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九

译等到凝视水面，水光荡漾，仿佛天空一般，便解下帽子，抖开衣服，在大洼中洗浴；当时正值暑热、湿气聚积之时。水面只到半崖，时时有小鱼跃出，在清澈的水中跳动；抬头摸着绝壁，看不见阳光，笑声和谈话声互相回响，好像身处大盆之中。我们四人因此快乐得忘了回去。我的弟弟埜告诉我，他初次来游玩时，大概试探着把脚伸进去又退回来，反复四五次，毛发直竖，心里有所戒备。▯道又说，下面还有一个小洼，深得可以没过脖子，但他没有下去，猜想或许有神物居住其中，这就无法知道了。我认为这泉水出现已经很久了，有灌注流动的便利，却不必费机械抽引之劳，只是被岩谷遮蔽潜伏，被草莽阻挡掩盖，又成为蛇虫鱼鸟牛马聚集凭依、饮水践踏的地方，所以经过的人应当都会挥手而不顾。可是有人筑堰阻挡它，遏制压抑，使它不能实现安稳流淌、向前奔流的志向，于是委屈潜伏，屡屡转折，把踪迹隐藏在幽远寂静的水边，直到发出悲哀的鸣声和愤怒的吼声，漂流撞击沙石，却不能自行停止，这也实在可悲。古人不是有把洼地当作酒尊、用手捧水饮用的说法吗？这泉兼有酒尊的形体，又有洼地的意义，请给它命名为“洼泉”，并且将要在上面修建亭子，使我兄弟每天和宾客在这里游览吟咏，以涤除心中的壅滞，开阔清明的心境，陶冶纯善的性情，恢复本来的自我；差不多可以彼此忘却，达到太古淳朴厚重的境界，岂不是很好吗？我的朋友中有个叫郭约的，正在这个洲的北面学习农事，却从未亲眼见过这眼泉水的踪迹，难道竟然轻忽了近在身边的事物吗？因此写下这篇记告诉他，使他知道这眼泉水的胜景是由于我兄弟才被发现的，而我们四人的游览，也算是这眼泉水的一次幸运相逢吧？北岩祷雨记 北岩在武山礼斗石下最阴冷的地方，洞穴空旷，像一间屋子，有泉水流入其中。它的东、南、西三面都是峭壁，只有向北才可以眺望。相传这是古代陶、皮二位仙人修炼的地方，唐代晓了禅师也曾在这里休息。有人把它称为观音岩，里面有石像和石炉，已经倾斜，不知始建于何时。近年遭逢兵乱，草木遮蔽，豺狼老虎进入其中，人迹很少。国朝洪武二年夏天，一个多月没有下雨，百姓奔走于坛庙之间，甚至到数十里、上百里之外迎接龙湫潭，都没有得到回应。南溪士族中有位萧鹏举，独自为此忧愁怜悯，于是询问父老过去祈雨的故事。有人把北岩的事告诉他，萧君说：“好。”随即斋戒，出外住宿三天，等待神意。六月戊辰日，他准备香和币帛，洁净黍米和甜酒，朝着北岩出发，一边走一边叩拜。进入岩下时，乡民听说此事而来相助的又有数十、上百人。仪式完成后，刚走下岩洞通道，便看见云气从西南方渐渐聚合，雨水几阵洒落，渐渐下过将要抵达庙山时，又有黑云像车盖一样从岩上升起，恰逢疾风把它牵引向西，雨水骤然倾注而下。祈祷的人都俯伏在山下，眉毛头发全被雨水浸湿，衣服头巾淋得透湿，在泥水中不敢离去，从午时一直到申时都没有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十百人〕 第二天，山下田地之间积水交汇，田埂道路漫水，已经无法辨认，禾苗鲜翠挺拔地站立着。丁丑日又下雨，这一年因而获得大丰收。萧君说：“这是仙灵的赐予，不能不报答。”于是八月辛未日，带领众人剪裁纸帛做成金银形状，制作幡幢，又编草做成车舆亭台，演奏鼓乐来报答并助兴。第二天，又凑钱买牲畜和酒，祭赛田神，并借此慰劳奖赏办事的人，大家无不欢欣，喝醉吃饱，感谢神明的恩赐。唯独萧君仍然歉疚，好像不能亲自尽到报答之意。我当时留在馆舍中，看见他报答神灵如此勤恳，更加相信他祈雨时的诚挚。又听说自从萧氏祈祷得到应验后，四境之内凡是前来祈求的，没有不获得降雨的。一个人的地位无论尊卑，事情无论大小，只有至诚才能贯通金石、感通天地。由此看来，凡是承担治理百姓和地方社稷职责的人，却诱导人说这不是自己的责任，难道可以吗？或者不知道尽自己的职责，反而琐琐屑屑地向虚无灵怪之物求媚，那也同样是错误。于是作《北岩祷雨记》。

译武山义塾记 所谓塾，是什么？就是在家中施教的地方。塾前面加“义”字，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在家中的教育推广出去，用来教乡里人的子弟。义塾以“武山”为名，又是什么意思？是为了彰显本乡有声望的人。自从学校制度废弛，师道在上面没有统一的统属，于是有人到处教书，冒犯了自己的身份。学生送交束脩的礼制废止后，弟子在下面没有可以修习的职责，于是有人抛弃礼法，毁坏学业。一亩地大的屋舍、十束干肉的束脩，看起来似乎十分微小而菲薄，但学校兴废、存亡的关键，关系到人心和世间教化，实在重大。因此能不谨慎吗？国家考察古制、尊崇文教，在京城建立国子监和学校来教育京师之人，在外地于郡县设置学校来教育天下人。对于乡社偏远、不能自行到郡县学校求学的人，又为他们划定土地、核定人数，使各社都有教师和学生，以扩大教育。制度可以说极其完备了。然而远近形势不同，公私情况也各有适宜之处。三尺高的儿童突然从乡野间出来，耳目受到惊扰，连东西都分辨不清，而主管官吏急于奉承上级，不选择是否合适，一概把他们赶进规章和管束之中，又进一步加以束缚。于是有些奔走谋生的人，竟压制子弟，烧掉笔砚，改行从事工艺或经商，惶惶然望见学校便害怕离去。朝廷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凡是偏远而在乡里的社学教师，一律罢免，听任百姓自行方便。所谓自行方便，就是他们是否学习，完全听凭自己决定，官府不再用法令约束。这种恩德已经十分厚重了。可是有人没有体察朝廷的本意，竟使深山长谷之中，即使人烟聚集、鸡犬声相闻的地方，也把社学一并停止。以至方圆十里、百里之内，眼睛看不见读书人的青领服饰，耳朵听不到弦歌之声，这难道合乎道理吗？前国子学录萧君子，才智敏捷而志趣高远，从小便游学四方，曾在武山读书；后来进入天朝，洪武四年凭《诗经》考中进士第一名，任太学官，奉命分别教育公侯、卿大夫和士人的优秀子弟。三年后，他的父母已经年老。萧君感慨万分，竭力请求回乡侍奉。诸位公卿贵人怜悯他，他前后三四次上奏，才获准请求。回乡后，本乡子弟过去素来学习萧君的学问，又特别仰慕他从前在太学任教并取得成效，于是相继准备束脩，行弟子礼，天天欢欢喜喜地到他门下求教。萧君拒绝而不能阻止他们，于是大家共同商议结草屋跟随他学习，无论风雨寒暑，始终没有人为他们建造校舍。第二天，乡里的士人萧鹏举听说此事，高兴地说：“这是义举，我不能不带头响应。” 于是就在萧君住所旁边，勘察适合建屋的地方和可以耕种的田地，恰好在汶溪得到若干亩地。立即把这些写入契券，交还给萧君，使那里可以作为教育和供养的土地。第二天，庐陵王伯衢兄弟听说后认为此事很好，又资助山木和谷粟若干，使他们能够帮助完成工程。第二年，工程备办齐全并告成。萧君的学生某等共同为书院举行落成仪式。萧君便把以前在国子监任职时得到的、今翰林承旨宋公所书写的匾额刻好，悬挂起来；又准备了文书，请他的朋友钟举善来请我写记。书塾在武山以西十里，就是所谓的汶溪。这里山色明丽，水色秀美，背靠艮方，面向坤方。房屋共有若干楹，高、深、宽各若干尺。中间是正堂，每月初一、十五带领弟子员举行乡饮礼，也是读法、讲习的地方。正堂旁边用来安置前来求学的人。前面是正门，门外有横道，道路东西两侧题榜“攀桂”。槐、柏、桂、竹、榆、柳之类，都环绕种植、排列四周。始终促成这件事的人，就是萧学文。文丞相画像记　　　　　　　　王祎 右边这幅是宋朝丞相文信国公的画像。文公名天祥，字履善，是吉州庐陵人。二十岁时，在宝祐丙辰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咸淳壬申年，三十六岁，便辞去职务，不再做官。德祐元年，被起用为赣州知州，当时国事已经危急。这年乙亥，他率领义军勤王，到了临安。第二年丙子，被任命为右丞相。这时宋朝已经失去了国家实际控制。又过两年，到戊寅年，文公在潮州被俘，被押往北方，留在燕地四年，最终因不屈服而死。这是至元十九年壬午年。唉！自古以来，臣子秉持忠心、坚守节操，以身殉国的人是有的，但没有比文公更盛大的。看他从容地践行正道，慷慨地赴死守义，即使天地改变，他的志向也不改变；即使金石变动，他的操守反而更加坚定。他把死亡看作归宿，确实不是轻率如此而已。人谁能不死？只是要死得其所，所以虽然死了也不会泯灭。文公的死关系到三纲五常，意义极为重大，可以说是善于处理死亡了。难道不是死得其所吗？唉！宋朝拥有国家时，一向以科举取士；在它强盛时期，因道德、文章和功业而显达荣耀于世的人很多。等到它灭亡时，假如不是有一个像文公这样的人，以忠义大节为宋朝作最后的屏障，那么三百多年培养人才的成效，岂不是终于归于寥寥无几了吗？因此，文公为之而死的事业关系到天下国家，当然尤其重大而不可轻视。这就是所说的“有的死比泰山还重”。我年轻时读文公的《吟啸集》和《北行日历》，详细知道他不屈服的情状。后来又得到他的本传，伏案恭读，对文公的了解更加详细；我没有一次不感动、愤激而振作，合上书卷叹息，认为忠义大节，自近世以来没有像文公这样盛大的。后来到了吴中，又有机会看到文公的遗像，只见他面容严肃冷峻，生气肃然。过去那种感动、愤激、振作和合卷叹息的心情，于是更加深切了。从前欧阳先生记载王彦章的画像，充分表达仰慕之意，并且说王彦章之所以不被遗忘，并不取决于画像是否保存。唉！王彦章固然是死守节操的人，但拿他同文公相比，仍有值得议论之处。假使欧阳先生能够了解文公死守大义的事迹并加以评论编次，那么他的仰慕之情又会怎样呢？唉！画像保存与否，文公是否不朽，虽然并不取决于这幅画像，但在百世之后，拜见文公画像，如果还有人不感动、愤激、叹息并仰慕他，难道还能算是具有人心吗？这幅画像是邓某绘制的，现在收藏在袁泰家中。

译灵谷书院记 灵谷书院在麈湖山中。麈湖是贵溪的名山，高峻幽深，最为奇异优美。它与龙虎山相距十五里。相传过去有人在此山学仙，曾看见群鹿饮湖水；麈是鹿中体形较大的，所以这座山以麈湖得名。由饶岭山坳沿山脚向东登行，有一块大石从中间裂开，分立在两边，山涧弯曲处形成一道门，称为龙磜关。由龙磜关走几十步，向北越过山涧，两岸峭壁直立，从岩壁缝隙中抬头望去，只见青天像一条横着的石梁；白色水流分成两道，从崖底迸落，蜿蜒数仞，像龙的形状，称为青天白龙。由山涧向北再往东走，俯视灵湫；灵湫前面一百多步，有两块石头并立，像刀削一般，称为防剑石。小路曲折，经过石头下面，蜿蜒越过濯缨涧；涧水流到这里，深而清澈，可以洗濯，也可以涉渡。越过这里继续前行，地势渐渐平坦开阔；有一座秀美的山峰从涧南突出，峰下有石室，可以容纳几十人。另取道路涉过山涧才能到达那里，称为得道岩，曾有一位姓祝的仙人在此居住。又向东经过云门，隔着山涧排列的山峰像帷帐；下面有一块石头拔地数十丈，姿态秀美整齐，形状像飞仙。山涧左边群石盘踞，形成一座台，远望飞仙石像是在迎接它，称为迎仙台。到了这里，道路完全阻断，攀登十分劳累，于是折向稍南方，小路从台上出来；不一会儿回头看去，刚才看到的飞仙石已经落在下面了。又向东走，道路更加险峻，风吹泉流更加湍急；有一块大石，约十多人合抱，高约四五丈，险峻地耸立在山涧北面，根基没有依附之处，称为飞来石。从这里开始，长林高树交错繁密，遮天蔽日；走了二三里，又有两面山崖像刀削般直立，瀑布喷涌倾注而下，称为峡口飞泉。稍稍前进便有一道关门，称为云雪之关。进入关内，过桥，称为问津；桥北就是麈湖。湖的东北方筑有堤坝，曲折环绕如弯月，称为驻鹤坛。坛北有房屋，称为 天游庵。由庵的东南方进入桃坪，逆着涧水向西转，涧旁全是桃树，落花映着碧水，水波荡漾，可爱异常，称为桃花屿。又继续向西进入庵中，土地十分肥沃湿润，异草繁茂，称为玉苗坞。由坞向西走一百步，攀援而上有一座翼然高起的亭子；聚集的山崖和重叠的山峰都在脚下，仙都的街市、平坦的田野和远处的水面，错落在烟雾迷蒙、空旷苍茫之间，全都近在眼前，称为一览亭。又向北经过庵后，登上绝顶，远望彭蠡湖，水波荡漾如杯；云林三十六峰像地上的荠菜。自山脚走到这里约十多里，山势也达到最高处了。于是沿原路返回庵前，沿着山涧向东走，向北经过漱芳桥，进入东谷。两座山并列，好像背负屏风；山谷里面却空旷开阔，这就是所谓的灵谷。进入灵谷后远望，只见群峰从旁边环抱，清泉、奇石和古树、长藤相互映衬，遥远得仿佛与尘世隔绝，而书院就在这里。书院是乡里人桂先生建造的。起初，桂氏在本乡是最显著的姓氏；自从司空公在五代时期显达以来，后代常常通过儒科考试，登上仕途，诗书文章的恩泽一代接一代，共有十代，先生于是出生。先生名本，字林伯，继承家学渊源，深思经学，把自己的所得推演发挥，寄托在著述中，用来护卫圣贤之道。他所著有《四书通义》《五经统会》《三极一贯图》《金精鳌极类纂》《道统铭》等书，都能在前代儒者未曾达到之处用力，并凭此自立于不朽之列。因此他在这座山上讲学，知道道义在自己身上已经十分重要，不因世俗爱好而动摇心志，一时之间学者纷纷来跟从他游学，书院就是为此而建的。书院建成于延祐年间，共有房屋三楹，东面是端彝斋，西面是钝斋；讲说、居住以及厨房、浴室等处都设置在这里。自古以来，君子求学，必定居住在深山、幽远、寂静的地方，使纷华盛丽之物无从进入耳目，所以精神能够淡泊，志虑能够专一，并且能够在道义上有所获得。宋代的如皋胡公翼之、平阳孙公明复、奉符石公守道，确实曾共同在泰山读书十年；学业完成后，才出仕于世，他们都是卓越地以圣贤之道自任的人。如今先生居住在这座山中，可以说是实行古人的求学方式；即使终身隐居、不出仕为世所用，他所立的言论也足以继承前代贤哲、流传给后世子孙，在圣贤之道方面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况且麈湖以东有象山，是陆文安公讲学的地方。陆氏之学简明平正、宏大正直，但与新安朱氏并立而趋向不同。先生本来是继承陆氏而兴起的，但他的学问更多取法于朱氏，大概差不多可以会通朱、陆两家的差异而求得共同之处；这种学术的美善，难道不是有据可考吗？唉，九泉之下的古人已经不能复生了！但先生的儿子孟元方尤其努力学习，擅长文章，号称能够继承并彰显家学。自先生去世后，元方和他的门徒仍在这里讲习，朋友之间相互切磋的益处长久不衰，这是多么兴盛啊！元方嘱托我写下书院的始末，所以我为此作记，并一同说明这里山水的优美，使后来求学的人知道书院的由来，如此而已。

译开先寺观瀑布记 庐山南北的瀑布有十多处，唯独开先寺所能看到的最为壮观。开先瀑布有两处：一处叫马尾泉，另一处在马尾泉东面，水从双剑峰、香炉峰之间流出，景色尤其壮观。有人说，瀑布的源头过去没有人探究到底；有人说，水从山顶冲击而下，流入深涧，向西进入康王谷便成为水帘，向东流出香炉峰便成为瀑布。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前后，我约郡守吕侯乘轿走了十多里，到达开先寺。住持僧志一的方丈室尚未建成，便请我坐在茅屋中；我于是去游潄玉亭，随后走到龙潭石峡口。从寺到亭约二百步，从亭到峡口只有几十步。大致从远处看，瀑布从两峰之间流出，仿佛从半空倾泻而下；从近处看，则是两道瀑布向下奔流，汇成重重深潭。潭水流出石峡，便成为溪水，沿着山脚向东流入彭蠡湖。在峡口抬头仰望，只看见水从潭中流出；由于山岩峡谷迂回交错，已经看不见两道瀑布的来处了。峡口的石头上刻着“青玉峡”和“第一山”几个字，每字大二尺，是米芾所书。石壁之间有许多题名，石面干枯，字迹浅淡，起初无法全部辨认；我命随从捧水浇在石上，字迹才显现出来。大体上都是宋室南渡以后的人，其中大多名声不显，能够辨认出来的才十分之二三。因此我感慨：君子只有树立节操、磨砺品行，才能不朽；如果不这样，即使把姓名寄托在岩石上永久保存，也终究没有人认识。又从石壁间读到淳熙年间郡守祈祷求雨、神龙显灵的故事。一公对我说：“每逢春夏交替之际，大雨过后，瀑布水势盛大，潭水突然涨满，积聚的落叶和断枝全都被冲洗荡涤而去，不留在潭中，所以称为‘龙洗潭’。”有些年份发生旱灾，人们来潭中取水，祈祷龙神往往就会得到应验，直到如今仍然如此。我回到亭基上坐下。亭子已经废弃很久，亭下的水池也被石块淤塞了。起初寺僧修筑石槽接通潭水，把水引到寺中供厨房和浴室使用；又凿石修成这个水池，这就是苏长公赋诗的地方。水池直径八九尺，石槽水从潭上流来，注入池中，然后又从池中流回石槽排走；但石槽也已经废弃十五六年了。我命一公修葺它，他推辞说力量和财力都不足。第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刚停，部中又没有事情，我再次约吕侯以及通判罗从道、幕宾徐君弼、姬执中、星子县令葛俊德同游。等到抵达寺中，诸位都先去拜访一公，唯独我径直走到潭下，坐在石头上。瀑布水正在猛烈倾泻，奔腾冲荡，声音像万雷震响，震得人心惊神悸，大腿不停地战栗。不一会儿诸位到了，看见我独自坐在那里，又见我脸色变了，都拍手大笑起来。然而水声轰鸣回荡，连呼喊和笑声也听不见。寺僧说，龙正好洗潭了。此时一公的方丈室已经完工，又制作竹笕接通石槽，把水引过台阶下面，水流清澈迅疾，十分可爱。我命人取水煮新茶。一公说，近来从后岩下找到一洼泉水，用它煮茶，味道比瀑布水好了一倍；试煮后果然如此。傍晚才回来。六月十日，我奉召将要赴京，想到人的进退行止不能预料，万一另有牵累，便再也不能得到这样的清游了。因此我与郡人段谦、曹元一同泛舟经过落星湖，走到约一半路程，便舍舟步行。一公和光应知道我远道而来，出来迎接，于是我与两位僧人携手走到招隐桥，在桥上坐下。桥在寺前五十步，潭水从桥下流过，成为溪水。桥的东、西两侧有松树、杉树、枫树、枸杞，苍翠的色彩相互掩映；从树下望去，鹤鸣峰等山峰高出树梢仅一尺左右，隐约如同画中所见。又从树隙间看见在岩腰砍柴的人，白衣服看起来像粟粒那么大，起初还以为是白石，过了一会儿逐渐移动，才知道是人。桥下流水撞击石头，发出淙淙声，尘世的忧虑和俗念几乎全被荡涤干净了。我久久不能离去，于是到了住持一公那里。他把我所作的诗拿给我看，又拿出《楞伽经》让我诵读；我读完一卷，颇能领悟其中一两点精微玄妙之处。应公戒行清严峻洁，略通书史，年纪将老，不愿再到别处奔走。一公邀请他留下与自己共同居住。郡中战乱之后，已经没有可以同我谈论读书的人，因此我多次与他们往来。一公请我到潭下去看瀑布。那时很久没有下雨，瀑布的水流将要断绝。我指着竹笕中的水说：‘这水不是一样的吗，何必还要去潭下？’当天晚上我住在寺中，半夜大雨骤然降下。到天快亮时我还没有起床，应公敲门告诉我：‘瀑布已经像往常一样流了，何不赶快起来看看？’我欣然披衣起身，倚着栏杆眺望了很久。太阳刚刚升起，红光直照在香炉峰等群峰上，群峰间的紫色云气还没有收尽，光彩景象恍惚迷离，可供玩赏却难以言说。应公于是诵读李太白的《观瀑诗》，又诵读《笑隐题太白观瀑图诗》。我笑着说：‘怎么知道今天没有太白呢？怎么可以说古今之人彼此不能相及呢？’到中午才回来。一公偶尔对我说：‘开先寺旧传是梁昭明太子隐居之处，南唐元宗在登位以前也曾在这里读书，招隐桥就是他所建造的。后来他归来登上尊位，便在这里修建寺院，以“开先”为名。’ 有了岩和尚是真正开创此山寺院的人；宋代以来住持此山的僧人，都是有名望有德行的人。寺前有松树，每株都粗大到几十围，是佛印元禅师亲手种植的。近来南楚越公竟把它们全部砍伐，用来修建寺院，看见的人都为之惋惜。然而如今寺院也成为劫火后的灰烬了，难道不是命数吗？一公住在这里，所希望的是谋求恢复它往日的样子。正逢如今佛法衰微，有志向却未能实现。〔“▯丈室茍完，聊安余息而己”中“▯”字疑为讹误，原文不明〕方丈室如果勉强建成，也只能姑且安顿我的余生罢了。一公还请求我写一段话来记述此事，这正是我的愿望。我答应了他，却还没有来得及写成。

译游白鹿洞记 我到达郡中已经几个月了，很想去白鹿洞，渴望得很。身边的人对我说，以前荆棘堵塞道路，无法前往。近来因为砍伐大树，前往的人多了，道路才开始通行。然而道路上老虎横行，如果想去，不多带随从护卫就不行。因此每次想出发，却又再度停止。正好行省下达符檄，命郡府征取大木；我便带着星子县令和都昌主簿彭能，率领丁夫一同前往。从郡城向北走十五里，到达罗汉寺，道路分成两条：向东进入栖贤谷，向西则到白鹿洞。等到了那里，两山的山势回合，在两山合拢的地方，涧水从中流出。渡过山涧，越过小山岭，岭上有一处缺口，像关门一样。进入关口后，道路沿着涧水北岸前行，依山转到涧水南岸，沿途都是良田。走了约二三里，才到书院遗址，正对着五老峰下。书院焚毁已经十五年，树木从瓦砾间长出，有的粗大到几围。前面有一座石桥，名叫濯缨；它的左边又有一座石桥，名叫枕流。走过枕流桥，便到〔“▯列女庙”中“▯”字疑为讹误，原文不明〕列女庙；登上北冈，冈上有一株生长了六七百年的大杉树。有司如今把它全部砍伐，作为御殿用材。这样一来，书院所保存的就只有这两座桥了。随从指着殿堂、斋舍以及风泉云壑楼的旧址告诉我，位置和遗迹都很清楚；我感慨地想，昔日的建筑规模已经无法看见，只听见山鸟彼此呼唤，声音在空寂的山谷中回荡，余音悠扬，恍惚像弦乐歌唱的声音。有人说，从这里向右转向东南，越过重重山冈，再走二三里，才到所谓白鹿洞。〔“却▯洞后复右折”中“▯”字疑为讹误，原文不明〕从洞后再向右转，登上山岭才能到达，还可以寻找真观，眺望水帘。最终没有去成，在那里徘徊了很久才回来。考察白鹿洞，是唐代李渤读书的地方。南唐升元年间，才在这里设立学校，拨给田地供养学生，这就是所谓的庐山国学。宋朝初年，天下还没有普遍设学，只有四所书院，即睢阳、石鼓、岳麓和白鹿洞。太平兴国二年，皇帝敕令赐给白鹿洞九经，当时求学的人有数百名。到崇宁末年，才全部废止。到了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任郡守，才开辟旧址并加以扩建，又制定学规，告示给求学者。前来求学的人更加多了，白鹿洞的兴盛超过了其他书院。此后历任郡守都遵守既定规制，二百年如同一日。然而如今竟毁坏废弃到这种地步，我也无可奈何。我曾经奇怪，世上学习佛、老之学的人，他们的寺观宫室一旦毁坏，往往立即修复兴建，从不拖延。难道佛、老之学比儒学更能兴盛吗？大概是因为那些门徒有勤勉践行的意愿，具有坚持不懈的操守，能够务必使事情成功。至于世间儒生学习圣人之道，常常委靡不振，不能有所作为，结果圣人之道反而因此被弃置、阻塞而不得发扬。唉，这就是它的弊病，并不是一天之内积累形成的。我对此实在深深叹息。

译自建昌州返回，经过庐山脚下的记文 八月，我从京城返回。九月，因事在郡境内出行。初二，泛舟左蠡，扬澜到都昌县。初四，从都昌驶出彭蠡湖，经过飘摇沙，在芦潭住宿。初五，到达建昌州。初七，返回芦潭。北风刮起，船逆风不能行驶。初八，又到建昌。初九，舍弃舟船改走陆路返回。这天住在德安县。初十，从德安出发，向西北走三十里到庐山脚下，探访汤泉。汤泉在道路南面，距离山脚不到半里，用石砌成的池子有五个。南边的一池水极热，手不能伸进去试探。北边四池的水稍温，人们常常进入其中沐浴，但都有硫黄气味。我过去听说，凡是汤泉下面一定有硫黄，只有骊山下面的是礜。礜是有毒的矿石，《本草》说它性热，放入水中，水便不会结冰；蚕吃了会肥，老鼠吃了会死。又走了几里，经过醉石，观看陶靖节的故居；那里就是栗里，地属星子县。故居已经荒废，只有一块大石横卧在山涧中，石上隐约有一个人躺卧的形状，相传靖节喝醉后就躺在这块石头上。考察史书，靖节担任彭泽县令时，督邮巡视县境，属吏禀告说应当束带整装去拜见他；靖节不肯弯腰屈从，小儿于是辞去官职，写下《归去来辞》回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四日、五日、七日、八日、九日、十日〕 义熙三年，也就是这一年，刘〔“▯”字疑为人名用字讹误，按文意疑指刘裕〕真的杀了刘仲文，将要改易晋朝国运。陶氏世代都是晋朝臣子，按道义不能侍奉两个姓氏的王朝，所以借这个事件作辞官归去的托词。若说他只是因为一点小罪而离职，也说得过去。梁昭明太子说，他以再向异代屈身为耻，终究是合乎他的心意的。难道他会仅仅因为一个督邮就这样愤懑不平吗？靖节回乡以后，更加放纵自己的情怀于饮酒之中；人们只知道他以饮酒为乐，却始终没有谁能看透其中的原因。有人说，醉石南面的群山，就是他诗中所说的“悠然见南山”的南山。醉石旁边的居民多姓陶，说是靖节的后代。又走了几里是简寂观，观也已经不存在了。“简寂”是陆修静的谥号；慧远法师曾在这里结白莲社。同社共有十八人，陶靖节、陆修静都在其中。慧远住在东林寺，在庐山北面；靖节、修静曾去拜访他。东林寺附近有虎溪，慧远曾发誓不过溪；有时过了溪，老虎就会鸣叫。送两人时，不知不觉越过了虎溪，三人都大笑，世人因此相传为“三笑图”。又有人说，慧远死于晋义熙十二年丙辰年，享年八十三岁；修静死于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享年七十二岁。两个丙辰年相隔六十年，由此上推，修静生于义熙四年丁未年；慧远去世时，修静才十岁罢了。到宋元嘉末年，修静才来到庐山；那时慧远去世已经三十多年，靖节去世也已经二十多年了，怎么会有所谓“三笑”呢？有人说：晋代大概有两个修静。自从苏长公作《三笑图赞》，黄太史又把这三个人确定为图中人物，蒲传正、刘巨济、晁无咎之流也都写过相关文章。陈舜俞《庐山记》的说法也与黄太史相同。这件事的是非，原本至今没有定论。又沿山脚向西北走，距离郡治还不到二十里，有归宗寺，在金轮峰下。山势正凝聚耸立，忽然有石峰从山腰间〔“防起”疑为讹误，原文不明〕突起，像一支竖立的笔，高度与山齐平。峰顶有舍利塔，俗称耶舍塔。佛教书籍说：佛灭度后遗留下来的舍利有八万四千颗，散布在人世间；龙宫都用金瓶宝匣收藏，建塔加以安置。东晋时，耶舍尊者从西域带来舍利，是八万四千颗中的一颗。于是就在这里建塔，塔高若干尺，外面用铸铁制成，外层包以石材。山峰陡峭险峻，铁石沉重，凭人力无法搬运，都是运用神通之力运来的，所以民间旧称耶舍塔。耶舍也曾与慧远交往；有一次在白莲社中，他举起如意默默地给慧远看，慧远没有领悟，耶舍便拂衣离去。当时禅学还没有传入中国，而耶舍已经显露出禅机，这件事就是证明。耶舍离开后，径直登上紫霄峰。紫霄峰又在金轮峰东面。寺院相传是王右军的故宅，里面有一池水颜色乌黑，名叫墨池，是王羲之洗笔墨的地方。王羲之曾仰慕张芝，在池边临池学书，池水因此全变黑了；这里就是那件旧迹，难道真是这样吗？如今临川郡城东还有墨池，南丰曾氏为它作记，大概对此深感怀疑，认为王羲之既然不可能被强迫出仕，又曾经远游东方直到大海，以山水来娱悦心意，难道他会在游荡纵情之后，又曾亲自在这里休息吗？我认为，既然那一处墨池都值得怀疑，那么这里就更不值得相信了，不是这样吗？宋元丰年间，真净文禅师住持归宗寺；当时濂溪周先生从南康返回九江养老，黄太史多次写信极力劝周先生与真净文禅师交游，因此周先生屡次到归宗寺来，并结成青松社，仿佛要接续白莲社。又把寺院左边的溪水命名为鸾溪，用来比拟虎溪。这件事被佛教徒传述，世人都说周先生实际上承传了圣贤千年未传的道统，难道他会从佛门之徒那里有所取法，因而愿意与他们频繁交游吗？又有人说濂溪的学问是从寿岩和尚那里接受的，这又是对我们先哲的严重诬蔑。我认为不是这样。大贤君子对于自己的道已经有所领悟，对于外在的形迹却从来不把它当作牵累。何况周先生的高尚情致如同雨后晴朗天气中的清风、雨后初晴时的明月，原本没有凝滞和固执，何必一定要深加辨析呢？到了淳熙年间，应庵华禅师继任归宗寺住持，朱夫子当时任郡守，也曾与他交游。华公是大慧宗杲一系临济宗的嫡传弟子，后来成为归宗寺的法嗣。归宗寺虽然不是大寺，但因为屡次成为名僧居住之所，号称“天下归宗”。如今寺院也废弃了，旧址被树木〔“防蔽”疑为讹误，原文不明〕遮蔽，无法进入。我在鸾溪上徘徊了很久，太阳已经落山，于是又走了几里，住在开先寺。第二天才回来。

译南康六老堂记 彭蠡湖上有一座巍然拔起、凝然止住的山，名叫庐山。这就是《禹贡》所说的敷浅原。后世匡俗结庐居住在这里，因此得名庐阜。又有人说，古代有位匡先生隐居在山上，所以又称匡庐，世人又称它为庐山。大概庐山是昆仑山分出的支脉，向南成为衡岳，作为荆楚地区的镇山。后来又分出两条支脉：向东南成为五岭，向东北成为庐山。庐山绵延的范围并不十分广大，凝聚耸立的高度也不是极高；但它承受并汇聚的地气，来源悠远，聚集独特，凝结了英秀精粹之气，形成陡峭的山体，因此在世上声望很高。古人常把衡山、庐山并称。然而庐山北面山阴之地土壤干燥、岩石枯槁，冈阜并列而出，扼住大江自东而来的形势，这就是九江；山南向阳一面则千岩万壑，土壤和水泽秀美润泽，这就是南康。庐山从西面延伸而来时，山势正高大却突然止住，形成五座山峰，陡峭雄伟，卓绝不凡，就是五老峰。五老峰的山麓分散成群山冈岭，都蜿蜒向南延伸二十里，直到前临彭蠡湖才停止。其中一条山冈的尽头独自稍稍向后，南康郡治就建在那里。从郡治眺望五老峰，左边的群冈逆着水流方向向前拱揖，右边环抱，形状像城郭；五老峰排列在后面，仿佛屏风和山嶂。相传郡治原来建在湖边，迁置到现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始于考亭先生朱文公。朱先生在淳熙六年来这里任郡守，八年才离任。在任两年间，政绩成效非常显著。他留下的爱民恩德在人们心中，他留下的遗迹在各种事物上，距今已经二百年，所以仍未泯灭。朱先生离任后，后人尊贤崇德的心意没有地方可以表彰，于是在〔“防事”疑为讹误，或指官署事务区域〕官署东侧建了一座堂，取名六老堂，大概是把朱先生与五老峰相配，合称为六老。唉！自从天地开辟，就有这五座山峰；南康从军升为路，又从路升为府，前后任郡守的不知有多少人，后人却唯独把朱先生与这些山峰并称，这区区名号究竟是谁使它形成的呢？所以我曾听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相传的道统，到孔子才集其大成。孔子之后传了一两代，成为曾子、子思、孟子，传承便断绝了。周子、二程先生又接续了它的传承，道统向南传到朱子那里，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的道，就是所谓穷尽天地、贯通古今而永远长存的道；用它与这五座山峰相配而并称，确实出于人心的真实认识，并非偶然。可是为什么近十年以来，兵火接连而来，郡治毁废，长久没有得到修治。祎来共同掌管知府事务，于是向行中书省请求，得到所属州民房中被没收入官的五间，在防事之后隔间修建，仍沿用“六老”的名义为它命名。诗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值得遵行。”这本来也是我这个承学区区的一点心愿。这项工程，前任知府吕侯明、现任知府孟侯钦，以及通判罗君顺、理经历徐君泰、知事姬君权，都协力赞成。元年岁次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建成。年月日如此，特作此记。《赣郡灵山庙祀记》　陈继先 赣郡城东北有灵山庙，凡遇大疫、大灾，都在这里举行禬禳祈祷，因为神主管善恶报应。此庙创建于后唐应顺年间，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百姓侍奉神灵，如同祭祀自己的祖先。这里原是赣地陆氏居住的地方，旧址有一位叫陆平远的人，平素诵读道家书籍，即使睡觉吃饭也不停止。有位异人来到这里，善于察看地势是否适宜，说他的居处不利，于是为他作厌胜之法，便捏土塑成神像送给他，让他祭祀。又授给他神水，能治好重病，随后忽然不见了。从此神灵的灵异一天比一天显著。周显德年间，祠庙增修得更加高大华丽，像帝王居所一样。陆氏子孙很多，世代掌管祠庙祭祀，从未中断。每年按时便召集全族举行时祭，以尽敦亲睦族之道。祠庙有时遭受兵火而坍塌破败，陆氏和赣地百姓总是先行修整，不敢耽误祭祀之事；相关情况都刻在丽牲石上，历历可考。洪武乙丑年，平远的后代陆仲车以进士身份授任监察御史，和我同在一处任职，把这件事说得很详细。他说赣人侍奉神灵已经很久，到本朝才列入国家祀典；每年官府都送来牲畜和币帛，在祠下行礼，更加恭敬，以防止民心涣散，百姓都一致向往敬仰。祠宇年久虫蛀、低矮压抑，族中贤者又聚集众人之力，修完旧屋并规划更新。殿堂、门、廊庑都用黑白色涂饰并施以朱漆，光彩耀眼，但还没有碑记，应该把事情写在石上，使后来的人不敢使这项事业失坠。后来他的哥哥仲行又拿着文状来请求，我推辞不得。祭祀之法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能抵御大灾的就祭祀，能捍卫大患的就祭祀。神难道不能抵御灾害、捍卫祸患吗？否则百姓敬神为什么会这样真诚呢？何况善恶报应实由神主管，难道只是疾病时祈祷而已吗？神在无言之中暗中辅佐王法，潜移默化地改善人心，这尤其不是小事。因此神被列入国家祀典，本来就不是无缘无故的。”唉！上天的典章和百姓的伦常既已败坏，人心中尚存的善意，有时还要依靠神灵。譬如有一个人，行为像盗跖，衣裳冠冕不能教化他，刀锯斧钺不能使他恐惧，父兄师友不能引导他；但一旦经过祠庙，便低头沮丧，疲弱得像连衣服也承受不起，好像神灵正临在他头上；因此改过行为、不敢做不义之事的人，也是有的。所以说：“在显明之处有礼乐，在幽冥之中有鬼神，道理难道有两个吗？”如果真能使赣人因侍奉神灵而开启敬畏之心，乡里的父老率先带领子弟，修养操守、践行义理，面对鬼神而问心无愧，那么神灵听见后，将忙着赐福保佑他们，何况还要祈求消除大疫大灾呢？这就是朝廷侍奉神灵、治理百姓的制度，也是用来赐福给赣人的所在。陆氏世世代代的子孙承受神灵的恩赐，难道会有穷尽吗？于是作了迎神、享神、送神的歌曲，让人歌唱着祭祀，歌词说：“陈设美玉般的席子啊，斟满清醇的酒；纷纷而来啊，神灵降临。用涂山之风作马啊，用云作车；挽着胡地的弓啊，佩着秦地的卢狗。绣衣鲜明啊，衣襟绣着龙纹；流苏高高张挂啊，铺着红色毛毯。戈甲闪耀如火啊，神兵奔走；形貌奇异啊，声势赫赫。忽然降临啊，又忽然离去。保佑我百姓啊，誓不改变；违逆神灵的教化啊，便是神所诛戮。努力修养自身啊，是神所赞誉的。我的百姓报答神恩而祭祀啊，不要怠慢最初的诚心。” 《重修陶母墓记》　张九韶

译陶母墓，自古相传是晋太尉、长沙桓公陶侃的母亲湛氏的墓葬。考察《淦县志》，湛氏本是本县人，墓在县城东北。《寰宇记》也记载湛氏墓在新淦县东北一百步，那么现在县治东北慈训坊的墓就是它了。县志又说，南唐徐锴曾为它撰写碑记，如今文章已经不存。宋庆历年间，吴中复在这里任县令，也曾叙述此事，认为墓原有亭，后来废弃。唐大历年间立有碑，也已废毁，可见从前的人本来就把这座墓视为真迹。然而，在临江尚未设置郡治以前，新淦隶属庐陵，治所在今清江镇东南二十里处，有座山叫紫淦山，淦水从山下流出，县名便由此而来。隋开皇年间，李子乐任新淦县令，因县城距郡治遥远，向朝廷请求，才把县治迁到现在的地方。因此，湛氏下葬时县治还没有迁移；也有人说墓在新淦旧县治，那么就是今天清江镇新兴观前的江岸，但旧址已被水冲蚀而不存在，大概无法考察了。姑且就现今墓址来说。这座墓处在街市之间，正对着大道左侧，占地纵横大约二寻半。旧时有亭却没有门锁，而且低湿狭窄，很不相称，实在不是安置遗体魂魄的地方。洪武乙巳年春，嘉禾人杨子山来任这个县的县令，不到一年，各项事务便治理有序。一天经过墓地，抬头看去，只见屋梁倾塌，瓦砾破漏；低头看去，只见砖砌残缺开裂，杂草污秽堆积。他回去对同僚说：“治理政事的方法，应当把树立教化作为首要事务。况且陶母这样贤德的人葬在这里，应当使后人有所仰慕而奋发。如今亭屋破败得令人忧惧，眼看就要压塌，难道不应趁着我们任内把它彻底更新吗？”于是捐出自己的资财，购买工料、聚集材料，拆掉旧建筑而重建。建屋十楹，四周设栏杆，砌石阶，又层层砌砖并加高培厚墓土，四周筑墙，并且涂上白垩。工程始于这一年庚午八月壬申日，至当年冬季甲子日完工。费用没有取自百姓，而百姓非常和悦，大家一起磨制石碑记载此事，并请我撰文。我认为，陶母的贤德，她的事迹确实载在传记中，人人都能知道。治理政事的人如果真能把移风易俗、教化人民作为急务，使世上的母亲都像湛氏那样能够教育子女，那么国家何必担心无人可用，天下的事情又哪里会有治理不好的呢？既然如此，这项举措对于世间教化的关系，不也很重大吗？请让我以这些话作为记文。《袁州重建卫治记》　谭九龄 大明朝承受天命，抚有天下，神武功业超过千古。四方平定以后，于是制定军制，用来驾驭内外。京师是天下的首要之地，已经设置重兵，以巩固根本。郡县是国家的手足，凡是地势险要、交通冲要的地方，也都设置军队加以控制，使大小相互维系，内外彼此呼应。遇到事情调动军队，就像纲举目张一样有条不紊；这正是把天下安置在泰山般稳固的基础上，奠定千秋万代宏大基业的办法。袁州位于江西上游防线，连接湖广，自古就是藩屏之郡。丙午年，朝廷开始任命欧文显为佥事，开设卫所、设置司署，使十二千户所隶属其下。第二年，千户韦富因功升为佥事，继而升为副使。当时征讨频繁，官署尚未建立。洪武改元后，韦侯才修建公署处理事务，但一时权宜之举还没有完全合乎制度。洪武三年，朝廷因天下大定，论功行赏，韦侯升为同知；淮西王侯和仍济宁马侯英前来掌领卫事。二人长期经历军务，到任后便商议更新政令；原来所属的军队全都分调到闽、建两地，只剩千户王用所管辖的一千人。适逢朝廷把士兵中余丁及义属者登记为兵，二侯选阅其中强壮勇敢的二千人上报朝廷。第二年命令下达，增设千户、百户等官职统率他们，并把原有军队分为左、中、右三个千户所。从此军势更加强盛，于是更新政令，增修城墙、疏浚护城河，修筑飞楼，营建串房，设置屯田，制造轻舟；凡是作战和守御的器具，没有不全部置办的。有空闲时就召集士卒亲自训练，旌旗、衣甲焕然一新。当时正商议修建公署，湖南柳桂峒的民众却不安定，朝廷下令由王侯率南昌、抚州、永卫以及袁州的军队前去讨平。军队刚从南方返回，马侯又接到命令，前去征讨以妖言构乱的人。马侯善于用人，擒获了首领，其余党羽随即解散。洪武五年，宜春侯黄公奉命征讨辰州、沅州五溪蛮，王侯又在黄侯前面出兵，询问了解溪峒的风俗，设伏袭击，因此东西千里都清除了战乱，年年谷物丰收，士卒饱足，战马腾跃。二侯于是谋议说：“国家把边疆军事重任分派给将帅，是为了宣扬威德、镇守一方。如今公署低湿狭窄，不合观瞻，应当改建。”于是命令召集工匠、选择材料，分派职务、办理事务，依照旧有规制加以扩建：中间建处理政务的正堂，正堂旁建赞政之幕，后面建重堂以筹划防务，最后建旗纛庙，以奉祀军队之神。庙的旁边设有神厨、神库和宰牲池。处理政务的正堂前面，两侧修建廊庑，以分设六曹；前面设置仪门，外面是曹门；门内左边是镇抚司，右边有四楹房屋，供属官居住。从正堂到各道门，所需的房屋没有不齐备的。梁栋、门窗都施以朱彩，光辉灿烂，耀人眼目，来访者无不肃然正容。工程始于洪武七年四月，至十一月落成。工程费用都由二侯捐出俸禄供给，又分拨职田收入来供膳。建筑完成却不记载，拿什么昭示后人？于是砍取石料立碑记载此事。《醴溪记》　梁寅

译醴溪在防山南面十五里处，南北两面都连接着群山，溪水贯穿其中。北山西面叫堵山，依次是菰峰，再往后是紫云峰，山下有灵峰寺。正北方有两座山峰森然耸立，尤其奇特秀丽。山的东面叫神峰，吴将军祠在那里。再向东有冈岭回环环抱，叫链冈。南山西面叫石门，两峰对峙，巨石像老虎蹲伏。依次是大金峰；从大金峰往下，山势绵延如屏风，到了尽头与链冈相对，中间有圆形土阜突出水面，两山夹住它，好像两条龙争夺明珠，居民称它为珠堆。石门下面是松池，泉水从那里流出，像井一样的泉眼有三四处，泉水味道最甜美，用它酿酒，醇厚浓烈不同寻常；用它煮粥，粥虽洁白，上面却凝结出红色，吃起来像糖，大概是泉水中最美的一种。泉水下流形成溪流，曲折缓缓向东流去，可以灌溉田地五六十顷。住在溪水北岸的有一百多户，其中姓吴的占十之八九，世代耕作并读书，大多淳朴厚实，所以不改换职业，也不轻易离开乡土。我家在菰峰南面、松溪上游，我的曾祖父从分宜县湖泽台迁居到这里。这里的里名旧称“里收”，长老相传说，这里的田地极其肥沃，每年常有丰收，所以古人以此命名。其中读书人有的把它命名为里溪，我因为溪水甘甜如醴，所以又改名为醴溪。曾经观察百姓承受仁德、履行义理，背靠阴、怀抱阳，人的生命本来相同；但水土不同，人的资质性情也会不同，所以君子应当慎重对待环境习染。我们乡里的风俗淳厚，而且有很多秀异之士，确实是地气所造成的。假如居住在这里的人，父亲教诫儿子，长辈率领晚辈，去除浮华奢侈的风尚，遵守勤俭的规矩，改变凶狠悖逆的性情，崇尚礼让的美德，把这条溪看作仁德之乡，而人人都有士人的品行，难道不都取决于习染吗？我将看到后来才俊越来越多，而土地灵气所聚集的优秀人才也不会止息。因此记述这里山水的大概，给乡里的子弟看，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根本，并且有所勉励，这也是改善风俗的用意吧。

译《梁氏书庄记》我是山岩的读书人，年轻时就喜欢文籍；到了中年，考究古代典籍日久，对圣贤之道的认识颇为明确，于是又因空闲较多而喜欢著书立说。亲身践行的士人，本来不以立言著述为务，但又以一生默默无闻为耻，所以也往往借此著述。大明初年，我共同奉行明白的诏令，陪同各位士绅议定礼制，得以看到太常寺收藏的书籍。等到归返田野，十五六年间独居无事，于是想到借文章把思想传给后世。先前读程颐、朱熹所注的《易》，认为他们解释经义时颇能融会两家、合为一体，便称为《易参义》。读《春秋》时，认为《左传》等传文对褒贬的解释有差异，有的又失之过分，于是依据朱子的说法，只讨论史事的得失，称为《春秋考义》。归老以后，读《尚书》，认为蔡氏传注详细明白，便姑且解释其中简略之处，称为《书纂义》。读《礼记》，认为其中多有驳杂之处，只选取格言，按类别编排，称为《类礼》。读《周官》，删削其注释，使文字明白流畅，称为《周礼考注》。读《诗经》，依据朱子的传注，推演并申明其中义理，称为《诗演义》。又考察经书和史书，以备策问，称为《策要》。对于群书中的言论，选取其中精华，再用自己的意思加以阐明，称为《论林》。怜悯时俗的过失，便纵论古代正道，略微显示劝勉和戒惧，称为《耄言》。嫌各部史书过于繁多，便撮取其中大要，使人容易阅览，称为《史略》。又曾分类汇集古代格言，删取其中要旨，称为《类训》。这些书有的刻印流传，有的抄写收藏。以及凡是得到的书，全都聚集在一间屋里，所以题名为书庄。意思是说：家中的固定产业少而薄，如果子孙能够守住这座书庄，也足以维持生活，并不只是夸耀藏书多而已。凡人生在世，必定要对国家有所补益，对百姓有所帮助；所以做公卿、百官、将帅、郡守县令，甚至下面做胥吏、皂隶，做农民、工匠、商人，都不能只是领取衣食，必须贡献自己的心力来换取衣食。我作为读书人，却靠别人的心力来供养自己，不勤劳、不劳苦，难道不是损害百姓吗？所谓庄，就是田舍的名称，是收藏粳稻、豆类、粟米的地方。我没有田地来收获粳稻、豆类、粟米，所收藏的只有书；子孙守护这些书，不用缴租税、负科派，而学业有成后，又足以回应上面的需求、辅助当时的治理。这就是我不顾念子孙、不置产业而只收藏书籍，恰恰是深深顾念子孙的原因。唉！山中的石头，有银矿便生出绿色，有铁矿便生出朱色。那么家中有书，而后代能够学习，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有书却懈怠于学习，这是人的过错；学业有成却得不到俸禄，这是天命。做子孙的，应当尽到人的努力，然后听凭天命。梁寅记。《萧彝翁祠记》　夏霖 天地之间混沌充盈、广大雄厚的气，在上下之间升降，凝聚融合而成为人的形体；完整的天理和认识都具备其中，人与人难道有彼此不同吗？等到疆域分划，星野区域有所设置，用高山标明界线，用大河划分疆界，封域不同而地气各异，于是美好与丑恶便有了区别。所以鲁地多儒者，齐地多诈术，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习气因地域而改变，风俗随时代而变化，耳朵受到熏染、眼睛受到感染，上面怎么做下面就怎么效仿，民风土俗哪里能完全相同呢？唯独我庐陵山川秀美，冠绝江右，大忠大节之士确实在这里产生；到了丞相文信国公，更加兴盛。丞相尚未考中进士时，指着忠节祠说：“死后不能在这里享受祭祀的，就不算大丈夫。”最终他以死守节，成为宋朝三百年拥有天下以来的光辉。宋朝礼遇士人，难道只是对庐陵特别优厚吗？然而光明俊伟、名载史册的人才，只有庐陵如此，确实是有原因的。唉！谁知道丞相之后，又有贞节之士出现呢？贞节先生萧彝翁，幼年丧父，以孝敬母亲闻名。长大后努力学习，无书不读，以聪敏著称。曾因御史荐举，任建昌州学正；又因《诗经》考中江西乡试乙榜，再任赣州濂溪书院山长。天下动乱、战争兴起时，赣州长官奉命负责防守，任江西参政，率兵平定袁州，征召彝翁担任参谋，共同处理军务。赣州军队到了吉州，不久沔州军队也到了，参政逃走。彝翁叹息说：“有城池却不守，不是忠；遇到敌人却不交战，不是勇。我既然是参谋，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士人呢？”当天便投进学宫的井中，没有死成，有人把他救了出来；他三天不吃东西，写信让女婿罗岳转交，说：“男子守贞，犹如女子守洁；一旦有了污点，即使有万般善行也难以洗清。我只有死了！”最终投井而死。郡人认为他有义，悲悼他，把他葬在读书台旁。当时是至正戊戌年五月十五日。唉！先生为什么这样勇于赴死呢？壬辰之乱时，纲常沦丧败坏，发生了许多不忍说的事情；而先生从容赴义，视死如归，只有他一人。虽然他在军事上的功劳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但他勇往直前、毫不顾惜，以至于第二次投井也不后悔，这与想要投身东海的人有什么不同？可是有人还议论说他可以死，也可以不死；这些人大概是不肯死的人，耻于自己没有赴死，反而议论赴死者，以掩盖自己的罪恶，只能说明他们不知羞耻到了极点。事情经过长久讨论而定论之后，先生的高尚风范和刚劲节操，已经无人能够企及了。读书人和朋友们共同议论说：“先生心怀道义、守持正道，足以称为‘贞’；以死来成全义，足以称为‘节’。”于是给他谥号为“贞节”。活着时生在忠节之乡，死后又在忠节祠堂受祭；一抔坟土寄托在学宫墙边，这就足以不朽了。即使只死一次，又有什么可伤痛的？先生名生，以字行世，是吉水螺溪人。宋代殿中侍御史定基的后代，父亲淼，曾任龙宋国学上舍。配偶为李氏，没有儿子。平时按时奉祀他的，是他的门生和女婿。《孝节堂记》　张宇初

译番阳周氏世代都是做官的家族，在元代尤其有许多人做显官。精通篆籀、书法名闻四方的，是伯温的父亲。周公历任朝廷官职，后来出任江东海右等地的长官；他的长子克复公从未离开身边侍奉。元末战乱兴起时，克复任职山东，路过广德，遇到盗贼起事，妻子儿女四处逃散；有个女儿刚满八岁，背着母亲逃跑时失去了方向。天下平定以后，也一直没有听到她的消息。洪武年间，番阳商人往来濡地，有人告诉周公说：“您的女儿当年因战乱流落濡地，幸好旧日契友张元弼氏为她选择婚配，她嫁给许明道，生了三个儿子。”元弼又教导她以孝道传给女儿，于是她已能持家成人，刚长大便知道寻找父亲。周公听后既惊骇又悲痛，过了很久。己卯年秋天，两个外孙彦升等人终于奔赴番阳，把她接来奉养。周公又惊又喜，询问得知她母亲已经四十七岁。许明道早已去世，她靠守节自我勉励。第二天，乡里亲友前来祝贺，周公更加稍感宽慰，便和他们一同前往。父女相隔数十年，中间又有生死之隔，彼此感慨留恋，谈说旧日亲友，听见的人无不惊异而悲伤。过了一年多，他们返回番阳；今年秋天来游我的山居，把事情始末详细告诉我，我又为之感伤。他说：“您深厚地了解我，幸请把这件事记下来。”我无法推辞。孝与节是用来激励风俗、敦厚人伦的。我曾读刘向《列女传》，从三代以后，西汉、东汉多有良好的风俗和教化，贞洁、顺从、孝敬、贤淑的女子历代都有。然而像曹娥、朱女那样孝行卓著、值得称道的人，也很少。如今克复家世代承袭官职和文章家学，受到遗风余泽的熏陶，本来应当有所由来。即使资质处在庸常之下的人，尚且会有所觉悟，何况那些一向有所闻习的人呢？克复之女最难能可贵的是，正值时局多难，在奔逃流离之后，仍能学习诗书，急切寻找父亲所在，并以苦节自守，难道不可以称为贤德吗？况且战乱以来，像这样的人哪里说得尽呢？而周公有幸年老仍在世，能够和女儿相见，这更是世间少有；张元弼也可以说是深厚地重视朋友之义了。难道可以不写几句话来记载吗？因此题名为《孝节堂记》。《孝子亭记》　周叙 子女对于父母，应当无论做什么都竭尽诚心。父母活着时奉养他们，使他们欢心；去世后安葬、祭祀，使他们安宁，这是常理。假如遇到不幸，舍弃躯体、丧失生命而无暇顾及自身，这些行为都出于天理人伦的本真，难道可以虚假做出来吗？吉水李孝子是隋大业年间的人，幼年丧母，哀痛过度，侍奉父亲更加周到。每次出门超过一里，便马上返回，说：“我怎么能暂时忘记父亲膝下呢？”父亲病了百日，他衣不解带地侍奉。父亲去世后还没有下葬，邻舍失火，火势很快烧来，他便痛哭着伏在棺材上死去。事情载于县志，他的墓在学宫旁边。墓前有亭，屡有兴废。本朝洪武初年，知州李侯恒甫重修，前进士陈公宗舜为此作记。宣德年间，知州柯侯暹又重修。年久以后碑文残缺，如今武昌人刘侯钊来主持县政，已经整治他的墓、修缮他的亭子，又感慨石刻不存，于是嘱托我作记。我们县以忠孝闻名天下，宋代有杨忠襄公邦乂任建康通判时被俘而死，杨文节公万里因权臣专擅国政而绝食死去，他们和欧阳文忠公一起列祀于学宫。孝是百行的根本，而忠正是由孝推展出来的。当忠襄公守城失败时，他痛骂贼人、坚决不屈，最终死于刀下；他爱国的诚心，与孝子伏在棺上遭遇烈焰、爱护亲人的诚心，哪一个不是一样呢？大概在那时，他们只知道有君主和父母，不知道有自身；只知道纲常大义不可泯灭，不知道刀刃烈火值得畏惧。若不是天性纯厚美善，并且平素受到良好学养，能够这样吗？我知道，若把二人的处境互换，他们也都会如此。孝子的名字没有显著载入史传，只因墓葬尚存，仍能使人产生这样的观感和仰慕，难道不是人心中的天理横贯宇宙、长存不灭吗？由此说来，孝子在八百多年前以孝道倡导乡里，文忠、忠襄、文节三公又在四百多年后以忠节继承它，使我县的士绅读书人直到今天家家学习诗书、人人崇尚节义，难道没有原因吗？因此记述这座亭子，也一并说到这些事情，用来劝勉臣民。激励风俗、使人心趋于善良，是县令的职责。刘侯刚开始主持政事便对此用心，他也是知道根本所在的。这些事情都不能不记下来。《南康县复秀公台记》　陈谟 秀公台，是南康县贰令吴公德基的父亲修复的。为什么要修复它？是顺从百姓的心愿。古时候，大都小邑都要通过占卜选择地址。然而山川形势和风气聚集之处，例如乘舟瑶水、登山下原、登上高地远望楚地和京城，大多都可以作为验证。南康是多么雄壮的县啊！看它的治所，中间高、四面低，像玄武的形状。正堂后面西侧高高突起，形成土墩，又像玄武拖曳的尾巴。于是依土墩建台；这座台自宋代丞相秀公陈旭升在景祐年间以校书郎出任县令时起，百姓感念他的德政而不忘，遂取他的谥号命名。此台难道不只是本县的佳胜景观，也还关系到这里的地势吗？洪武二年，朝廷下令内外各府寺都环绕修筑官舍，让长官、副长官、属吏、胥吏集中居住，四周围以高墙，以总门加以巩固；纵横大小、高低尺度，不得超过规定。县里限期施工，恰好台正对着少府防事，于是把它拆毁。台前十几围粗的豫章树、寺门前一株古柏，没有遭遇烈风和雷击，却在同一天应声自行折断，众人都惊骇不已。工程既已开始，就不能改变了。洪武三年秋，县中老人和读书人共同出力，一致恳切地告诉贰令：自从拆掉此台，凶悍蛮横的人都相互庆贺；县城既然低矮，便没有什么可畏惧忌惮的，告发诬陷之事纷纷兴起，百姓将到哪里寻求庇护呢？难道宁县的县官唯独对此忧虑吗？况且县里既有旧例，改变这里必定会招致祸患。树木仿佛有知，已经用折断来告诫我们了。明公幸好把它复原吧！吴公说：“难道真是这样吗？”于是把少府防的旧址迁走，疏浚池塘的堵塞处，修高台基，把平台填平；百姓欢喜地赶来做工，不久便使台基恢复并加高，超过旧日，又拿出俸钱设置亭子、桌案并加盖屋顶，用来安慰百姓，也用来按时观游、节制劳逸、礼待宾客。我恰好从广省校文回来，吴公引我坐在台上，饮酒没有固定次序。他指着南山说：“云气蓊郁，翠色浮动，清爽的气息蒸腾而上，不是南方其他地方可以相比的。”又指着北山说：“这就是九日岭，也是因为丞相而命名。”台正对玄武，最前面建起新亭，匾额题为“寿龟池”。左右嘉树枝叶疏朗，清风徐徐吹来，使人觉得毛发都清凉舒展。四季景物轮番呈现在眼前，万千景色都汇聚到台下，秀公台一下子把它们尽收其中，难道不值得记载吗？我说：“是的。”这项工程，既有规诫，也有歌颂，古来都不容轻易废弃。所谓规诫，是恢复古时旧制，使百姓共同享受安宁；所谓歌颂，是不刻在金石上，就无法使恩惠流传久远。我将看到吴公盛大的德行和美好的政绩，与秀公遗留下的恩爱一起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杨氏重修祠堂记》　解缙

译宋代杨忠襄公以大义死于建康，天下闻名。他的族人前后也都有守节的行为。杨氏大概从门下侍郎、知吉州杨辂开始在吉州建立家业。侍郎善于礼待士人，唐末五代战乱时，士大夫多依附他而居住。到了宋初，吉州的名门大族比古代更加兴盛。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侍郎的后代杨伾考中进士甲科，官至屯田员外郎、知康州，以清廉谨慎和乡人萧侍郎、彭大博齐名。真宗亲自书写御笔，写在殿柱上说：“江西三瑞。”仁宗皇祐初年，著作郎杨纯师以文章显名。蔡京掌权时，洪州通判杨存抗以直言拒绝他的请托，最终被蔡京排斥。这样卓异的品行在忠襄公之前就已经开创。后来文节公杨万里以宝谟阁学士身份退休居家，听说韩侂胄专权误国，写好谏疏后愤懑绝食而死。他的儿子长孺官至安抚使，以正直义理的教化，浸润蛮越之地；打击豪强，不避近亲权贵；捐出俸禄七十余万，代替百姓缴纳租税，自己没有带走一文钱，其凛然节操继承在忠襄公之后。又如安抚使杨炎正和吏部侍郎杨孜，也都受到世人称道，没有辱没家族。考察史书，这样的情况古来未曾有过。按照礼法，都应当祭祀他们，以彰显节操品行、激励风俗。因此元朝兴盛时，杨氏贤人、同知昆山州事杨学文开始，就在文节公故居建立祠堂，规模比以前扩大，祭田也增加很多。年久失修，田地荒芜，房屋倾塌。我家先世与文节公有亲缘关系，我年轻时就知道诵读他的文章；读到他与益国周文忠公、晦庵朱文公以及乡里的诸位君子交游饮酒吟咏，仿佛看见当时盛况，于是徒步到祠下拜谒。江东群山如画屏般排列在前，祠地居高而开阔，宋代崇陵御书“诚斋”二字悬挂着，文安公所撰的词和记也都刻在石上保存着。高大的树木苍翠挺秀，我为此久久伫立回望，感慨徘徊，不能离去。永乐二年甲申八月初吉日，杨氏贤人季琛以旧臣身份应京兆之举，出任南海县令，写下重修祠堂的始末，交给我并请我作记。工程大约始于元年八月，到今年五月完工。季琛实际上倡导并率领族人，利用旧有的六楹房屋和剩余可用材料，又增添新木三百四十多根、砖瓦五百零七块；增设始祖吉州公和屯田公的两个神龛；各房小宗中的显宦按昭穆排列；把从祀的废旧塑像改设木主；并把祭祀田地、祭器、牲币、酒数和仪节科条刻在碑的背面。祭祀使用冬至、立春两日，子孙按照年份轮流值守祠堂。祠堂房屋损坏漏雨，就立即督促修理，不得懈怠；惩罚办法依照科条执行。这样尊崇祖先并垂示后代，可以说考虑得长远，也可以说安排得详细了。唉，难道这只是为了杨氏一家吗？

译《南麓斋记》季琛杨先生的儿子民服，叙述他先祖南麓斋居所建立的缘由，请我作记，说：“先待制忠襄公居住的乡里叫杨家庄。从庄子向西走四五里，南山秀丽挺拔，叫鹿峰。民间传说有位老人曾骑白鹿在这里飘然独去，靠近时却看不见了，所以因此命名；也有人说是因为山形相似，所以又叫鹿角峰。山前展开为平坦田野，两山相对耸立，山形圆如倒扣的锅，叫金鱼峰，都很值得欣赏。山下有一条涧，深达一寻多；北溪的水从旛竿岭向东南流入，叠石形成悬崖，水流直泻而下，望去像瀑布喷珠、拥雪；听起来像雷鸣、震鼓、骤雨突至，声音传得越远越清亮，又像玉佩环鸣、琴筑奏响。先高祖学睡翁，年轻时传习刘静春的学问，诗、书、易、春秋、天文、历数无不精研，著有《五经辨疑》《历法五行论》等书流传于世。他在宋代太学中与诸生上书斥责贾似道的奸邪，后来叹息说：‘水火正在发怒，文明将要被它吞噬，天道和人事将要交替变化了，何不归去呢？’中斋邓光荐、信国文公都曾作诗赠他，所以说‘学睡者寄托着陈图南的意思’，当时人都称他为学睡先生。” 他开始在这座山的山麓建造屋舍，并题匾为“南麓斋”。四方学者争相登门求教：把经学传给清江范德机，把历法传给习吉翁，把天文数学传给临川钟朗，于是南麓之学便流传天下。到了先曾祖文川翁，又结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欧阳文公、申斋、桂隐二刘公，最终在范公门下完成学业。范公曾赠诗给他，其中说：“当初我居住在南山，与你朝夕相处；侍奉你的尊君，恩义如同往昔般深厚。”文安公又称赞他说：“范公的诗，清江傅若金得其神韵，庐陵杨伯允得其骨力，这是天下公认的确论；而文川却不以为自己已经达到这种境界。”文川翁退居南麓后，弟子更加增多，像渝川黎应物、庐陵刘粹中、乡里杨防谦，都是当时知名的人。元末战乱时，南麓斋毁于兵火。战乱以后，先从祖济川又在这里恢复学馆，教授学者。洪武年间，家父开始建造厅堂屋宇，四周围上墙垣，规模高明壮阔，更胜于从前；又聚集书籍数千卷，让我民服和弟弟杨翼在其中讲习，并请到前中书舍人詹公孟举，亲自大书“南麓斋”三个字悬挂起来。我早晚思考，希望继承并发扬前人的功业。不久，家父出仕，任海隅县令，后调任山东官职，写信郑重嘱咐我和弟弟民服、杨翼，说自己孤陋无知，没有人可以共同讲明学问；过去先生曾屈尊来访，希望您赐下一句话，让我用来激励自己。我把这封信反复读了三遍，叹息说：“我想起初次游南麓时，民服还年少，我已经觉得他奇异，却没想到他的文章竟然这样好。况且从学睡翁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国家朝代更替，山陵山谷全都改变，南麓这一座书斋中弦歌诵读的声音却相继不断，难道可以用寻常的盛衰来衡量吗？一百多年间，经世济民、维护道统的学问，凡是用来维持人心和世道的，都从这里产生。如今世道中能够承继并光大它的，难道不是上天的意旨吗？民服兄弟，努力吧，不要因俗学和文章而自满，不必忧虑共同讲明学问的人不会到来。你们尊君清正修洁、节操伟岸，所到之处都以循良著名；将来入朝为乡相，归休田里，著书立说，以功业更加光大你们祖先的风烈，是可以期待的。我也世代居住在南山脚下，愧为邻里，将来如果能够辞官归乡，也可以期待和民服贤父子往来，在这里讲习。把这些话写在斋中等待吧。” 《世节堂记》　梁潜 吉水曾希升来到京师，跟随他的舅父翰林编修周孟简来拜访我，于是感慨流泪地说：“我家遭逢不幸，三代人都早早去世。明辉，是我的曾祖父；居中，是我的祖父；仲持，是我的父亲。三代娶的都是周氏。周氏是乡里的显盛家族。曾祖母西园，是先生方大的女儿，守寡时二十八岁；祖母是原东宫说书志远先生的女儿，守寡时二十七岁；我的母亲是子敬的女儿，也是志远的侄女，守寡时才二十二三岁。三位母亲都以守节自持。只是我的曾祖母去世已久，幸好另外两位母亲健康无恙，正准备把她们守节的事情报告给有关官府，以求获得旌表节义的典礼；但如果不是两位母亲自己的意愿，我也不敢这样做。又担心她们最终默默无闻，无法向世人表彰，那么我的不孝之罪就大了。因此以此为堂名，来请求先生作记，这正是两位母亲的心愿。”他恭谨地托舅父代为请求。我听了这番话，深感悲伤。三代盛世时，内在的教化从闺门、乡党推广到邦国，用来教化天下；所以不只是公卿大夫之家，即使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也都能亲身践行礼节，以此自我防守。这是教化造成的，并非她们天生资质如此。三代以后，内在的教化不能施行，街巷中的妇女没有可以取法的榜样；即使有值得称道的人，也不是教化使她这样，而是她本人的资质使她这样。依靠教化，即使中等资质的人也可以成为贤者；仅凭资质，即使是贤者也不能保证没有过失。这样说来，后世妇女的行为有值得称道的，岂不是尤其难得吗？曾氏的母亲们同出一门，三代之间没有间断，大概又是世上从未见过的事情。她们甚至想使这件事湮没，不愿让当时人知道；即使是明白礼义、审慎分辨轻重内外的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正当女子教化无人听闻之后，却有像三位母亲这样的行为，理应为她们作记，不只是为了彰显三位母亲，也是为了警戒和劝勉世人。希升为人诚实守实，他的远祖三聘、三凤，在宋朝末年都有卓异的操行。三凤当时被视为伪学之徒，列在吕祖谦所称的三十一人之中。志远任东宫说书时，他的母亲命他回来，他当天便辞职离去，不再顾惜，当时的贤者都推重他。两家的先世风节如此凛然，三位母亲的操行本来就是受到这种熏陶渐染而形成的吗？

译《坦端堂记》原吏部尚书刘公崧因年老请求退休，高皇帝准许了他。既赐诏让他回乡，又用诏书加以宠遇。刘公回乡后，在私宅左边修建厅堂，命名为“坦端之堂”，大概取自诏书中“坦怀端志”的话。啊！高皇帝对刘公的眷顾深厚，始终没有改变。直到他功成身退，皇帝的宠爱反而更加隆盛，宫中亲笔所书的宝贵诏章光彩灿烂，照耀着他的蓬门陋室。君臣相知相得，真是何等盛美啊！刘公起初以儒生身份被授予兵部职方郎中，升任北平按察副使，改任礼部侍郎，代理吏部尚书事务。他的文章和功业都在当时著称，地位声望已经很高，却仍谦卑得像从未做过官一样；但他不故意激烈以至于与世隔绝，操行却日益高峻；也不诡诈随俗以迎合众人，众人却没有谁认为他怪异。他一心诚实，安于天命，这大概就是他被皇上简拔并记在心上的原因。自古以来，臣子如果得不到君上的知遇，就不足以在下位施展自己的志向。高帝对刘公了解深刻，所以一句话就概括了他的一生，即使尧舜知人，也不过如此。这就是刘公念念不忘的原因：虽然离开官位，仍然用皇帝诏书中的话为自己的厅堂命名。刘公回乡的第二年，又被征召为司业；直到刘公去世，恩典诏章仍然特别深厚，真可谓生前荣耀、死后哀荣。古今像刘公这样的人，也很少见。刘公居住的地方叫珠林，距泰和城五里。刘公去世不久，他的住宅便破败失修，长期无人治理。他的一个儿子又早早去世，他的孙子名叫并，年长而且好学，能够继承家业，于是改建并修缮了祖父的厅堂。那时距离刘公去世已经三十年了。于是琼州太守王伯贞为厅堂题写大字匾额，并请我作记。我从童年时就曾在刘公床前拜见他，刘公不因我年幼而不加抚爱。我曾感慨地想到刘公再也不能复生，所以写下这篇文章，记述这座厅堂。《贞节堂记》贞节堂，是泰和刘彦桓和他的弟弟刘彦湘奉养母亲孺人的厅堂。刘氏是乡里的大族，彦湘的父亲名叫仲坚，喜好学习而且很有才华；他的哥哥号吟所，尤其擅长作诗。孺人嫁到刘家十年，二十八岁时丈夫去世，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才三岁。家中接连遭遇变故，迁徙流离，家业倾覆，一门中壮年男子几乎没有几个存活。有人劝孺人改嫁，以保全两个儿子，孺人总是大哭，甚至要寻死，守节的志向更加坚定，终于把两个孤儿抚养到长大，教育他们直到成材。共四十二年，刘氏家族的后嗣能够不至于断绝，都是孺人的力量。节义，是人所难以做到的。士大夫如果平素不明白义理，一旦面临利害关头，很少有不丧失操守的。妇女长在闺门之中，却能终身践行节义而不失守，岂不是尤其难得吗？孺人姓萧，是元代御史方厓先生的曾孙女。方厓先生正值壮年时，适逢元朝盛世，曾任江西儒学提举、佥宪广东西，后任监察御史，弹劾奸邪盗贼，所到之处都使人畏惧。他一时的刚劲气节，评论者甚至把他与丞相文信公相提并论；一百多年来，没有人认为这些评价过分。然而他三十八岁就去世了。啊！这正是我们庐陵所以兴盛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诸位贤人的忠节显著，又有像方厓先生这样的人。可惜史书和传记失传，不能把他的事迹彰显给后世；乡里的父老虽然还能讲述，也已经十之八九失实或遗忘了。他的子孙也迁徙沦落，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事。听到孺人的贞节，令人感慨追念。世家大族留下的余风余韵，尚未泯灭的，难道还在这里吗？所以香山县丞彭叔介曾任刘氏家塾的宾师，为他们的厅堂题匾“贞节”；琼州太守王伯贞又大书这两个字悬挂出来。彦湘又来请求我作记，乡里的士人如果想知道方厓先生的壮烈事迹，读了我的记，就不只是对孺人贞节这一件事有所收获了。《南昌府儒学重新圣贤庙

译像记》胡俨 南昌是江西的都会，因此这里的学庙在各郡中格外壮观。洪武甲戌年秋，学庙发生火灾，圣贤塑像也随之焚毁。不久，庙宇重新建成，但塑像还没有设置。春秋两季举行祭祀时，只用木主牌位祭祀。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这一年是宣德二年。监察御史毗陵许胜、金华包德、怀姑孰夏能巡视来到本地，在正月初一这天，与藩臬诸位官员恭敬地拜谒庙庭，瞻仰徘徊，感慨地萌发了重建庙中塑像的志愿。于是诸位官员共同赞助，成就这一美事，召集工匠、收集材料，又访求古代遗像，于本月丙午日开工，在三月某日告成。抬头仰望圣人的容貌，冠冕衣服光彩辉煌，巍巍然显出君王般的尊严。颜子等四配、十哲，各自按照其年德和爵位所应穿的服饰来塑造，龛帐、殿堂、廊庑焕然一新。凡是到学庙来的人，能够瞻仰圣贤道德的光辉，无不肃然起敬；这难道只是为了给求学者提供依归吗？掌管教育事务的人于是写下情况，请求我为此作记。考察礼书，先圣庙中设置塑像的起始没有记载；但《通典》的释奠仪式说：“举行祭祀享祀的日子，在堂上西边的楹柱之间设置先圣神座，面向东方；在先圣神座东南设置先师神席，面向北方。”大概古代还没有塑像，所以在将要祭祀时才设置神位。唐开元八年三月，国子司业李元瓘上奏说，颜子作为配享者应当坐着，现在却站立侍奉；闵子骞等人虽然列有塑像在庙堂中，却没有参加配享祭祀。至于七十弟子，文翁所绘在墙上的画像还保存着。皇帝下令采纳他的请求，颜子等十哲都塑成坐像，并全部命令参加从祀。曾参是大孝之人，也塑成坐像，排列在十哲之后。七十弟子以及何休等二十二位贤人，则把画像绘在墙上。看来当时已经有塑像了，韩愈、柳宗元的庙碑也可以作为证据。朱文公《礼殿塑像说》说：“古人所谓坐，是两膝着地，再屈足，以脚跟承坐在脚掌上。”第二年，钱子言建造白鹿礼殿，想在祭祀时设置牌位；子言认为这样不妥，坚持要以塑像来解决。我已经略微考察了礼书所说的情况，后来又听说成都府有汉代礼殿的塑像，都是席地跪坐的；文翁的像仍是当时雕刻的石像，更足以作为可信证据。于是杨方子直进入蜀帅幕府，便请他派人访求，果然如所听闻；并且仿照文翁石像制作了木偶。由于后来塑像工艺不精，有人还猜想它或许是盘腿而坐的。去年又托付蜀漕杨玉休、字子美，如今终于同时得到先圣、先师三尊精巧的木刻像，从它们坐姿后面，可以隐约看见垂在帷裳下的两只脚跟。可惜当初营造白鹿塑像时，没有得到这个证据来使子言明白，东南的学者也没有再见到古人的坐像，不能纠正千年来的错误，想到这里不禁叹息。文公的说法就是这样。近来有些老师宿儒把设置塑像看作佛教的象征，并且认为是异端，这是错误的。文翁雕刻塑像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怎么能说它是异端呢？唉！圣人的神明广大充沛，如同太阳照临天空，如同水流遍大地，无论到哪里都显著可见。学者正可以由此去追求圣人的精神，在千年之后仿佛看到他的形貌，从千年之前追慕他的道德。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端正自己的志趣方向，难道不是我们这一类人增进道德修养的途径吗？这样看来，这次举措所关联的意义难道小吗？倡议此事的是三位御史，协助赞成此事的是宪使童寅、参政程禧、宪副成均、刘洵、参议陈杰、刘中孚、佥宪黄翰、高暐、王继行、顾谦；乐于此事而前来劝募协助的是都指挥佥事罗寿。负责督办此事的是南昌知府任肃、同知季振、推官万鹏、新建知县茅自得、南昌主簿萧绍。负责从始至终筹划办理的是教授陈铨、训导陈观，以及生员黎彦常、李衢、吴诚、范瓛、周友谅、

译邓志学。塑土设色的是雷日新、熊尔思二人。于是我为此作记，希望后人能够以此为证。

译《重修徐高士祠堂记》《水经》中郦道元说：赣水向北流经南昌县西面，经过白社，白社西边有徐孺子墓；又向北经过南塘，南塘东面就是徐孺子的住宅，位于湖南小洲之上。《豫章续志》说：孺子亭就是孺子宅。旧宅在州城东北三里左右。涂廙《古今志》和《寰宇记》都说它在梅福宅东面。陈蕃把它迁到南塘东边一百步、湖南小洲之上，就是郦道元所说的地方。自唐代以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亭子。宋初王明任太守时重新修建，把它改成宽大的厅屋。不知什么时候又毁坏了。南丰曾公后来任太守，才在原址结茅建堂，绘制徐孺子像加以祭祀。又说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称为孺子台。所谓宅、亭、台，都是同一处地方，只是世代更换了名称。元初，江西行省参政东平徐琰重新修建。至正末年毁于战乱，原址沦为民居。高桥以南有孺子亭，大概自唐代就有。考察郡志，唐宣宗时南塘东面有三座亭子，叫涵虚亭、孺子亭、碧波亭；乾符年间全都废弃了。洪容斋说：碧波亭后来成为孺子祠。我幼年时曾到高桥的孺子亭下游玩。土丘高高耸立，上面有一座高峻的亭子。祠中祭祀徐孺子，用泥土塑成他的像，穿的是汉代衣冠。洪武甲寅年，都指挥宋晟认为它挡在道路上，便把它铲平。太守许方于是把祠迁到环波亭的旧址，而碧波亭的孺子祠也沉没在湖中。环波亭，是宋熙宁年间张帅子颜在涵虚亭废址上修建的，后来也废弃了，所以高桥的祠迁来这里。祠堂靠着湖，正是风雨汇聚之处，年代久了，祠堂也越来越破坏。永乐癸卯年秋，监察御史张庸拜谒祠堂，感慨地立志重新修建。郡学学生黎彦常、陈昶于是劝募并率领热心公益的人召集工匠、聚集材料，以完成他的志愿。参政樊敬、宪副成均又各自拿出俸禄资助。建成祠堂三间，面阔二十四尺，进深比面阔再加二尺；砌筑墙壁，外围环绕院墙；重新塑绘肖像，外面建门屋，规制全新，丹红青碧的色彩在湖光烟水之间焕然生辉。五个月后告成。完工又过了五年，他们请求我作记。唉！徐孺子一生的志向和操行见于史书，他的高尚风范和清正节操在当时受到尊重，在后世受到称誉，千百年来没有异议，真是独守正道的君子啊！我曾评论说，伯夷的清白、柳下惠的操守，徐孺子也都具备。像徐孺子这样的人，处在伯夷和柳下惠之间。君子评论时代、以古人为友，何况是居住在他家乡的人呢？所以我不因自己浅陋而不记述事情的始末，使后来的人有据可考。《重修新建儒学记》新建县儒学就是元代的宗濂书院。考察郡志，宋淳祐年间，江丞相万里在洪州主持藩政，因为濂溪周子曾任南昌县令，便建祠祭祀他，并题额为“宗濂精舍”。遗址在望云门外龙沙冈上。后来毁于战乱，元代设置学官，天下郡县都设有学校。元统初年，县令薛方就在龙冈旧址建立县学。当时省臣贾鹿泉、监司刘宣因为郡中士人万一鹗、熊朋来的请求，认为“精舍既然已经作为县学，周子的祠堂不能湮没”，于是共同出资，在东湖北岸取得民间一所废宅，重新创建宗濂书院。元代末年，龙冈的学校又废弃了，而东湖的书院仍然存在。本朝洪武五年，便把书院改为新建县儒学，至今已经六十多年。主持讲学的人不止一位，兴建、修复也多次进行。然而随着岁月推移，风雨雷震侵凌，殿堂、门庑、斋舍、祠宇不能不腐朽剥落；有志于此的人，就要看是否有人承担。宣德七年春，三衢江玠来任教谕，慨然立志重新修建。江玠是丞相江公的族孙。他立即把这件事请示上级。当时吏部侍郎富春赵公、巡抚西江监察御史安岳王公也在这里巡察治理，于是会同藩臬诸官和郡县长吏共同商议，一致同意在旧址上改建更新。于是从礼殿直到门庑，从讲堂直到斋舍，以及藏书和修业的房屋、江公的祠堂，都召集工匠、整治材料，增砌砖石，涂抹墙面，丹红青碧交相辉映，建筑更加壮美，巍然杰出于湖光天影之间。美好啊，壮伟啊！工程始于宣德八年春二月，过了两个月便告成，可以说劳役不繁重，百姓也没有受累。主持此事的是主簿桂阳袁景春，工程落成后拜访我，请我作记。我私下想到，这个地方是濂溪先生教化流传之处，丞相江公祭祀先生，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确实是想让求学者知道自己的归依所在；濂溪先生所说的光风霁月、高山景行，即使千年以后仍如同亲见于一日之间。因此，学校虽然会迁移更替，但道理没有古今之别；求道的人，图书都完整地保存着。《太极图》演述太极，《太极图说》阐明根本，而天地万物的道理无不包括其中。推及实际运用，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身推到家庭，再推到国家和天下，也都可以举而实行。求学者如果确实能够在研求先生遗留下来的著作上尽心用力，就会日益进步而趋于高明，不流于污下；日益归于中正，不被邪说迷惑。凡是驰骋于辞藻、把心志劳苦于功名利禄的，都不是先生的学问。我们这一类读书人，幸而彼此共同…… 勉励自己吧。这就是记。

译《苏云卿祠记》士人君子幼年求学，成年后施行所学，辅佐君主、惠泽百姓，实行义理以通达自己的道，这才是他们的本心。然而时运和命运不相逢，道义无法推行，才能不能施展，形势不允许作为，功业不能建立，于是隐迹山林，栖身泉石之间，以麋鹿为友，隐居困约而终其一生，难道这是他们的本心吗？我考察历代史书，有“独行”“隐逸”等传，当时史官又取法他们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身负才能，修养节义道德，即使宏大的志向没有实现也不可夺，即使没有济世的功业，始终还有坚贞的操守，足以树立懦夫的志气，平息贪竞的风气吗？与那些苟且求取功名、低头徘徊的人相比，哪比得上问心无愧、放任自身而获得自在呢？古代儒学先贤君子之所以称许广汉苏公，大概确实有原因吧。苏公字云卿，与张丞相德远交好。宋室南渡后，德远显贵，云卿却隐迹豫章，在东湖小洲上结庵居住，以种菜和织草鞋为生，将近二十年。他离群独居，湮没自己的踪迹，大概是仰慕徐孺子千年前的风范吧？南宋中兴国史把云卿列为隐逸第一人，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人们称徐孺子为东湖的孔明，我也称苏云卿为东湖的徐孺子。《易经》称道“遁世无闷”，《诗经》歌咏《考槃》之歌，说的不就是云卿吗？那些奋然抗争、不顾一切、果断地忘却世事的人，不能与他相提并论。监察御史昆明张仲益巡按江西时，曾查阅郡志，看见苏云卿的事迹，高兴地说：“这可以用来表彰世人、砥砺风俗。”于是告知藩宪、帅阃诸位官员，谋划在湖洲旧址修建祠宇。于是邑中崇尚礼义的士人伍百逊、秦本武、李复初、秦文伯、万邦奇、徐尚文、魏友良、叶原中、叶景良九人，听闻义举便兴起行动，各自拿出资财购买材料、招募工匠，于正统壬戌年夏五月开工，告成于当年秋七月。祠堂有八扇窗，空旷明亮，中间安置肖像，在湖上云烟水色之间焕然如鸟翼展开；远近瞻望的人无不肃然起敬。张仲益景仰先贤、仿效先贤的高尚行为，可以说使潜藏的德行发出幽微的光辉；而云卿的清正风范和高远情致，也将同徐孺子的祠堂一样流传后世，共同获得不朽。

译《饶州府重修府治记》饶地自从吴芮任番阳县令、号称番君以来，原来就是番阳县。两汉时都属豫章郡。建安十五年，吴国分置鄱阳郡。梁代设置吴州。到隋代才改为饶州。经历唐、五代、宋、元直到今天，所属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饶地作为一个郡的情况却和过去一样。吴国设置郡时，仍以番君旧城为治所。郡志说：“旧府治在城西南桃源山麓，世代相传是晋代郭景纯迁建的。元末战乱时，吴宏据此作为行省治所，现在成为千户所。”今天的府治原是安国寺。本朝洪武二年，郡守胡干祐就在旧址上营建府治。距今六十多年，厅堂、官署逐渐破败，历任官员习惯因循，没有能力修治。宣德庚戌年春，知府黄通理和同知冯郁来到此地任职，慨然立志重新修建。经过一年，政务修明，事务兴办，百姓安于这里的治理。通判李仪、诸忠、林袒、推官唐廷相继来到这里，便共同谋划营造。积聚材料，准备工程，运输石料，烧制砖瓦；工匠献出技能，百姓尽出力量，经营建造，改旧为新，光彩比从前更加增盛，而人们并未感到劳苦。正堂五间，高二丈六尺有余，进深是高度的两倍，面阔又比进深多六分之一。后堂三间，高一丈八尺，进深比正堂少五分之一，面阔比正堂少七分之三。正堂南面有仪门五间。正堂前面，东西两侧的曹舍共十间。正堂左右，经历司、照磨所各有房屋三间。戒石亭、丰衍库、丽谯楼都分别建成，巍峨明丽，杰出地矗立在郡县之中，用来安抚百姓、统辖所属县邑，瞻仰的人无不在这里产生敬意。这项工程始于辛亥年八月，第二年四月落成。协助办理此事的是经历栾中信、知事饶豸、照磨郅礼，负责掌管会计。主持工程的是府史王悦。工程告成后，郡中的僚属又共同商议说：“如果得到一篇文字来记载功绩，那么黄公事先操劳的功绩就可以得到表彰，也能使后来任职的人承继而不至于废坠。”他们说我和冯郁早年相交，于是派邑学学生吴伟带着书信来告知我。我虽然年老，曾经忝任史官，姑且把这件事记下来。《临江府重修儒学记》 熊槩 临江是江右的大郡，郡中有文宣王庙，历史已经很久。宋景祐三年，才迁到郡治东面，背靠城墙而且靠近城郭，俯临大江，依傍平缓土丘；珠宫、禅刹映照环绕在左右，山水的奇异秀美，确实是其他郡所没有的。庆历、绍兴年间，郡守张著开始修建学舍，作为师生讲学学习的地方。景定庚申年，学宫毁于战乱，郡守史有之、江万顷相继修葺，设置仪门、房门、廊庑，又在其中修饰先圣先贤的塑像，规模宏大雄伟。当时江万里、欧阳守道都曾为它作记。咸淳己巳年，史有之又在大成殿左边建造明德堂，信国文公题写三大字，直到今天仍然保存。年岁久远，风雨侵蚀，建筑倾圮。元至治三年曾经修过，洪武初年又修过，宣德改元后也曾修过。庚戌年，我的朋友中书舍人胡海澄从宫禁近侍职位出任本郡教官，首先拜谒先圣，瞻望上下，徘徊叹息，认为这所学校是全郡观瞻所在，如今却狭小而且破败，像这样怎么能够彰明尊崇仰慕之意、振兴士人呢？于是与训导黎德修、鲁元把此事告诉太守朱得、同知易武铎、通判杨迪，大家一致说：“这正是治理百姓的长官的责任。” 于是各自捐出俸禄，命郡人徐克等准备工役、召集材料，先重修明德堂，接着修整廊庑、学舍，全部拆除旧的而改建为新的。前后东西学舍共八间，用工一万多人次，木材费用二万有余，丹砂、白垩、金碧等费用也有一万有余。工程于当年二月开工，第二年八月告成，深广、坚固、雄壮，光辉灿烂如锦绣，比旧时更加增美而且焕然一新。唉，设置学校，是为了明白人伦、厚重风俗教化，并为国家培养人才。然而人伦所以能够彰明，风化所以能够厚重，其根本是仁义礼智；其实际内容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典籍形式是《易》《诗》《书》《礼》《乐》《春秋》。施教的方法，在于先收回人的放纵之心，培养他的德性，逐渐使他仁爱、磨砺其义，使仁义深入肌肤、浸润骨髓；立定根本而推行实际，使自己有所成就并使万物有所成就。这所学校正是风俗教化的根源，意义难道小吗？胡海澄施教，能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和大小层级来安排，实施起来都恰当合宜，他的用心可以说既勤勉又诚笃。临江向来被称为诗礼之乡，衣冠人物、文化典章胜过其他郡；从前的刘贡父、孔文仲兄弟，清正修洁、雅正有节，文章功业前后辉映，直到今天，天下后世仍然看重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游学的士人，难道可以不思考如何自我激励吗？将来入朝做官，就要想着成为有名的贤臣；出任地方官治理百姓，就要想着成为良吏，使美好的声誉与本乡前代名人相互辉映。这样或许临江流传的风俗雅习代代都有足以考验和征信的地方，胡海澄对此事拳拳用心，也就不会落空。学校的兴废，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临江府学重建大成殿记》 周帎 本朝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明命，统一华夏，登临帝位之初，首先诏告天下，整顿百神祭祀的典章；凡是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的神祇，都除去前代滥加的封号；忠臣烈士则以其当时的爵位为称号。唯独先师孔子仍依照历代尊崇的典制，保留王爵，因为孔子参与天地之化育，辅助万物成长，阐明王道，端正人伦，继承历代圣王的道统，为万世留下法则；他的功用广大，上下与天地同流，贯通古今而不可改变。因此，自此以后，从京师到天下各郡县，无不设立学校，而学校必有庙，以崇尚祭祀之事。历代圣君相承，宏大的功业和既定的法则不断完成，励精图治，扩大文教，振兴士人，治理教化的盛况超过古代。临江府先圣庙学在郡城西南大江岸边，始建于宋景定庚申年，丞相江万里为它作记；元至正乙酉年重修，邵庵虞公为它作记。到本朝宣德初年，距离创建之初将近二百年，栋梁弯曲，台阶破损，丹青墙面漫漶了。如今参政朱得任郡守，把兴修作为自己的责任，庙堂、门庑、斋房、厨房、次舍都已经更换腐朽之物，扶正倒伏之材，焕然一新；退庵金文靖公又写文章记述此事。

译朱公任职九年，政绩完成，接受天官考核；所属县邑的百姓无论老少，都不忍心让他离去，上奏请求留任的有几千人。朝廷知道他的贤能，特意升任他为江西右参政，仍然掌管府中事务。朱公接受新任后从京城回来，庆幸自己能够继续把恩惠施于临江百姓，于是把学校教育放在首位。在劝导督促的空闲时间，他察看大成殿，想到年代已经久远，而且过去使用的材料并不好，不足以配称大郡的观瞻，便想拆除重建。当时同知苏君适、通判邓君诚、知事赵君淳、照磨王君俭等竭力赞成他的果断行动，彼此捐出俸禄和公廪，筹集经费，在湖湘一带购买木材；工匠出工，劳力出佣，工程完成而百姓并未感到劳苦。工程始于正统八年三月，到第二年二月完工，高度和面阔都比旧殿增加，塑像和陈设全部完备，建筑更加壮美，显著改观。朱公亲自率领儒生举行释奠祭告，于是命教授王贠写信送到京师，请我记述落成之事。《慈训堂记》紫阳朱子撰写《小学》，其中有《立教》一篇，开头先讲太任的胎教，接着列举孟母三次迁居、选择邻里的事情，然后讲到孔子在庭院中教育孔鲤的训诫。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人的德性一定要依靠幼年时培养形成，所以把母亲的教育放在首位。《颜氏家训》说：“禁止儿童粗暴嬉闹，老师朋友的告诫，还不如乳母婢女的指挥；乳母婢女尚且如此，何况贤明的母亲呢？”在长大成人之日明白地争辩、明显地教导，不如在幼年时期潜移默化、默默培养。这样看来，子女成才与慈母的教育关系深远。做子女的，怎么可以忘记慈母的训诫呢？那些有严父在成年后教导的人，尚且还牢记慈母的训诫，不敢忘记；何况早年失去父亲，从幼年到长大都依靠慈母的教育，又怎么可以忘记呢？这就是金川毛大仪建造“慈训堂”的原因。毛氏本是吉水的望族，宋代孝子毛询、神童毛君卿，都是他们祖先中闻名的人物。毛大仪的曾祖父自任，才迁居新淦畴陂；世代簪缨、诗礼传家，没有失掉祖先留下的家风。毛大仪父亲去世时，他和弟弟显泰都还年幼；他的母亲袁孺人守着共姜那样的节操，辛勤教育他们，如今兄弟二人都已经成材，所以题名这座厅堂，以表示不忘母亲。后来毛大仪偶然来到北京，通过他的表叔、工部右侍郎罗汝敬，请求我为此作记。毛大仪的母亲太孺人，在盛年守节，能够笃守义方来教育儿子，可以称为贤母。毛大仪兄弟善于承受母亲的教诲，能够自立成材，不辱没先人的德行，难道不也可以称为贤子吗？不过，毛大仪兄弟还应当在尚未达到的地方继续努力。《孝经》说：“立身行道，使父母显扬，这是孝的最终完成。”毛大仪，你要努力；这也是我和罗汝敬对你的期望。《拜虎冈记》 陈善 包实夫，是泸溪人。他家世代以儒业为生，鲁伯先生就是他的父亲。他通晓经书，努力学习，侍奉父母极其恭谨。曾经因文章和品行在乡里著名，所以接受他学业的人都以宾客礼节待他。洪武元年，他在县城太常里设馆授徒。这年冬天，他回家探望父母，之后又返回学馆。沿着旧路走到厚嶰，忽然遇到一只老虎冲到面前。实夫进退都无法躲避。老虎像伏地行礼一样，慢慢起来，咬住他的左腋衣服，拖着他走。实夫随着老虎走，到达林莽之中。老虎松口蹲下，实夫也面对它盘腿坐下，于是对它说：“你是一只老虎，难道你要防止我的肉被你吃掉吗？如果这样，我还有什么遗憾呢？但是我的双亲都已经七十多岁，你能容许我奉养他们到终老吗？我的肉如果被老虎吃掉，终究还是归于你。”老虎于是站起来，拖着他的衣襟，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放下衣服离去了。唉！老虎是凶恶的野兽，哪里会有人心呢？只是因为它也有父子之仁罢了。所以人遇到老虎，很少有能活着的；但野兽的仁慈，却是被人的孝心感动出来的。何况孝悌达到极致，就会通于神明。实夫遇虎而没有受伤，正色面对它，难道不是把生看得如同暂寄，把死看得如同归宿吗？还是因为他的孝悌极至，而有神明保佑他呢？这样看来，万物与我同类，谁能说它们没有人心呢？所以我特意记述这件事，用来劝勉侍奉父母的人。

译《景仰亭记》景仰亭，是饶州太守王侯修建的。他祭祀前任太守，又建造这座亭子作为休息的地方，是很合宜的。亭子命名为“景仰”，是什么原因呢？取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意思。前任太守是谁？是颜真卿、范仲淹、王十朋三位公。王侯恭敬地侍奉他们，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三位公的德行名闻天下，恩惠泽被百姓，声誉威望传遍海内，而且都曾出任饶州知州，是人们不能忘记的。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动乱，盗贼蜂起，只有颜公独自秉持大节，阻挡贼寇的锋芒；但因正直不为奸邪所容，接连遭到贬斥。等到朝廷整顿宗庙祭祀，颜公在全朝廷仪式上陈述政事，言辞更加恳切，也更加招致诽谤，最终陷入安禄山余党史思明部将李希烈之手而死。宋天圣年间，章献太后临朝，范公任谏官，首先进言说，天子不应面向北朝拜太后，古代没有代替君主即位的先例。等到他评论时政的缺失时，又说国家安危、政治治乱在于用人时能否公正而不徇私；宰相厌恶他，于是降职为饶州知州，后调任延庆，整饬防守。侍奉君上、对待他人，一概以诚信为本；先忧后乐，是范公平素的志向。王公任著作郎时，说君主的职责有三项：任用贤能、采纳谏言、明辨赏罚而已。又说大臣心怀奸诈、误国害民有八种罪过，端正左右史官的职责，以便直切地进行论谏。王公出任饶州知州时，地方上盗贼很多，一夜之间便逃散了。他先后治理四郡，风调雨顺，百姓眷恋他如同眷恋父母，由此可知他的德行和善政。古代君子如果有志于这个世道，必定以圣贤为老师；不是道义不说，不合礼法不做，不把死生祸福放在心上。唐宋以来，政治治乱变化很多，君子和小人交替掌权，得失的辨别、是非的公论，大概有些是不能磨灭的。鲁国叔孙穆子说，树立德行、建立功业、留下言论，可以达到不朽；三位贤人所树立的正是如此。王侯把三人合在一起祭祀，是合宜的。王侯名忠，是钱塘人，由进士进入翰林，改任兵部主事，因才干简拔而升任现职。他廉洁、公正、明察、谨慎，官吏敬畏，百姓怀念；尤其用心培养士人，甚至亲自为他们讲授经书。天久不下雨，他亲自祈祷，随后便下了雨，他的精诚确实值得崇尚。王侯建造这座亭子后，兵部尚书孙原贞为它题写匾额。王侯于是写信告诉我说：“我王忠过去在翰林时，曾跟随您游学；如今有幸主持名郡，接续三位贤人之后，他们留下的美好恩泽、风声气习，显著存在于人们心中，我可以仿效他们而实行，用恩惠施于这一州。亭子有这个名字，是为了表明志向。希望先生为此作记。”我于是写下三位贤人的美德，并希望王侯的德业充实完善，最终达到长远宏大的境界。《诗经》不是说过：“差不多可以做到早晚勤勉，以长久保持最终的声誉。”王侯如果果真有所取法，就把这句话揭示在亭子的墙壁上作为记文。《贞节堂记》吉水李直孚建造厅堂奉养他的母亲孺人，并把它命名为“贞节之堂”。孺人是县中沙上酆亨的女儿，十九岁时嫁给金滩李允臧，也就是直孚的父亲。嫁过去第二年，丁未年，本朝将要经营治理中原，先从江西征取粮食；李允臧负责粮食运输，船行到安庆时溺水而死。当时直孚刚出生几个月，孺人二十一岁，便发誓守节。李允臧家中一向贫困，孺人勤做妇女的事务来维持生活，对上奉养公婆，对下抚育幼儿；破旧的帷帐，瓦制的灯盏，屋里一片萧条，别人不能忍受这样的忧苦，孺人却安然处之。又过五年，公公去世，她按照礼法办理安葬和祭祀。哥哥怜惜她年轻，想让她改嫁。孺人哭着说：“我听说，妇人以丈夫为天，天只有一个，哪里有两个的道理？所以丈夫死后不再嫁，是天地间的大义。只有禽兽才与此不同。况且丈夫离去时，把年老的双亲和幼小的孩子托付给我；如今公公去世而婆婆还在，孩子也一天一天长大了，你却把我当作禽兽看待，我只有一死罢了。”哥哥知道她的志向不可改变，便不再提起。又过三年，婆婆去世，她像办理公公丧事一样依礼办理。直孚长大后，她勉励他勤奋学习，说：“你父亲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你不勤学就没有办法立身处世。” 直孚被她的话感动，不敢懈怠学习，终于有所成就。孺人于是高兴地说：“我竭尽心力、辛勤劳苦，上奉双亲，下养孩子，如今幸好没有辜负我的丈夫，可以到地下去见他了。”直孚侍奉孺人非常恭谨，并把厅堂命名为这样，大概是为了彰显她的德行。所谓贞，是认识正道并坚定地守住它；所谓节，是做事有一定的节制而不过分。《易经》恒卦六五的象辞说：“专一而终身不改。”这是说妇人的贞守坚固确切，又不越出常理；这正是节卦六四所说的“安于节制”。圣人流传于世、确立教化，都是以天理和人伦正道为根本的，人人谁没有这种心？只是有人不能这样做，是被欲望牵累了。欲望发动、情感胜过理智，就会陷入邪僻放荡而不知道检点，这与禽兽又相差多远呢？孺人的德行没有辜负圣人的教训，不是贤者，能够这样吗？孺人八十一岁去世，守节六十年；她去世后，厅堂一直没有记文。去世十年后，直孚的儿子同仁考中进士，在北京，才奉父亲之命来请我作记，希望把祖母的德行彰显于久远，所以我为此作记。孺人的善行，可以作为全家的仪范，并施及乡里，这些事情很多；这里不一一记述，只记她用来命名厅堂的原因。

译《万安县学重修大成殿记》万安，是个文献昌盛的县邑。儒学位于县治东北，正处在山川胜景之中。像金鵞、芙蓉等山，章贡等水，以及重重山冈、层叠峰嶂、平静的水波和惊骇的巨浪，无论远近大小，全都环绕汇聚、拱护揖让，在这里呈现奇异、献出秀美，所以过去的作者有所取法。所建的庙宇在前面，学校位居其后。当地人既禀受了清纯美善的山川之气，又加以学问，往往能考中高等科第，升任显要官职，在当世享有盛名。万安的学校闻名天下，到今天已经很久了。但修缮治理没有接续，日益陷入破败。朝廷每次下达兴办学校的诏令，有司都以事务繁多为由，很少能够尽力办理。景泰壬申年，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姑苏人韩允熙公奉命巡抚江西，获准便宜行事；政令得到整饬推行，威望施行、恩惠施加，尤其把兴办学校视为当务之急。他到万安后，拜谒先圣，周遍察看殿堂庭院，感叹其破败简陋，便召集县中的老儒、秀士、富家和大户，打算汇集众人的力量来更新学校。县里的义民曾时望对众人说：“公兴办学校，是要用圣人的道理教育我们县的子弟，这是多么盛大的善心啊！做父兄的，怎么可以不亲自努力，反而拿这些事来烦劳公的心思呢？”修建学校所需的资用，以大成殿为最多，时望请求独自承担，丝毫不牵累别人。韩公十分高兴，进一步加以奖励勉励。时望着眼长远，不吝惜费用，到湖湘购买杉木，一定选取两手合抱那样粗的大材；其他砖瓦、铁石、黑白涂料、朱漆等物，以及各种工匠，也都寻找优良的，并用钱财聘请而来。这年九月开工，到第二年四月完工，建成大成殿五间，高四丈五尺有余，深度和宽度与之相称。修长的梁、巨大的栋，重重屋檐、雕刻的椽子，土木和彩绘装饰，都极尽壮丽华美。殿中供奉的圣贤像貌，也都按照规制塑造绘制，比从前更加美观。后来韩公又因公务来到万安，徘徊观看，见大成殿高大辉煌，足以冠绝各县，更加高兴地说：“时望曾经拿出粮食赈济饥民，因玺书褒奖而成为义民。如今又独自捐出巨额费用，成就朝廷兴办学校的美事，难道不是真正喜好义举的人吗？”左副都御史刘广衡公，是万安的杰出人物。他与曾氏联姻，素来认为曾氏的世代恩泽留在人间；曾家本来积蓄有余，而韩公秉持道德、践行义举，也足以使人振奋兴起，所以时望做这件事并不困难。这件事不能不记载，于是嘱托我写下这篇记，以示后人，使他们知道今日兴建的由来；万安县令某又请求把全文备具刻在石上。

译周文襄公祠记 周公姓周，名忱，字恂如。他的先世是防稽人。唐末黄巢作乱时，有一位名勍的人任御史中丞，率兵镇守九江，子孙于是就在九江定居。后来又迁到南昌的武宁。自唐至宋，世代都有做官的功绩，成为当地的名门。元朝盛时，天骥任吉州路总管，死后赠官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豫章郡公，于是全家迁居庐陵郡城北面的一角。传到三世，南康路知事鉴公是周公的曾祖。祖父遗安先生仲德，才开始迁居到今天吉水的月冈。父亲秉昻没有出仕，但父祖都因德行义理而受到一乡人的敬重。周公生来聪敏，喜好学习，各种书籍只要看过就不会忘记。遗安先生高兴地说：“此人一定能够光大我的家门。”于是送他跟从名师学习。永乐甲申年，考中进士。太宗皇帝命令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人进入翰林院，使他们继续进学，周公也希望参与其中。周公日夜奋勉，一点也不懈怠。当时天下太平，四方来朝贡举，祥瑞接连出现；文学之士歌颂圣德的文章一天比一天兴盛，周公的文章最受人称道。当时正编修《永乐大典》，一时的名儒都聚集在馆阁中，也大多谦让周公，认为他的才干最强。书编成后，授任刑部主事。他宽厚、明察而谨慎，审理案件没有遗漏的实情。闽地有个姓林的人，二十多岁，被诬陷为叛逆党羽；案件中行贿之事拖了很久不能判决。周公一见到他，询问其供词，林姓人说：“叛党之事发生时，我才两岁，哪里能够行贿出力？”周公于是释放了他。后来《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修成，皇上知道周公可以任用，便有意任用他，升为刑部员外郎。太仓有成命，命周公主持粮食供应运输；直隶的粮赋管理原本不严，他却把事情办成了。仁宗皇帝即位后，有人推荐周公任郡守，皇帝没有接受。到分封亲王、选择辅导官时，任命周公为越府右长史。宣宗皇帝想到京畿以内是国家开始开拓疆域的地方，苏州、常州等郡的赋税占天下的一半，应当设法优待养育当地百姓；但由于用度匮乏、百姓困苦，官吏又不称职，于是提拔周公为行在工部右侍郎，前往安抚治理这些地方。凡是饥寒、劳役以及各种利弊中应当兴办或革除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交给周公办理。周公恭敬谨慎地奉行诏敕，并把养育百姓作为首要事务。苏州的赋税很重，郡中的豪强过去常常巧取豪夺以肥私家，而官府征收的赋税却总是不足；乡里的平民困于暴虐征敛，有的甚至变卖田产逃亡，有的卖掉子女来缓解刑罚。每年拖欠的赋税曾经累积到一百万，等待朝廷恩赦。周公知道实情后，便制定法规、设置粮场，选择人员总管收取并负责运输，不让里胥经手；计算常年征收中超过定额的余粮，积存起来救济农民。又发放府库的钱财，按平价买入粮食，以备灾荒年份之用。武臣的俸禄本应运到南京发放，周公便请求下令让他们在苏州领取，并把运输费用收取归入此处，这也有利于农民。至于把粮物运抵北京时，而…… 船运不顺，或者官府有额外征需，以及民间饥荒困窘、无计可施的，都用积存的余粮通融发给，不责令偿还。于是小民只知道努力耕田、缴纳赋税，奉养父母、抚育子女，除此之外一概不涉及。官府没有拖欠租税，私人没有横征强取，百姓欢欣鼓舞了二十年。皇帝对他的任用也很坚定，即使遇到父母丧事，也都夺情起复，让他继续任事，并且加以优厚的终丧礼遇。事情有时十分重大，即使不属于他的职掌，也仍然命他办理。比如审录南京拘押的囚犯，考察郡县官吏，督察京卫屯田，治理松江煮海盐利等，像这样的事不止一件。他处理事务，无论宽缓还是严急，都一定以公理而不凭私情，人人都认为恰当，没有异议。松江、嘉兴地处海滨，周公奉命防备寇盗，考察土地适宜情况，修筑城堡，制造战船，训练士卒，常常像随时有警一样。然而凡是皇帝交办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办得符合要求。历代皇帝在位时，多次下发玺书加以奖励，并增赐财物。今上皇帝即位后，嘉奖他的劳苦，升任户部尚书；他以旧制辞谢，便改任工部尚书。不久，又命他前往安抚南方，以为当地百姓能够安定下来，周公更加勤勉笃实，始终如一，兴利除害，都像从前一样。当时边境戒严，需要兵器，皇帝命周公办理；百姓听到他的命令，就像儿子奔赴父亲的召唤，百万件铠甲兵仗都按期办成。景泰二年，周公以患风疾请求辞职，皇帝不准许。他再次上疏，皇帝才命户部侍郎李敏代替他回来，并且告诫李敏：凡是他所推行的良法和美意，不要轻易更改；这大概仍有意继续任用周公。等周公入朝觐见，皇帝命光禄寺设宴慰劳他。周公退下后病势发作，倒在朝廷中，竟无法起身。皇帝察知他确实病重，命他退休回乡，这年是景泰二年八月。周公恭敬侍奉五朝皇帝，早晚勤勉不懈，他的美德善行，百姓都在传诵。至于谈论巡抚的政绩，也总是首先提到周公。周公对于民政，只要知道是应做的，没有不做的；一旦去做，必定竭尽办法。郡县遇到水旱灾害、应当赈济供给的，很多不等诏令下达，就先行办理，使百姓脱离危急、保全家人，数也数不清。他又把多余的力量推广到其他应做的事情上，而且都取得了成效。他修建应天府学的尊经阁，修建苏州吴县、常州江阴、镇江丹徒和丹阳、安庆、金山、太仓等地的学校，修建阙里的金丝堂。至于武进的孟渎、何闸，江阴的黄田闸、蔡泾闸，苏州的宝带桥，镇江的镇西桥，这些用来疏通往来、便利蓄水泄水的工程，也都是周公重建的，却没有使百姓感到劳苦。李太白、范文正、梅圣俞、魏鹤山等先贤的祠宇和遗迹，也都加以修缮，不烦扰百姓。起初周公六十岁时，就在居所附近的双崖营修建了几间草屋，各自按当地景胜命名。到这时，他回乡养老，在山水之间排遣心情，足迹从未到过城府；宾客来往，他总是倾情相待，彼此尽兴欢聚。他所作的诗文有若干卷，出入唐宋各位大家之间，文章声势流畅，颇有大家风范。景泰四年十月三日去世，享年七十三岁。皇帝听闻后，悲悼叹息，命礼部前往致祭，命工部修治坟茔，赐谥号“文襄”。他的儿子仁俊、仁迪、仁俭、仁广，孙子琬、瓒、环、璇、琦、璲，将他安葬在家乡黄冈的原野上。丧葬仪物依照制度准备齐全后，又在墓的右边建造五间享堂，按岁时举行祭礼，并供奉周公的塑像；左右两厢用来贮藏祭器。凡是应当具备的设施，无不环绕修筑周墙，设置大门，庄严整肃，内外完备。又购买田地五十亩，用来供应每年的费用。于是有人来请我记述这件事，以流传久远。我和周公同科考中进士，同朝共事五十年，了解周公最深。况且周氏先人的德泽本来就深厚，周公又使它更加深厚；子孙相继，足以流传不朽，哪里还需要我的言辞呢？但此事又不能推辞，所以只记述他最重要的事迹，作为祠堂记，细节可以从略。重建贯道桥记——陈敏政

译白鹿洞书院前有一道门，名叫贯道门；门南几步有一座跨越山涧的石桥，也以门名命名。考察郡志，书院有三座石桥，分别叫流芳桥、枕流桥、贯道桥。但明初金华王祎游览书院所写的记文说：“书院毁坏已经十五年，树木生长在瓦砾之间，大的有几围粗。前面有石桥，叫濯缨桥、枕流桥。书院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两座桥，并没有提到贯道桥，大概它废弃已久了。”天顺戊寅年春天，我修缮书院，前去察看，正好乡贡进士李昊和他的几个学生在院中读书，便向我请求说：“这座桥正对贯道门，实际上是书院的正路。修缮书院不能不把它恢复。”于是我命人在桥附近居民中寻找坍塌的石料，在山涧中找到了三分之二，高兴地说：“这样修桥就容易了。”又找到庐陵石工张文祯，他欣然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责任。二月庚子日开工，过了两个月就完工了。桥比旧桥加高三尺多。桥下有巨石，恐怕会阻碍涨水而损坏桥梁，于是把它搬走。又在礼殿中塑造先圣及四配的像，在前祠塑造李、周、朱三位先生的像，于是书院的景观全都恢复了旧貌。紫阳堤记 鄱阳湖汇集江西十三郡六十多个县的水，经湖口流入长江。每逢春夏雨水汇集，峡中水势盛大，长江水流湍急，而湖水流势缓慢，被江流阻挡，不能流出，于是湖水越涨越宽，漫延数百里，长洲和大滩都看不见了。它和洞庭湖、震泽同为天下巨大的水泽。凡是船只经过这里，若幸逢天晴风顺、波浪不起，便扬帆直渡，也很容易；若不幸渡到一半突然遭遇风雨，巨浪如山，前后推拥，潜藏的蛟龙和发怒的巨鲸也随之出没，助长声势，船行稍有不顺，便会倾覆破碎。即使有仁人义士望见而怜悯，也没有能力救援。南康处在扬澜、左蠡的冲要处，波浪的危险尤其严重，所以船只到了这里，必须选择深湾曲港停泊，等到风平浪静以后再走。附近可以停船的水洲，上游三十里处叫潴溪，下游约五里处叫神林浦，客船常常聚集在那里。只是郡城附近都是高崖峭岸，洪涛巨浪日夜冲撞其间，不仅往来船只没有休息停泊的地方，居民的船和驿递的船也没有藏避之处。因此商旅不能停留，贸易无法获利，居民更加贫困。只有所谓的西湾，水涨时可以容纳几百条船，但湾内浅而狭窄，里面没有曲折的港汊，外面没有抵挡风浪的堤坝；南风卷起巨浪，常常毁坏百姓的墙壁。宋元祐年间，郡守吴审理开始在湾口架设木障。崇庆四年，郡守孙乔年向朝廷请求用石头筑堤，堤长一千一百尺，宽二十尺，横截洪流冲击之处，中间开门以便船只进出；里面疏浚出两个港澳，可容纳千艘船，人们都认为便利。年代久了，逐渐坍塌。淳熙年间，朱夫子来任郡守，申报获准由监司拨官钱一千贯、米五百石，招募百姓修筑。到如今三百年，堤坝日渐颓坏，难道没有一两个贤能的守令曾经修缮吗？只是官员调任不定，工费不足，最终没有成功。堤石被水冲刷带走了十分之二三，两个港澳也淤塞干浅，不能抵御风浪、庇护船只。景泰甲戌年夏天，敏政从太平郡判调任南康知府，向父老询问兴办废弛事务，大家都说：“这座堤坝有利于官府、百姓和商旅。如果现在还不修，就会毁掉前人的功业并留下后患；恢复废弃、振兴衰败的事情，没有比它更急迫的了。”我听后十分伤感，闲暇时带领僚属和父老到旧址周遍察看，才知道工程极大，费用也很广，而郡县储备空虚，实在无从筹措。过了一年，政事推行顺利，百姓得到便利，郡中颇为太平，于是召集僚属佐吏商议。这时，同知潮阳蔡用生、通判济南孙智节、推官西蜀张应选一致说：“南康郡虽然贫陋，但三县中富裕大户和好义之士也很多。您如果果断地把兴废工程作为自己的责任，我们这些人把您的意图遍告众人，一定会有人倾尽家财、捐出粮食来帮助，做成这件事大概并不困难。”郡司狱、桂林人卢思聪，是个勇敢之士，毅然请求亲自承担督率劳役的辛劳。又选了两名能干敏捷的老人，名叫官琇、梁冲，协力谋划。于是建昌县大户杨素观用船载着石工来到府衙，拜见完毕，便与卢思聪等沿江上下察看采石和施工的地点，并开始用工；同时捐献谷物一百石，作为工人的粮食和工费。其他大户也相继来到，有的捐粮，有的捐钱。过了一年，石工来报告说，已经得到宽二尺、厚三寸的石料七千零八十尺多。农忙的工程结束后，湖水也干涸了。邑中百姓都说：“可以正式动工了。”远近听到消息后，父亲告诫儿子，兄长劝导弟弟，挑着土筐、带着铁锹，云集堤下，情愿出力。于是命官琇、梁冲把青壮年按十五人为一组登记，分成两班使用，每十五天轮换一次，以便让他们休息恢复体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千八十尺〕 因此人心更加欢喜，便把旧堤中所有倾塌的石块全部取来重新砌筑。把石头烧炼成灰，把糯米煮成粥，在两块石头的缝隙中用米粥和石灰黏合，使它坚固得如同一体；又疏浚港澳的淤塞处，使堤坝增高。共计用谷七百石、银二百两多。工程于乙亥年十月开始，丙子年九月完工。长度和宽度同旧堤一样，加高三尺。从远处望去，宛如一座城池，屹立在大湖岸边，扼制洪涛，遮挡巨浪。停泊在这里的船只，都能得到栖息之所，不再有风涛的危险。起初，工人在堤旁挖土时发现一块古碑，原来是咸平二年乡贡进士张某所作的《德星亭记》。德星亭是知军林揆创建、供宾客居住的地方，但郡志漏载此事，人们都不知道有这座亭子。过了数百年，这块碑又在今天重新显现。星子义士左璇请求用私人财产在堤东修建亭子，并题写旧名。亭子南面俯视湖水，北面面对交通大道，往来的士人到了这里，常常举手加额说：“朱文公百年前将要废弃的功业，没想到今天又看见它建成了。”这难道只是一个郡、一个县的百姓所依赖的吗？东西南北的士人没有不依赖它的。此堤所带来的利益多么广大，太守的用心多么仁厚啊！工程完毕后，卢思聪磨治石碑，请我撰写记文。我因郡中事务纷繁，没有空闲动笔。今年将近七十岁，获准向朝廷请求退休。接任者已经到来，心绪稍稍清静下来，于是写成此记并刻在石上，以记载工程用力的先后次序。那些捐助钱粮的人，则另行刻在碑阴。

译重建南康府谯楼记 南康郡建置于宋太平兴国三年，但谯楼始建于何时却不知道。不过，有郡就必有城门，有城门就必有楼，用来区分内外、增高观瞻，这是郡县通行的制度。元至正年间，郡守孙天民重建谯楼，虞伯生为此作记。记文说，郡治本是宋乾道年间建造的，后来在至元乙亥年被毁，那么这座楼应当与郡治同时建成、同时毁坏，至此才重新建造，事情很清楚。又说楼的两端筑台，高十八尺，台上建楼，屋三间；左右翼台的台基，从台基到屋顶最高处，合计五十八尺。现在旧楼的高度大概和孙侯所建的一样，但房间增加了两间；上下全用木材建造。这大概是孙侯所建的楼又毁于元末兵火，而现在这座楼是我国朝初年所建的。既没有刻石记文，也没有题写梁木的年月，创始的先后和作者姓名都无法考察。楼上有“南康府”三个大字的匾额，是洪武十三年知府安智所立，那么这座楼难道是安侯建造的吗？父老说，这个郡没有城郭，却处在交通要冲。自元末盗贼兴起，人民逃散，府治迁移寄寓到其他地方，这里遂成虎狼出没的巢穴，人迹很少到达。从郡治向北直到庐山之间二十里左右，到处都是巨木森然、连成树林。当时任郡守的人认为土木工程难以完成，而大木容易取得，于是拆去旧台，全部用木材构建。然而木材都是松木，外部受到风雨侵蚀，内部又被虫蚁蛀食，不到几十年就腐朽歪斜。历任官员没有能力重建，只好取其他木材从旁边支撑，姑且希望它不倒，以遮隔内外罢了，再没有壮丽的景观。我刚到任时，属吏报告说：“楼上的某根柱子将要折断，某根梁将要压塌，如果不支撑就会倒下。”我去查看，果然如此。数一数纵横交错的支撑木，已经超过原有柱梁的数量，再也无法增加了。于是我劝告他们说：“暂且等我慢慢筹划。”属吏都讥笑这件事困难。过了几年，我修筑石堤完工，剩下了一些钱，才开始商议重建，节推张君选极力赞成。于是三县大户听说后，也有人愿意捐资帮助完成此事。召集工匠估算，大家都认为松木容易蛀坏，应当换用其他木材，但像旧楼栋梁那样长大粗壮的木材又无法取得。如果先筑台作为地基，再在台上建木楼，规模壮丽，便可以长久保存。大家都认为可行，于是开窑烧制砖瓦，聚集工匠、运输土料，又到邻近郡县购买木材。不久，土筐、铁锹、斧头等一齐动手施工。工程始于天顺三年秋九月，张君亲自督役，司狱卢思聪、阴阳正术梁轰也从旁协助。到天顺四年三月，土木工程完工。只是陶瓦取自南昌，过期没有运到，未能覆盖楼顶。恰逢春夏淫雨连下十多天，台面上的水横流四溢，于是台旁新砌的砖逐渐坍塌。当时我已经获准退休，张君也因任满九年离职，正为工程不能完成而忧惧。不久，大理评事西蜀人雍浩侯来接任，与同知杨振、通判孙智商议，砍伐茅草覆盖楼顶，并取各窑剩余的砖，搬运废弃寺院的旧石，与坍塌的砖混合使用，命工匠重新砌筑，比旧有的更加坚固严密。又对我说：“这是您开创的事业，不能没有文章来记载。”台的高度同旧台一样，但进深和面阔增加了三分之一。中间设置环门以通往来，左边修筑台阶以通达上下。楼共五间，旁边有夹室，共七间房。楼的左右为各类官吏的廨舍三十六间，每间高一丈三尺，深若干，宽若干，分东西两向排列。凡在郡中办事的人，每人分得一间，都认为很方便。落成那天，郡吏蔡诚等请求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但我没有空闲。如今趁着记述谯楼一事，把它附写在末尾，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新喻县治记——张彻 新喻自古属于扬州地域，汉代属宜春，吴国才开始设置县，但县治所在已经无法详考。隋开皇十八年隶属袁州，当时县治在龙池墅。大业八年迁到距村。唐麟德元年又迁回龙池墅。大历八年水淹城郭，郡守李嘉祐上奏请求迁到虎瞰山，就是今天的县治所在地。宋淳化三年开始隶属临江军。元元贞二年升县为州。本朝洪武二年又把州降为县，隶属临江府，管辖九乡。县里旧有土城，周长约五里，如今已经废弃，只剩四座城门的旧迹。葛峰环绕东面，防岭踞守北面，钟鼎山的秀美处在西南交界，虎瞰山独自隐然居于中央。世代相传这是五星安置其位之地；大河的水从袁州流来，曲折回旋、涟漪荡漾，到这里便停聚回环，与地势的曲折相合。虎跑泉向东流去，文人和显贵官员中，以道德、政事著称天下的，大多出自这里，实在是江右的名县。县治年久失修，几乎全部坍塌，前任官员不尽职，连一根木头也无法支撑。知州张弘和知县李让只是有心修复，始终没能完成。继任者把它看作传舍，谁会认真研究、用心谋划呢？宣德五年，武林人洪钧来任本县县尹，廉洁自律，勤勉抚民，明察细微，公正办事，以此取得信任。凡是有害于政务、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他总是立即停止施行，不再保留。不到一个月，政教风化就大为融洽，百姓安乐富足，家家传来弦歌之声，上下相安无事。于是选取木材，备办瓦砖，挑走污土，以新土夯筑地基，把工程计划交给工匠执行。先建造县治若干间，高大明亮、宏阔深敞，气象开朗，与过去相比何止增加数倍。又在县治后面建堂，取名“嘉善”，保留旧有匾额。又在两旁建房舍，让文吏居住并存放文书案牍。建造仪门，以整肃出入；建造鼓楼，以严明更鼓漏刻，使百姓懂得敬畏并保持警戒。至于廉宪分司，改换柱石并扩大其规模；皇华使馆，增高栋宇并加以修饰；仓库、坛场、坊巷、道路，也全都拆除重建。然后治理修建自己的居第以及同僚官员的廨舍，凡是应有的设施，没有不整齐完备的。工程始于当年十二月，完成于宣德七年五月。费用全由官府供应而且有所节制，百姓像子女来侍奉父母一样协力参与，仿佛神灵帮助、上天成全，何其迅速！工程完毕后，老人万子远等请求磨石立碑，等待县尹的文辞没有得到，于是请我张彻写文记述。张彻认为，经过一百多年荒废之后，能够由一个人之手重新建成；如果凡是做县令的都像洪县尹这样贤能，那么就可以稍稍减轻我君主和宰相的忧虑。

译古书说：“治理政事在于用人。”确实如此！从今以后，居住在新喻这片土地、接受县尹德化的人，都应亲爱亲人、尊敬长者，谨慎对待士人的学习风气，勤于耕作纺织，大小相互劝诫，不要触犯常法，那么远近之地都可以安享长寿之域，恢复淳厚古朴的风俗也就不难了。张彻没有文采，不懂得修饰文辞，只是为县尹比常人贤能而高兴。县尹在新喻所建立的显著功绩，我只概要记述，把它刻在石上，希望后来的人看到他的美政，知道应当受到劝勉。县尹字惟衡，通晓经学，能写文章，志向品行卓异，足以承担重大责任。新城先贤祠堂记——何文渊 浙江台州临海人陈从熙以进士身份来任新城县令，一个月后境内大治。他以端正身心、保持廉洁耿介作为施教根本，以整顿振兴风俗、培养新的人才作为首要事务，所以命令一出便迅速推行，没有人违背。县中有先贤祠堂，位于文昌阁东侧，用来祭祀本乡先达：唐朝丞相郑畋，宋朝崇政殿说书李泰伯，尚书左丞邓温伯，名儒吕南公，工部侍郎何升之，衢州通判萧雷龙，状元张渊微，元朝佥事胡梦魁，本朝工部尚书黄子雝，礼部侍郎江仲海，乳源县丞涂敏，共十一人。年代久了，祠宇坍坏，执政者安然不理。从熙拆除旧祠重新修建，使神位有所安置、可以瞻拜，庭院也蔚然可观，众人心中欢喜。每逢春秋祭祀先师孔子，从熙亲自拿出俸钱购买猪羊、酒和果品来祭祀先贤。祭祀结束后，他和教官、诸生等在祠堂下饮酒，交谈之间不说别的话，只说：“你们乡里的先达，有的显贵做官，有的文章卓著，有的忠贞有节，其他县很少有这样的人。你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耳闻目睹这些事已经很熟悉了，难道不应该思考怎样接续他们的脚步，为国家所用，使自己的名声流传后世吗？” 于是各位俊秀都振作而起，内心受到触动，想着要努力赶上先贤。修缮祠堂，确实足以激励和劝勉人心。从熙有处理繁杂政务的才能，藩司、臬司都把他的政绩报告给朝廷，朝廷调任他为吉安府永新县令，不久又破格提升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但祠堂还没有记文。我的同宗、礼科给事中舸斋先生嘱托我撰文记述此事，并亲笔写下从熙任政期间废除淫祠、分发废寺田产以救济贫民、抑制豪强、安抚穷困、杜绝请托、每天招集造就士人，以及为涂恢、邓时康、王湛、刘本中等讲说经义等十多项政绩。我只选取其中与紧要政务有关的部分，记在这里。江知县平定寇乱记 正统戊辰年夏六月，贼人邓茂七在延平府沙县作乱，分派党徒攻打劫掠邻县。七月攻陷将乐，八月攻陷清流，九月攻陷宁化，十月攻陷建宁，十二月攻陷石城。我任广昌县令时，东西南三面都已陷入贼手，贼人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官军没有能够抵挡他们的。都指挥方政在县城新坊里后的屯岭遇到贼军，被贼军攻击；几千官军死者相互枕藉，人心危惧战栗，百姓携老抱幼逃避贼军，接连不断地挤满道路。当时新安人江敬夫任我县县令，趁贼军还未到达，和百姓约定说：“老人、幼儿和妇女迁出躲避寇乱，壮年男子守卫家园、经营田地、抵御贼军。”于是招集唐志谦等义士一万多人，教练攻打、搏击、刺杀的方法，制造长弓、药弩、钩刀和利器，以保障县治。人心奋勇，全都听从号令，诚心把性命交付出来，没有人敢落后，就像子弟服从父兄一样。贼人侦知此事，在边境上像狼回头、枭鸟窥视一样，不敢深入；江君又派危留记率众冲入贼巢，攻败其党，县邑因此得以保全，百姓没有失去职业，秋收也大获丰收。第二年己巳年夏天，江西巡抚杨彦谧上奏报告此事，皇帝命江君任建昌府通判，兼掌广昌县知县事务，以奖赏他的功劳。用兵的事情，先要造成声势，随后才用实力交战。贼锋正盛时，向贼军报告的人有的说：“广昌聚集了七八万人马。”有的说：“药弩射中人便立即死亡，无法医治。”义士们训练精熟，无不一人抵挡百人，贼人听到后全都胆寒；这大概还没有交锋，就已经夺去了他们的气势。那些武夫悍将统率军队讨伐贼寇，反而被贼军击败；看看我们的江君，难道不令他们惭愧失色吗？况且广昌处在江西上游，广昌一旦失守，南丰、南城、抚州就会相继陷落，祸患更加扩大，很少有人能够抵御。这样说来，江君的功劳应当列为江西平定寇乱的第一。本人是旴地人，亲眼看见这件美事，所以写下它。

译重建建昌郡治记 宣德己酉年春天，工部尚书请求把建昌府治和守御千户所改建为荆藩王府殿宇，朝廷按照他的奏请施行。当时宣宗在位，认为天下事务繁剧的郡难以选择守臣，于是命大臣推荐京官中政绩声誉卓著的人担任。肇庆人监察御史陈鼎在推荐之列，奉玺书乘驿车来到建昌任知府。到任后没有地方办理政务，于是谋划创建府治，在城西北角丈量土地。那里地势高爽，背山面阳。旴姥水从南面流来，向东奔去；麻姑山从北面环绕到西面。府堂建在形胜的中央，堂前修筑甬道，道南建有两重门屋，每屋三间。堂后是思政堂，再后面是太守公宇，建在中央。二守公宇位于东面，通守公宇位于西面；推守公宇位于东面南侧。经历司、照磨所设置在府堂东西两侧。吏、户、礼三房建在府堂前左侧，兵、刑、工三房建在府堂前右侧。至于仓库、司狱以及司吏胥的廨舍，凡是应当设置的，都依次排列。南北直向深八十丈，东西横向宽六十五丈，四周环绕墙垣，外面疏浚水沟。创建的规模大致如此。工程尚未完工，适逢今上皇帝继承帝位，召陈公任都察院副都御史，下敕命前监察御史、济宁人杨谊任建昌知府。杨公到任后，查看陈公所做的工程，凡是堂宇尚未完工的就补成，尚未施加丹青彩绘的就施加，墙垣尚未达到高度和深度的就加以增筑、疏浚，可以说既完整又美观了。致仕的山东左参政、南城人李永言对我说：“你做御史时，和陈、杨二公是同僚；二公来任建昌，你又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二公建造府治，用心勤勉而又劳苦，为什么不替他们写篇记文呢？”治理政事的人固然不能没有厅堂，但政事的得失并不取决于厅堂，而取决于人。陈公到任时，我县百姓中有许多□骜之人，陈公于是惩治其中最强横的十多人，百姓才开始知道法度是可畏的，渐渐地一天天趋向善良。他又公布教条，施行德惠，于是境内称治。杨公接任后，断绝请托，禁止奸弊，公平分派徭役，昭雪积压的冤案，兴办学校，厚植风俗教化，振作纲纪，修复废弃坠坏的设施；刑威严厉如秋霜，施加恩惠爱护百姓如春日阳光，百姓因此乐于安康太平。他与陈公的政绩，条理相同、前后贯通。有见识的人说，我们这里的百姓就像久病之人，陈公如同医生诊脉用药，已经去除了疾病的一半；杨公如同医生进一步调理防护、保养身体，使羸弱者恢复强健，疾病全部消除。二位公都是医治百姓的能手。然而陈公已经很快升迁，而我们杨公政声的美好也显著地为人们所知，他能够长久留在这里吗？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掩饰二公的善政，而是希望后来治理本郡的人，居住在这座厅堂中，治理这里的百姓，不违背前人的作为。因此写下这篇记文。《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九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