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译《山川语序》史书说，阴阳之术会使人拘束而多所畏惧；依我看，大概没有比堪舆家的说法更严重的了。佩着罗盘，袖藏罗盘，用磁石取水，斜视磁针；凡是声称能替人安葬父母的人，反而都使人的父母不能安葬。愚昧者贪求不可知的福，胆怯者害怕未必会发生的祸。独子害怕自身受损，没有兄弟而有许多男孩的又忌讳偏盛；即使有仁孝聪明的儿子，有时也因为自己尚未施行道义，特别受到轻视，不能取得信任，议论也不能破除私心，真诚悲痛又不足以消除忌讳。这就是贤能的公卿有的几十年不能安葬父母，而仁人孝子为此半夜饮泣、伤心的原因。唉，最初创立这种说法的人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古代天子七个月下葬，诸侯五个月，大夫三个月，士过一个月就下葬，从没有经过一年的。既然这样迅速，那么葬礼有所缺失，大概是有的。《春秋》有些葬事不记载，古人不修墓，是用来警戒葬礼有所缺失。因此子思说：“丧礼过三日就入殡，凡是附着于身体的东西，都必须真诚可信，不要让它留下悔恨罢了。”三个月下葬时，凡是附着于棺木的东西，也都必须真诚可信，不要让它留下悔恨罢了。唉，古人确实担心子孙不能真诚而谨慎地办理丧葬，于是用福来诱导他们，用祸来警戒他们，使他们不敢在将棺木附葬入土之时苟且从事，以安顿亲人的魂魄。谁知趋吉避凶的说法一出现，仁孝之心就转移了。世道衰败、道义衰微，从前借趋避之说来引导人诚信的做法，反而足以教人争夺而导致怠慢。显贵人家中，亲戚朋友各自援引自己一类的说法，众说混杂；人人心里怀着一套主意，父母还没有选定墓地，兄弟已经像路人一样了，难道不可悲吗？要追究它的弊端，不如让子孙都通晓堪舆家的道理，却不要被葬师拘泥牵强、穿凿附会的说法迷惑。要让子孙亲自通晓堪舆之学，不如去掉繁琐迂曲的言论，向他们说明简明易行的道理。方回经说：山川能够说话，葬师就无处谋食。那么山川何尝不能说话呢？高低向我说明形势，缓急向我说明形态，气的曲直向我说明脉理，情势的聚散向我说明生气，形势的圆满如同紫微垣，方正如同天市垣，连缀排列如同众星，行列分布如同营卫；近处取法于人的身体，远处取法于万物，小到草木，大到朝廷和城市，万般形状、各类分布，都与五行相应，以生克相合，以向背验证，吉凶便可知道，刚柔也有制约。从葬师看来，山川永远不说话；从有知识的人看来，山川何尝不在说话呢？瑞昌曹洞山参军，年轻时以才名冠绝江楚，晚年感于东部边疆的乱事，抛弃儒生衣冠从军。他言论高亢、气概凛然，不能随时俯仰迁就；平定东部后，侯印十年也没能佩戴在身上。然而他所著的书已经有数十万字，尤其精通地理。壬申年南方防务告急，抚军兴化解公、方伯乌程潘公奉命督率水师，想训练一支军队驻在上游，以防意外。于是拿出分别以后所著的书，嘱托我为其中的山川篇作序。书中言语奇特而简要，简要而又容易理解。做子孙的，家中有这部书，父母的葬地就有所依据了。方回是舜的七位朋友之一。舜卑微未显达时，曾和他在历山、雷泽之间交游。古代占卜始于庖羲，医学始于神农、黄帝、岐伯，阴阳之学始于容成、大挠；这些都是开创天地之道的神圣人物，是遥远得无法企及的人。可是如今实行这几种学术的人，却都是中等以下的人，我们把他们当作奴仆来蓄养，他们不足以依靠，更不必说了。又如周王室选择居处，公刘和周公旦最为著名；两位圣人的三单九伐，古今兵法没有超过它的。唉！如果没有走遍天下的足迹，又兼备文才武略，还是不能谈论山川啊。《重修雩都县志序》　李元鼎 我过去曾与长山李五▯宫保一同在司马府任职，每逢公务闲暇，便召集两家的子弟，聚在一堂相见；文章饮酒之余，一同讨论天下国家的事情。曾说《禹贡》《职方氏》记载九州十分详尽，周朝由大司徒掌管天下舆图，而职方氏隶属于司马；大概计算国家财富，没有比数马来相应更切实的了，而掌管枢要的部门常常需要相互配合使用，这就是版籍、舆图最终归属的地方，用来加重巩固强国的根本。诸位弟子在旁边记下这些话。如今在公担任明府，我欣然觉得他内心有所契合，因为他是宫保的侄孙。我后来辞官归田，在公正等待铨选时，恰好被任命为我家乡的雩都县令。雩都是山岩险要之县。您任职以来，凡事清白自持、严格统驭下属；衣食方面使百姓生活富足，教化方面使百姓道德淳善；平息诉讼，平均赋税徭役，考虑事情无不符合上下各方面的意旨。其中最显著的，是县中有大盗聚集山泽，成为数县的祸害，您先加以羁縻，随后立即剿荡；不惜亲自冒着箭石，与武臣共同取得成功。都御史惊异于您的才干，多次在荐牍中列为首选，于是雩都称为安乐之国。辛丑年秋天，我偶然怀念先民，乘小船上行，到县中访求罗文恭先生罗田岩的遗迹，得以与您握手叙旧。县里的孝廉易子去浮、梅子子鹤带着杖履相随，我们远望古迹，看见山势高、水势深；汉将军的旧营垒已经渺不可寻，而先贤往哲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逸事，偶尔还保存在寒岩古洞之间。我们赶快取出旧县志阅读，发现其中缺略而无法考察的地方本来就很多。我对您说：“这本来就是贤能县令应当做的事。”您连声答应说：“县志已有七十多年没有修订，可考的事情前人已经详细记载，应当续补的则是从万历甲午年至今后人的事情，怎敢忽略呢？”过了几个月，县志修成，寄给我看。我翻阅多遍，凡是山川的胜景、前贤的嘉美规范、户口的增减、士风的端正邪僻、民间习俗的强悍淳朴，全都清楚完备。到此以后，我更加知道在公善于治理政事。古人所说的善于治理，不过是调节轻重缓急，分出先后去施行。您治理此县已经五年，一切兴办和革除中属于县里最急迫、最难拖延的事务，都已经竭尽力量办理；至于文献，看似缓慢其实紧急，您也考察旧实，斟酌古今，编成不可删改的典籍。在公善于治理，实在太突出了。从此它可以完备职方氏的记载，使后人按着文籍考察，能够谋划治理，使这里安定富足，成为本县永远受益的基础。过去我和宫保偶然谈到的事情，到您这里已经坐而论道，并且起身落实到实际政务中了。您日后功勋名声和著作成就如何，从这部书就可以推知。我很高兴得到机会为它作序。至于修志的具体事例，如果可以一并记载，我就不再赘述。

译《吉州行盐详稿序》古代君子在别国做官，一定会选择一两件最大、最重要的事情先行谋划，使它能够使全国受益，并惠及千百代后人，这才值得记述。像我吉州近年来改为食用淮盐这件事，最重大、最重要，却由一纸命令倡导，众县共同享受其成果；当时施行这件事，千百代都享受它的恩德，只有我们庐陵真正依靠侯公。起初议论这件事时，我没有才能，却深切想到粤盐引关系桑梓，竭力恳求台使，慨然连章上奏，为百姓请求改变命运。不久，元固邓君由丰阳县令升任大行，洞悉其中情形，汇集材料写成一书，传闻于长安。螺浮张给谏取来上报，难道只是为了我吉州吗？完全是从国家大事和民生出发。可是起初受阻于部覆的慎重，第二次受阻于南赣方面的意见不一，后来又受阻于东粤方面的异议。到最后放下南赣而专门讨论吉州，反复调停谋划，才终于取得成功。直到现在，这项议议得到批准，淮盐已经通行。商人缴纳盐课，百姓得以食盐；有司没有越境考核的麻烦，百姓没有隔省赔累的负担，过去积累的困苦全都因此得到缓解。若不是侯公恳切详尽地陈述，达到两次、三次，怎么能取得这样的结果？我曾感叹，做官的道理不过是征发、期限、防备、钱粮、狱讼等事务；其中上等的官吏，能够在这些方面运用自如，从容安和地使县邑得到治理，其他事情就可以不必过问了吗？如果不是这样，就会事务琐碎、勉强应付，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皱眉棘手，动不动归咎于县邑难治；为什么不取侯公的事情作为例子来类推观察呢？天下的事情，必须具备预见先机的见识，以世所罕有的才能来完成，又不能让劳苦、怨恨、利害压迫内心，这样才能办成事情，使后世永远受益；即使让这样的人治理天下，难道会有不同吗？不过，侯公也是有根本的。过去侯公到我乡里任职时，老友王敬哉、宗季雍、来黻庵三位宗伯写信给我说：“慧男是司直先生的令郎，和我们三人的亲谊最深厚；大概是因为庐陵不容易治理，担心侯公未必能取得成功。”我只因司直先生的才名震动天下，虽然没有亲自结交过他，但读过他的书，内心私下仰慕；如今有幸得到他的嗣君来庇护这片地方。从开始做官到今天，已经五年了。他严于自守如一介之士，却能周遍应对四方；上级信任，下属和百姓也信服。在这样烦杂困敝的地区，他仍能从容整饬地处理政务，文章声望传遍远近，这正是所谓以经术修饰吏治，可知他的学术渊源很深远。能够先举大事而细务立即建立，谋划要领而纷乱自然集中解决，侯公的善政难道只有盐政一项吗？《澹台祠纪略序》　蔡士英 本朝事事仿效古代，对于明代制度仍然遵循，认为法不可变，道更不可变。王道的极致，没有比教养人才更大的；可是学校本来用来使人进身，反而成了谋利的地方，书院本来用来穷究义理，也仍然近似求利于己的门径。有志之士应当怎样谋划呢？因此我在江西，务必尽力恢复各处书院，如鹿洞、鹅湖、白鹭等，依次修复兴办，最后才轮到澹台祠。工程完成后我就北上了，但当时事势紧迫，没有时间规划，只能任命一位主持教师，便驾车离开，心中怦然不安，担心澹台祠不能最终建成书院。因此有若干田地，是乡先生们集资购置，用来供给祠院的费用。事情从开始兴盛到将近百年，郓讙、龟阴之地没有回报，齐鲁都加以讥讽。我说这些话确实没有过错；后来读到《纪略》，知道有人安抚、有人响应，也始终没有人认为我的话有错。但我另外置办田地一百亩，并登记在册；后来人接着办理、增饰光彩，只是书中还没有完全记载，这岂不是幸运吗？澹台祠没有沦为驿亭、商铺、马厩、军队行营，最终得以成为书院。可是，书院仍然属于学校，人们却故意轻视它；难道只是轻视，还要把它伪饰掉吗？书院的田地也仍然是学田，人们却故意把它视为公产；难道只是公有，还要把它兼并掉吗？在这以前十年的事情，实在不是我敢妄自了解的。《礼记》不是说过吗？君子在这里谈论，就在这里讲述古事；十年也可以算作古代，而我还一定要追求古代中的古代。我所设立的教师，也应当是懂得古代之古的人；从今天以后，希望不要因为条件简陋便因循旧制，也不要把变法的开端视为安稳守旧。因为前代的美好昌明，灿然可见。本朝的良法，没有任何朝代能够超过它。《重刻赣州府志序》　汤斌 己亥年我任岭北参藩，刚到任时，郡守以公务来拜见，我立即问起府志。因为治理政务必须先考察风俗舆情，观察土地物产，经营山川形势，考订贡赋，然后依据地方施行教化，顺应风俗达到治理，这是最重要的。郡守回答说，兵火之后版籍已经焚毁，没有留下任何存本，我为此惆怅了很久。过了几天，司李周子计百花钱买到旧本，拿给我看。我拿来阅读，发现义例谨严，事实和文辞详备，仍可称为善志；可惜只记到明熹宗朝，庄烈帝以来便缺载了。于是我下檄所属各地，搜集散佚事迹，搜辑艺文，准备征聘年高有学问的人，设局编修。恰好我因病请求退休，来不及完成。想到这部典籍的副本，担心时间久了散失，于是和周计百谋划，拿出俸禄付梓刊刻，使它长久流传。至于广泛采集旁搜，以完成全书，就等待后人了。谨按：赣州作为郡，位于江右上游，土地广大、山岭深险，边界交错如锦，扼守闽、楚的枢纽，控制百粤的咽喉。汉唐以前，大都把它视为荒远服属之地。到了宋代，濂溪先生任州通判，当时赵清献公任郡守，程大中先生任兴国县令。

译程大中在南安结识濂溪，明道、伊川又向他学习。伊洛一系文献学术的传承，源头确实从这里开始。文信国镇守本郡时，建立大义，兴起勤王之师，所以直到今天，豫章的理学和节义仍是海内的师表，而赣郡尤其显著。然而这里山地偏僻、民俗强悍，又处在四省交界，因此奸邪盗贼之徒常常乘隙偷偷发难。重重山岭相连，地势既高，又俯视各郡，形势犹如建瓴之水从高处倾下。若没有博大通达、威望信用卓著的大臣镇守安抚此地，四省往往会多生事故。前代特意命宪臣驻节本郡，王文成公受命提督，专门负责征伐，铲平山寇，功勋十分显著。后来宸濠叛逆，天下震动，王公率领二三郡守，统领数千军队，十天之内擒获宸濠，把豫章数千里土地全部归还朝廷，难道不是重要地区得到适当人才的明证吗？而且文成公的学问根本出于周敦颐、二程，在赣州时常与南野、东廓、洛村、善山诸君子讲明良知之学，天下学者都以赣南为归依。南野是泰和人，东廓是安福人，洛村、善山都是本郡雩都人，可以说盛极一时。唉！赣南的盛衰既然关系数省安危，而圣学的修明又常常从此地开始，那么这里的山川一定气势雄伟、精气郁积，水流回旋曲折；所以才能固守东南的灵气，蓄积造物主深藏的精华，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我考察阅读旧志后，掌握了本地形胜险要的关键，偶尔登上城楼向四面眺望，看见崆峒、天竺万山回环汇合，贡水、章江两水奔流湍急；向北望十八滩，只见巨石侧立，像犬牙一样森然排列，想象赵清献公疏凿河道的遗迹，没有一次不俯仰长叹。那时我率领官员和生员拜谒濂溪、二程子的讲堂，修整祭祀礼器；信国、文成二祠在战乱后有的破败，有的焚毁，我已经在濂溪书院祭祀，并和诸生在堂前执经行揖让礼。想到典范尚且存在，追思声音风采仿佛仍在，实在禁不住徘徊留连。只是山川依旧，风俗却渐渐败坏；户口减少，赋役繁重艰难；而且潜伏的兵戎尚未平靖，邻境气氛时常告警，应试南宫的考生，十二县合起来只有几个人。唉，今昔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这难道不是任职巡抚、布政使和牧守的责任吗？如今大中丞苏公文武兼备，剿灭盗寇、兴办学校，美德声望传布远近；四方都亲眼看到局势廓清，正是所谓博大通达、威望信用卓著的大臣。我才能平庸，不能承受其教化并在下属位置上共襄盛举，内心实在惭愧。后来的君子阅读这部书，希望更加用心振兴地方，安抚收编残存百姓，再次显现赵清献公的美政功烈，并与贤士大夫讲明性理之道，在微茫中寻找失坠的学术源流，向上追溯濂溪、阳明的风范；我知道一定会有洛村、善山那样的人出现响应。《重修余干县志序》　史大成 我游览匡庐山，取道经过干越，登上县治所在的冠山；山上有东山书院，是宋代赵忠定公汝愚、他的弟弟汝靓和他的儿子崇宪所建，是邀请朱夫子讲学的地方。那里有云风堂的旧址，是朱夫子因哭悼忠定而来到这里、注释《离骚经》的地方。如今书院中奉祀朱夫子、忠定兄弟的木主，曹无妄、柴强恕、饶双峰、胡敬斋、张古城等先儒依次排列。唉，干越本来就是理学汇聚之地啊！我拜谒完毕，向县令江子度远借县志，想考察诸位先儒的里居、坟墓，并且其中一定有他们一生的言行和县志独有的记载。江子说：“唉，兵火接连不断，典籍毁坏；毁坏的不只是县志，县志也不只是我一到任就为此悲伤。我广泛搜寻、博访材料，努力图谋修复，从残编断简中得到不少，甚至在酒瓮和墙壁之间也找到一些。那些缺失的内容，就像山川有名胜可以访求，赋役有册籍可以查考，人物文章有的载于国史，有的著于家乘，都可以采录。幸好乡里的叶寳持先生与我志同道合，一同校订，草稿渐渐成形，希望您为它指正。”我感叹说：“江子治理政务知道应该致力于什么啊！郡县有志，并不只是用来备查典故。观察户口的增减，足以审察宽政和严政是否适宜；观察税课的增损，足以权衡政务缓急的办法；观察河渠的利弊，哪里应当疏通、哪里应当堵塞，足以补助上天降雨和旱涝的调节；观察学校的兴废，就能知道人才有盛有衰；观察治理本县的官员，谁清廉正直，谁勤勉敏捷，也就知道循吏由何而来。古人设置县志，哪里是小事呢？大多数做官的人被簿书、期限和防务缠身，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偶尔有人长期任职一地，却不知道名山大川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名宦乡贤有哪些人，县志即使完整保存，也不去阅读，更何况议论修志呢？这也是没有明白此书与政务有关。江子治理政务知道应该致力于什么啊！”江子说：“耳目容易穷尽，我怕搜集不周全；传闻容易混乱，我怕考察不确实。不周全、不确实，凭什么留给后人呢？”我说：“不对，不对！天下的事情只是创始最难罢了。前人创立了，后人一定会接着做。就像朱夫子讲学来阐明圣道，干越当时游学于门下的君子，后来便有曹无妄；不同朝代继承其传的，又有胡敬斋等诸儒。考察他们的著述，全都是朱夫子的思想。您修这部志，何必担忧呢？”江子又说：“学者唐钟星曾经修纂若干卷，虽然没有成书，用心也很勤勉。善行不应被掩没，应当一并记载。” 《贵溪县志序》　郑日奎 考察《周官》，小史、外史掌管邦国四方的志书，这就是后代郡县志的起源。贵溪由镇改置为县，在唐永泰初年。在此以前，它分属其他郡，迁徙不定，事迹几乎没有可以考察的。然而自设置县直到今天，将近一千年，其间修志不知有多少次。我观看旧志，并参照唐、五代、宋、元正史以及明代各类记录和《御览》《广记》《玉海》等杂家著作，不能不感叹其中记载多么疏略。我偶尔搜集遗事，可以得到一百几十条：如落星之石、潜龙之浦，应当补入山川志；王德平定叛乱，王宗石、萧振办理军饷而辞谢俘虏首级之赏，应当补入名宦志；耿寿之世代忠义，许懋礼让封给庶兄，周金、赵念八保护孤儿，应当补入人物志；马政改革，漕运屯丁利弊损益，应当补入赋役志；柳宗元赠给武陵的诗，宋昭为《亦山集》作序，应当补入艺文志；孙夫人教化乡里的事迹，张玉兰生产时诵经，潘守元剪《红英》，应当补入仙释志；郑天民、张嗣德、吴霞所擅长绘画，应当补入方技志。

译谢枋得的母亲桂氏，应当补入列女志；太清氅、二仪刀、明堂郁鬯，应当补入物产志。这类事情本来难以一一列举，却全都散佚而没有记载，为什么呢？我们县的名儒才士接连涌现，历代都不乏人才，著述多如树林，言论传遍天下，却竟然很少涉及这些事情，难怪宋代家坤翁为《昭武志》作序时说，乐子正记载《寰宇》，晏元献著有《典要》，已经列举天下郡国的纲要，却反而不关心州县乡里的情况，不发挥宗国的盛美，实在令人奇怪。既然这样，前代见闻的散佚，固然不只是官府的责任，也同样是卿士大夫的责任。如今 天子统一了车轨和文字，东西南北都尊奉王道，唐虞三代也没有比这更盛的。既然批准阁臣的请求，诏书下达到有关部门，征集四方图籍，送交史馆，将要刻成一部书，以记载这个盛世。台檄下达那天，正是我县侯用章毕公治理满一周年、考核结果得到批准的日子。毕公出身簪缨世家，文章经术的渊源有自，才名早已响彻冀北；有识者正以馆阁之职期待他。如今借宰牛小刀来处理小县事务，本来就应当游刃有余。现在看毕公修志的工作，更加相信他的治理功效迅速，实在不必等到三年考绩之时。为什么呢？县志本来就是史书一类。而修史的困难，没有什么能超过修志。过去江文通曾经说过这一点。因此，记载分野、占候，是天道；记载疆域、形胜、城郭、社稷、建置、沿革，是地利；记载官师、学校、选举、赋役、人物、风俗、食货、人事，是政治和社会。上至军国典制，下至闾巷民间琐事，无不完备。由此可以考察古今盛衰的变化，并形成辅佐治理的方法。难道不重要吗？毕公接到檄令后，立即开局分曹，征集文献，考订典故，制定凡例，分部选词；既防止不能汇集众人思想，又由自己裁断。时日还没有过多少，书就焕然编成。虽然分任各事的人未能完全符合毕公的心意，但毕公在处理政务之余，尤其亲自校订，慎重地刊行出来。一件事情一定核查它的始末，一句话一定考察它是否恰当。因此这部志岂不是编修得十分勤勉吗？所以从他经营筹划的敏捷，可以看出才干；从他裁断取舍的精密，可以看出见识。至于把教化和劝戒寓于褒扬扶助之中，把忠诚爱护寄托在序论里面；已经完备而没有遗漏的地方，足以仰副观察风俗、询问民情的本意；有所缺漏而等待补充的地方，又足以启发后来贤哲接续增饰的美事。这该是怎样用心的表现啊！修史之才本来难得，而毕公却能如此从容优异地完成，何况治理百里之地的盘根错节事务呢？他在政事和文学方面本来就各有所长，由修志这件事推而论之，即使用他来治理天下也是可以的。近来我正因出使公务滞留楚蜀之间，没能在修志一事上贡献笔墨；如今终于能够欣然看到它完成，并且由此窥见他将来进入石渠阁、天禄阁任职的前途，必定有所归属。先生将要由此升迁了。不过，彰明垂示典章训诫，用它来作为风化劝勉，是官吏和师长的责任；搜罗旧文，用它来继承前人的事业，是贤哲的事情。县中的士大夫看到这部志书，也可以受到感发而有所振作。

译《兴安县志序》信州所属的县共有七个，而兴国县的设置在明代嘉靖年间，独独最晚。县里过去原有志书，但记载很草率，有的失于芜杂，有的失于简略，繁简失当，整体也不够完备。近来又正值朝代更替，志书经过战火焚毁、风雨侵蚀和虫鼠蛀蚀，书版册页已没有完整的。百余年来的事迹荒疏简略，几乎同上古三代一样无从考察。县令刘公，字百一，是燕山一带的豪俊，早年即负有才名。他来治理本县，把百姓从战乱之后、赋税繁重的困境中救济出来，以休养生息的政策养育、教导他们。上任不久，便政清惠施，士人安宁，百姓和乐，古语所谓“一个月便可见成效”，大概确实如此吧。刘侯又怜悯县志残缺，打算把纂修志书作为自己的责任；恰好征集志书的檄文又到了，于是开始筹办。凡是有文献可考的，就查考文献；年高有学识的老人还在，就向他们询问；又取旧志中繁琐的删去，缺漏的补上。担心有伪误，就虚心审察、核实真相，务求合乎实际；担心记载偏颇，就根据事实取其义理，使之归于公正。还不到一个月，志书便告成了。于是，星野分野的占候，风雨露雷的变化，山川云物，城郭宫室的形胜，官吏、军队、守卫，礼乐、赋役等职掌，文教的盛衰，风俗的升降，以及辞章的华美、草木虫鱼的形态，连同仙道、佛教、神鬼、灵异怪诞等一切令人欣喜或惊异的事情，无不分别编排、逐条注释，纲目清楚，条理分明，一个县的全貌灿然完备。美好啊，真值得赞叹！然而我曾听说：政治恩泽影响一代，教化恩泽流传百年。那么刘侯办理这件事，难道仅仅是为了完备掌故吗？一个县有志书，就像国家有史书，既可以鉴戒过去，又可以垂示将来；劝善惩恶的道理由此保存，裁制事物、辅佐教化的方法也由此产生。因此，这部兼具治典、教典的书，恐怕不只是为一地一时着想，而是直接为天下后世着想。既详细而可以考察，又真实而有所凭据：向上可以记载本朝一统而风俗相同的盛况，向下可以启发后来贤哲因地制宜的善政，难道不是极其盛大的举措吗？志书完成后，我的家仲秀、子襄出力最多；但若不是刘侯虚心集思广益，也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所以一并提及。这就是序。《送蔡立先还九江序》　计东 起初我在京师同九江人蔡立先相遇，彼此还不相识。相处久了，蔡子对我说：“从前曾在宁都寄居，同易堂的诸位君子友善相交，曾游翠微山，住在堂中，听魏叔子兄弟以及谢程山、彭躬庵、林确斋、丘邦士、曾青藜等人讲论经书文章；至于宾客间的饮食、起居、应酬往来，也都有一定规矩。”我听了这番话，十分欣喜，连疲倦都忘了。于是便同蔡子交往，而且说：“很久没有见到叔子了；见到叔子，就像见到了叔子的朋友一样。”当时京城中有人倡导攻击王阳明学说，附和的人又连带攻击陆象山，靠听闻传言而没有亲自考察的人纷纷跟从。唯独我和蔡子坚定不移。我当时还发表激愤的言论加以抨击。蔡子同客人意见不合，便拂袖起身；有时默然不答，有时偶尔说一两句话，但必定直指心性本体，从不说繁琐的话。我因此心悦诚服于蔡子的学问。他能不苟且附和同流合污，可以称得上豪杰之士了。我听说蔡子的家离白鹿洞只有七十里，离鹅湖不到三百里；他生长在那个地方，平日熟悉地听取父兄长老的学术议论。蔡子所得到的学问，必定不同于仅凭耳闻而盲从的人。我曾说：自宋代伊洛诸位先生以正学倡导天下，到了淳熙年间，朱熹、吕祖谦的教化遍及江浙，而陆象山受到吕成公赏识，独能相信自己的学说，奋然同朱夫子分庭抗礼，使学者明白易简的道理，于是江西的学术便独立流行于天下。即使陆象山的门徒不能没有流弊，朱子因为同他的学说不相合，反而更加深思用力，务求达到学术的极致，因此建立了可以垂教万世的学说，《小学》《近思录》《太极通书》《西铭》的解义也相继出现。这样看来，象山实在是朱子的功臣，而江西学术又是伊洛之学的砥柱。近代嘉靖、隆庆年间，王阳明修复并弘扬象山的学说，他所讲学的书院以及罗、邹、聂、欧阳诸家，遍布江西。奋然起来攻击阳明门徒的，罗整庵首先开始，王塘南继而继承。我乡高、顾诸位先生，都是听到王塘南“洪水猛兽”之论后受到激发而兴起的；而罗整庵、王塘南又都是江西人。江西的学术，正是这样必求自己有所心得，而不苟且同于流俗。如今天下又到了纷纷攻击象山学说的时候，像蔡子这样独立不惧、卓然不群的人，我又得以见到，未尝不感叹江西豪杰众多，也感叹这条道理不能靠道听途说来求得。当初我和叔子在江都相遇，纵论诗歌古文，又读了叔子所著《左传经世书》。临别时，我慷慨地对叔子说：“我们两人所互相辨难、反复讨论而彼此领会、极为欢畅的事情，都是小人所谓日益趋向灭亡的道路。” 我的学问讲究先确立最根本的原则；你是象山的乡人，难道不会有所助益吗？”魏子默然不语。如今蔡子要回去，叔子听说也将从吴地回来；如果你们相见，希望替我向他说起，不要忘记当年在江东分别时说过的话。也希望易堂诸位君子共同努力。蔡子，你上路吧，不要懈怠。《续修袁州府志序》　吴南岱 辛卯年春天，我王余在西曹任职，奉诏前往江右，得以搜集十三郡的典章掌故。于是从破旧庵中王君的署所开始，阅读《袁郡志》，读到田赋一项，发现六亩折合一钟，比其他郡多一倍，我没有一次不连声叹息。壬辰年，我奉命出使巴蜀，在赤白羽中试考士子，经过八个月才回来复命；随后出任袁州知州，防 皇上批准主管官员裁汰浮滥的请求，命令考核成法；可是袁郡七次经历兵火，原有成法已经荡然无存。主管官员依据志书上报，获得皇上批准，于是使三百年来的疮痍在一天之内得到苏复。这样看来，志书对于史学的功劳，以及袁州志对于治理的功劳，几乎千万年也不可磨灭。只是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的人看过去；假如如今失于不修志书，导致文献不足，今后便无从取得信实，这又是谁的过错呢？我没有才能，承乏治理边远之地，抱愧于见识浅陋，哪里敢冒昧承担这项工作？只是私下想到，袁州志自庚申年修辑以来，已有三十多年；关于民风土俗、沿革变化，究竟记载了多少事情？关于学校和科举选举的兴办推行，究竟记载了多少制度？关于忠孝节义以及名山石室所藏文献，究竟有多少得到表彰搜集？于是同僚廷玉戈公、青岩钟公，以及延乡先生退庵陈公等人共同谋划，彰明隐微，阐发幽深，慎重严谨地删削修订。全书首列舆图，其次是赋税户口，再次是创建储备，再次是名宦、人物、逸闻、文艺等志，共若干卷，三个月便告完成。

译因此我感叹，郡志对于史学的功劳，袁州志对于治理的功劳，确实不浅。我又想到：功劳，我希望它能够成就；过失，我希望它能够纠正。可是如果其中有紊乱、昏昧、偏曲或错误，只要有一项，便无法流传久远；这难道不是主持开修者的过错吗？只是有退庵诸位先生在，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这种过失。希望它同前志前后辉映，共同成就本朝的一部外史吧！此前，莆阳黄公在万历庚申年修撰此志，宪副景源袁公担任董狐，负责据实直书。如今他的令嗣袁子又继续刊刻，校勘得失，无愧于先人的事业；这尤其是当时共同办事者之间的一段雅事。按例应当一并写入，以记载这一盛典。《重浚瀼溪旧河序》　江皋 士大夫在一地任官，凡是当地的山川形势、城郭陂隍，凡有利于百姓、有益于地方的事情，都必须筹划、考察，尽力把它办好。然而在今天要做这样的事，就更加困难了。四方战事刚刚平息，民力困乏，郡县每办一件事，不是受到时势限制，就是受到人力不足的牵制，还要受到上级议论纷杂的影响，往往因循观望，坐看它日益败坏，却没有人筹划整治；这难道不是主管官员的责任吗？瀼县本来就是贫瘠的地方，百姓尤其困苦。我上任以来，辨明它的疆界，测量它的地势，凡适宜兴革修举的事情，时常在内心默默筹划，不敢先向众人咨询、向上级禀报。这并非因循观望，而是慎重对待，等待时机。壬子年冬天，县中乡绅先生率领生员和老人来请求说：‘侯爷治理瀼县三年，使百姓休养生息，不愿兴办工程来扰民，这番用意确实很好。然而县里的大事有两件，除去迁建学校之外，最急迫的就是修河。瀼县治所西北依山，大河环绕东面；河水发源于洪下诸山，奔流数百里，同浔瀼相接。此前河流的旧河道从北向西，又折向东流，环绕城池，清流映带，帆船桅樯聚集如云，居民依赖它获利，而且也显示了本地的形胜。’ 次山的诗说‘小船驶到门前’，或许就是这个意思。明代万历己卯年间，有人认为河水冲咬城墙会造成祸患，于是开挖新河来削弱水势。时间久了，水势奔溃，无法遏止；旧河淤塞，人们也辨不清原来的河道。于是土地改变了形态，百姓失去了水利之便，日益衰败，风俗也不能振兴，都是这个缘故。”我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又替他们筹划、考察这件事，看来同我先前在心中默默筹划的想法正相合。这项工程，可以说没有受到众人力量不足的牵制，也没有上级纷杂议论的干扰。于是选择几位好义急公的生员和老人主持此事，当天就在河神前发誓，表明心志纯洁无私；商议疏浚、筑堤，各自竭尽力量。有人说现在财力不足而要办的事太多，工程难以完成。但这次工程既不向百姓摊派，也不动用公款，我捐出俸禄来倡导，县里的人共同乐意捐输，奔赴工程、办理公事，争先恐后，受到鼓舞；那么我先前慎重等待的时机，不就是现在吗？从前召信臣任南阳太守，每天巡视郡中的泉源，为百姓开辟水利，郡中因而富足，人口也日益增多。我惭愧自己不是召信臣那样的人，但也将借助乡绅、生员和老人的力量，来等着看工程完成。《希贤书院录序》　查培继 书院能够建成，是顺应众人的意愿。建成后祭祀十四位先生，使做官的人和求学的人都有可以取法的榜样，这其中就寓含着教化的意义，并不只是像畏垒山的祈祝、桐乡的祭祀那样而已。我同惕庵汤先生撰写记文并刻在石碑上，又把这件事上报两台，都获得答复批准。尊崇正道、重视文教，惠及一方士人，恩德确实深厚。藩伯和学使也都乐意鼓励推动，终于使事情成功。这确实说明，事情要开始，必须先由下层发起；而要兴办成功，又必须得到上级推动。书院在使院旁边，每逢政务清闲、官吏散去，我便同背着书箱的学生讨论疑难，也足以开拓胸襟。只是凭我微薄的力量经营，不过像打扫房屋、铺席子一样，还没有真正开启讲学的大门。谁来为书院扫除？即使升入僧舍，又有谁同我们一起接受供养？我对此念念不忘，又害怕事情不能善终。后来想到，乐于培育人才自有公心，同心协力的人也不缺少；古人说，斯文没有坠落，必定有杰出领袖来承当它。那么表彰前贤、振兴后学，卓然自任为吾道屏障的人，确实可以期待。我自己的三径还没有荒芜，杞菊也还可以采摘；并州旧日的梦境，将在这里的丝竹和俎豆之间实现，也许人文教化会一天天兴盛起来吧？所以在这部书成行之际，按次序说明修书的缘由，写在这里。《江西通志序》　白潢 国家的声教广泛施行，没有遥远之地不能到达；过去未列入版图的国家，也都被纳入版图，过去未向朝廷称臣的邦国，也都成为臣属。国土方圆广阔超过二万里，江西在其中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江西的山川，有匡庐、玉笥、龙虎、武功，以及章贡、修旴、扬澜、左蠡等高峻深广之处；物产有豫章的木材、银朱的稻米、信州的楮树、双井的茶、西山的葛、金溪的苎麻、饶州的陶器。论到人物，理学发端于金溪、都昌，下及崇仁、余干、吉水；文章方面，庐陵、临川、南丰开创源流，吴虞、揭范承接其流传，至于以制举为业的家族，也必定推重章、陈、罗、艾诸家；宰相功业方面，有周必大、陈康伯、杨士奇、刘一燝等人；忠义方面，有文天祥、谢枋得，以及靖难时的练子宁、周是修等人；高尚隐逸方面，有徐穉、陶潜、雷次宗、苏云卿；至于做官的人，则有韦丹、狄仁杰、韩愈、范仲淹、王守仁。南安、南康，则是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教化所及之地。总计上下数千年，延续十七代，无不前有光辉、后有映照，声名和实际相称。啊，真是盛盛！只是自前朝灭亡以来，各地记载地方情况的书大多逐渐湮没，流传下来的只有林廷防的《通志》、王宗沐的《大志》和郭子章的《豫章书》而已。本朝康熙癸丑年，曾奉命修志，后来正逢藩王叛乱，事情便中途停止了。我 皇上平定了叛逆，功业完成，边疆清平安宁。癸亥年三月，又命令各省进献通志。当时前任巡抚安世鼎设局编校、刊刻并进呈。到现在将近四十年了。我白潢凭借低劣的才能，错误地承受简拔任命，来巡抚这一地区，防

译在政务之余，我翻阅前代志书，似乎有些地方不能使我满意，于是汇集十三郡七十多个州县的新旧志书，以及先贤子孙所藏的家谱、家乘，同两三位朋友再次编纂。我私下反复寻究，不禁感叹这项工作实在极不容易。大体说来，处在今天的人，弊病在于轻视古代；失实的弊病在于只采集华丽夸张的名称辞藻；文章或记载过多的弊病在于繁杂芜乱；内容贫乏的弊病在于疏漏；援引证据的弊病在于牵强附会；受人请托的弊病在于徇私。一个人，有时两地都收录他，于是有重复的毛病；一件事，有时两家记载互不相同，于是有错讹的毛病。现在想要详尽记载古事，可是后世的疑问或前代的缺漏，征求确证很难；想要考察事实，可是这边认为不对的，或许那边认为正确，辨析取舍很难；想要删去繁杂芜乱，可是现存典籍篇幅连绵、简牍堆积，取舍裁断很难；想要弥补疏漏，可是耳目所及见闻很少，广泛考察很难；想要删去附会、拒绝请托，可是一个人的遮蔽抵不过众口的喧嚣。即使范成大编《吴郡志》，尚且不能避免被流俗蒙蔽、受其困厄，要做到绝对不徇私就更加困难。至于删削重复、驳正错讹，则只在于是否用心而已。我不敢抱着轻率的态度来处理，担心一时疏忽；也不敢固执己见，担心违背公论。即使这样，我哪里敢自信这部书就足以传世呢？西江本来就是向来所称的文献名区，但七十年间两次遭受兵火，世家收藏的书籍在千百部中仅存十分之一，文献已经难以征考；老成的前辈和年高有学识的人也凋零殆尽，前代传闻逸事无从广泛咨询，远方所献的文献也难以考证。总之，我只有这一点无私无欺的念头，私下依附三代直道，用来阐扬正道。以此彰饰圣明的治理，为太平时代备供史馆采择。《庐山志序》为山修志，历来就有这种传统。然而名山自古长青，志书却常常随着时代而散佚湮灭。比如上交的西山、上官的麻姑山，宋人的著作如今都无法再看到，更何况晋代葛仙、幕阜山的志书呢？这也是古代谈论山川的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庐山奇特秀美，镇守东南，声势即使同五岳相比也不相让，哪里只是幕阜、麻姑之类可以相比？我承乏任职江右，登山眺望不止两三次，这才知道庐山的奇景以瀑布为最；除龙池、玉渊、谷帘之外，又有以三叠瀑著名的。前贤听说后也为之倾倒。庐山的秀美在于山石，天然如同宋元画家皴法所绘。九十九座山峰星罗棋布，其中五老峰突兀高耸，达七千余丈，出云致雨，顷刻间变幻万状。山志所谓‘庐岳没有主峰，峰峰各自雄长’，这种说法已经不够周详了。至于东西二林，佛像设置最为古老；到了宋代，五百间僧房像蜂房一样相连，宗门风气也可说极其兴盛。近来 皇帝御书《般若心经》，供奉在开先寺中，并赐给秀峰寺宝额。皇帝的文章如银河天章，照耀山林沟壑，使这里显赫地成为庐山南部佛寺之冠。至于白鹿洞，则尤其是斯文寄托之所，也是江南士人所仰望瞻仰的地方。这个地方虽然由李宾客开辟，实际的教化却是由朱子兴起的。我 皇上重视正道、尊崇儒学，对文公朱熹更加笃信，赐给白鹿洞匾额，题为‘学达性天’，并让朱熹升堂配享，又把十三经、二十一史颁赐白鹿洞，使士子春季诵读、夏季奏弦歌，声教盛大，远超千古。于是我感叹，自从有了天地宇宙，便有了匡庐山；只是经过如此久远的时间，才终于遇到这样的圣明时代。圣朝的儒学光明昌盛，文教蓬勃兴起。与从前那些封爵、祭祀供品失实而近于荒诞的做法相比，山神如果有知，一定会喜爱这种做法而厌弃那一种。庐山旧志，始于东晋慧远，后来又有景式以下十多家，都已失传。现存可以完整阅读的，只有桑侍御乔的纪事、吴学使炜的续志、释定暠的通志，以及但宗皋的《文纪》《诗纪》而已。星子县令毛德琦辑录旧闻、增补新事，辨疑订误，辛勤积累两年，终于完成此书；他确实能够表彰这座幽潜的名山，并以辞藻光耀儒林。因此我乐意写一篇序置于书简之前。

译《白鹿洞志序》白鹿书院的历史由来已久。创始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沿续于明代，到本朝又有 皇帝御书的赐予，制度更加完备，幸而遇到 圣天子文治昌明的时代，全国有全国的志书，省有省的志书，郡县各有各的志书，甚至庐山也编有志书，无不记载得十分详细。现在又有了书院志，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为了尊重道统。孔子、孟子的道统，只有朱子集其大成；白鹿书院又是朱子设教的地方，是其精神汇聚之所。登上这座讲堂而遵循这种教法，可以作为求学求道的津梁。确实如李忠毅所说，这部志书不能不受到重视。只是旧志已经无法考察，即使此前廖守遵照李忠毅的原本辑成一书，书版又毁于火灾。毛令之子在引见时，恭敬地承接了皇帝的言语，说自己有志于修辑志书，然而经过五年之久，才终于完成。我读到这部书，发现它在前志七门之外扩充为十门，繁简适当，取舍得当。这样一来，李崆峒先生所说的隐晦处得以明晰，脱漏处得以补足，遗失的内容得以完备，杂乱的内容得以统摄，这部书已经没有遗憾了。况且我曾因公事到书院，和院中许多士人讨论文章、考课学业，他们文雅有礼、学业兴盛，都很有成就的可能。各人都应当 圣明的君主尊崇儒学，极其诚心地遵循朱子的规制，以求进修圣贤之学，实在不能不寄予厚望。《防水志林序》　汤永诚 编写志书，必定以征求事实为贵。文人喜欢猎奇，往往附会传闻，导致失实。例如伍子胥的昭关、曹操的赤壁、昭明太子的读书台，后世反复拟议附会，混淆视听，有识之士对此深以为病。写史有三大难处，编地方志又何尝不是如此？太史公称赞张侯修《兴国志》，大概是因为他亲自承担了这些困难，又能够考得事实吧？兴国以前有蔡志、袁志，后来有黄志。前两部志书现在仅有残本，而且已经多有残缺。黄侯当时正逢兵火，搜集汇编尚且每天忙不过来。如今又过了三十年，这正是太史勉力从事此书的原因。片言只字，都出自他亲自裁定，分为五类：一类叫“志地”，一类叫“志人”，一类叫“志政”，一类叫“志事”，一类叫“志言”。凡城池、三川、疆域、古迹、祠庙、土产之类，归入“志地”；官吏、科举、人物，归入 “志人”；赋役、盐屯、兴利除害、审理案件、施行刑罚以及军制，归入“志政”；逸闻、嘉言、妖异祥瑞、神灵鬼怪，归入“志事”；古今传记、书序、登临游览、歌咏、诗文之类，归入“志言”。全书总题为《防水志》《林彷佛》。这是仿效杨南峰的体例，大略同曹石仓的《古今通释》相近而又有所变化，并没有沿袭旧名。我走遍天下五十年，每到一个地方，必定寻找当地志书阅读：中州的《彰德志》、西秦的《武功志》、江南的《吴郡志》和《松江府志》、东粤的《广州志》、闽地的《宁化志》，都脍炙人口。其他志书却把编志看成旧套，只用来装饰文书，所谓说得不精确，选择也不详细，难道不是因为害怕困难、贪图容易，不求事实造成的吗？太史公突破这些藩篱，大小事项全都举列：一座山，必定考察它的首尾；一条河，必定追溯它的源流；人物的始末、祀典的兴废、道路的远近，无不竭尽精力去求取。他苦心经营而独有所得的地方，在于辨别是非，核实真伪，考求旧实，并从旁广泛搜集证据。三四百年来荒芜的遗迹、错误的说法，一旦经他整理，便清楚灿然。那些湮没的古迹重新显现出来的，大约有十分之三；人物和文章墨迹原本隐晦不彰而得以显明的，大约有十分之四；亲自经手创办、修复，或者因感奋激励而使众人共同协助、振兴其事的，也有十分之一二。至于有些事情明明人人都知道，名胜事迹也在耳目之间，却被等同于若有若无，太史近年来替它们传述其事、记载其实，并加以题咏、润饰文辞的，不下十分之六七。他在风雨晦明之中，抬头思考，低头搜求，曾经为此废寝忘食，积累数年的精力，才有今天的成果。再加上文笔遒劲，像《国语》、像《左传》；句子经过锤炼，字字都很讲究。良工苦心，这部书流传于世，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呢？太史在戊辰年中进士，任庶常，后来借才外用，本来不应把一个县放在心上，却偏偏关心百姓疾苦。他在七年之内赈济灾荒、整饬刑狱、养育百姓、造就士人，显著的实际政绩，至今还在兴国百姓口碑中流传。这里不一一列举，是因为我是在为《志林》作序，只姑且谈《志林》而已。这部编书中，移风易俗、利民安民的方法，表彰微贱、阐明幽隐的功劳，贯通经学史学、弘扬风教雅正的学问，全都集中在这里。读者只知道这部书谨严典雅、考证翔实，又有谁知道它完成得多么艰难呢？《白鹿书院志序》　王思训 天下各处的名山大川，以及小丘深谷中奇伟幽秀的景观，全都被佛教、道教之徒所占据，而儒者却没有参与其中。把奇伟幽秀的景观让给佛道之徒，使他们穷尽土木工程，装饰金碧辉煌，动辄耗费千亿；而儒者所隶属的祀典，宫室有一定制度，斋戒敬事除春秋丁祭、释奠、释菜之外，并不频繁举行。他们所费力气少，礼仪也简略。难道这就说明异教果真足以胜过儒家的正学，而人心的趋向真是怪僻到不可理解吗？不是这样。白鹿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是古代贤人讲学的地方。这里背靠山岭，面临溪流，幽深灵秀，实在是天地间清明淑美之气停蓄盘结之处，是圣贤领域和学道关门的寄托所在，确实不是虚妄。庐山周围五百里，梵宇琳宫金碧辉映，游人即使游览数月也不能穷尽。然而佛道寺观时兴时废，如浮云变幻，没有恒常状态。唯独白鹿洞经过朱子讲学，直到今天六百年间祭祀不断。主管官员中那些兴贤育才的人，修补残缺、整治废弛，日益增益。丁卯年，我 皇上亲自挥笔赐书，题有‘学达性天’的匾额，又根据朝廷议论把朱熹的木主升入十哲之列，人人都受到感动而奋发兴起。学者都以朱氏学说为归趋；中丞白公凭借清廉的品德和崇高的声望来到这里任职，正准备增加学舍、增加廪禄，为长久培养学生作打算。他的属吏也奔走效力，唯恐落后而感到羞惭。我于是更加相信，异教不足以胜过正学，而圣贤之道同天地一样无穷，果然不会随世俗而兴废。当初我在南康主持考试，事情结束后经过白鹿洞，拜谒紫阳祠。星子县令毛君率领在院肄业的诸生，恭敬肃立等待。我知道毛君大概是竭尽心力于斯文的人，因此同他商议补缀修整、继续用力协助中丞公的一二件事，但还没有确定具体安排。根据毛君的白鹿洞志。志书新近完成，我为正学日益昌盛、又恰逢其盛况而高兴，因此作序并把它归还。《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

译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 艺文【书启】唐代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柳宗元 承蒙您寄来书信，赐示关于政治治理的主张以及同刘梦得书信往复的内容，实在很好。这些主张大概不是今天那些治理百姓的长官所抱有的志向；他们往往只满足于充实赋税、供养官吏俸禄而已，您却把使百姓富足并接受教化作为最大的责任，实在非常可嘉。孔子说：‘我整天同颜回谈话，他从不违背我，像个愚笨的人。’既然这样，颜回的心思本来就难以让人明白，必须劳烦说明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因此我对您的主张还有疑问。您所说免除贫困者的赋税而不增加富裕者的税额，这确实正确。若是在政治清明、制度合理之后，当然不能不是这样。但不幸的是，现在正处在弊政之后，难道还可以这样做吗？弊政中最大的弊端，没有比贿赂盛行、赋税征收混乱更严重的了。如果这样，贫穷的人没有钱财向官吏行贿，实际上确实贫穷，却得不到贫民的名分；富有的人拿出余财买通官吏，名义上没有富户的名分，实际上却享有富户的财富。贫者更加困苦，甚至饥饿死亡，却没有人过问；富者更加横行奢侈，毫无顾忌。假如您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难道还要相信原有的登记吗？这不能因为害怕惊扰百姓，就始终不去追查。一定要考察实际情况；考察实际情况之后，贫者自然应当免税，富者则应当增加赋税。哪里能执守一种固定的论断呢？如果说只免贫者的税，而不追究富者，那么投机取巧的人就会很多，他们都会凭借重利来冒充贫者，贫者仍然苦于不能免税。如果说要核查富户，又担心核查不能得到实情，因而无法增加赋税，那么贫户同样也无法查得实情，也就不能免税了。如果大家都查得实情，却故意放纵富户而造成不均，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能安定。’如今富户的税越来越少，贫户却不能免除搜刮，只能把钱物交给县官，这种不均实在太严重了。不仅如此，贫户还必将服役，被雇使劳作；有的给富户更多田地，却只收一半租税，有的甚至给一份田，却收取二三份租税。君主体恤百姓劳苦，或许减免赋税，但富户却因整户免税，贫户则因为服役，最终仍要交出二三份或一半赋税。这样恩泽不能下达，百姓也无处申诉，其不能安定同样非常严重。像这样，不先统一丈量地界、核实姓名和实际情况，而姑且大规模改动制度，能够治理好吗？富裕之家是贫户的根本，确实不能破坏。但如果让富户因大幸而受到下层差役的侵扰，也同样不可。您说担心富人流为工商或游惰低劣之民，大概正是因为征税过急而分配不均才会如此。如果富户虽然增加赋税，但实际缴纳只相当于十分之一，仍足以安居其业，即使驱赶他们，他们也不肯改业。核查得越精细，下面的人就越会设法钻营。确实如您所说，管仲也不愿以百姓的财产作为征税依据，所以才有杀牲畜、砍伐树木的说法。如今如果不是征收市井之税，而只核查丁口和田地，推行诚实质朴的原则，向百姓显示恩惠，严格依法责罚官吏，如您所说，那么一社一村的制度逐级以诚信相互考核，怎么会得不到实情？如果得不到实情，一社一村的制度也就不能实行了。因此，处在弊政之后，必须先统一制度，然后您的主张才有可能施行。我的见解也只能到这里。永州处在偏僻角落，我很少了解人事；不知道您所代替的是谁。是清明合理的政治吗？还是弊政呢？如果是清明合理的政治，您的主张就能施行；如果是弊政，我的主张是否在可采用的范围内呢？《答户部崔侍郎书》　白居易 户部院长崔侍郎阁下：从户部公文中收到您八月十七日的书信，得知您康宁无恙，我高兴得拍手，也向您致意。看您亲笔书信询问我的近况，情意如此深厚而殷切，始终不变，实在令人庆幸。您首先问到我的近况，这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只是默默呆坐，顺应命运，任凭自然变化而已。其次问到身体气色，除了过去的眼疾之外，虽然不算很健壮，却幸好没有急重病。又问到月俸，月俸虽不多，但量入为出，也不至于受冻挨饿。又问到我的弟弟，他在东川任职，近来收到他的信，知道他平安无事。最后问到我的心境，这最为重要，我就大略说说。前些时候同您在宫禁之中，每逢起草诏令的空闲，彼此靠着床榻，谈话不涉及其他，曾经以南宗禅学的心要互相启发。分别以后，我独处闲居，随分修养，比起过去，似乎也有所收获。所得之中又似乎无所得，没有什么可以寄语给您。来信说‘粗略告诉我可以吗’，这可不行。又知道兵部李尚书也在南宫，钱、萧两位舍人改任清闲官职，退朝之余，我多次得以同他们会面交谈；每次谈起从前的游历，就总会想起您。这大概是君子长久交往的心意，不会因荣辱、聚散而有所增减。像我这样的人，又是多么幸运啊！然而自从到浔阳，忽然已经满一年了。我把外在事物全都排遣掉，内心非常空明。虽然人的禀赋命运有厚薄不同，但忘却一切之后，也就没有所谓困穷和通达了。这种道理虽然逐渐衰落，但我自己已经感到满足。有时我闭门靠几，孤独地自处，形体如同枯木，心如死灰，动辄经过十天半月。到了这种时候，又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自己是什么人。即使猫头鹰停在面前，枯柳长在肘上，也不能动摇我的心，更何况仕进退处、荣辱得失的牵累呢？又想起不久前同您讨论确切的道理时，我曾对您说：‘心志和外在行迹常常相违，道义和名声不能两全。如果有志于道，却不幸在外在处境上失意，那正是内心修养上的幸运。’您曾对此赞叹称赏，不知还记得吗？现在我的身心也许接近这种境界了。退下来再想起这句话，抚慰反省最初的心愿，求仁而得仁，还有什么不足呢？上个月，大哥从宿州来，又有六七个孤幼的弟弟侄子，都从远方来到这里。每天有粗粮可吃，每年有粗布衣穿，能够共同抵御饥寒，使骨肉相互保全；这也是在默默顺应命运之外，增加了我的安心。况且庐山就在前面，九江在左边，出门就是沧浪水，抬头能看见香炉峰，东西二林也时时前往。至于瀑布怪石、桂树间的清风、杉树下的月色，平生所喜爱的景物全都在这里。这又是在呆坐任化之外，更增加了自己的舒适。如今我的心情，确实不必依赖这些才安适，何况又兼有这些条件呢？这就是我安定、安适而又安适，以至于不知道命运困穷的原因，也是年老之后的境界。院长公的声望日益提高，希望您多多进言辅政；我只能遥遥仰望，愿您努力树立功名，不要把我这个鄙陋之人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