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卷二十四考证

译文帝说：“依照你的意思，难道还要把敌人留给子孙吗？”辛毗回答：“从前周文王把纣王留给武王，只是因为知道时机罢了。如果时机尚未成熟，难道能容得不等待吗？”文帝最终还是征讨吴国，到达长江后回军。明帝即位，进封辛毗为颍乡侯，食邑三百户。当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得到明帝信任，掌握裁决时政的权力，大臣无不与他们交好，只有辛毗不与他们往来。辛毗的儿子辛敞劝他说：“如今刘放、孙资掌权，众人都像影子一样依附他们。父亲应当稍微降低自己的心意，和光同尘；否则一定会有诽谤。”辛毗严肃地说：“主上虽然还不能算聪明，却也不是昏暗低劣之人。我立身处世自有原则，即使和刘放、孙资不合，最多不过使我不能做三公罢了，有什么危害？难道有大丈夫想做三公，却要毁掉自己的高尚节操吗？”冗从仆射毕轨上表说，尚书仆射王思是勤勉的旧吏，忠诚明亮，谋略才能不如辛毗，辛毗应当代替王思。明帝询问刘放、孙资，二人回答：“陛下任用王思，确实是想取得他的实际功劳，并不看重虚名。辛毗确实忠诚正直，但性情刚强而专断，圣上的考虑应当对此深加察看。”于是没有任用辛毗，出任卫尉。明帝正在修建宫殿房舍，百姓疲于劳役，辛毗上疏说：“臣私下听说诸葛亮讲习武事、整治军队，孙权买马于辽东。估量他们的意图，似乎想互相呼应，以防备意外，这是古代的良好政治；可是如今宫室大兴，又接连多年谷物、麦子歉收。《诗经》说：‘百姓也疲劳了，终于可以稍得安康；惠及中原百姓，以安定四方。’唯愿陛下为社稷打算。”明帝答复说：“吴、蜀二虏尚未消灭，整治宫室，正是直言进谏、建立声名的时候。王者的都城，应当趁百姓劳作之时一并修治，使后世没有什么再增加的，这就是萧何为汉朝规划规模的谋略。如今你是魏国重臣，也应当懂得其中的大旨。”明帝又想削平北芒山，在山上建台观，使之能够望见孟津。辛毗进谏说：“天地的本性是高处更高、低处更低；如今却反过来做，既不合道理，又损耗费用、浪费民力，百姓不能承受劳役。况且如果九河泛滥，河水造成灾害，而丘陵又都被削平，将拿什么来抵御呢？”明帝于是停止了此事。【《魏略》说：诸葛亮围攻祁山未能取胜，引军退走，张郃追赶他，被流箭射中而死。明帝惋惜张郃，临朝叹息说：“蜀国还没有平定，张郃却死了，这将怎么办？”司空陈群说：“张郃确实是良将，是国家所依靠的人。”辛毗心里认为张郃虽可惜，但已经死了，不应当在内使君主意志衰弱，在外显示国家没有大将，于是对陈群说：“陈公这是什么话？建安末年，天下一日也不能没有武皇帝；后来把国运托付给文皇帝、由他承受天命，黄初年间，又认为不能没有文皇帝；后来文皇帝弃世而陛下兴起，如今国内所缺少的，难道是张郃吗？”陈群说：“确实如辛毗所说。”明帝笑道：“陈公可称得上善于随机应变了。”臣裴松之认为：比拟人物必须取其同类，作比也应引用同类，所以君子说话不能苟且。辛毗想要扩大君主的意志，应该举张辽一类的人物，怎么能因一名将领的死亡而拿祖宗作比呢？没有比这更不合适的话了。进言时违背同类，退一步看又像谄媚佞幸，佐治刚正的品格不应有这种言语。《魏略》既然难以相信，习凿齿又把它记载下来，我私下认为辛毗受到的诬陷实在不少。】青龙二年，诸葛亮率军出兵到渭水以南。此前大将军司马宣王多次请求与诸葛亮交战，明帝始终不答应。这一年，明帝担心不能禁遏诸葛亮，于是任命辛毗为大将军军师，授予使持节。六军都肃然整齐，听从辛毗节制，没有人敢违犯。【《魏略》说：司马宣王多次想进攻，辛毗禁止而不许。司马宣王虽然能够实行自己的意图，却每次都在辛毗面前屈服。】诸葛亮死后，魏军又退回。辛毗任卫尉，去世，谥号肃侯。儿子辛敞继承爵位。咸熙年间，辛敞任河内太守。【《世语》说：辛敞字泰雍，官至卫尉。辛毗的女儿辛宪英嫁给太常、泰山人羊耽。外孙夏侯湛为她作传说：宪英聪明而有才识鉴别能力。当初文帝和陈思王争做太子，后来文帝获立，抱住辛毗的脖子高兴地说：“辛君知道我高兴吗？”辛毗把这件事告诉宪英，宪英叹息说：“太子是代替君主主持宗庙社稷的人。代替君主不能不忧戚，主持国家不能不恐惧。应当忧戚却反而高兴，怎么能够长久？魏国恐怕不会昌盛吧！”后来弟弟辛敞任大将军曹爽的参军。司马宣王将要诛杀曹爽，趁曹爽出城，关闭城门。大将军司马鲁芝带着曹爽府中的兵士攻打城门，砍断门闩，冲出城门去追曹爽，呼喊辛敞一同离去。辛敞害怕，问宪英：“天子在外，太傅关闭城门，有人说将对国家不利，事情可能是这样吗？”宪英说：“天下有不可预知的事，但依我推测，太傅不得不这样做。明皇帝临终时握着太傅的手臂，把后事托付给他，这话还在朝士耳中。况且曹爽和太傅都接受了托付之任，曹爽却独自专擅权势，行为骄奢，对王室不忠，于人道也不正。此举不过是诛杀曹爽罢了。”辛敞说：“这样看来，事情能成功吗？”宪英说：“恐怕已经接近成功了。曹爽的才干不是太傅的对手。”辛敞说：“这样看来，我可以不出去吗？”宪英说：“怎么能不出去？恪守职守，是做人重大的义理。一般人在危难中，尚且有人怜恤他；替别人执鞭驾车，却抛弃自己的职事，不吉祥，也不可为。况且这是为人君亲近者所任的职务，随众人行动罢了。”辛敞于是出城。司马宣王果然诛杀曹爽，事情平定后，辛敞叹息说：“我若不向姐姐谋划，几乎不能保全义理。”后来钟会任镇西将军，宪英对侄子羊祜说：“钟士季为什么向西出兵？”羊祜说：“将要灭蜀。”宪英说：“钟会处事放纵恣意，不是长久处于下位之道，我担心他另有志向。”羊祜说：“姑母不要多说。”后来钟会请求让儿子钟琇任参军，宪英忧虑说：“过去看到钟会出征，我为国家忧虑；今天祸难来到我家，这是国家的大事，一定无法避免了。”钟琇坚决请求随行，司马文王不同意。宪英对钟琇说：“去吧，要警戒自己。古代君子，在家就对父母尽孝，出仕就对国家尽节；在职守上思考自己所主管的事，在义理上思考自己所立的原则，只是不让父母遭受忧患罢了。军旅之中能够救济人的，大概只有仁爱宽恕了。你要慎重。”钟琇最终保全了自身。宪英活到七十九岁，泰始五年去世。这是任用亲近之人担任职务，也不过是随从众议罢了。曹爽于是出兵，宣王果然诛杀了曹爽。事情平定以后，敞叹息说：“我若不曾与姐姐商量，几乎就不能保全义节了。”等到钟会担任镇西将军时，宪英对侄子羊祜说：“钟士季为什么向西出兵？”羊祜说：“他将要消灭蜀国。”宪英说：“钟会任事纵恣，不是能够长久居于下位的处世之道，我担心他另有图谋。”羊祜说：“姑母不要多说。”后来钟会请求让儿子钟琇担任参军，宪英忧虑地说：“从前我看见钟会出征，就替国家忧虑；今天祸难将要降临到我家，这可是国家的大事，他一定不会停止了。”钟琇坚决请求司马文王，文王没有答应。宪英告诫钟琇说：“去吧，要谨慎。古代君子在家就对父母尽孝，出仕就对国家尽忠；任职时想着自己所掌管的事务，合乎义理时想着自己所应当坚持的原则，不过是不让父母遭受忧患罢了。处在军旅之中，能够使事情成功的，大概只有仁爱宽恕吧？你一定要谨慎。”钟琇最终保全了自身。宪英享年七十有九岁，于泰始五年去世。

译杨阜，字义山，是天水冀县人。【《魏略》说：杨阜年轻时与同郡的尹奉、次曾、赵昂、伟章一起成名；伟章、次曾后来与杨阜一同担任凉州从事。】杨阜以州从事的身份担任州牧韦端的属官，韦端派他到许县，被任命为安定长史。杨阜回到关右后，诸将问袁绍、曹操胜负将归于谁，杨阜说：“袁公宽厚却不能决断，喜欢谋划却少有决断；不能决断就没有威势，少有决断就会错失后续的行动。如今他虽然强盛，终究不能成就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断时毫不迟疑，法令统一而军队精锐，能够任用常规之外的人才，使所任用的人各尽其力，必定能够成就大事。”长史不喜欢这番话，杨阜便离职；韦端被征召为太仆，他的儿子韦康接替他担任刺史，征召杨阜为别驾；经察举为孝廉后，又被征召到丞相府，州里上表请求留下他担任参军事。马超战败于渭南后，逃走投靠各部戎人。太祖追到安定，而苏伯在河间反叛，太祖将要率军向东返回。当时杨阜奉使，对太祖说：“马超有韩信、英布那样的勇力，很得羌人、胡人的民心，西州都畏惧他。如果大军返回而不严加防备，陇上各郡就不再属于国家了。”太祖认为他说得对，但军队仓促返回，防备不周。马超率领各部戎人的首领攻打陇上的郡县，陇上郡县都响应他，只有冀城奉行州郡命令坚守。马超把陇右的军队全部兼并，又得到张鲁派遣的大将杨昂相助，总共一万多人攻城。杨阜率领本国士大夫和宗族子弟中能够作战的一千多人，派堂弟杨岳在城上构筑偃月营，与马超交战。从正月一直坚守到八月，救兵仍未到。州里派别驾阎温沿水路秘密出城求救，却被马超杀死。于是刺史、太守都惊慌失色，开始产生向马超投降的打算。杨阜流泪劝谏说：“我们率领父兄子弟，以义相互激励，抱定必死之心，绝无二志；田单守城也没有比这更坚定。如今若放弃即将成功的功劳，便会陷入不义的名声。我杨阜将以死守城。”刺史、太守于是号哭，最终派人请求讲和，打开城门迎接马超。马超入城后，把杨岳拘禁在冀城，派杨昂杀死刺史、太守。杨阜内心怀有报复马超的志向，却一时没有机会。不久，杨阜以妻子去世为由，请求送葬，借机到妻子的外兄姜叙驻守的历城。杨阜年少时曾在姜叙家长大，见到姜叙的母亲后，便向姜叙说起先前在冀城中的事情，抽泣悲痛不已。姜叙说：“为什么悲痛到这个地步？”杨阜说：“守城却不能保全，主君亡故却不能以死相殉，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面对天下人？马超背叛父亲、叛逆君主，残暴杀害州将，难道只是我杨阜一个人的忧患和责任吗？一州士大夫都应当共同洗雪这种耻辱。你拥兵专制，却没有讨伐贼人的心，这正是赵盾被《春秋》记作‘杀君’的原因。马超强大却不讲义，多有过失，容易图谋。”姜叙的母亲 姜叙的母亲慨然答应，命令姜叙按照杨阜的计策行事。计策确定后，姜叙在外面与乡人姜隐、赵昂、尹凤、姚琼、孔信，以及武都人李俊、王灵结谋，决定共同讨伐马超；约定派杨阜的堂弟杨谟到冀城，把计划告诉杨岳，并联合安定人梁宽、南安人赵衢、庞恭等人。誓约既已确定，十七年九月，姜叙在卤城起兵。马超听说杨阜等起兵，亲自出兵；赵衢、梁宽等人便放出杨岳，关闭冀城城门，起兵讨伐马超。马超袭击历城，俘获姜叙的母亲。姜叙的母亲骂他说：“你是背叛父亲的逆子、杀害君主的凶贼，天地难道会长久容忍你而不让你早死吗？你竟敢凭这副面目见人！”马超发怒，把她杀死。杨阜与马超交战，身上中了五处创伤；宗族兄弟中死了七人。马超于是向南投奔张鲁，陇右平定。太祖因讨伐马超的功劳，封侯者十一人，赐给杨阜关内侯的爵位。杨阜推辞说：“主君在世时，我没有保卫他、替他抵御危难的功劳；主君亡故时，我也没有以死尽忠的效绩。按义理应当降黜，按法律应当诛杀。马超又没有被我杀死，我没有理由苟且承受爵禄。”太祖答复说：“您与群贤共同建立了大功，西土之人把这件事当作美谈。子贡推辞赏赐，孔仲尼称许他止于至善。您应当剖明心迹，顺从国家的命令。姜叙的母亲劝姜叙及早起兵，这是多么明智啊！即使杨敞的妻子，也不过如此。贤德啊，贤德啊！优秀的史官记载此事，一定不会使它埋没于地下。”【皇甫谧《烈女传》说：姜叙的母亲，是天水人姜伯奕的母亲。建安年间，马超攻打冀城，杀害凉州刺史韦康，州人悲痛，没有不感到愤怒的。姜叙担任抚夷将军，拥兵驻扎在历城。姜叙的姑母之子杨阜原本是韦康的从事，同僚十多人都被马超略加统属，暗中相互结交，准备替韦康报仇，只是还没有找到机会。恰逢杨阜的妻子去世，杨阜向马超辞行，准备归西，于是经过历城，前去拜访姜叙的母亲，把韦康被害以及冀城中的灾难告诉她，两人相对哭泣了很久。姜叙的母亲说：‘唉，伯奕！韦使君遭难，难道只是全州的耻辱，也是你的过错吗？难道只是义山一人的责任吗？你不要顾虑我。事情拖久了就会发生变化，世上谁能不死？为国而死，是忠义中最大的事情。你只管迅速起兵，我自然替你承担，不会因为我年老而拖累你。’于是命令姜叙与杨阜共同谋划。姜叙答应后，分派人员到乡里传话，通知尹奉、赵昂以及安定的梁宽等人，让姜叙先起兵反叛马超；马超发怒，必然亲自来攻打姜叙，梁宽等人便从后面关闭城门。誓约已经确定，姜叙于是进兵进入卤城，赵昂、尹奉守卫祁山。马超听说后果然亲自出兵攻打姜叙，梁宽等人从后面关闭冀城城门。马超失去依凭，经过卤城，姜叙守卫卤城。马超于是进军历城，历城中有人看见马超经过，以为是姜叙的军队回来了；又听说马超已经逃往汉中，所以历城没有防备。马超进入历城，抓住姜叙的母亲。姜叙的母亲愤怒地辱骂马超，马超被骂后大怒，立即杀死 姜叙的母亲和她的儿子，烧毁城池后离去。杨阜等人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太祖，太祖十分赞许，亲自下令褒扬，言辞如本传所载。臣松之考察：皇甫谧称杨阜是姜叙的姑母之子，而本传说姜叙是杨阜的外兄，关于内外亲属关系的称呼有所不同。皇甫谧又记载赵昂的妻子说：赵昂的妻子赵异，是原益州刺史、天水人赵伟璋的女儿，母亲为王氏。赵昂担任羌道令时，把赵异留在西城。同郡人梁双反叛，攻破西城，杀死赵异的两个儿子；赵异的女儿赵英六岁，独自和赵异留在城中。赵异看见两个儿子已经死了，又担心被梁双侵犯，便拿刀想自杀；她回头看着赵英，叹息说：‘我死后丢下你，你将依靠谁呢？我听说西施如果蒙上不洁的衣服，人们尚且会掩鼻；何况我的相貌并不像西施呢？’于是她用粪便涂污麻衣，穿在身上，少吃东西使身体消瘦，从春天一直到冬天。梁双与州郡讲和，赵异最终因此免于灾难。赵昂派官吏去迎接她，走到离城还不到三十里时，赵异停下，对赵英说：‘妇人没有符信和保傅，就不能走出内室。昭姜沉入水流，伯姬等待被火烧死；我每次读到她们的传记，内心都赞叹她们的节操。如今我遭逢乱世，不能以死尽节，将来凭什么再去见诸位姑母？我所以苟且活着不死，只是怜悯你罢了。如今官舍已经很近了，我离开你而去死吧。’于是服下毒药死去。当时恰好有解毒的良药，便掰开她的嘴灌下去，过了很久才苏醒。建安年间，赵昂调任参军事，迁居冀城。马超攻打冀城时，赵异亲自穿着布制臂衣，辅佐赵昂守备；又把自己所佩戴的玉环和佩饰全部取下，赏给战士。等到马超进攻紧急，城中饥困，刺史韦康一向仁慈怜悯官吏百姓，因伤亡惨重，想与马超讲和。赵昂劝谏，他不听；赵昂回去把这件事告诉赵异。赵异说：‘君主有诤臣，大夫有专断自守、坚持正义的道理；坚持正义并不是错误，怎么知道关陇的救兵不会到来呢？我们应当共同努力，最终建立大功，保全节义，至死也不能顺从。’等赵昂回来时，韦康已经与马超讲和。马超于是背弃约定，杀死韦康，又劫持赵昂的嫡子赵月到南郑，想以此要挟赵昂为自己效力，但心中还不十分信任赵昂。马超的妻子杨氏听说赵异的节操品行，请她来相见，整日与她交谈。赵异想让赵昂取得马超的信任，以便实现自己的谋划，便对杨氏说：‘从前管仲进入齐国，建立九合诸侯的功业；由余到了秦国，帮助秦穆公成就霸业。如今国家刚刚安定，治理还是混乱，关键在于能否得到人才。凉州的士卒和战马，正可以同中原争衡，不能不慎重考虑。’杨氏深受感动，认为赵异忠于自己，于是同赵异再次亲近结交。赵昂后来能够取得马超信任、成就大功并免除祸患，都是赵异的力量。等到赵昂与杨阜等人结谋讨伐马超，告诉赵异说：‘我的谋划如此，事情一定万无一失，只是赵月怎么办？’赵异厉声回答说：‘忠义立身，能够洗雪君父的大耻；即使丢掉性命也算不得什么，何况只是一个儿子呢？项橐、颜渊难道还会有百

译君主是头颅，臣子是四肢，国家存亡是一体的，得失也共同承担。《孝经》说：“天子有七名诤臣，即使没有道德，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虽然愚钝怯懦，怎敢忘记作为诤臣的道义？言语如果不恳切到极点，就不足以使陛下感悟醒觉。陛下如果不察看臣的言论，恐怕皇祖和先帝的基业将要坠落于地。假如臣的死能够有万分之一的补益，那么臣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年岁一样有价值。臣谨此叩首，沐浴斋戒，伏地等待重诛。”奏章上达后，天子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写诏书答复。每逢朝廷会议，杨阜总是刚正不阿，把天下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多次进谏争辩；皇帝不听，他便屡次请求退位让贤，没有获准。不久杨阜去世，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孙子杨豹继承爵位。高堂隆，字升平，是泰山平阳人，是鲁国高堂生的后代。他年轻时作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为督邮。郡中督军与薛悌争论，高堂隆直呼薛悌的姓名并斥责他。高堂隆按剑斥责督军说：“从前鲁定公受到侮辱，孔子登上台阶；赵王弹奏秦筝，蔺相如进献瓦缶。臣下直呼君主姓名，是礼义所要讨伐的行为。”督军脸色大变，薛悌惊起制止。后来高堂隆离开官职，避居济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征召他担任丞相军议掾。后来任历城侯徽的文学官，又转任侯国相。侯徽遭遇太祖丧事时不悲哀，反而游猎驰骋，高堂隆以义理严正劝谏，很有辅导之臣的节操。黄初年间，他任堂阳长，因选拔任用而担任平原王傅。平原王即皇帝位，就是明帝，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明帝刚即位，群臣有人认为应当举行宴会，高堂隆说：“唐尧、虞舜有停止音乐、服丧守哀之事，周高宗有不言之忧思；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至德和和谐才光照四海，所以不应当举行宴会。”皇帝敬重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升任陈留太守。当地有个叫犊民酉牧的人，年过七十，有极高的德行；皇帝举荐他担任计曹掾，非常赞许，特意授予郎中之职，以此彰显他。又征召高堂隆为散骑常侍，赐关内侯爵位。【《魏略》说：太史令上报汉历不能符合天时，于是重新推算弦、望、朔、晦，制定太和历。皇帝认为高堂隆学问深厚，对天文又精通，于是下诏让高堂隆与尚书郎杨伟、太史待诏骆禄共同推算校订。杨伟、骆禄属于太史令，高堂隆却依据旧历，三方互相弹劾奏报，纷争持续数年。杨伟称骆禄推算出了日食，而月末的月亮并未完全消失；高堂隆认为没有日食，而月末的月亮已经完全消失。皇帝下诏采纳太史令的意见。高堂隆所争虽未被采纳，但远近之人仍然知道他的精微高明。】青龙年间，大规模修建殿舍，从西面取来长安的大钟。高堂隆上疏说：“从前周景王不效法文王、武王的明德，忽视周公旦的圣明制度；既铸造大钱，又制造大钟。单穆公劝谏而他不听，伶州鸠劝说而他不采纳，于是迷失正道不能返回，周德因此衰败。优秀的史官记载此事，就是要把它作为永远的鉴戒。然而如今的小人喜欢谈论秦、汉的奢侈靡费，以动摇圣上的心意，追求取得亡国之君那种不合时宜的器物，使百姓劳役、费用损耗，伤害德政。这不是用来兴盛礼乐的和谐、保全神明和百姓福祉的办法。” 这一天，皇帝到上方，卞兰跟随皇帝，高堂隆把自己的表章交给卞兰，让卞兰诘难高堂隆说：“国家兴衰在于政治，乐器有什么作用呢？”高堂隆说：“教化不能彰明，难道是钟的罪过吗？”高堂隆回答说：“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箫韶演奏九成，凤凰就来仪；雷鼓演奏六变，天神就降临。政治因此平和，刑罚因此搁置不用，这就是和谐达到极点的情形。新的乐声响起，商纣因此灭亡；大钟铸成，周景王因此衰败。国家存亡的关键，常常由这些事情造成，怎么能说兴衰与礼乐没有关系呢？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应当记录，这是古代的道理。兴建器物却不以古法为准，拿什么给后世看呢？圣王乐于听取自己的过失，所以有进谏规劝的道理；忠臣愿意竭尽忠节，所以有不顾自身的义举。”皇帝称赞说好，升任高堂隆为侍中，仍兼任太史令。崇华殿发生火灾，皇帝下诏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按照礼制，难道有祈祷禳灾的道理吗？”高堂隆答道：“灾异的规律，都是用来彰明教训和警戒的；只有遵循礼制、修养德行，才能胜过它。《易传》说：‘上面不节俭，下面不节制，妖孽之火就会烧毁他的房屋。’又说：‘君主把台筑得太高，天火就会降下灾祸。’这说的是君主如果只顾装饰宫室，不知道百姓已经空乏耗尽，所以天就以旱灾和火灾回应；如今火从高大的宫殿中起，上天降下鉴察，是在谴责告诫陛下。陛下应当增加对人道的尊崇，以回应上天的意旨。从前太戊时桑树、谷树生长在朝廷，武丁时野鸡飞上鼎，二人都听到灾异便恐惧不安，侧身修德；三年以后，远方夷人前来朝贡，所以分别称为中宗、高宗。这就是前代明白的鉴戒。如今考察旧有占验，火灾发生都是把台榭宫室作为警戒；然而现在宫室所以不断扩充，实在是由于宫人过多，应当选择其中贤淑美好的留下，依照周代制度，裁减其余。这正是祖己训诫高宗、高宗享有远大谥号的原因。”皇帝又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后来大规模兴建宫殿来压制火灾，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高堂隆答道：“臣听说，西京柏梁台发生火灾后，越地巫师陈述方术，于是修建建章宫来压制火灾的祥兆；这只是夷越巫师所做的事情，不是圣贤的明训。《五行志》说，柏梁台发生火灾，后来有江充巫蛊之事。【卫太子之事见于《前汉书》。】按照《五行志》的说法，越地巫师修建建章宫并不能压制灾祸。孔子说，灾异是同类事物相互感应，行为和精气相互感通，用来警戒君主。因此圣明的君主看见灾异，就责备自己，退下来修养德行，以消除并恢复正常。如今应当停止使百姓劳役，宫室的规制务求简约，内足以遮蔽风雨，外足以讲习礼仪；清扫发生火灾的地方，不敢在这里再有所兴建。这样，萐莆、嘉禾必然会在这里生长，以报答陛下恭敬谦谨的德行。怎么可以疲劳百姓的力量，耗尽百姓的财物呢？这实在不是招致祥瑞、安抚远人的办法。” 清扫被火烧毁的地方，不敢在这里再有所兴建。萐莆、嘉禾一定会生长在这里，以报答陛下恭敬谦谨的德行；怎么可以疲劳百姓的力量、耗尽百姓的财物呢？这实在不是招致祥瑞、安抚远方之人的办法。皇帝于是恢复修建崇华殿。当时各郡国有九龙出现，所以改名为九龙殿。陵霄阙刚开始建造时，有喜鹊在上面筑巢。皇帝拿这件事询问高堂隆，高堂隆答道：“《诗经》说：‘喜鹊有巢，斑鸠来居。’如今兴建宫室、修筑陵霄阙，却有喜鹊在上面筑巢，这是宫室尚未建成，主人就不能居住的象征。上天的意思仿佛是说：宫室尚未建成，将有别的姓氏来掌握和统治它。这正是上天的警戒。天道并不偏爱亲近谁，只帮助善人，因此不可不深切防备，不可不深思远虑。夏、商末世的君主都是继承先王即位的，却不敬重承受上天的明命，只听信谗言和谄媚，废弃德行而满足欲望，所以灭亡得很快。太戊、武丁看见灾异便恐惧敬慎，恭敬承受上天的警戒，所以国家兴盛迅速。如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让节俭足以满足费用，使德政更加崇高，行动都遵循先帝的法则，除去天下人所忧患的事情，兴办亿万百姓所获利的事情，那么三王的功业可以增加一层，五帝的功业可以增加一等，哪里只是殷宗转祸为福而已呢？臣身为陛下的腹心之臣，假如能够使陛下福祉增多、圣体安康、社稷长存，那么臣即使粉身碎骨、宗族覆灭，也如同活着一样，难道会害怕触犯逆鳞的灾祸，而使陛下听不到至理之言吗？”于是皇帝改变容色，神情震动。这一年，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所在的天区。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建立城邑，都要先确定天地、社稷的神位，以恭敬之心奉祀；将要营造宫室时，应以宗庙为先，廐库为次，居室为后。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的神位都还没有确定，宗庙的制度也还不合礼，却大肆装饰居室，使士人百姓失去生计。外人都说，宫人的费用与兴兵、军国的费用，所耗费的财物大致相等；百姓不堪承受，都产生怨怒。《尚书》说：‘上天聪明，来自百姓的聪明；上天明察而可畏，来自百姓的明察和威势。’百姓作歌颂，就会以五福趋向君主；百姓愤怒叹息，就会以六极威胁君主。这是说上天的赏罚随从民意，顺应民心。因此主持政务，首先要务在安定百姓，然后考察古代教化，使上下相通。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使用简陋木椽、修建低矮宫室，是唐尧、虞舜、大禹用来留下盛大德政的办法；修筑玉台、琼室，是夏桀、商纣用来触犯上天的做法。如今的宫室实在违背礼制法度，却又修建九龙殿，装饰华丽超过从前。天上的彗星明亮显现，刚从房宿、心宿之间出现，侵犯帝座，直逼紫微，这正是皇天爱护陛下，所以显示警戒的征象；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尊贵的位置附近，反复郑重地希望陛下能够觉悟醒来。这就是慈父恳切的

译教诫。陛下应当尊崇孝子的恭敬畏惧之礼，为天下率先示范，以此昭示后代子孙，不应忽视它而加重上天的愤怒。当时军国事务繁多，使用刑法严酷。高堂隆上疏说：“开拓功业、建立传统，必须等待圣明之君；辅佐世道、匡正治理，也必须依靠贤良的辅佐之臣，只有这样，各项功业才能成就，万物才能安定。移风易俗，宣扬彰明道德教化，使四方同受教化，回首面向朝廷，德教光明显盛，九州都仰慕仁义，这本来就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如今有关官员只致力于纠察刑法，不以大道为根本，所以刑罚不断使用而不能停止，风俗败坏而不能敦厚。应当崇尚礼乐，颁布等级次序，彰明明堂制度，修治辟雍、明堂、灵台三处学校，举行大射礼，奉养老人，营建郊庙，尊崇儒士，举荐隐逸之民，表彰制度，改定正朔，变更服色，颁布不同的徽号，改制器械；然后施行宽和仁厚的政策，崇尚节俭朴素。这样以后，再完备礼仪举行封禅，把功劳归于天地，使雅乐颂歌的声音充满六合，使光明盛大的教化与后代相融合。这是达到至治的美好事业，是永垂不朽的尊贵功业。如此，九州之内都可以用揖让的方式治理，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端正根本，却去挽救末端，就像丝线纠结纷乱一样，不是治理政事的办法。可以命令群公、卿士和通晓儒术的人共同制定、完备这些事情，作为典章制度。”高堂隆又认为，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区别徽号、改易器械，是古代帝王用来使政教显明、改变百姓耳目习惯的办法，所以三月称王，正是为了彰明三统。于是他推演旧有的典章，上奏请求改制。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把青龙五年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崇尚黄色，祭祀用白色牲畜，这是遵从地统。高堂隆升任光禄勋。皇帝更加扩建宫殿，雕刻装饰楼观台阁，开采太行山的石英和彩石，采集谷城的纹理石，在芳林园中修筑景阳山，在太极殿北面建造昭阳殿，铸造奇异壮伟的黄龙、凤凰等兽形装饰，装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各种劳役繁多兴起，参加营造的人数达到数万。公卿以下直到学生，没有不出力的。皇帝甚至亲自挖土来率先示范。然而辽东不来朝贡，悼皇后又去世，天降淫雨，冀州发洪水，漂没百姓和财物。高堂隆上疏严厉劝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叫作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爱。怎样聚集百姓？靠财物。既然如此，士人和百姓就是国家的屏障，粮食和布帛就是士人百姓的性命。粮食布帛若没有天地造化就不能生长，没有人的力量也不能成就。因此，帝王亲自耕田以劝勉农业，皇后亲自养蚕以成就衣服，这是为了彰明侍奉上帝、报告并酬答天地施予的道理。从前伊尧、唐尧时代，正逢阳九厄运的灾年，洪水滔天，派鲧治理而功绩不能成功，于是推举文命，顺着山势砍伐树木，前后经历二十二年。灾祸的严重没有超过那时，徭役兴起的长久也没有超过那时。尧、舜君臣只是面向南方治理天下而已。” 大禹划分九州，众多士人各有等级差别；君子和小人都有相应的服饰章纹。如今若不顾时局的紧迫，使公卿大夫也和役夫一同承担劳作，传到四方异族耳中，不是美好的声誉；写在史册上，也不是好的名声。因此，治理国家和家族的人，近处应从自身取法，远处应从万物取法，像抚育婴儿一样养护百姓，所以称作和乐平易的君子、百姓的父母。如今上下都在服役，疾病和灾荒并至，耕种的人少，饥荒接连发生，百姓无法安度一年。应当更加怜悯救济，以解救他们的困苦。臣考察过去典籍的记载，天人之间的感应从来没有不相应的。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敬畏上天的明命，顺应阴阳的逆顺，小心谨慎、勤勉不懈，唯恐有所违背；这样以后，治国之道才得以兴盛。德行与神明相符，灾异已经出现后，能够畏惧并修明政事的，没有不延长国祚、流传福泽的。到了末世，昏暗的君主和荒怠的统治者不尊崇先王的法则，不采纳正直之士的直言，只顾满足自己的情志，对变故的警戒漫不经心；没有一个不很快遭遇祸难，直到覆亡的。既然天道已经显明，请再从人道来论说。人的六情五性本来相同，嗜欲、廉正、贞洁各自居于其中一端；等到它们发动，就在内心交相争夺。欲望强而本性弱，就会放纵泛滥而不能禁止；精神意志不能自我约束，就会放任流溢而没有止境。凡是感情所向，不是喜爱就是认为美好；而美好与喜爱聚集的东西，不靠人力就不能成就，不依靠谷物和丝帛就不能建立。感情如果没有止境，人民就承受不了劳作，物资也不能满足欲求；劳作和需求一同到来，就将引起祸乱。因此不节制情欲，就无法彼此供养。孔子说：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由此看来，礼义的制度并不是故意拘束人的身份等级，而是要借此远离祸害、兴起治理。如今吴、蜀二贼，不只是占据空地的小虏、聚集乡邑的盗寇，而是凭险据流，拥有众多士卒，僭越称帝，想同中国争衡。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备一同修明德政，又实行清廉节俭，减轻租赋，不营造玩赏之物，行动常常咨询年高贤者，办事遵循礼法，陛下听到后，难道不会惊惧，厌恶他们这样强盛，认为难以很快讨灭，因而成为国家的忧患吗？如果报告说，那两个贼人一同施行暴政，崇尚奢侈没有限度，使士民服劳役，加重赋税，百姓不堪命令，叹息声日益严重，陛下听到后，难道不会勃然大怒，痛恨他们困苦我方无辜百姓，想迅速加以诛讨吗？其次，难道不会庆幸他们疲惫困敝，认为夺取他们并不困难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改变心意来衡量事情，事情和道理的规律也就不难明白了。况且秦始皇不筑立道德的根基，却营建阿房宫；不担忧宫墙内部的变乱，却修筑长城、驱使民众服役。当时他的君臣这样谋划，也想建立万世的功业，使子孙长久拥有天下，哪里料到一旦有匹夫大声呼喊，天下就会倾覆呢？所以臣认为，假使前代君主知道自己的作为必然导致失败，就一定不会去做。因此，亡国的君主自以为国家不会灭亡，后来却走向灭亡；贤圣的君主自知国家将要灭亡，后来反而能够避免灭亡。从前汉文帝被称为贤明的君主，亲自实行节俭，施惠于下，养护百姓，而贾谊却把天下比作倒悬，认为有一件事值得痛哭，有两件事值得流泪，有三件事值得长叹。何况如今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备，国家没有维持一年的积蓄；外有强敌，六军在边境受苦，内有土木工程，州郡骚动。若有敌寇警报，臣恐怕筑城服役的人不能赴死于敌虏之庭了。如今将吏的俸禄逐渐被削减，比起过去只剩五分之一；那些接受休假者又断绝了廪禄赏赐；本来不应输纳的，现在都缴纳一半。这使官府收入兼并得比过去多，而支出却比过去少，然而度支所掌的经常费用反而屡屡不足。牛肉等小额赋税前后相继增加，反过来推究，所有这些费用一定都有其去处。况且俸禄和赏赐的谷帛，是君主用来惠养官吏百姓、替他们掌握生计的东西。如今如果废止这些，便是夺去他们的生命；既然先得到又再次失去，这是产生怨恨的源头。《周礼》说，天府掌管九赋的法则，用来供给九式的费用；收入有相应的分配，支出有各自的用途，彼此不相妨碍，费用各自充足；各项费用充足以后，才用九式贡赋的余款供给君王的玩赏之物。并且君上的用财，还必须由司会考核【“会”音同“脍”】。如今陛下共同坐在朝廷、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列的官员，就是台阁近臣，都是心腹、近前议事的人，本应没有什么忌讳。若看见费用增减却不敢报告，只知奉行命令、奔走办事，唯恐不能胜任，这就是徒具官位的臣子，不是敢于直谏的辅臣。从前李斯教秦二世说，做人主而不能任意施为，就是把自己置于天下的桎梏之中。秦二世采用了这套说法，秦国因此覆亡，李斯也被夷灭宗族。因此司马迁评论李斯没有正确劝谏，并把这件事写下来作为后世的戒鉴。奏章送上后，魏帝读了它，对中书监和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这篇奏章，使朕感到害怕啊！”高堂隆病重，口述上疏说：“曾子有病，孟敬子去问候他。曾子说：‘鸟将要死时，鸣声悲哀；人将要死时，说话善良。’臣卧病在床，病情有增无减，常常害怕突然死亡而使忠心不能彰显。臣的赤诚，哪里只是像曾子一样的愿望？愿陛下稍加省察浏览，焕然改正过去事情中的过错谬误，勃然兴起后来事务中的深奥阻塞，使神明和人事相互感应，远方异域仰慕义德，四灵献上珍祥，玉衡闪耀精光，那么三王的功业可以超过，五帝的功德可以超越，不只是继承帝位、守成文治而已。臣常常痛恨世上的君主没有不想继承尧、舜、汤、武的治理，却反而踏着桀、纣、幽、厉的旧路。

译没有不嘲笑末世惑乱、亡国的君主，却不登上虞、夏、殷、周的正道。可悲啊！用这样的作为，去求得那样的结果，就像爬到树上去找鱼、煎水想要制成冰一样，显然不可能得到。近来考察三代拥有天下的情形，圣贤相继，历时数百年，一尺土地没有不是他们的，一名百姓没有不是他们的臣民；万国都安宁，九州整齐有序。鹿台的钱、巨桥的粮，都没有用处，他们仍旧面向南方为君，这又是为什么呢？然而夏桀、商纣之流倚仗军力，凭借才智拒绝劝谏、粉饰错误，以谄媚奸佞为高尚，崇建台观，喜好淫乐，喜欢倡优，制作靡靡之音，安于濮水地区的淫声。上天不再眷顾，回头一看，宗庙国家已成废墟；商纣被降为奴隶，桀在鸣条被放逐。天子的尊位，商汤、周武王都曾拥有，难道他们是不同寻常的人吗？也都是圣明君王的后裔。况且在战国六国之时，天下繁盛炽烈，秦既然兼并了它们，却不修明圣人之道，反而营造阿房宫，修筑长城防守，自夸中国强盛，威服百蛮，天下震惊恐惧，道路上的人以目示意，不敢公开交谈。秦始皇自以为子孙本支绵延百代，永远流传盛大光辉，哪里想到到秦二世时国家就灭亡、社稷就崩塌了呢？近来汉孝武帝承接文帝、景帝的福业，对外排斥夷狄，对内兴建宫殿，十多年间天下喧扰，于是听信越地巫师怨恨上天，把怒气转移，兴建建章宫，宫门千座、房屋万间，最终导致江充以妖术蛊惑而引发的变乱，以至宫室分裂、父子相互残杀，祸殃的毒害流传数代。臣观察黄初年间，上天已显出警戒的征兆：异类的鸟在燕巢中孵育成长，嘴、爪和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室的大异兆。应当防备鹰扬般勇猛的臣子在萧墙之内作乱，可以选派诸王，使他们治理封国、掌握军队，分布各处，像棋子一样据守，镇抚皇都，辅翼帝室。从前周朝东迁，依靠晋国和郑国；汉代吕氏之乱，确实依赖朱虚侯。这些都是前代清楚的鉴戒。皇天不偏爱亲近谁，只辅助有德之人。百姓歌咏德政，国家就能延长国祚、超过历年；下民有怨叹，就应搜集记录并授予有才能的人。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并不只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臣百病交集，气力渐弱，便自己乘车出宫，回到乡里。若终于沉沦而死，魂魄若有知觉，也当结草报答。”诏书说：“你生来清廉，可与伯夷相比；正直胜过史鱼；守志坚定，洁白不移，直言不阿，不顾自身。为什么一点小病还没有痊愈，就退居乡舍？从前邴吉因为积阴德，疾病痊愈而长寿；贡禹因为守节，病重而病愈。你应当努力进食，专心养护自己。”高堂隆最终留下遗令，要求薄葬，只用当时的衣服入殓。【习凿齿说：高堂隆可以说是忠臣了。君主奢侈，他常常思考如何劝谏其错误；将死之时仍不忘忧虑社稷；正直的言辞感动了昏暗的君主，明确的警戒在身后得到了验证；他的直言足以激励世人，德音在死后反而更加彰显，难道不能说他既忠诚又有智慧吗？《诗经》说：‘听从我的谋划，或许就没有大的悔恨。’又说：‘竟然这样完全不听，导致大命倾覆。’说的就是高堂隆啊。】起初，太和年间，中护军蒋济上疏说，应当遵循古制举行封禅。魏帝下诏说：“听到蒋济这番话，使我汗流到脚。”此事搁置了好几年，后来终于商议修建封禅之礼，派高堂隆撰写礼仪。魏帝听说高堂隆去世，叹息说：“上天不想成就我的事情，高堂先生舍弃我而死了。”他的儿子高堂琛继承爵位。景初年间，魏帝认为苏林、秦静等人都已年老，恐怕没有人能够传授他们的学业，于是下诏说：“从前先圣去世以后，他们留下的言论和遗教著录在六经之中。六经的文章，以礼最为紧要，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末世风俗背离根本，原因由来已久，所以闵子骞讥讽原伯鲁不学习，荀卿鄙薄秦代坑杀儒生。儒学既然废弃，风俗教化从哪里兴起呢？如今老成的儒生和大儒都已年高，教训之道由谁来继承？从前伏生将老，汉文帝让晁错继承他的学业；《谷梁传》的学者稀少，汉宣帝便用士郎承继。应选拔郎吏中才华高、通晓经义的人三十人，跟随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分别接受四经和三礼。主管部门应当制定考课考试的办法。夏侯胜曾说：士人所忧患的，是不能明白经术；经术如果明白，取得青紫印绶的爵禄，就如同弯腰拾取地上的芥菜一样容易。如今学习的人如果能彻底穷究经学之道，那么爵禄荣宠会不求自至，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几年以后，高堂隆等人都去世了，学习经学的人也就废止了。起初，任城人栈潜在太祖时代历任县令【栈潜字彦皇，见应璩书及《林》】，曾经督守邺城。当时文帝还是太子，沉溺于田猎，早晨出去，夜晚才回来。栈潜劝谏说：“王公设置险要，是为了巩固国都；设置城门禁卫，是为了防备意外。《大雅》说：‘宗子就是城墙，不要让城墙毁坏。’又说：‘祸乱还没有远去，因此进献这番大力劝谏。’如果沉溺于游猎，早出晚归，只为一天捕猎的快乐，就忘记无边无际的祸患，臣私下对此感到困惑。”太子不高兴，但从此以后出游田猎稍有收敛。黄初年间，文帝将要立郭贵嫔为皇后，栈潜上疏劝谏，内容载在《后妃传》。明帝时，各种劳役同时兴起，皇亲外戚被疏远排斥，栈潜上疏说：“上天生育万民，又为他们树立君主，是为了覆盖养育众生、使亿万百姓兴盛繁育。因此，制定统治四海的制度，不是为了天子个人；划分土地、分封疆界，也不是为了诸侯个人。起自三皇，直到唐尧、虞舜，都用广泛救济天下来施政，以淳厚的德行使百姓得到润泽，黎民因此受益。三王衰微以后，到了汉代，治理日益衰败，丧乱大为增多；从那以后，也没有能够真正安定治理的。太祖深沉明智、神勇威武，铲除暴乱，恢复王纲，为帝业开辟了道路；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扩大并巩固帝业，登上帝位 七年间，每件事都还来不及办理。陛下以圣德继承宏大的基业，应当崇尚安宁，与民休息；可是四方仍不得安宁，征发的士卒远戍边疆，海外有事，旌旗行进万里，六军骚动，水陆转运，百姓丢弃产业，每天耗费千金；大规模兴建宫殿房舍，工程成千上万；徂徕山的松木被砍伐，山林深谷中的怪石、珷玞石漂运于河淮之间。京畿以内本应全都作为甸服，供应蒿秸、铚粟等赋调，如今却成为挑选禽兽的苑囿，充满林莽荒草，扩张鹿兔栖息的场所，损害农业生产。土地上荆棘繁多，灾疫流行，百姓和万物大为崩溃；上天因此减少和气，嘉禾也不能生长。臣听说周文王营建丰邑，开始经营时不急迫催逼，百姓像孩子归父母一样主动来做，不久就建成了灵沼、灵囿，并且和百姓共同享用。如今宫观高大奢侈，雕刻装饰极尽精巧，忘记了有虞氏总括治理的期限，反而想起殷辛营造琼室；禁苑广达千里，人一抬脚就会落入罗网，华丽程度可比阿房宫，役使百姓如同开凿干溪。我恐怕民力已经耗尽，下面的百姓不堪命令。从前秦国凭借崤山、函谷关控制天下，自以为德行高过三皇、功业兼及五帝，想把谥号传到万代，然而秦二世时便覆亡，宁愿做平民。这是因为枝干先已倾倒，根本的果实先已被拔除了。圣王治理天下，能够彰明俊德，使有功者任职，使亲近之人得到亲用，使贤能的人居官，那么功业就可以隆盛；亲近之人显贵而得到任用，便能共同忧虑国家安危；根基深厚、根本稳固，内外一同成为辅翼。从前周成王年幼，不能亲自处理政事，周公、太公、召公、毕公都在左右辅佐。如今既没有像卫侯康叔那样监护地方、分陕负责的人，所任用的又不是周公旦、召公奭；东宫尚未建立，天下没有副贰储君。愿陛下留心关塞边防，永远保全国家，使福祚无穷，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后来栈潜任燕中尉，借口有病没有就任，最终去世。评论说：辛毗、杨阜刚强明察、公正正直，直言劝谏而不顾自身，其高尚风范仅次于汲黯。高堂隆学业精深明达，志在匡正君主，因应时势陈述警戒，出于恳切真诚，真是忠臣啊！至于他主张一定要改正朔，使魏继承虞舜的正统，这大概是心意超过了通达事理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