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译白鹿洞五贤祠记 南康府白鹿洞书院有一座宗儒祠，所祭祀的是濂溪周子、考亭朱子，以及勉斋黄氏以下若干人。祭祀他们的意义在哪里呢？周子曾在这里任太守，朱子曾在这里任太守并重建书院，勉斋以下诸人都曾在这里讲学。凡是与书院无关的人，不会泛泛列入；不是儒者，也决不混杂祭祀。唉，儒道广大啊！为天地建立本心，为百姓确立根本准则，为前代圣人继承绝传的学术，为万世开创太平，这才称得上儒吧？两位夫子是大儒，勉斋以下是诸儒。书院的教育由来已久，所讲明、切磋琢磨的，只是儒道罢了。三纲五常，是我自身所系属的；四端万善，是我内心所统摄的；五经四书，是引导我学习的阶梯；诸子百家，是帮助我辨析驳论的材料。大家终日共同居处，专心于儒学，像射箭的人一定瞄准靶心，像行路的人一定期望到家。每逢朔望瞻仰先贤，必定依据图说。其中所谓以中正仁义来确定准则而以静为主，洞赋所说的诚与明两方面都做到、敬与义同时树立，都要每天努力。此外还要旁搜博考直卿等诸儒的著述，反复研读并精心思考，勇敢前进而努力实行；如果这样还不能成为儒者，我是不相信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座祠本来就是用来报答先贤的，难道还不足以作为劝勉吗？旧祠只祭祀两位夫子，后来推及诸儒，是前任提学苏公伯诚增加祠额以尊崇祭祀，并亲自书写大字。后任提学邵公国贤，两位公对于振兴书院都极为用心。邵公曾对来游学的诸生说：“如果不能停止科举求取功名的念头，就不要随便到这里来。”可见他对待求学者的期望很深。这篇记是为了把这些话告诉后来者。修复瑞州城池记　　　　　　　罗伦 瑞州本是古代的筠郡，治所位于凤山南面。锦水从西南流来，转向东流，分界成为两岸。汉、晋时期旧有城池，年代久远后倾圮淤塞，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守臣漫不经心，难道是认为这不是急务吗？还是有所等待才这样呢？正德年间，一群不法之徒在华林聚众作乱，我巡行辖部来到瑞州，担心那里没有险要可以凭恃，于是询问当地老人，众人都说遗迹还在；察看后果然如此，只是当时财力窘迫，来不及修复。辛未年，华林两次进犯府治，第二次进犯时，郡守邝君璠正好在这一年到任，于是率领僚属督兵抵抗围剿，俘获斩杀一百多人，贼众于是逃去。应城陈公总管军务，发布檄文命有关部门修缮城池。邝君查阅旧档，又听说我想修复城池，便说：“筑城凿池，确实是今天的急务，只是费用极大，恐怕难以立即办成。如果聚土筑城，同时疏浚护城池的淤塞，费用少而工程容易完成，请允许我亲自负责此事，您只需考察工程是否完成即可。”我说：“如果真能这样，我的事情就办完了，还望您勉力督促诸位！”于是测量高低，估量宽窄，计算丈尺，商议工程，议定工钱，准备栋梁，备齐畚箕铁锹，召集百姓赶赴工程；劳作声此起彼伏，许多工段同时兴作。于是用木材架设门扉，覆盖陶瓦，涂上白垩，城墙既高又坚固。城墙建成后，护城池也随之疏浚；南北两岸共长二千七百七十六丈有余，四周修建楼橹，以备远望。北岸有三座城门：迎恩门、拱辰门、钟秀门；南岸有三座城门：高明门、朝阳门、靖安门。只有高明门沿用旧门，其余都是新建的。通衢和小巷都设置门屏，谨慎掌管开闭。又在凤山山顶建造一座堂，名叫碧落堂，是宋代文山任筠州守时所建的，如今开始恢复旧貌。山北建一座楼，名叫明远楼，设置钟簴，作为早晚报警之用。登楼远眺，远近群山在四面环列，郡治中的亭台楼阁、烟云竹树都在眼前，实在是奇观。辛未年八月开始动工，壬申年夏四月完工，地势险要坚固，规模整齐严肃。在荒废毁坏了一千多年之后，邝君能够恢复废坠的旧制，筹划经营，公私财力都不匮乏，百姓没有诉说劳苦，工程功绩大为彰显；邝君的谋略远胜常人。从今以后再用砖石加以铺砌，增建石梁，使两岸连接成为一体，那么城池坚固如金汤，就可以历世长久地依赖了。邝君兴办学校、劝善惩恶的事，已经另刻在其他碑石上，这里不再赘述。旌忠祠记　　　　　　　　　　谢迁 旌忠祠，是有关官府奉皇帝命令祭祀为忠节而死的大臣的祠堂。正德己卯年六月十四日，宁藩叛贼宸濠反叛，假借设宴防备之名，把巡抚、巡按、藩司、臬司以及各司官员召集到庭中，四周排列刀兵，首先呼唤巡抚都御史余姚孙公燧，谎称有密令，命他起兵并胁迫他跟随叛逆。孙公神色严正，严词斥责，请求查看密令。宸濠无言以对，孙公又以天无二日、臣无二君的道理发誓。接着又问按察副使固始许公逵，许公也毅然说：“我只有一颗赤诚之心，难道会跟从反叛吗？”宸濠大怒，命军校把他拖出惠民门杀害。两位公不住地痛骂，伸长脖子承受刀刃。当时正值盛夏烈日，忽然天色昏暗，仿佛没有阳光，黑云突然遮蔽两人的尸体，整日不散。父老们奔走前来，含泪在僧舍为他们入殓，早晚哀悼。宸濠见黑云这一异象，也惊恐不安，派人去买棺材，但民众已经准备好了棺材。原来叛贼蓄谋作乱，已经很久了。孙公察觉到叛乱的苗头，凡是预先防备的措施，没有不竭尽全力的。宸濠一味加重剥削百姓来结交权贵宠臣，百姓无法生活。孙公有志于救济百姓，常常裁抑他的行为，动辄违逆他的心意。许公也与孙公志同道合，宸濠早知道他们一定不能屈服，所以首先对他们施以毒手，并借此威吓众人。

译百姓也因此更加深切地哀悼感动。不久，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公守仁起义兵讨伐叛贼，宸濠失败，终于被处死。恭逢皇上继承大统，下诏命礼官商议褒奖之典；巡按御史唐龙又上疏请求为两位公建庙祭祀，皇帝特赐祭祀、厚葬，并分别录用他们的子孙，且命令建祠享祀。南昌城中旧有一处土神庙，父老撤去土神神位，改奉两位公祭祀，称为“全大节祠”，按时前往拜谒祈祷。奉到朝廷命令后，有司便在这里举行祭祀，但祠宇狭小简陋，不相称。巡抚都御史陈公琳曾发布檄文，命布政使陈防、蒋某和署按察使曾大有谋划改建，事情尚未完成，几人便先后调任离去。都御史盛公应期继任后，巡抚一向重视教化，认为这一祭祀制度应当隆重，于是檄令布政使王荩、严纮，参政徐赞、林庭防、冯驯，参议陆溥、陈墀以及我的弟弟罗迪，会同按察使丁沂、副使周广，商议规划。众人都认为贡院旧址面向东湖，明亮开阔而宏大，足以安妥英灵并激起瞻仰之情。把意见报告给盛公后，他同意了，于是委托南昌府同知刘守愚率领县丞彭龄主持工程。工程始于嘉靖癸未年秋九月，到甲申年春二月落成。此前正德壬申年，瑞州华林的贼寇猖獗，按察副使安陆周公宪督兵追剿，亲自冲在士卒前面，父子二人都死于贼手。事情上报后，周公已经获赠按察使官职，谥号节愍，但还没有列入祭祀典礼。盛公上疏请求朝廷批准，礼官讨论后认为符合为国事而死的意义，特准许他配享旌忠祠。皇帝的诏令远道降下，恰好新祠考察验收完毕，于是奉孙公、许公两位牌位面向南排列，又让周公在左侧配享。当时布政使陈洪谟刚到任，率僚属恭敬地举行年度祭祀；祠庙气象崇高庄严，山川也仿佛改换了面貌，忠魂义气俨然显现，足以慰藉百姓瞻仰之情。祠堂五间，前面是飨堂，再前面是中门和外门，各自减少两间；厢房、廊庑、厨房、浴室以及各类祭祀用房，合计二十间。四周环绕围墙，深四十八丈有余，宽二十七丈。工程既完备又坚固，临湖而建，视野开阔；立石作楔，匾额题为“旌忠”，这是遵循圣训。木石和工役费用全都出自官库，没有丝毫扰民。规划调度细致周全，全部完成，都是盛公亲自指授的。于是盛公和布政使陈公派使者送信，请我记述工程落成之事。我的弟弟也写信来催促，这本来就是我内心所敬佩、羡慕并乐于称道的事情，哪里敢以衰老昏聩推辞呢？重修九剧陂记　　　　　　　　符遂 自从阡陌、沟井和井田制度废弃以后，先王治理疆界的法度以及沟、洫、川、浍的水利制度不再见于后世，农田水利也因此衰败了。陂塘就是用来补救这种弊病、兴办水利的，所以贤能的官吏都重视它。南丰九陂位于太平乡三十六都剧河下游，是唐代开元年间县令游侯创建的。此陂修筑九次才完成，所以以“九”命名。近代又称它为官陂，因为各乡都有陂，都是当地人修建，只有这座陂借助官府力量，所以又以“官”命名。这里水源最远，而且并非来自一处；众多水流汇合，混杂着泥沙污物，流到剧河水中。河中怪石遍布交错，水声怒号，水势湍急，仿佛吕梁；遇到洪水处，奔流尤其迅猛。筏夫和船夫捆载稻谷等物，漂浮在水中顺流而下，魂飞胆落，必须手眼并用，撑篙丝毫不能失误；否则筏子船只就会破裂，何况还能保全所载的货物吗？再走约二里，就是陂址。两岸相距总共三十丈，难怪工程难以完成。当初游侯开始创建时，陂水顺着决口从夏坊流到彭坊，又逆向决口从杨家车流到罗家圳，进入圩田灌溉数千亩。工程虽难，但它带来的利益却很广。游侯创建这座陂，真是贤能的官吏啊！后来陂塘倾塌毁坏已久，田地屡遭旱灾。本朝弘治年间曾经修过一次，但没有完成。嘉靖乙酉年春三月，祝侯说：“水利是大事，难道可以坐看它废坏而不兴办吗？”商议的人都担心工程浩大、难以完成，侯笑着说：“过去能够完成的事，难道今天反而不能完成吗？”随即查核所需费用若干金、能够灌溉的田地若干亩，按田地多少分摊费用，斟酌事情的适宜程度，制定规章制度，委托老人李琬招募工匠砍凿石料。众人同时施工，每块石头长八尺，宽为长度的四分之一，厚为宽度的一半，纵向排列、横向连接。从东到西排列九十片，从下到上叠成十层；纵向使用双料，长一丈六尺，顶端逐渐减薄。共用石一千八百块，务求坚固长久。秋八月，工程完成。从此陂水全部沿着旧道流行，过去饱受旱灾的田地又变成肥沃的土地了。祝侯又是一位贤能的官吏啊！当地人遭受数百年旱灾之后，一旦享受到这广大的利益，都欣喜地前来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我私下想，事情的创始固然困难，最终完成也并不容易。这座陂，是游侯在前代创建，祝侯在后来修复。古人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这两位侯，难道不就是我们百姓的召父、杜母吗？不过，一座陂塘的修复，是一项良政。听说游侯有很多才能，他作为贤能官吏，并不只是创建陂塘，所以百姓至今还在传诵他；学宫至今还祭祀他。如今祝侯才华杰出、见识敏锐，德政深入人心，也不只是修建陂塘而已。将来我们的百姓难道不会传诵他吗？学宫难道不会祭祀他吗？游侯名茂洪，字简之，是崇仁人；祝侯名继臯，字师谟，是海宁人。把这些一并记下，使后人刻在石上，大概可以让后人知道这座陂为什么创建、又为什么能够完成。建永丰县城记　　　　　　　　吕怀

译嘉靖辛酉年夏季，两广、闽、浙一带盗贼兴起，蔓延东南，抢劫府库，释放囚犯，士人百姓横遭刀兵。巡抚都御史柏泉胡公于是考察山川险要，认为旧来没有城池可以防守的县邑，都上疏请求筑城。所属江西十三郡，共有十九处筑城。永丰隶属信州，距离州城五十里；由僊霞向东，是浙西的门户；由盘亭向南，是福建的北门。万山高耸聚集，平原像长蛇，山岭如同天堑，具有一夫当关、万夫难拔的险势。因此此地虽然处在两省交通要冲，达官贵人不乘舟车经过，军队也不进入信州，是东南溪山中的一处绝境。本朝正统年间，闽寇叶宗留、邓茂七进犯铜塘；成化年间，处州、泉州各地的矿贼进犯平洋，东南两条间道才开始开通。当时依靠都御史韩公和雍闵公珪先后奉命荡平盗寇，在三省险要处设置七座堡寨关隘，士民才安居。嘉靖戊申年以来，倭寇在海滨煽动祸乱，祸害逐渐加重；漳、泉、兴、邵诸地的贼寇勾结倭奴，闽、浙的张琏、林朝仪等叛贼又在广东起事，祸患延及江西，从湖东三郡直到汀郡，千里之内聚众作乱，大都成为盗贼出没之区。这一年七月，广东袁三叛乱作寇，玊山、丰、玉三处都还没有城池，贼人于是打算乘机进犯丰县。丰县令卢天祐与县丞许沐统领军队驻扎在鹿苑，主簿陈琏驻扎在将军岭；士民奋勇赶赴敌前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不久因为援兵没有到，士民军心涣散，贼人乘隙进攻，捉住主簿，乘胜越过山岭，攻打南关，进入县城。又过十多天，贼人在杉溪修筑营寨，分派党羽搜捕山林水泽中的人，乡村房舍被焚烧，士民死者无数。当时军门张公巡视信州，命巡检徐松率领乡兵赶到，在东懽、郑家坊交战，巡检张录战死。贼人夺取霞坊，经古良进入上泸，渡过汾水进入福建。这两座关隘，是东南闽浙的咽喉。如今东南的形势如同患瘴病，放弃咽喉不治理，却说要用安逸平静来保养生命，难道这是正确的办法吗？有见识的人说，胡公在丰县筑城，与《春秋》记载筑虎牢城的意义相同。当初胡公要在丰县筑城，发布檄文命令令尹斯君正召集百姓到庭下，宣告胡公的德意。丰县父老没有不欢呼感泣、愿意拼死效力完成工程的。令尹于是选择吉日，筹划事务、分派役夫，安排财用，准备干粮，采伐砖石，于这一年八月开始施工，第二年八月完工。城墙周长九百四十七丈，墙基宽一丈八尺，高一丈六尺，加上雉堞六尺；设四座城门，另设两座小门。城内沿城周围修筑马道，城外开挖护城濠池，长度大致与城墙相等，共耗银一万八千余两。在此之前，胡公怜悯百姓受害，上疏请求免除夏、秋两季租税两年。到这时，丰县百姓相互说：“公筑城设置险防，是为了百姓；如今拿出所免租税的一半来帮助大事，谁说不可以呢？”于是按照户籍中丁粮的多少分配应筑城墙的丈尺，各户缴纳银两多少不等。再加上院司发给的费用和县库中贮藏的赃罚财物，大工程就宽裕地完成了。丰县百姓大多居住在深山巨谷，没有各种经商逐利的生计，只专心务农、努力耕作，所以性情多朴实粗犷而崇尚义气。过去城池建设尚未完备，贼寇到来时，王公常常拱手奋勇带兵越过险地，在城外追击；令尹抚剑长誓，布置木板、城堞和木栅，和城中士民共同守卫，拼死不离。贼人于是很快逃走。这样看来，从今以后，内部有城郭、沟池的坚固防御，外部严密利用山林、河川、沼泽的阻隔，再整顿什伍编制，准备武器装备，断绝觊觎之心，消除狂悖之气，这对于东南山海关隘的管辖，没有比这更大的意义了。安定、攘除祸乱的功效，难道只是丰县百姓百年的利益吗？胡公涤，是阳人，名松，字汝茂，号柏泉。因平定盗寇有功，受到特别恩典，奉诏征召，晋升为【字迹不清】兵部侍郎。《铅城义冢记》　费寀 所谓义冢，是什么呢？就是让那些贫穷无力、死后无处归葬的人安葬在这里。我以前在铅地任职时，那里原有一处漏泽园，位于东关，年代久远后已经湮没，无法寻其遗迹。嘉靖癸未年，前任县令朱云溪才在北关鲍家山创建义冢。戊戌年冬天，我因入朝觐见皇帝，取道经过墓地，看见那里白骨累累，散布在林间山谷。询问后得知：‘这处葬地已经被焚尸之火用尽了，但仍有这些遗骨遗留在那里。’我对此感到悲痛，便想买地扩建义冢。回来后，我和儿子懋学商议，懋学立即应答说：‘大人过去有山地七十二亩，在城南，名叫小市里，最为便利。’于是我把这件事告诉新任县令朱侯松冈。松冈侯说：‘这正是我想谋求却未能得到的地方。’随即又把此事报告给郡守南滨赵公，赵公慨然下令县里办理。第二年春天，县令选定义士程浩、周潮、刘瑄正，丈量划定界限，确定方向，计算役夫和工料，筑土围墙环绕墓地，挖沟植树以作封界，立碑作标志，竖立表木作为墓门。男墓从左向右排列，女墓从右向左排列，每绕一列便另开墓穴，使土地不至于空旷。各处都立标志记明墓穴，使后人不会忘记。又下令说：‘凡是本地居民中贫穷而死的人，都安葬在这里；旅途中死亡而无人送归故里的，也安葬在这里；其余的人不得参与，以便有所节制。’事情办成后，便大字题写墓坊为‘铅城义冢’，派使者来征求我的记文。我说：‘安葬，就是把死者藏入地下。上古用柴薪作葬具，有虞氏用瓦，夏代用堲，商周人用木，从来没有死后不归葬于土地的。火葬的习俗始于释氏，把人的肌肤烧掉，把人的形体和尸骨销毁，即使是炮烙、舂捣、锉割一类的酷刑，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人生在世，有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饿了就给他吃，冷了就给他穿，生病了就给他用药，遭遇患难就彼此扶助、防备，只怕身体受到损伤，怎么忍心让死者还遭受这样的【字迹不清】呢？所以圣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养生送死作为重要政务的。我们圣祖开创基业之初，就已经禁止百姓火葬。今上皇帝即位第六年，又【字迹不清】天下有关部门查考、恢复漏泽园旧址，这些都是不忍伤害百姓的仁政。作为臣下，难道忍心不体察并施行这种心意吗？如今看来，松冈侯兴办这件事，可以追承古代厚重的礼制，可以革除民间旧习的浅薄，可以继承前代修建者的美政，可以遵循王朝法令中体恤下民的仁德，也可以成全我对于故乡的心愿；一件事而具备五种善举，想不为它撰写记文，难道可以吗？’县令名选，字士英，大概是敦厚谨慎、朴实守约的君子。这就是这篇记文。《整饬兵备兼分巡岭北道题名记》　董天锡

译国家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各自恪守职分，不得互相侵犯，这是通常的制度。在通常制度之外，再根据时势审度权宜之计，于是允许兼任职务，以便办事。如今兵备道兼任分巡道，就是这种情况。不是边境要害之地，本来不设置兵备；近来因为腹地不安，也设置兵备，这是时势使然。西江一省分为五道，隶属岭北道的，只有南赣二府；这里与闽、广、郴、桂接壤，多有荒山长谷，贫困百姓啸聚成盗，时常发生这种事情。有关官司每年巡行各地，纠察奸弊，审断刑狱，却没有兵权；仓促遇到祸患时，在调度方面便十分困难。成化丁未年，朝廷商议设置专官防御，并由都宪大臣督察，上级批准了这个请求，四境因此得以安宁无忧。但分巡一职仍然每年劳烦宪使兼理。弘治壬子年，才开始让兵备兼理分巡事务，将两职合为一体，形势便容易施行，上下相安，这大概是没有遗漏的办法了。只是兵宪两职的交接并不固定，而公署又没有题名碑，实在是制度上的缺失。嘉靖己亥年春，文峰俞公以按察副使身份到赣州任职，于是向前任中丞玉泉王公和现任中丞讱庵吴公请求，搜集历任官员的姓名，从李公辙开始直到俞公，共二十人，把姓名排列后刻碑，立在防事公署的左边，使前任有传承，后任也可以续刻。俞公的用心真是深厚啊！君子身负经世济民的才能而被当世任用，必须廉洁、谨慎、公正、勤勉，才能有所成就。然而，善于从他人那里取得长处，并在内心反省自己，再治理自己所应当知晓的事务；在此前诸位官员的政绩中，难道没有完全值得效法的吗？难道也没有不够完善、值得引以为戒的吗？看过这块碑以后，取舍两方面都能有所收获，那么立碑这件事似乎也对俞公有益，而不只是徒然作为一种文饰。俞公在正德己丑年考中进士，先后两次任职于有司，三次转任掌管监察的官职，都显著建立了声誉，多次受到荐举。所谓廉洁、谨慎、公正、勤勉，都是他平素所具备的品德；把这些施行于政务，无论到哪里都合宜。他所达到的名声和职位，难道仅止于此吗？姑且撰写这篇记文以等待后来的验证。《江西改建行都察院记》　罗钦顺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甲寅望日，江西改建的行都察院落成。当时，右副都御史浦南胡公奉持皇帝诏书，前来巡抚此地，文武僚属于是就在这一天迎接持有棨戟、旌旗的仪仗，安置其居所，各项制度焕然一新，舆论都感到喜悦。于是左布政使夏邦谟、按察使尹嗣忠、都指挥佥事张君与其他同僚共同商议，认为应当撰文记述，以便流传长久，便写信来告诉我说：‘江西的防城旧有三处行都察院，其中一处是正统年间修建的，后来改为镇守太监府；另一处是成化年间修建的，遭逢逆濠之乱而废弃；还有一处是正德末年修建的，现在作为巡按御史察院。嘉靖初年曾经罢免巡抚，不再派遣，后来又恢复设置；于是前任巡抚所居的地方，已有御史奉行皇帝成命而占用了。当时镇守太监已经裁革，便将其府第改作巡抚行院使用。到了今年，镇守太监一职又恢复，夏邦谟等人刚听到这个消息，见到胡公后便赶忙请求他选择住所。胡公说：‘这座府第原是镇守太监的旧有财产，理应归还给察院。过去已经奏请过，不可以再更改。前人所废弃的地方，必定有他们的见解，不必再在这里之外另寻；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大家都说：‘提学官署地势高平而开阔明敞，并且处在藩司、臬司两衙门的中央；如果要谋划改建官署，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官署北面还有许多空地，把提学署迁到那里来建造，稍微偏北一些也没有不合适的。’胡公说：‘好。’于是七月十一日开始兴工建屋，共一百多间。左边是正堂，右边是寝堂，用来处理政务；前后都各五间。中间是川堂，前面是仪门，也有五间；再前面是大门，减少两间。列卒的廊庑十六间，吏员居住的房舍十三间，存放文卷的房舍七间，都附属于堂、寝，供休息之用，前后也都各五间。中间是甬道和水榭。厨房、浴室、仓库、马厩合计十五间，都附属于寝堂。前面建一座亭子，用来接待宾客。大门里面有土神祠，外面临着大道，中间左右各有一座牌坊。三司官员暂时休息有馆舍，各属吏前来等候指示，也都有可以遮蔽休息的地方。房屋形制高大庄严，各项规格齐备。所用木、石、瓦、砖、皮革、铁、竹、芦苇、丹漆等材料，共费银二千五百余两；役夫和工匠的劳力共二万一千余工。银两取自赎刑余款，劳力由里役和士卒中多余的役力均摊。胡公明察而无遗漏，照着他的指授规划，处置每件事都合宜，所以历时仅一百五十多天，便完成得很完美。工程浩大而费用节省，功效加倍而百姓不劳苦。这就是此次创建设施的大致情形。希望得到一篇文字刻在石上，使它永远有据可考。”先生不应拒绝，钦顺我虽不敏。私下看来，胡公这项举措有三种善处：对待事务公平，决断关键果断，使用财物节省。大凡统理各种政务，很少有不依靠这三点的。因此风纪应当振作严肃，上下大小官员都会归心。美好的政绩完成，如同播种后获得收成。对于圣明君主如此倚重任用，想来不会辜负吧！诸位君子谋划合乎道义而能协调一致，辅助办理又恭谨尽责，都是为一方长远利益打算；协力恭敬的美德也在这里体现出来。这些都应当记载。胡公名岳，字仲申，是华亭人；浦南是他的别号。

译重修赣州府城记 凡是郡县治所，必定有城池，这是用来集中容纳百姓和财物的。百姓在这里安居，图籍在这里收藏，钱粮和兵器在这里储备，衣冠文物在这里汇聚。城池关系到政体，意义十分重大。因此，设置险要、守护国家，圣人经典已经明确作为训诫。何况有些地方关系的利害，不只涉及一郡一县，对于长久筹划经营，怎么能不加以重视呢？赣州作为郡，位于江西上游，扼守五岭要地。这里与闽、广、湖、湘各郡县犬牙交错，万山盘结。地势既险峻，所以当地百姓有些并不完全驯服。官吏治理稍有懈怠，他们就乘隙弄兵作乱。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弘治八年，朝廷特设都御史一员，奉玺书、掌兵符，在赣州建立行台，以镇抚此地。从此赣州便成为重镇。其辖境西起湖广的郴州、桂州，连接到南安；南面越过广东的防州、韶州、惠州、潮州；东面踏入福建的汀州、漳州，直到海边。共分五道，有府或州九个，县五十八个；从三司以下，都听从其节制。赣州城周长十三里，国初因袭前代旧城，修缮一新。一百几十年来，哪里坏了就修哪里。行台建成后，议论者多认为城墙高、厚不足，不足以显示根本重地的地位。嘉靖癸巳年，琼山唐公平侯正担任这一职务，于是采纳众人意见，准备增筑城墙。唐公调任巡抚山东后，常熟陈公原习来此接任。双方意见得以统一，登城全面察看，完全了解了实际情况。原来城墙薄弱的有十六七处，低矮的有十二三处，而且没有探察敌情的串楼和守望房舍，大都浅陋而稀疏。规划确定后，便命各工匠加厚薄处、增高低处，务必使其整齐一致；缺损的补上，简陋的扩建，没有一处不周全。委托副使邵炼和知府顾可久主持修治，选拔文武官吏中有才干的人，让通判陈琦、程文等分头办理。陈公不时亲临察看，以奖励他们的勤劳。工程于这一年冬末开始，到甲午年仲冬才完成。所用砖、白垩、木材、瓦等材料若干万、若干千，全部按平价购买。人工共一万数千工，也平均分摊。又从募兵费和盐税中支出白银七千余两。楼橹修整完备，城墙雉堞完整崭新，防守角隅高峻整齐。对内增强了保卫疆土的形势，对外高耸出侦望和奔走的气势；威势震动万山之中，庇护远及百座城池。它所容纳的内容既扩大了，带来的利益也将无穷无尽。《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赶紧剥取桑根，缠紧窗户。现在你们这些下民，谁还敢欺侮我？” 这项工程，和这首诗难道不是相合的吗？唐公深通《诗经》之义，节俭正直，美德如《羔羊》所赞；慰劳百姓、安定聚集民众，功劳又如《鸿雁》所歌。地利与人和，在这里两方面都得到了。某是吉安人，距离赣州很近，实在应当共同庆贺。因此乐于记述这项工程的完成，把它刻在石上，希望后来者想到成功来之不易，彼此共同谨慎地继承守护它。

译白鹭洲书院记 阆中何侯抑之任我们吉安太守的第二年，各项政务焕然一新，尤其重视学校。他常常想到诸生分散居住，亲自劝导也不能周遍，于是在城南建造书院，聚集九县中勤奋好学的人，供给他们饮食并加以教育，殷勤慰劳，也借此劝勉那些分散居住的学生。期间曾请我撰写记文，想借此进一步劝勉诸生。我已经以年老昏聩推辞，但侯不肯立即放弃。如今他被擢升为总理山东盐政，又写信来重申先前的请求。只是我确实老朽了，将凭什么向诸生告诫，以符合何侯的一片盛意呢？我曾读《孟子》，也听闻“知天事天”的训诫，私下认为圣门之学的根本要旨，大概不出这两句话。圣人不必思考勉强便能从容做到；求学者则必须仰思圣人训谟，积累勤奋而不懈怠，然后才能达到那种境界。《诗经》说：“昊天说它光明，伴随你出入往来；昊天说它清明，伴随你游乐舒展。”又说：“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降下那贤士，每天都在这里监察。”不是真正懂得上天的人，不能说出这样的话。《诗经》又说：“和乐充满宫室，严肃充满宗庙；不显现时也在临视，不厌倦时也在保佑。”如果不是曾经用心事奉上天的人，描写文王的德行，一定不能这样精密。如今的求学者，有谁能够清楚看见上天的光明并不离开人们出入往来的片刻，始终鲜明地显现在切近的人事之中呢？有谁能够真正实行“既临视又保佑”的功夫，一心以文王为法，不肯在幽暗无人处欺骗自己呢？如果把上天看作上天、把自己看作自己，截然认为彼此无关，放荡无所顾忌，那么所谓讲学就只剩下名义罢了。我没有见过崇尚虚名而实际德行能够成就的。有志之士，难道可以不再三思考、再三勉励自己，以求达到认识上天的境界，尽到事奉上天的实际责任吗？在心中获得这种道理，并使自身从容充实，再把它推行到天下百姓身上，这就是正大光明的事业，是圣门的实学。书院依高地而建，占据优胜形势；严整的城墙在左侧护卫，通衢大道横贯右侧，赣江环绕前方。那高高隆起、盘踞江中的地方，就是白鹭洲。宋代江文忠公万里任太守时，才开始在洲上建书院，但仅三十年就被洪水冲坏。后来修了又坏，最终成为荒地。如今所选择的地点，大概就是所谓“降下我的嘉美德地”的地方；这里原是府馆和僧寺，何侯都已另行安排它们的处所。僚佐赞同他的谋划，监司认为他的意见正确。建造房屋大小共数百楹，名称虽然沿用旧称，实际却是重新建造的。书院的形制是前面先建牌坊，题名表明为书院；第二进是聚秀楼，下面设置门闩，就是大门；再后是仪门，门内有廊，中间是崇政堂，后面是适轩，再后是云章阁，阁和堂都有夹室。仪门外东西两侧各有廊，分别开侧门，左边通达尊德斋，右边通集义斋。两斋两侧附设书室。堂、斋、门、阁按间数计算，各为三间，但进深和宽度不相同；书室共二百间，宽窄完全相同。仪门左右及两斋后面都有休息场所。阁后的空地，建江文忠公祠、道心堂、时雨亭，都依地势面向南方。厨房和浴室稍近，分别设在适轩左右。基地周围总长若干丈，费用共若干金，都取自公库余款和罚锾收入。嘉靖甲寅年仲夏开始动工，过了一年工程才告完成。士大夫登临远望，没有不感到喜悦的。唉，何侯对诸生的期望很深远啊！将来他们凭借有根本的学问出仕为时世所用，专心致志于天下而不只为自身谋求树立，成就伟大事业，足以迎受上天的福佑并慰藉百姓的期望，那将为我何侯的盛举增添无上光彩，哪里说得尽呢！凡是在这里培育德行的人，都应当深深思考这些道理。至于维护修葺，应当始终如一，使它和郡县学校内外相应，让人才日益兴盛，教化广泛流行；后来的君子未必不会把这当作自己的分内之事，用不着我再赘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赣府修复长沙营记 人出生以后，都同样禀受阴阳之气，但有时不能没有偏差。其中偏差最严重的，昏昧顽固、凶暴强悍，触犯法纪、扰乱常理，往往终身不变。然而仁德之人在上位，当然不忍因为他们难以教化就立即抛弃他们，所以用德行使他们柔服，用威势使他们震惧，曲折周密地为他们防范，预先为他们制定制度；把使他们共同生存当作念头，不能一天忘记。这实在是治理世事的宏大规范，也是长养百姓的通达原则。看这南方边地，如赣、惠、潮、汀、漳等郡，衣冠文物与中州相同，只是万山盘结，溪峒深险阻隔，风气郁结而不通畅，所以当地人的禀性中颇多顽强剽悍的成分，但并不一定会作恶。不幸的是，有时其中出现一两个桀骜狡黠的人，他们诱导、蛊惑、驱使、胁迫众人，于是相互结党横行，以发泄豺狼般的毒性，被利益蒙蔽而忘记祸害，这也实在令人悲哀。成化年间，朝廷深思长远计策，特意派遣大臣在赣州建立行台，以镇抚此地。正德年间，又改授督军的职权，同时承担抚循百姓的责任，以德安抚、以威制伏，前后始终一心；当地人改变面貌、归向仁义的，大概已经有十分之七八，但残余的坏风气仍未完全消除。广贼王五、蔡子显等人，近来又乘隙出动，劫掠防昌、信丰，直到赣地，甚至敢于抗击杀害官军。都御史、义乌人虞公正好奉皇帝诏书进入境内，申明并严厉执行号令，将他们擒获斩杀殆尽；而他日夜分担虞公忧劳、使百姓愿望得到充分安慰的，是兵备副使薛应登。虞公于是查究盗贼兴起的原因，知道旧长沙营是要地，便嘱托薛君前往经营治理。营地在防昌南面、长河入口处，向南通往惠州龙川、潮州程乡、饶平，向东通往汀州武平、永定，是数县交会的要道，也是赣地的门户。宣德年间，才奉朝廷命令兴建，驻兵一千人，由参将统领；后来改为守备指挥，防守一向谨严。历年久远，名义尚存而实际已经废弛，于是仍依旧有规制，用坚固的砖砌成，方圆一百六十丈；中间建公馆，馆后建楼，与前面的鼓楼相对而立；左边是营房，右边用来安置河口巡检司。戍兵分为三班，每班由指挥一员和千户、百户各一员统领，年终轮换。地势形势既已壮盛，门户防守更加严密；这不只是境内百姓能够安居，四邻也都有所依赖了。曲折的防御、预先的制备，大概已经没有遗漏的防备了吧？只是虞公宽厚而有容人之量，胸襟宏达而善于决断，统理各种事务，总是心怀长远谋划，本来就将使暴乱者转为善民，并不只是说要制服他们而已。薛君间或把营务托付给我，请我撰记；我私下高兴赣地百姓得到了恩惠，所以乐意写下这篇文章。

译《节孝堂记》成化丙午年秋天，我乡发生大瘟疫，死者有时一家就有数人。我的姻亲长辈曾君汝厚有两个儿子，瑛、璥，几天之内相继去世，只剩一个孙子名叫旦，当时还很衰弱。曾君痛哭，几乎无法活下去，说：“我已经老了，上天又降下这样的惨祸，我将依靠谁呢？壮年人尚且不能保全，这个衰弱的孩子，又能依靠他吗？”当时旦的母亲萧氏年仅二十三岁，便趁机从容地宽慰曾君说：“瑛和叔父不幸到了这一步，但还有新妇在，公公幸勿忧虑养老和抚育孤儿之事。这是新妇的责任；新妇若不能终身奉养您而敢有二心，神明必定惩罚她。”曾君慨然擦干眼泪站起来说：“新妇能够这样，我就有希望了。”从此萧氏断绝涂脂抹粉，远避嫌疑，常独居深闺，勤于纺织来帮助供养公公，每天谨慎地照看亡夫留下的孤儿，并随时教导训诫他。孤儿稍稍长大，就送他跟从老师学习，到今天已经二十年了。如今旦已经成人，娶妻生子，曾君也安然接受萧氏的奉养，年过七十而精力强健不衰。乡里贤者都说：“萧孺人操守坚贞，终于成就了她的儿子；又能孝敬奉养公婆，使他们忘却没有儿子的悲伤，得以享有长寿安康。” 虽然旌表节孝的典礼不能立即请求办理，但有善行而不加彰显，大概不是乡里的道义。旦建造了数楹厅堂来奉养孺人，于是大家共同为它举行落成礼，并题写匾额为“节孝”。旦便请他的姻亲、我的族兄钦师出面，向我求取记文。我读《孟子》读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没有一次不深思长叹。我说：“唉！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是多么微妙啊！一念得失之间，便会成为人或禽兽，成为君子或小人；贵贱相差、荣辱相距，哪里只是相隔千里？世道衰败、风俗浅薄，即使名义上是读书人，往往也沉溺并丧失自己的良心而不自知。如今孺人以一个妇道人家，竟能对丈夫尽节，对公婆尽孝，闺门之内的伦理规范都能修养完备，本心没有丧失，这难道只是比‘忧虑儿子没有衣裳的人’贤明一些而已吗？古代盛世，闺门之内必有师傅教导，何况又有宫廷以身作则的教化流传出来，因此妇女德行多能贞正，风俗淳厚纯正。如今距离古代越来越远，家庭教育不修，人欲横流，没有人能够自我节制；可是深山长谷之中，仍有像孺人这样知礼守义的人，难道人心中的天理本来就有不可磨灭的东西吗？” 国家颁布法令，妇女守节不改、年过五十的，有司便上报，通常赐予旌表门庭的典礼。孺人的节操非常显著，只是年龄尚未达到规定，还需稍候一些年月；贤能的有司应当不会遗漏她。如今在高堂悬挂匾额，是各位君子彰善扬善的诚意，只怕行动不够迅速；这与国家旌表节妇的道路本来就是并行而不相悖的。我没有才干，幸而以移风易俗为职分，凡与风教有关的事，采录并表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何况旦请求撰记，是为了光大显扬他母亲的盛大德行，情意十分恳切，所以不推辞而为此写记。孺人出自我县宁溪的名门，近世迁居永源。”

译《万安县重修儒学记》万安位于吉州上游，号称有声望的县邑。当地风俗尊崇礼教，崇尚儒雅；诵习《诗》《书》、奋发求取科第，一年比一年兴盛。当地才华出众、器识宏伟的人，出仕后为时世所用，以文章和政事闻名天下的，往往都有。这里本来得益于山川灵秀，而人才的渐次磨炼成就，没有不是由于学校的。儒学在县治东北，洪武五年依据前代遗址创建。景泰年间曾拆除旧建筑而全部更新，直到现在年久日深，也渐渐破败了。义乌人虞侯守愚以癸未科进士任嘉鱼县令，政绩优异，改任此县。刚到任，拜谒文庙退出来后便周览学宫，说若不趁现在修理，将来的工程费用必定加倍，于是慨然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开始逐项筹划。有人说县中富民彭南龄可以担当此事，虞侯便召见他晓谕；彭南龄听命后欣然跃动，立即捐出白银二百两作为助资。虞侯大为高兴，赶快写信向提学、监司和郡守禀报，他们都回复同意。于是选择日期开工，选义官朱廷望、周轸监督工程。殿堂、斋舍廊庑、门庭、官署、泮池、射圃、乡贤祠、题名阁，以及周围的墙垣、通道，都全面修治；把朽坏腐烂的换成坚固壮实的，把破损残缺的改成完整，把残败的变得鲜明焕然。总共经过十个月才落成，确实是在丙戌年季秋。教谕毛鹄等人共同商议，想请我撰文记载成绩。只是我平日里确实也曾私下有所感触，怎么能沉默呢？我恭敬地追念太祖高皇帝，他接受天命之初，便把兴建学校、培育人才作为第一要务，大概是要使千万世永远有所依赖，与天地造化相伴而无穷。学校的教育，大体上先学经书，后学史书，以孔子、孟子为祖，以程颐、朱熹为宗。至于诸子百家，也根据自身能力所及广泛观览，以考察其是非得失的归宿，从而确定取舍的最高准则。致力于明白根本之理，以便应用于各种事务，这正是圣祖兴学育才的大原则。历代圣主相继承接，对此加以敦厚推崇、鼓励振作，没有不做到的。因此一百六十多年来，士人有确定的志向，学校有正当的学业，异端邪说全都无法混入其中。敦厚的人因此道德崇高，通达明敏的人因此才智广博。公卿百官的选任、辅佐治理和承受教化的功效，也已经多次得到合适的人才，并明显收到了成效。然而士人被任用必定要通过科举，如果没有察明根本与末节、轻重的分别，那么他们急切追求的，很少不在于记诵和辞章。至于根本之理是否明白，便无暇顾及了，这难道不是失之浅陋吗？” 世上的君子有的忧虑这种情况，想要振兴改变它，出发点也是好的。可是考察他们用来求学的方法，往往略去章句训诂，专心探求玄妙；巧立宗旨门户，妄加议论前代儒者。这难道不正是所谓聪明人超过正道而走偏了吗？求学以懂得圣贤言语为最高目标，孟子以后，像程颐、朱熹几位先生的学说，确实已经不可再超过了。他们对于佛、老二氏，都曾深入究察其蒙蔽陷溺人的过失，明显揭示其似是而非之处。若不是见道分明，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舍弃程朱的学说，却想达到孔孟的境界，就像希望登上堂屋却反而把门关上，有什么不同？可见这也是十分迷惑的。唉！世道的兴盛或污浊，很少不是由于学术；而我们所谓的学问，不足的像那样，超过正道的又像这样。有志之士，难道可以不明辨并熟悉讲习吗？虞侯治理万安，通达敏练，慈爱祥和，政务和教化一并施行。如今正向诸位讲解训导，每天激励诸生，使他们从事正学，期望他们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坚强自立而不改志，从而有资格继承贤人的足迹、响应时代的需要。这番用意深厚，值得记载的并不只是兴修学校的功绩。诸位君子还应思考国家施教的本意，更加谨慎勤勉，以免辜负贤大夫的期待啊！”},{ 《庐山记》　　　　　　　　　　　李梦阳 从白鹿洞书院登岭，向东北沿着五老峰走几里，到达寻真观。寻真观如今已经废弃，只剩一座石桥。从寻真观后面向西北走约一里，沿着石涧进入大壑。石涧旁有石刻，是至元大德年间吕师中的题刻。沿涧道路上的石头渐渐变得险峻嶙峋，走几里到达涧水的锁口。群峰夹着山涧，陡峭耸立，巨石如怒张相撑，交错相接，湍急的水流冲击着石头。旁边有一道石缝，人要弯腰才能穿过去。走到这里，就是所谓的白鹿洞。经过白鹿洞后，仍沿山涧转向北行，走几里到达水帘泉。水帘泉，就是俗称的三叠泉。然而，经过白鹿洞以后道路越发险绝，行走在鸟道般的石缝之间，已经很少有人到达。瀑布从五老峰背后的悬崖上垂直倾泻而下，要分三级才能到达泉处；地势如游龙、飞虹，瀑布凌空飞架，冲击声如雷霆，水花如雪翻卷，山谷中回声轰鸣。这是庐山最壮观的景致。但李白、朱熹都没有到过这里，于是后来人们也不知道白鹿洞究竟在哪里，竟把书院旁边鹿睡觉的地方当作白鹿洞，实在可惜。这件事虽然略见于王子充的记文，但他也是从传闻中得知的，又把寻真观列入白鹿洞，弄错了。从书院登岭向西北走，到达五老峰下，沿木▯崖向西走，就到折桂寺。朱熹曾游览过这里。沿山岭向南下行到白鹤观，是刘混成隐居的地方。白鹤观背后的山峰叫丹砂峰。从白鹤观向西北走几里到栖贤桥，桥横跨山涧，孤悬而险峻，是宋代祥符年间修建的桥。山涧叫三峡，石头斑驳而高大奇怪，石缝中的深潭碧绿幽黑，水流冲击时发出澎湃声。桥旁有石亭，亭旁的崖壁上刻有钱闻诗的诗。过桥后向西沿涧行至玉渊，涧水喷涌而来，到这里穿入石中，从悬崖倾注而下，声音如迅雷，也是天下壮观的景象。经过这里就是栖贤寺，如今已经废弃。李白曾寄居于此。从栖贤寺向西走是万寿寺，有道路通往庐山绝顶，可以到达天池。越过山涧向北行，是通往太平寺的道路。卧龙潭在五乳峰下，道路仍从栖贤桥出涧口向西走几里，再向北越过重重山岭进入大壑，才可以看见潭。此潭也是由瀑布注入形成的，潭口有一块长石，鳞片般高低排列而起，形似龙。朱熹常想在潭边结庵居住，如今崖壁上还有刻字；但这里山岚浓重，即使白天也常常昏暗。走出卧龙潭向西走几里，到达万杉寺，寺院位于庆云峰。再向西到▯先寺，有瀑布和龙潭，还有双剑峰、鹤鸣峰、香罅峰等山峰，并有读书台；萧统、李煜曾寄居于此，也是庐山的一大胜景。从▯先寺向西走十几里到归宗寺，寺中有马尾泉，也是瀑布；有紫霄峰。王羲之曾寄居于此，洗墨池、养鹅池都各自有池。

译归宗寺前约一里有温泉。从归宗寺向西北行，就到灵溪观。灵溪观西面是陶渊明的栗里，如今有桥，还有吐酒石。经过这里向北再向西北走，就是古代的柴桑地区，有鹿子坂，正对着面阳山，那里有陶渊明的住宅和墓葬。从面阳山向北走，可以到达圆通寺。这一条路，我没有走过。我是从德安县向西转到山北，再向东走到圆通寺的。寺院正对石耳峰，前面有侯溪，元代欧阳元写有记文。宋代黄庭坚也曾寄居于此。从圆通寺向东行，渡过石门涧，登上庐山，寻找天池寺，经过锦涧亭，那里有锦绣亭。道路虽然需要攀援而上，但已经修整过，树林也很少遭到砍伐挖掘。询问僧人，僧人说：“这是禁山。”道路因拖带御制碑而……（“路以曵御制碑▯云”原文疑有讹误）。走一里就有一座亭子，道路旁凡是崖壁平坦的地方都有文字。大概越过五座亭子才到达寺院。寺院位于庐山绝顶，是奉皇帝诏令修建的。寺院有铁瓦和彩绘长廊，铜钟、象鼓全都毁于火灾。大殿前有一池水，水从地下向上涌出而不枯竭，所以称作天池。这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从山上向下俯视四海，四周云气聚集，如同棉絮。远望岷山、峨眉山以及江南江北的各座山都能看见，但江水和湖泊都显得细小，难以看清。僧人指给我看石镜峰、铁船峰、狮子峰、芙蓉峰等山峰；于是向东到白鹿升仙台，那里有高皇帝亲自撰写的周颠碑，文辞高古浑厚雄健，确实是帝王之文。然而碑亭渐渐崩裂。又向东游览竹林寺，寺中刻字既不像篆书，也不像隶书，是周颠的手迹。又向东游览佛手岩，再下山向东游览东林寺，看虎溪；又到西林寺，观看寺东的塔；再到太平宫，这就是御制碑中所记寻访周颠的地方。又向东到濂溪书院，再向东十多里到周子的墓，墓正对莲花峰。从莲花峰向东走到吴障山，越过山和石子岗，沿相思涧、五老峰行走，就到白鹿洞书院。这就是庐山南北的大致情况。按地方志记载，庐山有大岭和九叠屏风，号称奇绝。李白诗中所说“屏风九叠云锦张”，如今询问当地人，都没有人熟悉它在什么地方，只有▯先寺前有一处锦屏铺云。《通济桥记》　　　　　　　　　　罗玘 南昌是江西的防府。从陆路前往京师的人，要经过章江渡水，登上西岸，走十里到达递铺，名叫蛟桥。西山各条溪流和岩谷中的水都汇集在这里。溪水汇集，所以水势很大，只能用礁石抵挡；水流相互冲激、侵蚀、喷射，不能行船，理应修桥。桥已经坍塌了，不知道有多少年，只剩下“蛟桥”这个名称，并且用它命名递铺；把递铺也叫作蛟桥，本来是适宜的。以前这里有桥，因为南昌是泽国，相传水下有许多蛟龙盘踞的洞窟。蛟龙所在的岸边本来就容易崩塌，又怎么能对桥有所选择呢？桥梁坍塌自有原因，至于究竟是近年还是久远以前坍塌的，也没有必要考察。只是可惜这里是防府的交通要道，是办理公事者规定行程、商旅挑担负载而不得不经过的地方。冬天早晨涉水而过，忍受寒冷刺骨，还可以勉强应付；夏天遇到洪涝而涉渡，十个人中往往有八九个会死亡。唉！桥本来就一天也不能没有。既然急需一日不可无的桥，却长期荒废到连坍塌时间都无法考察，有志之士本来应当有人愤然兴建，但最终没有见到有人倡议，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有所谓蛟龙盘踞其中，人人都害怕它而没有人敢兴建吗？还是世上因循苟且的人太多，对别人的灾患漠然置之；即使有人倡议兴建，也抵不过百人的嘲笑阻挠呢？如今太守祝侯到任三年，政务按次第办理，于是决定冲破众议，重新修建这座桥。义官裘显独自奋发倡议说：“这是有利于百姓的事，不可以让我们的太守劳心。”于是于今年秋季七月壬子日开始筹办，在信地砍伐木材，在鄱阳山采凿石料，船运、陆运和车辆运输依次全部汇集。等到将要施工时，有人告诫说：“应当把铁投入蛟龙居住的地方，蛟龙才会躲避。”于是把铁埋在岸边地底，在铁上架设桥身，桥下修筑五个泄水孔，每孔高二丈，宽度比高度少六分，长度约为高度的五倍以上；又排列石柱，供人凭栏临水观望，共有若干间。桥东一侧共有十根楹柱，作为守桥人的房屋，供停歇车马、驻留官员使用。东西向的道路铲平高处、填实低洼，变得平坦宽阔。右边有义井，绰楔牌坊横跨在道路中间；修建费用不取自官府，也不向百姓征敛。八月甲寅日向祝侯报告工程完工。祝侯到场后非常高兴，题匾并命名为“通济之桥”，以记载这条交通要道。唉！在长期无人考察、因循不肯兴建的情况下，却能在五六十天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天也不能没有的急务，而且成为供人宏观远眺的景观，经历无穷久远的岁月，也满足了贤能太守想有所作为却尚未及施行的志愿，不知与古人相比究竟如何？想来或许是世代行善之人的后裔，自然不同于普通百姓吧？或者是兄弟之间彼此倡议唱和，对此有所帮助吧？我同裘显的弟弟、鸿胪凤来交好。凤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喜好义举，人人都听说过他的声誉，毫无愧色；他是宋司直君的后代，裘显也应当如此，所以才有这件事。于是我作《凤来》一文，请求他为此记文；我也因此提到了这些。

译《捣石清隐记》捣石颜氏，是永新的大宗族，以“捣石清隐”命名自己的堂屋；派他的儿子玺来向我求记的人，是隐君颜琦。所谓捣石，相传鲁公任吉州刺史时，在永新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用它来捣衣。后来鲁公被召任御史，石头也跟随他，并被带进宫禁。唐玄宗取来试验，却没有声音，便把它归还。鲁公亲自捣时，声音又如同原来。鲁公去世后第四代孙，任永新县令，寻找这块石头的出处，便在这里置家；捣石颜氏从这个人开始。由于鲁公的缘故，乡里人一概不敢践踏、借势豪夺，官吏不敢挥手欺凌，盗贼经过也不敢窥视他家门。颜氏因此日益壮大，蔓延成为北郭的大宗族，颜君是北郭中的杰出人物。我没有到过他居住的地方，只听说颜君的意思：永新处在衡山、郴州山麓之间，群山有的像虎蹲着，有的像人站立；泉水如飞雪、声若雷鸣，四面环绕汇集，好像在华美高堂屋舍之间献上奇景媚态。至于捣衣石躺卧的地方，却没有人看见。然而颜氏本是鲁地人，鲁公并非凭这块石头得名；如果不是这块石头经鲁公之手，那么即使每天在这里捣击千块石头，全都是和氏璧那样的璞玉，也不过会随着歌姬舞女流转到富贵人家，成为玩物，何况是粗砺的捣衣石呢？再假如这块石头在鲁公家捣击时有这样的声音，移到宫禁中捣击时也有这样的声音，那么它只不过充当宫廷中的一件物品罢了，与鲁公完全没有关系。鲁公的子孙即使担任永新县令，任满后返回故乡，也算合宜；又进一步在这里置家，他们这样做难道算明智吗？如今捣石之地虽然有颜氏，正与普通编户百姓相等；颜君却以捣石为堂名，我要责怪他了。只是这块石头在万乘之君面前默默无声，却唯独在鲁公手中发出声音，也真是灵异啊！它似乎真能辨别忠臣和昏君，几乎能够预先察知祸乱的萌芽，与从前在晋国进言的事情相类似，只是并非妖异之物。这样看来，这块石头给颜氏带来的祥瑞是明白的。天下所有颜氏，都应当知道珍重它，何况居住在永新的人呢？像颜君这样的人，可以说懂得珍重先世之物而不忘家族世守，并不是在山泉之间浑浑噩噩隐居的人。清秋月夜，鲁公若有灵魂，大概也会降临这座堂屋，来听一听捣石的声音吧？这篇记应当为他写下。颜君有年齿、有德行，是乡里的大宾客；其他善行如同雨水普降。我县进士王仲信、李用献正每天向士大夫称道这些。我可以略写一二，这里不再详述。《高士亭记》　熊浃 高士亭，是北沥徐君雪窗所建，用来祭祀他的先祖孺子。孺子生活在东汉末年衰乱之时，隐居在我们豫章城中，保持贞正、独善其身，多次辞绝征召，因此有“南州高士”的称号。吴、晋、唐、宋以来，凡是在这里任官的人，没有不敬仰他的风节，修整故居、标表墓地、建立祠堂，以表达崇敬之意。如今东湖之滨所称的高士祠，大概是国初太守许方所建，已经载入各种传记方志，名声闻于四方。北沥徐氏，世系出自孺子；元至正年间，有号永愚的人凭借文章品行结交各位名公卿，松雪赵学士曾亲笔大书“南州高士后人永愚”八字赠给他，他实为雪窗的六世祖。徐氏本来有孺子祠，年久颓废，雪窗对此慨然，于嘉靖某年在居所北面另建亭子，共有若干楹，中间塑孺子像，作为安置神灵、祭祀谒拜的地方。前面有门，左右有廊庑，四周开池环绕，池南建桥以便出入。池岸高低处杂植槐树、柳树，外面又用周围墙垣遮蔽；水光树色，早晚相互映照。它的规制景象，大概要与东湖的高士亭相当了。后来他绘制图样给我看，请我写文章记载此事。孺子不过是南州的一位处士，起初没有地位、势力和功勋，可以震动当时、荫庇后世；但为什么使人称颂思念直到今天而不忘呢？不也是因为他的操行、义举和风节确实足以使贪婪者廉洁、使懦弱者立志，有助于世间教化；而人人所秉有的常性和爱好美德，本来就应当跨越百代、越过千里而听闻并受到他的风声感化，人们崇敬仰慕的诚意也自然有不能停止的吗？何况是在他的土地上任官、得以接近他的声迹的人呢？又何况生在他的族中、被称作他的后人呢？这就是雪窗建亭的原因；其中尊祖的仁心、尊崇贤人的义举，大概确实兼而有之。然而既然表彰祖先的设置已经庄严，年年祭祀也有恭敬的仪节，徐氏子孙登上这座亭子，难道不会警惕而有所感动，想着努力行善，以求不辱没先祖吗？这就是把崇敬往昔、勉励后来的意思寄托在其中了。徐君名樟，字本著，雪窗是他的号。他孝敬、友爱、守义、守信的行为，在家族中得到信服，在乡党中受到推重，足以称为高士的后人；从这次建亭的举动来看，他当然不是冒充装饰虚名的人。这就是记。《永丰县重修儒学记》　邹守益 成化癸卯年，永丰县新建孔子庙，罗文毅公撰写记文。认为用文章来尊崇孔子，不如用道来尊崇孔子；世上学习孔子的人，与优孟学习孙叔敖没有区别，完全失去了真义。他的言辞正直有力，直到今天读来仍使人毛发悚然。嘉靖癸卯年冬天，我恰好到达永丰，双江聂豹和乡里的士大夫拿出钱财，商议更新学宫。当时中丞净峰张岳主持此议，柱史槐川魏谦吉核查工程成效，县令魏梦贤经营筹建，使工程取得成效。首先是文庙，其次是明伦堂；再次是尊经阁、棂星门、号舍、名宦祠和乡贤祠。经过一年报告完工。掌教林应芳告诫诸生说：“希望继承文毅公的声音。我虽然更加迟钝，也请让我阐发圣学的真义，和你们几位共同商议。”忠信是人与人共同具有的，好学却不是人人都一样。圣人并不是在忠信之外另有异于常人之处；学问失去真实，往往就从脱离忠信开始。因此有人把训释经书当作专门，把辞藻华美当作名家，把著述文章当作功勋。精神越耗竭，岁月越流逝，而增进道德、修治学业却茫然无所得。保存仁义的实际，于是反而惶恐地把圣人看成绝对高不可及的德性，认为不能学习。你们几位难道不也应该考察孔门的功课吗？”

译对于儿子所要求的，是他能够侍奉父亲；对于臣下所要求的，是他能够侍奉君主。这是出于内心天然的恻隐诚挚，并不是靠外在的端正行为才有。平常所说的话还有没有不真实之处，平常所做的事还有没有不谨慎之处，最终达到刚健中正的龙德，也还有没有不纯粹之处。因此，有余力时不敢不尽力，不足时不敢不勉励自己，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不自满自欺。直到彼此相看都能笃实努力，然后才感到痛快。所谓笃实努力，并不是在忠信上另外增加什么，只是不失去人的本体罢了。你们几位应当反身自省来验证：平常所说的话果真可信吗？平常所做的事果真谨慎吗？不足之处果真努力弥补了吗？有余力之处果真尽力而为、没有保留吗？诸位君子向道学习已有很久，究竟做了什么功课？圣门所说去除虚伪、保存诚实，难道不是一座大熔炉和大锤炼吗？兴建学校、确立教化，是为了使求学者进步到圣人的境界。在这里恭敬奔走，在这里上下进退，在这里歌咏吟唱。我难道唯独可以自暴自弃、自轻自小吗？泷冈、金牛的山川都在，豪杰人物林立，弦歌之声洋洋盈耳。我邹守益虽然不敏，但本来就是宗国之人，愿意和你们几位恭敬地谋划此事。《报功祠邢侯配享记》所谓报功祠，是为了报答先师阳明王公的功德；所谓配享，是推举三湖邢侯珣与王公配享，一同接受祭祀。王公功在宗社，教化施于士类，恩泽及于百姓，曾经在濂溪建立祠堂。继任政务者认为那里不便祭祀，便把祠堂迁到郡学官署右边；我又与同门俞尹大本恭敬拜谒遗像，商议隆重举行报祭。晴江喻中丞任职巡抚时，慨然谋划继承王公的事业，修复废坠，以整饬祭祀典礼。又想到邢侯辅佐成事、预先立有功劳，而祠堂祭祀没有涉及他，便向士民询问；士民同意这个意见，林郡守功懋赞成他的决定，方宪副任核实事实，于是把邢侯列入名宦祠，并设立塑像配在王公身旁。有人来向我征求文字，说：“王公的学问和邢侯的政绩，都是受司成氏熏陶浸润的结果；这样彰明上天的恩赐，实在是要使后世更加信服。”我对此感慨于心，已经三十多年了。往年我在晴江门下求学，当时正讨伐横水、攻破桶冈、平定浰头，郊野百姓安居乐业，商人四方汇集；成人和孩子都横放经书讲学，歌诗习礼，文物教化和谐兴盛。有一天空闲，我以通家之谊到郡斋拜访三湖，详细询问他亲自冒着箭石作战、筹划制度的情形，众人的赞誉和敬重都归于他。逆濠之变时，我又在樟树军门随军誓师；在西山捣毁伏兵，恢复豫章城，在黄石俘获并斩杀敌人。王公扶病冒暑，鞠躬尽瘁，统率群将平定大恶，而邢侯和松月伍侯声名显著，位居首功。吉州军将要北进时，邢侯指挥义勇军冲入敌阵，于是斩杀贼军统帅以挫败叛逆者的魂魄，他的功绩尤其伟大。功劳高了，诽谤也随之兴起；群小相互煽动，权奸和宦官幸灾乐祸，封爵拜官的事情几乎使王公陷入不可测的祸患，又唆使人以焚烧劫掠作为同谋犯罪来陷害他。圣主即位后，爵位赏赐才轮到王公；而邢侯最终因参与藩政升任左辖，把此事办成。王公辞让爵位，极力为邢侯争取，甚至出现名义上接受升职、实际上给予退闲待遇的情况；这会阻塞忠义、使谗嫉者快意。反而不如观望退避，便可以安享富贵，没有众人的诽谤。王公实在不忍心冒领上天的功劳、掠夺众人的美誉，独自接受特别赏赐而使自己无颜。听到的人都为之汗流浃背，但最终也没有成功。不久，王公的爵位也被削夺了。我曾经告诉执政者：“以死尽忠、以死尽孝，本来就是臣子所受的天性，难道会因有没有赏赐而增加或减少吗？国家磨炼世道人心、激励庸钝之士，也应当使他们乘风云而名载史册，赏赐延及后代，用来作为鼓舞人心的工具。试评江西的功劳次序，哪里比不上安化？可是赏罚昏暗，使豪杰疑惧沮丧。” 将来南征北伐，拿什么作为军队的法式准则？这件事关系到国家体统，不是为一两家谋求恩泽的问题。执事认为我的话正确却没有改变，难道是在等待时机再行发动吗？”于是现在中丞阐明幽隐、振拔郁抑，顺应人情以资劝勉；有功之人从监司直到郡守、县令，都敦厚地举荐义行，响应如鼓槌击鼓。若能充实实行这一操守，掌握国家权柄，运转教化机制，分别善恶，树立风声，就不要让昏暗和疑惧阻塞美德。将要继承并发扬前代的美好功业，叙述并敬重已经成就的烈绩，使它流传无穷。这个开端已经出现了。我不敏，姑且执笔等待。

译《临川县改迁儒学记》临川在抚州府附郭之地，县学偏僻地坐落在城郭外，师生每天都议论迁移，房屋坍塌渗漏却没有修葺。恰逢宝应寺因废弃而归官，位于城中胜地，便登记它的材料和产业，改建后还有余资。但上桥寺僧人觊觎其利益，用财货贿赂、暗中请托；又有替他们出力的人用浮言煽动，结果三次改议，三次受阻。废除佛教以崇奉圣人教化，在道义上极为顺理；迁移破败的学校进入废弃寺址，又不扰动百姓财力，在政务上极为容易。可是竟然十年不能完成，唉，这难道不是奇怪吗？督学少湖徐阶奋然说：“古人面对当世君主尊崇异端，尚且倡导为贤者在居处建庐的说法，何况革除寺院、淘汰僧人，皇帝的善意诏令屡次下达，却因循到这种地步，谁该承担责任？”中丞浦南胡岳看清群奸而决定支持正确意见，署理郡事的通判王暄日夜筹划，从嘉靖丁酉年冬天开始，到第二年报告完工。门庭高大整齐，正堂宽敞明亮，文庙飞檐庄严，楼阁高耸，斋舍肃穆。缙绅和年高德劭者都改变了看法、转变了听闻，认为上天厌弃佛教的污浊，将要兴起文明的运数，也真是美好啊！我的朋友明水陈九川传达少湖先生的命令，命饶生庭祥、许生源到南京向我求文，说：“记文中有这样的话：凡是学校官署，首先在于办事；士人首先在于立志。” 事情没有能够完成，是官员的责任；事情完成了而志向没有辨明，是诸位士人的忧虑。希望听听您用来教诏他们的道理。”唉！士人崇尚志向，孟子已经有明确的训诫。良知良能，是上帝降给人的恒常本性，必然向善，就像水必然向下流，本来不是逆反的。孩子懂得爱，长大懂得敬；把这种本性推广到天下，不需要向外寻求，本来并不艰难。然而学术日益偏僻，道德事业日益败坏，总是糊里糊涂而没有成就，难道不也是有所阻碍吗？剽窃经书、猎取史料，雕琢句子、编织文章，以求侥幸取得俸禄官位，炫耀自身、肥厚家产，这同贪图货财相类似，偶尔还有人察觉到它的鄙陋。把编纂著述当作功业，把主观猜中当作实际，借用旧闻，凭借传言，这同请托关说相类似，偶尔还有人察觉到它的错误。因为流俗而被迫追逐异同，因为时下爱好而受毁誉牵制，前顾后盼，时进时退，这同浮言流说相类似。你们几位难道也不应当思考如何自我振奋、自我照察、自我筹划，以求每天进步到美善境地吗？如今佛教的学问，本来也不沾染声名利禄，不萦绕于见闻，不畏惧利害，飘然自以为已经明心见性；但它抛弃人伦、遗忘事物，终究不是天然自有的中正之道，免不了流于自私自利。因此象山先生承接孟子的传授，直截了当地以公私作为千古儒学与佛教的判别标准。难道这不是诸位生员的乡先哲吗？草庐先生曾经记述这所学校，说：“洗濯旧日染上的污习，以此渡入圣贤境界；学校一同更新，使临川成为洙泗之地。这难道不是诸位生员早先受到的训言吗？在这里出入，在这里升降，在这里恭敬奔走，在这里藏修、歌咏；要肃然警惕，片刻也不要离开。平常的德行、平常的言语，彼此都笃实相勉，使仁义的善性充满自身，验证于邦国，作为四海的准则，流传百代；差不多可以不违背你们先哲的训言，不玷辱你们的先哲，不辜负你们贤良的老师和牧守。否则佛教徒还要反唇相讥地嘲笑你们了！唉，应当及早辨明啊！”这次工程，清戎傅凤翱首先拿出赎罚钱三百金，来帮助工程完成；督学张时彻赞同支持他。郡守陆堂选择日期召集工匠，却在此后受阻。分巡赵叶杖责僧人并登记其产业。郡守项乔拆除废弃佛像，上报请示，后来又在此后受阻。少湖先生亲自前往察看筹划，开辟永丰仓空地来资助工程；巡按陈裒补充资助；郡守丘其仁竭力承办。因受到流言诽谤牵连，依法三次受阻，事情本应牵连多人。得到记载其受阻情况的人出于隐讳而没有写出。《宗藩义田记》白鹿洞在各书院中尤其著名。南唐时曾拨给田地供养学生；考亭先生请求赐额，又在谷源、卧龙庄拨书置田。此后名臣巨儒相继宣扬教化、敦厚风俗。四百多年间，田地逐年开拓、代代增加，计算星子、都昌、建昌、新建四县，共有二千三百多亩，但宗藩还没有捐入田产。嘉靖乙卯年秋，饶藩永丰王朱厚爊因所置都昌柳氏田地租额发生争讼，便把田地捐给白鹿洞，共二百九十二亩；每年收入紫阳仓租谷，共四百三十二石，用来供养才俊并杜绝争端怨恨。地方官员商议追付田价作为偿还，永丰王坚决推辞不接受。于是分巡李一瀚把事情转达给陈中丞洙、吴柱史遵，他们嘉奖这种义行，有司大书“报国养贤”四字加以表彰。王府判府思敬核查田亩、佃户甲册，填绘图册、制定簿籍，又刻在石上使之永久流传，派人向白鹿洞守者征求文章。白鹿洞守者接受后读了它，感叹说：“这次举动彰显了三种善行。高皇帝端正万邦，恢复二帝三王的纲常；及至历代圣君熙和太平，使我万邦安宁，天赐纯福，王族支派传百世，都遵循规矩、践履法度，轻视私利而竞相行义；由此可见丰厚福泽和良好遗谋。宗藩世代享受禄位，本来可以向佛老祈求福报，捐出厚重资财和珍宝也毫不吝惜；如今却独独崇隆儒学、尊重道义，誓守最初志向，以只说空话而不实行实际行动为耻；由此可见喜好善行、选择正道的端绪。” 地方官员开始时追收租金、给予补偿，依据法律驱除奸弊；最终又表彰贤善、树立风气，核实事实、为长久流传留下依据，由此可见施行政务、崇尚贤能周详完备。这件事可以用来教导后来求学的人。你们几位在开始学习起步时，应当敬慎办事，然后再享受成果；对于这三种善行，可以说没有辜负，还应当使先哲更加光显。田亩和佃户甲册都刻在碑的背面。

译《永丰六一书院记》六一桥在永丰县治西面一百五十步。文忠公名叫文信国经过县境时，书写了三个大字，悬挂在桥门楣上。后来有好义之人在桥上设置店屋十二间，在旁边建石桥庵，塑造文忠公像，并召集僧人收取租金守护它。僧徒一天比一天增多，便把庵改成寺院。然而文忠公的嫡系后代远居颍地，于是再也没有人奉行春秋祭祀。嘉靖初年，双江聂豹以柱史身份巡按颍地，寻访文公后裔欧阳云，发给文书让他回籍，为他授予田地、置办房屋。督学少湖徐阶赞助他的义举，把六一桥店屋的租金给欧阳云，以供春秋祭祀。可是寺院仍归僧人所有，僧徒混杂于市井之间，不遵守清规戒律，被各位生员告发。巡抚、巡按和县令核查属实，把僧人归并到龙回寺，并将寺址收归官府。众人呈递诉状申辩，地方官员无所适从。僧人趁机想恢复产业，因而形成诉讼。龙田张子言从临桂来到本县任职，广泛咨询父老，彻底考察旧事，慨叹说：“寺院的兴起，起始于六一桥；寺院的废弃，改建成六一祠。这难道不是天意造成的吗？”六一公如泰山北斗，推尊他足以与昌黎相提并论；他垂衣束带、端笏而立，又足以同韩愈、富弼并列。百代之后，他仍巍然配享于孔孟庙庭。文公平常常说：“死后有祠，在四代之内；死后仍能不朽，百世流传，这不正是在说自己吗？请允许把寺改为书院，供奉安置欧阳文忠公的木主，率领诸生按时举行祭祀。像中丞净峰张公发布檄文所采用的办法一样，用来尊崇先哲，感化后来求学的人，一扫争相租佃、图谋恢复旧业的弊病。柱史白湖胡公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命人估算商议修葺，期望建成壮观的建筑。议案上报后，柱史纪山曹公欣然答复批准，督促把事情办完。恰逢龙田子因御史职务被征召，于是选派能干的人督办工程，赶紧磨刻石碑送来。征言双江子又把这件事告诉我说：“希望您写篇文章来启发本乡人，使他们更加受益。”我曾考察各地的记载：欧公出生于绵州，幼年丧父于泰州，跟随叔父到随州；泷冈归葬时，他只有五岁。过了四十多年，才参与大政，把郑夫人附葬在欧公墓旁。不久入朝为官，后来在颍州任职至老，最终没能再任。到现在距离熙宁壬子年已有五百多年了。然而乡里的士大夫仍眷恋不舍，像子弟仰慕父兄一样；他们分任地方长官后，肃然起敬，又像弟子对待老师一样。这不是当今世上所少有的吗？若相隔百世仍能彼此感动，怎么能做到呢？推求古代典范，明白得如同看火；考察祥瑞和吉兆，长久的思念在心中。难道没有人能像孤儿那样奋发自立，像欧公画荻教子识字那样，又从韩文公破旧的书囊中借取文章，奋然想要与他们并驾齐驱吗？难道没有人能够扶持正道、排斥奸邪之人，在夷陵、滁州屡遭挫折却不屈不挠吗？难道没有人能够在馆阁春帖中提笔写作而不忘规劝，配得上真正的侍从之臣吗？难道没有人能够拒绝进献柿木太平之文，以压制祥瑞之说、警戒奢侈之心吗？难道没有人能够上疏拒绝羡余，防止剥削搜刮，杜绝营利的门路吗？难道没有人能够怜悯救助胁从者，仅凭片言之间就使二千多人得以活命吗？难道没有人能够教导儿侄谨守防范，任劳任怨，直到临难时以死守节，也把这看作光荣的事情吗？难道没有人还未到引年退休的年龄，便恳切上疏请求退职，以保全晚节，并以食言为可耻吗？骏马奔驰，歌咏其德，美德光明显赫，谁没有值得警戒劝勉之处？谁不需要磨炼洗濯？从今以后，通晓当世，学习古道，以救济时弊；实行正道，冒犯君颜也敢于进谏；警醒地不肯成为嘉祐、庆历以前那些人物那样的人——这正是龙田子和双江子对本邦老成俊杰的期望。凡我成年人与年轻人，都应恭敬地努力实行，不要辜负这种鼓舞人心的典范；或者说，这正是六一居士欧公自我期许的意义。对外不因官位爵禄而憔悴，对内不因忧虑而劳苦，安然以五种事物自娱至老；即使在洞庭听九奏之乐，观看▯鹿之战，也不足以超过他的快乐。他对于世俗罗网和凡庸声响，哪里只是斥鴳看待云鹏那样呢？然而他仍有所等待。假如让书籍不再展开阅读，金石文字不再搜集，舍弃琴棋，戒除饮酒，而游心于万物本始之境，欧公也会以此为乐吗？古人戒慎恐惧，以建立中和的最高境界；观察无形之物，聆听无声之理，使教化流行而精神长存，与贞观、贞明同运并照，这才是浩大深邃而有所依凭的学问。可惜我出生得晚，来不及亲自向欧公请教，只能恭敬地写下这些话，向以欧公为友而学习的人请正。

译凤林浮桥记 凤林桥在县城北郊，西面承接泸水，东面流入螺川。暴雨一来，水势奔腾，漫过两岸，南北往来的人望着汪洋无处可去。操船的人趁机谋利，时常有人漂流淹死，成为鱼鳖的食物。从前县令饥分宜任县令时，随从乘船过河，船在江心翻覆，呼号求生。两位县令惋惜悔恨，最终也无法施救。听到的人无不怜悯悲伤。正德辛巳年冬天，守益向先大夫的朋友刘祚请教说：“自宋代以来，桥梁时废时兴。建石桥费用约一千金，造舟桥费用约五百金。只是到哪里去筹钱呢？”刘祚又向他的朋友姚珙商议，姚珙说：“石云僧本传门下有个姓颜的年轻人，坚毅能忍，可以让他募捐。”我说：“可以吗？”我曾经厌恶佛教徒诱骗百姓的财物，把它附着在泥土上，甚至投入烈火之中。如今这件事却不同于通常的做法，是实行我们儒家恻隐之教。于是向县尹俞夔请求，拿出赎金作为倡导。乡里的士人和百姓各按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于是购买石料砌筑两岸，购买木材制成二十三只船，购买铁器制作锁链，把船像鱼贯一样连接起来。开通大路，使它连接到北门。总共用钱二百二十五两有余。到了嘉靖癸未年春天，工程宣告完毕。由于本传的财力少、物力薄，加上权力和防护不足，所以拖延了岁月。本传的力量已经用尽了。当时我正要北上京师，答应写记却还没有完成。等到我来到广德，本传不远千里，冒着盛暑来再次请求说：“桥梁不废，靠的是这篇文章；您既然开始了，也应当把它完成。”唉，我怎么能吝惜一句话而使本乡人受害呢？我从父老老师那里听说：“恻隐之心人人都有。善于充实它，就会引导利益来使天下人获利；天下广大，也看作一家。不善于充实它，就会堵塞利益以自我封闭；即使一家近在眼前，也会看成秦越那样的疏远。古代君子扩充不忍使人受苦的心，把它施行于各种政务：住宅有桑田，乡里有疆界，地方有学校，河流有桥，湖泽有堤障；如果像一家人耕织那样，诗书流行于门巷，道路上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取得成效，内心就忧戚而不快。所以说，若论其至诚恻怛、广大深厚如泉源而不被私欲扰乱，这叫作天德；若论其法令制度详尽明白，使平民百姓都能各得其所，这叫作王政。桥梁虽小，却是王政必先办理的事情。那些持符节来治理土地的人，难道不是百姓的父母吗？住在一座座房屋中、靠这片土地生活的人，难道不是自己的兄弟宗族吗？” 父母对待子女，难道有坐视子女陷于困厄而不知道反省的吗？兄弟宗族彼此和睦，难道有不共同分担好恶、只独自享受利益的吗？利益流行于世间，就像泉水在地下流行一样。引导利益来使天下人获利，就如疏导汝水、汉水，排泄淮水、泗水，润泽万物而不会枯竭；堵塞利益以自我封闭，就像筑堤拦住淫雨洪水，反而使水势激荡，一旦决口，必然伤人。施行仁德就有福庆，聚敛财富就招来祸殃；千古典籍记载得明明白白，可以反复查证。从今以后，希望贤良的师帅官员扩充不忍使人受苦的仁心，保护百姓；本乡的父老子弟也扩充这份仁心，扩大出入相互照应、守望相助的情谊，使上下相亲，贫富相互救济，大小彼此扶持，体察诚信而通达和顺，这就是天下大同之道。一座桥的费用，难道忍心让它废弃而不兴建吗？所以写下这篇记，告知后人。湘东营房记　袁一唯 袁州的治所处在楚地的尽头，踞守上游；敌兵若从下游溯流而上，估计到临近袁州就会停下。我们钟山的险要，在吴、楚之间最为突出；满水一带山石嶙峋，险峻的石山延伸五里才进入昌山。昌山更加嶙峋险峻，两山之间山岭高、石壁陡，山路仅能容脚通过，一百人守住险要，千人也不能越过。即使发生意外，估计敌人也无法越过昌山进入袁州。萍乡夹在两省之间，处在滇南、蜀地和楚地的交通要冲；长沙一带都是平原旷野，中间没有高山险峡作为界限。插岭虽有防御，却没有江河壕堑可以凭恃，对我们袁州来说仍只是外藩。湘东背靠山岭、面临水流，居民繁密，沿河设置堡寨，凭河防守，确实可以和昌山的险要并列，成为袁州的锁钥。田郡侯到袁州任职后，每年听到警报，必定亲自到插岭修缮镇堡、督率军队，他为外藩谋划，十分勤恳。过了几年，又有建立湘东营房的议议，当事官员批准了请求，别驾孟公大力督办而建成，这在此前从未有过。太平无事时，铠甲钝旧、戈矛朽坏，防守松弛、准备疏忽，安坐堂上宴饮欢笑，这是臣子的福气，却不是百姓的庆幸。萍乡连接楚境，估计从醴陵到插岭不超过半天；万一插岭来不及抵御，而四十里外的湘东已有防备，就可以无忧。这是仿照九边重关的深意，把它小规模地用于一郡而已。从前高皇帝在袁州设置卫所，武职官员众多，并不是因为袁州多有变故，而是因为它连接滇南、楚、蜀的交通要冲，所以把袁州作为边塞之城，使变乱不至于波及吴越；袁州守卫湘东，就像吴越拥有袁州作为屏障，只是大小不同罢了。把天下当作一家，是圣明天子的职责；把一郡当作一家，是贤能刺史的职责。扼守咽喉、堵住门户，竟然不能越过虞地而到虢地，这样就能用湘东安定袁州，用袁州安定吴越，又哪里只是使一郡得到安宁呢？南赣必须设置重兵，而袁州只设置卫所，是因为从陆口进入袁州，还要逆流而上；河道高险偏僻，舟船行驶艰难。因此袁州可以守卫吴越，湘东可以设营房安定袁州，并不是迂阔之举。有人说：敌兵还没有到边境，就劳民动众，怎么办？如今东西各路大多已经请求新设司道，以防备贼寇到来。世庙在位时，李大銮的贼兵侵犯万载，残害百姓后已经过去，才商议设置黎源、铜鼓两个哨所；虽然是为防备后患，实际上却遭受了先前的祸害。与其在有事之后设置，不如在无事之前建立，这难道不是圣人所说的修治兵器、戒备意外吗？只是担心法令实行久了就会衰败，士兵冒领粮饷，队伍空缺无人；若不是发生重大变故便无所用处，于是有人便以此议论最初倡议者没有意义。设置围墙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拆掉围墙；养狗防奸，也不能因为没有奸人就禁止养狗，何况是在已经发出警报的时候呢？高皇帝在内地设防、在外部驻镇，使各处像犬牙一样相互制约，平时和变乱时都加强防备，从未忘记戒备；这是为百姓考虑得周全而长远。《诗经》说：“趁着天还没有下阴雨，赶快剥取桑树根皮，把门窗缠缚牢固。”这正是其中的道理。重修瑞州南城记　吴山

译瑞州城依凭锦水两岸，南面叫南城，北面叫北城。南城长期废弃后重新修建，可以说十分困难。按照图志记载，旧城都用砖砌成，宋、元时期曾两次毁坏。我朝统一天下，安定了一百五十年。到正德年间，华林盗贼兴起，两次侵犯府治。郡守邝璠急忙谋划防守，于是堆土筑墙，架木覆瓦，事情载在沈参议的记文中。虽然号称费用少、容易建成，但过了几年，木料腐朽、瓦片开裂，很快就日益坍坏。后来继任者只重视北城，改用砖石修筑；南城则日久日益毁坏，剩下的仅有四座城门。近来因倭寇报警，天下郡县多修筑城池。嘉靖庚申年，巡抚都御史何公迁按察瑞州、巡视察看，于是对分守参政曹忭、分巡佥事何大章说：“瑞州北城很大，而南城的市区是北城的两倍，难道可以没有城吗？应当商议修筑。”有人说时局困窘而举事费用太大，不如暂且加高北城。何公尤其认为南城最急，商议才取得一致。当时郡守韩公当面接受任务并亲自负责，谋划周详，又向巡按御史郑本立、段顾言申报，二人都同意。于是选择日期，命工匠烧制砖瓦、开采石料，于当年夏六月二十四日开始施工。我当时在朝廷，韩公写信把事情详细告诉我。我看后非常高兴，说：“这是筠州的福气，也是吴山我的愿望。”立即回信，并拿出皇帝所赐的五百金帮助费用。等我罢官归乡时，看见工程的规模和次序已经完成了一半。后来广寇侵入吉安，临近百姓喧嚣奔逃，我悔恨城墙没有早些完工。贼寇离去后，继续集合工匠施工，工程将要完成时，居住在这里的人忽然散布流言，韩公因此迟疑。我对他说：“三面已经筑城，这一面再有缺口，就等同于没有城。”韩公于是毅然亲自前往督办，随即入朝觐见，被提拔为四川提学副使。壬戌年秋天，方公接任而来，施政首先实行仁慈宽恕，对此说这件事并不难办。于是查考旧档案，知道费用中有很多虚报冒领，工程中有很多欺诈怠慢，便全部核查，节省并核定用量。只有公正和明察，没有忧愧，也没有急迫。到四十三年冬十月二十日工程完工，费用中有巡抚、巡按所拨赎金若干两，其余都是府及所属三县库藏的积蓄，以及士民乐意捐助的钱，共一万七千四百两有余。士民欢庆，都到我这里请求说：“这项工程劳力费用极大，没有韩公就不能妥善开始，没有方公就不能圆满完成；两位公前后同心，为我们筠州建立了这项伟大功绩，使后世永远有所依赖，不能不写篇记。”我家在南方，有幸看到工程完成，所以不推辞，欣然写下这篇记，使它刻在石上。后世的人享有安宁的快乐，知道今天建城的艰难，难道会忘记二位公的功劳吗？韩公名子充，是浙江慈溪人。方公名邦庆，是南直隶婺源人。南昌府儒学记　魏良弼 南昌府学用来培养优秀人才、储备英才、栽培人才、陶冶器识，这样的作用由来已久。那些居住在这所学校中的士人，仰慕先哲的高尚品行，追随前人的遗范，因此学习成为士人、贤人、圣人，寻求尽到做人之道；虽然未必人人都完全相同，但可供后人效法的，难道会少吗？古今题刻光明显著，前代的事情可以考查。如今士人入学，先命令他们拜谒先师，然后登堂学习明辨人伦，树立标志、确定趋行礼仪，也是希望他们达到圣人所说的人伦最高境界。因此说：“三代的学校，都是用来阐明人伦的。”国家初建时创建府、州、县学来培养士人，表彰勤勉、惩戒懒惰，提升幽滞、擢用贤明，全都责成于守令和提调。所以士人自称弟子员，把守令看作父母。不是说“让他作君主，让他作老师”吗？因此文翁教化蜀地，风俗可与邹鲁相同；伏恭任杭州令，终于形成伏学；武城弦歌之声流传，其遗风可以想见。古今道理是一致的，所以多有培养人才的功劳。《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确实有道理！后来官员更替没有常规，提调官不能称职，于是说守令难以责成。正统年间才在按察司总领之下设置督学官，守令、提调的责任便有所推诿，教育也因此不能专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道有否泰，政有盛衰，都要等待合适的人才能施行。如今不说是人的问题，却说是官制弊病，这和因噎废食有什么不同？现在督学拥有专门的敕令，所以责成守令的权力与国家初建时稍有不同，而士人尊奉提调，也比尊奉督学稍逊。士人既把守令看作父母，也就把督学看作高祖、曾祖。如今士人不向提调接受教导，只尊奉督学，这就像尊奉嫡长子的舍弃祖父、父亲而尊奉高祖、曾祖。根本虽然相同，但相隔遥远而亲爱之情不亲密，范围广泛而感情不能专一，哪里比得上古代以乡学三物教导万民，也就是今天守令的职责？按察官明察刑罚以辅助教化，犹如古代纠察、掌八刑的官员。如今每三年举行宾兴，也和古代相同；但没有听说专门用三物来教导士人，也没有听说用八刑来纠察。名义相同而实际不同，守令的责任被分割，先王的遗风就衰微了。学校在弘治戊子年大修，此后多次修缮，但宫墙外狭窄的小巷，始终没有人考虑扩展。到壬子年已经三次更替，距今又过去很久了。如今幸逢三溪饶公来治理本地，他以德行引导百姓，以儒术整饬官吏，门下没有请托往来的私交，守职不违背操守，大概是想使文翁、伏恭的风气流传千古，使美好的声誉流传无穷。责任本来容易被嫌作推诿，事情又常忌讳擅自专断，所以让众多士人出面向当道官员申诉；他对士人也很厚道。当时都御史翁公、御史萧公都认为这是公议，于是用官府土地交换百姓住宅。取得的土地东西若干丈，南北若干丈，设置屏门、修建牌坊，宫墙和庙宇面貌焕然一新，道路辽阔，形势雄伟，令人眼界开阔、心情舒畅，这是自建国以来从未完备过的。如今在饶公手中得以完备，又用壬子年记载，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饶公名相，广东大埔人，乙未年进士。清忠祠记　周用

译赣州建祠祭祀赵清献、文信国，是因为二公曾经治理过这个郡。嘉靖八年，我奉命巡视南赣各郡，拜谒二公祠。祠在郡门西面，我对属官说：“二公活着时在此任官，面向南方治理百姓；死后建祠祭祀却面向东方，按道理不安妥。供奉二公的神位又不在正堂而在寝室，按礼制也不协调。何不谋划改正呢？”第二年便改祠堂为正位。我说：“既然祭祀这些人物的安排合乎礼制而不违背，就应当记述他们治理地方的政绩和劳苦，以便将二公附入祭祀制度。”有人说：“清献的清廉、信国的忠诚，正是古今所谓的清与忠，也就不可仿效而达到。”这话是对的。赣州作为郡，从汉代到今天，已有千百年。郡中历代长官，自晋太康以后，他们事业的始末已经难以考见，只有姓名而没有称述的，大概也很多。其中风度气节稍可相比的人，难道可以直接说一个也没有吗？臣子侍奉君主，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叫作清，不把自身利益放在心上叫作忠。这两点若不是天性形成，就必然会改变；若不是勇于克制自己，就不能坚持到底。这正是二公不可企及的地方。人承受天赋的本性，喜爱这种美德，就不只是二公这样了。所以我曾经从二公的言论中寻求答案。赵公说：“白天所做的事，晚上一定要向上天禀告；不敢禀告的事，就不敢去做。”又说：“以他人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就会忧虑他人的忧虑；吃了他人俸禄的人，就应当为他人之事而死。”还说：“正义胜过私欲，谋略就能确立；人众力量大，功业就能完成。”因此清献公再次出任蜀郡知郡，不做使神明羞惭的事；他为天子所简拔，得到皇帝动容称赞，竭力争论新法，最终却被外放。信国公遭逢大难，被囚禁在燕市，三年间脚都没有踏出所居楼下的地面。他笃信而力行，大体就是这样。所以不因受辱而求宠，不因退处而以进用为荣耀，不因利益而妨害正义，不以死亡换取苟生。他们的志向在当时得以实现，刚烈之名流传后世；光明俊伟，卓立于万物之上，使人赞叹叹息，认为不可企及。这难道是偶然得到的吗？君子在时势上有遇合或不遇合，所以在事情上有幸运或不幸；时势和事情不由我掌握，由我掌握的只是处置它们时能否得道。即使二公在宋代没有得到机遇，终身只是守持节操的普通人；即使他们在宋代得到机遇，与六卿百官从容周旋，施行本来就应做的事，难道也能使他们默默无闻、毫无成就，和众人相同吗？我既担心人们不肯笃信而力行，只把一切推给遭遇的幸运或不幸，最终不能把正道做好；又深深担心人们处在幸运与不幸之间，只顾观望、采取中立态度，因而不能振作自己。所以借二公的事作这番论说，告诫今后在赣州任职的官员，使他们知道应当尊敬并信奉什么；也使赣州百姓世世承受二公的恩泽，永远怀念他们。抚州府新建三贤祠记　湛若水 抚州三贤祠，是太守曾汝檀所创建的。工程从这一年闰月初一开始，经过九个月告成。祠堂建有三间堂室，大门一座，表示进入虽有区别，最终趋向却相同。抚州士人都高兴地前来，乐于观看工程完成。太守派人来请我记述此事，并借此告诫抚州士人。甘泉子说：我有什么可说的呢？这难道在言语上吗？其实已经在各位君子和士人的心中了。圣人的学问，是心学。《礼记》说：“人，是天地的心。”这是懂得道的言论。为什么说人是天地之心？人与万物浑然同受天地之气，气中精灵明妙的部分就是心，心所具有的生生之理就是性。只有这一个心、这一个性，并没有另外的心和性。所以天地、人物的气、心、性是同一的。譬如脂油灯的火、石中的火、水中的火所发的光，以及大到日月的光，都不是另外有一种光，而是各自精灵之气所发的光。因此，性就是心的生生之理。所以天地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有人问：道可以传授吗？白沙先生说：可以自己获得，不可以传授。张子说：“知道死而精神不亡的人，才可以和他谈性；这已经接近了。” 这种气、这种心、这种性，在宇宙之内浑然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出来据为己有，也不能拿出一部分交给别人；没有同异，也没有彼此，不因尧而存在，不随桀而灭亡。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传授呢？能够传授的只是方法：开启心的知见的方法，以及使它除去蒙蔽的方法。如今抚州太守存养本心、施行政教，已经实行乡约，又建立三贤祠，这都是同一颗心。巡抚汪公、巡按李公和沈公都赞成，也是同一颗心；督学苏公赞成，也是同一颗心；他的属官协助赞成，也是同一颗心；士人乐于观看，也同样是这颗心。抚州三贤陆象山、吴草庐、吴康斋的学问，也是这颗心。象山先生确立心学的大本，深刻阐明宇宙与人的性分一体，契合了道体，就是契合这颗心。草庐先生博通群经，还说可以使一个不识一字的凡夫立刻达到神妙明达的境界，就是彰明这颗心。康斋先生收敛心神、沉潜涵养，有过错便自我责备，开启不忘本心又不妄自助长的关键，见到鸢飞鱼跃的妙理，就是见到这颗心。有人问：请问三位贤人的学问，各像什么？回答说：象山的学问直接达到高远境界，像曾点；草庐的学问洞察精微、超脱不滞，像子贡。康斋的学问确实谨慎严密，像曾子。所以一峰罗先生说：“康斋如果得到白沙那样的成就，难道是小事吗？”曾点、子贡、曾子，象山、草庐、康斋、白沙诸位贤人，都共同具有这颗天地之心，也都不能超出它。天地之气就是人的本性，所以说是一回事。哪里有什么同异？哪里有什么彼此？只是人的造诣有深浅不同罢了。有人问：“道没有比出处进退更重大的，请问三位贤人的出处各像谁？”回答说：“象山的出处像柳下惠，不因官职卑小而自弃，一定按照自己的道义行事。草庐的出处像伊尹，所以无论治世乱世都出仕，曾五次接受汤、桀的任用。康斋的出处像伯夷，所以不屑于出仕，远远地离开了。然而如果互换处境，他们也都能这样做。三位贤人都是天地之心，也都是替天地确立此心的人。因此我敢于叙述心学的说法，回复太守，并刻在石上，和本地及四方的学士共同商讨。胡中丞柏泉生祠记　金达

译饶州的安仁县旧称上县，向西南距州治四十里。有个叫邓埠的地方，是四方交通汇集之处；距东乡、贵溪、金溪各五十里。四周高冈环绕，险峻阻隔，而且林木深密、竹丛幽暗，可以成为盗贼聚集藏身的巢穴。于是一些不法之徒聚众呼啸，在其中出没，将近三十年。嘉靖乙巳年，巡抚大臣提议请求增设捕盗通判一员，分拨饶州、抚州的兵卒壮丁若干名，驻守镇压。然而常常有穷寇不可追击的顾虑，采取用乱绳缓慢治理的办法，所以盗势日益滋长蔓延，又没有人能奋发振作、采取长远防御来控制他们的命运。辛酉年，赣州洞蛮和闽、广叛寇相继突然到来，残破各处城邑，杀戮宪臣和副将，朝廷内外都受到骚扰。于是邓埠贼首徐耿六、张焰四等乘机进攻，自称先锋，建立十三座大寨，遍插旗帜，向四面大肆焚烧抢掠，并传报东乡，图谋攻入城邑。他们实际上想先向北攻打安仁，引诱广信的寇兵前来，截断浙江、直隶的援兵和粮饷；向南占据上清、金溪，引来建昌、抚州的寇兵，再向西窥伺临江。这个计划一旦实行，势力必然合并，对江西的祸患将非常深重。假如再给他们一些岁月，就会造成张琏、饶平那样的变乱，安仁必定首先遭到屠杀残破。秋季八月，柏泉胡公以浙江右辖的身份转任江西省提督府大帅，进入所统辖的地区后，立即勤于询问调查，知道邓埠的祸患已经难以支撑。于是从紫云驿乘船走六七里到炭埠，命令某千户率领数千士兵，授予他秘密计策进入邓埠，出其不意，立即消灭贼首。由此威名震动四方，形势如破竹一般，所以当他巡按并安抚建昌时，闽、广的贼寇被斩首；调兵到吉安、袁州时，洞蛮的叛乱被平定；再次在何家渡用兵，粤地叛兵也被全部剿灭。大概正是因为腹心之患被除，诱引各方的势力孤立，军队多次出战而不受挫，都是以消灭邓埠贼寇为基础。料敌制胜，谋划没有遗漏，胡公的功劳真伟大啊！胡公又认为安仁是全省要地，土地贫瘠狭小而驿路繁忙，百姓已经疲惫困苦，不能承受劳役，于是从府库拨出数千金作为筑城费用。虽然贼首已经诛杀，但其党羽仍然很多，于是实行守望和亲兵制度：十家编为一牌，由邻长统领；百家编为一都，由村长统领；累积到三四百家，则由党正、副党正统领。党正、副党正由士大夫和有德行的平民担任，根据户数稽查出入，准备器械并教习击刺。实行不到一个月，百姓便知道归向；有残余贼党不立即归顺的，党正、副党正可以依公法逐渐清除。从此四郊安定，干戈全都平息，君子认为这是把军队寓于农民之中的制度。癸亥年夏天，胡公补任夏官少卿，奉命治理安仁，士民共同商议说：“胡公未到以前，我们安仁灾祸逼近，如同剥肤，惶惶不安，早晨还不知道晚上会怎样。胡公这次到来，不增加兵力，不加重赋税，不征发调遣，就铲除了危害我们数十年的大盗，使我们能够安居。这种恩德在安仁，千百世也不会磨灭。”如果不建祠祭祀，拿什么报答胡公呢？于是他们在学宫树立怀德碑，并建立生祠，让人主持祭祀。胡公名松，字汝茂，柏泉是他的别号，直隶滁州人。南岩文公祠记　汪伟 我们信州是福建的门户，文公游历和做官遍及四方，必定经过这里，所以信州的山水最为他所欣赏喜爱。直到今天，深山穷谷之中，即使当地人也很少到达，却往往还留有文公的遗墨。鹅湖因为讲学论道而特别显著；南岩距郡治隔溪向南十里左右，文公大概曾经到过。景泰癸酉年，郡守四明姚侯堂从寺僧口中得到文公的一首五言律诗，又从郡学李训导那里得到文公咏一滴泉的一联诗。姚侯谨慎抄录并传播它们。两首诗原先写在法堂墙上，墙壁坍塌，诗也散失不存；若不是姚侯热心留意，早就坠地无存了。成化庚子年以后，守锡山的谈侯纲在岩间描绘文公像，想要修复祭祀之事，却没有来得及。嘉靖五年春天，巡按监察御史秦公也是四明人，以瓜代弭节驻在郡中，偶然和守巡少参张怀公、佥宪钟云端公一起游览南岩，拜谒文公像，赋诗两章表达仰慕之情。于是对代理郡事同知叶逢阳说：“既然有像却不祭祀，难道不是缺失吗？”叶君回答：“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于是商议恢复祭祀，每户杂役中出一人、民兵中出一人，以这些人服役的费用充作春秋祭祀的牲畜和酒醴之资；有余钱便修饰祠宇，希望各项事务容易筹集并能长久维持。秦公说：“副职的意见是对的。”叶君于是来请求说：“希望您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给后人看，使它不要毁坏。”我说：“文公对于我们这些人的功德确实无穷无尽；但如果不全面观察群言中深奥的内容，就无法知道文公何以勤学；不精心思考并努力践行，也无法知道文公何以成就功业。那些肤浅学习的年轻人，喜欢树立个人见解，没有读完文公的书便仓促怀疑、仓促讥评，这条道理怎么能够由此阐明呢？”我看到诸位君子来到先哲教化流行过的地方，把泉石草木看作召公甘棠，想要保护培植；得到文公一字一句，也看作伏生的经书，想要表彰传播，可以说是笃信而善于学习的人了。他们对于风俗教化的帮助，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这就是我反复叹息、欣喜赞叹而不能停止的原因。谨慎记下事情的始末，告诫后来者。秦公名钺，字懋功，由进士起家，任御史，风采气节令人敬畏；出任江右巡按时，务求把握大体，不崇尚强猛苛察，而属下反而更加畏服。他所到之处都把访察民间疾苦、寻求贤才作为急务，人们都佩服他处理得体。叶君字子大，是文公同乡，由进士历任县令，很有声望；代理广信同知，号称敏干。褒忠祠记　欧阳铎

译临江城北门原来有一座庙，祭祀知临江军陈元桂，以知县赵孟济配享，用来报答为国死难的人。按地方志记载，元桂字华甫，是抚州临川县人，进士出身，历任太府寺簿。宋咸淳己未年，元兵进入潭州、鄂州，朝廷出任元桂为临江军知军。当时还没有城，他便登记百姓，砍伐木材设置栅栏来防守。制置使徐敏子的军队驻在金凤洲，却观望不前。元兵逼近北门，元桂力量不支，敌人胁迫他投降，他不屈服，和清江县知县赵孟济一起战死。事情上报后，赠元桂天章阁待制，谥号正节，赐给二十万钱作为安葬费用，授予他的两个儿子官职，并准许在他战死的地方立庙。景定庚申年，庙建成，赐额“褒忠”。北门大概就是它的遗址。后来姓氏被讹传，谥号散失，庙宇变成淫祠，不知从何时开始，也没有人纠正。正德壬申年，李梦阳到郡中督学，因诸生请求，才发布檄文命知县杨麟撤去鬼像，立二公木主，增修装饰规制，以恢复旧制。到现在又过了十七年，庙宇日益坍塌破败而无人修治。知府钱公良回顾瞻望，叹息不已，于是加以修葺整理，不求奢侈，也不减损旧制，只求能够长久。我正好经过郡城下，便和公良追论此事说：唉，北门之祸，实在是徐敏子造成的。在藩篱处使贼受阻，守卫责任在堂上；在门户处使贼受阻，祸患就会进入室内。元兵越过袁州，大概已经没有临江的防备了。徐敏子拥兵自得安逸，把贼寇引到城门，却让贤者只凭自身抵挡；不幸抵挡不住而死，难道能说不是他杀死的吗？封州之贬，说明宋朝在这件事上已经失去了刑罚的公正。封官、夺官、废黜、任用，都应当一并执行而不偏倚，如同手持秤衡；这样之后才可以建立国家。赠官、改谥、赐葬、任用子弟、建庙祭祀，这些报答忠臣的典礼，本来都合宜。但这对宋朝灭亡没有挽救作用，是因为刑罚失当，使爱惜生命的人彼此观望。臣子的道义，最高的是不做有损君国之事，其次是受到劝勉而行善，再次是受到惩罚而行善。因此守卫若被视为义举，逃避的人就会羞惭；死亡若被视为荣耀，苟生的人就会感到耻辱。事情常常因相互比较而显出不同，但有时人们却把它颠倒。假如逃避守卫就被诛杀，便没有人敢不守；假如贪生就被诛杀，便没有人敢不死。虽然如此，我哪里敢用这些话概括贤者呢？褒忠的举措，也不过是用来劝勉世人罢了。按照人的类别来说，崇尚道德的人会哀悼，崇尚仁爱的人会思念；而在耳目所能看到听到的地方，哪里有比庙宇更亲近的呢？如今庙宇却彼此倾塌，甚至比不上淫祠，实在可悲！我曾思考此事：世俗崇尚鬼神而轻视施舍，轻视施舍所以兴建事业；当时的官员崇尚法令而看重费用，看重费用便免不了因陋就简。何况这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又不是法令所急需办理的吗？公良治理郡务，节省费用、爱护百姓，把利益看得如同污秽。于是修筑峡江城，兴建新府署，工程巨大、费用广泛，却不以此为嫌。我向士人和百姓询问，他们好像都没有听见什么怨言，看来也只是公良自己扪心自求罢了。这座庙的修缮，神明大概会认为是过分劳民吗？懂得道理的人，也一定会谅解我并非谄媚。泰和县补虚查隐记 俗话说：“兴办事情和省却事情，哪个更好？”这句话说的是烦扰百姓会使他们受害。然而河流大海向下滋润万物，都是依靠疏通开凿；井里淤泥而不砌井壁，也就无法饮用。因此省事没有比除去弊病更好的，弊病除去，利益就会兴起；这样之后才能和百姓相安。国家用六件事考察守令，其中赋税劳役使百姓受害是最紧要的。我县尤其有严重的情况。嘉靖壬辰年，县令空缺，代理县令奉行新条例，均平粮赋和班役以利于百姓。然而人情怨愤，难道只是因为担心开始办理困难吗？过了一年册籍编成，陈梅甫侯到任，来申诉的人几乎有千百之数。陈侯考查册籍，核验粮赋出入，发现大约有五千石的额数被漏掉。叹息说：“均平粮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吗？”过了很久，查出最要紧的有六项：一是没有撒粮的弊病，二是虚悬的弊病，三是重复征收的弊病，四是扣留余粮的弊病，五是私自补入的弊病，六是冒名顶替的弊病。这些弊病起于里书，又在总算环节中被操纵。于是召集十九个人，当面追问缘故，告知他们法律本应宽缓，可以暂且宽贷，并限定期限要他们交代。这十九人就是所谓县总，全都害怕而认罪。于是勾销他们的私记，把它们参入官府册籍，派亭老监督，使各人归还虚报的数额。总共一百五十天，册籍才编成。考虑到其中或许有错误，闰二月召集县人来核问。参验检查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弊病在县总。”但因时间已经久远，不愿意深究追查，于是取新开垦而容易核实的田地来补足，也只按他们自行申报的数额，不强求满额。查得以官府计算的欺瞒隐匿粮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余，以百姓计算的三千七百五十石有余；查得以百姓计算的补虚粮六十五石有余，以税额计算的二石有余。陈侯考虑到如果没有公正直接的依据，就会有人籍此监守，又会发生相互勾连、私下营弊的情况，于是向众人访查，把事情交给义民郭元畅办理，最终没有发生差错。于是向巡抚、巡按、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衙报告完成，众人都赞许他的劳绩。陈侯担心自己离任后没有凭据，时间久了弊病又会产生，便撮取各项纲目，命名为《补虚查隐册》，付梓刊刻，与户籍符册相互参照。这样山谷中的百姓不用到县城，也能周知其中的数额，实际征收和输纳免于浮额侵吞，难道不是百姓的利益吗？有人说：“总认的粮米，就是称量土地时有欺诈。”我说：“譬如盗贼所盗的物品都在，只是物主姓名未必都准确，不能因此诬赖把盗物充作己有的人。”又有人说：“应该逐户归还。”我说：“这是因为没有查出物品所属的户。”陈侯暂且按数额责令他们承担，也还会有所等待。唉，这件事，县令以前屡次过问，却始终没有办成，可见积久的弊病实在难以根除。我没有参与官府的事务，只是近来因为家人担任里役，能够说出这项措施的好处；乡族从前认为不便，如今称为便利，这当然不是反复无常、扰乱常法。百姓已经用这件事来感谢陈侯，也希望后来的君子把这项美政完成。台山古堰记　周志伟 密陂原来位于靖安、安义两县的交界处。它的水源，一支出自靖安的潦源、箬源、濂源，一支出自安义的株源、皎源，汇合后向南流，绕过田地到达台山，才进入本县西境；又向东流过台山，分成两条溪流，再分成南北五条圳渠，到县城东面汇流入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台山以南决开成溪，直流大湖；由于地势中部低洼，水流横向奔涌泛滥，向东流的溪渠常常断流淤塞。往年县民每年约定一人担任渠长，率领子弟背负木桩和草料修筑决口，年年如此，使水能够向东流，遇到旱灾也有准备，因此称为沃壤。自设县以来，百姓多从事商业末业，往往不能及时修筑，一遇严重旱灾，便束手无策。甲辰年旱灾，乙巳年又旱，县中于是发生大饥荒。

译志伟从蜀中归来，便向李侯问起这件事。李侯愤然说：“这是我的志愿。” 第二天亲自察看，认为密陂是各水源的防护屏障，而以往修筑只用木桩和土，应该是边筑边决，于是商议召集工匠改用石料，以谋求长久之计。便发布檄文，命吴君专门负责此事，又选择有乡里声望的人分别管理。不到一个月便报告完工：用石砌成的堤坝长九十丈、宽五丈，疏通五条圳渠，灌溉田地六百多顷。当时从深秋到冬天没有下雨，但分流向东的水每天都汪汪积蓄。李侯又把水引入县内各条渠道，于是田野里的农人欢欣，路上的行旅歌颂，市中的商人歌唱，白发老人全都流泪说道：“六七十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了。”大概他们既为李侯迅速完成工程而高兴，又为李侯来得太晚而悲伤，于是共同来请我写几句话作记。阳山子说：“我读《汉书·循吏传》，看见当时的官吏往往留心桑树、沟渠等事，从来没有不感叹他们治理有根本的。如今所谓有名的能吏，大多只求防备文书簿册而已，所以百姓对他们到来时战战兢兢，对他们离去时冷漠无感。李侯治理本县，内心存有至诚，以慈惠恻隐之心施政，尤其重视水利，一定要为百姓留下千百年的长远规划；李侯难道不是古代的人吗？李侯难道不是古代的人吗？”李侯姓李，名恒敷，是云南大理人。吴君名澧，是福建莆田人。《东乡县城记》　洪范 东乡过去属于临川的辖境，距离临川县治特别远，要走好几站路。此前年年饥荒，朝廷禁止百姓使用犁锄；愚顽之徒砍树揭竿，风潮骤起而成为祸患。一时间，地方长官瞪眼束手，谁也不能平定。最后直到调兵围捕剿杀，像割草一样清剿之后，山林中的流民才开始获得安居。总制都宪陈公金以及各藩、臬司的重臣，都商议在临川东乡增设县治，并把进贤、金溪、余干、安仁四县的部分土地划归它。县治设置官员，联络百姓，政务面貌焕然一新。副使胡公世宁前来勘定这片土地，认为要御暴保民，应当加强城防，于是修筑孝冈作为东乡县治。过了几年，副使范公辂又勤于保民治事，巡视时看到城墙日渐崩坏，不能使百姓安定，便下令重新修筑。砍伐石料、烧制砖瓦，费用由公家出；根据时势调配力量，百姓像儿女归父母一样前来服役，仿佛各自分出财物；校平木板和土具，按工程分配土方，远近民众议论此事，都准备好干粮，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几个月后，城墙高耸整齐，巍然屹立，比旧城更加坚固。县中士民既歌颂又感激，都说二位公人的功劳确实前后相接。二人的遗泽虽世世代代不能忘记，但拟岘碑不可没有记文。知道我浅陋，仍认为我还可以执笔。按《春秋》的体例，凡是城池开始创建或修缮旧城，即使有时势和义理的缘故，也一定要记载，因为这表明劳役百姓是重大的政务。江南各县过去大多没有城墙，近来增修城墙，是为了防备盗贼。盗贼起于百姓，而根源在于上层；刑罚繁苛、征敛急迫，实际上正是招致盗乱的原因。何况教化是治理的根本，庸俗官吏长期不讲求教化，想使百姓不做盗贼就很难了。盗乱一旦兴起并日益炽盛，即使有坚固如金汤的城池也不足以依靠；这也是地方大小长官都应当知道的。范公此前担任御史巡按江右，曾预先挫败强藩，打击叛逆宦官，风采节操奇伟，为海内人士所敬仰。我有幸是他的旧交，深知他的功业远大、成就深远，料想他还有更大的作为；如此丰功伟烈，本应铭刻在鼎彝之上。我虽然处境困顿，确实有一个私下的愿望：修城只是范公诸多功业中的一件小事，不足以为他作传。但东乡百姓感念范公的诚意，不能让这份感情落空；知县郑溥接受使命十分谨慎，贤能勤劳足以作为凭证；县丞杨巘、义官杨希震，也都是能够勤勉办事的人，都应当一并记载。《万年县治记》　吴昭 万年是新设置的县。鄱阳、余干、乐平、贵溪四县原来羁縻管辖的地方，距离县治遥远，政令疏远，所以民俗崇尚顽悍。顽固就会强悍，强悍则治理到了极点便容易发生动乱。正德丁卯年，战乱大规模爆发，祸害延续了五六年。都宪陈公金、任公汉于是商议上奏，请在万年峰以西、今县治北面设置县治，命名为万年，以便管辖，表示怜悯爱护，谋求长久安定。群丑作恶已久，连县治也一起焚毁。朝廷再次命令王师前来讨伐，叛乱者也不再留下一个，只有归顺教化的百姓约一千户。公私房舍全都残缺。都宪俞公率领守道、巡道诸公前来勘察地势，命参政吴公廷举总理此事。当时披荆斩棘，削平高低，雇用役夫，筹算财用，疏通钱粮，制定纲纪，所有这些都是吴公的才略。工程已有成效时，广东布政使的任命下达了。随后兵备宪副许公庭光前来完成这项工程，修复旧有的，增添原来没有来得及完成的，每天都有检查，每月都有进展。招回流民，赈济贫穷饥饿者，建立里甲，劝导农商，振兴文教，许公的功劳最多。至于早晚在旁协助，使二公事业得以完成的，是饶州别驾莫君。筹划料理精细周密、用度节俭的，是县署印丘君琴。至于修平道路、安置百姓居所、均平民间田业，率领百姓搬运砖瓦木石，早晨督促工程，晚上记录功绩，按时给工役发放粮食的，是县簿吴君元着。宏伟的规划、杰出的制度，鲜明地焕然一新。当时各位父老才开始相互说道：“县治现在大概建成了。”群丑叛乱，招抚后又叛乱；我们的百姓逃生，奔走他乡，每每认为县治不可能重新建立，再也没有希望拥有田园坟墓，哪里想到会有今天呢？这实在是朝廷惠顾我民、各位当道官员善于承接圣意，以及新任县官勤劳尽瘁的功劳。有人不远千余里，派人来请求我写记。我对他们说：“我朝开国之初，全国的县共有一千一百零六个，此后增设的县，都是因为奸民反复难以控制，使平民无法安居生业，所以设置官府和官吏来安抚他们。如今你们的县虽然建成了，但百姓逃亡流落之后，财力也十分疲敝。如果居上位的人没有深厚的仁爱恩泽来恢复他们的元气，没有良法美政来保障他们生存，却一概把他们当作普通百姓看待，甚至又任意施加搜刮扰害，那么百姓困于乱政，就同困于乱兵一样了。” 这绝不是朝廷的本意。至于城墙的地基不可不高，护城河的水不可不深，文庙不可不建，许君自然已有完整的防务规划。后来的君子一定会有能够妥善记载这件事的人。《兴安新城记》　毕竟容

译皇帝登极三十九年，下诏设置兴安县，划分土地、附属百姓，任命官员、建立学校，各项事务都按照主管部门的议定办理。第二年春天，知县陈君庆云到任，士民和睦团结，居住了几个月。闽、广一带盗贼兴起，流窜劫掠吉、赣、建、抚诸郡，又窥伺没有城墙的县城，肆意抢掠，远近都受到惊动。这年秋天，有粤地士兵驻守福建后撤回，在道路上作乱，窥犯玉山，继而波及永丰两县，官民房舍焚烧殆尽，遍地焦土。兴安人更加震惊恐惧。大中丞胡公从浙江来，首先进入我郡，查究永丰、玉山没有戒备的原因，慨然怜悯兴安县新建不久，急忙谋划保卫它的办法，命郡丞王君时拱勘察城址。至于各项工役费用和督理工程的事务，则发檄文命陈君专门负责。只是县城依靠高山，山上全是险峻岩石；在平坦处加高，在低洼狭窄处加宽，东西沿着冈阜，南面依傍河岸，按规制修筑。向北则完全利用原有山势，不用另筑土垒；估计工程完成六百五十丈有余，女墙、垛口等设施四面齐备，各开一门供出入，并在门上架设楼台。郡守江公检验工程完成情况。工程于这一年冬十二月开始，次年秋九月完工。陈君请人代写书信给我说：“依赖胡公的威灵，百姓才开始有了安定的志向。这座城对兴安县关系极其重大，对我庆云的帮助也极为切实。希望蒙您惠赐一言，记下此事，使人永远不忘。”我推辞不得。回想从前我任职职方、负责起草文书时，查阅旧籍，凡是改置郡县，必定详细询问在当地任职的官吏，听取他们的谋划，先陈述设置的便利，然后同他们筹议。兴安县请求设置县治时，生员叶馨等人奔走数千里，到宫阙之下叩首，他们陈述一方百姓哀苦的情状，把赖此求生作为实情；即使事情紧迫，也一定咨询巡抚、巡按，参议于司、府，协商于众人，有时将要举行却又停止，已经搁置却又恢复，反复多次。等到建县之日，已经超过二十年；外寇的祸患突然到来，仓促间毫无准备，竟想把这里弃置而离开。胡公修建这座城，不过劳苦数月，却拯救了二十年悬于倒挂的危局，给百姓留下千百年磐石般的安定，这功德又怎样呢？然而兴安能够设县，难道只是满足兴安人的愿望吗？只是你们窑丁向来多勇敢，山川阻隔，处在一郡防守的要害，通往闽、歙的道路又从旁相通；在此前的变乱中，这里屡屡成为内部祸患滋生之处，常常使人戒惧。如今城池建立，专门设置官员治理，百姓依城居住，聚集起来便知道方向，将来必能成为强藩。这样以后，才知道得以设县是值得高兴的事。” 陈君治理这个新县，各项事务都兴办起来；建成城墙是其中最大的一件事，确实应当有记文。至于工程费用由谁出，以及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则记在碑的背面。《羊角水堡记》　欧阳德 江西右布政使司所属十三郡中，赣州处在东南边境，位于上游，对外控制着汀、漳、潮、惠以及闽、广边远地区；土地交错，山岭盘曲，山林盗贼时常出没抢掠，而安远、防昌之间，羊角水是它的咽喉。盗贼越过羊角水向西，就会袭击长沙营，劫掠雩都、信丰、赣等县造成骚扰；向北则进攻防昌城，向西侵犯吉安，向东侵扰抚州、建昌各郡。因此羊角水设置堡寨驻军，士卒隶属于防昌守御千户所，与长沙营守备都指挥部的兵力相互声援。这大概是古人扼守要害、远设斥候的意思；但堡中士卒单薄羸弱，盗贼来时不能侦察，甚至不能抵御，只好闭门自保。堡寨旁边有居民千余家，多次遭受毒害虐掠。守备官放弃长沙营，率领所属部队寄居防昌城中，于是羊角水堡更加孤立悬远。嘉靖癸卯年，大中丞东厓虞公巡抚来到这里，已经擒捕各县逃散的盗贼，便重新修整长沙营，使守备官和部队回去驻守。接着将商议羊角水的防务，居民聚集前来申诉，愿意自行出力筑城防卫，请官府督成其事。虞公移书给兵备副使薛君甲，薛君巡视回来后说：堡寨本来是为了保护百姓，却偏僻地倚靠山角，距离民居约一里；遇到缓急，不但没有益处，反而等于把百姓交给盗贼，替盗贼提供粮食和馆舍。如果修筑城墙，就把居民迁入城中，与戍卒共同守城；百姓依靠城墙作为坚固屏障，借助士卒壮大声势，小规模警情自然可以支撑，突然发生大规模警情时，再增加驻防兵力。这样，上面可以相机出击捣毁盗贼巢穴，下面可以奋勇遏制他们奔突；盗贼来了无处抢掠，想深入又会回头顾虑我们从后面袭击，这是制胜的上策。薛君把意见报告虞公，虞公听后，巡抚、巡按都称好，重申命令有关部门同心协力，恭候虞公谋划。于是派守备官谢勅和赣州推官林天骏勘察地势、计算工程；尚未出发，百姓已经拿着畚箕、锹、木板、木杖等候了。不久木工带着丈量工具和斧斤到来，石工带着锤凿到来，烧砖制陶等工匠也各自带着器具到来；采石于山，伐木于谷，在溪涧边烧陶，木料、石料、瓦片和砖块，以及其他各种物资，不用督促便都聚集齐备。虞公从粮仓发米，从府库出金，给役夫发给粮食，给工匠发给佣钱，给物料支付价钱；各项工役争相努力，众多墙垣同时兴建，不到一季城墙便建成了。城周三千尺，高三十尺有余，三面开门；公馆建在城中，城势巍然，成为巨大的镇守屏障，内外相互依托，盗贼不敢窥伺。郡县官吏和士人传达百姓的心愿，来请求我写文记事。起初我认为，事情不预先谋划、防备不因势而设，便不会有功效；预先谋划在于先行防范，因势而为在于顺应人心。有句话说：‘老虎已经抓人奔逃，主人这才修门，已经来不及了。’ 这些百姓大概曾经受过老虎伤害，聪明人尚且能看见尚未形成的祸患，何况祸患已经这样明白地显现出来呢？即使如此，如果不能专心、不能明察、不能决断、不能果断行动，仍然不行；所以专心致志是办成事情的根本。国家设置总宪行台，控制江湖与闽、广交界之地，简拔任命宪臣提督四省军务，所辖八府二州，凡官场和民间事务，没有不能过问的。然而奉皇帝玺书而行使便宜从事之权，所谓兵机戎政、军务张弛缓急，是四省安危所系的事情，其中最为重要。这八府二州各自统属于本省巡抚、巡按官，由巡抚、巡按治理；对其他郡县的事务有时还略加忽视，因为兵机戎政方面，玺书另有专门责任，要使一切听命于提督，不能彼此参杂。担任提督的人，有时凭借自己的才智所及，无论大小事务都要过问；担任巡抚、巡按的人，也凭借自己的职权所及，无论详略都要过问。因此智慧分散在泛泛的察问之中，权力因彼此参差而受到牵制。只有东厓公能够舍弃细枝末节而致力于大事，提挈纲要来振举细目，每天只考察军队实况，整顿士卒，申明赏罚，审察时机，揭发奸邪，摧折其锋牙，铲除其根株。四境日渐安靖，军威大为振作；他仍担心在被忽略之处发生变故，专心不懈地搜求，仿佛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因此能够思虑周密而无所遗漏，清楚地看透防务实情，行动没有不合时机的。

译巡抚、巡按诸公也都只忠于谋划国家大事，不把功劳私自归于自己；凡是虞公提出的谋划，有的听到后不加议论，有的虽议论却不违背，仿佛拱手等待他取得成功。因此能够乘时遇到防务问题便及时处理，不被彼此分权、各谋一方的顾虑所牵制。唉！思虑专一就精细，泛泛而察就荒疏；功业因彼此参杂而败坏，因迟疑等待而废弛。难道只有修筑这座城才是这样吗？这项工程费用并不十分巨大，但关系极其重大，一方的保障系于此，而这种方法也可以施行于天下。因此我乐于歌颂它的完成，希望治理国家的人都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各种功业就可以建立并稳固。并不是说东厓公的功劳只达到这里。《重建广信府治防事记》　叶镗 信州过去先后称州、路，进入明代才改为广信府。府治起建于洪武初年，由太守王公范主持大规模营建。此后金公铣、王公翰、陈公廷琏相继增修翻新，扩展旧有规模，规制大体完备。嘉靖壬戌年，恰好遭遇火灾，虽然东西两庑和吏员廨舍还保存着，前后厅堂却全都焚毁。第二年，郡守近山王公以水部正郎的身份来治理郡务，看见这片旧址，感慨地说：“这里是处理政务的厅堂，虽然时势困窘、举事艰难，难道可以拖延吗？”于是同僚商议，大家都认为可行。于是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召集材料、安排工匠；在山中砍木，在野外制砖；利用农闲役使百姓，不增加赋税，不使民力过度疲敝，百姓因此没有受到扰害。不到一年工程便完成了：癸亥年八月开工，甲子年四月落成。前堂后屋，左边库房、右边署舍，面貌焕然一新。于是商议磨石刻记年月，请我写下此事。我因为任期已满将回南方，恰好看见工程完成，不敢以文辞浅陋推辞。谨按：信州作为郡，处在吴、楚、闽、越交界，实在是重要地区。这里山川奇特，溪谷幽深秀丽，确实在各郡中居首。北面枕着灵山，南面拥抱金屏山，东面连接怀玉山，西面牵引鹅湖；冰玉等溪流环绕汇聚、停蓄其中，像衣襟又像衣带。古人说“土地富饶胜过饶州，风俗美好胜过广信”，确实不是虚言。府治正处在山水之间，地势形胜最为优越。往往到这里任职的人，大多是贤能之士和杰出人物，声名、地位、声望在当时都很显赫；他们流芳史册、为众人口头传诵，前后相接，难道不是山川所造就、士民所蒙福吗？我听说从前民风俭朴，乡野百姓勤于谋生，甚至有白发老人一生不曾见过城市；士大夫也一向把清正的舆论看得很重。至于奢侈浪费、好争讼的风气，以及轻浮浅薄的习俗，群体性的羞耻感稍稍接近古代；如今却渐渐不同于过去了。教化引导的关键，难道不依赖上位者吗？郡守王公和乐平易、适宜民情，不激进也不随波逐流；他刚到任时，首先忧念民间疾苦，把政务放在紧急事务上，大体都是这样。二三位君子又汇集了东南的优秀人才，这难道不是更新政务的征兆吗？这些事情都值得记载。王公名陈防，字思董，泰州人。副职王公名时拱，字端夫，同安人。通守胡公名晓，字东白，绩溪人。推府李公名畿嗣，字明卿，蕲水人。至于参与这项工程并出力的人，按制度可以记载，因此一并抄录，以记工程的完成。《修九江城记》　余文献 大江以西，内外都有湖泊江河，饶州、广东向东连接，吴、越、袁、吉在其间，向西抵达湖湘，只有九江扼守这些水陆通道的要口；向左看，它扼住湖口以东而控制那里，向右看，它扼住大江以西而控制那里，地势形胜是江西的重镇。我的高皇帝为百姓请命时，采用谋臣的计策说：“江州属于上游，应当先攻取伪汉的郡县。”洪武年间，才从京城派出士卒设置卫所，也是为了辅翼京师，不只是为江西建立屏障。到了武宗朝，又专门设置宪臣驻守此地，意在预先筹划经营；人们重视这里的形势，没有不重视的。嘉靖癸丑年，仁和抑亭陈公来镇守此地，首先周遍巡视险要之处，深思说：“这个要害关系到的不只是一个地方，应当把具体议案谋划后报告各位当道官员。”大意是说，倭寇侵扰浙东时，防备十分疏忽，官府轻率看待而没有深加防备；倭寇的毒害几乎遍及沿海各郡，近来残余势力逃往徽州、宁国，突然从芜湖口突入，深入的端倪已经显现。贼寇窥伺长江，就与我军共同占据险要；窥伺湖口，则全省震动，九江怎么能高枕无忧呢？应当增修城防以安定民心。当时南直隶操江都御史史公、江西巡抚都御史蔡公、巡按御史高公，都赞同这个议论。陈公于是发檄文给前任太守张君，命指挥于君重新仔细计算费用，推官范永宇亲自监督工程章程。城墙周长十二里，原有五座城门却没有月城，孤零零暴露在外，不能用来抵御敌人，于是命令各门都修筑月城。九江卫修筑文明门，德安县修筑磐石门，德化县修筑湓浦门，湖口县修筑望京门，彭泽县修筑福星门，开始彼此配合，形成重重险要。城西南面加高二丈五尺，长六百零三丈，城垛高峻，敌人无法像蚂蚁一样攀附。上部工程完成后，又疏浚各道护城濠；城东城基因山脚下有老鹳塘，便疏浚它。北面阻临大江，江水冲蚀庾楼矶，侵近城基，于是砍伐石料填实被冲蚀之处。西南面以甘棠湖为屏障，但湖水直泄，容易干涸；城池既失去险要，地方风气也因而疏薄，百姓很少积存粮食。陈公命守战船的士卒修筑老马渡堤坝加以阻挡，堤坝坚固后水流蓄积成为大水面，可以省下千人守卫。居民多背靠江水，城中道路空旷，又苦于从江中取水，陈公下令说：“百姓近来应当相互凿井饮水；其他有愿意迁往荒僻空旷处的，官府替他们安排住所。”百姓渐渐称许城防了。陈公预先筹划经营事务，大多像这样。工程始于乙卯年八月，经过两年工程完成，核算费用一千七百多金。军民服役者以三千人承担工程，刚开始兴建时，陈公因母亲去世离职，浙江新任城方公接续完成了工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三丈〕

译此后城墙高、护城河深，形势威严畅达，地方风气完整稳固，士农工商四类民众和睦，百姓对陈公预先筹划的劳苦一直不能忘怀。不到一年，陈公又来到江边，江边父老拦路迎接陈公，告诉他说：“如今我们百姓依赖您的恩德，幸而有了城，希望您始终救活我们。”陈公说：“精锐兵力凭借屏障而驻守，公私积蓄粮食财物，这叫作城；四邻之间一定互相救援，这也叫作城。我将替你们最终谋划好这些事情。”父老叩头说：“太幸运了。”这一年倭寇劫掠福建，而许多城池陷落，百姓更加感念陈公。如今的守朱君说：“藩同知汪佐、通判邵元、推官杨徴，嘱托我代替父老进言，刻石来昭示后来者。”我说：“我从近来的事情中看到，有一件令人扼腕。九江、安庆是相邻的郡，先前宁王叛乱初起时，安庆坚守而挫败敌人，九江却把全郡百姓交给贼手，难道是两地形势不同吗？掌管边疆的人，不过在于是否预先谋划。地势形胜因得人而更加重要，这是很明白的。叛乱平定以后，按照守卫疆土的道理，以能否守住来衡量九江和安庆，这个议论已经有人提出了。假如九江不能立即击破贼兵，但恐怕只要扼住贼人的咽喉，他们决不敢出南昌，难道敢越过九江向东吗？这样的要害是何等重要啊！当时贼兵越过九江，气焰嚣张而肆虐；南都即使有泰山一样的安稳，如果让一支箭遗落在城下，也会使善于防守的人感到羞耻。” 可是贼兵忽然回头逃窜，连安庆一寸土地也不敢越过，难道不是害怕坚固的城池从后面制约他们，使诡奇邪僻的计谋终于受挫吗？这样的守御，体现了高皇帝重视上游的意图，应当列在战功之前，只是人们还没有看见罢了。没有被看见的功劳反而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动用铠甲兵戈，就使敌人自行瓦解了。所以善于经略时局的人，只在事情发生前挫败敌人的谋略，使内部忧患不发作、外部忧患不侵入罢了，哪里还要讨论是否动用兵甲呢？有句话说：‘虎豹寄托于幽暗之处，狐狸也会惊退逃避’，这是说在无形之中取胜。陈公这种未被看见的功劳就是这样，都应该记载。《重修宜黄县儒学记》　罗汝芳 宜黄县儒学旧在凤山南面，嘉靖元年才迁置到现在的地方。虽然比过去更为壮观，但由于是再次迁建，工程多简略，学舍久已渐渐倾圮。丙寅年，县令苏溪俞君刚到任，首先兴办德教，于是捐出俸禄修缮，从文庙、堂斋直到门庑，几个月间焕然增色，工程完毕后，让人写下情况请求我作记，并且说：“希望您写些话来互相勉励。”我看了请求文，得到旧记两篇：一篇是南丰曾先生记述宋代最初创建，一篇是一峰罗先生记述明代重修。如今俞君的功劳，确实比前人的修建更加光彩；像我这样不才的人，哪里敢在两位先生之后厚着脸皮作文呢？不过俞君嘉惠后学的心意，不可以虚置；我姑且借前贤的名言为诸生申说。先王连接学校、聚集儒师，彰明礼教，使人共同遵循学习，其大旨在于使人人学习自己的本性，不只是防止邪僻放纵罢了。南丰先生称述古代先王，确实是广泛观察、概括举要，并且认识到了根本。一峰先生则对于防止邪僻、放纵私欲格外用心，又是多么严厉切实而深厚啊！人的本性在每个人身上本来是一样的，亲人便知道亲爱，兄长便知道敬重；孩子都能做到这些。等到长大后，有的归于圣贤而成就德行，有的却放纵淫逸而达到不肖的极点，彼此相差不止一倍五倍，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学习或不学习造成的。既然如此，学习的人就应当顺着我们感应相通的常性，端正好恶的分别；又考察常理人伦的美善，谨慎明确地对待出入进退的方向。这样便知道，先王礼仪教训所陈列的典章常法，设置得周全、细密、详尽，并不是为了增加人的本性之外的东西，而是要竭尽我们忧虑敬慎的善性，使自己同归于圣贤。我们所希望、所喜好的东西，如果比追逐权势利益的私欲强烈千万倍，那么无论身处何时、出仕还是退处，都将脱然如蝉蜕一般超出污浊之外，哪里还会有一丝一毫陷入其中呢？难道尽性之外，还另有其他的学问吗？所以一定要做到这样，才不会辜负两位先生所立言论的教诲，也才能使俞君嘉惠后学的心意有所成就。希望诸位学生共同勉励。俞君是括苍人，名世美，苏溪是他的别号。《都昌县城记》　万浩 江西各地的水向北汇入鄱阳湖，都昌背靠山、面临湖，实在是全省重要的防守之地。但风浪汹涌，常常担心发生意外，所以修建这座城，比其他县更加迫切。嘉靖以来，多次议论修筑，却没有能够实行。过了三十六年，县令欧君益查奉上司的防务方案，增高培厚低洼湿地八处，设置水关七处。城址已经确定，随即又停止。又过了一年，中丞吉阳何公再次发檄文命郡守征发工役，工程刚做到一半，各人便离去，迁移往来没有定规。四十一年春天，连绵大雨倾注，城墙坍塌过半。秋八月，如今的兵部侍郎柏泉胡公驻车旴江，控制闽、广地区，同时经营境内土地，谋虑周全至千里之外。认为都昌濒临湖边，是孤立的县城，绝不能没有城墙，便发文督促完成，谆谆催促不止一次。大参王公育泉驻守南康，冒着风雨渡过波涛汹涌的水面，多次到城址，亲自劝告督促，仿佛办理家事。郡守于公督率得力，立即制定期限。县令周君希韶接受任务、掌握法度，早晚不懈；平均摊派粮食作为经费，分派各里轮流承担工役。不到两个月工程便告完成。城墙计长九百零五丈五尺，高二丈，厚度与高度相等。城楼六座，兵马防守处五所，窝铺二十座。总共耗费白银若干两。父老乐于观看城池落成，便同周县令商议，请我作记。我认为，这座城从江藩方面来说，是江流中的砥柱屏障；从外部境地看，是北方门户的锁钥。近来听说工程刚完成，叛兵袁三的党羽突然来到这里，贼寇酿成的祸患不能在一天之内消灭。如今如果凭借高而坚固的城池，趋向下游，使我们的水军能够完成大规模防守，县邑得以安居，难道不是这座城的功劳吗？况且闽、广边境距离这里一千多里，军门催促的文书与守道防御的周密安排，都在几个月以前已经下达，为什么预先谋划这样准确，奉行起来这样坚定不二呢？难道都昌的财力不是比过去更强吗？为什么历代都没有办成的工程，今天却能这样迅速完成呢？唉！天下没有难以处理的事情，也没有不能作为的时机，大概只要俊杰居于上位，便能心意相同、力量协作，举事没有不成功的；困难的事情也就变得容易了。由此可知，这座城修成的关键，在于得到了合适的人。我因此作记。《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