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
艺文【序三】明成仁遗稿序 舒 芬予行箧有文山指南集二册，集杜句一册，吟啸集一册。又有叠山诗文集二册，歳久壊烂亦多磨灭，病中敬补缀之。以是集皆行乎患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乃复订其讹脱，而宋史本传与夫祠记铭状祭文挽诗，则取而各附于后，总题曰《成仁遗槀》，付书林余氏刻之。鸣呼，仁之难成久矣！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自非果闻道者，乌能杀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系于救败存亡兴灭继絶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卫，即议建四镇以却大敌，执政者不从。明年，知临安，请徙封二王镇闽广以图兴复，执政者又不从。及元兵压境，始行其言，则宋之亡而未絶者有二王也。故虽国事既去，犹足以延宋祀三载。向使从其四镇之议，而举国以聼命焉，则救败存亡必有以大过孔明而嫓休臣靡者矣。叠山守信州，大结民兵，捍庇饶抚，隐然一长城也。比敌退，执政者欲假军费罪之，何邪？明年，敌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则先生变姓名以去之，宜矣。虽其才畧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犹拳拳以武王太公之兴灭继絶，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释宋之仁，岂有异于文山哉？呜呼，使文山之忠伸于前，则宋之祚未必移也；使叠山之志伸于后，则宋之祀未必废也。然则二先生之所得于道者，不其有以胜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为先生多。虽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诚，将释之。留梦炎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豪杰，置吾十人于何地？”夫天祥毁家以纾国难，身九死而不顾，若十人者，安知其终不死耶？叠山匿于建宁者十年，元人亦屡诏释江南有罪人矣，留梦炎、程文海力荐而执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摈之于宋，而今日交荐之于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杀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诸君，亦何负于宰相也哉？
康山忠臣庙志序今之为政者，莫急于兴頽俗。欲兴頽俗，在于正人心。欲正人心，在于劝名节。欲劝名节，在于录忠义。忠义録，则名节劝矣。名节劝，则人心正，而頽俗兴矣。呜呼！风俗頽败，岂有如今日者哉？予同年余干令马君宗孔，以县有康山忠臣庙，年久迹湮，四方弗闻，乃图康山形胜，録建庙顚末，列三十六臣本传，附本县忠臣孝子节妇及徃来者吊古感懐之作，以为志，将刋行之，请予序。予按三十六臣为韩成、宋贵、王胜、陈兆先、李信、金昶、吕文贵、李志髙、张雄、徐公辅、刘义、陈弼、丁普郎、程国胜、王咬住、姜润后、明王德常、惟徳、逯德山、汪清、朱鼎、裴轸、王凤显、王喜光、陈冲、汪泽、丁宇、袁华、郑兴、曹信、史德胜、翟世荣、常徳胜、王理、王仁，皆圣祖自将以征陈友谅，战死鄱湖者。先是廵按唐君虞佐，亦録是，并豫章城忠臣庙所祀被友谅攻围死守者赵德胜、刘齐、牛海龙、李继光、赵国旺、许珪、朱潜、张子明、赵天麟、徐明、张徳山、夏茂成、叶琛、万思诚十四人本传。忠节祠所祀死宸濠难者孙燧、许逵、马思聪、黄宏四臣事，为羣忠録，俾南昌府刋行之。夫御史録一省事，知县録一县事，要皆以正人心，兴頽俗也。夫值圣祖方云雷遘屯，天命未届，乃有十四臣、三十六臣死战死守，以灭劲敌，以定大业。先帝以八叶天子，而社稷有变得死忠者，乃惟四臣，且马主事、黄叅议犹奄奄非壮烈者，何哉？呜呼！昔文帝出师，托名虽正，然革除君臣之义，自不能忘其甘心焉。死者方孝孺、黄子澄、齐泰、练子寜、黄观、陈迪、王叔英、鐡▯、邹瑾、魏晃、胡闰、郭任、卢回、侯泰、▯眧、陈继之、张紞、景清、卓敬、毛泰、董镛、曽凤韶、髙翔、宋征、巨敬山、茅大芳、王良、胡子韶、宋忠、郑恕、陈彦回、姚善、周是修、顔瓌、髙巍、廖镛、叶惠、周璿、谢升、高不危、卢原质、戴德彛、张昺、葛诚、卢振、龚太、王省四十七人，当时议臣扬已遂私寘名。奸党孤忠死义之意，消沮畧尽，盖亦深负文皇正大天地之情矣。陵夷至于宸濠之变，则合城劝进，而人懐二心，激烈死忠，仅见孙、许。然则风俗頽败，岂有如今日者哉？芬衔恤草土，不暇论天下事。昨承新主恩命，复职史官，而马君适有是请，不觉感慨抉发幽潜。然词不敢不严，而录不敢不备。呜呼，此论明，则人心正而頽俗兴矣。
译艺文【序三】明 《成仁遗稿》序 舒芬 我的行箧中有《文山指南集》二册、《集杜句》一册、《吟啸集》一册；又有《叠山诗文集》二册。年代久远，书籍已经破烂，也有许多磨灭之处，我在病中恭敬地加以补缀。因为这些诗文都是在患难中写成、面临重大节义而不可动摇的作品，所以又订正其中的讹误脱漏；至于《宋史》本传以及祠记、铭文、行状、祭文、挽诗，则分别取来附在后面，总题为《成仁遗稿》，交给书林余氏刊刻。唉，成就仁德已经很难很久了！孔子说：“早晨听闻了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如果不是真正听闻了道的人，哪里能够舍身成就仁德呢？两位先生成就仁德的事情，人人都能说出来；然而其中关系到挽救败局、保存危亡、复兴灭亡、延续断绝的意义，或许还有人不知道。乙亥年，文山率勤王军入卫京师，随即提出建立四镇来抵御强敌，执政者没有采纳。第二年，他任临安知府，请求迁徙封立二王，让他们镇守闽、广，以图复兴，执政者又没有采纳。等到元兵压境，才实行他的主张，于是宋朝虽已灭亡而没有立即绝祀，是因为有二王。因此即使国事已经败亡，也还足以延续宋朝祭祀三年。假使当初采纳他建立四镇的建议，全国都听从他的命令，那么挽救败局、保存危亡的功劳，必定会大大超过诸葛亮，足以同霍光、伊尹等臣相媲美了。叠山镇守信州，大力组织民兵，捍卫庇护饶州、抚州，隐然如同一道长城。等到敌军退去，执政者却想借军费罪名来陷害他，为什么呢？第二年，敌军攻下安仁，进攻信州，众人于是不能守住；先生改换姓名离去，也是合宜的。虽然他的才略有些地方不能同文山相比，但十年之久，他仍然拳拳不忘以武王、太公那样的功业复兴灭亡、延续断绝，寄望于仕元的旧宋臣子。由此可见，他心中不能忘宋的仁德，难道同文山有什么不同吗？唉，假使文山的忠诚当初能够伸张，宋朝的国运未必会转移；假使叠山的志向后来能够实现，宋朝的祭祀未必会废绝。既然如此，两位先生从道中所得的东西，难道不是足以胜过天命吗？用一死来成就仁德，本来不足以过多赞美先生。虽然如此，宋亡后文山被囚禁在燕地三年，元人感念他的忠诚，准备释放他。留梦炎说：“天祥出来后，又会号召江南豪杰，那么我们十个人将置于何地？”文天祥毁弃家产来缓解国难，自己九死而不顾；像你们十个人，怎么知道最终不会死呢？叠山在建宁隐居十年，元人也曾多次下诏释放江南有罪之人，留梦炎、程文海极力推荐他，仍把他拘捕押送到燕地。谢枋得本来是同一个人，前一天在宋朝共同排斥他，今天却争相向元朝推荐他，这是为什么？由此看来，灭亡宋朝的本来就是宋朝的宰相，而不是元朝；杀害两位先生的，也同样是宋朝的宰相，而不是元朝。不知道宋朝的诸位君主，对宰相究竟有什么亏负呢？《康山忠臣庙志》序 如今执政的人，没有什么比振兴衰败的风俗更急迫。想要振兴衰俗，在于端正人心；想要端正人心，在于劝勉名节；想要劝勉名节，在于记录忠义。忠义得到记录，名节就会受到劝勉；名节受到劝勉，人心就会端正，衰败的风俗就会振兴。唉，风俗衰败，难道有像今天这样的吗？我的同年友人余干县令马君宗孔，因为县中有康山忠臣庙，年代久远，遗迹湮没，四方都不知道，于是绘制康山形胜，记录建庙始末，列出三十六位忠臣的本传，并附上本县忠臣、孝子、节妇以及往来者凭吊古迹、抒发感怀的作品，编成一志，准备刊行，请我写序。我考察这三十六位忠臣是：韩成、宋贵、王胜、陈兆先、李信、金昶、吕文贵、李志高、张雄、徐公辅、刘义、陈弼、丁普郎、程国胜、王咬住、姜润后、明王德常、惟德、逯德山、汪清、朱鼎、裴轸、王凤显、王喜光、陈冲、汪泽、丁宇、袁华、郑兴、曹信、史德胜、翟世荣、常德胜、王理、王仁，都是太祖亲自率领军队征讨陈友谅时，在鄱阳湖战死的人。此前，巡按唐君虞佐也记录了这些人，并附记豫章城忠臣庙所祭祀的十四位本传人物：赵德胜、刘齐、牛海龙、李继光、赵国旺、许珪、朱潜、张子明、赵天麟、徐明、张德山、夏茂成、叶琛、万思诚；他们都是陈友谅进攻围困豫章城时，死守城池的人。忠节祠所祭祀的，是死于宸濠之难的孙燧、许逵、马思聪、黄宏四位大臣的事迹；把这些编为《群忠录》，让南昌府刊行。御史记录一省之事，知县记录一县之事，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端正人心、振兴衰俗。当太祖正处于风云际会、艰难未定、天命尚未归属之时，竟有十四位臣子和三十六位臣子战死、守死，消灭强敌，奠定大业。先帝传至八世，国家发生变乱而能够以死尽忠的，只有四位大臣；而且马主事、黄参议还奄奄一息，并非壮烈赴死，这是为什么呢？唉，从前文帝出兵，名义虽然正当，但革除建文君臣之义，自己终究不能忘记对他们甘心加害。死者有方孝孺、黄子澄、齐泰、练子宁、黄观、陈迪、王叔英、铁铉、邹瑾、魏晃、胡闰、郭任、卢回、侯泰、龚昭、陈继之、张紞、景清、卓敬、毛泰、董镛、曾凤韶、高翔、宋征、巨敬山、茅大芳、王良、胡子韶、宋忠、郑恕、陈彦回、姚善、周是修、颜瓌、高巍、廖镛、叶惠、周璿、谢升、高不危、卢原质、戴德彝、张昺、葛诚、卢振、龚太、王省，共四十七人。当时议论朝政的臣子为了实现私意，竟然把他们的名字置于一旁。奸党使孤忠死义的意义几乎完全消沉，也实在深深辜负了文皇正大光明、合于天地的心意。风俗逐渐衰败，到了宸濠之变时，全城争相劝进，而人人怀有二心，激烈赴死、尽忠的人只见孙燧、许逵二人。既然如此，风俗衰败难道有像今天这样的吗？我正居丧守墓，没有时间谈论天下大事。昨天承蒙新君恩命，恢复史官职务，恰好马君又提出此请求，于是不觉感慨发抒，揭示幽隐。但文章不敢不严谨，记录也不敢不完备。唉，这个道理一旦明白，人心就会端正，衰败的风俗就会振兴。
吉水县志序编纂采辑以为文难矣。尚书春秋之简帙，得圣人编采而遂作经，不可见哉。太仓周先生克之，少有文名，登▯治乙丑进士，授知莆田县事，以忧归。正德庚午，服除补吉水，辛未政成，乃编采县中事为志。未几，擢监察御史，遂持去，不及刻行。先生为御史百余日，以言事忤防，谪官，盖不徒有文名者矣。今上即位，因召为江西按察使佥事，明年壬午建元嘉靖，陞副使，又专勅饬兵九江。俄而士有勇，而食足，而器除，得留意文字，乃函向之志草十卷，使来属芬曰：「将刻之，请序之。」夫作志之意，欲以定一邑之治，而推之四方，推之天下。先生自序尽之矣。其起凡之精，立例之宻，去取斟酌，详畧之当，足称作家。则今湖广左布政使彭君景俊之序尽之矣。予复何言哉。且志犹史也，后世之史，则子长孟坚推良志列封域山川形胜贡赋，犹史记汉书之有地理河渠沟洫食货也。志列人物名宦，犹史记汉书之有世家年表列传也。二子虽多编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西汉故事成书，而非尽出其肺腑。然世之论文者，必曰西汉，论西汉之文者，必归诸二子焉。则是志也，起凡之精，立例之宻，去取斟酌，详畧之当，与夫先生自拟以汉之司空舆地图而将以定治，盖亦文之蔚然者矣。予复何言哉。顾吉水为县，将五百余年，而志之作有待于先生。先生作志，又十余年，始重临兹省，得督属刻之，莫非数也。予得系一言于此，亦岂偶然哉。
译《吉水县志》序 编纂、采集材料来撰成文章，本来就是困难的事。《尚书》《春秋》的篇帙，经过圣人的编采才成为经典，这不是很明显吗？太仓周先生克之年少时便有文名，弘治乙丑年考中进士，授任莆田县知县，因父母忧丧离任。正德庚午年，服丧期满，补任吉水县令；辛未年政务办成，于是采编县中事务，撰成县志。不久升任监察御史，便把志稿带走，来不及刊刻流行。先生任御史一百多天，因为进谏触犯权贵而被贬官，可见他并不只是徒有文名。今上即位后，召用他为江西按察使佥事；第二年壬午改元嘉靖，升任副使，又专门奉敕在九江整饬兵备。不久士卒勇敢了，粮食充足了，器械也修整完毕，得以留心文字，于是把原来的志稿十卷装入函中，派人来请我说：“准备刊刻它，请你写序。”撰写县志的意图，是用来确定一县的治理，并推广到四方、推广到天下。先生的自序已经把这些说尽了。他起例纲目的精密，体例的严密，取舍的斟酌，详略的恰当，足以称为作者。至于今任湖广左布政使彭君景俊的序，也已经把这些说尽了。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县志也如同史书，后世的史书中，司马迁、班固推究良好志书所列的封域、山川形胜、贡赋，就如同《史记》《汉书》中有地理、河渠沟洫、食货诸志一样。县志列举人物和名宦，也如同《史记》《汉书》中有世家、年表、列传。司马迁、班固虽然多方编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及西汉旧事来成书，并不全都出自自己的肺腑；然而世人评论文章，必定称说西汉，评论西汉文章，又必定归于这两位作者。这样看来，这部志书起例纲目的精密、体例的严密、取舍的斟酌、详略的恰当，以及先生自比于汉代司空舆地图、将用来确定治理的志向，也可说是文采蔚然了。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吉水县建县将近五百多年，县志的编修却一直等到先生才完成。先生作成县志后又过了十多年，才再次来到江西，得到督抚所属官员主持刊刻；这一切难道不是有定数吗？我能够在这里附带说上一句话，难道也不是偶然吗？
送潘叔愚知丰城序天台潘君叔愚以进士出，知丰城县事。县之谒选于部者，李君璞、李邦秀、王公度辈来谓予曰：「吾县在江西，虽与南昌、临川、安福号名四大，今则民之困犹南昌，士之盛不及安福，俗之谚幸自诡于临川。其所谓厚民生、振士气而益善其俗，实潘侯是赖。执事其代吾人以告之乎？」予非通世务者，其何能以是与潘君上下其论议哉？顾以目击天时人事之不可晓者五事，为诸君言之，庶亦可告潘君也。夫丰城为南昌属县，兵乱之后，水旱蝗虫疫疠，畧无虚岁。民之转徙死亡，在穷乡下里，盖有萧然为狐▯蛇虺之塲者。若以为阳九百六之防，人祸宜尔，则又今上中兴钖祚皇明之世，此不可晓者一也。南昌税粮科则，以当时无首义犒征汉之师者，故视江南诸县为独厚，然皆须农焉出也。近者灾伤赈防，辄及于市井▯卒之流，垄断商贾之家，而耕夫饷妇之塡沟壑者，曽不得粒食，则亦已矣。然蠲租免税之诏，深意悯农，上下复雷同废格之，此不可晓者二也。水利之兴，以为农也，近乃堰文昌以申风水之説，垱章贡之横流，以图必不可成之功，耗斁侵渔，动以千计，民劳而且怨矣。至于陂荡之濬，隄防之筑，眞切利农之事，畧不究心，此不可晓者三也。纲运以足国供贡之义也，故时或重灾，亦不遑恤。夫何民方倾困倒廪，以求鸡犬一夕之宁，而部使者辄复坐县防勤，敲榜利归于胥吏之谿壑，而置之姑息，此不可晓者四也。养军以卫民也，以不得擅调，而籍民以为机兵，则亦已矣。近者地方有警，复召乡兵，或父子兄弟之竭作，而责以死命，所谓兵机者，徒以环卫官长，且资迎送之观美，此不可晓者五也。予闻潘君抱博古之学，经世之志，固有大行之日。兹行也，虽牛刀小试，若此类者，其亦肯虑及否耶？茍丰城之民安，亦可以为旁州例也。诸君既有乡国之忧，其以此告之可乎？诸君曰：「是在潘侯也。」愿次第之为序，以赠。江西类序 王 琼盗贼初起，则易灭；势已滋蔓，则难图。此必然之理也。正徳间，江西姚源、华林诸处顽民，恃险为盗，有司专务姑息招抚，遂至酿城大患，杀死方面官，剽掠郡县。朝廷命都御史陈金治之，调广西狼兵，始得扑灭。后贼复起，命都御史俞谏同巡抚都御史任汉处置，或剿或抚，议特两端，久而益炽。卒之逺调保定达军及辽东边兵徃征，始克平定。江西用兵，前后连五六年，劳费无算，此势已滋蔓难图之明验也。厥后徐九龄贼起，兵部议奏，乗其势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数月，擒斩尽絶，此盗贼初起易灭之效也。然欲所向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权，则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髙皇帝亲经百战，深知兵机不可牵制迟缓，所以律条明载：若遇草贼生发，许乗机调兵袭捕，虽非统属，亦许互相策应。及申报军情，互相隠匿，不速奏闻，因而失误军机，坐以斩罪，皆谨始之法也。自徐九龄后，本部申明隠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权，江西盗贼遂得止息。及宁藩叛逆，不待天兵下临，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祸不逺延，岂非申明律禁，兵权素得所托，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庐陵忠节録序 欧阳铎元进士彭先生士奇有《庐陵九贤事实録》。録吾先文忠监丞巽斋杨忠襄文节胡忠简刚简与周益国文信国，而九崇徃之意厚矣。我朝正统间，庐陵知县张侯叔伦因旧録，取志铭诸作补巽斋事，取刘岳申传补文山事，次第世代进监丞于忠简上，益以像赞，名《先贤録》。语在布政使李公祯序中。兹九十有四年，漫漶弗传。富田张颉氏购旧録重夀诸梓，有请易先贤为忠节者，以铎系聨六一摹以见眎，且问名。窃惟九数辞也，先统辞也，以为吾乡贤不可以数拘也，故统之。然忠简有祠，实奉德音，监丞使命不屈死，刚简论事贬死，与文节等。巽斋虽死家，然疏抗龙颜，志不在忠襄下。曰忠节，不亦近乎？浣洗再拜，式瞻遗像，冠玉森然，生气如在。想形容于赞辞，得本末于纪传。于戱！天之生才，不能数见。汉唐盛衰危亡之际，非无名臣，大较四方之人也。宋嘉祐号称极治，我文忠公实辅其成。靖康而后陵迟矣，我先正或以危言直道捄其失，或以功烈文章起其衰，讫乎革命，有若文山之从容就义。凡称抗节者，未有若斯其善也。宋三百年，而吾庐陵先贤相与为始终，如出一时，是孰为之耶？我国家圣圣相承，亿万斯年，吾党之士尚有修文忠之业者乎？铎学荒力孱，惭负家训，茍有作者，亦足以自解。若颉之好义尚德，割田给族，为义塾以教族子弟，与此举皆不愧文山里人，是民之则也。
译《送潘叔愚知丰城序》进士潘叔愚君出任丰城县令。县里前来吏部参加选任的李璞、李邦秀、王公度等人来对我说：“我们县在江西，虽然和南昌、临川、安福并称四大名县，如今百姓的困苦却和南昌一样，士人的兴盛又比不上安福，民间风俗的声誉也只是自我粉饰，勉强说可与临川相比。至于所谓厚养民生、振奋士气、改善风俗的种种好事，实际上都要依赖潘侯。您能代我们把这些话告诉他吗？”我本来就不是通晓世务的人，哪里能就这些事情同潘君反复议论呢？只是亲眼见到天时人事中有五件难以理解的事，所以把它们告诉诸位，也希望可以转告潘君。丰城是南昌府属县，自从兵乱以后，水灾、旱灾、蝗灾和疫病接连不断，几乎没有一年例外。百姓流离迁徙、死亡，穷乡僻壤之中，甚至有的地方荒凉得成了狐狸、【▯】、蛇虫出没的场所。若说这是阳九、百六之类的灾厄，认为人祸如此本来就应当如此，那么如今正值皇上中兴、天命归于皇明的时代，这就是第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南昌的税粮科则，因为当时没有首先起义、犒赏并征发汉军，所以比江南各县格外优厚；然而这些负担全都要由农民承担。近来遇到灾害，赈济防备之事往往反而涉及市井中的隶卒之流和垄断商贾之家，而耕田的农夫、纺织的妇女填尸沟壑，却连一粒粮食也得不到，这也就算了。然而，关于减免租税的诏令，本意深切怜悯农民，地方上下却又雷同地把它废置、阻格，这是第二件难以理解的事。兴修水利本来是为了农业，近来却有人在文昌修筑堰坝来迎合风水之说，又在章贡江设置横截水流的工程，图谋完成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功业，耗费侵夺、渔利其中，动辄以千计，使百姓劳苦而且怨恨。至于疏浚陂塘、修筑堤防这些真正有利于农业的事情，却丝毫不肯用心，这是第三件难以理解的事。纲运本是为了满足国家供贡的需要，所以即使遇到严重灾害，有时也无暇顾恤。可是百姓正困顿不堪，甚至倾空仓廪，只求鸡犬能够平安度过一夜，部使者却又动辄责令县里承担防守勤务，敲打责罚，利益流入胥吏的深渊，却把这件事置于姑息了事之中，这是第四件难以理解的事。养军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却因为不得擅自调动军队，便登记百姓充作机兵，这也就算了。近来地方一有警报，又征召乡兵，有时甚至使父子兄弟全家尽力服役，还责令他们以死效命；所谓兵机，不过是用来环卫官长，并且装点迎送场面的美观，这是第五件难以理解的事。听说潘君具有博古的学问和经世的志向，将来本来会有大有作为的一天。这次任职，虽然只是小试牛刀，像这类事情，他也会肯用心考虑吗？如果丰城的百姓能够安定下来，也可以作为旁近州县的榜样。诸位既然有忧虑乡国的心意，就把这些话告诉他，可以吗？”诸位说：“这就要看潘侯了。”于是请我把这些话依次编排成序文，作为赠言。《江西类序》 王琼 盗贼刚刚兴起时，容易消灭；势力已经滋长蔓延，就难以图谋平定。这是必然的道理。正德年间，江西姚源、华林等地的顽民仗恃险要地形为盗，有司专门一味姑息招抚，终于酿成大患，杀死方面官，抢掠郡县。朝廷命都御史陈金治理此事，调来广西狼兵，才得以扑灭。后来盗贼再次兴起，朝廷命都御史俞谏会同巡抚都御史任汉处置，或剿或抚，议论始终只有这两条，时间一久，盗势更加炽盛。最后从远方调来保定达军和辽东边兵前往征讨，才得以平定。江西前后用兵接连五六年，劳费无法计算，这是盗势已经滋长蔓延、难以图谋平定的明显证据。此后徐九龄的盗贼兴起，兵部议奏，趁其势力还没有猖獗，立即督促捕捉，不到几个月便把他们擒获、斩杀殆尽，这就是盗贼刚起容易消灭的效果。然而，要想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把它消除，如果平时不授予有关人员相应权力，也不能成功。我的太祖高皇帝亲身经历百战，深知军事行动不可受到牵制、拖延，所以法律条文明确记载：如果遇到草寇发生，可以趁机调兵袭击捕捉；即使不属于同一统属，也允许彼此策应。至于军情上报时互相隐瞒、不能迅速奏闻，因而贻误军机的，都按斩罪论处，这些都是慎重处理事情开端的法规。自从徐九龄事件以后，兵部申明禁止隐瞒军情，并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江西的盗贼于是得以止息。到宁藩叛乱时，还没有等到朝廷大军到来，江西的军队就自行将其平定，使祸患没有远处蔓延，难道不是因为申明了法律禁令，平时又把兵权托付得当，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成功吗？《庐陵忠节录序》 欧阳铎 元代进士彭先生士奇有《庐陵九贤事实录》。其中记录了我的先祖文忠、监丞巽斋杨公、忠襄文节胡公、忠简刚简公以及周益国、文信国，九贤往日的事迹，可见其用意深厚。正统年间，我朝庐陵知县张叔伦侯依据旧录，取志铭等作品补充巽斋事迹，取刘岳申的传记补充文山事迹，按世代次序把监丞排在忠简之前，又增加像赞，命名为《先贤录》。详情载于布政使李祯公的序文中。如今九十四年过去，原书漫漶，已经无法流传。富田张颉氏购买旧录，重新付梓，有人请求把“先贤”改为“忠节”，并请我把六一居士的摹本系联在后面以供观览，同时询问书名。我私下认为，“九”只是一个数目，“先”也是统称，不能用数字来拘限我乡贤人，所以仍以“统”概括。然而忠简有祠，确实奉行皇帝的德音；监丞奉命出使而不屈，至死不改；刚简因论事获贬而死；这些都与文节相同。巽斋虽然死于家中，但他上疏直抗皇帝的威严，其志节并不在忠襄之下。称为“忠节”，不也很接近事实吗？我洗手再拜，恭敬瞻仰遗像，只见冠帽如玉，神采森然，仿佛仍然活着。想从赞辞中了解其形貌，从纪传中掌握其事迹始末。唉！上天所生的人才，不能多次出现。汉、唐盛衰危亡之际，并不是没有名臣，大体上只是四方人才都如此罢了。宋代嘉祐年间号称治理极盛，我的文忠公确实辅佐成就了这一局面。靖康以后，国势逐渐衰落；我的先正之臣，有的用危苦直率的话语和正直之道挽救时弊，有的凭功业文章振兴衰败的国势，直到改朝换代，仍有文山那样从容就义的人。凡是被称为抗节之臣的，没有谁能像他这样完美。宋朝三百年间，我们庐陵的先贤彼此相接，贯穿始终，仿佛同时出现，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我国家圣明君主相承，历经亿万年，我们这些同道之士中，今后还有能够继承文忠公事业的人吗？我欧阳铎学问荒疏、力量微薄，惭愧不能承继家训；如果真有后来者，也足以使我自行宽解。至于张颉好义崇德，割出田地供给族人，设立义塾教育族中子弟，这些作为同文山里人一样都无愧色，正是百姓应当遵循的准则。
泰和征总册序都邑有大利病，闻之自昔，亦尝为民诵言之。良有司少加意，足用为赐。乃今兴革克覩其成，讵非六乡一大快事哉？呜呼！图册不清，赋役不得其平矣，民病有大是者乎？正德己巳，陆侯汝亨除邑令，同年各以意见言治状。予时年少狂率，笑曰：“安用是切切办治？无亦于县总问之耳。”是十九人者，操赢缩之权，与上下敌，能使私输先，公家完其罪，盖有浮于舞文吏者。陆侯逾年索▯端，除虚赋殆数百石，成易见册。然不知十九人者安用得脱？后十九年，陈侯梅甫莅政，因以告陆侯者告之。梅甫把诸总宿负震叠之得首实免，又令民间垦田自占起赋，成补虚查隠册。苐粮未归户，而坐诸田，田且为谩，此犹总之遗奸也。然大端已露，内有公家之案，外书册流布，不可以湮没。至是，王侯堣齐学收涖政，访求徃事，得书册善之。又于义民郭元畅所得易见册，兼取其意而惜其未尽。爰礼召元畅暨刘天祐、陈德昌、杨南康意五人者于防事后，监总算揭查得飞诡官米五百三十石有奇，民米七百七十石有奇，夏米五十九石有奇，交征米三百石有奇。尅日致里书人户参伍究竟，竟归其飞诡而豁除交征，以从于一。又委都长百一十人比对除收，以户合甲，甲合图，图合都，都合县额，无弗备矣。顾册底在官，民不能周知，乃摘四总数刋书布焉。予为题曰“征总册”，言征则可信也。夫得其总，则有所不合者各于其总乗之，寜至于丝棼不可竟耶？予前承里役，悉自运使，甚于时乡不皆行。侯今推之通乎一邑，此法与此册俱存，侯之仁泽乌有已哉？乌有已哉！或言正本清源，非丈田不可。君抚南畿苏松尝行之矣，奚至于乡难之？曰：“仆去官即一老农夫耳，敢用已私挠官家事。念吾邑虚粮非无可归者，如彼病者汗之当自愈，峻而下之，恐反延心腹之忧耳。”曰：“邑人复有”告丈者如何？曰：虽称二三都，其间实不过数人。今都统既析摘丈之无不可者，失一猿，勤一国野人，诚不免过计。圣王以人情为田，无使堣斋独抱苦心焉。泰和县住勾军册后序 陈昌积昌积顷辱巡台孙公移檄相问，复书几千余言，大抵谓勾亲丁以补伍缺，其载于令甲者重矣。前后台察综核其名实，援清查五次之例以为宥者，亦既屡矣。今也官若传舎而案为虚器，老书猾吏代认戎版为笔庄，任意干没。巨侠富军岁纳季钱于兵掾，原文尽除，取逃絶而蚕食里甲，匿批回而狼索倍赀。所尤毒者，捕力不胜，签及牧竖，聊应勾补。签朝不谋夕之佣，而充长解，长解之费，至卖妇孥为给，而牧竖则未及识总旗之面，已逃且故矣。嗟乎！黄放白催之▯，岂独赋敛为然耶？今振法洗奸，酌可宥与应遣之宜，而使军实民恬，以张职，不有赖于今之贤达人乎？孙公握六察之权，擅一时之望，不以予之疵贱而并弃其言，复曰：“核哉，子之説也。”是时公以便宜厘宿▯，剪机利之徒颇多。嗣将丁尽户絶及挨无名戎籍例该免勾之三事，覆核上请，俱奉防住勾。公寻檄属司类造清册上之兵部，及分达各卫所，令敢有擅勾者罪之，违防。于是泰和得住勾者四百九十九户。予因里巷之懽，复啓谢之畧云：“三事上闻，矜可恤而雪释。除恶务本，递应遣于风驰。”此公学道爱民之实施也。公复书又有“曷足以堪之”语，是非虚已守职而肯防不自功若是邪？世尝言为大于细，图难于易。为治法以公住勾之三事观之，若细易而无济于艰大矣。然今之患，正坐当事者徃徃玩清勾之法为细易而不以为功，名既不能立恩于行法之内，又不肯伐▯于毫厘之萌，徒拘法故而了勾当，收弱惰以塡格目，竟酿师老兵耗之祸。本一遇黠寇，辄不能支，是岂令甲使然哉？抑岂特机猾之罪哉？予闻深谋之士有为国设权宜之策，谓南人脆不任兵，莫如追发在伍富侠之募镪，増养在伍常练之余丁，如古顾役之法，则彼乐于足食，而此幸于免役，何患士伍之不精实而奋勇。裁弱惰之冗食，置出格之爵赏，随方以募土壮，而又破除文法，推心置腹，何患土著之不应募而蠭起？一时当事者皆致身协劳，内外策应，以实施行，罔从中制，不徒张虚形匿实祸，修弥饰之事，而钩上牵下，使军恬民熙于敌忾守固之间，南北各自为当，则大固可细，而难固可易也。是议也，公其以为何如？古者不为官择事，公将无意于今之艰大，而豫思长驾逺驭之猷乎？郡司马敬所陈侯视泰和事，谓住勾军册，民不能家覩而户晓，恐后胥得因縁为奸以厉民，乃梓之成书，里给一帙，以为世慿。侯盖以勤恤民隠为心，乃掇所尝徃复于孙公者，序诸其后，而因以质之。江西图序 桂 蕚
译《泰和征总册序》都邑中有重大的利弊，过去我早就听说过，也曾为百姓陈说其中的道理。若贤能的有司稍微用心，就足以成为百姓的恩赐。如今兴革之事终于看到成效，难道不是六乡的一大快事吗？唉！图册不清楚，赋役就不能公平，百姓的困苦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正德己巳年，陆侯汝亨任命为县令，同年间各人都以自己的意见谈论治理情况。我当时年轻狂率，笑着说：“何必这样急切地办理政务？不如只在县里的总册上查问就罢了。”那十九个人掌握着税额增减的权力，和上下各方相抗，能够让私人输纳先行，却使公家的赋额完整，从中获利，大概比舞文弄法的官吏还要厉害。陆侯过了一年追查弊端，除去虚报赋税将近数百石，编成容易查阅的册子。然而我不知道那十九个人凭什么能够逃脱责任。十九年后，陈侯梅甫到任执政，我便把当年告诉陆侯的情况也告诉了他。梅甫掌握各总册中长期拖欠、层层叠叠的账目，震慑追查，取得实情后予以免除；又命民间将开垦的田地自行登记并据此起征赋税，编成补正虚额、查出隐漏的册子。只是粮额尚未归入各户，却把它摊在田地上，田地反而成了欺骗的对象，这仍然是总册留下的奸弊。然而大体情况已经暴露出来，里面有公家的案卷，外面又有册本流传，不能再使它湮没。到了这时，王侯堣齐学习并掌管政务，访求过去的事情，得到了这些册本，认为很好。他又从义民郭元畅那里得到《易见册》，兼取其中的意思，却惋惜它还不够完备。于是礼貌地召来郭元畅以及刘天祐、陈德昌、杨南康、意五人到【防事】之后，监督总册的计算和揭查，查出飞诡的官米五百三十石有余、民米七百七十石有余、夏米五十九石有余、交征米三百石有余。限定日期，让里书和各户相互参验，追查到底，最终把飞诡之粮归还原户，并豁免交征之粮，使各项归于统一。又委派都长一百一十人逐一比对，除去应收之数，使户与甲相合、甲与图相合、图与都相合、都与县额相合，没有一项不完备。只是册子的底本藏在官府，百姓不能普遍知道，于是摘录四总的数字刻印成书，向外发布。我给它题名为《征总册》，因为说到征收，才是可信的。得到总数以后，各项不相合之处都可以在所属总数中乘除核算，难道会弄到像丝线纷乱一样无法查清吗？我以前承当里役，全部由运使亲自办理，当时乡里还没有全部实行。如今侯把它推广到全县，这种办法和这本册子都保存下来，侯的仁慈恩泽哪里会有止境呢？哪里会有止境呢？有人说，要正本清源，非丈量田地不可。您在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已经实行过，为什么到了乡里却反而畏难呢？他说：“我一旦离任，就只是一个老农夫，哪里敢拿自己的私意去扰乱官府的事务？想到我们县的虚粮并不是没有可以归还的对象，就像有病的人发汗后本来可以自行痊愈；如果处理得过于峻急，反而恐怕会延长心腹之忧。”又问：“如果县里的人再次有人请求丈量田地，怎么办？”他说：“虽然有人说是二三都，其实其中不过几个人。如今都统已经分门别类地摘查，丈量并非不可实行；为失去一只猿猴而劳烦全国乡野之人，确实未免考虑过度。圣王应当把人情视为田地，不要让堣斋独自怀抱苦心。” 《泰和县住勾军册后序》 陈昌积 我近来承蒙巡台孙公发文询问，写了几千字回信，大意是说，勾取亲属丁壮来补充军伍缺额，这件事载在法令中的规定很重。前后巡按、监察官核查名实，援引清查五次的条例予以宽宥，也已经多次实行。如今官府如同传舍，案卷成为空文，老书猾吏代人认领军籍，把军册当作牟利的工具，任意侵吞。豪侠富户每年向兵掾缴纳季度钱，原有条文却全部删去；他们便抓取逃亡、绝户，蚕食里甲，隐藏批回文书，像狼一样索取数倍财物。最毒害百姓的是，捕役力量不足，签发差役甚至牵连放牧的小孩，只是聊且应付勾补之数。被签发的只是朝不保夕的佣工，却要充当长期解送军人的差役；长期解送的费用，甚至要卖掉妻子儿女才能交纳。至于牧童，还没有见过总旗的面孔，便已经逃亡，甚至已经死去。唉！黄放白催的弊病，难道只是赋税征敛才如此吗？如今振举法令、清除奸弊，斟酌哪些可以宽宥、哪些应当发遣，使军队充实、百姓安宁，以完成职责，难道不有赖于当今贤能通达之人吗？孙公掌握六察之权，享有一时声望，却不因我的卑微而一并弃置我的话，回信说：“你的议论确实值得核查。”当时孙公以便宜行事的权力整治积弊，剪除机巧牟利之徒很多。后来又把丁壮尽、户籍绝，以及按无名军籍条例本应免除勾取的三件事，覆核后上报请求，最终都奉令暂缓勾取。孙公不久又发文命所属司署编造清册，呈送兵部，并分别发到各卫所，命令今后若有擅自勾取者，依法治罪，违抗命令者同样治罪。于是泰和县获得暂缓勾取的有四百九十九户。我因乡里百姓的欢喜，又写信致谢，大略说：“三件事上达天听，受到怜悯、应当抚恤的得以昭雪释放。除恶必须从根本做起，依次应当发遣的事项要像风驰一样迅速办理。”这就是孙公遵循圣道、爱护百姓的实际行动。孙公回信中又有“哪里足以担当这些事”的话，这难道不是他谦逊守职、肯为政事尽力而又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吗？世人常说，大事要从小事做起，困难要从容易处谋划。以孙公暂缓勾取的三件事来看，如果只把它当作细小容易的事情，便不足以解决艰难重大的问题。然而如今的祸患，正是因为当事者往往把清查、勾取之法看成细小容易的事，不以此为功；既不能在依法办事中施恩立名，又不肯在弊端刚刚萌芽时及时铲除，只是拘泥于旧法，草草办完勾取，收纳软弱懒惰之人来充数，终于酿成军队老弱、士卒耗损的祸患。根本上只要遇到一次狡猾的敌寇，便往往不能抵抗，这难道是法令本身造成的吗？难道只是机巧奸猾之徒的罪过吗？我听说深谋远虑的人曾为国家设计权宜之策，说南方人脆弱，不能胜任军旅，不如追发在伍富侠人家的募兵钱财，增加供养在伍常年训练的余丁，如同古代顾役之法。这样，富户乐于有足够粮食，百姓又庆幸可以免除差役，哪里还用担心军伍不精实、不奋勇呢？裁减供养懒弱人员的冗余粮饷，设置超出常格的爵位奖赏，因地制宜招募土著壮丁；同时破除拘泥的文法，推心置腹，哪里还用担心本地人不响应招募而蜂拥而起？如果一时之间当事者都献身协力，内外相互策应，切实施行，不能任由中间环节牵制，不只是制造虚假声势、掩盖实际祸患、从事弥缝粉饰之事，而是上下相互带动，使军队安定、百姓安乐，共同抵御敌人、巩固守备，南北各自承担职责，那么大的事情也可以化小，难的事情也可以化易。这项建议，孙公认为怎么样？古人不因事情大小而选择是否任官，孙公难道会不考虑当今艰难重大的事务，不预先谋划长远驾驭、远方控制的策略吗？郡司马敬把陈侯治理泰和的事告诉我，说住勾军册不能让百姓家家看到、户户知晓，恐怕以后胥吏会借机作奸，残害百姓，于是把它刻印成书，每里发给一部，作为后世凭据。陈侯大概以勤勉体恤百姓隐情为本心，于是摘录自己曾经与孙公往复讨论的内容，写在这本书后面，并借此向我求证。《江西图序》 桂萼
江西古扬州地，当吴楚闽粤之交，险阻旣分，形势自弱，安危轻重，常视四方。若保境和民，则九江独据上流，牵制沿江州郡，且宻迩南康，滨临巨湖，盗舟四出，不可无备。南贑之门，则汀、漳、雄、韶诸山防焉，连州跨境，陵谷茂宻盗贼之兴，斯为渊薮，故设巡抚重职，提师以临之。袁州地逼长沙，逋民客户颇难讥察，而南昌、建昌、饶州宗室固在，民疲供亿，视临、吉、瑞、信、抚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朴质俭苦，有忧勤之思。▯治以来，赋役渐繁，土著之民少长者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至弃妻子不顾，而礼俗日壊，恶少间出矣。崇祀练忠贞实纪序 曽同亨练生绮，闽长乐人，忠臣练公子宁之裔。练公故新淦三洲里人，后割三洲属峡江，又为峡江人，以故今两邑并祠祀。公当患难时，骈首就戮，祸逮九族，子孙转徙异乡，不知凡几，而居三洲者，至嘉靖中仅逺孙一人，贫而寄食邻家。罗文恭公过之，恻然悯念，为诗以志感慨。葢公没，子孙不获以衣冠奉爼豆者二百年矣。即长乐之有练姓，峡人不知也。防生之兄缨，以善书从游其同邑余年友陈司马门下。司马公有子计偕北上，携以俱。邂逅余里中杨孝廉应祥，以语峡邑刘孝廉甸归，遂首倡同邑人士，闻于邑侯冲宇黄君。君慨然曰：“有司以崇奨风化为首务，境内忠贤孰逾练公？访求苗裔，俾奉祀事，于以彰徃劝来，政有大于此者乎？”为白于督学使朱公，遂檄长乐征练公后堪承祀事者。檄凡再徃，又逾年，绮始至。时郡大夫髙公益崇重，合词请于督学使者海寜查公，下所司以绮为县诸生，俾奉祀练公祠，随考充附学肄业如例。又为拨学田若干亩，以居食绮暨其妻子。其事始末详陈司马记及刘孝廉呈词与一切公移中。于是生彚次成帙，及采郡邑志暨名贤诸作凡闗公行履者，悉附焉，题曰《崇祀实纪》。谒余为序。余徃考革除间死事诸臣始末，未尝不壮其志而悲其遇也。然自文皇帝有“使练子寜尚在，朕固当用之”之语，士大夫莫不欲縁此为公表扬之地。然自两邑祠祀之外，竟未有能推文皇之徳意，为公破例请恩于上録其子孙者，至于今始及。以绮为邑诸生，授之土田，俾供祀典。黄侯及郡大夫褒崇忠节之意，可谓至矣。然更九朝始有兹举，所谓事如有待者，非邪？世常谓公之后寥寥不振，颇疑天道报善之爽。然以余所知，即同时如齐黄、天台诸君子之苗裔皆然，不独公也。岂非天地之精英寄于人者止有此数，或为道徳或为勲业，或为节槩或为文章，有所独擅于此者，则不能无所亏欠于彼。况公与同事诸君子，精忠大节，名与天壤俱敝。扶舆清淑之气，萃于躬者多矣。则世俗之所谓福泽，少靳于当年，而有待于久逺，亦天道盈虚相寻之理，无足怪者。虽然，鬰极而发，兹其时矣。克缵忠贤之绪，佑啓后人，使公侯复始兆于今日，以无忘贤师帅惓惓嘉惠之意。是在生勉之余，不佞辄因其请，敬次其语简端，因致愿望之私如此。赠俞宜黄序 归有光国家于州县之吏，多从布衣诸生选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载，辄迁去，而课其贤不肖，悉听于监司。凡监司之所奏罢者，固不论；至其所荐举，必极其褒美，虽古之龚黄卓鲁无以过。夫龚黄卓鲁未必一岁而成，则今之荐者过龚黄卓鲁逺矣。然及其迁以去也，其为州县犹故也，而未有称治者，如此则吏之贤否，果皆其实乎？抑其为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于名果何益也？余识宣平俞君，君为抚之宜黄，独其志汲汲于民，而无意于为名，然而名亦归之。至考其实，则惟以平恕为心，而未尝刻覈以求一切。宜黄在山中，数燬于兵，君为县草创，而能视如家事，自神祠、学舍、县廨、桥梁之政，无不悉举。凡此皆非今之所以为吏课者，君独汲汲为之，无不办治。至其为政，又持平恕，则今之吏，吾于宜黄推首矣。虽然，君亦有遇焉。夫县之士大夫，为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明于监司，然茍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挠法者。其求于有司者无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毁随之矣。宜黄之仕者盖少，今少司马谭公独能戢其家，而一聴于吏之治，其于有司无求也，故无怨焉。且又加敬而为之，延誉。君于是曰：“司马公如此，吾于监司自今无得罪者矣。”至于比县之吏，亦以媢嫉倾排者多，以故毁誉不明，而监司亦无以得其实。吾友蒋子征在临川，与君雅相爱，故推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谷梁子曰：“志行旣通，而名誉不着，友之过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马之盛徳，与吾友之贤，非独宜黄之吏治独善于今世云。戊辰春，与君同入觐还，共舟，因得熟语而备知之。渡江将别，书以为赠。
译江西古代属于扬州之地，处在吴、楚、闽、粤交界之处，险要阻隔既已分布，地势本来就显得薄弱，安危轻重常常要看四方的形势。若要保卫疆境、安定百姓，九江独自扼守上游，可以牵制沿江各州郡，又紧邻南康，滨临大湖，盗贼驾船四处出没，不可不防备。南赣是江西的门户，要靠汀、漳、雄、韶诸山来防守；各州连绵跨越境界，山谷深密，是盗贼兴起的渊薮，所以设置巡抚这一重要职务，统率军队在那里镇守。袁州地势逼近长沙，逃户、寄籍户很难稽查，而南昌、建昌、饶州有宗室居住，百姓疲于供应，比临江、吉安、瑞州、信州、抚州等郡更加严重。因此江西百姓大多朴实质朴、节俭勤苦，心中常有忧劳勤勉的意识。弘治以来，赋役逐渐繁重，本地百姓中年轻力壮者多不从事农耕，外出到四方谋生，甚至抛下妻子儿女不顾，礼俗日益败坏，恶少也间或出现。《崇祀练忠贞实纪序》 曾同亨 练绮是福建长乐人，忠臣练子宁公的后裔。练公原本是新淦县三洲里人，后来三洲划归峡江县，于是又成为峡江人，因此如今两县都建有祠祀。练公处在患难之时，与同伴并头受戮，祸及九族；子孙迁徙到异乡的，不知有多少。居住在三洲的，到嘉靖年间只剩下一个远孙，贫困到寄食于邻家。罗文恭公经过那里，悲悯不已，作诗记下感慨。大概自练公去世后，子孙不能以士大夫的衣冠奉祀、陈列俎豆，已经二百年了。即使长乐有练姓，峡江人也不知道。练绮的哥哥练缨因为擅长书法，跟随同县余年友游学于陈司马门下。司马公有儿子赴京参加会试，便带练缨一同北上。途中偶然遇到同乡杨孝廉应祥，他把此事告诉峡江县的刘孝廉刘甸，刘甸于是首先倡议同县人士，并报告给县令冲宇黄君。黄君慨然说：“有司把崇尚褒奖、教化风俗作为首要职责，境内忠贤之人有谁能超过练公？访求他的后裔，使他们奉行祭祀之事，以此彰显往日贤德、劝勉后人，政务中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于是向督学使朱公说明此事，朱公便发文给长乐，征求能够承继练公祠祀的人选。公文往返两次，又过了一年，练绮才来到。此时郡守高公更加崇敬看重练公，联合上书请求督学使海宁查公，下令所属官司将练绮列为县学生员，使他奉祀练公祠，并按例参加考试、充补附学生员入学肄业。又拨给若干亩学田，使练绮和他的妻子儿女有居所、有粮食供养。事情的始末，详细记载在陈司马的记文、刘孝廉的呈词以及一切公文中。于是练绮汇集编次，成了一册；又采录郡志、县志以及名贤文章中凡是涉及练公事迹的内容，全部附在后面，题名为《崇祀实纪》。他来拜访我，请我作序。我过去考察明初革除旧制时期死难诸臣的始末时，没有不赞叹他们的志向、悲悯他们的遭遇的。然而自从文皇帝说过“假使练子宁还在，朕本来一定会任用他”这句话以后，士大夫无不想借此作为表扬练公的依据。可是除了两县建祠祭祀之外，竟然没有人能够推行文皇帝的德意，替练公破例向朝廷请求恩典，登记、抚恤他的子孙，直到今天才实行。如今让练绮成为县学生员，授予他田地，使他供奉祭祀典礼。黄侯和郡守褒扬、尊崇忠节的心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历经九朝才有这项举动，所谓事情仿佛自有等待的时候，不是这样吗？世人常说练公之后子孙寥落、不振，我很怀疑天道报善是否爽失。但据我所知，同时代齐、黄、天台诸位君子的后裔也都是这样，并非只有练公一家。难道不是天地的精华寄托在人身上，本来就只有这么多，有的人专长于道德，有的人专长于功业，有的人专长于气节，有的人专长于文章；在其中一方面独擅胜场的人，就不能不在另一方面有所亏欠吗？何况练公和一同事奉国事的诸位君子，精诚忠贞、气节高尚，声名将与天地一同长存。他们身上汇聚的天地清正淑美之气实在太多了。因此，世俗所谓的福泽，当年稍微吝惜没有及时降临，而要等待久远之后才显现，也正是天道盈亏循环、相互更替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过，郁积到了极点就会迸发，如今正是时候。希望你能继承忠贤的事业，佑助并启发后人，使练公家族的侯爵之业从今天重新开始，以不忘贤能师帅殷切施惠的心意。这就要靠练生你努力了。我不才，只因应你的请求，恭敬地把这些话编写在简册开头，借此表达这样的私愿。《赠俞宜黄序》 归有光 国家任用州县官吏，多从平民和生员中选拔，把治理百里之地的重任交给他们；不到三年，往往就迁调离任，而考察他们贤能还是不肖，完全听凭监司。凡是监司奏请罢免的，固然不必说；至于他们推荐的人，必定极力加以褒美，即使古代的龚遂、黄霸、卓茂、鲁恭，也没有办法超过。龚遂、黄霸、卓茂、鲁恭未必一年就能成就治理，那么如今被推荐的人远远超过他们了。然而等到这些人迁调离任以后，原来的州县治理仍和过去一样，却没有人被称道为善于治理。这样看来，官吏的贤能与否，果真都符合实际吗？还是因为替他们扬名的人太多了？上级也只是按照名声来求取官吏罢了；这种名声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认识宣平俞君，他任抚州宜黄县令，唯独他的志向急切地放在百姓身上，并没有心思经营名声，然而名声也自然归于他。等到考察他的实际政绩，只见他把公平宽恕作为原则，从未用苛刻严厉的办法去求取表面上的一切。宜黄在山中，多次被兵火焚毁，俞君任县令后重新草创，却能把县政当作家事办理；从神祠、学校、县衙，到桥梁等政务，没有一项不亲自兴办。这些事情都不是当今考核官吏的内容，俞君却独自急切去做，没有一件不能办好。至于他的施政，又坚持公平宽恕，因此当今的官吏中，我要把他在宜黄的治理推为第一。不过，俞君也算遇到了好条件。县中的士大夫是士人百姓所仰望的人，他们了解我的政绩，比监司还清楚；但如果不是正直之人，就没有不因私事而扰乱法令的。他们向有司提出的要求没有止境，稍微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毁谤就随之而来。宜黄做官的人本来就少，如今少司马谭公独能约束自己的家人，一切听凭县令治理，对有司没有私求，所以也没有怨言；并且更加敬重俞君，为他宣扬声誉。俞君于是说：“司马公如此，我今后在监司那里就不会获罪了。”至于邻县的官吏，也有许多因为嫉妒而倾陷排挤他，所以毁誉不明，监司也无法得到实际情况。我的朋友蒋子征在临川，和俞君一向友爱，因此推举他，使俞君更能施展自己的志向。谷梁子说：“志向已经得以施行，而名声不能显著，这是朋友的过错。”我因此又仰慕少司马的盛德和我朋友的贤能，并不只是说宜黄的吏治在当今独善其身。戊辰年春天，我和俞君一同入朝觐见后回来，同船而行，因而得以详细交谈，充分了解了这些情况。渡江将要分别时，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赠言。
送张子忠之任南昌序张子忠之令南昌也，孙子奇、赵元和与凡同事于礼部者二十有六人，于其将行，相与饯之，而属序于余。凡序之为处者，送行者之词也。余又辱与子忠善，因不敢辞。盖昔夫子与其门人论政，载于《论语》之书甚详，虽其为言不一，然皆为政之道，而于为政之事未尝及之。求其一言以尽之者，曰“君子学道则爱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爱人。夫不知道而不能爱人，其为猥琐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树立，号为能吏者，不过徒事声迹之间，一时赫然炫然，众人以为美，而天下之元气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赖于此？故学道而能爱人，不当复论其水土之风气与夫时之变化，而无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于为灉、为濋、为澜、为波、为潜、为浒、为沱、为洵、为沙、为濆、为▯、为泛、为沦、为泾，惟其流之所至，不能豫期也。君子能为道而已，至于为栗、为立、为恭、为敬、为毅、为温、为廉、为塞、为义、为平、康、正直、为彊、弗友之刚克、为燮友之柔克、为沈潜之刚克、为髙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不能豫期也。夫非特令于扬、粤之间宜也，令于齐鲁、燕赵、秦晋之间亦宜也。虽至于入为九卿、为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镇压于上，可以抗而或有所当，承可以随而或有所当执，且又独无所以感动讽谕之乎？士大夫登朝、着与其居于乡者，继踵接武，裁以法逆于情，通于情骩于法，又独无至公大义，且于道徳之重者不可隆南昌髙士之礼乎？其民好讦以讼，惩其狡猾矣，独不可使吏治烝烝不致于奸乎？财赋不若吾吴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废，搜其隠匿矣，独不可恤其灾害而蠲以与民乎？地介江湖，盗贼多有，殱其魁杰矣，又独不可使闻教令而解散，安土乐业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髙皇帝建都金陵，与伪汉争天下，诸将血战坚守。豫章以挫其锋，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庙在焉。然二百年来，强藩不轨，蛮夷窃发，江湖之盗无处不有，而议者以今日三陲多警，惟江右晏然，以是为子忠喜。是犹以剧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闻安成有邹祭酒，吉水有罗谕徳，方居深山，讲明圣贤之学，子忠试徃而质之，必以吾言为然也。张氏续修旌忠録序 胡 直吉郡忠义推文丞相，虽孺妇咸知诵之，然不知其一时景从艰闗勤王则邦之子弟居多，若张履翁之徒是也。履翁生永新巨宗，官学士院检阅，雅与丞相妹婿彭震龙善。当丞相督师岭外，柬震龙为援，履翁闻辄倾赀起义，给邑人顔司理偕震龙为城守，候王师不至，城屠死之，三族为赤，悲哉！入国朝▯治，丞相得专祠故里，震龙配食，独遗履翁。嘉靖间，御史李公采公议疏诸朝，履翁竟得从祀，而吉人士闻者莫不咨嗟咏歌，尸祝肸蠁，宛有生气。履翁之裔始散避茶陵、安成者，代有显人。其居泰和沙里，自学正君惠几传，登正德戊辰进士，为焕焕弟某等感先烈荣国典，因录刻省郡志所传履翁死事及蒙褒顚末，题曰「旌忠」，属余友王尚涵氏序诸首，今二十余年梓燬。孙元涧等又续刻之，请余为序。余尝怪荀子言性恶，及读其书曰：「物之动者有气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未有义，人生有气有知而有义。」夫人有气有知而有义，则性未始恶也，荀子之言不自左矣乎？今观履翁事，余益知人心之义之不可后也。孟氏云：「所欲有甚于生，岂不谅哉！」虽然，自宇宙来，未有若丞相之义烈，亦未有若从丞相者奋义之多也。即后之崇报，虽人列俎豆，祗益为劝，曷为繁？当其时，余邑死事刘士昭出鍼工，余宗静山当敷天为元矣，而独以一夫操耒抗之，其事犹最奇。士昭未知得从祀否，静山后履翁十年始得从祀，祀不祀不足言，余独信人心之义不可后，而又庆奋义者之必有后也。序可▯乎？亡何，元涧等又率其家之游余门者曰：朝儒、朝海暨余妹壻可大偕来视成，遂奋笔着之篇端。
译《送张子忠之任南昌序》张子忠出任南昌县令时，孙子奇、赵元和以及所有在礼部共事的二十六人，在他将要出发时一起为他饯行，并请我作序。一般说来，序文是用来处置事情、送行的言辞。我又有幸同子忠友善，因此不敢推辞。过去孔子和弟子们谈论政事，《论语》中记载得很详细；虽然他们的话各不相同，但都是治理政事的道理，却从未涉及具体的行政事务。要找一句话概括其全部内容，就是“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人”。如今世间的弊病，是不懂道理而不能爱人。不懂道理又不能爱人的人，成为猥琐放纵之徒，本来不值得谈论；至于那些有所建树、号称能吏的人，也不过只在声势和表面功绩上下功夫，一时显赫耀眼，众人以为美好，却使天下的元气日益耗损而自己还不知道。世间又能依赖这种人什么呢？所以，学习道理而能够爱人的人，就不应再拘泥于当地水土风气和时代变化，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合任职。譬如水只要能够流动，至于流成灉、濋、澜、波、潜、浒、沱、洵、沙、濆、【▯】、泛、沦、泾等形态，只取决于它流到哪里，不能预先限定。君子能够实行道理就够了，至于表现为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平、康、正直、刚强，表现为不亲近朋友者的刚克、善与人和者的柔克、沉潜者的刚克、高明者的柔克，也只取决于他的道德所达到的地方，不能预先限定。他不只适合在扬州、粤地任县令，在齐、鲁、燕、赵、秦、晋之间任职也同样合适；即使入朝担任九卿，或做天子的宰相，也合适。如今南昌是三司的治所，上面有大吏镇守压制，可以抗争的地方，或许有应当承受的责任；下面可以承接办理的地方，或许有应当坚持的原则，难道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动、规劝他们的吗？士大夫入朝任官，穿戴官服，以及留居乡里的士人，前后相接；有时依法办理而违背人情，有时通达人情而又曲解法令，难道就没有至公的大义，并且不能尊崇道德高尚者，提升南昌高士的礼遇吗？当地百姓喜欢攻讦诉讼，应当惩治他们的狡猾，难道就不能使官吏的治理日益纯厚，不至于滋生奸邪吗？这里的财赋不如我们吴地繁重，但上供仍不可废止；查找隐匿的赋税之后，难道就不能体恤灾害，减免赋税来施惠百姓吗？地处江湖之间，盗贼很多，既已消灭其中的首恶豪杰，难道又不能让他们听到教令而自行解散，像渤海郡的治理那样安土乐业吗？从前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与伪汉争夺天下，诸将浴血奋战、坚守城池。豫章挫败了伪汉的锋芒，最终成就了平定天下的功业，如今忠臣庙还在那里。然而二百年来，强藩图谋不轨，蛮夷暗中发动叛乱，江湖盗贼无处不在，而议论者认为如今四方边陲多有警报，只有江右安宁，因此替子忠高兴。这仍然是从事情的难易和利害来谈。我所说的只是道理罢了。我听说安成有邹祭酒，吉水有罗谕德，如今都居住在深山中，讲明圣贤之学，子忠不妨前去向他们求证，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张氏续修旌忠录序》 胡直 吉安府推重忠义之人，首推文丞相；即使妇女儿童也都知道传诵他的事迹，却不知道他当时在艰难关头响应号召、勤王效命，跟从他的多是吉安子弟，张履翁一类人就是这样。履翁出生于永新巨族，任翰林院检阅，平素与丞相的妹夫彭震龙友善。丞相在岭外督师时，写信给彭震龙请求援助；履翁听说后立即倾尽家财起兵义助，供给本邑人颜司理，与彭震龙一起守城。等不到王师到来，城被屠破，履翁战死，三族被杀，真是可悲！入明朝弘治年间，丞相在故乡得以建专祠，彭震龙配享祭祀，唯独遗漏了履翁。嘉靖年间，御史李公采纳公议，上疏朝廷，履翁最终得以从祀；吉安士人听到此事，没有不叹息歌咏的，祭祀声气氤氲，仿佛仍有生气。履翁的后裔起初分散逃避到茶陵、安成，世代都有显达之人。他的后裔居住在泰和沙里，自学正张君惠几代相传，考中正德戊辰进士，为焕焕、弟某等人感念先烈、荣耀国典，于是把省志、府志中所记载的履翁死难事迹以及蒙受褒奖的始末录下刻印，题名《旌忠》，请我的朋友王尚涵在卷首作序。如今过了二十多年，书版被焚毁。孙元涧等人又续刻此书，请我作序。我过去曾对荀子说人性本恶感到奇怪，等读到他的著作中说：“有活动的万物有气而无知觉，禽兽有知觉而没有义，人有气、有知觉而且有义。” 人既有气、有知觉而且有义，那么人的本性从来就不是恶的，荀子的话不是自相矛盾了吗？如今观察履翁的事迹，我更加知道人心中的义不可落后。孟子说：“有一种欲望超过对生命的贪恋，难道不值得相信吗？”不过，自有宇宙以来，从来没有像文丞相那样忠义刚烈的人，也从来没有像跟从丞相的人那样奋发行义者众多。即使后来加以崇敬报答，让他们列入祭祀，陈列俎豆，也只是更加起到劝善作用，何必嫌多呢？当时，我县死难的刘士昭出身针工，我族静山本来将成为天下的第一人，却独自凭一个农夫的身份拿起农具抗敌，他的事迹尤其奇异。刘士昭不知道是否得以从祀，静山在履翁之后十年才得以从祀；祭祀与否本来不足以多说，我只是坚信人心中的义不可落后，又庆幸奋发行义的人必定会有后代。这样的序文可以写吗？不久，元涧等人又带领他们家中曾在我门下求学的朝儒、朝海，以及我的妹夫可大一同来让我看成稿，于是我挥笔把它写在卷首。
南昌府志序 邓以赞南昌故阙志，有司者多以为空文，无所用之。新安范大夫至，辄留意于兹，逾年遂有成书。夫志纪利病，昭惩劝，可为空文乎哉？盖其起教于微渺，而转习于防希，务于弗急，而收于无功，所为用非俗吏所窥矣。然未易言也。方大夫初发念，辄移书属余山中。余抱区区之心，有年矣。惟以郡志比列国之史，易而为之，其传不逺，故属章友本清，为谢不敏。盖余深惟孔子絶四矣，所为笔削，自信于天之春秋，然后能以天信人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岂数数然侦人情以自严邪？吾辈意气不惟犹在天人之界，即寻常发语如泥泞五寸，须说一尺，往往而有，则安敢与于斯文？诚惧一语或浮诸凡，失据矣。且史有专官，其纪载皆当日所睹闻，此之为志，则欲以数百年后臆断其事矣。如田赋日倍于徃，其増必有渐也，吾欲求积重之故，而户书无征也，何以议复？嘉靖之壬午、乙巳岁尝饥矣，自上援之，幸有孑遗，今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吾欲求所已试为今日请，而宦绩无征也，何以赞画？人之不同如面，或迹是而心违，或始修而终戾，必耳目所及然后得其情状，吾欲察于众好众恶之中，而故老无征也，何以决去存？由斯以言，即余有以自信，能无遗憾乎？故曰未易言也。廼大夫不谓然也，直以身任之，曰：“岂可以当吾世而仍其阙？且余为一圻而图之，何弗信之与有？”于是开馆延贤，广渔猎，重依违，其为心亦勤矣。犹自处欿然，与众共之，岂不诚斤斤哉？江淹曰：“史之难无出于志。”非漫言也。然大夫有意乎明徳新民之学久矣，其精神沦浃，盖在言语文字之外。自今吏兹土者，率大夫之衷，从于寛政，解纾民困，而生兹土者，亦临深履薄，专一精魄以起地灵，则上下皆无违心，而有嘉德，庶防大夫所为用矣乎？顾余察国人之心，其孝子顺孙多急于明先。徳也，容可既乎？余能为大夫解矣。可以书传者，名；不可以书传者，神。无所以不朽，书无益也；有所以不朽，不书无损也。此虚实之説也。且修徳于明者，人纪之行；善于隂者，鬼神纪之。无以鬼神为防防，由枝叶之荣昌，而所纪可知也。其于人，何必急急耶？余故欲父老子弟冥于不必事，而严于无所待，斯为善矣。余将以此广大夫之用，于其请序也，并为书之。南昌府志序 张 位休宁范公之守南昌也，思日孜孜以兴教起敝为己任。甫下车，索郡图志，无从覩焉。既访于比部方公来崇，暨余弟上林丞化，得旧本二，盖创于某年，俱寝未布。公慨然曰：「文献故郡，志可阙诸？是诚在我。」政暇乃与文学章君潢等谋之。时余在京，尝以书见讯，余方供奉讲帏，乐赞其成，而未有以对也。万厯丁亥冬，余乞病归山，公访余草堂，谭志事，欲俟余一言而定。余谢曰：「仆病未能也。」窃闻志犹史然，昔尝滥竽实録防典之役，每将事豫发，金匮石室所藏，下搜诸司掌故，不啻详焉，犹病阙如，搜罗其备乎？▯询其公乎？公由是檄所属州邑，采典实，移书乡先生，下问三老，访求故家遗俗，而佚事多有征焉。公曰：「庶几可乎？」余曰：「未也。」窃见国家凡有纂修，必开馆属事，公曹具草以上于总裁，反覆参校，始克就绪。百工居肆，业其成于专乎？公由是择公署之静阒轩敞者，増延博雅，设飨醴，供饩禀，分局而专责成。公复以人物见询，余曰：「斯志也，非所以论于史矣。愚何敢与闻？史道去取严，斧钺乡党恂恂，尚厚孝子慈孙之情，可尽徇乎？是在主持风教者，采月旦，精畴咨，发于一旦，若揭榜标题，孰得而议焉？」公颔之，遂以所成集如干卷质之万督学邓太史。余亦幸得卒业，公因以序见属。余考按图牒，俯仰今昔而论其世，山川无改，气运推迁，良用怃然太息于斯。昔髙皇帝神武服海内，独提全师与伪汉争衡，始定豫章，故形势为天下重，盖全省江南中原，而南昌又当列郡之中也。国初建草昧，辟鸿荒，休养生息二百余年于兹。中间潢池防兵，逆藩窥鼎，虽不无多故，尚晏然号称乐土。以故老所传，自▯正逮嘉靖初，官政简易，旄倪嬉里，气厐而俗朴，士者循循本业，砥砺清白，官有余蓄，民有余藏，不数十年而风景顿异矣。
译《南昌府志序》 邓以赞 南昌过去缺少府志，有司多把修志看成空文，认为没有用处。新安范大夫到任后，立即留心这件事，过了一年终于完成了志书。志书记录地方的利弊，彰明惩戒和劝善，难道可以看成空文吗？它大概是在细微处开始教化，在逐渐防范中改变习俗；不急于求成，却在看似无功中取得收效。这种作用不是庸俗官吏所能看见的。然而这件事不容易说清。范大夫刚开始产生修志的念头，就写信托付我在山中撰文。我怀抱这点心意已经多年，只是认为府志就像列国史，若轻易编写，流传不会长久，所以托付章友本清替我辞谢无能。因为我深深想到孔子已经做到“绝四”，他删削文字、裁定是非，是先在天道的《春秋》中建立自信，然后才能以天道为凭相信人，说：“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按照正道治理的百姓。”难道他会屡屡窥探人情来约束自己吗？我们这些人的意气，不仅还处于天人交界，即使平常说话也常常夸大失实，例如泥泞明明只有五寸，却一定要说成一尺。这样的人哪里敢参与这篇文章？实在害怕一句话浮泛于事实之外，失去根据。况且史书有专门的官员，所记载的都是当日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修志却往往想凭数百年后的推测判断当时的事情。比如田赋一天比一天增加，增加必定有一个渐进过程；我想追究赋税积重的原因，但户籍赋税文书没有证据，又凭什么议论恢复旧制？嘉靖壬午、乙巳年间曾经发生饥荒，从上层救济下来，幸而还有少数遗民；如今家中空虚得像悬挂着的磬，田野里连青草都没有。我想寻找过去已经试行有效的办法，请求用于今天，但官员政绩没有证据，又凭什么筹划？人的不同如同面貌不同，有的行为表面正确而内心违背，有的开始修治而最终暴戾，必须是亲耳听见、亲眼看到，才能掌握实际情状。我想在众人所喜爱、所厌恶的情况中加以考察，但故老的传闻没有证据，又凭什么决定取舍？由此说来，即使我有可以自信的地方，能够没有遗憾吗？所以说，这件事不容易说。然而范大夫不这样认为，直接把修志责任担当起来，说：“难道可以在我任内仍然保留这一空缺吗？况且我是为一个地方筹划此事，为什么不相信我能够完成呢？”于是开馆延请贤人，广泛搜集材料，慎重对待各种异说，他用心是很勤勉的。可是他仍然自处谦下，与众人共同完成，难道不是真诚而又谨慎吗？江淹说：“史书中最难写的，没有超过志书。”这不是随便说的。然而范大夫有意于彰明美德、更新百姓的学问已经很久了，他的精神浸润深入，大概已经超出言语文字之外。从今以后，治理此地的官吏，如果都遵循范大夫的内心，实行宽政，解除、缓解百姓的困苦；生活在此地的百姓也能临深渊、履薄冰，专心一意振兴地方灵气，那么上下都不违背本心而拥有美德，或许就可以彰显范大夫修志的作用了吧？只是我观察本地人的心态，发现孝子顺孙大多急于为先人扬名。德行难道可以这样就算完了吗？我可以替范大夫解释这件事。能够凭文字流传的，是名声；不能凭文字流传的，是精神。若没有不朽的根本，书写也没有益处；若本来有不朽的根本，不写下来也没有损害。这就是虚与实的道理。况且在世间彰明的修德，是人伦纲常所记录的行为；暗中行善，则由鬼神记录。不要以为鬼神没有凭据；从枝叶的繁荣昌盛，也可以知道根本所记录的情况。对于人来说，又何必急急忙忙求取名声呢？所以我希望父老子弟能够明白，不必把心思放在那些事情上，而要严格要求自己去做不求外在回报的事，这样才是好的。我将用这番话来扩大说明范大夫修志的作用，趁他请求作序之际，一并写在这里。《南昌府志序》 张位 休宁县的范公任南昌知府时，日日勤勉，把振兴教化、革除弊病作为自己的责任。刚到任，便索取郡图和府志，却无从看到。后来向比部方来崇公以及我的弟弟上林丞张化询问，得到旧本两部，大概创修于某年，但都搁置未曾刊布。范公感慨地说：“这是文献汇聚的旧郡，难道可以没有志书吗？这件事确实在我身上。”政务稍有闲暇，便与文学章潢等人商议。当时我在京城，他曾写信询问，我正供奉讲席，乐于赞助他完成此事，却没有及时答复。万历丁亥年冬天，我因称病请求归隐山林，范公来我的草堂访问，谈论修志之事，希望等我说一句话来定稿。我推辞说：“我病体未能胜任。”我私下听说，修志如同修史；过去我曾冒充参与实录、会典的修纂，每当将要办事，预先调发材料，金匮石室中所藏的资料，以及向各司搜集的掌故，不可谓不详细，仍然有缺漏；如今搜罗材料，难道能完备吗？难道能【▯】询其是否公正吗？范公因此发文给所属州县，采集典章实录，写信给乡里的先生，下问三老，访求故家遗俗，于是许多逸事都有了依据。范公说：“这样大概可以了吗？”我说：“还不行。”我私下看见国家凡有纂修之事，必定开馆分派事务，各官署拟成草稿呈送总裁，反复参校，才得以完成。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是不是因为专心于自己的行业才能完成事业？范公因此选择官署中安静、幽僻、宽敞的厅轩，增加延请博学雅正之士，设置宴饮，供给粮饩，分设局所，专门负责完成任务。范公又询问人物方面的事情，我说：“这部志书，不是可以完全按照史书来评论的。我愚钝，哪里敢参与其中？史书取舍严格，即使对乡党中的君子也小心谨慎，尚且要厚待孝子慈孙的感情，难道可以全部顺从吗？这要由主持风教的人，采集舆论，精心咨询，在一朝之间公布出来，如同张榜题名，谁还能议论呢？”范公点头，于是把已经完成的若干卷交给万历督学邓太史审阅。我也有幸完成了这项工作，范公于是嘱托我作序。我考察图籍文书，俯视仰观古今而评论这个时代，只见山川没有改变，气运却在推移变迁，不禁对此深深惆怅叹息。从前高皇帝凭神武使天下归服，独自率领全部军队与伪汉争衡，首先平定豫章，所以这里的形势成为天下重要之地；大体上，江西全省处在江南、中原之间，而南昌又位于各郡的中央。国家初建、草创蒙昧之时，开辟荒芜之地，休养生息至今已有二百多年。其间虽有盗贼兵乱、藩王谋逆窥伺神器等许多事变，却还算安宁，可以称为乐土。根据故老相传，从弘治、正德直到嘉靖初年，官政简便，老人儿童在乡里嬉游，民气敦厚而风俗朴实，士人循序守着本业，砥砺清白，官府有余蓄，百姓有余藏，不到几十年，风景就突然大不相同了。
若溜建瓴，波东注，力挽之而卒莫可挽也。今方防谧宁，无旁发意外之扰。天子嘉惠元元，百司奉上意，蚤夜勤恤，蒿目而忧其患。科条功令，络绎日颁于下。始用宻救疎，而其疎也更在宻；用隆救汚，而其汚也更在隆；用节救耗，而其耗也更在节。吏治民艰，有若不能为者，由一邦而天下可知矣。审变通而与民宜之，非志曷稽？或曰：「存则人，亡则书，固矣。」自有郡以来，良二千石彬彬相望，治果能为有亡？曰不然。理家者而欲长善厥家，凡田舍庾箧，纪纲臧获，手自擘画无遗谋，尤必尽登簿，正庸便稽览而贻后人。国医之为疗也，方脉品剂，攻治辅养之术，自出工巧，又笔诸类案，借以传世，充此志也，仁也。公夙讲一体之学，理官如家，视民不宁，犹痌瘝乃身，斯举也，亦思其仁之有寄而已。连岁苦旱涝饥馑，頼公拯救多方。公为政崇风教，重农桑，学校斤斤古道，耻为俗吏。夫天下事废不举，坐阘冗者托镇静以偷安，旁观者不肯自为，又媢人之为，动煽危言，阻格盖事。无全善，倘惮毛举而逡巡却歩，是何务之能成？宁惟志也乎哉！吾闻君子之为政也，居有所树，去有所遗，迹公今日之为树且遗也，诚卓以逺矣。
重修南昌府志序明兴志南昌者亡虑数家，其轶者毋论已。▯治之季，山隂祝公尝有纂次，防更丧乱，厪有存者。迨万厯戊子，休宁范公藩伯之籍传，而数百年之放失旧闻毕集，讵不斌斌有征哉？丁未郡署灾，志燬。莆田卢使君以博雅名郎出守是郡，百废具兴，堂构焕然鼎新，则叹曰：“郡有志，犹家有籍也。室新籍废，可乎？”夫太上因之，非一切沿袭旧贯为也。间繙后先两志，则伦类殊相径庭，惧其歴嵗滋久，或多遗复，遂因而整齐之，接其后事，讫于今兹。捃摭罔遗，博收约取，不开局，不延儒，不借聚讼之口以遗作舍之讥，而删述壹禀于独断。暨陟陈臬之明年，杀青始竟，谒余序之。往藩伯竣事，余窃尝与闻之，语具在往志中。不意老眼复得与于钜典，请理前语而申之可乎？盖载笔一方，与执简东观，体裁虽异，均之史之流裔也。概诸书法，岂避谨严？国史囊括尽乎函夏所表见，非重钜不与其义例，恒俭郡邑所志，正备国史所不逮也。即米盐细屑，乡党自好，例得广记，大抵掌故易稽，尚论难定。名人魁士，耀日月而抗云霄，暗中摸索，亦得士有百行，苐取节焉，亦足以彰磨砺。古来善善固贵于长也。夫赞者在堂，訾者在户，悠悠丘里，自昔难谐。惟是直道为公，三代于今未泯。盖操笔之视操行一也，寜不兢兢？二千石临列城以宣化，其体尊矣。修一王之法，垂域内百世之宪章，其为权衡甚钜，操之可无审而与众共邪？
译这情形就像从高处倒水，水势向东奔流，即使竭力挽回，最终也无法挽回。如今正值太平宁静，没有旁生意外的扰乱。天子厚惠百姓，百司奉行皇上的意旨，早晚勤勉体恤，忧虑地注视着百姓的祸患。科条和功令每天接连颁布到下面。起初想用严密来补救疏漏，结果疏漏反而存在于严密之中；想用隆重来补救污弊，结果污弊反而存在于隆重之中；想用节省来补救耗费，结果耗费反而存在于节省之中。官吏治理和百姓困苦，竟像是无从作为；由一个地方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天下的情况了。审察形势变化，采取变通办法使之适合百姓，如果没有志书，又凭什么考察呢？有人说：“实体存在，人才存在；实体灭亡，便只剩书本，这本来就是如此。”自从设置郡以来，贤能的太守接连不断，治理难道真的有存亡之别吗？答案是否定的。治理家庭的人如果想使家业长久兴盛，对于田地、仓廪、箱箧，以及奴仆的管理，都亲自筹划，毫无遗漏；尤其一定要全部登记在簿册上，才便于查阅并留给后人。国医治病时，方剂、脉理、药品，以及攻治、辅助、调养的方法，都出自精巧技艺，还要写进各类医案，借以流传后世；把这种道理推广到修志上，也是仁心。范公平素讲求一体同仁的学问，把治理官府视同治理家庭；看见百姓不得安宁，就像自己患有疾病一样。这次修志，也只是希望寄托他的仁心罢了。连年遭受旱涝、饥荒，全靠范公多方救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范公施政崇尚风教，重视农桑，办理学校事务严格遵循古道，以做世俗庸吏为耻。天下的事情之所以废弃不办，是因为庸碌者以镇静为名偷安旁观，旁观者又不肯亲自作为，还嫉妒别人有所作为，动辄散布危言，阻挠废格事情。世上没有完全完美的事，如果害怕逐项指出问题而迟疑退缩，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办成？难道只有修志才如此吗？我听说君子施政，任职时有所建树，离任后有所遗泽；考察范公今天所做的事情，他的建树和遗泽确实卓越而深远。《重修南昌府志序》明朝兴起以来，记述南昌的志书大概有好几种，至于散佚的就不必说了。弘治末年，山阴祝公曾经编纂整理过一部，但后来又遭逢丧乱，仅有少量留存。到了万历戊子年，休宁范公以藩伯身份任职时，其所搜集的材料流传下来，几百年来散失的旧闻于是全都汇集了，难道不是文献灿然、足有征据吗？丁未年郡署遭灾，志书被焚毁。莆田卢使君以博学儒雅闻名，任郎官后出任本郡太守，使百废俱兴，官署建筑焕然一新，于是感叹说：“郡有志书，就像人家有族谱账籍一样。房屋更新了，账籍却废弃，能行吗？”最高明的做法，是因循已有基础而有所创制，并不是一味沿袭旧规。我偶然翻阅前后两部志书，发现体例类别相差很大，担心年代久远后还会有许多遗漏和重复，于是依此加以整顿，接续记载后来的事情，一直写到现在。搜集材料不遗漏，广泛征取而有所约取；不另设编纂机构，不延请儒生，也不借助众人争论，以免留下取舍失当的讥评，而删削编述全凭自己裁断。到我升任按察使的第二年，书稿才刻成，请我写序。过去范藩伯完成此事时，我私下也曾参与闻知，言论都在旧志中。不料年老眼昏，竟又有机会参与这部巨典，能否整理前面的说法再加以申述呢？大凡记录一方之事，与史官在东观执简记事，体裁虽不相同，归根到底都是史学的支流。大体说来，按照史书的体例，难道能够避开谨严吗？国史要包罗天下所呈现的一切，不是重大内容就不收入其义例；郡县志书通常较为简约，正好可以补足国史所不能及的地方。即使是柴米盐酱之类的琐事，以及乡里中自我修养、彼此称许的事情，按例也可以广泛记载。大抵掌故容易考察，而对历史人物作出评议却难以确定。名人杰士光耀日月、声名凌云，即使在幽暗中摸索，也能发现士人有各种品行，只取其中的节操，也足以彰显其磨炼。自古以来，褒扬善行本来就贵在持久。赞誉的人在堂上，非议的人在门内，悠悠乡里，自古就难以协调。只有正直公允的原则，从三代直到今天都没有泯灭。执笔修志与操守品行，所应持守的是同一个道理，怎能不兢兢慎重？郡守作为二千石官员，统领各城而宣扬教化，身份十分尊贵。修明一代王朝的制度，给天下后世留下百世法典，
从违之符，诚在已不在民矣。此余雅素所望主持风教者，而深庆于使君得之矣。春秋之作，炯垂万世，昭戒游夏文学，乃不能赞一辞，非难之也。意有独至，讵可以多指乱乎？史记自拟狩麟，书出一人之手，盖著述者固自有见，未可与浅见寡闻者道也。兹志裒者十有三，益者亦十有三，凡一郡大事，经所擘画及确论可行者，必载以垂后，譬之为命藩伯其草。创者也，使君则举讨论修饰润色而身任之者也。两君子有美相成，俾疆理有完书，故先民论同，所以致贵于醯醢盐梅耳。食者讵知之？且政术文章，世尠兼擅。使君据案剸划，不废铅椠之业，诚哉手挥霹雳，字挟风霜，可不谓通才乎？使君于书无所不读，淹贯百家，至于藏山秘乗，尤爱摉采。尝取累朝实録、豫章人物诸集，不下千百余卷，浃月悉能闇诵，匪但记事而兼举其辞，资禀絶伦，殆天授也。是郡宿昔称剧，使君治之若振槁然。晨起视事，耳聴两造，手成爰书，日未旰，讼庭虚无人，凛若神明。而率崇以惇大，则为后事师者，着明于行事，不特托之空文已也。庐山纪事序 余文献庐山纪事》十二卷，今广陵南臯桑君读书庐山中着也。宪使四桥陶公、少参淮海孙公、佥宪壁山庐公属郡守射陂朱君刻之。郡贰邵君、杨君左右之，且以示献。献窃有感于今昔之故，论其大者以着君之志焉。始南臯君之寓九江也，当是时士喁喁讲备倭矣。君既屏居濂溪白鹿间，又时时为山中论。尝谓山者宣也，庐固东南之障也，实以含泽孕蓄为宣者焉。皆谓君好脩而志在岩谷者，予亦谓君志在岩谷者。嗟嗟，予时岂不知君哉？防予奔走去山中，志方壮，谓士必获用其志乃见耳。乃予谢病而南也，复从君游，徧观君所着山疏。纪我明圣祖讨友谅事甚具，余曰君志见矣，其意不在泉石也。乃佚而思初，维始也，即岩谷不可见耶？予畧道往时苦兵之故，见君思初之本防焉。夫往牒所称庐山之胜者，以魏晋之际难首西北，祸烈不甚相及。至元之季世，江南劻勷极矣。环庐土著之民，鲜有自完者。何也？时难起江淮汉沔间，其受祸近道所辐辏，其蹂践勤山，介江湖腹背受敌，无险断徳安塞吴障肩臂不相救。无应山硗陿早寒，艺不偿种，无食。民蹈此五难而无一利，安所自完乎？我圣祖吁于天，为万民赎命。彭蠡之师固建万世之安然，使民先脱汤火山川并受其福，谁之赐哉？实艰难血战易之也。故是纪也，删拾往籍，颇采近事。要之大防，则以圣烈为本，言难所出也。古大雅者流，陈序先徳劳苦，使民戴王徳无穷，则君之低徊而系思，岂过哉？闻长老言，友谅既平，圣祖因形束势制为画壤屯之，以故民垦田不及他郡十之一二。
译所作的权衡极其重大，执掌它难道可以不审慎而与众人共同决定吗？取舍从违的标准，确实在自己而不在百姓。这正是我一向希望主持风教的人所应具备的，我深深庆幸使君能够做到。孔子作《春秋》，光明地垂范万世；子游、子夏虽以文学著称，却不能替它增添一句赞语，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它难，而是因为其中有独到深意，哪里可以用过多的指点扰乱它呢？司马迁自比作《史记》如同捕获麒麟，《史记》出自一人之手；可见著述者本来各有见解，不是浅见少闻的人所能议论的。这部志书删去的有十三项，增加的也有十三项。凡是一郡的大事，以及经过谋划、确认可行的内容，一定记载下来以传给后世。譬如任命范藩伯主持编纂，他是创始的人；使君则是负责提出讨论、修饰润色，并亲自承担其事的人。两位君子相互成就美事，使疆域政理有了一部完整的志书，所以古人说同心协力，正如调和醯醢盐梅一样可贵。食用的人哪里知道其中的辛劳呢？况且政治才干和文章学问，世上很少有人能够兼擅。使君坐在案前处理政务，却不废弃著述校订的工作，真可说是挥笔如霹雳、字里带有风霜，难道不是通才吗？使君没有什么书不读，深通百家；至于藏在名山中的秘本，更是特别喜爱搜求采录。他曾取来历朝实录和《豫章人物》等文集，不下千百卷，一个月内就全能背诵，不仅记得事情，还能连同文辞一起掌握；禀赋超群，几乎是上天所授。本郡过去一向号称事务繁剧，使君治理它却像举起枯槁之物一样轻易。早晨起床处理政事，听取双方诉讼，亲手写成判牍，太阳还未偏西，讼庭已经空无一人，凛然如神明。他又率先崇尚敦厚宽大，把这些原则作为后来办事者的师法，明确落实在实际政务中，而不只是寄托在空文上。《庐山纪事》序 余文献 《庐山纪事》十二卷，是今天在广陵的南皋桑君寓居庐山读书时所撰写的。宪使四桥陶公、少参淮海孙公、佥宪璧山卢公，嘱托郡守射陂朱君刊刻此书。郡丞邵君、杨君从旁协助，并把书稿给我看。我对今昔的事情有所感触，便论述其中的大要，以彰明桑君的志意。当初南皋君寓居九江时，正是士人纷纷讲论备倭之事的时候。桑君已经退居在濂溪、白鹿之间，又时时为山中之事作论。他曾说，山有宣扬、屏障之义，庐山本来就是东南的屏障，实际上又以含蓄水泽、孕育蓄积来发挥这种屏障作用。大家都说桑君喜好修养，志向在岩谷之间，我也说他的志向在岩谷之间。唉，我当时难道不了解桑君吗？只是因为我奔走在外，离开山中时志气正盛，认为士人一定要得到施展志向的机会，才能显现出来。后来我以病辞官南归，又与桑君交游，遍观他所写的山川文章。他把我朝圣祖讨伐陈友谅的事情记载得十分详尽。我说：“您的志向已经显现出来了，您的用意并不在泉石山水。”于是我放下书卷，追念当初的意旨：所谓根本，难道就是使岩谷之志不可见吗？我略述过去兵乱的苦难，便看见桑君追念根本的本意了。过去文献所称颂的庐山胜景，是因为魏晋时期战乱首先在西北发生，灾祸严重，却没有大范围波及这里。到了元朝末年，江南的动乱极其严重。环绕庐山的土著百姓，很少有能够保全自身的。为什么呢？当时战乱发生在江、淮、汉、沔之间，靠近道路和各方汇聚之处的地方最先受祸；庐山一带又遭到反复践踏，处于江湖腹背受敌的境地，没有险要可以阻断，德安的要塞和吴地的屏障彼此相隔，不能互相救援。山中土地瘠薄狭窄，又早寒，耕种所得抵不上种子，因而没有粮食。百姓遭遇这五种困难，却没有一种有利条件，怎么能保全自己呢？我朝圣祖向上天祈求，为万民赎回性命。鄱阳湖的战争确实建立了万世安宁的基础，使百姓先脱离水火，山川也一同受到福泽，这是谁的恩赐呢？实在是用艰难困苦和浴血奋战换来的。因此这部记事删取、补拾旧籍，也采录了不少近代事情。概括其中的大防大本，就是以圣祖的功烈为根本，说明祸难从何处发生。古代《大雅》一类的诗篇，陈述先王的德行和劳苦，使百姓永远感戴王德，那么桑君反复徘徊、寄托追思，难道过分吗？听老人说，陈友谅平定后，圣祖因地制宜、利用形势，制定划分土地、屯田的办法，所以庐山一带百姓垦田还不到其他郡的十分之一二。弘治以前，民间文采似乎不
▯治前民间文采若不足，田里实滋殖，士循陶周程朱之遗教，实相砥行。后难言之矣。濒山南民朴还，给山北梢藻缋，民实不给。
译足，但田地和乡里确实日益繁殖，士人遵循陶渊明、周敦颐、程氏、朱熹的遗教，确实互相砥砺品行。后来就难以说了。靠近山南的百姓质朴复古，供给山北的稍许文采和锦绣之物，百姓实际上已经无力承担。
何也？予山中人也，敢忘先世之遗俗哉？乃今则谓何？故予有感于君之思，而重为凛凛也。君谓询其遗栅箭室，山中故老莫能对。盖自周顚告太平以来，二百年矣。民方竞靡，日长寜能念汤火时乎？噫！民生难得，在鄙朴不在文采，承平所患在隠屏不在目睫。徃南昌民变时，其见之矣。嗟乎！古大夫告老坐闾门，诵旧止为民聴意，尝在本始也，则予之凛凛，又岂过哉？以是知君往虽不讲备倭，其系心旧有甚者，四方岩谷，何可定论士哉？或语予周顚告太平事曰：「顚非岩谷人，何系心太平之甚耶？」意亦岩谷有所効者，不然难出而山之灵閟黙以啓之。果尔则兹山固効太平之符，不独含泽孕蓄为东南障矣。与君前説少异，故终之。庐山纪事序 桑 乔乔在九江屏居庐北林隠庵省愆之暇漫辑録庐山古今事既久遂成篇帙目之曰庐山纪事藏诸箧笥聊以自娱非敢传之作者也。他日淮海孙公见之曰：「夫庐山亚于五岳而图记弗备好古者有遗憾矣。是作虽芜秽然姑以备览考抑亦俟博雅君子之订正焉。山志其有兴乎？莫为之前孰图其全？踵其事而増华变其体而加丽庸有在矣。」因与四桥陶公笔山卢公捐俸梓之射陂朱侯董而成之。既竣乔执卷而叹曰：「嗟夫纪事有三愆而鄙倍不与焉。其一古之名贤如周景式庐山记张僧鉴浔阳记诸篇今不及见独见其数语于类书中而宋陈舜俞庐山记马玗续庐山记戴师愈庐山文物列传并称名作亦搆之不得顾独以己意撰述去取无章程潜徳休光多所阙遗閟而不宣无以式逺其二古今名贤篇什不为少矣。乔旅泊既乏典籍以稽往躅即今时缙绅先生诸名制山僧羽流不能珍藏散逸者十九虽屡搜罗亦无从得其迹也逸世之珍泯焉无闻进不能焕人文昭盛世之多才退不能为兹山増重其三九江者乔之并州也事宜内山北业既已成编矣。双江方公见之曰：「是为九江南康言非为庐山言也。夫茍为庐山言则宜先山之面者也。舍其面而背是先议者将谓斯何？且使子志二郡内九江可也今以子观庐山不若以天下观庐山亟易诸乔无以夺其议也。」故纪事先山南。嗟夫巴人下里之言不入于师旷之耳乔小子何以掩其瑕亦聊以籍手就正于有道得防闻焉傥可免于聋瞆乎？南安府志序 刘 节此南安重修郡志也。郡何？古国也。郡志何？古国史也。国史何？纪一国也。郡志纪一郡焉，犹夫一国史也。是故郡志，古国史也。夫史，《尧舜典》《禹贡》《汤大诰》《周周官》《立政》尚已。周季列国有史，备纪载兼褒贬。《晋乗》《楚梼杌》《鲁春秋》是已。汉司马迁始作《史记》，纪表世家书传异焉，皆史也。班固而下相袭为史，《记》《表》《列传》犹夫迁也。《易》《书》为志矣，皆史也。夫志也，如其史，则志可也，书可也，表可也，传亦可也。是故舆图可表也，沿革可表也，天文可志也，地理可志也，食货可志也，亦可书也，人物可传也，亦可表也，职官可表也，亦可志也，循吏可传也，道学可传也，儒林、独行可传也，艺文可志也，礼乐可志也，亦可书也。其义则《乗》可也，《梼杌》可也，《春秋》不可也。《春秋》孔子假鲁史，寓一王之治也。志也者，纪一代之制可也，寓一王之法不可也。作志而史，迁可也，固可也，任狐亦可也，僭而拟孔子不可也。南安郡志作自前古，不可攷矣。宋知军事方崧卿氏，军学教授许开氏修之，卷二十《拾遗》卷一，今亦不可攷矣。我文皇帝阐文兴治，大典肇修天下，作志者收辑残缺，始有纂述。睿皇帝右文稽古，命儒臣作一统志，布之天下。天下郡邑纂言纪事，文同制同，孰敢倍越？是故斯志也，景泰间郡人佥宪蔡公云翰尝修之，犹夫志也。成化间郡守张公弼増修之，犹夫志也。正德间郡守季公斆重修之，聘藩参吉水曽公燠，乡进士泰和刘君潜总修，学官弟子刘魁、刘慎、刘宰、彭甫、蒋曰旦、蔡日齐、隠士许金采录，犹夫志也。嘉靖改元，郡守何公文邦取而笔削之，于史固有取焉，校正则属之郡博士秦鋭也。是故若志也，义史者，公志也。文弗史者，固制也，匪公志也。而公之功则懋矣，君子称之。吉安府三祀志序 吴士奇
译为什么呢？我是山中的人，怎敢忘记先世遗留下来的风俗呢？可是如今又能说什么呢？所以我因桑君的追思而有所感触，更加感到凛然不安。桑君说，询问山中旧日的栅栏和箭室，山里的老人没有一个能够回答。自周颠向圣祖报告天下太平以来，已经二百年了。百姓正竞相追逐奢靡，日子一长，哪里还会记得当年水火般的灾难呢？唉，百姓的生计难以保全，关键在于保持鄙朴，而不在于文采；承平时代所忧虑的，在于隐患被遮蔽，而不在眼前的小事。过去南昌发生民变时，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了。唉！古代大夫告老后坐在里门，诵读旧事，只是为了让百姓听到其中的意义；这种做法的根本正在这里，那么我的凛然忧惧又哪里过分呢？由此可知，桑君过去虽未讲论备倭之事，但他心中系念旧事的程度很深；四方的岩谷，怎么可以据此断定士人的志向呢？有人对我说周颠报告太平的事情：“周颠不是岩谷中人，为什么对太平如此关心呢？”想来或许是岩谷之中有某种感应；否则，灾难将要发生，而山的神灵幽隐沉默，怎么会启示他呢？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座山本来就是太平的征兆，不仅仅是含蓄水泽、孕育蓄积而成为东南屏障而已。这与桑君先前的说法略有不同，所以用它作为结尾。《庐山纪事》序 桑乔 我桑乔在九江退居庐山北面的林隐庵，利用反省过失的闲暇，随意辑录庐山古今的事情。时间久了，终于编成篇帙，题名为《庐山纪事》，收藏在箱笼中，姑且用来自己欣赏，并不敢把它传给后世。后来淮海孙公看到了，说：“庐山仅次于五岳，而图志记载又不完备，好古的人对此很有遗憾。这部书虽然芜杂粗陋，姑且可以供阅览考察，也可以等待博雅君子来订正。山志或许会因此兴起吧？没有人开创在前，谁能谋划完整的著述？只要接续此事并增添光彩，改变体例使之更加华美，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孙公同四桥陶公、璧山卢公捐出俸禄刊刻此书，由射陂朱侯主持完成。书刻成后，我拿着书卷感叹说：“唉，这部纪事有三种过失，但鄙陋荒谬还不在其中。第一，古代名贤如周景式《庐山记》、张僧鉴《浔阳记》等篇章，如今已经看不到，只能在类书中见到几句话；宋代陈舜俞《庐山记》、马玗《续庐山记》、戴师愈《庐山文物列传》也都被称为名作，却构求不到。我只是凭自己的意思撰述，取舍没有章法，潜藏的德行和隐含的光辉多有遗漏，幽隐不彰，无法为后世树立规范。第二，古今名贤的篇章并不少，但我旅居漂泊，既缺少典籍来考察前人的遗迹，即使当今缙绅先生的名篇，以及山僧、道流不能珍藏而散失的著作，也有十分之九无法获得；即使多次搜求，仍无从找到它们的踪迹。世间珍宝因此湮没无闻，向前不能使人文焕发、昭显盛世人才之多，向后也不能增加这座山的声望。第三，九江是我的并州，关于本地事务，山北的旧业已经编成书了。双江方公看到了，说：“这部书是为九江、南康而写的，不是为庐山而写的。如果真是为庐山而写，就应该先写山的南面。舍弃山的正面而把背面放在前面，先讨论后者，人们将会怎么说呢？况且如果你的志书只记二郡之内的事情，写九江还可以；如今你从九江一地来观察庐山，不如从天下来观察庐山，应当赶快改正这些内容。”我没有什么可以反驳他的。因而纪事先写山南。唉，巴人下里之曲的言语，进不了师旷的耳朵；我这个小小后生，怎样才能掩饰自己的缺点呢？姑且借此作为请教的凭据，向有道之士求得一知半解，或许可以免于耳聋眼昏吧？《南安府志》序 刘节 这是南安重新修订的郡志。什么叫郡？就是古代的国。什么叫郡志？就是古代的国史。什么叫国史？就是记载一个国家。郡志记载一个郡，正如一国的国史。因此，郡志就是古代的国史。所谓史，如《尧典》《舜典》《禹贡》《汤诰》《周官》《立政》等就是。周朝末年各诸侯国都有史书，完备地记录事实并兼有褒贬，《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就是这样。汉代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其中纪、表、世家、书、传各有不同，但都属于史书。班固以后相继撰史，《记》《表》《列传》仍与司马迁相同。《易》《书》所载也有志书的性质，同样都是史。既然志书就是这样的史，那么称为志可以，称为书可以，称为表可以，称为传也可以。因此，舆图可以用表来记，沿革可以用表来记，天文可以列入志，地理可以列入志，食货可以列入志，也可以列入书；人物可以列传，也可以列入表；职官可以列入表，也可以列入志；循吏可以列传，道学可以列传，儒林、独行也可以列传；艺文可以列入志，礼乐可以列入志，也可以列入书。若论其中的义旨，《晋乘》《楚梼杌》一类尚可，《春秋》则不可相比。《春秋》是孔子借用鲁国史书，寄寓一代王者的治理之道。志书只要记载一代的制度就可以，不能寄寓一代王者的法统。撰志而具有史的性质，司马迁可以，班固可以，任昉、狐德棻也可以；僭越地仿拟孔子，却不可以。南安郡志从前代开始编纂，已经无法考察。宋代知军事方崧卿、军学教授许开曾经修订，二十卷中有《拾遗》一卷，如今也无法考察。我朝文皇帝阐明文治、兴办公务，开始修纂天下大典，编志的人搜集残缺资料，才有了纂述。睿皇帝尊崇文教、考察古事，命儒臣编撰《一统志》，颁布天下。天下郡邑编纂言论、记录事情，文章和制度都相同，谁敢背离逾越？因此，这部志书在景泰年间由郡人佥宪蔡公云翰曾经修订，仍然是志书；成化年间由郡守张公弼增修，仍然是志书；正德年间由郡守季公斆重修，聘请藩参吉水曾公燠、乡进士泰和刘君潜总修，由学官弟子刘魁、刘慎、刘宰、彭甫、蒋曰旦、蔡日齐，以及隐士许金采录，仍然是志书。嘉靖改元后，郡守何公文邦取来加以删削修订，就史书而言确有可取之处；校正则交给郡博士秦锐负责。所以，像这样的志书，义理符合史法，就是公正的志书；文章若不合史法，即使符合体制，也不是公正的志书。何公的功劳就很大了，君子都称许他。《吉安府三祀志》序 吴士奇
三祀者，何徳足以辅世，则祀之；功足以匡时，则祀之；言足以辟邪卫道，则祀之。夫徳无显晦，而立功者跃也，立言者潜也，疑异防焉。然以道徳为功业，则非杂霸；以功业为文章，则非空言；又未始不一也。夫孔子不王而称素王，何也？此以知立言所归矣。然必歴七十二君不遇，始退而与诸弟子讲道于洙泗之上，则立言非其初心也。窃尝谓世之敝有二：使武烈之臣逊于文墨，而操处士之议者反加诸名实之上；彼之厌夫靺而鲜礼者，与饴宦而托有树者，遂矫焉而过，要非通论也。夫吉，今之邹鲁也。无论士生其间，咸列于不朽；而来兹土者，亦争自濯磨，何也？蓬处麻中，不得不挺于直也。故州之为堂而讲也，以聨生者也；后楹而祀，以表没者也。祀二程、王文成、客而贤者也；祀罗文毅、六公主而贤者也。乃如顔鲁公、文信国而不得与俎豆之列，何居？守窃惑焉。值王太常新没，郡邑敦请诸缙绅，大防于江上。王太常者，吴侍御所延，主盟者也。是日也，同方毕至，里老诸弟子员不戒而集。慨哲人之云亡，幸斯文之未坠，则以主盟更推刘仪部。不佞徐申前说，于是按郡志，询佥谋，得客四十九人，主八十二人，至位次未定。宾请先主，主让于宾，久之。僚倪公、刘公、郭公进曰：“诸大夫以为是父母之邦，而不欲与为郡者齿也，谦言之也。顾是举惟其贤也，贤则布衣丞簿亦可跻于公卿之列矣。请无问主宾，以时次故。”为大新，为小众曰：“善。”则告藩钱公、臬黄公两公曰：“褒有徳奬有功，此先行于言也。聚于斯，祀于斯，此风存于亡也。”岁在丙午，实明初置吉守之辰，逮今二百四十有一载。文徳久洽，吉士倍兴。是月也，又防歌鹿鸣，乃以良日奉祀诸贤，而稍次其遗行为传。东乡县志序 万 恭东乡处豫章南鄙，仅仅如黒子之着面，故无都邑制。宣徳七年，临川东乡哗议城，长林不果。正徳七年，复哗，兵宪胡公世宁出奇兵，尽得渠魁，械送京师，东乡平。度长林不可城，度三里得孝冈。城之东接安仁，西接临川，南接金谿，而北接于余干。割四邑之壤而邑诸孝冈，实始有邑治。顾经画草昧，文献亡征。越十有三年，别驾秦君镒来视邑事，乃逖罗典籍，自唐虞而来，迄于今四千余载，括之为二十八篇，而藏之盟府，实始有邑制。又越六十年，姚江诸侯大伦以右谏议摄东乡三年，有成，百废具兴。慨故籍之缪悠，睇世代之绵邈，而为之新志。志成，谓司马氏旧总河使也，防于淮，且嫺于辞命，序东乡志，非司马氏莫可者，余始得按而纪之。夫正黎司天，必循其列；王良御车，必定其辙。故受之以四图。世变江河，孰究厥原？事起意指，孰详厥诠？故受之以十一志。凡地理离合之故，建置沿革之繇，政治得失，文献隆汚之实物，产风俗，版籍登耗之详，盖循志镜之上下数千百载，直一瞚耳。然可镜者迹也，不可镜者神也。诸侯以青琐贵，臣仆仆为铜墨吏，乃以循良追龚黄，而又以其纪载追班马。唯是东乡藐在山薮之间，乃今而后，百世覩斯志也，镜侯之迹矣。意者亦将使后之人，无事则与父老相休息，母浚民以自丰；有事则是用保聚临川，掎之金谿、余干、安仁角之，毋养寇以阶乱，毋残民以邀功，是诸侯之神也。其弗可镜也夫。语有之：「不习为吏，视已成事。」乃今而后治东乡，其必有按迹而得侯之神者。九江府志序 叶梦龙九江志纂自童守潮，嘉靖初何兵备棐再修之。今觅潮志不得，桑子木纪庐山事，引旧志俱可观，不知即潮志耶？抑宋元间固有之耶？李泛序何志，谓旧志遗谬，属泛正而补之，而何志之谬为自来所未有。宦表列梁元帝直云王绎湘东人，桂阳王休范云王休范桂阳人。元次山曽寓瀼谿，而谓生于瑞昌。王子纯以武功显，而列之文苑。皇甫元晏安定人，谢康乐阳夏人，而传之人物。二程兄弟侍周茂叔于南安，而缀之流寓。胡旦状元及第者渤海人，而合之徳安。诸如此类，瞑目而不见丘山者九十余年于此。其后人迩事续无撰著，只相传说，能言之者益寡，盖文献之阙久矣。余箧中书既前泊于彭泽而失之南州，朱郁仪家多藏书，富腹笥，质以古事，郁仪为手较而授之。迩事则稽于众及所遗佚，见乡先生傅为烈出其所覩记，乃衷焉。
译所谓“三祀”，就是德行足以辅佐世道的，便祭祀他；功劳足以匡正时局的，便祭祀他；言论足以破除邪说、捍卫正道的，便祭祀他。德行没有显著或隐微的区别，建立功业的人容易显现，建立言论的人却往往潜隐，这其中似乎有疑异之处。然而，把道德作为功业，就不是杂霸之术；把功业作为文章，就不是空洞言论；二者又从来没有真正分离。孔子没有称王，却被称为“素王”，为什么？由此可以知道立言最终归宿在哪里。然而他一定要历经七十二位君主而不得志，才退下来同弟子在洙泗之间讲道，可见立言并不是他的初心。我私下认为，世俗的弊病有两种：让建立武功的臣子屈居于文墨之下，却把操持处士议论的人反而凌驾于名实之上；那些厌恶武事而少有礼法的人，以及依附宦官、借此求取树立名声的人，于是矫饰过当，这都不是通达的论断。吉安，是今天的邹鲁。姑且不论生长在这里的士人都可以列入不朽，凡来到这片土地的人，也都争相自我磨炼，为什么呢？蓬草生长在麻中，不能不挺直于其中。因此州里建堂讲学，是为了联结在世的士人；在后楹设祠祭祀，是为了表彰已经去世的人。祭祀二程、王文成，是因为他们贤能；祭祀罗文毅及六位公主，也是因为他们贤能。至于颜鲁公、文信国却不能列入祭祀享祀之列，这是为什么呢？我这个太守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正值王太常新近去世，郡县敦请各位缙绅，在江边举行集会。王太常是吴侍御延请并主持盟会的人。这一天，同道之士全都到齐，里老和诸位弟子员也未经约定便聚集起来。大家慨叹哲人亡故，又庆幸斯文没有坠落，于是改推刘仪部主持盟会。我不才重申前面的说法，于是查考郡志、询问众议，得到宾位四十九人、主位八十二人，但宾主的座次尚未确定。宾客请求排在主人之前，主人又谦让给宾客，争论了很久。僚属倪公、刘公、郭公上前说：“诸位大夫把这里看作父母之邦，不愿同本郡人并列，这是谦逊的说法。现在这次举祭只看是否贤能，贤能的人，即使是平民、县丞、县簿，也可以升列公卿之中。请不要再问宾主，只按时间先后排列。”大多数人和少数人都说：“好。”于是向藩司钱公、按察司黄公二位说：“褒扬有德之人、奖励有功之人，这应当先实行而后用言语说明。众人聚集在这里，也在这里祭祀，这是使此种风气存续于亡者之中的办法。”丙午年，正是明初设置吉安太守的年份，到现在已经二百四十一年了。文德长久浸润，吉安士人更加兴盛。这一月，又举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于是选择吉日祭祀诸位贤人，并略按次序把他们遗留下来的事迹编成传记。《东乡县志》序 万恭 东乡处在豫章南部边远之地，小得就像面上的黑痣一样，所以原来没有设置都邑的制度。宣德七年，临川东乡喧哗议论要筑城，长林没有成功。正德七年，又发生喧哗，兵宪胡公世宁出奇兵，全部擒获首领，用刑具押送京师，东乡才平定。估量长林不宜筑城，又估量三里之外有孝冈，于是在那里筑城。城东连接安仁，西连接临川，南连接金溪，北连接余干。划分四县的土地，在孝冈设置县治，这才有了县城和官署。但当时规划草创，文献无从考证。过了十三年，别驾秦君镒来巡视县政，于是远近搜罗典籍，从唐虞以来直到现在四千多年，把它们概括为二十八篇，收藏在盟府，这才开始有县志制度。又过了六十年，姚江诸侯大伦以右谏议身份代理东乡县令三年，政绩有成，百废俱兴。他感慨旧籍错乱悠远，面对绵延久远的世代，于是为东乡编写新志。志书完成后，他说我是司马氏旧日的总河使，曾在淮地任职，并且熟悉辞令文章；为东乡志作序，除了司马氏没有更合适的人。我这才得以按察考订并记录此事。正如正黎氏掌管天文，必须遵循星次排列；王良驾车，必须确定车行的轨道。所以志书首先接以四幅地图。世事如江河变化，谁能追究它的源头呢？事情的起因和意旨，谁能详细说明它的诠释？所以接着用十一志来记载。凡地理分合的缘故、建置沿革的由来、政治得失、文献兴衰的实际情况、物产风俗、户籍增减的详细内容，大概都遵循志书这面镜子，上下数千百年的事情，不过一瞬间便可照见。然而可以照见的只是事迹，不能照见的是精神。诸侯以青琐门官职为尊贵，臣仆则辛劳地充任铜墨之吏，却能够凭循良政绩追比龚遂、黄霸，又凭自己的记载追比班固、司马迁。东乡远在山林薮泽之间，从今以后，百世之后的人都能看到这部志书，也就能照见这位侯爷的事迹了。想来它也将使后世之人：没有事情时，便同父老一起休养生息，不要挖空百姓来使自己富足；有事情时，就用它来保卫、聚集临川，并牵制金溪、余干、安仁三方，不要养成盗寇而给祸乱造成条件，不要残害百姓来邀取功劳。这就是诸侯的精神，是无法从表面事迹照见的。古语说：“不熟悉做官之道，就看看已经办成的事情。”从今以后治理东乡的人，必定会有人依循这些事迹而领会侯爷的精神。《九江府志》序 叶梦龙 《九江志》由童守潮开始编纂，嘉靖初年何兵备棐再次修订。如今寻找童潮的志书已经找不到了；桑子木所记的庐山事情，引用的旧志都很可观，不知就是童潮的志书吗？还是宋元之间本来就有这样的旧志呢？李泛为某部何志作序，说旧志有遗误，何公嘱托李泛加以订正和补充；但何志中的错误，却是历来从未有过的。官宦表中把梁元帝只写成王绎、湘东人，把桂阳王休范写成王休范、桂阳人。元结曾经寓居瀼溪，却说他生于瑞昌。王子纯以武功显名，却把他列入《文苑》。皇甫元晏是安定人，谢康乐是阳夏人，却把他们列入本地人物传。二程兄弟曾在南安侍奉周茂叔，却把他们附列为流寓人物。状元及第的胡旦是渤海人，却把他合并列入德安。类似这样的错误，竟然闭着眼睛不见高山，持续了九十多年。后来近代事情虽有续补，却没有新的撰著，只是相互传说；能够说清楚的人越来越少，文献缺失已经很久了。我箱中的书先前停泊彭泽时，在南州遗失；朱郁仪家中藏书很多，学问丰富。我拿古事向他请教，郁仪亲手校订后交给我。近代事情则向众人查考，并搜求遗佚；见乡先生傅为烈拿出他亲眼见闻的记录，我才据此裁定。
人从传，传从正史，事从宜，风俗山川文物先后营建之迹从所不诬，而暨广之间有旧志所载无稽无询，始姑仍之，知其不无误也。余手所拮据，起癸亥冬日，越三月甲子春，志成。序曰：夫志文献则其征者是信，因革为大，以张四维劝惩为大，机宜洞于识，而窾綮熟于心。尝假人之口以知之，而假人之手以宣之，而以为行乎？止乎？盈乎？缩乎？通乎？塞乎？此已穷于痒，而人穷于搔痒也。非官师莫宜此矣。夫华衮人之所荣也，荣人者溢焉；斧钺人之所创也，创人者嗛焉。谀无如显，饰无如幽，黠无如文，滥无如市，徇无如面，则余皆所不敢。郁仪名谋防，为烈名▯祖，翼以有成，则徳化令萧上达也。宜黄轻赍成规序 董 裕粤昔圣王敷土以赋民，而赋则三壤百里赋纳总，百里外类视逺迩为赋精麤，民生其时，即在遐荒，较若畿甸，至忻畅也。我国家括天下之田属之漕，其不能漕者易本以折，而以轻赍赋之，亦犹则壤之遗意也。宜黄、乐安二县之为轻赍，盖与县始秩于国初，允于宣庙，覈覆于韩御史大夫雍雍之疏曰：「崇冈峻岭，犹如鸟道，上青天，断港絶潢，安得连樯输白粲。」盖谓乐也，即所以谓宜也。宜乐之永为轻赍，载在《皇明政要》与藩司派粮规则，至彪炳矣。此岂以私宜乐？宜乐僻在山谷，以地利则不能漕，而又多额外之増；以物力则不能供，是轻赍也，亦犹宜乐之则壤也。宁都北连宜乐，其赋之轻重，视宜乐不知何如其应凖轻赍与否，吾何敢预？而宜邑大夫与其阖邑士民，闻其援例奏改，莫不虩然若惊，惘然若有失。此何以故？则以宜邑肇创屯税苗米厪厪九千八百有奇，由宋开寳以至我明，歴代洊加，遂积至四万九千九百三十余石，内有没入虚悬之数，外有禄米折布之増，歔欷极矣。而犹恃有轻赍为中流一壶也。乃猝有援之告轻者，曵乎其后，将无益重其困，载胥及溺者耶？此大夫与士民汲汲然有钦定成规之编也，而固以首简命不佞。以不佞先世占籍于宜，丘陇在焉，而宜之轻赍亦乐之一壶也，谊在同戚，岂其遂无蹇裳而收之之情？则又安得以不文辞？不佞尝周行湖海，目击操转输者出入惊涛，未尝不朶颐于折征之便；保轻赍者怙安一息，抑未尝不齧指于漕储之艰。至课其盈缩大较，则转漕者不必加瘠，而天下谈陆海之饶者多归焉；轻赍者不必加腴，而仳▯捐瘠之子，抑无岁无地无之。是京运安足骇，而轻赍安足恡也？何也？王人操敷土之柄，欲敛万民以供军国之需，必殚一心以造亿兆之命，调停均节，使遐迩夷险无有偏重否。鬲之患，犹虚者注之，盈者诎之，使之各得其平焉。是则壤之政，圣人合天下而兼阜之者也。然山谷之民不习舟楫，瘠土之产不堪厚敛，而又重以歴代之加赋，递年之派増。若今之宜黄者，讵能俪陆海之饶，共任转输之役？其以轻赍为宜之一壶也，宜也。一壶千金，而忽有援之曳之者，介于其侧。斯宜闻之若惊，而谋所以为据也。乃圣谟忠宪昭如日星，问宜赋轻重者，则有国初之典制在，有宣庙之明防在，有韩御史大夫之奏允成规在，又有宜之山川土田在。则钦定轻赍当与山川土田共垂万防。吾乐亦窃有厚籍，而邑大夫与阖邑士民固可恃以无恐也。大夫为谁？海盐顾公所有。其士民则思恩等府同知罗鹗、邹子先、鸿胪寺署丞刘森、锦衣卫指挥谭河图、宜章等县知县邹鲁、邹守约、欧阳旻、谭道、欧阳梯、曽宗洛、许堂经歴李誉、刘维新、儒学教谕黄绣、吴士祯、典寳王廷峻、举人邹啓元、邹啓光、李希哲、监生刘谈、欧阳继、生员吴伯等、乡民邓钟慎等。而不佞则乐安董▯也。苏军救民集议序 邹徳泳吾邑漕运为佥造苦久矣。顷者刘征君匀屯以给之，而苦如故也。已而朱令君清费以佐之，而苦仍如故也。根求其故，盖始于报佥者巧为机利，播弄出入之手，匿其富厚以自为润，又复阔其船制，恣立名色，而奸旗相与为奸，波肆网害，唯其所报，无人非军。当事者又以一切行之，法尊命贱，鱼烂烟灰。又加以南左二十二号造船愈多，而扳害愈广。予与玉槎诸公蒿目疚心，计无可如何。赖天厌祸，适以守冻多船被燬，更造相激。于是华武公抗疏先发，石霞铭、韦东起诸公从中叩阍，竟得部覆，获奉俞防，于南左字号允其洒带。而华武诸公复条晰官造以闻，当事已又頼儆臯公焦心计费，立为审籍均班之法以佐之。陈令君力为主，特不佞同曙、东文沙在吾诸公合词请命，往复经年，上下报可。于是船有定制，费有定额，班有定帮，造有定委。
译人物依从传记，传记依从正史；事迹依照适宜的原则，风俗、山川、文物以及先后营建的遗迹，都依据真实可靠的材料。至于广袤地区之间，有些旧志所载既无考据、也无人询问的内容，才暂且沿用旧说，明知其中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亲手搜集整理材料，从癸亥年冬天开始，到次年甲子年春天三个月后，志书完成。序中说：志书记录文献，所征引的材料必须真实可信；因革变化是大事，申明纲常、劝善惩恶更是大事；机宜要能洞察，关键要能熟记于心。曾经借助别人的口来了解，又借助别人的手来宣扬，然后判断事情应当推行还是停止、充盈还是收缩、通达还是阻塞。这已经像搔痒搔到了痒处，而人也因搔到痒处而得到满足。这样的事，非官长和师儒不能胜任。华美的礼服是人所荣幸的，给人加以荣誉容易流于过度；斧钺是伤人的刑具，批评人又容易有所不足。谄媚没有比显露出来更明显的，粉饰没有比隐藏在幽暗处更深的，狡黠没有比写成文章更巧的，泛滥没有比市场上的流言更盛的，徇私没有比看人情面更直接的；这些都是我不敢做的。朱郁仪名谋防，傅为烈名弘祖，辅佐此志取得成功，使德化和政令上达于萧公。《宜黄轻赍成规》序 董裕 从前圣王分划土地来规定百姓的赋税，近畿百里以内按土地等级征收总税；百里以外，则大致根据远近来决定赋税的精粗。百姓生活在那个时代，即使身处偏远荒僻之地，也和京畿相比，感到十分欣慰。我朝把天下田地的赋税归入漕运，不能漕运的就折合本地物产缴纳，称为轻赍赋，这也继承了按土地等级征税的遗意。宜黄、乐安二县实行轻赍，大概从建县之初就已确定，宣德年间得到确认，韩御史大夫雍雍的奏疏中又加以核覆，说：“高冈峻岭，险峻得如鸟道，直上青天；断港绝潢，怎么能让船只连樯输送白米呢？”这话说的是乐安，也就是在说宜黄。宜黄、乐安永远实行轻赍，记载在《皇明政要》和藩司派粮规则中，已经非常明确。这难道是因为偏袒宜黄、乐安吗？宜黄、乐安偏僻在山谷中，从地势看不能漕运，又有许多额外增加的赋额；从物力看也不能供应，所以实行轻赍，正如宜黄、乐安按土地等级征税一样。宁都向北连接宜黄、乐安，它的赋税轻重与宜黄、乐安相比究竟如何，是否应当按照轻赍办理，我哪里敢预先断定？宜黄县令和全县士民听说有人援引成例上奏要求改制，无不惊恐不安，茫然若有所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宜黄县最初创置时，屯税苗米仅仅九千八百多石；从宋代开宝年间直到我朝，历代不断加征，终于累积到四万九千九百三十多石。其中有被没收而虚悬的数目，另有禄米折布所增加的数额，实在令人悲叹到了极点。百姓还把轻赍视为渡过急流时的一只救命之壶。如今突然有人援引例子要求把它列为轻税，拖累其后，难道不会反而加重他们的困境，使大家一起陷入溺水吗？这就是县令与士民急切编纂《钦定成规》的原因，他们坚持把编书的首要任务交给我。我祖先早年已在宜黄入籍，祖坟也在那里；宜黄的轻赍对我来说也像乐安人的救命之壶一样。我们有共同的亲戚情谊，难道会没有挽起衣裳、把它收取保护起来的心情吗？因此又怎么能用自己文才不足来推辞呢？我曾经遍游湖海，亲眼看到负责水路转运的人出入惊涛骇浪，没有一次不羡慕折征的便利；但保护轻赍的人安守一息之便，也没有一次不因漕粮储运的艰难而咬指忧虑。至于考察二者增减的大概，转漕地区未必更加贫瘠，但天下谈论陆地水路物产丰饶的地方，多归功于此；实行轻赍的地区未必更加肥沃，但贫困瘦弱、被迫分离而又不得不捐输的百姓，也无处无时不存在。这样看来，京运有什么值得惊骇的，轻赍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为什么呢？掌握分土征赋权力的王朝官员，既要征敛万民来供给军国需要，就必须竭尽心力来安排亿兆百姓的命运，调停、均衡、节制，使远近、平险之间不致有偏重不均。调节赋税的弊病，就像把空虚的地方补足、把盈满的地方减损，使各处都得到平衡。这就是按土地等级施政，是圣人使天下合并而共同富裕的办法。然而山谷百姓不习水上舟楫，瘠土的物产不能承受厚重的征敛，又加上历代逐步增加的赋税和每年递增的派额。像今天的宜黄，哪里能够同陆地水路物产丰饶之地相比，共同承担转运劳役呢？把轻赍作为宜黄的救命之壶，是适宜的。救命之壶价值千金，忽然有人从旁援引例子来拖累它；宜黄听到这件事当然惊惧，于是谋求凭据来保护它。圣明的谋略和忠诚的法令明亮如日月：考察宜黄赋税的轻重，有国初的典制，有宣德皇帝的明文，还有韩御史大夫奏准的成规，又有宜黄本地的山川土地作为依据。因此，钦定的轻赍制度应当同宜黄的山川土田一起垂示万世。我乐安也私下有丰厚的文籍，县令和全县士民本来就可以依靠这些而不必恐惧。县令是谁？是海盐顾公所有。士民则有思恩等府同知罗鹗、邹子先，鸿胪寺署丞刘森，锦衣卫指挥谭河图，宜章等县知县邹鲁、邹守约、欧阳旻、谭道、欧阳梯、曾宗洛、许堂，经历李誉、刘维新，儒学教谕黄绣、吴士祯，典宝王廷峻，举人邹启元、邹启光、李希哲，监生刘谈、欧阳继，生员吴伯等，以及乡民邓钟慎等。至于我不才，则是乐安人董裕。《苏军救民集议》序 邹德泳 我们县的漕运长期受到佥造之苦。近来刘征君均屯设法补助，痛苦却仍和从前一样。后来朱令君清理费用加以辅助，痛苦仍然没有改变。追根究底，是因为负责报佥的人巧妙地谋取私利，操弄收支的手段，隐瞒富厚之处来中饱私囊；又擅自扩大船只规格，任意设立名目，而奸猾的旗役互相勾结作奸，肆意张网加害，只按他们所报的数目办理，结果没有一个人不被编入军役。当事官员又把这些做法一概推行，法令尊贵而命令低贱，事情像鱼腐、烟散一样败坏。后来又加上南左二十二号所造船只越来越多，牵连侵害也越来越广。我和玉槎诸公看到这些都忧虑痛心，却无计可施。幸赖上天厌弃灾祸，恰好守冻时许多船只被焚毁，重新建造又激起了争端。于是华武公首先抗疏进言，石霞铭、韦东起诸公又从中叩阍申诉，终于得到户部覆议，奉到允准的批示，在南左字号中允许清理减免。华武诸公又把官造船只的事情逐条说明上报；当事者又幸亏有儆皋公焦心筹划费用，立即制定审核船籍、均分班次的办法加以补助。陈令君竭力主持，特别是我与同曙、东文、沙在吾诸公联合上词请命，往返办理了一年，上下终于批准。于是船只有了定制，费用有了定额，班次有了定帮，建造有了定责。
自兹承造者寛然有余，督运者戢然不敢肆，而邑民迄可小康。感羣公之嘉惠桑梓，当世世也。事定为刻书诏后诸公，谓泳宜一言。泳复之曰：幸哉，时之所与乎！今天子以圣明在御，鋭意太平，防吾邑羣贤当路，竞効昌言，而当事诸公并一时贤者，留心民瘼，故事竟成耳。不然，蚍蜉撼鼎，虽不佞千百辈，奚益而赑屭戴重，岂能望有弛担之期哉？幸甚幸甚。虽然，当其法之初变也，虑周而计审，事未有不善者也。而循习以往，渐有陵迟。夫木有蠧而堤有蚁也，独一物然乎哉？察其倪而涂守之，则不无望于后之君子。重修瑞州府志序 陶履中闻之语曰：「史之难无出于志。」岂不谓史可严删述以尊其体，而志则舆议必稽纎琐必载也？夫徇议则近滥，志琐则近俚；脱信意抒辞，则又似文非志，所称难也不其然乎？天下郡邑初各有志，而后来之修辑者类相与诿而不任，岂得传舍其官，总总未及，亦正虑前数者之难，恐髙识之士议其后耳。即如筠志，国朝建郡二百六十余年内，惟正徳时前守任丘邝公璠一修纂之前，此后此皆寥寥也。如谓邝公独暇及此，则时方有巨寇之警，守御未完，疮痍未起，而公偏有意乎文献之征？微邝公，则后之官筠者，虽欲以政学得乎？顷以予之寡昧承乏是邦，甫至即访诸故实，及郡事因革之宜，贸贸莫得其要。掾史以旧志进，则刻久漶漫，半不可读。徐绎而读之，稍得梗槪，乃距邝公又百有十五年矣。予因重识公功，而益叹载乗之难。防代狩石仓曹公按部歴筠，首谓「筠虽瘠壤，实仕国也。」昔贤如苏次公、杨文节、文信公皆歴官其地，应史君钟南、平岳武穆皆保障其民，灵杰之规必有足述者。亟索郡志观之，讶为太简，且旷岁久矣。予对谓「邝志修于华林兵火之余，旣又闻江藩隂蓄异谋，瑞有宻迩隄防之虑，倥▯中摭拾得此业为不易。」公曰：「信哉！正徳之季距嘉靖初为年防，何使邝君得际熙隆之时，肆志讨论，必可厌观？但今又逾百载矣，宁必借才前人耶？」予固谢不敏，谓「百年内能吏多矣，率未及此，具有深心，走何能为役？」公曰：「虽然，不闻子厚氏之论史乎？今人让之后人，后人又让后人，是终无作者也。慎母辞。」予虽唯唯，实弗敢任。又徧请质于当道，当道皆嘉勉如曹公言。予再商之僚友诸公，又皆赞决如当道言，始敢按旧志询其同异，并访近事于筠人士，因就正于乡先生陈公、胡公、邹公、熊公、刘公、王公、吴公，请教言焉。属草未半，欣闻今上龙飞五位。文命诞敷，制作更始，于是别驾杨公司李、徐公语予曰：「曩谓邝公纂修郡乗，恨不及嘉靖之隆。今主上同符肃皇，而公于此继邝公之志，非文明时应有之举乎？」予谢曰：「我辈愦愦，不及前人，故造物假之遭逄，以盖其短。抑惟借手诸君，徼灵筠社，聊备识小之一班耳。」于时携草入觐，还筠乃卒业焉。总因旧志而类次之，即有所防窜，亦不过详其所畧，畧其所繁，无敢臆为去取，一皆本邝公之防而例推之者也。正徳后事，则又推义例而广之，以便览观。旧板旣防，因续为合刻，以复曹公所命。至其合彀与否，固不自知。且筠地从来多博奥之英，如髙安刘壮舆氏，稽古多闻，与苏黄相上下，尝取欧阳五代史，摘其挂漏，作纠缪论，以示两苏，两苏不能屈，乃知述作之难。即庐陵不能无讹，况以今之谫谫者而欲操笔，壮舆之乡也？不自笑望洋河伯哉！虽然，失今不志，即壮舆复起，将无所据其谬而纠之，则又守土者责也。用是勉次简编，以俟后之宗匠。补修袁州府志序 钟 炌吾袁郡志入本朝凡三修。嘉靖甲戍，严惟中先生考策于秘府，博采旁搜，创为义例。金陵顾东桥公所称，并美都元敬《黄山图经》、李懋卿《东莞志》、邵国贤《许州志》者也。万厯庚申，莆阳黄公守郡，聘袁、朱诸公续修，于前志稍有删润，义例未改也。抵今已三十年，崇祯癸未，弗毖于寇，并旧志多残缺焉。东粤廖公以星，都司李来视郡事，愓然惧文献之不征也。属多事困敝之后，兵戈纷沓，虽日不暇给，而神有余闲，已觉政行民孚，制定务省，急取庚申旧志补缀缺漏。其续而编者，以次卒业。辱顾不佞炌曰：“往迹臧否，名懿仪式，志实有裨益于治。袁东南望郡，声光赫奕，视昔有加，志未可缺也。”公为序而补梓之。炌固谢不敏，属命益坚。敬言曰：“昔者圣人之为文也，于史焉急。曰‘知我罪我，其唯春秋’。
译从此以后，承造船只的人宽裕有余，督运的人收敛不敢放肆，县中百姓终于可以稍稍安宁。我们感念诸位公卿惠及桑梓，应当世世代代铭记。事情确定后，大家要刻书并昭示后来的诸公，认为我邹德泳应当说几句话。我回答说：“幸运啊，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如今皇帝圣明临朝，锐意求治；又恰逢我县群贤身居要职，争相进献正直言论，而当事诸公也都是一时贤者，关心民间疾苦，所以事情终于成功。否则，就像蝼蚁摇撼鼎器，即使有千百个我这样的无能之辈，又有什么益处？背负重物艰难前行，哪里能盼到卸担的日子呢？实在幸运，实在幸运。可是，当制度刚开始改变时，谋虑周密、筹划审慎，事情本来没有不妥善的；一旦因循旧习，便会逐渐衰败。树木会生蛀虫，堤坝会有蚂蚁侵蚀，难道只有一件事会如此吗？如果能察觉苗头，及时加以防守，那么对后来的君子仍不是没有希望。” 《重修瑞州府志》序 陶履中 我听古语说：“修史的困难，没有什么比修志更大的。”这难道不是说，史书可以严加删削编述以尊重其体例，而志书则必须考察舆论、记载细微琐事吗？一味顺从众议就接近泛滥，志书过于琐碎就接近鄙俗；如果脱离实情而任意抒发文辞，又像文章而不像志书。所谓困难，不正是这样吗？天下郡邑原来各有志书，后来修订编纂的人大多彼此推诿而不愿承担，难道是因为任期短暂、事务纷杂而来不及吗？其实正是顾虑前面所说的困难，担心高明之士在身后议论自己。比如筠州志，在本朝建郡二百六十多年中，只有正德年间前任郡守任丘邝公璠修纂过一次，此后一直寥寥无闻。如果说邝公只是偶然有空顾及此事，那么当时正有大盗之警，守御尚未完备，百姓的创伤尚未平复，他却偏偏有意搜求文献吗？如果没有邝公，后来任职筠州的官员，即使想凭政绩和学问治理，又从哪里得到依据呢？近来我以浅陋之才暂任此地，刚到任就访求旧事和郡政沿革，却茫然不能得到要领。属吏把旧志进呈上来，但刻印日久，字迹漫漶，已有一半无法阅读。我逐字辨读，才略知梗概；距邝公修志，已经又过了一百一十五年了。因此我重新认识到邝公的功劳，也更加感叹记载史乘的困难。适逢代天巡视的石仓曹公按察所属各部，经过筠州，首先说：“筠州虽然土地贫瘠，却确实是仕宦之国。”从前的贤人如苏次公、杨文节、文信公都曾在这里任官；应史君钟南、平岳武穆都曾保卫这里的百姓。这里灵秀杰出之士的事迹，一定有足以记述的。曹公立即索取郡志观看，却惊讶它过于简略，而且荒废年久。我回答说：“邝公的志书修成于华林兵火之后，后来又听说江藩暗中蓄谋异变，瑞州又有邻近地区加强防备的忧虑；在仓促忙乱中搜集到这些材料并完成此业，已经很不容易了。”曹公说：“确实如此！正德末年距嘉靖初年不过几年，假使邝君能遇上熙隆时代，任意考订讨论，必定可以写得令人满意、可供观览。但如今又过了一百多年，难道还一定要借助前人的才力吗？”我本来就推辞自己才力不敏，说：“百年以内能干的官吏很多，却大多未能顾及此事；他们各有深心，我怎么能担当这项工作呢？”曹公说：“即使如此，难道你没有听过子厚论史吗？今人把责任推给后人，后人又把责任推给后人，这样终究不会有作者。慎重，不要推辞。”我虽然连声答应，实际上仍不敢承担。后来又遍请当道诸公裁决，当道都像曹公那样嘉勉我。我再同僚友诸公商议，他们也都像当道一样赞成，于是才敢依据旧志询问异同，并向筠州人士访求近事，进而向乡先生陈公、胡公、邹公、熊公、刘公、王公、吴公请教。草稿还没有完成一半，忽然欣闻当今皇帝即位。文治教化广泛施行，制度创作重新开始。于是别驾杨公、司李徐公对我说：“过去我们说邝公编修郡志，遗憾的是没有赶上嘉靖盛世。如今皇上同肃皇帝相符，而您在这里继承邝公的志向，难道不是文明时代应有的举动吗？”我辞谢说：“我们这些人昏昧糊涂，比不上前人，所以造物主借给我们这样的遭遇，使我们掩盖自己的短处；也只是借助诸位君子的力量，祈求筠州地方神灵护佑，姑且在记载细小事物的著述中占有一席之地罢了。”当时我带着草稿入朝觐见，回到筠州后才完成全书。全书总的依据旧志，分类编次；即使有所删改，也不过是详写旧志略过的，简略处理旧志繁复的，不敢凭空臆断取舍，一概依据邝公的体例推演。正德以后的事情，则又推衍义例而加以扩充，以便阅览。旧版既已毁坏，于是续编合刻，以完成曹公的嘱托。至于是否合乎规范，我自己当然不知道。况且筠州历来多有博学深奥的英才，如高安刘壮舆，考究古事、见闻广博，才学可以同苏轼、黄庭坚相比；他曾取欧阳修《五代史》，摘出其中的遗漏，写成《纠缪论》给两位苏氏看，两位苏氏也不能驳倒他。由此可知著述有多么困难。即使庐陵也不可能没有错误，何况凭今天我这样浅薄的人，竟想在壮舆的故乡执笔著述呢？我岂不是像望洋兴叹的河伯一样可笑吗？即使如此，如果现在不把这些事情记入志书，等刘壮舆再生，也将没有依据来考察并纠正其中的错误；这又是守土官员的责任。因此我勉强编次简册，等待后世的宗师巨匠来订正。《补修袁州府志》序 钟炌 我们袁州的郡志进入本朝以来一共修订过三次。嘉靖甲戌年，严惟中先生在秘府考订资料，广泛采集、旁搜博访，创立了编纂体例。这部志书，正是金陵顾东桥公所称许、可以同都元敬《黄山图经》、李懋卿《东莞志》、邵国贤《许州志》并美的著作。万历庚申年，莆阳黄公任郡守，聘请袁、朱诸公续修，在前志基础上略作删润，但体例没有改变。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崇祯癸未年，袁州没有防备盗寇，连同旧志也多有残缺。东粤廖公以星、都司李来巡视郡政，警惕地担心文献无法考征。当时正处在多事困敝之后，兵戈纷乱，即使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精神上却仍有余力，已经感觉政令能够施行、百姓能够信服，制度和事务也务求简省，于是急忙取出庚申旧志，补缀缺漏。续写编纂的部分，也依次完成了。顾公屈尊召见我钟炌，说：“往昔事迹的善恶、名德礼仪和制度，志书确实有助于治理。袁州是东南的望郡，声誉光彩比过去更加显赫，志书不能缺少。”于是公为此作序，并补刻印行。我本来一再推辞才力不敏，但公的命令更加坚决。我恭敬地说：“从前圣人作文，把史事看得最为紧要，说：‘了解我、怪罪我，大概只有《春秋》吧。’
其说礼也，又谓杞宋之不征也。夫国非文不兴，郡邑固国也。经之天文，纪之地理，总之官政，考之人物，以至赋役典礼风俗灾祥，各附于其域，一惟文是传，弗文即传弗信。是故志备三征而道是贯。聨今昔，综名实，凡为郡之政，正疆导俗，守封祀神，理民率下，章宪兴教，无不备具。学而文则修辞立诚，文而志则金石坚而四时信也。袁当国初，率先服事，不烦征防，民习慤朴，赋税误报，故三百年来供赋唯辛苦，幸不见兵革，乃一纷于丁丑，再躏于癸未，袁民乐胥不仍其初矣。楚疆蜀界，滇甸黔服，趋便为衢，穷黎肩脊瘏痡，污莱溢目，庐垣半毁，戎幕新张，锄戈犁防卫防相半，士废诗书，家空杼轴，困棘我袁未可以昔之政为政也。公之至也，咨▯老吏，稽考掌故，观于山川而险易可具修，量于户口而赋役可均平，谂其风俗而人不爱其情，得其美刺而狱讼省息，先其大而兴除皆利也。以是举政实有其道，爰取而文之，含英咀华，扩蕴挥聚，一补志而用意勤劬，占公逺大之。至达之天下可也，而况于郡乎？
传曰：「国史明得失之故，斯其有之。」《易》曰：「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然岂独见公有恒之言哉？于戯！可以永世矣。芝郡文献录序 史 简夫百里一贤，千里一圣，羣宗其至以为归也。今人与居，古人与稽，我取其型以成式也。生长父母之邦，举前贤之姓字，无闻则视聴塞矣。身被先王教泽之隆，举乡先生之行谊，文章不能别黑白而定一尊，则是非淆矣。予自垂髫受先君子提命，尝闻某邑有某先贤，有某先贤遗书，辄心识其姓氏，不敢忘。今溯前代文献，存者半，亡者半。若建文时之胡公闰，正统时之孙公原贞，成化时之孙公需，▯治时之戴公▯，正徳时之余公廷瓒，苏公章，嘉靖时之卢公琼，舒公春芳，万厯时之刘公应麒，陈公文衡，陈公嘉训，陈公大绶，天啓时之黄公龙光，皆国之桢干，邦之典型也。今欲摭拾其遗文，防为空谷之足音矣。唯幸为胡公传者有英风纪异一编，此则不必其言之传，而传之者已有其人。若夫言与人之必可传，传而必可法者，若敬斋胡公，古城张公，讱斋余公，先人惺堂公，其学行则濓洛关闽之遗也。若念斋程公，青峯汪公，星桥金公，其文辞则庐陵旴江之气也。资啓沃，勤献替，则桂太傅，祝黄门是采，此又政治得失之鉴，而董江都刘更生之筹画也。思数君子者，生当其时，幸而躬逢其盛，为宰相，为卿贰，为藩臬，为台谏，为良牧守，则各致君泽民；为岩穴老，则亦明体适用，皆不负所学，以章国家文明之治。即不幸而身履其变，为志士，为仁人，则独舍生取义，奋不顾家，以续纲常人纪之统。是其文章足以华国道徳，足以物躬至性，足以质天地格鬼神，声施至今，何赫奕也。予尝欲彷宋景濂先生评浦阳人物，着饶郡名贤记，有志未逮。今幸先后罗致诸先生集于家，推当时休养之隆，念师友渐摩之力，卜山川秘惜之珍，与鬼神呵防之灵，虽经乱离顚沛，不致磨灭澌尽，犹得裒集而叙次之，用示后人。自时厥后，悉其姓氏，察其言行，知诸先生之遗泽，在一时而流风在百世者，悉于是焉征之。征之而足尚，借此留有美，则传之盛而闻见无违。征之犹或不足，亦借此辟无善而称之诬，而疑殆期阙则斯编也，匪但不没夫昔人，或亦小补于后人矣。编成劬见，江公梧叟、叶公两家子弟各以存槀见示。呜呼，小子于二公尤亲承顔色者也。彼都裘带之容仪，时厪寤寐；负劒辟咡之诚恳，奚啻再三？今犹昔也。顾谁为询黄髪者乎？谁为系硕果者乎？讽诵遗篇，盖不胜穆然兴感矣。亟为诠次，附于编内。始志予平生所见知者，又如此共计文若干卷，谨题曰《芝郡文献着实》云尔。嫠女订镌父集后序 刘 淑徃者逆珰嘘波穷海滔荡，先君以一身障苴其间，有如麟豺同谿，势不相容，非先君杀珰则为珰齧所必然耳。而祸机之发乃在文字，嗟乎悲哉！请劒楮上，系笏毫端，事虽未成，谅亦为忠臣义士感慨而欲读其遗文者也。忆不肖藐藐七龄，从母氏与难京师，分期一死相随地下，竟以遗命不果。先皇帝慜念孤忠，许榇南还。于时母女栖栖万里，招魂仅有遗槀一车。盖先人生平廓落髙寄，坎▯遐托，君国之所览涕，忠愤之所絓结，尽慿式于兹也。昔先兄谢防北上，尝摘奏疏策议若干卷，将先付梓人以传。舟泊太湖，乃为冯夷所夺。未防先兄蚤世，家难纷披，老母简寻余帙，付不肖携归王门，计论序传志不下千纸，而诗歌铭赞过之。亡壻清夜扪香校理，稍稍成绪。昊天不育，闵凶奄降，一业未就而壻竟溘然矣。嗟乎悲哉！尚何言欤？壬午之岁，别业告灾，劫焰所搜倍于沈汩，岂先君琬璐英华固不独受妒于人世耶？何祝融冯夷亦辗转摧落也？近复括之败箧尘案，广求亲友所藏，千伯什一，仅乃得之。且歩渉天王残舛实甚，殆不可成纪，而犹勉付剞劂者，诚弗忍以片简只语同尽于寒浪冷灰，而若存若瞀之间，尚足以栖先人浩浩之魄耳。缟帏无外事，不知所以丕扬前烈，惟冀儿侄稍长，或得借当代奇儒侠彦流连慿吊，缀以片玉，则千古之下，先君以文字死也，终当以文字生乎？不肖女淑谨书。
译孔子谈到礼时，又说杞、宋两国的礼制已经无从考征。国家没有文献就不能兴盛，郡县本来就是国家的一部分。经书记录天文，史书记载地理，总括官府政务，考察人物；至于赋役、典礼、风俗、灾祥，也都各自附属于本地，完全依靠文字流传；没有文字，即使流传也不可信。因此，志书完备地具备三种考征，并贯通其中的道理。它联结今昔，综合名实；凡是郡中的政务，如匡正疆域、导正风俗、守护封域、祭祀神灵、治理百姓、率领下属、彰明法令、兴办教化，没有不完备记载的。学习而能作文，就可以修饰文辞、树立诚信；作文而能成志，就会像金石一样坚固，并且四时长久可信。袁州在国初率先归顺服事，不必烦劳征伐，百姓习惯于质朴，赋税又常有误报，所以三百年来供应赋税一直很辛苦，幸而没有遭遇兵革；直到丁丑年遭受一次扰乱，癸未年又被再次践踏，袁州百姓欢乐安宁的生活已经不能保持原状。楚地边疆、蜀地界域、滇地辖境、黔地属地，为求便利而成为道路；困苦的百姓肩背劳瘁，荒地杂草满目，房屋院墙半数毁坏，军营刚刚设立，锄头、戈矛与耕具、防卫器械几乎各占一半；士人荒废诗书，家中空无纺织工具。袁州困顿艰难，已经不能再按照过去的政务方式治理。公到任后，询问老吏，考核掌故；观察山川，险要和平坦之处都可据以整治；依据户口数量，使赋役均平；了解风俗，使人们不因感情偏私而违背公义；考察善恶，使狱讼减少平息；先办理大事，兴革废置都以有利于百姓为原则。因此，他办理政务确实有自己的方法，于是把这些事情取来加以记述，含英咀华，扩充积蓄、发挥汇聚的精华；这次补修志书，用心勤苦，足以占有公远大功业的一部分。若把它推广到天下尚且可以，何况只是用于一个郡呢？传记说：“国史能够明白得失的原因，这部志书正具有这种作用。” 《易经》说：“言语要有实质，行为要有常规。”然而难道只是看见公有守常不变的言论吗？唉，这些事情足以流传万世了。《芝郡文献录》序 史简 百里之内有一位贤人，千里之内有一位圣人，众多宗族都把他们的到来视为归依。如今与今人相处，也考察古人；我取他们的典范，作为成法。生长在父母所属的邦国，却连前贤的姓名都举不出来，听闻和见识就都闭塞了。身受先王深厚的教化，却连乡里先贤的品行义行都说不出来，文章又不能辨明是非、推定尊长，那么是非就混乱了。我自幼年起接受先父的训诲，曾听说某县有某位先贤、留下某种著作，便把他们的姓氏牢记在心，不敢忘记。如今追溯前代文献，保存下来的和亡佚的各占一半。像建文年间的胡公闰，正统年间的孙公原贞，成化年间的孙公需，弘治年间的戴公▯，正德年间的余公廷瓒、苏公章，嘉靖年间的卢公琼、舒公春芳，万历年间的刘公应麒、陈公文衡、陈公嘉训、陈公大绶，天启年间的黄公龙光，都是国家的栋梁、地方的典范。现在想搜集他们的遗文，恐怕会成为空谷中难得听到的足音。幸好为胡公作传的，有《英风纪异》一编；这样并不需要他的言论流传，因为替他传扬的人已经有了。至于言论和人物都确实可以流传，流传后又必定可以作为法则的，如敬斋胡公、古城张公、讱斋余公以及先父惺堂公，他们的学问品行，都是濂、洛、关、闽诸学派的遗绪。至于念斋程公、青峰汪公、星桥金公，他们的文章辞采则具有庐陵、旴江一带的气韵。以言论启发君主，勤于进谏和劝止，桂太傅、祝黄门的事迹可以作为取法；这又是观察政治得失的鉴戒，也是董江都、刘更生那样的筹谋。想到这几位君子，他们生在当时，幸而亲逢盛世，有的做宰相，有的做卿贰，有的任藩臬，有的任台谏，有的做贤能的牧守，于是各自竭力辅佐君主、施惠百姓；有的退居山林，也能明白根本而适用于实际，全都没有辜负所学，用来彰显国家文治昌明的统治。即使不幸亲身遭逢时局变乱，成为有志之士、仁义之人，也会独自舍生取义，奋勇而不顾家室，以延续纲常和人伦的传统。他们的文章足以使国家光荣，足以使道德端正、人的本性彰明，足以质证天地、感格鬼神；声名功业流传至今，是多么显赫啊！我曾想仿照宋代景濂先生评论浦阳人物的做法，撰写《饶郡名贤记》，但有志向却未能实现。如今幸而先后搜集到诸位先生的文集，推想当时休养生息的盛况，感念师友之间逐渐熏陶切磋的力量，推测山川珍藏而不轻易示人的精华，以及鬼神呵护防卫的灵异；即使历经乱离颠沛，也没有使它们磨灭殆尽，还能收集编次，写出来给后人看。从此以后，诸位先生的姓氏都可以知道，他们的言行都可以考察；要知道诸先生的遗泽流布于一时，而遗风流传百世的，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验证。如果从这里得到的考证足以令人尊崇，就借此保存美好的事迹；这样传述才会兴盛，所听所见也不会违背事实。如果考证仍有不足，也可以借此揭破把没有善行的人说成贤善的诬妄；即使疑点仍然存在、缺漏仍待补正，那么这部编书不但没有埋没古人，或许也能对后人略有补益。书编成后，我又见到江公梧叟、叶公两家子弟各自拿保存的稿本给我看。唉，我对于两位先生，尤其是亲自承受过他们的容貌神情和教诲的人。他们穿着裘衣、带着腰带的仪容，时时萦绕于我的梦寐；他们背剑俯身、亲切训导的诚恳，哪里只是再三呢？如今情景仍同从前一样，只是还有谁为我询问白发老人呢？还有谁来维系这成熟的硕果呢？诵读遗篇，大概不能不肃然起敬而生出感慨。我赶快为它们考订编次，附在书中。开头记载我一生所见所知的人物，又合计成文若干卷，谨题名为《芝郡文献着实》。《嫠女订镌父集后序》 刘淑 从前逆珰掀起风波，势力席卷穷海，先父以一人之身挡在其中，犹如麟与豺同处一溪，势必不能相容；不是先父杀掉逆珰，就是必然被逆珰咬害。可是祸患的机缘却从文字中发生，唉，真可悲啊！请看写在纸上的剑锋、系在笏板上的笔端；事情虽然没有成功，相信也足以使忠臣义士感慨，并使想读其遗文的人有所感发。我还记得自己不肖而年幼，七岁时随母亲在京师遭难，约定一同死去、在地下相伴，最终却因为先父遗命而没有实现。先皇帝怜悯这份孤忠，准许灵柩南归。当时母女二人凄惶跋涉万里，招魂所能带回的只有一车遗稿。先父一生胸襟开阔、志趣高远，坎坷而寄身远方；他对君主和国家的忧伤流泪、对忠诚愤懑的郁结，全都寄托在这些稿子里。过去先兄谢防北上时，曾摘录奏疏、策议若干卷，准备先交付刻书人流传。船停泊在太湖时，却被冯夷夺走。不久先兄早逝，家中又遭祸乱，老母亲搜寻剩余篇帙，交给我带回王门；估计序、传、志等文字不少于千纸，诗歌、铭文、赞文还超过这个数。亡婿在清静夜晚抚摩书稿、校订整理，渐渐有了头绪。上天没有保佑，忧患凶灾突然降临，一项事业尚未完成，女婿竟突然去世了。唉，真悲痛啊！还能够说什么呢？壬午年，别业遭遇火灾，劫火搜掠毁坏的文稿，比沉汩所毁的还多；难道先父如美玉宝璐般的精华，果真不只是受到人世嫉妒吗？为什么连祝融、冯夷也辗转摧残它们呢？近来又从残破的书箱和积尘的案头搜集，广泛寻求亲友收藏的稿本，千篇中才能得到一篇。况且行走搜集所得残缺错乱得十分严重，几乎无法编年记载，但仍勉强交付刻板刊行，实在不忍让片纸只字一同消失在寒浪冷灰之中；在似有若无、似明似昧之间，或许还足以安置先人浩大的魂魄。身处素帷之中，别无外务，不知道怎样大力弘扬先人的功业，只希望儿侄稍稍长大后，或许能借当代奇才儒士、侠义俊彦前来流连凭吊，再缀辑些如片玉般的文字；这样到了千古之后，先父既然以文字而死，终究也应当凭文字而生吧？不肖女刘淑谨记。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
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艺文【序四】国朝豫章二祀纪序 陈▯绪南州胜迹在城中者，一为东湖之髙士祠，一为章江门之夕佳楼。髙士祠人知为徐孺子苹藻之区而已。至夕佳楼，则已非复曩昔故名。盖两者仅存其迹，亦已久矣。广陵李公理豫章，过夕佳楼，喟然叹曰：「兹岂非元忠臣偰公列箎之第宅乎？」自嘉靖来，易偰家为夕佳，忠烈姓字不复流播梓里，可胜叹哉！于是制偰公木主祀之楼下。已阅饶州志，得汉张子逺遐从孺子论易事，则又喟然曰：「此君湮灭不传，亦偰公之俦也。」祀孺子不祀张君，恶其不备，则又増木主于髙士祠，岁祀如例，卓然与河山不朽矣。而以▯绪生长兹土，命为之序。绪尝读陈公文烛夕佳楼记，备述陈仲举、王子安诸君，絶不一及偰公，岂以博雅如陈，亦遂不知兹楼为胜国之遗邪？若徐孺子出处大节，得于易之进退消息为深，千余年间惟曽子固知之。然子固亦不知孺子之传在于子逺也。嗟乎！以偰公之忠烈，何有于后世之名？而张君屡谢辟举，潜心庖画周文，亦岂有意于古今之声誉者？然而彰羙示劝，贤士大夫之责也。公斯举不独以昭前徽，夫亦因之以励继起，其所系讵不重哉？清赋大纲序 徐世溥高邮王公修之理饶之，明年清厥属之赋焉，拯民困，襄国计，训官治也。其明年春，清赋大纲书成。世溥受而读之，肃容叹曰：“幸哉，饶七邑之民苏矣！抑是宜献诸朝，颁之天下，俾守令人人以为师，则岂惟饶实嘉赖之？”昔先王之取民也，定之以经，班之以式，昭之以令，稽之以节，综之以目，防之以成，是以上下宣通，洽和官无滞乏，亦无溢征，民无逋赋，亦无倍输。虽有不得已之役，然国用恒给，而怨讟不生也。今也，上所令，民弗知；邑有正则，胥吏隐其籍，髙下在手，有司者听之耳。夫寇起于民贫，贫繇赋重，赋重繇数加，加赋繇于所征不给所用，数加繇于所入不及所征，所入不及所征繇于赋不清。国加一，民输十，胥吏攫其九，归羡乎官，以上计则乃仍得半，故赋益矣。国诎犹昔也，上焉者弗知，惟曰“官不职耳，民不好义耳”。有司爰多殿而少最，属有警，至増饷之令复下，胥吏则又隂益其数，百姓不知，乃曰：“是再困我也。”是君民与官交病，上下鬲而利孔中赢也。故为今之计，莫若清赋而已。明其正则，胥吏乃不得巧称掊克；明所加之，固匪多也，民乃益乐输。是则不必蠲赈，而颂声已敷，有司由兹以及于寛政者，不亦多乎？知详之为要政之寳也。五则立，十害除，三善备，其用心勤，其为功大矣。仲尼仁，管仲而梦周公，牧民版法，齐以勃兴，周官三百六十，纎悉毕具，故能载周以至数百年。公殆其徒与？盖禹平水土，则三壤以成赋，是清赋之始也。《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方有贤宰，信能则效之，行是五者，则公之明徳乃益逺矣。
译《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艺文【序四】国朝 《豫章二祀纪》序 陈弘绪 南州在城中的名胜古迹，有两处：一处是东湖的高士祠，一处是章江门的夕佳楼。人们只知道高士祠是徐孺子享用苹藻祭祀的地方罢了。至于夕佳楼，已经不是过去的旧名旧貌了。这两处仅仅保存遗迹，也已经很久了。广陵李公治理豫章，经过夕佳楼，感慨叹息说：“这难道不是元代忠臣偰公列箎的宅第吗？”自嘉靖以来，把偰家宅第改作夕佳楼，忠烈之人的姓名不再在乡里流传，怎能不令人叹息！于是制作偰公木主，在楼下祭祀。后来读《饶州志》，发现汉代张子远曾跟随徐孺子讨论《易》的事，又感叹说：“这个人湮没无闻、没有流传，也和偰公是同类人物。”祭祀徐孺子却不祭祀张君，厌恶这种不完备，于是又在高士祠增加张君的木主，按例每年祭祀；他们的声名卓然，可以同山河一样不朽。因为弘绪生长在这里，便命我为此作序。我曾读陈文烛的《夕佳楼记》，详细叙述陈仲举、王子安等人，却完全没有提到偰公；难道像陈文烛这样博雅的人，竟也不知道此楼是前朝遗迹吗？至于徐孺子出仕或退处的大节，深得《易经》关于进退、消息的道理，一千多年间只有曾子固知道这一点。然而曾子固也不知道徐孺子的传承在张子远那里。唉！凭偰公的忠贞壮烈，哪里会在意后世的名声？张君屡次谢绝征召举荐，潜心研究庖羲、周文王的学问，难道又有意于古今声誉吗？然而彰明美德、显示劝勉，是贤士大夫的责任。李公这次举动，不只是为了彰显前人的美德，也是借此激励后来者；其中关系难道不重大吗？《清赋大纲序》 徐世溥 高邮王公修治理饶州，第二年清理所属各县的赋税，以救济百姓困苦，帮助国家筹划财政，整饬官吏治理。又过一年春天，《清赋大纲》成书。徐世溥拿来读后，肃然正容叹息说：“饶州七县的百姓真幸运，终于复苏了！这本书应当献给朝廷，颁行天下，使各地守令都把它作为准则；这样岂止是饶州真正得到好处呢？”从前先王征收民赋，依据经常法确定，按照格式颁布，借诏令明确，按节制考核，用条目统摄，以成法防止弊端，因此上下政令通达，官府运行和洽，既没有积滞缺乏，也没有额外征收；百姓没有拖欠赋税，也没有加倍输纳。即使有不得已的徭役，国家用度也常常充足，怨言不会产生。如今，上级下达的命令，百姓不知道；县里虽有定额和规则，胥吏却把册籍隐藏起来，高低增减都操在手中，有司只得听任他们。盗寇起于百姓贫困，贫困由于赋税沉重，赋税沉重由于税额屡次增加，增加赋税由于所征还不够所用，屡次增加由于收入赶不上征收，收入赶不上征收又由于赋税不清。国家增加一分，百姓缴纳十倍，胥吏攫取其中九成，剩余部分归入官府；按上缴的数字计算，最后官府仍只能得到一半，所以赋税越来越重。国家困窘仍和过去一样，上级却不知道，只说“官吏不称职罢了，百姓不讲义气罢了”。有司因此多受贬黜而少有考绩优等；一旦发生警报，增加军饷的命令再次下达，胥吏又暗中增加数额，百姓不知道，便说：“这又是一次使我们困苦。”于是君主、百姓和官吏彼此都受害，上下隔绝，而从中取利的孔隙却更加充盈。所以现在谋划政务，没有比清理赋税更重要的了。明确税赋定额，胥吏就不能巧立名目、搜刮剥削；说明增加的数额本来并不多，百姓就更加乐于缴纳。这样不必等到减免和赈济，颂扬之声已经传布；有司由此进一步实行宽政，岂不是益处很多吗？可知这份详尽的文书是治理要政的珍宝。五项制度建立，十种弊害消除，三方面善政完备；用心勤勉，功劳很大。孔子以仁为本，管仲以辅佐为任而梦见周公，治理百姓有成法，齐国因此勃然兴起；周官三百六十职，细节全都具备，所以能使周朝延续数百年。王公大概就是他们的同道吧？大禹治理水土，按三等土壤制定赋税，这是清理赋税的开始。《诗经》说：“惠及中原人民，以安抚四方。”四方如果有贤能的宰守，确实能够仿效实行这五项，王公的美德就会更加流传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