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译艺文【记十三】本朝 《八境台记》　易学实 顺治三年，出兵平定南方，军队驻扎在赣城城下，经过七个月才归入版图。顺治五年戊子，江帅起兵，赣城又坚守防御，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此交州、广州一带战事连绵，赣城成为王师越过五岭的要道，运输粮饷、迎送军队的负担，使这里始终没有安宁的日子。在这种时候，只能考虑修缮门窗、严密防守的办法；至于城墙、楼橹、壕堑，兴建起来都极为艰难。若涉及游览观赏，即使山川平原壮阔，也不是守臣应当分心经营的事情。八境台过去矗立在西北城角，丙戌年冬天毁坏；到这时，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召集工匠，秋九月宣告工程完毕。于是登上台阶凭高远望，遥视要地：南面则五岭的风烟绵延，直到交州、桂州；北面则合流处湍急的石滩，直通彭湖；章水、贡水两水汇合。东西两面如衣襟带子环绕，玉虹般的水色、翠绿的波浪四季相互掩映。若说这是凌空远眺、荡涤胸中郁气的胜景，恐怕还不足以概括此台的美好。桃源、天竺一带，草木迷蒙，登台四顾，壁垒仍然存在；追想十年来摧毁敌锋、攻陷阵地、开辟土地疆域，实在是凭借军队威武和远方震慑才有这样的结果。然而创伤尚未恢复，山海之间战事仍在，赣城顾念自己是咽喉要地，难道能够不把整顿安宁、休养生息的办法放在首位吗？守护这个地方的人，能不作长远考虑吗？” 《重建架阁库藏、丈量册籍记》　梁奇 先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就划分土地、制定赋税，用来充足国家用度、使亿万百姓富足，这不是小事。国家强弱的根源、百姓安危的原因，就在这里。孟子说：“仁政一定从划定经界开始。经界划定正确，然后贫富才能均衡；贫富均衡，然后百姓才能安定。”修订图籍，把它收藏在官府中，这样朝廷就有统一的准则，小民也有划一的缴纳标准。田界道路可以有所考察，吏胥无从施展奸诈，上下才能相安于大治。东汝自白川诸侯开始请求丈量，后来也多次丈量过。然而时间一久，掌管这个郡的人有的把它看作空文，主管图籍的人前后又不是同一批，原有的册籍有的散失，有的被风雨毁坏湮没，有的被弃置而无从查考。即使一两个有志于农政的人，也只是沿袭旧例，把它当作故事办理。于是出现了无田却缴纳虚税、有田却常常漏缴赋税的情况；虚耗、逃亡、绝户之事不断发生，征收输纳的欠负却无人过问。由此，官府没有统一准则，小民没有划一负担，田界无从考察，吏胥肆意行奸，于是不均、不安的祸患产生，经界也开始紊乱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必然的，道理本来如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正是丈量不能停止、册籍必须珍重收藏的原因。靖臣李侯自从到任以来，各项政务都加以整顿，压制强暴、扶助弱小，疏浚沟渠道路，划正疆界土地，依照《禹贡》上上、中中、下下的等级制度，遵循《周礼》一易、再易、三易的制度，知道丈量尤其是国家当前最急迫的事务。于是他精心思考、竭尽力量，在一天之内代百姓均平了赋税缴纳，兴办了百年有利的事业。他分派各项事务，办事人员接连奉命；都总、区长把各都、各区的田地、山塘合并丈量。条款详细明确，纪律制度完备。工程始于顺治乙未年，完成于己亥年秋天，比其他县先行告竣，刊刻成书进呈朝廷。天子留下副本，收藏在架阁中以保存。问从前有没有无土地却有粮税的，已经没有了；问从前有没有有田却无粮税的，也没有了；问从前有没有出入奸民猾吏之手的册籍，也没有了。图籍明亮清楚，征收输纳划一，可以结束了。田畯、农官能够完成自己的职务，秋天到来时报告收成，乡人以鸡和猪互相慰劳，郡中百姓喜气洋洋，如同登上春台；各自安于自己的事业，各自守护自己的田地，道路上赞颂之声充满耳际。众人都说：“我们能够安居温饱，是李侯赐予的，又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然而事情仍未完毕，还必须考虑册籍收藏在适当的地方，不能任意弃置。于是当时召集工匠、置办材料，在县衙正堂东前方、原来存放丈量册籍的旧址上建造三间房屋，用来收藏今天的册籍。从“天”字号开始，到“郁”字号和“县”字号为止，共四百二十九部。题匾为“架阁之库”，使守护它和前来观看的人看到这座库房，便知道这些册籍收藏得很牢固。这是天子斋戒后所保存的东西，也是敬慎接受、亿万百姓所依赖的依据，不敢有丝毫舞弊。后来守护这片土地的人，应当知道丈量是治理百姓的首要事务，而尤其重要的是在上位者取得均平的办法。图籍虽然已经清楚，得到收藏后更为牢固，因此不可没有一篇记文。我于是为此叙述它的始末，并作了这篇记。《九江卫芦政记》　黄云师 文学范子向我作揖后说道：“江卫的积弊中，使运粮转运疲困的事情，以漕运最严重，其次没有比芦政更严重的了。过去官府只把军队当作秦地的劳役，越过各军只把它们当作肉食，供给漕运，芦赋又交相征收，江卫因此更加困苦。莆阳方公司马治理此地时，想到苏州漕运若没有门路请托就不能通行，而芦政的权柄可以掌握，若能集合资源、救治困顿，怎么能不尽力呢？过了一年，章程便制定完成了，这实在是司马对江卫贡献很大。”文贞公为此立碑，我哪里能推辞？”黄子说：“唉！我听说具体情况怎样？”范子整理衣襟，扬声说道：“以芦为名征收的赋税，是从哪里取的？从洲上取得。以洲征收芦赋，又是从哪里取得？从丁口取得。既然从洲上取得，所以卫所虽在浔阳，而洲地却特别错杂分布。” 在星子、黄梅、宿松三县，水既能吐出洲地使其生成，也能吞没洲地使其消失。既然从丁口征取，那么从前富庶繁盛的地方，渐渐就因凶荒、疾病、瘟疫而衰败了，渐渐又因刀兵而衰败了。州洲已经淹没而赋税仍然存在，丁口已经死亡而赋税仍然存在，于是征课有了定额，每年不得不指定一名军人负责领办征收事务，往往就把已经消失的北丁之税责令由此来补足。唉！军队中稍微有些能够自给的，既已被派去供应漕运事务；其中剩下等待差遣的丁口，又每年指定一人，交给他七百多镪的负担，卫所百姓的困苦至此达到了极点。不仅如此，责罚越重，他们越难逃避；越难逃避，就越要谋划逃避，于是必然极力隐瞒、公开周旋、上下打点，权力归于胥吏；服役的人大多是贫困下户，往往因此丧命，株连枷锁，转相赔偿拖累，而差役文书仍不停息。所以征收芦赋比运输漕粮更加严酷。司马说：“我在这里，岂敢让江卫没有生计！”每年指定军人的差役可以禁止，催促差役可以裁减，唯独洲地和丁口两方面都已消失的税额，究竟怎样才能解决呢？于是他捐出一百金俸禄，不惜放弃公田八百二十三亩有余，计算每年赋税收入，先缴纳屯粮，再补足已经消失的税课。这样一来，典收、赔累的祸害一日之间霍然消除，如同沉重的疾病离开身体；同时又清理屯田册籍，核查户口，建立滚单，编排甲流，催征完纳，唯恐以后再拖欠；又担心此事久而久之逐渐消灭，发生侵吞盗没的祸患。”

译他把各种公文汇总，写成法令。这样谋划整治芦政，也可以说是对内竭尽心力，对外不遗余力了。如今事情最难办的，并不一定要等一个人来做。一个人承担起来，一件事不用十年，事情就都能办成。若说事情太难，我的力量不能做；或者力量能够做，又说我有所等待、没有空闲做；或者有空闲做，又推给后人，而且自己也不肯做，那么一生之中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成了。像司马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黄子听了赞同这些话，于是依次记录下来，让人刻在石碑上。司马名从吉，号迪庵，福建莆田人，任我浔阳的副职，享有惠政和声誉；芦政中所见的，只是他的主要事迹罢了。濂溪书院记事 书院供奉周元公，二程先生侍坐两旁。塑像设置得很古老，见到的人都会肃然起敬。书院因为位于军府左边，丁亥年秋天，有人想毁掉塑像以扩建宫署，便问身边人：“周濂溪是什么人？”身边人说：“是古代的大贤。”那人说：“他不过会作几句诗、对几副对子罢了，如今还能有什么用？”正要召集工匠拆毁塑像，当天晚上却梦见三位戴着冠、穿着朱红衣服的人坐在寝堂中，神情严厉威严，不可逼近；他醒来后畏惧神灵，不敢再议论拆毁。世间传说真净禅师住在归宗寺，元公曾去同他交游，于是结成青松社，又把寺左边的溪流命名为鸾溪，这些都是妄说。元公与真净往来，有时只是偶然寄居其处，必定因为松、可、步、莲、鸾等字名可以配合虎、递等字，才仿效这种取名方式；即使不是这样，难道会是元公所为吗？况且元公的门庭高峻，王安石听到他的声名而归附，尚且三次拜访、三次被拒绝，元公希望折服他少年人的果敢锐气；若说元公在形骸之外学习了远公、陶渊明，又过分了。我因书院的事情顺便提到这些，使后人知道元公是大贤，不可有所轻慢；只是书院一天天荒芜湮没，实在可惜。《星子县平贼记》　宋之盛 星子一带向来以愿朴著称，百姓都文弱，不能担任军伍；地方范围又很小，没有聚集盗贼的巢穴。像德化县邓茅溪等人哨聚在马回岭，抢掠星子、德化各处，成为地方祸患。但起初他们不过进行偷窃，擒拿他们只需一个材官、健捕之类的能干人就够了。后来抚巡道下檄调动两部兵马围剿，声势震动、骚扰四方，却始终没有见到一个贼人，只焚烧了茅溪几间房屋便返回。于是星子盗贼熊高等加入其党，帮助他们，势力更加炽盛。随征的鲍瑞玉忽然声称奉符招募，并给邓、熊等盗贼授予把总的札职；这些人于是挽袖瞪眼，眼中再也没有官府了。由此李世兴等纷纷蜂拥而起，争相响应；他们所到之处，驱赶抢掠牲畜财产，屠杀掳掠妇女儿童。各位士大夫谋划进入县城避难，但乡里盗贼聚集，乡村已经没有居民了。宋之盛等人到王侯那里禀告；当时王侯称病卧床，不接见人，有时有人报告外面盗贼的情况，他便召来询问，询问完仍安然躺着。年岁渐渐更替，始终听不到他的行动，众人非常忧虑。哪里知道王侯的谋略在于任用人才，于是侦察乡里，查知汝进有远大谋略、临危不惊；此人本来就是星子县士民推举为九寨之长、能够制服群盗的人。王侯便邀请他来会见，像平日一样欢谈，详细询问方略，把平定危难的使命交给他。汝进说：“凡是郡县有盗贼而不能按治，或者按治时盗贼已经提前做好防备的，一定有内奸暗中传递消息。”王侯领会了他的意思，另从内部发出一纸檄文，逮捕大盗江振先、刘尚庸，立即弃置于市曹处死，众人都交口称赞王侯的功劳。两个内奸被杀以后，盗贼知道势不可为，便率领党羽进入省城离去，约定留下十分之四的人在各处牵制官军，并由凶悍的盗贼李世兴统领。李世兴散布谣言，说流贼乘船浮下武昌，遮蔽江面而来；众人奔逃恐惧，平素贫穷、赌博、无赖的子弟争相投奔他的营寨，好像河水决口、鱼群腐烂，无法堵塞也无法收拾。有一天传说南关外有人俘获并斩下李世兴的首级前来献上，围观的人像墙一样聚集，都惊骇错愕，怀疑首级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后来才知道是汝进父子出奇制胜，突然将他斩杀；各路盗贼胆寒，分别修筑壕沟营垒，等待汝进前来决战。汝进叹息说：“这是困兽，急着同它争斗不行，坐等它也不会立即死亡。”于是安排部署方略，督促保甲按计划将他们擒获，接连处死。当时茅溪在省城也中箭而死，只有熊高的巢穴凭借山险，形势危险，一时不容易攻动。又有若干义勇，请求带领部下横行于盗贼巢穴之中，王侯又与汝进谋划。汝进进言说：“孤军深入未必有利，而且这里难道没有善良百姓吗？怎么忍心让这些人任意杀戮？这样军队造成的惨害反而比盗贼更甚。” 姑且放宽一步，若有盗贼被捆绑押到官署前，王侯便高兴地道谢。后来果然有几个盗党割下盗贼首级。有人来献给王侯，王侯便赏给银牌和彩旗；那些盗党高兴地说：“说不定还会赏赐我们这些人，不必担忧了。”于是争相杀贼赎罪。只有熊高前往省城，害怕而不敢回来。他的营帐估计有一百多人，剧盗王拐子、雷镯头也在其中。王侯问汝进：“这两个祸根不除，仍将成为后患。”汝进说：“这两个祸根不除，就会继续寻找斧柄。如今斧刃正锋利，难道还要让它再滋生蔓延吗？”王侯仍依照汝进的谋略，于星夜草拟揭帖，驰送江督；随即在演武场中将两人斩杀。熊高死后，其余党羽全部解散，盗贼终于平定。王侯开始上报事情成功，两台以及各司道官员都整理衣冠出来处理政务。父老们列队跪拜，欢声传遍帷帐，纷纷称颂汝进的功劳。只是汝进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这次盗贼之所以不劳大军便得以平定，固然由于王侯善于知人任用，实际上也依靠汝进的妙计和义勇，王侯才得以享有成功。汝进是龙潭人，字仍初，家境一向富裕，能够分财救济他人。顺治丙戌、丁亥年平定盗贼以后，凶年接连而来，他全都拿出金钱粮食赈济。乡里亲党依靠他而得以保全性命的很多；假如委任他处理政务，大概不只是治理百里之地的才干。儿子四人：世琦、世琳、世琮、世球，都激发公共正义，成为全县的保障。《云吉安二忠祠从祀先忠肃公记》　李元鼎

译宋代杨忠襄以江宁别驾的身份殉难，建炎年间，金陵墓旁旧有专祠。崇祯年间，我乡胡、郭两位侍御又修建文忠烈祠，将靖难翰林王公艮、大理邹公瑾、侍御魏公冕、曾公凤韶、长史邹公朴、纪善周公是、修令尹严公伯玮、张公彦、方教谕王公省，共九人附祀其中。因为诸公都出生于吉安，也都为义而死，所以一并祭祀在忠襄祠中。当时我总宪忠肃公任南大司马，曾作碑文说明合祀的缘由：“正气，是君子来去时所乘的车。它来时乘着它，离去时也不舍弃它。时代有古今之分，官职有尊卑之分，而正气却是相同的。”又说：“死的地方不同，而生前立身之地相同；死时所做的事情不同，而死于忠诚则相同。正气相隔前后数百年，道理是一致的。把他们合在一起祭祀，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忠肃公此时已隐约为自己留下一个位置，等待后世来验证合祀之事；这也如同忠烈公拜谒忠襄祠时发誓说：“死后若不能在这里享受祭祀，就不是大丈夫。”忠肃公年轻时入朝，成为著名御史，风采操守非常严峻，受到群小嫉恨，被放归田里，前后将近二十年。后来他巡抚天津，掌管南枢，多次被召入朝当面答对、裁决军政。壬午年接到任命的那天，他辞别诸子，告诫他们分断家事，慷慨上路；大概他已经知道时局难以挽回，抱定有去无回的志向。癸未年冬天，贼兵逼近京城，召见问对更加频繁，有人提出迁都的建议，却被迂腐疏阔之人阻挠，唯独忠肃公在其中坚持主张，秘密上奏，请令大臣辅佐太子南下征兵，皇帝当即把这件事交给他。忠肃公说：“臣应当与国家共同承担安危，臣主持这个建议是为了社稷，并不是为自身谋划。”皇帝仍然犹豫未定，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老成谋国的气概确实不可磨灭。城防之日，忠肃公告诫元鼎一定要以死报国，并嘱托若自己死去，就在吉安乡馆中祭祀忠烈牌位。忠肃公作诗完毕便决意赴死，仍然反复吟诵成仁取义的话，便引绳自尽；这与九臣以死得宜、无愧于文山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呢？当时元鼎请求护送公的灵柩回乡，没有得到允许，只能余泣饮泪。忠肃公之所以来到世间，是因为他一生所凭借的正气；他离去时，没有到任何地方而不舍弃的，仍是永恒的正气。他过去的学问和力量，到此时才真正证明了实际作用。从前奋笔为诸位先生申明心志，其实正是在申明自己的心志。所谓彼此印证合一的地方非常微妙，生死也不过是外在形迹罢了。我元鼎过去已经在燕地把忠烈公、忠肃公合在一起祭祀，如今又在诸位先生之后尊崇祭祀忠肃公，把这件事拿来征询公议，众人都说可以。我并不敢因为自己是后辈子弟而偏私地抬高长者，只是为了尽到一个后死者的责任。至于忠襄公、忠烈公以及九位先生，旧有碑文已经记载，这里不再详细论述。这里只叙述忠肃公立朝时的大节，用来说明让他附祀的意义。忠肃公名邦华，字懋明，甲辰年进士，吉水谷村人。恰逢忠肃公的儿子士亨、孙子长世，到金陵共同襄助完成这件事。按祠志考察，祠堂屋舍、祭田虽然历经数十上百年，却没有湮没。诸位忠贞之士的英灵，也真是光明显赫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译《仁文书院兴废纪略》我县东郊有仁文书院，原是先师邹忠介先生讲学传道的地方。第一次毁坏是在江陵当政的时候，后来虚舟陈侯、石楼徐侯先后创建。第二次毁坏是在魏珰擅权作乱的时候，有人曲意变更名称为明德祠，这件事是尊生顾侯所为。此后仍在原址加以修复的是摩青沈侯，家太宰实际上协助了这件事。如今又过了二十年，虽然经历了改朝换代，但先师的木主仍供奉在其中，四时祭祀从未停止。凡是到这里任职的人，如笪江上、施愚山，都因为同先世有渊源之谊，亲自前来祭奠。哪里只是忠介先生在九泉之下有知，实在也是借此显示神灵。凡属师门弟子，无不举手加额，认为圣贤之道兴起已经指日可待。不知什么缘故，竟有拆毁仁文书院的议论。我寄居在防城，听到传闻也不敢相信，心想既不是借江陵之名找借口，也不是借魏珰之事煽动祸乱，怎么还会有这种事？不久书院果然被毁。一个礼乐雍容、道德文章汇聚的地方，一天之内竟荒废成茂草丛生之地。这是为什么？唉！正是这座仁文书院，也正是这片文江父母之地。有人主张创建，有人主张修复，又有人主张拆毁，各自的见解究竟如何，实在无法知道。唯独在这二十年中，我乡的白鹭、鹿洞、澹台等书院，被督抚、中丞修缮而恢复的，数不胜数。近来如章江书院已经建立，洪都书院已经建立，青原、白鹭的讲学场所也已经举行修复。如今正值圣道如日中天之时，我们却不能替先师保住这几间坛场，竟和梁木、泰山一同崩塌衰败，真是名教的罪人。如今恐怕岁月一久，连樵夫牧人也无法禁止，一片荒废的基址将变得无人能够追问，特意把前后两篇碑记记录下来付梓刻印，并叙述兴废的始末，使后来的贤能县令如果能够像前人一样修复它，便有所考察借鉴。北平孙北海少宰近来寄来一册，查看其内容，是首善书院；如今已经改作天主堂，也担心后人不知道它的所在，所以特意把这件事写在篇首，告诉后来者。首善书院也是先师与冯少虚、赵侪鹤等老先生在国都讲学的地方，有心于圣道的人才会对此唏嘘追悼，唯恐它失传湮没，何况是同县的入门弟子呢？因此提笔写下这些，告诉四方，同时也用来记载我们的过错。” 《重建府城隍庙记》　李来泰 抚州府城隍，相传祭祀的是汉代颍阴侯灌婴。灌婴曾经率兵平定豫章，所以神像直到今天仍然显赫。遇到祥光降临、赐福，以及水灾、旱灾、瘟疫、疾病，人们祈请后必定得到响应。爵位、帛币以及铏、簠、簋、笾、豆等祭器的数量，守臣一定亲自主持其事。明洪武年间，太守李廷桂公最初在府治北面创建庙宇。崇祯年间，太守蔡邦俊公给神像加封六县之神的名号，并在两廊配祀，高建重门。庙中事务必须整治，清初庙宇被毁。当时治理此地的官员，只依照旧例修整、拜谒一次罢了。等到司李念庵李公掌管府印，唯独他慨然把兴复城隍庙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免除费用、准备材料，工程将要完成时，李公恰逢父母丧而离任。海宪纪公最初以进士身份由刺史来任知府，撩开帷幕察看，发现城内住户不能充满郭城。祭告城隍的那天，他在堂下拜谒，惊惧而悲伤，对同僚说：“这样并不能使神灵安妥、保佑百姓。”于是宣示恩德，发布教化条例，威严和恩惠遍及全境，境内百姓心悦诚服。他首先修建孔子庙，使登堂讲学有了地方；于是重建这座城隍宫，使它恢复旧日规模。他捐出俸禄的余款，带头率领各级官吏；又恢复庙宇的租税，用来供给各位工匠。凡是兴办废弛、恢复旧制，都没有使百姓告急匮乏。这样便可以配祀风、云、雷、雨、山川和国厉，也可以慰藉官民祈祷、卜筮、奔走祭祀的愿望。教导百姓敬畏鬼神而远离罪过，尊敬君主而亲近上级。公的治理教化，就这样浩浩荡荡地推行开来，没有什么困难了。城隍祭祀盛行于宋、元，而实际上在唐代高祖、北齐、萧梁以及吴国赤乌年间也屡有记载，往往见于文字。可是据我考察，《鲁颂》的泮水、閟宫，都是诸侯重大的事务；而《春秋》策书中，只有新建南门的记载。那么，城隍祭祀特别受到重视，难道不能说它不是古代的制度吗？抚州原本是贫瘠的土地，加上丁亥、戊子年间的灾荒，救荒扶病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城池能够仅仅保存下来，依靠的只是将帅、牧守、县尹的力量罢了。”

译古书说：“率领百姓祭祀神灵。”又说：“先使百姓成就安定，然后再把力量用于神灵。” 公到任以来，不追求奢侈的游观，不在台榭上宴饮，金柅亭不建，浴云池不挖。他倡导同僚共同做好地方保障，只担心对神灵不恭敬而给百姓带来灾祸。公给予百姓的恩惠实在深厚。当时广庵韦公来任司李，也捐出资财共同成就这件美事，于是庙宇面貌焕然一新。这确实说明他们都知道什么事情最为重要啊！庙宇建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四月，完成于顺治十七年庚子仲秋，因此作记。《提刑按察司题名记》　李长春 虞舜朝廷任命皋陶担任士官时，唯独反复恳切地叮咛告诫而不停止。先告诉他说：“只有明察才能做到公平诚信。”又进一步说明：“要明白五刑的意义，以辅助五教；施刑的目的在于达到没有刑罚。”所谓“只有明察才能做到公平诚信”，并不只是说审理案件能够听取实情，也就是说要明白刑罚的根本在于辅助教化，以及最终达到不用刑罚的意义。沿袭到夏、商、周三代，周官所掌管的邦禁逐渐繁多，象魏悬示的法令也逐渐详密。然而司寇每三年举行大比，统计民众人数，从出生登记开始，全部登记后上报天府，周王亲自拜受这些簿册。他们对邦禁如此严密，却又对呈报民数如此谨慎，好像两件事并不相互矛盾。唉！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了。男孩出生八个月便登记入齿，女孩出生七个月便登记入齿；从抚养教育到长大成人，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怎么忍心杀害他们呢？让人上报民数，就是要告诫人们重视百姓的生命；告诫人们重视民生，也就是使他们不至于滥用刑罚来逞强。唐代设置观察使，宋代沿袭这一制度，又增加提刑之名。前代大致仿照这种制度，设置按察使，专门负责纠察和复审平反；又设置副使、佥事，有的统辖驿传，有的提督学政，有的分管兵务和巡察。本朝的制度，大体都沿袭旧有章法，把司法刑狱之事一概交给他们办理。既然如此，掌管司法的人，教化和养育百姓都是分内之事，难道仅仅因为审理案件、弄清案情而感到快意吗？江右西南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向来号称容易治理；自戊子、己丑之变以后，城郭长满荒草，房屋井邑都成了丘墟。我近来奉命担任按察使，看到百姓离散、困苦辛劳，警惕而忧虑。想到新朝采用宽缓的刑法，古人已有明训；每逢审讯案件，只能谨慎戒惧，不敢放纵滥刑。但我的才智浅薄，常常怀有绳短却要汲取深井之水的恐惧。治理和防备、启发和教导，只能依赖几位同僚。甲午年，我承蒙调任，恰逢按察司署重修完工，但题名碑长期空缺，尚未完备。各位同僚都这样向我提出，我私下想到，兵火之后，文献无从考证；此前的姓氏已经若存若亡，甚至开国十年以来最初创建这些事业的人，也湮没无闻而不被传述，这并不是用来尊崇本朝、显示革新面貌的办法。因此磨治一块石碑，按次序把他们记载下来。至于刑罚止息、教化施行，则留待后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去完成。《重修三公忠节庙合祠记》　赵璘 所谓忠节，是指谁呢？就是宋代的张忠文公张叔夜和郑威愍公郑骧。所谓建庙祭祀，是指什么呢？就是宋代守臣王道父向朝廷请求，为两位公建立祠庙祭祀。所谓三忠，是指永丰县令邓防毅公邓颙，他死于邓茂七之乱，明景泰年间，防御使奉檄文把他合祀在其中。所谓重修，是指威愍公的后裔因祠庙焚毁而重新建造，建成后又加以修缮，使守护此地的人在庙内穿戴冠带，按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张忠文公正值靖康之难，金兵逼近汴京宫阙，戒严之势十分危急，唯独他能率领南道军队，跋涉千里前往救援，谋划歼灭敌军，真是壮烈啊！虽然按形势本来一定可以取胜，却因朝廷谋划犹豫，终于没有成就功业。等到都城陷落，他置身于纷乱的战火之间，最终闭口绝食而死，实在悲惨！至于威愍公，他凭疲惫的同州士卒坚守城池，抵抗如林般的敌军，焚毁敌船数以千万计，其中的谋略很值得称道。他又慷慨激昂地誓师，遮蔽三秦之地以等待皇帝巡幸；孤军日夜等待援兵，却始终没有等到，最终实践了城亡人与城共亡的道义。唉！这两位公，都是恭谨尽忠的王臣，不顾自身安危，为什么遭遇竟如此相同呢？向朝廷请求祭祀他们，确实是应当的。至于邓公之死，事情规模较小，不能和时局动荡中的忠臣、疾风中的劲草相比；但邓防临危授命、舍身成仁，其用心是一致的，所以应当把他与两公合在一起祭祀，以表明臣下的大义不可屈服。唉！从宋代到明代，不知已经历了多少世代；从明代到现在，又不知经历了多少世代。我曾偶然经过玉山、永丰等县，只见山高水清，四野冷漠寂静；想询问往事，而知情的遗老已经全都不在了。凭吊古迹的人进入庙中抽泣叹息，面对稀疏冷落的古槐；山河依旧不变，只是默默含悲罢了，更何况祠庙重建并非一次两次呢？可是郑氏子孙独能重新修整并更新这座祠庙，四周围上围墙，涂饰丹彩，每年按时举行祭祀，并且在祠内侍奉张公、邓公二位，难道不能称为贤德吗？由此我知道三公的英风义气凛然不磨，他们光照古今、充塞天地，正如竹箭有竹膜、松柏有坚心一样。他们身骑箕尾而升天，气节化作山河；不能用成败来评判，也不能用生死来评判，更绝不可以让他们的名节有一日被湮没。推究他们的志向，即使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同存也完全可以。后来守护此地的人，应当恭敬听取这些话，不要忽视。《重修临江府学记》　詹惟圣 今上在位十八年，我奉命到江右巡视学校，按行部属来到临江，拜谒先师庙，考核督促诸生讲习学业。看临江的士人，循序渐进，质朴而有才华；等到校阅文章，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他们都文质彬彬，义理淳厚而精神旺盛。我私下感叹说：“先王的恩泽还没有消失，圣人的道理广大，而我……”

译朝廷的文化教化逐渐浸润到这里，已经由来久远。学博毛明遴告诉我：“临阳郡学过去靠近江边，明嘉靖年间，江陵陈大宾公首先倡议迁建到现在的地方。康熙丁未年，蕲州高培公又加以修治。年久之后倾圮毁坏，如今太守陈克峻公到任本地，百废俱兴，尤其重视学校，捐出钱财并率领同僚共同资助，召集工匠、准备材料。戊午年拆除旧的棂星门而重新建造。现在将修缮正殿和两庑，仍然建造供诸生讲习的号舍十二间，工程完毕后，请您写文章记述。”我说：“好。”到了第二年秋天，我再次拜谒先师，庙宇面貌已经高大明亮，明伦堂和诸生号舍也焕然一新。我想，先王在世时，上至天子、公卿、大夫，下至百姓中的秀异之士，没有不致力于学习的。因此教化方面有老师，国家有学校，乡有序，党有庠，家有塾；凡是关于天地人和万物的道理、孝悌谦让和廉耻的规范、礼乐射御书数的学问，都有系统地讲习，有完备的训练，用来培养文武人才，成就道德实践，所以人才蓬勃兴起，教化推行，风俗美善，达到最好的治理境界。由此说来，求学难道果真与治理是两回事吗？而我们夫子的道，德在仁义礼智，言论见于《易》《象》《诗》《书》《春秋》，政治理想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它虽然在秦代遭焚毁，在汉代流于浅薄，夹杂了功利思想，又被佛、老之说窃取，但高悬于天地之间，历久而更加光明。如今距离圣人虽然遥远，幸…… 幸而天子尊崇儒学、重视圣道，凡是偏远边塞之地，都奋发兴学，以符合敦厚激励教化的旨意。何况临江作为一郡，理学、事功、文章、节义方面名臣辈出，尤其是德教广泛施行的地方呢？先王教化百姓，对于有才干的人加以敦促勉励，其次加以诱导扶助，再次加以整顿规范，用来扩大教化并达到治理目的的措施，没有不完备的。因此用来治理天下，就能清明和谐、政理有序；用来治理一国，就能兴起弦歌礼乐。文翁治理蜀地，韩延寿治理颍川，都是遵循这一道路。如今陈太守治理此地，筹措粮饷，谨慎审理狱讼，抚慰养育百姓，招徕流民，全都显现出成效。他又尊崇师儒，敦厚礼让，修明风俗教化，不论士人有才无才，都一并加以教导，考核他们的道艺，督察他们的勤惰；又率先筹划，与几位同僚不劳烦民力，使荒废倾圮的地方全部修葺一新。太守的治理，确实很值得称道啊！” 《陶桓公读书台记》　施闰章 淦城以东，百华寺旁有陶公侃读书台，台下有洗墨泉，也因陶公而得名。我按行部属来到淦县，祭祀练公子宁祠，之后骑着劣马登山远望。寺院荒凉寂静，仿佛没有人。洗墨泉砌成了一口井，只有读书台地势高爽平坦，位于山顶，左边牵连城郭，向下俯视赣江，背后靠着东山。万山交错盘结，向南连接山峡，大概这里就是练公的故里。当时严霜已经降下，雨后天晴，阳光温和；丛…… 丛菊和红枫照耀着岩谷，水西一带居民的炊烟时断时续、若隐若现。所谓百丈峰，幽远得无法到达，却巍然在望。读书台的胜景至此齐备。考察陶公，他是鄱阳人，后来迁居浔阳。地方志记载，他的母亲湛氏是淦县人；或许他偶然经过外祖家，于是留下读书吧？陶公曾运砖投掷赌博，自言应当珍惜一分一秒。推想他手执书卷、陈列典籍时，志向未曾片刻忘却天下。后来他在艰难中奋起，屡次以偏师抵挡强大敌寇，在军中四十多年，招抚携离、怀柔远人，消灭众多叛乱者，镇守八州，官至大将军，获准佩剑穿履上殿，却始终谦退坚辞。等到因病请求退位，便把符节、旌盖归还朝廷，以功名终身。说他善于读书，是完全可以的。史书指责他拥兵长江上游，曾有窥伺晋朝的志向，后来因“折翼”之梦而停止。若舍弃他一生的行事，只用一个梦来遮蔽他的大节，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可信呢？关于这一说法，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深入辨析。读书台东北四百步的山谷间，有刘次庄的戏鱼池。堤岸崩塌，水也干涸，戏鱼台的石刻已经不存在，但当地人说其中的鱼善于争斗，和普通鱼极不相同，春夏之间还有。唉！凭练公的忠贞，他出生在淦县，经过他的故里的人，应该没有不凭吊的。至于陶公，不过是偶然到过这里罢了；他的遗迹和刘次庄的石刻同样归于蔓草之中，后人却常常流连而不能自已。由此可见，那些庸碌之人，即使有名园别墅、雄踞城郭，也经不起时间推移，很快就会零落荒芜。假如是贤人，无论是他们生长的故里，还是偶然游憩、谪居的地方，经过千百年，即使在偏远荒僻的山谷中，人们对其风流遗韵的追慕也不会衰减。我登临四望，慨然产生奋发振兴之意，于是写下这些话，留给后来有德的君子。

译《分守湖西道题名记》湖西道治理袁、临、吉三郡，能够考知姓名的分守使，自嘉靖四十一年陈大宾公开始。所谓分守，就是以方岳之职，分管藩属之外的郡县。他专门驻守一地是有来由的；省城和各属郡各有官署，间或巡行部内，询问百姓的利弊，大事上报请示，小事则酌情便宜处理。虽然名为守，却也有巡察的意义。按照旧例，以备兵为职责，设置守备作为指臂；突然发生盗乱，就调发吏员士卒，有时紧急得来不及报告，也可以亲自披甲前往；武士划定疆界而守卫，彼此通行约束，不敢落后。这种制度与古代方伯、连帅相近。至于分巡一道，明初任用按察司佥事，官署设在南昌，每年巡行一次各郡，考核吏员士卒，根据才能决定升降，事情办完便返回。它的体制又与巡按侍御史相近。嘉靖辛酉年，广寇侵入，劫掠万安、泰和境内，于是开始议定驻守吉安，并兼管茶、攸、郴、桂四州。分巡的权力比​​分守略重，而三郡的吏民由两道共同治理。凡有大事都要关白行地，因此这里处在百粤的要冲，实际又逼近三楚，盗贼多而狡猾，所以把职权交错设置、互相制约，使彼此形成犄角之势。我闰章刚到任时，正逢年岁饥荒，巡抚中丞公命令我督催属郡拖欠的租税；我以仁厚安抚、以义理震慑，山谷中的抗命者大多悔罪，缴纳赋税。第二年，朝廷议定撤销道臣掌兵的职权，不久又撤销巡道，于是三郡的事务全部合并到分守使那里。天子既然深切考虑到边疆防守不强、文官软弱而过问军旅之事，所以对武备的责任更加看重而且专一。从此使者如果不能向军队借兵，遇到缓急便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只能督促征收科税、奉行簿书期限而已。道就像道路一样，是说事务上下往来所必经由的地方。如今郡县有事，有时可以直接按照便宜之权上报请示，而使者只是拱手接受成命，仿佛多余的赘瘤。过去两道兼治尚且不足，如今一道专治反而有余，难道是过去困难、现在容易吗？只是依靠朝廷的福泽，四方得以平定，守臣便可以宽缓苟安，白食俸禄多年；事情受到形势限制，才能不足以胜任官职，祸害并没有完全消除。这就像父母对待孩子，看到他的病痛，含泪抚摸，而力量又不能医治，半夜思量起来，没有一次不悲痛地抚胸自责。南昌过去有湖西道分司，如今荡然无存；到了那里只能以船作馆舍，而临江地处稍偏，尤其是我喜欢居住的地方。我偶尔查阅郡志，发现从郡邑丞、尉到各位办事官员都记载齐全，唯独守、巡两使的记载缺失。自明代设置这一官职以来，到现在已经超过三百年了。其间勤勉磨炼、奉行职守、竭力宣扬教化而治理此地的人，本来可以逐一数出。如今既不记载他们的政绩，又使姓名湮没，不能与丞、尉及各位办事官员并列，既没有起到劝勉和警戒作用，难道不可叹息吗？大体上说，大法确立，小廉自然随之；分守使虽然只是一个官职，也是用来表率三郡官吏的。于是搜集材料刻在石上，共得到四十三人。《游青原山记》游览的日子，要有晴天，人也要有空；若无空闲，或者将要下雨，游览就会作罢。我这次游青原山，事先没有约定却产生了勇气，遇到下雨也没有停止。我们从泰和乘船返回，到了永和，听船夫说这里距离青原五里，当时雨下得很大，我便命令停船上岸前往。不一会儿，前方几十座山峰呈翡翠般的青色，云雾覆盖了一半，明亮得像彩绸。水声从山下潺潺传出，隐约听到磬声。到达后是净居寺，相传为七祖卓锡之地。登塔四望，群山像环锁门户一样，形势十分坚固。塔旁的龛中安放着笑峰禅师的遗骨，遗迹中有颜鲁公大书的“祖关”二字，以及黄山谷的石刻诗。可供游览的有“五笑”“凝翠”两亭；“凝翠”亭倚靠寺院左侧、面向东崖，副宪赵君韫退重新修建，并亲自作记。群山都是土崖石壁，只有这里山石嶙峋、壁立陡峭；几百道泉水从山谷飞流而出，用堤坝拦成水矶，万籁齐鸣，在亭中完全听不见人的说话声。我和高阮怀一同坐了很久，舍不得离开，于是相视而笑说：“先前苦于雨下得太大，但如果不是雨水增添了飞泉的胜景，我们怎能来到这里的极致景色呢？”寺外有荒废的祠堂、别馆几十间，询问后才知道都是先儒讲学的场所。原来王文成任吉州官时，多次经过青原山讲学，邹东廓等诸位先生都一致仰慕追随。吉州九县各有讲学馆舍，缙绅一百多人又总聚在一堂，每年春秋两季留住三天，跟随游学的人很多，以至于借用的床榻住满僧舍，弦歌诵读声洋洋盈耳，震动林谷。可是西江的学术名闻天下，近几十年来讲堂长满荒草，若不是寺中僧人，人的踪迹也已经断绝；它不变成鹿群出没、虎豹藏身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唉！我们的学道与释氏相比究竟怎样呢？还是世上没有兴办它的人，要等待后来才重新兴盛吗？于是作《青原山记》。

译《重修烟水亭记》浔阳地处匡庐山与彭蠡湖之间，太平时期，各处亭台楼榭很多，士大夫常在此宴游吟咏。壬辰年春天，我奉使经过浔阳，想寻找所谓琵琶亭，却没有找到；又询问其他地方，当地人说：“这里有甘棠湖，唐代刺史李渤筑堤，在湖中高地上过去有烟水楼、镜波亭，是士大夫吟咏游览的地方。”战乱后倾塌毁坏，十多年没有人来过。当时我迫于公务，又逢积雪未消、寒意未退，主人也没有爱好游乐的人来选择亭馆留客游览，于是便划船离去。九年以后，崔正谊以户部员外郎的身份来到这里主管榷税，住下不久，便召集工匠、筹量木材，建造亭和楼，全部恢复旧日景观，耗费公帑三百缗。此时战争接连不断，商船很少到来，损失榷税数以万计，有人讥笑他说：“你的锅都快蒙尘了，还修亭子干什么？”崔公说：“我以榷税为职，税收取自船只；让船只首尾相接，每天在亭中宴饮，并不耽误公务。如果一片帆船也不到，即使仰着屋梁筹算，断炊露宿，也不能补回一丝一毫的损失。况且我早晚筹划税务，被簿书劳累得憔悴，怎么能不偶尔陪同宾客登临，以节制劳苦、排解郁闷呢？”于是宾客来到，便带着酒器前往游览；江水湖烟使胸襟开阔、眼界舒展，而匡庐山的天池、石门、香炉、双剑诸峰，峰顶和山背都若隐若现，可以佐酒助兴，使宴游尽欢，宾客多作诗记述这件事。方子尔止从湓浦来，嘱托我为此亭作记。《希贤书院记》　查培继 古代设置书院来讲学，历史已经很久了；但求学没有固定的老师，只希望得到贤者。求学固然贵在找到贤人来拜师学习，却不一定是说陈设虎皮讲席、手持几杖跟随他。古代贤人，学问足以穷究事理，办事足以使百姓得到适宜的治理，忠孝节义都亲身实践，礼乐、兵法、农事各自适合实际用途。即使贤人的形象仿佛在羹墙之间庄严显现，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求师呢？这样一来，百世之后听到他的遗风，也如同亲自受教；千年之后追随庚桑楚，也如同立雪求师。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啊！难道还会有面对大海而叹息自己渺小的遗憾吗？从前考亭夫子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军，既兴复白鹿书院，又制定条例教规，不知疲倦地教导诱掖学生。又因为濂溪先生周敦颐曾经治理此地，使恩泽润及百姓、春风惠及士人，于是在鹿洞为他建祠祭祀。这大概是借尊敬古代贤友之心，寄托尊崇贤人的意思。我驻节芝城，已经四年；田野有哀鸿，沟渠中有人牵犊，水旱、干涸和泛滥仍不足以消除灾气、招来祥和，盗贼和流寇仍不能因教化而改变风俗。我深怕不能胜任使命，招致官场的讥谤。何况贫困失业的人，又常常不能教育自己的子弟。虽然我同守令诸君在四郊设置义塾，选择老师教育他们，捐出粮饷供给食物，也已经做到极限了；然而这些学校分散而不专门，而且只是小学教育，不能顾及有才华的士子。我代理按察使职务，居住在防城时已经过了十个年头，三州的缙绅士民才有兴办讲堂的举动。到了夏五月我返回治所，各位绅士铺设席位、悬挂红帷，三次请我主持落成仪式。我惶恐惭愧地推辞说：“我见到你们这样的书院已经到处都是，昨天还奉承我把它称为鳣堂，今天又要把它变成旅馆，毫无益处，只会徒然留下感慨叹息。”没有办法，于是请他们把兴办义塾的意旨推广开来，把这里作为士子游息的地方。只是我哪里值得列入其中呢？私下庆幸自己能够得到这种间接的传授。自汉代以来，在三州任官的人世代都有可传述者，共得到十四位先生，都是大贤人。在汉代、晋代各有一人，唐代有三人，宋代有五人，明代有三人，在…… 国朝则有一人，分别按各类考察：任知州时，有叔庠宋公、清臣颜公、希文范公、龟龄王公、濂溪周公、考亭朱公以及静涵张公、象陆翟公；任县令时，有靖节陶公、怀英狄公、敬仲杨公；任郡司马时，有乐天白公；任监司时，有屺瞻葛公。至于伯安王公，则掌握兵权专门征讨，三州都在他的赐履范围之内。若把事类相同、治道相近的人联系起来看，鲁公在唐代尽忠尽责，犹如靖节公在晋代效忠；他斥责贪官残吏、劝勉农桑、讨伐擒获首恶，使四境肃然，正如宋叔庠公铲除奸邪、进用善人，驱逐蝗虫、使老虎渡江，以及王文忠公施惠于民、群盗屏息一样。张静涵公表彰孝悌、劝勉努力务农，也与他们相同。文正公兴办学校、教育士人，一贯以和乐宽厚施政，正如杨慈湖公倡导率领士民、阐明心学；而象陆翟公能够讲学、考核士人，廉洁自守、勤劳爱民，确实可以和颜回、范仲淹并驾齐驱。葛屺瞻公执法而惠及商人，救济荒年、预防祸患，与狄怀英公秉持正直、保全国运、免除租税、释放囚徒相同；至于慨然正直、不阿权贵、规戒时弊、挽救衰败，白太傅也足以称道。至于濂溪先生在郡中倡导兴起理学，百姓受到他的教化，士人遵循他的教诲；紫阳先生朱熹兴起后加以修明，姚江先生又以良知之说共同发扬宗旨，于是使孔孟道统薪火相传而不断的这十四位先生，不论官位高低，不论相距久近，总都名实相符，兼收体用；他们的学问是真正的学问而不流于虚无，他们的事功是真正的事功而不流于迂阔，学术源流彼此相接，德行高尚，足以为师。考察地方志和传记，知道仰慕追随他们风范的人，三州之内各自都建有祠堂来尊崇祭祀。我把他们的牌位合并安置在一堂，又在旁边作为背着书箱来求学的场所。每当官吏散去、庭院清闲时，我便和诸生分析疑义、解答问题；诸位先贤的美好典范都还存在，瞻仰他们就如同承受亲自教诲，我也深为能够列入弟子行列而庆幸。《诗经》说：“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光明的大道让人遵行。”说的就是这个。所希望的是，出生在这里的人，成年人有德行，少年有所成就；从今以后早晚与先贤之道相合，使芝兰之香千古共处一堂，如同亲自接受这十四位先生提携教诲，他们本来就是自己的老师。任官于此地的人，若能珍惜官爵，品味道德的滋养，使功业存于赤县，福泽惠及百姓；若寻求有余力的老师，敬畏而下视鉴察这十四位先生，他们又是自己的老师。这就是我辞谢创建讲堂的请求、而实行义塾的实际做法，使官员和士人都能找到老师来求学。以“希贤”命名，本来就是深厚的愿望。若说要仿照考亭祠祀濂溪的旧例来实行，我是不敢这样说的。至于弦歌相互应和、文教兴盛，就在于此；希望先贤鉴临，祭祀永不停止。对此还要更多期待后来有德的君子。《芝山书院记》　翟凤翥

译书院和学校是两回事吗？回答说：书院就是用来办学的。既然书院是用来办学的，办学又成为书院，为什么呢？回答说：书院是用来扩大教育的。扩大教育为什么不在学校里办，非要换个地方、改个名称叫书院呢？回答说：学校只有郡县才有，书院则设在山林乡社之地，可以随人自发兴起，这就是岳麓、石鼓等书院的起源。有人说，学校按照当时制度考核试读，是科举贡士的门户；书院按照古代方法教养学生，学习关于性命和经世济民的学问，这又把两者分开了。其实，学校是为了明白人伦，圣贤的道统，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书院讲学从来没有废弃文章，也从来不是不参加科举、遵应制度；两者不能偏废。我认为，郡县城中的庠序可以这样办，山林乡社尤其应该多建书院，使天下家家弦歌、户户诵读，并把成效总归于学校，这就足以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了。若因为有学校便废弃书院，那就是没有理解文公奏疏中所说的：“老子、佛教的宫观遍布天下，学校却只在一郡一邑设置一所。”我在饶州兴建学校，因为学校斋舍不足，便利用文庙南面的明伦堂余地建造书院，设立房舍、置办田租，让有廪饩的学生居住；这也类似太学明道堂、白鹿洞文公堂和讲堂的制度。命名为“芝山书院”，是因为饶州过去有这个名称，如今就在学校中设置，不想把学校和书院分成两回事。有人又说，在旧宫殿遗址上建学校、建书院可以吗？饶州绅士们都对我说：“庄稼凋零，鼠兔交错，萤火和磷火飞走，城垣废墟蔓延荒野，只剩下砖石，连修建佛寺的人也把它们搬走了。”过去淮王的遗骸还暴露在屏风下，牧童、樵夫、牛马每天践踏其上；与其如此，不如归葬安山，把这块地方作为祭祀礼乐的场所，难道不是使荒草重新芬芳吗？况且淮王喜好学习、礼敬士人，曾经建有菁莪书院、韩山、青山等处，都是王庄；后来长期被士人混杂占据。重新兴建并修缮这里，祭祀我们的夫子，供养我们的子弟，这样淮王的恩泽就可以世世代代享受了。从前梁代萧王恢把宫殿舍作永福寺，寺院至今还在，人们至今仍知道它原是萧梁宫殿。建寺与建学校、建书院相比，哪一个更好呢？我于是替淮王营造葬墓，又在其地建学校，把菁莪碑和芝山书院旧碑迁来，一同立在学校门上；用二百金把王庄换作书院的租田，这也如同鹿洞志中所说永丰、瑞昌的意思。书院正堂五间，后堂五间，两廊号舍十间，仪门三间，头门坊一间；田地包括韩山、青山渡两处，共七百余亩，每年租粮七百余石，详细记载在册。书院后堂专门祭祀朱文公，并以郡中先贤饶柴等诸公配祀朱文公；朱文公曾多次居住在饶州，而且离新安很近，饶州士人可以说亲自沐浴在他的教泽之中，所以特意在这里祭祀他。距离他的居处如此之近，离他的房舍如此之近，而且时间还没有久远，难道还不知道应当由此振作兴起吗？《袁州府重建郡治记》　李芳春 考察旧志，袁州重建郡治是在宋淳熙戊戌年，实际由郡守广汉张杓公主持此事。张公是丞相魏忠献公张仲子的弟弟，也是江陵连帅、先儒南轩先生的母弟。于是不到一年，修缮学校、增筑城墙，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郡治也随之焕然一新。历经宋、元到明代，一直因循敷衍、修补苟且；直到壬午年府堂发生火灾，来治理此地的人大多草率视事，不能称得上临民治理的规模。我因为…… 今上癸卯年孟冬，我来担任本地知府；刚到的那天，感慨万分而兴叹。然而看到闾巷百姓凋敝耗损，街巷没有居民，而聚集的墙垣环绕疆界，仍然一片衰败未改，内心正为此悲痛。于是与僚属商议，邀请访问绅士父老，周遍询问疾苦，抚慰安置凋敝困病的人，兴办学校、考核士人，增筑城墙、疏浚护城河，依次大略办起各项事务。尤其因为郡城空虚，便多方鼓舞振作。从癸卯到甲辰年间，往来奔波也经过了一年，还不敢说政通人和，但我袁州的士人百姓似乎颇为相互依靠。当时大概流离的百姓逐渐聚集，许多房屋可以兴建；我亲自前往劝导慰劳，环视四座城门，看到新建房屋若干楹，炊烟彼此相望，回头看着便感到高兴。于是准备材料、召集工匠，全面重建郡治公堂。从开始办事到如今告成，没有一刻不对劳民伤财感到戒惧。幸亏同僚协助，百姓像子女奔赴父母一样前来服役奔走，终于完成工程。其中筹划营造、选择工匠、估量材料的苦心，既怕妨害百姓，又担心耽误公务，思绪纷繁、百感交集，不知多少次一天之内九回转念。如今建筑焕然一新，栋宇像鸟翼一样整齐展开，绅士父…… 老百姓也为我的工程完成、劳役结束而高兴。乡民带着羔羊和成群的酒，小大官民都叩首；同事诸公都说不能没有一篇记文。我恭敬地以不善文辞推辞，只特别记下召集工匠和工程始末、同事姓名，希望勉强附在广汉张公之后，告诉将来后来进入这座公堂的人。谨慎想到创业开始的艰难，希望大家共同抚慰我们的百姓，不辜负这项工程，这是我每天所盼望的。工程开始于康熙三年十月，完成于四年三月。大堂一所二十八楹，前堂一所十楹，经历司、照磨所各有堂一所，各十八楹。当时共同办事的有郡丞孙公，名席庆；前任孙公，名有恒；司理郑公，名讳字形原文漫漶；属县宜春知县董义行、分宜县朱鼐、萍乡知县台瞻斗、万载知县范廷凤，各自捐助数量不等。督工巡检魏映奎，颇为辛劳，按例应当一并记载。

译《重修李渠记》考察郡志，袁州有渠，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刺史李将顺公因为袁州火灾很多，而且居民背负物品到江边汲水、灌溉十分艰难，于是筑堰拦截南山之水，开凿渠道使水流通达，直到郡城，长达几十里；灌溉田地达二万亩。水流分入城中，绕过街巷，深而宽，可以容纳小船，直到东城角，再向北转弯汇入秀江，当地百姓从中获利，称为李渠。它最初是为了防灾并惠及百姓，功利无穷，所以袁州百姓直到今天还为他立尸祝祀。宋至道三年，距离元和四年已经一百八十九年，渠道淤塞遍及全州，火灾频发，太守王懿公大规模整治旧渠并重新修建，灾害顿时止息。从至道到天禧三年，共二十三年，袁延庆公任此州通判，疏浚渠道。经过徽宗宣和六年，又一百零六年，通判孙琪公因百姓遭灾，竭力赞助，太守林徽之公再次疏浚。后来五十四年，到淳熙四年，太守张杓公疏浚。又过七年，太守曹训公再次疏浚。到宋理宗宝庆二年丁亥，太守曹叔远公到任，距离元和年间已经超过四百年。渠道历时久远，堵塞更加严重，百姓因此困苦，曹公立即商议修复；一个月后渠道完工，各种灾害不再发生，袁州人称庆，并刻成《李渠志》。凡是地形水势、高低宽窄、险易以及距离江水远近、曲折迂回，都详细具备。治理渠道时，某处采用疏通，某处采用开凿，某处采用堵筑；某处设置斗门若干以蓄水，某处建桥以便利往来，某处设减水沟若干、接水沟若干；至于坊市地名、役夫条目以及铨次、渠长、陂户、甲户等，也都有深谋远虑。从元和到宝庆四百年间，记载姓名的疏浚者仅有五人；这次是修复李渠的第一大功，记载在郡志中，清楚可考。从宋代经过元代到明洪武初年，又过了一百多年，太守刘伯起公疏浚；弘治十三年，太守朱华公疏浚；正德癸酉年，徐琏公大规模疏浚，并刻有《浚渠亭记》。万历三年，郑惇典公疏浚；又过四十七年，黄鸣乔公疏浚；从明代末年到…… 本朝则还有待于后来的人。上溯宋宝庆丁亥年曹公治理渠道，到如今又超过四百年；屈指计算，真正有修治实迹的也只有五人。唉！前后时代和人物相互相当，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吗？我自从到袁州任职以来，访问绅士父老，讨论地方掌故，没有一天不把李渠放在心上，但不敢任意轻率行动。曾因郡治多有事务，查考并修复唐代袁天罡开凿的五口井，大加疏浚整治，百姓不再苦于汲水，地方上都称便利。等到重修郡志，得到宋代曹公修复渠道的志书一册，反复阅读很久，仿佛对一切都了然于掌中。先派照磨吴胤庆、巡检魏映奎前往查勘，具文回复完毕。于是康熙己酉年仲冬初一日，我率文武僚属以及乡先生、父老士民，还有当地所称的渠长、陂户中尚在世的人，亲自前往按验；不怕在水草中跋涉，详细考察宝庆年间原志并加以研究。只见水势日益向东流去，大概因为春夏交替时山洪暴发，堰坝已经毁坏，水便随着溃口流走，冲决民田，散溢在田间道路之间，渐渐与江水汇合后横流，无法控制；而渠道源头因长期淤积反而堵塞，所经过的旧河道有的淤积成洲，有的淤高成阜；即使尚存的部分，也茫然隐没在平坦沙地中，仅仅像一条细线，几乎无法辨认。那些溃出的水，有时也漫流无定，并且毁坏民田。我对诸位公说：“这就是渠道废弃的原因。不治理根本，渠道就不能恢复。”于是商议大修旧堰，沿着旧址加以增筑扩展。方法是渠道内外两侧都栽松作桩，每隔一段在底部选择最大的松木截作枕木，横卧压在旁边，作为桩外的防护；然后两面依着木桩叠石，覆盖泥土并加砂、积薪，分层修筑，务必使它牢固结实。东西两侧各加宽到数寻，高度和宽度都是旧堰的两倍。又在堰上设置牵木，随着木桩顶部相互接连安放，加以维系捆扎，不让它稍有摇动。自从开始办事以来，选择工匠、挑选材料、召集劳工、发给工钱，虽然委派了专门官员，但我必定亲自办理，隔日便单骑前往察看；一个月后渠道完工。起初从陂头到西城下，共十里；按照古渠旧迹努力疏通开凿，务必恢复原貌。从西城渠口入城，直到报恩寺东，再转向北边流入秀江，共有几十处曲折；即使坊巷名称不同，也都改按旧迹，仍可在依稀的想象中辨认，全都务求彻底开浚。如今水流沿着旧道前行，清流汩汩，盘旋萦绕；郊外的平原、低湿地、田丘和菜畦，城郭内的井、塘、池、园，以及居民的饮食、洗涤，没有不从这里得到供给的。近来连续几年初夏，雨水稍微失常，幸赖这条渠道的水，使我西郊的田地得到充足灌溉；当地人聚集观看，无不踊跃庆贺。我自己也庆幸平素的愿望终于实现。只是取得成功虽然容易，考虑开头却实在困难。年月渐远，典章制度逐渐湮没；如果不是考察验证有根据、规划大致确定，渠道能够长久保持今天这样吗？于是和绅士父老商议，安排善后事务，每月由一名年长百姓、六名堰长专门管理，周而复始。凡是根据时令增减堰口，以及偶有残缺、淤塞，都要立即修补疏通，不让问题蔓延而造成重大损失。这样，这条渠道的利益和依赖就可以世世代代流传而不朽。总计使用松桩若干、枕木和牵木各若干，以及总管、分管的年长百姓和正充、朋充的堰长，其数量姓名另有册子保存。南昌太史邹公作记来歌颂此事，我惭愧不敢承当，谨把事实摘录出来告诉后来的人，姑且附在曹公《李渠志》之后。《西山寺记》　郑日奎

译西山在弋阳西北，山势高峻重叠，绵延十多里，土石之间的林木山谷并没有特别不同。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出产茶叶。寺院坐落在山麓，僧人也以种茶为业。住持老和尚是鹅湖人，年纪很大，喜欢谈论前朝的事情。客人来到，没有别的供品，只有让客人喝茶。茶喝过几巡，他便向客人讲述明代弋阳茶叶的祸害。正德年间，宁藩势力极盛，每年春天总派官校督促采办茶芽，凌辱压迫官吏，百姓深受其苦。己卯年逆藩失败，弋阳的祸患才消除。县人汪少宰《庚辰春日饮茶诗》的意思，大概就是指这件事。如今幸好了，没有别的忧虑了。于是我吟诵汪公的诗，客人都面露喜色，高兴地笑了。又喝过一巡茶，僧人又向客人讲述明朝末年铅山县茶叶的祸害。确实，七县都产茶，起初没有特别好的茶，所以不供皇帝使用。唯独铅邑有茶户、有茶课，每年课额只有八觔，并不成为百姓的祸害。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旧例忽然建立：每年清明征收茶课时，除正供外，从监司以下直到丞、尉都要收受馈赠，名义上叫作荐新，实际上本地所产无法供应，只好到其他郡购买来充数。百姓每年耗费金钱数十计，已经很苦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旧例又改变：每年征收茶课时，除正供仍交纳茶叶实物外，其他馈赠全部改用银钱代替。于是百姓每年耗费金钱达到一百几十之数，茶户有的借贷偿还，有的甚至卖掉妻子儿女偿还，还有不少人在沟渠之间上吊自尽。不久他们相继逃走，于是这些负担又摊派到全县的粮税和里费上，数额更加无法计算，祸害也更加深重。县人盛处士《汭川采茶歌》的意思，大概就是指这件事。但如今不知道情况怎样了？于是我高声吟诵盛先生的歌，歌还没有唱完，客人都黯然不乐，长叹着起身，停止饮茶而告别。《钟灵讲院记》　李光地 文明教化的运势，始于国家，同时也要看推行它的人是否尽力。假如他们确实存有诚意并加以推行，即使没有上级振兴倡导，士君子也本来不忍心让百姓愚昧，何况正处在积极培养人才的时代呢？文翁治理蜀地，韩愈治理潮州，当时战争还没有完全平息，而巴山以西、岭南边远地区，偏僻深远，向来没有受到文明光照。两位公都以太守身份担任吏民的老师，能够使士人百姓奋发振兴，使风俗改变。前代史书称许他们为贤人，如今…… 天子平定祸乱，使天下达到太平，永远成为有道之世的长久保障。他从学校教化上寻求治国的根本，崇尚正道，尊重儒学，使经学统一，可以说恩德深厚、用意美善了。然而守土的官员，有的推行得还不到位，有的只是把推行教化当作文饰政绩，诚意又不够笃实。无论偏僻幽深、荒远之地，文教都缺失了。即使是圣哲曾经居住、游历的地方，距离他们的时代还不太远，遗风流韵也还没有坠失，却很少有人寻访搜求他们的文章表章，来劝勉当地百姓。这难道就是贾谊所说的“移风易俗，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吗？西江自古就是人文之地，在宋代，庐陵、临川、南丰的几位先生都是文章宗师。濂溪、明道、伊川三位先生也曾在这里传授学问。南渡以后，有陆氏兄弟以学问品行为根基，在道义上与朱子相互切磋；朱子赴朝廷任职往来时，也必定取道信州，所以玉山讲学、鹅湖会讲，都关系着道统，其遗迹就在本地。如今文献不能彰显，遗留下来的风教也渐渐止息。有志之士仰望高山般的先贤，又到哪里去游息凭吊呢？太守周君号嵩山，慨然远游考察，已经寻访了玉山、鹅湖的遗址，并下令所属各县兴修。百年茂盛的荒草之中，宫墙重新巍然耸立。他又选取府治中景色优美的地方，创建了钟灵书院。书院临近溪流，四面环山，虽在城门之内，却有泉林间的情趣。他招来近百名士人中的优秀者，在这里讲习学业。又想到文翁在蜀地时，司马相如曾受其教；韩愈在潮州时，赵德主持当地教育。于是他不远千里寻求有学问的老师，亲自督率他们，按时巡视并鼓励振作他们。此前郡中士人的科举功名很少，自书院建立后，第二年就有乡试第一名出现，后来便连续多年有人相继考中。所以说：山川的秀美，要有人开发；人文的兴盛，要有人倡导。人与地方所集聚的灵秀，并没有终止的时候。只是开发、倡导它们，有时百年也未必能遇到合适的人。唉！这就是我对周君有所感慨的地方。虽然如此，科举功名还是小事。生在圣人的时代，承受圣人的恩泽，应当努力成为德业方面的贤者，共同奠定太平的基础。这里往庐山脚下去，有白鹿洞书院。朱子的规约、陆子的讲学遗迹，都清清楚楚地保存着。应当取来与玉山讲义一同玩味思考并身体力行，使贤太守的事迹，日后在蜀地、潮州的先贤面前也增添光彩。这就是师生的贤德，也是我这个偶然执笔的人所殷切期望的。重建袁州府儒学记　袁继梓 我听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人心的邪正，人心的邪正又取决于学校的兴废，那么学校的设置不是极其重要吗？《易经·临卦》说：“君子以教化之心无穷无尽，以宽容之德保全民众没有边际。”《学记》说：“建立国家、治理百姓，教育应当放在首位。”这就是说，对士人和百姓而言，教育与养育是一致的。袁州儒学创始于唐天宝五年，太守房琯建置学宫，并在城北门外修建文宣王庙。到唐肃宗乾元元年，刺史郑审将它迁到城内郡治西南。唐保大十年，刺史李征古又把它迁到郡治西南。宋真宗景德三年，下诏各郡在孔庙中修建讲堂，聚集学生，选取儒雅而可以为人师者来教导他们。仁宗皇祐五年，知州祖无择认为旧址狭窄，于是改建在州治东面二百步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学校。学校建成后，旴江李泰伯为它作记。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馆阁评定天下学校记文，把《袁州学记》列为第一，所以这篇文章独自流传下来。孝宗淳熙五年，知州张杓又重新修整学校，把讲堂改名为明伦堂。明孝宗弘治壬子年，郡守王俊认为旧学校建在孔庙后面，地方狭窄而不相称，于是大规模规划扩建，形成左边孔庙、右边学校的格局。这就是建置沿革的大概情况。郡守李公在康熙癸卯年冬天奉到公文，来到袁州上任的那天，看见袁州的城池、学校以及堂屋、华美的谯楼，许多设施荒废而没有修复，不胜惆怅地说：“郡守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难道能坐视它们荒残缺损而不加补救吗？”于是他用心革新，与百姓共同开创新局面。第一年，郡治和鼓楼都修好了，施行政令有了场所。第二年，文庙修缮完毕，昌黎书院恢复，推行教化有了根基。凡是栋梁屋宇必须严整的，都加以修治；凡是应当粉刷的，都认真整饰。周围墙垣高耸回环，门禁宽敞开阔，堂屋廊庑深邃幽静，讲习场所宽敞明亮，处处坚实整齐，使众士人到这里恭敬行走、考察学业时，都能看见宗庙的美盛、百官的富盛，真是美好壮观啊！确实可以宏大而长久了。我家父子兄弟都从学校起步求学，过去承蒙先圣的规范和凭借，如今又看见李公的美好功德，难道能不努力作此记来表达长久的追思吗？叶氏四节堂记　叶应震

译明崇祯戊巳年间，我跟随家父在葛溪读书。每当春日和暖、景色明丽时，便在乔山的厅堂中休息。厅堂是叶君的家塾，背靠圭峰，圭峰像主人；灵山环拱，灵山像宾客。林木高低错落，溪流环绕映照。我想，这里如果不是有文章才华卓绝的人，必定会有气节豪侠之士挺然而出。后来我滞留他乡，离开乔山不到三十年。风气的推移，人事的变迁，不知道与过去相比如何。我私下估计山灵应当无恙，正想着百姓万物已经焕然一新，应当重新来到圭峰，共同谈说相隔一世的事情。没有多久，窃取名位、违犯正道的人蜂拥而起，叶君推行保甲法，为一方百姓抵御侵侮。等到土匪四处围起，谋略和力量都无法支撑时，他终于被贼人擒获，因不屈服而死。他的妻子冯氏也随他而死。叶君没有儿子，却抚养兄长的遗孤，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有两个妾，一个为叶君而死，另一个在颠沛流离之际抚养孤儿，她们都以节义著称。叶君的侄子叶鼎不忍心让他们湮没于当时，于是面对乔山叹息说：“我伯父一生的精神都集中在这里，他的魂魄应当还会登临此处。”便在这里安葬叶君，随即把厅堂改作祠堂祭祀他。叶鼎的用意实在美好，于是请我为这件事作记。我说：“苦守节义固然艰难，但守节可以避免凶祸和悔恨，这比不守节而叹息要好。这是超出常人的道路；刚柔分明而又合乎中道，安于节义便能亨通。这也是妻子和妾所应遵循的道理。弋阳是谢文节的故乡，妻子为丈夫而死，子女为父亲而死，他们的芳名至今仍令人艳羡。叶君也是这样的人吗？可是以四种节义著称，为什么如此奇特呢？还是叶鼎寄托孝思罢了。”唉！自从变乱以来，防刘所到之处，贞节的男子、刚烈的妇女死在深山穷谷中的，哪里数得清？而被湮没的事迹比比皆是，有心之人登上乔山厅堂，难道不会因此感慨而更加悲伤吗？鵞湖峰顶院记　朱在镐 峰顶院，就是鵞湖峰的山顶。唐代大义禅师曾在此山卓锡，所以得名。从铅城来，要渡过大溪向南；从信州来，则经过鵞湖山脚。朱、陆二位先生的讲堂都沿山向上，各按里数计算有五里。山峦重叠，回环出没。山路走到尽头，寻找所谓寺院，却什么也没有。于是稍微向下，又曲折盘旋地走了一段，才找到一口大池，方圆几十丈，承接着山脚，四旁都是茂密的竹子和高大的松树，阴暗得看不见阳光。水势澎湃，奔向山涧，沿着池边走，正对池面、两翼高耸的就是寺院。寺前有一株罗汉松，是大义亲手栽种的，枯死一百年后又重新茂盛起来，颜色像古铁，真是神奇的树木。僧众肃敬地迎我入寺，威仪整齐，器物钵盂都没有声响。到了方丈室，慧林大师已经准备好粗米饭和茶来等候。大师是我过去认识的人，彼此慰问辛劳，询问是否平安。当时正值盛夏，群木高耸入云，四面山中飞雨从空中落下，忽聚忽散，云气蒸腾。时时闻到异香，蝉声随着凉风传来。环境既安静又开阔，晚上住宿在供行旅客人居住的房舍中，听见床脚处水声淙淙作响。起床后，我跟随寺僧访寻龙井、大义泉。泉水因水面宽阔，又用带钩的器具汲取，水花飞洒流布，交相带来清凉肃穆的阴气。斋房、寝室、厨房和浴室，没有一处不用水。寺院占尽山顶平地，到此为止；它环抱池水，背靠山岭，群峰并立，环绕拱卫。从山下仰望，只能看见山；从山上看，又只能看见遮蔽繁茂的竹木，看不见寺院。它山脉结聚的紧密、藏蓄锋芒的秀美，即使经历千百亿年，我知道其灯火也会代代相传，没有穷尽之期。峰顶原来有志书，关于寺院的兴废、峰名的同异、建塔的年月，以及前人用片言只语题记这座山的情况，都已经大略具备，所以不再记述。江西都察院行台题名记　宋荦 司马温公作《谏院题名记》时说：“某人忠诚，某人奸佞，某人正直，某人欺诈。后世的人将逐一指着他们的名字加以评数，难道不值得畏惧吗！”由此可知，题名是为了记载高尚的品行，留下鉴戒，并不只是把姓名夸饰在丰碑上。巡抚都御史在明宣德年间开始设专官，江西行台的题名碑共有两块：从贾谅以下六十六人刻为一石，由见素林公作记；又增加夏良心等十七人刻为一石，由夏公自己作记。但本朝诸位贤者尚有缺漏，未能完备。我查考志书记载，详细考订他们的爵位和籍贯，从李翔凤到我宋荦为止，共十五人，将名字刻在坚贞的石碑上，排列在听事厅的左边。纵观前代记载，从设官到结束，明代共八十多人。其中如韩襄毅、林贞肃、孙忠烈、王文成诸公，有的临危受难而不苟且，有的平定大乱，都忠贞果断刚毅，事业光辉显赫，直到今天仍在人们耳目之中。至于我，则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亡故；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了。我 国家顺应天命而兴起。当今天子承继帝位、确立最高准则，凡是手持兵权前来的大臣，无不推诚相待、置于腹心，并给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他们当时的治理情况，父老大多能够讲述，这里就不必叙述了。在我之前任职的，就是如今的大司农福山王公，他到任才十四天，便调任闽浙总制而离开。然而他的风度操守严肃整齐，各项纲纪都已建立，我只是完全遵循他的成法，再根据时宜斟酌，略作增减，日夜谨慎戒惧，到如今已经三年了。要考察任职期间的 年年按时考察政事的得失，就可以坐着判断这个人的贤能或不肖了。而且反复吟味司马公的话，更加害怕后人指着姓名来评数，怎敢不努力呢？

译忠节名贤祠记 古书说：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和战争。祭祀为什么重要？因为要尊崇一个人的德行、功业和节操。德行可以修成于一身，功业可以建立于一时，节操可以树立于一日，却要使他们在千秋万代享受尊崇。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影响和施及后人的作用是长久的。它是怎样延续施及后人的呢？因为人参与天地之间，在其中成就自己的位置；贤人君子，是天地正气凝结而成的。天地不会毁灭，天地正气所凝结的人格精神也不会消散。何况他们出生于当地，做官于当地，活着时对这里的人有功有德，死后却没有可以凭借的地方，让人奉献一豆一登的祭品，难道这能算报答吗？况且天下能够不凭借外在等待而自行兴盛的人，又有几个呢？看见先贤的事迹而感动，因感动而奋发；使顽钝怯懦的人闻风振作，比同时代面对面的提携教诲，效果深远得多。因此，先王的制度规定，有大德、大功、大节的人，能够永远享受血食祭祀。这正是贤人君子能够长久坚持正道、天下因此教化成功的原因。后世不懂这个道理，往往只从个人祸福出发，又受佛道二氏迷惑，向并非鬼神的邪祀和荒诞淫邪之事谄媚。于是这种祈禳场所遍布都邑，男女在醮坛上举行不合礼制的报谢祈求，有关官员甚至还亲自参与；可是到了先贤的祠堂，屋顶漏雨、墙壁颓坏，却经过也不闻不问。难道不是因为不知道其中关系重大吗？我巡抚江右将近一整年，法纪大致安定，各种弊病逐渐革除，民风日益向善，已经显现出治理有成的景象。利用处理文书的空闲，我拜谒澹台祠，拜访徐孺子墓，又修复了清风堂。我按志书寻访所谓有大忠大节的祠堂，却都已经毁于战火，有的想找寻残砖败址也找不到。唉！贤人君子的英灵将寄托在哪里？国家的教化又靠什么来帮助施行呢？我想逐一沿袭旧制恢复它们，但力量实在不足，不得已把各祠合并起来共同祭祀，按时代先后排列，同时采纳舆论，把志书中姓名最显著的人依次列入。诸君子的德、功、节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天地正气凝结而成，这一点是相同的；既然凝结，就会聚集；既然聚集，就会相亲；既然相亲，就可以在一堂之中举行秋尝、春礿祭祀，这或许也是诸位君子所欣然赞同的。德行谁不能修养？功业谁不能建立？节操谁不能树立？只是轻视自身如同泥土草芥，任意抛弃自己，却不知道应当仰慕追随什么，那就没有办法了。若真能观察诸君子的作为，使其精神万古不泯，那么平居时有所修养，任用时有所施行，遭逢变故也不改变操守，处于平常境遇也不辱没七尺之躯，就能俨然与天地一样长久伟大。本地人的人心和风俗，怎么能不因此振作起来，恢复过去那种名德、功业、气节的盛况呢？只希望后来的君子永远完成我的志愿，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让已经废弃的事业不再兴举。这就是我的期望。带湖记　刘命清 带湖从麻霞石防进入小口，经过邓州到达花园，向北行进，随后转向东流，经过绿青寺桥。这里的水清澈浅缓，都夹带着河沙流行，又曲折向东北经过石头山。石头山与湖稍有距离，但如今石壁下还留有篙师纤夫撑船、拉纤的痕迹，深入石中；过去这里是河船通行便利的地方，如今淤积成湖已经很久了。根据旧志，带湖原名“戴”，因为唐代曹王皋上表授戴叔伦为刺史治理此郡，于是修筑冷泉陂以平均水利，共有几十处。今志说它就是千金陂，大概不对。此湖长宽延伸五六十里，到处筑堤后才使灌溉之利不致流失，所以后人记载他的功德，因而称为戴湖，正如萧寺、苏堤都没有忘记它们的创始人。如今石头山向北吞纳离峰、琬山等山泉，水面浩荡，水势奔涌，遂成为溪流湖泽中最为壮美的地方。沿东山下行，随着曲折水道向西，便承接灵谷瀑布的水流，于是分散成为大桥湖、萍湖、浩湖、螺湖、古井湖、蓼湖，其中水深的地方叫龙潭。从龙潭向西，地势更加低下，水恐怕会流失而不能停留，于是筑起高大的堤坝阻挡；柳荫之下灌溉千顷田地，船只航行因而被隔断。水流回旋几里，登高远望，湖水盘旋如带，于是改用今天的名称。湖上有许多绿樟、文梓、长松、古栎，岸边的竹子、溪中的花朵，随着时令展现美丽。水鸟鸂▯、鸳鸯在洲渚上飞翔，多得仿佛可以用网捕来。浮萍、菱角、莲花、鸡头、荸荠等水生植物交错相映，撒网捕鱼，便有鱼儿惊恐奔逃，激起水沫、鼓荡波浪，景象奇异。夜深风稀时，社鼓和寺院钟声隐约仿佛从水面传来，清越的声音令人欣喜。我叶氏宗族世代依湖环居，虎溪每年向此湖缴纳鱼税三石有余。四方游人到来，有时在风清晨暖时划船嬉游，有时在月光、露水凄清流动时叩击船舷荡漾，无不饮酒赋诗，借此充分抒发幽深的情怀。我也暂且抛开尘世事务，与族中闲适的老人吟咏歌唱于泉涧之间，于是遵循古代月防之饮的做法，一同买船泛游湖上，俨然有次穷石、濯洧、盘之类游赏的志趣。又怕时间久了会松懈，于是相互约定把这件事记载下来。《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四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