皇祐年间，因为万载县的秋苗不能运到郡治，便让它附带输送到筠州；袁州的秋苗和粮仓之粮，便让它附带输送到清江，正是因为袁州水道不便，以此省去转运费用。祖宗筹划民间的利弊，周密而没有遗漏，历代圣君都遵守奉行，不敢违背。即使绍兴甲戌年曾发用常平仓的储粮，己卯年曾筹备收籴万斛粮食，最后也都停止而没有实行。隆兴初年，元军需要调度供给，各项费用都有所防备，江西要收籴一百万石粮食运往丹阳；一时之间，有关官员没有加以讨论，而袁州恰好承担了其中的数额。守臣曾伋害怕失去祖宗当初的本意，便详细陈述袁州不能收籴的情状，逐条列举前后理由写成文牍，上报皇帝，请求先行罢免自己。朝廷嘉奖他，免除了他的罪责。淳熙癸卯年，总司奉命储存管理五十万石籴粮，常平使者又想平均从各地收籴五万石以备赈济借贷；两司的文书接连传来。守臣曹训说：‘袁州的和籴已经多次获准免除，百姓受到这种恩赐也由来已久；一旦开启使百姓受苦的端绪，就是我的罪过。’他所请求的理由恳切，两司最终听从了他。郡中于是立大碑，铭刻天子的仁德，记述使者的恩惠，前后相望，成为袁州人的庆幸。袁州人虽然不能宰杀牲畜、斟酒祭祀，也不能歌舞游乐，只能各家自行欢乐；但十多年来，妇女和孩子都能相互保全，已经没有忧愁、怨恨和叹息的声音，这全是免除和籴的恩赐。绍兴癸丑年，傅奉命代理知州，十分害怕百姓力量不足。第二年，漕使显谟赵公巩以按规定委派收籴的文书下达到袁州。袁州父老便诵说隆兴以来曾伋、曹训两位公所请求免籴的旧例，并把意见报告朝廷。傅回应说：‘漕使严肃持重，很少许可别人；事情如果不合他的心意，他便坚持不改。唯独对于百姓不便、百姓愿望不能实现的事，才会停止执行。我恐怕以后驿站传来消息，事情立即发生变化；这样看来，他与古代的使者相比也没有惭愧之处。我只是尽职为百姓祈求请免而已。’ 难道我们后来反而应当落在曾伋、曹训两位公之后吗？等到把其中不便的情形列举出来报告上去，果然为此改下了命令，而且没有表现出为难的神色。不久，漕使改任观察帅事，恰逢朝廷商议赈济饥民，便委派各道分头收籴。江西承担二十万石，文书命南昌县佐叶国乔督办三万石。我们袁州一向不富足，又正逢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农作物收成不到常年的十分之四。百姓正在忧虑饥荒，听到帅府的文书，聚集议论，脸色都变了。副郡守赵彦真任县令，赵帅虙来询问傅说：‘如今帅府奉天子之命收籴粮食，怎么办？’傅说：‘请一定可以免除。’立即派人摹写碑文和有关事情的文状，快马送到帅府。帅说：‘隆兴、淳熙年间相继免除和籴，石碑刻文还在。袁州人感戴贤使者的恩惠，铭记在肺腑心肝之中，难道只是铭刻在石碑上吗？前些日子我接受天子的任命，袁州人对帅府的恩赐还记忆犹新；袁州人今后对我这个帅臣也未必没有希望，难道忍心抛弃他们吗？’不久，南昌县佐察看百姓力量和地势，认为确实不便，又把文状上报。使者还没有回复，改定收籴的文书就下达了。袁州人举手加额说：‘帅臣爱护百姓，真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想象的。把我们郡数百万生灵的生死，决定在祈求和拒绝之间，这就如同要夺走孩子赖以哺乳的东西，慈母也不忍心这样做。过去贤使者有哺乳养育般的恩德，而如今贤帅臣几乎保全了这项恩赐，帅臣的恩惠超过了从前，难道可以不记载下来以光大前贤的事迹吗？’ 请凿取石碑，把这件事大书特书，使它流传不朽。傅说：‘百姓受到恩赐，我傅某得以逃避责罚，这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百姓歌颂帅臣的德行，而我傅某得以借此寄托姓名，获得永远的声誉，这是我的荣耀。’于是写明前后免除和籴的缘由，说明直到这次所得恩惠的艰难，以及所遭遇的事情并非偶然，并把它刻在石碑上。《萍乡县学记》　　　　　　　　　刘清之

译袁州西南有一个县，叫萍乡。那里山水清秀，是罗霄山、杨岐山孕育出的秀美之气所钟聚之地，出了许多博学的大儒。县里原来有学校，是主簿袁采勤劳经营创办的。淳熙十年，孙逢吉任县令，政绩有声望，才依托原址扩建更新，建成房屋一百楹。礼殿居中，伦堂、经阁、斋舍都十分宏大。士人戴着章甫冠、穿着宽袖衣，在这里学习礼仪、诵读经书，讲习劝勉都有一定的课程；在这里游息，在这里睡眠饮食，以调理性情。学长文毅告诉刘清之，请他记述学校落成之事。古代三王阐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在校、序、庠等学校施教；到了孔子，如同钟声初击、磬声终止，使斯文因此发扬光大。他告诫后人要能够思念并努力成为圣人；不思考，就会流于狂妄。所说的思考是什么？就是认识事物、穷究事理，使心正、意诚；根本在于修养自身，由此做到齐家、治国而天下太平。后来者要努力啊，不达到这个境界，不要停止实行。有的人说这目标太高，前辈尚且以为难，末俗之人更会惊骇。回答说：譬如工匠有技巧高低，但规矩法度不能改变；又如射箭，即使力量不足，靶子也仍然张设在那里。看看你们这些学生，居住在城中或乡野，气质习染混杂，幸而能够入学求教。你们所学习的只是辞章，所希望的只是荣华；如果认为做学问只到这种程度，怎么能说是知道方向呢？现在我告诉你们，通达大道有五条，这些道理实在不可轻视。子贡、孟轲已经逝去，周敦颐、二程尚未出现，难道天理就这样断绝了吗？漫长的千年中，善于承接和延续道统的人，难道会没有豪杰吗？完全遵循人伦并不困难，只要选取其中一项节义去实行，依照它做又有什么伤害呢？请打开通向正道的道路。父子之间的美德，有万石君一家父子，也有九卿之家；圣人和贤人，都以清白著称。朋友交往的美德，有梁鸿、孟光，夫妇相敬如宾，不自矜而庄重。君臣相处，始终没有猜疑，其中有诸葛孔明，也有名为椿、名为津的人；即使到了白头，孙氏兄弟仍然友爱和睦。兄弟之情合在一起，就是五种常伦中的一项；根本发自内心，便自然相同，谁会偏偏不能做到呢？如果说圣人迂腐，说大道遥远，为什么不详细考察呢？唉，你们这些学生，应当早晚恭敬戒惧，自我勉励；起初观察身边前贤的事迹，最终归入圣人的门径，只管遵循常道。等到时间久了，行为显著，习惯经过考察，天理明白、义理精纯，能够斟酌增减，权衡尺度掌握在自己手中，应对交往便无所不通。如果有人了解你，应当先衡量自己再进入仕途；不要未曾衡量便贸然进入。否则，即使修养自身，也会惠及朋友同游之人，符合时代的期望。愿孙君及其美好声誉能够流传百世。我过去是州里的百姓，欣喜地诵读他的光辉功烈，特为他写下这篇古雅文章。这一年九月辛未日记。《万载新学记》　　　　　　　　　杨愿 袁州自唐代韩文公韩愈任州官以来，文教风气遍及所属各县，直到今天仍没有泯灭。万载县处在群山之间，风俗淳厚，士人喜好学习，百姓敬畏法令；得到一位贤能的县令，治理政务就很容易了。宋仁宗庆历年间，朝廷下诏州县设立学校，县里开始修建孔子庙，位置在县治以东二百多步。经过长久时间，栋梁屋宇腐朽损坏，甚至不能遮蔽风雨。崇宁年间，朝廷实行舍法选拔人才，于是在通济桥东南建立学校，把废庙的地基改作官舍，让监市征税的人居住。乾道乙酉年，正好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学校便从桥东南迁到古寺，士人才有栖身之处。学校地址到这时已经三次迁移。神灵没有安妥灵位，士人没有地方学习，县中那些依靠学校而成才的优秀百姓，大概很少。淳熙四年，三衢人祝勋任县令，治理这个县；到任第二年，政务通达、百姓和睦，各项废弛事务都兴办起来。有一天他入学行释菜礼，事情办完后叹息说：‘佛教的法门，是我们儒者不应该从事的，如今却借用它的屋舍，可以吗？’通判赵侯帅侠、主簿江侯琪赞同并协助他的意见，于是察看旧孔庙并加以改建，又把监税官舍迁往别处。这是尊崇我们的儒道、激励士气、顺应民情的做法。于是县里的贤能父老为子弟有了教育而高兴，不吝惜自己的力量，愿意捐出家财来承担费用；捐钱按缗计算有二千，出工按日计算有一万多。工程于四月辛卯日开始，七月丁亥日完工。祭祀享礼有专门的宫室，讲习劝勉有专门的场所，退下后学习有斋舍；厨房、浴室、厕所、仓库和廪舍，没有一处不严整洁净，并且屈尊延请乡里年长有德的人来担任师资。从此手执经书前来求学的人源源不断。这样以后，祝侯才知道县中百姓可以共同向善，也为自己的政绩成功而高兴，于是写信给杨愿，请他写文章作记。杨愿私下观察如今做县令的人，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常常只担心财赋不能按期征足、狱讼不能公平、属吏的功绩不能符合考核期限罢了；至于学校的事情，却说是可以缓办而不紧要。恭敬地想，主上励精图治，综合考核名实；至于教育人才，从未不放在圣心之中。丁酉年，皇帝亲临太学，使众多士人受到恩宠光荣。又过一年，皇帝临幸秘书省，遍览四库藏书；君臣和乐，这些都是用来激励学校、装点太平盛世的宏大景象。如今祝侯能够体察皇帝的德意，使庙学焕然一新，可以说是贤能的县令了。过去晋代范宁任余杭县令，兴办学校教育，士人都尊奉他；史官认为，东晋中兴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范宁。唐代郡县范围广大，却没有听说再有范宁这样的人出现；只有衡山得到一位陆姓县令，杜甫便作诗篇称赞铺陈，极力赞美，以为首倡，弘扬大义。所以这样的事情很少见，并不常有。从晋、唐以来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听说袁州的士人中，被有关部门征召任用的，万载县最多。将来那些戴高冠、振长缨，登记姓名、委身仕进，成为天子的公卿大夫以及百官中优秀人物的人，都将是今日教育培养的成果。祝侯也将离开这里，在台省中成为仪表，进一步发展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事业。我姑且承受命令，为此写下记文。《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四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