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七

译艺文【序二】明 《杨氏二贞妇序》　　　　　　　　刘崧 杨氏的妻子萧氏，是泰和人。二十岁时，嫁给同乡杨用霖甫。她侍奉婆婆康氏，以孝顺闻名。康氏晚年患了眼盲之疾，萧氏扶持照料更加谨慎，婆婆一咳嗽、一吐唾沫，她就没有不在身边的。泰和自壬辰年以来，没有一年不遭受兵乱警报，城邑荒凉，百姓没有固定居所。庚子年秋天，流言说安成的盗寇将要大举到来，百姓听到风声惊慌恐惧，每天争相奔逃，甚至彼此践踏、落水淹死也不停下。杨用霖告诫他的儿子同我一起抬着母亲先行躲避，母亲卧病在床不肯离开，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只是杨家的祖屋还在这里，我还要到哪里去呢？”萧氏便同她的弟媳刘氏商量说：“想起战乱刚开始时，婆婆病得厉害，我们强行抬着她上路，她却呕吐昏倒，几乎死在外面，我一直为此悔恨。如今又是这种情形，难道还可以再次强迫她吗？宁可同你一起侍奉老姑留在这里，假如不幸遇难，就一同死在一间屋里，岂不胜过死在道路上吗？”刘氏说：“好。”于是没有成行。一天，盗寇突然到来，杨用霖仓促背着母亲出去躲藏，萧氏急忙出门追赶，却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于是回头对刘氏说：“今天不能跟随老姑，怎么办呢？”然而事情已经十分紧急，不能再到别处去，她们便牵挽着走到旁边房舍的井边，一同投井而死。事情确实发生在这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过了四天盗寇退去，杨用霖和我寻找他的母亲，却找不到，只能在道路上号哭。有人告诉他们情况，于是亲自用绳子下井查看，果然是她们；便背出尸体，在井旁安葬，筑成两座坟墓。当时一同赴死的还有两位邻妇，叫陈氏、邓氏。唉，死于危难本来就是难事，何况是妇女呢？女子居内而不出外，这是礼制；跟随婆婆，是义理。她知道一旦行动，或许会失去正道，所以宁可留在内室来安定丈夫，这是礼的常法；又知道活着必然会辱没自身，所以宁可投井而死，不去面对不义。在仓促危急之际决定采取正直而颠沛的行动，闺门之中一声应诺便共同赴义，萧氏确实能够守持贞节，刘氏所跟从的也很正确。自兵乱以来，平时号称大丈夫的人，尚且不能不惊恐眩晕、失去操守，只求苟延片刻生命；而里巷闺帏中的妇女，却有像这样奋发守义、壮烈赴死的人。然而这类人往往湮没在偏远疏隔之地，不能自行显扬的很多。像陈氏、邓氏这样能够借他人之手使自己名节显白的，又有几人呢？可悲啊！萧氏死后的第二年，杨用霖又在战乱中继之而死，而康氏最终享寿而终。杨用霖把这些事情告诉我，其中的情状大体都很可悲。因此我叙述并表彰她们，作《杨氏二贞妇序》。我往年曾为乡先生杨用霖甫写作《杨氏二贞妇序》。先生读了我的文章，悲哀得不能自胜，抚摸着他的儿子起予，对我说：“我的儿子幸而有成，他能够报答你的母亲吗？”起予为此眼泪成行地流了下来。又过了几年，先生去世，起予更加勤奋求学，▯然想着振兴家族声誉。我非常喜爱他。洪武三年，我才离开家乡，在朝廷中窃取俸禄。又过了一年，起予以进士身份来到京师，到了三月，被提拔授任黄陂县令。临别时，他又请我写文章，我不能推辞，于是重新书写前面的序文留给他，使他不要忘记先父。唉！诗书教化的恩泽，以及贞节刚烈之所以光耀千古、福泽百世，难道有穷尽吗？刘崧书。《吕氏采史目录》序　　　　　　　宋濂 皇帝已经登上帝位，平定幽燕，海内海外无不臣服。他慨然怜悯前朝灭亡，担心前朝历史将要湮没，于是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命人开启元代十三朝实录，设立机构删削修订，并诏令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用山林遗逸之士，协力恭敬地共同完成，因为他们没有在元朝做官，能够公正地删削修订。第二年秋七月，史书完成，从太祖到宁宗，共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率领各位史臣进呈。顺帝三十六年的事迹，旧时缺乏实录，史臣无从考查，因而缺略不完备。于是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宋濂等人说明体例、举出条例，上奏派遣使者十一人，遍行天下，凡是涉及史事的材料，全部上送官府。如今的北平是元氏的故都，山东也号称重镇，一代的典章文献应当有保存下来的，特别选择在官府任职的人前往，表示不敢轻率。章贡人吕仲善在成均主管膳食，于是被选中。这个月癸卯日，他便乘驿站车马向北而去。八月丁卯日，到达北平。凡是奉诏令颁行的章疏、奏议、朝拜礼仪，以及奏请后刊布在书册上的文书，全都辑录为一体。遇到番书，就命人翻译成汉文。那些不属于公文的材料，如皇帝赐予之物、巡幸之事、宫中隐讳的时政善恶、民间风俗歌谣，以及忠臣孝子、叛乱盗贼、灾异祥瑞之类，有的见于野史，有的刻在碑碣上，有的记载于群儒的文集，都无不尽心咨询访求。又派儒生危于幰等人分头前往平滦、燕南各郡，告知期限，违慢命令的人便治罪。自丁丑日在旧国子监开局，到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才完成，共装成八十帙；选用高丽翠纸作为封面，抬送到行中书省，借用官印加以标识，进呈南京。乙未日赴山东，当时黄河水刚结冰，大雪深达二三尺，仲善驾着牛车，沿陆路行走，呼吸之间，胡须上便结了冰。己未日到达济南，咨询搜访的大致情况同在北平时一样。又到第二年春正月甲寅日，事情办完，成书又有四十帙。所拓印的碑文，北平四百通，山东一百通，不计入书帙之中，仍像前面一样加盖印记。三月壬寅日，用车载回京师。不久各地使者都汇集到京，宋濂于是有了依据，修成《续史》四十八卷。夏六月，又到宫阙进呈。仲善因功升任太常典簿，不久又任丞；同时也说明史事关系重大，不可轻率看待。他把所集资料编成四部巨大的目录进呈上去，并把副本收藏在家中，请宋濂为它作序。过去司马光写成《资治通鉴》以后，又略举史事纲目，按年为经、按国为纬，命名为《目录》，用来向学者显示治学的关键。仲善如今完备叙述采集史料的纲领，说明此事的艰难，为后人显示准则。书的宗旨虽然不同，但以仁厚存心却是一样的。唉，史书有缺漏已经很久了。比如近代卫绍王时期，起居注等记载散失，南迁以后便无法记述。当时史臣所任的工作，如果有像仲善这样的人，难道不会胜过窦祥、杨云翼所记录的吗？顺帝一朝，最终能够编成完整的史书，无疑都是仲善的功劳。有功劳却不知道，是不智；知道却不说，是不仁。我在国史馆任职，因而不推辞为他作序，使阅读这篇序的人有所考察依据。《江西贡院唱和诗》序　　　　　　梁寅

译我看古代诗歌的创作，必定有所为而作，都足以振发人的心志。所以，《定之方中》是为营建宫室而作，《泮水》是为兴办学校而作，《干旄》是为求见贤人而作，《伐木》是为宴请朋友而作。像这样能够振发人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大明朝在平定九州的初期，下诏以明经科取天下士。洪武三年秋八月，江右十三郡的士人云集文场。当时，行省参政滕公、按察副使安公共同主持贡举之事；行省都事马侯道泉、按察经历刘侯景文实际从旁协助。刘侯作诗歌颂盛美之事，两府的贤士都来唱和。考试取中六人，其中有我，以及番阳蔡深渊仲、豫章傅箕拱宸、临川张洁以修、何淑伯善、河南艾实若虚，凡是在贡院的人，没有不相继唱和的。金玉般的篇章前后陈列，声音洪亮而盛大，如同八音一齐演奏。虽然声音各不相同，却共同合于太师所掌的律吕，这是多么美好啊！诗篇写成后装成卷轴，刘侯命我作序。我认为，大藩选拔士人并将他们荐举朝廷，是非常盛大的事情。他们所作的诗，难道不正像营建居室、修建学宫、拜见贤人、宴请朋友一样，更加隆重吗？这些诗和谐地汇聚在一起，流传久远是应该的。况且这些诗，献上贤能之士名册的日子已经确定了。获得荐举的士人，正兴高采烈地前来。两府大臣在庭中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们，歌唱《鹿鸣》诗章为他们饯行。诗既然作成了，又怎么能就此停止呢？我回到山中，虽然未能参加，但对于流传的篇章，我仍然愿意看到。《南昌府图志》书序　熊钊 南昌郡在大江以西，是藩司、臬司的治所，统辖的县只有八个。其山有厌原山，其水域有彭蠡湖，是舟车汇集、财赋出产之地，自古就是都城屏障之地。秦代属九江，汉代为豫章郡。今天的疆域，东西大约千里，人口众多；若与古代诸侯的封域相比，就是大国了。历代疆域有宽有窄，但郡守的选任必定在于其贤能明智，因为一郡的表率都系于此。皇上兴起国运之后，南昌不劳兵戈便归顺，虽然偶尔有盗贼发生，百姓无不遵守约束，坚守防御；所属各县也都闻风归向，畏惧威势而顺服教化。山川风土的美善，也由此可以得到验证。洪武十一年，郡守太原人王庄治理本郡，政事修明恭谨，承奉皇上命令，考察本郡的图经、记志，嘱托进贤文学、新建人丁之翰编分类纂成书卷。事情安排周密，文辞雅正，于是命我作序。大概自从疆域划分、州郡设置以来，国家分成万区；九州既已分开，贡赋也形成等级。商代划定四方疆域，周代分列爵位、划分土地，帝王的政务，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然而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负责记载；郡县制度设置以后，史官的职能便废弃了。如今如果各郡都有志书，志书又能如实记载，就可以考察和看见政治的得失，关系到治理国家，并不是小事。按照这部志书来查考，山川的优胜，人物的奇异，生产以及衣服饮食的适宜，城池的高低深浅，道路的远近，民众性情习俗的贤愚美恶，治理教化的难易缓急，以及文章和卓异品行中那些关系到天理、民间常伦的内容，都可以阅览并全面了解。皇上的神明机智和圣明谋略，足以让人仰望推测其中的妙理；盛德所施的教化，也将达到无穷无尽。从今以后，百姓可以寻求先民学问品行的美善，努力实行忠孝，不失去君臣、父子应有的道理。在此任职的人，可以了解当地一贯的风土，更加探求皇上开创基业的事迹和爱护百姓的心意，以德行率领当地人民；若能比前人善治之处更进一步，那么这部志书的编纂，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送范秀才序》　萧岐 水利对于天下来说，功效最大。然而能够成就水利功业的，唯在于用对人。没有用对人，就会倒行逆施，叫嚣冲撞，使上面的意图不能取信于下，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原本用来造福百姓的事情，反而会成为百姓的祸害。一旦用对了人，就会勤勉为民办事而不扰民，使百姓劳作而不怨恨。圣明君主的防范之意，已经在当时充分彰明；圣世的德泽，也自然流布天下。像大禹治水那样顺应事理、任其自然，便不会被人怨恨。如今太学秀才范德常，在泰和兴修水利，这就是所谓称职的人。德常谦逊谨慎、周密细致，恭敬俭朴而有操守；沟渠溪涧山谷，一概遵循前人的规划，从未擅自改变；尺寸、深度、宽度，一概遵照上级规定，不增不减；工役人力和工程远近，全由县官派遣，从未擅自调动。工程开工之日，百姓争相前往。德常只骑一匹马，带一个童仆随从；官员和父老常常到工地，奖励勤劳者，告诫懒惰者，惩罚不按规矩办事者。不到一个月，工程便宣布完工，地基宽深，土石完整坚固；经过的人都赞叹，行走的人都喜悦。扛着锄头完成工程回家的人，沿路欢呼，歌谣四起，无不说：‘为我们百姓建立无穷利益的，是圣天子；使我们百姓能够拜受而不受扰害之恩的，是范秀才。’ 若不是用对了人，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假如天下兴修水利的人都像范秀才一样，那么还担心大事不能建立吗？假如今天奉命办事的人都像德常这样能干，又何必担心善政不能施行呢？从前白公引泾水，史公引漳水来造福百姓，都见于歌颂，载入青史。我将把国家的良法和秀才的美好心意铺陈记载在县志中，日后上报史馆。德常不只是今天有功，也应当在后世享有声誉。医士任敬立等人，都是参与水利事务的人，详细称述了他的美德。因此我特意作序，作为德常东归时的赠言。《龙虎山志序》　张宇初

译《白鹤观志序》黄帝获得宝鼎后学习成仙之道，丹药炼成便升天而去。后来周穆王建造草楼招请仙人，从此求仙之说开始兴盛。到秦汉时期求仙之事盛行，方士接连出现，错误地用神异和夸诞之说惑人；喜好仰慕这些说法的君主，把虚无玄妙的传授混杂在一起，招致当时的讥议，也是理所当然的。难道没有真正的仙人隐遁在偏远穷僻之地，舍弃名声和遗迹来修炼吗？所以他们的丹炉、药臼、灵书、奥诀，有的秘藏在岩洞中，有的隐约留存于世间；虽然遗迹各不相同，但自古相传，历代都有。江西丰城的白鹤观，建于陈大建年间，那是地处真仙甘君灵迹之上的地方。甘君自幼笃行孝道，德行闻名乡里；学道多年后，听说旌阳许君擅长此道，便前往拜师。许君又同他一起去拜师于丹阳女仙谌母，得到秘密传授的法术，修行名声日益显著。后来他跟随许君在江汉之间积累功德，例如绘制松树、驾御怪物，斩杀蛟蜃，除去蛇妖之害；凭三尺剑建立功业，足以造福万世，他的名声事迹流传无穷，必然如此。何况他的功业中还有许多不能全部记载的呢？许君曾经创立净明忠孝之法流行于世，这些学说都本于大中至正的道理，不同于其他符诀咒步之术。甘君因显著的孝行而成仙，腾空而去；他的功业和道行，难道不是在忠孝方面更加深厚吗？何况成仙是超脱凡俗的途径，却并没有离开人伦之道，也不必只求独善其身。甘君道业既成，侍奉母亲终老之后才脱身而去，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况且凡是真仙居住的地方，必定山川雄奇优胜；丰城的佳美秀丽，应当正是山川灵气孕育甘君资质的缘故。我今年春天拜谒西山玉隆宫，回来时经过白鹤观，虽然正值风雨之夜，仍探访采集遗闻逸事，其中尤其有足以激发仰慕之处。这里虽然处在市井之间，景物却幽静秀丽；询问观中两柱之间的遗迹，原来是我的祖先虚靖真君洼盈方丈之处；前面的龙潭，则是真君飞升幻化之处。道士邬某、耆士熊某主持观中事务，还拿出甘君所作的丹经，以及观志和真君写给任首座的书信，其中的言论尤其足以启发人心；事情办完后，这些名迹保存下来，难道不更让人感慨珍惜吗？到了夏天，某人来到山中，请我为《观志》作序。我从小喜爱名山大川之间的幽深胜景，常因古今名迹不能遍览而感到遗憾。像甘仙这样神明德行特别显著的人，我既有机会读到他的文字，又能亲自踏访他的遗境，实在不能推辞记述。何况其中还有我祖先遗留下来的声名和遗迹，可以用来详实记载呢？某人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并且编次成书，准备刊刻流传，可以说是善于追究根本了。假使将来真仙的灵迹和神异变化，能与这部记录一同不在我道中泯灭，难道不是非常盛大的事情吗？后来继承此事的人，要努力啊。《乡饮酒读法诗序》　陈谟 本朝统一天下后，详细修订法律文书，名为《大明律令》。又命刑部把凡是涉及法律的条文分类编纂成书，名为《申明》。担心诫谕不能使朝廷内外、远近之人都加以警戒畏惧，轻易触犯法令，于是再次命令文武百官，每年春季、冬季的第一个月举行乡饮酒礼，并宣读法令。民间通常以一百户为一集，按年龄安排座次，由里长主持。郡县举行时，年长的士大夫为正宾，其余为次宾，郡守、县令主持席宴。仪式大体取法唐宋，但务求简约；器物贵在俭朴，并务求适中。凡是饮酒，都先宣读法令，然后行酒礼，这是为了使人人知道畏惧而慎重犯法，人人知道尊卑秩序而尊崇年长和有德之人。洪武六年正月，正值举行乡饮酒礼之时，泰和县令、前御史刘公宗启就在学宫举行此事。从僚佐以及贤士、学官弟子员等，总共有这些人，按位次列于明德堂。于是二三十名学生恭敬地上前，端正站立，张开双手拱持，捧着法书轮流诵读。先读令，其次读律，再次读诫谕，声音明亮铿锵，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满，听的人都变了脸色。读完后设宴，笾豆等礼器整洁美好，衣冠整齐恭敬；酒宴结束，酒杯传行没有次数限制，人人都有充实饱受德教的实感，没有起身坐下、喧哗扰乱的过失。众人都举手加额赞颂说：‘这是上面的恩泽，也是县令教化的结果。’县令治理本县，既勤勉又廉洁，端正根本，不轻视百姓，举动都合乎礼法，百姓自然不敢犯法。即使有人受到观感教化后，信服向善的程度不一，姓名被列入《申明》名册中，不仅他们的亲友听到诫言会惊恐羞惭、面红耳赤，就连他们的仇家听见，也会凛然增加畏惧、悔恨和佩服。教化的效果如此深远，实在足以增加人们对天理民伦的重视，难道只是饮酒而已吗？况且刑罚从笞刑开始，笞刑从十下开始，是最轻的；逐级加倍到杖刑，杖刑又逐级加倍，最高到一百杖。为什么笞刑的法律简略，杖刑的法律却繁多？受笞十下的良民尚且不敢犯法，受杖一百仍然犯法的人却更多，那么法律怎么可以不加重呢？徒刑较轻而流刑较重，流放最长达到三千里，超过此数，便不是绞刑就是斩刑；可是人们往往轻易犯法。这正是本朝深为怜悯之处，也是乡饮酒、宣读法令制度所以实行的原因。唉，这是多么仁慈啊！第二天，学官自强作成诗，稽中先生和诗。在宴席上的人有的继续吟咏，有的自己赋诗，拿来请县令评定。他们说我忝居正宾，应当作序，于是我便依次写在卷首。

译《兴国县申免加倍征收序》自秦汉以来，田地有赋税，赋税有固定额数；丰年不增加，歉年不减少，有司守定额数，征收入库，以此作为常规。年年歉收，明君贤臣在上，有时赐给百姓半数田租，有时减免三分之一，史书一定大书特书。却从未听说过为了权宜之计、充足军粮而加倍征收的。自淮蔡发生叛乱以来，二十年间东南地区耗竭；力量相差十倍便称霸，权势相差百倍便称君，政权不断兴起又倏忽衰亡，没有一年安宁，而世上又没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者来匡正纠治。于是有人据守一座城池抗拒大国，土地狭小而费用繁多，征敛的名目便层出不穷。比如章贡每年征收加倍的赋税，难道真是不得已吗？不过是根本不顾恤百姓罢了。后来建业兵势窘迫，城中官属和士卒全部迁走，图籍也被收取；那项加倍征收的赋税，和正常定额没有区别。主管征收的人催逼入库，急得如同星火。平川的正常赋税是七千，屯田和杂赋还不包括在内。正值大战之后，乡里萧条，百姓连正常供赋尚且要借贷才能勉强缴纳，又要再加一倍，即使剥尽百姓的脂膏骨髓也无从拿出；何况加倍征收与正常赋税没有区别，将来势必成为正常定额，其危害难道是小事吗？县令朱克敬怜悯百姓，把情况诚恳地上报府衙以及总制司；没有得到批准，便率领吏民俯伏在堂下哭泣申诉。当道者怜悯他的诚意，替他向上申达，并让他暂缓征收、等待命令。不久诏令下达，得到批准，百姓举手加额互相庆贺，指着子孙发誓永远不忘。于是主管赋税的官吏相继请求说：‘我们有幸承办此事，如今能够完成差役，又能不受大府追究拖欠赋税的责罚，县令的恩惠实在深厚。如今废除加倍征收，使它归入簿册中的正常定额，这无穷的恩泽实在是县令带来的，吏员也因此获得乡里的声誉。愿先生记述此事，昭示远近，使后世永远称誉。’我说：‘县令在考核文书上得到最高评价，还有什么功劳比这更大呢？后世的人将会鼓舞歌颂说：加倍征收我们赋税的做法，不幸在章贡开了先例；而更加幸运的是，朱平川又把它恢复为正常赋税。’这确实是盛美之事，不可不记，其他政绩本来就无需再论。唉，善于巩固国家的人，首先要巩固百姓；善于宽待百姓的人，首先要减轻赋税。把这个道理推广开来，没有什么事情不能通达。一座平川县邑，哪里值得长期埋没呢？因此我记下此事。《大理寺少卿程公平寇诗序》　胡俨 江西各郡县连年歉收，百姓受灾挨饿，乐安、永丰、新淦尤其严重。三县之间有座山叫大盘山，山势陡峭险恶，杂木荒榛丛生，毒雾岚烟弥漫，阴暗遮蔽；平民大多不遵礼教，很多人昏昧顽劣、暴戾凶狠。于是乐安人曾甲以妖术煽动群众，响应起事的人有几万人，在山岩洞穴处设置栅栏作为险阻，像狐狸夜鸣、张扬声势，如豺狼一般；砍断竹竿竖起旗帜，标立伪号，设置伪官，聚集山林，焚烧劫掠远近地区，居民深受其苦，向主管官府告发。官府无力讨伐，于是将事情上报都府三司，又禀告御史。当时监察御史、新安人程公富正在这里巡按治理，听到此事，立即与都府诸公筹划方略，发兵捕讨；都司下檄文给驻守长河的佥都指挥吴坚，命他率兵援助程公，抵达贼人所在之处。吴坚的军队尚远未到，程公便调集附近军队；吉安来的军队只有二百人，程公又集合沿途及郡县的民丁来助威壮势，亲自率军攻击，士卒无不以一当百。贼人像蜂群一样屯聚、像蚂蚁一样聚集，起初也抗拒官军；程公出奇制胜，一鼓作气击败他们。贼众纷纷溃散，如同摧折枯木、冲破腐朽，逃走的便掀毁其巢穴，溃散的便追究其踪迹。不久，吴坚的军队和都府的军队相继到达，贼人更加困窘紧迫，只得逃窜隐藏在树林草莽中，苟且偷生，投降的人接连不断。程公于是擒获他们的首领，拘系其余党，押送到都府；安抚整顿当地百姓，人民大为欢悦，歌颂声传遍道路。恰逢都督武公、佥都御史王公一同到达，因盗寇平定而高兴，按住马缰返回。程公又与都府诸公共同审理盗寇囚犯，诛灭首恶，分别处理胁从，释放无辜，并迅速上奏报告都府。圣天子嘉奖程公的功绩，特意降下诏书，褒奖勉励极为优厚，于是提升程公为大理寺左少卿，赏赐也格外丰厚。唉！像程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得逢时机、施展才能、实现志向了。布政使咸宁人陈公准备召集善于作赋的人歌咏此事，使之流传，嘱托我为这件事作序并写引言。唉，擒获剿灭寇盗，是御史的成规；建立功业、成就声名，是君子的能事；崇尚德行、酬报功劳，是朝廷的大典。这些都不可不记载。因此我依次写成以上序文，以备国史采录。

译《重修南昌府志序》郡有志书，一郡的事物就都记载其中。过去李吉甫编写《元和郡国志》和《国计簿》，说治理政事的人掌握这些书，就可以治理天下。大概山川险易、物产丰歉、贡赋多少、户口增减、人才显隐、风俗美恶，都可以一览而知。李吉甫身居宰相，本来就把这些看得很重；作为郡守县令，怎么可以忽视它呢？豫章编有志书，始于雷次宗，后来他的书亡佚。南唐涂廙补写《豫章古今志》，时时引用雷次宗的旧记作为证据。到宋代洪刍、字驹父时，认为涂廙的书内容丰富却近于芜杂，简略处又有遗漏，而且不时互相抵牾，并不是完备的书。于是搜集群书传记和注疏中所见所闻，取旧书析分为十二部，称为《职方乘》。元代刘有庆、潘斗元又补写《续志》九十四卷，但流传不广，书籍多已湮没。历经世代既久，而且都残缺不全，所谓一郡的文献，确实不足以考证。我曾奉命编修天下郡志，当时各郡县进献的书，不是草率简略，就是冗杂繁多；至于错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同列把这些书拿给我看，我只有感慨叹息而已，不久因末疾获准告老还乡，来不及看到这些书编成。我养病闲居，处在山林中无事可做。知府任肃、字伯雍，竟拿这部书来到我的住处请求我作序。唉，这是我早年的责任啊！何况我生于此地、长于此地，终老也将在此地，怎么能够推辞呢？于是我勉强支撑病体为之编修。然而编纂者迁就旧文，抄写者又造成讹误，比起前人尤其令人叹息。于是我征召诸生，列举全书纲领，分类整理条目；能够考证的便加以订正，无法考证的便根据文意推求。爬梳剔抉，删去繁杂污秽；探寻幽微，发掘隐晦；纠正虚妄错误；广泛阅览、旁搜资料，补足遗缺；详略相互补充，务求融会贯通，希望一郡的事物、千年的文献能够有足以考证的依据。任侯在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懂得治理政务的人了。虽然如此，我在衰老多病之余，独自见闻而无人询问，只是徒然辜负皇甫氏的苦心，也常有像师丹那样遗忘的过失。书中不完备的地方，还要等待后来的君子补正。《送张鸣玉序》　杨士奇 赣州作为郡，位于江右上游，所辖十县都偏僻遥远，百姓少而分散居住在山谷溪流之间，有的相隔几十里都看不到人家。里胥拿着公文征召，有时走上几天还到不了百姓住处；而且山岩峡谷深邃，瘴气毒雾弥漫，人若不熟悉道路而冒险进入，往往生病死亡，十人中常有七八人如此。江水险急，滩石像虎牙一样森然竖立，有的隐没水中，有的露出水面；急流声势汹涌，几里之外都能听见。船只往来，如果不依靠当地人寸步带路，根本不敢越过。因为这个缘故，都府优待这里，在赋役和各种供应方面常常减半于其他郡。然而这里又处在江广交通要冲，奉命出使的大臣以及海南诸番朝贡的使者往来不绝，供应接待没有一天空闲。再加上数年旱涝灾害和饥荒，百姓不能顺利维持生活，难道还少吗？治理此郡的人，如果不是有德行、能安抚百姓，才干又足以处理繁重事务，就不能算是贤良的郡守。建安人张珂、字鸣玉，由行人擢升为赣州知府，已经一年了。从都府到所属十县的百姓都称赞他贤良。江右所辖十三郡，当时被称为贤良太守的不过三四人，鸣玉也在其中。这大概确实是因为他的施政有惠及百姓之处吧？此前在这里做太守的，并不止一人；至于如今人们喜欢谈论、乐于称道的，是赵清献。世人说清献以真诚之心爱护百姓，以施惠谋利为根本；又称赞他学习道理、清心寡欲，遇到事物能够应对，胜过常人。这些难道不是根本出于他的德行吗？那么，后来在这里做贤良太守的人，如果不致力于培养这些德行，怎么可以呢？鸣玉以进士身份出仕，在京师任官时曾与我为邻。如今他从赣州述职后将要回京，翰林检讨连智是他的同门。连智请朝廷士大夫作诗为他送行，又请我为此事作序，于是写下这些话。

译《中溪八景诗序》安成彭氏世代居住在县城东面中溪的上游，占据山水优胜之处。山在住宅正东，名叫东阳峰。山上有巨石，每当将要下雨时，云气便从石中冒出，当地人曾把它看作下雨的征候。山的南面有石岩，形状像房屋，高和宽都有几丈，其中供奉唐代安成县令刘君的像。志书说：刘君死后成为神，人们祭祀他以祈求神灵。再往南又有白马峰，因为刘君曾骑白马停留在这里而得名。山峰特别高，超过群山，最先迎来早晨的阳光。向南稍偏西是黄牛岭，从前有仙人骑黄牛到过这里，因此得名。山势雄伟高峻，远远超出周围；到了日暮时，只有它独自承受夕阳返照，屹立在那里，像金玉楼台一样可供观赏。岭顶过去有一座台，相传曾有三位仙人在这里停留，百姓筑台祭祀他们。台已经废弃很久，但直到今天，有时仍能看见夜间像灯火一样明亮的光在台上闪耀。水在住宅正北，有一潭位于石榴峰山麓。从前有人潜水捕鱼，看见阴暗的洞穴中有一张石床，一位老人躺在上面，大概是龙居住的地方。东北有玉井泉，水味甘甜清冽，泉源深厚；夏季干旱时也不会枯竭。南面有蜜湖，面积数百亩，盛产菱角、莲藕、鱼虾，湖水深不可测，水下有潜伏的蛟龙。爱好山水的人把这些景物分为八景。如今彭氏的俊彦毓敬考中进士，在京师思念家乡，不能忘怀，便请求翰林诸位君子为八景作赋题咏。后来他又请求我作序。一个人面对山水胜景，如果不是资质和见识清明、胸襟洒脱、没有利欲牵累，就不足以真正欣赏它。欣赏山水而到了离开之后仍不能忘怀，又托请贤士大夫为它发扬光大，这大概是喜爱得深了。毓敬内心所存，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吧？天下的佳山胜水难道少吗？如果不为人所知，也就同被抛弃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中溪的山水，从今以后大概会在世上显赫著名了吧？我听说安成山水优胜，中溪就是其中之一。安成百姓多俊秀爽朗、魁伟杰出，崇尚气节；当地习俗重视诗书，家家讲礼义，而且代代都有闻名人物，这种传统由来已久。难道也是山川灵秀之气集中孕育的结果吗？苏文忠公记述眉州远景楼时曾称道当地风俗，那么我为《中溪八景诗》作序，怎么能称赞彼处而遗漏这里呢？《石冈书院诗序》　梁潜 西昌县城东南三十里有座山，名叫石冈。萧先生自诚的家族居住在那里，已经十多代了。松竹茂盛，庭院屋宇幽静深远，这就是所谓石冈书院。书院是先生的七世祖仪凤所建。宋朝末年毁于战乱，仪凤的从孙梅溪重新创建；元朝末年又毁于战乱，梅溪的孙子三溪再次创建。三溪就是先生的父亲。前后一百多年，书院毁坏后又重建，共有三次。人的事情有兴有废，道理本来就是如此。然而君子志向坚定、勉励品行，乘时谋求不朽，是否重建书院并不妨碍这一点。仪凤考中宋代漕贡进士，后来身居显要官职；他的后裔子安也在宋代做官，任诸王府掌记。丞相文信公兵败南行时，子安跟随他起兵。一时豪杰和仰慕忠义的人，都听到风声而起兵。等到丞相被捕，子安为他而死。千年以后，人们听到此事仍为之感慨。丞相的名节与天地同存，而子安也可以说是刚烈的大丈夫了。我曾听乡里的老人说起丞相兵败时的事情：‘当时死的人很多，事情既然没有成功，他的家人子弟害怕遭祸，往往忌讳谈论此事，所以忠臣的姓名大多湮没，不能列入太史氏的记载而昭示后世。’ 然而直到今天，乡人中有人得到丞相当年约集起兵时的亲笔手帖，仍然层层包裹珍藏，不忍丢弃。唉！连遗墨旧纸都珍爱到这种程度，至于为守节而死的人，为什么偏偏要忌讳谈论，使他们默默无闻呢？像子安这样的人，难道不令人深感痛惜吗？古人说，有志之士舍弃生命以成就仁德，只求内心无愧而已。睢阳守士跟随张巡、许远先后战死，难道一定都被史官记载了吗？只要内心无愧，记载或不记载，又哪里有空暇计较呢？子安的死，是石冈的伟大壮烈事迹，是乡人应当仰慕的，何况萧氏子孙还守护着他的遗构旧业呢？自诚先生敦厚诚信、谨慎稳重，虽然年老仍喜欢讲述这件事，由此可见他的志向。今年冬天，我来翰林探望儿子省身；他认为子安死去已经很久而书院仍然存在，便请求当时的名士作诗歌咏，又说书院是传播名教的地方，而子安的事迹同名教关系重大。因为我是史官，便请我作序。发掘潜藏的德行、记载前代贤人，是后辈的责任。我不敢推辞，所以详尽写下此事作为序文。读这些诗，也可以受到感发了。《郑氏四老图诗序》　王直 大明统一天下将近百年，仁恩义泽遍及天下，天下人都能享受安定和平的福祉，所以各地都有年高长寿的老人，实在是太平盛世的极盛时期。从郑氏四位老人身上就可以看见这一点。郑氏家族居住在旴江，是当地的盛族；四位老人又是同胞兄弟，并且都长寿健康、安宁康乐。长寿康宁，如果没有德行就不能得到；这正是他们所体现的盛美。四位老人中，长兄守中，八十二岁；次兄秉中，七十七岁；三弟则中，七十三岁；幼弟敬中，也已经七十岁。长兄的儿子郑诚，字文实，曾任吏部侍郎，在朝廷有声望；他推究父母的贤德，便凭自己的官职封赠守中。守中享有三品官的尊贵，穿着命服的华贵服饰，于是郑氏家族的荣耀显赫，乡里宗族无人能比。天气晴好、闲暇的日子，兄弟们聚集在一堂，翻阅书卷，谈论古今；有时命人摆上酒樽，和谐欢宴嬉乐；于是又起身祝寿，轮流敬酒劝饮。他们的子孙排列在左右，各按次序上前，捧杯祝贺，欢欣鼓舞，不知不觉天已黑了。天下的欢乐，大概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旴江的士大夫羡慕不已，于是请画师画成图，又共同作诗歌咏。

译今年，幼弟敬中的儿子某人来到京师，通过司务程廷仪到我这里说明此事，并且称说四位老人精神明敏而不衰，希望他们长寿无疆，请我写几句话。我过去曾同文实交游，很敬重他；但对于四位老人，却没有机会见过。如今文实已经去世，而四位老人都健康强健，文实如果有知，也一定会高兴而没有遗憾。然而我私下推算，长兄出生之时，正好是太祖皇帝受命之时；天地交泰，阴阳和畅，清明纯厚的气象已经在万物生长中显现。长兄得此气而生，几位弟弟又相继出生，再加上历代圣主涵养人民的恩德，所以他们各自都能顺遂地成长，并且都享有长久寿命。这难道是偶然的缘故吗？元代时，辽川有位尹先生，兄弟同母所生；到泰定丁卯年，长兄、次兄都九十岁了，两个弟弟也各自八十多岁。当时歌赋咏叹他们的很多，馆阁中的贤士虞文靖公为他们作序，称为人瑞。天下长寿的人多了，但未必集中在一家；集中在一家的也有，却未必出于同胞。尹氏兄弟如此，难道不可以称为人瑞吗？如今郑氏兄弟四人，同胞而又同寿，随着年岁增长，他们难道不会同尹氏兄弟一样吗？我听说，德行是长寿的根本。《南山有台》这首诗用无疆无期来祝愿君子长寿，却一定说德音不止、德音日益盛大，直到保养爱护你的后代才停止。假使郑氏四位老人年纪越高，德行越加美善，能够保养子孙，使他们也长寿到高龄；后来再有君子为他们作诗歌咏，即使把他们称为人瑞也可以。如今这些诗，难道只是郑氏家族的荣耀景象吗？朝廷以仁德养育天下的宏大福祉和伟大美德，也可以从这里看见。此事不可不流传，所以作序使它流传后世，也借此启发后来的创作者。《并蒂莲诗序》　张彻 新喻县县令洪公惟衡，治理政务到第七年，政事通达，人民和乐，各项废弛的事务都兴办起来，于是在杨津新建浮桥。工程将要完工时，洪公与僚佐、父老前往观看。当时是秋季七月二十六日，洪公因巡视百姓征收赋税之事，来到屯塘，只见水面没有波浪，莲花盛开，大的像斗；其中最大的一株开着两朵花，花梗相连，芳香下垂，清露还未干，倚着微风仿佛要开口说话，好像有神物护持，特意等待洪公到来，众人都感到奇异。此前池塘淤塞荒芜，百姓不能享受水利。洪公刚到任，便命人挖深池塘，种植莲花，面积有几十亩；百姓依靠灌溉，每年获得大丰收。又趁着年成丰收，劝富民拿出多余的稻米、小麦一万多石，积存起来防备歉收。乙卯年，郡中发生大饥荒，新喻百姓依靠这些粮食得以存活的以千计，众人都说：‘是上天因为洪公而赐恩救活我们吗？是洪公神明而有先见之明吗？否则我们就要相继死在沟壑中了！’到这时又获得这样的祥瑞应验，众人都把美誉归于洪公。洪公说：‘上天施加福佑于下民，使你们共同享受太平之福；我有什么德行，能得到这样的天命呢？把这株莲花取回，放置在公堂上，以此感谢上天的恩典。’副县令钱达率领属官共同祝贺说：‘这真是嘉祥之瑞，哪里是世间常有的呢？想来是上天鉴察有德之人，神灵于是降下祥瑞，用来彰显洪公的德行美善，也向百姓显示善行必有征验；如果默默无声，不加以歌颂，便是没有显明上天的赐予。于是洪公命画师把它画成图，命善于写文章的人作诗题咏并写下文字，命耆老周师秉请我作文，为图卷开头作序。我说，洪公治理新喻这个县，地方方圆百里；洪公未到以前，那里尽是瓦砾、蒿草和荒莱；洪公到来以后，却如锦绣金碧一般。然而江山城郭并没有立即改变，土地和米粟也没有突然增加；这一切只是在洪公一番施政转变之间，经过七年而形成的。孔子说：‘三年便会有所成就。’确实如此！百姓希望安定，无论事情大小，愿望都是一样的；如果能使他们各自享有耕作、吃饭、掘井饮水的快乐，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和顺之气自然会招来祥瑞，许多好事便会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从前洪公的先世有一位名叫洪浩的人，在宋代任宁海县主簿，免除贫弱户税四千八百余，因而使县境出现荷花、桃实、竹竿连理等祥瑞，记载在方册中，后人传颂它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如今洪公治理新喻，政绩值得记载的并不止一件；其中德行最大的，是使数以千计的饥民赖以存活，难道不胜过免除贫弱户税吗？事情最美好的，是莲花并蒂而一茎双花，不正同荷花连理的祥瑞一样吗？人们常说古今人物不能相比，看看洪公和洪浩，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然而洪公内心只是求得无愧于上天，从未对上天有所期待；而上天降下这种嘉瑞，既是为了彰显洪公的美德，又是为了预示洪公的功业，他的名声远大无疑。应当把他的美德传播于歌颂之中，把喜讯传到远近，使他同先世的三种祥瑞在后世并称。《重修广昌县志序》　何文渊 我们广昌县作为一个县，始于宋绍兴八年。当时安抚使李纲析分南丰县的一半，创建了本县。东面邻接南丰，西面连接宁都、石城、宁化，边界与南宜黄相接，南丰县环绕在北面。四境以内，山高而秀丽，水深而清澈，不出产奇花异物，浑厚磅礴的山川之气却独独集中于人物。因此这里的人都质朴正直而有气节，喜欢自立自强；即使贫苦、弱小，也从未向人屈服依附。析置本县以前，贤能人才的事迹，都散见于旴江、南丰二志。析置本县以后，如西畴何先生的清白高洁、太守何圣能的仁厚慈惠、枢密陈宗礼的显赫官位、京尹吴浚的勇敢谋略、省魁揭梦登的科举高第，以及其余隐逸、文学之士和贞女节妇，又不止一人。这些都是山川风气所孕育的。元朝初年，本邑人连仲默曾把析县以来的事情汇编成志，后来遭逢兵乱，焚毁殆尽，很少有留存的。我长子宗遍访乡里，又到农家搜求，得到他的前集；后来又在漆工刘文兴家得到后集，合起来成为全志。但从元初到本朝宣德年间，又已经过了二百年。元朝初年的事情已无人知晓，能够知道的只是洪武以来的事，而遗忘的已经超过一半。

译如今如果不编写续志，那么后人看待今天，也就像今天看待过去一样。宗便根据自己所知所闻，分类编成一册，补充其中的缺略，用来续接前志，书成后名为《重修广昌志》，刊刻印行，使它长久流传。我年轻时私下也曾立志要做这件事，当时正学习进士应试的文章，因循拖延，没有闲暇。如今幸好这部书在我家完成，可以作为乡里的表率，使后人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州县编有志书，就像国家编有史书。史书总括记载天下的事情，志书详细记载州县的事情。然而山林川泽中的人，如果对他们说乡里的事情，他们就欣然喜欢听；如果对他们说天下的事情，他们听起来就疏忽简略。因为乡里的事情是从真实的见闻中得到的，而天下的事情超出了他们的见闻范围。元朝的事情虽然不足以详细记述，但本朝历代圣主相承，治理教化兴盛和谐，人文昌明，例如诸公的文章政绩、节妇志向品行的卓异、逸士的高尚风范和雅正操守，这些都是其他地方少有的。难道可以不把它们记下来，作为后人的观摩效法吗？这部志书不能把它看作普通的山经地理之书，它对于风俗教化关系重大。《南丰县志》序　何乔新 国家有史书，郡县有志书；它们记载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所关涉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凡是撰写史书和志书的人，叙述必须有法则，评判是非必须公正，这样才可以长久流传而不湮没。何况史书所记的内容，必定要参照各志所录，那么志书所关系的事情，不是更加重要吗？唐宋以来，郡县的图志很多，但有的叙述没有法则，有的是非不公，往往湮没失传；偶尔有流传下来的，时间久了也令人厌看，这是有原因的。弘治七年秋，江右藩司、臬司发文给所属郡县，要求各自纂修志书，呈送藩省，准备删订为《通志》。当时郡县有的因事务繁杂、期限紧迫而无暇办理，有的交给稍微懂得章句的人去做，所以记载中多有可以议论之处。低矮的小山丘反而得到记录，而那些高大、足以确定疆域的山却被遗漏；乡党所不齿的人，曲意为之粉饰，而功勋显著、文章伟大、称为一代英杰的人，反而不予记载。更严重的，有人索取钱财、要求酒食，才替人立传，真是鄙陋啊！这些人比起古代的陈寿、魏收还要低劣。只有南丰县令、巴陵人雷侯孟正，知道志书所关系的重要性，于是召集县里的师儒和年高有德者，对他们说：“南丰是著名的县邑，有曾文定公的文章、曾文昭公的刚正浩大、朱光禄的深厚德行、曾悟黄枢的忠义；其他名贤硕士，也难以一一列举。记载这些事情，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希望大家共同把它编成。”于是以旧志为依据，考订各家文集，参照里巷传闻；在公务闲暇时延请访问众多士人，亲自删改润色。赋税贡物、物产、人口、田地顷亩，都务求记录真实；官吏治理的得失、人才的贤能与否，也不虚加美誉。打开书看一遍，一个县数千年来的往事便清楚地呈现在眼前。雷侯已经抄写一份呈给藩司、臬司，又把副本留在县里，请我为它作序。我认为雷侯确实知道志书的重要性；其他县如果只是草率具备文书，难道不该为此羞愧吗？雷侯名颐发，出身科举。他来治理本县后，凡是前任政令中妨害百姓的，都彻底清理；兴办学校，培养士人，崇尚礼仪，激励风俗；修缮文庙，整饰官署；均平徭赋，统一度量衡；每逢旱灾祈祷求雨，总能得到应验。他可以记载的事很多，真是当今的良吏。《乐安县贡赋序》　萧仪 大江以西，古代的洪州是国家的重要藩镇。按照《禹贡》，这里属于扬州，田地等级为下下，赋税等级为下上。这就是古代所见的田赋情况。从三代直到今天，相距已有数千年。九州土地的等级虽然没有改变，九州赋税的收入恐怕已经有所增加。因为地图所显示的地域广狭、地势肥瘠，古今有一定的等级；百姓居住的稠密或稀疏、土地的荒芜或开垦，古今却没有固定的规制。所以土地等级没有改变，而赋税却增加了。洪州所辖府共有十三个，抚州是其中之一。抚州所辖县有五个，乐安县是其中之一。洪州的田地在九州中属于下下；抚州与洪州所辖之地相比，已经不是上等；乐安与洪州所辖之地相比，又更为低下。但它所缴纳的赋税，与其他县相比并不少。况且本县偏僻而地势阻隔，陆路不能通车，水路不能载船。它的赋税运入，比其他县尤其困难。然而办完事务的日期，却从不落在其他县之后。这大概是圣人的教化深入百姓，百姓懂得奉事上级的道理的缘故。县治南面一舍半的地方，有招携潭、车溪，丘氏居住在那里。他们宗族富裕而人丁繁盛，每年缴纳朝廷的赋税不少于一百余石，承担贡纳差役每年不少于三五人。他们改变行事方式来完成任务，总是不落在别人之后。族中俊彦伯荣，以及常悦甫，负责统领百家的差役，并准备把这一年的税赋贡纳给朝廷。他们缴纳的数额，又不只是一个宗族的，还兼管百家。可是他们催征赋税的办法，比起别人却较为宽缓；完成任务的结果，比起别人却更加提前。这不是有超过常人的才能，怎么能够做到呢？行期将到，祖父于是为他饯行，说道：“使百姓得到生养之功，是君上施惠于下民的方式；竭力缴纳贡赋，是百姓奉事君上的方式。这次出行不能耽搁。将会看到筹算声传遍，国库充足，国家用度有所依靠。这样，田地等级虽然没有改变，赋税收入却能够比古代增加。对上，必定足以使君相长寿；对下，也足以成为其他州的劝勉。多么美好啊！” 《谭节妇诗序》　罗伦 宋代谭节妇赵氏，是永新人，嫁给谭氏时二十七岁。元军南下，丞相文天祥发布檄文，命女婿彭震龙收复永新。降将刘槃诱使元兵攻陷城池，赵氏抱着婴儿藏在礼殿中。元兵攻入后将她抓住，想要污辱她。一个屠夫从房梁上窥见，听见她骂道：“贼人该死，我舅舅也死了，我婆婆也死了，我也要跟随舅舅、婆婆一起死！狗猪一样的东西，竟敢污辱我！”母子于是都被杀害，鲜血染入礼殿的砖中，砖面宛如显出妇人抱婴儿的形状；有人把砖磨削、烧煅后，这种形状反而更加明显。此前，元兵进入浙东，临海有个叫王贞的妇人，主将想纳她为妾。她咬破手指，用血在石头上写字，然后投崖而死；血迹渗入石中，天阴下雨时，坟状隆起，仿佛又回到刚写字的时候。唉！像这两位妇人，实在是上天特意使她们显异，要把人的最高节操昭示于万世。不到百年以后，红巾军侵犯禾川，省掾陈允中征召彭九万担任行军镇抚，他的妻子李氏亲自烧火做饭慰劳军队，多次参战。第二年，苗獠攻入城中，李氏及其儿子友谅、女儿秀英都被抓住，贼人拿刀威胁她们，问她们有什么要求，她们骂道：“我们只求一死，还能有什么要求！”贼人便接连把她们杀死。唉！永新不到百年，竟有两位烈妇出现，与文山、余豳公、耿光等人相互媲美，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译建文壬午年，北平军队起兵，永丰峒的百姓发生变乱。夏克绍的妻子黎氏，贼奴想使她屈服，她不屈，瞪眼说道：“我死以后，那个贼奴三天之内就会死。”三天后，贼奴果然战败而死。这还只是慷慨激烈的乱世离乱；如果身处太平时代，从容赴义，那就更加不容易了。我亲眼见过这样的人：丘咨畴的妻子熊氏，二十三岁，跟随丈夫而死；谭洪季的妻子张氏，二十五岁，跟随丈夫而死；丁达常的妻子聂氏，尚未出嫁，听说未婚夫死了，便跟随他而死，二十岁；吴恒鉴的妻子曾氏，丈夫死后随之而死，二十三岁；黄宣德的女儿，三十一岁，她的丈夫丘氏患病，便以自身代替丈夫去死。唉！由此看来，妇女守持节义而埋没在草野中的，哪里说得尽呢？难道一定要有所等待才会这样吗？因为她们心中有比活着更想要的东西，有比死亡更厌恶的东西，这种情感发自内心而不可解脱。做臣下、子女的，如果都不背叛君主和父亲，像这些妇人一样，那么国家灭亡的灾祸又怎么会发生呢？那些平日身居高官、享受厚禄、手握兵权和权衡大权，自我标榜声誉很高，有时别人把他比作妇人就勃然大怒的人，一旦发生变故却逃窜潜伏，忍受耻辱，抛弃家人和国家而不顾；看见这些妇人，难道不应羞愧至死吗？陈粹之君任江西按察事，巡按永新，感叹说：“节义，是天地鬼神都会扶助的，何况是人呢！” 于是把古今歌咏节义的诗篇合在一起，刻在祠堂的石碑上。县知县李某命我罗伦作序，于是我接连写下这些话，以使那些身为臣子却抛弃君主和父亲的人感到惭愧。唉！掌握世道人心的人，难道不也应当知道什么是首先应该办理的事情吗？《东征凯还序》　张升 正德己巳年发生饥荒，江西百姓四五十人结成一群，甚至达到千百人，强行打开富户的粮仓，公开拿出粮食，毫不顾忌；他们气焰嚣张，横行无忌，没有人敢抵挡，有关官府也无可奈何，其中抚州尤其严重。从此他们聚集在山林，长林市成为盗贼的巢穴，就在抚州城东。他们昼夜出动抢掠百姓的财产牲畜，发展到极点便绑架男女作为人质，索取钱财赎回，杀人如割草，血流成河。官府每次捕捉他们都失利，即使想尽办法招抚，他们也随招随叛，始终不得安宁。时间一久，凶恶声势更加炽盛，蔓延到其他境地的范围一天比一天扩大，诱骗胁迫的同党一天比一天多，占据的巢穴一天比一天远，这样已经持续四年了。皇上为此忧劳于宵衣旰食之间，于是任命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应城人陈公。陈公素来有才干声望和韬略，皇帝用玺书征召他，不等服满丧期，便从湖湘起身，前往总制江西军务，福建、广东、湖广、浙江都归他节制。陈公谨慎接受命令，不敢以私事推辞，立即请求使用广西土兵，大概因为他任广西巡抚时使用过这些兵并取得成效。当时猖狂的盗寇占据四处：广东有大防山，南昌有华林寨，饶州有姚源洞，抚州有东乡，东乡的长林市就是其中之一。长林市比其他地方更加严重，地势四通八达，没有阻隔屏障；北面逼近进贤，南面逼近金溪，东面逼近安仁，直到乐平，乐平又有姚源洞的贼寇盘踞。如果盗寇从任所出动，恐怕会与姚源洞的贼寇合势，制服他们就更加困难，所以攻讨长林市，按道理不能拖延。总制陈公把这件事放在首位，于本年春二月发布军令，率兵亲临抚州城，分兵为三路，形成犄角之势。三路军队交替推进，接连攻入，战报每天飞速传来，三四次交战都势如破竹。贼徒无处藏身，狼兵意志锐利、士气勇猛，坚固的营垒没有不能攻破的，险要之地没有不能平定的；不到一个月，贼寇巢穴全都空了，擒获、杀戮的贼寇多到以万计，真是百世罕见的奇功。军民安居，谁不叩头歌颂我公的盛德美名而不停止呢？旴江郡守赵州安应文经过我这里，高兴得手舞足蹈，说：“我们的旴江靠近抚州，先前听说群寇大肆行动，将要侵犯旴江，百姓都挑着担子站立等待逃难；不到百里，村庄全都空了，百姓逃避躲藏。我们这些守郡官员，早晚谋划，奔走巡察要害之处，防守备御，日夜忙得没有空闲。如今幸好盗寇尽除，百姓安定，战鼓不再响，这是谁的力量呢？使数万家安居，使千里之地远离烽火尘烟，是公的功劳，是公的恩德。”他抬头向东望去，想表达祝贺的诚意，请我写几句话来宣扬此事。我也为此击节赞叹，于是缀写数语，以略微彰显张公的伟大功绩。《武宁县志》序　杨廉 武宁县是南昌府所属的县，偏僻地处万山之中。几十年来，读书从事诗书的士人，有的没有心思出仕；士绅往来东西的也很少，以至于部使者往往隔一年才来一次。所以在今天的郡县中，武宁以山地县著称。更严重的是，有人不考察实际情况，只因名声而轻视它；重视现在而轻视古代，其根本原因在于典籍没有凭证。四明人冯公润卿来此掌管县政以来，因而访求旧志，但旧志已经荡然无存，只得到永乐年间草创的抄本。冯公读后了解到大概情况，便说：“永州的冉溪、阳山的区域，尚且能借文字记载而显扬；这个县若加以整理，应当不会落在那些壮美之地之后。”后来如果这部志书不能完成，那么前人的美好事迹就无法彰显，后来的撰作者又不努力，几乎会相互助长轻视和忽略，最终无法消除人们的议论。于是冯公派人前往丰城，让杨廉执笔办理。杨廉到了所谓抄本所在之处，询问父老传闻，参照旧家族谱，又拿豫章一统的各种图志来考证，精心研究了两个月，才得以完成。虽然对一家之言仍有惭愧，幸好终于把它传留下来。人们阅读它，就会知道本县的山川如此、人物如此、风俗如此、物产如此、户口如此、贡赋如此、疆域如此、古迹如此；这样一来，对于这个县，一定不会再轻视，而受到风气感召、奋发而起的人，也将不少。冯公看重并倡导此事的心意，大概差不多可以得到实现、得到回应了吧？不过，过去有人作《海赋》却不谈盐，我私下担心自己的草率疏漏不只是不谈盐而已，后来的君子还请加以订正。冯公名琦，出身贤良科。他治理县政，把风俗教化贯穿在法律之中，把精密用心寄托在文书簿册之外；至于陶冶人才，又希望使武宁成为邹鲁之地，这一举动就足以看出他的用心了。志书共八卷，卷首以地图冠之，其中大小体例，阅读者应当可以自行领会。

译《赠太守高君赴任九江序》九江郡位于匡庐山北面，西江的边界到此为止。郡中又设有卫，隶属于南京都督府；九江处在江汉上游，也隐然具有彼此联络的形势。对于近来议论的人，有的说不能没有意外的忧虑，这个地方应当修整武备，以防奸邪盗贼；有的说百姓的不安分，起因是饥寒忧愁叹息，如果只详细防范盗贼而略于抚恤百姓，并不是懂得根本的议论。两种说法难道不是各有见地吗？高君以严肃整饬的政绩，由南京刑部正郎升任九江太守，他对此地应当早已有成熟的打算。我曾往来湖口、彭泽之间，登高眺望大小孤山、上下石钟山的胜景，见当地居民多划着小船，在波涛汹涌之中出没，每天以捕鱼为业。询问所属县，处在荒山野水之中的，几乎占一半。其中的上等户，比其他郡的下下户还差；三年一次的大比中，士人能够登上荐书的，也比其他中等郡少，大多赶不上。所幸民俗还崇尚淳朴。由今天看来，那么重视农桑、兴办学校，难道不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务吗？天下的事情有缓有急，固然不能错过时机而自己懈怠，也不能早于时机而自相扰乱。您认为应当怎么办呢？刑部各司中，以广东司最为繁重难办，平常在其他司被称为能干的人，到这里往往就会损害声誉。您处理这些事务从容有序，志向和操守也更加受到士大夫的看重。那么，能够通权达变、使政令适合百姓的，除了您还能希望谁呢？文选司陈虞佐君以及诸位先生，都是您的同乡。他们嘱托我写文章来光耀您的行程，所以根据所听所见写下这些，姑且作为您延请访问贤士的一点参考。《送太守舒君赴任建昌序》　罗圯 建昌府处在抚州、信州、邵州、汀州、赣州的中间：减少了赣州的空旷，接近抚州的富饶；远离信州的交通要冲，邻近汀州的偏僻之地；与邵州一起，成为闽地、楚地的关防。综合各府情况来看，建昌号称安乐之区。南城县是府城附郭县，靠近抚州、信州，沿水路而行，商人很多。新城、南丰背靠邵州，广昌逼近赣州，与汀州以山岭为界，都是靠力气耕作的百姓。因此天下太平时，三县百姓不出疆界，就能依靠本地土地的收入养活自己，因而对南城人颇为自负。那些奔走在外的人，一旦发生事变，广昌先承受赣州、汀州盗寇的侵扰，南丰、新城其次；但盗寇的锋势也没有达到南城这样猛烈。然而登记乡兵让他们戍守，出行时携带资财，居家时又要供送物资，他们所受的祸害仍然同遭受盗寇一样。唯独汀州、漳州的瘴气扫荡边境而侵入，南城因为距离较远，能够把它冲散，所以瘴气给百姓造成的祸害比三县稍轻。三县中广昌尤其严重，又因彼此争逐奢侈、互相较劲逞强而多有争吵，甚至把告状闹到登闻鼓前也成了常事。假如有人鼓动那两个县的人这样做，那么户口就会一天天减少，那两个县也会跟着受到这种弊害。南城自古直到现在，幸好没有这些事。然而那里湮没的水井有百余口，灶有一千多座，迁徙了庙学，毁坏佛塔，铲平高处，填洼地修筑王宫。由此燕语充满道路，白天袒胸赤足、踢球嬉戏，傍晚脱衣出卖货物，夜间撬箱抢劫；如今这些事情都有了，其他县却没有参与其中。然而赋税增加、徭役加重，不出十年，也应当会同南城一起陷入困顿。既然如此，哪里还称得上富饶而偏僻呢？这与空旷和交通要冲之地又有什么不同呢？即使人人都经商，本来也没有什么补益；又何必一定要遭受盗寇和瘴气的毒害呢？像这样却还冒称“这是安乐之区”，果真安乐吗？唉！从今以后担任这里官吏的人，也很难做，何况做太守呢？在这种时候，如果一概认为太守应当承担一切，他所面对的祸患也很难有尽头。既然如此，各府急于求得贤能太守，有像建昌府这样急迫的吗？由此看来，即使舒君贤能，天子本来也不能吝惜不用他，他也不能推辞不来。或者我们这里“安乐之区”的名声，上天也还不忍心马上夺去吧？这大概是我私下把它当作庆幸之事，而刑曹的同僚们又为舒君这把利器将要在盘根错节的事务中试用而高兴。先在我们的地方试用，以我们这里的人充当役使和次序安排的对象，所以写下这篇序。《送都阃文君赴江西任职序》江西都指挥使司统辖四所、十一卫。以南昌命名的有两个，治理和防守南昌府的地方；以赣州命名的，治理赣州；以袁州命名的，治理袁州。各所以所在地命名的，也治理所在之地。凡是这些机构所在的地方，大多都是要害之地。赣州和南安背靠大庾岭，信丰、龙昌如犬牙般伸入南粤腹地。袁州、吉安是湖湘的侧翼，洞蛮正从安福的空隙张口侵噬，永新首先尝到它的锋芒。铅山是瓯闽的北门。抚州、建昌扼守江西西面门户，与赣州形成犄角。吴越以饶州、信州为唇齿；而江淮、湖汉水师必争的地方，就是南昌。由此推论，古代设立这些军卫，大抵都是为了防护百姓；一百几十年来，确实很有依赖，并不是徒然设置的。如今却不是这样了。春天在闽粤耕作的人，那时还被称为良民；秋天进入赣州、建昌，却忽然变成凶猛巨大的盗寇。临瑞一带连年有人在白天持刀飞驰到谯门，还说“我是某人，我是某人”；守臣却怀抱官印翻墙逃走，认为这是好计，又扬言要袭击抚按的营垒。近郊游荡的群盗四处出动，前来迎接犒劳的人家室空无一人，逃窜的人家房屋被焚烧。从前所谓保护百姓的军卫，究竟在哪里呢？难道时代已经与古代最初不同了吗？既然如此却还设置这些军卫，为什么呢？还是主帅尸位素餐，却在其中受到牵制吗？为什么不改换安置，务必寻得合适的人呢？国策既已确定，于是不吝惜尊贵显要的大臣，俯身顺从形势来整顿安抚。没有几个月，又任命文君大章为都指挥同知，前往履行职务，辅助那位所谓的主帅。文君是魁梧杰出的人，以武科举人的声名响亮，曾在京营任赞画，协助凉州左副将，守卫庄浪后进入京营；独自担当一面、折冲御敌，正是他的职责，也是舆论所公认的。只是为什么压抑他而让他到这里任职，难道我们的君主和宰相不知道他的才能吗？时势有缓有急，事情有常规有权变，派出宿将，是为了壮大民间防卫、应对时局。等盗寇消灭、百姓安宁，能够恢复古代最初的局面，那就是文君收拾行装的时候了。锦衣鲁侯景章与我都是江西人，为文君此行壮行，并希望他早日归来，因此以这些话向他告别，也把这作为约期。

译《平寇录》序 正德十二年秋，皇上命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守仁担任提督，召集官员、征集军队，在南安开设军门，用来剪除平定那些成为百姓祸害的盗寇。应召而来的人员中，都指挥佥事许清从都指挥使司到达，知府邢珣从赣州到达，唐淳从汀州到达，伍文定从吉安到达；季斆统理全军，军门指挥郏文如随之而来；指挥余恩从赣州到达；知县王天与从宁都到达；张戬从程乡到达；南康县丞舒富先前已经立有战功，也在选用之列；众人全都聚集在军旗下。军门审慎地把军队分为十道，每道一千名士卒，分为左右两翼。兵备副使分守各处并商议军务，以精兵护卫粮饷运输道路；游击跟随军门行动，推官危寿、指挥谢昶、冯廷瑞率领一千士卒殿后，保护中军。军门下令说：“只是因为天子不嫌弃我王守仁，使我与几位臣工共同承担这项大事。至于事情能否办成，国家有固定的法典，最终如果不能完成，便诛罚你们各自的部属，责任交给王守仁。”又说：“兵法讲，攻打坚固之处就会迟滞，乘敌人的弱点进攻就会神速。我估计桶冈距离遥远，左溪、横水地势逼迫，而且屡次失败；如果能乘其弱点，那么坚固的营垒也容易攻取了。”于是十月己酉日举行祃祭，率领中军向横水进发：许清、邢珣、王天与率右翼奔赴左溪；伍文定、唐淳、季斆、余恩、舒富率左翼奔赴横水；伍文定、张戬一边进军一边攻击，以阻止敌军奔逃冲击，约定与中军会合。甲寅日，中军逼近横水列阵，士卒攀援山路，如猿猴般登上绝险的山峰；半夜点火进攻，炮声在山林沟壑间轰鸣，震惊了敌军，士兵从四面包围逼迫。黎明时攻破五座营垒，于是攻下横水。各路乘胜又攻破二十三座营垒，于是攻下左溪。中军则关闭营门休整军队，等待各营到达。湖广巡抚院约定从犄角方向进攻桶冈，却没有响应。戊午日命令各路纵深推进，到己巳日共攻破十五座营垒，所有依附横水、左溪的地方都平定了。于是率兵笑着说：“桶冈不过五日即可攻下。”侦探琐匙龙进入利地。十一月癸亥日，命令十道军队一齐出发，冒雨快速登山；盗寇首领已经背靠绝壁、以水阻挡。邢珣率军混乱向前，张戬冲击其右侧，伍文定绕到侧面猛烈攻击，贼军稍稍退却。舒富、王天与迅速赶上接战，贼军逃跑；唐淳迎头攻击，贼军败退。甲戌日合兵大战，贼军于是大败；攻破十八座营垒，俘获大首领共八十六人。这样，积压百年而未受诛讨的盗寇便轰然土崩瓦解了。唉！皇帝深宫中的谋划，何等神妙啊！封疆大吏和群臣都非常高兴。他们搜集诗作编次成《平寇录》，用来向国家祝贺，向天下祝贺。来请我玘作序，我担心有辱皇帝在深夜阅读的目光，所以不敢隐讳其中的人名。于是列出孙氏、秦氏两位巡抚，副都御史侨屠氏，巡按御史璋杨氏，副使宏黄氏，以及按察佥事，又追溯到吏部。尚书华守仁是王守仁的父亲，借此进献给我们的君主，更加彰显世代臣子的功劳。

译《送赵君任南城县令序》我们县把居民按隅、关、乡、区来划分称呼。隅有四个关；每个乡再加上隅中的一个区，按隅来看就是四个隅，城也有四角。隅的外面是坊、关，称作郭。关的外面是厢，厢的外面是乡；乡以下是都，共有七十三都。都以下是里，共有二百四十五里，每里设里长。加上坊、厢的长官二十三人，共为二百六十八人，分别隶属于四个区。每区设三名区长，共为四十八名长官。二百六十八名长官都听命于这些区长，负责督收二万七千多的租税，扣除漕粮折色后，每年解送户部。茶、菌、牲畜等物品送到礼部，再转供光禄寺；皮革、弓箭、五金、丹砂水银等百般物资，供给工部，再转送其他部门。于是二百四十五名里长分摊输送饮食、祭祀、宾客、使者和军旅供应的费用，承担部使者迎送、车骑出行、藩国仪卫等差役；每年按时节迎候，也由二百六十八名长官承担，与四十八名区长无关。看起来似乎很轻松，但四十八家还要轮流承当这种差役，名称叫“佥”。所谓“佥”，就是众人推举的意思。因此有时过了几十年，近的也要过十年，才轮到与二百六十八家一起承担年度轮役。人们久而久之也就放弃了自己的产业；次等人家、破产人家往往皱眉呻吟、叹息哀怨，只庆幸能够暂时获释离去，认为获得了新生。二百六十八家十年才轮到一次，但轮到时仍然要负责输送；每每耽误期限，听说有的人的皮肤被鞭打得残破，有人的脖颈被绳索勒伤。唉！我还没有老朽时，难道没有见过那些争先取胜、以落后为耻、用来使长官高兴的人吗？他们难道不是我们县的百姓吗？如今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他们难道不也是我们县的百姓吗？只是官府征敛的日益增加，百姓的生计日益窘迫罢了。县官是从自己管辖的百姓那里接受赋役的，怎么能减少上面的增加呢？只能设法缓征罢了；怎么能使百姓的困窘宽松呢？只能让他们休息罢了。即便如此，若要让百姓得到休息，又不能不先缓征；但缓征有时会使县官自身遭到谴责。为了百姓而获罪受责，却不怨恨、不改变初衷，这不是君子不能做到。新任县令、太平人赵君，我知道他是君子。因此在他赴任时，特意把这些话告诉他。《瑞州府志》序　熊相 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用来记录言论、记载事情。如今郡县本来就是古代的国家，而史官制度废弃了。如果不编志书，及时辑录那些可以书写、可以记载的事情，将凭什么向天下和后世昭示呢？瑞州是江西的大郡，历代都有志书，到本朝却缺失了。一百五十年的事情茫然无从考察，难道是治理此地的人不知道这件事的重要吗？不是没有人能够承担，就是时机不成熟，本来就很艰难。英宗睿皇帝曾命儒臣编纂《大明一统志》，那部书是为天下而作，所以对各地只略记而不详述。假如对一个州、一个郡有疑问，难道能使人毫无遗憾吗？正德辛未年，任丘人邝公璠来任瑞州知府，正遇华林倡乱，过了一年才平定；又过一年，邝公对通判段公泰、张公易、宗节推汪公濬说：“现在正是编修瑞州志的时候，不能错过。”当时认为可以草创的门生，有人提出刘弘道、朱梦昌；认为可以讨论的本邑博士，有吴尉君淳；认为可以润色的乡大夫，有胡君镇、傅君朝。又问还有谁可以担任，便说到熊君相。熊相虽在家告病，但如果有心有眼，仍可以协助。邝公高兴地说：“事情可以办成了。”于是启发他们作文，搜集事实，又参照先前的志书。杨升云在序中说：“参考旧志，摘取新近见闻，并在卷首绘图，这是职方氏遗留下来的旨意；“把各类志书列在后面，这是班孟坚编史的家法。这些话说得对极了！我们的老师又参照《一统志》：贯通古今，于是有建置沿革表；考察方镇，于是有山川形胜；敦厚世道人心、崇尚风教，于是有风俗；以教化为根本，于是有学校书院；宫室用来居住，关隘用来稽查，桥梁用来渡水，祠庙用来祭祀，丘墓古迹用来收藏遗存、标识古迹，名宦人物用来树立风声、启发可供效法的榜样；下至寺观、仙人、僧道，也没有遗漏。这样的国制安排实在周详，我遵从它。其他如天文、地理、财赋、储备防务、官员品秩、选举、恩例、灾异祥瑞、遗闻、考辨异同、诗文著述之类，有的因旧志而更新，有的由简略推扩为详尽，全都对本郡有益，绝不是旁涉杂取来夸耀繁多。”唉！从至治年间直到正德年间，瑞州志的修纂只有这一次，何其稀少、疏远、寥落啊！或许也是命数如此吧？既然这样，主持和修辑此志的人，功劳就更加重大了。高安知县尹应君也出了力，一并把这些写下来，告知后来续修志书的人。《送吉安太守任君象之序》　费宏 同样是做太守，只是郡有大小、事务有繁简，治理的方法也各不相同。郡大而事务繁重的，通常很难治理；由于这个地方声望高，如果不是才干和声望都出众的人，就不能胜任。吉安统辖的县只有九个，地域周围二千里，在我们江西乡里算是大郡。志书称这里君子秀美而有文才，小人险恶而强悍；大体上民风士俗喜欢刚强逞气，以落后于人引为羞耻。士人从进入乡校学习开始，就已经能够高声议论政事得失。民间百姓对于法律条文和制度条例，大多知道诵习，了解轻重、出入等界限，即使老吏也有时不能欺骗他们。因此这里贤能而出仕的人，往往发表正直激切的言论，切中当世弊病，凭借孤忠直节而受到天下人的敬重。然而豪强宗族喜欢争斗、好胜逞强，彼此喧哗攻讦，宁愿破家荡产，也不肯退让。案件诉讼很多，公文往来繁杂，也是其他郡所没有的。它政务繁重而难以治理，由此可知。如今当道者近来把治理这里的职责交给任君象，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才干声望出众吗？任君曾入馆读秘书，以文学在馆阁中享有声誉；出任宪职后，几个月便能直言不讳，振兴衰颓的纲纪，排斥异端邪教，风采操守令人敬畏。虽然因此受到排斥，仍从未后悔沮丧。历任两县一州后，出任石阡太守，所到之处都以治理成绩闻名。他兼具儒术和吏治才能。

译所以任命下达的那天，吉安人士没有不因得到任君而互相祝贺的。侍读徐舜和君、侍御萧升荣君又来催促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文章。我有幸与任君同年考中进士，后来又跟随他在文墨之地任职；至于民政和吏治职责，我所了解的不到一二分。世人往往把我看作迂腐的儒生，那么现在拿什么来赠送给任君呢？我曾读《史记》和《汉书》的循吏传，私下认为司马迁、班固之所以把一些官吏称为循吏，是因为他们深深痛恨庸俗官吏只崇尚严酷，把严酷当作能干，却不知道德教、礼让可以教化百姓、改善风俗。我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汉代时，颍川的豪强号称难以治理，国家曾选用贤能的二千石赵广汉、黄霸，他们都做过颍川太守。赵广汉忧虑当地风俗中结党太多，于是构陷官吏百姓，命令他们互相告发攻讦，把一切都当作自己聪明能干；虽然奸党因此离散，赵广汉的威名传遍各地，但颍川的风俗于是充满仇怨。等到黄霸接任，他努力推行教化，然后才施行诛罚；因此百姓受到德行义理的鼓舞，发展到耕田的人互相让出田界，路不拾遗，案件有时八年没有重大罪犯在押，治理成绩成为天下第一。自汉代兴起以来谈论循吏，首推黄霸，而赵广汉却不在其中。这不就是所谓奉行职责、遵循事理，也可以达到良好治理吗？何必一定要依靠威严才能显示成效呢？如今的吉安郡，就像汉代的颍川。此前曾有人仿效赵广汉的做法，树立威名来谋求升进；然而最终在平息残暴、停止杀戮的治道上仍有惭愧，百姓也未必会有送别后的思念。像黄霸那样的人，我希望任君能够做到；任君本来就很擅长此道，不必谦让。圣明的君主在上，留心吏治，怎么知道凤凰、神爵不会再次出现在螺川境内呢？至于采集民众的歌诵，用来续写循吏的传记，本来就是徐舜和的职责，我也不能推辞。《修江先贤录》序 《修江先贤录》共八卷，所记人物从汉代到晋代、唐代、宋代、元代，一直到本朝，共六十九人，都是宁都出产的人才。把他们系于修江，是因为修江是宁都的名望所在。江水为什么以“修”为名？江水从宁都流入鄱湖，共有七百里，水流曲折而遥远，所以称为“修”。有人说：江水源头修洁，饮用这里水的人往往受到感染，因此贤人很多，值得记录。怎样才算贤人呢？所录人物中，最上等的是以忠孝著称的，其次是以功勋显赫的，再次是以文学闻名的，再次是以独特品行为人所称道的。大概编次中那些内闱妇女和异教人物，也各有值得节取之处，不忍心让他们湮没无闻于后世。是谁编录这些人物的呢？当今贤者、闽宪周公仪，正是修江的世族。是周公仪亲自编写这部录吗？他依据历代史书，搜集各家文集，以及郡志、家乘，甚至稗官野史和小说，没有不加以参照考核、互相订正的，大致上既广博又核实。既然已经记录下来，又为什么还要为他们作赞呢？因为感叹、赞赏、欣慕之情，有些话不说出来就不能自已，这本来就是史书的体例。记录人物是一回事，为什么又有正集、续集、附集、别集、外集的不同呢？为乡里编录，势必不能过于严格；为人物评定，又按道理不能过于泛滥。至于“别集”和“外集”的区别，也遵循史书的体例。异教之外的人尚且如此，又凭什么认为他们贤能呢？精通自己的技艺，就比同类贤能；比同类贤能，就不能不比乡里人贤能。古代那些贤者，难道也有意要把自己的事迹记录下来吗？人不是愚昧浅陋之人，谁甘心同草木一起归于腐朽？他们辛勤一生，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本来就是希望后世有所凭借。记录贤者的事迹，果真足以使乡里受到重视吗？段干木隐居而使西河声誉美好，李陵投降而使陇西蒙羞，可见地方若没有贤人，本身就不能因此获得美誉。既然本乡有贤人，那为什么从公仪开始记录呢？像公仪这样仕途得意而又好学的人，实在少有。然而，公仪为什么要记录他们呢？秉持人的常性而喜好德行，把它推广到天下；考论前代而以古人为友，难道只是从记录一乡贤者开始吗？我从前有所取法，因而能够效法；贤者又使我后来有所感发而奋起。他的志向远大，心地公正，并不只是追求博闻广识罢了。记录已经完备，赞语也已经写好，但我又为此反复申说，是因为记录虽由他人完成，若不说明我所理解的公仪之意，也许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了。

译《南征奏凯录》序 近几年岭南、岭北盗贼兴起，给百姓造成了严重祸患。巡抚大中丞阳明王公伯安奉皇帝命令，调集江西、湖广、广东三地的军队进行讨伐。宪副孝感杨公庭宜分管南赣，实际负责整饬军队以防备盗贼。当时他出入军中，效力尤其勤勉。丁丑年夏六月，他率南安守季侯斆等人进驻上犹，攻破禾沙等盗巢。秋八月，他率指挥冯翔等人进驻南安，解除围城之困。冬十一月，他又率赣州守邢侯珣等人进驻上犹以及南康、大庾，攻打横水、桶冈等寨。经过半年，境内才平定下来。第二年春正月，广东浰头等处的贼势蔓延未绝，他又率邢侯前往龙州剿灭，过了一个月才班师。按照防务奏报，当时宪副公所部捕杀的盗贼将近六千人，俘获人数也相当。皇帝记录他的功劳，增加一等俸禄，而褒奖提拔的恩典还在等待之中。凡是各郡各县负责防守而有才干的人，以及南北往来的贤士，都赞美军事已经办成、百姓生活得到安宁、险恶道路免于彼此警戒，往往撰写诗歌来祝贺宪副公。于是便有了《南征奏凯录》。宁都令王君天与又专门派人来，请我为它写序。凯歌起源于轩辕时代，周官中的太师用凯乐献于社庙。《春秋》记载城濮之战，晋军振作军威，唱着凯歌入城。解释者说，天地的怒气随着凯风消散，所以演奏凯乐取法于此。诗歌中，《出车》用来赞美南仲，《六月》用来赞美吉甫，《采芑》用来赞美方叔，《江汉》用来赞美召虎；周王讨伐叛乱、救济百姓的功绩，也由此得到彰显。这些大抵都是凯歌一类。后世有《朱鹭》《芳树》等曲，列入鼓吹乐，称为铙歌，也多叙述战争之事。至于《皇武》咏述于度，《方城》咏述愬，则又专门叙写他们的功劳，把它们比作《雅》诗。盗贼危害百姓，有国家的人不得已才出兵征讨。君臣上下，劳苦憔悴到了各种程度。事情尚未办成时，实在不能没有尸体载满车辆、鲜血横流的忧虑。一旦取得胜利归来，鼓声震响，车辆喧闹，发而为歌，也是感情无法自已的表现。大夫和士人于是用文章加以润色，来彰明一时的盛况，并上接凯奏遗留下来的声音。君子本来就会有所取法，谁会认为这是奢侈呢？宪副公气度、才干和见识宏大高远而又敏捷通达，并且志在顾全国家，急切体恤百姓，遇事不辞艰难，谋划必定考虑长远。他在福建时，曾经奏报武平之战的胜利。如今这次岭北战事，参与帷幄筹划并出奇制胜，功劳冠绝诸军。所以谈论此事的人一致赞美他。大的方面来说，诸县所征集的机动兵不能使用，于是便议定用所招募的打手补充，招募了万人。他们都是健壮善战的士兵。而且每月节省招募军费八千两，军队行动共六个月，所节省的招募银便有四万八千两。军粮则取自储存的粮食、赎刑所得以及盐课，共得到米三万石、银三万两。从开始办事直到撤兵，始终没有向官府借贷，也没有在民间摊派骚扰。这些都是用兵首先要办的事务，公都能处理得合宜，其他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凯旋难道是侥幸奏效的吗？王君出身甲科，有志于建立功业；他在治理军队的冲要地区时，同公一起办事，忧心劳苦。如今看见功业成就，当然非常高兴，想为公宣扬。我一向承蒙公的知遇，也很愿意助成这份喜悦，于是不推辞而写下这篇序。《铅山县志》序　费寀 我哥哥鹅湖先生初次登第，任职于中秘书，考求各地旧事，间或得到乡邑遗留下来的文章，例如《群贤堂赞》，是楳埜徐先生亲手所作，其中记载各位贤人的事迹非常详细，于是抄录下来给我的子弟看。我私下感叹道：楳埜是乡里人，群贤堂是乡里的制度，乡里所记的东西不能保存，反而保存于秘籍之中，那么秘籍所未收录的遗文，已经更多了。又曾游览章巖，观看磨厓遗爱碑，想到前任县令离任五十年后，人们仍记得他的惠政，便把它记录下来；所谓“识”，就是记录他的姓名。能够使人在离任五十年后仍然感怀思念，这个人的贤能便可知了。记录遗爱却不自行留下姓名，本来就不是为了求取什么。可是那位县令的名字如今已经无人听闻，如果不是借此碑保存下来，他的名声和实际功绩就会泯灭了。唉，假使县志没有缺漏，难道会在这里遗失这种事迹吗？由此可知，县志是不可没有的。我从稍微懂事以来，就访求本县县志，不怕花钱购买。有的人说，过去本来有而如今已经亡佚了，我也来不及看见。询问旧家族，收藏它的人已经没有了；询问故老，见过它的人也没有了。铅山县建县始于唐代，历史不能说不久远，至于更早的事情姑且还没有时间论述。自从进入我朝以来，到现在已经一百六十年了；其间即使荆棘丛生、銮驾停滞，百里之内贤才久困，也代代有贤能官员，难道没有人见到过这些情况吗？然而最终竟然没有希望，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难道是因为郡志已经存在，所以县志便被认为可以略去吗？还是认为这是不急迫的事务，因而没有急切办理？或者将要调任、召用来得太快，来不及早作筹划？我认为，家族有大宗、小宗，记录近世以承接远世；近世亲近的人尤其重要。因此，总志好比始祖，省志、郡志好比别子和继别之宗，县志则好比继祢之宗。所以省志、郡志贵在简略，不简略就不足以统摄远方；县志贵在详细，不详细就不足以包罗细节。倚仗简略而忽视详细，恐怕是不对的。况且今天的县志，难道不是古代的史书吗？有一个国家，就必定有一国之史；铅山县方圆五十里，属于子男之国的范围，史书本来就不能缺少。县志不建立，事情就无从观察；使显明的事迹得到阐发、幽隐的事迹得到揭示的教化就会衰微，彰善惩恶的权力也会减轻。这样一来，乡里的评论不足以劝善，美好风俗日益衰薄；善政无从考核，取舍便会昏昧；风气败坏、政事失常，本来就是由此造成的，甚至有人已经受到其害却还不知道。既然如此，难道能说修志不是急务吗？嘉靖癸未年秋，姑苏朱侯于磐来任铅山县令。过了一年，奸邪被屏除，弊病被革除，政事通达，人心和睦，百废俱兴，于是开始办理修志之事。

译可是我当时正在白壁之室中，身负滔天之罪，哀号至于濒死，只剩奄奄一息，哪里还能等到这件事呢？但朱侯诚意恳切，实在无法推辞；这也是我早年的志愿，愿意借朱侯之力来完成。事情办完后，母亲坟墓服丧期已到祥禫之时，我才勉强擦泪到馆舍中，编纂成书。始于甲申年冬十一月，第二年春正月告成。所用材料，取自各类县志旧有的记载、前任邑博金君璿私人抄录的遗文、庠生张君干泽考证的成果，以及所有古刹、邮亭、断碑、残碣、穷厓、荒墓、骚人遗迹、名人踪迹；并参照经传所载，只要事理相符，便汇集采录而不遗漏，务求广博而详细、精审而核实，以期后世能够相信。不过擅自妄作的罪责，我当然无法逃避。朱侯名鸿渐，字于磐，别号云溪子，年少时便有俊才，尤其精通史学。登第后，奉命在南畿纂修《武庙实录》，具有古代直笔史官的风格。这部书中，有许多内容是他裁断取舍的。《安福三刻县总》序　邹守益 《周礼》说，司民向王献上民数。王拜受之后，把它收藏在天府。天府是最严密的地方，王是最尊贵的人，却把版图看得如同天球、河图一样敬重。啊，这其中的意义精微极了！民户积累成为甲，甲积累成为图，图积累成为都，都积累成为县，县积累而成为万邦。万邦的根基，必定开始于每一户百姓。因此王政的关键，在于重视百姓，并把考察落实到县一级。污吏奸胥必然轻慢版籍，借奸豪强者任意虚报诡诈，使贫弱者遭受额外征敛，奸邪之心竞相滋长，虚伪的端绪交相发生，神出鬼没而无法追究。因此洪水般的灾害日益呼号，盗乱日益繁多，而佩带牛犊之饰的人也日益肆意妄为。拿这种情形还说要倡导九州牧守、使万民富足，就好比筑九层高台却毁坏了它的根基。安福县《刻县总》从松溪程侯文德开始，依据丈量田地的册籍，提取其中要点，以周全民数、核实赋税、均平差役。奸豪无从觊觎，贫弱无所忧苦，胥吏也无从摇弄，这大概就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吧？嘉靖壬辰年，景山李侯一瀚遇到编造黄册之事，恭敬地以松溪为法，又刻印此书，按户发给百姓。县中父老子弟受到恩泽，无不庆幸安心，再没有后患。壬子年，交川汤侯宾脱去布衣出仕，主持县政，广泛咨询旧事，选拔能干的人组成机构，发誓竭尽精神来革除弊端，斟酌粮额以均平甲役，恭敬地以景山为法，并嘱托县丞刘鳌每日督促完成。近来承受召命，便急忙把它刻印出来，并告诉我说：“版籍中的真实和虚伪，南北情形不同，众人的言论又使它更加混乱。即使日夜从事此事，心中仍然感慨不已。等到核查新册、督促赋税，清清楚楚地没有一升一合的差错，然后才相信过去的政绩确实足以称为忠诚，而诸位的劳苦也算有了结果。”他希望我写几句话，告知后来的君子。我拜手说道：“这部《总》已经三次刊刻了，这难道是世道变迁、风气转移的可庆之事吗？百姓有恒常的心，天有恒常亲近的人，王政有恒常的法则。太阳西斜时众人都和乐，便是父母官亲近百姓；若率领百姓割取夏邑，何时才会有安宁？所以婴儿般的百姓得到保全，众位官吏也都会亲近他们。否则，忧患就会从百姓的聪明耳目中产生，明察和威严也会从百姓中显现。因此，官员若安靖恭敬地听取民情，神灵就会赐福；否则，灾祸便会降临。以松溪、景山二侯为例，若考察他们的政绩，就会有刻文讥刺他们、联名诋毁他们；而如果百姓口碑流传道路，皇帝便会连续三次赐予嘉奖。由今天推知后世，即使百世之后也可以知道结果。”后来的君子，应以交川为法，体察诚信而通达顺理，以迎接并延续上天赋予百姓的生命。这样，我县的庆幸将无穷无尽，诸位君子的美善也将无穷无尽。汤侯入朝后辅佐司徒之职，主管版籍；程侯掌握国政大权，李侯掌管谏诤之责，他们都精心实践《周礼》，辅佐皇帝确立中正之道，执守古代原则，驾驭当今法纪，希望同万邦百姓一起庆贺。古人不是说过吗：“通达于上下，敬慎吧，有土地的人。” 《安福丛录》序 秋渠张子崧认为县志缺乏考证，于是撰写《安福丛录》，考察过去的乘传记录，搜集传记，广泛询问山民和故老，共二十二卷，分二十八个门目，以县志记载疆域结尾；对于杂记遗事，以及赋役、粮额、水陆交通、军事防务等，又反复三次加以申说。唉，他的志向和勤劳真是深了。从前我曾与同道刘子肇衮、王生铸等人商议，各自记录所听所见，无论大小都汇集起来，再共同考证、精心选择，编入书册。譬如水陆所产的珍物，四方都汇集而来，然后分别品级，升入铏、瓒、簠等器皿，盛放腌菜和酒，作为祭祀之用；柴薪低微的用作埋葬，大的沉物用作祭牲，小的牵取来作脯肉肥肉，没有一种味道遗漏，也没有越级升用。若只聚集而不广泛搜罗，就会有隐没善事的问题；若有所选择却不精审，也会有诬枉善人的问题。众人都赞同此事，却没有能够完成，秋渠先生凭一人之力成就了它。他是否广博而无遗漏、精审而不浮泛，我不敢断定。然而前后周转十五年，几次改稿才最终完成，其中艰难可想而知。松溪程侯曾经把修志之事托付给我，我说：“我愿意做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只是人物一门难以处理。”蔡生勣修撰《泰兴志》，曾对朱思斋说：“士大夫平日不肯争相编修上呈志书中的事务，到了修志时却人人争着把材料上呈，以迎合私人的好恶，这就辜负了贤能牧守的委托；坚持公正评论，就会违逆群臣的欲望；一味调停折中，就会失去执笔者的正直。” 松溪笑着说：“这部志书，我应当亲自承担。”不到十天他便升迁了，于是一直拖到现在。假如这部录早些完成，补足其简略之处，核实其中真实内容，辨明疑似之事，岂不是可以事半功倍吗？秋渠先生和他的弟弟贡士岩在学校中声名相继，众人都希望他们显达荣贵，以继承祖先和父亲的美德；但他们最终没有遇到机会，于是收敛全部智慧、竭尽全力寄托自己的积累，如今已经年近古稀。他担心自己的道术谋划不能实现，便捐出钱财使此书长久流传，希望贤能的牧守以此典籍制定政令，贤良之士循着目标以倡导风俗；使教化传播、风气转移，最终完成伟大事业，并把横征暴敛、强夺寡弱、胁迫贫弱这些长期弊病彻底洗除。这样一来，他所希望做的事，不必等到亲自出仕才能感到快意，这就是张先生的志向。读到这部录的人，希望也能对此有所感触。

译《安福重刻厘弊军册》序 我们郡的《厘弊军册》，由龙矶陈副守刊刻。联泉孙柱史宣扬圣天子嘉靖年间的仁政，以此使江右得到福泽。凡是已经绝军、免除勾摄的人有数万，吉安府共有三千七百九十九户。我急忙为它写首篇序言，使这份恩惠永久流传。剖析善恶，考察利弊，希望把弊端彻底清除。这样一来，正如丈量田地、核实数额而没有虚报粮额，绝军免勾而没有虚妄丁口。众胥吏大概可以停止渔猎，百姓也可以脱离被鱼肉的处境了吧？后来龙矶因调任离去，便下令各县刊刻此册。但各县有贤能的，也有愚昧的，废置兴举并不一致。安福县丞被奸胥隐瞒了四十多户。我多次向主管官署请求，却郁结无由申明。嘉靖戊午年，元冈童侯凭借刚正明察来到任上，过了一年，我偶然谈起这件事，童侯召集众胥吏，以利害威慑他们，不到一个早晨便找到了旧册。于是急忙上报，并商议重刻。上司把列郡的重大事务交给他办理，他经历寒暑而无暇归来，童侯也因此病倒。我赶去探望他的病情，并催促他说：“您不到一个早晨就清理了数年积弊，请不要吝惜十天半月，为后世留下可思念的功德。”古人说有阴德的人，鬼神会暗中报答。童侯从此病便痊愈了。后来果然如此，于是把它刊刻在梓里，颁发一册之后才入朝觐见。往年丈量田地时，多余粮额有一百多石，原本准备分给贫瘠土地和困苦孤寡之人，使他们受到恩泽。成案可以覆核，奸邪之人却垂涎其利，于是纠集起来倚仗官府势力，群分这些粮额，这同隐匿奸弊有什么不同？假使有童侯这样的人来整治，不到一个早晨就能定下来。唉，疾病无论轻重，都取决于良医；棋局无论安危，都取决于妙手。天下的弊病，难道只有虚粮、妄丁才可以整治吗？所有君子，都应安靖恭敬地守住自己的职位；有人才，政事才能兴举，才能上达下通。《抚州府志》后序　徐良傅 地方志是史书的一支流派。自汉代以来，撰史的人大多具有宏大博辨的才干、卓异超群的见识；他们怀抱才能，却不能在当时充分表现出来，于是把精华泄露在史书中。因此，他们的文辞奇伟雄深，充满悲愤和纵横跌宕之气，好像荆轲和高渐离在市中击筑，边走边歌，彼此应答，嬉笑怒骂，淋漓尽致而颠倒纵横，只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这难道是有意求取世人的赞誉或毁谤，想借此讨好世俗的耳目吗？后来史学逐渐衰落，但仍能连缀搜集事类，网罗过去听闻的事情，按照深浅高下著录下来，以便传信于后世。再后来就衰败得令人难以观览了。唉，史书岂是容易谈论的吗？我的才干和见识远不如古人，连替他们效劳都做不到。自从被废黜放逐以来，我正同几个弟子在乡社讲学，学习撰写科举用的对偶文章，目光狭小而拘谨，墨守绳墨，尺寸也不敢逾越；空闲时便颓唐放纵，妄想着古人沐浴之后咏歌而归的风致，或许还能寻见。每当读史书，看到那些奇伟雄深、悲愤纵横的文辞，知道自己决不能写成，随即把它们搁置一旁；这是我自我约束得最熟练的方式。郡守大人却误听他人之言，嘱托我编纂此书。我刚听到命令，便缩足惭惧，不敢承接；但最终不能彻底推辞，有三个原因：本郡过去有荀伯子的《临川记》和淳熙年间的《志》，虽然如今无法考见，而家太守坤翁所撰《景定志》，从头到尾以及图经都保存着，数千百年上下的文献，打开书便一目了然，没有采摘缀辑的困难，这是第一个原因。郡守暾江公以下，以及野桥君、笔峰君、晴冈君、履斋君和六县县令，都能恭敬协力，努力推行教化，心意勤恳，可以说是一时的盛况；他们的厚意不可虚妄辜负，这是第二个原因。明水先生是乡里的前辈长者，讲习古人的学问，好恶端正，取舍严格，而协助他的人又都是南宫中的俊才、学校中的优秀人才，本来可以不费劳力便完成，这是第三个原因。从前韩愈记叙滕王阁时，说文章排列在三王之后，因而有所荣耀；这正是把传世之事托付给文章。所谓荣耀，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不自量力写下这篇序，也借此记录我的惭愧。《贺郡侯暾江杨公平寇奖异序》杨载鸣 如今世人评论人才，我已经听说过了。有的人自许胸襟宏阔，瞪大眼睛谈论当世事务；谈论山川险要、河流形势的谋略，谈论机变、器械和攻守；谈论险要关塞和侦察候望的形势，气势如风扬起、河水决堤。即使张良、陈平听了也绰绰有余，他们纵论辩说，击剑击掌，充满在万里之外建立功名的气概。这就是世人所谓的军旅人才。有的人委曲周旋以涵养高位，谨慎细密以保全操守；耳目所看重的，是米盐钱谷等琐碎近事；才能所达到的，是文书簿册和期限考核的专长。总的说来，他们精干而纯厚，循理而宽裕，常常能够取得成效，足以成为世人的表率。这就是世人所谓的牧守人才。若按这两种说法来讲，治理军旅就要交给奇异之人，而把牧守之职看得又何其琐屑呢？古代文治与武功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作用也相互并行。一个人的才干无所不通，然后才称为成材；任用他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不能奏效的。因此说，有文事的人必定有武备，并且自信临战必能取胜。圣人的学问，兼备达到这种程度。西汉时期还接近古道。张敞、黄霸、龚遂等人，都以善于治理百姓而著名；而他们所任职处治理盗贼的考核成绩，常常在当时名列前茅。太守有时称为郡将，大概因为兼管武事，凡属职权范围内的事情都可以过问并诛杀处置，以求全境安定。禁止约束盗贼并加以教化引导，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的方法。世道教化放失之后，士人讲求经世之学，却不能旁通贯穿、周遍完备，于是开始把文治和武功分成两家。天下有紧急情况，就任用世人曾经目拟为军旅人才的人去应对，往往名实不相符。担任牧守的人也认为，世人所责望于自己的事情已经做完；遇到士卒和危急情况，便推说这不是自己的职务。因此，遇到缓急之事，双方都很少可以依靠，这是评论人才者的过错。近几年闽、粤流寇突然侵犯吉安所属境域，百姓深受其苦，皇帝震怒，下诏有关部门更换郡县长吏，并慎重选择人选代任。于是充国杨公以驾部郎中的身份来守吉安。杨公先前由御史降任地方官，后来起用为南兵部郎；适逢有岛夷警报，大司马认为他在东粤考察训练军队有风采和谋略，便请求他来协助自己。这次出任，实际上是让一个具备军旅才能的人承担牧守职务。杨公立志消灭贼寇、建立功勋，入境便擒获盐贩和盗贼的首领党羽数十人，又把长期作恶的盗匪及其党羽登记在册。随后登记各县士兵，选取其中强壮勇敢的，招募善于引弓、拔距的豪杰组成队伍，率领并训练他们冲击、决刺的方法，每天训练一都，并把赏罚作为长期制度，使全军奋勇请战。杨公侦知泰和县有盗匪聚集，便授予计策，让邻县官吏各自捕捉一人；其中最严重的，他亲自奔驰前往。

译他把这些人捉拿归案。到了岁旦，他偃旗息鼓，出其不意地袭击盗贼。盗贼听说杨公到来，都退避逃散而就擒；等到俘虏和被割下首级带进城中，百姓才知道车骑已经出动。杨公对于武事，亲自承担劳苦，有些事情是巡逻和随从人员所不能做到的，并且以忧劳勤勉的神色表现出来；遇到艰难之处，有些事情是专门统军的将领也不敢做的，而他却以深沉缜密的谋略作为根本。过了不久，探丸盗窃、椎杀抢劫的奸徒，以及穿赭色衣服、以盗匪首领自居的一类人，十之八九被铲除，境内因此安定。征南之战中，又擒获逃逸盗贼六十人，功劳尤其显著。其他政事治理严肃而周全，也都灿然可述。像杨公这样的才干，用于军旅便笃实有效，而不是徒有谈辩的虚名；用于牧守便通晓治道，而不是只有文书簿册的专长。可以说他的才能兼备，足以承担重大事务。我正写这篇文章来论述杨公的美德，而中丞胡公认为杨公可以作为各郡的表率，恰好檄文送到。过去龚遂平定渤海盗贼后，又整顿百姓的约束，选吏劝农，郡中大治；皇帝下诏征召他，并询问治理情况，他回答时却如议曹王生所说。龚遂归于德美，皇帝当时喜欢他谦让；皇帝正注意那些奇伟卓绝的人才，准备破格任用，而杨公不久政绩就会完成，也将被召用。杨公应当详细陈述治理盗贼、安定百姓的方法，以慰藉皇帝忧念百姓的深意，不应像龚遂那样接受王生的话而不说，免得有自我陈列之嫌。这样或许能使儒者兼具多种才能的功效稍稍显明于世，也不必完全按照旧有的说法。泰和县令邢君德公因为勤劳，率先称说此事来表示庆贺，于是我按次序写成这篇文章。《防院抚属四省图说》序　丁▯嗣 少司马李公督理防务十二年，听不到战鼓声，也没有人探取赤白丸，四郊安宁。他把所属四省的图册拿出来，给我看。嗣我按图仔细观看，再三诵读其中的说明并详细推究，便笑着说：“这是这位公以治理吴地的方法治理吴地，以治理楚地的方法治理楚地，以治理闽粤的方法治理闽粤；既然已经补救破衣，也就是为天子永远解除东南疆场的忧虑了。”大概自秦朝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历代设置侯、守；汉朝收集图籍，完全掌握天下险要关塞、户口多少以及强弱之处，从而统一天下，规模宏远，所由来已久。后来山河分裂，臂膀和手指不能相互指使。明朝兴起后，把防务错综安排在数省，开设雄镇，安置重臣统领。只是各地相距遥远，形势便不同；习俗迥异，防务也有差别。如果不从山川根本出发，推究民谣风俗，想让后人统一规划、遵守同一道理，又从何做起？吴、楚、闽、粤之间，赣地是一个大的防务都会。设置巡抚加以控制统摄，始于弘治甲寅年。中间偶有革除制度而僭号称王的人蜂起，四方藩地岩石陡峭、草木丛密，山洞与林箐交错罗列，夷族和狡猾百姓杂居其中，出没奔窜、咆哮逞强，正是形势所造成的。上下百几十年间，像金、周、吴、虞诸公，几次拿着竹竿捕获贼寇，过去的文书可以查考；至于亲自披荆斩棘而使百姓重新从事耕作，甚至开凿道路百条、夺取土地千都，功劳有谁比得上文成公？然而小股盗寇不时发生，没过几年岑猛又在广岭叛乱，使岭南大为困苦；等到李公再次出任而将其抚平，这才知道临时拿起破斧缺斧，不如事先筹划、预作准备。李公奉命执掌兵权以来，整治保靖十多年如同一日；这是文成公以前从未有过的功绩，功勋实在辉煌。李公又思考说：“我应当从这件事吸取教训，以防后患。”于是四省各郡各县都有图，图下各有说明：“某处关隘是什么作用？用来抵御冲击。某处关隘是什么作用？用来阻止盗寇进入。某处关隘是什么作用？用来扼守险要。”二千里以内的郡县，广度多少、长度多少，全都清清楚楚。各县是交通要冲还是偏僻之地，土地肥沃还是贫瘠，没有不列出的；风俗善良还是粗野，百姓强悍还是驯顺，没有不考察的；探兵、营兵、乡兵、邑兵各有多少，没有不详细记录的；常平仓等各类储备，各自积存粮食多少，没有不计算的。“怎样才能使吉安防区安宁？怎样才能使汀州、漳州安宁？怎样才能巩固郴、桂、绥、潮、惠，并防御雄州、韶州？”没有不委曲详尽地说明的。又说：“你们大小文武将吏、各位百官和主管官员，都应当辅佐我安定局势；你们有功还是无功，也各自会受到奖惩。”他身处四面悬绝、扼塞要害之地，却制定了百年守护门户的规划。又说：“按照我的说明去做就会安定；否则，暗中消除祸患、突然发动袭击、永久安定藩篱的办法，就只能自己去承受辛苦和刺痛。”吴、楚、闽、粤交界之地，受到庇护安宁难道会有尽头吗？李公长期操劳于疆防事务！如今天下名义上处于太平无事的状态，但有见识的人时时怀抱不可预测的忧虑。一旦借助李公左右股肱之臣的力量，考察天下险要关塞、户口多少和强弱的数目，绘制安定天下、保全大明盛业的图策，使天下六合之内的百姓都得到利益和依赖，那么后来的人等于永远受到李公庇护，而不只是某一个地方受益了！谨在简册开头写下这篇序。《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七 《史部，地理类，都会议县之属，〈江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