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卷二十三考证

译裴潜，字文行，是河东郡闻喜县人。陈寿注引《魏略》说：裴潜世代都是著名士族。父亲裴茂在灵帝时历任县令、郡守、尚书；建安初年奉使命出使，率领、引导关中的将领讨伐李傕有功，封列侯。裴潜年轻时不修饰细小的品行，因此不受父亲礼遇。裴潜在荆州避乱，刘表以宾客之礼接待他。裴潜私下对亲近的王粲、司马芝说：‘刘表没有成就霸王事业的才干，却想把自己当作周文王；他的失败很快就会到来。’于是向南到长沙。太祖平定荆州后，任裴潜为丞相参军事。他出任三县县令，入朝任仓曹属。太祖问裴潜：‘你先前和刘备都在荆州，你认为刘备的才略怎么样？’裴潜说：‘假如让他居处中原，他能够扰乱别人，却不能治理；如果让他乘隙据守险要，倒足以成为一方之主。’当时代郡大乱，太祖任裴潜为代郡太守。乌丸王和三位大人各自称单于，专擅控制郡中事务，前任太守都不能治理。太祖想给裴潜精锐兵力，让他镇压讨伐，裴潜辞谢说：‘代郡户口繁多，士兵和马匹张弓待发，动员起来有数万人。单于知道自己放纵横行已经很久，内心本来就不安；现在如果带很多兵去，他们一定害怕并据境抵抗；带少量兵去，又不会被他们畏惧。应当用计谋对付他们，不能用武力威逼。’于是他只带一辆车前往代郡。单于惊喜，裴潜以安静的政策安抚他们，单于以下的人都脱帽叩头，把前后掠夺的妇女、器械、财物全部归还。裴潜查明并诛杀郡中与单于内外勾结的大吏郝温、郭端等十多人，北方边境大为震动，百姓归心。在代郡三年后，他回朝任丞相理曹掾。太祖褒奖他治理代郡的功劳，裴潜说：‘我对百姓虽然宽厚，对各胡族却严厉。如今的谋划者一定认为我治理得过于严酷，而要对他们更加宽惠。他们一向骄纵，过分宽惠就必然松弛；松弛以后又将用法律来收拾他们，这就是诉讼争端产生的原因。按形势推断，代郡一定会再次叛乱。’太祖因此深深后悔召回裴潜过早。过了几十天，三个单于果然叛乱，消息传来，太祖便派鄢陵侯曹彰为骁骑将军征讨他们。裴潜出任沛国相，升任兖州刺史。太祖驻军摩陂时，赞叹他的军阵整齐，特意加以赏赐。文帝即位后，裴潜入朝任散骑常侍，出任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他上奏请求把贡士、举人的制度推行到各地，与郡国相同；从此农官也有了进身仕进的道路。后来升任荆州刺史，赐关内侯爵位。明帝即位后，入朝任尚书，出任河南尹，转任太尉军师、大司农，封清阳亭侯，食邑二百户。后来入朝任尚书令，上奏请求端正官员分职，核查名实，列举出应当交给使者裁断的官府事务一百五十多条。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任光禄大夫。正始五年去世，追赠太常，谥号贞侯。陈寿注引《魏略》说：当时远近都说裴潜将要任三公，却因病去世。裴潜自己感念出身微贱，又没有舅氏可依，并且不受父亲礼遇，所以改变志向，努力仕进。他历任许多官职，但生活清廉谨慎。每次赴任都不带妻子儿女，妻子儿女贫困，只能织藜草席来供给自己。裴潜任兖州刺史时，曾制作一张胡床，离任时把它留下挂在柱子上；父亲在京城，他出入只乘简陋的軿车；弟弟们有田地和房屋，他自己常常步行。家中大小互相侍奉，有些像石奋一家；自魏国兴起以来，能够这样检束自己的人很少有人比得上裴潜。裴潜才质广博而有高雅的仪容，也不过如此，始终没有进一步提拔人才，所以世人归美于他的清廉，却不推重他的其他方面。儿子裴秀承袭爵位。裴潜遗令薄葬，墓中只放一张坐席和几件瓦器，其他一概不设置。裴秀在咸熙年间任尚书仆射。陈寿注引《文章叙录》说：裴秀，字季彦，宏博通达，八岁就能写文章，于是知名。大将军曹爽征召他；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他把财产分给兄弟。二十五岁时升任黄门侍郎。曹爽被诛杀，裴秀因是旧属而免官；后来任卫国相，历次升迁为散骑常侍、尚书仆射令、光禄大夫。咸熙年间，晋文王开始建立五等爵制，命裴秀掌管制定制度，封广川侯。晋室接受禅让后，升为左光禄大夫，改封钜鹿公，升任司空。他著有《易论》和《乐论》，又绘制地域图十八篇，流传于世；《盟会图》和《典治官制》都没有完成。他四十八岁时，秦始七年去世，谥号元公，配享宗庙。小儿子裴頠，字逸民，承袭封爵。《荀绰冀州记》说：裴頠为人弘雅，有远见，博学而通晓古事，品行高尚严整，年轻时就知名。历任太子中庶子、侍中、尚书。元康末年任尚书左仆射。赵王司马伦因为他声望重而畏惧、厌恶他，知道他不和贾氏同心，仍然冤杀了他。臣裴松之按：陆机《惠帝起居注》称裴頠高雅而有远大器量，是当时的名士；又说他是百姓所仰望的人。他才理深厚广博，善于应答论辩，著《崇有贵无二论》，用来纠正虚浮荒诞的弊病；文辞精美丰富，是当世著名的论说。裴頠的儿子裴嵩，字道文，荀绰称他有父祖遗风，任中书郎，早逝。裴頠的堂弟裴邈，字景声，有俊异才华，任太傅司马越从事中郎，持节监领中外营诸军事。裴潜的幼弟裴徽，字文季，任冀州刺史，有高才远略，善于谈论玄妙之理，事迹见于《荀粲传》《傅嘏传》《王弼传》《管辂传》等。裴徽的长子裴黎，字伯宗，另名裴演，任游击将军；次子裴康，字仲豫，任太子左卫率。裴康的弟弟裴楷，字叔则，任侍中、中书令、光禄大夫，开府；另一个弟弟裴绰，字季舒，任黄门侍郎，早逝，追赠长水校尉。裴康、裴楷、裴绰都是名士，其中裴楷的才华和声望最为重要。《晋诸公赞》说：裴康有宏大的器量，裴绰以明达著称。裴楷年轻时与琅邪王戎一同任掾属，声名传扬，钟会把他们推荐给大将军司马文王，说：‘裴楷清正通达，王戎简约精要。’司马文王于是征召他们为掾属，后来都历任显要官职。谢鲲为乐广作传，称裴楷俊秀明朗、富有见识，在当时无人能比。裴黎的儿子裴苞，任秦州刺史；裴康的儿子裴纯，任黄门侍郎；裴纯的弟弟裴盾，任徐州刺史；另一个弟弟裴郃有器量声望，晋元帝任安东将军时，裴郃任长史。侍中王旷给司马越写信说：‘裴郃在这里，虽然不处理具体政事，但见识器量宏大通达，地方人士都非常敬重依附他。’裴郃的弟弟裴廓任中垒将军。裴楷的儿子裴瓒任中书郎，另一个儿子裴宪任豫州刺史。裴绰的儿子裴遐任太傅主簿。裴瓒、裴遐都有盛大声名，但都早逝。《晋诸公赞》称裴宪有清明的见识。《魏略》把徐福、严干、李义、张既、游楚、梁习、赵俨、裴潜、韩宣、黄朗十人合为一卷。其中张既、梁习、赵俨、裴潜四人各自有传；徐福的事迹在《诸葛亮传》中，游楚的事迹在《张既传》中，其余严干等四人的事迹附载在后面。严干，字公仲；李义，字孝懿，都是冯翊郡东县人。冯翊东县旧时没有名门大族，所以两人都出身寒微。他们的器量性情都敦厚稳重。中平末年，两人同年二十多岁；严干喜欢击剑，李义喜欢辩论。冯翊郡的名门桓、田、吉、郭以及前侍中郑文信等人，认为他们各有才能实学，一同记住并赏识他们。三辅发生动乱后，人们多流离漂泊，但严干、李义没有离开，和亲朋故旧一起随波而处，靠砍柴维生。到建安初年，关中开始恢复，诏令把冯翊西部几县分置为左内史郡，治所在高陵；东部几县仍为原郡，治所在临晋。李义所在的县被划归西部，李义对严干说：‘西县那些小子，不值得和他们争坐席；如今我们应当共同制作一张方床。’于是两人结交联合，都在东郡任职，担任较高的官职。司隶校尉征召严干，他不肯前往。年终，郡中举荐严干为孝廉，李义任上计掾。李义留在京城，任平陵县令，升任冗从仆射，后来历任显要官职。魏国封爵十郡时，请李义任军祭酒；又任魏国尚书左仆射。文帝即位后，任谏议大夫、执金吾、卫尉，死于任上。李义的儿子李丰，字宣国，事迹见《夏侯玄传》。严干因孝廉身份任蒲阪县令，因病离职；又被举为至孝，任公车司马令。州里征召他，诏令任议郎，回州参与州政。恰逢他因献策捕获高干，又追记从前讨伐郭援的功劳，封武乡侯，升任弘农太守。马超叛乱时，严干所辖郡接近马超，百姓纷纷离散；马超失败后，严干任濮阳太守，升任益州刺史，但因道路不通，黄初年间转任五官中郎将。明帝时，升任永安太仆，数年后去世。起初，李义以正直之道待人，以诚心推许他人，所以当时陈群等人与他齐名交好。虽然没有其他特别的才力，但仕途始终没有挫折。严干在战乱之后更加改变志向，努力学习，特别精通《春秋公羊传》。司隶校尉钟繇不喜欢《公羊传》而喜欢《左传》，说《左传》是大官，而《公羊传》是卖饼人家读的书，所以多次和严干辨析优劣。钟繇机敏善辩，善于坚持自己的论点；严干口才迟钝，临场屈服，没有办法回应。钟繇对严干说：‘公羊高最终还是向左丘明服输了。’严干说：‘只是您的旧属向明府您服输罢了，公羊高还没有服输。’韩宣，字景然，是渤海郡人。他身材矮小。建安年间，丞相征召他，置于军谋掾中，职务闲散，住在邺城。他曾从宫城东掖门内出入，遇到临菑侯曹植。当时天刚下过雨，地上有泥水，韩宣想躲避，却被泥水挡住不能离开，只好拿扇子遮住自己，站在道路旁。曹植嫌他既不离开，又不行礼，便停车，让他的侍从询问韩宣是什么官。韩宣说：‘丞相军谋掾。’曹植又问：‘你这个官职，应该可以冒犯列侯吗？’韩宣说：‘按照《春秋》的义理，王的使者虽然地位卑微，也排在诸侯之上；我没有听说宰士要对地方诸侯行礼。’曹植又说：‘既然如你所说，一个人父亲的属吏见到他的儿子，难道也应当行礼吗？’韩宣说：‘按照礼制，臣子是一回事。’而且韩宣年长于曹植。曹植知道他理屈词穷，便放他离去，并把此事详细告诉太子，认为韩宣善于辩论。黄初年间，韩宣任尚书郎，曾因职事应当在殿前受罚。当时已经捆好，杖刑尚未执行，文帝乘辇经过，问这是谁。左右回答：‘是渤海郡尚书郎韩宣。’文帝想起此前临菑侯所说的话，醒悟道：‘这就是子建所说的韩宣吗？’特意赦免了他，解开捆绑。当时天气很冷，韩宣此前知道将受杖刑，预先脱去裤子，只穿着短裤，面缚待罪；得到赦免后，短裤的腰带没有放下，他便快步离去。文帝目送着他笑说：‘这个人家中有一个善于观察判断的人。’后来出任清河、东郡太守。明帝时任尚书、大鸿胪，数年后去世。韩宣前后任官，能力处在中等，但善于以宽恕自己的心态宽待别人。起初，南阳人韩暨凭借旧日德望任职在韩宣之前，任大鸿胪。韩暨为人贤能，韩宣后来任职也称职，所以大鸿胪官署中流传一句话：‘大鸿胪、小鸿胪，前后治理政事，谁能相比？’按《魏志》本传，韩宣的名字没有出现，只有《魏略》有此传；《世语》则把他列入名臣一流。黄朗，字文达，是沛郡人。他为人博学通达而有实际才干。父亲只是本县的一名小吏，黄朗感慨自己的出身，于是立志游学，因此受到方国和本郡士大夫的礼遇和器重。他尤其与东平名门王惠阳交情深厚。王惠阳亲自到床下拜见黄朗的母亲。黄朗起初出仕于黄初年间，任长吏，升任长安县令。适逢母亲去世，他没有赴任；后来重新任魏县县令，升任襄城典农中郎将、涿郡太守，明帝时因病去世。黄朗任地方长官时，因为父亲的缘故，常常忌讳叫属吏铃下、伍伯，不直呼他们的姓名；即使发怒，也始终不这样做。黄朗后来做到二千石，王惠阳也历任长安县令、酒泉太守。因此当时人说，王惠阳表面上似乎粗疏，内心却坚定缜密；他不顾黄朗的出身始末，侍奉黄朗的母亲如同自己的母亲，是宽厚通达的人。鱼豢评论说：世人称君子的德行，大概就像龙一样吧，因为龙善于变化。过去长安有个市井小吏刘仲始，曾被市场官吏侮辱，于是受到激发，踩断对方的尺子，离去求学。他通晓经书，品行修养高尚，声名传遍天下；后来朝廷以有道之士征召他，他却不肯就任，众人都推重他的高尚。我认为前代偶尔有这样的人罢了，如今徐福、严干又参与其中；如果这些人都不像龙一样有远大志向，又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李推达到最高的道德，张工善于谋划，韩宣见识非凡，黄朗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各自都把根基扎在坚石之上，想要树荫垂覆千里，也并非容易。游楚慷慨施展才能，推心置腹，保全自身、守护郡国，因此被帝王延请，又像陆贾那样放任自适、宴饮游乐，也算一位贤人。梁习、赵俨和裴潜，虽然比不上张既、杨俊，但能够检束自己，年老以后德行和名声更加彰明，也很难得。韩暨字公至，是南阳郡堵阳县人。楚国先贤传说：韩暨是韩王信的后代；祖父韩术，任河东太守；父亲韩纯，任南郡太守。同县的豪强陈茂诬陷韩暨的父兄，几乎使他们被处死。韩暨表面上不以此事为意，暗中积聚资财，结交敢死之士，于是追捕陈茂，找到后把他的首级拿到父亲墓前祭奠。因此声名显著，被举为孝廉。司空征召他，他都没有应召。后来改名换姓，隐居在鲁阳山中避乱。山民结党，想要进行劫掠，韩暨便散尽家财，供给牛和酒，请山民首领为他们陈说安危利害。山民受到感化，最终没有作害。他为躲避袁术的征召，迁居山都县的山中。荆州牧刘表以礼征辟他，他便逃走，南下住在孱陵县境内，所到之处都受到敬重爱戴，而刘表对此深为怨恨。韩暨害怕，只得接受征召，任宜城长。太祖平定荆州后，征召他任丞相士曹属。后来升任乐陵太守，又调任监冶谒者。旧时冶炼铸造使用马排，即用马匹作为鼓风设备来吹炭；每炼成一炉铁，就要用马一百匹，改用人力鼓风又耗费功力。韩暨于是利用水流制造水排，计算其收益，是原来的三倍。他任职七年，器械用具充实完备。诏书褒奖赞叹他，就地加授司金都尉，位次仅次于九卿。文帝即位，封他为宜城亭侯。黄初七年，升任太常，进封南乡亭侯，食邑二百户。当时新都洛阳的制度尚未完备，而宗庙的神主和石室都在邺都。韩暨上奏请求迎取邺都四座宗庙的神主，在洛阳建立宗庙，按四时举行蒸、尝祭祀，亲自奉献祭品，尊崇彰明正礼，废除不合礼制的淫祀，纠正了许多礼制问题。他任官八年，因病辞去职位。景初二年春，诏书说：“太中大夫韩暨洁身修德，志向气节高尚纯洁，年过八十而守道更加坚定，可以说是纯厚笃实、年老而更加勤勉的人了。”于是任命韩暨为司徒。同年夏四月去世。遗命入殓时穿当时的服装，葬入土穴，谥号恭侯。楚国先贤传说：韩暨临终留下书信说：“世俗奢侈，就应当以俭朴示范；即使俭朴，也要用礼节加以节制。我历来看到前代送葬超过制度，过失非常严重。你们如果敬听我的话，就用当时的服装入殓，葬入土穴，墓穴挖好便立即下葬，用瓦器送葬，千万不要再增加其他物品。”他又上疏说：“活着有益于百姓，死后也不应危害百姓，何况臣忝居台司，任职时间很短，还没有能够宣扬圣德、广泛惠益百姓，就卧病不起，忽然将归于幽冥。现在百姓正忙于农事，不宜再使他们劳役，请不要让洛阳的官吏和百姓供办丧葬器物。我担心国家法典有常规，使臣的个人愿望不能实现，所以谨冒昧上奏，希望陛下哀怜并准许。” 皇帝得到奏表后叹息感慨，于是下诏说：“已故司徒韩暨积累德行，践履操守，以忠诚立身于朝廷；直到头发花白，仍正直明亮而不亏损。既已登上三公之位，本来希望得到他辅佐的帮助，哪里料到突然离世，天命不能长久。曾参临终时，按照礼制更换寝席；晏婴尚且崇尚节俭，遣车也降低规格。如今司徒深知天命将尽，遗言仍防止劳民，务必要崇尚节约，可以说是善始善终的人了。他的丧礼，所设置的一切都依照旧例，不得有所缺少。特赐温明、秘器、衣一称、五时朝服、玉具剑和佩。”韩暨之子肇承嗣；肇死后，其子邦承嗣。【《楚国先贤传》说：邦字长林，年少时就有才学。晋武帝时任野王令，有政绩声誉，任新城太守时，因举荐野王旧吏为新城计吏而获罪。武帝大怒，于是杀死韩邦以及韩暨的次子繇。繇任高阳太守，其子洪任侍御史，洪之子夀字德贞。《晋诸公赞》说：自韩暨以下，世代治理、保持家业，韩夀能够深厚地崇尚家风，性情尤其忠厚。早年历任清要官职，惠帝即位后任散骑常侍，升为守河南尹，因病去世，追赠骠骑将军。韩夀的妻子是贾充的女儿。贾充没有后代，便以韩夀之子谧为嗣。谧二十岁时任秘书监、侍中，性情骄纵放逸而才华出众。谧的幼弟蔚也有才器声望，兄弟二人都被赵王伦杀死，韩氏于是灭绝。】崔林字德儒，是清河东武城人。他年轻时成名较晚，宗族中没有人了解他，只有堂兄崔琰认为他非同寻常。太祖平定冀州后，征召他授任邬县长。他家贫，没有车马，独自步行赴任。太祖征讨壶关时，询问地方长吏中谁的德政最好，并州刺史张陟把崔林的情况回答上去，于是崔林被提拔为冀州主簿，改任代理别驾，后任丞相掾属。魏国建立后，逐渐升任御史中丞。文帝即位，授任尚书，出任幽州刺史、北中郎将。吴质统领河北军事时，涿郡太守王雄对崔林说：“吴中郎将是皇上亲近而器重的人，是国家的贵臣。他持节统领事务，各州郡没有不奉送名帖表示敬意的；可是崔使君却从未同他通消息。若他因为边塞防务没有修整而斩杀你，崔使君难道能救你吗？”别驾把这番话完整地告诉了崔林。崔林说：“刺史看待离开这个州，就像脱掉鞋子一样，难道会连累我吗？本州与胡虏相接，应当用安静来镇守；若扰动它，就会激起他们的叛逆之心，特别会替国家制造北顾之忧。我以此事寄托于你，在任一年，盗寇逐渐平息。【考异：王氏家谱说，王雄字元伯，是太保王祥的同族。魏《名臣表》记载，安定太守孟达推荐王雄的奏疏说：我听说，明君把求取贤才作为事业，忠臣把进荐善人作为成效，所以《易经》说拔茅草会连根相牵，《左传》说要举荐自己所知的人。我不自量力，私下仰慕这些道理。我过去因人才缺乏，错误地充任部职。当时涿郡太守王雄任西部从事，与我同僚。王雄天性善良坚固，果敢而有谋略，历试三县，政事成功，百姓和睦；后来任近职，奉行宣扬威恩，怀柔有方，清廉谨慎，执法严明。我往年出使，经过王雄所辖郡县，他亲自说特别受到陛下提拔之恩，常常勉励节操，精心办事，思图以性命效力。他的言辞激昂，情意恳切。我虽愚昧，不能辨识真伪，但认为王雄兼有文武才干，忠烈的性情超过同辈。如今涿郡有三千户，孤儿寡妇占了一半，北面有守兵和藩卫的险固，实在不足以让王雄施展才智和勤干。我受恩深厚，却没有报国之道，抑制不住浅陋见识和恳切心情，谨冒昧陈述。诏书说：从前萧何推荐韩信，邓禹进荐吴汉，只有贤人能够识别贤人。王雄有胆略和智慧，具备文武才干，我早就知道了。现在就让他参与散骑的选任，先让他在我门下稍作任职，了解我的意旨和归向，便可重用他。天下士人，都想让他们先历任散骑，然后出任州郡长官，这是我的本意。王雄后来任幽州刺史，其子浑任凉州刺史，次子乂任平北将军、司徒、安丰侯。王浑之子为太尉、武陵侯衍，荆州刺史澄都是王乂的儿子。】崔林仍然因为不奉事上司而被降为河间太守，清议中很多人都替崔林抱不平。

译后来升任大鸿胪。龟兹王派遣侍子来朝见，朝廷嘉奖他远道而来，对龟兹王给予十分优厚的褒赏。其余各国也都派遣子弟来朝，间或有使者接连不断。崔林担心所派之人有的并非真正的王子，只是临时找来疏远宗族中的人，或借助胡商来传达使命，以图获取印绶，而沿途护送所耗损的资财越来越多，劳烦所养育的百姓去从事无益之事，反而被夷狄取笑；这是过去一直令人忧虑的事。于是他移书给敦煌，说明自己的意旨，并抄录前代接待各国时待遇丰厚或俭约的旧例，使之有固定常规。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转任光禄勋、司隶校尉。他所管辖的郡县，凡属违法者都罢免，超过编制的官吏也予以裁除。崔林治理政事推诚信实，简约而顾全大体，所以离任之后，人们往往思念他。散骑常侍刘劭撰写《考课论》，制度下达百官后，崔林议论说：“考察官吏功绩，《周官》的文字已经很完备了；可是自康王以下，制度便逐渐衰败。这说明考课的方法是否有效，关键在于主持它的人。到了汉朝末年，它的弊病难道在于属吏的职责规定不够严密吗？如今军务或繁重，或仓促，既用条文来配备，又用内外增减无常的办法来补充，本来就难以统一。况且，众多事目若不张举总纲，就无法治理；许多细毛若不抓住衣领，也不会整齐。皋陶在虞舜时任职，伊尹在殷朝为臣，不仁之人便远离。五帝三王的制度未必完全相同，却都能因治理或混乱而改变。《易经》说，简易的原则便能得到天下的道理。太祖根据时宜设置制度，留给后世使用，并不是担心不能效法古代；如今的制度并不疏漏，关键只在于坚守统一的原则，不要丧失罢了。若朝廷大臣能够承担仲山甫那样的重任，成为诸侯的表率，那么谁敢不肃敬？”景初元年，司徒、司空都空缺。散骑侍郎孟康推荐崔林说：“宰相是天下人所瞻仰、效法的，确实应当得到持守忠诚、践履正道、以德为本、以义自持的人，足以成为海内师表。我私下观察司隶校尉崔林，禀有自然正直的本性，具有高雅宏大的器量。若论他的长处，可以同古人相比：忠诚正直而不屈从，属于史鱼一类；清廉节俭、恪守约束，堪比季文子。他治理州郡，所到之处都能使政事有条理；任外官时，使万里之地肃敬整齐，确实是辅佐台阁的杰出器材，是衮职的良才。”第二年，崔林果然任司空，封安阳亭侯，食邑六百户。三公被封为列侯，是从崔林开始的。不久又进封安阳乡侯。鲁国相上奏说，汉朝旧例建立孔子庙，褒成侯按时奉祀，在辟雍举行礼仪时一定祭祀先师；王家出谷物供给春秋祭祀。如今宗圣侯承继后嗣，却还没有下令祭祀的礼制，应该供给祭牲，由长吏主持祭祀，尊孔子为贵神。于是命三府议论。博士傅祗认为，《春秋左传》说列入祀典的，孔子正是这样的人；宗圣侯只足以继承断绝的世系、彰显盛德。至于显著树立言论、崇尚光明德行，则应依照鲁国相的上奏。崔林议论认为，宗圣侯也是奉王命祭祀，并不是没有下令。周武王封黄帝、尧、舜的后代，以及设置三恪时，禹、汤的后代没有列入当时的封爵，也没有另外命其他官员祭祀他们。如今周公以上直到三皇，忽然都不祭祀，但有关礼经仍保存着这些话。现在独独祭祀孔子，是因为时代相近。以大夫的后代，特意接受无穷尽的祭祀，礼数超过古帝，意义胜过汤、武，可以说是崇尚光明、报答德行了；不必再向非同族者重复祭祀。【裴松之认为：孟轲引用宰我之言说：“在我看来，孔子远比尧舜贤能。”又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人。”这难道不是通达贤人的至理名言、可作为商量比较的确定标准吗？虽然达到最高境界便相同，众圣仍然是一体；可是时代有淳厚和浇薄，治理有质朴和文饰，圣人的作用也有不同。有的人在世时显荣，死后便止息了。所以遗留下来的风教所及，确实有深有浅。至于协调天地人事，创立言论，垂示制度，使百王都不能违背常道，靠它而建立纲常的，实在只有孔子一人。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礼乐文教最为兴盛，但在六经之道上仍未达到孔子的精微；加上圣贤不兴，空缺五百年，教化衰落，法度典章几乎灭绝。假使当时没有孔门，周代典制几乎就要断绝了。能够光明先王之道，成就万世功业，与天地同其无穷，同日月一样长久照耀，难道不超过群圣吗？崔林没有司马迁那样洞察深思的诚意，也没有梅真的慷慨志向，却固守自己的狭见，阻塞光明的大义，可以说充分显示了他不自量力。】明帝又把崔林的食邑分封给一名儿子，使其成为列侯。正始五年，崔林去世，谥号孝侯。其子述承嗣。【《晋诸公赞》说：崔述的弟弟随，任晋尚书仆射，为人明达而有济世才能。赵王伦篡位时，崔随参与其事；赵王伦失败后，崔随也被废黜禁锢而死。崔林的孙子玮性情率直而疏略，官至太子右卫率。当初崔林从平民中识拔同郡的王经，王经最终成为名士，世人因此称道崔林。】高柔字文惠，是陈留圉人。其父高靖任蜀郡都尉。奉祠于辟雍，举行礼仪时必须祭祀先师。王家出谷，春秋举行祭祀。如今宗圣侯承继其后，却还没有诏命规定祭祀礼仪，按理应当供给祭祀所用的牲牢，由长吏奉行祭祀，尊奉他为尊贵的神明。于是命三府议论此事。博士傅祗认为：《春秋传》说，列入国家祀典的，孔子就是其中之一。宗圣侯只是继承已绝的世系、彰明盛德罢了。至于显扬立言、尊崇彰明德行，就应当依照鲁相所上林议，认为宗圣侯也奉王命祭祀，并非没有诏命。周武王封黄帝、尧、舜的后裔，并设置三恪；禹、汤的后代当时没有列入封爵，后来又特意命其他官员祭祀他们。如今周公以上，已经追溯到三皇，却忽然不加祭祀，而关于这些人的礼经也还保存着，其中的言论也还存在。现在唯独祭祀孔子，是因为他的时代较近。以大夫之后的身份，特别接受无穷尽的祭祀，礼数超过古代帝王，意义胜过汤、武，可以说是尊崇圣德、报答功德了，不应再对非同族者重复祭祀。【臣松之认为：孟轲转述宰我的话说：‘依我看来，孔子比尧、舜贤明得多。’又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谁比孔子更盛大。’这难道不是贯通古今贤人的至理名言，可以拿来作为评定的准则吗？虽然圣人的妙处达到极致时彼此相同，万圣归于一理；然而时代有淳厚与浇薄的不同，质朴与文饰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有的在当时荣耀，死后便无人问津。因此，遗留下来的风教所及，实际有深浅之别。至于能够经纬天人、立言垂制，使历代帝王都不能违背常道、凭借这些建立伦常的，确实只有孔子一人。周代鉴戒夏、商二代，礼乐文章最为兴盛；然而对于六经的道理，仍未达到精微的境界。加上圣贤不出，长达五百年，道德教化衰落，典章法度几乎灭绝。假如当时没有孔门，周代典章恐怕就要断绝了。能够光大先王之道，成就万世功业，与天地同样无穷，与日月同样长久照耀，难道不胜过群圣吗？林却没有司马迁那样洞察深思的诚意，也没有梅真的慷慨志向，只守着自己的浅陋成见来堵塞彰明正义之路，真可说是见识越多，越不知道自己的局限了。】明帝又把林邑分封给他的一名儿子，封为列侯。正始五年，林去世，谥号孝侯。他的儿子述继承爵位。【《晋诸公赞》说：述的弟弟随，任晋朝尚书仆射。随为人明达而有才干，赵王司马伦篡位时，随参与其事；司马伦失败后，随也被废黜禁锢，最终死去。林的孙子玮性情直率而疏略，官至太子右卫率。当初林在同郡平民中识拔王经，后来王经终于成为名士，世人因此称道林。】高柔，字文惠，是陈留郡圉县人。他的父亲高靖任蜀郡都尉。【《陈留耆旧传》说：高靖的高祖父高固，王莽时不肯出仕，任淮阳太守时被害，以刚烈节操留下名声。高固的儿子高慎，字孝甫，厚道朴实，不事浮华，有深沉的器量，抚养教育兄长遗下的孤儿。五人之间的恩义非常深厚。琅邪相何英赞赏他的品行，把女儿嫁给他。何英就是车骑将军何熙的父亲。高慎历任两个县令、东莱太守，年老多病后回家，住草屋、蓬门，只有瓦罐粗器，毫无积蓄。妻子说：‘您多次任县令、太守，积累了多年，怎么能不稍作储蓄留给子孙呢？’高慎说：‘我以勤劳自身、保持清名为他们奠定根基，把二千石的官职留给他们，不也可以吗？’儿子高式极为孝顺，常竭力供养父母。永初年间，螟虫、蝗虫为害，唯独高式不食自己田中的麦子。圉县令周疆上报州郡，太守杨舜举荐高式为孝子；高式谦让而未赴任，后来以孝廉身份任郎官。次子高昌及高昌弟高赐，都任刺史、郡守。高式之子高弘被举为孝廉，高弘生高靖。高柔留在乡里，对县中人说：‘如今英雄并起，陈留是四面受敌之地。曹将军虽据有兖州，本来就有谋取四方的计划，不能安坐守成；张府君先在陈留得志，我恐怕变乱会乘隙发生。我想和诸位避开它。’众人都认为张邈与太祖交好，而且高柔年少，便不相信他的话。高柔的从兄高干是袁绍的外甥。【《谢承汉书》说：高干字元才，才志宏大，文武出众；其父高躬任蜀郡太守，祖父高赐任司隶校尉。考察《陈留耆旧传》和《谢承书》，高干应是高柔的从父兄，不是从兄，不知哪一种说法有误。】袁绍在河北召唤高柔，高柔便率全族跟随他。不久高靖在西州去世。当时道路艰险，兵寇横行，高柔冒险到蜀地迎丧，艰辛苦难无不经历，三年后才回来。太祖平定袁氏后，任高柔为管县县长。县中素闻其名，几个奸吏都自行离去。高柔教导说：‘从前邴吉执政，官吏即使有过错，尚且容纳他们，何况这些官吏对我还没有过失？’于是召回他们，众人都回来并自我勉励，全部成了好官。高干投降后不久因并州反叛，高柔自行归附太祖。太祖想借事杀他，任命他为刺奸令史；他执法公平，案件没有积压。后征召为丞相仓曹属。【《魏氏春秋》说：高柔断案公平，又早晚勤勉，甚至抱膝抱着文书睡觉。太祖曾夜间微服察看各吏，见高柔后怜悯他，解下外衣盖在他身上才离开，从此征召了他。】太祖想派钟繇等征讨张鲁，高柔劝说：‘如今贸然派大军西进，韩遂、马超会以为这是要攻打自己，便煽动将相发动叛乱。应先招集三辅；三辅若平定，汉中便可传檄而定。’钟繇入关后，韩遂、马超果然反叛。魏国初建，高柔为尚书郎，转任丞相理曹掾。诏令说：‘安定之治以礼为首，平乱之政以刑为先。因此舜流放四凶之族，皋陶任士官，汉高祖废秦苛法，萧何制定律令。你应当明察宪典，努力谨慎办理。’

译鼔吹宋金等人在合肥逃亡。按旧法，军队征发的士卒逃亡，要追查到底，并连坐其妻子。太祖担心逃亡仍不停止，便加重刑罚。宋金有母亲、妻子和两个弟弟，主管官员上奏要全部杀掉。高柔上奏说：‘士卒逃离军队固然可憎，但我听说其中有时有人后悔。我认为应当赦免他的妻子儿女：一可使贼中不相信逃兵已死，二可诱使逃兵回心转意。按先前法律，已经断绝了他们的希望，如今又加重刑罚，我担心从今以后军中士卒看到一人逃亡，诛罚将连及自身，也会相继逃走，便再也杀不尽了。这种重刑不是制止逃亡，反而会增加逃亡。’太祖说：‘好。’于是停止杀戮，宋金的母亲和弟弟得以活命，获救者很多。高柔升任颍川太守，后来又回任法曹掾。当时设置校事官卢洪、赵达等人，派他们察访群臣。高柔劝谏说：‘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各有主管部门。如今设置校事官，既不是上位者信任下属的办法，卢洪、赵达等人又多凭爱憎擅自作威作福，应当查办。’太祖说：‘你了解赵达等人，恐怕还不如我；如果能负责刺察举发、辨理诸事，即便贤人君子来做也未必能胜任。过去叔孙通任用群盗，确实有道理。’后来赵达等人被发现贪污牟利，太祖杀了他们，以向高柔谢罪。文帝即位，任高柔为治书侍御史，赐爵关内侯。民间多有诽谤、妖言，文帝痛恨此事，凡说妖言者便杀，并赏告发者。高柔上疏说：‘如今说妖言者必杀，告发者必赏，既使犯错者没有改过自新的道路，又会开启凶狡之徒互相诬陷的渐端，实非平息奸邪、减少诉讼、兴隆治道之法。从前周公作诰，称殷代祖宗都不顾小人的怨恨；汉太宗也废除了妖言、诽谤之令。我认为应废除因妖言、诽谤而赏告发者的法律，以弘扬上天和君父养育万物的仁德。’文帝没有立即听从，互相诬告更加严重，于是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按被告者的罪名治罪。’从此互相告发终于断绝。黄初初年数年间，校事刘慈等举发官吏百姓的奸罪，数以万计；高柔都请求核实虚实，其余稍微触犯法令的，只罚金。黄初四年，升任廷尉。魏初三公无事，又很少参与朝政，高柔上疏说：‘天地依靠四时成就功业，君主依靠辅弼兴盛治理。成汤依靠阿衡，文王、武王依靠周公旦、太公望；到了汉初，萧何、曹参等元勋相继任职，尽心辅政。’ 让他们能够回去务农；等吴、蜀两方平定后，再慢慢兴建。从前轩辕氏凭二十五个儿子传承帝业，国运延续长久；周王室分封姬姓国家四十个，历经年代更加久远。陛下聪明通达，穷究事理，尽极性命之性，可是近来皇子接连多次夭折，熊罴降祥的征兆又没有感应，群臣的心情无不忧郁悲伤。《周礼》说，天子以及后妃以下共有一百二十人，嫔妃的礼制已经很盛大了。我私下听说后宫人数有时还超过这个数。圣人的后嗣不能昌盛，恐怕原因就在这里。臣愚见认为，可以精心选取贤淑美好的女子，以充实内宫规定的人数；其余全部遣送回家，并且应当以保养精气、涵养精神、专一清静为珍贵。这样一来，螽斯多子的祥瑞或许可以希望得到。皇帝答复说：“我知道你忠诚诚信，一心在王室，已经能够提出正直的言论。其他事情再有听闻，也一并告诉我。”当时关于禁地狩猎的法律十分严厉，宜阳典农刘龟私自在禁苑中射兔，他的功曹张京到校事官那里告发。皇帝隐瞒张京的姓名，把刘龟收捕交廷尉审理。高柔上表请求公布告发者姓名。皇帝大怒说：“刘龟应该处死，竟敢在我的禁地打猎！把刘龟送到廷尉，廷尉直接拷问就是了，为什么又请求告发者的姓名？难道我会无故收捕刘龟吗？”高柔说：“廷尉是天下的公平之官，怎么能因为皇帝一时的喜怒而毁坏法律呢？”他再次上奏，言辞和意旨十分恳切。皇帝醒悟，于是公布张京姓名，立即重新审讯，二人各自按照罪行定罪。当时制度规定，官吏遭遇父母大丧，百日后都要服役。有司徒属官解弘遭父丧，丧后遇有军事任务，接受诏令应当出行，却以疾病为借口。皇帝发怒说：“你又不是曾参、闵子骞，为什么说自己毁坏了身体？”催促将他收捕审讯，直到定罪处死。高柔见解弘确实十分羸弱，便上奏陈述此事，认为应该加以宽贷。皇帝于是下诏说：“解弘真是孝子，赦免他。”当初，公孙渊的哥哥晃，是叔父公孙恭任内侍时的属官。在公孙渊反叛以前，晃多次陈述他的变乱；等到公孙渊谋逆，皇帝不忍在市集斩杀晃，想交付狱中杀死他。高柔上疏说：“《尚书》说，用罪刑讨伐罪人，便使其死；施行德行，便彰显善人，这是帝王制度中的明确典法。公孙晃及其妻子儿女属于叛逆一类，确实应当斩首悬挂，不使其遗留后代。但臣私下听说，公孙晃先前曾多次自行归附，陈述公孙渊祸乱的萌芽。虽然他属于凶恶宗族，从其本心来看可以宽恕。孔仲尼体谅司马牛的忧虑，祁奚明辨叔向的过失，这是古代的美好义理。臣认为，若公孙晃确实说过这些话，就应宽免他的死罪；如果确实没有说过，便应在市集斩杀。如今进不能赦免他的性命，退不能彰明他的罪状，只把他关在监狱中，让他自行等待死期，四方之人看见国家这样做，或许会对这项举措产生疑惑。”皇帝没有听从，最终派使者带着金屑酒让公孙晃及其妻子儿女饮下，赐给棺材和殓衣，在宅中殡殓。【孙盛说：听说五帝没有诰誓之文，三王没有盟祝之事。这样看来，盟誓之文起始于三代末期，以人质相任的做法起于周代衰微之时。若一个人坚守贞正，天地尚且可以感动；若内心萌生机诈，连鸥鸟也不会降下，何况诚信不足，却祈求万物必然归附；自己产生猜疑，却希望对方一定怀德，这同挟着冰求温暖、抱着炭希望清凉有什么不同呢？况且那些希图功劳、横行放肆的人，无不违背情义、任用计谋，昏昧于利益而忘记亲属；纵然心中怀有慈爱孝顺之情，也往往顾虑自身倾覆的灾祸。因此周、郑互相交恶，汉高祖向楚王索取肉羹，隗嚣舍弃儿子，马超背叛父亲，其残酷狠忍竟达到如此极端。怎么能因扣留亲属而使他们交付真诚、取得信任并长久不变呢？当代君主若能远观先王杜绝邪恶的至道，近察狡猾放纵、追逐私利的凶心，用解网的仁德胜过他们，用来苏的恩惠招致他们，用雷霆的威势震慑他们，用应时而降的雨露施恩，那么不恭敬者一朝便会收起衣襟表示恭敬，咆哮者也会在宫门前屈膝。何必一定要挟持他们的亲属，借此求得他们的实情；又拘押他们所爱的人，借此控制他们的性命呢？如果不能这样，却依靠权术计谋，以权变笼络，以一概而论的法律检束，即使能看到一室之内，也希望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四海，最多只能暂时获益；就不得不施行不忍心的刑罚，以完成诛戮全家的处罚。这也就像有人违背盟约，起因只是一个人，却说因此使军队覆灭、不让其留下后代的话。难道还能再引用尧舜流放四罪、司马牛获宽宥的典故吗？假如所有被扣押的人都不能保全父兄，只要有人说了两三句有关的话，便委曲地怜悯其心意而全部赦免，那么就会长久造成子女危害亲属、悖逆求生的局面；弟弟和儿子即便成为人质，也不会担心遭到刑戮，父兄即便叛逆，最终也不会担心被剿灭。高柔没有彻底阐明这种办法并非盛王之道，应该弘扬远大的义理，废除这种近世制度，陈明法内的刑罚，以申明一个人的性命；这可以说只是心存小善，不合王者的体统。古代即使在杀人之中，也有仁爱，依狱法施刑，并不算失当。裴松之说：辨明事理，贵在符合当时的适宜，不应徒然高唱大言，最后归于无用。浮夸荒诞的议论，不能切合实际，就像画着龙鬼的形象，却在犬马的形状上跌倒一样。以亲属为人质的制度，并不是近世才兴起的；何况如今三国鼎立，辽东偏远，扣留亲属以防患于未然，并没有错。高柔认为公孙晃先前有陈言之善，应当根据他的本心予以宽宥，却严厉责备高柔不能阐明远大的义理、废除近世制度；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说猜疑防备是不对的、扣留人质应废除，那就是应当大力阐明先王之道，而不预先决定被扣押者的生死。公孙晃作为人质已经多年，难道到了决定杀活之时才讨论最高原则的根本吗？这同荆棘丛已经繁茂、事情必须判决时，却空谈刑罚止息的美名而不听闻实际判决，有什么不同？他的说法迂腐空疏，也太过分了。汉高祖的事情，是形势穷迫，权宜处理以救亲属，却把它总括为残酷狠忍的罪名，已经很不实在。而且自古以来，从没有子弟随意诬告父兄来图求保全自身的。所谓悖逆求生的情况，从未有过。公孙晃以哥哥身份告发弟弟，而事情果然得到验证；如果说公孙晃应当杀死，将以此遏制猜疑，那么说出来也死，不说出来也死，难道不是堵塞人归善的心，失去正当刑罚的中道吗？假如赵括的母亲因为事先请求而获免，钟会的哥哥因为秘密进言而保全，古今这类事并不少。公孙晃先前的陈言同这些事相同，却唯独遭到拒绝，实在令人悲哀。】请求罢免服役的人，使他们能够回去务农。三方平定后，再慢慢兴办。从前轩辕氏有二十五个儿子，帝位传承久远；周王室分封姬姓诸国四十个，历年更加长久。陛下聪明通达，穷究事理、充分发挥人的本性；但近来皇子接连夭折，预示后嗣兴盛的熊罴祥兆也没有应验，群臣无不忧郁悲伤。《周礼》规定，天子、后妃以下，嫔妾共一百二十人，后宫礼仪已经很盛大了。我听说后庭人数有时又超过这个数。圣明后嗣不能昌盛，恐怕未必不是这个缘故。我认为可以精选贤淑女子充实内宫，达到规定人数，其余全部遣送回家；同时以蓄养精气、保养精神、专心清静为贵。这样，螽斯多子的祥兆或许可以实现。文帝答复说：‘我知道你忠诚正直，一心在王室，已经接受了你的正确意见；其他意见也一并奏来。’当时狩猎法令很严，宜阳典农刘龟私自在禁苑射兔，功曹张京到校事官那里告发他。文帝隐瞒张京姓名，收捕刘龟交廷尉审理。高柔上表请求公布告发者姓名。文帝大怒说：‘刘龟应当处死，竟敢在我的禁地打猎；把他送廷尉，廷尉直接拷问就是了，何必再问告发者姓名？难道我会无故收捕刘龟吗？’高柔说：‘廷尉是天下持平执法之官，怎么能因至尊的喜怒而毁坏法律？’他再次上奏，言辞深切。文帝醒悟，于是公布张京姓名，并把刘龟交还廷尉审讯，各自按罪定刑。当时规定，官吏遭父母大丧，百日后都要服役。有司徒府官吏解弘遭父丧后，因有军事事务，奉诏应当出行，却以疾病推辞。文帝发怒说：‘你不是曾参、闵子骞，凭什么说自己毁坏了身体？’催促收捕拷问，务必审结。高柔见解弘确实十分羸弱，便上奏陈明情况，认为应当宽免。文帝于是下诏说：‘解弘真是孝子啊！赦免他。’起初，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任叔父公孙恭的内侍。公孙渊尚未反叛时，公孙晃多次陈述其变乱征兆。公孙渊谋逆后，文帝不忍将公孙晃在市集斩首，想交狱官杀掉。高柔上疏说：‘《尚书》说，按罪施刑，是彰明死者的罪；按德施赏，是彰明善行。这是王制的明确典章。公孙晃及其妻子儿女属于叛逆一类，确实应当斩首示众，不使留下后代；但我听说公孙晃先前多次自行归附，陈述公孙渊祸乱的萌芽。虽属凶恶宗族，考察其本心仍可宽恕。孔子体谅司马牛的忧愁，祁奚彰明叔向的过错，都是古代美好的义理。我认为公孙晃确实有先前陈述，就应免死；如果没有说过，就应在市集斩首。如今进不能赦免其性命，退不能彰明其罪，只把他关在牢狱中使其自行走向死路，四方看到，或许会对国家此举产生疑惑。’文帝不听，最终派使者带金屑，让公孙晃及其妻子儿女服下，并赐棺木、殓衣，在宅中安葬。【孙盛说：听说五帝没有诰誓之文，三王没有盟誓祝祷之事；盟誓之文始于三代末期，以人质相互担保的制度起于周代衰微之时。正直坚定之人，天地也能被感动；内心一萌生机诈之念，鸥鸟也不会降下。何况自己缺乏信用，却希望万物一定归附；自己产生猜疑，却希望对方一定怀有诚信，这和夹冰求温、抱炭求凉有什么不同？图谋功名、纵横放肆的人，没有不背弃实情、任凭计谋，昧于利益、忘却亲情的；即便怀有慈孝之爱，也会顾虑自身倾覆的祸患。因此周、郑交恶，汉高祖索取羹汤，隗嚣舍弃儿子，马超背叛父亲，残酷忍心到了极点。怎么能因为扣押亲属作人质，便使他们交出真诚并取得永久信任呢？君主若能远察先王闭邪的最高原则，近鉴狡诈放纵、追逐私利的凶心，以解网的仁德胜过他们，以来苏的恩惠招致他们，以雷霆威势震慑他们，以及时雨般的恩泽滋润他们，那么不恭者一朝便会敛容恭敬，咆哮者也会在象魏之下屈膝，何必扣押亲属以求真情、控制所爱之人以操纵其性命？若不能如此，却凭计术、以权数笼络，以一概之法约束，即使只看一室，也会使四海受到影响；法律产生鄙陋局促的弊端，只求暂时增加一点利益，便不得不施加令人不忍的刑罚，实行诛灭家属之罚。这也如同一个人亵渎盟誓，便说他使军队覆灭、不能留下后代。怎么还能引用舜诛四罪而不及其家属的典章、司马牛获宽宥的义理呢？假如被扣为人质者都不能保全父兄，只要有两三句先前陈述，便曲意怜悯而全都赦免，那么长官为保存自己而危及亲属的悖逆、子弟虽被扣为人质也无刑戮忧虑、父兄虽反逆也无被剿绝之虑，都会出现。高柔没有充分说明这种办法不是圣王之道，只说应当发扬远大义理、废除眼前制度，把法外刑罚陈列出来以保全一个人的性命；这可说是心存小善，不合君王体统。古代在杀人中也有仁德，在狱中施刑并不算失当。臣松之认为：辨明事理贵在符合当时需要，不应空发大言，最后归于无用。浮夸荒诞的议论不切实际，就像画龙鬼的形象，却被犬马的形状绊倒。以人质相互担保并非近世才有，况且三方鼎立，辽东偏远，扣押亲属以防未然，并无不当。高柔认为公孙晃先前陈述有善，应根据本心给予宽宥，却大力责备高柔不能阐明应发扬远义、废除近制的道理，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说猜疑是错误的、所以应废除人质制度，那才是响应阐明先王之道，却不预先决定被扣者的生死。公孙晃被作为人质已经多年，难道到了决定杀活时才讨论最高道理吗？这和荆棘丛生、事情必须判决时，却空谈不用刑的美名而不问实际，有什么不同？这种迂腐空疏也太过分了。汉高祖的事情已经到了穷尽之处，……

译如果萌发了猜疑，连鸥鸟也不会降落；何况彼此信任不足，却祈求外物一定归附，猜疑产生于自己，却希望对方一定心怀信任，这和夹着冰求温暖、抱着炭火希望凉快有什么不同呢？况且那些希图功名的人和放纵横行之徒，没有不背弃情义、任意施展权术，蒙昧于利益而忘却亲人的；即使心中怀有慈爱孝顺的感情，有时也会顾虑自身倾覆的祸患。因此，周国与郑国彼此交恶，汉高祖请求羹汤，隗嚣抛弃儿子，马超背叛父亲，他们所表现出的残酷忍心竟到了这样的极点。这样看来，怎么能因扣押人质便委以诚心、取得信任而长久稳固呢？当代君主如果能够远远考察先王禁绝邪恶的最高原则，近处鉴察狡猾放纵、徇求私利的凶恶之心，用解▯之仁胜过他们，用使百姓复苏的恩惠招致他们，用雷霆般的威势震慑他们，用及时雨般的施惠滋润他们，那么不恭敬的人一朝之间就可以收敛衣襟、表示敬意，咆哮逞强的人也可以在宫阙之前屈膝投降了，何必一定要挟持他们的亲人来使其情意相通，控制他们所爱的人来制约其生命呢？如果不能这样，却凭借权谋术数，以权术笼络他们，用各种权宜手段约束他们，虽然只看见一室之内，却希望四海的征兆都能因此得到治理，那么法律一旦产生于鄙陋狭隘的格局，希望它或许能收到一半的效果；暂时增加一点好处，自己便不得不施用不忍心的刑罚，以完成诛戮家属的惩罚。这也不过是因为一个人亵渎盟约，便说应当使他的军队覆灭、使其后代没有能够遗存抚育的人的话罢了，难道还能再援引“四罪不及”的典故和司马牛获宽宥的义理吗？假如所有被扣押的人都不能保全自己的父兄，稍有二三分说辞，便曲意怜悯其心意而把他们全部赦免，那么，作为长者的人使人子危及亲属、使自存成为悖逆的子弟，虽然被扣押也一定不会有遭受刑戮的忧虑；父兄即使叛逆，最终也不会有被剿灭绝后的顾虑。柔没有彻底弄明白这一办法，这不是盛王的治道。应当扩大并张扬长远的大义，免除这种眼前的制度，施行法内之刑，以保全一个人的性命，这只能说是心中存有小善，却不是王者应有的气度。古代在杀人之中也还包含仁义，在刑罚交付狱官执行时，并不算失当。我松之认为，辨明事理，贵在取得适合当时情势的办法；不要空喊大话，最后却归于无用。浮夸荒诞的议论不能切合实际，就像画出螭魅的形象，却被犬马的形状难住一样。扣押亲属作为人质的做法，并不是近世才兴起的；何况如今三方鼎立，辽东又偏远，把他的亲属扣押起来，以防患于未然，并没有什么不对。柔说晃先前有善于言说的地方，应当推究其本心而予以宽宥，却盛加责备柔不能听取“张远理、蠲此近制”的意见；不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说猜疑防备是不对的，扣押人质就应该废除，这才是响应并阐明先王的大道，而不是预先决定被扣押者的生死。晃作为人质已经历年很久，难道到了决定杀活的时候，才来讨论最高道理的根本吗？这和荆棘丛已经繁密，事情必须判决时，却空谈刑罚废止的美名，不去听闻应当与否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呢？这种迂腐疏阔，也实在太过分了。汉高祖的事情到了穷途末路时…… 当时规定，杀死禁地鹿的人处死，财产没收入官；有能察觉并告发的人，厚加赏赐。高柔上疏说：‘圣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扩大农业作为要务、把节省用度作为资财的。农业扩大，粮食就会积聚；用度节省，财物就会储蓄。财物和粮食积聚，却仍有忧患的，从来没有过。古代一名男子不耕作，便有人因此挨饿；一名妇女不织布，便有人因此受寒。近年以来，百姓供给各种劳役，亲自耕田的人已经减少；加上近来又有捕猎禁令，群鹿到处侵害，残食正在生长的禾苗，处处造成灾害，损失无法计算。百姓虽设置障碍防护，力量却不能抵御。至于荥阳附近，周围数百里每年几乎都没有收成，百姓的性命实在可怜可伤。如今天下能够创造财物的人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一旦发生战争或凶年灾害，将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应付。希望陛下察看先圣所忧虑的事情，怜悯农作物生长的艰难，放宽民间禁令，使百姓得以捕鹿；这样便可除去禁令，百姓将永远得到救济，无不欢欣。’【《魏名臣奏》载高柔上疏说：‘臣深思陛下不早捕取这些鹿，是确实想让鹿极力繁殖，然后大量捕取，用作军国之用；但臣私下认为，如今鹿只会日益减少，终究不可能增多。为什么知道呢？如今禁地纵横约一千多里，臣下估计其中约有虎大小六百头、狼五百头、狐一万头。假设一头大虎三天吃一只鹿，一头虎一年吃一百二十只鹿，那么六百头虎一年吃七万二千只鹿；假设十头狼每天共同吃一只鹿，那么五百头狼一年共同吃一万八千只鹿。鹿子刚出生，不能很好奔跑，假设十只狐每天共同吃一只鹿子，到它能够健走的一个月内，一万只狐一个月便共同吃掉三万只鹿子。总计一年被吃掉十二万只，雕、鹗所伤害的还没有计算在内。由此推算，鹿终究不会增多，不如早些捕取为方便。’】不久，防守军营的士卒窦礼近来外出没有回来，军营认为他已经逃亡，上表说应当追捕，并把他的妻子盈以及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盈接连到州府申诉冤屈，却没有人理会。于是她到廷尉那里申诉。高柔问：‘你凭什么知道你的丈夫没有逃亡？’盈流着泪回答：‘我丈夫年少时父母双亡，独自奉养一位老妪作为母亲，侍奉得十分恭敬；又怜爱儿女，抚养照看从不离开。他不是轻浮狡猾、不顾家庭的人。’高柔又郑重地问：‘你的丈夫和别人有仇怨吗？’她回答：‘丈夫一向善良，与人没有仇怨。’高柔又问：‘你的丈夫是否与人有钱财上的往来？’她回答：‘他曾经出钱给同营士卒焦子文，后来一直索要却没有得到。当时焦子文正因小事被关在狱中。’高柔于是召见焦子文，问他因何被拘押，谈话间说道：‘你是否曾经拿过别人的钱？’焦子文说：‘我自己贫困孤单，从来不敢拿别人的钱财。’高柔察觉焦子文脸色有变化，便说：‘你从前拿过窦礼的钱，为什么还说没有？’焦子文惊异，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回答时语无伦次。高柔说：‘你已经杀了窦礼，最好早点认罪。’焦子文于是叩头，把杀害窦礼的前后经过以及埋尸地点全部招供。高柔立即派吏卒按照焦子文的供词前往挖掘，果然找到了窦礼的尸体。诏书于是恢复盈母子为平民，并颁告天下，以窦礼一案为戒。高柔任官二十三年，转任太常，十天后升为司空，后来又调任司徒。太傅司马宣王上奏请求罢免曹爽，皇太后下诏召高柔，授予假节，让他代理大将军事，驻守曹爽军营。太傅对他说：‘您成了周勃了。’曹爽被诛后，高柔进封万岁乡侯。高贵乡公即位，进封安国侯，转任太尉。常道乡公即位，增加封邑，连同以前共四千户；前后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景元四年，高柔九十岁去世，谥号元侯。孙子高浑继承爵位。咸熙年间建立五等爵制，因为高柔在前朝有功勋，改封高浑为昌陆子。【《晋诸公赞》说：高柔长子高儁任大将军掾，次子高诞历任三州刺史、太仆。高诞放纵率性，行为不合常规，但果断刚烈超过常人。次子高光，字宣茂，少年时学习家业，通晓法理。晋武帝时任黄沙御史，与中丞一同升任守廷尉，后来正式任职。兄长高诞与高光志趣不同，认为高光拘泥小节，常轻视侮辱他；高光侍奉高诞却更加恭谨，最终官至尚书令，死后追赠司空。】

译孙礼，字德达，是涿郡容城人。年少时父亲早亡，家境贫寒，但志向严厉坚定。太祖平定幽州后，召他任司空军谋掾。当初遭逢战乱时，孙礼与母亲失散，同郡人马台找到了孙礼的母亲。孙礼推让家中财产，把全部财产都给了马台。后来马台犯法，依法应当处死，孙礼私下指引他越狱自首；随后又说：‘我没有逃亡的道理。’于是直接到刺奸主簿温恢那里投案。温恢赞赏他，把事情详细报告太祖，二人都减死罪一等。后来任河间郡丞，逐渐升任荥阳都尉。鲁山中有数百名盗贼凭险据守，为害百姓，于是调任孙礼为鲁相。孙礼到任后，拿出俸禄和粮食，发动官吏百姓招募取敌首级的人，并招抚接纳投降归附者；又让他们返回去充当间谍，盗贼很快便被平定。孙礼历任山阳、平原、平昌、琅邪太守。跟随大司马曹休征讨吴国，到了夹石口，孙礼劝谏认为不可深入，曹休没有听从，结果失败。孙礼升任阳平太守，入朝任尚书。明帝当时正在修建宫室，而时令节气失调，天下粮食减少，孙礼坚决争辩，要求停止劳役。诏书说：‘敬重地接受直言，立即遣返服役百姓。’当时李惠负责监工，又上奏请求留工一个月，以便完成工程。孙礼直接到施工场所，不再另行上奏，宣称奉诏停止役作，遣散百姓。明帝认为他的用意奇特，却没有责罚他。明帝在大石山打猎时，老虎冲向车驾，孙礼投下马鞭，跳下马来，想拔剑刺虎【原文“所虎”疑有脱误，语义未详】；明帝下令让孙礼上马。明帝临终时，认为曹爽任大将军，应当得到贤能辅佐，便在卧榻前接受遗诏，任命孙礼为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孙礼正直明亮、不屈不挠，曹爽不喜欢他，便任命他为扬州刺史，加伏波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国大将全琮率数万军队前来侵扰。当时州兵休假，在岗者没有多少，孙礼亲自统率卫兵抵御，在芍陂交战，从早晨到傍晚，将士死伤过半。孙礼冒着刀剑，战马多处受伤，亲手执鼓槌击鼓，奋勇作战不顾自身，敌军于是退去。诏书慰劳他，赐绢七百匹。孙礼为战死者设祭，亲临哭吊，悲号发自内心，把绢全部交给死者家属，自己没有留下。朝廷征召他任少府，出任荆州刺史，升任冀州牧。太傅司马宣王对孙礼说：‘如今清河、平原争夺边界，已经八年，换了两任刺史，都不能裁决。虞、芮两国等待文王才解决此事，你应当好好使边界明确。’孙礼说：‘争讼者以坟墓作为证据，审理者以先代老人作为判断标准；老人又不能施以杖刑，而且坟墓有的迁到高敞之处，有的为躲避仇敌而迁徙。如今按所听到的情况，即便皋陶也将感到困难。若一定要使天下没有诉讼，就应当根据高祖最初封平原时的地图来裁决，何必推究古事、询问旧闻，使诉讼更多呢？从前成王拿梧桐叶与叔虞开玩笑，周公便把唐封给他；如今地图藏在天府，完全可以当场裁断，难道还要等到到州府吗？’ 司马宣王说：‘正是这样。应当另行下发地图。’孙礼到任后查考地图，认为应当把争议之地划归平原；但曹爽听信清河方面的话，下令说地图不能采用，应当参照其他证据来判定。孙礼上疏说：‘管仲是成就霸业者的辅佐，他的器量还不算大，却尚且能夺取伯氏的骈邑，使伯氏终身没有怨言。臣接受牧伯的任命，奉行圣朝明确的地图，地图上清楚标明了疆界；疆界实际上以王翁河为限，鄃县却拿马丹水作为证据，欺诈地把鸣犊河说成边界，凭借虚假诉讼疑惑、误导尚书台。我听说众口可以熔化金属，浮石可以沉入水中，三个人说有老虎，慈母也会扔下织梭。如今两郡争界八年，一朝能够裁决，是因为有解书、图画可以查考、核对。平原在两条河的东面，地图上方位向东；其中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而所争之地在高唐西北，相距二十多里。这真是令人长叹流泪的事。臣查考解书和地图，上奏请求裁决，鄃县却不接受诏令。这说明臣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务，臣还有什么脸面尸位素餐？现在便束带穿鞋、驾车等待罢免。’曹爽看到孙礼的奏章大怒，弹劾孙礼心怀怨望，判处刑罚五年。孙礼在家一年。众人多为他说情，后来授任城门校尉。当时匈奴主刘靖部众强盛，鲜卑又多次侵犯边境，于是任孙礼为并州刺史，加振武将军、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他前去拜见太傅司马宣王，司马宣王面有怒色却不说话。司马宣王说：‘您得到并州还不满意吗？还是因裁判边界失误而恼怒？如今将要远行分别，为什么不高兴？’孙礼说：‘明公为什么说这样乖谬琐细的话？孙礼即使没有德行，难道会把官位和过去的事情放在心上吗？我本来以为明公可以与伊尹、吕望并列，匡正辅佐魏室；上报明帝的托付，下建立万世功业。如今国家将要危亡，天下纷乱，这正是我不高兴的原因。’说着便泪流满面。司马宣王说：‘暂且停止吧，忍受不可忍受的事情。’曹爽被诛后，孙礼入朝任司隶校尉。他先后治理七郡、五州，都有威望和信用。升任司空，封大利亭侯，食邑一百户。孙礼与卢毓同郡同辈，但感情不和；二人各有长处和短处，不过名声、地位大致相当。嘉平二年，孙礼去世，谥号景侯。孙子孙元继承爵位。王观，字伟台，是东郡廪丘人。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磨炼志向。太祖召他任丞相文学掾，出任高唐、阳泉、酂县县令，所到之处都以善于治理著称。文帝即位，入朝任尚书郎、廷尉监，出任南阳、涿郡太守。涿郡北接鲜卑，多次遭到寇盗侵扰。王观命令边境百姓十家以上聚集屯居，修筑京候；有时有人不愿意，王观便假称派朝廷官吏回去帮助子弟，不限定日期，只命令事情完毕后各自回来。于是官吏百姓相互带头，不用督促便自行努力，十天之内同时完成，防守准备齐备，寇盗抢掠也因此停止。明帝即位，下诏让郡县分条说明各地属于剧、中、平哪一等级。主管官员想说本郡属于中等，王观教导说：‘本郡靠近外族，多次遭到寇害，怎么能不列为剧郡？’主管官员说：‘如果本郡列为边境剧郡，恐怕会使明府受到任用之子的牵累。’王观说：‘君主设置官职，是为了百姓。如今本郡列为边境剧郡，按劳役等级本来就应当有所减免，怎么能为了太守个人的私利而辜负全郡百姓？’于是上报为边境剧郡。后来朝廷派送任子到邺城，当时王观只有一个儿子，而且年幼体弱；他公心如此。王观修养自身清廉俭朴，带领下属崇尚节俭，属吏受其影响，无不自我勉励。明帝驾临许昌，召王观任治书侍御史，主管行台狱讼。当时明帝常因仓促而喜怒无常，王观却不迎合旨意。太尉司马宣王请王观任从事中郎，升任尚书，出任河南尹，调任少府。大将军曹爽派材官张达到王观家中索取屋材以及各种私用物品，王观得知后全部登记没收，交官府处理。少府统辖三尚方、御府、内藏中珍玩宝物的机构，曹爽等人奢侈放纵，常有索取，忌惮王观守法，便调他任太仆。司马宣王诛杀曹爽，派王观代理中领军，占据曹爽弟弟曹羲的军营，赐爵关内侯。后来又任尚书，加驸马都尉。高贵乡公即位，封中乡亭侯。不久加光禄大夫，转任右仆射。常道乡公即位，进封阳乡侯，增加食邑一千户，连同原有共二千五百户。升任司空，王观坚决推辞，朝廷不许，派使者到府第授官，他才就职。任职数日后，上交印绶，自己用车载回乡舍，在家去世。遗令说：‘墓穴只要足以容纳棺材，不设置明器，不封土，不植树。’谥号肃侯。儿子王悝继承爵位。咸熙年间建立五等爵制，因为王观在前朝有功勋，改封王悝为胶东子。评论说：韩暨处在家中时以安静居处来施行教化，出仕后以任职尽责而著称；崔林为人简朴；高柔明晓法理；孙礼刚强果断、性情刚直；王观清廉刚劲、正直纯洁。他们都能够担任辅佐君主的重臣。可是韩暨年过八十，还从家中起用来任职；高柔保有官位二十年，最终以元老身份在任上终老。把他们同徐邈、常林相比，在这些方面就有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