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译艺文：论、辨、说、考、疏、引。明 《江西大志论》二首　王宗沐 从前圣人创作《易经》，本来就是认为它起因于中古时代忧虑衰败世道的事情。关于衣服破敝、城隍将陷的警戒，以及制作弓箭以除戎患的道理，都是拳拳在意的。可是后世自从平定乱世以后，没有不松懈懈怠的。因此欧阳修说：“三代以前的治乱，没有不是凭借德；三代以后的治乱，没有不是凭借兵。”怎么可以停止讲求军事呢？江西东南一带大多滨临江河、环带湖泊，是四面要冲之地；自三代以来，各种战争的谋略几乎都在这里用尽了。这里空虚，那里就会乘隙而入；百姓安定，盗贼就会收敛。进退消长的机宜，清楚得可以指掌而数。到了我朝正德以后，逐渐进入多事之世，已经不能再用雅正驯顺、从容优游的方式治理了。如今各卫的额定兵数，大都比建国初年消耗减少，连原数的十四五成都不到，往往一有事情发生便不足以作战。调来客兵，例如桃源之难时，连狼兵也还不能使用；而借用边兵一时剿除的力量，就像给病人投下峻烈的药物，不是没有立刻见效。然而边地、广东的兵士劳苦，驿站骚动，难以约束；田州上官岑猛也因此轻视中原，回去后产生了反叛之心。这好比病势稍退而元气已经耗损疲惫，虽说一时还难以谈论调理，更何况要谋划多年、希望数世安定呢？嘉靖壬子年海上发生祸乱，天下都受到震动；征兵和转运粮饷，惨重得不亚于焚烧溺水。近来调集狼兵以万计，最近又在广海之间招募人员，必定要从西江取道；供应既不足，又焚烧房屋、抢掠财物，防守军队和贼寇没有区别。巡抚何公迁、巡按郑公本立都上疏分条建议，命总督派官员防守统辖，又必须使部伍中不得混杂无所凭借之人；这些奏请已经可以施行。但那一带军民像鱼鸟聚集，早晨还顾不上谋划晚上，拖延只会更加严重，逼迫过急又恐怕产生其他变故。只能睁眼看着他们侵掠，不敢追究。时常还有半路逃回、不归队的人，往往散布在江湖之间成为盗贼；这种办法不可能立即停止。何况赣州的贼寇常常与闽、广相连，乘机暗中发动，每年都来报警，不能迅速剿灭斩杀以满足心愿。有时一二年间，来自闽地的贼寇从崇安出发，经过新城、南丰，震动抚州、建昌；每次警报传来，便束手无策。像这样，难道不是因为平时预先训练、平时准备的办法不明确，就没有办法等待敌人到来吗？段秀实说：“虎豹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们有爪牙；爪牙一去，狐狸、猪豚，甚至狗都能成为祸患。”如今各处都在伺机窥伺，意在等待时机；万一水旱灾害接连发生，单凭捧土也不能堵塞江河泛滥，更何况它还连接湖湘作为上游，控制南都作为右腋，这种祸患就不只是猪豚狗类了。各卫兵额削减耗损，百姓害怕谈论军事，仿佛是身体上的赘疣。每次调遣训练，都像儿戏一样。对过去的祸患，年老者也不再记得；只顾眼前安逸，壮年人也不作其他考虑。军队的威势不只是失去爪牙，连皮毛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想提出搜讨的议论、实行斩首割耳的办法、建立不可测知的防备，在苟且偷安的日子里，又有谁会认为可行呢？江西地势险要而土壤贫瘠，百姓强悍，喜欢争斗诉讼；桂文襄公萼已经记载过这一点。崇仁、乐安、德兴、乐平等县，一旦发生争端，动辄聚集数百人。其势头若不把仇人的房屋全部烧毁、把仇人杀掉，就不会停止，这不是可以安枕而卧的局面。假使能让他们为国家作战如同报私仇，这正是秦人能够兼并六国的原因；只是忧虑没有能够倡导、组织他们的人。从前镇守太监邓原提出建议，以赣州巡抚兼辖四省为制度；在上游，南昌知府李公承勋甚至联合民众安定地方，以制服突然出现的盗寇。他难道不知道改变旧制度会惊动民力吗？也是因为有所惩戒，不得已才这样做。因此今天的计策不过三件：一是训练，二是招募，三是调兵。训练最重要，招募其次，调兵最下。军队的任务不过是守城和野战；野战困难，守城次之。调兵这种办法，对于野战来说是有缺陷、会退缩而不能完全依法使用的，这一点众人都知道；却不知道它对于守城同样没有益处。调兵军队抢掠的惨状和供应的费用，众人都知道；却不知道它还不只是没有益处。相隔百里奔赴命令，会使上将困顿；相隔千里追逐利益，军队往往十三人才能到达。那些远离乡里亲戚来到这里的人，哪里还会有爱护当地田地、闾里、居所的心呢？所以凡是想借助调兵的，都应以元末杨完者驻临安的事为鉴。这不是国家的长远计策。若一定认为可以依靠调兵，那么田单终究不能以此强行击败齐国，少康也不能只凭一旅之众复兴国家。国家遭受海盗祸乱已经八年了，征粮转运的命令全都加在编户百姓身上，焚烧抢掠的惨毒深入骨髓。请求训练军队的奏章，台谏官的章疏，已经堆积在宫门之内。朝廷也曾破格提拔知县官员，又设置专官作为名义上的负责机构，但始终没有听说有精锐士卒足以承担一场战阵的重任。难道不是因为气势不能振作，就把柔弱脆败的弊病归咎于天生；法令不能严明，就把相互牵制的责任分散给旁列官员吗？如果不能果断分辨疑信、预先定立赏赐、任用有功、察知细微并兼顾这些方面，却只说训练军队，那么所谓练兵就只是把责任交给空文。郊野有堡垒尚且要如此重视，那么在这片土地上谈论军事，本来就应当把它看作根本事务。然而考察过去的事情，便清楚得如同指掌可见。自古谈治兵，没有超出几件事情的；每次倡议谈论，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事情一旦决定便实行，那么言论即使浅近，也能得到便利时机；如果习惯于安逸而不奋发，即使谋划深远，也少有成效。应当在大顺之时预先埋伏防险，在祸患尚未发生时预先考虑。何况浙直一带接连成为废墟，闽广尚未平靖，四邻正受到侵扰，江西独处其中，难道可以不考虑一旦发生变故，只顾这样和乐安逸吗？太史公说：“教诫和鞭笞在家中不可废止，刑罚在国家不可松弛，兵甲在天下不可废弃。”只是使用有巧拙，实行有顺逆罢了。世俗儒生不明白大局，轻率地说只要施行德教，便固执不改。宋代向戌使晋、楚停止战争，他的随从和交往之人相互庆贺，把这当作功劳，并请求封赏。晋国赐给他六十邑，向戌把它转给子罕。子罕削去封赏并将它扔掉，说：“上天生出金、木、水、火、土五种才质，百姓都要使用它们，谁能去掉兵器？兵器是用来威服不守规矩的人、彰显文德的。圣人兴起时使用它，乱世之人废弃它。废兴存亡、昏明治乱的方法，都与兵有关。你却请求废去它，不也是欺罔吗？”一切昏暗和欺罔，并不是别的原因。

译人情容易安定而难以发动，长期习惯于所见之事，初次遇到变化便会惊骇。因此安居内室的人，难以同他商议军资军械的需要；收藏瓶罐的人，不能同他谈论海陵的积蓄。喧嚣浮泛的治理，不是切实处理事务、深谋长远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可贵的是果断排除疑虑。自正德己卯年以来，江西安逸太平已有四十年，往往抚臣也曾训练军队，又选出精锐另行编制。人人自信，并不至于把训练当成游戏，唯一原因只是生死赏罚的法令在其中实行。郭子仪的部将李光弼接替镇守河阳，并不是换了地方，但因为斩杀辛云京，军中旗帜因此更加鲜明；世宗巡幸潞州，并不是更换军队，但由于罢黜爱能，三军因此屏息警惕。上位者有断然的意志，不被顾盼牵制，下面的人才有坚毅的志向，不敢偷安。朱虚侯行酒，满座都肃然；项梁主持丧事，宾客全都办事尽力。难道可以把人驱赶到刀箭之中、训练人去杀伐，却只寄托于空话吗？这就是为什么可贵的是信守法令。军队出征，粮饷必须随行；法令严明，赏赐就会相随。有定额的经费，不能供应超出标准的需求；有限的工食，也不足以激励非凡的士气。如今江西的财力，出自库藏的，正如赋税文书所列，已经不能再增加了。兵力和粮食相互依赖，即使有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难道也能只凭斩杀敌人的办法，就使人人拼死效力吗？从前赣军门刚开始创建时，曾经具文请求把广盐行销到湖西。当正德年间，王公守仁之所以能够取得浰头、桶冈的功绩，也是因为费用从这里取得，足以自给。近来峡江设置关桥，广盐不能运下来，税收也减少了；巡抚副都御史范公钦筹划训练、精选军队，几乎已经有了头绪。只是仍然担心手中没有办法，假如万一将来大有用兵之处，那么如今各有司往往声称缺乏钱粮，将用什么办法妥善处理后续呢？积蓄储备，是国家的根本命脉；转运粮饷，是军务的首要任务。竹头木屑，在厌弃它们的日子也要收集；把酒倒入军中、分给士卒，应当在危急迫切的时候进行。这样怎么能不预先定立赏赐呢？君王掌握激励世人的权力，就应当明确告知殿廷大臣；承担分统职责，就应当区别懒惰与勤勉。平常事务，在文书史籍之间可以从容以儒雅方式办理；军旅之中，则只有那些怀抱才能、肩负志向、不拘泥于寻常的人才能办成。然而违背时俗的人会受到独异的讥评，担当事务的人又常常留下可疑的迹象。机密不能告诉别人，意图就难以使众人普遍明白；功业完成却不能自行收敛锋芒，忌妒之意产生后就难以全部平息。因此当事的大臣常常陷于非议，事情将要成功的迹象往往因嫌疑而废弃。如果不是居上位者把是非曲直明白区分，并加以保护防范，事情几乎都会在尚未真正怀疑时便突然更换，刚刚确定便迅速改变。这怎么能不任用有功之人呢？乌附子可以用来治病，也可以用来发病；设置关卡可以防御侵掠，也可能反过来成为侵掠的工具。那些穿着靴子、膝下着衣、束首自称英雄的人，难道是低头拿着农具耕作的人吗？不过是埋葬死者、逞强无赖之徒罢了。使用他们，就必须给予优厚待遇；优待过度，他们便骄横而不能再控制；给予优待，也必须有所裁制；裁制过度，他们便怨恨而不能再遣散。所以既有在马厩中叫嚷的人，也有横躺在百姓房舍中的人。触犯这些禁令的人，即使有震动天下的功劳、燃眉之急的功绩，也不只是别人将不帮助他的谋划，还会有人不愿享受他的功劳利益。因此，考察要细到秋毫，实行却要公平宽恕；法律可以对吞舟的大鱼有所遗漏，但最终一定要惩罚。这就是将领应有的操守。从前光武帝所以说“每次派出一个将领，头发总要白一些”，正是因为要谨慎对待细微之处。汇集这些成效，训练自然会精良；仍然不足，就接着招募。凡是必须调兵，只能是为了姑且应付眼前；若像把盗贼引入室内却不顾主人，也就罢了。如今天下卫所的兵额，全都取足于犯罪谪戍的人。近年以来，也曾下令缴纳赎金以办理治罪。那些人不杀人，便盗窃库物、做奸邪之事；他们不能拿起武器编入什伍从事军务，也是明摆着的。因此军队的耗损不能再靠他们补足，而要从民兵中取足。民兵不能全部使用，还应当另有精兵。时势变化、朝代更替，不能全部预料，但有了准备就可以防患。古往今来的法令如果不这样办，桃源的突袭奔窜会突然到来；衢州、信州以及宸濠那样的微贱之人，也可能瞪眼之间攻破南九。这样还算有守备吗？前面的车轮不改变，后面的车就要翻覆，所以我反复恳切地说明这些。考察江西的纵横长短以及历代分割隶属的情况各不相同，不能详细说明。如今制度所划分的范围，大体是境内南北一千九百里，东西一千二百里。中部是南昌，北面背靠大江，依傍湖泊；东北是饶州，尽至浮梁；向东到广信，远达玉山；最南是南安，为山岭所阻，稍向西转，袁州与萍乡相接；西北则九江与瑞昌交界。这就是五个最大的门户。国家刚平定天下时，重新设置卫所，用来作为藩屏。凡是由西向南，都设置卫，如袁州、九江、赣州；而东方都设置所，如信州、饶州。难道不是因为楚地有洞庭、长沙、郴、衡等险要，是江上游盗贼盘踞的根本，而东方的浙江和徽州都平安，被称为无事之地，所以可以稍微简易地防守吗？我考察历朝军事，其间出入所经过的道路和防备御守的地方，都不是日常耳目所能涉及的。那么治理天下国家，强干弱枝、居中控制外部，才是其中的大要；至于据守险要、设置防备，虽然未能全部记忆、估量并周密排列，但对于剪除萌芽、留意于敌人必经而应当攻击的道路，也不能独独缺漏。邾城不可守，陶侃便放弃它以保全自己；汾北是必争之地，韦孝宽便重视它并想办法防守。他们都一向熟悉并知道当地险易利害，可以据此守御；有时出奇制胜，还要衡量敌方将领和形势来推度，那么敌人已经像在眼前一样清楚了。所以地势险要而将领愚昧的地方，就应放弃；地势平易而敌人逼近的地方，必须守卫。我方有利就胜，敌方有利就败，双方势均力敌时胜负各半，这是利用地势的道理。如今江西没有击鼓报警的警急，百姓安土乐业，四境如一家，万姓如一人，没有必要专门凭险设防，又何必使用藩篱般的守御来作堤防呢？然而地形各不相同，利用险要的方法有两种，不过是用它来取得胜利，或凭借它制造祸乱罢了。四邻相接，事情防备的是侵入突袭；敌人估量我方险要，便会加倍用力，这是用险来取胜，如狄青迅速越过昆仑山。有人本来像赤子一样，忽然变得如龙蛇，依傍山岩竹林制造不安，这就是凭险作乱，如武陵蛮依靠九溪而叛乱。这两种情形在天下常常相互转化。俗话说：拿一尺长的木杖去对付猛虎，只要奋力呼喊、握杖击打；若穿衣披甲、依仗兵器而睡，连儿童也能弯弓射杀他。意外仓促的变故，周密考虑的人不能遗漏；关键在于预先防备并制服它罢了。鄱阳湖本是大泽，压临四郡的境界；春夏水涨，浩渺达万顷，波涛奔荡翻涌，无法靠近停泊。

译秋天气高水位下降，田埂稍稍露出水面，于是又出现千条万道的港汊；船一驶入其中，就如鬼伏神藏，无法周遍查问。而奸民聚集居住，平时以经商为业，使往来的风帆船只不得安宁，甚至肆意劫掠大姓，纵横无所顾忌。官府追捕紧急时，他们便逃入其中藏匿。全国巡司的设置，共有一百一十三处，沿湖的有十四处，大概就是为了谨慎防备这种情况。其他如岭北、靠近广建信一带，以及连接闽地的地方，全是群山盘曲绵延，官府追捕的足迹无法到达。百姓困穷，有的因负罪逃入其中；他们教人互相▯噬，出入之间牵连数省，于是彼此对抗，谁也无法查明究竟。这些人倚仗自己的巢穴，而有关官府又因追征拖欠的钱粮而急迫催逼；无罪之人受到虐待，很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聚众而得势。这样的隐患，哪里是一两件能够数清的呢？如果不设法剪除、查究到底，他们就会聚集而不散。这并不是看不见形迹、露不出端倪，而是说没有危害的人，只希望苟且安睡罢了。所以说，江西的大势，凡四邻有警，都值得畏惧；其中湖口尤其是咽喉要地。境内有警，都应当忧虑；其中赣州尤其是枢纽。因为大江的船只从湖口进入，乘风向南，不只是使四郡受到警报而已。顷刻之间，全省上下都会震动。赣州据守上游，船队向北而行，就像从高处建瓴倒水一样，几个郡县便都遭到糜烂了。正德初年，巡按御史臧凤上书陈述四件事：第一，认为应借兼制之权来安定地方。南赣二府连接三省，流寇在东西北各方出没，彼此不相统属，公文往来、约定防守，动辄耽搁十天半月，以致贼寇多有逃散，事情难以办成。如今任命都御史兼管四省交界的府州，随宜调度，盗贼就可以平息。奏请可以施行。此后御史杨必进也上疏大略说：南京是根本重地，淮扬各卫都驻屯重兵，是为了防备淮海。荆、蜀的江汉地区在九江设防，而赣、吉、抚、饶诸地的水路汇入鄱阳湖。朝廷在九江设置开府和卫所，又设置兵备专门防守；但湖口竟然没有一名士卒驻守，并非周全之策。请在湖口增设一支军队，并把九江钞关的积余分别购置战船一百艘，使各处能够相互援助；把南康、黄州二府隶属九江兵备守备，使巡江御史能够往来巡视。这样，荆、蜀诸盗便不敢窥伺九江，赣、瑞诸盗也不敢窥伺湖口。如今南京江口虽然有水操，不过是徒具形式，请命操江都御史详细议定水操事宜并实行。安庆、九江、芜湖三处，各按时演习水操，水路就可以无忧了。江西以及闽、广的盗贼如果渡过鄱阳湖登岸，那么池州的建德、徽州的祁门昼夜兼程，五天便可抵达金陵。因此应拨新安卫一所驻屯祁门，池州卫一所驻屯建德；又在要害险隘处派弓兵防守，谨慎设置烽堠，这样陆路就可以无忧了。此事交兵部复议，命南京内外守备官及抚按官共同议定防守办法上报，但最终没有施行。两位公的忧虑确实深远，他们所考虑的金陵形势也确实关系重大；然而杨公的建议最终没有见诸实际，难道不正是所谓只求苟且安睡吗？有人反驳说：百里之城邑即使狭小，也必定有边界；一圈山即使低矮，也必定有山脚。边界和山脚就是险要之处。您所说设置险要，对平坦开阔之地没有用处，姑且不论。即使选择险要之后再防守，事变也无法预先全部谋划。如果一定要处处防守，又怎能供给所有兵力呢？况且以往的事情，例如赣石滩是防州的险峻阻隔之处，李迁最终仍然败亡；生米渡是南昌的平坦通道，岳武穆却借此击破盗贼。十四地的地形，连孙武也不能穷尽了解，穰苴、白起也不能全部防备。您若把它们全都筹划，难道能穷尽吗？如果不加筹划，书写它又有什么用，您又凭什么谋划呢？唉，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谈论设置险要，也只是用来告诫有关官员和在这片土地上任职的吏员罢了，并不是认为将领都应如此。从兵法来说，选择险要并出奇制胜，名将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依凭险要预先防备，平庸的将领也能有所作为。从治理方法来说，等盗贼已经形成才去制服，巡抚也有力所不及之处；在盗贼尚未聚集时使其分散，主簿、县尉也能有所作为。自古先王确定国土，难道也一定要把所有地方都用来抵御敌人吗？公刘初到邠地时，必定观察山川的阴阳形势，察看水流和泉源；周文公迁居楚丘时，必定依据中星测定方位，并登临景山考察。那些先王之所以如此眷恋、毫不怕烦，大概是要选择土地来安置百姓，使他们处在能够防御阴阳、风雨的地方，以适合各自的禀性，并且避开过分寒暖、燥湿的气候。因此，燕赵人的慷慨，并不只是因为轻视生命；齐人的诡诈，也不只是因为没有情义；淮南多生瘿病，长沙人背部隆起，也并不只是因为不保养身体。他们食用当地的物产，又因而形成习惯，少者、长者世代相承，便把它当作理所当然，这就是风俗；风俗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百姓固然看重迁居、眷恋故土，但如果从孩童时期逐渐迁离，也就不会惊扰。这种利害关系，与披甲戴盔靠战争取胜相比，差别极大。因此，好的地方官应考察百姓所居之地，察看土地的瘠薄、肥沃、▯旷，不要让他们居住在险峻阻塞之处。即使是险峻阻塞之地，百姓既已居住并安于故土，渐渐凭借那里形成风俗，就应设法把他们分散，不让他们聚众自保。邻近地区有跳梁作乱者，而我方百姓恰好处在他们肘腋之间，就应明确划分保伍，不让他们合流，同时又防止他们争斗。土地险要而又偏远，治理的声威和呼救声无法传到那里，就应按时联络、召集他们，以朝廷的仪制警告他们，并▯除他们所凭借的依托，不让他们任意发展。即使不幸已经养成习惯，事情又拖延日久，祸机开始萌发而露出苗头，也要暗中谋划、秘密设策，解除盟约，分化仇敌，暗暗进行，不松懈，也不惊动他们，不让祸患突然爆发。这样如果又能按时征收赋税，宽免苛刻剥削，抚慰打击并使他们休养生息，教育他们的子弟，经营他们的田地，使关系亲密牢固，人口繁盛、事业兴旺，那么他们也都会爱护妻子、儿女、房屋和田庐，求得在那里终老，这是人之常情。即使有高城深池，也比不上人心和顺，更何况深林大泽同样可以成为庇护而求生之处。他们怎么肯舍弃自己最有利的地方，偏要在太平安全的日子里求取必死呢？这就是我用来告诫有关官员和在此地任职吏员的话。《千金陂论》　　　　　　　　　　徐良傅

译论说：我曾登临眺望拟岘台，遍行千金陂一带，回来后阅读典籍，看到它兴废的缘由，觉得十分奇异。当初，汝水从旴地流来，到达瑶湖，望郡而向西汇合，临近水面环抱郡城，好像玉环缺口；这是山川本来的形势，也是古今一贯的水流。它给百姓带来的利益很大，是世人共同看见的。抚州三面有河流阻隔，从形势上看很壮观；充满支渠，发挥水利作用，从水利上看很广大。传舍临近城隍，便于侦察守望；迎送往来便于使用舟楫；通达四座城门，便于转运货物、发展贸易；这些都是有利之处。风气得以完固，也在其中。此正是古人观察土地、选择胜地、设置险要、建立国家的本意。然而从瑶湖到如今，孔家渡一带地势平坦开阔，土质疏松恶劣。中唐时，开始决开一个缺口，春水暴涨冲刷堤岸，容易冲毁田界道路；年年使支港缩小，横流泛滥，正道淤塞，百姓因此白白失去了巨大的利益。上元年间，守臣曾修筑华陂，堵住支流而使水回归正道。大历年间，刺史颜真卿接着修筑，称为土塍陂。贞元年间，刺史戴叔伦接着修筑，称为冷泉陂。咸通年间，渤海人李公接着修筑，称为千金陂。军倅柏防冉首先为它作记，千金陂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改变。从此水流恢复旧道，向西经过黄塘桥口，与涌连樊的水流相接；向东有长宁、长乐、临汝，向西有灵台四乡之间，沟渠交错如锦，水脉纵横相引，灌溉田地各数千顷，是谈论水利的人尤其急切关注的地方。宋绍兴年间，郡中有一位王姓百姓独自修治它。嘉熙年间，太守赵师鄀又修治它。淳祐年间，太守叶梦得又修治它。当时教授赵与辀为此作记。赵记比柏防冉以前的记文详细，如今我们能够知道此陂始末，大多依靠这两篇记文。宋朝末年到元朝末年，战乱接连不断，陂又大决口，延续到今天，大约已有三百年；支流一天比一天深广。唐代决口才几十丈，宋代已经扩大一倍，如今则扩大到三倍。赵记中记载修筑费用为钱二百缗、米二百石。唉！如今还怎么能谈这些费用呢？弘治年间，训导王溥、主簿李鄂先后上奏请求修复，事情交给有关官员办理，却总是因时势困窘而停止。嘉靖初年，太守祥符人李茂元采纳诸生章衮等人的意见，慨然想要修筑，当时上面没有抚按支持，木料、石料、畚箕、锸具都已经准备好，最终却被监司阻止。到了嘉靖二十六年，巡抚傅凤翺以兴革事务征询各郡县意见，临川县令分条上报了修复千金陂的建议。在此之前十年，傅公在江右清理军务，向士大夫询问地方风俗，已经充分知道千金陂应当修复；等看到这份建议后，欣然答复批准，于是发檄文委任同知陈一贯专门督办这项工程。陈一贯平素也想为百姓兴办有利事业，对修复此陂很有志向，便毅然亲自承担此事。但他误听训导杨演的计策，用松木柜装填石块横截水流，下面却有许多疏漏。后来又发檄文让通判潘梅协助，潘梅用竹篓装鹅卵石来堵挡水流，很快就被冲毁决开。原来旧河道淤沙仍然很高，大河洪流又更加湍急；堤坝虽然过了一年才修成，百姓欢呼歌唱，但有见识的人本来就担心它会溃决。不久雨水上涨，果然决口。陈一贯也因考察而被罢职离去。于是倡导浮泛议论的人便说：“古代治理百姓的长官，不堵塞河流，不筑堤围泽。陈一贯失败，是因为堵塞河流的缘故。”这实在是太不明察了。堤坝本来就是用来阻挡决流、使水恢复旧道的，正是韩愈所说的“不塞不流”，难道这是违背天地本性吗？鲁公和诸位贤者难道会先行做这种事吗？宋元丰年间，曾南丰记述拟岘台说：“风帆、沙鸟从脚下出现，百姓以耕田养蚕自给自足，野外放牧不必收拢，露天堆积的粮食不必筑墙围护，百姓富足强盛，兴盛的风俗可以得到验证。”淳熙、嘉泰年间，守郡者又在如今的文昌桥处相继设置由几十艘船连接的浮桥，东莱吕公为此作了记。唐、宋兴盛时期，水流都经过旧道，历经数百年，陂本来安然无恙，哪里有什么堵塞河流的事呢？从前西门豹任邺县令时，漳水就在邺城旁边，却没有加以利用，史起讥讽他不仁不智；后来史起加以利用，邺地因此富足，百姓歌舞庆贺。如今抚州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千金陂不只是引漳水、修筑钳卢来获得灌溉这一项利益而已，百姓都歌唱起舞，难道还会落后于后来的史起吗？况且陂的工程已经完成十分之八九，决毁的只有十分之一二；募得的钱在库中有一千多两，募得的石料有一万多块。不必另外花费一文钱就可以完成。只是从现在的办法考虑，应先把旧河道中的高沙挖出，放置在堤外；水道疏顺以后，再投入巨石堵塞决口，一经顾盼就能定局。如今不追究过去策略的失误，却竟然说堤坝不能恢复，难道不是因噎废食吗？唐 《庐江四辩》　　　　　　　　　　卢藩 秦始皇统一天下，把各国土地改为郡；为地名命名，只依据《禹贡》和《山海经》。所以秦始皇二十六年，把扬州的土地设置为九江鄣郡。会稽、九江之名，会稽见于《禹贡》，鄣见于《山海经》。考察《海内南经》说：“三天子鄣山在闽地以西。”注释说：“在歙县以东，浙江发源于此。”《海内东经》说：“庐江发源于三天子都，流入长江，在彭泽以西。”注释说：“就是彭蠡，今彭泽县以西便是。”经文又说：“又名天子鄣，江南的鄣山因此得名。”庐江在彭蠡西岸，因此以庐江建立名称。项羽封英布为九江王，完全占有扬州之地。汉高祖把九江改为淮南，仍封英布为淮南王。汉高祖十一年，英布被诛，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汉文帝八年，刘长死，改封刘长的长子刘安为淮南王，赐刘为庐江王，勃为衡山王。考察《汉书·诸侯王年表》说：“北界抵达淮水，略有庐山、衡山一带，称为淮南。”颜师古注说：“庐、衡是两座山的名称。衡山就是今天的霍山。”考察《东汉地理志》说：“建武十年，撤销六安国，将其县划归庐江郡。”

译庐江郡辖十四座城，有舒、浔阳、襄安。郡南有九江，向东汇合成为大江。大江以南与彭泽相接，因此又拥有浔阳。浔阳有庐山，庐山因庐江而得名，历史已经很久了。庐江之地，兼有大江南北的地区。周景式《庐山记》说：“匡俗是周威王时的人，生来神异，居住在山上，世人称他为庐君。”这样看来，是匡俗因山而取号，并不是因匡俗叫庐而给山命名。慧远撰写《庐山记》，不知道名称的起源，却说：“匡俗生于殷、周交际之时，在山上结庐居住，于是把山命名为庐山。”这错误得太厉害了。考察《豫章旧志》说：“匡俗的父亲曾和鄱阳令吴芮辅佐汉朝平定天下，后来去世；汉朝把浔阳封给匡俗。汉武帝南巡时，封他为大明公。”由此山不因匡俗而命名，就更加明确了。所以我说：“事情一定要取法古代，为地命名一定要依据古代记载。”庐山就是《山海经》所说“发源于三天子都”的山。如今山在彭蠡之上，已经没有所谓庐江了，这是时代变迁、旧事成为古迹、名称与地方发生变化的缘故。又考察《山海经》说：“浙江发源于三天子都，在它的东面。”《地理志》说：“浙江发源于黟县南面，沿率山向东流入海。” 率山就是歙州，今天的浙江便是它的水流。率山在歙州南面，向西绵延称为浙岭；浙水确实发源于它的北坡，又向西流向彭泽，共三百里。凡是从山的南面发源的水，都向西流，汇入彭蠡。庐江难道很远吗？这一定是同一条水流。又考察如今浔阳在江州大江南面，古代浔阳在大江北面；以地方命名国家，难道还会受江南江北的限制吗？只需依据古代记载罢了。庐江这个国名，是依据《山海经》而得名的，事情就是这样。宋 《九江彭蠡辩》　　　　　　　　　　朱子 嶓冢山导出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流成为沧浪水，经过三澨，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泽，就是彭蠡；向东流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又说岷山导出长江，向东分流为沱水，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曲折向北汇入彭蠡；向东流成为中江，流入大海。又说从岷山南面到达衡山，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这些都是《禹贡》的文字。古今读者都认为这些记载正确。既然出自圣人之手，当然不容许再有错误，后世只能尊崇、相信、诵读学习，流传无穷，也没有办法核实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因此，解释这些文字的人，不过是随着字面解释意义，以迁就章句。说九江，就说长江流过浔阳后分成九支；有人又说有九条小江从北方流来注入。说彭蠡，就说汉水汇聚于此，长江水也前来汇合。说北江、中江，就说汉水汇合后流出成为北江，长江汇合后流出成为中江。说九江，只指今天的江州治所来对应；说敷浅原，只认为是汉水经过陵县的傅昜山，即今江州德化县而已。这样说，姑且作为诵读讲说是可以的。如果按照山川形势的实际情况考察，我恐怕这些说法有不通之处，不能使人完全没有疑问。若说长江分成九支，那么长江上下的洲渚本来就不止一处。如今所计算的九支，如果一定要求首尾长短均匀、分布相同，那么横截一段，纵向分成九支，一条水流之间就应有九个洲；九江之间沙水相间，地面上将有十七道水流，哪里容纳得下？若说洲渚参差不齐，不必均匀，那又不知道从哪里截断、怎样数成九支。何况洲渚时隐时现，形势并不固定；江陵先前有九十九洲，后来又生出一洲，这难道可以作为地理上的固定名称吗？这是无法成立的荒谬说法。若说把旁边横向流入的小江数量也计算在内，那么从岷山向东直到入海之处，不知应当有几千几百条江了，这又是无法成立的荒谬说法。况且经文说“九江孔殷”，正是用来显示水流吞吐、声势壮盛、浩荡而无边际的形势，绝不是通常分成九支的江流所能相当。经文随后又谈到沱水、潜水、云梦等，这也说明它绝不是今天江州下游那样遥远的地方；这又可以证明前面两种说法都是不通的荒谬说法。若说汉水汇成彭蠡，长江水也前来汇合，那么彭蠡作为湖泽，实际在大江南面，从今天江州湖口县南面横跨南康军、饶州的境界，连接隆兴府北面，方圆漫延数十、上百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它的水源，东面来自饶州、徽州、信州、建昌军，南面来自赣州、南安军，西面来自袁州、筠州，直到隆兴府分宁等县；方圆数千里的水流，都汇合归入这里。向北经过南康的扬澜、左里，两岸渐渐逼近山麓，湖面稍微变窄，于是转向东北流往湖口，进入大江。然而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它流入大江时，反而被江水阻遏，不能顺利流出，因而退回自行蓄积，形成这片方圆数十、上百里的大泽。这就是彭蠡成为彭蠡的原因，起初并不是依赖江水、汉水汇合后才形成的。不仅不依赖江汉之水，众多水流越积越多、越受阻越高，形势也不再容许江汉之水流入。何况汉水从汉阳军大别山下向南流入长江，它的水与长江混合为一，到这里已经流了七百多里。如今若说它们到了这里以后，汉水和江水一先一后流入彭蠡；汇合之后，又依次流出成为两条江，那么它们流入时，凭什么辨认哪是过去的汉水、先流进去的？又凭什么辨认哪是过去的江水、后流进去的？流出时，又凭什么辨认哪是过去的汉水、如今分流后处在北面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译又凭什么辨认哪是过去的江水、如今分流后处在中间的呢？况且从方位说，应该称为“向南汇合”，不应称为“向北汇合”。从实际情况计算，湖口以东如今只看见一条江，并看不见它分成支流。那么所谓汉水汇成彭泽、江水也前往汇合的说法，同样是无法成立的荒谬说法。这一种说法既然处处穷于解释，于是又出现了水味不同、洲渚有别的说法，但最终也免不了陷入困境。若说水味不同，那么不知道大禹当年跋山涉水、过门不入、手脚磨出厚茧却不以为苦，究竟是为了大力救济天下陷于昏昧困苦的百姓，使他们能够居住在平地上，有衣穿、有饭吃，完成他们的生计呢，还是像陆羽、张又新之流，只想在口舌之间细分毫厘，来获得一时饮茶的快感呢？唉，以此作为说法的人，也可以说是幼稚无知、极不思考了。况且黄河所汇入的漆水、沮水、泾水、渭水、伊水、洛水、▯水、涧水以及其他支流很多，从来没有水味不同的说法。济水所经过的地方，有时潜入地下，有时显露地面，有时停滞，有时流动，变化并不相同，也从来没有水味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偏偏到这里要这样详尽争辩呢？这也可以看出它是无法成立的荒谬说法。若说是洲渚有别，那么关于九江的开凿问题，我前面已经辨析过了。如果果真如此，汉水流入长江之后，就应当始终有一个洲夹在两者之间，作为江、汉的分界；而湖口汇合之处，也应当各自分成两股，作为流入、流出的区别，这样才可以。然而如今这些都没有。湖口横渡之处，我曾经经过，只看见船北面是大江的浑浊水流，船南面是彭蠡清澈的上涨湖水罢了。彭蠡的水虽然被大江阻挡而不能泄出，但等到水面平缓后，也会沿着可以通行的缝隙向东流，并且始终与江水相持而行。哪里看得见所谓中江、北江的分别呢？这又可以看出它是无法成立的荒谬说法。若说古代九江就是今天的江州，古代敷浅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那么汉代九江郡本来在大江北面，而今天所谓江州，实际上是武昌郡的柴桑县；后来把江北的寻阳县与柴桑县合并设置郡，又从江北迁到江南治所，所以江南才有了寻阳这个名称；后来又因寻阳改称江州，实际上并不是古代九江的地方。何况经文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然后汇入彭蠡”，从今天江州城下到湖口县才四十里，不知道东陵究竟在什么地方？它有什么可以标明区别的地方，记载却如此繁密、短促而屡次出现呢？又说“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这就已经从江州顺流向东到湖口，又逆流向南上行彭蠡一百多里，然后才到达那里，这又怎么解释呢？这又是无法成立的荒谬说法。至于今天所谓的敷浅原，山体很小而且低矮，不足以作为明显标志；而它的整体主脉正好隆起成为庐阜，十分高大，正好尽于大江与彭蠡交汇之处。要辨认衡山向东伸出的一支山脉所到的尽头，只有这里才合适。如今却把它们反过来说，我恐怕是古今山川名称有所不同，而传述者未必得到了真实情况。类似这样的差错很多。读书而不思考、思考而不考察的人，既昏昧又草率，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其中也有心里知道错误、嘴上却不敢说的人，反而牵强附会、穿凿解释来掩盖过失；他们越是机巧，谬误反而越明显，使有见识的人读来更加怀疑、更加不敢相信。只有国初胡秘监旦、近世晁詹事说，都把九江解释为洞庭湖，他们援引的证据都极为精密广博；而莆田人郑樵、字渔仲独自认为“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是衍文，这也算说得对。我亲眼看到了彭蠡有源、两江不分的实际情况，又参照这三种说法，深入依据事理和形势加以推求，这才终于弄清楚它们为什么会出错。洪水造成的灾害，只有黄河最严重；兖州又在黄河中游，河道弯曲、水流缓慢，地势平坦、土质疏松，所以黄河在这里造成的灾害尤其严重。因此治理水患，历时十三年，才和其他州相同。我私下推想，当时只有这类地方事情紧急、百姓困苦、形势严重、劳役繁重，所以大禹亲自到那里督促，不能一天离开。至于梁州、雍州、荆州、扬州，地势偏远，水流湍急，不等疏通开凿本来就已经畅行，那么分派官属前往巡视，也是可以的。何况洞庭湖、彭蠡之间是三苗氏居住的地方；当时那里水泽山林幽深昏暗，深不可测，他们又凭借险阻顽抗而不肯立即服役，前往的官属本来未必敢马上深入其境。因此他们只看见彭蠡是湖泽，却不知道它的水源十分遥远而且众多；只看见洞庭下游已经成为长江，却不知道其中游曾经是广大的湖泽。由此造成错误，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至于用字的同异，经文的条例本身也可以考察，只是读者没有深入思考罢了。如今只删去“东汇”“北江”这几个衍字，并把“洞庭”订正为“九江”，再依据经文的条例加以解释，那么“经过九江到达东陵”，说的是导引岷山的水；这条水流横穿洞庭湖口，直到东陵，这和汉水经过三澨的例子相同。“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说的是导引岷山南面的山脉；导山的人到达衡山山麓，于是越过洞庭湖尾部，向东沿山路行进，直到敷浅原，这和导引岍山、岐山、荆山而越过黄河，直到常山、碣石的例子相同。这样看来，经文的文意不就已经清楚了吗？如果再用其他书籍考察，《山海经》说：“庐江发源于三天子都，流入江，在彭泽以西。”西汉《地理志》也说：“庐江发源于陵阳东南，向北流入江。”陵阳是丹阳郡的属县，如今宁国府旌德县有陵阳山；三天子都在徽州、饶州境内，疑心它与陵阳前后相对，所以庐江能够从其东南发源，向西流后折向北，成为鄱水、余水，最后汇入彭蠡而进入长江。等它流入长江后，庐山高高耸立在其西南面，长江北岸就是郡的南境；我推测江与山大概相互依托而得名，而郡境虽在江北，也因南面正对这条江和这座山而命名。

译既然如此，彭蠡怎么能说没有水源，非要等汉水、江水汇合才形成呢？汉《地志》记载豫章为郡，统辖十八县；其中彭蠡县下注说：“《禹贡》所说的彭蠡泽在西面。”其余县中，说水流入湖汉的有八处，说流入大江的有一处；而湖汉是一条水流，又从雩都向东到彭泽入江，全程一千九百八十里。按照今天的地势，彭蠡既然与长江相通，而豫章各地的水流不经过彭蠡便没有别的入江通道，那么湖汉就是彭蠡；它所承受的众多水源，也不只是庐江一处。由此看来，《山海经》的说法仍然没有说尽；而它说“在彭泽以西流入江”，本来是说经彭蠡县西面流入长江，只因语意不明，竟好像把江与泽析分为两条水流，一条向东、一条向西流入长江。这也是它措辞上的缺陷。《汉志》又不知道湖汉就是彭蠡，因而把两者分开说；又不知道所谓入大江的水也必定蓄积在彭蠡，却另立一例；还不知道湖汉之所以称湖汉，正是因为它以湖泽为名，又兼用“汉”字称呼；这又是承袭《禹贡》的错误而没有深入考察。至于雩都的水，只看到它是一个郡中众多水流里最远的一条，便推断它是湖汉的源头，并以此确定湖汉之名；却不知道湖汉这个名称本来并不专指一条水，必须由隆兴以北众多水流都汇聚蓄积成为大泽，才能称为湖汉，不是雩都一条水流所能独占的。至于郑渔仲提出“汉水为衍文”的说法，当然很好；但他下文所说“江水向东曲折，向北汇入彭蠡，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几句话，似乎也值得怀疑，而他还没有完全订正。唉，《禹贡》记载的是九州的山川，我的足迹还没有遍及荆州、扬州，亲眼看到的可疑之处已经这样多；不知道耳目见闻没有达到的地方，可疑之处又有多少，这本来就无法知道。至于经文的条例，本来十分明白，诸儒却有人提出过分新奇的说法来扰乱它。例如论说导引山脉而越过黄河，认为这是导引岍山、岐山、荆山的山脉，使它们渡过黄河而成为壶口等山脉之类；即使不依靠亲闻亲见，也知道这种说法错误。大禹治水，沿着山势砍伐树木；他所标记、记载的山名，必定高大到可以辨明疆域，广阔到可以安定百姓居处，所以谨慎地记下，以显示施工程度的先后，并不是有意推求山脉从哪里延伸而来，正如今天谈论葬法的人所说的那样。如果一定要从山脉实际情况来说，也不是不能谈；而这反而更加足以显示那种说法的错误。黄河以北各山的根基和脊脉，本来都从代北的寰武、风宪诸州沿高地而来。脊脉以西的水向西流，进入龙门，成为西河的上游；脊脉以东的水向东流，成为桑干河，经幽州、冀州流入大海。西面的一支成为壶口、太岳；第二支包绕汾水、晋水的源头，向南伸出成为析城、王屋，又向西折成为雷首；再下一支成为太行；再下一支成为常山。这些山脉之间分别隔着沁水、潞水等河流，并不相互连接。难道它们是从岍山、岐山跨过黄河向东延伸，才反而成为这些山吗？若说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也有人沿袭这种错误，认为衡山的山脉向东越过九江而来；只要根据所能见闻的情况，就知道这一定不对。岷山的山脉，其中一支成为衡山，已经在九江以西终止；另一支向南再向东越过桂岭，包绕湘水源头，向北经过潭州、袁州境内，终止于庐阜；另一支向南再向东越过大庾岭，包绕彭蠡源头，向北到达建康；还有一支向东包绕浙江源头而向北，其首部终于会稽，南面的末端终于闽越。难道衡山的山脉能够越过九江，而越过之后又只直达敷浅原吗？又有人想把扬州的三江直接当作荆州的中江、北江，却还苦于少了一江，于是看到彭蠡的余波恰好没有名称，便姑且让它冒充南江的名称来补足；还自称这是圣经行文的妙处，不是别人所能达到的。这种说法也极其巧妙而新奇。然而从湖口以下，长江本来没有分成两条，怎么会有三江？况且下文的震泽又相隔遥远，彼此并不相连，又怎能牵强曲解、强行附会呢？我曾向吴地人询问，震泽下游确实有三条江流入海；他们既然亲眼验证过，恐怕这种说法确实可信，而且如今仍可考察。因此把这些问题一并论述，等待后来的人加以考订。明 《禹贡疑误辩》　　　　　　　　　　张吉 《禹贡》在记述嶓冢山、导引汉水之后说：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泽就是彭蠡，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在记述岷山、导引长江之后说：向东曲折，向北汇入彭蠡，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这两条，朱子和九峰蔡氏都认为彭蠡是江西各水蓄积而成，本来不依赖江水、汉水汇合；而江、汉两水并流向东，也看不见所谓北江、中江，于是据此怀疑经文有误，他们的论说相当完备。我曾亲自经过那里，仔细观察他们的说法，并以经文互相验证，才知道经文本来没有错误，二位先生的说法都是过度推论。所谓“汇”，本义是回旋，指下游泛滥，其他水势无法泄出，于是回旋停滞、蓄积成泽。如今春夏之间，江水、汉水上涨，彭蠡之水受阻不能流出，逆向倒流积聚，漫成巨大的水浸，茫茫数百里，不再有边岸；它汇聚成为湖泽，大概就是这样。虽然它不依赖江水、汉水流入其中，但实际上依赖下游水势充满，所以湖水壅塞、受阻而不能流出，才能形成湖泽；并不是说江、汉之水截断流入泽中而形成“汇”。如果真是截断流入而成为湖泽，那么只要像其他条文一样说“至”或“入”就可以了，何必改变文辞说“汇”呢？

译“向东汇聚成泽成为彭蠡，向东曲折向北汇入彭蠡”本来没有错误。汉水不说“汇入”，是因为被长江隔开，与彭蠡不相接。记述长江不说彭蠡，是因为与汉水互相发明。等到两水渐渐消退，彭蠡的水便溢出进入大江，沿着南岸流动，与江、汉二水并行趋向大海；所谓北面是江、汉的浑浊水流，南面是鄱阳湖清澈的上涨水流，就是这种情况。只是江水最先在上游汇入，其次是汉水从北岸流入，再其次是彭蠡的水从南岸流入；三水并流向东，于是江水成为中江，汉水成为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后并流而成为南江，这是不说也能明白的，并不是说各支流分开、界限分明、各走不同道路而成为两条江。这就是“向东成为北江，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同样没有错误。然而像朱子、九峰这样理明义精、又是高明弟子的学者，竟然都不能不对此产生疑问，这是为什么呢？何况经文简要深奥，它说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泽，本来就是概括很远的地方；“向南”“向东”也与如今水道曲折迤逦的形势正相符合。如今却又说原文自有错误，与今天的水道完全不合，不能强行解释，这实在令人不明白。又考察长江从东陵以下、汉水从汉阳以下，水势都逐渐趋向东北；如今湖口正是江、汉汇合之处，在汉阳东北方向，这与经文也相合。如今却又说，关于汉水，应该改作“向南汇入彭蠡”；关于导引长江，应该改作“向南汇入彭蠡”。这同样令人不明白。至于所谓横截向南流入鄱阳，又横截向北流成为北江，还说到了这里以后汉水、江水一先一后流入彭蠡，汇合以后又依次流出成为两条江，这只是论说者自己的错误，不是经文的错误。经文的意思是，汉水虽然流入长江，却仍沿着北岸流到大海，不能把它混同消灭，所以有“向东汇聚成北江，流入大海”的文字。朱子偶然没有想到这一点，认为两水既然合流，就只有长江而没有汉水；所以一方面怀疑经文有误，另一方面又采纳郑樵的说法，认为“向东汇聚成泽为彭蠡，向东成为北江流入大海”三句疑似衍文。蔡氏笃信朱子，不再另外寻求解释，于是又立论怀疑经文，这些都不对。有人说：南方有长江，正如北方有黄河，都是大水。但渭水、洛水都流入黄河；黄河源远，发源于闷磨黎山，从积石山、龙门以下，水势雄猛，波涛汹涌；而洛水、渭水分别近源于鸟鼠同穴山、熊耳山等山，流了不到几百里便到达黄河，几乎看不见它们的独立形态，怎么能与黄河相抗呢？至于长江发源于岷山，汉水发源于嶓冢山，二者相距并不远；它们汇流的地方虽然大小不同，最终却并不互相吞没。因此汉水虽然流入长江，仍然可以分别记载它汇入、成为江流、流入大海的实际情况，这难道有错吗？黄河可以包容渭水、洛水，长江却不能包容汉水吗？所以《禹贡》在兖州只说“九河已经疏通”，并没有把渭水、洛水包括在内；在荆州则说“江水、汉水一同朝宗于海”，把两条水并列来说。贡文的立意是精确的。唉，经文依靠真正的儒者才得以阐明；《禹贡》有朱子和蔡氏为它辨析，意义仍然昏暗，由此可见解释经书确实困难。本朝 《敷浅原辩》　　　　　　　　　　李滢 按：敷浅原一名见于《禹贡》，它的名称最为古老。考察《书经》的注疏和《汉书·地理志》，都认为它就是豫章郡历陵县的[原文“▯昜山”字样疑为地名异写或OCR讹误]。又《水经》说：“敷浅原在豫章郡历陵县西面，彭蠡泽在豫章郡彭泽县北面。”《一统志》说：“傅昜山，古文所说的敷浅原就是它；山根盘绕三十里，是德安县一县的镇山。”按这三种说法，敷浅原似乎不是庐山。然而考察德安的傅昜山，山势很小而低矮，不足以与匡庐山的十分之一相比。现在看《禹贡》所记载的内容：说到水，有江、淮、河、汉、济、泗、彭蠡、震泽；说到山，有太行、王屋、碣石、太华、岍、岐、岷、衡，都是名山大川，关系到九州水道疏导的大事。这里说疏导南方支流江水、汉水，是疏浚江水的开始，不应舍弃大的山川而只说细小的山岭。我私下认为，大禹治水时距离洪荒时代还不远，豫章各郡的山川尚未有固定名称。所谓敷浅原，就是蔡传所说的岷山山脉：向南的一支越过桂岭，向北经过袁州、筠州一带，绵延经过九江诸山的总称罢了。说庐山一带连同傅昜等山都是敷浅原，可以；说敷浅原不是庐山，则不可以。蔡传认为，庐山位于大江与彭蠡的交汇处，最高大，正应当记录在志书中，这显然是把庐山当作敷浅原。只是因为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所以传下来的只是疑说，不能当作确证。按《南康旧志》记载：山南紫霄峰上有“敷浅原”三个大字，不详是什么时候刻在石上的。王忠文祎《六老堂记》说：“庐山，就是《禹贡》所说的敷浅原。”李梦阳《瀑布赋》说：“溯敷原的上界而行。”这些说法本来并非毫无根据。到了郑端简晓古，便明确地把敷浅原认定为庐山。云间夏允彝合注时，又引用大禹治水刻石作为证据，竭力辨明汉、唐注疏的错误。我因此在这部志书的舆地部分，详细记载经文、传注和各家的说法，以说明庐山作为最古老的名称，出自《禹贡》的情况就是如此。太白书堂辨 按范传正《李白新墓碑》说：李白的先人曾客居蜀地彰明，李白就出生在那里。彰明是绵州所属的县，那里有大、小匡山。李白曾在大匡山读书，读书台至今还在。他的住宅所在之处有青莲乡，后来废弃改作僧房，名为陇西院，大概是因太白而得名。杜子美诗说：“匡山读书的地方，头发白了也愿回来。”杜修可引用范碑解释说：“这里说的匡山，是彰明的大匡山，不是浔阳庐江郡的匡庐山。”黄鹤注却引用太白歌咏庐山的诗篇、南康军图经以及太白《送侄嵩游庐山序》来辨析，认为诗中指的是浔阳的匡庐山。到了近代，杨天惠《彰明逸事》又说：“当初太白与杜甫在梁、宋之间相遇，结交十分欢洽，后来很久才分别；太白客居徂徕山。杜甫跟随严武到了成都，太白更加流落，不能回去。”所以杜甫诗中说：“匡山读书的地方，头发白了也愿回来。”学者多因此怀疑太白是山东人，又把匡山当作匡庐山，这些都不对。我考察正史和太白年谱，天宝十四载乙未年，李白为躲避战乱到了庐山，被永王李璘强迫胁持。到乾元元年戊戌年，流放夜郎；

译己亥年，走到半路承蒙皇恩被释放回还。曾文定巩《翰林集序》说：“永王李璘任东南节度使时，李白当时隐居庐山，李璘强迫他前往。”此外，太白居住庐山的事，见于他的诗文非常多。杜陵的诗，大概是希望他实现最终隐居的志愿，把匡庐当作归宿，所以说“不见”“归来”，究竟是为他担忧，还是对他有所期望呢？考察吴若《杜诗编年》，记载这首诗作于绵州、汉州和梓州之间；黄鹤注则认为作于乾元二年，与杨氏《彰明逸事》所记的年月不合。曾南丰序又说：“李白因永王李璘的事情长期流放夜郎，于是泛舟经过洞庭湖，上行三峡江，到了巫山，计算其地理位置，与蜀地最近。”再者，范传正所撰墓碑距离太白生活的时代不远，所说大匡山、太白读书台尚且存在，似乎并非毫无根据。杜公的诗，也可能是祝愿生于那里的人归于那里；也可能是以自己的客居之地寄托对友人归来的期望，这些都无法确定。现在姑且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宋 刚说　　　　　　　　　　　　苏轼 孔子说：“刚强坚毅而质朴木讷的人，接近仁。”又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的人，很少有仁德。”所喜爱刚强，并不是喜爱它的刚强本身，而是喜爱其中的仁德；所厌恶奸佞，也不是厌恶他的巧言，而是厌恶他没有仁德。我一生多遭患难，曾亲身验证过这一点。凡是使我脱离困厄的人，都是平日令人敬畏的人；把我推入险境的人，都是过去令人喜欢的人。因此我知道，刚强的人一定有仁德，奸佞的人一定没有仁德。建中靖国初年，我从海南回来，见到故人，询问朋友的生死存亡，追述平生所见的刚强之人，其中有些已经不幸去世了。像孙君介夫，名立节，真可以说是刚强的人。当初我的弟弟子由任条例司属官，因为意见不合而辞职离去。王荆公对孙君说：“我的条例司正应当得到像您这样明敏的人。”孙君笑着说：“您错了，应当寻找胜过我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也不会愿意做条例司的官。”王荆公没有回答，径直起身进入内室。孙君也快步走了出来。孙君任镇江军书记时，我任钱塘通守，往来于常州、润州之间，曾在京口见到他。当新法刚开始实行时，监司都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他们约束属吏像捆扎湿物一样严酷，不再以礼对待士大夫，却唯独敬畏孙君，说：“这就是抗拒丞相、不肯做条例司官的那个人。” 谢麟办理溪洞事务时，州守王奇与蛮人交战而死，孙君任桂州节度判官，负责审讯被防守、鞫问的有罪吏士。谢麟于是逮捕大小使臣十二人，交给孙君一并审理，并且想把他们全部斩首。孙君坚持认为不可，谢麟用言语侵犯他。孙君说：“审理案件应当根据实情，官吏应当遵守法律；拖延阻挠、没有及时进军，是各位将领的罪过。他们既然已经认罪伏法，其他人难道可以全部杀掉吗？如果一定要非法杀人，那么就由经制司自己去办，与我有什么关系？”谢麟上奏说孙君抗拒命令，孙君也上奏揭发谢麟干预狱事。刑部最终按照孙君所说办理，十二人都没有被杀，有的人还因此升了官。我由此更加知道刚强的人一定有仁德。没有仁德的人，能够用一句话使十二个必死之人活下来吗？孔子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君子很多，但他却说“没有见到刚强的人”，正说明这种人难得到了这种程度。然而世人竟说“太刚强就会折断”，士人所忧虑的是不刚强罢了；对刚强还要长期培养、成就，尚且担心不足，哪里应该忧虑他太刚强，反而用“折断”来恐吓他呢？折断还是不折断，是天意，不是刚强的过错。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鄙陋而害怕失去利益的人。孙君一生值得记载的事情很多，我只记下这两件，留给他的儿子勰、勴，说明刚强的人一定有仁德，以印证孔子的说法。建中靖国元年二月十四日。龙泉县上宏修桥说　　　　　　文天祥 修桥、开路，佛家认为这是因果善业。世上那些寻求福田利益的人，因此乐意去做；佛门中人也因此尽心竭力、辛勤奉行而不感厌倦。您经过泉江道上时，宏听说有一位郭公主持修石桥的工程，大概倾尽家产才建成；僧人昙发则早晚督促这件事，十分劳苦而心志不倦，这确实值得称取。郭公邀请我为此写一篇疏文，只是我不能亲自参加这项事业。郭公年纪已老，又迫于他的请求，于是我想到儒家书中，这也属于像溱水、洧水上帮助人渡河那样的事情；虽然所做的事情有局限，但与那些连一根毫毛也不肯拔下来帮助别人、只会剥削别人来肥厚自己的人相比，已经算是有可取之处了。郭公所做的既然如此，本地士民若受到感动而有所觉悟，难道能够安然置之而不反省自己的内心吗？善是人的本性自然流露，行善是人人共同的愿望。不要让郭公一人独占本地的美名就可以了，难道一定是为了求福田利益吗？因此写下这些话交给昙发，让他拿去给本地可以劝说的人看。封禁考略　　　　　　　　　　李鸿 信州自古是荒远的边服之地，所谓“吴头楚尾”就是这里。秦代尚且把它看作未经开垦的土地。汉武帝征伐闽越，从分水关进入，这里才开始道路相通，但还没有达到输送贡赋的程度。东吴开始设置郡治，分为两个县。历经晋代直到唐代，迁徙、废置都不固定。乾元初年，信州才开始划定疆界。宋朝平定江南后，分设江东路，在铅山分水关设置驿站，从崇安进入福建；又在永丰柘阳关设置驿站，从浦城进入福建，这就是两座大关，相距数百里。两关之间有数百里空弃之地，东面是分水、崇安，西面是柘阳、浦城，所谓封禁山就在这里。从前盗乱大多由此酿成祸端，因此相传禁止通行。明代人口进入这里后，才更加严格地关闭关隘、锁钥，封禁山也因此得名。隶属于建宁的部分，姑且不谈。属于广信的部分，实际名叫铜塘，民间传说这里产铜，但实在难以详知。如今《江西通志》和郡志都说：这座山在府城南面一百里，险峻陡绝，是一郡的要害。山中有九井幽深小路，狭窄逼仄，必须历尽险阻才能到达；再往里便无法进入。等到有人迹可达之后，远近地势是平是陂，都无法知道。山势峭拔、草木繁密，只能攀援藤萝到达半山；低洼处便汇成水泽，临近处便是绝壁深壑，是毒龙猛兽居住的地方。

译前代传说这座山周围数百里，实际东西、南北各有三四百里。北、东、西三面属于广信所属各县的上饶、永丰、玉山；南、东、西三面属于福建建宁的浦城、崇安。虽然连接三省，但距离浙江尤其近。永丰的小路通向衢州江，常山的一条路通向处州龙景，都只有几十里，这就是三省交界处。在分水、柘阳两关，另有小路可以往来；过去大盗叶宗留、邓茂七、陶得二等，命令同党暗中打通道路、传递消息，外人再也不知道详情，事载《鸿猷录》，可以考查。又从铅山连接弋阳、贵溪，另通邵武、延平、建宁三郡，这些道路都在万山之中，远的相距数百里，近的也有一百多里。嘉靖四十年，邵武、延平山贼突然到达贵溪江窑山，所经过的弋阳也遭到焚烧劫掠，都是由这条道路而来。幸亏都御史谭纶、总兵戚继光将他们击退，交战地点就是这里。水脉有几十条，总的说来分为三支：一支汇合上饶、永丰的水流，经过贵溪，下游流入湖中，再与江水汇合；一支汇合崇安、浦城的水流，流向福州；一支从永丰流到江山，经过防台、衢州，经钱塘江流入大海。这就是这一地区境界相通的大致情况。封禁山有内山、外山，新禁、旧禁两处；其分界开始于前代永乐、宣德年间。当时矿工进山很久，矿藏枯竭、山体崩塌，陷死的人很多。如今称为陷坑，俗称陷人坑，这是封禁内山的门户。从这里向外，如叶芳、舒里已坑，以及永丰、铅山两县所属各处关隘和土名，多得无法记载。自正统年间讨平叶宗留以后，大体都设置了禁令，如今已经全都成为多年荒草丛生之地。内山深处险要，奸人盗匪很容易藏身；如果不设外禁加以巩固防护，盗匪冒险一旦进入，就可以列栅据守。因此他们不时从中出来抢掠，祸害越来越大。若有人寻找道路、砍伐斧斤，实在应当穿过山隧为之清除道路。过去自从这座山的道路稍稍畅通之后，这里就成为亡命之徒聚集的渊薮。他们开始假托采木，实际上是贪图铜铁，有的还妄想其中有银矿。考察过去的文书，大抵是盗匪首领用这个名义诱骗聚集流民，流民不知底细，便像苍蝇一样聚拢过来。起初各自带着所有物资，用铜铁进行贸易，往往彼此夸耀获利；又割取田中自行生长的豆粟，有时捕杀鲜牲、烹煮肥肉，任意享用而毫无禁制，起初并不担心食物缺乏。后来日子久了，粮食吃尽，于是抢劫而成为盗匪，互相部署，出没无常，实际上只是因无计可施而走上这条路。国朝 九江考　　　　　　　　　　　楼俨 考察《禹贡》说：“九江汇流深广。”又说：“九江进贡锡和大龟。”还说：“经过九江到达敷浅原。”又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反复提到九江，难道是空泛的文辞吗？后来晁氏认为九江就是洞庭湖，曾氏则确实把它解释为沅水、渐水、元辰水、叙水、酉水、湘水、资水、醴水等，依照《禹贡》并采录《水经》的说法，难道会毫无见识吗？但如果说寻阳的九条支流，就是九江，二者就相差很远了。《寻阳记》说：一条叫乌白，二条叫蜂，三条叫乌，四条叫嘉靡，五条叫畎，六条叫源，七条叫廪，八条叫提，九条叫箘。《沿江图》说：一条叫三里，二条叫五州，三条叫嘉靡，四条叫乌土，五条叫白蚌，六条叫白乌，七条叫箘，八条叫沙提，九条叫廪。茫茫禹迹，如今都不知道它们在哪里。新莽改豫章为九江时，刘氏却认为湖汉地区流入彭蠡泽的九条水就是九江，恐怕也似是而非。《史记》距离古代不远，《河渠书》说：“我向南登上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这话如果可信，便可以考证。再看《汉书·地理志》九江郡的注说：长江从庐江郡寻阳县分成九支。《后汉书·郡国志》寻阳县注说：县南有九江，向东汇合成为大江。郭璞《江赋》说：“九条支流在寻阳流过。”也许汉代还留有可以寻访的遗迹，那么各家主张九江在寻阳，也并非没有原因。至于设置九江郡这件事，本来没有可靠依据。《史记·正义》说：九江郡就是寿州。楚国从陈地迁都寿春，称为郢。秦国在这里灭楚，设置九江郡，原来兼有庐江、豫章的土地。这样看来，秦代的命名未必不是依据《禹贡》；但如果拘泥于名称去寻找它实际所指的地方，就不行了。就像庐江郡的名称本出自《山海经》，却说经过的彭泽就是庐江，也很难牵强附会。总而言之，汉代九江郡，大致是今天的凤阳、庐州、滁州、和州一带。定远有九江郡城遗址可以考查。汉代庐江郡，大致是今天的安庆一带，有皖城、巢城、枞阳城遗址可以考查。汉代寻阳县，大致是今天的九江府。彭泽的小孤山、桑落洲，另名九江口；北岸就是宿松、德化；浔阳江北岸就是黄梅、广济，那里还保留着寻阳故城。按《晋书·地理志》：元康元年，分割扬州的豫章、鄱阳七郡，又分割荆州的武昌三郡，合计十郡，因江水之名设置江州。永兴元年，分出庐江郡的寻阳、武昌郡的柴桑两个县，设置浔阳郡，隶属江州。这样看来，今天的九江府，原本并不是古代的九江郡。只是秦代九江郡本来不靠近长江，与寻阳九江自然没有关系；但如果说寻阳九江与《禹贡》的九江也没有关系，却又不对。因为寻阳的一条江兼收江水、汉水，洞庭湖的水又何尝不是从这里流入大海呢？这样说来，《沿江图》所说起于鄂陵、终于江口、经过桑落洲，也就可以想见了。程氏说，正如太湖只是一个湖却获得五湖之名，昭余祁只是一个泽却获得九泽之名，这样解释经文，可以说很高明。因此说寻阳的九江就是《禹贡》的九江，也是可以的。至于东陵、敷浅原的山川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众说纷纷地设置辨析，当然可以；可是浅陋的人竟据广济的蔡山和大龟，牵强附会地拼合九江，那就只是更加造成穿凿附会了。明 重修忠节祠疏　　　　　　　　周忱

译庐陵郡城南面旧有忠节祠，用来祭祀欧阳文忠公、杨忠襄公、胡忠简公、周文忠公、杨文节公、文信国公等前代名人。年久以后倾塌破败，荒草丛生，成为丘墟。如今正值文明昌盛的时代，我巡视民情来到这里，想要兴复祠堂，作为士人百姓瞻仰的地方，也借此劝勉天下后世做臣子的人。然而工程费用浩大，必须依靠众人资助，才能成功。郡中的贤士都请求我题名。伏想忠节名儒，实在是千古人臣的典范；春秋祭祀祠庙，正是四方君子瞻仰依归之处。表彰他们关系到纲常，兴废也必然关系到政教。庐陵是大郡，堪比邹鲁这样的名邦；以古文倡导天下，向来推重六一居士欧阳修；为江南而死守节义，人人都仰慕杨忠襄公。至于澹庵胡铨抗疏进谏朝廷，平园周必大竭尽心力辅佐宰相，诚斋杨万里年老仍然爱君，一顿饭的时间也不忘君恩；信国公文天祥舍弃生命，被囚七年最终仍死而不屈。他们虽然都是一郡的伟大人物，却共同构成了斯文的元气。从前陈苹藻曾经瞻仰祠堂宏伟的规制，如今却成为丘墟，难道不是太平时代的一项缺典吗？适逢我负责巡按治理此地，便共同赞助襄理，托付郡县经营，依靠贤士豪杰捐助。愿今日重新树立高大的栋梁，期望重信义而轻财货，使香火流传千秋，足以振兴儒学风气，激励忠孝之行。请随意挥笔写上一笔，不要吝惜捐助千金。修复章江寺并建塔募缘疏　李鼎 章江寺又名龙沙章江禅院。宋代韩熙载有《章江寺碑文》，潘慎修有《章江禅院记》。又《禅林宝训》称有《章江集》，《日涉记》又称晦堂禅师住在章江寺，他的法器中有湛堂、灵源、死心等人。如今桃花乡距离乐化铺约二里，有章江寺下院，也是一项证据。人事有废弃就必然有兴复，天运没有一去不返的。近来龙沙高高耸立，已经应验真仙八百年的期限；顾念这座佛寺尚未兴建，实在要借助宰官千倍的力量，祈求成就殊胜的功果，所以冒昧献上这篇粗陋的文辞。豫章郡大江以西，是一道重要的防守区域。五岭位于前方，九江流注北面，以匡庐、华盖的胜景作为屏表，以彭蠡、落星的水流作为襟带。它的重门有二孤山直入云霄，能够挽回将要倾覆的狂澜；附近则有十条河川环绕秀色，每每将要离去时又令人留连。至于地界处在南浦水滨、西山山麓，一弯沙洲曲折环抱，万条水流朝向这里汇聚。远望如长虹倚靠天空，近看如游龙出水的，是杨子洲。向东望，炊烟从万家井邑升起；向西看，晚霞笼罩层层山峦；江湖缥缈，水流分道；吴、楚两地隐约相接，成为界限。章江寺下有灵和一潭，清澄得像镜子一样，振衣洗脚，颇有超脱尘世的想法。锄开云雾、耕作月光之下，常常可以挖出瓦砾。有人说这里就是章江寺的旧址。而且此地属于防守省城的要害地带，适宜建龙城作为镇守之所，作为外部屏障；适宜建雁塔直插云霄，可以称作文笔。只是高台虽然可以层层堆土建成，扛鼎般的大工程却不是众人合力不能完成。现在幸逢元老在朝、群公列位，实在是地灵人杰、千载难逢的时机，因此请求捐出俸禄和资财，建成一方保障。谨此写疏。国朝 募修吉安墩题疏　　　　　　　李元鼎 大概江城本来有九洲三墩之说，两湖的各条水流汇聚到城关而流出，墩可以砥柱水势，许多洲环抱四周，确实是形势胜美之地。墩名有罗家、应章，吉安也列为第三墩。相传有几个姓氏居住在墩上，都是吉祥的名字。每年征收一名男丁的赋税送到吉安，但其中缘故也不清楚。近年来我选择居住在城南，每次驾一叶扁舟经过，江天一望无际，那两座墩有的亭阁翼然高起，有的鼓钟声不断。唯独吉安墩只剩下小土丘，在洪涛巨浪中若浮若沉，内心实在十分感动。一天，僧人明纲登门告诉我说：“将要修整这座墩，因为我是吉安人，请您写几句话来倡导此事。”我笑着说：“僧人真愚钝啊！墩名叫吉安，墩本身却不在吉安。为什么一定要吉安人才能发言，又为什么非吉安人就不能发言呢？”僧人还是去募捐，积土筑成山。精卫填海，也一定会有人起来共同完成这个愿望。将来墩修成后，先用一把茅草覆盖，僧人也像当初罗家墩从一茎草开始修建那样做起。以后建起亭阁，更新钟鼓，与两墩并峙成为三墩；早晚的梵呗和灯火互相声光映照，那么把这种形胜归于南昌，同时仍把吉安的名称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半山千古长存，谢公也安然无恙。这大概只是说，郡志本来已经把它记载下来了。螺溪修桥题疏 螺溪的水从群山之间流出，水势受到约束而怒涌湍急；桥是南北往来的疲困渡口，车马行人直到夜间也不停息。没有桥，春天水涨、夏天水涝，就会变成危险的道路，过路人都为之叹息。罗匡湖给事中亲自写疏，劝告县中人士采石建桥，过了很久桥又坍塌了，到现在重新修建，事情反而可以事半功倍。越过这一步，费用更加难以筹集，但事情又不能中途停止，所以我才和申叔兄弟赶紧筹划此事。我看世间的人事，如果把天时和人力各尽一半，各项事务就能得到治理；如果只把事情交给天时，不修治人事，积久成习而又因疏忽拖延，事情就再也不能振兴。又想到事情有初期、盛期、中期、晚期，制作有坚固、脆弱，往往大不相同；即使极细小的事情，也足以验证人心和风气。名山胜迹上架桥跨壑、如飞虹横空，前代的题识至今还有保存的，所用材料也比后人更加宏大，难道是因为早期富足、末期俭约，全是天时造成的吗？还是因为人心胸襟广大、见识器量本来就有差别呢？所以建造小桥、肩舆之梁，年终也要赶快修治；即使是乘舆渡河，子舆氏尚且认为忧患，更何况束手旁观，不肯帮助别人渡过溱水、洧水的人呢？古人出仕则使国家获利受益，退居则庇护乡里；考察他们的志趣，并不在于自身和一家人的利益。我借修建螺溪桥的机会，略写所见，来相互劝勉。如今人力可以弥补天时，而世道正处于兴盛景象的事情，大多都类似这样，我本来就不必再多说了。防城文昌宫魁星楼募疏

译江城是文章兴盛的区域，是大儒荟萃的地方。过去有镇蛟宫，同时用来镇护隐伏的龙沙，信奉神仙之道的人都归附在那里。到了马驹选佛、上蓝佛塔等佛教势力兴起以后，二家的学说于是竞相发展，修复废毁、振兴坠落的事情逐渐成为风气。文章之区却没有人经过并加以过问，唉，实在可叹！李先生说：江城过去本来有文昌宫。创建于万历四十六年，中使中有一位姓潘的人主持，规模宏大深远，牌匾、题额、柱础以及四周石栏，都雕刻装饰得十分精美。崇祯年间，臬司江公重新修建。戊巳之变时，江城的宫殿荒废、荆棘丛生，令人不忍睁眼看；其中最大的问题有三项：学校几乎成为瓦砾。幸赖邹鲁之地的灵气，主管官员依次修复兴办，于是宫墙高耸，改建文昌宫，成为有神灵护佑、儒门精华光耀的府第。过去常在学宫旁边祭祀文昌，因为它内外表里都护佑儒门，这种礼典是有来历的，并不只是为了与琼观琳宇比高低。即使只论与琼观琳宇相匹敌，镇蛟宫、马驹选佛等处也将继学宫之后兴建起来。凡是表里护佑儒门、应当列入祭祀典礼的地方，又怎么可以停止呢？史书称北斗是天帝的车，运行在中央；斗魁所戴的匡形部分，加上司命、司禄等六星，叫作文昌宫。那么凡属文昌宫的星宿，都由斗魁主管。效法斗魁来敬奉北辰，就是敬天的道理。敬奉上天的人，自然会得到上天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禄位和命运也包含在其中了。江乡的文运正蒸蒸日上，神灵若能听见，所谓追随前代贤哲、继承盛美事业的人，谁不是圣人的门徒呢？难道可以让他们不能与佛、道二家一同增加光辉吗？防州凤凰台重建石莲庵募疏 我们县的念庵罗文恭公，跟随新建王文成倡导和阐明理学；新建督抚防南日公多次经过章、贡二地，因此与何善山、黄洛邨二位公成为探究性命之学的知交。二公都是雩都人，进入阳明门下，名望与龙溪、绪山相齐。俗语说：“江南有何、黄，浙江有钱、王。”说的就是他们。罗公与何、黄二公交好的事情，世人并没有全部知道。如今考察《赣志》中的何、黄传记，也没有说到他们与罗公交好。唉，这难道可以遗漏吗？我每次读《石莲洞集》，看到罗公与王文成以及何、黄二公往复讨论学问的书信，不下千百余言。而家中收藏罗公的手迹，致家学博讷斋公的信中有一句说：“春初如同在雩都，办完善山公的葬事；我在元旦草草收拾行装，正好得到洛公的书信，于是这颗心已经到了罗岩上。”既然如此，罗公哪一天曾经忘记防州呢？当时防州的士人做了罗公的门生，便在郡城凤凰台托地修筑兰若，作为向罗公请教道德学业的地方；又置办了若干亩赡田，作为永久的供养。战乱以后，我两次客居章、贡，访问罗公的遗迹，渺然不可寻；所谓凤凰台，也荒废成了荆棘丛生之地，哪里还谈得上赡田呢？辛丑年我到雩都，游览罗田岩，与孝廉易去浮、梅子鹤等诸位作诗记事，都感慨不同时代的人来到这里游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甲子年与辛丑年相同，正是过去嘉靖辛丑年罗公来到雩都的年份。凤凰祠这件事，我曾经日夜挂念，只是寄托此事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如今僧人真源来到章门募建这座庵，正合我的心意，于是我乐意为之写下缘起，准备就题名为石莲庵。石莲洞是文恭公的故居，这样既可以表示不忘罗公，也可以使经过这里的人看一眼便生出敬仰追慕之心。即使时代久远、年代隔绝，也都能在羹墙之间仿佛见到罗公，并受到他的亲自熏陶；这又怎么能与荒烟野草共同加深那种禾黍之悲呢？唉，为佛教徒崇饰夸张、虚诞不实，有些人或许会疑虑一半。至于广泛勉励风俗教化，则是凡有良知的人共同应当承担的事情。真源虽是佛门中人，却有这样的志愿，已经可以进一步与我们儒者交谈了。契真寺募建瑞经阁疏 赣州的田村有《罗汉经》，不知道始于哪个朝代。传说有十八名儒生投宿在那里，天亮时却不见了，只留下这部经书；其中有许多水忏文间杂着一万五千尊佛、菩萨以及藏经的名号。纸张古老坚韧，毫无疑问是藏经所用的纸。墨色光亮，字迹端正秀丽，共有十八卷，于是说这是罗汉所书。根据朱瀑泉的记载，寺院失火时，这部经书飞入深潭；直指使看见船底有火光，命人潜水打捞，才把它取出。如今水火留下的痕迹仍然存在。他又说，宁藩曾把这部经取走，后来梦中得到感应，又送还寺院。朱瀑泉是王孙，他所听闻的事情或许确有其事。经书又没有首尾和传纪，也许曾被人剪截，这一点实在无法知道。再据经首所说，三藏流支在胡相国、秦太上、文宣公等人的时代译成；有人认为是姚秦时的遗物。我看各种经书大多都说是姚秦时的东西，不必拘泥附会。近来听说有县令把经书放在膝上翻阅，竟因中毒而死；又听说某位抚军把经书请到衙署，有红、白两条蛇出现。我认为奇异之处，重点还不在这些。只是这部经在田村方圆几十里以内，人口繁盛，雨水阳光适时，年年和顺丰收，疫病不发生，而且祈祷没有不应验的。还有更奇异的事：十多年来战乱兴起，赣州处在闽、粤、江、楚的交通要冲，万山险塞，藏匿其中的人很多；围绕这两部经书，发生了大小几十上百场战斗。城池被攻破时，四野不是军队就是盗匪，来来往往；有的人不能保全首级，有的人身受重伤，有的人房屋被焚烧，妻子儿女被掳掠，全部财产被抢空，祖坟被挖掘，甚至门户断绝，村落全成废墟。唯独田村安然无事，远近遭受兵乱的人来这里相互依靠居住，也同样没有祸患。若说不是这部经书的力量，事情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因此人们思念并报答它的恩德，修建经阁加以崇奉，事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有人在市集山中购买木材，商人争相加价砍伐木料；觉察到其中有异常后，心生恐惧，愿意把木材钱退还寺院。计算木材有二千五百多根。当时溪水突然上涨，商人的木材全都漂走，寺院的木材却安然无恙；而且还涌入回流，旋转着向下漂去，到了寺门前，被成丛荆棘阻挡，再也没有漂走，这是第一件奇事。又有人施舍一根大木，五尺粗；突然有人争抢这根木头，召集众人前往抬运，抬木的人从山岭跌落十多丈，木头也滚涌而下；木头首尾高出地面半尺，中间形成一个凹处，跌落的人正好躺在其中。同伴们仓皇合力抬起大木，出来后便祈祷，愿把木头送归寺院，跌落的人也随即苏醒。等到抬运这根木头时，若没有几十个人就不能举起，这才知道神灵显现的力量非常显著。由此全村都受到感动；农事正开始，大家约定夜间运砖，从河边直到寺院，人们排列成行，依次徒手传递，一十万块砖一夜之间就运完了。

译丙申年我来到赣州，把经书迎到嵯峨山；展读经书的僧众请求我写疏，庄严经阁、修建禅堂，以作永久之计。我想，有功德于百姓的人，理应祭祀；何况这部经的感应如此显著呢？于是把这些事情详细叙述出来，告诫所有治理这片土地的人，以及下至士绅、平民，都应各自广种善因，自己求取更多福报。至于经中所说“一万五千佛菩萨名号”，还不能算多。在亿万如微尘般众多的佛菩萨之中，若能侧身进入一座经阁，便是在公开承认过去的过错，发出重大的誓愿，全部祈求忏悔。这又是这部经书的一大宗旨，我不惜为众人把它说明白。地藏庵疏 小园中有一株滇茶，开出的花与普通花木大不相同。我过去曾用一块地以诗换来它；藏僧有一群鹅也不肯交换，只愿换取咏叹这名花的诗句，后来相传为美谈。地藏庵依傍灌城旧址，从土埠上望去，郁郁苍苍，根本看不见有庵。沿着台阶曲折下行，才找到这座庵。庵中屋宇不多，背山面池，建筑在秀美的野地之间。佛像庄严，前后左右不是种蔬菜，就是栽花竹，没有一块空地，都是僧人定慧在困窘中经营建成的，也算是一座精美的佛寺。我每每厌倦城内尘俗事务纷杂，便和博庵学宪遂初一同经过这里，吃僧人的斋饭，畅快交谈一整天，把这当作常事。于是相互约定说：“防城内外不缺著名古寺，唯有这一小块僧人居住的清静地，很适合幽人雅士，足以结下香火之缘。”庵殿前面俯临池水，池面宽阔，不能只拓展脚下之地来修筑，于是四周围上朱红栏杆。池中放生、种植菱藕，周围栽种桃树、柳树和芙蓉。又在高冈上建一座茅亭，登亭可以远望，西山、南浦、风帆、云树都清楚呈现在眼前。这样难道不是把芥子容纳须弥、称得上胜景吗？僧人说：“池子不是我的，费用从哪里出？”我说：“著名寺院和古刹偶然修建一次，动辄需要数千、数百两金钱，不是当道的大宰官不能承担。像这样小小的点缀工程，随着各人的愿力，不过每人凑集几缗钱，就可以有池、有廊，可以栖息、游览，可以歌唱、吟咏。与世外之人相对而居，怎么见得白莲、香山的结社不能在今天重现呢？”两三位同道中人一定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河汉、认为不着边际。恰好我正在滇茶花下小饮，僧人来索取文字，于是我挥笔写下交给他。募修三江桥疏　　　　　　　　李振[原文“▯”字形异常]我因居丧在家卧病，章水上有一位佛教徒建桥后前来请求我作疏。他说：庐陵过去有三江桥，先前由公家大宰相修建，如今已经坍塌，准备谋划如何恢复它，请您写一篇疏文告诉四方。当时正有运土的劳役，我无暇处理，于是写信给郡太守郭公、县令于公说：“桥梁道路，也是王政的一项内容，二位公还请对此加以留意。”孟冬十五日，我逆流而上到达郡城时，两位长官已经写好疏文题辞并开始筹建了。我回到乡里门口，见到有几个穿儒服戴儒冠的人，其中一人是黄嗣贞，另外几人姓名未详；我便作揖请他们进来，完备宾主礼节。三人都说：“希望您写一句话，为三江桥倡导。”我谦谢自己不才，说：“我是学习圣人之道的人，怎么能用求福田、谋利益的事情来倡导乡里呢？”三人立即应声说：“不，不，这件事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之所以竭力向您请求，是因为将要为百姓造福，同时施行救济的利益；把这件事刻在坚贞的石碑上，传播到远近，承接先贤留下的恩泽，使利益长久流传。这本来就是您的志愿，我们专门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您身上。”我谢绝说：“像您所说的这样，确实是懂得道理的人；但我跟随先司马外出做官，经历南北各地，几乎走遍了，唯独回乡不多，实在没有见过所谓三江桥，可以请您详细说说吗？” 他说：“是。”我问它为什么得名，他说：“桥在郡治北面二十里，水流发源于坤溪，与鄢原以及所谓山前的水流汇合，三条江在这里总汇；这里也是先廷尉琴冈公的故乡。”我又问最初修建的人和桥的大小规制，他说：“这座桥建造已久。明代隆庆、万历年间，黄嗣贞的先人永齐亲自募捐修建，把四座桥墩增加为五座，把三个桥洞增加为四个；为它叙述并传扬此事的，是陈防山先生。工程十分劳苦，但规制还不完备。传到第二代，成为嗣贞的父亲颖甫氏孺浑，因为桥的事情拜见大宰相晦庵先生。先生慨然把修复此桥作为自己的责任，周密规划察看，比过去详细得多，拆去木构而改用琢磨的石材，先捐出若干金钱；从郡县长官以下，直到乡里的老人和士民，共筹集三千金资助。工程开始于己巳年，结束于甲戌年，共六年，桥才建成，大概是明崇祯年间的事情。欧阳醒庵先生为它写了记，到今天人们仍不断歌颂大宰相的德行。”我又问修建它有什么利弊，他说：“三江汇流，水势迅猛湍急，无法遏止；这里又是通往荆、楚、粤、闽四方道路的要冲。春雨暴涨时，驿车、驿骑往来奔走，士卒奉行天子的命令，常常关系到民间疾苦和军事机密，却只能望着浩荡江水而无法渡过。庐陵、吉安两县的人有事进城，只能绕道，既遥远又劳苦，还要冒着涉水的危险，常常有被风浪淹没的忧虑；这就是君子因此动念修桥的原因。” 有人说：唉！这座桥确实不能不修。凭几十丈长的桥，可以把成百上千万人从危险之地救出来；桥旁还通及荆楚、粤、闽，凡是往来我们郡县的人，无论远近，没有不受它便利的。何况过去拆木桥改建石桥，历年很多，工程艰难；如今因循旧石加以修补，就省力而容易见效。我知道，捐助钱财、力量、工役和米粟的人，必将接踵而来。主管此事的诸位君子登高呼吁，九邑之人以及荆楚、粤、闽各地，凡东西南北往来络绎不绝的人，无论远近，没有不踊跃赞叹、帮助桥梁建成的，这难道不是已经成功了吗？虽然如此，天下事情不怕不能成功，重要的是要能够长久。过去的人在这里筹划，可以说很周密了。如今还不到三十年，又有崩塌的忧患，大概是沉溺于因循苟且，把防护百姓大利的责任丢给百姓，任由他们在寻常尺寸的狭窄处遭受困苦、呼号、侧身而过，却大多拱手旁观，不能在灾患尚未严重、桥将倾危之时提出一个计策、一项建议来挽救；等到桥梁轰然大坏，才全部把事情推给后来的人。唉！一定有人要承担这个罪责。如今黄嗣贞继承祖上三代留下的恩泽，想着为后世造福无穷，他的志向可以成为后世的典范，这是一件应当记载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万人〕 僧人智焰大力发愿，想以此津梁帮助世人，于是结茅而坐；虎豹见到他也不敢逼近，这是第二件应当记载的事。吉安人士以及凡是经过这条道路的人，都追念晦庵冢宰留下的德行，嘱托我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这是第三件应当记载的事。即使没有这三个人的请求，我也愿意拿起笔来参加此事。将来桥梁建成，应当把这篇文章写作桥记。明 黎川文绪引　　　　　　　　　王材

译新城原本是吴、晋以来东兴、永城二县的境域，后来合并于南城。宋绍兴年间，又从南城析出黎滩镇，命名为新城县，所以新城又称黎川。虞文靖公撰写《新城学记》，说在新城建县以前，前太学说书李觏、直讲王无咎、尚书左丞邓温伯、隐士灌园吕先生，以及南公，都已经出生在这里，并在天下享有盛名。吴文正公《送左令序》又说，宋朝三百年间的儒科，在抚州、建昌九县中，只有新城出过状元，指的就是张渊微。前后出现的名贤，有的隐没，有的显达，有的地位高，有的地位低，他们的功业不可能全都显著；然而他们的节操、品行和文章，即使只是平民或任一小官，往往也能在当时显扬姓名，因此又不只是四五位名公而已。后来的士人仰慕他们的风范，却再也无法亲见，只能庆幸还有著述流传；但年代久远，简册文编逐渐散失。如今只有《旴江一集》还完整，其他贤人的文集徒有其名，甚至连集名和姓名一同亡佚的也很多。我退居闲暇时，想到前代文献的遗存，四处搜寻，赶紧抄录，偶尔得到百分之一二，便辑录流传出去，或许也算尽到了继承前贤的责任，不至于忽视这片土地所孕育的灵秀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本朝 重修龙池广济桥引　　　　　　赵京 桥以“龙池”为名，是记地名；以“广济”为名，是记人的功德。记地名，为什么因设置驿站而得名呢？记人的功德，为什么因一真而得名呢？一真，是明庄皇朝的戒上人。起初，县城南面通往广昌驿的驿铺叫龙池，桥下水声潺潺。逆流而上，只见星石云叠，一眼望去，水流像匹练一样澎湃；汇入东流溪的水流共有三四处，都从闽地险隘发源，经南梗、白茆、百丈、木瓜等处，湍急曲折流数十里而进入旴江。穆宗壬申年发大水，桥被冲毁。当时遂昌苍濂郑侯来任本县县令，刚到任，就平均虚粮，撤除客兵，兴办学校，礼遇士人，洞察百姓隐情，使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到兴举，并命僧人一真写疏募款修缮旧桥。县人只知道僧人一真困窘劳瘁，却不知道桥梁能够再次兴建，实在是郑侯主持促成的。丁亥年又发大水，加上连年兵火，先前所谓“广济”的桥又毁坏了。我悲悼郑侯的功绩，怕地方人士日久之后终于忘记，便托付僧衣人再次募款修桥。郑侯治理丰城时有许多惠民政绩，所以用“广济”命名，是说他的心存爱人，并不像佛教徒所说的那种因作什么而受什么果报。唉！世上如果有苍濂郑侯这样的人，又何必担心没有一真这样的僧人呢！募筑葛溪堤引　　　　　　　　陶燿 弋阳背靠山岭、面临溪流，溪水由玉山引导而来，注入信江，百川之水都汇入其中。群山夹束水道，水流蜿蜒，时而奔腾、时而潜伏，回旋曲折，并流注入弋阳。向东汇合灵山、涔阳等处的水，向西北逆流溯至葛源，水势浩荡；向南流，稍稍转折后向东，与大溪会合，这就是所谓葛溪。溪流右岸地势低洼、土质疏松，盐碱水容易下泄，于是修筑堤坝，使水向东逆折流入大溪；但激流汹涌，冲击排荡，势头非常凶猛。葛水又弱又窄，力量不能抵挡，常常连同逆流回头啃蚀堤岸，所以屡筑屡溃。崇祯甲申年，弋阳县令山阴王君审察地形，储备木石，准备器具；木桩、拦水设施已经充足，畚箕铁锹也开始使用，历时五个月告成。近年盗寇战火没有平息，百姓流亡迁徙，农民不能耕作，士人不能求学，商旅不敢前行；费用短缺便更加匮乏，又加上灾害接连发生，积欠赋税二万五千多，县境更加困顿衰败。守护这片土地的人，纷乱事务接踵而来，早晨起身，晚上才回，处理文书、督促责罚尚且忙不过来，哪里还能兴办什么废弛的事业？我治理此县五年，县中士人多次说明兴修堤坝的好处，屡次向我请求。可是，想兴修却没有办法，有了办法却没有合适的人，仍然不能兴修。弋阳是通往两粤、吴楚的交通要道，舟船车辆汇集，人文盛盛，在全国都很显著。自从经历战争以来，灾害还没有稍稍平息，难道只是山川造成的祸患，还是由于人事不能共同努力，才到了这样的地步？古代役使民力，每年不过三天，国家富足而民力宽松；民力宽松，礼乐就能修明，教化就能彰显，推行起来有力量，做起来能成功，所以兴办事情容易。如今徭役日益繁重，旧欠累累，又用严峻的法律约束百姓；财力困乏、民力短缺，于是百姓苟且偷生，没有安居乐业的条件，习惯于懒惰，废弛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兴办事情困难。以凋敝的风俗推行长期废弛的政令，却要求百姓承担难以完成的事情，如果不是县中贤人君子教导、劝勉、鼓舞并率先倡导，不能强使百姓完成，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怜悯前贤的劳绩，害怕它的事业毁坏，于是筹划开端，询问、筹度各种事项：需要役夫多少、人工多少、工期和粮食费用多少、钱镈等器物需要多少。采石要坚固，培土要厚实，堤身要密实而深厚，种植要高大而宽广。这几项准备齐全，就可以使废弃的工程重新兴起；即使辛劳困瘁，我又怎敢推辞？县中士人既然同心协力，一定能分担我的劳苦，恢复过去的旧制；愿意把自己的心力交付出来，接受教诲。安福县四十五都募建义仓引　刘昆溍 我们县东廓先生社和湖山社所在之处都有社仓，三五位先生分别在东湖、广明寺设置仓库，以便粮食的收纳和发放。唯独本都山势险峻、道路艰险，还没有合建的社仓。先狮泉公曾在宗族中实行这一制度，即使饥荒接连发生，这一带也安乐如常。明朝末年改制，十家中有九家空虚，分散储存、合并积蓄的粮食荡然无存。我听说，先父曾感叹：“丁亥年报告荒歉时，乡里的饿死者，前后有二百多人。”唉！谁没有父母等待喂养呢？谁没有兄弟因饥饿啼哭而不顾呢？实在有许多人辗转沉痛，想救济却没有办法。如今幸逢清平时代，难道还不可以早作安排吗？于是劝告我族各家捐出余粮设置仓库；后来又同康敬宽君、王汉若君商议，便与家侄懿叶各自捐出一二百桶作为倡导。我虽然力量微薄，也每年按规定输纳粮食。于是因地制宜，在外面建三仓，在里面建三仓；七月收粮，五月发粮，以顺应天时；借粮给贫乏者收取利息，以十分之一赈济，以防止各自困厄并疏通人们的急难。同都相近，各家在有余时捐出升斗粮食，是容易做到的。长期不做的人，总说这不过是小恩小惠罢了。有人说：“偏爱乡里私情，实在顾虑太多，怎么能使今天恢复古代制度，给每个人授田，供给每家生活所需，并储备九年的粮食呢？” 为什么不如让各村自行积储，也可以通过收取利息来防备灾荒，逐渐达到小康呢？施行恩惠要从亲近的人开始，不要向远处求取；不要因为善事小就不做，也不要专门去求难以做到的事。社仓也是这个道理。《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议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