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卷十二考证

译东边派使者与马腾、韩遂等人联合讲和，马腾等人暗中答应了。钟繇派傅干劝说马腾：“古人说过：顺应正道的昌盛，违背道德的灭亡。曹公奉天子之命诛讨暴乱，法令严明，国家安定；上下同心，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以说是顺道。袁氏违背王命，驱使胡虏侵凌中原，表面宽厚却多疑，号称仁爱却没有防备；兵力虽强，实际上已经失去天下人的人心，可以说是逆德。如今将军既然侍奉有道之人，却不尽力，暗中怀有两面打算，想坐看成败。我担心成败一旦确定，曹公奉诏责问罪过，将军就会先被诛杀。于是马腾害怕了。傅干说：智者能把祸患转为福祉。如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独自控制河东；曹公即使有万全之计，也不能使河东不陷于危险。将军如果确实能领兵讨伐郭援，从内外夹击，势必可以取胜。这样将军一举便能折断袁氏的一条臂膀，解除一方的危急，曹公一定会重重感念将军，将军的功名即使用竹帛也记载不尽。只请将军慎重选择。”马腾说：“我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于是派儿子马超率精兵一万多人，又和马遂等人的军队一起，与钟繇会合攻打郭援等人，大败他们，斩杀郭援，使南匈奴单于投降。事见《既传》。后来河东的卫固作乱，与张晟、张琰以及高干等人一同成为寇贼，钟繇又率诸将讨伐并击破了他们。《魏略》说：诏令征召河东太守王邑。王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内心不愿被征召，官吏百姓也留恋王邑。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人分别到钟繇那里请求留下王邑，但诏书已经任命杜畿为太守。杜畿已经进入郡界，钟繇不听范先等人的催促，要求王邑交出符节。王邑佩带印绶，径直从黄河北岸到许都自行归还。钟繇当时驻治洛阳，自认为威严禁令失当，没有履行督察部门的法令，于是上书弹劾自己说：“臣先前上奏，故镇北将军、兼领河东太守、安阳亭侯王邑，巧于辩解，治理官府时触犯法令，理应推问查核，检验其奸诈。臣奉到诏书，应当按照所检举的罪状处理；因其主动归罪，所以特加宽赦。臣又上奏说，官吏百姓无论大小都心怀观望，认为王邑将回来拒绝新太守杜畿；如今他们却都反悔，共同迎接杜畿赴任。臣谨按文书，臣因空虚无能而承受恩命，被破格擢用，入朝充任近侍，兼掌机要，惭愧地承受重任，总领一方，既没有德政来惠及百姓，又没有威刑来纠察不敬者，以致王邑违犯诏书，郡掾卫固欺骗逼迫官民，诉讼之言在道路上交相传递，逐渐失去礼法，不能辅成王命。如今他们虽然已经反悔，但丑声流传在外，过错都由臣威刑不能约束所致。臣又久病，前后历年，精力日益衰弱，尸位素餐而享受重禄，荒废职守。罪状既明，依法应治。谨按侍中……” 守司隶校尉、东武亭侯钟繇，幸蒙恩宠，以斗筲般的才识仍被破格提拔，显贵地任职于近密之处，奉命督率军队。他明知诏书，深恨地方长吏政教宽弱、检束下属没有刑法，长期患病，事务积滞，各项职务荒废，法令失去约束。王邑虽违反法令，理应依法绳治；法令既已公布，钟繇却弹劾失当，竟使王邑远赴朝廷，毁损使命，挫伤国家的羽翼；又使卫固欺骗逼迫官民，拒绝杜畿达数月之久。如今他们虽然反悔，但违背顺道、失去正理，天下都传为凶恶，罪责全在钟繇威刑昏弱。钟繇又长期患病，不能胜任职务，这不是大臣所应做的事。钟繇轻慢法度，不畏诏令，不能与国家同心，作为臣子不忠；没有所畏惧，大为不敬；又不奉行诏书，接受诏令而不谨慎；还因耳目聪明被蒙蔽，受到下属欺骗，软弱而不能胜任职务。这几项罪状，谨以此弹劾臣自己，请依法征召到廷尉治罪，令大鸿胪削除爵位和封地。臣长期患重病，到了盛夏病势更加严重，生命危在旦夕，不能任职，便擅自把文书交给功曹从事马适议，摘下冠帽，赤足伏地，等待诛罪。诏令不许。”自从天子向西迁到洛阳，百姓耗尽，钟繇迁徙关中百姓，又招纳逃亡叛乱者来充实那里。几年之间，民户逐渐充实。太祖征讨关中，得以把那里作为军需资助。上表任命钟繇为前军师。魏国建立之初，任大理，后升任相国。文帝在东宫时，赐给钟繇五熟釜，并为它作铭文：“啊，光明盛大的魏国，成为汉朝的藩辅。它的相国只有钟繇，实在是心腹股肱。早晚恭敬勤勉，没有片刻安处。百官都整齐有序，以此为法度规矩。”《魏略》说：钟繇任相国时，文帝依照五熟釜的形制铸造此釜。釜铸成后，太子写信给钟繇说：“从前有黄帝的三鼎、周朝的九鼎，都是以一体调和一味，哪里比得上这个能同时调和五味、应时而芳香的釜？鼎用来烹调食物，以祭祀上帝、供养圣贤，彰明德行、祈求福佑，没有什么比它更美。因此，不是大人不能制造它，不是这种器物不能承载盛德。如今这只嘉釜，超过了上述美好。周代的尸臣、宋国的考父、卫国的孔悝、晋国的魏颗，这四位臣子都因功德把名字刻在钟鼎上。如今执事您敬慎地辅佐大魏，使圣明教化隆盛，堂堂盛德，在此最为显著，实在应当由太常铭刻，也应当刻在礼器上。因此作此铭文，刻在釜口，希望能够赞扬宏大的美德，使其流传不朽。”臣裴松之按：《汉书·郊祀志》说，汉孝宣帝时，美阳得到一只鼎，京兆尹张敞上奏议论说：考察鼎上刻文，写道：“王命尸臣，任官于栒邑。尸，是主管事务的臣；栒音同‘荀’，是豳地。赐给你鸾旗、黼黻、雕戈。尸臣拜首稽首说：敢于答谢并宣扬天子伟大而光明的美好命令……” “这大概就是周代褒奖赐予大臣的方式，大臣及其子孙把先人的功劳刻成铭文，收藏在宫庙中。考父的铭文见于《左氏传》，孔悝的铭文见于《礼记》，事情已经很明显，所以不再记载。《国语》说：从前在攻克潞国的战役中，秦国来图谋败坏晋国的功劳，魏颗亲自追击秦军，在辅氏亲手擒住杜回，把这件事刻在景钟上，直到今天仍未被遗忘；他的子孙不可以不兴盛。”这就是太子所说的四篇铭文。《魏略》说：后来太祖征讨汉中，太子在孟津听说钟繇有一枚玉玦，想要得到它，却难以直接开口，便秘密派临菑侯曹植托人劝说钟繇。钟繇立即把玉玦送来。太子写信给钟繇说：“玉用来比拟君子的德行，君子看见它的美好，诗人也曾赞美它。晋国的垂棘之璧、鲁国的璵璠、宋国的结绿、楚国的和氏璞玉，价值超过万金，贵重足以相当于都城；它们的事迹流传于过去，声名流传到将来。因此垂棘之璧出于晋国，使虞、虢两国被灭；和氏璧进入秦国，相如以气节抗争。我私下见到玉书称赞美玉：白得像切开的脂肪，黑得如纯漆，红得像鸡冠，黄得像蒸熟的栗子。我虽听说过这些话，却没有见过实物。我的德行虽不及君子，道义也比不上诗人，但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私下十分仰慕。可是四种宝玉都遥远难得，秦汉以来没有听说有可与之相匹的，所以多年寻求而未能遇到真正的美玉，私愿不能实现，如饥似渴的心愿未能满足。近来听南阳宗惠叔称说，君侯从前有一枚美玉玦，听说后我又惊又喜，笑与拍手同时发生。本来应当亲自写信，又怕传话不确，所以令舍弟子建通过荀仲茂转达我的鄙意。您竟没有忽视，厚意周到，派邺城的骑兵送来。宝玦刚到，捧着跪拜打开匣子，光彩灿烂，满眼都是光辉。我以浅陋卑微的身份得以观看稀世珍宝，不劳一个使者，也没有损失价值连城的宝物；既有秦昭王在章台观赏宝玉的盛事，又没有蔺相如欺诈夺璧的诳骗。您所赐更加丰厚，我怎敢不恭敬接受？”钟繇回信说：“从前我任职近侍时，曾得到赐玦。尚方的老人颇识这种旧物，称说它的纹彩，必定要找到适合它的主人。因此我珍爱它而没有进献。如今竟承蒙您的厚意，实在使我喜悦。从前卞和献璞玉，殷切而忠厚；而我等待命令，心中实在惭愧。”几年后，钟繇因担任西曹掾时魏讽谋反一事获罪，被免职回家。《魏略》说：孙权称臣，并斩送关羽。太子写信告知钟繇，钟繇答信说：“我同郡的故司空荀爽说过：人应当以道理相交，爱我的人多么可爱，憎我的人多么可憎。”想到孙权，觉得他竟更加妩媚。太子又写信说：“收到回信，知道您欢喜。南方人若至于荀公的清谈、孙权的妩媚，捧着书信笑得合不拢嘴，不能放手。如果孙权再有出色表现，就应当用汝南许邵月旦评来品评他；那么孙权足以优游于两国，仰望荀爽、许邵，也已经足够了。”

译文帝即王位后，钟繇恢复任大理；文帝登基后，改任廷尉，进封崇高乡侯，升任太尉，又改封平阳乡侯。当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都是前代著名大臣。文帝退朝后对左右说：“这三位三公，都是一代伟人，后世恐怕难以继承。”《陆氏异林》说：钟繇曾经几个月不上朝，神情性情异常。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常有一位美丽非凡的女子来找他。问他的人说：“一定是鬼物，可以杀掉她。”女子后来又来，钟繇没有立即上前，只停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她说：“您有杀我的意思。”钟繇说：“没有这回事。”于是殷勤地呼唤她，她才进来。钟繇心中遗憾，实在不忍下手，但还是砍伤了她的大腿。女子立即离去，用新棉擦血，沿路留下血迹。第二天派人循迹寻找，来到一座大坟的木中，发现有一个美貌女子，形体如同活人，穿白绢衫、红色绣花裲裆，左大腿受伤，用裲裆中的棉花擦血。这是叔父清河太守所说的，清河人陆云记述如此。明帝即位后，钟繇进封定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连同原有共一千八百户，升任太傅。钟繇患膝疾，起拜、跪拜都不方便。当时华歆也因年高有病，上朝时都让他们乘车，由虎贲武士抬上殿，坐下后再议事。从此以后，三公有病，便成为惯例。当初太祖下令，让人评议死刑中可以施宫刑、割刑的罪人。钟繇认为古代肉刑经过圣人沿革，应当恢复施行，用来代替死刑。评议者认为这不是使百姓喜悦的办法，于是搁置。文帝设宴招待群臣时，下诏说太祖想恢复肉刑，这确实是圣王的法令，公卿应当共同议论；议论还未定，恰逢有军事事务，又搁置了。太和年间，钟繇上疏说：“大魏受天命，继承虞、夏的事业。孝文帝改变刑法，不合古道；先帝圣德，实为上天所纵，古代典籍和事业一以贯之。因此继承帝位后，仍屡次颁布明诏，想恢复古代刑法，作为一代定法，但接连发生军事事务，所以一直没有施行。陛下远远追念二祖遗志，痛惜斩足可以禁恶，却遗憾判处死刑会使无辜者受害，于是明习律令，与群臣共同议论：原本应当斩右趾而判死刑的罪人，恢复施行斩趾刑。《尚书》说，皇帝清楚地询问下民，鳏夫寡妇对苗民的刑罚有话要说。这是说尧要废除蚩尤、苗民的刑罚，先向下民中有话要说的人审问。如今审理疑狱时，询问三槐九棘之臣、群吏和万民；应当像孝景帝的命令那样，原本应弃市的人，如果愿意斩右趾，就允许施行；黥刑、劓刑、斩左趾、宫刑，仍依孝文帝的办法改用髡刑和笞刑。奸恶之人，大多从二十岁活到四五十岁，即使斩去他的脚，也仍能生育。如今天下人口比孝文帝时少；按最低估计……” “一年可以保全三千人的性命。张苍废除肉刑后，每年被杀的以万人计算。臣想恢复肉刑。子贡问：救济百姓，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哪里只是仁，必定是圣人；尧、舜恐怕还以为难。又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到了。如果确实实行它，百姓就能永远得到救济。”奏疏呈上后，诏书说：“太傅学问优长、才智高超，留心政事；对于刑法治理，见解深远。这是大事，公卿群僚应当共同公平议论。”司徒王朗议论认为，钟繇想减轻判处死刑的条文，增加断足刑的数量，这就是把偃卧的人扶起来变成跛子，把尸体变成人了。然而臣愚昧，仍有不同意见。五刑所属的罪名写在科律中，科律本来就有减死一等的办法；不判死刑就是减刑，已经施行很久，不必远取斧凿加诸肉刑之后才有罪刑等级。前代仁人不忍肉刑的惨酷，所以废弃不用；不用以来已有数百年。如今重新施行，恐怕减死的条文还没有彰明于百姓眼前，肉刑的消息却已经传到寇仇耳中，这不是招徕远方之人的办法。现在可以按照钟繇所要减轻的死罪，减死改为髡刑、刖刑；如果嫌其刑轻，可以加倍服劳役的年数。这样，内有以生代死的不可估量之恩，外无以刖刑代替死刑而使人惊骇的声名。”一百多人参与议论，多数与王朗意见相同。皇帝因吴、蜀尚未平定，暂且搁置了此事。《袁宏》说：人心喜欢保全自己，却不能常常保全，这是因为有利可图的外物悬在外面，嗜欲之情在内心发动。于是产生进取贪竞的行为，希求放纵的事情；进取没有止境，不能满足嗜欲，苟且侥幸便由此产生；希求没有满足，不能称心如意，奸诈和愤怒便由此兴起。先王知道如此，想挽救这种弊端，有时先用德化陶冶人心；人心仍不改变，然后才施加刑罚。《尚书》说：百姓不亲睦，五常不谦逊，你任司徒，应当恭敬地施行五教；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宄，你任士官，应当施行五刑。由此看来，德教和刑罚是相互配合而施行的。三代相承，其道理很详备。《周礼》说，受墨刑的人守门，受劓刑的人守关，受宫刑的人守内，受刖刑的人守苑囿；这就是可以考论的肉刑制度。荀卿也说，杀人的判死刑，伤人的施刑罚，这是百王共同的制度，没有人知道它从何时开始。杀人者判死刑，但相互杀戮并未停止，说明死刑可以惩罚已经杀人的人，却不能使天下无人杀人；伤人者受刑，但损害他物并未停止，说明黥刑、劓刑可以使尚未受刑者恐惧，却不能使天下无人犯罪。所以要想制止犯罪，没有什么比先实行德化更好。” “罪过已经明显，然后才施加刑罚，这样想杀人的人未必一定死，想伤人的人未必一定受刑；放纵而不教化，才会陷入刑罚。因此刑罚所制止的，是已经到了不可改变地步的行为；礼教则不是这样，它彰明善恶，是为了在情欲尚未杀人之前暗中劝止，在罪行尚未伤人之前消除；向人显示羞辱，是为了使其内心惭愧，在尚未伤害他人之前加以治理。所以过错轻微而不至于显著，罪行浅薄而不涉及刑罚；最终陷入罪刑的，不是教化所能挽救的。即使因此损害一个事物的生命、刑伤一个人的身体，也是为了除去天下的祸害，有什么可伤惜的？依照这个道理，风俗教化可以逐渐淳厚，刑罚可以逐渐减少，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不能教化人心而专门任用刑罚，百姓失去行义的方向，动不动就触犯刑网，想求得天下休和，怎么可能？周成王、周康王时，难道是查考三千条刑法而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美名吗？大概是德化逐渐浸润，才有这样的结果。汉初吸取严刑酷法的弊端，致力于宽厚的政论；公卿大夫彼此以谈论他人过错为耻。文帝临朝，增加玄默的作风；张武受贿，文帝赐给他黄金以使他内心惭愧；吴王不来朝见，文帝崇尚礼制来教训他的过失。因此官吏百姓安于事业，风俗流传而淳厚，疑狱只有四百件，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这难道不是德教、刑罚并用已经产生的效果吗？世上想谈论刑罚的作用，却不先说明德教的益处，差得太远了。如今死罪的法制与古代相同，免死以下不过服刑五年；释放钳锁以后，又可以重新列于人伦之中，所以百姓没有羞耻和厌恶之心，多次成为奸盗，刑徒很多而乱事不能治理。如果教化所能去除的罪恶，刑罚恰好与罪相当，一旦离开刀锯之刑，终身不得列入人伦，邻里尚且以此为耻，何况乡党，何况朝廷？这样，夙沙、赵高一类人的恶行就无从施展了。古代考察人的言语、观察人的行为，善恶便彰明了；如此看来，君子远离刑罚本来已经很远。若因过失不幸获罪，还有八议可以宽宥。至于卞和、司马迁所受的冤屈，则是滥刑所造成的。如果失去正道，有时尚且不能免于死刑，更何况肉刑？《汉书》所说斩右趾，以及杀人者主动告发、因受贿守护官物而又立即盗取官物，均弃市，这就是班固所说的本当生而使之死。如今不忍心忍受刻截身体的惨酷，却安然接受斩绝生命的悲惨，这是治理国家最应优先考虑的事情，也是国家应当改变的地方。”太和四年，钟繇去世，皇帝穿素服亲临吊唁，谥为成侯。《魏书》说：有关官员议定谥号，认为钟繇从前任廷尉时，辨理刑狱，判决疑难，明辨疑惑，百姓没有怨言，如同张释之在汉朝一样。诏书说：“太傅功高德盛，职位是师保，议论他的品行并赐谥号，应当依照这个意见，同时叙述他任廷尉时像张释之那样的德行。”于是策命谥为成侯。

译儿子钟毓继承爵位。起初文帝分封钟毓的户邑，又封钟繇的弟弟钟演以及儿子钟劭、孙子钟豫为列侯。钟毓字稚叔，十四岁任散骑侍郎，机智应变、谈笑风生，有父亲钟繇的风范。太和初年，蜀相诸葛亮围攻祁山，明帝想向西征讨，钟毓上疏说：“用兵策略贵在朝廷预先取胜，功业重在帷幄筹划，不必走出殿堂便能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皇帝车驾应当镇守中原，作为各方威势的支援。如今大军西征，即使在关中有百倍威势，所损耗的也不止一项；而且盛暑出兵，是《诗经》所重视的禁忌，实在不是至尊应当出动的时候。”迁任黄门侍郎。当时大规模兴建洛阳宫室，车驾顺便临幸许昌，天下朝会正集中于许昌。许昌城南狭窄，便用毡搭成殿宇，鱼龙曼延等百戏都准备齐全，百姓疲于劳役。钟毓进谏认为，水旱灾害时常发生，府库空虚，这类事情都可以等到丰年再做。他又上奏说，应当恢复关内的荒地，让百姓尽力从事农业。此事于是施行。正始年间，任散骑侍郎。大将军曹爽在盛夏出兵伐蜀，蜀军据守不出，魏军不能前进，曹爽正要增兵。钟毓写信给他说：“我私下认为，朝廷预谋取胜，不必亲临箭石；王者的军队有征讨之名而不必交战。诚然，干戚之舞可以使有苗归服，退避三舍可以使原国寇敌归降，不必让吴汉在江关纵兵，也不必让韩信在井陉驰骋。见到可以取胜就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兵，这是自古以来的政道，请公侯详察。”曹爽无功而还。后来钟毓因触犯曹爽的意旨，被调任侍中，出任魏郡太守。曹爽被诛杀后，钟毓入朝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听君父已没，臣子得为理谤”以及士人被封侯后其妻不再改嫁，都是钟毓创立的制度。正元年间，毌丘俭、文钦反叛，钟毓持节前往扬州、豫州，颁行赦令，告谕士民。后来又任尚书。诸葛诞反叛，大将军司马文王商议亲自到寿春讨伐诸葛诞，恰逢吴国大将孙壹率众投降。有人认为吴国刚刚发生内乱，必定不会再向东出兵，而且东边魏军已经很多，可以等候后续消息。钟毓认为：“议论事情、判断敌情，应当以己推人。如今诸葛诞把淮南之地交给吴国，孙壹率领的军队不满一千，兵力不过三百；吴国所失去的，大概只是防备不足。若寿春的包围尚未解除，而吴国内部转为安定，不能断定吴国一定不会出兵。”大将军说：“好。”于是带着钟毓同行。《臣松之》认为：诸葛诞把淮南交给吴国，孙壹率三百人归魏，把这说成吴国有内乱，本来就不是有道理的话；钟毓的这番议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淮南平定后，钟毓任青州刺史，加授后将军，升任都督徐州诸军事，假节；又转任都督荆州诸军事。景元四年去世，追赠车骑将军，谥为惠侯。儿子钟骏继承爵位。钟毓的弟弟钟防，另有传记。华歆，字子鱼，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是齐国的著名都会，士大夫没有不在市里往来的。华歆任小吏时，休假回家，便闭门议论政事，持论公平，始终不诋毁伤害他人。【《魏略》说：华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一同游学，三人关系友善。当时人称三人为“一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臣裴松之认为，邴根矩的美好品德和崇高声望，未必比华公逊色；管幼安含藏德行、远离尘俗，也恐怕不应列为龙尾。《魏略》的这句话，不能据此确定三人的先后。】同郡的陶丘洪也很有名，自认为见识超过华歆。当时王芬与豪杰谋划废黜灵帝，事情记载在《魏书·武纪》中。【《魏书》称王芬在天下有很大的名声。】王芬暗中召华歆、陶丘洪共同谋划。陶丘洪想要行动，华歆制止他说：“废立皇帝是大事，即使伊尹、霍光也很难办成。王芬性情疏阔，又没有武略，这件事必定不能成功，而且灾祸将连累全族。你不要前往。”陶丘洪听从华歆的话而停止。后来王芬果然失败，陶丘洪才佩服华歆。华歆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因病离职。灵帝去世，何进辅政，征召河南郡的郑泰、颍川郡的荀攸以及华歆等人。华歆到任后担任尚书郎。董卓把天子迁往长安，华歆请求出任下邽县令，因病没有成行，于是从蓝田到南阳。【华峤《谱叙》说：华歆年轻时因品行高尚而显名。为躲避西京的战乱，他与志同道合的郑泰等六七人漫步离开武关。路上遇到一个独自行走的男子，希望与他们同行，众人都很同情，想答应他，只有华歆说：“不行。我们现在已经处于危险之中，祸福患害，按道义说是一样的。无缘无故接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不合道义；既然已经接受了他，如果遇到进退之际，难道可以半途抛弃他吗？”众人不忍心，最终还是让他同行。这个男子在半路掉进井里，众人都想丢下他，华歆说：“既然已经和他同行，就不能抛弃他，这是不义。”于是大家一起返回，把他救出，然后才分别离去。众人这才更加认为华歆深明大义。】当时袁术驻军穰县，华歆留下来，劝说袁术进军讨伐董卓，但袁术不能采用他的意见。华歆想要离开，恰逢天子派太傅马日磾安抚、整顿关东地区。马日磾征召华歆为掾属，向东到达徐州；诏令随即任命华歆为豫章太守，认为他的政务清静简约、不扰民，官吏百姓都感动而接受他的治理。【《魏略》说：扬州刺史刘繇死后，他的部众愿意奉华歆为主。华歆认为这是乘时擅自发号施令，不是人臣所应做的事。众人守候劝说了几个月，最终他还是谢绝并遣散了他们；他们不肯离去。】孙策攻取江东，华歆知道孙策善于用兵，便头戴幅巾出迎。孙策把他当作长者，以接待上宾的礼节相待。【胡冲《吴历》说：孙策进攻豫章，先派虞翻游说华歆。华歆回答说：“我久居江东，常想向北归还。孙策到会稽来，我就离去。”虞翻回来报告孙策，孙策于是进军。华歆戴葛巾……一丈】

译皇帝答复说：“您深思熟虑国事，朕非常赞赏。贼寇凭借山川险阻，二祖在前代辛劳征讨，尚且不能平定，朕哪里敢自夸一定能消灭他们？只是诸将认为，如果不试探性地进攻一次，就无法寻找到敌人的弱点，所以才出兵观察、窥伺他们的破绽。若天时未到，周武王退兵，正是前事的鉴戒；朕恭敬地不忘您的劝诫。”当时秋季大雨，诏令曹真领军返回。太和五年，华歆去世，谥为敬侯。《魏书》说：华歆当时七十五岁。儿子华表继承爵位。起初文帝分封华歆的户邑，封华歆的弟弟华缉为列侯。华表在咸熙年间任尚书。《华峤谱叙》说：华歆有三个儿子。华表字伟容，二十多岁任散骑侍郎。当时同僚郎官共同处理尚书事务，年轻人都意气用事，想求得君主的名誉；尚书事务送来，有时不利于己，便遗漏不看，等传书的人离开后，才进言深文驳斥。只有华表不是这样，事情送来后若有不便，便和尚书共同讨论，充分表达意见；主管者坚持己见，不得已才共同奏议。司空陈骞等人因此称许他。华表在晋朝任太子少傅、太常，称病退休，授光禄大夫。他性情清淡，常以天下治理为忧虑。司徒李胤、司隶王密等人常称说：“像这个人，不可以因权贵而使他更贵，也不可以因卑贱而使他更贱；不可以疏远他。”华表的次子华博历任三个县的内史，治理有名声事迹；幼子华周任黄门侍郎、常山太守，博学而有文才，中年患病，死于家中。华表有三个儿子：长子华廙字长骏。《晋诸公赞》说：华廙有文才，历任尚书令、太子少傅，追赠光禄大夫，开府；华峤字叔骏，有才学，撰写《后汉书》，世人称为良史，任秘书监、尚书；华澹字玄骏，最有名，任河南尹。华廙有三个儿子：华昆字敬伦，清正纯粹，有操守，任尚书；华荟字敬叔，《世语》称他尊贵正直；华恒字敬则，以通达事理著称。华昆任尚书，华荟任河南尹，华恒任左光禄大夫、开府。华澹的儿子华轶字彦夏，有当世的才略和志向，任江州刺史。王朗字景兴，是东海郡人。因为通晓经书，被任为郎中，授任菑丘长，拜太尉杨赐为老师。杨赐去世，王朗辞官服丧。被举为孝廉，公府征召，他没有应命。徐州刺史陶谦察举王朗为茂才。当时汉献帝在长安，关东兵起，王朗任陶谦的治中，与别驾赵昱等劝说陶谦：“《春秋》的道义认为，寻求诸侯没有比勤王更重要的。如今天子远在西京，应当派使者奉行、承受王命。”陶谦于是派赵昱带奏章到长安。天子嘉奖他的心意，任陶谦为安东将军，任赵昱为广陵太守，任王朗为会稽太守。《朗家传》说：会稽旧时祭祀秦始皇，刻木雕成像，与夏禹同在一座庙中。王朗到任后认为，秦始皇是没有德行的君主，不应当受祭祀，于是把他的神像除去。在郡中四年，恩惠仁爱施于百姓。孙策渡江攻取土地，王朗的功曹虞翻认为没有力量抵抗，不如躲避。王朗自认为是汉朝官吏，应当保卫城邑，于是发兵与孙策交战，失败后渡海到东冶。孙策又追击，大败王朗。王朗于是到孙策军中，孙策以儒雅之道责问他，却没有加害。《献帝春秋》说：孙策率军到闽越讨伐王朗。王朗乘船渡海想逃往交州，被军队逼迫，于是到军中投降。孙策派使者责问王朗：“问逆贼、故会稽太守王朗：你受国家恩惠担任官职，为什么不报答恩德，反而阻兵抗拒？怎能忍心让大军征讨，幸亏免于被斩首示众，仍不自行退避，反而聚集党众屯驻郡境，劳烦王师诛讨，到最后还不觉悟。如今被捕，说投降或许可以用欺诈保全首领，究竟是真是假，请详细回答。”王朗称为俘虏，对使者说：“王朗才疏卑微，错误地窃取朝廷私下授予的爵位，不知谦让而招致罪网。先前面对征讨，畏惧死亡而苟且求免，于是治理部众、寄托性命于须臾之间；又被大军逼迫，惊恐中向北引领随从，疾病死亡几乎殆尽，只和老母亲同乘一只小船。流箭刚一交战，便丢弃小船成为俘虏，叩头自首于征役军中。王朗惶恐迷乱，不明事理，自称降虏，因先前迷误被责问，惭愧恐惧。王朗愚昧浅陋、怯弱畏威，自受惊惧，又没有良好媒介，不能早日自行归顺，到了破亡之时才把性命交给下属；身体轻微而罪责深重，死有余辜。我伸长脖子等待绳索，迈步走进羁绊，听凭叱咤声，向东向西都由命令决定。”王朗虽流离困顿，早晨还不知道晚上能否活着，却收养救济亲族旧友，分给他们财物时宁可多给别人、少留给自己，实行道义的事非常显著。太祖上表征召他，王朗从曲阿辗转于江海之间，多年后才到达。《孔融与朗书》说：道路阻隔，音问几乎断绝；想到您，更加思念。过去看到您的奏表，知道您追随商汤、周武王归罪于己的事迹，自投东部边地，接受像鲧那样的惩罚。我阅读未完，眼泪已经潸然落下。君主宽仁而重德，宽宥过错；曹公辅政，思求贤才，征召文书屡次下达，情意殷勤而周到。听说您乘船渡海，停留广陵，不曾想到黄能会从羽渊突然出现。期待与您谈笑相见，请勉力前行，爱惜自己。《汉晋春秋》说：孙策刚得到王朗时，派责问他的使者是张昭。张昭私下询问王朗，王朗发誓不屈服，孙策愤怒却不敢杀害他，于是把他留置在曲阿。建安三年，太祖上表征召王朗，孙策才遣送他。太祖问：“孙策凭什么能发展到这种地步？”王朗说：“孙策勇武冠绝一世，有杰出的才干和远大的志向；张子布是民众所仰望的人，向北面向孙策行礼而辅佐他；周公瑾是江淮间的豪杰，振臂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而能成事，所谋划的不是小事，最终将成为天下的大贼，并不只是盗贼而已。”王朗被任为谏议大夫，参与司空府军事事务。《朗家传》说：王朗年轻时与沛国名士刘阳交游。刘阳任莒县令，未满三十岁便去世，因此后世很少听说他。当初刘阳知道汉室逐渐衰微，认为太祖有雄才，恐怕会成为汉朝的祸患，想除掉他，但事情没有成功。后来太祖显贵，急切寻找刘阳的后代，刘阳的儿子惶恐窘迫，逃走躲藏，无处可去。刘阳的亲旧虽多，却没有人敢收留他，只有王朗接纳保护他多年。王朗从会稽回来后，又多次为他解释，太祖很久以后才赦免他。刘阳家族因此得以保全。魏国建立之初，王朗以军祭酒兼任魏郡太守，升任少府、奉常、大理，处理事务着重宽恕，对有疑问的罪行从轻发落。钟繇明察，依法办案，两人都以审理狱讼著称。《魏略》说：太祖请王朗一同参加宴会，嘲笑他说：“你不能仿效你从前在会稽折断秔米饭的事情了。”王朗仰头叹息说：“应该折断时却难以遇到，遇到时又不适合折断。”太祖问这是什么意思，王朗说：“像我从前那样，不应折断时却折断；像明公今天这样，应当折断时却不折断。”太祖派孙权称臣进贡，询问王朗意见。王朗回答：“孙权前一封书信自称亲自讨伐贼虏，以补偿先前的过失；后面又上疏称臣，以表明没有二心。猛兽屈膝，鸟儿报喜；明珠、南金等远方珍宝必然送来。他的真情表现在言辞中，功效显现在行动上。三江五湖将成为魏国的池沼，西吴、东越将化为魏国的百姓；鄢郢已经陷落，荆门自然打开。席卷巴蜀的形势已经形成，重重的美好休运、连续的吉庆将交相而来。承受此命的日子，真想拍掌击节；胸中积蓄的感情，言辞无法完全表达。”文帝即王位后，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他上疏劝谏抚育百姓、减少刑罚：“战争兴起以来三十多年，四海倾覆，万国凋残。幸赖先王铲除寇贼，扶养孤弱，于是使华夏重新有纲纪，把亿万百姓聚集到魏土，使封疆之内鸡鸣狗叫都能传到四境，百姓欣欣然，庆幸遇到太平。如今远方的寇贼尚未归服……”

译战事还没有停止，如果确实下令再次免除徭役，足以安抚远方之人；有贤能的宰辅，足以宣扬德泽；田间道路都得到修治，士、农、工、商四民日益繁盛，一定会比从前更加富足。《易经》说：“严明法令，著明刑罚；一人有福，万民都能依赖他。”说的就是审慎处理狱讼。从前曹相国把狱讼和市场之事寄托给属官，路温舒则痛恨主管狱讼的官吏。治理狱讼的人能够查明实情，就不会有含冤而死的囚犯；壮丁能够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力，就不会有饥荒中的百姓；穷困年老的人能够依靠仓廪供给，就不会有饿死的尸体；婚嫁合乎时令，男女就不会有怨恨而不得配偶的痛苦；胎儿得到妥善养护，孕妇就不会有自行伤胎的悲哀；新生儿都得到救济抚养，孩子就不会有无人养育的负担；壮年以后才服徭役，幼小者就不会有思念离家的忧愁；头发已经斑白的人不再从军，老年人就不会有疲惫倒卧的苦患。用医药治疗他们的疾病，减轻徭役使他们安乐地从事本业，用威刑抑制强暴，用恩惠仁慈救济弱者，用赈济借贷供养贫乏者。十年以后，已经成年出嫁的女子一定会挤满街巷；二十年以后，能够作战的士兵一定会遍布原野。文帝登基后，改任他为司空，进封乐平乡侯。【《魏名臣奏》载王朗《节省奏》说：诏书询问应当减省或增益的事项，我想一定是指东京的事情。至于西京云阳、汾阴的大祭，以及一千五百处群祀；通天台、阿房宫；祭祀前必须斋戒一百日，豢养祭牲五年；牛有三千头，玉器有七千件；器物上装饰华美的丝织品，童女用来踏歌起舞；酿造酎酒，必须历经三个时令才成熟；乐工必须有三千四百人才能完备；内宫的美女多达近千人，学官、博士七千多人；中厩有騑、騄、驸马等马六万多匹，外牧有扈养二万人，而马匹是其十倍；执金吾的随从骑兵六百人，步卒人数是其两倍；太常巡视陵墓、随驾出行，车辆千乘；大官赏赐官奴婢六千人；长安城内治理百姓、主持政务的官员三千人；秩禄中二千石、负责审理罪过和刑罚的官员二十五人。狱讼政务充斥，事务繁杂，威仪繁多而富丽，超过三代，近乎逾越礼制。这种极端奢侈，大体多承袭秦朝遗风；既违背像蚕茧初生、栗粒大小那样朴实真诚的根本，又把简约易行的原则一扫而空；既失去崇尚质朴、减少文饰的旨趣，又违背避开奢泰而趋向俭约的道理。难道在如今国运隆盛、政治清明，效法尧舜的时代，反而应当推行极端奢侈、务求俭约的政策，颁布删繁就简、崇尚省约的法令，施行详审刑狱、慎用刑罚的教化，所应仰慕的，难道不是这些吗？至于寝庙每天用一头太牢祭祀，郡国都设置宗庙的制度，以及丞相、御史大夫的属官和随从吏员达到如此数目的一类制度，在哀帝、平帝以前已经屡次改革，光武帝以后也没有实行了。我谨按图籍记载，改革的奏议涉及天地和五帝。六宗、宗庙、社稷的祭祀场所，也已经沿用前代的兆域。祭祀天地，只扫地设祭；其余祭祀则都筑坛，与地面齐平。明堂是用来祭祀上帝的，灵台是用来观测天文的，辟雍是用来修习礼乐的，太学是用来汇集儒者的，高禖是用来祈求吉祥的，也用来考察时政、宣扬教化、考究古代先民，开启盛大的福祉。过去这些建筑都在国都南面，并且有高大的栋梁和宽敞的夏屋，足以举行盛大祭享和射礼，观望云气天象。七郊虽然是尊贵的祭祀，仍崇尚质朴，但也都有门屋和便坐，足以避风雨。可以等到军队撤罢、年景丰收，再逐步修治。过去虎贲、羽林五营的士兵以及卫士合在一起，虽然将近万人，其中有些是商人、懒散游荡的子弟，有些是农村粗疏愚钝之人；虽有乘制约束，却不讲习军阵，既没有挑选训练，又很少再遇寇敌，名实不相称，难以应付紧急情况。有警报以后才招募士兵，军队出发以后才运送粮食；有时士兵长期驻屯，却不经营屯田，不修理器械，也没有储备粮物；一处发出羽檄，三面便同时陷于荒乱。这也是汉朝近世的过失，是不可效法的。如今中原诸夏已经安定，只有巴蜀还在疆域之外；虽然还不能完全停止武备、收藏铠甲、放马休兵，但应当趁着大丰收年，把军政寄托于农事。官吏和士卒无论大小都勤于耕作，停下来时就在广阔田野中形成乡里，行动时就在军中组成校队。减省暴急的徭役，供给他们衣食。《易经》说，用喜悦的心情役使百姓，百姓会忘记劳苦；用喜悦的心情使他们赴难，百姓会忘记死亡。说的正是今天的情形。把粮食储存在仓廪中，把勇气积蓄为军势；即使只是坐着显示赫赫威势而军队尚未行动，疆域之外的蛮夷也一定会再次叩头，请求改过自新、效力于国家。如果他们畏惧威势而效力，不必交战便能安定，就胜过交战以后才树立威势、接刃以后才建立功业，差距很远。假如奸凶之人不改过，执迷不返，我们还可以把他们虐待过的百姓留着，等待投降大魏、报答养育之恩的士卒，然后从容率领前歌后舞、乐于征伐的军队，进逼那些倒戈折箭、乐意归服的人群；讨伐腐朽、摧折枯木，尚不足以形容其容易。】当时文帝颇常外出游猎，有时深夜才回宫。王朗上疏说：帝王居处宫外，就要整饬周密的警卫；居处宫内，就要加强宫门禁卫。将要出行，先部署士兵然后走出帷帐；发出警戒后才踏上台阶；张弓以后才登车；清除道路以后才由导从奉引；设置遮蔽和列阵以后才转动车轮；安静室内以后才停驾休息。这些都是为了显示至尊身份，务求戒慎，并垂示法度教化。近来陛下车驾出行到郊外捕虎，太阳偏西才出发，到了黄昏才返回，违背了警跸的常规法度，不是万乘之主最应有的谨慎。皇帝答复说：读了你的奏表，虽然魏绛曾引用虞人的箴言来讽谏晋悼公，相如也曾陈说猛兽之害来劝戒汉武帝，但都不足以比拟当前的情况。现在两处寇患还没有消灭，将帅正在远征，所以我过去进入原野，是为了训练军备；至于夜间回宫的戒条，已经诏令有关部门施行了。【《王朗集》载：王朗任大理时，上书推荐主簿赵郡张登。张登从前任本县主簿，正值黑山贼围攻郡城，张登与县长王儁率领吏兵七十二人，径直前往救援，和贼交战时吏兵四散逃走，王儁几乎被害，张登亲手格杀一名贼兵，保全了王儁的性命。后来守长夏逸被督邮无理诬陷，张登亲自受拷打来为夏逸申理其罪。他的义行救助了两位长官，应当特别表彰。太祖因为急务很多，没有来得及提拔叙用。黄初初年，王朗又与太尉钟繇联名上表奏闻，并称张登在任上勤劳有功。诏书说：张登忠义彰明显著，在任上功劳勤勉；虽然名位卑下，但正直明亮，应当显扬。宫中膳食等近侍职位，应当得到这样的官吏。现在任命张登为太官令。】建安末年，孙权开始派使者称藩，并且与刘备交战。诏令群臣讨论是否应当发兵，与吴国联合夺取蜀地。王朗没有赞成，说：天子的军队，威重如华山、泰山，确实应当安坐而显示天威，稳重不动如山。假使孙权亲自与蜀贼相持搏战，日久之后智力相当、力量相敌，军队不能迅速决胜，必须等我军兴师以助成其势，然后才应选择持重的将领，乘敌人的要害，观察时机后行动，选择有利地势后出兵，一举便可不留后患。如今孙权的军队尚未行动，援助吴国的军队没有理由先行出征；况且雨水正盛，也不是调动大军的时候。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黄初年间，鹈鹕聚集在灵芝池，诏令公卿推荐独行君子。王朗推荐光禄大夫杨彪，并且称杨彪有病，请求把职位让给他。皇帝于是为杨彪设置吏卒，位次三公。诏书说：朕向你求取贤才，你没有推荐出来，却忽然称病，不但没有得到贤才，反而开启了使贤才丧失的道路，增加了玉铉倾覆的危险。难道你是坐在屋内说出不善之言，因而被君子所违背吗？你不要再推辞。王朗于是起身任职。孙权想派儿子孙登入朝为侍，但孙登没有来。当时车驾迁往许昌，大规模兴办屯田，想要举兵东征。王朗上疏说：从前南越守善，婴齐入朝侍奉，后来便成为王嗣，回国治理本国；康居骄横狡黠，言辞和实情不相符合，都护上奏议论，认为应当遣送侍子，以贬抑其无礼。吴王刘濞的祸乱，萌芽于他的儿子入朝；淮南王刘安的叛乱，也不顾及儿子被拘留的事实。从前听说孙权有派儿子入朝的说法，却一直没有到来。如今六军戒严，我担心民众还没有完全理解圣上的意旨，以为国家因孙登滞留不来而发怒，所以才兴师。如果军队出发而孙登却来了，那么被他动摇的影响极大，而实际所得的东西极小，仍不足以称庆；假如他傲慢凶狠，根本没有入朝的意愿，我又担心那些尚未理解舆论的人同时怀有怨恨。

译臣下愚见，应当命令另行征召各位将领，分别明确宣布并奉行禁令，谨慎守卫各自的部队；对外显示赫赫威势，对内扩大耕作，使国家安静如山、深沉如渊，形势不可动摇，谋略不可测知。当时皇帝认为军队已经编成，于是出发；孙权的儿子没有来，车驾到达长江后返回。【《魏书》说：车驾回来后，诏令三公说：祖孙三代都任将领，是道家所忌；穷兵黩武，古人已有成法戒备。何况连年水旱，士民损耗，工程劳作比以前加倍，徭役又超过往昔；进不能消灭贼寇，退不能使百姓和睦。屋顶漏水，处在上面的人也知道，处在下面的人更知道；迷失后能够知返，失道并不遥远；有过错能够改正，就叫作没有过错。现在应当休养生息，把武备收藏在高山，把吴权沉入九渊，割除、摒弃这些事情，抛置于疆域之外。车驾应当在这个月中旬到达谯地，淮水、汉水一带的各路军队也应各自返回，不要到腊月还向西归还。】明帝即位后，进封王朗为兰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与原有合计一千二百户。王朗奉使到邺，巡视文昭皇后陵墓，看见百姓中有些生活不足。当时正营建修治宫室，王朗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恩诏屡次颁布，百姓万民没有不欣喜的。臣近来奉命北行，往返道路上听说各种徭役，其中可以免除、减省的很多。愿陛下再次留下时间，直到太阳偏西仍听取政事，以谋划制御寇敌。从前大禹将要拯救天下的祸患，所以先使自己的宫室低卑，衣食俭朴，借此终于全部拥有九州，辅成五服。越王勾践想扩大御儿的疆域，在姑苏割下夫差的首级，所以也约束自身，进而约束家室；使家室俭朴，以此施行于国家，终于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在中原取得威势，几乎称霸华夏。汉代文帝、景帝也想光大祖业、增加宏大的基业，所以有意割舍百金之台，显明俭朴，穿弋绨之衣；对内减少大官供奉，不接受各地贡献；对外减省徭赋，专心农桑，因此天下号称升平，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境界。汉武帝之所以奋发军势、拓展外境，实在是因为承继祖考积蓄，平素已经充足，所以最终成就大功。霍去病是中等才能的将领，尚且因为匈奴没有消灭而不修建宅第。明白远大的事情，就可略去眼前小事；重视外部大事，就可简省内部事务。自汉朝初年至中兴，都是在金革之事大致停息以后，凤阙、猥闶、德阳等宫殿才相继兴建。如今在建始殿以前的工程，足以陈列朝会；崇华殿以后，足以安排内官；华林、天渊，足以举行游宴。如果暂且先建成阊阖门的象魏，使它足以排列远方人的朝贡队伍；修治城池，使它足以阻绝逾越、形成国家险要；其余一切工程，都暂且等到丰年，把勤勉耕农作为唯一要务，把操练军备作为主要事务，那么 国家没有怨女旷夫，户口日益繁息，百姓充实、军力强盛，而寇戎不来宾服、国家不能和谐兴盛，是从来没有过的。王朗转任司徒时，皇子屡次夭折，后宫妃嫔临产入住产馆的又很少。王朗上疏说：从前周文王十五岁便生武王，因而享有十个儿子的福祚，扩大了姬姓后代；武王年老以后才生周成王，所以成王兄弟很少。这两位君王各自树立圣德，彼此没有高下之差；但比较子孙的福祚，却不能相同，大概是生育有早晚，所生有多寡。陛下的德业福祚已经兼有那两位圣王的长处，年纪也超过姬文王生武王时；然而皇子还没有在椒兰深宫中出生，藩王还没有在后宫众室中繁衍。以成王作比，还不算晚；拿伯邑考作比，也不算太早。按照《周礼》，六宫内官有一百二十人，而各部经典通常都把人数限定为十二人。到了秦汉末年，有时多到以千百计。然而人数即使增多，适时入住吉祥产馆的人仍然很少。生育众多，根本在于专一用心，并不只在于扩大人数。老臣忧思凄切，希望国家的福祚能与轩辕黄帝一样绵延五五之数，却还没有达到周文王二五之数，因此忧虑不安。臣年少时常常苦于被褥过于温暖；过于温暖，就不能使身体适应寒冷，皮肤柔弱、体质虚弱，因此难以抵御寒冷，也容易受到感触而生病。如果经常让少小之人的绵袍不要过厚，那么他们一定都能保有如金石般坚实的体质，寿命可比南山。皇帝答复说：忠诚至极的人，言辞必定笃实；爱护深重的人，言语必定深切。你既劳心思虑，又亲笔写来顺从劝谏的话。我反复诵读你的美言，欣喜无量。朕的继嗣尚未确立，正以此使你忧虑。朕恭敬采纳至理之言，愿意听闻有益的规劝。王朗著有《易》《春秋》《孝经》《周官传》以及奏议、论、记，都流传于世。【《魏略》说：王朗原名严，后来改名为朗。《魏书》说：王朗才华高、博学雅正，性情严肃端整，慷慨而有威仪，恭敬俭朴、节制约束自己。自从结婚以及对中表亲属行礼送礼以来，什么礼物也没有接受。他常讥刺世俗之人以好施舍博取名声，却不能救济穷困卑贱者，所以用财物周济急难应当放在首位。】太和二年去世，谥号成侯。儿子王肃继承爵位。起初文帝分给王朗户邑，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列侯；王朗请求把封爵给兄长的儿子王详。王肃字子雍，十八岁跟随宋忠研读《太玄》，又为它重新作注解。【王肃的父亲王朗给许靖的信说，王肃出生于会稽。】黄初年间，任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授任散骑常侍；四年，大司马曹真征讨蜀地，王肃上疏说：前代记载说，千里运送粮食，士卒就会面有饥色；砍柴拾草随后运粮，军队便不能一夜吃饱。这说的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军队，何况深入险阻之地，开凿道路前进，那么劳苦必定增加百倍。如今又遇连绵大雨，山坡陡峭湿滑，众军被迫拥挤不能展开，粮道悬隔而难以接续，这正是行军的大忌。听说曹真出发已经一个多月，行程才走了一半，修治道路的劳役却都由战士承担；这样敌人正好能够以逸待劳，是兵家最为忌惮的。以前代之事说，武王讨伐纣王，出了关便返回；以近事论，文帝、武帝征讨孙权，到了长江也没有渡过。这难道不是顺应天时、懂得时机、通晓权变吗？使天下百姓知道圣上因为雨水造成的艰难而让他们休息，日后有机会便乘机使用，那么就符合所谓“使百姓欣悦地赴难，百姓便忘记死亡”的道理。于是征讨遂告停止。王肃又上疏，建议遵循旧礼，为大臣发丧哀悼，并在宗庙荐献果品等事，均得到施行。他又上疏陈述治国根本：废除无事可做的职位，削减不急需的俸禄，停止供养浮食之人的费用，合并容纳闲散人员的官署，使每个官职都确有职责，每项职责都专任其事，每件事情都应享有俸禄，以俸禄代替耕作，这是古代的常法，也是当今适宜实行的。官职少而俸禄优厚，国家的费用就少；做官进身的志向就会受到鼓励；有进仕之志，人们就会各自施展才能，不相互依赖倚仗；用言语陈奏，按照功劳进行明察考核，能否胜任，尽在皇帝心中。因此唐尧、虞舜设置官职、分掌职责，郑重命令公卿各司其事；后来只有龙官担任纳言，如今相当于尚书，掌管传出和收纳皇帝的命令。夏、殷的制度无法详知，《甘誓》说“六事之人”，说明六卿也都是掌管政事的官。周代官制就完备了，每五日视朝一次，公卿大夫一同入朝，司士辨别他们的位次。《礼记》说，坐而讨论治道的称为王公，起身实行的称为士大夫。汉朝初年依照前代，公卿都亲自带着职事上朝，所以汉高祖亲自追赶反向逃走的周昌；汉武帝隔着远处准许汲黯奉上奏书；汉宣帝让公卿每五日朝见一次。汉成帝才设置五名尚书，从此礼制渐渐衰落，朝会礼仪便废缺了。可以恢复每五日视朝的仪式，使公卿、尚书各自带着职事入朝；废弃的礼制重新兴起，光大、宣扬圣明的事业，这确实是名声美好而实际厚重的举措。青龙年间，山阳公去世。汉主即指山阳公。王肃上疏说：从前唐把帝位禅让给虞，虞把帝位禅让给夏，都是服满三年丧期以后才登上天子尊位，所以帝号没有亏损，臣下对君主的礼制仍然保存。如今山阳公顺承天命，确实符合百姓的愿望，进而把帝位禅让给大魏，退居宾位。山阳公奉事大魏，不敢不竭尽臣节；大魏对待山阳公，尊崇优厚而不把他当作臣下。到了他去世，灵柩、敛葬制度以及车舆随从的仪饰，都与王者相同。因此远近之人归附仁德，认为这是盛美之事。况且汉朝总领帝皇的名号，称为皇帝；有“帝”的别称，却没有“皇”的别称，那么“皇”似乎是差一等的称号。所以汉高祖时，天下不能有两个王，他的父亲仍在世，却让他称皇，说明这并不构成两个王的嫌疑。何况如今可以在死后赠予“皇”的称号，以配合他的谥号。明帝没有听从，不让他称“皇”，而是追谥为汉孝献皇帝。【孙盛说：神性相合的称为皇，德行合于天的称为帝，所以三皇创立名号，五帝次于其后。这样看来，“皇”这一称号胜过“帝”。王肃说“皇”较轻，难道不是错误吗？臣裴松之认为：上古称皇，皇以后才称帝，先皇后帝，确实如孙盛所说。然而汉代各帝，虽尊其父为皇，实际上只是尊贵却没有职位，地位高却没有百姓，与帝相比，难道不能说较轻吗？魏承袭汉代礼制，名号没有改变；汉孝献帝去世，难道能远考古义吗？王肃所说，只是就汉代制度而言。说他错误，其实是在讥议汉制，并不是责难王肃。】后来王肃以散骑常侍兼任秘书监，又兼任崇文观祭酒。景初年间大兴宫室，百姓失去农时，信用和期限不能得到尊重，刑杀又仓促草率。王肃上疏说：大魏承接百王的事业，百姓生活还没有安定，战争也没有停止，实在应当休养百姓，以安静安定远近。务求积蓄、使疲困百姓休息，在于减省徭役、勤于耕种。如今宫室尚未完工，功业尚未完成，运输和征发相互供给，因此丁夫疲于劳作，农民荒废南亩；种粮的人少，吃粮的人多；旧粮已经耗尽，新粮又接不上。这是国家的大患，不是预先防备的长远策略。如今正在服役的有三四万人，九龙殿足以安置圣上的身体，其中足以排列六宫；显阳殿也将完工，只有泰极殿以前的工程尚多。眼下正值隆冬，疾病或许发生。诚愿陛下发布仁德的言辞，下达明白的诏令，深切怜悯役夫的劳苦，厚加体恤百姓的不足。把常年领取仓廪粮食、又非紧急必要的人员中，选取丁壮，留下万人，使他们一年一换；人人都知道休息和替代的日期，就没有不欣悦赴事的，虽劳苦也不怨恨。计算一年有三百六十万人次，也不算少；凡一年可以完成的工程，允许暂且用三年完成，再分批遣散其余人员，使他们

译服丧三年之后，才登上天子的尊位，因此帝号没有亏缺，君主的礼制也还存在。如今山阳公承受、顺应天命，确实符合百姓的愿望，于是进而把帝位禅让给大魏，退居宾位。山阳公奉事魏国，不敢不竭尽忠节；魏国对待山阳公，礼遇尊崇而不把他当作臣下。到他去世时，棺椁的敛葬制度、车舆随从的仪饰，全都与王者相同。因此远近之人都归附于仁德，认为这是盛大的美事。况且汉朝总括帝皇的称号，称作皇帝；有单称帝的，没有单称皇的，那么“皇”这个称号就是略轻于“帝”的。所以当年高祖在世时，天下没有两个王，他的父亲还活着，却让父亲称皇，显然并不构成两个王的嫌疑。何况如今是在赠谥时使用这个称号，完全可以让他称皇，以配合他的谥号；明帝不肯让他称帝，于是追谥为“汉孝献皇帝”。【孙盛说：能与神明相合的称为皇，德行能与上天相合的称为帝。因此三皇创立称号，五帝次于其后。这样看来，“皇”这一称号岂不是比“帝”还高妙吗？王肃说它较轻，不也是错误吗？臣裴松之认为：上古称皇，皇后称帝，先说三皇，后说五帝，确实如孙盛所说。然而汉代各位皇帝虽然尊奉父亲为皇，实际上只是尊贵而没有职位，地位崇高却没有百姓；与帝相比，难道不能说是较轻吗？魏国沿用汉代礼制，名号没有改变。孝献帝去世，难道能够远考古义来议论吗？王肃所说的，大概只是依据汉代制度而言。说王肃错误，实际上是在讥刺汉代，并不是责难王肃。】后来王肃以散骑常侍兼领秘书监，并兼任崇文观祭酒。景初年间，大兴宫室，百姓失去从事农业的时机，信用和约定也不能得到敦厚执行。王肃上疏说：“大魏承接百王以来的极盛局面，百姓还没有得到安宁，战争也没有停止，实在应当休养百姓、施加恩惠，以安定远近。要积蓄物资、使疲惫的百姓得到休息，在于减少徭役而勤于耕种。如今宫室尚未完工，功业尚未完成，漕运征调、转输供奉彼此接续，因此壮丁疲于劳作，农民荒废了田地；播种的人少，吃粮的人多。旧粮已经吃尽，新粮又接不上，这就是国家的大患，并不是预先防备的长远策略。如今参加营建的有三四万人，九龙殿可以用来安养圣体，宫殿内部也足以安排六宫；显阳殿又将完工，只有太极殿以前的工程，所需人工还很多。现在正值严寒盛行，疾病或许会发生。诚愿陛下发布仁德的诏令，下达明确的诏书，深切怜悯役夫的劳苦，厚加体恤百姓的贫乏；从领取常规粮食俸禄的人员中，挑出并使用那些并非急需的人员，选取其中的壮丁，留下万人，使他们一年轮换一次。让大家都知道休息和替代的日期，那么没有人不因能够从事本业而喜悦，即使劳累也不会怨恨。计算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夫，也并不算少。凡是一年可以完成的工程，暂且听任其完成；其余工程分作三年，分批派遣人员去做。” 这些都是使农业生产取得无穷效益的办法：仓库里有多余的粮食，百姓有剩余的力量，凭借这些来兴办事业，还有什么事业不能建立？凭借这些来推行教化，还有什么教化不能成功？诚信，对于百姓来说，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没有诚信就无法立足。”从前，小小的晋国，微弱的重耳想要使用百姓，先向他们显示诚信，所以原邑虽然准备投降，后来却顾念诚信而归附；重耳凭借一战而称霸，直到今天仍被人称道，这正是前人的车辙。先前皇帝将要驾临洛阳，征发百姓修建营舍，有关官员命令营舍建成后就遣散百姓；营舍建成后，又贪图这些劳动力，不按时遣散，只顾营造眼前的利益，而不顾治理国家的根本。臣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如果再次征发百姓，应当明确发布命令，使他们务必按期完成；如果有事情，应当依次征发，不能再重复征发，不能有一次失信。凡是陛下临时处决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应当处死的人。然而百姓不知道，以为是仓促之间处决的，所以希望陛下把这些人交给有关官吏审理，并公布他们的罪行；即使判处同样的死刑，也不要让他们污秽宫禁，使远近之人产生疑惑。况且人的生命极其重要，生存很难、杀死却容易；气息断绝后就无法再续。因此圣贤对此十分慎重。孟轲说：“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来取得天下，仁人是不会做的。”汉代有触犯禁驾、惊动皇帝车驾的事情，廷尉张释之上奏只应罚金。文帝认为处罚太轻，张释之说：“当时如果陛下下令杀他，那也就罢了；如今既然交给廷尉审理，廷尉就是天下执法公平的官。只要有一次执法失当，天下执法就都会随意加重或减轻，百姓将把手脚放在哪里才好呢？”臣认为这完全违背了廷尉的职责，不是忠臣所应当陈说的道理。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公平，天子本人反而可以被迷惑、犯错吗？这是对自己过分慎重，却对君主过分轻率，是最严重的不忠。周公说：“天子没有戏言；说出的话，史官就记录它，乐工就吟诵它，士人就传称它。”言语尚且不能当作玩笑，何况付诸行动呢？所以张释之的话不可不察，周公的告诫不可不遵循。臣又陈说，各种鸟兽等无用之物，以及饲草、粮谷和役使人的费用，都可以免除。皇帝曾问道：“汉桓帝时，白马令李云上书说‘帝，就是审察、真实的意思’。假如皇帝想要不真实，应当怎样才能不死？”肃回答说：“他只是言语失去了逆顺的分寸，推究他的本意，都是想竭尽忠心，想着保全并补救国家。况且皇帝的威势超过雷霆，杀死一匹夫，与杀死蝼蚁没有区别；如果宽容赦免他，可以显示出容纳直言的气度，使德泽广布天下。所以臣认为，杀死他未必就是正确的。”皇帝又问：“司马迁因为受刑的缘故，内心怀有隐痛，撰写《史记》，难道不是贬低孝武帝，使人恨得咬牙切齿吗？”肃回答说：“司马迁记事不虚妄，对美好的事情不隐瞒，对丑恶的事情也不掩饰；刘向、扬雄都佩服他善于叙事。” 正始元年，王肃出任广平太守，因公事被征召回朝，授任议郎。不久任侍中，升任太常。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人。王肃和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谈论当时的政事，王肃严肃地说：“这一伙人就是弘恭、石显之类，难道还要称赞他们吗？”曹爽听见后，告诫何晏等人说：“应当共同谨慎，公卿已经把你们比作前代的恶人了。”王肃因宗庙之事获罪被免官，后来任光禄勋。当时有两条长一尺的鱼聚集在武库屋顶上，有司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王肃说：“鱼生在深渊，却高高地出现在屋顶，这是有鳞介的动物失去了自己的处所。边将恐怕要危险了，难道将要发生丢弃铠甲的变故吗？”后来果然发生了东关之败。王肃调任河南尹。嘉平六年，持节兼任太常，奉法驾到元城迎接高贵乡公。这一年有白气横贯天空，大将军司马景王问王肃这是怎么回事，王肃回答说：“这是蚩尤旗。东方、南方恐怕将有叛乱吧？君王如果修养自身，使百姓安定，那么天下乐于安定的人就会归附德政，倡导叛乱的人就会先行灭亡。”第二年春，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反叛。司马景王对王肃说：“霍光由于夏侯胜的言论，开始重视儒学之士，确实是有道理的。安定国家、安宁君主的办法，究竟在哪里呢？”王肃说：“从前关羽率领荆州军队在汉水边向于禁投降，随即产生了向北争夺天下的志向。后来孙权袭击并夺取了关羽将士的家属，关羽的部众一下子土崩瓦解。如今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在内地，只要赶快前往抵御、卫护，使他们不能前进，必然会出现关羽军队土崩瓦解的形势。”司马景王听从了他，于是击破毌丘俭、文钦。后来王肃升任中领军，加授散骑常侍，增加食邑三百户，连同原有的共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去世，门生中穿着丧服为他服丧的有数百人。追赠卫将军，谥号为景侯。儿子王恽承袭爵位。王恽去世，没有儿子，封国断绝。景元四年，封王肃的儿子王恂为兰陵侯。咸熙年间，开建五等爵位制度，因王肃在前朝建立功勋，改封王恂为承子。【《世语》说：王恂字子良，很有通达的见识，在朝中忠诚正直，历任河南尹、侍中，所任之处都有声誉。他一心奉公，有不顾自身的操守。鬲县令袁毅送给他骏马，他知道袁毅贪财，便没有接受；袁毅最终因贪赃而败亡。王恂建立两所学校，推崇、阐明五经，都是他的创议。他去世时四十多岁，追赠车骑将军。王肃的女儿嫁给司马文

译王，即文明皇后所生的晋武帝，以及齐献王司马攸。《晋诸公赞》说：王恂兄弟八人，其中显达的，王粲字恭祖，以有功劳和办事才干著称，官位做到尚书；弟弟王恺字君夫，年轻时就有才华和力量，却没有操守，和卫尉石崇友善，两人都凭借豪奢竞逐于世，最终王恺做到后将军。王粲的儿子王康隆仕途也很显达，为后世所看重。】起初，王肃擅长贾逵、马融一派的经学，却不喜欢郑玄的学说；他采集各家异同，撰写《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氏解》等书，又整理、订定父亲王朗所作的《易传》，都列入学官。王肃议论、驳正朝廷典章制度、郊祀、宗庙以及服丧等级轻重等事，共有一百多篇。当时乐安人孙叔然【臣松之按：孙叔然与晋武帝同名，所以称他的字】曾在郑玄的门人处受学，人们称他为东州大儒，朝廷征召他任秘书监，他没有接受。王肃编集《圣证论》来讥刺、贬低郑玄，孙叔然加以驳难并为郑玄解释。后来孙叔然又撰写《周易例》《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等注，又著书十多篇。自魏初被征召的士人敦煌周生烈【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论语集解》中有周生烈的义例，其余著述见《晋武帝中经簿》】，以及明帝时的大司农弘农人董遇等，也都先后为经书和传记作注，颇为流传于世。【《魏略》说：董遇字季直，性情质朴木讷，却喜好学习。兴平年间，关中动乱，他和哥哥董季中依附将军段煨，靠采集野生植物为生、挑担贩卖，却总是随身带着经书，抽空就学习。他的哥哥嘲笑他，董遇却不改变。建安初年，王纲稍稍建立，郡中举荐他为孝廉，逐渐升任黄门侍郎。当时汉帝把政事交给太祖，董遇早晚侍奉讲学，很受天子爱信。建安二十二年，许中百官假传诏令，董遇虽然没有参与谋划，仍被逮捕送到邺城，转任闲散官职。他常跟随太祖西征，途中经过孟津，经过弘农王的陵墓时，太祖怀疑是否应当进去拜谒，回头问身边的人，身边人都回答不出。董遇于是越过自己的职位上前说：“《春秋》的义理是，国君即位还没有满一年就去世，便不能算正式成为国君。弘农王即位不久，又受暴臣控制，被降居藩国，不应当拜谒。”太祖于是经过而不拜谒。黄初年间，董遇出任郡守；明帝时入朝任侍中、大司农，数年后因病去世。董遇起初擅长研究《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擅长《左氏传》，另作朱笔、墨笔以区别异文。有来向他求学的人，董遇不肯立即教，只说必须先读一百遍；他说，书读一百遍，意义自然会显现。求学者说自己没有空闲，董遇说应当利用“三余”。有人问“三余”的意思，董遇说：“冬天是一年中的余暇，夜晚是一天中的余暇，阴雨天是时日中的余暇。”因此学生很少 跟随董遇学习，所以没有人传得他的朱墨之学。《世语》说：董遇的儿子董绥，官位做到秘书监，也有才华学问。齐王司马冏的功臣董艾，就是董绥的儿子。《魏略》把董遇和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七人列为儒学宗师。书中记述说：从初平元年到建安末年，天下分崩离析，人们心存苟且，纲纪已经衰败，儒学之道尤其衰微。黄初元年以后，新君才又开始扫除太学的灰烬，修补旧石碑的残缺，设置博学之士的名额，依照汉代甲乙等第考核制度进行考核，并通告州郡；凡是想求学的人，都遣送到太学。太学重新开办时有学生数百人。到了太和、青龙年间，朝廷内外事务繁多，人们都想着趋利避害，即使本性并非不懂学问的人，也多向太学求取名额。太学学生有一千多人，但各位博士大多粗疏浅薄，无法教导学生；学生本来也是为了逃避徭役，最终没有人能够认真学习。冬去春来，年年如此。即使有精通学问的人，台阁设置的举荐标准又太高，加上不考察经学的大义，只询问文字、点画和注释中的细节，一百人一同考试，能够通过的不到十人。因此有志于学问的人又逐渐衰落，而那些追求浮华空虚的人，各自争相追逐。正始年间，朝廷下诏讨论圜丘祭祀，广泛延请学士。当时郎官和司徒所统领的官吏有两万多人，即使分散在各处，现住京师的仍有一万人左右；然而应诏参与讨论的人几乎没有几个。当时朝堂上从公卿以下有四百多人，能够执笔作文的还不到十人，大多只是互相跟随，吃饱饭就退下。唉，学业沉沦衰败，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我私下总是十分看重这几位先生，他们各自处在天下荒乱之际，却能坚守志向，越发专心。贾洪字叔业，是京兆新丰人。他喜好学习，有才华，尤其精通《春秋左传》。建安初年，他在郡中任职，被举为计掾，又应州府征召。当时州中从参军事以下一百多人，只有贾洪和冯翊人严苞的交往、才华和学问最高。贾洪历任三县县令，所到之处总是开辟、整修官署和马厩，亲自教导学生。后来马超反叛，马超劫持贾洪，要带他到华阴，命他撰写露布；贾洪不得已替他写了。司隶校尉钟繇在东地看到那篇文章，说：“这是贾洪写的。”马超被击破逃走后，太祖召见贾洪，任命他为军谋掾，但因为他先前替马超写过露布，所以没有立即叙用。晚年才出任阴泉县长。延康年间，转任白马王曹彪的相。他善于谈论、戏谑，白马王曹彪也很喜爱文学，常常以他为师，敬重超过三公，过了几年因病去世，死时五十多岁。当时人们为他遗憾，认为他做官没有达到二千石的品秩。严苞也历任两县县令，黄初年间凭借高才入朝任秘书丞。他上奏的文章和辞赋，魏文帝看了很惊异，出任西平太守，死于任上。薛夏字宣声，是天水人。他博学有才。天水旧有姜、阎、任、赵四姓，常在郡中受到推重；薛夏出身寒微的单姓之家，却不向他们屈服。四姓想共同谋害他，薛夏于是逃走，向东前往京师。太祖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对他十分礼遇。后来四姓又派人写公文，要求捉拿远逃的薛夏，转移文书到颍川捕捉，将他拘押入狱。当时太祖已经在冀州，听说薛夏被本郡拘押，拍掌说：“薛夏没有罪，汉阳那些年轻人只想杀他罢了！”于是告知颍川，让他们查明情况释放薛夏，并召任他为军谋掾。魏文帝又赞赏他的才华。黄初年间，任秘书丞。魏文帝每次和薛夏推究讨论经书传记，没有一次不是谈上一整天。每次召呼他，从不直呼其名，而称他为薛君。薛夏家中很贫困，魏文帝又见他的衣服单薄，便解下自己所穿的袍服赐给他。后来征东将军曹休入朝，正值魏文帝正在和薛夏商议事情，便把曹休召入坐定，然后指着薛夏对曹休说：“这位是秘书丞、天水薛宣声，应当和他共同谈论。”皇帝如此礼遇薛夏。薛夏曾想任用一名官员，但还没有来得及，魏文帝就去世了。到了太和年间，薛夏曾因公事向兰台移送文书。兰台自认为是外台，而秘书只是署，所以认为薛夏的做法不合礼仪，推派使者责问他。薛夏答复说：“兰台是外台，秘书是内阁，台阁本来就是一体，为什么不能互相移送文书呢？”兰台理屈词穷，无法反驳。从此以后，便把这种做法当作常例。数年后，薛夏因病去世，临终嘱咐他的儿子不要把自己归葬天水。隗禧字子牙，是京兆人，世代出身寒门，年少时就喜好学习。初平年间，三辅动乱，隗禧向南客居荆州，不因荒乱而放弃学习，肩挑背负经书，每当采集野生植物之余，便诵读学习。太祖平定荆州后，召任他为军谋掾。黄初年间，任谯王郎中。谯王曹宿早就听说他是儒者，常虚心向他求学，隗禧也恭敬地教导谯王。因此得到谯王大量的赏赐馈赠。后来因病回乡，授任郎中。八十多岁时因年老居家，前来向他学习的人仍然很多。隗禧既精通经书，又擅长星官之学。他常仰观天文，叹息着对鱼豢说：“天下的战争还没有停止，怎么办呢？”鱼豢又曾向他请教《左氏传》，隗禧回答说：“想知道幽深隐微的道理，没有比《易》更好的；想明白人伦纲纪，没有比《礼》更好的；想广泛认识山川草木的名称，没有比《诗》更好的。《左氏传》不过是记载相互砍杀的书，不值得专心研究。”鱼豢于是又向他请教《诗经》，隗禧讲说齐、韩、鲁、毛四家之义，不再拘守文字，讲解起来如同讽诵一般。他又撰写各经注解数十万字，还没有来得及誊写整理，就因病失聪；数年后也因病去世。邯郸淳的事迹见于《王粲传》，苏林的事迹见于《刘邵、高堂隆传》，乐详的事迹见于《杜畿传》。鱼豢说：学习从人那里获得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