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九

译拔任用。臣私下认为，古人报效国家的办法，没有比推荐贤才更重要的。虽然知道识别人很难，也惭愧自己不能广泛举荐，但高才实学之士也确实难以多得。如果有所见闻，岂敢默不作声？臣私下见到秘书省校书郎章望之，学问广博，文辞敏捷华美，不急于求取仕进，品行义理自我修养，东南士人都把他视为师范。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成为进士以来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声望，他所作文章远近流传，志向气节高尚爽朗，自守操行而不屈不改。前亳州卫真县主簿王回，学问品行纯正坚定，议论精审明晰，尤其通晓史传和姓氏之书，可以备作顾问。这三人都是一时俊秀，应当受到朝廷乐于培养人才的仁恩；但他们有的闲居江湖，有的沉沦州县，不能被朝廷知闻显达，议论者都为之惋惜。臣现在保举他们，认为可以充任馆阁职务，希望圣上慈爱，特赐甄别提拔。如果后来不如所举，臣甘愿与他们同罪。谨具状奏闻。请求提拔任用刘攽的奏状　　　　苏辙 臣等伏见朝议大夫、知襄州刘攽，见闻广博，正直宽厚，文章有师法，才能通达敏捷，所到之处都以善治著称，却流落在外任官职，众人都为之叹息。访闻他从前主持京东漕运时，使地方安定而不扰民；只是由于前任官员财用困乏，曾经向朝廷借贷。刘攽接任其后，不能立即偿还，便上奏请求延长期限；恰好吴居厚因聚敛财物而升迁，刘攽于是以无能之名被罢黜退职，却安然看待荣辱，不为自己辩明。虽蒙圣恩召回近郡任职，但臣等私下认为，刘攽的才术远未用尽。陛下正在网罗被遗落的人才，以辅助大化；像刘攽这样的贤才，不可多得。伏乞提拔他置于侍从之列，观察并发挥他的长处。臣等职掌进言荐举，知道贤才而不推荐，实在负有惭愧责任。谨录此奏闻，伏候敕命。代替防守官荐举阳孝本的奏状　　　　杨时 臣才疏浅薄，却错误地承担了治理一郡的任职。臣私下认为，侍奉君主的道义，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重要的；而以不实之事遮蔽贤才，是最大的过错。如果有所知晓，臣岂敢不尽力？臣伏见防州进士阳孝本，学问丰富，品行纯正，得到舆论信服。从前他游学京师，一时许多忠义之士都跟随他学习；衣服破旧不全，吃粗粮、饮清水，但学生所送的束脩全都用来购买书籍，捆扎装载后带回。他隐居岩穴，不求仕进；乡里亲友怜悯他的贫困，合力接济他，但不是合乎义理的东西他不接受。这种操守，即使古人也没有超过他的。当权大臣也曾经议论推荐他，但很久没有得到表彰提拔。伏望圣上慈爱，不要因为臣的话分量轻而弃置不听，特加采纳，赐给他一个官职，以符合朝廷尊崇道德、勉励善行的实际。请求调集军队会合部署防守的奏状　李纲 臣查考得，防州所属的盗贼，多是过去已经招安、接受官资，或已经获得差遣却未曾起程赴任、离开巢穴的人。近来因为知州孙佑部署讨捕，有讨捕的意图，却没有讨捕的办法，谋划不周密，泄露了军事机密，致使他们都心怀反叛，重新结集作乱。如周十隆、张大闲、谢凯、尹宝、谢小鬼等，头领各不相同，多的有数千人，少的有数百人，轮番合伙出动，劫掠乡村，残破县邑。防州所属的兴国、雩都、防化、瑞金等县，逼近州城；他们又在泰和、万载县境内盘踞作乱。本司派遣申世景统领将官马仙，以及统领官王彦、将官王胜等，协同防州军队讨捕。近来据防州将官曹纲、统领官王彦，以及防州将官何荣、将官马仙报告，他们已经杀败贼徒，生擒并押解审讯，具体经过已经逐项申报朝廷。除此之外，近来周十隆与谢小鬼、尹宝的残党，以及其他盗贼丁二十一、谢二十八、花张、细计、明宝、丁和尚、吕添男、谢凯、陈八梗、廖车头十等相互合伙出动，人数很多；虽然屡次将其杀败，但仍未衰退停息。

译近来又蒙朝廷派福建路统制李贵率军前来协同防守。这个月初二日，据李贵申报，他带领所属军队已经驻扎吉州，分派到各官屋及寺院屯驻，并负责供应钱粮。臣又查考得，防州盗贼多年出没作乱，正像溪洞猺人一样，不再知道有王化，以致防州全州的财赋无法催收办理，附近郡县也都受到他们的祸害，为害十分严重。如果朝廷一定要扫荡巢穴、追究根源，作为一劳永逸的计策，不用重兵压服，同时招安和捕剿，并把招出的首领及凶悍狡黠的党徒押到军前听用，使良民逐渐归业，恐怕还不能做到。况且防州、南安军现有广南的刘宣、湖南的李才、古政、谭城、邓宣、芳正等盗贼，各有数千人，头领各不相同。李贵的军队人数不多，不能完全依靠。臣私下见到，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麾下的军将多驻扎在鄂州，现正由本路起发钱粮前去供应。若趁边境安宁、没有其他侦报事务之时，选择得力的统制、统领官，抽调其中数千人前来本路就地取粮，暂听本司节制，命令他们与李贵及本路兵将协同防守部署，不出几个月，一定可以平定消灭盗贼。将来盗贼平定以后，也必须暂且留下李贵的军队，屯驻吉州，与本路兵将互为表里，弹压使残余党徒不敢再出来聚众作乱；如有作乱的人，立即讨杀，这才是稳妥的办法。若眼下讨捕不派重兵，只凭现有兵将，臣私下考虑，盗贼结伙很多，官军有限，势力疲弱，又没有别的援军策应，难以成功。将来贼乱平定后，若不另行屯驻军队，只把防御盗贼的任务交给本路，而本路兵力单薄，必然导致州县残破、生灵遭屠害，祸患不小。况且吉州残破的县份，贼乱平定以后，也应查核实情，切实蠲免税租，使百姓能够安居从业。除已派两名朝奉郎、本司干办公事韩岊到朝廷禀议外，伏望圣上慈爱，特降圣旨，命朝廷详细斟酌，部署施行。奏报筠州将控告官吏冒充役籍的百姓陈彦通反坐治罪的奏状。陆游 臣近来因审理民间诉状，查办本路筠州百姓陈彦通一案。陈彦通因诉讼之事夹带说，高安县押录陈谅曾两次犯徒刑、杖刑而被判罢职，却不应再冒充役人之事。筠州在淳熙六年十月间认为陈彦通所控冒役不实，于是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陈请中关于虚妄控告冒役应反坐的刑名，又引用现行法律中规定：各州县公人曾因犯罪被勒令停职、罢免、编管，后来又投募充役的，允许人们告发，由各州县收录这些公人；违反法令的，处徒刑二年；公人依法不应收录，却隐瞒过犯或改换姓名另行投募的，也依此处理。于是将百姓陈彦通决脊杖十三。臣仔细考察反坐之法，本来是说，若控告某人放火而实际上并未放火，控告某人杀人而实际上并未杀人，这是诬陷善良，情节和危害都很重，所以反过来按被诬告的罪名惩处诬告者。然而有关部门也不敢立即据此多方罗织事实、援引法律，须奏请圣上裁决。如今愚民无知，当他正被奸猾胥吏压制，内心含冤愤恨，向官府申诉时，只听说某人曾因犯罪被勒令罢职，又听说有允许告发的指挥，于是就在诉状中夹带“冒役”一词。乡野小民怎么能亲自进入官府、看到案牍？即使有小小差错，也应从轻末减，以便下情得以上达。即使州郡想治他虚妄越诉的罪，也自有现行条法，处笞四十至杖八十，已经是极限了；这与反坐之法有什么关系？如果一提到吏人冒役，便可以搜罗牵连，把人置于徒刑，那么百姓受尽苦楚，哪里还敢申诉？吏人多么幸运，百姓多么不幸啊！自古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无不严格驾驭吏员，厚爱百姓；如今却反过来，实在是主次颠倒。况且现在各地冒役的吏人，即使查明确实有罪，也不过按杖罪科断、罢去役职罢了，从未有立即处以徒刑的。哪有百姓控告吏人冒役，反而被决脊杖刑的道理？臣本想立即查办筠州官吏，但又因为有上述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陈请所下的指挥，显然是由于这一陈请，导致州郡凭借法令而用刑深刻。臣蒙恩奉使巡行一路，出自圣上知遇，既然有所见闻，便不敢隐瞒沉默。希望圣上慈爱，再加详察斟酌；如果认为臣所奏正确，即请求特降圣旨，废止乾道六年八月二日因臣僚陈请所下的指挥，使百姓不至于徒受深重刑责，也使下情能够上达，胥吏稍有畏惧，天下幸甚。请求加封陶威公的奏状　　　　朱子 据都昌县纳税户董翌等人的状文，伏见本军张榜询访先贤事迹，其中有一项说：晋代侍中、太尉长沙陶威公兴建义旗，匡扶复兴帝室，勤劳忠顺，至死不改。谨按图经，陶公起初居于鄱阳，后来迁居浔阳，现有遗迹在本军都昌县境内，又有庙宇在本军城内及都昌县；遇水旱而祈祷禳灾，都有灵验。尚未详知上述事迹是否属实，因此董翌等指实陈述：他们是都昌县居民，县境南北确有陶威公庙两所；陶公之神聪明正直，暗中有所护助，庙宇建立年代久远，居民和商旅每次祈祷无不感应。如今董翌等不敢埋没实情，陈请详细斟酌，并将陶威公显灵应验的事迹记录、保明后奏闻，请求加赐封号。本军依据前项状文所述，随即下到都昌县查勘，得到董翌等所陈确实属实；又保明申报本军，并缴到江南刘羲仲所撰陶公赞文说：晋太尉陶威公陶侃，对晋朝有大功；他在武昌倡导义举，攻破石头城，斩杀苏峻，这是多么壮烈啊！东坡苏公曾经对我说，威公忠义的节操，横贯秋霜，直贯白日。晋史所记折翼的事情，难道真有这回事吗？

译姑且按照这种说法考察，陶威公梦见自己生有八只翅膀，登上九重天门；登上第八道门时，用杖击打守门者，坠地折断左翼。后来他掌握强兵驻守上游，暗中产生窥伺帝位的念头，便常常想到折翼的祥兆，自我抑制而停止。心中寄托的叫作志，神思寄托的叫作梦，怎么能知道梦中的事情一定如此呢？至于史书中梅陶称赞他机智神明、明察鉴识，像魏武帝；忠顺勤劳，像诸葛孔明，难道不可信吗？魏武帝从平民起兵倡导义兵，并不像陶威公那样威名显著。凭借汉朝德泽深厚、根基坚固的形势，魏武帝可以折断马鞭驱除祸乱，以平息天下灾祸，并不像成帝时势力削弱的情形。董卓之乱未必比苏峻之乱大，魏武帝的功劳未必超过陶威公。保守兖州以为根本，挟持天子以为资本，他的意图在哪里？可见他把兴复汉室作为名义，其实是窥伺汉室的计谋。名节没有比忠孝更大的，名分没有比君臣更大的。假如魏武帝没有忠臣的节操，那么所谓机智神明、明察鉴识，不过是奸雄罢了，陶威公岂能与他相比？苏峻之乱初起时，贼将要杀害陶公儿子的就是冯铁；冯铁逃奔石勒，成为戍守将领。石勒畏惧陶威公的强盛，杀了冯铁。石勒自认为是一时豪杰，把自己置于二刘之间，俯视曹孟德、司马仲达而自觉气势胜过他们，却如此畏惧陶威公。陶威公去世距今已有几千年，各地都祭祀他，其中都昌县南北两座庙宇最为兴盛，是因为他对这里百姓的功德特别深厚。又缴到近世抚州布衣吴澥所作的辩论文章说：魏晋之际，浮华虚妄的风气动摇朝廷和民间，士行深深痛恨时弊，慨然有所作为，整天在竹头木屑之间搬运百块砖，细小事务都亲自经营，即使一束谷穗也辛劳不懈。当时名士看他，应该像看老农、俗吏一样，认为没有什么可相比的；但士行坚定地做这些事，并不以为意。最终他能够施展宏大的才略，建立功业；在晋室动荡之中，屹立如砥柱。如果不是明智而独立，怎么能达到这样呢？然而看庾亮的传记、应詹的书信，却使人怀疑陶侃有跋扈之心；观察温峤的举动、毛宝的谋划，又看出陶侃有观望迟疑的迹象。至于洒血成文、登天折翼等事，动辄怪异可疑，哪里会有这些事情？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行为超出常人，众人必然要非议他。再加上诛杀苏峻时，庾亮以向陶侃屈服为耻；陶士行既早逝，后代又零落，而庾氏世代总揽朝廷权力，为了一逞其志，于是便跟着诬蔑诽谤陶侃。掌握史笔的人既然有所畏惧，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设法求得？这些从旁取证、曲折推衍的说法，正是用来坐实他的罪名。然而看陶士行义旗既已建立，一声号令便向东进军；儿子去世也不前往临丧，径直奔赴蔡州，当时勤王的军队没有谁能在他之前。等到元勋会集、功业告成，他却退让而不居功，回师归还藩镇。他已经据有八州，掌握上游，地位重如泰山，晋室轻如鸿毛；要移动晋朝宗社，不过反掌之间，但他的臣节反而更加修整，从未擅自作威作福来扩张自己的势力。晚年卧病时，他封闭府库而登舟；即使延误期限，也主动请求由别人代替；看待离开方伯重任这件事，不啻于脱掉鞋子一样轻易。他的臣节无论始终、顺逆，都没有一点可以指责。纵观晋朝二百年，他卓然独出；所谓不忠的迹象，究竟在哪里？如今晋史想要诬陷士行，却拿梦境的祥兆作证；如果士行实际怀有异志，那么这样的梦兆正好可以由他自己知道，别人怎么能知道呢？这种说法本来不必攻击就会自行破灭。本军如今检照乾道重修的法令：各道对释神祠祈祷而有灵验的，适宜加授官爵、封号或庙额的，由州府具列实情上报。这个法令用来说明陶公的心迹，尤其明白，而且有益于名教。如今既有士民先前的陈请，想请求朝廷详细斟酌，采纳他的事迹，特赐庙额以表彰忠义，不再另赐爵号。谨此陈状。辞免直秘阁职名的奏状 臣朱熹准据七月十八日尚书省札子，得知七月十七日三省共同奉圣旨：因臣过去任南康军时兴修赈荒政务，使百姓没有流离饿死，可以授予直秘阁。臣听到命令，震惊而又感激，有些不知该怎样说。然而臣私下想到，臣过去以无才误承任使，不能宣扬圣德以惠及远方百姓，反而因刑政失当招来灾祸，造成千里赤地，百姓不能生活。若按罪论刑，哪里能够幸免？即使勉强能够筹划处置，没有造成太大的狼狈，也只是官职本分，哪里足以弥补罪过？何况蠲免阁租税，拨赐钱米，允许借用上供钱物买米赈济平粜，都是圣主如天地般施予的非常恩典，官吏在其中哪里有丝毫力量？至于劝谕富民开仓平粜救济，也是圣朝不吝惜官爵来挽救百姓性命，并且颁布的奖赏标准极为优厚。因此富民受到感动而仿效，才肯拿出仓廪中多年积存的粮食，以应付公家一时的需要，这也不是官吏的力量所能做到的。然而那些接受赈济的人户原本没有造成旱灾的罪过，如今富民又不取一文钱而捐出四五千石米，才得到一个官职。从私人方面说，这个数量也已经很多了；这才是应当奖赏而不可拖延的人。这不是可以同一时官吏有罪无功的情形相比的。如今臣幸而遇到朝廷宽大，特别加以容贷；又蒙除授职务，已经极为过分。现在又承受圣恩，得到上述除命。而臣先前奏请南康军赈济人户张世亨、张邦献、刘师舆、黄澄四人，按照原先颁下的奖赏标准，应当补授文武官资；有关部门却只因公文而阻止了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推行奖赏的指挥。这是圣主过分施恩，已经奖赏了本来应当获罪的人；而有关部门失信，反而吝惜奖赏本来应当奖赏的人。臣虽极其愚钝，对此私下实在感到不安。所降到的省札，臣不敢接受，已经送到建宁府寄存于军资库。谨具状申报尚书省。希望朝廷明察臣的诚心，特为臣敷奏，准许收回成命；仍请查考今年闰三月内南康军的奏文以及臣单独具名的奏状，详细斟酌其中所陈道理。如果前后各级官司确实有意固执阻挠，至今不肯保明推赏，便请将张世亨等人的情况一并敷奏，不等各司保明，特予先按等级推赏，直接降下付身文书，令本军立即当面发给赏赐。这样不但臣个人的道义可以得到安顿，也或许可以使今后州郡长吏奉法守职，务求政事平和，不至于侥幸以百姓为利。的灾害，自己谋求身家利益；不但这四个人可以早日蒙受圣恩，免除被阻挠和乞求的烦扰，父子兄弟也会永远感恩戴德；即使万一不幸，四方再次发生水旱饥荒之灾，也能使其他富民知道受到激励，容易被劝导引发，贫民有所依靠，不再流离迁徙。其利益不只是一个方面。臣狂妄冒昧，触犯圣听，祈求恩典并等候治罪，实在万分恳切恐惧。谨此陈状。请求蠲免、减轻星子县税钱的第二道奏状

译臣错误地承受圣恩，等候罪责，自己估量才能庸愚，无从报答。到任以来，早晚忧劳，只想着上承宣布圣恩、下求访民间疾苦，以万分之一副合使命。臣私下见到，本军所属各县大多荒凉，田野杂草丛生，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尤其严重。因而仔细追究原因，才知道此前兵乱造成百姓流离，刚刚恢复生产，官吏又接连增加税额以及和买折帛的数目，数额极其浩大。人户竭尽力量缴纳，若有所不足，便又转徙流亡，再没有留恋乡土的心思。那些侥幸存留下来的人，也都只是苟且偷安，不为子孙长久打算；一旦稍有水旱灾害，就又回头迁往他处。看他们的气象，就像腐草和浮萍，没有根基，忧愁叹息、无所聊赖，实在深可怜悯。因此臣去年六月曾将星子县税钱利害逐条奏闻，请求恩准蠲减。伏蒙圣恩，当日便发下诏令，但户部将它下达到本路漕司。漕司委派官员查究实情，又申报户部请示指挥施行。百里之内疲惫羸弱的百姓，早晚仰望圣恩下流，不啻饥渴盼望饮食；户部却因为去年议臣的请求，又下令漕司，责令其以对补为条件。官吏和百姓相顾忧伤，完全失去了办法。臣愚昧惶惑，也不知道应当怎样筹划。然而臣私下想到，陛下宽仁勤俭，恭谨自持而爱护百姓；四方远近，凡是以困苦上告的，没有不恻然动念，立即予以蠲免。臣不敢广泛援引旧事，姑且说近来汀州所进贡的白金，每年数千两，陛下却一旦慨然下令，全部免除，毫无难色。这难道还要责令它先有所取偿，然后才肯给予吗？这种悲悯爱民之心，发自真诚而不能停止。可是过去的议臣不足以窥见天地包容万物、施生万物的大德，竟提出“对补”的说法，用来阻挠远近百姓祈恩求幸的心愿。臣虽极其愚昧，也知道这决不是陛下的本心。况且州郡如果真有余财，自然应当调拨设置、兑换挪用，以缓解百姓负担，哪里还敢拿这些琐碎小事上劳天听？正是因为公私都困乏，无法相互救济，所以臣冒昧提出这项请求。如今却用“对补”的说法加以限制；不依从这种说法，远县穷民就永远没有苏息的期限；如果一定依从，势必无从解决，只能剜肉补疮，欺骗上天和世人，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可能造成祸害。这不但违背陛下爱民的本心，臣的愚见也实在不忍这样做。因此臣敢冒万死，再次上奏，愿望圣上慈爱，查核臣前次奏文，依照汀州的例子，直接赐予蠲免施行。计算所蠲除而不妨碍上供的数额，不过是防绢一千五十多匹、钱二百九十多贯。与汀州的数额相比，并不算耗费太多，却可以稍稍宽解这些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定经营生业。臣无法充分表达祈天沥血的恳切，惶恐地等待命令。请求免除租税并拨发钱米充作军粮、赈济百姓的奏状 臣下恭敬地看到，本军如今已经长久没有得到雨水，早稻遭受旱灾损失，已经按照法令具状奏报完毕。查本军土地荒芜、田地贫瘠，赋税沉重而百姓贫困。前在乾道七年曾遭遇大旱，幸蒙圣恩，免除当年夏秋二税的钱、米、绢，共八万六千三百二十贯、石、匹；又诏令本路监司供应本军军粮米四千石，拨到籴买军粮的钱九千余贯，并拨给本军尚未起运的米一万一千七百余石。本军又借支乳香度牒钱一万余贯，用来凑买军粮、供给官兵；并拨到赈济米五万石。再加上拖欠两年的上供折帛、月桩等钱，共九万三千四百一十六贯、石、匹、两，百姓才得以重新活下来，一直到今天。如今不幸又遭受旱灾，而且还蒙陛下亲自降下御笔，深切诏令守臣精心加强祈祷。但臣任职无能，不能感动天地鬼神，祈祷了两个月，完全没有得到应验。现在早稻已经损失十之七八，晚稻也还无法知道，勉强能有一点薄收，其数量也不能达到早稻收成的十分之一二。臣访闻老人们说，乾道七年的旱灾虽然不止于如此严重，但当时是在连年丰收之后，富裕人家还存有积蓄，民心尚未达到惊恐忧惧的程度；又因为朝廷散发贷款、减轻征收和厚加赈济，百姓仍不免流离和饿死，乡里萧条，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何况如今民间的积蓄比不上过去，民心已经十分忧惧。眼下军粮就要缺少供给，估计现有的常平仓粮食，也恐怕将来不足以用于赈济和支用。如果不把实情恳切地预先奏报，臣私下恐怕将来流离饿死的灾祸以及其他意外忧患，会比前日更加严重。希望圣上慈悲，早日降下睿旨，准许按照灾情比例减免税租；另外命令转运司、常平司多拨钱粮，供应军粮并准备赈济，那么全郡军民或许不至于陷入极大的困窘。冒犯天威，臣极度恐惧，恭候治罪。请求截留米纲，用来充作军粮，并用于赈粜、赈济的奏状。臣熹过去因衰老多病、能力不足，退居乡野；陛下误加听信，不忍弃置臣，破格提拔、越级任用，把千里之地的民政托付给臣，恩德实在深厚。但臣无能，不能尽心办事、宣布宽大恩典，以致旱灾发生，祸害百姓和万物。臣虽已具状奏报，也向省、部及各司申诉，请求实行赈救；近日私下听说接济饥民一事，常平司已经安排，唯独军粮一项，利害尤其重大，却没有听说各司有所处置。臣担心一旦发生意外，罪责无处可逃，所以只得冒死再次陈奏。希望圣明俯察。臣查考南康军接收百姓缴纳的苗米，共四万六千五百一十九石，每年都征调拨充上供起运；而本军官吏、军兵一年的粮廪，估计应当用米二万七千五百一十三石，却没有另立科名拨给。从来只是在人户缴纳苗米时多收加耗、提高斛面的容量，并侵用漕司征调而尚未起运的米粮，以供应支遣。前在淳熙五年奉圣旨，令百姓自行用标准量器量清交纳，每斛已经减去斛面二斗。臣到任后又访闻，民间仍然觉得所纳过重，于是再设法减去加耗一斗。

译既然收入的数量已经不多，如果没有水旱灾害以及非正常支出，再用其他名目的官钱多方籴买补充，还可以勉强避免空缺。如今不幸遭到旱魃肆虐，派官员查验减免，虽然还没有确定减免的分数多少，但根据眼前所见和传闻推测，收成恐怕未必能达到三四成。臣私下担心将来减免之后，实际缴纳的苗米数额很少，正值这样的凶年，已经减去的加耗和斛面又难以重新增加。本军官兵所支取的粮廪，确实没有可以指拟的来源。百姓饥饿了，还能流离迁徙，到四方寻找食物；军兵既登记在军籍上，向来依靠官府供食，哪里能容许一天有所欠缺？臣才智浅陋，没有办法可施，近一个月以来白天盘算、夜晚思考，以至于忧虑成疾。臣虽已略陈危急的心情，请求罢免职务，但想到州郡的局势日益危急，又有远胜于保全自身的责任。如果不竭力告知朝廷，早日设法解决，而只图自身安便、私求脱身，那么就是辜负陛下提拔任用的恩德，即使死一万次，罪过也仍有余。故而不顾自己的疏远卑贱，冒昧再次把真实情况具奏。希望圣上慈悲，怜悯远方军民遭受旱灾侵害，天天都有陷入沟壑、死亡的忧患，特降睿旨，准许留下淳熙六年剩余尚未起运的米粮。截留米纲以及淳熙七年应起运的米纲，全部充作本军军粮，并用于赈粜、赈济支用；赈粜米的钱，等将来收到账目后，另随米纲解送发运。这样或许全郡百姓，无论军人还是民户，都能保全如蝼蚁般微小的性命，共同感受天地造化无穷的恩德。还请求怜悯臣所患心病，不能思虑，又苦于脚气病，不能行走，早日赐准罢免；仍请催促已经派任的石▯，不要等候搬家接任之人，迅速前来任职，使臣能够乘舆带病回家，等待走完余生，那么臣个人的打算也就十分幸运了。谨此录奏，恭候敕旨。元 保举梅边先生的奏状　　　　　　　　　　　刘诜 恭敬地说，朝廷征求隐逸之士，幸逢千载难遇的圣明时代；荐举贤良之人，却很少见到一乡共同认可的公论。希望能从学校逐级转达省台。臣私下看到，前太学生王炎午身具出众才华，世人都推许为名士。他侍奉父母，有冬日温席、夏日扇枕的孝行；居守父母墓侧，有身披粗麻、枕土块的实际行动。他的文章辞采高古，足以在儒生中居于领袖地位；军事才干优长通达，多次平定盗寇灾难。谈论治理之道，不愧于贾谊；胸怀义气，向来仰慕鲁仲连。虽然多年隐居山林、远离仕途，但名声自然传遍四方。如果不响应诏令，就是埋没贤才。因此具结保举，请上报以备提拔任用，实在是相当合宜。明 恳切陈情的奏状　　　　　　　　　　　裘衍 承蒙您把征派粮赋的规章下发乡野，探究根本、澄清源流，考虑没有不周备的地方；又没有不整饬吏胥，对于稍有隐瞒奸恶、向众人散播恶行的人，都依法追究，使其无法逃脱。譬如太阳高悬中天，阴暗山崖、偏僻深谷也都完全照到；政府均平赋役的法令，田野道路上的人都知道。若不是我公实在用心治理国家、把百姓的疾苦视同自身受伤，立下可供百千年长久实行的办法，怎么能周密完备、焦心劳神到这种地步？如果只纠正一件事情，难免顾此失彼，只作小小补救，实在正如“众人一起落水”，又怎么能真正使局面变好？您以不忍百姓受苦的心，施行不忍百姓受苦的政令，设置措施自然不同，众目都看得清楚，臣深感有幸亲自遇到这样的盛举。但全省田粮重科，每亩征粮一斗六升五勺，只有袁州以及南新二县最为严重。袁州已经把折布银摊派的部分免除，并改折淮粮，每粮一石缴官仅四钱八厘。南新二县各里之间有重科的，每粮一石折合田六亩七分；每亩只收湿租谷一石，五斗六亩七分共收湿谷十石。每年缴纳官府的正粮一石，折银六钱三分；又有均徭、水马驿站、煎销等项目，按十年计算，每年应银一钱三分；再加派磁器、大木一钱，则每粮一石总计八钱六分七斗。卖谷折算，需卖谷五石六斗，余下银六分，还应折谷四斗二升。六亩七分田的收益，只剩下四石多一点。自古按十分取一，才是适中的制度；如今却取去超过一半。先前抚院怜悯百姓的艰难，揭查黄册，除科粮一斗以下的不改外，在科粮一斗六升的数额中减轻五升三合，在科粮一斗二升的数额中减轻三升二合，累计到一石时，准许改纳银二钱五分。即使直隶苏州也是重科，周文襄公曾把金花银全部改派为重科，这就是同一条例，百姓至今仍受其恩惠。至于我二县后来改为重科，都是当时执政者体恤民困、周详思虑后出自内心裁定的办法，是通融变通、救济时弊的仁政，并不是因人的言论诬陷而造成，也不是豪强富户贿赂吏胥、从中播弄所致。前些日子恭敬阅读司库关于折银的议项，其中说，设置轻折，专门用来应付新封田地，并供官民沙塞坟域、额外牛租等不同项目使用；额粮另作为轻减之地。如王庄官民米，则按照旧议扣抵禄米；粮有余就缴给官府，禄米不足就由库中补足；遇到告出或新收告入的情况，由本司自行查考，免得和府县存留仓粮混淆。至于沙逃各项米粮一进入本司库中，仍与牛租等米一样，每石征银二钱五分，作为轻则折纳。只是要避免把它夹杂在官民起运、存留两类之间：一方面用来补足存留禄米不足的数额，另一方面也免得占用起运轻赍民折的额度，使其能够全部清楚缴出。凡有改折淮南粮的州县所在地，也都相互搭配摊派，使各处都享受到轻折的好处。这就是所谓用起运项目的加减来调剂起运项目，用存留项目的加减来调剂存留项目，法则精密，可以说尽善尽美。看来这套办法专门是为了整顿二县改为重科的问题，痛下力气堵住弊端的源头，使轻重不能落入奸贪之手。不过，按重额征收一斗六升五勺的地方，田地的产出即使丰年也只得到湿谷十石，官府取去六成，百姓只得四成；牛、种子、人工等田地成本由田主承担，怎么能没有一升一斗的拖欠？又何况遇到水旱灾害，如果不是田野中连青草都没有，哪里还敢希望有宽免抚恤的恩典？所以百姓终年辛勤劳作，却不能吃饱一顿；年年催征赋税，贫困者卖田偿还官粮。每亩按价值七钱五分计算，由田价低就可以知道粮科有多重。必须减去田亩、免除相应粮额，交易才能成立。官府明知减亩会造成黄册混乱，但不这样做，买卖就无法成交，虽然明令铺张禁止，也没有办法制止。因此逃亡者没有立锥之地，而空户所承担的虚粮多至数十石，导致里甲连年赔累；每逢征收，吏胥便哀叫诬陷，百姓于是反而成为作恶之人。

译如今幸逢我公主持江南政务，取多补少，像明镜一样鉴察、像秤一样公平，使百姓得到重新获得生机的福分。请求您再深思熟虑、斟酌各项条议，使它们都能永久实行，确定为不可更改的法典，流传后世，让人无可非议。只是把重科改轻，本来并不是要占用起运轻赍民折，而是前任抚院以父母般的心看待百姓，把百姓的饥饿视同自己的饥饿，委曲调停，使赋役均匀方正，不偏重于任何一方。自嘉靖二十三年实行以来，百姓实际受到恩惠，安于旧业、脱离陷阱已经十三年了。如今突然把百姓每粮一石的负担增加到三钱六分，百姓愚昧不知情，只按旧例照办；这就像《彖传》所说的损上益下，百姓欢悦无边，从上到下施恩，其道义就更加光明。请求您怜悯这些困苦贫穷的百姓，转动于一援手之间；对我来说，天下四海之内皆是兄弟，怎么敢把乡亲邻里当作肥己自利的对象呢？何况自辛丑年在京城门下任职以来，至今已有十九年，我用来教诲自己的，只有忠信不欺这一条。我虽然卑污低下，但决不敢对上天矫饰说谎；如果在光明昭著之下还这样做，甘愿自我背弃。至于孔子的训诫说：“君子有三种畏惧：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论。” 我公具有圣人覆盖庇护天下的德行，掌握大人制定制度的权力；一举一动，都是上天降下的监临。臣虽卑劣，也绝不敢欺骗君上、蒙蔽上天。把这些话写在纸上，呈给您过目，传播于一时；若竟成为无所顾忌的小人，便会在名教上重重获罪，甘愿受宪台诛戮羞辱。即使聋人、盲人、愚人，尚且知道爱惜自己，难道我反而要明目张胆地扰乱您的听察，在事情已经发生、来不及进谏之后，自取疏远羞辱吗？只是因为灾害迫近自身，感情上实在不能不说，这些话即使质问鬼神也没有疑问。恭请您秘密而多方地向乡里百姓询问，参照舆论；如果我的话没有欺骗，就不要因为它像葑菲草芥而弃置，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样不但可以免除一方百姓流离的苦难，也能减轻九重之上面向南方的忧虑。仁人君子的恩德，应当与天地一样长久流布。臣无能而冒昧干犯，心中惶恐震动。宋 关于增设军队驻扎赣州的建议　　　　　　　　　　　周必大 臣私下看到，赣州作为州，南面以岭表为界，东面连接闽地，西面连接湖湘；它的北面从庐陵直到豫章，都处在下游，自古以来是最重要的控制扼守之地。当地人强悍而习武，特别不同于其他郡。祖宗时期设置雄略、武雄、澄海、威果、全防、威胜以及两支忠节军，共八个指挥，额定管辖将兵四千人，这就是东南第六将。中兴以来，常派殿前司统制官一员，酌情带领部属，在各处抽调大军驻扎那里，称为提举将兵。又选拔谋略过人、声望和实际政绩一向显著的人担任郡守，允许兼带管内安抚使。大体是要使守臣节制提举官，提举官节制第六将，所以能够上下相互维系，一方安宁。偶尔邻郡及邻路发生盗贼、蛮猺之患，都依靠这支力量，限期平定消灭。自从讲和以后，既罢去管内安抚使的权力，守将的任用又逐渐轻率，往往临事才仓促处置，纲纪不能建立，终于导致绍兴二十三年齐述叛乱。当时议论的人没有深入考虑招致寇乱的原因，只想实行裁减军队的办法，于是合并废除六营，只保留两营；另外招募刺吐浑一千五百人、雄威五百人，替换调回驻扎的大军。后来又把刺吐浑、雄威两营起发送往荆南等地，而赣州专门设置雄略、武雄、澄海、威胜四个指挥，共二千人。既然没有军队可以相互制约，所以平时傲慢不逊，遇事时也任意妄为。这样不但不能发挥作用，反而常常担心会成为一路的祸害。比如近年派他们戍守九江，稍微延缓归期，他们就不辞别大将而自行离去。近来捕捉茶寇时，进军追击又违反军纪，至今没有成功，议论的人对此很忧虑。有人想在吉州增置一军，秘密做好防备，这确实有提前预防的用意。但吉州到赣州有四百里，水陆道路都很险峻；从赣州顺流而下有如从高处倒水般容易，由吉州逆流而上却像登天一样艰难。臣私下揣度事势，恐怕还不足以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臣愚昧，希望陛下明诏二府，查考绍兴二十二年以前的旧制，把军队移驻赣州，或许可以预先挫败奸邪的萌芽，使全路得以安稳无忧。万一湖南、闽、广一带发生小规模盗贼，也可以就近调发军队，不必远途劳烦大军；对于茶寇造成的骚扰，臣认为这样安排很便利。请裁决。明 关于临川郡公吴澄从祀孔庙的建议　　　　　　　　　伍福 宣德十年，行在礼部因有人建言，行在礼科抄出湖广岳州府澧州慈利县儒学署教谕事举人蒋明的奏疏：先儒中凡是对道学有功的人，都得以从祀孔子庙庭。近世儒者，如临川吴澄，也以孔子为道统宗主，学术继承六经；他与许衡一样，著书立说，足以作为当世师表。如今许衡已经入祀，吴澄却还没有实行入祀之礼，于是具奏抄出。礼官议论认为，应该由行在礼部、翰林院考察研究后奏请施行。本部尚书胡濙会同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官员考察得知：元翰林学士吴澄所著的书，以及奎章阁侍读学士虞集所记载的事迹如下。吴澄十岁时得到宋儒朱熹所著《大学》，读后就懂得求学的要领，专心勤奋诵读；后来读《论语》《孟子》《中庸》也是这样，于是大力钻研各种经书。十五岁时专心从事圣贤之学，致力于落实实践，以道义自任。他用来勉励自己的，有“勤谨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长天理”“克己悔过”“矫轻警惰”“颜冉理一”等铭文。他教导学生的著作有《学基》《学统》等篇，深入探究濂洛关闽诸学派的旨趣，考订《孝经》，校定《易》《书》《春秋》，修订《仪礼》《小戴记》《大戴记》，校定邵雍、张载的著作；又有《易书春秋礼记纂言》和《易纂言外翼》，这些著作都是用来开启大道深奥之处、启发后世学者的智慧，传到百世而没有弊病的。

译朝廷多次起用他，他于是出任国子监丞，逐渐升任司业；只要有一句话不合意，便自行辞职离去。后来又多次征召起用，也没有长期任职；无论进退，始终是卓然不群的君子。元代正统学术的大儒，只有许衡、吴澄二人。许衡际遇世祖，功劳在朝廷；吴澄在朝廷任职的时间虽然较短，但担任职务时参与议论政事、教育成均学生、在经筵劝讲，都全心积累诚意，参与重大议论和大事决策，总是援引古代正道，而在学术上的功劳尤其多。所以二人去世后，都谥为“文正”。许衡当时已经列入从祀，吴澄出仕较晚，又死于元朝衰败之际，当时已经有人建议应列入从祀，却正值元朝纲纪日益衰颓，来不及举行。如今吴澄所著各书都保存下来，我朝崇尚儒学、尊重正道，阐明《四书》《五经》以及性理之旨，凡是吴澄所说的，都被采录，用来惠益学者。吴澄探究学问的功力，自朱熹以来没有谁超过他；而已经从祀的诸儒，从荀况以下直到范宁，其事功都比不上吴澄。如今如果把吴澄升入孔子庙庭从祀，列在许衡之后，确实符合天下文教的公论，也能彰显国家的盛大典章。关于改折军粮的建议　　　　　　　　　　　夏良胜 谨查旧档，改折军粮一开始征收的是本色粮并办理交折。成化十六年间，督运平江伯陈公误听指挥徐升的申状，认为南城、新城属于山溪筏运，常常导致延误，于是决定改征折色，每石正耗银一两二钱。原意是希望军民双方都有利，但折价太重，几乎加了几倍，辗转滋生的弊端更不用说。有人议论说，南丰位于南城上游，可以用船运输本色粮；新城的水道不比南丰差，南城又处在下游。淮安、南京仓的米粮百船一同顺流而下，称作山溪运输，难道唯独这里难以改折运输吗？此前郡守舒公、昆山县令毛君骙曾经上书议论，想以此解除苏民的隐忧，但上级不愿更改议论，立即批复停止。如今县令孙君甫再次提出原来的建议，都御史孙公燧同意了，但还须议定后奏报。于是确定章程，由推官罗君江代理县事，再次议定在水运交接处办理改折，以减轻百姓困苦。孙公下令使司查议施行。关于里甲的建议 景泰年间，都御史韩公雍巡抚治理时，规定每里每年摊派银六两；不满整里的，减半征收，轻重恰当均衡，而且用度能够自给，是很好的法令。后来随着事务增加而加派，达到旧额的一半，而主管部门却总是上报不足。正德八年重新制定，仍以接近现额的每里九两五钱为标准，查照丁粮数目通融均派，想要区别贫富，制定统一的规矩。然而追究设立此法的最初用意，名为里甲，就是按里征取，由甲输送给官府。若不综合讨论全里十甲的丁粮总数，只讨论里正一户贫富的差别，那么富户的收入若与旧制相比，取去十分之九，而甲户的负担却没有增加；贫户的收入若与旧制相比，取去十分之一，而甲户的负担却没有减少。丁粮既然没有固定数目，愚昧百姓哪里能够全面知道？吏胥上下其手，又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弊端。大体说来，法令久行就会产生弊病，想改变弊病，改变之后反而更加有弊，不如顺着现有弊病加以整治，使它恢复原初状态，这才可以。何况《周礼》关于养民的政务说“救济贫困”，又一定说“使富者安定”；贫者固然贫困，富者也天天陷入贫困，这难道是郡县的利益吗？臣斗胆附带陈述此议，希望当道者垂察采纳。关于建立忠祠的建议　　　　　　　　　　　钱琦 谨查，已故左副都御史练公子宁，名安，以字行世，是临江府新淦县人；如今分设峡江县，则练公是峡江县善政乡三都人。练公的父亲练伯尚，洪武年间任起居注，因直言触犯诏旨，被外放为广德州同知，调任临汀、镇安二府通判，死于任所；他的刚烈节操和家风是有来由的。练公年轻时与金幼孜交好，曾对幼孜说：“你将来会成为良臣，我一定会成为忠臣。”洪武甲子年乡试中举，第二年在朝廷廷试中极力陈说，当时朝廷用人只徇名声而不求实际，小的善行便突然升迁，小的过错却动辄杀戮；于是逐条陈述古代教养、任用人才的办法，言辞十分恳切。皇上亲自擢取为第二名，授翰林修撰。不久遭遇母丧，闭门隐居，尽力遵行丧礼。服丧期满后重新授任翰林，升任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年改任吏部，与蹇义同为左右侍郎，把根据贤能与否决定升降进退作为自己的责任，提出了许多建议。后来又改任御史大夫。辛巳年改都察院为御史府，练子宁改任御史中丞。北平起兵后，练子宁与卓敬等谋划防御，极力指出李景隆暗中怀有异志；李景隆屡战失败，被召回朝。练子宁在朝廷上拘捕李景隆，数说他的罪行，请求诛杀他，皇上没有听从。练子宁愤怒激动，叩头大声说：“这是卖国的奸臣，我身为执掌法纪的官员却不能替国家除掉奸贼，请先把我杀了。”于是退朝。北平军队渡过长江后，靖江府长史萧用道、衡府纪善周是修上书讨论大计，指斥执政者误国；奏书下交廷臣以及二人议论。掌权者愤怒辱骂二人，练子宁说：“祸难一天天逼近，我们这些谋划国事的臣子实在负有责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难道还不能容纳别人的意见吗？”辱骂者惭愧而停止。文皇即位后，下诏召练子宁到，因他说话不恭顺，便割断他的舌头，说：“我想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练子宁用手蘸着舌头上的血，在地上写下大字：“成王在哪里？”于是灭了他的家族，姻亲中被逮捕至死的有一百五十一人，被发配戍边的又有数百人，只有吉水钱氏得以免祸。后来钱习礼在朝廷任职，乡人把这件事拿去告诉少保杨荣，杨荣趁机上报。文皇欣然说：“如果练子宁还在，本来就应当任用他，何况钱习礼呢？”昭皇即位后，下诏称方孝孺、练子宁等都是忠臣，皇帝亲笔文章加以褒扬哀悼，使他们的内心和事迹更加彰明。臣私下想到，练公竭力挽救纲常，立志扶持天地正道，以身殉国，有什么可惭愧于荀息的话？他见义忘家，终于像要离那样使全族遭戮；他的精诚可以贯通金石，他的大节震动古今，确实应当随处加以表彰。何况追念他的故土，那里实在是其祖先神灵升降往来的地方；又正值开创新邦、激励风俗教化的时日，举行盛大的崇祀，确实是重要的典礼。该县城西有一所废弃的庙宇，近来有人议论要拆毁，应该改建为祠宇，用来祭祀练公，使蒙冤的魂魄有所寄托，饥饿的鬼魂也能归来享祭。这不但可以慰藉地下的忠魂，也足以激发后人的志气。关于设置县治的事宜

译为重新设置县治、安定地方一事，查得本府所属各县的辖地，只有新淦最为广大，难以控制治理。考察前代，曾有石阳、巴丘、新淦三县；元代把新淦改为州，我朝不久又恢复为县。如今的新淦，实际上是一个州、两个县的土地。东面与乐安、丰城接界，南面连接吉水、庐陵、永丰。盗贼一旦发生，吉水各县彼此结为巢穴，难以用武力捕捉。设立县治，对于吉水各县也有便利。凡是催征钱粮、拘捕办理公事，弱小百姓就闭门逃到山上，强悍者则聚众抗拒，甚至在途中哄抢；府县增派人手拘捕，他们又假称发生激变，以此挟制官府。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正德年间，东乡大盗张元一作乱，导致朝廷不得不兴兵征剿。大军一出，耗费数以万计。如今臣私下计算，完全可以设置几个县。若早日设县，朝廷可以免除兴兵的费用，百姓也能免受肝脑涂地的苦难。再查新淦原额有五百七十里，如今合并后只剩五百二十里。自开国以来户口日益增加，为什么新淦百姓反而日益减少？这是教化没有施行的缘故。被合并的地方，必定都是顽劣百姓居住之处。合并的地方日益增多，尚且还没有造成祸害；但顽劣百姓日益增多，才是值得忧虑的事。议论者都说设县会劳民伤财，但一次劳作可以永久安逸，费用小而利益大。替国家谋划的人，必须有所取舍。查阅卷宗，成化四年，本府前任知府陈浩曾以土地广大、百姓稠密为由，奏请增设县治，获准由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行文本府，勘查各县实际情况，取得全县里老具结说明，并把缘由详细申报，档案中都有记载。弘治十四年，知府吴叙也以同样理由上报。正德六年，知府吴宗周奏请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派员勘查，档案中也有记载。正德十三年，知府戴德孺再次勘查核实，申报准备施行，正值宸濠之变而中止，拖到今天，又过了五六年。兵乱和荒年之后，受损者已经复苏，劳苦者已经休息；如今若再不办理，最终只会成为空谈。以后再有警乱，后悔也来不及了。臣私下认为，现在议论设县，与广东惠州海丰县、潮州潮阳县奏请勘查的事例相同，也与确定县名、铨选官员、铸造印信的程序相同。若蒙恩准，请转达并特敕工部，再详细议论，查照海丰、潮阳奏行的事例，代为上奏请求，赐予县名，并敕令礼部铸印，敕令吏部铨选知县一员前来赴任；同时把本院所掌的钱粮物料交付新县自行管理，这样或许能够使力量集中而容易成功。为重新设置县治、安定地方一事，其中物料、工匠等事项的区分安排已经确定，没有其他异议。臣私下认为，用人是首先要办的事务。臣曾考察其他县的设立，往往多年都不能成功，没有别的原因，有时是委任的人不合适；即使得到合适的人，也难免顾虑考核期满后的调迁，以及替别人、替自己谋划的区别，因此不能专心用力。臣访得广东新建的龙门县，在尚未设立以前，就奏请选任一名知县，责令他自行治理，所以很容易成功。现在不如奏请选任知县一员，或者从所属府的首领官、县佐中保举升任一名贤能官员，令其到任后亲自督治；这样他会把一椽一瓦都看作自己的财物，把一个民夫、一个工匠都看作自己的力量，再加上当道安排周密、催督严格，不出几年必定能够成功。谈到治理新淦，没有比设立县治更急迫的；县治设立以后，没有比变革教化更急迫的。要变革教化，大体有三件事：必须先清理田粮，其次诱导大户服从，再其次招徕流亡迁徙的人口。什么叫清理田粮？峡江地处偏远，远离官府，又有许多深山阻隔的山谷，小民被狡猾强悍的人霸占田地而不缴粮，或者把田卖给别人却没有缴足粮；偶尔有人诉告，又因依靠山势、负险固守，官府不能一一拘办；甚至各种物料、夫役催逼不断，百姓无法存身而逃往他乡，有的到别省经商，有的投奔权势人家做家奴、佃仆。百姓逃亡，原因就在这里。百姓虽然逃亡，田地和粮额却仍然照旧；一到征收期限，官府只把里长叫来催并，里长哪里承受得起，又怎能交给官府？其中固然有被多年包充差役的歇家，但顽强者不肯出面向官府交纳，弱小者不敢出面向官府交纳，这种情况也不可能没有。百姓和里长既然都逃亡、不向官府交纳，那么拖欠的不只是秋粮；所有摊派的军需物料，里长推给逃亡人户，官府又推给不肯出面的里长，年年拖欠，积累到后来就无法计算。由此说来，钱粮拖欠源于里长不出面交纳，里长不出面交纳源于小民逃亡，小民逃亡又源于田粮数额不清，其根源所在，确实毫无疑问。当前的办法，没有比慎重选择一名廉洁能干的官员更重要的；揭查黄册，把所有逃亡、绝户名下的田粮全部抄录出来，根据册上的粮额追查图册中的田地，沿着田丘逐块田亩实地查找，追寻下落，确实查明是谁占耕、何处荒芜。如果其中确实是水冲沙塞造成的荒废，就应当开除、豁免并追查清楚；同时还必须宽免他们过去的罪责。田粮一旦明确，人户就可以恢复；产业和里长可以出面办理公事，钱粮也就不会拖欠了。什么叫诱导大户服从？峡江百姓多聚居在山谷中，与其他地方不同。对他们过于柔弱，他们就会轻慢；对他们过于刚硬，又会激起反抗，所以可以用诱导的办法使其服从，却不能完全依靠威势震慑。比如有人霸占他人的田产，首先应当明白劝谕，让他把所收的粮归还原户；如果不肯听从，就明令他退还田地，并宽免他的罪责；如果这样仍不服从，就略举一两个重罚的办法加以处置，作为警戒。山野百姓不懂礼义，凡是有子弟的，都应劝令他们入学读书。用这些办法作为手段，就能使柔弱者不至于轻慢，刚强者不至于激怒，逐渐使他们受到教化而归服，并暗中消除他们逃入山泽、聚众拒捕的旧习。什么叫招徕流亡迁徙者？减轻刑罚、减薄税赋，是施政的根本。县治初设时，百姓无不亲自接受新政；而且峡江百姓长期困于虚粮数额过重，如果不表示给予轻减，连土著居民都无法保全，更何况希望流亡者重新复业呢？如今应当大张榜文告谕：今后三年的秋粮，不论是兊军、兊淮、南京存留等项目，全部按轻则改折银两；对于流亡后复业者，依照条例给予优待，仍免除差役三年。这样，留居本地的人会共同欢庆，流往远方的人会结下还乡的约定，逃亡者或许有十分之一二能够恢复。关于减少水夫的建议　　　　　　　　　袁淳

译查雩都分设为四县，田地少而粮额低，过去设置六个驿站，按形势不得不废除。如今议论者还想恢复龙门附郭驿，认为有驿站就可以省去县里的费用，而水夫只要从水西等驿站借编即可。唉！这话说得太容易了。大凡使客乘船，所有物资都从驿传中取用；如果走陆路，夫役、马匹也都由县和驿站共同提供，这是通常的规矩。雩都处于闽、广通往岭北的要冲，皇华使者往来不绝，役夫有时达到数百名，马匹有时达到几十匹。没有驿站时，还可以以县小民贫为由请求减免；一旦有了驿站，就会要求足额供应，那将靠什么支给？何况设置官署、配置官吏，修建廨舍、制造船只，选设夫长，防役增加编制，供应应役人员的粮廪，不是有数千户、数万石粮食就办不到；难道可以从只有十五里的小县中取得足额供给吗？而且雩都地处冲要、事务繁重，负担一直先于其他县。成化年间，借编水夫三十名，协助水西、南野；正德年间，又增加编派三十名，协助横浦、攸镇，起初称为借编，后来竟成为固定额数，这实在是百姓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负担。嘉靖二十五年，知府林公懋建议减去一半，转移到宁都、兴国、龙南三县；又在兴国编派银一百二十两，每年解送雩都，用来补充夫马支应的不足。这是确实看到了彼处安逸而此处困苦，所以制定调停办法；抚按官员都同意他的建议，百姓因此稍稍得到苏息。只是解送的银两既不及时，支用时又有许多私弊，徒有名义而没有实际好处，百姓深受其苦。为什么不按照协济银的数额，减少雩都的水夫，在兴国增加编派？这样在那里可以免除被选派、解送的劳苦，在这里可以得到实际承受的好处，均平的恩泽也可以长久流传而不消失。谨此记下，等待忧虑百姓疾苦的人再行谋划。兴国县八项建议　　　　　　　　　海瑞 第一，屯田。永乐二年，发派军人下屯，编造大规模的屯田黄册，军户、民户各有确定的份额，确实是足兵足食的好办法。此后，军人免除了耕作的劳苦，却加倍获得田租谷物的利益，这件事还说得过去。弘治末年，因实行清查事例，各军生出奸弊，把邻近居民的田地指作自己的田地，报称由自己开垦，于是增加了“余田”的名目。查得屯田原有一千余分、三十亩，如今余田数约六千余亩，相当于正田的三分之一。又查得雩都虚粮一千八百石，因为田多而人少，从建国初年至今，没有一亩一丘真正开垦，百姓却按都、按里承担虚粮。屯军原本不住在屯田，佃户又能得到什么利益、取得什么收成，反而由工食替他们开垦，怎么会有这样多的余田呢？军田大多夹杂在民田之中，四周也不全是山地，怎么会由军人开垦出来？军人的余田，就是百姓承担的虚粮。册籍既已形成，征收日久，小民赔纳粮食而无力申辩，只能说过去的事情还可以推诿。如今军人制造奸弊已经习惯，沿袭至今。凡是屯田，如果是被水冲击、泥沙淤涨，或水退后抛荒，往往就把邻近田地指作自己的田地；原有的数额由一个佃户耕种，却要百般制造祸害。平时可以加倍收取田租谷物，万一花费拖欠、运输改折发生损耗，军粮是重大事务，料想上司一定会追究办理。又借诉讼之机敲诈佃户，拖欠自己的粮税；一年缴不完，佃户就被拖累一年而不得止。因此，屯田给百姓造成的祸害，自设屯田以来至今从未停止。我私下认为，可以请求把过去剩余的田地补给民田的缺额，革除军人的名目，只让耕种这些田地的佃户缴纳粮食。至于缴纳方式，有的可以一并交给县官，有的可以上缴卫所，随宜办理。这样，下层百姓没有军人的骚扰，上面的屯粮也没有拖欠的负担，一举而无不利。只是还不知道在实际事务上是否可行。其二是土地利用。过去有人说，江右有可以耕种的人却没有可耕种的土地，荆湖有可耕种的土地却没有可以耕种的人。这是替荆湖爱惜土地，替江右爱惜百姓，想把两者调剂安排起来。兴国县山地完全没有开垦耕种的，暂且不计；其中可以种田而尚未开垦的，以及以前种过田、近来荒废的，各里都有。加上山地也还可以耕种，足以供养万人，每年收入供七八万人使用也绰绰有余。我询问南赣二府，大体上与兴国相同；而吉安、南昌等府人口密集，土地不能全部让他们务农，贸易也不能全部让他们经商，常常有人到外省游荡谋食。这是一省百姓的情况。这里有多余的土地，那里有多余的百姓，都是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并听闻确实如此的。如果不把它们均衡调配，难道可以吗？如今吉安、抚州、南昌等数府的百姓，虽也有人到南赣租种田地，但租种南赣田地的只有十分之一，流动到外省谋食的却有十分之九。大概因为远离原籍，声音互不相通，追捕的势力也达不到。一旦租种南赣的田地，南赣人往往强迫他们编入南赣户籍；原籍的追捕不能逃避，新归附地区的差徭又不能减免，一个人便要承担三处的劳役。百姓之所以乐于舍近求远，确实是有原因的。今天如果主持此事的人，凡是愿意入南赣户籍的，就替他们免除原籍的户籍负担，再发给他们文书凭照以坚定其心，并把无主的山地荒田给他们，使他们不必全都给富户作佃仆，百姓必然争相前来。百姓争相前来，已经来的便会入籍而不回去，尚未来的也会仰慕而来。几年之内，南赣没有剩余荒地，村落彼此连接，就可以凭借这种力量制伏各处巢穴中的盗寇；吉安等府也没有多余人口，衣食不困，便可免除百姓逃亡流转、沦为盗贼的忧患。一举使全省百姓都得到好处，这也是安抚百姓的一项盛大举措。

译其三是隘所。奉公文查议各地隘官是否应当禁革。兴国县过去只设置隘长、总小甲，没有隘官、千百长，既不能盘问奸人、缉捕盗贼，反而专门恐吓欺骗商民。巡检官每年下乡巡查，又往往索取经过堡隘的费用。按惯例，虽属卑职，自我到任以来已严加禁止革除；然而深山穷谷中假借盘查名义、借口骗人之事，其弊害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已经完全没有。况且隘所又多设置在无用的地方，既不是大村，不能据守；村子又不是高峻险要、可以凭借的地方。推想这是先前里老人等担心乡兵骚扰，便设下奸计，把客户充作隘长、总小甲等役，因此也就选择客户随田耕作、零散居住的地方来设置。此类客户住在税户的庄田中，依靠税户的牛和粮食，大多没有妻子儿女，也没有家产，一旦听到警报，便只身携带行李离去。这种设置有万分害处，却没有一分好处，全部革除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隘长、总小甲是乡兵的名目；正因为有这个名目，才产生这些祸害。抵御盗寇、盘问奸人的乡兵，才是实际职能。今天如果不能因爱惜礼制而保留名目，将来必然不能仅凭名目要求实际功效。查得盗寇从雩都来的，有牛枙、小防二岭，地势险要，具有一夫当关、百二十人难敌的形势；附近山岭没有人居住，应当征募近二十多里以内的居民充作乡兵，听到警报便赶去守卫。其余地方都没有险峻形势；即使偶有险峻处，旁边又有许多岔路，守住这一处而从另一处出来，防守也没有用。再查得盗寇从宁都来的，进入兴国十多里，有个村名叫营前，约有四百多户；另一路进入兴国二十多里，有个村名叫山竂，约有一千户。距县城十里以内、原来不隶属隘所的村庄不计，其余如方山、白石利、蓝田东里多村、惠化东中下都温陂村、蓝田西下都长迳口村、长信里胡家和刘家相近的两个村、恽院和燕山相近的两个村，共六处，多的有三四百户，少的也接近二百户。二百户可以起兵二百多人，加上前面两岭，共十一处。过去有十八隘，靠近这十处隘所的居民迁往其余八隘；如果革除旧隘而就险要处设置隘所，便有居高临下的形势；如果以村为隘所，人人各自顾念身家，也可以没有逃避退缩的忧虑。至于百姓不愿意当兵，只在于县官有意加以鼓舞而已。盘问勒索、骗取钱财以及经过堡隘收取惯例费用，只在于县官有意禁止革除而已。应当鼓舞百姓，严加禁止；又规定不是重大警报，巡检不得巡查堡隘；不是重大警报，隘所不得盘问；没有理由不得查点防守乡兵，没有理由不得召集隘长。平时设置这个名目，实际上如同没有，地方就不会受骚扰；有事时凭这个名目要求履行实际职责，地方就有所依靠。如果说这些都可以全部革除，那就是因噎废食；没有这个名目，谁来承担这些事务？守望相助的风俗，终究没有形成的日子了。况且没有乡兵，紧急时必然要依靠缓不济急、没有战斗力的客兵；客兵掳掠的祸害，比盗贼还严重。我不敢同意这种看法。其四是均衡赋役。古代圣人用九两来安定百姓的产业，用九职来充实百姓的生活；向百姓征取赋税时，又制定九赋制度，大概是区别内外、远近、多寡、轻重，使各地彼此相称而均衡。查得本县官民粮共一万三千二百石有余。嘉靖三十年至三十五年，每年止派征银八千三百两；三十九年每年派征八千九百六十九两；四十年派征九千九百零二两；四十一年派征九千七百二十六两；四十二年派征九千二百零七两。仅嘉靖四十年与前一年相比，就增加银一千六百两。嘉靖九年布政司颁定额数并刻石公布，民粮每石折银五钱八分；四十年每石征银七钱八分五厘；四十一年每石七钱六分六厘；四十二年每石七钱二分三厘。仅四十年与前一年相比，每石就增加银二钱五分。近年役银虽然有所减少，例如裁去瑞金湖陂巡检司弓兵四十名，雩都胖袄银七十一两，翎毛银一两二钱，举人水手银四两六钱，黄蜡银五两一钱；但府中柴薪增加六名，皂隶增加二名，增加府马丁银四十两，增加府中各斗级一名银十八两；水西驿铺陈一名，原为六两，现在十八两；廪给库子原六名，每名银二十两，现增加至八名，每名四十两；原来驿馆夫五名，每名三两，现在每名十五两；递运所防夫五名，原来每名三两，现在每名十二两；又新增加铺陈库子银十八两；小溪驿水夫二十名，九牛驿十五名，横铺四十四名，南埜二名，水西十二名，递运所九十八名，攸镇十一名。如今人数和名额照旧，银额却一天天增加。卑职自到任至今，县民每每申诉说，近来赋役日益增加，百姓多有逃亡。雩都里分虽少，田地广而粮额轻，里甲富实，家家都充足，本县还以为各人只顾自己，半信半疑。查核户口，名义上虽有五十七里，实际上不到一半。嘉靖三十年以前还有四十四里，如今只剩三十四里。卑职到任后极力招徕，现在也只得到四十里，其中半里、一分里、二分里、三分里仍然很多。总计十排年，应有五百七十人，如今只有四百三十二人；其中有的只有里长而完全没有甲首，有的有甲首却只剩一两户，有的每户只剩一两个人。因此距离县城二十里、外行二十里、三十里的地方，居民稀稀落落地分散居住，十多家都不到。询问当地人口，又多是壮年没有妻子，老年没有儿子，今天刚成年充丁，明天就会成为绝户。人口日益凋零，村里荒凉；岭内各县，像这样的大概极少。百姓数量并没有比以前减少，粮税和差役却增加，这已经不可以了；如今百姓数量比以前减少，秋粮和徭役却比过去增加了一倍。按粮食计算，有的一亩田竟缴纳七八十亩的粮；按丁口计算，有的一丁竟承担三四丁的差役。

译百姓满心希望在编造册籍的年份予以除豁，县里却又以这样会损失赋额为由，不受理他们的诉求；其中有的轻、有的重，已经如此严重，还能怎么办？难道百姓不是因为困穷而成为盗贼、又因盗贼而逃亡吗？由此才知道，过去百姓所说的话，都是因为没有得到公平；痛苦时呼喊父母，穷困时呼喊上天，都是出于真情和本心，偶尔有说得过分的地方，却并非完全只为自己。私下认为，君子应当胸怀广大，体察天下万物；凡是天下的人，都不应分作彼此，何况同在一省一府，更应遵循推近及远的道理，论情理尤其亲切。今后在征收粮役之前，希望下令司、府查议，清查各县丁粮的虚实、各县户口的贫富，把各县实际征收的丁粮和原定赋役交给官员核算，务必查明：某县只应承担本县的差役粮税，某县应从其他县取得多少贴补，另有某县应贴补某县多少，使上下四方均衡端正。君子有推己及人的准则，天下的情形就没有不公平的了。其五是红站马船。江西均徭平赋，完全实行一条鞭法，只征收银的总数，不指名编派差役；这样小民只须缴纳规定的数额。与其他省有的要缴一倍、两倍、三倍、十多倍相比，差别很远，是便利百姓的良法。唯独红站马船又编定正户、正名，招募人员自行征收；凡是招募来服役的人，都是为获利而来，积年累月追逐利益，稍有可乘之机，必然产生加倍征取的奸弊。过去往往因为事务繁多，府、道、按察院要取用，便借口加倍征收；小民不了解官府前后的事务，便用各种办法使他们受苦。现在任用的募役人，仍是前任任用的募役人。查得吉安、南昌等府，这项差役也实行一条鞭法，唯独南赣不这样，必定说这里道路冲要、军门驻扎、军务很多。南昌也有军门、巡按、三司驻扎在那里，费用料想并不比南赣少；南昌按正数便足够，南赣按正数绝没有不够的道理。在南昌足够、在南赣却不够，只是上面的人没有用心裁减节省罢了。上面的人如果用心裁减节省，万一事务发生而确实无法停止，不能裁减的，可以增加役银，却不能编设正户。因为增加银额，小民缴给官府有固定数目；标明正户以后，募役人便可以借此觊觎、垂涎，任意贪取，祸害很深。马船因为有正户，除正银之外还有官吏惯例费用、兵部差人等各种费用。如今红站马船已经编定，正户已经列名，只征收银两交官府供给，禁止募役人私自征取；适量增加南京路费，派人携带解送，这也就是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便利百姓，编设正户势必造成祸害，似乎应当赶快改正。其六是招抚逃民、让他们安居。官府如果遇到全县富足的县分，应该安置百姓，不使他们逃亡流转；如果不幸遇到疲敝困穷的县分，已经离去的要招回来，将要离去的要安抚，使他们安定聚居，这是县官的第一件事。即使只论兴国一县，逃户、绝户也非常多；询问原因，就是虚粮不能缴纳，繁重的差役不能承担。可是他们离去后没有回来的心意，因为拖欠的粮额尚未削除，繁重差役的银两仍在照旧追征，积累几年合在一起，即使回来也无法承受。因此招徕十分困难。其次，富豪的债券、旧帖仍然存在；再次，过去的词讼，有的是被人诬陷牵连，有的是自己犯了细小过错，案卷仍存。数额多少虽不相同，但全都是导致小民逃亡的原因。卑职到任以来查得，五十七里、半里以及不能成里的地方很多；偶尔走访乡村，所见人烟稀少、村里萧条，我耳闻目睹，惊痛在心已经很久。追查原有产业，本县可以自行办理；债券旧帖造成的弊害，本县也可以自行免除；本县不能自行处理的，是拖欠粮役和未完的词讼。至于虚粮拖欠，或许不是上司可以专擅处理的；至于未完的徭役银，没有人可以收取，也没有其他丁户可以赔补。其中经收人所说的预先代缴、原有指赔和秤头等名目，如今已经不能按照旧例办理。过去案卷以府里最多，守巡道其次；壮年逃亡，老人死亡，只剩被告而没有原告，只存原告、被告而没有干证，既无法结案，留下案卷又徒然给吏胥打开设骗局的机会。我曾说，假称逃户、绝户而予以除豁，就会助长刁猾之人的仿效；如果确实是逃户、绝户却不予除豁，又不能为招徕百姓打开新的道路。应当仔细核实，迅速予以蠲除。核实并蠲除若属本县权限，本县可以请求办理；若不属本县权限，本县不能专擅办理。又如今奉公文，丈量田地大约限于五月内完事；荒田中无人承领丈量的很多。我私下认为，可以立即把这些田地给无业而愿意复业的人；三年后确有收成，再依例报税；收成稀少的，听其自便，若再次逃亡流转，也不强求。这是安抚穷困百姓的急务。其七是哨官。查得过去原本没有哨官，开始设置于嘉靖三十三年冬季，三十六年夏季停止，四十六年冬季又恢复如旧。奉行公文都说，应当选取家道殷实、有武艺的人充任。然而一个人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各县只是拿家境殷实的人来执行。每次征调防守，都有人哭泣申诉、互相攀扯，许多天仍不能确定。若把他们置于充军、徒罪等刑罚之下，询问他们便说：一季费用不下七八十两，富户因此变卖产业、家破人亡。再问费用用在什么地方，便说到处都是惯例。本县自卑职到任以来，已经减去不止一半，但仍未能完全杜绝。况且机兵一百名，原有百长；三四十名，原有总甲；每一队原有队长；到总营又有把总等官员统领。有什么事情需要哨官这些富家子弟、又没有武艺的人来倡导？一季一换，他们与机兵之间既没有亲爱之情，也不能做到身使臂、臂使指那样如意指挥，对操练作战没有丝毫益处。各机兵的酒食供给、各统兵官员的拜见礼物、各衙门人役所需的惯例费用，开出的骗局实在不小。似乎应当裁革。

译其八是裁革冗员。有了这种事务，才设置这种官职；过去增加设置，难道会毫无原因吗？但是前后时势不同，前后的官员也应当斟酌处理。兴国县过去虽有五十七里，近来户籍空缺，百姓多逃亡疲惫，半里、一分、二分里分很多。过去设置清军县丞一员、主管粮务的主簿一员、负责捕盗的主簿一员、典史一员，都无事可做。嘉靖四十二年巡按陈某考察时，卑职曾因捕盗事务上奏，将捕盗事务归给典史并裁革主簿，已经申报详细意见，但至今还没有批示下来。查得四十一年刑科侯给事奏请裁革，四十二年礼科邓给事奏请裁革，条款说：凡人浮于事、事务可以兼理合并的，不论何种情形都可以裁革；在冲要处设置驿递、在非要害处设置巡检的，也都可以裁革。查得兴国没有重大的清军事务，主簿一人兼管清军和粮务，事务并不繁琐；又儒学生员只有七十多人，设置教谕一员、训导一员，似乎也属冗员，其中一员应当裁革。从赣州、吉安二府的形势来说，东面与宁都交界，东南与雩都交界，西南与赣县交界，西北防守和西面万安，北面庐陵，东北永丰，兴国恰好处在其中。万一各处盗寇巢穴发动，奸细出现，各县自然会加以盘问。一个巡检司只有弓兵三十名，巡检官权力小、地位轻，能办成什么事？何况巡检官一百多年来住在县城，不能到达寨所，徒有巡检之名。若没有发生事情，巡检司便没有一分实际事务，弓兵白白领取工食；若没有发生事情，也完全没有盘问盗贼的劳苦。设置一个官，就有一官的费用；一个官如果不能安守本分，又会增加一官索取滋扰的祸患。官员本身的费用，是职责所需，也有其道理，对百姓不可能完全没有妨害；官员索取造成的骚扰，则因时势变化而产生，是普遍的弊害，对百姓便成为大害。古人说，宽免一分，百姓便受一分恩赐。我私下认为，逃盗事务交给典史负责，主簿一员应裁革；清军事务并入主管粮务的主簿，县丞一员应裁革；儒学应裁革训导一员；衣锦巡检一员、回龙巡检司巡检一员，凡非要害之处都应裁革。伏请裁量决定。《清虚审编议》　　　　　　　　　刘同升 吉水县在一百年以内从未丈量田地，虚粮造成的负担比其他县更重，逐渐已经有人流亡迁徙了。否则，就只好卖掉儿女来应付征收缴纳，实在令人怜悯。审编申请时却说：“旧有赋额不能丢失。”想要免除这种负担，难道还有什么办法，却只能令人叹息吗？天下事务繁多，丢失旧额而无法追究的情况屡屡都有，难道只有虚粮这一件事吗？我常常和其他县的沈侯谈起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叹息并思考如何拯救百姓。沈侯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也不过是把虚额免除罢了；即使不免除，究竟又有谁能够补上呢？我恍然说：“沈侯的话抓住了要领，不是我所能想到的。”于是替他阐明这项议论。大概说来，虚额中不必补征的有两类，可以补征的有一类。比如田地已经失去，却仍保留里长名额；因合并户籍而被合并的，是有名无实的里长，对正常赋税没有损害。但这种情况可以讨论补充里长。虚粮就让它作为虚额，所谓虚粮，是无田无产的人，年年征收却无法缴纳的粮额，对正常赋税没有损害。虚丁也让它作为虚额，所谓虚丁，是无人无家的丁口，年年征收却无法缴纳的丁役，对正常赋税没有损害。这样只不过免除户房出票的费用、差役凭票办理事务的收益罢了；人人都认为方便，户房和差役认为不方便而已。这些虚额不必讨论补征。况且每逢开垦，也有可以补足虚粮的；每逢添丁，也有可以补足虚丁的。旧制度本来就有县级虚额，把开垦田地和新增丁口合并计算，县级虚额不过是多虚列几亩田、多虚列几丁人，便可以缓解百姓的困苦。至于里长名额的补充，更有道理：粮额少的地方适宜合并，粮额多的地方适宜增加。乡绅和一向富有的人家，增加一名里长，便可能使中等之家变成单薄门户；减少一名里长，穷困者就会设法改变，改变就能通达，这是必然的事。又有诡寄户籍、隐寄田产的弊害，最妨碍国家税收。倘若下令说：“诡寄者连同所寄托人家的田产一并没收入官，或许钱粮就能清理，法令也能施行。”一个县的利益和弊害能够通用于各县，一件事情能够通用于万人，没有比这更大的恩惠了。因为沈侯和乐平易的话，我替他把大意叙述如下。本朝。《请恢复同仁祠、设置神主并合祀议》　熊飞渭 我恭敬地看到太府周公表彰忠节、垂示教化，把怀忠祠的旧址改成民居，实在不忍心，于是改在东湖之滨重新修建。废弃祭祀三十年的祠宇，一天之间在荒烟蔓草中高高矗立起来，使孙、许二公的孤忠正气，明亮得仿佛高举日月而行，与张、许双庙一样光照千古，真是盛大的举措。只是湖滨这一片地方，过去是同仁祠，创建已经很久。如今考察崇祯八年李嗣京公重修碑记，神主仍照旧并列合祀，这样或许礼典合乎人心，也可以长久实行。谨此提出议议。《赣州名宦乡贤祠议》　　　　　　张尚瑗

译传记说：“守住道义不如守住官位，超越职分发言，就是罪过。” 我过去撰写《兴国特祠议》，因为担任此地的职务，恭敬地举行盛大祭祀；凡礼制不合的地方，我有职分可以发言，也立即加以厘正。至于兴国所属的赣郡，以及同样隶属于赣郡的各县，祭祀制度应当遵从还是违背，按我的职分本来不能议论；即使偶有疑问，也无从分析其中的原因。自从中丞郎公委托我修纂郡志，我才得以尽力考察古今人物，考察那些在此地做官、在此地生长的人的品德、事业、政绩、功勋和声名，纵贯一千多年，综合先于我立言者的舆论，以及他们对人物褒贬的评论，斟酌异同，求得适当结论。前辈关于专祠、合祠的记载，如精忠祠、清忠祠、濂溪书院、文成公祠，都只论一两个功名德行特别显著的大公，没有把全郡人物作整体统计。若要把全郡人物全部统计起来，没有比名宦祠、乡贤祠更合适的；但这两座祠中的人物，起初列入祭祀，后来追加从祀，也只是当时公众共同推重，遇到感触便发言，从未把一千多年的人物全部统计起来，概括衡量、悬置尺度，力求没有遗憾。因此如今我心中有所感慨，不能不发言：我的议论是主张增祀，不主张斥退；只是惋惜遗漏美德，不是讥讽过分褒奖。对于一两项明显错误的举荐，则援引典章制度加以辩驳，并非要诋毁古人。巡抚都御史金泽、周南、吴百朋、江一麟四位公，应当补入名宦祠祭祀。金公在明弘治七年，防台刚建立时，平定凶暴，建立纲纪，时论称他为通晓治理的全才。金公离任后，宪院很快撤除，盗贼又兴起；到正德十七年，周公才重新振兴并扩张防台，大盗被擒，四省都安定下来，历任统帅相继接掌，延续将近二百年。防台有这两位公，正如披荆斩棘、开辟山林，可以说是把法令施于百姓。吴公有平定下历的功劳，江公有讨伐黄乡的功绩，长宁县由江公创建；定南县虽由张翀上奏设置，但只是完成吴公的事业。因此两位公平定盗贼的功劳，可以与王文成公并列。如果说都宪品秩尊贵，不应和郡中属官共同享受祭祀，那么文成公已经列入名宦祠；文成公另有特祠，是以道学宗师的名义奉祀，神主面向南排列，按次序享受春秋祭祀的共有六位：赠礼部尚书、谥忠烈的前巡抚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燧一位；南京兵部尚书、新建伯、谥文成的前巡抚南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守仁一位；兵部尚书、谥端敏的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宁一位；赠礼部尚书、谥忠节的前江西按察司副使许逵一位；兵部尚书、前江西吉安府知府伍文定一位；吏部尚书、谥文襄的前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唐龙一位。那么，以前在这里享受祭祀的，就不只是为国事而死的孙、许二位忠臣，还有当时共同办事的各位公：有的揭发奸邪，有的平定叛乱；活着时一心效忠王室，死后便在同一座祠堂合食，所以称为“同仁”。比干与箕子，一个离开奴役，一个至死不改，处境虽不同，却都以仁著称，所以说“舍身以成仁”。当叛逆宁王朱宸濠勾结权宦、势力倾覆朝廷内外、已经怀有无君之心时，根本不必等到伪造诏书那一天；孙、许二公仍然屹立独立、毫不畏惧，正名分、讨叛贼，终于成就大功，谁能说这不是仁者的勇气呢？如果不是各位公先后在其中出力，我知道孙、许二公即使死也不能瞑目。如今仍应题名为同仁祠，因为仁可以包含忠，忠却未必能穷尽仁。至于想替孙、许二公塑像，使其区别于四个木主，我又认为不可。忠义存在于人心，执政者树立典范声望以鼓舞人心，使人进入宗庙便想到恭敬，经过坟墓便想到哀痛，原本并不在于设置塑像、安置神主来显示高下。文庙的议论认为塑像属于亵渎，如今若一定改变旧制，另设两尊塑像，那么是让两尊塑像区别于木主，还是让木主区别于两尊塑像？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议论者不过想尊崇怀忠祠的名义，却不知道实际上已经废掉同仁祠；表面上让孙、许二公成为主祭对象，四位公反而像多余的垂饰，神灵是不会享用这种祭祀的。譬如六部共同坐在一座堂中，本来是公署；如今忽然在门上题名为“统钧堂”，公署名义尚存而公署实际废弃，即使五部寄居在这里，他们心里能够安然吗？就是宰相的心里能够安然吗？爱一个人尚且会爱及他屋上的乌鸦，何况本来因共同办事而合祀的人，怎么忍心抬高这个而压低那个？我想这不是大君子尊崇祭祀制度、表彰前代忠烈、最大限度与人为善的本意。因此同仁祠这个名称绝不可毁坏，仍应设置神主，仿照濂溪祠；吴公、江公当然不敢与之相比，但只论他们平定盗贼、勤劳爱民、以功劳安定国家，又有什么不能列在文成公之后、入名宦祠合祀的呢？谢凤渚《防台志》论尧山说：“南赣百姓世世代代祭祀您和新建公，在仲文时代永不止息。”又说：“江公不朽的功绩，也将流传世世代代。”可见当时本来有人倡议举行这种祭祀，只是后来逐渐消失了。四道分建以后，负责章贡一带兵备的还有薛公甲：他因拓展羊角的功劳而获赐服色，又因触怒严嵩所掌的分宜防务而拂袖离职，才能和气节两方面都无愧。还有陈公士奇：种植园中蔬菜供自己生活，释放囚犯而亲自回来受罪，刚介与仁慈都值得称道。这些都不是赣州专属管辖的官员，只因驻节而在此有政绩；这样的人，也应当尊崇其祭祀。

译赣州专属管辖的官员，春秋禴祭和尝祭时已经济济一堂，祭祀已经很完备；所缺少的典礼，恰恰在于最初建立郡治时的虞潭。杜▯发动叛乱、岭峤之间充满凶险气氛时，他倾尽资财犒劳士卒，大体上成功抵御了敌人；贤母的美名与功劳一同流传，他的好儿子又有崇高功勋，难道不应享受祭祀吗？裴谞奔赴陕州，唐代宗赞许他的坚贞气节；读储潭喜雨碑，便知道他的恩泽施加于百姓，为什么至今不祭祀他？路应伤了腿却不说，李泌称他为长者；看赣滩开凿险滩的工程，便知道他的功劳留在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至今不祭祀他？孔宗翰请求苏轼作诗，苏轼的文章虽然稍有修饰，但他治理水利、熔炼铁块来封固石头，阻挡两条河水的冲击，使八镜台成为千古遗迹；他在文辞上可以与秦代三犀守相提并论，实际上却有造福百姓的功劳，为什么至今不祭祀他？周元公周敦颐已经列入祭祀，因为他曾任虔州通判。濂溪先生祠祭祀判虔州的周敦颐，那么监税虔州的泰山先生孙复、司法虔州的龟山先生杨时，为什么不祭祀？两位先生经术和儒学深厚，应当进入濂溪书院配享；这里只论名宦祠而遗漏他们，这项议论也不能推辞。再往下有通判罗愿，号存斋；书院山长刘辰翁，号须溪。存斋的文章可以与欧阳修、曾巩并驾齐驱，朱熹、杨万里都敬服他；须溪则受到江万里推荐，文集有一百卷，是学者所宗奉的。赣州祠庙若能祭祀他们，也可以说文治兴盛、百姓有所成就了。县令贤能的，祭祀于县；郡守、郡丞贤能的，祭祀于郡，彼此并不侵犯。赣州府学却一并祭祀兴国县令程太中珦；海瑞中丞使这一项久废的典礼特别兴起，不知始于哪一年。按照这个例子，宋文宪公宋濂曾任安远县令，杨文贞公杨士奇曾任石城县教官，也应当收入府学祠祭祀吗？程文海作为名儒、直臣，与宋濂、杨士奇作为大儒、贤相相比，学问功业究竟谁大谁小？这是我对这个例子感到疑惑、却又不得不提出意见的地方。右边所列的，涉及全郡、四属县，尚未说到各县；涉及前代，不是本朝。县的范围狭小，所以耳闻目见亲切，容易考察；本朝距今较近，声名和事实的真伪，还要等时间久了才能定论，不必急急忙忙陈述。我听说节推苏峻向刘巡抚慷慨陈说，免除了雩都全城被屠杀；赣县令郭毓秀向佟巡抚请求，使白田村一里没有反叛，当地人已经为他们立尸位祭祀，却还没有列入祭祀典制，尤其如此。最伟大的没有超过照磨李德明代理石城县印。当耿精忠叛乱占据闽、汀时，他坚守抵抗三年，亲身经历百战，云中有攻城器械飞舞，岭边井泉也仿佛飞溅而出。自古以来的名将烈士，没有谁能超过这件事。敦令所施恩泽只及一里，但县祠应当举祀他；苏、李两位公，官职属于郡府幕僚，但受过恩惠的县中百姓应当奉祀他们。有人认为这不符合守土官员的惯例，所以特别尊崇报答恩德的祠祀；依照制度斟酌是否合宜，意义在于酌情采用那些已经载入祭祀典制、却不能没有议论的人。我私下认为，文信国公文天祥不应混杂在赣昌名宦祠中祭祀。文天祥在赣州成为名宦，是因为担任太守；他又曾在兴国开设督府，所以兴国有他的特祠；他在雩都打过胜仗，所以雩都有合祠。赣昌只是行军偶然经过的地方，祭祀礼制应同雩都而不必同兴国，如今却上比赣郡，这是降低文信国公身份。留忠宣公从未任兴国县令，周文忠公周必大也从未任雩都县尉。兴国的祠，我已经议论撤去其神主；雩都的祠，则因为要告知同僚而保留。最不可理解的是，宁都祠中列祀御史顾佐、薛琏，督学黄淳、李龄、高旭五位公。督学使者是全省的秩官，主要职责是端正自身以率领属员，理应把祭祀归重于南昌、赣州二郡；即使南昌、赣郡尚且不应祭祀，宁都又有什么理由祭祀？防台建立以后，院道官员到赣州任职的，赣州可以举祭；除此之外，江西各地的中丞、直指，也没有权力过问。我想这五位公，或许在宁都持斧执法、秉持公正，必定有使宁都受恩最深、也最使人敬畏神肃的事。可是我查考地方志和史乘，完全没有一句记载；《江西通志》中甚至没有薛琏御史这个人。这是《通志》应当承担遗漏的过错，我也深深怀有孤陋寡闻的罪责。只是五位公在宁都受祭祀，我反复考察仍找不到理由；若按僭越祭祀的过失来衡量，恐怕已经无话可以自我辩解了。宁都乡贤祠又错误地祭祀崔太傅，和他一起在石城县居住的还有陈晋公恕，都是因为把里籍、桑梓之地弄错而虚构附会。等到苹藻、凤渚已经详细加以辩驳，我又接着申述；但在祠志中不敢直接删去，因为当地人没有掌握政权的力量，邻近地区的县令也没有主持祭祀的责任，只能大声呼吁，使听到的人自己反省。乡贤分散见于各县，亲自听闻所见，舆论确切，比县令更切近；何况还有子孙表彰先祖的德行，自然有人办理，不必等待鄙人多余的文字。不过也有追溯古代源头、不能默然不说的。邓德明在宋文帝元嘉年间撰写《南康记》，实在是章贡文献的开端。綦毋潜以诗歌著名于唐大历年间，他的文章足以为南方增添文采；年代久远，年岁湮没，遥远得几乎无人奉为宗主。如今把他们举荐出来，难道不是补救遗漏的一项盛举吗？有人说：“王歆也曾合撰《南康记》，难道不可以称为名宦吗？”回答说：“名宦中的人物都是伟岸之人，有丰功美德，光耀史册，不是琐碎记录、丛杂说法之才所能相比衡量的。至于那些宦游的群英、流寓的诸位贤才，风采翩翩，实际人数很多。就地方志中所传的人物为他们祭祀吧；面对长江举杯，以酒祭奠韩愈的遗像，增加文采，成就好事，等待君子日后有所著述，也就够了。” 《请改折新邑粮米议》　　　　　　杨日升

译新城偏处山谷，是江右东南的尽头。县城东西南三面各有数十里，都与福建边界接壤。山地多而平地少，到处是小溪小涧，船只不能通行，即使木筏也常常受阻。只有沿北面一带，从县城到府城有一条河，像线一样狭窄，仅能通行小船，而且滩、架、石很多，曲折地分布在河道中。说到滩，有传家滩、闻家滩、官家滩、北门摆、杨家墩、横滩、松塘滩、彭家滩、鲇鱼滩、雕峰滩、羊角滩、西坪滩等处。这些地方都洲滩露出、水石交错，好像一杯水倒在低洼堂地上一样。小艇经过那里，一天只能移动几步。说到石，有鸬鹚石、羊牯石、硝石、香炉石。说到架，有新丰架、竹篙陂架、崩山架、八仙架。这些全是坚硬的石头排列在河中，有的蹲伏水中，有的时隐时现于水面。凡是这些地方，水流湍急迅猛，船筏一碰上，往往连船带货一同沉没。最严重的，没有比水溅架更厉害的。这处架，俗称愁人架；石头成堆横亘，几乎布满河面；水势像雪浪怒涛，陡峭迅疾而汹涌。春季涨水时，船只航行必须贴着岸边，难以驾驭，往往还会暗中撞上石头。水位干涸时，船只必然要从河道中央顺着水流奔腾而下，又常常会明明白白地与石头相撞。这是毁坏船只的关键险处，船夫一看见就频频回头，不敢前进。全程沿河航行不下百几十里，才能到达府城。山溪的水忽涨忽落，触石搁浅的地方到处都是。而且每年粮米兑运，必定要等到深秋初冬，正好遇到水涸之时；背运粮米的人大多疲惫困顿，难以完成运输，装粮的船也往往接连沉没覆灭。多年以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官长错误地催逼征收考成，里民大多遭受追征赔补的痛苦。伏恳皇恩大为施布，顾念百姓长期处于倒悬般的困苦，使他们一朝脱离汤火，派官勘察核实，特别上疏奏闻，请按照广昌、宜黄、彭泽诸县的同一例制，改征折色，永远定为规则。正常赋税照旧，上面不耽误朝廷军需，中间不连累府县考成，下面不苦害困守的里民，不过是在制度上作一番变通，公家和私人都得到好处。《详请停止清查什军运漕议》　　　　李兰 为恭敬奉行…… 上谕说：本官私下接到总漕部院的牌文，准许户部咨文议覆总漕张等人关于防务的请求，要求清查什军中学习挽运漕船的人，替换掉雇募的头舵、水手。这样才能使他们畏惧法令、安守本分，不至于耽误漕运、滋生事端。应命各督抚严行清查什军子弟，其中一向能够撑船驾船的，先把雇募水手中不守本分的人替换掉；不能撑船驾船的，让他们在船上学习，以八年为期限，全部替换出去。雇募人员一律改由正军充任。此咨文送到本道后，本道遵照转行各防卫查覆。本道查得：利益不超过十倍，不应轻易改变法规；危害不超过十倍，也不应改变制度。古人已经说过：利益不超过十倍，尚且不要改变；何况危害超过利益十倍呢？至于挽运漕粮，关系到国家储备。近年来各帮的头舵、水手，多是无赖之徒，以致屡屡发生 圣上的心意如今得到题准 允许清查什军子弟，在船上学习撑船驾船，以八年为期限，替换雇募的舵手、水手，这确实是良法美意。如果能够实行，那么在船上的人无非是正丁的亲属，会顾念身家而遵守法纪，成效也可以看出来。只是实际情势有难以遵行之处，危害超过利益的意图，稍加试行便不能成功，因此应当详细陈述，请求裁决。江西十四帮，共计七百多艘船，所需头舵、水手不少于一万人。现在袁州、吉安、永新、安福、建昌、广信、铅山、饶州、九江以及前后赣州等十一帮，除正、副二丁外，都没有可以签充的什军。南昌前后二帮的什军，只有四人。抚州帮的城丁也没有什军。屯丁虽然有子弟，但大都一向务农，不懂漕运事务。如果责令各防、县、卫、所一定要签报，势必搜查拘捕；奸猾的丁役和刁顽的屯丁，怎能保证不会牵连诬告？差役、蠹吏和经承书手，也难免追呼骚扰。只怕即使签得几个人，最终对事情也没有百分之一的补益，反而使军民双方都受牵累。军丁虽然地位低下，也有妻室家庭；本人领运漕粮到北方，往往一年才回来，之所以能够尽心竭力，是因为依靠子弟替他维持家门。如果把他的子弟全都带走，驱赶到帮中，那么上奉养父母、下抚育子女，谁来负责？征收租税、办理运输，谁来主持？身体可以被拘束，内心却不能被捆住，未必不会反过来危害挽运。况且什军中有强有弱，才智也不相同；体力强健的人承担劳作还比较容易，若是身体孱弱、年幼体弱，刚经历风霜便已经疲惫不堪，涉水遇到风浪，几乎没有不惊惶的。单帆孤桨尚且必须招呼舟子，何况粮船所担负的责任极其重大，江湖往来又有险阻、路途遥远？即使终身操练，突然遇到风浪，仍然难以应付，难道娇弱胆怯的子弟能够依法操纵船只，像在险境中行走一样吗？此前安福所的刘、黄、丁、陈、周等人覆船溺水，本军的侄子丁天偶、谢迟伍等人覆船溺水，本军的弟弟迟起也一同溺水；这些人都是什军。后来遭遇漂没，人成了水中亡魂，帮丁都说是因为不习水性。什军有害无益，这就是前车之鉴。先民说过：“射箭驾车的技术贯通熟练，才能捕获禽兽；从未登车练习射御，却担心失败覆车，哪里还有闲暇去想捕获禽兽呢？”庖丁解牛，直到手所停留之处、精神所运行之处都达到纯熟，然后才能劈开大缝隙、沿着大空隙进刀。如果从未拿过刀，却让他去割肉，伤害必然很多；道理和情势本来就是这样，难道是在欺骗我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译况且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粮食和用度。旗丁的额定行粮，本来就是按人数计算、按人供给的；如果把学习的什军增加一倍，行粮和月粮必然不够，势必要消耗正粮，而且人数增多，运弁也难以约束。八年之内，只怕事端会一天天增多。那些疲敝的卫所，正军单薄不足，按惯例签什军顶补，所以什军正应当加以培养，以便留下来作为补充。把他们驱赶去做舵手、水手，正军也担心因此缺额增多。因此反复筹划，确实是危害超过利益。签用什军这件事，似乎不只是江右什军稀少的地方难以实行，即使什军数量足够的地方，也应当变通而停止。依本道浅见，只宜严令领运官弁，责成正军，务必选择守本分的良民充任头舵、水手，登记姓名、籍贯，发给腰牌，严格实行保甲制度；前后十船互相稽察。一船发生事端，由正丁治罪；九船连坐。押运官弁须时时稽查，舵手、水手稍有滋事，立即拘捕惩治；并且同有关地方官详细查究包庇隐瞒的情形，分别参奏处理。这样约束严密、稽查周密，舵手、水手自然知道顾忌，官弁也害怕触犯吏议，必不肯甘心包庇放纵。既不必烦劳更换雇募舵水，也可以免除勾摄什军之举，既能上慰圣心 也能对漕运有所帮助。以上只是管窥之见，不知是否恰当，恭请本部院鉴察。详细请示裁减或保留各项役差的议案　　　　　魏锡祚 查议其利害：只要不是十倍的利害，就不应轻易改变法令。古人已经这样说过，如今却议论纷纷。请求议论裁减隶役的人，也只是说役差冗杂，对地方没有好处，反而白白耗费工食。但其中有的确实应当裁减，有的却不便立即裁减，似乎应当权衡增减，才可以长久遵行。如果凡是隶卒都可以裁减，把节省工食当作能事，岂不是从未认真思考、审慎处理吗？例如某府请求裁减答应、皂隶、灯夫之外，又议论裁减民壮、弓兵、义民三项；奉令行文议覆后，依据各县详细覆报送来，本府汇总核查：南城县有义民四名，原本没有职掌，确实属于冗役，实在应当请求裁减；其余四县都没有，不必议论。巡司弓兵方面，南城县洑牛司额设弓兵二十名，每年支领工食银三十六两；南丰县龙池司，以及新城县同安、极高二司，都额设弓兵二十名，每年各支领工食银三十六两；广昌县秀岭、白水二司，都额设弓兵十五名，每年各支领工食银二十七两。额数多少，各因当地情况而长期实行，不便如某守所请求的那样，只保留四名、六名。至于民壮一项，则断然不可议裁。查得民壮每县额设五十名，考察其人数虽数倍于其他役差，但顾名思义，当年设置它实在有深刻用意。大概听说，有文事就必须有武备。县令虽是文官，但城池、仓库是他的专责，禁止奸邪、抵御暴乱也是他的职责。皂隶供差遣使令，马快负责巡逻缉捕，二十多人不能算多，也不能算少。民壮这一役，则负有守卫防御的责任，用来弥补兵力不足。所以雍正二年议定条文时，因州县兵力少而薄弱，奉 命每县按照额数足额设置民壮，其中二十人练习射箭，二十人练习火枪，十人学习长枪，专门负责缉捕奸邪、抵御侮乱。这确实是把兵役寓于差役之中，是不可改变的良策。雍正四年，江苏又请求把民壮、马快合为一班，改名为快壮，协同捕盗，部议覆准实行。近来抚宪也曾仿照此法具题，现正等待部议。因此民壮虽是一种地位低下的役差，实际上关系地方事务，对国事也有帮助。如今却想议论裁减，以此作为节省工食的办法，那么一州一县地域辽阔，只依靠这十六名皂隶、八名马快办理事务，不仅差遣远远不够，势必还会贻误许多事情。况且一旦发生事故，这寥寥几个役差既没有捆鸡的力气，又没有一件兵器可拿；险要、驻兵多的地方尚且有军威可以震慑，偏僻腹地、汛防兵少的地区，城池靠什么守卫？仓库由谁防护？这岂不是使官民都手足无措，因这种见识浅薄的议论而误事吗？再就建昌一郡来说，它与闽地接界，深山环绕，一向是奸徒藏匿的地方，常年缉捕尚且 担心耳目不够周全，如果只任用八名马快，势必顾此失彼，想求得安宁，哪里能够做到？所以愚见认为，其他役差可以裁减，唯独民壮不可裁减。某郡的民壮或许可以裁减，但建昌郡的民壮断不可裁。据某郡议覆说：“州县既有马快，又设置乡勇，武官还有汛兵，这种役差过多，实在觉得冗杂扰民。”他们唯独没有想到：马快额定只有八名，能承担一个县缉捕守御的责任吗？乡勇只在本村防御，能听从县令调遣办理公务吗？汛兵只驻扎在参将、游击、守备、把总驻地，有时按千人计算，有时按百人计算；其余州县不过是一名把总，管辖二三十名士兵而已。比如建昌郡的泸邑，并没有把总，只拨一名外委负责巡防，所带士兵不到十名，也可以说武官的汛兵值得依靠吗？”这些说法都没有考察各地的形势，只是从天下大体空泛议论而已。应将所请求裁减民壮的地方停止议论。是否妥当，还请汇总核查后裁决转行。《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九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