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三

译艺文【记二】宋 《云庄记》　曾致尧 我的二弟士尧，淳化年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后任番禺县户掾，后来历任滁州清流县令。母亲年老，他上章请求解除官职回家奉养，皇帝下优诏答应了。宜兴县太君周氏夫人是我的母亲，也是士尧的继母，年纪也将近八十岁。士尧侍奉她如同亲母。癸卯年，我从尚书省版曹员外郎任上解除海陵郡职务，回到乡里。第二年春天，士尧告诉我说：“兄长从前主持吴越漕运时，多次向我说明家法，让各个儿侄带着经书一边耕作，一边学习，又传授开垦田地、种植树木的方法。儿侄们没有机会直接拜您为师，但乡里却把您当作老师。旴江南北方圆千里，田地像锦绣一样，树木如烟云一般；无论高原低湿之地，只要稍微肥沃美好，就很少有荒地，都是兄长教人谋生的办法。如今土地的肥力开始发动，农人正要开始耕作，想等兄长驾临来观看。”当时巴江进士黄琮、麻仙进士贲辅之、何元龄、金嶂山王浆源进士瞿仲康，都是文坛才俊，于是没有远行便来到这里。弟弟宗尧，载尧的儿子易从、易知、易占等，以及士尧，都一同出行。厨人赶着羊，仆夫载着酒；经过花坡、柳村，时常在长郊远野停马，有时还命人斟酒，沿途周遍观看田地、人家和园林。前面引导宾客，后面簇拥着儿侄，中间装载酒肴；我和几个弟弟在其中缓缓策马、从容而行，这也真是太平时代的幸运之事。仲春二月十二日从军山出发，季春三月四日到达云庄。云庄也是我家的别墅，在麻姑山南面、旴江北面。第二天在庄中置酒，酒席将客人喝醉，于是当即写下此记。景德元年太岁甲辰三月五日，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杨亿 三代以来，乡党都有庠、塾。两汉以后，公卿大多出身于教授。等到五胡扰乱华夏、一匹马渡过长江以后，扬州、岭南一带，士大夫纷纷聚集；士人的风气和文化，足以雄视中原。过去称荆楚之地多有剑客奇才，如今南方则以宽厚柔和来施教，显出南方的强盛。因此，这里出任宰相的人不亚于崤山以东，经学明经之士仅次于邹鲁。街头闲谈、乡俗俚语，也一定谈到诗书；儿童刚束发戴帽，就到学校游学。由学习而礼让显著，由礼让而孝义敦厚。头发斑白的人在道路上互相推让，年老的人在市井中也没有无礼争斗。耕田的人不侵占别人的田界，商人不贪求暴利，也像洙水、泗水之滨的人那样，恭谨争辩而守礼。南康洪氏是其中杰出的一族，靠勤劳耕作、开垦取水而积累产业，又以孝悌的德行大大庇护族人。几代人聚居在一起，五服以内的亲族超过百口。至高的德行从内心激发，声名在一方树立。州乡之内，人人没有离间之言；闺门之中，衣物也没有固定的私人占有。受良好教化长期熏染，陶冶成最和美的品性，文雅有礼，形成孝顺谨慎的风气，安乐和睦地进入仁寿境界。又在居所旁边兴建修饰学舍，每天都必定修葺。宾客到来如同回家，厨房粮食更加充足，弦歌诵读从未中断。穿着宽袍、束着大带，哪里比阙里孔门弟子差？竹简和韦编的藏书，也足以与皇家秘书省的副本相抗衡。子弟中优秀的，都在这里学习。田苏与他们交游，曾晳也志趣相同；科第名次可以和稷下学士相比，打开书箱求学可以和虞庠相等。韦贤传授一经，刘氏七业俱盛，难道这里只是供游谈者作为楷模、羁旅者作为依靠吗？在西郊设置驿站，也只是为了接待千里而来的宾客罢了。至道年间，天子派遣宣扬美好风俗的使者巡行郡国，又把御书一百轴下赐给洪氏。家主文抚以隐居求取志向，安然退隐不仕，于是派他的弟弟文举到天阙入谢。天子特意赐他清闲之宴，在宫殿丹墀下召见答对，多次慰问，长久叹息赞赏；又让他脱去布衣授予官职，以表示荣耀恩宠。天子还亲自题写一幅“义居人”，赐给洪氏。于是洪氏宅第更加增添气势，乡里也为之改观。即使古代有以通德著称的乡里、以高阳为号的族姓，家中有皇帝赐书、门前有六阙，也从未足以相比。何况处士君耕作于山岩洞穴之间，名声震动京师；身在江湖，心却悬念朝廷。每年都派子弟向宰执进献土贡，皇帝一定多加赏赐来回应他们的诚意。献野芹的心意，是以园中葵菜表达忠诚，只是特别蒙受皇帝的照顾。深厚恩典下及书院，书院更加庄严。宝玉藏在箱中，芝兰充满庭院。去年处士的侄子待用参加进士考试，考中乙科。同一时期，同辈中考中这一科的有十多人。起初只是堆起一筐土，大概如同椎轮开始；后来的人像贯鱼一样接连而进，以此增加善行流传、光耀后世的庆幸，也增加讨论、传授、学习的资助。官爵印绶相互辉映。将来七代都能佩戴貂饰，学生会更加兴盛；一定要著录在册的人达到万人，然后才算达到极盛。学馆南面有雷塘，于是以此为名，也用来记述所在地。在此以前，寻阳陈氏有东佳学堂，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都聚集古籍来延请才俊，也都有名流为之作记，讲论道义。何况如今双方力量相当、形势相等，又都乐于办好事、喜爱贤才，必然会争相奔驰、并驾齐驱，理应与这两家在江东鼎足而立。今年助教带来处士的书信，拜访我，希望我为此事作记；并且赞美他奉行道义淳厚坚定，树立善行深沉笃实，谨慎遵守家法，勤于接待士人。我敬仰高门积累的德行，已经足以容纳驷马高车；上天收藏的典籍，也如同群玉之府。我景仰羡慕还来不及，坚决推辞并不合适，只好勉强作文，姑且用来答复请求罢了。

译《豫章东湖涵虚阁记》涵虚阁，是致仕的李公考槃居处之所。李公是百姓中的杰出人物，具有辅佐帝王的才干，在朝廷考试中考中科第，文章文雅列为第一。出任政务繁剧的县邑长官时，官吏和百姓都不敢欺骗他。因为母亲正处在既欢喜又忧惧的年纪，又患有衰弱年老的疾病，他上书北阙，请求回南方奉养母亲。天子嘉奖他，恩典礼遇格外优厚。后来他在兰台晋升官秩，又在水衡署分得俸禄，于是辞去政务回家侍奉双亲。起初选择居住在历阳，已经经历了许多寒暑。李公的贤子，如今任西台御史，以尚书郎身份任洪井通守。叔孙一向必定修葺家宅，哪里还会贪恋安逸？元方将要驾车，于是向东而上。今年御史任期届满，回朝廷去，李公于是写信给我说：“我这老人是东西南北漂泊的人。前些年到江西，登临山水，观览风物，留恋不舍而不能离去，并且想登记户籍做这里的百姓，买一块田地，建造百间房屋，编入平民户籍，向官府缴纳赋税。安闲快乐地与汉阴丈人携手，仿佛生活在伏羲、神农时代。”本郡的胜景，实在以东湖为最。如今居所建在湖上，回头可以看见市场，前面远望水面浩渺；屋宇交错而外界喧闹自然被隔开，鱼鸟飞翔潜游，各种物态都能看见。澄澈的湖波广大无边，云天倒映其中。清晨至早朝之间，八方道路通达，车马冠盖络绎不绝。这也是古代大隐士的遗迹：不离开朝廷和城市，儒者所居不过一亩之宫，仅仅用来遮蔽风雨。又想到嘉宾到来，一定要摆设宴席来表达欢情；诸生前来求学，也要安排师生相对，请教增益。捧杯祝贺，既可以奉养北堂母亲，又可以放开心怀、敞开衣襟。闲居时也想倚着南窗寄托傲然之情。于是选择清爽高敞的地方，层层堆土增高，俯视水面涟漪，面向的地势已经确定。购买山木，略加砍削；命令木匠经营建造。修建宽敞的正堂，不久便告完成，各处形胜都汇聚于此。轩檐像飞鸟展翅。春日清晨，百花杂然覆盖堤岸，碧绿的水波如同染成，可以面对清流吟诗；夏日白昼，凉风拂动衣襟，炎热的云气像山峰，可以登高明之处避暑；积水退去、湖水清澈，群木摇落，可以依楚辞吟咏秋气；年末天气寒冷，大雪密集飞舞，可以依《周雅》歌咏南山。这里足以约束心猿、学习宁静，亲近海鸥、消除机心。安坐观空，可以进入毗耶离城的不二之理；使谷神返听，可以体味《道德经》五千言的玄妙。难道只是早晚调理膳食之余，从容舒展身体而已吗？东台舍人董公从前主管本州，有时退朝用餐以后，一定驾车来到这里，流连饮酒，慢慢谈笑；倚着轩窗放眼远望，目送飞鸿；直到秉烛还在徘徊，门前还停留着驷马高车。赏心悦目的景物还看不够，喜好游乐却不至于荒废正事，实在是因为这座楼阁建成，能够使长者屈驾而来。至于天空高远寂静，湖光明亮如镜，低头可以看见云鸟，连毫毛般细小之物也没有逃脱它的形态；旁边连接城邑居所，喧哗之声却传不到耳中。游气和宿雾散尽，空旷的天地完全敞开；远水长空混成一片，隐约可以看出它的大概形态，于是命名为“涵虚”。悠闲啊，快乐啊，姑且借此度过一年四季；愿意记述这件事，使它成为美谈。我与李公有同郡之情，又有多年的交情，亲近并仰慕他的高尚德行，敬听他的遗言。因此仰慕高山般的德行，讲求治理方略。像虚白之室，是庄周得到的境界；通向逍遥、通德之门，是司农所推许的地方。鸿博之士在南荆编集文选的高楼尚在，著作《太玄》的扬雄在西蜀筑成的高台也没有倾倒。吴兴有韵海堂，秣陵有乌衣巷宅舍，都载在图籍文牒中，芬芳如椒兰。如今李公的地位声望和门第家风，具有仙人的姿态、道者的骨相；清白、仁义、正直的训诫，子弟文才儒术的传承；有疏广散金的气度，有老莱子曳彩衣娱亲的孝行，蕴含这些完整的德性，不辱没古代先民。他在家中必有声誉，行事又可作为法则；这座楼阁巍然耸立，显现在通达都会，声名和实际功德远播，游览居住的人都仰慕向往。建筑选址得当，遗风德烈又寄托在人身上。我本来知道，日后它将与滕王阁、徐孺亭在钟陵鼎足而立，成为不朽之物。承蒙您命我作文，我叙述得并不周详，只姑且说出所听闻的情况，以此答复您的请求罢了。《洪州庙学记》　余靖 三代的制度中，天子的学校称为辟雍，诸侯的学校称为泮宫；党、遂所居之地，一定设有庠序。举行释菜祭奠，沿袭已久。孔子的道，是万世师表，所以唐代尊奉他为王爵，以时祭祀，礼仪中使用芹菜等祭品。祭菜的意义本来出自太学，只保存孔庙却废弃学校，是礼制的失误。大江以西，处在都会而且山水优美的地方，洪州是各郡中人才秀出的地方，凭文章而入仕的人每年都有，实在应当兴办学校来提高当地风俗。景祐改元第二年，天水人赵槩字叔平，以祠曹副郎兼任掌管东壁图书的职务，来镇守本州。他整治弊病、清除积弊，树立各种善政，使和气遍及境内，庭院中没有久留的奸邪，于是想到本朝一祖二宗相继八十年，白发老人都不曾见过攻守的兵器。如今皇上又喜好文章，守成先业，而学校教化的风气还没有广泛流布，大概是守臣的缺失，于是请求上表奏明。豫章位于江左，只是属郡，便援引南西两都以及皇帝最初受封之国作为先例，在孔子祠宫旁建造学校。诏令答应了。于是修葺旧制、更新形制，补好破败处、增高低矮处，扩大外墙，增高台阶；有的更换腐朽的椽木，有的夯筑地基加以营建；把弯曲低矮的改为高大，把狭小简陋的变得丰盛；寝殿高大明亮，庄严地面向南方，龙袍、珠旒等王者礼制都齐备了。从历代高等科第的弟子到汉魏大儒，都坐着侍奉或立在堂、廊之中；画像排列有次序。考察并修建房屋一百楹，用来安置学生。凡是大夫、士、平民的子弟中成为俊士的，都允许来此游学。又请求上庠刊刻经书，来满足学生时时学习的需要；拨给闲田五百亩，以充作学生每日的供给。选拔品行和文章都好的人，由观察推官陈肃总领学生、谨慎执行号令；事情经过中书覆核，全部得到批准。又让设色工匠把经礼中所见的夏、商、周三代车服、珪璧、俎豆、彝斚等器物，绘在讲论堂中，让学生早晚观看。孟子所说“以得到英才并教育他们为乐”，说的就是这个吧！三月庚子日聚集工匠，八月庚申日告成；役使的只是罪徒和工徒，没有劳累百姓；费用取自多余财物，没有向民众征敛，终于得以完成。唉！汉朝沿袭秦朝法令，以太守统领郡政，却缺少泮宫的制度。即使有人以治理有成、声名显著而被称为循吏，大多也只是谨守规矩、手持钩距，崇尚威刑来束缚百姓罢了。能够知道学校是教化百姓根本的，只有文翁在蜀地首先倡导。因此司马相如、王褒等人凭借文章歌扬汉朝的美德，能够与三代前后相互辉映，都是文翁的功劳。

译后世能够再次发扬并响应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大概学校使人受益缓慢，威刑取得名声却很迅速，所以执政的人往往有所趋向。如今叔平凭文学考中进士，升入高等科第；又凭才器见识立身仕途，历任显要官职；还能敦厚扩大教化的根本，储备诗书、聚集英才，把尊崇圣人、培养贤才作为职责。他的影响深远宏大，哪里能够估量呢？这和向神灵祈求福报、极力营建祠庙完全不同。又哪里知道洪州人尊戴他，不像蜀人尊戴文翁吗？我因上书触犯权贵而被贬到筠州，途经大府，亲眼看见这些美好政绩，所以为此作记。《章贡台记》　赵抃 江右偏远角落的南康，是古代的郡。两条水流分成二支，流来数百里：贡水源出新乐，章水源出大庾，在城郭处合流，文字上写作“赣”。奇峰怪岩环绕四周，呈现出万千形态。我在嘉祐六年夏四月因进言而出任本郡太守，仲冬才到任，开始处理政事。正逢年成丰收，盗贼平息，繁重的政务也已办成，于是选拔贤能僚属，接待佳宾，间或一起游览观赏。登高望去，郁孤台在前方轩豁开朗；皂盖、白雀台从左右俯视而来。然而这四处景物，与本郡所拥有的优美山水相比，似乎还不完备。我展开地图访求古迹，发现城西北角有野景亭旧址，已经毁坏坍塌，于是挖除荆棘、剪去藤蔓，在上面恢复屋宇。先前所说的两水合为赣水，分流合流的气势，左右环抱，一眼望去没有丝毫遗漏。随后命同伴举杯，提笔作记，为它更新名称，称为“章贡台”。这个名称大概没有失实。《赣县重建文庙记》　孙复 孔子的道流传于万世，并不是借助腐朽的笔墨、软弱的言辞来称述之后才显得伟大。记事的人，只是把文庙的兴废同年月联系起来罢了。根据图经，旧时县西南有孔子庙，距离紫极宫很近。大中祥符三年，诏令扩建紫极宫为大中祥符宫，于是迁走孔子塑像，占用了孔庙的土地。当时的县令不是合适的人，不能另行选择清爽高敞的地方来重建，孔庙于是废弃了。每年春秋两季，既没有举行释奠礼的场所，只好留下祭祀用的牲畜，在戊日合祭于社稷坛，这严重违背礼制。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还没有人议论修复。祭祀器物残缺不全，被丢在县门上；胥吏们往往拿俎器来当坐具，却没有人禁止，真是奇怪。大理寺丞王君到任后，访察此事，认为这种情况可悲，并且说：旧制中，天下郡县都共同祭祀孔子，唯独赣县不祭，这难道是朝廷尊儒重道的本意吗？于是就在旧址东南数百步处测量土地、建造屋宇来营建文庙。又担心扰累百姓，便拆除无名的佛塔，取用其木材。赣地百姓听说后，都惊惧而又感动地说：如今我们的县令一到任，首先建造孔子庙，以宣示朝廷尊儒重道的旨意，这是要驱使我们这些远方之民归入善道啊。那座佛寺的旧屋低矮而且朽坏了，还能有什么用处呢？于是大家共同表示愿意用好木料和坚固的砖来替换它。王君顺应百姓的意愿，多次亲自察看工程，所以材料十分坚实，工匠争相努力，庙宇不到一年就建成了。所有器物用具，也都焕然一新。又在东西两廊建了十几间屋舍，用来安置求学的人。这样一来，春秋两季举行释奠礼便有了场所，赣地百姓也知道了应当归向的方向。孔子的祭祀中断之后又得以恢复。王君举行这件事，是值得记载的，所以把它刻写在石上，留给后人看。后来继续修葺它，就不会辜负孔子门下的事业了。义门记　胡旦 据《陈氏家谱》记载，陈氏是陈宜都王叔明的后代。第五世孙兼在唐元宗时考中进士，任右补阙。他生了京，京考中进士，官至给事、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京没有儿子，便以侄子裒为嗣，裒官至盐官令。裒生瓘，任高安县丞。瓘的孙子伯宣隐居庐山，注释《司马迁史记》，流传于世。朝廷下诏征召他，他不肯出仕，便授予著作佐郎之职。伯宣的孙子旺迁居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从此家业更加兴盛，族人更加繁盛。旺的次子崇认为，治家的方法必定要从孝道开始，于是撰写家法，传示后代。后来传到衮，任江州参军。太平兴国七年，张齐贤任江州转运使，上奏说：“陈氏世代积累义行，全家奉行孝道，在李煜时期尚且受到防御性蠲免，如今归顺圣朝，哪里适合再征收呢？应当免除本户按惯例征收的各种杂派，以彰显圣上的德化。”诏令准许了。淳化初年，殿中丞康戬治理江州事务，又上奏说：“陈氏一族有一千口人，近年缺粮，饥贫难以救济，请每年春初借给他们二千斛米以供养，等到丰年再归还官府。”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至道年间，陈氏献上家法一篇，送交史馆缮写保存。开宝末年，统计有七百四十口；咸平二年，增加到一千四百七十八口。青，是显祖。伉，是第二世的长房。崇，是第三世的长房。让，是第四世的长房。衮，是第五世的次长房。昉，是第六世的次长房。鸿，是第七世的次长房。达，是第八世的次长房。竞，是第九世的次长房。肱，是第十世的次长房。龙，是第十一世的次长房。旭，是第十二世的次长房。《春秋传》说：“五世之后家族昌盛，地位可与正卿相当；八世之后，没有谁能与它相比。”从旺到青，已经五世；到衮，已经八世。衮、昉都是兄弟，共同算作一世。衮创立义门，昉主持家事三十五年，家族最为兴盛。鸿以下，也都是兄弟。像崇任长史，勋任蒲圻令，政任德安令，礼任吉王府司马，衮任司事参军，昉试任奉礼郎，恭任洪州掌书院记，密知舞阳县事，赏任渭州军士推官，这些人都是仕宦中的荣耀、文士中的英才。这样看来，陈氏五世而昌盛，八世而壮大，已经不只是田完在齐国时的情形可以相比了。大军讨伐江州时，陈氏兄弟七人都在包围之中；等到城破，军民几乎全被杀伤，七人分处各地却共同归来，一个也没有受伤，这是义行感动了神明的缘故。至道年以来，仍然年年遭遇旱灾和饥荒，陈氏全族一起喝粥，粥中杂有藻菜，却安然相互扶持，这是义行达到极致的表现。我当时以尚书兵部郎的身份掌管制诰，因为所拟诏词不当而获罪，接连被贬到岭南，遇到赦免才向东归来。辛丑年春天，经过浔阳，登上庐阜，顺便访问名门望族，得以到陈氏家中。阅览世代家谱，读过家法，询问有关事实，完全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于是为他们作传，传给四方，留下来给后代看。袁州学记　李觏

译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下诏命州县设立学校。当时各地守令有贤明的，也有愚昧的；有的竭尽力量、耗尽心思，恭敬地顺从皇帝的德意；有的则借用官名、假借教师，只草草备办文书。有的地方连着几座城，却听不到诵读和弦歌之声，只有发起而无人应和，教化因而不能施行。到了三十二年，范阳人祖无择任袁州知州。他刚到任，学生便向他说明学官缺员的情况。他非常担心人才流失、儒学成效荒疏，无法符合皇上的期望。通判颍川人陈侁听说后赞同此事，商议后意见相合，认为旧有的夫子庙狭窄逼仄，不足以使用，便在它的东北角营建修治。那里的土地干燥坚硬，位置向阳，材料非常优良。瓦砖涂成黑白，丹漆等一概按法式施用，因此殿、堂、室、房、廊、门各有合适的规制。各种器具都已备齐，大家一齐动手，工匠技艺精良，官吏勤勉，早晚都尽力施工。第二年工程完工，举行释菜礼也已有日期。旴江人李觏向众人说道：“四代的学校制度，考察经书就可以看见了。秦国凭借崤山以西的力量苦战六国，想让帝业延续万世；刘氏一声号令，函谷关等关门便守不住了，武夫健将争先恐后地献城投降，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诗》《书》的道理废弃了，人们只看见利益而听不见义理罢了。汉孝武帝乘国家富足之时，世祖又出身戎行，却都孜孜不倦地学习经术，所以风俗教化深厚，一直延续到汉灵帝、献帝时期。” 那些出身草野却敢于直言的人，即使被斩首也不后悔；功勋威烈震动君主的人，听到命令便放下兵器；群雄彼此观望，也不敢离去。臣子在位几十年，教化之道能够这样凝聚人心。如今这一代遇到圣明神武的君主，你们袁州又得到贤能的长官，使你们能够从学校出发，践行古人的道路。天下太平时，就讲论礼乐来陶冶百姓；一旦发生不幸，也应当依靠大节，做臣子的为忠诚而死，做儿子的为孝道而死，使人有所效法，也有所依靠，这才是朝廷推行政教和学校的本意。若只是舞文弄墨来求取利禄和显达，难道只是你们几个人的羞耻，不也是治理国家者的忧患吗？”这一年是至和甲午年夏季某月甲子日所记。建昌军集宾亭记 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在军门南面新建了一座亭子；到了初秋，工程告成。于是郡人李觏请我作记，说：这个军城建于唐代中期，至我宋时才题定名额，与各州郡并列已经几十年了。然而规模俭朴坚固，从来没有扩建。虽然处理政务有厅堂，休息有堂屋，但僚属会面、宾客交往、宴饮游乐，都没有地方。慎公到任几个月，政务已经办成，事务也已减少，便谋划另建馆舍，以使宾客得到礼遇。他询问当地老人，大家都说州署前面从前曾有一座名叫三善的亭子，拆毁已经很久，但旧址还可以指认。慎公于是察看那块地方并修筑亭子，又取用没收入官的材料来满足需要，不向百姓征收一文钱，不役使一个丁夫，工程就这样完成了。亭檐高翘，栋柱整齐，通向重重门户，四周环绕着台阶和栏槛。姑山从右边回望，层层青翠仿佛就在掌中；旴水从前方流来，像镜子一样映照万象。于是安排宾主座次，陈列酒器和俎具，宾主佩带冠绶，谈笑交往。心境澄明，仿佛想要成仙；意趣高远，又仿佛回到了古代。唉！这确实是太平时代君子乐于兴办好事的一端。然而如果不体恤百姓的隐忧，不宣扬君主的恩德，却只急忙经营厨房和驿传供给，那怎么能算治理政事？屋顶漏了不修补，庭院的草不铲除，却只在琐碎文书上用心，那怎么能算懂得礼制？” 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大概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如今慎公治理此郡，大多致力于把握大体，明察而不苛刻，果断而不残酷，得到了为政的和谐。慎公所居之处，没有不加以修葺的；兴建却不浪费，装饰却不奢侈，达到了礼制的极致。这座亭子的兴建，完全遵循了这样的原则。他的威严令人敬畏，如同凛冽的风；百姓服从他，千里之外也没有违背。她的仁德温暖和煦，万物因之如逢春天；百姓拥戴他，千年之后仍像今天一样新鲜。召伯审理诉讼，百姓尚且不忍砍伐他的甘棠，何况是这座供人休息的建筑，谁又敢毁坏呢？君王的命令不能乘车迅速传达，若不是清晨，就是夜晚；我哪里敢不把这些事刻在石上，告诉后人呢？”},{ 《防州柏林温氏书楼记》南方各州，从豫章向西北而上，其中较大的州称为吉州，再往前有一个更大的州称为防州。这两个州的赋税贡品以及治理诉讼，世人都认为繁剧难治，那么这里人口众多，也就可以想见了。可是，吉州多有君子，手执瑞玉、出入朝廷侍奉皇帝的人接连不断；防州却没有。或许是因为它依靠南越，承受了瘴气和蛊毒留下的余气，离京师越远，教化所及也越疏远。凭借当地的富足而放纵于安逸和欲望，原本就是很自然的事。我的故人许某，家居石城，石城是防州所属的县。近年夏天，他来到我门下，讲到他的乡里进士温革的为人，说：“温君年轻时求取禄位却没有得到，感慨地对自己说：‘既然不能从外部得到，不如从内在求取？如果不在我自身，应该就在我的子孙身上。’于是他选择山泉秀美的地方，在柏林定居。又建造讲学堂，房屋有几十楹。动工择定方位那天，在地下得到五铢钱五万枚，士人朋友都珍视这件事。有人便用‘青钱’为他的馆舍命名。凡是国子监收藏的书，他都买来，而且建楼加以收藏。他性情宽厚安静，凭借土地的便利使自己生活充足，不同世俗之人争讼。购买田产，勤勤恳恳地用来教育子弟；礼待宾客，把它当作自己的职责。弹琴、歌唱、饮酒、赋诗，夜以继日。”许君不是妄言之人。如今他所说的情况，与我先前的疑虑并不相同，这难道是防州的福气吗？自古以来，圣人的德行功业，全都在书籍之中。圣人并不是凭自己的智慧创造并巧妙安排这些道理，而是顺应上天恒常的规律、大地恒常的法则和万物恒常的情理。天地万物有其常道，圣人便顺应它，把它表现在言语中，落实在行事上。君主由此懂得怎样做君主，臣子由此懂得怎样做臣子，父亲由此懂得怎样做父亲，儿子由此懂得怎样做儿子，兄长由此懂得怎样做兄长，弟弟由此懂得怎样做弟弟，丈夫由此懂得怎样做丈夫，妻子由此懂得怎样做妻子，长者由此懂得怎样做长者，年幼者由此懂得怎样做年幼者。反过来，如果违背这些原则，就会相互争夺、残杀，没有能够停止的。如今温君勤勤恳恳地聚集书籍，正是有志于学习圣人。有志于学习圣人，难道只对一家有益吗？邻里乡党，大概也可以因此受到教化而顺服了。这样看来，防州人将来成就大名、做到大官，恐怕还很难预料；如此一来，防州又何必以比不上吉州为惭愧呢？柳子厚在楚越之间所见的山水，如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等，尚且都写有记文，用来启发喜爱游览的人。如今有人建造藏书楼，并非只是山水胜景，写文来启发喜爱读书的人，不也可以吗？我想有一天登上楼边的栏杆，四面望去，只见天外的江山；向前面对文史典籍，清风啊，愿你成为我的扇子；白云啊，愿你成为我的伞盖。把屈原从湘江鱼口召来，把李白从海鲸背上呼来；用宝玉的润泽漱洗自己，用明珠擦拭，使它除去瑕疵。酒意酣畅、兴致尽了，彼此作揖告退，这样的快乐岂是言语能够说尽的吗？然而我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皇祐五年秋七月庚子日记。

译《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记》我小时候读颜鲁公的《麻姑仙坛记》，看到他称道那里的土地非同寻常、人物奇异瑰丽，便在心中想象那个地方，认为它仿佛钧天帝庭，不是人间下界所能比拟的。等到长大后游览麻姑山，尽情观看其中景物，也不过是吟咏云烟、饱览水石罢了。其余古屋有几百楹，有的腐朽，有的潮湿，没有一处值得居住。仙人和神灵尚且如此，凭什么还来顾念并享用祭祀呢？唉！事物有衰败到极点后再复兴的，正是常理。那么所谓三清殿，今天莫非正是它复兴的开端吗？考察这座殿的营造，它背山面阳，取得了地势的正当位置。从五代直到现在，经历的祭祀年代已经很久远了。虽然它当初营建得颇为宏伟壮观，但木材被蛀虫侵蚀，瓦片又受雨水困扰，日益毁坏、月月倾圮，几乎就要倒塌。颍川陈公某，是乡里的年高有德之人，勇于行善；一看到这件事，内心便感到悲悯，于是拿出家财来修缮。工艺精巧的工匠一定请来，优良的材料一定备齐；有的改用新的，有的修完旧的。原来弯曲的使它隆起，原来低矮的使它高耸。涂成朱红，仿佛霞光烘托；粉刷白色，仿佛云气融化。神像的位置得以按照礼制安置，山中的精英、水中的灵物，似乎既欢喜又欣慰。虽然大道的要旨根本在于清静淡泊，哪里是一定要有土木建筑的华美才显扬呢？然而名山的景致显著可观，已经载入图籍；如果没有游览之盛，就不足以称道记述。所以谈论神仙的人，一定会说到昆仑山的废墟、海中的洲岛以及宫殿楼阁的奢侈，把珍珠美玉看得简直如同泥土草芥。世俗相沿传说，把这些当作美谈。像麻姑山这样，著名已久，元和年间的文人白乐天等人，都写有咏歌，灿然题刻在屋壁上。从那以后，谈说它的人多得说不完，书写它的人也把竹简写满了。天下的灵异胜境，没有再超过这里的。如果不崇饰栋梁屋宇，庄严地奉事上天神灵，那还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呢？这样看来，颍川公的用意难道是徒然的吗？我把颍川公看作与我祖父同辈的人；如今承蒙他命我写记，谨慎地记下大略。《麻姑山仙都观御书阁记》皇祐三年，皇帝亲笔书写的《明堂》以及《明堂之门》的篆书、飞白两种字体，被收藏在各座名山中，麻姑仙都观也在其中。这年夏季六月，道士黄太和对我说：“如今圣人挥笔书写，而山林得到御书，这岂只是金简玉字而已？它大概就像嵎夷、昧谷那样，是天象出入之处；即使撮起一抔土、舀起一勺水，也没有不光彩华美的，不再同尘俗之物一样。真是幸运啊！希望有人把这件事记载下来，用来昭示后世，怎么样？”我俯身思考说：“想到帝王的制作，史书和乐歌，幽深之处则鬼神，遥远之处则夷貉，只要有耳朵的必定听到，有嘴巴的必定传诵，哪里在于愚昧的儒生能不能认识它呢？何况礼制不直斥尊者名讳，难道可以冒犯吗？但我又想到江南地势卑下、土质贫薄，与上国之人不可能经常接触；将来旧日的老人都去世了，传闻也将失传，而史官的记注又确实秘藏，难以见到，那么我君主举行礼仪的行为、那座山接受恩赐的事情，又从哪里得知呢？前代正直的盛公也曾经写过《御书阁记》，用来记述宋太宗的事情，大概可以接续前人的做法。何况这次是恭敬地祭祀配享上天的先父，这是古代的大事。汉代收拾秦朝焚书之后的余烬，却失去了根本萌芽；渐渐到了唐代，名义还在而实际已经丧失；五代互相残害，更确实没有什么可凭借的。继承祖宗武功、尊崇文治的志向也还没有完成；上天保佑启发我王，使这件稀有的盛事得以实现，正如废弃的重新兴起、断绝的重新接续，与天神鬼神相合，并不是出自众人的谋议。礼仪已经明备，乐舞也已经完备，又用翰墨把它记录下来；河图和大训，将永远用来光耀国家。周公举行宗庙祭祀，却没有文字流传；周宣王搜寻岐阳的遗迹，而石鼓也不是亲笔所书，从来没有像这样文辞和实事相互符合、文采与功实都如此完备的。过去汉武帝封禅泰山，太史公却滞留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只说：‘这是命运啊！’如今季秋举行大享礼，而懂得这件事意义的人却有不在场的，那么该怎样说呢？如今尚且能够从仙都观看见这些珍贵的御书，也就是上天的幸事了。因此我就依次叙述黄太和的话，让人把它刻下来。” 《承天院罗汉阁记》我从前为承天院写记，已经两年了。丘文遂前来对我说，承天院的罗汉阁是他亲自营建的，希望我再写一篇文章刻在上面。当初我还是童子时，曾和如今任佐著作的陈微之在湖上读书，丘君就是他的邻居。由于长久居住在防州，熟悉这里的人情世故，我每天都同他谈笑相处，彼此没有抵触。如今再次见到他，只见头发颜色已经不同，面容却更加健壮。问他的年纪，原来已经七十岁了。他年轻时做商人，往来奔走于百越之间，又走遍两川后归来，终于积累了财货。于是治理田地，修筑房屋，教育子女，始终淑慎自守，并同士大夫交游。他又能虔诚信奉佛教，拿出多余的财物来资助佛事。假如佛教所说果真如此，那么他即使年老而死，死后还将重新获得生命。他的得意和快乐哪里会有穷尽呢？唉！汉代初次传入佛教时，西域人获准在都邑建立寺院，用来供奉他们的神。汉人都不出家，魏代也沿袭汉代制度。石季龙僭越称帝，因为他出身边疆戎族，应当遵从本族旧俗，于是百姓中有乐意奉佛的人，才特别准许他们这样做。在那个时候，佛教被看作什么呢？不过是外国的神灵罢了。到了东晋和刘宋时期，佛法才逐渐兴盛起来。大概慧远居住在庐山，名义上是僧人，实际上还兼通儒术。因此宗少文前去拜访他，考察探究文章义理；周续之通晓五经、五纬而奉事慧远；雷次宗也跟随他学习，通晓三礼和《毛诗》。儒者曾经做过他们的弟子，难道这样的人还能不受尊敬吗？各部佛经文辞华美灿烂，难道西域的文章本来就应当有所助益吗？如今僧人喜欢音乐，向文士求取言辞，也将要借助文士的力量吗？文士未必有古人的才华，尚且足以辅助僧人；即使有古人的才华，而百姓的耳目每天都在变化，难道还能够照旧施行吗？丘君因为旧日的情谊，勉强请我写下这篇文章。

译《修缮梓山寺殿记》天下著名的山水之地，被佛寺占据的十之有八九；即使只是有一眼泉水、一块石头，含着清气、吐出寒意，大致远离尘俗，几乎没有不被僧人涉足占用的。大概佛的威灵在世上赫赫显著，僧人的辩才智慧也因此得以显现。所以国家不吝惜土地，百姓不吝惜财物，割取土地、分裂财产，用来奉事佛教还来不及。建昌军位于江南上游，地灵水源深长，笔墨无法尽行描绘。从州治城向东走十多里，山峰有的像牵引而来，山冈有的像顿然隆起；水面平静的地方能照见毛发，喷涌之处化作云雾。其中占据形势胜地、兴建塔庙的地方往往都有，梓山院就是其中之一。这里道路险阻而偏僻，游览交游的人很少到达，眼睛看不到纷华，耳朵听不到权势利禄。只有松树君、竹子侯，以风韵相互鼓舞；猿猴悲鸣，鸟儿哀啼，迎送着岁月。居住在这里的人，如果能够在心中存有某种道理，那么他的安稳快乐该是怎样的呢？然而殿宇的营建由来已久，墙基因为坍塌而毁坏，屋盖因为裂开而损坏，庄严的形制不相称，瞻仰礼拜也没有地方。军教练使吴臻，家中素来富有财产，内心又喜爱兴办善事。从景祐年间开始谋划营建，共建成房屋四楹，塑造佛像九尊，用来奉行佛经教义，为祖先祈求福报。唉！佛凭借大智慧，独自看见人情本性的根本，想要驱除众人的迷惑，使他们进入正觉；他的道理深邃高远，本来就不是那些悠闲浅薄的人所能理解的。至于有所作为的佛法，讲的是因和果，认为可以改变苦与乐，使人由凡人升为天人，这确实是孝子慈孙所不能回避的事情。那么，这座殿的建成以及吴氏的用心，也值得嘉许了。承蒙嘱托让我写记，我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韩文公庙记　祖无择 元和十五年，昌黎人韩文公曾任袁州刺史。二百三十四年以后，我祖无择正好任职此州，于是修建宫室祭祀他。韩公名愈，字退之，幼年丧父，由兄嫂抚养。嫂子去世，他服一年丧以报答恩德。考中进士后，应董晋、张建封征辟，任汴、徐二府从事。入朝任国子博士、监察御史。关中发生大旱，百姓死者遍布道路，韩公请求放宽征税、免除租赋，因此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他在阳山施行善政，离任后百姓都怀念他的恩惠；有人生了儿子，全都取韩姓。韩公由江陵府法曹参军，第二次任博士，分司东都，升任尚书都官员外郎，兼判祠部。对于品行不良的僧人，一概依法处理，因此恢复耕作的人很多。改任河南县令，将要出发时，魏、郓、幽、镇四地留在京城馆舍的士卒发生骚动，百姓十分恐惧；朝廷于是禁止他出任。后来他历任职方郎中、比部郎中、考功郎中、史馆修撰、知制诰。起初朝廷商议讨伐吴元济，文武大臣没有人敢发言，韩公认为宰相被杀、中丞受伤，已经只是侥幸免于一死，像这样难道还能停止用兵吗？等到裴度出征，韩公以太子右庶子的身份任行军司马，先骑马赶到汴州，说服韩都统，韩都统便带兵随从出征。蔡州平定后，韩公对裴度说：“王承宗也可以攻取。”于是写信给柏耆，让他前往，王承宗立即献出德州、棣州。韩公转任刑部侍郎。佛骨从凤翔送到京城，百姓焚烧肌肤来供奉，整个京城都被震动；韩公上疏极力陈说这样做不可，因此获罪，被贬为潮州刺史。潮州近境有鳄鱼吃人，韩公写文章驱逐它，鳄鱼便远去，人们因此不再受害。后来改任袁州刺史，袁州百姓中有男女被卖为奴隶的，期限一到便被没收，不能脱身；韩公都计算他们应得的佣钱，把他们赎出。不久，他上奏请求把这件事写入法令。后来任国子祭酒，接见学官和儒生，必定以礼相待。授任兵部侍郎时，镇州发生叛乱，叛军杀死主帅，朝廷任命王廷凑为节度使，并下诏让韩公前往宣抚。韩公已经出发，穆宗突然想阻止他，但他已经进入镇州；众人都替他担心，他却言辞慷慨，像进入无人之境一样，与士卒讲论顺逆存亡的道理，众人无不听从命令。他解除了深州之围，使牛元翼得以回归。任吏部侍郎主持选官时，允许令史自由出入，令史的势力于是减弱。任京兆尹时，六军将士都敬畏服从，不敢犯法，说：“这就是那个想焚烧佛骨的人，他竟能这样使人信服。”韩公从镇州回来后，穆宗立即想任命他为宰相，但有人以京兆尹治理无能上报，于是提拔他兼任御史大夫，并下敕令说不必设置御史台。他与中丞李绅因此不和，后又任吏部侍郎，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唉，韩公的才能和功业可以说宏大深厚、杰出伟岸，施用于政事，无论大小、平顺或险难，没有不适宜的；他的文章博大而雄辩卓绝，奇诡之处可以与商代盘庚之诰、周代诰命相上下，可惜啊！孔子去世以后，没有圣人替他阐明彰显道理来取信后世，而韩公又在史臣的笔下受到贬抑，这不也是不幸吗？我祖无择又是什么人呢？道理还没有修养通达，学问也没有多少增长，只能日夜勤勉努力，希望接近前人的功业，因此谨慎详细地写下事实，把它记载在这里。当时是皇祐三年冬十一月一日。

译袁州东湖记 袁州城东面有一片湖，湖上有四座亭子。它们兴建于近些年，后来任州官的人年老昏聩，不理政事，湖亭因此无人修治而荒废。我初到州任时，看到这个地方，却直到三个月后才前往。后来官府事务清简，我登城观看，只见湖水虽满却很污浊，房屋虽还存在却将要倾塌，于是商议修葺。官府没有多余钱财，如果向百姓征收，便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我查阅州境内收藏财物很多的佛寺，登记取出它们多余财物的十分之一，招募工匠、选择材料，把湖亭全部翻修一新。另建堂、亭、台、阁五处，种植珍贵树木和佳美果树，间植奇花幽草，红色的荷花和绿色的荷叶交错铺满水面。于是游览的人每天都来。我乐于看到州人喜欢来此游观，便把中堂题名为“乐游”，东堂题名为“廉循”，南岸的亭子题名为“休因”，城上高处的台子题名为“月抗”，水边的榭题名为“采香阁”。又建了两间厨房，用来供应宾客。原有的四座亭子都没有名称，现在也为它们命名：在乐游堂西面的叫“逊堂”，堂北有射棚，堂南有一块一丈多高的石头，奇特秀美，十分可爱，是从卢肇旧宅迁来的。背对城墙而面向东的叫“采珠阁”，阁后也有一块好石头。原来的廉亭与逊堂、采香阁、采珠阁东西相对，坐落在城角的叫“销暑亭”；与月台相连接而稍小的叫“风亭”。水面有渡船，水道断绝处有桥，登高处有石阶道路，四周有曲折的围墙，南北两面都有门。后面是溪流，前面是街市；山间烟霭、水上清风，深潭中的鱼和树林里的鸟，时隐时现，缓缓浮动，或沉或升。眺望和聆听之间，可以排解幽闷，可以引导心情趋于平和纯粹。我因公务不能多次放纵自己游览其中，每月有时去一次、两次，已经算少了；我还以为这算多的。过了两年，新太守正在路上，我离任的日子也到了。于是设酒为他饯行，同僚举杯劝我说：“湖亭虽是旧有的，但把它增建扩充到这样完备，不是靠你又是谁？不能不让后人知道，何不写篇文章刻在石上呢？”我说：“修建池馆，只是满足耳目之娱，并非政务急需，有什么值得说的？”可是袁州在长江以西，是偏僻而贫困的地方，所以朝廷往往把获罪的人安置在这里。我就是其中一个。有时一年到头也遇不到王使从这条道路经过，若不是几位君子相互陪伴，在这里共同游乐，我凭什么能够长久居住呢？后来接替我任职的人，如果是凭才能选拔而来，就应当尽职；政事办成、百姓和乐之后，难道能没有宴饮游乐的事情吗？如果是因获罪受贬而来，也应当有登临游览的美好经历，或许可以稍稍减轻贬谪的劳苦。由此说来，这个地方应当不会废弃。为什么要取用我的文章呢？如果想知道它建成的年月，就把这些话刻下来吧。至和二年冬十月一日记。吉州新学记　欧阳修 庆历二年秋天，天子打开天章阁，召见八位执政大臣，询问治理天下的道理中有哪些可以施行于当今，应该先做什么，并让他们坐下来写出答复。八人都震惊恐惧，失去常态，俯伏叩头说：“这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境界，只有陛下想要做什么，天下才会得到最大的幸运。”于是诏书接连下达，劝勉农桑，考核官吏，选举贤才。第二年三月，朝廷又下诏令天下都设立学校，设置学官。此后，即使海边偏远之地、边疆险塞，以及四方万里之外，也没有不设学校的。唉，盛大极了！学校是王政的根本。古代政治的盛衰，要看学校是兴盛还是废弛。《礼记》说：“国都设大学，遂邑设序，党设庠，家设塾。”这是三代极盛时期完备的制度。宋朝兴起以来，大约八十四年，天下学校才开始大规模建立。难道不是盛美的事业，必须经过长久积累，才能达到完备吗？因此诏令下达之日，臣民高兴庆幸，奔走办理学校事务，以后却反而感到羞愧。同年十月，吉州学校建成。州中原有夫子庙，在城西北。如今的知州李侯到任后，谋划同州人迁移并扩建它，把它作为学校。事情刚上报请求，诏令已经下达，学校便因此建成。李侯治理吉州，敏捷而有方法。他修建学校时，吉州士人各自拿出私钱一百五十万来帮助；役用人工累计三万二千工日，百姓却不认为劳苦。所用良材和坚固砖块共三十二万三千五百，百姓也不认为太多。学校有正堂，讲学有讲筵，有藏书阁，有宾客座位，有游息亭，整齐严肃、宏伟辉煌，百姓却不认为奢侈。建成以后，前来求学的常有三百多人。我世代居住在吉州，却在朝廷滥居官位，进不能赞扬天子的盛美，退不能与学生们在学校中行揖让之礼。然而我听说，教学的方法根本在于人的本性，通过磨炼、陶冶和迁移改变，使人趋向善良。它勉励人的力量很勤恳，但进入人心的过程却很缓慢。因此善于教化的人要以不倦的意志等待长久的功效，直到礼让兴起并得到实行、风俗纯正美好，才算学校取得成效。如今州县官吏不能长久任职，也不能亲自教化百姓，所以李侯的功绩只达到学校建成，却来不及等待它取得成效。希望后来的官员不要废弃、轻慢天子的诏令，不要懈怠而半途停止。希望我将来有一天能够借机荣归故乡，前往学校拜谒，到那时将看见吉州士人个个道德明达秀异，可以担当公卿；询问当地风俗，婚姻、祭祀、饮食都合乎礼节；进入乡里，看见年幼和年长者在家中彼此孝敬慈爱；走在郊外，看见年轻人扶助衰弱的老人，壮年人替人挑担负重。走在道路上，到那时再来庆贺学校的成就。若能适逢其时，就跟随先生和老者，坐在众宾之后，听乡乐歌唱，饮献酬之酒，用诗歌颂扬天子使天下太平的功业，并遍览学校屋舍，追思吟咏李侯留下的恩德，岂不是美好之事吗？所以在学校刚建成时，我刻写这篇文章，把它立在廊下，等待将来。筠州学记　曾巩

译周朝衰微以后，先王的遗迹消失了。到了汉代，六艺从秦代焚书的余烬中重新出现，士人在诸子百家之后学习。谈论道德的人夸耀高远而遗弃世间实用；谈论政理的人只求卑近而非议师法古人。刑名家、兵家之术，则习惯于暴诈。只有懂得经书的人算是好的。可是他们又争相钻研章句训诂，把个人的见解和妄想强行穿凿成说。因此先王之道不能彰明，求学的人纷纷沉溺于所习。当时能够阐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但扬雄的著作，世人还不知道珍爱。然而那一时代出身的士人，都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慢之心。他们取舍、进退、离合，都一定以礼义为尺度。到了汉代已经衰落之后，士大夫在强暴势力之间坚持志节，甚至遭到废黜、禁锢和杀戮，而操守更加坚定的人前后相望。所以即使有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只能迟疑徘徊，终身不敢完成篡夺。从此直到魏晋以来，风俗的弊病、人才的缺乏，已经很久了。一直到今天，才有士人特然兴起于千年之后，阐明先王之道，使后世学者觉醒。世人虽然不能都理解他的用意，却往往喜爱他的学说。因此学习这种学说的人，谈论道德的本体，知道应付实际事务并不等于追求浅近；讨论政理的体制，知道效法古代并不是迂腐。他们不被百家学说扰乱，不被传注疏解蒙蔽，所知道的就是这样。这是汉代士人所不能相比的。然而能够尊奉并守持这些道理的人，却未必很多。因此平和简易、敦厚朴实的风俗衰微，而诡诈欺骗、轻薄恶劣的习气盛行。在贫富贵贱这些关系上，培养廉耻、远离耻辱的意愿很少，而苟且迎合、侥幸求利的行为很多。这正是当今风俗教化的美好程度还不及汉代的原因。那些听闻浅薄而义理很高深的人，和所知有余而操守不足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汉代的士人由乡里察举，所以不得不专心修养自己；经过长久的渐染磨炼，果断行义便不再是勉强而为。如今的士人凭文章被选用，所以不得不专心于学业；经过深厚的日常习染，内心得到的境界达到很高程度，自己也未必察觉。由此看来，在上位者喜爱什么，在下位者必定会有更加过分的追求，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假如汉代和今天都有教化开导的方法，有学校培养造就人才的制度，那么士人在学问和品行上，难道还会有彼此偏颇、先后失当的差别吗？大学之道，是想使人诚意、正心、修身，进而治理国家天下，而必定要以先使知识达到充分为根本。因此，知识确实是善行的开端，却是人最难达到的境界。如今的士人对于人所难以达到的境界，已经几乎能够达到，那么上位者施行教化，没有比现在更容易的时机了，只要看怎样引导他们罢了。筠州在大江以西，地方偏远。庆历初年，朝廷诏令天下设立学校，唯独筠州不能响应诏令。州中士人以此为忧。到了治平三年，已经过了二十三年，才向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报告。董君于是同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察看州城东南，找到高敞明亮的地方，在那里修建学校。斋舍、祭祀之室，诵读、讲学之堂，休息之屋，以及厨房、浴室、仓库、马厩，都按次序设置。工程在当年春天开始，到八月十五日建成。此后前来求学的常有几十、上百人。两位君子于是派人带信赶赴京城，请我作记。我认为，两位君子治理政事，可以说懂得当务之急了。假使筠州士人共同在学校中上下进退，讲习先王留下的文章，以求充分认识道理，其中贤能的人超然自信，独立于众人之中；中等资质的人也努力学习，以等待上面的教化，那么这座学校的建成，就不只是让来这里的人玩味空洞言论，以求在世上谋取官禄而已。因此我把自己所听闻的情况写下来作为记，并让他们带回去刻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译宜黄县学记 古代的人，从普通家庭到天子之国，都设有学校。从幼年到成年，没有一次离开学校的教育。学校教授《诗》《书》和六艺，学习弦歌、洗爵，练习俯仰的仪态和升降的节度，以此训练心志、身体以及耳目手足的动作。又教授祭祀、乡射、养老等礼仪，以此训练恭敬谦让；教授选拔人才、审理案件、出兵和接受脤肉等制度，以此训练处理事务。老师和朋友帮助解除疑惑，奖劝和惩戒促使人进步，告诫不遵守规范的人。教育所用的设施和方法就是这样完备，但其中的大要，在于使每个人都学习自己的本性，不只是防止邪僻放纵。即使人的性情有刚柔、迟速、缓急的不同，也都可以引导到中正，不使其过分或不足。使他们认识明白，使志气充实于内心，那么在进退、言语和沉默之间运用出来，就没有不合宜的。即使面对祸福死生，也没有什么足以动摇他们的心志。作为天下的士人，他们养成自身的准备如此完备。又使他们懂得天地万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以及损益、废置、先后、始终等关键，无所不知。他们即使身处堂屋之中，也能通晓四海九州的事务和万世的谋略；等到出仕承担天下的责任，位列百官之中，随着所施行的事务不同，没有什么不能胜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平日所学习和研问的就是这些。大凡普通人的起居、饮食、行动等小事，直到修身以及治理国家天下的大道理，全都出自学习，没有片刻离开教化。他们眼睛耳朵和四肢所接触、所行动的，都一定使其与内心相互融洽；在开始时谨慎的，也一定使它贯彻到最后。用自然渐进的方法训练他们，以长久积累来等待成效。唉，完备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风俗养成之后，刑罚可以搁置不用；人才养成之后，三公百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法度长久之后，中等资质的人也可以守持；教化深入人心之后，即使经历衰乱的时代，社会也不会混乱。教育达到极致就是这样：鼓舞天下，而人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在顺从它，难道需要强行用力吗？到了三代衰落以后，圣人创制的制度全部毁坏。一千多年之间，即使有学校存在，也已经不是古代的法制。人的身体、本性和行为，只任凭自己放纵；至于治理政事、役使百姓的方法，本来就没有平日的讲习。士人虽有聪明质朴、资质茂美的禀赋，却没有教育培养的渐进过程，于是人才不能成就。用没有学习、尚未成材的人来做天下的官吏，又处在衰败弊病之后，去治理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唉，仁政之所以不能施行，盗贼和刑罚之所以不断增加，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宋朝兴起已经将近几百年了，庆历三年，天子谋划当代政务，把兴办学校放在首位。于是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建立，但正在这个时候，抚州的宜黄仍然不能建有学校。求学的士人都相继寄居在州城，聚集在那里讲习。第二年，天下的学校又被废止，士人也都散去了。春秋释奠的事务已经写入法令，所以仍然按时在庙中祭祀；孔子庙却荒废了，不再修理。皇祐元年，防令李君详到任，才开始商议建立学校。县中士人某某及其同伴，都认为终于可以在这里发愤兴学，没有不相互勉励、赶快办理的。因此材料不用征收便充足，工匠不用征发却很多。建成时，房屋连成的区域有若干处，门、序、正殿、讲艺堂、士人居舍都已齐备。器物总数有若干，祭祀、饮酒、住宿、饮食所需也都具备。孔氏的塑像以及下位陪祭的士人像，全都齐全。经史百家著作以及翰林文士的文章，无须向外求取。相地、规划、兴工、建成的始末，总共只用了若干天而已。多么周全而迅速啊！当四方学校开始废止之时，有关部门本来认为求学是人情所不喜欢的事；等看到这所学校的兴建，正是在废学数年之后，只因县令一声倡导，四境之内便共同响应、谋划兴建，唯恐来不及。那么，说人的本性不喜欢学习，果真是这样吗？宜黄的读书人本来就有很多优秀人才。李君担任县令时，威严施行而仁爱树立，诉讼清明，事务兴办，他的政绩也很好。正值良令在任之时，顺应当地仰慕学习、发奋求学的风气，建造校舍，准备教习所需的设施，以及图书、器具等用品，没有一样不是齐备的，用来培养那些优秀人才。虽然古代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了，但圣人的典籍都还在，其中的言论可以考察，方法可以求取。假使人们能够相互学习并弄明白这些道理，那么礼乐制度和仪节文饰的详细规定，本来就有许多不可逾越之处。至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以及治理国家天下的大事，则只在于不断引导他们前进罢了。假使一个人的品行得到修养，再推广到一家；一家的品行得到修养，再推广到乡邻、族党，那么一个县的风俗就会改变，人才也会产生。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归向，并不是遥不可及的，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县里的士人来请求说：‘希望您写一篇记。’因此写下这篇记。《墨池记》临川城东有一块地，隐约高起，面临溪水，叫作新城。新城上有一方低洼而狭长的池子，称为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中所说的。王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练习书法，把池水都染黑了；这里难道真是他的遗迹吗？当王羲之不肯被强迫出仕时，曾经远游东方直到沧海，在山水之间排遣自己的情怀；难道他也曾在这里任意游赏，并且曾经在此休息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达到精妙，那么他的成就，大概也是凭借精勤用力而取得的，并非天生如此。然而后世再没有人能够赶上他，难道是后人的学习不如他吗？既然如此，学习本来怎么可以稍有懈怠呢？何况是想要深入达到道德境界的人呢？墨池上如今建成了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盛担心它不显扬，便在楹柱之间题写‘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来标明，又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推究王君的心意，难道是爱惜别人身上的长处，即使只有一种技能也不让它湮没，并因此推广到他的遗迹吗？还是想借此推扬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求学的人呢？一个人有一种才能，后人尚且如此敬仰他，何况仁人庄士遗留下来的风范和思想流传到后世，又会怎样呢？

译《拟岘台记》尚书司门员外郎、晋国裴君治理抚州的第二年，因城东一角的地势建造了一座台供游览，并命名为‘拟岘台’，说它的山溪形势像岘山。他多次和属官以及州里的寄居宾客一起游览，间或独自向我请求写记。起初，州城东面依着大丘修建，城壕借着大溪形成，城角凭借客土伸到溪水之上；城外连接着群山高陵、野林荒墟，远近高下，壮阔宏大、开朗广远，其中奇异可喜的景观，环绕在抚州东南，坐在这里就可以看见。然而这里被雨水毁坏、积水冲毁，大都隐蔽弃置在丛生的荆棘野草之间，一直没有人靠近并喜爱它。裴君发现这里后很高兴，增添砖石和土，修换破损残缺之处，除去荆棘野草，开辟出高敞明爽的地方，四周围以横栏，上面覆盖高高的屋脊，于是建成一座台，使它脱离尘埃氛围，隔绝烦扰喧嚣，迎接云气而临近风雨。这样一来，溪水两岸的平沙和漫流，微风与远处的声响，以及波涛汹涌、冲破山岸、摧折树木的奔放水势，直到高高的桅杆、强劲的船桨，以及在水面上下浮沉的沙禽水兽，全都显现在脚履之下；山岭苍翠的山色和秀美的石壁，峰顶悬崖争相耸出，带着日光景色迫近星辰，直到平坦山冈和绵长的陆地，虎豹盘踞、龙蛇奔走，以及荒僻小路、丛聚村落、幽暗树荫和往来游人行旅，隐约显现、连续不断的景象，全都展现在席褥之内。至于云烟时而舒展开、时而聚拢，阳光时隐时现，四时早晚、雨天晴天、明亮昏暗，变化各不相同，那么即使反复观赏也不会厌倦，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形态。有时饮酒的人尽情畅饮，歌唱的人情绪激昂；有时安静地观看，缓步而行，徘徊倚立，那么从耳目获得的快乐和从内心获得的快乐，虽然所寄托的乐趣不同，却也各自适合自己的心意。抚州不是交通要道，所以贵人和富商不会到来；这里良田很多，所以水旱灾害和螟螣灾害较少；百姓乐于耕种桑麻而自给自足，所以山谷中放牧的牛马不必收进栏里，郊野堆积的五谷不用筑墙防护，安然得不知道战鼓报警和征发服役之事。裴君既然顺应当地风俗，以简约清静的方式治理，所以能够在闲暇日子到这里休息，把乐趣寄托在此。州里的男女百姓乐于这里安宁而且治理得好，又得到游览观赏的美景，也将和他共同享受这种快乐。因此我为它写下这篇记，建成的年月日是嘉祐二年九月九日。《徐孺子祠堂记》汉朝自元兴以后，政权落入宦官手中，小人凭借他们的威势和福祸予夺之权，互相煽动而作恶；中等才智的人则观望不前，不知道该怎么办。汉朝既然失去了掌握政权的权柄，法纪纲常便大为崩坏。然而当时在位的公卿大夫，多是豪杰中挺身而出的士人，他们共同发愤，同心协力，按照正道直言，分辨是非黑白，丝毫不向宦官屈服，以至于遭到排斥；等到织罗罪名、钩连党人的狱案兴起，他们的操守更加坚定，行为更加激烈。虽然志向没有实现，但忠诚有余，所以等他们死后，汉朝也随之灭亡。当时天下听闻他们的风范，仰慕他们义行的人，个个感慨激愤，以至于有人解下印绶、抛弃家族，亲骨肉之间相互勉励，奔赴死亡也不躲避。一百多年间，那些擅自强大、企图非分图谋的人接连不断，却都迟疑不敢发动。汉朝能够在灭亡之中保存自己的影响，大概就是靠了他们的力量。徐孺子在那个时候，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举荐他为有道之士，授任太原太守，又备办安车和礼仪征召他，他也都没有前往。他大概已经把自己防守约束成一个普通人，专心独善于隐居简约之中；虽然操守不同，但在仁德上的志向是一致的。在位的士大夫，能在乱世中坚持自己的气节，不因生死而动摇内心，和那些怀恋俸禄的臣子相差很远。然而他们不肯离去，是因为义理在于救济世人。徐孺子曾对郭林宗说：‘大树将要倒下，不是一根绳子能够维系的，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无暇安居呢？’这句话的意思，也不是说他满足于山林沟壑、遗弃世事而不顾。孔子称赞颜回说：‘任用我就出来做事，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样吧。’孟子也称赞孔子说：‘可以出来做官就出来，可以退处就退处，正是我所愿意学习的。’孔子面对君子和小人势力的消长、进退，选择适宜的处所，从来没有不顺应时势的时候，因此看见事情不可为便停止。这就是徐孺子不能用这一原则改变那一原则的原因。徐孺子姓徐，名穉，孺子是他的字，豫章南昌人。按图记记载，章水向北流经南昌城西，经过白社；白社西面有徐孺子墓。再向北经过南塘，南塘东面是东湖；湖的南面小洲上有徐孺子故宅，号称孺子台。吴嘉禾年间，太守徐熙在徐孺子墓道旁种松树；太守谢景在墓旁立碑；晋永安年间，太守夏侯嵩在碑旁建思贤亭。世代修缮治理，到拓跋魏时称为聘君亭，今天亭子还在，但湖南的小洲世人不知道它曾是徐孺子的住宅，也曾建过台。我担任太守的第二年，才在那个地方筑茅屋为堂，绘制徐孺子像，用中牢祭祀他，率领州里的宾客和属官前去拜祭。汉朝到今天将近一千年，富贵而湮没无闻的人数也数不清，徐孺子没有走出闾巷，却唯独声名流传至今，那么世上那些想凭智慧和力量争胜的人，难道不是迷惑了吗？徐孺子的墓已经失去所在之地，但孺子台幸而还可以考察得知。建祠是为了向本地人表示崇尚道德，所以一并采录他出仕与退处的旨意写成这篇记。

译《洪州东门记》南昌在《禹贡》中属于扬州的地域，在地理志中属于吴地的分野。它所统辖的八州，疆域连接荆、闽、南粤，方圆数千里。这里的田地适宜种植粳稻和糯稻，赋税中的粮食运送到京师，在天下各地中是最多的。它处于江湖之间，是东南地区的一大都会。州治所在地依据城墙的地势设置城门，东西两面都有门。西门已经翻新，唯独东门仍然陈旧破败。熙宁九年，我担任本州长官，把东门改建一新。第二年，我调任福州。又过了一年，我从福州奉召回京，经过南昌，看到东门时，现任太守元侯已经拆除旧门而改建了它。元侯认为我与本州有旧交，于是派人来请求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我推辞说不能胜任，但他的请求始终不停止。大概天子和诸侯的城门制度，经典中说得不清楚。研究礼制的人认为，诸侯的制度有皋门、应门、路门，天子的城门再增加库门、雉门。然而《春秋》中所见，鲁国有库门、雉门；《孔子家语》中所见，卫国有库门。有人认为这是为了褒扬周公、康叔，并不是诸侯通常的制度，果真如此吗？大概已经无法考证了。《诗经·大雅·绵》中说，古公亶父迁居到岐山，建造宫室、门墙，都合乎适宜和礼制。后世周原扩大、功业推进，人们叙述并歌咏这件事，诗句说：‘于是建立皋门，皋门高大。’解释的人说：‘伉，是说它高。’又说：‘于是建立应门，应门庄严。’解释的人说：‘将将，是说它严整端正。’这样看来，诸侯的城门只要高大而且庄严，本来就是诗人所赞美的。圣人审定《诗经》而把这些诗列入其中，就是要让后世把它作为法则。如今元侯在东门改掉简陋、修复毁坏，不违背礼制，这是值得记载的。他来请求我写记时，我还没有到京师，便调任明州；元侯又派人在路上追到明州，不停地催促我写文章。考察南昌东门建于淳化五年，题写在栋梁上的文字是：‘皇第六子镇南节度、洪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徐国公元偓，尚书户部郎中、知洪州军州事陈象舆。’按籍册考证，徐国公后来封为密王，是太宗的第六子，奉命镇守南方这片土地，但实际上留在京师，那么建造这座城门的大概就是陈象舆。到这次改建城门，前后总共八十九年。元侯办理这项工程，木材取自不属于百姓的土地，工役取自役卒多余的劳力，瓦、砖、金、石、油漆、红黑白垩等费用，取自府库日常收入的钱。从七月戊子开始动工，到十月壬子完工。建成后，南北宽十寻，东西深度是它的一半，高度和宽度相等；用它发布政令，谨慎掌握禁令和界限，按时开闭城门，通行往来。它与东南地区一大都会的地位相称，而工程大概没有劳累百姓。元侯名叫积中；又过一年，正是元丰二年。《抚州颜鲁公祠堂记》赠司徒、鲁郡颜公名真卿，在唐朝任职时官至太子太师。他和堂叔兄颜杲卿都具有高尚气节，以死守节至今，虽然普通男子和妇女也都知道颜公的刚烈。起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料定安禄山一定会反叛，便为此作了防备。安禄山起兵后，颜公与常山太守颜杲卿扼制他的后方，叛军不能直接窥伺潼关，是因为颜公和颜杲卿牵制了他们的势力。肃宗时，颜公多次直言进谏，宰相不高兴，便把他斥退。又被御史唐旻诬陷，动辄遭到斥退。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居西宫，颜公首先率领百官请求问候太上皇的起居，又遭斥退。代宗时，他和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有所遮蔽，颜公极力指斥，又遭斥退。杨炎、卢杞做了宰相以后，德宗更加厌恶颜公的所作所为，接连斥退他，仍不满意。李希烈攻陷汝州，卢杞就派颜公出使李希烈。李希烈起初因颜公的话感到惭愧，后来终于把颜公勒死。那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了。天宝年间长期没有战争，安禄山反叛后，天下无不震动，唯独颜公凭小小的平原郡，便挫败了叛军的锋芒；四方听闻此事，争相奋起响应，唐朝最终能够振兴，颜公起了倡导作用。颜公开辟土门时，同一天归附他的有十七郡，得到军队二十多万；由此看来，只要顺应形势并且真诚，天下人都会跟随他。从这以后直到颜公去世，将近三十年，小人接连掌握政权，天下日益陷入弊病；大盗接连兴起，天子总是出外躲避。唐朝在朝廷任职的臣子，大多畏惧怯懦、观望不前；能够处在这种环境中，只因一次触犯时俗、失去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已经很少了。至于一再触犯时俗、失去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大概从来没有。若是遭遇起落跌倒，直到七八次，最终至死也不后悔的人，天下只有一个，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神仙、佛教的说法，并不都合乎道理；但等到他奋然自立，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大概是出于天性。因此，颜公能够安然面对死亡，并不足以用来观察他伟大的地方。为什么呢？到了势穷而义理要求不得不死的时候，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力做到，何况是深信自己的颜公呢？他历经触犯大奸臣，颠沛跌宕、震荡困顿，达到七八次，却始终不因生死祸福而有丝毫顾虑；不是笃信正道的人，不能这样。这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世道的治乱不同，士人的出仕或退处也各不相同，像伯夷的清白、伊尹的担当、孔子的顺时而行，各自都有合乎义理的地方。既然已经把自己比作古代担当政事的人，却又想顾虑退缩、回避隐遁来向世俗求取名声，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孔子厌恶鄙陋浅薄的人，说这种人不可以侍奉君主；而像颜公这样多次舍生取义的人，难道不是孔子所说的仁人吗？如今是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厚载和尚书屯田员外郎、抚州通判林君慥，共同仰慕颜公的壮烈，又因为颜公曾经治理过这个州，于是建造祠堂来祭祀他。祠堂建成后，两位大人到我家告诉我说：‘希望您写篇文章记述此事。’颜公显赫的声名本来不会因为有没有祠堂而受影响；但人们仰慕向往他的心情如果不能充分表达，没有祠堂就无法寄托这种志意。听到他的壮烈事迹，已经足以感动人，何况亲自拜谒他的祠堂、接受他的熏陶呢？如今州县的政务，凡不是法令所能管到的，世人便不再议论；唯独两位大人能够追念颜公的气节，尊崇他并为他建祠，用来给当世树立法令所不能达到的风范，这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了。

译《菜园院佛殿记》庆历八年四月，抚州菜园寺的僧人可栖得到本州人高庆、王明、饶杰的帮助，三人共同带领百姓捐钱，在寺院中建造佛殿。佛殿建成并把佛像安置在里面后，他们来请求我写文章作记。起初，菜园在尚书省有登记，在城南五里有一块土地，但那里杂草树木丛生，牛羊践踏，想建房屋让人居住，却没有人愿意。可栖来到后高兴地说：‘这是天下被废弃的土地，没人争夺，我得到它在这里终老，这就足够了。’于是他靠给人治病取得资金，就在这里建起寝室、讲堂、重门、斋房、厨房、浴室，供客人和僧人居住的房舍，并召集同伴进去居住。唯独佛殿工程最大，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能完成，便让高庆、王明、饶杰拿着账簿到民间募捐，有人捐什么就记下什么，细微的捐献也没有不接受的，逐渐积累，满一个月便筹足了用来完成工程的费用。自可栖来此居住，到现在大概已经十年了。我观察佛门弟子，凡是有所兴建，他们都用力勤奋，专心致志，不肯草率完成，也不求快速见效，所以善于由小做大、化难为易，而且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如愿完成的，难道只是他们的教义能够感动人吗？他们其中也有智慧。像可栖这样披荆斩棘、经营筹划，细微琐碎之事都亲自搜集办理，经过十年之久而使志愿完成，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难道不是接近这种精神吗？唉！佛教的势力本来已经遍重于天下，而学习佛法的人又这样善于发展它。至于世俗儒生学习圣人的道理，既然自以为已经达到极点，等到承担天下事务时，却从来没有勤勉实行的意愿，也没有坚持操守的毅力。年长年少的人相互谈论说：‘不过是一时的利益罢了，怎么能一定要经过世世代代一百年，逐渐形成教化，再等待久远的功效呢？’他们彼此用这种想法熏染，经过一千多年，即使有贤者出现，也不能在这种环境中实现志愿。这样看来，儒学反而远远不如佛门弟子。那么佛教之所以兴盛，难道不是由于儒者自我守持的事业衰落了吗？我为此写记，不只是为了表彰可栖的能力，也是为了惭愧于我们儒道不能施行罢了。

译《兜率院记》古代治理国家有固定的常道，百姓也有固定的职业。至于祝祷、剃发，禁止并抛弃冠帽、环佩、衣带和皮裘，不扶持耒耜、织机、陶器，以及其他器械、水土之类的事物；它们经营安排的时节，都不能亲自实践。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也都不履行各自应当履行的事情，却说他们的教法能够给人带来祸福；拿这话去询问圣人，没有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起初从汉魏时期流传开来，挟持这种言论的人逐渐四处扩散，到今天尤其兴盛。方圆百里的县，其中信奉这种教法的人少则将近几千，多则达到一万以上。寺院房舍有数百所，大多高墙深屋，穿华美的衣服，吃精美的食物，车马豪华，连封君也比不上。古代方圆百里的封国只有一个封君，但他的财力尚且很难轻易得到充足。如今方圆百里的地方，超过封君的人有百十个，他们搜求奇货、牵取财物，使百姓受苦；百姓往往皱眉呻吟，成为道路上瘦弱困苦的人。依靠这样的办法，治理、教化、诚信、礼让怎么能够实行呢？天下像这样供养寺院和僧人的地方，大概有多少宫院、多少人呢？有关部门常常把持各种货物的利益，即使细小得像蓬草芒刺一样，也一点不肯遗漏，忙忙碌碌地劳作。可是对于佛寺僧人，花费即使这样巨大，却全都置之不问，反而把府库搬空、把财物倾尽而抛给他们，难道是不知道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吗？还是知道这样做不对，却姑且强行保存它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我实在无法解释。分宁县城内外，名为宫的寺院有一百八十多所；兜率院在县治西十里，它的僧众尤其互相率领、竭尽力量来把寺院扩建得奢丽。它兴建的起因和源流，是邑人黄庠所建；后来院主僧人某某又在原有基础上整治扩建，使它更加宏大。殿堂房舍居中严整，斋房、僧舍、厨房、浴室排列在两侧，马厩、园圃、粮仓也都布置周密牢固；供奉养育僧众所需的物资，没有一样需要向外求取。把这些事情列述出来前来请求我写记的，是该寺僧人省怀。唉！佛教的教法，使四方的人奔走归附、聚集于此，欢快自得，没有停止的时候。我没有力量拒绝他们，只能把最切要的部分放在心里，摘取出来写成这篇话送给他们。希望让你们这些僧徒知道，自己享受的利益很多，而百姓所受的祸害已经太严重，并且把这些话告诉有关官员，看看最终会怎样。《滁州学记》王安石 滁州在江南，地域最为广大空旷；山岭绵长，山谷荒僻，阴暗险阻交错纵横，是闽、越地区贩运铜和盐的商路出入之地。掘坟盗墓、抢劫掠夺、私自鼓铸等奸邪之事，比天下其他地方更多。庆历年间，朝廷曾下诏建立学校，各州县也奉诏兴办，但校舍低矮简陋、狭窄逼仄，不足以成为美好的观瞻。州人想要集合私人财力迁建并扩大校舍，已经很久了。然而官吏曾经竭力应付审理诉讼，无暇顾及此事，过了二十一年，才在州治东南改建，来实现州人的愿望。工程大约始于治平元年二月，当时提点刑狱、宋城人蔡侯主持州事；到十月进行考察验收的，是知州事、钱塘人元侯。两位大人都是天下所称的能干官吏，所以这项工程完成得并不劳苦，斋室、祠堂、讲堂、候望之所、住宿休息之处，直到厨房和浴室，没有一处不具备。又拿出剩余钱财购买田地和书籍，用来供学者使用，内外都完善了。于是州人共同为两位大人能够成就此事而高兴，前来请求我写文章记述落成。我听说，先王所说的道德，不过是关于人的本性和生命的道理；它的制度礼数体现在祭祀器皿、钟鼓、管箫、琴弦之间，却常常担心人们难以理解，所以设置官师，建立学校，把天下士人聚集起来，希望通过命题、辨说、诵读、歌唱、奏乐、舞蹈，使他们深刻理解其中的意义。士人是治理百姓的人；如果牧养百姓的人知道道理所在，那么那些还不知道的人，只需加以引导罢了。但士人学习却不知道，知道却不实行，实行却不能达到要求，那该怎么办呢？先王于是制定了政令。政令不只是用来奖励和惩罚，也确实包含奖励和惩罚的作用，所以选拔学业有成的人任卿大夫；其次，虽未完全学成但不妨碍将来达到要求的人，任用为士，这就是舜所说的任用他们。至于道德隆盛、品德高尚的人，又不止于此；即使天子也面向北方以弟子礼向他请教，并和他轮流充当宾主，这就是舜所说的承接、尊奉贤者。那些蒙蔽陷溺、背叛逃亡、不可与之讲道理的人，就用鞭打来教诲他的过错，用文字记下他的恶行；经过多年等待仍不改变，放逐、抛弃乃至杀戮的刑罚就会接踵而来，这就是舜所说的以威势约束他们。大概教化的方法，在道德方面，用智、仁、圣、义、中、和来区别培养；在行为方面，用孝、友、睦、姻、任、恤来统一规范；在技艺方面，则把礼、乐、射、御、书、数全部教给他们。淫邪的言论、偏颇的行为和诡异怪诞的方术，不能辅助世道，就不容许在当时存在；诸侯所施行的教化，也全部听命于天子，是天子下令规定的。然后兴办学校，规定学习的年限，以调节进度快慢；规定权衡标准，以节制教育规模的丰简。命令如果不在这些方面，那么上位者就不能凭借教化来办学，求学的人也无从遵循正道。士人在这里奔走、作揖谦让、相互应酬、谈笑说话、上下进出，没有一件不是受到教化的；上等的人可以达到天命的境界，较差的人也不会失去做人的根本。即使把这种教化流传到衰微之后，也还可以鼓舞众人，使他们和后世的人有所不同。所以在那个时代，妇女能够说出的道理、儿童能够明白的事情，有些正是后世老师宿儒所困惑而不能领悟的。武夫所讲述的道理、鄙野之人所坚守的操守，有些是后世豪杰名士所畏惧而感到惭愧的。尧舜和三代从容无为，仿佛把四海统一在一座堂上，而流传下来的风尚和遗俗长久歌咏赞叹不止，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周朝的治道衰微，不幸又出现了秦国；君臣都不知道屈己求学，却乐于自以为是，他们建立的制度违背了正道。秦人又憎恶非议他们的人，于是焚烧《诗》《书》，杀害求学之士，扫除天下的学校；这样一来，非议他们的人反而更多，最终还是不能胜过天下人。为什么呢？先王的道德出于人的本性和生命的道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够顺着人心把这些道理引导出来，并不是能夺走人本有的东西，再把人本来没有的东西强加给他。经典虽然亡失了，出于人心的道理仍在，那么又怎么能使人舍弃自己明白的道理，跟从我而陷入聋昧呢？不过，这种人心并不只是秦代才有；在孔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想毁掉乡校了。

译大概是上位者失去了政道，人人各自发表议论，却不努力提出最完善的办法来胜过他们，只担心有所作为太困难；所以这种心态并不只是秦人才有。墨子偏偏不知道问题正出在这里，反而提出‘尚同’的主张；他的愚昧，和秦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唉，道统不统一已经很久了！扬子说：‘如果想重新推行自己的学说，不如让各位儒者闭口不言。’大概是有意针对辟雍、学校的事情说的。他这话说得好，即使孔子再生，也一定会同意。如今皇帝凭借盛大的德行刚刚即位，或许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今天的州郡长官其实就是古代的诸侯；他们与古代不同的地方，不在于施政设置不够专一，而在于朝廷所授予他们的还没有先王的法度；不在于没有教化之事，而在于教化的方法还没有培养成士大夫仁义的才质。滁州虽然地域广大而偏远，只要得到正确的教化方法，那么即使那些强悍、昏愚、顽劣、凶暴，触犯禁令法律却不知悔改的人，也将能够使耳目聪明、内心向善，更何况那些求学问道的百姓呢？所以我写下两位大人的功绩，借此说明古今的变化，以及我对朝廷的期望，让他们回去刻在石碑上。《信州兴造记》晋陵人张公治理信州的第二年，是皇祐三年。奸邪强暴者受到压制，柔弱隐伏者得到伸张，政令已经大力推行，百姓因此安宁休息。六月乙亥，发生大水。张公把囚犯迁到高处的监狱，命令所有差役戒备，不要共同触犯通常的诛罚。半夜时分，洪水冲破城墙，淹没官府寺署和百姓住宅。张公奔到谯门，坐在门下，命令吏卒用木筏收救鳏夫、孤儿、老人、残疾人以及迁出的囚犯，大家都得以不死。丙子日，洪水退去。张公和宾客僚佐巡视各处，查明水灾情况；下令县里征调未被水淹到的富户，共七百八十六户，收取佛寺积存的木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件。还不够，于是把先前张公命令富民拿出粮食赈济贫民的三十三人召来，他们自己说：‘新粮已经收获，赈济可以停止了，愿意把粮食折价输送出来，以帮助补充木材费用。’七月甲午，招募人手修筑洪水冲入处的城墙，修补各府署的缺损，考察监军的住室，建立司理院的监狱，在州城西北的高敞爽朗之地营造房舍，安置驻扎的军队；拆除旧营地，按时操练士兵，教授刺击、砍伐、坐下、起立等军法，这些从前都没有。建造驿站，命名为饶阳；建造住宅，命名为回车；在南门外筑两座亭子，左边叫仁亭，右边叫智亭，作为山水景观的依托。在两亭之间架设四十二只船组成的浮桥，以沟通车辆和行人的道路。在州门左边又建一座亭子，叫宴月吉亭，用来接待宾客。总共架设浮桥一座，修筑城墙九千尺，建造房屋八所，按柱子计算共有五百五十二根。从七月九日到九月七日完工，共五十二天，使用夫役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五人。中等人家以下的百姓看到城郭、房屋修好了，却不知道材料从哪里来；看到劳工聚集又解散，却看不见劳役怎样影响到自己。凡是原来已有的设施，一定补齐原来没有的。所以到现在这些设施都已具备，工程经费最终没有超出县官所供给的钱。张公这样救灾补败，施行政务，比世上的一般官吏贤能得多。如今州县灾害接连不断，百姓原本还没有因灾害而困苦，又有治理灾害的政令发布出来；然而安置不合宜，征取不适当，元凶、惯豪趁机施展手段侵害百姓，百姓这才开始受苦。苦难到了极点，官吏才开始傲然自得，百姓彼此讥讽嘲笑他们，而官吏自己还不知道。官吏却不懂得如何治理政事，使百姓受到严重困苦的，多半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哀怜百姓、忧虑官吏不学习的原因。由此说来，做张公治下的百姓，即使不幸遭遇灾害，大概也可以没有遗憾了。

译《抚州通判施见山阁记》抚州通判、太常博士施侯在自己官舍西侧建了一座阁。建成后，他和宾客登阁饮酒，并给它命名为‘见山’，还说道：‘我们这些人摆脱兵火之灾，沐浴仁圣之君的恩泽，使父子能够安居，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天子恭敬节俭，池塘、园林、台榭等景观有的毁坏淤塞，却没有重新营造；他不愿有所扰动，又想符合祖宗怜悯仁爱百姓的心意，实在太深了。因此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才智力量追逐利益，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蛮貊、湖海、山谷中的聚落，大农、富工、豪商之家，也往往能够扩建宫室、增高楼观，和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中有财力的人争逐无穷的奢侈。百姓既然已经富裕有余，官吏难道不应顺着他们有余力的条件，做些自我娱乐的事情，以称颂君上的施政吗？何况抚州这个地方，靠山地耕作、依水种植，放牧牛马，以虎豹出没之地为疆域，方圆千里之内，百姓男女有五六十万。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到了这样的程度，而通判又像父母一样治理他们，那么这个官员怎么可以不贤能？即使贤能，难道治理政务时能不劳累吗？唯独没有游览观赏、饮食宴享的地方来让他在闲暇日休息，恐怕不符合先王让平民用劳力供养君子的本意。我之所以乐意建造这座阁，正是想在这里稍微减轻劳累；并不是认为我这个不肖之人能够长久拥有它，只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接待后来的贤者罢了。’ 况且人们仰慕贤者，是因为贤者所乐于做的事和天下人的志愿相同，又没有违背它；这样才能有余力与百姓相处，使他们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可是世上的议论者说：‘召公在周朝处理政事，正值春天，便在枝叶茂盛的甘棠树下停留，听取男女的诉讼，不敢在宫中独自休息，恐怕百姓跟随我而劳作，耽误他们耕田的时节。’大概他以这种隐约困苦、自我压抑的方式取悦百姓，所以百姓爱戴并思念他，歌咏他，甚至不忍砍伐他停留过的甘棠树；现在《甘棠》这首诗说的就是这件事。唉，这恐怕不是召公真实做过的事，而是诗人的本意，只是墨子遗留下来的空言和那些吝啬、琐细、狭隘、逼仄之人的喜好，是我所不能做到的。于是酒兴正浓，宾客都很高兴，大家从容赞美施侯所做的事，称赞他的话说得好，又赞美、扩大这座阁的意义，并称许他命名的缘由，说：‘登上阁楼，放眼环视，那么没有遮挡的城邑房屋、草木、河流原野、山坡低湿地，全都可以看见。施侯唯独看见山，并用它来命名，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山在我们左右前后，有的盘曲，有的蹲踞，有的伏卧，有的奔驰，只有山最能适合我们眼睛的观赏吗？还是因为我们的内心从这里有所领悟，所以感到快乐呢？’ 施侯认为宾客的话说得知情达理，便写信给我说：‘我建造阁楼并给它命名的原因，就是这样。请您为我写下这篇记。’我几次推辞却不能停止他的请求，于是又借叔父的命令来接受这件事。最终为他写下这篇记，给后来的贤者看，使他们知道施侯建造阁楼并命名的原因，他的话就是这样。《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 象牙、犀角、珍珠、美玉等奇异珍贵之物，能使人的耳目愉悦，却不适合实际使用；金、石、皮革、木材、丝、麻、五谷等六类材料，适合实际使用，但使用它们就会损坏，取得它们就会耗尽。既能使人的耳目愉悦又适合使用，使用而不会损坏，取得而不会耗尽的东西，贤能与不肖之人所得各依自己的才质，仁者与智者的见解各随自己的资分。才质和资分不同，却能求取而无不得到的，只有书籍吗？孔子是圣人，他的学习一定从读书开始。当时只有周朝掌管柱下的史官老聃藏书多。韩宣子出使鲁国，才看见《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季札出使中原诸国，才得以听到《诗经》的风、雅、颂；而楚国只有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人生在那个时代，能够见到六经的，大概没有几个人。他们的学习可以说很困难了，但都熟习礼乐，深明道德，后世君子也比不上他们。自秦汉以来，写作的人越来越多，纸张和字形书写日益趋于简便，书籍也越来越多，士人没有谁没有书。然而求学的人反而越来越马虎简略，为什么呢？我还来得及见到老儒先生，他们亲口说年轻时想求取《史记》《汉书》却得不到，幸而得到后，全都是亲手抄写，日夜诵读，唯恐来不及。近些年，书商相互翻刻，各家各派的书每天流传成千上万部，求学的人得到书籍又多又容易，照这样说来，他们的文章词句和学术见识应当比古人多出几倍；可是后来的科举士子都把书捆束起来不看，发表空泛的议论而没有根基，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朋友李公择年轻时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的僧舍读书。公择离开后，山中的人思念他，便把他居住过的地方指称为李氏山房，所藏书籍共有九千多卷。公择已经涉入学问的支流，探究它的源头，采撷剖析其中的精华和实质，咀嚼其中的精髓滋味，把它们化为自己的学问；这些都表现在他的文章里，落实在他的行为中，使他闻名于当世。可是书籍本身仍旧保持原样，从来没有减少损耗；将来还可以把它们留给后人，供他们无穷无尽地求取，使每个人都得到与自己才质资分相应的收获。因此这些书不收藏在他家中，而收藏在他过去居住过的僧舍里，这是仁者的心意。我既已衰老而且多病，对世事没有什么用处，只希望在剩下的几年里，读完那些我尚未见过的书；庐山本来也是我一直希望游览却未能去的地方，大概将要老死在那里，尽力打开、阅读公择的藏书，拾取其中剩余的精华来补益自己，或许还能有所收获吧？公择请求我写篇文章作记，于是我写下几句话，使后来的人知道古代君子见到书很困难，而今天的求学者有书却不读，这是多么可惜。

译《石钟山记》《水经》说：鄱阳湖的湖口有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山下临近深潭，微风鼓动波浪，水和石相互撞击，声音像洪钟。这种说法我曾经怀疑。如今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大风大浪也不能使它发声，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代，李渤才寻访它的遗迹，在潭边找到两块石头，敲击它们并听声音：南边那块声音含混，北边那块声音清脆高亢；鼓槌停止敲击后，声响仍然传出，余音慢慢消失。李渤自以为找到了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然而这种说法我更加怀疑。能铿锵作响的石头到处都是，为什么唯独这两块石头以钟声著名呢？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日，我从齐安乘船前往临汝；我的长子迈将要到饶州德兴县任县尉，我送他到湖口，于是得以观览所谓的石钟山。寺院的和尚让一个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中选了一两块敲击，发出硿硿的声音。我本来就笑他这种做法，不相信那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到了当夜月光明亮时，我独自和苏迈乘小船来到陡峭的崖壁下面。巨大的石头侧立，高达千仞，像凶猛的野兽和奇异的鬼怪，森然仿佛要扑向人。山上栖息的鹘鸟听到人的声音也惊飞起来，在云霄之间发出磔磔的叫声。又有一种像老人在山谷中咳嗽并且大笑的声音，有人说那是鹳鹤的叫声。我正心惊想要回去，忽然巨大的声音从水面上传来，像钟鼓一样噌吰不绝，船夫大为惊恐。慢慢观察，才发现山下全是石洞和石缝，不知道有多深；细微的波浪进入其中，水声回荡澎湃，原来是这样形成的。船回转到两山之间，将要驶入港口时，有一块大石横在水流中央，可以坐下百人；石头中空而多孔，和风、水彼此吞吐，发出坑洼处镗镗鞳鞳的声音，正好同先前那种噌吰声相互应和，仿佛奏起了音乐。于是我笑着对迈说：“你知道这些吗？噌吰声，是周景王的无射钟；坑洼处镗鞳的声音，是魏献子的歌钟。古人没有欺骗我。”事情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难道可以凭主观臆断来判断它有无吗？郦道元所见所闻，大概同我一样，只是说得不详细。士大夫始终不肯乘小船在悬崖绝壁下过夜，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渔夫和船工虽然知道，却无法用文字表达，这就是世上不能流传的原因。可是浅陋的人竟用斧头砍凿来考察寻找，自以为得到了事情的真相。我因此记下这件事，是感叹郦道元记载简略，笑李渤见识浅陋。《南安军学记》古代治理国家的制度有四项：井田制、肉刑、封建制和学校。如今都废亡了，只有学校还勉强存在。古代办学有四项目的：大的方面是选拔士人、讨论政事，小的方面是奏乐歌咏、诵读诗书。如今这些都没有了，只剩下诵读而已。舜说：“众多愚顽而不善言辞的人，如果不在这时用射侯来使他们明白道理，就用鞭打使他们记住；把罪过写下来用以识记，是想和他们一同生存吗？让乐工采纳他们的言论，按时宣扬；改过的就荐举他，任用他；不改的就威慑他。”这里“格”是改变的意思。《论语》说：“有羞耻心，并且能够改过。”这里“承”是荐举的意思。《春秋左传》说：“奉献齐国的牺牲。”对于那些愚顽不善言辞、不遵循这种教导的人，舜都有办法对待他们。教化恶人没有比引导他向善更好的办法，所以选择那些可以进用的人，用射侯的礼仪来举荐他们。对那些严重不遵守教导的人，就鞭打；罪过较小的，就把罪行写下来以便记住，并不是憎恨他们，而是想和他们共同生存、共同忧乐。这些人是士人中有罪却还不能彻底抛弃的，所以让乐工采集他们歌谣、讽谏和议论的话，把它们宣扬出去，以观察他们的内心。能够改过的，就荐举并任用；不肯悔改的，就威吓、屏退、流放、拘禁之类。这就是舜的学校和政教制度。射中或射不中，和善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要用射侯来使人明白呢？为什么呢？回答说：射箭是用来聚集众人、评议士人的。众人聚齐后，评议才能确定。孔子在矍相之圃举行射礼，观看的人多得像围墙一样；他让弟子举起酒杯宣告次序，淘汰了三次，才只剩下少数人。由此看来，用射礼聚集众人，众人聚集后再评议士人，这种做法由来已经很久了。《诗经》说：“在泮水边献俘。”又说：“在泮水边献上敌人的左耳。”《礼记》说：“在学校接受战果报告。”郑国人到乡校游观，议论执政者，有人问子产拆毁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不可以。好的事情我就实行，坏的事情我就改正；乡校就是我的老师。”孔子听说后，称子产为仁人。古代选拔士人、讨论政事，一定在学校进行。有学校却不选士、不议政，仍然等于没有学校。东汉时学校最兴盛，有几万名士人，他们能够使枯木复苏、使衰败者兴盛；从三公、九卿都屈尊礼待他们。三府征召任用官员，常常出自他们的意见，他们选士议政，可以说接近古制。然而最终造成党锢之祸，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本应属于王政的事情。圣明的君王没有出现，士人却凭自己的私意在民间推行，所以遭到祸败本来就是应该的。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次对学校表示重视，即使偏远边地的郡县也一定设有学校。何况南安位于西江以南，儒学的丰富同闽、蜀相等；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理郡政显著，所到之处必定兴建学校，所以南安的学校在江西最为兴盛。曹侯是仁人，又勇于行义。他修建这所学校，亲自承担责任，不论事情艰难还是容易，都以一定办成它为目标。士人因此受到感动而奋发。没有向官府索取劝募而由官府出资的，共九万三千钱；百姓等人的捐助无法计数，建成房屋一百二十间。礼殿、讲堂，比照诸侯的居室建造。学校所需的一切器具，无不庄严完备；又把剩余的钱增加置办廪给，供养几百人。工程开始于绍圣二年冬天，完成于四年春天。学校建成后曹侯离任，如今任潮州知州。我从海南回来，经过南安，亲眼见闻此事，所以了解得很详细。士人感戴曹侯不止，于是备列事情的始末，带着粮食跟随我走了三百多里，希望我记下真实情况。学校是君王的事业，所以开头先把舜的学校政教制度告诉他们。不过舜的时代已经遥远了，不能指望人人都达到舜的境界；如果有贤能的太守，仍然可以成为郑国的子产。求学的人努力吧，只要不愧对古人就够了。

译《顺济庙石砮记》建中靖国元年四月甲午日，我从儋耳向北归来，把船停泊在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进祠拜谒后回来，在江上闲游，得到一枚古箭镞，像矛头一样锋利，剑脊和棱角都很可爱；它的材质却是石头。我说：“奇怪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楛木箭和石箭镞，是肃慎氏的东西，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我把它传给身边的人观看，却失手掉进了江里。于是向神祈祷，愿意如果能把它探取回来，就把它收藏在庙中，作为往来之人惊心动目、感到诡异的观赏之物。祈祷后，便让人潜入水中寻找，一次探取就找到了。谨考《禹贡》说：“荆州进贡砺石、砥石、石镞、丹砂以及箘簵楛；梁州进贡璆、铁、银、镂、石镞和磬。”这样看来，楛木箭和石镞从禹时起就作为贡品了。然而到了春秋时，鹞鹰落在陈国宫廷，身上贯着一支楛木箭，石镞长一尺多，当时的人没有谁能认出它，便去询问孔子。孔子没有就近从荆州、梁州寻找出处，却远远追溯到肃慎，可见荆州、梁州已经很久不进贡这种东西了。颜师古说：“楛木适合做箭杆，幽州以北都使用它。”据此考察，用楛木做箭，到了唐代仍然如此；但用石头做箭镞，自春秋以来就没有人认得了。这难道不能称为奇异之物吗？兊所造的戈、和所造的弓、垂所造的竹箭，都陈列在路寝中；孔子的鞋收藏在武库中，这些东西都因为古老而被视为珍宝。难道只有这支箭不是珍宝吗？顺济王的威灵向南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到洞庭，向北遍及淮水、泗水，所以特意使这件珍宝显现出来。我不敢私自占有它，而把它留在庙中，与爱好古物、博雅多闻的君子共同观赏，以彰显顺济王神圣英烈、值得如此敬重。《上高县学记》　苏辙 古代把学校作为施政的工具，选取乡里中才俊的人送入胶、庠等学校，向他们教授诗书礼乐，使他们受到陶冶而成熟；学成后让他们回去，彼此转相告诫，并推广到父子兄弟之间。因此，夏、商、周三代养老、飨宾、听讼、接受战果报告、献俘等事，无不通过学校来训练人的见闻、调和人的志气。这样一来，政事不烦琐，刑罚不滥用，百姓也很快受到教化。然而考察古代的政事，又不只是依靠学校。郊祀、社祀、祖庙以及山川五祀，凡是礼乐方面的事情，都是用来施政、教导百姓不触犯禁令的。所以古书称说：“政，是君主用来藏身的地方。”大概古代君子端正脸色，舒展仪容，说话平和，在从容施行礼乐之间，从未凭借暴力加害百姓；百姓观察他而受到感化，不违抗上级，这就是他藏身稳固的原因。到了后世却不是这样，废弃礼制而专任法律，用鞭打、扑击、刀锯等暴力压服下民；只要有一人不顺从，便常常亲自同他较量。百姓于是开始强悍而不服，上位者也亲自承受由此带来的祸患，古代藏身的办法就消失了。子游做武城县令，用弦歌礼乐施政，说：“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役使。” 假使武城的君子爱护别人而不加害，小人容易役使而不违抗，那么子游的政绩难道不是宽裕而绰绰有余吗？上高是筠州的一个小县，处在山林之间，百姓不知道求学，县里也没有学校来教导百姓。县令李君怀道刚到任，思考导引百姓的办法，于是谋划兴建学校。县人知道县令将要教化他们，便相互带头出力修建，不到一年学校就完备了：祭祀宴享有礼堂，讲学劝勉有讲堂，退堂学习有斋舍，膳食沐浴有居舍；全县拿着经书来求学的有几十至上百人。于是李君施政不苛刻，百姓肃然守法，赋税徭役和诉讼案件也不推诿职守。李君为学校建成而高兴，也因百姓不犯法而欣慰，知道这是办学的力量，便请我记述此事，告诫后人不要废弃它。我也赞美李君治理县邑遵循古道，他从百姓那里得到的拥戴，不是世俗官吏所能相比，所以写下事实，并记载上高设立学校的开始。元丰五年三月二十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元丰三年，我获罪被贬为高安县令。六月夏天经过庐山，知道它的美景，却不敢停留；停留两天后，涉过山南，进入栖贤谷。谷中有许多大石，高耸险峻，互相倚靠。水在石间流过，声音如雷霆，又如千辆车同时奔驰；行走的人震惊摇动，不能自持，即使三峡的险峻也不过如此，所以那座桥叫“三峡渡”。过桥向东，依山沿水而行，水面平展如白绢，横冲巨石，汇聚成大车轮般的水势，回旋汹涌，尽显水流变化。寺院坐落在上游，右边倚着石壁，左边俯临流水。石壁脚下就是僧堂。狂突的山峰、奇异的岩石，仿佛在屋檐上飞翔起舞；杉树、松树、竹子纵横倒斜，繁茂交错。每逢大风雨来临，堂中的人都怀疑房屋将要被压倒。我问熟悉庐山的人，他说：“即使以此山的胜景而论，栖贤也大概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两处。”第二年，长老智迁派弟子惠迁到高安拜见我，说：“我的僧堂从开始修建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瓦片破败，木料腐朽，无法接待四方来客。惠迁能够凭借勤劳和力量把它修新，使它宏伟壮观、结构严密，恢复旧日规模。希望您写篇文章记载此事。”我听说，求道的人并不以饮食、衣服、居处为追求；但如果能使饮食充足、衣服完整、居处安稳，让他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求道，那么他求道就会轻松些。这就是古代通达之士一定要依靠山林修筑房舍、储备蔬菜粮米来接待四方游学者的原因，也是智迁、惠迁二人竭力而不懈怠的原因。士人居住在尘世污浊之中，纷乱变化每天都出现在眼前，而内心却从未有一天离开道，更何况身处深山的悬崖、野水的尽头，有僧堂可居，有食物可以吃饱，是非荣辱都不接触内心，难道反而会忽然不明白这些吗？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如今那些在世俗学问中奔驰，却听不到大道的人，即使勤苦一生，我也知道他们没有可以无憾而死的道理。假如有一天听到了大道，即使随即死去，也没有别的遗憾了。所以我借着二位迁师的心意，把这些话告诉后来的人，难道世上会没有这样的人吗？

译《东轩记》我因获罪被贬为筠州盐酒税监，尚未到任，就遇到大雨，筠水泛滥，淹没南市，冲上北岸，冲坏刺史府的门；盐酒税的办公处所临近江边，水患尤其严重。我到任后，房屋破败得不能居住，便向郡府报告，借部使者的府第居住，郡府怜悯我无处可归，也答应了。到了这一年十二月，才得以支撑修正倾斜的部分，补好坍塌的地方，又在听事堂东面开辟一间轩，种杉树两棵、竹子一百竿，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然而盐酒税旧例由三名官吏共同办理，我到任时，另外两人恰好都离职了，事情全落在我一人身上。白天坐在市区卖盐卖酒，征收猪、鱼等税，同市民争夺一尺一寸的利益来尽职，直到天黑也不能回去，筋力疲惫衰竭，往往昏昏睡去，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二天早晨；天一亮又出去办理公务，始终不能安闲地享用所谓的东轩。每天早晚经过它的旁边，回头看看，没有一次不哑然失笑。我年轻时读书，私下曾奇怪颜回用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我暗自认为，即使不愿意做官，守门击柝，也还可以养活自己，而且不妨碍求学，何至于困苦屈辱、贫穷困窘到如此地步？等到我来到筠州，在盐和粮米之间辛勤劳作，没有一天休息，即使想抛弃尘世、解除束缚、放任自己进入道德境界，事务却总是强行把我留下；这以后我才明白颜回甘心贫贱、不肯求取斗升之禄来供养自己的真正原因，确实是因为俸禄会妨害求学。唉！士人还没有听到大道时，沉溺于权势利益，用玉帛和子女来使自己富厚，自以为这就是快乐。等到他遵循义理来求取通达，抛弃浮华而收获实在，从容自得，不知道天地的广大和生死的变化，更何况比这些更低下的东西呢？所以这种快乐足以使他面对贫穷饥饿而不怨恨，即使称王天下也不能超过它；大概没有德性的人不能承受这种快乐。我正想一点一点磨洗自己的污浊，仰慕圣贤万分之一的境界，看到自己有所欠缺，却希望或许能够接近颜回的快乐；这样看来，我想得到它大概是不可能的了。至于孔子周游天下，曾经做过鲁国司空，后来又做乘田、委吏，只随所遇而任职，没有什么不可做的；那大概是通达之人的事情，并不是求学者所能期望的。我既因责罚来到这里，虽然知道官职束缚的害处，却因形势所迫不能离开；只是希望日子久了，世人或许会哀怜我，让我回到乡里休息，修治先人的破屋，建成四周只有一堵墙的小室住下，然后追求颜回的快乐，怀念东轩，安闲地度过晚年；然而这又不是我敢于奢望的。《南康直节堂记》南康太守官署的东面有一座堂，名叫直节堂，是朝请大夫徐君望圣所建。庭院里有八棵杉树，长短、大小各不相同，却都笔直得像拉直的弓弦；长到三寻高才开始生枝叶，高耸得像举起太常旗，又像竖立承露盘的长茎；凛然如公卿大夫戴着高冠、佩着长剑站立在王庭，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神色。此堂原先是军中六曹吏员居住的地方，杉树的树荫下蹲伏着府吏，文书账册堆积满地，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可贵。徐君看见后怜惜这些杉树，于是建堂并以“直节”命名。万物生长，没有不本来正直的；不幸被风雨摧折、被岩石挤压，才弯曲着顺应外物，不能保全自身。即使良好的竹箭、坚硬的松柏，也都不能避免这种情况。只有杉树能够顺遂本性，不用扶持就自然挺直；活着能够傲然经受冰雪，死后能够成为有用的栋梁，这一点同竹、柏相同，而在正直方面超过它们。把这种品格推求到人身上，大概就是所谓“不必等待文王来举荐，也能奋发有为”的人吧？徐君温和善良，广泛爱人，任职之处以循良之吏著称；他不施行苛察的政令，行为又不失正直，从他的言论和为人可以看出这一点。《诗经》说：“正因为他自身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像这种品德。”堂建成后，徐君在堂上请客人饮酒，客人醉后唱道：“我想做弯曲的人，但弯曲必然要屈服；弯曲可以做吗？我想做正直的人，但正直必然会折断；正直可以做吗？”有这样的杉树，独自挺立而不依傍，枝干疏展、叶子铺开，难道能够安稳而不危险吗？清风吹动衣裳，飞雪铺满庭院，颜色始终不变；徐君来到这里宴饮欢乐吗？封土培植、灌溉滋养，不让人砍伐；杉树自己并不知道，反而成了人们依靠的对象吗？庐山的百姓登堂看见杉树，便怀念徐君这个人；这种怀念难道会停止吗？《洪州府治中门记》　杨杰 今天皇帝即位第一年的春天三月己巳日，洪州第一次把州名题写在府门上。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因为这是重视并端正名称。豫章的水源出于防化山，防化水流入赣水，向东北流到洪崖山的南面。汉代设置郡，名叫豫章，是因水而得名。隋代把郡改名为洪州，是因山而得名。唐代设置军镇，建立节度，称为镇南，是为了控制远方的风俗。伪唐僭越称为南都，是为了避开中原而向北迁移。宋朝削平僭伪政权，声威教化遍及四海，州名沿用隋代旧称。镇名沿用唐代名称，以保存武略传统。镇南之名由节度使统领，州名则由观察使、团练使、刺史等镇守。这两个名称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镇南的名称本来已经题写在府门上，只有州名一直没有题写。兵部施公出任本州长官，用德义来安定风俗，办事有根本，于是命令把州名题写在中门上。题写州名是为了端正名称；端正名称的事情不能不记载，所以记下它。《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三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