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七

译艺文【奏疏三】明 抚恤新县奏疏　钱琦 奏请抚恤新县以谋求治理安定之事。臣议定：新淦县地域广阔偏远，税粮拖欠，百姓逃散，盗贼滋生。适时向抚按官申报，奏请并奉到钦定旨意，分设峡江县治；授任的官员都已经到任，城郭修缮完毕，留下的人回归本业，离开的人思念回来，百姓都欢欣鼓舞，仿佛获得新生。然而鸿雁飞落泽中，谋生之道还没有恢复；盗贼伺机出没，道路交错冲突，人心多有恐惧。加上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凋敝更加严重。即使加以恩惠安抚、尽心治理，臣仍担心不足以使这些长期困顿的百姓复苏。无奈科派征敛繁重，徭役催逼急迫，文书传递快如星火，催促征召的人在道路上往来不绝，使新近划分出来的百姓叹息愤恨，不能保全性命，恐怕这不是广施仁爱、安慰百姓的深意。臣忝居牧民之职，亲眼看见百姓的艰难，不忍沉默，谨将百姓最急迫的祸患一一向陛下陈述：一是合并里甲以减少徭役，二是蠲免拖欠以聚集流亡百姓，三是减轻税粮以使穷困者复苏。这三件事，实在是峡江百姓返回和恢复生业的契机，也是政治转变的开端。如果不及早筹划，臣恐怕圣上的恩德壅塞在上，百姓的情绪郁结在下，已经复业的人将转而逃散，务农的人仍会离去成为盗贼；想要谋求治理安定，难道能够做到吗？什么叫合并里甲以减少徭役？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一里有一百一十户，这是户籍册上的规定数目。峡江虽然划分为二百二十里，但先是因为地方偏远，奸豪吞并，孤单贫弱者流亡，有的里只剩二三甲，有的甲只剩一二户，甚至有的里没有一甲、有的甲没有一户。布政司每年总计派征各种杂项输纳，照旧额办理，常常一里承担数里的差役，一户承担数户的徭役；征求繁杂而财力困竭，原因就在这里。不如重新加以复查核阅，务必按照现存户口如实归并，每里一定补足一百一十户的数目。这样徭役就会减少，百姓的力量也稍稍能够舒缓。什么叫蠲免拖欠以聚集流亡百姓？查得嘉靖六年以前，屡次奉工部等衙门派定的袄裤、弓箭、弦翎、硝蜡、青红等一切上供物料，共折价银一万一百四十六两有余，全都成为拖欠。明诏既没有蠲免，小民又难以追征。臣查得，嘉靖六年巡按御史徐岱因灾伤极重，请求施恩，按照旧例折征起运，紧急处置赈济，以安定地方；题奏奉到钦定旨意，准许把正德十六年以前已经征收但尚未解送南京仓的粮食折银，扣留在库中，分发给遭灾州县赈济，或者代为缴完紧要的起解钱粮，以缓解百姓困苦。臣考虑，峡江刚刚创置，流亡百姓新近复业，连年遭受灾伤，百姓不堪承受，而前述拖欠势必难以赦免。如今本府已经征收各县折银粮耗，共二千六百五十两有余，不如把这笔银两代替缴纳工部的各项物料；尚未缴完的，全部改为折银，逐渐追征。这样朝廷不缺少军需之用，小民也不受追逼之苦，一举而两得。什么叫减轻税粮以使穷困者复苏？峡江百姓多有逃亡，留下的虚税拖累里甲；加上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地方极其凋敝，以至于有人卖掉田地房屋、卖掉子女来偿还税粮，仍然不足。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实在令人深切哀痛。此前臣议定峡江县重新开始治理的事宜，想把该县秋粮不论兑运还是存留，都按照较轻的等级暂时改征折银三年，以缓解百姓困苦。臣曾考察，大禹治水成功后才制定贡赋；兖州赋税最低，其贡赋经过十三年才确定。这说明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赋税，权衡轻重，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虽然臣已经向抚按衙门申报，但事情关系国家储备，抚按不能自行专断，本府也不敢擅自办理。伏乞陛下怜悯重新复业的百姓，广施慰劳安抚。从嘉靖七年至嘉靖九年，一切起运、存留的秋粮，准许改派折银十年；十年以后再按照旧例派征。这样峡江新民或许可以稍稍减轻哀号的忧苦，而各种储备也不会缺乏。只要稍作转变，国家赋税和百姓生计两方面都能得到便利，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伏乞陛下扩大覆盖天下的仁爱，救活一方等待哺育的百姓，敕令有关部院议定施行。请求专设官员分守地方的奏疏　周用 臣私下查得，江西南安、赣州二府所属各县，与吉安府所属万安、泰和、永丰、永宁、龙泉等县以及抚州府乐安县，土地疆界彼此交错。大体上，南安、赣州处在梅岭以北，吉安又位于赣州以北；它们所属各县与乐安县则环绕在南安、赣州所属各县之外。各府之中，只有南安、赣州地方田地山场坐落广阔开旷，禾稻竹木生长繁盛，利益所在，是人们共同趋赴的地方。吉安等府各县的百姓每年都前来谋生，结党成群，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搬运粮食，砍伐竹木，以及种植蓝靛、栽种杉树、烧炭、锯板等事情，到处都有。又有许多人同山户、田主串通，置办产业，从佃客变成主人；差役和粮税互相冒名牵连，依仗势力损害贫弱百姓。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前来租田佣工，或者假称斋人、教师等名目，其中很多不守本分，暗中盗窃；有时又纠集大批人出没劫掠，无法追踪。又有人或因追讨长短期债务，或声称要捕捉逃脱的军户、匠户，往往在各自原籍官府制造事端、捏造控告；双方文书往来，年复一年也不能杜绝。

译各地有司官员又各自依据分治的说法，来满足争强好胜的私心；事情明明属于本辖区，却偏要把曲说成直；诉词涉及外县，又压制是非。况且吉安、乐安的平民一向被称为贪利而好诉讼，加上执法不能公平，顽民更加无所顾忌。不仅藏奸蓄恶的事情无法清除，偶有积压的案件和滞留的狱讼，也难以申诉。大概因为南安、赣州二府属于岭北道，吉安府属于湖西道，抚州府属于湖东道；布政、按察二司的守巡官中，按察司虽有一名兵备副使驻扎岭北，但吉安府不在其管辖范围内。布政司虽然经常委派本司一名官员兼管湖西、岭北二道，却不能经常巡历，以致事务没有总领，百姓多有失望。臣到地方以来，见到各府诉讼互相牵连，有司却不予分辨，已经依照《大明律》所载办理：原告到被告所在处论断，轻罪囚犯归轻处，重罪囚犯归重处；囚犯较少的归囚犯较多的一方；涉及相距三百里以外的两县，则各自在事情发生处审结。通行下去以后，不久再查考案卷，却仍然像过去一样被搁置阻塞，没有看到奉行。又因为吉安、抚州等府不属于臣的辖区，势难责成。臣查得，江西守巡地方原来分为南昌、九江、湖东、湖西、岭北五道；布政司官员除掌管钱粮外，原设置左右参政、参议，共四员，平时常常由其中一员兼管两道。如蒙敕令有关部门查照巡按御史穆相题准的事例，议定由该司一名参政分守负责，兼管湖西、岭北二道，允许携带家属前往吉安府驻扎，巡历地方，分理诉讼。臣在万安、泰和、永丰、永宁、龙泉、乐安等县，遵照原奏和敕书所规定的事理办理。除一切民间事务不敢干预外，凡涉及盗贼、人命等重大案件以及与南赣等府地方有关的事情，听凭臣发文移会并督促责办。如果各县有关官吏不予捕获、追究并办结，也请准许臣加以提问，不许仍像从前那样玩忽拖延、阻挠搁置。这样就能抓住纲要、提挈关键，在共同协力中取得成效；防微杜渐，就能在祸患尚未形成之前消除它。因为这是请求专任官员分守地方、办理事务的事，臣不敢擅自决定，特派舍人李宥捧送此本，恭谨题奏，请求圣旨。《平定下历疏》　　　　　　　　　　吴百朋 奏报官兵浴血奋战、攻破并平定称王逆贼坚固巢穴、飞马报捷之事：据江西分巡岭北道副使李佑、分守岭北道参政蔡文呈报，准南赣参将蔡汝兰手本称：接到南赣军门牌文，命两道秘密防备。本职统率督战，仍兼管安远县事务；赣州府同知李多祚、坐营都指挥王汝澄、万安营守备董龙、长沙营把总暴以平等各部兵力，共四万三千余人，于本年六月初二日申时从龙南、安远起营进剿下历贼首赖清规等。初三日攻破贼巢并展开杀伐，至七月十五日止，共生擒贼王赖清规，及有名贼首萧祥鸾、赖清重等五十六人；有名贼总、贼甲郑守恩、吴拱等六十八人；斩获贼首及其党羽罗正道、谢衡等，共二千六百十二颗首级；俘获贼属男女共三百五十人；牛马二千四百五十一头匹；器械一百七十七件；救出被掳男女三百余人；招回被胁人口共二千五百七十人。这些俘获均已解送给记功官赣州府同知赵时齐、推官蔡民望查验后转解。被掳男女当即审明释放，牛马立即按规定赏给有功士兵，招回人员让其复业成为新民，并由同知李多祚、龚有成酌量拨给田土安置，造册上报等情已送到道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十口〕 随后又据领安远哨同知李多祚、坐营王汝澄、守备董龙、把总暴以平等分别呈报，内容相同。据此查得，前述逆贼因为各官升迁交接，又正值张琏大征之后，福建兴化府被攻陷，潮州倭寇正盛，邻近境内多有事故，难以同时办理，所以只得酌情招抚，希望他们悔悟自新，没想到他们仍然凶恶如故。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叛贼招集党羽分伙出动，抢掠崇义、安远、信丰、龙昌、南雄等地。随即奉本院牌文称：从前所知，三巢贼赖清规等凭险据守、鼎立称雄，时而招抚、时而叛乱，起兵作乱已有数十年，杀人以千万计，是王法所不能宽赦、上天必然讨伐的对象。只是连年用兵，军饷缺乏；如果等三省防军合力进剿，终究会成为在道路旁筑屋、议论纷纷却不能成事。如今应当乘着剿灭二源的兵威转向三巢，但事情有缓急，用兵有先后；三巢之中，只有下历包据辽阔地域，必须先集中力量攻破坚巢，其他有瑕疵之处就容易处理。臣已将一面奏题并移文镇守信丰督战，牌令兵备道立即会同分守道，依照后列数目调发各路官兵，交参将蔡汝兰统领，限于本年六月初三日寅时以前进军。将下历巢穴中赖清规等贼乘机彻底剿灭，以发泄众人的愤恨。但贼人性情异常狡诈，他们知道官兵进剿，必定重蹈旧路，分散哨队逃往湖广东西及福建一带，使扑灭更加困难，因此必须另选精兵二万人，委任能干将领统率，分别驻扎在要害之处，防止他们逃逸。该道仍应亲自前往龙南、信丰等地查验战功，事情结束后一并编造文册上报等情。奉到此令后，已依令监督各路官兵进剿。如今根据各处呈报的前因，实际统计共擒获、斩杀三千一百四十三名（颗）。有关效劳官员的功劳很多，均请上奏予以优厚记录，以激励后来者等情。呈文送到臣这里，据此核实：江西龙南下历贼首赖清规、蕉坑贼首萧祥鸾、杨梅牌贼首邱清仰、热水贼首徐仁安、汶龙贼首王凤阳、胡坑贼首胡应川、安远县小石保贼首吴▯、大石保贼首杨明甫、伯洪保贼首刘乔松、龙泉贼首龚大权、信丰南坊上里贼首袁尚信，以及广东龙川县羊石寨贼首李世柏、铙钹寨贼首宋伯颙等，都是异常凶恶的首犯，彼此依附，党徒多达万人；十多年来罪恶累积深重，幸蒙上天助顺，一朝将其消灭。

译至于高砂的谢允樟等人，自从下历被荡平后，听到风声便胆战心惊，每天陈述哀求，希望暂且不要杀死他们；其同党不足千人，势必会束身投降。仍希望朝廷大施好生之德，暂且宽免他们的死罪，以显示朝廷的恩信。如果他们稍有犹豫，便应督兵将其诛灭，一鼓作气即可消灭。江西境内的巢穴大概已经平定，只有广东岑冈还在凭险顽抗。乘胜长驱直入并非难事，但如果只派一面军队，恐怕贼人逃走，最后只攻到空巢，反而无济于事。容臣严督岭北伸威诸道，相机行动，决不敢留下贼患，使君父忧虑。再查广东边界山川险恶、风土恶劣特别严重，历来考察旧籍，那里本来就是盗贼聚集的渊薮。议论此事的人都想在下历一带设县置官，实行治理和教化，这个谋划不能说不好；但龙南、安远、信丰诸县土地狭小、人口稀少，和平又正在草创之中，新县都经不起再次分割。不如审度形势，修筑城堡，或各设守备、捕盗通判一员，统领一支兵马，镇守安抚其中。这样事务较为简省；还应修建社学，选择年长有德的儒生教诲子弟。长期受到熏陶，几年之内，或许可以把顽固强悍的风俗转化为礼义之乡。等到地方彻底平定，然后逐步裁减改编官兵，这就是长久安定治理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已经巡行告知守道、巡道两道官员，广泛采纳舆论，查议妥当，届时另行具奏请示。如果蒙皇上体念将士荡平险要巢穴的功劳，以及臣犬马般的微薄劳绩，敕令兵部再加核查，参照先臣王守仁剿平桶冈、浰头以及近年广东大征的事例，分别将各将官的功劳上报，请求升迁赏赐，以激励后来者。对于已经擒获的首恶，命臣就近交给防守官员处决施行；这样赏罚公平，人们就知道应当受到激励了。《差役疏》　　　　　　　　　　　刘光济 为酌情议定差役事务，以苏解百姓困苦。臣认为赋税和徭役繁重，贵在均平；民力困乏，应当节省。法律有弊端就应当整治，事情到了穷困地步就应当变通。臣在江右待罪任职，私下见到当地土地贫瘠，百姓很少有储藏，横征暴敛，摊派没有规矩，百姓的困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下令布政司会同各司、道官员，将里甲差徭逐项查议。又选派熟悉政务、通达事体的有司官员，考察既有成法，参照当时实际情况，凡每年征收、每年使用的，都加以统筹衡量；冗余的差役和费用，全部裁汰革除。税粮确定征收解送的办法，徭役确定编派的规章。施行满一年，民情都称便利。臣又担心，公私费用如果节省得过分，便不能长久；劳役、工食如果削减过多，百姓就不愿顺从，勉强维持一时，最终难以善后。又经过覆核复议，随着事务增减损益，颇为符合民情。凡征收、起解、发放、支销等事项，都有规章，确实是救济一时偏弊的办法，对地方似乎相宜。除因事务琐细，不敢一概烦扰圣听外，谨摘取其中大要，列为五项，上奏请示。第一，均平徭役。臣认为均徭之法每十年制定一次，核计丁口、查验粮额，按户分列等级，施行已久，确实能够均平而不造成负担。然而法令实行久了就会产生弊端，名义上是均平徭役，实际上却有不均的祸患。每年徭银原本有定额，但各甲丁粮多的，所派银数少而徭役轻；丁粮少的，所派银数多而徭役重，这是第一种弊端。所编差役中，有正银一两、只缴纳一两的，这一定是有权势、通过请托关系得到的；有增加到一两、二两的，甚至增加到几十倍的，这一定由平民下户、没有势力的人承担。这种弊端在于不均，是第二种弊端。北方兼论门丁和事产，南方却偏重田粮；粮多而差役重，百姓便抛弃根本、追逐末业，以至田地日益贬值、百姓日益贫困，这是第三种弊端。粮多富实之家，平时分割田产、虚报寄名来谋求减轻差役；到了审编时，又设法行贿请托以逃避重差，这是第四种弊端。年年审编，官府门前如同集市，官吏打开受贿之门，里胥任意施行索取欺骗的计策，这是第五种弊端。丁粮编派有剩余，利益归于官府，小民却得不到减免的好处，这是第六种弊端。有这六种弊端，小民已经困苦到极点；况且轮到应服差役的年份，役重费繁，力量无法承受。大体说来，人情都只安于眼前，既不能预先积存十年费用来等待一年缴纳，所以一年承担差役，九年都不能得到休息，因而倾家荡产的人接连不断。又查均徭规条，原本分为银差和力差两种。银差中，如各官柴薪、马夫、儒学斋膳夫，先前都由官府指定人户审编，以致贪婪的有司故意把富实人户据为己有，因而加倍征收，贪取无厌。又如两京会同馆以及山东、保定等处的马价，因为地方相隔遥远，有司不肯一体追征，导致多年拖欠，不能按时起解供用；这就是银差的弊端。力差中，如府、州、县的斗库，以及各驿站供给库中的库子，赔费多得不可计算；门皂、铺夫、禁子、弓兵等差役，都把徭户姓名编入，招募他人代役时便加以压迫勒索；水夫、马夫、机兵等，又各自编定头户、贴户，以几十户合充一役，招募役夫时还要发给由帖、取讨工食。穷乡僻县的百姓无法抗拒城市中长期掌势者，家家受扰，鸡犬不得安宁，其危害尤其严重；这就是力差的弊端。弊端多而法规疏漏，百姓受害就更加严重。臣愚见，应把各种差役逐项核算比较：力差就计算代役工食的费用，按照劳逸轻重酌量增减；银差就计算搬运、解送和交纳的费用，按照难易酌情增加或减少。

译统算每年所需银两若干，只按丁粮编派，开列在各户由帖上，并限定某人为贴户。如今把这些办法一概革除：有丁而无粮的，过去编作某役、某头粮的，必定是下户，只缴纳丁银；有丁又有粮的，必定是中户；粮多丁少以及丁粮都多的，必定是上户，都按丁粮一并缴纳。这样，户的贫富无需等到审编便可自行确定，徭役差派也不能逃避重负而专挑轻负。银两缴清之后，一年之内便没有追呼骚扰，士、农、工、商各安其业；使一个县内轻重可以互相调剂，十甲之间苦乐大体均等，这也是调停的一种办法。第二，革除坊里。臣认为州县设置坊里，轮流按年承担差役，本来是平民服役的义务，除了承办公事、催办粮差外没有其他事务。无奈有司不加体恤，凡祭祀宴饮、制造器物、供应帐幕、馈送夫马等各种费用，都命坊里当值办理；坊里又摊派给甲首，费用没有定规，以一项摊十项，使乡里骚动、日益衰败，好像病弱的人一直不得休息，几乎没有复生的希望。臣愚以为今日最急迫的事，在于革除坊里，在于确定经常费用。凡是每年所需、过去由坊里自行办理的费用，如今都改为征收银两，储存在官库中。像铺陈、轿子、伞、幕次、器具等应预先置办的物品，祭祀、乡饮、宾兴以及供应上司等应临时购买准备的事项，修理衙门所需的工料、应临时估算的事项，接送递送所需的夫马、应预先雇募和临时调拨的事项，无不属于有司的职责。掌印官负责统筹核算实际数目，责令有关吏员按照所掌事务分别管理，随事发给银两，登记支销。买办和服役人员，就在隶属兵役中轮流拨用，与坊里完全无关。除规定之外，不许擅自使用；除每年规定征收之外，不许额外加派。这些经费仍应设置稽查表册，每季度到臣等院、道衙门接受查核。如果支用有余，就作为正式支出销账；如果事务超出常规、经费不敷，也准许各有关州县从原编的备用补充银中支销。这样一来，一州一县都有经常使用的费用，既不会因节省过度而废弃礼制、妨碍事务，坊里轮年服役也可以免除额外索取的负担。第三，确定派额。查得本省各项差徭，自嘉靖二十八年以前任巡抚都御史张酌定的赋役总册中载明：南、北京库漕运的本色、折色米银，起运和存留部分，以及宗藩司、府仓的米，都出自粮户；户口食盐所起运、存留的钱钞，则出自丁口。只有里甲均徭，是丁粮兼派：里甲每一丁折米一石，均徭每二丁折米一石。后来查得各州县有的只按粮编派驿传，有的按丁粮配编民兵，有的只按丁折米编民兵、完全不编驿传，各地都根据丁粮轻重进行调剂，以免偏重负担，百姓已经相安相应。应查照旧规，通融兼派。至于户口食盐所起存的钱钞，近年奉例随粮带征；但查盐钞两项属于丁差，如果仍像从前随粮征收，小户和零散户不免受到烦扰，应当改正，仍按丁口征纳。又查田粮中有沙塞，丁口中有逃亡、绝户；如果不加查处，粮差就无法征纳，里递也免不了包赔。臣建议：沙塞田粮中，除旧额以及沙陷无踪、原经奏准免派起运、只派存留司库的部分由里递均摊输纳外，其余原来虽属沙荒、如今已经开垦却长期被隐没、现在被清查出来的，或者本管里长及各有势力之家包占隐匿的，都应在实际得业户名下追收田租和利益，用来抵补粮差，不得一概让全图包赔。若有人妄称沙塞而没有依据，就与实粮一样编派差役。至于逃亡、绝户的丁口，原额已登记在实征册中、确有依据的，除按旧例免于编派外，新近出现的逃绝丁口难以一概免除，应按未成丁的条例，比照实丁减半编派差役。各州县四种差役中丁口原额折算的多寡，全部依照旧制。若有人投靠权势、隐避差役或隐漏户口，准许任何人首告，将犯人名下应缴的罪银充作赏金。凡清查出丁口以及逃户恢复原业的，一面增入逐年格册，按同一标准编征；到了造册之年，再改正征黄、征白二册。这样，丁粮派额既已确定，妄报沙塞、欺骗隐匿的弊端也可以全部消除，小民永远不会受到偏重负担。第四，佥粮解照。查得夏粮、秋粮有起运、存留之分，也有征收解送本色、折色之役，名叫粮长。各州县有一年审编一次的，也有三年、五年审编一次的，只是选报富实人户，原来并不按年轮流分甲。每逢编审之期，豪强大户通过请托设法规避，坊里在选报时施行各种索取欺骗，粮长本人还没有服役，所费已经不可计数。官府不得已，只好采取种种苟且办法，有的让数人合充一名，有的让一人包管全户，乡里骚扰不安，永无歇肩之日。包揽差役的人得以肆意侵吞欺骗，贫困者苦于赔补；一旦充任此役，很少有不倾家荡产的。这些都是民间最苦、负担最重的事情。臣查得《大明会典》：洪武四年命天下有司丈量民田，以一万石为标准，设置粮长一名，专门督促本乡赋税。洪武十五年革除粮长征收，命里长催办；洪武十八年又恢复设置粮长。可见粮长之役，或编用富实户，或由里长轮任，都是我朝祖宗的旧制。应当让各甲按年轮流管理、催办本里人户的税粮，听任他们自行把米缴入官仓；由管粮官典收银入官库，由掌印官典收管。查照旧规，需要设置领解粮役若干名，就在催征过程中审查丁粮较多、家道富实的人户，选定相应名额，责令他们管理、解送粮米。搬运脚力损耗的费用折成银两，称量收粮的火耗费用，也都在派额中酌量加征，由官府当面发给，用来补助使用，免得他们独自赔补。这样十年之中不过轮流服役一年，即使有一年劳苦，也能享受九年安逸。况且由本管里长催征本里人户，事情尤其顺利方便，或许既能符合祖制中由里甲催办的本意，又能杜绝审编的弊端。

译第一，处置解运事宜。查得兑军、兑淮、南京各项本色粮米以及各项折银，都是由府、州、县管粮官监督押送，并由经收人役交纳。即使有拖欠、侵吞欺骗的情况，弊端也能立即发现，追缴赔偿容易办结；这是因为有官员统领，稽查方便。每年派征南北两京所需的本色棉、苎麻布匹，旧规原本由粮役直接解送，结果地痞奸猾之徒包揽运输、侵吞牟利，动辄以万计，而且还用粗劣稀疏的布匹充数解纳，检验不合规格，大半被退回。有关部门多次行文催办，最终仍没有完整报解。起解南京的各项折色银，如新例规定的，以及江济二卫水夫、马船工料银、防会同馆马价、各衙门柴薪、皂隶等银，每项都由差役解户逐项转解，结果途中发生花费、侵吞欺骗，或者拖欠后逃回，多年收不到回批文据。上关系国家费用，下关系各役解户的身家性命，怎么能沿袭旧弊而不加处置？应当把南京布匹委托负责运送南粮的官员顺便解送；北京布匹由各府汇总后委派官员押解。南京各项银两务必照北京的办法办理，凡原来由差役解户自行解送的，都改由布政司收存，委派官员领解，并严格限期取得回批、注销账目。这样或许可以杜绝侵吞欺骗、拖欠不解的弊端。《议建定南县疏》　　　　　　　　　张翀 奏请圣明俯允设县，以谋求地方永久安定之事。臣私下认为，江西龙南高砂、下历三保与广东和平、岑冈接界，距离县城遥远，政令教化很少能够到达，以致百姓顽强不驯已有多年。近来前任提督都御史吴百朋抚剿之后，题奏获准，在下历筑城建馆，移置捕盗通判、主簿，统领五百名兵士，专门驻扎防守。又把下历巡司迁到高砂莲塘，筑土垣一座，增添兵力协同防守，以阻挡岑冈方面的来路。还在两地各建社学一所，选择生员、儒生教训子弟，这些都已经通行并遵照钦命查办。后来据龙南下历、高砂等保新民钟仕任等联名呈状称：祖父辈本来善良，祸患由于地处两省交界，偏僻居住在山谷中，常常因小怨便逞凶报复，凭借山势险要，终于形成巢穴。去年大军剿灭首领，随后蒙恩设置官员镇守，绝不会再反叛。但广东上下陵等地都是贼患的源头，本府信丰县南坊上里员鱼迳脑的大石、小石、伯洪三保，也都是盗贼聚集之区。恳请比照南安府桶冈峒改建崇义县后至今太平的先例，请求撤除镇守、巡司等官员，从各坊分割丁粮，共同建立县治，使地方有所依靠等情。臣于隆庆二年六月到任，据守、巡岭北道右参政殷从俭、副使董时彦会同呈报，奉命转委赣州府知府黄扆亲自前往龙南下历等地，把应当划分的地方逐一勘察。随后据该官员详细询问民情风俗，勘得：龙南县应划出的下历、高砂、横江三保，有人丁四百五十九丁，田塘地粮五百六十五石九斗零；安远县应划出的大石、小石、伯洪三保，有人丁一百二十一丁，田塘地粮五十六石零；信丰县应划出的南坊上里、员鱼迳脑以及潭庆上保龙头岭内坑居民郭信赐等请求划出的地方，有人丁四十四丁，田塘地粮五十六石二斗零。三县合计人丁六百二十四丁，秋粮六百六十七石零。每四丁折粮一石，共折合一百五十六石；丁粮两项合计八百三十三石零。编派里长四十名，每名负担粮二十石，每年轮流由四名担任现年里长。在莲塘建立裁减县分，知县、典史、教谕各设一员。官吏俸禄、柴薪、马夫、门皂、工食等，每年共需银二百七十九两零，从赣兴等县裁减冗员节省的数额中补充。生员廪粮、斋膳以及祭祀、乡饮、接待使客等各项公费，每年共需银五百二十六两零，用没收官产的田租税收供给。斗级、禁子、铺司、弓兵等役的工食，每年共需银二百零七两六钱；把分割来的丁粮人户编银，募充民壮一百五十名，再从龙南、信丰二县裁革的机兵名额中协济：龙南县一百名，信丰县五十名。每名每年工食银五两二钱，共银七百八十两，命两县按年依数解发，新县转发使用。分割来的丁粮只按在册数目缴纳秋、夏二税，各种加派暂且不再追征。这样新民的赋役很轻，也容易归顺向善。原额巡司官兵仍驻扎下历防守，镇守通判仍照旧管理巡捕。又查得，莲塘原议修筑土垣、城楼、窝铺等工程的工料银为二千两，先解发一千两，除已经支用的以外，还剩银一百三十一两零；下历新城公馆原议工料已拨到银一千一百六十一两零，两处共剩银一千二百九十三两零，现储存在县库。至于莲塘新县工程，先前同知李多祚查估修建城垣、县堂、儒学、分司官吏衙宇等处，共需杉木二万二千一百五十根；又查分割设县的界内杉木严重不足，不得不从未划出的地方取用，价值难以估算。其余包砌城楼、窝铺，修筑土垣，以及坚固公廨所需的砖、瓦、石灰、铁钉、木材、泥土、工匠、油漆等，共需工料银六千三百一十三两零。除已经修筑城心土垣、预先烧制砖瓦等共支银八百六十八两零，应当计入前项估算数额外，如今除去龙南县库中储存的下历、莲塘两处支存银一千三百九十三两零，还缺银四千二百五十一两零。应从原议尚未解到的纸赎银一千两以及本府原额抽船谷税银中凑足使用。各处公廨所需杉木尚未估价，等开工时另行申请等情送到臣这里。臣看，先剿平三巢，已经足以使他们畏惧邪念；随后加以抚慰，又足以激发他们向善的念头。况且如今兵政大为振作，只要推诚相待，他们归顺教化的心应当可以保持不变。现在高砂保新民恳求建县，确实出于真心向化。

译臣等再次委派官员查勘，参酌舆论和时宜，询问各党正、父老，他们都欢呼赞成，似乎应当俯允。伏望皇上以仁德怜悯众生，敕令有关部门再加查议。如果臣等所说不误，就在莲塘建立县治，设置一个裁减的小县，选授知县、典史各一员；再按所分割的丁粮，除广东方面不议外，只从龙南、安远、信丰三县划出，共八百三十一石零，编派四十名里长，按年轮流充任，共同建立一县，隶属赣州府管辖，县名敬候钦定。所需本县印信、儒学印信，仍候有关部门请旨铸造发给。前述官吏俸粮、柴薪、马夫，以及门皂、库禁、斗子、斋膳夫、机兵等役的工食，全部依照该道议定的办法办理。城垣修筑、学校以及各衙门公廨一切所需钱粮，取用船税仍确实不足，应当严令将没收官产的租税银两酌量拨用，均等候命令下达之日，交臣等督促该道发给，并委托知县陈澜等总理工程，按次第举行。还有未尽事宜，随时斟酌办理，务求一一完备，这样或许县治建立后百姓可以借此安定，政令推行后风俗也会因此改变。《请求禁止开采疏》　　　　　　　　　萧近高 题为：地方贫瘠困苦已经到了极点，承受不起开采，恳请圣明立即收回成命，洞察奸诈、惩处残害，以安定民生、巩固国家根本之事。臣于本月二十一日在科署办事时，见到江西税监潘相一份奏本，题为竭尽忠诚献出谋利办法、使国家富裕百姓便利。据吉安府泰和县土民段永等首称：本县有官山一座，名叫姥山岭，出产石膏；他们想自备资本设厂招人开采，每年可以得到一万担，贩卖并征税，以谋求充裕国用等情。皇帝下旨准照此议施行。臣一见到便又惊又叹说：小人善于迎合君主、忍心盘剥百姓，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自从潘相凌辱殴打宗室以来，这是天下一大变故。朝廷内有廷臣弹劾他，朝廷外有抚按官奏劾他，皇上却全都置之不问，因此奸人窥知皇上的意向，虐害的气焰更加嚣张，毫无顾忌。潘相说参政正佐应当罚治，随即就有罚俸的旨意；潘相说牌票不必经驿传道挂号，随即就有兵部知道此事的旨意；潘相说石膏可以开采，随即就有准许开采的旨意。两天之内皇帝连续下了三道准旨，这三道旨意都不是用来给天下作表率的，也都不应当让众人看见。臣先说石膏之所以不值得开采的原因。《大学》所引献子的话说：拥有马匹车乘的官家不应与百姓争鸡豚之利；按时伐冰、用于祭祀丧葬的卿大夫之家不应饲养牛羊；拥有百乘车辆的大夫之家不应蓄养聚敛之臣。献子不过是春秋时期的一名大夫，尚且不屑于和百姓争尺寸之利。堂堂拥有万乘的至尊，难道反而要践踏献子所告诫的事情吗？皇上在山中采金、海中采珠，还可以说那是贵重财货；小小石膏是什么东西？质地与土块同样低贱，价值也和土块相当，一千斤的价钱还抵不上一两金子，不过是编户百姓、蓬户陋家拿来调浆，医家偶尔用作药饵罢了。即使真像奸人段永所说，每年果真能得到一万担，换成钱能有多少呢？皇帝的话像丝绸和丝带一样尊贵，却竟然牵涉到卖浆这种行业，损害圣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私下替朝廷感到羞耻。而且不只是名分上如此，即使只从利益来说，也是所得抵不过所失，利益比不上祸害，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才能判断。臣是吉安人，就说说吉安的风俗：江右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土地所产不足以供给衣食，百姓常常要到四方谋生糊口，而吉安的贫困尤其严重。连年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疫病大作，村落废墟中几乎断绝了炊烟。如今又遭受严重水灾，抚按官也已经上报了。假如从前石膏真能资助生计，小民趋利就会像奔逐一样，自当不遗余力地争夺财富，又何必跋山涉水奔走四方呢？又假如小民果真能享受其中利益，县官为何不顺势征税，确定为税额呢？这座山俗名武山，北距县城八里左右，南距赣江六里左右。武山处在两者之间，周围不过二三里，却说有二十里宽，难道这座山能越过县城、横跨赣江吗？这是欺骗诳妄中最严重的。如果一旦开凿，不过十天左右便可把山夷为平地；挖掘人家的坟墓、拆毁人家的房屋、破坏人家的田产，更不用说了。按照风水家的说法，武山对于县治是祖龙，对于郡治是前方屏障；譬如人的身体，挖掉他的脑髓、剜去他的脚跟脚趾，却希望他能保全生命，有这种道理吗？拿一万担石膏换取一郡一县，皇上认为这是有利还是无利？何况既然说由民间自备资本，又说照矿务的成例由官府得四成、民间得六成，那么皇上所得的利益少，奸民谋取的利益反而多。况且一旦设厂，必然要派官，官员、校尉一出动，趋附者便如苍蝇蚂蚁聚集；有司供给供应的烦劳、无名费用、额外盘剥，会造成百孔千疮，无法穷尽追问，分毫都是小民的血汗。这样利益归于群小，怨恨留给苍生，而祸害却暗中转移到皇上身上。皇上英明果断盖世，明察如日月，为什么竟看不到这些呢？大体说来，小人替国家办事，只顾谋求眼前小利，却不顾日后酿成国家最大的隐忧；只想千方百计迎合皇上的欲望，结取一时的知遇，却不顾日后自己的话必定无法实行。比如近日鲁登科代奏盐商捐银五十万一事，就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皇上的明察已经被鲁登科欺骗过一次，难道还可以再被潘相欺骗吗？伏望皇上不要落入奸人的计谋，大大发扬圣明的裁断，立即收回成命，把段永、文名等人明正欺君误国的罪行，寸斩以向天下谢罪；把潘相撤回，按罪惩处，作为各省直辖地区税监肆无忌惮者的警戒。这样国家法令彰明，奸邪便会收敛；民心安定，祸乱也会暗中消除。否则，臣实在不知道还要到哪里去安身了。臣狂妄愚昧，不懂避讳，谨以臣家乡耳闻目见的事实，直接向君父申诉，惶恐越礼，静候命令。《参劾内监疏》

译题为“一省两名内监，地方疲惫困累已经到了极点，恳请圣上果断裁并，以扩大皇上的仁德、安定百姓生活”之事。臣昨天阅看邸报，见江西太监潘相有一份奏本，题为税额征收归入窑务，适宜亲自前往专门驻扎，以尽微薄之力。大意是说，各矿已经封闭撤销，税收交给有司管理，潘相在规定税额之外无事可做，于是想驻扎景德镇，专门管理窑务。又有一份奏本题为遵奉圣谕之事，大意是说，描画瓷器需要使用土青；土青之中，只有题准的浙青是上等，适合供奉宫廷；其余庐陵县、锡瓦山、永丰、玉山二县、徐凤等山所产土青，颜色浅淡，都是中下等，不能供御用，想把它们折价随税恭进。臣认为潘相这样做过分了。查武宗皇帝时，曾钦差内臣督理窑务；到了世宗皇帝英明而有远见，随即革除内臣督理，专令饶州府派一名官员督造。当时每年进贡从未不合定额，器物也从未不精美。多年遵守至今，已经很便利。即使偶尔有粗糙之处，严令有司负责，有司奉行法令、急于办好公事，也未必比内监督理差。潘相为什么没有奉明旨，就径自前往驻扎呢？说是驻扎，潘相大概是想作长期驻留的打算，经营三个藏身之处以求安稳，并不只是像临时巡察那样。还没有奏请就径自驻扎，叫作擅自行动；已经驻扎之后才上奏报知，叫作要挟君主。潘相的罪行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值得宽宥？何况潘相一出动，必然大规模创建衙门，铺张供应；还必然带许多护卫随从，另行制造威福。一座小小的镇子，哪里承受得起这些？他往年曾到镇上巡察一次，据他奏报说：“臣将要抵达镇上时，百姓奏乐焚香，在三十里外迎导臣。”唉！我只听说过有人用饭食和酒浆迎接抚慰百姓的王师，从没听说过有人前歌后舞地迎导虐害自己的仇敌。最终他到镇上几天，就激变土民杨信三等，拘捕通判陈奇可等人，以致烧毁御用窑厂，焚掠御用器物，潘相仅仅保住性命逃脱，直到今天镇民还想报仇雪恨。潘相还想重蹈覆辙吗？臣听说镇上的佣工都聚集自四方，没有借此游荡的闲人，每天不下数万人；稍有骚动，四方就会响应。如果再次像过去那样激起变乱，在皇恩浩荡的今天，皇上看到这种景象，潘相一条性命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他阻塞皇上的明诏、损害圣德，实在不是小事。臣愚见，窑务交给有司负责最为便利，像潘相这样的人可以上报撤回。至于土青，确实是烧造瓷器所必需的物料；然而在潘相开采之前，从未听说过土青匮乏。潘相想要开采，不过是借口供奉宫廷罢了。浙青既然被称为上等，用来代替回青，留下它描画御器，确实是不得已。至于永丰、玉山、庐陵三县所产的土青，潘相自己也评定为中下品，这与御用有什么关系，却一定要开采呢？诏书说：“一切山洞都要封闭，以巩固天地的元气。”徐凤、锡瓦等山在天下疆域中，不过是小小土丘。皇上的仁德广大无边，无微不至，为什么这三县的山灵不能同天下所有土地一起享受新的恩泽呢？况且据潘相奏报，不过想取得其中中下品的土青，折价进贡。既然已经把它们列为中下品，折算的价钱能有多少呢？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皇上哪里会有所依赖？又何必过分听信，仍给百姓留下这种没有了结的祸患？臣愚见，浙青属于供御使用的物料，确实不能停止；那三个县所产的土青，终究应当上报停止，不可再开采。大体说来，江右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没有其他奇异物产，百姓都要仰赖四方来食以糊口。再加上连年水旱灾害相继发生，百姓几乎无法生活。而李道雄盘踞湖口，潘相在省城衙门咆哮作威。十多年来，百姓苦于这两个内监，想向上天申诉却无从申诉。幸而皇帝内心默启，圣政重新振作；矿务已经撤销，税收已经交给有司，归并为一项税收，监理事务已经绰绰有余。潘相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实在不应让他多留一天，成为地方的祸害。伏望圣明大振乾断，将潘相撤回，追究他擅自驻扎的罪行。少一个内监，地方就少一分内监带来的祸害。窑务专门交给有司督造，责令按时解送进贡。永丰、玉山、庐陵所产的土青，务必遵照诏旨全部封闭，晓谕有司不必再开采解送。这样就能使江右百姓如同脱离水深火热，也能使革新政治的德政更加光耀史册。请裁撤湖口新厂疏　张启元 奏为恳请圣明酌情裁撤湖口新厂，以拯救百姓性命、广施仁恩事。臣私下看到诏书，逐项列举各种弊政，规定凡未尽列举的，陆续查议奏请革除；凡是可以安定民生、充足国用的长远方略，仍准许众人直言不讳。钦此。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计策，最先在于辨明本末，最重要在于明察利害。小利，是大害的萌芽；追逐末利，是逐渐抛弃根本。臣以为湖口这个厂所追逐的只是极小的末利，而根本实际上已经先被动摇了。这样做对国家有利，向来很少；造成的巨大危害，哪里说得尽呢？九江设厂，本来是为了稽查商贾，随之又有专卖征税。嘉靖四十二年，又在湖口增设一厂，所收料银附在九江厂一并解送。当初提出建议的人，不过是想网罗商旅、稽查江河罢了，哪里知道竟使它成为南方土地上的陷阱、长江上的炮烙，到了这种地步呢？臣充任南路官员，遇到从东南来的人，没有不皱眉说：‘从前盗贼在江中，今天盗贼在湖口。江中的盗贼劫财，湖口的盗贼要命。’最初创设此事的，是湖口原任御史张科。我恨不得把他吃了。他起初是为家僮逐利，

译如今却把毒害流给百姓，而且已经无法挽回。为什么呢？湖口地势险要，两山夹峙，岸口陡峭险绝，江水与汉水汇流，水流回旋、波涛湍急。没有关厂时，船只上下往来，可以看准便利处取道，不必穿越泡沫、挺进巨浪，冒险停船。设关以后，不论军船民船，都必须在湾中停泊。顺水下行的船要遭受回流横冲，难以靠近岸边；逆水上行的船要面对急流冲击，难以驶入港口。江底没有泥沙，铁锚也无法下放。有时风浪突然发作，只能颠簸跳动地等死罢了。从设厂那天直到今天，不知有几千人葬身鱼腹。既然奉行了圣明诏令，本应由当地查议奏请革除，如今道路上怨声载道，却很少听到有人奏请。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厂一设，只是在湖口市井中使人逞快，却使往来江汉的船只胆寒；实际上是让委派官员借机把利益装入私囊，却把责任推说成内库所设的秘密网罗。查得每船按梁头一尺收料银一钱，明面耗费三分，暗中耗费二分。单头收三十人，银匠收二十人，大半被豪强之家包揽。单头的保费三钱，再次上下船的认保费一钱。银匠在倾销、秤量、兑换中又收五分。而且过去交纳料银按季度计算，如今按遭次计算；过去按载货计算，如今按船只计算。即使小船也不能免除。停泊稍微迟延，就以越过关卡论罪。上行进入临吉的船，已经在九江纳过税，又在湖口下游凭小票重复征收；进入汉黄的船，已经在湖口征税，仍要查验印票，不能在九江免除。名义上是两关一料，实际上是两关两料，从来不是设关来抵御暴徒。况且重重设关造成暴虐，不仅耗尽百姓的利益，而且还残害百姓性命，怎么忍心如此？高皇帝说：‘国家爱护养育百姓，就像保护婴儿，唯恐伤害他们。假如没有固定制度，只知道搜刮来削减百姓的财富，即使有慈父，也不能收回爱子的心。’仁庙说：‘不肖官吏因缘为奸，计算百姓所花费的财物，朝廷得到的只有其中千分之一、百分之一，其余全都肥了下面的人。’皇上施政行仁的开始，正应当恭敬地遵循祖宗法度，留心百姓性命，罢去这个厂，以除去贪婪奸邪的弊端，来收回爱护百姓的心。这样，长江上就会有顺利渡行的喜庆，皇宫也能周全水陆百姓的忧患。臣所谓重视末利而轻忽根本，以小利招致大害，说的就是这件事。倘若议论者认为，船只从九江经过就已有交纳料银的规定；那些往来庆池等地而不经过九江的船，难道肯任其自由脱身吗？并且设置稽查考验以防奸细，也有不能撤除的理由。臣私下认为，这样的说法错了。南康负责巡捕的官员可以盘问查验，庆池一带往来的船只在四十二年以前可以自由通行，为什么四十二年以后就不可以自由通行呢？况且由九江前往湖口、襄阳一带，道路遥远而滋生的利益多；不经过九江而下行到庆池，道路较近而获利较少。九江设厂并非毫无考虑，却不应因此在湖口留下错误安排。万一不准许撤厂的请求，请问能否改换设厂地点？从湖口上游有个地方叫大姑塘，南北都是土岸，水势迂缓，可以免除水流冲击之害，也没有船只撞碰的危险；那里人口聚集，柴米充足。在此设关，大概有利于船只停宿，也可避免沉溺。安置人员不必改建、创修庙宇房屋，利用现有房屋就可以停居；这又是一个可以减少损害的办法。禹想到天下有遭受水灾的人，就如同自己也在受水淹。皇上登极之日，便向天下颁布诏书，重视百姓性命，防护百姓财产，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除去危害百姓的事，怎么忍心驱使江南百姓，横尸枕藉在死亡之地呢？伏乞敕令有关部门酌情议论：料厂如果可以革除，就革除它；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赐；如果不能革除，就更换地点。早一天办理，百姓就早一天免除痛苦；地方幸甚，百姓幸甚。请裁撤湖口税务疏　吴道南 奏为亲眼看见风浪造成的惨状，亲耳听到号哭的声音，谨剖明忠直，陈述恳切请求皇上大加省察，直接裁撤湖口商税事。臣是江西人，乘船往返必定经过鄱湖。此湖横跨饶州、南康、九江三府的境界，水势连天；一出湖口，水流翻涌震荡，令人触目惊心。况且湖口县城前面东西两山突出，山石全都嶙峋险怪，仅剩一个不过数十丈宽的出口。又有庐山绵延数百里，阻挡西北方向；滔滔长江又从北面冲来。平时船只经过这里，船夫就变了脸色，互相告诫；如果不是柴米极度缺乏，不敢稍稍停泊。自从设置税关以来，船只经过此处，凡是申报、交纳税银，往往要耽搁数日。虽然靠湖开了一条小渠，但几天之内又都堵塞满了。何况冬天开挖的水渠也全部干涸，后来船只没有可以停泊的地方，只能把锚下在江中。庐山每夜吹西风，一旦风势大作，便会拔起铁锚、扯断缆绳，几条船互相撞击，片刻之间就会毁坏。一条船中所载的人不下百余人，其中强壮的人还可以背着木板游到岸边，但也只是在天气温暖时才行。到了隆冬严寒时，即使背着木板，也会冻僵而死。不幸沉船，船体便直透江底，因此一条船就成了百余人的棺材。臣扼腕伤心已经很久了，几次想进言却不敢立即陈奏，是因为地方官员和科道大臣已经屡次进言，臣想等待皇上独断。所以自从有撤回税使的圣明防谕以来，臣私下感叹，认为从今以后百姓都将得到皇上的再造之恩。当时即使把税务归并给有关官司，臣仍担心船只会照旧无法停泊。臣冒死上疏，请皇上免除这数万金税额，用来给冒险渡行的人延续片刻性命。臣承蒙皇上不嫌弃我才能浅薄，得以辅佐在皇上身边，凡是四方有利有害的事情，都是臣应当进言的，何况是亲耳亲眼所及却不向皇上报告，这也是欺骗君上、危害百姓的一种表现。草拟奏疏尚未完成，臣已经潸然泪下。皇上俯身采纳臣的意见，这是圣明君主如天覆佑的福分，臣也得以沾受余恩。皇上如果认为臣的话未必可以听从，那么臣已经尽了臣子的心意；将来臣经过湖边而死后有知，也许不会怨恨臣没有进言。臣说到这里，内心更加悲伤。何况如今各地发生饥荒，皇上还普遍施行免税、赈济来使百姓起死回生；那么这里不用费力救济，只要便可拯救百姓于风浪之灾，又为什么害怕不予免除呢？万分恳请皇上明察臣的愚见，并且免除归并后的税额。这样不只是体恤百姓财产，也大大造福于百姓性命。请求撤回湖口税监疏　邓澄

译题为‘圣明诏令恩泽遍及四方，税务宦官上天厌恶其征敛，恳请施行皇上的仁德，迅速将其撤回，以广布圣恩，以顺应天心，以救活百姓性命’事。臣认为，帝王施布大德、彰明大信，扫平坚固险阻，必定不忍使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百姓处在恩泽之外；古今发生人为火灾、天降火灾，木梆鼓声一响便有回应，也必定不会使哪怕一丝一毫的征兆违背此前的应验。因圣母长寿、皇孙诞生，诏旨大加施恩，规定各地税务归并有关官司，等大工程完毕后，一切停止。天下百姓欢呼歌颂，如同从汤火中获得解救；唯独江西税监李道、潘相贪恋财利权力，不忍放手。明目张胆地把利益占为己有，表面上却肆意诋毁他人。此前按察大臣已经上疏揭露此事，只因奏章被搁置未报，这两个宦官便更加张扬，认为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幸而如今上天厌恶他们的罪恶，李道在湖口的住所一旦遭遇烈火焚烧。这大概是上天明白显示，与皇上的旨意相应，说明这类人一天也不能不撤。李道亲身经历灾变，内心恐惧警惕，却又贪恋财利，姑且设辞来试探圣意是否准许。臣愚昧地认为，皇上今日应当果断听从他的请求，不应让江右遗民还在暴虐宦官手中纳税，陷于水火。天下所有土地上的百姓，都是皇上的赤子；天下的税务都已经归并，唯独江右还交给暴虐的宦官。即使假定江右土地肥沃，胜过其他省份，仍然会造成苦乐不均。何况这里处在吴、楚、闽、粤交界，土地贫瘠，百姓贫寒节俭；东北有水路阻隔，西南有山岭塞闭，只有小商小贩才肯攀登崎岖道路、冒险涉过波涛。把这里的人和货物全部登记计算，实际上也不足以抵得上其他省份的十分之一。如今行省已有潘相，湖口又有李道，哪个地方、哪一地百姓能经得起这样被鱼肉？粮船是替国家转运粮食的，历来从未征收税款到装载的货物；户部议定的单据明白允许附带运输当地土产，可是李道竟公然拦截，肆意抢夺。正当旋涡猛烈、狂风大作之中，连转舵收帆都来不及，庐陵一县的军旗船顷刻间葬身鱼腹；以致死者尸沉水底，活着的人还要赔偿粮食，至今说起此事无不泪流满面。正是因为贫寒俭朴之地不足以填满贪官的欲壑，所以不得不在这里强行取足。臣听说，老虎吃饱时，即使捕食也还会选择肉；等到饥饿时，谁还能制止它呢？如今湖口的住所被交给烈火焚烧，估计它平日积聚的财物大多已经化为灰烬，将来还能到哪里索取补偿？势必要另行发出一番咆哮，这就是饥虎噬人的情形。盗贼在夜里行劫，即使抢掠仍会顾忌主人；等到白天，又还有什么可忌惮的呢？如今湖口发生灾祸，暗中使人畏惧的是神灵震怒，明面上使人害怕的是圣上听闻；他们惴惴不安，只是暂时苟且如此。假如还把财利权力交给他们，他们就会说皇上既然已经信任自己而不怀疑，即使发生天变，又有什么能难倒我呢？这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还有更加令人忧虑的：百姓富足就畏惧法律，困穷时法律便不足以约束他们。如今对困苦无聊的百姓，连续数年加以搜刮，又加上水旱灾害接连不断，他们已经停泊无所、生计全无。况且赣江防线横贯五岭，彭蠡湖连接三江，正是违法图谋之徒过去聚集的渊薮。如果趁着这场焚烧之后，摊派壮丁、横加劳役，砍石伐木，急忙谋求安置居所，却妄图建得壮丽，张开虎狼般没有止境的贪求，同时又设置对百姓如鸟兽攫取啄食般的防范，近来滇中的事情，难道还不足以令人寒心吗？上天明明有鉴，变故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住所被焚烧已经预示天威震怒，若不谨慎，必将遭到上天更大的惩罚。臣又来不及只替江右百姓痛惜，而要替税监痛惜；臣来不及替税监痛惜，却深深替国家体统痛惜。皇上如果确实应当在此时借天变的警示，准许李道的请求，立即将他撤回，并把潘相的税务一并归并有关官司。对于其他省份来说，不过是施行皇上日前颁布的恩诏；但对江右来说，实际上是皇上使其获得新生的巨大慈恩。江右百姓幸甚，税监也幸甚。请求增加祭祀四位儒者以振兴正学疏　刘元卿 奏为圣明时代理学大为彰明，再次乞求天恩增加祭祀四位儒者，以振兴正统学术事。臣听臣的老师耿定向说：‘世间所以能够安定太平，是因为人的作用；人所以能够遵循道理、合乎法度，是因为道；道所以能够制约事情、约束内心，不至于放纵邪僻，是因为学。因此，三代以前，学术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三代以后，学术在孔子。有的人以君主、宰相为榜样学习，仁德流传一世；有的人以老师、朋友为榜样学习，仁德流传万世。那些不承袭名位却使仁德流传最远的人，被认为贤于尧舜，是有道理的。’孔子以后，老师朋友传道的风气衰落了，但六经仍然存在。朱熹承接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后，特意为他们表彰阐明，使天下士民都知道尊崇孔孟，用来约束修养自己。因此，从宋到元直到我国朝，遵循采用他的学说，世道有所依靠而安定。哪里没有朱熹的注疏呢？本来把它看作渡海的船，后来学习的人却把船当成了海。于是只在词章、记诵上下功夫，把圣人看作终究不可能达到，于是朱熹的学说又更加晦暗。王守仁出现后，提倡良知的宗旨，于是天下士大夫才知道，人的认识没有不具备良知的，人人都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只是忧虑不能真正致良知罢了。通往圣人的道路长期闭塞而重新开放，这是王守仁的功劳。人心的主宰以及万物，可以譬喻为海。朱熹借助六经作为渡海之船，王守仁又直接指向人的内心，使人明白知道海并不遥远；他们本来都是孔门的嫡传，理应一同从祀。可是臣认为朱熹的功劳很大，那么开启朱熹学术的人是谁？李侗、罗从彦也不可不议论增加祭祀。王守仁的功劳很大，那么亲身阐发王守仁学说的人是谁？邹守益、王艮从祀一事也不可不议论。君王祭祀河川，先河后海；有的是源头，有的是下游。不寻求源头，河水如何流入大海？不寻求下游，河流如何扩展开来？朱熹的学问从李侗那里得到，李侗从罗从彦那里得到，罗从彦从杨时那里得到，杨时从周敦颐、二程那里得到。臣看罗从彦教人，常常让人静坐时观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的状态；李侗也曾整天端坐，以求所谓‘中’，可见他们的学问有根源，大体确实可以看出。《遵尧录》通晓国家大体，忧虑时局、议论政事，感慨激发人心，本末兼备，都可以施行。与世间儒者迂腐疏阔、空泛无用相比，又怎么样呢？他的老师杨时认为，只有罗从彦可以谈论道；

译而罗从彦很少这样说，却也急切称许李侗，这大概不是虚言。如今周敦颐、二程已经入祀，杨时也增加祭祀了，而李侗、罗从彦反而不能入祀，不能不说是礼制上的缺失。王守仁的门徒遍布天下，若要寻求不失宗旨、纯粹归于正道的人，应当以邹守益、王艮为首。邹守益的学问，认为当下万物运行、生长，即是上天承载万物，即是三千三百礼仪，即是万物发育、达到最高；领悟可以达到无声无臭的境界，而学习不超出平常的道德和平常的言语；志向期望达到光明纯厚，行为不离开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的伦常。先前经办此事的各位大臣已经特意上疏说明，也相当详尽了。王艮凭布衣身份领悟‘止于至善’的意义，卓然立志，要立身成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他的志向确实宏大，考察他关于立身的言论很详尽，而他自己立身又极其严格；无论大节小行，都足以昭示日月、通达神明。他以平民身份成为王公的师表，哪里是凭声音笑貌可以徒然达到的呢？臣观察今日学术，谬误空疏特别严重，有人把孝悌当作多余话，把惩戒愤怒、改正过错看作沾滞如刍狗，把仁义视为多余的枝指，礼乐和孔孟的教训，几乎被看作多余赘物。在这个时候，使四位大臣得以列入祭祀典礼，不只是遵循朱熹而追及他的老师，也让传道者知道共同树立、共同显达才是大事；也不只是遵循王守仁而追及他的门徒，而是让承继学术的人知道亲近老师、择取朋友的益处。这四位儒者都谨慎地亲身践行，有的如田夫野老般质朴，有的防然而默坐、潜心求道，有的忠义表现在公开言论中，有的孝诚发自天性；他们都没有所谓神奇的顿悟和奇异的行为。如今从祀者如果只在这些人而不在那些人，那么用来树立衡量标准、陈明准则绳墨、申明规矩戒律，使天下人回转内心而趋向正道，这种补益难道是小小的吗？学问本来只有一个，趋向方便的门路容易，走合乎绳墨的道路困难；人谁不愿意依附圣贤？只是无奈绳墨容易失去罢了。画工作画，厌恶画狗马，喜欢画鬼魅，是因为人看不见的东西容易逃避检验罢了。如今想使鬼魅般的学说熄灭，没有比举出这四位儒者作为示范更好的办法。臣因此认为，增加祭祀四位儒者，不仅可以补上前朝礼制的缺典，也确实是端正学术的大关键。伏请皇上采纳臣的意见，敕令礼部再次查议，增加祭祀宋臣罗从彦、李侗，以及先臣邹守益、王艮。这样祭器俎豆增添光彩，斯文幸甚。臣不胜恳切祈请之至。《条陈南粮缺乏事宜疏》摘要。万士和 第二，专门考核钱粮。臣所负责的事务，专在粮储；用来考核有司的，也只有钱粮这一项最为重要。粮赋完足，其他事情可以略过不论；粮赋拖欠，其他方面即使有善政也不予认可。为什么呢？所谓良有司，就是把催征赋税作为第一要务。所谓善于催征，并不一定要严刑峻法，只要尽心查核，不让奸猾顽民拖欠，不让老奸巨猾侵吞欺骗，赋税自然就能完足。所以钱粮不能完纳，却说另有政绩，没有这样的道理。就江西一省来说，过去拖欠的赋税很多；自从现任左参议黄正色在四十三年任事以来，夙夜勤于公务，立法周详严密，于是使当年全省钱粮连升合都没有拖欠。即使四十一、四十二两年的积欠，也催促解送而全部清理；并且他的施政平易近民，没有苛刻扰民，这就是所谓善于催征的成效，已经得到验证。今后总督考核、举荐或弹劾属官，应当专门以钱粮为主要标准，不得借其他善政之名曲意庇护。这样人们知道趋向，事务也有专门成效，或许可以成为一项助益。请求专门敕令严加经营防务疏　胡松 臣查考图籍文书，询问当地老人，了解到永丰、上饶二县所称的平洋、铜塘一带，连接衢州、建宁，处在闽、浙两地交界防守之处，地势有岩洞溪壑的阻隔，盛产铅矿、木材，方圆大约数百里。正统年间，闽地盗贼邓茂七等曾经在那里私自开矿冶炼，知县邓颙追捕时被害。前任巡抚都御史韩雍请求发兵剿灭，于是封禁前山；其中有官民粮食七十余石，议定命当地都每十里接递均摊赔偿。后来包赔没有落实，又奏请免除，有文籍可以查验。正德年间、嘉靖初年，闽、浙各地的盗寇常常不时前来劫掠，盗贼在当地开采，居民受到荼毒蹂躏，多年以后才平定。就是现在这些流徒，趁着江、闽两地用兵、事务繁多，又纠集党徒持械作乱，假托盗采冶炼之名，实际是伺机劫掠。臣与巡按江西监察御史陈志共同查得，铜塘山厂和平洋都是盗贼垂涎之地，而平洋矿坑尤其紧邻浦城、江山二县的边界。那里重山复岭，层层山岩，转一个弯、相隔十几步，就会使主客、彼此双方互相看不见。那些恶徒经过时潜伏在草莽之中，同伙前后相继，装作道路上的行人；突然一声暗号发出，便挺戈而起，顷刻之间，数百、上千人就可以立即聚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防范它们非常困难，但幸好道路往来必定经过有人烟的地方，沿途烧饭取水之处，不属于江山、常山管辖的，就都是浦城百姓的地方。三县百姓对于广信本来就像秦国、越国那样互不相谋，何况还在观望成败，希望矿场能够开设；一旦开设，便会跟随盗贼行动，分取偷盗所得，本来就能从中获利。而且听说有很多人为盗贼充当耳目、向导，接济他们，替他们提供住宿。众人都说，必须仿照汀州武平所属岭北、潮州程乡所属漳南的旧例，把福建浦城、浙江常山、江山三县以及三县所属的盆亭、溪源、高泉、若仙霞、小竿等巡检司，全部听从江西分守湖东道管辖、提调，责令他们盘问查验、侦探报告，以便提前防备。如遇各路盗贼大量聚集，就一体召集乡兵，首尾呼应支援，阻截拦击；盗势最盛时，就移文给建宁兵道，严令金、衢、温、处各守巡道迅速发兵救援，协力驱逐；延误期限的，听凭臣等江西巡按加以参劾。仍乞敕令兵部查议，如果确实于事可行，请赐下一道不署姓名的敕书，专门命令分守湖东参议驻扎在广永丰县治，训练营兵、乡兵，控制要冲，禁止缉捕，使叛逆之势预先受挫、暗中消散。幸而如今永丰已经修筑城墙，工程即将完工，可以作为屏障和藩篱。对于闽、浙两省的抚按司道，只进行公文往来，所有参谒礼仪，截然不相干涉。这样大概可以使事情预先安排，官职可以常设，职责不致荒废。产生盗贼的源头稍稍清除，承受盗贼危害的下游也就可以堵塞了。请求设置江防守备以加强上游防务疏

译查阅先前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段顾言的案件文书，他巡视各司道、访察官员邪曲、吏治弊端、百姓疾苦、盗贼情况四件事；据布政司会同都司、按察司及各道议称：鄱阳守备应当驻扎康山，以便居中往来巡查缉捕、调度安排，这样为湖区防务谋划似乎可以了。但江上的盗贼，大多来自靖江、泰兴等地的沙洲居民，以及龙潭、芜湖等处的洲民，顺着风势直向上游，经安庆到达湖口，人船都方便，往来十分迅速。又有荆、蜀、江、汉各水在九江设防，赣、吉、抚、饶各水汇聚湖口；湖口于是成为湖盗出江、江盗入湖的通道，是第一要害之地。虽然设有九江卫和兵备道，但相距仍远，防守不能专一。至于湖口这一要地，竟没有半个旅、一个士卒驻守，实在是错误的谋划。应当在湖口南面的湖嘴增设一名守备，操练巡逻，扼守要冲；这样大概可以使江盗不能进入湖中，湖盗不能出入长江。臣等据此前来议奏：湖口江防一带，不仅有沙民、洲民，如今盐徒、矿盗也往往假托商船贾舶，乘机四处劫掠。此前各地征调的土苗等兵，虽然名义上说已发回，也有许多人逃亡，潜藏在港汊岛屿和蒿草芜杂之中。而且近来闽、广各地盗贼侵扰境内，声势浩大，奸邪恶少又多蠢蠢欲动、彼此煽动，尤其应当预先防备。在湖口南面的湖嘴增设一名守备，确实是未雨绸缪的办法。但必须从九江府、九江卫抽调军民精兵二百名，制造、拨给多桨战船三四十只，交给他们操驾，按时演习、巡查缉捕；发给循环赤籍，每半月一次，命令他们与鄱阳守备在适中的地方会合，以核查懒惰与勤勉、虚报与实情。仍有盗贼出现时，互相通报，轮流形成牵制夹击之势，并都听从兵备道及该道守巡道的稽察。若江盗侵入湖中，则由九江兵备、湖口守备首先承担责任，守巡道其次；若湖盗侵入江中，则由饶州兵备、鄱阳守备首先承担责任，守巡道其次。这样大概可以使各项事务互相协调，思想不致彼此牵制；祸患发生时共同尽力，不做表面文章；责任既已专一，经营管理逐渐周密，巡查缉捕更加严密，声威和实际力量都得到布置，气势相互联络，潜伏的机变和隐蔽的祸患可以逐渐消除，使留都上游的重地不致像往日那样空疏错乱。因事陈言疏　张栋 臣先前任江右承办丈量土地之事，从开始办理到报告完成，前后两年；臣亲身经历其中始末，又亲眼看见其中的利弊，所以才敢详细陈述，以冒犯圣听。臣曾说，天下没有绝对的良法，也没有绝对的弊政；施行得好，弊政也能成为良法；施行得不好，良法也会成为弊政。丈量土地这件事就是如此。臣不敢泛泛谈论天下，只举江右一省来说；也不敢概括谈论江右各州县，只就臣所管的新建一县来说。本县原有额定田地五十六万有余，但先年的鱼鳞文册中没有一个字可以查考；询问当地老人，都说不知道是哪个年代丈量的，如今已经无从查考。每年正供银粮额定六万三千有余，而黄册所载没有征收的虚米竟有四千余石；那些不在册内、由小民逐年赔纳的，又不知有多少。若不丈量，怎么能够清理？民间买卖田地，只因没有鱼鳞册，便没有字号和亩数；上田、中田、下田又混乱而没有依据。契约上只写田地若干亩、米若干而已。买方贪图较轻的粮额，卖方企图较高的价格，于是把上等田按下等粮额登记；里中的奸猾之人替卖主操办，愚民成为业户；又把下等田按上等粮额登记，辗转作奸，积成长期弊病。有的田地一再更换主人而形成的奸弊，连当事人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不丈量，怎么能够革除？只有没有粮额的田，才会有无田可征的粮额；富家安享其中利益，贫民却平白承受其危害。户中人口多、丁役多的，还可以合力分摊赔补；那些土地贫瘠的地区、逃亡者众多的里，十户有九户断绝，十室有九室空虚，百姓流离困苦，即使每天加以鞭打，也终究没有完纳赋税的道理。国家赋税日渐亏空，累积的拖欠日渐增加；有司战战兢兢，害怕被参劾处罚，却又无从追究责任。不丈量，怎么能够清理？所以由一个县就可以知道一府，由一府就可以知道一省，由一省就可以知道天下。这样看来，丈量土地这件事，即使说它是良法也是合适的；可是等到施行完成，却有人说它不便，有人说它害民，甚至有人指称它是弊政，这是为什么？实在是因为施行得不好。天下的府州县不知有多少；即使只说江右一省，也有府十三个，州县七十四个。其中有多年没有丈量的，有很早以前丈量过的，有近年丈量过的；有长期未丈量、弊端很多的，有近来丈量、弊端较少的，不能一概而论。道理很明白。当时只因奉到明旨，便一概议定施行，不论已经丈量还是没有丈量，不论有弊还是无弊，一律责成，一律督促。有人说百姓不愿丈量，防罚立刻到来；于是有百姓不愿丈量却强迫他们丈量的情况，这才叫施行不善。这与法律本身有什么关系呢？四方地势有高有低，土地有肥有瘠，差别如同天壤；不只是东南与西北不同。即使只说一府，各县的里甲有多有少，地域有宽有窄，土地产物有厚有薄，终究不能拿这里的标准去约束那里。刚开始议论丈量时，就应当考察长吏是否能够胜任，然后再交给他办理。既然考察后认为可以任用并把事务托付给他，就应当任凭他施行，听从他的调度，等他报告完成以后，再核查功过，只取其有利于百姓的结果罢了。为什么要束缚他、禁止他，颁布条文、列出格式、规定样式、刻定期限，非要让全省完全遵循同一个例子呢？对于各地民风土俗有的适合这样、有的不适合这样，也一概不顾。因此才说施行不善。这与法律本身有什么关系呢？骅骝、騄駬是天下的骏马，把它们放在锅灶之间试验，速度就不能超过□鼬。黄鹄、白鹤一飞可以千里，把它们放在厅堂屋檐之下试验，行动就不能超过燕雀。

译人本来就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何况丈量土地千头万绪；做长吏的，凭一人的精神思虑，想要把事情办成并妥善收尾，也确实困难。若不给他几年的时间，哪里能够一蹴而就、立即完成？可是自从奉到明旨以后，马上规定期限，急迫得如同星火。在重新丈量时，不许长吏进入城中；在编造册籍时，不许长吏靠近坐榻。巡抚、巡按逼迫司府，司府逼迫州县。只说不得阿谀徇私，不得苟且完事，不得拖延违期，却把百姓觉得方便不方便、地方是否安定，全都置之不问。因此说是施行不善。这与法律本身有什么关系呢？当时各州县官，固然有迎合上级意旨而不顾百姓隐情的，也难道没有见识卓异、不怕巡抚巡按的人吗？只是明旨在上，谁敢不恭敬？弹劾奏疏在前，谁敢不躲避？俗话说：兕虎就在面前，即使看见隋侯之珠也来不及拾取，并不是不爱宝物，而是先躲避祸患、再谋求利益。说到这里，也实在可悲。如今只谈丈量的危害，却不谈它为什么造成危害；不把责任归咎于施行法律的人，反而归咎于法律本身有毛病。百姓有的说恢复旧制是对的，有的说重新丈量是对的，臣都不敢说一定如此。天下最劳累百姓的事情固然是这件事，而可以为百姓谋利的也正是这件事；天下最耗费财力的事情固然是这件事，而可以使财力宽裕的也正是这件事。施行得不好，只看见它使百姓劳苦，却看不见它带来的利益；只看见它耗费财力，却看不见它使财力充裕的好处。然而在如今这个时候，百姓已经劳苦，财力已经耗费，愁眉苦脸，确实如御史江东所说。若议论重新丈量，或议论恢复旧制，那么折算、改册、归户、收取图册，又要有一番劳苦耗费。所谓利益还没有得到，危害已经跟随而来，百姓怎么有幸蒙受皇上的忧念？又怎么不幸而两次遭受这种劳费呢？所以臣认为，补救偏失、挽救弊端的办法，不如专门把责任交给巡抚大臣，听任他根据情况便宜行事。假如从天下来说，就要在各省直中看清某省有什么好处、某省有什么危害、某省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危害；从一省来说，就要在各州县中看清某县危害多、某县危害少、某县有利而无害；从一县来说，就要根据当天丈量的具体情况处理：或是初次丈量得不妥，或是初次丈量妥当但定则不妥，或是初次丈量、定则都妥当但造册不妥，都应当针对各自的危害加以办理。如同臣前面所说，长期没有丈量而弊端很多的，可以依据新册；近来已经丈量而弊端较少的，可以按照旧册。按照旧册稍加查核，依据新册刚刚加以调停，也可以。不必拿这里的标准约束那里，不必拿一个县约束全省，不必拿一省约束天下。应当衡量各地土俗，考察百姓情形，分别辨明利益来源，查究危害百姓的原因。或者减少丈尺、丢弃弓分；这种弊端在田亩，罪过在业户，难道不可以让他们自首而免罪吗？或者把上等田作中等田，把中等田作下等田；这种弊端在田则，罪过在公正，难道不可以责令他们沿着田丘改正吗？或者改动亩数、除去弓分，或者把三改成五，或者减损这处而换到那处，或者挪东补西；这种弊端在田册，罪过在书手、算手，难道不可以晓谕受害人家，让他们自行首告吗？大致弊端不外乎这三类，而当时经手的人未必没有清楚其中弊窦的。与其从现在重新丈量，造成不可估量的劳费，哪里比得上就在已经丈量的基础上查改，所费力量还少一些呢？与其恢复旧制、废除新制而虚浮粮额仍然不能去掉，哪里比得上就在新丈量的基础上设法处理，成效还大一些呢？与其彻底更改，而利害还未必相称，哪里比得上就已经完成的事情补偏救弊，所节省的劳力、费用相差何止万万呢？只是必须专门把责任交给巡抚，由巡抚直接把任务托付给有关府，由有关府直接把任务托付给有关县；因为这件事非县长吏不可胜任，县长吏与百姓接近，能够沟通实情。郡守对于县长吏，地位相联属；县可以把情况上达于府，府可以把情况上达于巡抚，如同臂膀和手指相互贯通。至于巡抚统辖一方，威权隆重，可以震慑豪强，可以逐渐消除诽谤。三人同心协力，事情就没有难办的；丈量又有什么困难呢？若把责任交给巡按，就会两院并行，难免互相牵制；若不直接由府办理，而转交司道办理，就会各持一见、各有一说，难免出现异同。况且经过的衙门既多，公文牌票也多，只会使长吏苦于应酬、疲于案牍，最终实际作用未必有所帮助。朝廷之上，既专门把责任交给巡抚，巡抚又专门交给郡守，郡守又专门交给县长吏，并且立法以适宜百姓、便利百姓为原则。朝廷还应当听任巡抚，巡抚还应当听任郡守，郡守还应当听任县长吏。千万不要用文书罗网束缚他们，不要用条约拘束他们，不要用年限限制他们，不要因为一个人说方便、另一个人说不方便，就决定施行或停止；不要因为一句赞誉或一句毁谤，就决定升降；不要因为一个县先完成、另一个县尚未完成，就判断勤惰。这样大概责任可以专一，事权可以统一；而要说不能以此把弊政变成良法、安定民生并巩固国家根本，臣不相信。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天下的事情没有完全有利的，也没有完全有害的；如果利处多而害处少，就可以称作良法。何况丈量土地一事，尤其是容易引起恩怨的所在，想让人人都称便，这是绝不可能的。如今既然允许灵活办理，不限制在一定的成例之内，放宽办理期限，不以朝夕之间完成来责求；等到上报完毕后，又应当审察赞成和反对的人数，以此判断利害：十人中有九人说有利、一人说有害，那么它的有利之处就不用再说了。十人中有七人说有利、三人说有害，这也是利多害少，即使说它有功而无害，也可以。若一定要等人人都称便以后才算良法，那么臣就不敢参与谋划此事了。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既然把丈量一事逐项责成县中长吏办理，就必须从这个人开始，也由这个人结束，中间不能经手两个人才可以。若由一人开始而又由另一人结束，弊端就容易由此产生，法令也容易因此改变；奸民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又容易借机造谤，想使功业成功，也就不可能了。既然世人已经以办成此事来要求他们，就应当用优厚的赏赐来激励他们：如果事情尚未完成而暂时扣留其升迁，日后另有特别破格的提拔；如果事情完成而暂时扣留其资历和俸禄，那么在预定期限之前就会有被召见授官的荣耀。

译对于接受委任却不能完成托付之事，以及苟且敷衍、企图侥幸迁调离任的人，更必须从重治罪。这样，赏赐优厚，人们就知道受到勉励；惩罚严厉，人们就知道有所戒惧。这样做而功业还能不成，臣是不相信的。请为先贤议定谥号疏略　　　　　　　　　李日宣 题目是“圣明时代没有广泛施行却独独遗漏的典章，名德之人没有长久埋没而不显扬的光彩”。臣谨根据自己所知，上达圣上的慈意，以备采择。臣才识不敏，私下曾这样想：有些人儿童都知道他的姓名，士绅都仰慕他的德行，却连一个褒美的谥字也没有加给他；也有些人名声已经改变，却是官位不能称合其德行，赏赐不能配当其功劳。名声虽然列于国家根本之中，实际却还没有得到彰明幽隐的恩典，这样的人有两位。谨向皇上陈述如下：一位是原任大学士解缙。解缙并非普通人物，他正是高皇帝所宠爱、所器重，恩情如同父子的人。他遭受的祸患极为惨酷，是因为他说了防止仁宗偏爱皇孙的一句话，暗中符合成祖的深谋远算；他暗中进谏、默默护卫，因此被掌权者忌恨，终于遭到汉庶人的诬陷，忧愤地死在狱中。后来仁宗并非没有归还他的宅第、录用他的后代，只是封赏功劳、表彰德行，似乎还在等待时机。如今已经二百五十多年，曾经开阁入相的元勋大臣却冷落在荒丘之中，圣明的皇上难道能不怜悯记念吗？另一位是原任春坊左赞善罗洪先。罗洪先并非别人，正是昭代所称的“理学状元”。洪先的学问，得到新建王守仁“致良知”学说的传授，以师法先贤庄介无欲的宗旨为本，一心以保守、巩固、收敛心性为功，退藏于幽密之处，这就是他的根本学旨。不久，他因为请求太子出宫讲学，被削去名籍，退居山中，差不多几十年，安静地修习正统学问，天下人仰慕他如同泰山北斗。臣近来看到刑部主事孙如法被赠为光禄少卿；至于洪先，虽然已经谥为文恭，但他曾任宫坊、翰林学士，又因为是国本之争中被夺去官职的人，在丁卯年间也仅仅得到赠光禄少卿。荫子和祭祀两项却都缺失，这与今昔相比为什么悬殊到这种程度？遥想贤人的子孙，大多贫穷而朴实，臣的乡里尤其如此。如今解、罗二位大臣的后代，又极其贫困，家业飘零，实在令人叹息。又如景泰年间，人人都知道于谦、徐有贞的忠诚功勋，却不知道当时于谦所举荐、视为左右手，以及徐有贞等人赖以谋划迎复的，乃是都御史罗通。罗通起初任清化知府，多次在黎利的凶猛攻势下击退他；后来扼守居庸关，使都城安定。直到今天，居庸这一关仍有人建庙祭祀他而不废止，这些事载在《名臣记》中，一一可以考察。他的功劳不在臣乡谭纶、毛伯温二人之下，而这两位大臣都得到谥号，唯独罗通还没有得到。如今如果想鼓励臣僚，就应当像补给谭、毛二臣那样，补上罗通遗漏的典礼。又有崇仁的布衣吴与弼，自幼潜心研究伊洛之学，成年后放弃科举学业，一心笃实行孝悌之道，使人明理而趋善。英宗皇帝听到他的名声，派官员带着礼物聘请他到京城，授予谕德之职，他上疏辞谢。后来召他进入文华殿，皇帝从容地询问他，并坚决命令他就职；他辞谢得更加坚决，皇帝仍派官员送他回去，并加以褒奖。天下跟随他游学的人很多，胡居仁、陈献章、张弼是其中最著名的。胡居仁说：“当今学问能够彰明美德、足以表率世人的，只有聘君一人罢了。”陈献章说：“我生长在东南，得到请教追随的机会日益减少，如今想向他求正，却慨叹已经来不及了。”张弼的诗说：“周公台边风月下，灯火照亮夜色；伊川道路上，见到了这样的人。”如今胡居仁、陈献章都列入从祀，而吴与弼仍埋没在萧瑟荒野之中，实在值得惋惜。此外，像臣乡的大理卿曾干亨、太常卿王时槐，以及臣巡行各地时所了解的人，如洛阳的户部主事尤时熙，温和纯厚，有程明道那样的气质；新安的光禄卿孟化鲤，专心于精深卓绝的学旨，以正学自任，都是众望所归、急需改定谥号的人。臣又记得近十年来，现任大学士何宗彦任礼部侍郎时，所请求为张元忭、朱鸿谟、邹智以及臣伯祖李中等人议定谥号，大多也是臣的老师邹元标所列举的。何宗彦所请求的本来就符合四方共同的公议，集中了一时最优秀的人选，众口一致，没有不同意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如今这次举荐，也应当取那些年代久远而确实有德行的人，使人心真正信服，使盛大的典礼重新焕发光彩。这样对于世道人心所得到的嘉惠和依赖，将是没有边际的。抚恤军户、救济百姓疏　　　　　　　　　伍承载 臣听说，开国初年法令严明，被派去戍守的人世代隶属于卫所，这叫作军伍；百姓则按田亩缴纳米粮，转运军粮到京城作为军饷。只是戍守郡县的军户，其子孙世代土著，便归入民籍和奴隶之列；属于民籍的人，婚姻姓氏彼此联络，也关系到军伍。如今漕运的艰难，没有比江西更严重的；江西各地所遭遇的士卒少而船只多、躲避抽签承担漕运像躲避老虎一样的情况，以安福最为严重；田产失去而税额仍在、盼望清丈如同盼望丰年一样的，也以安福最为严重。臣冒着赤诚之心为皇上陈述。军民大都困苦疲惫，臣私下认为，漕运若不减免洒带船，就无法解除船只焚毁的困厄；田地若不重新清丈，就无法救济加派赋税造成的穷困。国家过去依靠东南地区供应漕运，东南制造船只、牵挽运输，多数责任落在军户身上。计算江西三卫八所的船只，总数为八百六十四只；防典所记载的安福额定运输船为四十二艘，实行了一百多年，到了正德年间仍没有变化。宸濠之乱发生后，当事者商议留下南昌的军队守城，把原本负责运输的船只暂时分给各外卫所代为运输。后来事情平定，各卫所都退还了船只，只有安福各营官员贪图船只，多方索取常例钱，因循拖延没有归还。于是船数增加到六十二只。每只船五年制造一次，制造一只船若没有三百多两银子不能完成。旧制规定每艘船只给军户三成、民户七成，共七十多两银子；除去领取告示、办理手续等费用的扣除，又有中途盘剥、露天囤积守候、寄放停顿等各种费用。唉！用六十艘巨船，轮流由四百多名贫困军户来制造；又用没有限度的运输费用，却只从七十多两的官定价格中取得足额，难道能不倾家荡产、卖掉子女来偿付吗？在这种情势下，不得不借助亲友和同族来资助造船，凡是与军户同宗而分属不同支派的，以及甥舅、姻亲，没有不被牵连的。大家正为此瞪大眼睛、伤心忧虑，却没有办法。到了天启七年，运粮船在天津守冻，突然被烧毁四十二只。当时臣恰好奉差返乡省亲，看到这种情况，既担心焚毁的船只不能立即补造，又担心愚民酿成动乱，于是便与各位士绅商议。地方当局查到有“小患通帮、大患通省”的先例，于是把被烧船只原来所载的若干米粮，分给三卫八所共同承担运输，一时都认为便利。但这种办法虽然出于权宜，法令却必须永久实行。若把南左号船退回南昌，南昌方面因年代久远已经不能承受，只把这二十艘船所载的米粮永久分摊给全省，每船只增加米五石，众人共同承担就容易办成。而且二十艘船节省下来的行程和月份粮食，可以分给承担运输者作为途中费用；所节省的一千五百多两造船费用，仍归朝廷用来补助军饷。这样既不耽误漕运，又有益于边地储备，还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况且查得南直隶、江北的漕船都在淮安设厂制造，由官府负责制造、军户负责运输；唯独江西的制造和运输都交给抽签承担的军户，由家境殷实的民户承担。

译贫困的戍卒生活窘迫，一生又怎么可能变得富裕？设置这种名目，只会造成无穷的骚扰和祸害。今后江西的漕船，是否可以依照南直隶的办法，在南浦设厂制造？每隔五年，除去洒带船二十只不再制造外，其余船只都命三卫八所的掌印正官，或者府县的佐贰官负责督造。如果仍有不足，就用各卫所屯田的租税，由官府收取辅助费用；旗军只负责领取兑运的粮米并押运上缴。这样才是救急救难的事务，只是必须加以申令告诫，然后各营官员才不至于从中作奸。因此说，漕运若不减免洒带船，就无法解除船只焚毁的困厄，说的就是这个。旧制依据田地肥瘠，分科立定税则。因此田地有上、中、下、山四等，赋税也必然有轻重、加减不一的差别。均平赋税的办法，完全依赖清丈。臣的家乡吉安九县中，安福最需要丈量土地，简直就像饥饿时需要吃饭、口渴时需要喝水一样。为什么呢？安福地处万山之中，山洪水势常常暴涨，能够使高岸变成深谷、平原成为坑洼。那里的田地如果不依靠修筑田埂来固定，没有哪块田五年后还能保持原来的道路和界限。安福自万历九年清丈至今已经五十年了，其间洪水冲决、泥沙淤塞，田地界限全都荡然无存。甲户卖给乙户，田地更换了主人；土地荒芜，无法施肥；祖传户籍却不能削除。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这种苦难呢？这是因为万历年间清丈时，书吏差役疲于逐亩丈量，主管官员又急于完成功绩，于是把原来分为上、中、下、山的田地混作一个税则。比如原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就增加面积使它归入下等；原来三百八十步为一亩的，就减少面积使它归入中等。大概是因为人们拥有的上等田必然多于下等山田，把多出的和不足的合并折中，自然不会有偏颇亏损，却不知道这种办法只有在长子孙、没有卖田的情况下才行。倘若因紧急情况而改变产业，买田的人选择肥沃的田而抛弃贫瘠的田，卖田的人只计算眼前利益而忘记日后祸害；起初还保存上等田来帮助缴税，时间一久，上等田卖尽，而瘠薄的田又卖不出去，税册仍然保留。主管官员只按税册征税，却不去核查田地实际情况，因而留下税册与田地不相符合的脱漏之处。于是有的人家徒四壁，而催税的呼喊声不离家门；贫困日益加重。再加上这些年来每一石粮食又加银至二钱七分，百姓连一粒粮食也没有本钱，生活进退都无所依靠，尤其困于虚假的税额，怎么能不流离颠沛、逃亡四方呢？现在筹划对策，加派既然不可行，暂时捐免也应当先清丈土地，以便豁除虚假的税额，这是最急迫的事。查防典中有一条规定：凡官田、民田因洪水冲塌、淤涨而发生变化的地方，都命所在官府逐一丈量。丈量后多出来的田地，给小民承种；被冲没而已经没有田地的，全部豁免其税粮。根据这一规定，遇到灾害就立即丈量并查明，难道经过五十多年、山川发生变化、人口更替以后，反而还不能丈量吗？一旦开始清丈，难道不应当豁除税额吗？幸而皇上把百姓的饥饿和溺水视同自己的灾难，本来就应当为百姓冒死求生。因此说，田地若不清丈，就无法救济加派造成的穷困，说的就是这个。以上两件事，一件是大害，一件是大利；臣从家乡的情况出发，又推及全国。凡是东南承担漕运的军卒，减少一艘船，就减少千疮百孔般的弊害；虚税减少一分，就减轻亿兆黎民的痛苦。恩惠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适逢危急时施行。伏望下诏令户部、兵部复议，上请并咨行江西巡抚、巡按：安福仍依照防典规定的原额，领取四十二艘船，交由官府制造、责成军户运输；南左号船原来所载的漕粮分摊给全省，不必再议造船。节省的造船费一千五百多两充作军饷；至于五十年未曾清丈的安福，应当立即委派精干廉洁的官吏踏勘丈量，务必使上、中、下、山各等田地按亩分清轻重等级。这样也许国库储粮和国家税收都能得到补益，军政和民生永远获得无穷的依靠。请筹措兵饷疏　　　　　　　　　周灿 题目是“敌寇气焰已经逼近，谨陈述整顿兵饷、巩固边疆的紧急措施”。臣私下认为，抵御寇敌，应当在其尚未逼近门庭之外时就防御；如果等到贼兵逼近城下，只靠闭门拒敌，外面没有救援，内部又有奸细活动，就很少能够长久坚持。楚省几个郡被攻破，都是中了这个弊病。此前荆襄、麻黄与江右还隔着一道水，有长江这道天然险阻，尚且可以说有险可凭；如今武昌被攻破，就在西江的肩颈、唇齿之间，简直如同剥去皮肤一样严重。此时急需经营门庭防线，上自袁州、吉安，下至九江，都是贼兵可能充斥的道路。九江近来设置总督，重兵云集，可以依仗而无所恐惧。袁州、吉安一带，如萍乡连接醴陵、万载连接浏阳、永新连接茶陵，处处都必须防守，而萍乡尤其是第一道门户。贼兵越过岳阳一步，萍乡就危险了。萍乡守不住，难道只是西江的祸患吗？南面百粤、八闽，东面祁门、常山，都将出现不忍言说的局面。今天守住西江，就是守住闽粤，守住徽州、浙江。现有兵力单薄、力量不足，决难抵挡，急需精兵一万人，分布在萍乡、万载、永新三路，由两名游击统领；这样不仅可以划定屏障据守，还能与湖南彼此形成掎角之势，互相增强声援。贼兵占据武昌，距离巢穴已经更远，四面都受到敌军威胁。如果大军防守约束淮安、安徽，应当有各路军队从九江向上进军；再调防守广东的军队从袁州进兵；调集防守长衡永的军队从岳阳向下进军。水陆各军会合，上下夹攻，便可在当天早晨出兵、当天早晨消灭敌人，这正是时机。但是一旦兴兵，粮饷也必须随之供给。此前西江无事时，西江的粮饷都被运往京城、楚地，实际上是为贼寇而运；如今西江有事，就把西江的粮饷留下来供养西江的军队，也同样是为了抗贼而留下。守住西江，不使楚省的防务继续崩溃，那么兵饷都能发挥作用，也不至于像楚省那样任其随逝水而去。安危只在一呼一吸之间，掌管财政的人应当不等臣把话说完就明白了。臣谨与江西巡抚、右佥都御史郭某，南赣巡抚、右副都御史林某，共同上奏请求。伏望下诏户部、兵部，准许臣等所奏，不论招募还是调遣，凑足一万士兵；计算哨官、队长、什长、教师等项目，每年约需粮饷八万多。恳请准许从本省练饷中拨支。至于两名游击的一切廪饩、心红、纸札以及增设营房等费用，不敢擅自挪用正额，容臣等与地方官府商议，另行筹措设置。这样才能使军容壮盛、士卒奋勇前进，足以进攻退敌，足以守住西江而安定下来，并使闽粤、徽浙五省都安宁，实在是今日救护东南半壁的急务。这就是当务之急。请改折南方漕粮二粮疏

译题目是“楚地疆土几乎全部陷落，西省危在旦夕，恳请圣明赶快命令各路将臣合力夹击，以保全江南；再次恳请圣明迅速颁发免除、改折赋粮的恩诏，以收拢民心、振兴讨伐之事”。臣六月进入江西境内后，立即具奏一疏，说明地方军乱、灾荒的情形。当时叛逆李自成正盘踞武昌，假如趁此时防守各军会合进剿，李自成便可以被擒获。即使不能如此，如果固守岳州，与九江互相形成掎角之势，仍然可以逼迫贼兵，使其饥饿疲惫而逃走。却不知道楚抚王聚奎为什么放弃岳州而不守，以至于八月初五日岳州又告陷落。岳州陷落，贼兵必然进攻长沙；长沙的安危，江西实在与它共同承担，唇亡齿寒，这是必然的形势。如今南赣巡抚林某移驻吉安，江西巡抚郭某移驻袁州，二臣慷慨亲临战阵，有发誓不与贼兵共存的气概，自然能够为皇上巩固这片危急的疆土。但江西兵力一向单薄，二臣所统率的军队不满二千余人，怎么能够取得成效？应当从督师吕大器所统率的部队中分出几千人，直奔袁州、萍乡；再命两广督臣和闽越抚臣各自派出精锐三千，在边境上与防守军队会合，壮大长沙的声势，为进剿作准备；同时镇臣左良玉的军队沿九江逆流而上，直捣岳州，东西两面夹击，贼兵没有不穷困窘迫、束手受死的。臣私下观察此前事情失败的原因，大多不是因为贼兵善于进攻，而是因为我们善于放弃。如今如果再放弃长沙，就是连同江西一起放弃，皇上的封疆哪里经得起这样逐段放弃防守？这就是臣大声疾呼而不能停止的原因。臣更加忧惧不安、深深担心的是，今年旱灾特别严重，而战争接连不断，各项本色、折色钱粮势必都要从地方取得。百姓对官长越来越憎恨，抢掠骚乱的风气日益显现，已经可以看到了。贼兵假借仁义来诱骗我们的百姓，已经把百姓全都变成贼兵；我们要设法制服贼兵，恐怕也必然要把百姓全都编成士兵，若不真正施行仁义来结纳他们，就不可能办到。如今催征呼号日益频繁，内部溃乱即将发生，大股贼寇又逼近，靠什么来支撑呢？朝廷即使不能明说免除赋税，也请把南方漕粮二粮各改折一半，留下没有运走的粮食归还民间，这样或许可以保全那些尚存于沟壑之间的残余生命，以守住疆土。臣难道不知道军需匮乏、仰面望屋、忧虑正深吗？难道是为了这个而说出不识时务的话来扰乱皇上的听闻吗？只是因为如今事势危急，如同许多鸡蛋重叠累积，稍有不慎便会倾覆；万一百姓内部腐烂、社会瓦解，狂乱的气氛四面充塞，到将来即使想议论免除、改折，也已经来不及了，难道还忍心说吗？这就是臣痛哭流泪而更加不能停止的原因。伏望皇上为封疆大计考虑，立即赐下英明的裁决。施行。请停止惠王驻于广信疏 题目是“恭敬地阐释皇上审慎选择的英明旨意，谨献一点浅见，恳请圣明命礼部议复，以安定两藩寄居栖身之处，使皇上笃厚亲亲的心意得到安慰”。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午时，德安王亲自来到南浦，顺便带来礼部咨文两角，内容都是关于王府居住一事；皇上两次颁下明白的诏旨，一次说“该抚按遵照朕的意思选择”，再一次说“该抚按选择妥当后具奏”。皇上为王府选择封地、谋求就近安居，考虑得极其周密而恳切。臣立即召集司道官员，反复筹划，大家都说兵乱和灾荒之后，很少有安乐之地；房舍无法建成，居住也没有定所。臣等来回审视，想到要仰体并副合皇上亲亲的仁德，所以还只是欲言又止，没有说出来。后来再次阅读邸报，看到惠王的一本奏疏，题为《孤臣飘泊事》，奉旨准许驻居广信府，礼部知道。臣还没有读完，就不禁惊惧得背上出汗。把这样狭小如弹丸、如黑点的信州，连供养一郡藩王都难以承受，反而能够让亲王藩府驻节吗？臣冒死恭敬陈述：这里是江南乡土，土地狭窄而土质贫瘠，百姓愚朴，风俗粗鄙。近来宗室俸禄全无着落，皇族子弟生活困窘，衣襟、胳膊都露在外面，实在没有能力置办像样的物品。何况广信尤其是江右的贫瘠土地，山地险峻，所产不过蔬菜和粗盐，没有海产山珍可供食用；供给他们的只有粗糙的青鞋布袜，很少有蜀锦、吴绫制成的衣被；他们穿用简朴的茅屋土阶，没有丹漆的柱子、雕刻的椽子和磨制的屋椽那样的房屋。宫室既狭小又朴素，臣推想藩王迁徙之后，艰难险阻已经经历了很多，一定不会要求超过这些条件。然而这里有一件最需要商议的事：两府供养两藩，供应费用已经十分繁重，调度也不足；这里又扼守福建、浙江的咽喉，最容易遭受敌人攻击；边远地区又难以接受总督、巡抚的管辖照应。先前邓茂七曾盘踞在这里，后来叶宗留又聚众作乱；即使是去年靛青盗贼突然发动叛乱，依仗险要逃窜，深入山林穷谷，缉捕也十分困难。这些事情哪一件不是广信疆域以内的事呢？而眼前金华发生变乱，信州正首当其冲，震动邻境，犹如剥去自身皮肤，片刻就像一年那么漫长。因此，祖宗的明令以封禁山为这里命名，就是说方圆数百里之内禁止人们出入。既然是穷乡僻壤、数百里内原本禁止人们出入的地方，却突然在其中封建设置一座藩府，妥当吗？不妥，不妥！确实可行吗？不行，不行！如果不是皇上智虑高远，清楚地看见永丰不能建立藩府，臣不敢提出这个请求；如果不是臣仰体皇上扩大亲族情谊、笃厚亲亲之心，也清楚地看见永丰连建一个郡王藩府都不能承受，那么广信又怎么能再建立亲王藩府呢？臣也不敢提出这个请求。而且臣原本并不是只为广信一府片面地恳求皇上施加宏大的慈恩，实在是从江西全局出发，为皇上广泛谋划。伏望皇上命礼部平心酌情复议。比如江右的益、淮、乐、建诸藩，像星辰一样罗列、棋子一样分布，哪里还有地方能够再安置藩府？又如江右的袁州、临江、吉安、南昌，盗贼猖獗、灾荒奇重，哪个府还能承受再建立藩府？总之，只希望皇上赐给他们安定之处，臣等不敢把他们置于危险之地。若要臣等拘泥于恩诏中的一条，选择浙江的台州、处州，福建的汀州、邵武，广东的南雄、韶州，作为推卸责任的办法，这种不能宽恕的处置，臣等万万不敢提出。为邹元标请求谥号疏　　　　　　　李邦华

译奏为一代忠臣直谏应当褒奖，千秋理学不可泯灭，恳请圣明特降诏旨追录，以光大盛世政治。臣等私下认为，君主圣明、臣下忠诚，是旷世难逢的际遇；能够守护先贤之道、等待后世知音而名扬当世的人，难道会是虚妄的吗？欣逢我皇上即位以来，首先崇尚旧日德行，愤恨魏忠贤等逆党摧残压抑正直之士，采纳言官关于彰明扬善的意见。改定谥号这一大典，皇上多次颁下温和的诏谕。像原任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这样的人，生前没有得到充分任用，死后却得到皇上特别隆厚的恩宠，真是臣子一生难逢的奇遇，也是君父难以轻易给予的特殊恩典。但因为尚未请求皇上特旨，礼部等部的复议便没有依据。臣等都是元标同乡的后辈，有的还曾登门向他受业；对于他的生平学术和气节，都是亲耳听闻、亲眼见到，内心敬仰、行为仿效，怎敢不为皇上陈述一番呢？元标立志仰慕皋陶、伊尹，以孔孟之道为宗旨；正气历经百折也不回转，高尚操守清白自守，丝毫不取。当张居正夺情起复时，元标只是一名观政进士，又正值众多大臣获罪之后，却不避锋芒，刚直地上疏进谏，受到廷杖八十，血肉淋漓，从容面对死亡，幸赖救治才苏醒过来。后来被贬戍贵州，备尝各种苦难，与普通士卒同处，甘心承受而毫无怨言。他每天向贵州士人讲说礼义、研习诗书，使边地的求学者奋起仰慕忠义，这是元标倡导的。张居正失败后，神宗皇帝赐给元标环佩，召还朝廷；他历任吏部铨司和谏官。当时攻击张居正的人，有一半是曾经献媚于张居正的人，元标却闭口不谈，而且说张居正的功劳和过错大致相抵，人们更加称赞他的见识和器量。可是遇到事情仍然直言倡议，不避嫌疑和忌讳，最后被调任南京散曹郎，差不多三十年竟始终没有得到叙用。元标断绝了做官的念头，只是每天讲学著书，移风易俗；即使儿童也都知道他的姓名，华夏和夷狄共同仰望他的声望，但他本人却好像不存在、好像虚无一样。学问和年岁一同增长，文章、道德日益丰富更新，台省官员、巡抚、巡按交相上章推荐他，吏部尚书几乎没有一天不为他补写推荐文书。称他为百世师表、一代伟人，大概并非虚言。光宗皇帝登极后，破格升任他为大理寺正卿，眼看就要不按常规任用他掌握大权，却没想到皇帝驾崩之事终于阻断了这一安排。熹宗皇帝登极后，晋升他为刑部右侍郎。元标感激皇帝特别的恩典，勉强从田野中出仕，士人百姓都拍额庆贺，如同司马光再次入洛。等到入朝觐见时，他所陈奏的都是国家大政、边疆大计，以及爱惜善类、维持世道之事，一腔忠诚恳切充满并流露在奏章文字之间。不到一年，改任吏部左侍郎，又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恰逢考核天下群吏，元标惩治贪污、提拔廉能，奖励安静守职者、压制争强好胜者，一时人人称颂他的公平明察。不久广宁失守，京城震惊，有人说元标的儿子年幼，应当先送走。元标反而上书禁止臣民把家属迁出京城，仍然每天与副都御史冯从吾等从容讲学，安然镇定，像无事一样，从此人心才开始稳定。议论者说元标凭借坐镇使危局和疑惧消除，他的学问具有实际用途，功劳关系到国家社稷，这并不是夸大的话。然而当时魏广微因为其父魏允贞是元标的旧交，诡诈地前来输诚，元标看透他的凶险邪恶，总是厌恶并轻视他。魏广微咬牙切齿，不能释怀，唆使郭允厚等人以讲学为由讥讽责难元标，于是元标勇于退让，请求退休。熹宗皇帝多次温言劝留，知道无法改变他的心意，便加授太子少保，派驿马送他退休归乡。归乡后，他的声望仍然不衰，很快又被起用为南京吏部官员；但元标因病势危重而去世，临终没有别的话，只想到国家的恩德尚未报答，告诫儿子不许请求谥号。等到逆党魏忠贤等气焰嚣张、魏广微执政，竟然施加狠手，削除元标生前的官职诰命，毁坏他的书院，压制陷害他的年幼儿子，使其朝夕之间都不能保证性命；臣等也因此一并遭受逆党罗网，只能忍声吞气，无法申诉。幸而皇上采纳科道官员的公论，褒奖忠臣、表彰正直，赐予谥号，相关诏旨已经多次明确，但有关部门还没有立即复议。臣等私下认为，元标刚正耿介、执法严明，忠诚尽职、匡正时局；他立身朝廷所表现的正气、用来激励世人的清节，与海瑞、杨涟等人相同。至于他的性情和学问醇厚精粹，觉悟和修养兼备，辅佐圣学、振兴理学宗风的功绩，又超过了他们。如今他的儿子邹燧孤单年幼，不能跋涉万里陈情，臣等谨采录他的主要节操，冒昧上达圣听。伏望皇上为元标改定谥号，迅速命内阁拟定；仍命令吏部、礼部，将元标死后应得的安葬、祭祀、赠官、荫子等全部典礼，从优具文复议。这样，元标历经四朝的功绩和声望，就能得到一个褒崇的谥字，交付史馆公布，也可以补入实录了。《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七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