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三

译艺文【记十二】明 《鳌溪疏浚河道记》　董裕 鳌溪治理处的前面有一条小河，只能容纳小船，自古以来商人很少到来，货物财物不能流通，居民背负搬运，也不能依靠舟船的便利；这并不是他们喜欢劳苦，而是因为河道的形势造成的。河水从芙蓉引来，在圆陂汇合，水势缺乏深广；中段由猴查陂抵达龙鸣坳，水流曲折，在石间穿行，受到风涛激荡时，水势如从高处倾倒、箭矢飞驰，又有喷雪排山般的气势，即使想把它比作舟行之处，也有所不可。过去介庵先生对此深感慨，曾广泛采纳众人意见，向朝廷上书，请求决堤开挖疏浚，以留下永久的利益。当时有司认为这是缓慢长远的计划，又受到兑运说法的阻挠，有权势的人还从中诋毁，议案因此搁置未行，知情者都为之惋惜。今上癸未年，我办完云南事务，经过家乡县邑，大夫省庵王侯拿介庵先生的建议来征询我，我非常赞同。后来又拿此事咨询养默詹子，养默更加赞同，并且替他指陈利弊，筹划具体事务，筹措经费财物；只在片刻之间，开挖疏浚河流的方案便清楚得如在掌中。王君奋然说道：“没有养默，就无法共同完成此事。”养默也说：“这件事确实在我。”于是他和仲子季庵以及好义之士何济通，一同上下考察原野洼地，跋涉险峻崎岖之处，测量地势，调和人情，务求产生一切利益，不留下任何祸害。当时有人提出修建引水渠的建议，说水流可以通到崇仁一带，凿开山岭就能相通。养黙说：“这是把水势激发起来，水流会奔向沟壑，到那时就难以同它争利了。”有人提出修建水闸的建议，说按时蓄水、泄水，船就可以通行。养黙说：“这是把水道堵住，水势将因壅塞而决口，所造成的损害一定很多。”有人提出请上级下令的建议，说兴办和革除这类事业，只有上级才能决定，应当仿照介庵的旧例办理。养黙说：“这是把责任推给上级；但如果有利于百姓，也是上级所不会禁止的。”于是▯吉祭祀河神，筹集资财，召集工匠，于本年▯宾之月开始施工，到无射月告成。阻塞的地方加以疏浚，狭窄的地方加以拓宽，曲折迂回的地方改成直道，分流漫溢的地方汇聚起来；可以移走的石头就移走，不能移走的就用斧头和凿子凿开。过去那些因水道阻塞而受到妨害的人，都因此欢喜并受到鼓励；水势原来奔腾汹涌、冲激猛烈的地方，也因此回旋而变得平缓。一时之间，驶船操舟的人都聚集到城郭之外；山僻之地那些从未见过船只的居民，每天聚集围观，像围墙一样密集，彼此举手加额，认为这是千古以来前所未有的创举。即使船桅相连、运输粮食的船只接踵而来，仍然足以使韩中丞感慨；挑担的人也因而得以稍稍休息，商货中积压滞留、按十分之一计的那部分，也渐渐得到转运流通。王侯留给我们的这种快乐，将使后世世世代代受益；说这是造福百代的功业，而不只是一次役作，难道不是这样吗？财物不烦劳官府，而是取之于民；劳力不烦劳百姓，而是借助水力；事情没有耽误时日，也没有扰民便办成了。这其中，只有王侯能够独断决策，仲子等人共同谋划；至于竭尽精力、矢志不移而坚定地倡导此事，养黙所起的作用最多。因此我由此知道，士君子想要发动众人、兴办事业，不可不树立威望。河道开凿疏浚，有利而无害，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过去因为重视明令防禁，始终受阻而未能实行；如今却能由士人和庶民共同办成。介庵凭借显赫的名位，想推行此事却未能成功；养黙却只凭一篇奏章逢迎倡导，便绰绰有余。假使在介庵当时，能够得到一两个像养黙这样的人，那么此事一定不会被议论阻止，其功业也将告成，不至于只能寄托在空话上。然而介庵开创了此议，养黙等人完成了它。可见成就事业在人，而得到人才实在困难。所以，有了养黙，介庵的建议才没有落空。王侯说我的话确实能够取得成效。我所感到的这项水利之利，将与这条河一同长存。古人所谓观览河洛而追念功业，我在这里也可以这样说。重修金川书院记　　姚翼 金川书院，是学使空同李公发布檄文，命淦县县尹黎公鏓创建的，用来祭祀已故中丞练公子宁。书院位于县治东北二里，前面有两重门，每重三楹。门内是正堂，用来安置练公的神位。正堂后面是后堂，李公将门题名为如今的“金川书院”，又把后堂题名为“浩然”。练公是淦县东山人，遗址还在。善政乡有一处地方叫三洲，也称练氏宅，大概是练公的别业。三洲过去也属淦县土地，嘉靖年间将淦县六乡析置为峡江县，三洲于是归属峡江县。因此峡江县向当路官员请求修建练公祠，淦县士人认为练公本来世代居住在东山脚下；练公遇难时，东山人因与练公同党而被判戍边的有数十乃至上百人，而三洲却没有一人被牵连，这一旁证十分清楚。峡江县不能用诡辩之辞来攀附练公，但峡地之人请求不止，当路官员嘉许他们爱好德行的心意，便答应将两地合并祭祀。书院建于正德年间，历时已久，栋梁屋宇倾倒毁坏。如今临川县尹李公乐前来供办每年的祭祀，环顾四周，叹息说：“这里关系到教化风俗；如果不赶紧修理安置，怎么能使它恢复原状？”于是筹措财物、召集工匠，选派专人负责这项工程，不到一个月，书院便高大壮丽、焕然一新。不仅祭祀之事得以修复，往来参观的人也无不瞻仰赞叹而感到喜悦。我于是为此长叹道：“练公忠于自己所事奉的事业，君主灭亡，自己也随之死去，只是竭尽自己的心力罢了，与他人并没有关系。后来治理这片土地的官员竟相继尊崇褒扬他，既建立祠庙来举行祭祀，又因祠宇破败而加以翻新；乡里的士人也相继仰慕他。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是因为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本来就是如此。空同公在孝宗朝时，曾因抗疏而被逮捕，关入诏狱。临川公心地纯正而且善于治理政务，将来可以努力成为国家的良臣。淦县的缙绅在练公之后，又有涂公▯，因仗义触犯逆珰而死；那么从今以后豪杰人才接连出现，其成就应当不可限量。只是我才力微薄，却冒充主持教化，既对不起贤能的地方官，又对不起各位乡绅人士。姑且因县令您的请求，推述这些惭愧之心的话，来警戒自己。” 新建定南县记　殷从俭

译赣州治所的南面，在信丰、安远、龙南三县之间，高砂、下历二保同岭东岑冈接壤。那里重重山峦、层层岭脉，深谷盘曲，洞穴险要；顽强粗犷的百姓多凭险据守，彼此牵制争斗，形成三个巢穴。弘治以来，他们屡次叛乱，反复不定，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地方距离各县太远，政令教化有所不能到达吗？嘉靖末年，督抚吴尧山公对此深为忧虑。一天，他召集众人商议平定各洞的办法：将官主张剿灭，有司主张抚绥，于是兼用两种办法，发布檄文命参将蔡汝兰剿灭下历，命知府黄扆抚定高砂、岑冈两个巢穴，随后商议建县以作善后之计；但尧山公调任离去，来不及办理。隆庆改元的第二年，张鹤楼公接任总镇，首先谋划此事，监司发文令有司商议，又遍召各地父老询问，众人都说：“三个巢穴过去同下浰、横水互通声势、彼此倚仗；下浰、横水之地如果不是建立崇义、和平二县，百姓能安宁到今天吗？三个巢穴之地如果依照这两个县的旧例办理，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有司采纳这些意见上报，张公上疏请求，皇帝批准，赐县名为定南县。划龙南的高砂、下历、横江三保和安远县的大小石伯、洪三保，信丰县的南方上里、员鱼迳脑以及潭庆上保、龙头岭、内坑等乡，共划分为四里，丁口共六百二十余，田粮共六百七十石有余。选择地理居中的莲塘地区，创建县治；修缮城墙四百三十余丈，公廨、学宫、铺舍依次兴建，约用公帑七千八百余金。设置知县、典史、教谕各一员。官吏的俸禄薪资、马夫、门皂等费用，取自赣州、兴国等县裁减冗员所得；生员和儒生的禀粮、斋膳，以及祭祀、乡饮的费用，取自没收入官的田税；一切徭役，则取自龙南、信丰二县裁革机兵所得。那些残余百姓流散各地的，招回来恢复故土；首先率领同伙接受安抚的，全部命令迁居城郭之内；他们子弟中的俊秀者，选拔集中到学校中学习。又疏浚溪河，以便惠潮一带的商贾通行。过了三年夏天，各项事务都已就绪，新迁来的百姓渐渐安定下来，而我也因升调改任而离去。到现在仅一年多，我又奉承简命，忝任此镇总管。新民和父老率领子弟到官署门前叩头，详细说县里已经不再有鸡鸣狗盗；入学的俊秀子弟，恭谨安静，仿佛平素熟习经学的儒生。我惊讶而感叹道：“朝廷的政令教化竟能这样迅速地改变引导人吗！”监司大参施君率有司请求我为此作记。我想，建县设官难道不是为了平息盗乱、安定百姓吗？汉代渤海郡下属地区的盗贼，一位刺史治理它，盗贼便平息并受到教化，最终成为善良的乡里。哪里一定要分割县域、分置百姓，再专门用一位县令管辖呢？何况近来的郡县，往往在城市中发生盗乱，难道也可以推说是政令教化不能到达吗？如此看来，百姓治理得好还是混乱，也要看有司是什么样的人。假如有司不是合适的人，县虽然设置了，也终究只是徒然。这一带过去盗窟很多，自从阳明议建和平、崇义，张鹤楼议建定南以后，盗窟尽除，百姓也安定了。我今天同监司、守令，难道还会有别的议论吗？只希望不要忘记两位公议建县的本意，抚慰新民，使他们生息繁养，自愿成为渤海那样的良民就可以了。否则，建县的建议难道不会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吗？所以我特意记下这件事，和主管百姓、治理地方的人共同勉励。忠烈祠碑记　吕若愚 隆庆己巳年春天，正月，我奉檄文到瑞金任职待罪，于是翻阅图籍，考察当地沿革风俗以及出仕或隐居的贤人，随时斟酌取法。有一位刘公鹏，宋哲宗元丰二年中进士，任华亭知县，升任御史。朝廷想让蔡京为宰相，他接连上章劝谏，却没有得到答复。蔡京任相后，首先提议恢复王氏的学籍以及元祐党人的名籍，刘鹏劝谏得更加激烈，于是出任广德知州。任期届满，被召回授为谏议大夫。刘鹏认为自己的意见不能施行，坚决推辞不就任，出任寿春知州。他的儿子名叫举防，因恩荫补任北靖州官。靖康年间，金人攻陷州城，举防不屈而被擒。后来他把蜡封书信带回，泄露了敌情；秦桧支持和议，反而把他的书信交给敌人，于是举防遇害。我为此合上书卷叹道：“真是大贤啊！”有这样一个人，县邑的声望就很高了，何况还是父子二人呢？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中，我想找到他们的祠墓去拜谒，向他们的子孙行礼，以此提高本邑声望。询问了半年没有消息，才仅仅找到他们居住的里，在北门外，旧井还在那里。后来向学宫弟子以及刘公之弟刘鹗的子孙询问，才了解到二人的大略，和传说相符而没有错误。唉！以刘公父子的品格，即使传遍天下也可以；可是作为他们的桑梓之邦，竟也几乎湮没无闻、没有传承。如今佛寺、道观一县之中就有几十所，每一所的价值还不低于千金；反而刘公父子连一间茅屋的祭祀之所也不能享有，难道要像皋陶绝嗣、若敖氏挨饿那样，使人心将作何感想？我认为这关系到风俗教化，于是标明他们的故里，在通衢上建立牌坊并题写匾额，列出他们的事迹，请求当道批准，在医学署前创建祠堂；另置田产，作为祭祀和修葺管理的费用，命他们族中一人世代守护。于是磨制石碑作为丽牲碑，并题记道：“忠义存在于人心之中，难道是天地的纲干吗！然而人很少能完整守全忠义，大多是因为计较利害太深，是非判断不够早，顾虑观望的念头太重，而坚贞坚定、迫切真诚的心太微弱。于是犹豫窥伺、畏缩不前，反以为自己得计；又有人说话刚到君主面前便害怕获罪，劝谏还未超过两次就退居行列之中。他们起初在时势逼临时奋发激昂，后来却在徘徊退让之间逐渐消沉软弱，不知道做人臣的本分应当共同承担而不能有二心。他们进言，是为了竭尽自己的心力，并不是攻讦别人以求取名声；他们赴死，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志，并不是故意把自己当作烈士。因此，进言而得到施行，就和自身一起获得荣誉；进言不被采纳，就要到再三进言之后才离去，不忍让自身同奸邪之人共处。不是合乎义理的事，不敢轻易牺牲生命；一旦死得其所，也不敢吝惜生命。像刘公父子这样清正的风范、刚劲的节操，难道不是把臣子的本分始终坚持到底，从而保全天地纲干的人吗？这当然是万古风俗教化所依赖的榜样；凡是他们足迹所到之处，都应当特别祭祀，更何况是他们乡里、住宅和坟墓所在的地方呢？这就是这座祠堂得以建成的原因。工程始于隆庆庚午年十一月，立碑的日子是辛未年二月十五日。重建白鹭洲书院记　刘应秋

译白鹭洲在郡治东面，坐落在江水中央，延伸数里，形状像游龙。青原、神冈、天瑞诸峰在左右拱卫环抱，赣江汇合泸水、禾水，沿岸向西流去；小的水流回旋激荡，大的水势澎湃，从鞋履之下流过，俨然是郡中的一处形胜。宋代江文忠公万里任郡守时，认为吉州是二程夫子教化经过的地方，于是就在洲上建祠祭祀六位君子，又创建书院让诸生居住。理宗嘉奖此举，赐给匾额，设置山长，于是白鹭洲的名声显著，几乎可与金陵相比。年久之后被水冲毁，后来又毁于兵乱，屡修屡废，屡次迁移而没有固定地点；有司只留下它的名号，把旧址当作故事，原址日益荒颓，一半成了鲛人居处，残碑断碣有时还隐约显现在沙滩和水域之间。评论世事的人怜悯地长叹，却没有人议论兴复书院，实在是因为觉得困难。难道是山川等待有德之人到来才显灵吗？太守汪公到郡任职的第二年，政治清明，诉讼简少，公堂空闲很多。他勤勉不懈，把移风易俗、培育人才作为首要事务，于是选取十所学校的士子，考核课业并亲自校阅；又召他们前来讲说古代义理，称许前辈，一时之间文才学问兴盛，士子们欣然自得，认为自己得到了老师。于是众人聚族商议说：“有这样的太守，真是千载难逢而又近在旦夕的机遇啊！” “这难道不是白鹭洲重新建造的一个契机吗？”退下来后，他们又同缙绅商议，缙绅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便一同向汪公请求。汪公仔细观察后，欣然认为确实可行，叹道：“兴复废坠、振兴敝坏，难道还要推给别人承担吗？”于是考察图籍，测量地基，召集工匠，准备材料，确定日期兴工。工程增加土石垫基，倾斜处叠砌石块作为台基，台高九尺，长三十五丈，宽约为长的十分之六。南面有重门，北面建高阁，有堂、有楼、有池、有亭。正堂名为“道心”，楼名为“风月”，阁名为“云章”，阁下名为“山长防”，亭名为“浴沂”，都沿用宋代旧匾额，总门题名为“白鹭洲书院”。阁高五丈，两侧以栏杆为翼，可以俯视，也可以远眺；幽深的山峰环绕着青色，万顷江面一片碧绿，早晨的旭日、傍晚的阴影、花雨、涛雪，千姿万态，无不在窗棂、席榻、几案之间呈现奇景、献出秀色，书院的壮观景象齐备了。前面建五间楼，祭祀二程夫子，并以一峰、整庵、二罗先生配享。再前面五间，就是所谓的道心堂。阁后栽植万竿竹子，洲水的支流从竹林下环绕流出，可以在水中洗濯，也可以临水迎风，这就是浴沂亭。门外是月池，池的左右环绕并列，建有百间屋舍，选九县的优秀俊秀在这里讲学。在两侧夹路的中间建了三座牌坊，分别题为“理学”“忠节”“名臣”，从欧阳文忠、杨忠襄、周益国以下若干人，都题写他们的爵位、县邑和姓名，以备一郡最壮观的景象。台基南面聚土筑堤，用来防御冲决；堤宽三十余丈，周长五十余丈，高度与台基相称。依着台基向东，建了一座庵，名为“净土”，由僧人守护。工程始于壬辰年十月，甲午年三月竣工。没有耗费国库钱财，也没有摊派公家劳役，百姓和郡中士人无不面露喜色。汪公命令我记述此事，于是刻石记载。汪公名可受，字以虚，因庚辰年进士出身。他任太守时，明察而有成效，施政仁惠，政绩直追古人，应当另有文章表彰，这里不再详述。新建钟灵桥记　蒋如奇 信州处在八省交通要冲，郡城南面的大江从怀玉诸山流来，仿佛从高处倒水一样奔向闽越；往来的皇华使者以及行旅、车马、徒役，全都汇聚于此。过去曾设置浮桥以便渡河，但洪涛冲击，铁缆容易腐蚀。铁缆一腐蚀，七十多只船便像漂浮的叶子，过河的人被水淹在沙滩上，只能远远互相呼唤。船只一靠岸，大家便争先竞渡；有时船不能承载，往往翻沉，伤人很多。前任太守俞公谋划改用石桥，全郡欢欣踊跃，帮助促成此事，估计费用八千九百多；驿传朱公拿出邮传余款供给。朱公原任上饶县令，改建石桥，是他的美好心愿。工程完成过半，忽然江水暴涨，商人砍伐的木材结成木筏，乘着涨水冲下来，桥梁全部被冲毁。那年冬天，我以户部郎中出任信州太守。刚到信州，询问民间急务，同僚贰守邹君、通守吴君、司李李君都说：“信州承蒙上天眷顾，连年丰收，百姓不苦于饥饿，却苦于渡河。郡城南面的石桥最为急迫。”不久我又询问荐绅和读书人，他们都说：“信州因为风气奔流外泄，所以显贵之家不能延续两代，富裕之家不能维持百年。如果把郡城南面的河道架桥沟通，哪里只是交通大道不会阻塞，连地方风气也会有所依赖，人人都会乐意趋向并办理此事。” 后来又向年高的老人询问此事，众人都说：“疲惫不堪、行李滞留的，船只毁坏折断的，精血被鱼腹吞食的，都是因为没有桥。向水边的人询问，没有桥的缘故，哪里比得上有桥的便利呢？”于是向中丞房公提出请求，借用驿传经费中的结余若干缗，罚锾金若干，捐出俸禄若干，大家共同谋划并开始施工。在旧桥基东面数百步处找到桥址，土质坚硬而河岸狭窄，可以长久使用。工程从辛酉年仲春开始，到癸亥年孟冬告竣。桥高若干仭，桥宽若干轨。行人脚跟相接，目光相接，欢呼声此起彼应地说：“从今以后，大概可以不再为涉水而受苦了！”在这以前，淫雨成灾，毒蛟乘势作乱，水势奔腾汹涌，几乎涨到桥脊，人们无不担心新建的桥会受到危险。雨停水落之后，桥仍然巍然如故，这是得到上天助佑。桥还没有用土填实，行人只能攀着木头渡过。忽然两岸百姓不待召集，拿着畚箕和铁锹纷纷聚集，桥身坚固如磨砺过的箭杆，高耸如垂下的彩虹，这是得到人力相助。上天帮助它，百姓趋赴它，台、藩、臬三司加以培护灌溉，左右僚属共同赞助，县令负责经营办理，而僧人明通又承担事务，自始至终参与完成。我有什么功劳呢？桥建成后，有人想用蒋姓来命名此桥，我辞谢说：“从前李冰在蜀地建桥，蔡襄在闽地建桥，分别称为七星桥、万安桥，却没有听说用他们的姓来命名。” 难道他是有意谦让吗？他的内心一定有不能把这件功劳据为己有的原因。从此以后，贤哲相继兴起，恭敬地跟随荐绅和士大夫。为了期望众多士子成才，便把桥题名为“钟灵云”。二贤祠记　王时槐

译这座祠堂以“二贤”为名，大概是为安福理学布衣刘两峯、石峯二位先生所建。祠堂在复古书院茂对堂的左边。当时，我们吉州郡守内江晓山余公、安福县令乌程鳯寰闵公，都用道术整治吏治，把教化放在刑罚之前；政事治理得当，百姓和睦，已经取得成效后，尤其想表彰前代品行敦厚的名儒，以此激励众多士子。二位先生不求仕进，履行义理、怀抱贞节，竭力探究正学，后辈敬慕服从，人人都没有异议。如今二位去世已久，家世衰落，但士林议论却更加钦敬。二先生亲身实践而获得声誉和事实，证据就在这里。这正应当专门祭祀。余公已经主持了这个建议，闵公说：“这是我的责任。”于是于万历甲申年春天选定地点、筹备材料，特意建造这座祠堂。一个多月后告成，择吉日把二先生的木主奉入祠中祭祀。因为我时槐过去曾在两峯先生门下受学，受到的教诲最深，对石峯先生也曾在随从交游的末席得到瞻仰承教，所以他们委托我作记，我按情义不能推辞。我曾经说过，士人的学习，是立志于圣人的道。用这种道自我修养，重在实践履行而不在空谈；用这种道同朋友相互砥砺，重在正直诚信而不在阿谀结党。两峯先生起初还是县里的生员时，就已经毅然以仰慕圣人为学，说：“学习如果只有小成，仍然等于没有学习。”他矜持庄重严肃，言语、沉默、行动、止息都必定以礼来衡量，整日凝然端正，一点也不疏懈。等到读到阳明王公诗中的“还谁”一句，悟到真实的心机，突然醒悟而自失，说：“我的学问难道不是正道吗？”后来又听说王公关于格物致知的议论同宋儒不同，便竭尽精力沉思，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仿佛有所领悟。过了很久得到《传习录》阅读，终于决意相信而不再怀疑。只是对日常生活中动静之间的体验还不能融会贯通，叹道：“若不能亲自承受老师传授，就不行。”于是买船赶往越中，自称弟子。王公问：“你不远千里而来，是为了什么？”他回答：“我是为了性命之学而来。”他早晚侍立门墙之间，来往经历寒暑三次。先生本来擅长辞章，文章和技艺出众，受到优厚待遇，屡次被督学、宪使认为奇才，便说：“这将妨碍我的学问。”随即全都抛弃。对于一切泛泛浏览的杂记、外在铺陈的繁礼、世态和俗尚，几乎全部删落；即使家务也仿佛听而不闻，只是默坐澄心，深入研究声色气味都泯灭的根源，谨慎察看真实心机显露的端倪，周密慎重地实践敦厚人伦、应接事物的作用。自开始学习直到终身，没有一刻不勉励自己保持敬慎修养之心，没有一句话不以经常不变的原则为根本，没有一件事不遵循正直方正的准则。等到他的道业成就、德行显著，宗族乡里的 人，即使村童巷妇也都知道信服仰慕他；他诱导扶助前来求学的人，言语简约而不涉奇异，容貌严肃而不伤于狭隘。求学者固然敬畏他像万仞峭壁一样高峻而难以攀登，却尤其私下感叹他经过百般锤炼的真实修行，自己很难达到。石峯先生以生员身份赴省试，回来后对人说：“士人不能自重，导致主管官员过分防范检查，把人关在囚首棘垣之中，实在可耻。”于是向督学宪使请求回家奉养母亲。不久，他仰慕吴聘君康斋先生的风范，得到他的著作后喜爱阅读；阳明王公在会稽开府时，他便前往受学。他平时意气充沛、议论雄健，同辈稍有过失，他就当面脸红地斥责。虽然同邹文庄公友善，但看到邹公所做的事稍有不合意，必定直言不讳，因此邹公更加器重他。他常常把县中百姓的疾苦告诉邹公，邹公便上达当道，兴革政事；县民受到很多惠利，都说邹公对我们有德，却不知道石峯先生暗中赞助，实在出了很大力量。唉，二位先生已经逝去，如今想再找到像两峯先生那样亲自修行、而不作空谈的人，像石峯先生那样以正直诚信同朋友相互砥砺的人，还能找得到吗？既然如此，我们郡守、县令建祠堂，难道只是为了尊崇二先生为近代卓越伟大的人吗？实在也是为了警策我们这些人的求学志向，求学者应当以此为法。况且末世乡祠有时因为某人的名位以及其子孙显赫而得到祭祀；如今二先生都是布衣，后嗣又渐渐衰微，而我们的郡守、县令却以大义特意为他们建祠，这样宏大的见识和深远的考虑，哪里是寻常人所能企及万一的呢？尊崇德行、彰明教化，远远超出常情，又为后来的求学者作出巨大开导；后世士人若在这座祠堂追述、景仰二先生的高尚品行，应当永远感戴我侯广施恩泽的特殊厚意。改修安远县学记　邹元标 濂江位于章贡之间，虽然偏僻遥远，但自宋代陈公刚中、明代宋公濓教化经过这里以后，便成为有名的县邑。先父在此地传授经学时间最长，曾对我说：“这个地方山峰高耸入云，水泽流动而清旷，诗礼世代相传，世家大族人才济济；读书人挥毫作文，文才豪放的并不少；各种奇伟不凡、仰慕古代名儒、可以肩比伟业的人也不少。只是这里的兴盛自有时日，孩子，你要记住。”又说：“学校的设置，仿照古代党庠、术序的制度，本意重在彰明人伦。如今却用科举名次和辞章高下作为衡量标准，古代所说的三德、六德、九德，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平日同各位士人交游，勉励他们敦厚地遵守典常，追慕古代有德之人，前后相接。道所重视的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孩子，你要辨明这一点。”先父去世还不久，话语的余泽仿佛仍然新鲜。一天，博士罗庆阳、徐崇正派都讲杜▯毅等人拿着文状来请求说：“县学旧址已经毁坏废弃，测量日影的人又说原来坐丑向未的方位不合适，想改为坐癸向丁。诸位士人多次请求，但把兴废之事委托给不了解的人很多。幸而上天让区侯来到这里，他尊崇圣人事业，竭力接受重新修建的请求，正堂、庙宇、斋舍、楼阁、门庐、厨房、浴室等，全都改变旧有方位，估计费用数百缗。” 区侯捐出俸禄，同各位义助者各承担一半；工程不烦扰百姓，营建不耽误时日，建筑翼然整齐，衬托江山更加美丽。只是希望先生写一篇话来教诲后人。我看当今列圣教养熏陶天下，文教广泛传播，皇上用经术陶冶培植四海，即便遥远偏僻的地方，也无不把造就人才视为最高声望。然而有勤勉也有懈怠，难以强求完全相同。从前蜀地本来质朴鄙陋，文翁把刀、钱、布帛送给子弟，让他们到京师求学，所以蜀地成为有名的地方，文翁的教化直到今天仍没有衰落。假如身处齐鲁这样的地方，又何必这样称颂呢？子产是一个强国的大臣，百姓歌诵说：“我们有子弟，子产教导他们。”他不把士人当作外人，而把他们当作子弟看待，振兴他们衰颓的学业，使他们恢复见闻，所以说子产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之人。区侯或许可以同古人相比吧？从前欧阳文忠公记述吉州学，因李侯创立学校而高兴，又惋惜他任期不长，不能看到学校建成。我私下认为，培植人才就像种树，亲手栽种它，每天抚育它，并不是不勤劳；只是享受果实的人未必是亲手栽树的人，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如今吉州的人文冠绝天下，李侯的美德使螺、鹭之地更加崇高。如今区侯治理本县将近四年，特意选拔亲近贤能的人，不必说今天师友之间鼓唱咏歌、树立法则；即使将来人才如云涌、事业如鸿雁高飞，像吉州人才鹊起一样，谁能忘记区侯的恩泽呢？”

译诸位士人要努力。我虽然年老，还想乘一叶小舟来听区侯弦歌诵读，并同诸位士人歌咏《薪槱》祭祀文王的诗章，以彰显回应区侯的明德。区侯名大。枢字用环，号澹园，是广东高明人。世代以中进士起家，督理诸项事务。郭曰：杜▯遇、杜渐、杜▯祐、谢良顔、孔教、谢宠、赖孔传，按例都应一并书写。仁文书院记 县学的水向东流，汇成鉴湖，水面宽广而深沉蓄积。左边有一块高高隆起的土阜，相传叫盐仓岭，俗称东义仓。粮仓迁入官府后，便创建文江书院。万历庚辰年，张居正死后，天下书院全部毁坏，书院土地归还民间。海宁陈侯任本县县令，认为我居住的地方低洼狭小，便用俸禄买下土地归还书院。我在癸未年任职省城，冒昧请求恢复书院，上报后得到批准。我写信把这块地归还给陈侯，但陈侯已经升任比部官离去。兰溪石楼徐侯到任后，我向他说明：“这里原是以礼让著名的场所，荆棘荒草已经遮蔽很久了。打开这座堂屋，等待后来求学的人，这难道不是侯君今天应做的事吗？”幸而徐侯没有推辞，于是择定日期、准备材料、召集工匠，任命义士娄世洁主管此事。建屋三层，周围环绕围墙，两侧配以重重廊屋，比过去扩大华丽了一倍。命名为仁文书院，因为我县有仁峰高耸，文水回旋，书院正处在两者之间。又取曾子“辅仁”“辅文”的意思，使众多士子知道应当取法什么、裁定什么。徐侯的功德十分盛大，我谨执笔记述道：“考察上古，学校、庠序之制，上面没有不同的教化，下面没有不同的学业。樵夫、渔夫、屠夫、商贩，无论是什么人，道理都在其中；无论处于什么地方，学习都寄寓其中。书院在古代本来没有。宋代有几位大儒出现，阐明圣人的事业，如白鹿、鹅湖、石鼓、岳麓，都是他们教化经过而成为有名的地方。后来继承他们足迹的人，使书院于是遍布天下，也仿照党庠、塾序的制度。我认为，书院是辅助学校政教所未能达到之处。大概学校政教废弛后，士师所督责的、父兄所期望的、子弟所传诵的，只剩下学习科举文章；稍微谈论正学，便成群喧哗争论，认为这对求取功名不利。至于书院，如果不整齐、明洁、穿戴盛服便不来；如果不是仁义便不谈；在这里游息学习，若不能羞惭于内心、精神猛然警醒、回心向道，就不是合格的人。学习实在难以尽言。孔夫子把正学作为七十弟子的归宿，其中得到宗旨的没有谁超过颜子。看他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颜子自述说：“老师善于循循善诱，用文献广博我的学识。”说仁时未曾涉及文，谈博文时又未曾涉及仁，这难道不是把二者分开了吗？即使如此，孔子所说的仁，并不是枯槁寂灭；义、礼、智、信都是仁，宇宙间最高的文理就在其中。所谓文，也不是泛滥的辞章；人的视、听、言、动都是文，我心中最高的仁由此产生。仁，就是人的本性，也是礼，是文的枢纽。三代以后，善于学习颜子的人没有超过程伯子。他说：“求学的人首先必须认识仁。”又说：“不必防检，也不必穷究搜索，只要把仁保存下来，就自然合乎道。”世上那些自以为认识仁的人，却把穷究搜索当作高妙的领悟，把防检当作戒慎，于是离仁越来越远。唉！如果不是精神明察、默识于心的君子，仁实在难以谈论。汉高祖围困鲁地时，鲁国诸儒仍然讲诵弦歌不停止，所以说齐鲁地区有文学传统。因为那里天性余厚，文雅之士遍布海内，被称为邹鲁。过去学禁正盛时，唯独我们吉州没有稍有改变。以仁为自己的责任，继承过去、开启未来，我对各位君子寄予厚望。元标进身朝廷却未能实行这条道，退居乡野则希望能够实行这条道，使乡里子弟孝顺友爱、忠诚守信，和乐恭敬；这样上不辜负当今天子圣明的时代，下不辜负贤能有司振兴教化的美意，也使我一直想开发这块地方的心愿不至于落空吧？

译重修临汝五贤祠记 临汝书院创建于淳祐戊申年，常平使者冯公去疾在其中祭祀朱子；后来书院毁于火灾，从庚申年至辛巳，共重修两次。元末明初兵乱之后，书院变成一片茂草。嘉靖戊午年，郡守王公着鼎在南湖岸边重建，但时间久了又倾圮。桐城刘侯燕及来任本县县令，慨然把倡导正道、维持风教作为自己的责任，请求郡太守翁公以及督学苏公、观察王公重修，众人都答复说可以。刘侯于是择日召集工匠，捐出俸禄、粮饩和赎锾，近三百余缗，工程不烦扰百姓。一个月后告成，尊崇祭祀象山、草庐、康斋三位先生，大体沿用旧三贤祠的遗意，又诚恳邀请原学博李东明主持教务。诸生来此游息学习，都不胜仰慕先贤、如见羹墙的思念。后来有人进言于刘侯说：“我郡诸儒中，像象山先生的学规，其宏大真实确实可以同孟夫子相比，不能再超过了。草庐、康斋二位先生，则是听闻象山先生风范而奋发兴起的人，尊崇祭祀很恰当。只是我郡历代并不缺少贤人，按诸生所见所记，还有故仪部陈公九川，起初因劝谏皇帝南巡而受杖刑、被贬，后来起用又因诬陷被逮捕戍边，大节清清楚楚，始终没有惭愧。又有故少司寇吴公悌，曾任著名县令，也曾任著名御史，清正风节凛然，始终如一。” 总的说来，陈公是新建先生的高足，吴公自任御史时就推荐王泰州来倡导正学，二人的美好典范都值得践履。两位吴先生都向上追溯陆九渊，虽然精粗浅深有所不同，但都是薪火相传，宗旨一致。掌管世间教化的人，好比射箭；射箭必须有靶子，祠堂就是用来标明靶子的。陆先生是靶子明确而技艺精巧的人；两位吴先生望着靶子前进；陈、吴二位先生又望着两位吴先生，他们持弓执箭，审慎而坚定。把诸位先生合祀在一堂，使后世一步一步学习、一步一步趋向，我道统的幸事啊！”刘侯认为这番话有道理，又把它上报给刺史和两位使君；两位使君也赞同刘侯的建议，典礼祭祀于是告成。事情办完后，刘侯命诸生臧惟吉、李东璧等人来请我作记。我认为，这一道理存在于天下，就像元气存在于人体；人体哪怕一丝麻痹痿弱，便是不仁，不仁就不能算作人。诸位先生就是我道统的元气。开创在前的人诚笃光明，继承在后的人文质彬彬，绵延不断、相继而来。刘侯治理临汝，是张扬元气、树立靶子、影响深远的事业。我曾论说此道根本在自身，必须向鬼神质证而无疑；最难的是先使自己相信自己的心，然后才能相信天下人的心；相信天下人的心，然后才能相信千万世人的心。假如有丝毫仿佛、疑似之处，不能灼然无疑，那么自己尚且不能自信，更何况说能使人相信呢？至于历代诸先生，从观察、郡邑守相、缙绅大夫一直到乡里街巷，没有留下异议，必定没有疑问，这一点可以知道。即便如此，孟轲追溯道统五百多年，谈到真正见道、闻道的人仍然寥寥无几，数来不过几人，大概正是因为他谨慎。俗话说：“千里之地得到一个贤人，就像肩并肩出现一样难得。”临汝方圆不过数百里，上下不过数百年，名儒却接连而立。大多诸位先生都是从淡泊、困顿中走来，经历百般挫折；大概淡泊是德行的根基，而困顿则能辨明德行。世上倘若有人入朝听闻我们的道而心生喜悦，出仕或退处都不因纷华而丧失志向，那就有诸位先生的芳美规范可供取法。翁公名汝进，是仁和人；刘侯名孕昌，是桐城人。

译崇儒书院记 抚州，是天下有名的郡。这里前代有许多明德大儒，如晏元献、王荆国、曾文定、陆文安、伯仲吴、草庐、康斋诸位先生，他们学问醇厚、品行精粹，是斯文的泰山北斗；即使边远地区的人也私下以他们为师、祭祀他们，何况是他们的乡里呢？此前，明水陈公以学问倡导郡中士人，曾在临汝祭祀象山和二吴。后来旴江近溪罗公来到，每月在禅寺讲学一个多月，离开后，诸位缙绅继峰舒公、谷南高公、愚所陈公、景黙曾公、二瞻黄公、若士汤公先后商议说：“我们抚州在宋代，黄勉斋曾创建南湖书院，以开启后来求学者。那时人才文雅，家家都有弦歌诵读声。如今我们寄居在佛寺中，这同先人的教训相称吗？多次谋划恢复书院，却一直未能办成。”不久，侍御督学怀鲁周公归来，在读礼的闲暇召集各位年高德劭的人，专心研究名理。学博李公、致吾布衣、周子复、徐子允修等人对周公说：“古人说，工匠一定有作坊；书院就是我们儒者的作坊。南湖淤塞，已经不能恢复。临汝稍远，东城上下桥的禅林正在倾圮；它东边有一块空地，背靠岘台，面向青云灵谷，汝水金堤环绕，城墙回环，左右不过几席之地；若在这块地上建造宫室，或许可以恢复宋代的遗风吧？” 周公于是告诉郡刺史张公、县令吴公说：“我们这些人忝居此地的长官，常常担心没有办法教化训诲各位士人，阐明幽微、启迪后人，这是有司的责任。”于是周公和我捐钱倡导，李公又首先捐田来资助后来求学的人；郡公、县侯也拿出一些租粮来补助。等到缙绅和诸生都乐意参加，便聚集材料、召集工匠，于七月兴工。建筑规制是：正对孔道建门，门向东转而向南为大门；沿直甬道向上为正堂，后面为祠堂。甬道东西两侧是号房，左边为阁、为桥。江水如带，帆樯上下往来；向南有亭有园，池塘掩映，竹树交错，顿时恢复了南湖的壮观景色。题名为“崇儒书院”。一件二十多年未能完成的事，不到三个月就告成，可见郡公、县侯和学使感动人心的力量深厚。诸公将择吉日在堂中祭祀诸位先生，徐子允修拿着县令吴公、侍御周公的文章，以及学博李公所写的书院始末，前往吉水拜谒邹子元标，请他作记。郡侯鲁公祠记　朱吾弼 筠州所属的三个县都已经破败到了极点，其中高安尤其严重。高安辖境方圆不到百里，据考查，唐宋时期的赋额有五万七千二百石多；国初确定税额时，因为老人黎伯安妄想求取爵位赏赐，竟把伪汉时期虚增的数额报了上去，于是累积到十一万八千七百多石，虚报溢额达到实际数额的一倍，百姓疲于负担、积欠赋税，已有二百几十年，在江以西一带称为最严重。后来又受丈量之金别驾牵累，再受混乱赋则的卢令尹牵累，所以粮税不按田地分别征收，下级把上级摊派的数额往下派，输送赋粮也不能按期完成。百姓没有因官府而困苦，官府反而转过来因百姓而受困，官民彼此困顿，并非一朝一夕了。巡院、司道、府等到这里任职的人，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万历十九年，乡绅老人等哭泣着奔赴宫门叩阍，奉命有[原文“防行”疑误]，于是经公议决定全省均摊，每石只减少极微小的数额；有势力的人便修饰缝隙，暗中设法取得结状，票拟虽然没有偏党，宏大的谋划终究成了画饼，而高安虚增赋税的苦难已经震动朝廷内外。监兑周公、抚院王公各自上疏请求，希望高安能够比照陕西最疲困地区办理；但县官考核成绩中，除去其他赋税足额这一项，仍按旧例以二分为率，已经明定为法令。近来东部用兵，司农急需军饷，又拿全额赋税来责令守令缴纳，守令几乎被削籍；县令因被弹劾、处罚而离任的，一个接着一个。唉！百姓苦到这种地步，法令又如此严厉，积欠赋税又如此之多，守土官员即使每天鞭打百姓，也无法挽救被夺官受罚的局面；最终，担任这里官员的人必然像躲避陷阱一样逃避，势必到了没有官员、也没有百姓的地步才会罢休。郡侯鲁公刚到任时，看见田地荒芜、房舍破败，盗寇充斥，饥寒交迫、流离迁徙的人满载于道路；乡绅之家很少有积蓄，征调和催逼的苦难在村落中连声号叫。鲁公拍着胸口叹道：“这里的百姓难道不是君王土地上的臣民吗？怎么会困苦疲惫到这种极点呢？”于是召见乡绅、父老和子弟，询问他们的疾苦，又查阅过去为请求减免赋税却没有得到允许的文牍，把他们的苦状全部整理成文书上报，并且在室内收拾行装说：“这份文书如果能够推行，我就留下；如果不能推行，我就解下官印离开，族长尽管来吧。”士民围着鲁公攀援哭泣。鲁公说：“我愿意以一个官职来应付地方的急难；万一上司想到我离任的原因，反而给地方带来损害，我又何必吝惜一个官职？我终究不忍心坐看百姓颠沛流离而苟且偷安、只求混过一日。只希望事情不要发生，我便离去罢了。”于是抚院韩公首先为之动容，代为上疏请求，命令有关部门议定，准许按旧例宽免七成、征收三成；幸而皇帝明白下达了命令，一时间士民在道路上歌唱、在巷中起舞，认为二百多年倒悬般的苦难到了极点；若不是鲁公，还有谁能使我们活下来呢？不久鲁公又奉宪命进入西粤，士民无计挽留他，仿佛失去了慈母。他们争相集资，在学宫左边修建祠堂，用来祭祀鲁公，并请我写文记载这件事。我认为祭祀是用来报答功劳的；至于鲁公治理郡政的其他方面，这里不全部论述。只说自从鲁公到来，官吏战战兢兢，不敢索取一文钱；差役中甚至有空着肚子站立的人。公文案件堆积如隆隆山丘，却能在片刻间处理清楚；双方诉讼者挤满庭院，单凭一方陈述便立即判决，监狱常常空着。村落中的鸡犬，过去因官府催逼而不得安居，如今寂静无声，绝无追呼催索。捕卒捉到一个盗贼，过去往往把这当作奇货，辗转唆使他人诬陷；鲁公查明实情后依法处置，善良百姓全都安宁。酒食和供应帐幕，过去都由县官供给，鲁公连一蔬一菜也不肯劳烦别人。棉絮、丝织品、米盐之类，过去按官府采购惯例只付市价的一半，鲁公都一一按照百姓的实际价格购买。其他如革除差船，严格马票，修建仓廒，裁汰县中粮书，府中停止勾摄，禁止仓监拘押人员、呈词滥准、饭户保歇、浮桥多诈、捕官妄刑、牢头捕役恐吓诈骗，以及禁止游神龙舟等淫祀和角胜活动，种种善政多得无法逐一列举。两次遭遇严重旱灾，鲁公竭尽诚意祈祷，最终降下甘霖，年成因此大丰收。所以父老们说：“鲁公爱护百姓，真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他看待这个郡，真像看待自己的家。”根据亲耳所闻、亲眼所见，这是近来少有的事。百姓各自都有感情，他们沉浸在鲁公的恩德泽惠中，如胶附着水、泥水浸润，牢固结合而无法分离，又怎么能舍弃鲁公离去而不思念他呢？那么，筠州的父老子弟为他立像祭祀，使他的恩德与山川同样长存，也是可以的。鲁公名史，字圣修，号雅存，万历甲辰科会试第二名，浙江余姚人。重建陶白祠记　葛寅亮

译陶、白两位先生的品格超越千古，而且都曾寄居匡山。我不才，错误地担任匡山长；刚到郡中，便到处寻访两位先生留下的遗迹。靖节祠其实远在楚城柴桑山下；所谓通书院、五柳馆、归去来馆、醉石、濯缨池，又偏僻地在南康栗里，我还没有见到。白公祠旧在郡城西面的湓浦门内，徐▯曾写文记载，早已化为乌有。郡城西面所建的忠节祠，又把李公与陶公合祀；至于陶公和白公，郡城实际上还没有专祠。我不禁感慨拍掌说：“把李公与陶公合祀，哪里比得上把白公与陶公合祀？陶、白分别建祠，又哪里比得上陶、白合祀？”当时有人问我：“陶公只做了八十天彭泽令；白公虽然被贬为江州司马，在香炉峰下结草堂居住，但后来仍两次升任刺史，一次被召为秘书，一次授任宾客，又拜为侍郎，防昌初年才以尚书身份致仕；两人的出仕和退处，难道不是略有不同吗？”我说：“陶公不得不只做八十天，白公不得不做到尚书，他们的出处正是因此相同。”陶公的诗篇篇都有酒，但用意并不在酒，只是借酒寄托情怀；白公居住东都时，也常常拉着弟弟，疏浚池塘、种植树木，在香山建石楼、开凿八节滩，自号‘醉吟先生’，并为自己作传。他们从中得到的趣味，难道真的在于饮酒吗？所以陶公借无弦琴寄托纯洁的心志，白公也借琵琶表达自己的志向。听说白公平时与嵩山僧人结为空门朋友，与平泉客结为山水朋友；又与杨震卿结为姻亲却不连累杨震卿，与元稹、牛僧儒友善却不结党依附他们；受到裴晋公推重却不借裴晋公而进身，李文饶一向不喜欢他，他也不因此深深嫉恨李文饶。这种恬淡高远的品格，香山居士与五柳先生本来就没有两样。客人于是惆怅地说：‘陶公和白公既然如此志调相同，假如两人同时活着，陶公吹埙，白公就会吹箎相和。如今把陶、白并列举出，确实可以说找到了相称的对象，应赶快设法把他们合在一起。’不久因新开南薰门，沿城转行，向右走几步，便得到一块背靠城墙的地方。城墙像半堵墙，前面俯瞰山川，隔岭可见圭璧、莲花等奇异山峰，晚霞缓缓散开如锦绮；又能平视南湖，四时波光荡漾，和市井相距很远，差不多可以做到身居人境却没有车马喧闹，也仿佛流水环绕房舍、飞泉落在屋檐之间。于是备办材料，建造两重房屋。房屋不很高大宽广：陶公居处四壁萧然，白公居处也只用木材朴素建造，不加彩绘，希望与两位先生相称。台阶前有若干亩田，仿照彭泽公田，或许可以称为其中的三分之一，用来让守祠僧人耕种，以供香火和生活资费。田外有一方一亩的池塘，池岸沿边修筑长堤，浓荫蔽日的高柳成行，人们从柳树间出入，当然不能完全像白公草堂那样。又有十几株高大松树、一千多竿修竹，然而宛然如宅边的五柳，即使说白公沿着草堂小径直接来到陶渊明故居，也未尝不可。世人称元白、刘白，我请求改称为陶白，不知两位先生也会点头赞成吧。重筑西成堤并建闸记 郡城的水从庐山而来，回转后朝向庐山前方，迎接九龙诸水派，汇成南湖。南湖是郡城吞吐水流、仰赖灌溉输送的地方。湖水向西流，汇入龙开河，又向北转弯，防[原文“防于”疑误]入大江。此前兵宪陶公和王郡守因为西角有缺陷，修筑堤坝加以阻挡。郡人称它为新坝。坝上形成街巷，矮屋短墙，大约有数十至一百多间。一天，坝上百姓泪流满面，写状陈述说：‘我们在这里居住已有多年，但近年来淫雨成灾，春夏水势汹涌横冲，河岸被冲毁，像崩塌的兽角一样，流散到四方的人接连不断。而且堤中没有闸门来通行蓄水和泄水，到了秋天水清水落，湖内又变成平地，和长江隔绝。即使是九嶷，也不能让一叶小船驶来；进入郡城的米盐，全都要一担一担地用人挑进去。’郡城士民也纷纷这样反映，于是召集各有关官员测量规划、筹划经营。最终在万历壬子年十一月某日，招募工匠、聚集劳工，从南岸一直修到北面的市廛处，计一百八十多丈，全都砌石筑堤。以前用单层石头修筑，所以不能坚固长久；如今内外加倍砌筑，又加高堤身，石块像星辰、棋子一样密置，即使悬河冲击，也不能损伤丝毫。题名为西成堤。堤口是湖水的尾闾，修筑吊桥，任凭船只首尾相接地进出，没有阻碍。西成闸又向两台官员请求，便在这里排列石块建闸，巍然有如金斗、吕梁的胜势。水将下降时关闭闸门，湖水涨满时也不会产生危险的巨浪；远望它，像明亮的浅滩，又像水面镜子。这不仅有利于舟楫，郡城也靠它接受灌输；面对巨大的水患，它又俨然增添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堤外是龙开河，旧时在鱼苗巷口排列浮桥，稍远后如今移到水浒庙前，横跨河面通行，以便利行人，便命名为龙开渡。所有工役都用税款、罚金和赃金办理，不使用民力。一天工程完毕，我不才为它记下年月。过去紫阳先生镇守南康，确实修筑过彭蠡门闸，直到今天人们还享受它的利益。我哪里敢窥伺、比拟紫阳先生的外藩功业，只是把民事当作家事，治理民事就像治理家事一样。我敬仰并遵循他的做法，不敢有尺寸之差；又担心桥梁和简易木桥不能建成，即使乘车舆帮助别人渡河，仍会受到子产讥责。

译重开东作门并开塘通衢记 沿南薰门向东，再向北就是旧东门，如今已经关闭。它的来历很久远，与南薰门相距约一百丈。有迎春门，是江城水脉进入城内的地方，只能通往附近东部村落砍柴取材的一条道路，和老鹳塘隔得如同天堑。老鹳塘依靠城墙，位于回龙上游；长江近在眼前，但有土坝堵塞水道，不能容纳小渔船进出。凡是船帆桅杆从白下、三吴驶来，需要依次出关的，南岸没有可以停泊的地方，即使在暮夜也必须向北经过小池口。夏季涨水时常常水势逼迫，遇风不能渡过；秋高水落时，江北又像螺髻、沙篆一样，变成坦荡平地。于是船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彼此相望而失色，说这里已经成了破[原文“破▯洲”疑误]洲。一天，全郡士民拿着状文到我面前，请求开通老鹳塘塘口，并打开旧东门。若只离老鹳塘一尺五寸而开塘、不同时开门，那么船停在塘下便没有办法进入城内；若只开门、不同时开塘，那么城内只能通行南北方向的短轴轻车，长江上挂帆如鱼鳞、如织锦的船只便无法排列停靠，因而没有店铺和贸易往来。于是决定在万历癸丑年二月某日先开决老鹳塘口，六月十二日打开旧东门，同时关闭迎春门。当时正值淫雨，江北一望数百里汪洋如海，春禾秋稼一粒也不能收获。那些背负妻子、携带孩子，牵着疲惫的牛和瘦弱的狗，逃往别处的人，至少有成千上万。对此我悲伤不已，于是想起皇祐年间吴中发生大饥荒，范文正公统领浙西时，曾命令各地守令大兴土木，以供养饥民。我便发布檄文，委派官员把逃水灾的百姓全部招募来参加东门各项工程；百姓争相扶着畚箕铁锹，赶来做工，像赶集回家一样。不到十天，城门便开启，题名为东作门。新筑月城，设置兵马司。浔阳驿过去在城中，如今改建在老鹳塘口，也就是北郭之外，俯临大江，方便南北往来渡行的人。驿站旁旧有白乐天琵琶亭，如今也随驿站一起迁来。读到‘江头夜送客’的诗句，疑心此地就是诗中所写的近处。城门内又开辟三条街：一条从城门直入，向左转南通往大街，叫东聚街；一条从城门向右转北通到北门，叫北聚街；一条从大街横向经过后面的某巷，向北到社稷坛，叫中集街。后来又开后集巷，从北聚街分出直达都府。这些地方原都在城东北角的荒草中，如今把荒草砍除。铺砌街道、出售地基、招募百姓建房，全都按照南薰门的旧例办理；不到几个月，割茅结屋的人便如林木般密集、如蚂蚁般聚集，产业已有上千家。虽然如此，仍有遗憾：老鹳塘口开决后，只在夏秋之间船只能够抵达东门，冬季水干便不能进入。如果能够疏浚使塘水加深，那么一年四季都可以停泊船只，既能避免风涛之患，又能享有通商贸易的利益。城东的店铺应当不会少于城西；只是由于塘底高而难以疏浚，水源短而容易淤塞，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我测量了那里，塘底疏深一丈七尺，到了冬季就可以与江面相平。而去年开决的塘口，如今只淤积了二三寸；过几年稍加疏浚，自然不会成为祸患。工程费用约近二千金，却可以成为商民千百世的利益。工程费用已经规划好了，但天下的事情有难以如愿的。我正准备恢复最初的志向，又担心留下未完成的牵累，导致筑舍的议论酿成，最终不能举行。如今只能以工程未完成作为结局，就此罢了。

译筑封郭洲堤并修闸记 封郭洲在江北。它的堤坝绵延三十里，百姓田地约有三万六千多亩，湖池屯田也几乎占去一半。江北像蚂蚁聚集一样凭借这里发财的人有数万人。即使江南那些一向富有的大家，也争相把这里当作平泉、陆海一样的产业。年成大熟时，收获常常加倍。江南的丝、麻、芋、豆以及县官租赋不足之处，都把这里当作外府，唯独苦于江水横冲侵凌。春夏水势大涨，全部利益都交给了水神。此前，万历三年，督抚杨公、观察魏公开始修筑外堤，把低洼潮湿之地变成田地园圃。万历三十六年，直指史公又修建石闸，以防备堤内蓄水和泄水。癸丑年，淫雨造成大水，水势漫天，原来修筑的外堤决开七处，新建的石闸也崩毁了十分之三。我于是全部拿出赎罪金以及税款、罚金和赃金，招募民夫加倍修筑。工程从癸丑年十月某日开始，在某月某日完工。决开的七处全部恢复原状，堤长三千八百丈多，并且全都加倍增高、加宽。闸也增修加固，坚固得像京城一样，再没有可以攻破的形势。即使突然遇到正盛的怒涛，也还能凭借堤闸的优势同水神抗争。稽邑有余税，每年扣存五十金。军屯在坝内，每年补助屯租十金，计算为三年修缮一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口〕 即使有千金财产，也要严密防卫，时时提防大盗撬箱破柜、挑担背囊逃走。希望从此长久没有祸患吧。星子县改建学宫记　罗大纮 非同寻常的事情开始时，百姓都会感到害怕；等到事情完成，便安然无事了。这说的不就是星子吗？星子是个贫瘠的县。迁移城门，修治石塔，扩建讲堂，清理赋税，改建学宫，都是艰巨的事务。凭一个贫瘠县的力量办理这些艰巨事务，只办一项就已经过分了；而三年之内，各项工程同时兴起，哪里只是星子百姓害怕，连邻县士大夫以及相邻的各级大官，没有不替星子担忧的。县侯王君仪寰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弯曲的木头不需几天就能揉直，金石不需几个月就能熔化。星子虽小，本来却不是弯木和金石。土地本来贫瘠，我却用适合贫瘠土地的方法治理它；土地就会更加坚硬贫瘠，不能耕种。百姓本来疲困，我却用适合疲困百姓的方法治理他们；百姓就会更加卑下软弱，不能任事。财用本来困窘而事务又繁重，我却用适合困窘繁重的办法治理；财用就会更加滞塞，事务也无法处理。因此，赋税和财用应当宽缓简约，却不能因此宽贷；百姓办事应当廉洁公正，却不能因此徇私；礼文器物应当俭朴质素，却不能因此简陋。’施行一年，便形成了高雅的风气。经过星子的人，都感到耳目一新。从此，城门中不便于百姓的地方，乡绅想堵就堵；石塔有益于郡政的地方，郡守、县尉想建就建；鹿洞的讲院，部使者想修葺就修葺；田赋虚实不相符合，士民想丈量就丈量。此后诸生说：‘旧学舍偏僻而且倾斜，希望迁到城东南角。’王侯立即说：‘如果连这件事都不做，士人就没有理由尊重县令了。’士人到学宫求学，就像嘉禾种在土地上，能否繁荣或衰败，任凭他们自己。因此按照诸生的意见，在城东南重新置办学宫。还不到期限，新学宫便建成了；地势平坦开阔，风气藏聚，借池塘作为泮池，凭城墙作为屏障，山色湖光相互映照，仿佛就在眉睫之间。星子县的父老子弟人人欢喜，没想到我们的县侯竟如此神明。县侯考核政绩时，各位大官考察星子的治理，都极为称赞，列为上等。第二年，县侯写信并附上学宫志来表示慰勉，说：‘这项微薄的工程，都是明德馨香所感召的。’希望我为它校订。罗先生说：‘星子迁建学宫，难道只是改变庙宇形貌和地势吗？是要改变士人的风气。士风的改变，在于彰明志意、端正趋向操守。学宫中的士人，不过说是精工于时文、取得科举功名罢了。科名兴起便说士风彰显，科名增多便说士风兴盛。哪里知道圣王兴建学校、培养士人，又设置科名来进用他们，是希望他们尊崇经学，厚重伦理纲常，修养自身、谨慎行事，以资助世间实用；在家则成为有学问、有价值的人，出仕则成为施政如龙、光明有为的人。’ 一个士人出仕为世所用，世道便有所恢复；许多士人出仕为世所用，世道便安泰，所以称为士风兴盛。求学者明白建学设科名的意义，以忠信为根本来端正自己的趋向，士风便会因此改变一次；孝悌之行施于家庭，仁义之道通达全国，便可以寄托百里之地的治理；面对重大节义而不可夺志，士风便会因此再次改变；显达时推行道义以救济世人，退居时讲习德行以改善他人，正学蓬勃兴起，真正的儒者接连出现，士风便会发生根本的改变。风气的改变，人与土地交替发挥作用。近来因为嫌弃旧地狭窄，所以迁移学宫；既然迁移了，改变士风就在士人自身。凭贫瘠的县来办理艰巨事务，是事情难；借新学宫改变士人习气，是道理易。王君没有因父老的恐惧而自我沮丧，反而承担了困难的事情；诸位士人难道不应因父老的喜悦和慰藉而努力做好容易的事情吗？我听说，仪寰担任县令时，曾卖掉家中的田园来补助县中费用，有这回事吗？做星子士人的，应当推想县令不爱惜田园的心意，趋向正学，变化就在早晚之间。三年便有成效，我还私下认为太迟。假使观察世道人心的人到星子观察，便知道天下没有难事；观察星子学宫中的士人，便知道王道其实极其容易，岂不是美好的吗！白鹭洲书院永堤记　王命爵 往年辛卯年，我因出差经过里防[原文疑误]，楚地静峰汪公佩带二千石官员的章绶来镇守吉安。我拜谒公署后，退出来对城中士人说：‘我们吉安人文深厚，地域近来也逐渐发展，并不是过去上天特别恩惠。君侯从春官出身，能够用经学修饰吏治、治理郡政，这是多么幸运！我在长安任职时，每天听到公的政绩声誉日益显著，却无法完全说出。大体说来，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最急迫的事情就是修复白鹭洲书院。’我欣然击节赞叹，过了很久。甲午年，我出差又经过这里，承蒙汪公在书院设宴招待。我登上正堂，宽敞宏大；登上楼阁，高耸巍峨；慢慢走到月池边，经过号舍，整齐有序；回头环视所筑的堤坝，就像长城堤防一样巍然耸立。我因此徘徊不忍离去。汪公说：‘我没有什么才能，只是承蒙诸位大夫和国人的恩宠，幸而修复江文忠公旧日的规制，匾额题字也一仍其旧。只是考虑到洲地正处在章贡两水汇流的冲击处，如果没有堤坝、屏障，便不能长久存在；过去文忠公在世时尚且没有筑堤，或许是考虑不周，才有今天的情况，所以我时时以此为鉴而警惕。我和永新人别驾尹君学孔商议，他认为可以，于是托付他监督完成，费用就是永新人出于义举的资助。这样就能长久依靠它而无忧吗？我私下把堤命名为‘永’，这是什么意思呢？’

译我曾经评论古代各地的二千石官员：如杭州的苏堤、滑州的长堤、东郡的金堤、秦地的捍海堤、汾州的文谷堤，大多因修堤而闻名，却没有同士人发生关系。至于兴学育才，只有文翁一人；考察他的作为，不过是选拔小吏、兴建学宫，使弟子接受学业，并没有宏大的规划、远大的规制和长远周密的考虑；他把士人读书之处看作家塾，把官府的传舍看作子孙世代的产业。三年苦心经营，成为千秋盛事；像汪公这次举措，正如文翁谦称不敏而歌颂鲁侯的美德，又像鲁侯修建泮宫来勉励韩侯、充实城防。永堤啊，也确实是充实城防的后继之作，正承接《鲁颂》而兴起歌咏；今天的白鹭书院就是这样。即使如此，城中士人难道可以只从表面浅浅地窥见汪公吗？‘堤’这个字的意义，就是防护；堤坝用来防水，士人的堤坝用来防护自身。堤坝的经营安置，是为了防护百姓；堆积石块、聚集泥土，是为了防护天下后世。俗话说：‘千尺高堤毁于蚂蚁洞穴。’士人的志趣一旦逐渐薄劣，就会出现蚂蚁穴漏般的祸患：地位高的夸耀自己的岸然气节，地位卑的毁弃廉耻边界，通达的殉身于朝廷和市井，僭越的傲视山林，夸张的排斥山海，怯弱的面向墙壁。严重时甚至既毁弃廉隅又夸耀崖岸，既傲视山林又殉身朝市，既面墙自闭又排斥山海，越变越怪异，没有止境。如今这种情形到处都是；像我们吉安这样淳厚的遗风，难道就没有保存下来的吗？凭借那风俗教化的逐渐熏陶、耳濡目染，所希望的中流砥柱，也就很难得到了。汪公到任至今大约三年，他防护自身只是廉洁谨慎，防护百姓只是仁惠公正。将来他还会推展这些政绩，出则建立旌旗、执掌军政，入则调和鼎鼐、执掌权衡。风俗人心，仿佛能在狂澜已经倾倒之后重新挽回它，天下后世将永远依赖他。城中士人若不接受教诲，不能辅助弘扬汪公的德行、振作砥砺、洗濯磨炼自己，就不是士人。又怎能以吉安士人为可贵呢？吉安士人稍稍听到我的话，都说是这样。我把这些话告诉汪公，汪公也说是这样。于是汪公以考核最优的成绩随同述职队伍进京，皇上大开明堂，嘉奖并召见吉安的二千石官员，询问政绩。汪公拜手叩首说：‘臣守吉安，明显比不上宋臣江万里，只是修复书院一事，或许没有给前任太守留下羞辱。过去江万里身处宋朝末运，尚且能向朝廷请求，获得御笔赐额。如今圣明在上、天下安治，难道不能培养人才吗？那就会使万年如同一日。臣请求得到像江万里那样的恩准。’皇上很高兴，批准施行，赐给他金紫服饰、车盖以示褒美。啊！如果确实像这样论定汪公的功名，百世不毁也是可以的。这座堤也会永远有声名吧。汪公名某，字某，别号静峰，楚地黄梅人，万历庚辰进士。重建节愍祠记　陈振锡 瑞州过去有节愍祠，祭祀赠任按察使的周公宪。周公是楚地钟祥人，弘治年间进士。正德壬申年间，任江西按察司兵备副使，讨伐华林盗贼，因军队后援不继，中了埋伏，战败而死。他的儿子周干赶赴战场救援，也战死。事情上报后，皇上下诏赠周公官职，赐谥号‘节愍’，建祠祭祀，匾额题为谥号；又表彰周干的孝烈，与随征战死者一同祭祀。三年后，安义盗贼兴起，高安主簿袁珤也因讨贼而死，他的儿子袁凤翔殉死。皇上下诏赠袁珤为知县，按春秋时令配享周公祠。前后事迹载于碑乘，也从其他记载中采集，详情可考。嘉靖初年，御史储公良材巡视到瑞州，首先拜谒周公祠，发檄文命有关部门重修。距今已有一百多年，时代久远、事情湮没，祠宇成为丘墟，一直没有重建恢复。我刚到这里，恰逢秋祭，看见周公的神灵没有安栖之处，只能搭篷祭献，不禁悲伤。周公浴血奋战，父子都死于贼手，实在令人气夺。后来继任者借此收取功劳，最终给地方带来安宁，至今百姓还依赖这一功绩。怎么能不为周公妥善祭祀，使他暴露在外？这还叫报答功劳、尊崇德行吗？也许只是因为当今圣天子即位四十多年，休养生息，天下安定，兵革不再使用；瑞州父老子弟只知道享受安逸富足的生活，便忘记了战鼓警报。即使那些在这里任职的官员，和百姓共同享受了长久的安宁，也因此以为可以拱手而治、安然无事。即使有马革裹尸的志向，又将用在什么地方呢？对于周公的祭祀，他们只把它当作敷衍懈怠、照例奉行的旧事。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用忠来劝勉人，难道一定要让人舍身吗？用孝来劝勉人，难道一定要让人赴死吗？周公父子不幸相继死于盗贼，本来出于他们慷慨激烈的志向，实际上是把备兵守卫、安定百姓作为急务，不得不亲自上阵，冒着箭矢和石块，冲在将士前面。至于被擒后仍不屈服，把死亡看作归宿，那是遭遇变故后的表现。当周公遇害时，司道商议拿犒赏军队剩下的银子二千两来帮助办理丧事；周公的魂魄凭借女奴之口显灵，拒绝了司道的安排，说完便停止了。这样看来，周公的精魂英灵何时不在天地之间？他的忠义又哪一天不激发于人心？周公死后不过几年，就有袁高安父子为之死难；一时出现许多刚烈丈夫，难道不是听闻周公的遗风而发愤讨贼、宁死不受挫辱吗？这已经足以证明周公的影响。假使世上的臣子和人子，都能以周公奋不顾身的心忘掉私家经营，又能以周公之子急于殉父之难的心急于办理公家事务，那么国家哪里会担忧没有忠臣？家庭哪里会担忧没有孝子呢？这正是圣天子赠官、建祠祭祀周公的用意，也是我们有关官员奉行明诏、表彰忠魂、维系世道人心的盛事。周公祠对于教化的补益很大，怎么可以忽略呢？起初祠堂虽经重修，但因陋就简，所以日渐倾圮毁坏，直到现在才议定重建。既已备办材料、聚集工匠，正堂、寝堂、两廊、重门都仍按原址修建；在围墙之外，又种植榆树和松树。选择斋士供奉香火，在堂中设置钟鼓，按时撞击敲鸣，使远近都听到，知道这里有周公祠。工程始于万历甲寅年秋月，到乙卯年七月完工。于是举行落成祭享，庙宇形貌焕然一新。岘山碑石也仿佛为之落泪，千古以来同样如此。经过周公祠，读到我这篇文章，如果不为周公饮泣一场、洒泪而奋发自励，就不是丈夫。郡伯邬公县学新田记　邓澄

译齐云邬公治理旴江，修行古代二千石官员端正教化、培养人才的法度，乡里士人和民俗也已经逐渐遵循正道。后来他想到贫困士人，靠个人供给终究有限；要寻求均平而长久的办法，没有比购买田地、用田租供给更好的。于是任期将满时，他从节省俸禄中积存的钱拿出若干给郡学，又命所属各学拿出若干钱，购买城郭坊里的田地，让殷实笃厚的士人掌管。意思是用来救助贫困，希望这种办法能够长久延续。各学都有记文，里中的诸位士人便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想，邬公所发布檄文中的德意十分浓厚，洋溢在字里行间，这些话直接刻在石碑上就够了，又何必另写其他言辞呢？既然如此，不如扩大邬公的心意，为我们众多士人作一番规劝。士人向来不把温饱放在心上，却不能免于谋生，邬公本来已经说过了。谋生的人，难道要一味低头捡取、仰头索取，和各行各业的人争夺职业吗？势必不能；饥寒一逼迫，各种责难也会一齐加来。郡、县的师帅本来就像严肃的祖父，子弟有急难，除了向他们还能到哪里申诉？但如果每天都围聚在公门前哭喊饥寒，不说日常供应本来就不足于士人，也实在太卑贱了。如今设置这些田地，按册登记核查，指名发放，士人不必奔走申诉，便可安坐享有救济困穷的资助；这难道不是有益于养育士人、提高士人地位吗？四民各有职业，只有士人所从事的学业，心志不专精就不能入门，思虑不专一则心志不能专精；贫困艰难之时，粗疏草率、半途而废的祸患便会乘虚而入，居住在学舍中又怎能成就学业？如今婚丧有资助，日常生活有供给，可以安定心神，一心投入诗书学问之中；这难道不是能够振兴士人学业吗？士人不一定全都贫困，但即使不全贫困，往往也会忧虑贫困，于是温饱的念头便会转移他们的志向。现在看到邬公置田赡养士人如此周全，才明白士人不应混杂于盐米俗务，而应闭门专心治学。大家完全屏除纷杂事务，独自体味淡泊的根本，进而通达无欲的本源；将来士人接连出仕、显扬于朝廷，羔羊素丝般清白廉洁的风气也将从今天开始，难道不是美好的吗？劝导德义并帮助它实现，还有什么比这更伟大呢？所以说，邬公是修习古代端正教化、培养人才法度的人。若只是以优待贫困、抚恤士人的举措，给一斗一升的粮食让他们勉强度日，那还只是浅近之举。邬公的檄文全在，只是我引用而没有展开；我不才，得以推广其中的意义写成此记，用来告诫我们的众多士人，使他们不辜负邬公的指望。这些田地和田租的数目，均详细列在左方。重修罗岩濂溪阁记　李涞 雩岩洞旧日多有奇景，只有罗岩最为著名，是因为濂溪先生曾游历这里。先生游历时留下诗篇，宋代县令周公颂曾作记；嘉熙庚子年濂溪阁建成，刻有先生诗篇的就是这座阁。考查年表，庆历甲申年先生任南安司理；两年后丙戌年到兴国，大中程公任县令，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见先生，于是濂洛学派的传授实在就在这个时候。到嘉祐辛丑年，先生才以国子博士身份任通判虔州；又过两年癸卯年，先生巡行县境到雩都，邀请余杭钱建侯、四明沈希颜游览罗岩，正月七日作诗刻石后返回。沈公过去因为廉洁仁惠而得到百姓拥护，如今祭祀在名宦祠中。当时，县中有岩王公鸿负的高尚隐逸，名县志记载王公寄给先生的诗中有‘临别溪头相诲嘱’一句，所说的就是这次游览。先生本是一代真正的儒者，县令又有沈公的贤能，县人还有王公的高尚，罗岩确实借助人物而更加显著。这座阁就是由此开始的。先生所刻的石碑已经剥落不存，后来周公只刻下先生的诗，于是先生与诸位君子当年游赏的遗迹便再也看不见了。阁久而倾圮，明代太守邢公珣重新修建；县人何公春又扩建观善岩，接待志同道合、来此藏修的人。阳明王公留下大字，彰显了他的学说。当时县人何廷仁、黄弘刚、袁庆麟、管登等人又文质彬彬地成为阳明门人，栖息在这座岩中，推崇讨论濂溪先生的学问；一时的显贵和名儒，如欧阳公、德罗公洪先、张公鏊，也都因访学而来，拜谒先生阁时都刻下了诗。阁后来又长期倾圮，兵宪沈公谧、县令羊公修复并重建，不久又毁坏。县令刘公昌祚到任后说：‘这座阁是先生拂巾而游的地方，怎么能任由墙屋这样颓败呢？’于是回头对主簿某说：‘你的才能很敏捷，能为此筹划吗？’主簿说：‘这是祭祀先贤的地方，我哪里敢推辞！’于是拿出官库钱若干作为经费，拆去阁的中堂重新修建，塑造先生像，题榜为‘吟风弄月’；以前的[原文“▯”字形疑误]作为两间耳房，正堂前面高敞明爽，远胜往昔。又用余下的钱稍微修饰毗卢寺的住处，随后又栽种松树一万株、竹子一万竿，使这座阁的景观更加壮丽。拄杖来到这里的人都说，罗岩和濂溪阁的胜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唉，道理以人而存，地方因人而胜；洛村先生的话实在不可更改。刘公一向仰慕古人，把冰清玉洁、坚守节操的品格引以为重；沈公确实可以无愧于心。如今他唯独对于先哲的祠宇格外用心，他的思念深厚啊。我们这些人拜见瞻仰这座阁，知道先贤教化经过此地自有根源，难道不应因雩岩诸位君子没有辱没乡里而警醒自勉吗？阁修建于万历甲申年冬月，工程完毕后，第二年刘公命我写记。如此，刘公名常之，武进人。忠毅庙祀典记　萧基 我曾看史书传记所载，镇守一方的官员遇到时局清平安宁，悠闲地奉行职务，使境内安定、声名流布当时的，哪里数得完？难道一定要是魁梧奇伟的杰出人士吗？天下太平时，中等才能的人安坐治理也绰绰有余，这自古以来已有记载。至于国运衰微，神器动摇，在战乱艰险之中，吃饭不能饱，睡觉不能安，经历九死一生，在四海铲除祸乱、天下鼎沸之时，如果不是贤能伟大的人物，秉持忠贞之气，兼有文武才略，依靠道义而不回头顾惜自身，谁能参与这样的事业呢？唉！监州达公在这里享受祭祀，直到时代不同、朝代更替，而香火和声名仍然显赫，这不正是越久远反而越新鲜吗？公名达，理马识礼[原文疑似人名或官职，未确释]，字正道，北平人。最初在武昌做官，调任宁国路判官，都有政绩。至正六年，奉有[原文“防和之命”疑误]的命令，刚到任时独自安静地待在一室，声色滋味都很淡泊；随从车马和群吏整天没有受到差遣，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侍奉父母、养育妻子儿女？我这里用不着你们。’第二天众人相继离去。公秉性刚毅，任官廉洁清明；在元朝末年政纲废弛、玩忽职守之际，首先把十几个犯法的奸民在市中斩杀，于是官吏百姓都屏息畏惧。

译于是他修建庙学，兴办教化，亲手抄写宋代仙居县令陈襄的训诫来教导百姓；有争讼的人望见公门便自行和解离去。正堂之上，肃穆庄严。过了不久，江淮盗贼兴起，豫章戒严；公预先知道时局将变，便派妻子儿女奉母亲向北返回，从此断绝了归葬故乡的念头。后来江州、瑞州、袁州、临江相继望风瓦解，吉安也接连陷落，守官和副职都逃到泰和。有人请求修筑城池防守，公说：‘我已经反复考虑过了，民心不稳，修城只是白白耗费财力，使大家困顿。盗寇到来时，我用自身抵挡。’当时官府和私人都贫乏，回头看家中一贫如洗，没有可以凭借的财物；于是亲自劝说富户拿出粮食来补助军需，劳累憔悴到了极点，州中百姓没有不感动流泪的。一时间豪杰纷纷响应，如曾伯昂等君子，号称‘十义士’，最为著名；他们都倾尽资财来响应。于是军威大振，便派兵分守各处要害，阻挡盗寇冲击；自己亲自率领义军在防坑作战，擒获首领十多人，接连作战都取得胜利，于是收复吉安，擒获两郡郡侯带回。永新盗寇进犯高行乡，州判赵友直在石壁抵御，战死；士卒仍然拼死作战，有人昂首大喊：‘这是达相公的军队，不可抵挡！’ 前来投降的有几百人。第二年攻打梅寨以及永丰的唫田、庐陵、东固，都攻取了；又收复安福、新喻二州，分兵戍守龙泉、江复、万安县，邻近各邦都倚重公，把他看作长城。年成大饥荒，公发放粮食赈济借贷，使无数人得以活命。等到听说有人来接替公，群盗便倾巢而出，大举进攻，告急文书飞驰而来。公当时病发，仍勉强起身，吃了些干粮；天刚亮便挑选精锐士卒，在城门外迎击敌人。从辰时到午时，兵力耗尽，几乎失利，于是派出五百名先锋冲击敌军。贼兵望见大惊，黄衫军都丢下兵器，连夜逃走。乘胜追击败逃的敌人，俘获斩杀的数也数不清。当时，防县像瓜一样被分割，泰和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竟能凭一旅之众，东征西讨，使百姓没有流离失所的痛苦，田野没有荒芜废弃的时候，山林没有被砍伐烧秃的灾害；一草一木都沾有公留下的恩泽。不久公得病，穿戴整齐端坐而逝。百姓停止市集交易，防县哭声数月不绝。当时是至正十五年闰月某日。道路阻隔，不能归葬，于是暂葬在荒山。田野之间都画了他的像来祭祀。追赠集贤学士，封宜兴侯，谥号武宣，建庙并赐额“忠毅”。庙旧在南平门右边，前后三次坍塌，又三次重建。杨侯南金把县西的淫祠改作公庙来祭祀，这件事却没有听说过。有见识的人为此叹息，只是还没有人以典制有所缺失为由提出请求。有一天，隐士杨贞叔郑重地告诉众人说：“武宣公对百姓有伟大的功劳和深厚的恩惠，为什么不把他列入国家典章呢？街巷里的百姓和防县祭祀的神灵，也都会对此吐气了。”西蜀李公到任后，礼敬隐君，还到他的庐舍表示敬意。杨君首先谈到祭祀武宣公的事情。李公慨然说：“表彰不同寻常的先贤，用礼仪来举行祭祀，是县令的职责。”于是向有关官员请示，得到批准。第二天，他带着一瓣香到公庙拜谒，于是捐出俸禄余钱修葺并翻新庙宇。凡是椽木栋梁腐朽、彩绘漫漶的地方，都整修得鲜明华美；没有完备的地方也增建起来，屋宇翼然，光彩焕然，比从前更好。隐君于是重新塑造公的像，改用蝉冕木主，并在左右排列十位义士。李公便择定日期，率领僚属、师生，用牲畜和帛举行祭祀礼仪。礼成后，贞叔磨制石碑，为此写下记文。萍乡县新创砖城、增设防堤记　姚一理 萍乡以“望县”著名，州名闻于天下；可是从汉代到元代，将近两千年，典籍中从未有记载城池的，难道是因为承袭旧治而可以不设防备吗？还是因循苟且、耽误时日，遇到变故便不能及时谋划呢？或者是时运转移、事情改变，兴废之事无法明确考证呢？也可能是工程繁多、费用巨大，任职者把官府看得像旅舍一样，害怕一次劳作，因而无暇去做一项长远的事业吧？不论隋、唐、宋、元以来盗贼窃据、长驱直入的事情，即使正德年间瑞贼一百多人突然来到，直接冲入，仿佛进入无人之境，库房和监狱都不能守住，也都是因为城池没有防备。后来由于郡中盗寇接连兴起，才修筑土城。开始主持工程的是知县胡佩，后来修葺的是知县高桂，但只是用土堆成城墙，没有女墙。到了嘉靖年间，架木覆瓦，修补破损、支撑倾塌，杨自治、蒋时谟、黄台等人都先后出力。观察时代、考察变化，便可预见城池关系重大。然而考察郡志，记载正德年间开始修筑土城，周长一千三百七丈五尺，高一丈六尺，城基宽一丈五尺，墙面宽九尺；城图也画着沿城四面排列的雉堞，四面完全相同。核查实际情况，却发现当时只修了沿岸的城墙，范围仅到西北；东南临河一带民居环列，根本没有城墙，又哪里来的雉堞呢？防守险要之处所依赖的就是这些，难道可以把它当作应急时的凭恃吗？当今皇上明察万里，心怀八荒，万历十年下诏，天下州县凡是没有城墙的都要修筑城墙，萍乡议建新砖城的计划便由此开始。巡抚都御史王公奉诏调拨藩库银和没收的财产三千多金，并发檄文给郡中副守陶侯，命知县沈校、县丞周宗夏、典史吴江共同主管工程。最初计划修岸城五百六十四丈五尺、河城二百六十七丈五尺；河城与岸城相比，占岸城的九分之三。每丈用石砌基，连同垛墙高一丈五尺；防务工程所需砖料约五千五百多金，最终费用以万计，除公帑所出的数额外，都由县里筹措补足。工程始于万历十一年春，到十二月将要完工时，忽然遇到洪水冲灌。到十二年春，河城和岸城一共崩塌将近三百丈，于是催促工人修补；沈君不久因其他事情离任，工程尚未完竣，可见主持这样的事务确实困难。夏天，巡抚都御史马公再次发檄文，命陶侯亲自督促完成工程。陶侯于是计算日期，召集工匠，丝毫不误原定期限；城基薄的地方便加厚，马道狭窄的地方便拓宽。他安排得有条理，统筹管理周密，费用没有浮滥，供给也没有削减，百姓欢快地赶来参加。

译当时守道戴公、巡道沈公又拿赎金四十缗来资助，百姓因此更加踊跃。过了一个多月，工程终于完成。工程开始由陶侯主持，最后也由陶侯完成。共开八座城门：东门名来阳，西门名连湘，南门名达秀，北门名通楚；四座为正门，东南还有三座小水门。学校前修建木栏，栽种桃李，名为“禹门”，匾额是陶侯亲自题写的。冬天，一理奉檄来到，主持知县事务，欣然和百姓一同观看工程竣成。第二年春天，两位巡道亲自巡视所属地区，查看城墙被水冲毁的要害处，命令用赎金十五缗，砌筑三座石矶，以木作桩，以竹作栈道，减弱水势，抵挡急涛。一理刚开始任职，就担心城基被水侵蚀，私下认为木桩竹栈仍不足以支撑水患，不如沿河增设防城石堤：长度按丈计算需一百丈，高度按尺计算需五尺，宽度与高度相同，可以供人通行。城墙有了辅助的基址，把它同三座石矶相比，工程功效应当增加数倍。只是捐出的金钱有限，不能全部兴办。一理又请求从修缮衙署的公款中拿出三十金补充，不足的再从两造诉讼所得的赎金中支取。两位巡道答复批准，于是依请求修筑。考察郡城，世代相传说是汉代灌将军所建，但史书没有记载；县里的旧土城见载于郡志，也没有见到实际记录。何况如今新建砖城、增设防堤，这正是春秋时期重视记载最初建城之事的原因。因此记下事情的始末，并且绘图刻在石碑上，留给后人观看。新开龙南山路记　王宗徐 龙南的边界与虔州南部相接，群山盘曲错落，萦回曲折一百多里；潨水分支曲折，可以通船。全县的转运物资，凡是走水路的都必须经过龙头。一个县中众多支流汇注于此，水流湍急、险峻、迅猛，乱石交错其中，蹲伏突兀，锋利如剑；船只一旦失去控制，往往有船毁人溺的危险。两岸两座山绵延直到天边，崖壁直立；冬季水枯石头露出，还可以沿着石头攀登行走；从春天到秋天，阴雨连绵，洪水泛滥，只要提衣涉水，转眼之间就会跌倒。县令岷泉王公在万历甲戌年开始任职此县，到了龙头亲自走过险处，慨然思考解决办法，广泛询问、详细访察，只求除去危害。他认为如果能沿山开辟道路，以便利往来，即使费用重大也不吝惜。于是我族兄王宗盖以年长百姓的身份应召，陈述开凿方法。县令考察后认为可行，便委托他负责修建和督工；又捐出钱财，筹办工役。工人攀登危险的石阶，登上险峻的山岩，摧折坚石、焚烧凿刻，沿着山势架设梯栈，共开路三百五十多丈；又架设跨越山谷的石桥一座，以便行人鱼贯而过。这样，水运和陆路搬运兼顾，长久以来积累的困苦一朝就像得到遮蔽、走上宽阔大道一样消除了。工程完成后，众人都说我们这些附籍的百姓将世世代代享受安宁，不可以没有文字记载。我说，修治道路的政令，是王政首先要做的事情。《周礼》记载，司险掌管九州地图，以周遍了解山林川泽的险阻；使合方氏专门掌管道路通达。这是圣王便利百姓生活的伟大德行，就像元气存在人体中，周流运行而没有阻滞；一旦有阻塞蒙蔽，没有不走向死亡的。像龙头这样的危害，对人实在太严重了：山路狭窄险峻，开凿又艰难，而且水流经过的地方更没有别的道路。如今耗尽人的力量来削平天险，运用神奇的机巧来代替大自然的工作，巍然的功业可以流传千百世，开阔通达的道路也可以惠及千百世以后。它所显示的丰功，难道能和那些微小的帮助、些许的增益相比吗？古语说，救活一千人的人，后代一定昌盛。这话如果可信，县令所得到的报偿难道会有尽头吗？人们颂扬祈祷县令，延续到今日，世世代代难道会有数量吗？因此记下这些，等待后世为县令扬名。县令名继孝，字纯甫，别号岷泉，是姑苏昆山人。

译重修白鹿洞书院记 白鹿洞自白鹿山人于唐代宝历年间开始奠基，后来颜翊、李善道聚集门徒、置办田产；经过宋代不断增置学舍、教导弟子，号称“庐山国学”。后来在皇祐末年遭遇兵火，宝历年间留下的基业荡然无存。淳熙己亥年，晦庵先生任此邦长官，扩充其规模，当时被称为极盛。元代末年战乱，又荒废成了茂密的野草。国朝正统年间，翟、陈两位先生先后兴修整治。历代圣君都像太阳在中天一样重视发扬孔夫子之道，但最终发生江陵的变乱改制，议论禁止书院，甚至卖掉官田。近三五十年来，程拱宸先制定规条，平民胡居仁、章潢随后讲明义理；郡守田琯、袁懋贞考察选拔、劝勉督促，才大致恢复旧有规制。如今按图考察，难道不是山陵仍旧，而荒地还没有清除、修补整治还不完善吗？土地田产仍旧，而瘠薄的土地没有开垦，侵占蚕食还没有清理吗？课业规条仍旧，而讲席长期空置，青毡常常冷落吗？如果不是像唐宋名贤那样把世间教化放在心上，对它加以彰明和扩充，最终只会被山中神灵讥笑罢了。这件事难道不在于如今主持白鹿洞学务的人吗？主持白鹿洞学务的人是谁？就是毗陵人李仲达。仲达有志于继承尼山的衣钵，担当主持的职责；他所要做的，是振兴斯文、敦厚伦理、引导德行，使庐山国学直接与两雍等各处学宫并称不朽。这样，废弃的事业便会重新兴起，兴盛的事业也能继续下去；这是不受定数拘束、通达变化而不知疲倦的人所能做到的。重修黄坂陂记　陆凤仪 玉山处在上游尽头，地势陡峭险绝，像把水从高处倾倒下来一样。每逢下雨，沟渠都装满了水；屋檐的漏水还没有停止，车辙里的水却已经干了。万亩田地鳞次相接，都仰赖冰溪供水。县里过去修置陂塘，是为了防止旱灾。然而年久容易淤塞，豪强大户又乘机侵占。官府虽然有专门的责任，主管者却漫不经心，毫不在意。因此蓄水没有保障，水塘容易涨满也容易干涸，年年收成减少。家中很少有积蓄的，并不只是因为天时造成的。丁丑年春天，晋江人周侯任此县县令，温和善良、平易近人，廉洁明察而有威严。刚到任，便全面考察县情，叹息说：“这个县衰败成这样，百姓靠什么生活呢？”于是整顿事务、节省费用，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宽裕，兴办有利的事情，革除弊害，善政一件接一件。其中大事有修缮文庙以安奉圣人，设置学田以供养士人，修建桥梁以便利渡水，减轻徭役劳作，清理诡寄粮等弊端，修作文笔，改建城门。百年来荒废坠坏的事务，一天之内都兴办起来。水利一事，尤其放在心上。恰逢少尹章君到任，周侯估量他的才能，认为可以和他共同治理。于是县令在县中下令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怎么忍心看着你们困敝？现在要和你们一起恢复这座陂。”又对章君说：“水利是你的职责，你去监督它。”既然已经决心办理，于是择定吉日，召集工匠，畚箕铁锹一齐动工；按田亩分配劳力，督促田官勤勉办事，报明工程期限，供应运送粮食的夫役，奔走筹办粮饷。淤塞的地方就疏通，被水冲蚀的地方就修筑，废坏的地方就更换；被豪强大户夺去的土地就恢复。旧陂塘空虚单薄，只是在积薪上填土，所以水一冲击就容易溃决。边修边塌，始终没有成功。章君便在下面排列松木桩来加固基础，在上面堆筑巨石来阻挡水流，旁边开设涵洞来削弱水势。工程纵横各数十尺，洪水冲击，仍然屹立不动。把水从河道引来注入沟渠，沟渠设有闸门；再由沟渠通到田地，田地设有平整的田坪。支流分开、渠道扩展，远近都能水流充盈。即使大旱超过时日，水泽也不会枯竭。又制定长久的管理制度：某座陂灌溉到某处，计算田地若干顷；某座陂设置长官某人，陂甲隶属于他的管理。灌溉按顺序进行，反向提水灌田的要处罚；开闸关闸须按时，私自放水的要禁止。区分规划周详完备，已经有很好的成规。这些都是章君最终完成的。全县计算，共有陂塘二十多处，其中黄陂、拓陂、灵湖用力尤其多。从冬天一直到夏天，工程才告完成。此后，贫瘠和盐碱之地逐渐转变，田地得到改良，原野没有荒地，年成大丰收。这项工程，是上级以仁德率领下属，下属以义响应上级；用安逸的方式役使百姓，百姓忘记了劳苦，利益在于玉山百姓，他们世世代代享受二位的恩德。有德君子由此可以观察治理政事的道理。玉山百姓饱受二位的恩德，凿石立碑记功，不忘深厚的恩惠，并不是出于私情。周侯名日甲，号翠坡，是闽地晋江人。章君名元，号梅冈，是直隶青阳人。游龙虎山二十四岩记　徐学谟 从贵溪龙虎山出来一里，向南逼近大溪。溪水淙淙，从东边流来，冲激回旋后向西流去，水深仅没过大腿，清澈明亮得可以照见毛发。我已经在上清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去探访仙岩。渔夫先划着小船，在溪边等候；船顺流而进，速度比飞箭还快，稍稍转向后向西南行驶。溪流两旁群山密集，树木草丛遮蔽得很深，极目所至也看不出尽头；山中没有房舍，四下寂静无声，已经不是人间境地。又向南行二十里，溪水渐浅，水流更加湍急；崖石陡峭，向上嵌入空中的青天，阳光闪耀其间，看起来颇为惊险，无法分辨清楚。东面山崖尤其壮美，渔夫说：“这里就是进入仙岩的起点。”岩洞总共有二十四个，统称仙岩。最初的一岩，像三个高大的人站在水边，向前拱手面对着我，叫作三教岩；其中一人俯身向下看溪水，叫作观水岩。岩洞凹处放置着几件粮仓用具，横列着木门，参差不齐，像贝齿一样；有的开着，有的关着，有的完整，有的坠落，数量随时变化。农家用它来验证年成，叫作仙仓岩。从仙仓岩下去是酒瓮岩，岩中斜放着陶制酒瓮；岩顶像古墓，仿佛一具棺材装在其中而露出一半，叫作仙棺岩。棺材是白色木料制成的，和今天人们使用的相同；其他岩中的棺材尤其多，有一种形状规整、头部尖锐，稍有不同。其次是药罗岩，旁边有石磨和药罗，就是今天医馆中陈列的器具。其次是丹灶岩，岩中的旧灶依稀可见，已经破败荒废，只有毁坏的沟堑被堵塞着，还留有水淋火炼的痕迹。其次是木屐岩，因为石头的形状像木屐而得名。其次是杼机岩，像一个转动的空轴，等待织布；又有马厩岩，两根柱子之间悬着一个槽，仿佛正要背草喂马；又有鹰架岩，一根木头横架着，鹰已经飞走，但鸟粪等污物常常堆积在那里。再往后是染具岩、杵岩、臼岩，架轴、舂碓等器具都清楚地排列着。船已经划近仙乐岩，志书记载其中曾传出丝竹之声，但我靠近倾听，却无法听到。回头看上方，忽然大风吸动，仿佛有东西伏在岩中；远望山梁，惊跳之间，恍惚有东西来到身旁，像狮子，像狗，像羊，近看却全都是石头。这就是狮子岩、仙犬岩、仙羊岩，离列为三岩。再往下是辘轳岩，世代传说这座岩曾经伸出一尺长的木头，在岩外悬挂汲水器，用绳索收放；后来有武人来戏弄它，绳和木头便沉没，只露出一半。如今连那一半也看不见了，但辘轳岩的名称仍未废弃。

译有一座土炉，旁边排列着各种铁器，叫作铁炉岩；又有各种工料杂乱堆放、狼藉而无人收拾，像是将要建造房屋，叫作泥料岩。还有山谷中横着船的，洞穴中排列着床的，虽然离人居住之处很远，却都俨然有相似的形状，分别名为仙船岩、仙床岩。栖真岩最高，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只因它高耸壮伟、奇特怪异，具有重楼复阁的气势，所以最后一岩名为奕棋岩。志书记载，岩中有石制棋盘，仿佛有两个人面对面下棋；因为不是人的足迹能够到达之处，无法考察验证。到这里，路程已经十里，二十四岩的胜景才全部看完。渔夫为我一一指点，最后一岩的山脚是慈悲大士院，凿山筑屋，悬崖高达百仞；上面有连缀的屋厦，羽人栖居在那里，已有二十年。弟子们每天在下面用绳索传递器物和食物。我对神仙之说怀疑已久：如果确实存在神仙，那么尧、舜、周公、孔子生来就是神灵，即使有神仙，也没有谁能超过他们；然而他们享有世间寿命的年数反而低于彭祖、老聃。如果说神仙一定不存在，那么如今这些岩石所显示的幻迹，都是活人养生、送死所必需的器具。那些山崖高耸陡峭，下面临着深不可测之处，即使猿猴也不能攀援，哪里是人力能够运到的？即使人力能够运到，这些器具又都是用金、石、土、木、陶、瓦制成，经历风日、霜露、雷霆、雨雹、冰雪的剥蚀，也一定早已全部消尽了。然而自从这些岩洞出现以来，不知经过了几千万年，那些金、石、土、木、陶、瓦制成的器具，至今仍和岩洞一同存在，难道真的有神灵在呵护它们吗？庄子说：“天地四方之外的事情，圣人只存而不加议论。”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我亲眼所见的，姑且记下来，等待喜欢探奇的人共同观览。建昌府学尊经阁藏书记　左宗郢 我在四方奔走办事，得以收集阅览天下的图籍。我担任闲散职务而奔走了十年，历任台班九年，等到归隐山林时，藏书几乎多得充满栋梁之间。有人替我谋划说：“书已经积得很多了，何不把它留给子孙？”我说：“眼界太狭了！古人说，子孙未必能够读这些书，何况读书难道一定要靠子孙吗？何不拿到市场上去卖，岂不胜过让它们被虫蛀吗？”又有人说：“见识鄙陋了！只听说到市场上买书，没有听说拿书到市场上去卖。”我如今已经为这些藏书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学校，是先圣先贤精神凝聚寄托之处，是典籍坟典、丘索等书籍汇集之处，是博士弟子游学阅览之处，也是官府官员考察核验之处。除了这里，我还要把它们藏在哪里呢？客人又进言说：“唉！我见过把书藏在学校里的情形。起初打开书籍，整齐得像田地、井一样；抽出书帙，却已经腐烂了。没有几年，保存下来的只剩十分之五；再过几年，保存下来的只剩十分之一二。等到十年以后，荡然无存，只在旧书版上空留一个名称。它们究竟是藏在汉代孔壁中，还是化作秦火灰烬，完全无法查问。您这样做，也太迂腐了！”我忧伤地站起来说：“您错了！把书藏在学校里，就像星辰排列在天空、江河流归大海一样，是把书放到了合适的地方，不能更改。况且，书在则人亡，圣贤的心意既然至今仍在，圣贤的书怎么会完全消失呢？我姑且把自己得到的书保存下来，至于那些不可知的事情，我不能知道；您错了！守护这些藏书，打开所藏的书来阅读，才不算徒然藏书。以此等待后来的君子。宜黄永丰陂记　周邦杰 按星官的说法，罗堰星主管堤塘九处，主掌沟渠；农丈人星主管农事，与天田星相联系。君子居于其位，田野得到开辟，沟洫得到疏浚，水泽滋润，那么这些星星就明亮。我们郡位于斗宿、牛宿以南，宜黄又在郡境南部，更足以据此观测天象和人事，观察风俗并治理地方。向东渡过河走几里，只见高陵广野，田地沟畦像锦绣一样交错；老农、老圃出入栖息在丰草长林之间，景色可以入画。然而这里的土脉虽然旺盛，水泉却不丰足；数十上百顷的青苗和黄云般的庄稼，靠什么得到水泽滋润呢？所以过去有小堰，拦水成渠以资灌溉，称为堰陂。由于因陋就简而得名，年久以后也淤塞废弃，后来偶尔有人修理，最终却没有多少水能流入，满足水神的请求。严陵王令公到宜黄任职后，一面亲自接触百姓，抚慰他们；一面知道这座陂塘关系一方的便利，便不只是口头安抚。于是采纳百姓的议论，在田野考察地势，认为旧渠容易干涸，是因为堰道位置低下。便依照旧渠的原有路线，增挖新渠二里多，直达上游，利用高处截断水流修筑新堤，横向逼迫溪水，使它倾泻入渠，水流如油如绢，回旋润泽田地十多里，一年获得大丰收。令公在处理政务的闲暇，带领宾客随从，斟饮芳泉来庆祝工程落成；原本干涸的土地和荒原，一天之间水云聚集、河流充盈。抬头仰望天田、罗堰等星宿，仿佛也因此增添了光辉。乡里的荐绅率领父老子弟上前请求说：“秦朝开凿泾水，不过是用来施行愚民霸术罢了，尚且留下郑国的名字。令公开凿这条渠道，难道不是王政吗？希望借令公的美德为它标上美好的名称。”令公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命名为“永丰”。所谓永丰，就是希望年年永远丰收，为百姓向陂塘祈求福佑，而且永无穷尽。各位荐绅反复体会“永丰”的含义，谋求写一篇文章来记载这件事。我听说令公在宜黄所施的德泽，像周公润泽天下一样，类似永丰的事情，即使轮换仆役来记，也难以全部列举。只是说，竭尽力量治理沟洫，即使是神圣的大禹，孔子还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事，并追述称赞。虽然令公的功劳与大禹相比，在广狭、大小、巨细上有所不同，但说到使后世万代永远依赖，确实不在大禹之下。从前张乖崖镇守金陵，每次向过客询问优秀官员，听到张晞颜治理萍乡的事便推荐他，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进入他的辖境，桥岸修缮，田地开辟，野外没有懒惰的农民，夜里更鼓分明而已。如今令公的政绩超过萍乡，几乎相差万倍；而过客访问时，必定会有像张乖崖那样的人。我所记载的，只是为了把这次工程的美德流传不朽。清江镇复古堤记　梁士济 潇江的水来自大庾，越过庾岭向北流，成为章江。水中石头密布，水深不满一尺；流行三百里，到达防县，与贡水汇合。章江从此开始变大，再流三百里到吉州。越过吉州再流三百里，经过袁河，成为潇江。潇江上游叫金川，又叫玉峡，两岸多山，水势还不大，防县没有修堤的事情。从金川到潇江，平坦田野广阔，再加上袁河，水势浩大，水面宽广。霖雨时常到来，担心整个地方都会成为河流。因此堤防的兴建，从樟树镇开始。由樟树经过剑江、南浦，越过吴城，进入鄱阳湖，流入大江，水才算有了归宿。所以樟树是江西省的一个大镇，治水最为急迫。当初我取道潇江，见到堤岸一道道残破的痕迹，都是水冲蚀留下的。等到我任职来到这里，堤岸已经巍然坚固，像金城汤池一样雄踞在那里。乡里的缙绅先生说：“这是前任香山卢公创立修成的。水沿着它的道路流走，我们这一地区千百年都可以无事。”逆流而上约三四里，有旧堤的遗址，能够驯服水势使它向东流，不让它成为北门的祸患。这是先民的深远谋虑。十多年前，洪水大决口，于是修筑新堤来自救；新堤向内迁移十多丈，堤线更加后退，而水势渐渐绕到樟树北关。

译从古堤遗址回头望去，巨大的水面浩瀚无边，仿佛身处水的中央，这难道可以安然置之不理吗？我刚开始任职，便同缙绅父老商议兴废，询问百姓的疾苦。给谏祝公说：“这是新政的第一要务，没有什么比继承卢公的功绩、恢复下关的古堤更重要的了。”于是我和侍御熊公、司空聂公选择吉日，召集工匠，而祝公实际上负责开始工程。土料取自湖中适宜疏浚的地方，既疏浚了湖泊又取得了土料，两方面都有利。木料的费用取自进香收入的余款；这些钱收入方面使民力得以普遍保存，支出方面又能为百姓生活抵御水患，两方面也都成全了。工程费用按户平均分摊，使出劳力的人得到粮食，经营商业的人缴纳钱财，两方面都便利。工程始于元年冬天，完成于二年秋天。太阳到达一定节气时栽种，霜降时完工，共费钱三百多。缙绅先生协助，郡守王公和我也都捐出俸禄补贴。此次工程，分配材料，平整板筑工具，估量厚薄，测量基础，督促畚箕铁锹，称量干粮，全都由祝公制定计划。工程完成后，把它交给乡里廉洁能干的人，让他们主管；工程没有额外浪费，劳役也没有拖延时间。祝公把治理国家的宏大谋略，寄托在家乡事务上。这项工程，是为了乡里和国家抵御灾患，并像经营自己的家一样筹划管理。堤坝建成，也可以稍微看出祝公治理国家的才能了。兴办有利之事、革除有害之事，为百姓除去疾苦，是县官的职责。借助缙绅的力量，使百姓享有安宁的居所，并且避免因拖延、废弛而获罪；如果这样还要张口夸耀功绩，便实在太过分了。龙河桥堰记　韦明杰 县里过去有竹山洞，水在坞溪汇合，交相流入城内，环绕泮宫而通到龙河。龙河过去有桥，和两岸的城门关隘相连。县中老人成世代相传，说桥下有堰，是谭氏子孙全族共同修筑的；因此设置水碓以谋取利益，而全县的风气和防御屏障也确实都从中得到好处。己酉年，冯夷兴风作浪，水势高出城门关隘，桥和堰一时全都坍塌。甲寅年秋天，谭君经济慨然继承祖先的志愿，重新修建这座桥。到了乙卯年又坍塌，他再次修建，两次都独自承担，桥终于建成，至今绵延存在；堰却只剩下旧址，后来又被不法之人为了除去他们所忌恨的东西而毁掉，逐渐荡然无存。谭氏聚集全族上诉，两位台官发檄文，命府县商议恢复旧状；拖延二十多年，只能望着水面叹息。我在壬申年修缮城墙，为重建左关丽谯，修建水门并增高加宽，以削弱水势，工程确实很大；但如果没有堰作为尾闾泄水，风气不会大为散失吗？况且新土的百姓驾着小船出入城河，假如有奸人强盗混迹其中，又靠什么稽查他们呢？因此我和谭君多次在水边徘徊，说：“这座堰可以恢复。”谭君唯唯应承，却又为众人意见不一致、有人专图私利而多言叹息。我说：“水碓是私人的利益，而堰却是公共的设施；用一次劳作换来长久的利益，把好处给一个姓氏，这是小事；用它来关系全县的风气，又资助一方的防御，这是大事。况且桥可以继承先人的志愿，堰难道唯独不能继承前人的功业吗？何况宪司的檄文就在眼前，专图私利又有什么妨害呢？”于是谭君再次带领族人集资，堆积柴薪，背土运土，畚箕铁锹很快就投入使用，堰基将要完成时，恰逢暑雨导致水流横冲，便一边修筑一边坍塌；但始终没有因为差一筐土而放弃九仞高山的工程。不久工程完成，大家一起登城，倚着桥远望；两条河水浩浩荡荡，交汇蓄积，学宫前曲折延伸着虹桥，水流环绕笔架山；不再有像箭一样奔流、一泻无余的情形，令人看见河流便兴发感情。它难道不是大大有助于人文风气的聚集吗？水陆十座城门，水门占其中三座；南浦处在上游，坞溪用石栅拦护，龙河有了这座堰，便成为北门的锁钥，不再有撑船人、掌舵者一个接一个驶入，使奸人强盗得以窥伺，乘机暗中发难；这难道不又有助于防备巡查吗？这项工程共计费用若干缗，由谭氏全族按差等分摊；商议每天用少量钱财补助每年的修缮，这就是因势利导，不损耗百姓财产，不费官府钱粮，实际上暗中造福全县。至于这项工程筹划经营、克服困难，能够继承前人的事业，完全是谭君的功劳。我特意记下这件事，刻在石上告知后来的君子，希望不要让不法奸民毁去他们所忌恨的东西，以至于同谭氏结仇，又进一步违背全县共同的利益。九江太守邢公生祠记　叶向高 我年轻时跟随先父在浔阳，熟悉那里的山川风俗，也了解百姓所急切需要的事情，并考察阅读当地郡志。从汉代以来，守土而清廉善良、勤勉体恤百姓的官吏，从宋均以下不过几个人，难道不是很难得吗？如今距离先父担任别驾已经二十多年，浔阳人仍然同我往来不断；问起郡中的事情，没有不极力称道的。现在太守邢公的政绩，他感动人的深度，竟到了全郡百姓奔走聚集，为他举行祈福禳灾之礼的地步，简直像家人父子一样；这就是古代清廉善良的好官中也不多见的人。我正为浔阳人高兴。不久，邢公因服丧离任，浔阳人哭泣追念，塑造他的像来建祠；当地士大夫和子弟甚至奔走千余里，请我写文章记载他们不忘恩德的心意。我看如今的守令，对百姓没有功劳德惠，却浮泛地仰慕畏垒、桐乡等地的名声，用来掩盖自己的短处；百姓也窥测到他们想要得到什么，便虚妄地为他们举行祭祀，以迎合其欢心。上下互相欺骗，空虚无味，这大概是衰世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像邢公这样的祠堂，怎么能这样对待呢？怎么能这样对待呢？当初邢公来到郡中，百姓苦于积欠的赋税，狡猾的胥吏乘机从中作梗，任意增减、操纵轻重。邢公按各户情况差定赋役，并规定期限，把它写在赋税单上，发给每户；事情的缓急、数量的多少，都按照规定办理。

译官府不再强行催逼期限，也不把催征的责任互相推诿扰民，赋税数额逐渐减轻。台使者把他的办法推广到十二郡，没有不感到便利的。邢公又革除坐封，裁减粮头，节省冗费，严格查清兑运、销算中的弊端，全部清理干净。百姓欢呼着缴纳赋税，说：“太守使我们得以生存，我们怎么敢拖欠呢？”郡中服役的民夫在南昌领取工钱，常常空着肚子等待供给，没有人急着解决。有人把这件事诉说给邢公，邢公说：“我们浔阳的赋税本来就要供给宗禄，运送三百里到南昌，为什么不把两件事互相调换，使双方都有利呢？”意见上报给当道官员，没有人能够反对。从此服役民夫不再空腹了。封郭、桑落二洲的堤坝毁坏，冲坏田地数万顷，没有人负责修筑。邢公在冬春两季巡视堤坝，疏导泛滥的水流，堵住决口。邢公在郡中时，水灾没有造成祸害。田地每亩都能收获一钟粮食，遇到旱灾便徒步祈祷，没有不应验的；又用丰收年景劝百姓积粮，充实社仓，以防意外。又按时处理灾害和疾病，靠医药救活的人数不清。每月初一便实行乡约，宣讲圣谕，听到的人都肃然振作，想着应当遵循邢公的指示。有以诉讼为业的恶徒和贼首危害百姓，教训告诫仍不悔改，便逮捕惩治，全部依法论处。从此彼此告诫，再没有人敢犯法。邢公又精于审理断案。德化县百姓赵守彦和傅五九有长期仇怨。赵守彦夜里被抢劫，早晨遇到傅五九在路上贩布，便抓住他当作赃犯，告到司法机关拘押起来，还牵连了很多人，其中一半死在狱中。邢公检验布匹的宽窄，发现并不相同，便为傅五九申明冤屈，释放了所有被逮捕拘押的人，众人无不感动。胡、刘两姓为争一头牛而打官司，牛的大小相同，连牛的主人也无法辨认。邢公查看牛毛来区别，仍然无法辨别，便命令检查牛齿，最终把牛判给刘姓，胡姓不敢再说什么。不久，又在盗贼家中找到了那头牛，胡姓惭愧服罪，等待处罚。各家豪强听到这件事，来到邢公的公堂前便回去了，说：“邢公实在神明，怎么可以没有实情便来试探他呢？”邢公自身奉行廉洁，不轻易买卖一件东西，市场店铺安然无事。至于学校、祠庙和先贤遗迹，凡是有利于兴起人文、补益风教的，他都不难出力经营，即使花费钱财也不吝惜。曾经建文昌祠，修饰城隍庙，建武城祠，祭祀先贤，修缮思贤桥，防护浸月亭，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又设立社学，选拔有功名的士人担任塾师，大力修整学宫，置办祭器和俎豆等礼仪用品，没有破旧，也没有滥用。每年按时到学校行礼，召集众生考核他们的学业，加厚纸张和笔墨的供给；考察那些无力办理婚丧的人，给予资助，并且时时勉励他们奉行义理品行，士人都感动奋发。计算邢公在郡中仅仅四年，所规划创置、防护治理、长养百姓、教导训诫的事情，其利益和恩泽可以延续数十上百年而不会穷尽。浔阳人拥戴邢公，想把他当作神灵祭祀，虽然出于一时，但他们的心情却像数千上百年的子孙世世代代奉祀邢公而没有止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千百年〕 甚至读到替邢公举行祈福禳灾仪式的文辞，其中真挚恳切的感情满溢而出，只怕他的后代不兴旺、享受的报应不能长远。这样看来，如今的长吏中，能够同百姓建立深厚联系、被人思念仰慕的，还没有像邢公这样的。从前我在浔阳时，听大夫们说，浔阳四周的土地贫瘠而坚硬，难以安抚治理，所以凡是在官场上不得志的人，大多免不了把过错推给这个地方。可是先父只以一郡佐官的身份任职，所到之处都被人思念，百姓思念他，便总是建祠祭祀。等到邢公镇守本郡，又因为士民的意愿，请学使把他列入学宫的常规祭祀。这样看来，浔阳的土地虽然疲敝，但民风厚重、人情容易感动，和天下各地相比，也没有哪个地方能超过浔阳。邢公所留下的深厚德惠，数十上百年不会被忘记，确实是应该的！我虽然没能亲自接受邢公的教诲、亲眼看见他的作为，但推想他一定真诚恳切，发自内心，表现在面容上；不必开口，人们就信任他。这不是靠粉饰铺张、蒙蔽世人的人所能比拟的万分之一。这就是他为什么使浔阳人诚恳地仰慕喜爱，也正是先父当年受人思念的原因。如今邢公的祠堂建成，浔阳人要借我的一篇文章使它流传不朽，我实在不能推辞。因此依照士民的请求，写下这件事，让人刻在石碑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来苏古渡记　陶履中 天下以“来苏”命名的地方，实际上不止一处。大概是因为眉山苏氏兄弟屡遭贬谪，凡是偏僻贫瘠、遥远荒凉的地方，他们的足迹几乎都遍及了。唉！当日嫉恨他们的人，只怕把他们驱逐得还不够远；后世仰慕他们的人，却只怕不能招来他们。这难道不是很令人感慨吗？而且在其他地方，只要能得到一位先生经过的遗迹，就惊叹为不朽的胜迹；唯独这里隔着盈盈一水，竟能同时迎来他们兄弟二人在天涯相逢，像埙与箎一样一唱一和。那一天，仿佛把眉州所有的美好都搬到了筠州。江上有这样的嘉宾，蜀地反而没有居住之人，山中神灵对此感到幸运，何况世间人群呢？等到读到苏轼从黄州寄给苏辙在筠州的和答诗数韵，就更加高兴小苏借东轩长老使雪堂师兄远道相会。假如九泉之下的苏轼能够复生，我将转而向坡公求证，他难道不会哑然一笑，作《筼筜诗》来酬答我吗？并且把“粥饭主人”托付给这位清贫的太守吗？因此记下此事，等待千秋之后来这里问津的人。贞节堂记　刘𫖳 这座堂以“贞节”命名，是为了激励风俗、端正人心、树立世间教化，作为天下人的劝勉。然而人的贞节，如果不是内心坚定，不因饥寒祸患而改变，刚强卓异、至死不变，就无法做到。这就是弋阳黄节妇贞节堂兴建的原因。节妇姓李，是本县的望族女子，不久前大理少卿黄奎公的妹妹；年方十五岁，嫁给潭石人黄澄澜。她孝敬公婆，和睦妯娌，勤劳地辅助家庭，以恭敬侍奉丈夫。没有几年，黄澄澜因病去世，当时节妇二十一岁。她号哭追慕，悲痛得几乎昏厥，发誓不再改嫁，完全收起首饰，不穿华丽衣服，自称未亡人。两个儿子都还年幼，长子琮才两岁，次子琰还在襁褓中；她辛勤抚养他们，纺纱织布来供给衣服，含着悲哀、饮着怨恨，寂静地守在闺门之内，多个月来从未轻易走出庭院门户。儿子长大成人后，她让琮管理家务，以继承父亲的遗志；让琰跟随老师读书，以求通过科举出仕。如今她满头白发，年寿超过五十，冰霜般坚贞的操守，年纪越大越严厉坚定。有关官员多次核实、举荐她的实际事迹，详细写明姓名上报朝廷，援引旧例予以旌表。如今监察御史溥是黄澄澜的堂弟，征求名家手笔，在堂上大书“贞节”二字制成匾额，并请我写下记文。我听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贞烈的女子不改嫁两个丈夫，古人有这样的说法。做臣子尽忠、妇人守节，是人所难以做到的。以弋阳的情况考察，自叠山夫人李氏以后，寥寥无几，很少再见；如今在黄节妇一人身上又看到了这种品行。这实在是因为她以少卿公为兄长，又因为丈夫澄澜一族都崇尚诗书，对于廉耻礼义听闻熟悉、熏陶深厚，所以能够如此。自从有了这座堂，乡里、郡县无不听到风声而奋发兴起，努力做到无愧于节妇；这样看来，薄俗将因此变得敦厚，人心将因此得到端正，纲常也将因此得以树立。这对于世间教化，难道不是很有补益吗？《游泷冈记》　曾大本

译陈伯子对我说：“从前欧阳永叔在朝廷做官，写成《泷冈阡表》后，凿石刻在汴京，装船运回。有一天夜里，船行至彭蠡湖防守处，梦见神人告诉他说：‘我是冯夷的长官，希望能看一看《泷冈阡表》。’第二天清晨，船行中流，巨石使船只纷乱，几乎翻覆的已有好几只，众人更加恐惧。欧阳永叔想起神人的话，便把碑举起来沉入水中，于是平安无事。等到永叔回到泷冈，黄鲁直正任西昌县令，听说这件事，便写了一篇檄文投入水边，向水神发檄。过了没多久，碑从泷冈山角落里浮出，据传是有乌龟背着它送来的。这就是乌龟塘得名的由来。”我起初认为伯子的话荒诞妄诞，后来到了泷冈，观看那块碑，碑上的龙纹清晰如初；再看那篇檄文，言辞如箭般劲利，条理通达。所谓乌龟塘，水深不满一尺，年年干旱也不干涸，雨水汇集也不满溢，人不敢向下窥视；即使投入一根羽毛，也不能浮载。若有东西落水，不仅影子都看不见，难道陈伯子的话会是妄诞吗？我追究这件事，确实非常奇怪；那么，不谈怪异之事的说法难道不对吗？其实这件事本来并不怪异。若说它怪异，那么大禹观察蜥蜴、韩愈驯服鳄鱼，难道也是诬妄吗？实在是有原因使它们如此罢了。欧阳永叔对亲人尽孝，黄鲁直又因为敬信永叔而推及他的亲人。这是孝吗？是敬信亲人吗？朋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靠的确实是真诚。至诚可以感动万物，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伯子说：“啊，真有这样的事吗！从《阡表》中看到了永叔，从檄文中看到了鲁直，两位奇才的风采都具备了。您再为此作记，难道不能使这两位奇才专美于有宋一代，使泷冈的三足鼎立成为现实吗？”我说：“哪里，您这是什么话！我不过记下自己所见罢了，哪里敢冒犯两位奇才！” 考察《泷冈阡表》立碑于熙宁三年，文忠公于熙宁五年去世，山谷于元丰三年任西昌县令。这样看来，山谷任县令时，距离文忠公去世已经九年了。这些情况见于《文忠年谱》《泰和县志》以及其他记载文章，都有明确依据。这里说永叔回泷冈时，黄鲁直任西昌县令，已经无从查考；至于向水神发檄、碑从水中出现的事情，更近于荒诞。因为檄文为世人共同传说，《白志》又载有这篇记，姑且保存下来，并在这里说明。《重修黄山谷先生祠记》　萧士玮 山谷先生于元丰三年来任西昌县令，共八年。他治理崇尚平易，县中因而相安无事。当时正值征收盐课和防务十分紧急，唯独先生不肯加急征办，属吏对此不满，百姓却拥护他。公务之余，他常有所寄托，用来抒发自己高逸的情怀，所谓“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说的就是这些。先生有超迈不羁、不屑俗务的风韵，却俯身同俗务琐事周旋，实在难免为难；但他怜悯劳苦，尽力降低身段，办事简约而能得到治理效果，难道是缺乏功业才能的人吗？后来他多次升迁，任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因为修《实录》触犯了蔡京、蔡卞，被列入党籍而禁锢，辗转遭到放逐废弃，与苏轼相同。崇宁、大观年间，朝廷禁止苏轼、黄庭坚的诗文，赏钱增至八十万；禁令越严，流传反而越盛。文人往往以能拥有较多苏黄诗文相夸耀，士大夫若不能背诵苏黄诗文，便认为是不懂韵味。最后赵挺之摘取《承天寺记》，诬称其幸灾乐祸、诽谤国家，更加竭力排挤，终于使先生被贬死于宜州。当先生在宜州时，没有房屋可以租住，只能寄居在一座城楼上，地方极其狭窄低湿；秋暑正酷热，几乎无法忍受。有一天忽然下起小雨，先生饮酒微醉，坐在胡床上，从栏杆间伸出双脚到外面接受雨水，回头对人说：“平生从没有过这样的快乐。” 不久先生便去世了。先生去世时，当世无论了解他的还是不了解他的，无不感慨流泪，痛惜这位哲人已经凋零。唉！小人的力量能够借助君主的权力，使君子陷入穷困、祸患而死，这已经是他们极其快意的事了。可是，禁阻他的文章，文章反而流传得更加广；使他困苦，他却更加能够自得其乐；把他投入死地，也不能使他的文章化作冷风烟尘，不能使他身死以后文采不流传于后世；如此看来，君主的权力也有屈服的时候，小人的伎俩即使使尽，最终也没有办法再加害他。况且世上君子的作用，最终或许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但其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后人便认为一定不会止于此。因此后世珍惜君子的人，每当君子留下余痛，必然也对小人留下余恨：这是小人暂时给君子增加了便利，却反而使君子获得后世声名。先生的祠堂在快阁西边，年久失修。中丞昭度潘公、太守希有林公、县侯存初吴公悲悯伤感，便整修祠堂，使它恢复旧貌。

译古书说：“君子致力于大事和长远之事，三位公的卓著功绩多得写不尽。” 其余事情我都不再称述，只郑重地把这一点记在这里。《大乙山房记》　傅占衡 我侍奉大士先生十六年，最终却没有到过所谓的大乙山房。近些年来，我多次经过他居住的乡里，与兴霸交游不深；两个孩子抵足而卧，通宵交谈。我偶尔问山房在哪里，如果有机会登临，兴霸便说：“距离这里一里左右，面临南檄。”山房四周全是山。莲华冈、迎仙潭都与山房相连，屋旁竹树繁茂疏落，建筑安排顺应地势，各有情趣。风吹竹如琴，鸟鸣如筝，悠然响在池上，只恨没有空闲尽兴游览，今后一定要带你去。即使如此，你可知道山房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吗？”我说：“知道。”这件事我误解很久了。我听先生说，称作“大乙”，是根据地形命名的，就像“大乙”本身一样自然。四方人误读它的音，把“大”读作“太”，甚至拿天禄、青藜的说法来解释它；这种意义何其浅陋，和把“一足”的夔说成只有一只脚有什么区别？有的书写作“太”，就像金银车的说法一样，更加失真了。先生平日任意命名，前面没有依据，后人也不能沿袭，这大概就是他胸襟眼界放达的表现。一定要等到从《晋书》《世说新语》中寻找典故以后才会给亭馆命名，这不是大士先生的作风。后来他把这个名称作为文集的号，却一直没有写记，所以坊间刻本的讹误依然如旧。先生困顿于科场，庚午年遭遇乡试之厄，辛未年参加春官考试而未中，曾笑着对我说：“俗人大多忌讳、不愿议论我的名字，说读书为‘乙大’很不吉利；既然总是乙乙，就终究不会成为甲。” 这是哪里懂得文字古义？“乙”是第一的意思。我不过是在江国的科举中失去了一个第一，哪里知道最终不能取得大一呢？”不久先生果然在甲戌年考中第二名；虽然没有取得第一，但取得第一的气势已经暗暗显露出来了。先生在天下士人中名列前茅，并不认为礼部榜单就是唯一标准。精金美玉在市场上有固定价格，即使取得第一又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呢？这不过是一时戏谑的笑话，我还来得及把它记下。陈氏兄弟说：“您对于先父，可以说是笃厚而不忘；请试着为此作记，以补其缺漏、纠正其讹误，怎么样？”我是先生最受宠爱的门人，当然应当写下此事。写完后，我感慨叹息道：“仅仅一座山房的名称，字音读错，传写又越来越混乱，雅俗相差悬殊，已经相去千里。何况阅读先生的著作，其中深邃宏博、精美深厚的内容，哪里能够穷尽它的内蕴、测知它的边际呢？”我曾怀疑，先生精微的言论和玄妙的思绪，仍有入门弟子未能听闻、简册文书未能记载的部分，因为如此，先生已经离去了。山房旧址仍在，后世应当有人指着他的园居而拜谒，就像如今在广川河下设帐授徒的地方那样，可惜我没有在先生健在时到那里请教，在其中看山饮酒，拿笔为先生作赋。《重修新建县儒学记》　陈弘绪 新建是江右的大县，地处省城附近，以声名和文物之美闻名海内。县中有儒学，原址就是宋代宗濂书院的旧址。洪武五年创建，正德末年重建，万历二十六年重修。两百多年间，从这里走出的士人，受到仁义的沐浴、穿戴道德的服饰，人才济济，盛况可观。然而自万历二十六年以后，又经过二十多年，倒塌的没有修葺，朽坏的没有更换，庙宇廊庑、堂舍斋房破败残缺，几乎全部毁坏。乙丑年，西粤龙侯来到这里任县令，首先把教化看作要务，恭敬拜谒文庙，环顾察看，叹息不已，便召集博士弟子，谋划修新的办法，估计费用需要一千多金。当时朝廷正在营建三殿，各郡县都有捐助大工程的任务；加上战事没有停止，每年增派的辽饷尚未停止征收，三位藩王又在同一时期就藩，我县还要增加若干供应费用，军国支出巨大，势必不能另行营建；即使营建，也不能从民间取得费用，更不能挪借官库。可是大型营建中没有比修建学宫更重要的，而学宫又不能稍有拖延，诸位大夫、士人都想不出办法。侯说：“请不要烦扰民间，也不要动用官库，把县令所有的收入全部搜括出来完成这件事。” 于是他捐出俸禄，拿出余财，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于丙寅年冬天召集工匠，到丁卯年秋月完工。像孔庙、明伦堂，像祠堂、斋房、廨舍，像厨房、库房、廪舍、马厩，像亭、门、牌坊，全都涂饰得丹红辉煌、金碧灿烂。庙后又重建了一座巍峨的楼阁，题名为“尊经阁”，这是侯特别创建的。这项工程，侯实在是苦心焦思，筹划经年之后才取得成效、完成工程，于是嘱托我为它作记。我考察古代设置教化的制度，有专门的学校却没有专门的庙宇，有专门的士人却没有专门的官员。那时生活在世上的士人，忠孝仁义、廉耻退让的教诲，无不深深印在心中，彼此争相磨砺，终于形成社会风俗。因此后来出仕成为著名公卿的，多得数不清。到了汉武帝才下诏郡国设置博士弟子，唐太宗才下诏郡县都建立孔庙，于是既有专门的庙宇，又有专门的官员，按理说人们应当比从前更加勤勉学习。然而对于忠孝仁义、廉耻退让这些道理，他们却漠然视之，并不认为是急务，每天反而习染于苟且败坏的风气；他们出仕成为著名公卿的，虽然也不缺少，但大体都不能像古人那样德才兼备。古今学校的差距竟然如此之大，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古人是从圣贤语言和实践履行的真实内容中寻求其精神，而今人却只是在俎豆几筵之间玩味圣贤的遗迹形式。古代的州长、党正，都负有教化百姓、启迪世人的责任，所以即使没有专门的官员，教化也不会废弃。如今的博士、师长，不过负责讲授文章和举行释奠礼而已，所以虽有专门官员，教化却已经消亡了。这样看来，后世学校不能赶上古代，实在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上级用来教导他们的办法，也已经很完备了；可是诵读有时停止，讲习有时松懈，因而不能追上古代的盛况，这就是博士、弟子的过错，也只能勉励他们罢了。侯名文光，广西马平人。《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三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