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十七

译奏疏上呈后，张居正非常愤怒，在朝廷上争辩说：‘按照法令，巡按御史不得上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反制度妄报军功，依法应当降职谪罚。臣只是请求圣旨告诫他，他已经愤愤不平。后来傅应祯下狱，追究审问他的同党，起初并不知道刘台与傅应祯同乡且交情深厚，实际上是有所袒护。刘台于是无端惊疑，便不再顾忌，发泄对臣的愤恨。而且刘台是臣选取的进士，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老师的，臣考虑只有辞职来谢罪。’于是请求辞去政务，伏地哭泣，不肯起身。皇帝为他走下御座，亲手扶起他，再三安慰挽留。张居正勉强答应，却仍不出面处理政事，皇帝派司礼太监孙隆携带亲笔敕书宣谕，他才起身。于是把刘台捕送京师，下入诏狱，命令廷杖一百，发往远地戍守。张居正表面上上疏营救，刘台才被除名为民，但张居正的怨恨始终没有消除。刘台巡按辽东时，与巡抚张学颜不合。到此时张学颜任户部官，诬陷刘台私自收受赎金，张居正指使御史于应昌巡按辽东复查，又命王宗载巡抚江西，查访刘台在乡里的事情。于应昌、王宗载等人迎合张居正的意图，把查实的情况上报，于是刘台被谪戍广西。刘台的父亲震龙、弟弟刘国，也都因此获罪。刘台到浔州不久，在戍守主官那里饮酒，回去后突然去世。这一天张居正也去世了。第二年，御史江东之为刘台申诉冤屈，弹劾王宗载、于应昌。皇帝下诏恢复刘台的官职，罢免王宗载、于应昌，并交有关部门调查审问。南京给事中冯景隆于是说，辽东巡抚周咏与于应昌共同陷害刘台；于应昌已经被罢免，周咏还任蓟辽总督，也应当罢免。南京御史孙继先又揭发张学颜陷害刘台的罪行。皇帝正偏向张学颜。因为冯景隆的奏疏同时弹劾李成梁，张学颜便替李成梁申辩。孙继先又同时弹劾张学颜、李成梁。于是贬冯景隆为蓟州判官，孙继先为临清州判官，而对张学颜不予追究。不久，江西巡抚曹大埜、辽东巡抚李松调查上报，证明王宗载、于应昌等人结党共同倾陷刘台，事实确凿。刑部以故意枉法定罪，奏请将王宗载等人分别遣戍、除名、降职。追赠刘台光禄少卿，荫授一子。天启初年，追谥毅思。冯景隆，浙江山阴人。万历五年考中进士。他曾为赵世卿申诉冤屈，并请求召回张位、习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贞，因此时被贬官。后来酌情调任南阳推官。孙继先，字胤甫，盂人。隆庆五年考中进士。张居正倒台后，孙继先请求召回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并连同余懋学、赵应元、傅应祯、硃鸿谟、孟一脉、王用汲。又推荐魏学曾、宋纟熏、张岳、毛纲、胡执礼、王锡爵、贾三近、温纯、曹科、陈有年、硃光宇、赵参鲁等人。后来因获罪被贬，最终任南京吏部主事。傅应祯，字公善，安福人。隆庆五年考中进士。授任零陵知县。他消灭洞庭湖一带的严重寇患，论罪诛杀祁阳的巨奸，百姓因此得以安定。调任溧水知县。万历三年，征召授任御史。张居正主持国政，傅应祯是他的门生；傅应祯有所感慨愤懑，上疏陈述端正君德、纾解民困、畅通言路三件事，说：近来雷震端门的兽吻，京师和四方接连报告地震，却一直没有听说下诏反省修德，难道真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吗？真定抽分的中使，本来不是旧有制度，正统年间曾暂时实行，先帝采纳李芳的意见，已经下诏停止遣返，陛下却反而想继续实行这种失德之事，难道真认为祖宗不足以效法吗？给事中硃东光上疏陈述保全治理之策，起初并不是像折槛、解衣那样的极端进谏，最终却被留中不报，难道真认为人的言论不值得体恤吗？这三种‘不足’，王安石曾因此误害宋朝，不可不深切警戒。陛下即位初年，把隆庆改元以前拖欠的租税全部免除，万历四年以前的赋税免除三分之七，恩典已经非常优厚。然而上面体恤百姓已经到了极点，下面却仍然拖延玩忽，竟没有一个接一个前来承担偿还责任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小民一年所得，仅够供给一年的生活，没有余力偿还欠债。近来却规定缴纳不足额的，由巡按、巡抚听任纠察，郡县官听任调任。各位官员害怕获罪，催逼督促更加严厉。以致流离失所的人接连不断，怨恨、叹息和愁苦直达上天。这难道是太平景象，是陛下愿意听到的吗？请下明诏，除非是官吏侵吞欠款，应当全部宽大免除。百姓的困苦既然缓解，灾害自然也会消除。陛下即位初年，召用正直的石星、李已，臣工无不庆幸。近来赵参鲁弹劾宦官，却被贬为典史；余懋学陈述时政，却被终身禁锢；其他如胡执礼、裴应章、侯于赵、赵焕等人多次上封事，全都被搁置不理，这与初政时有什么不同？臣请求提升赵参鲁为京官，恢复余懋学原官，以此劝勉为人臣者进言。奏疏上奏后，张居正因为奏疏中引用王安石的话是在攻击自己，大怒，传旨严厉责斥；又因为奏疏涉及余懋学，把傅应祯逮捕下诏狱，穷究他的同党。傅应祯临近死刑仍没有承认什么，于是被谪戍定海。给事中严用和、御史刘天衢等人上疏营救，皇帝不听。傅应祯下狱时，给事中徐贞明和御史李祯、乔岩一同入狱探视。锦衣卫指挥余廕把此事上报，三人也因此获罪被贬。万历十一年，根据御史孙继先的意见，召回傅应祯，恢复他的官职。皇帝将要到昌平巡视寿宫，恰逢蓟镇报告警报，傅应祯劝阻皇帝不要前往，并且极其详尽地陈述边防准备情况。皇帝下优厚诏书答复他。不久升任南京大理寺丞。将要出发时，上奏推荐天下知名人士三十七人。不久因病请求归乡，三年后去世。追赠大理寺右少卿。傅应祯与同乡刘台同年考中进士，同任御史，又都因触犯张居正而遭祸，乡人把他们一同建祠祭祀。王用汲，字明受，晋江人。他还是诸生时，晋江遭到倭寇侵扰，客军在市中横行。正好御史巡按所属地区到来，王用汲便陈述情况。知府说：‘这和诸生有什么关系？’王用汲说：‘范希文还是秀才时，就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责任，何况乡里的灾祸难道竟与诸生无关吗？’他考中隆庆二年进士，授任淮安推官。逐渐升任常德同知，入朝任户部员外郎。万历六年，首辅张居正回乡安葬亲人，湖广各司官员全部会集。巡按御史赵应元独自没有前往，张居正因此记恨他。等赵应元任期届满、获得替代者时，便以生病为由请求离职。佥都御史王篆是张居正的门客，一向对赵应元不满，又迎合张居正的意图，嘱托都御史陈炌弹劾赵应元规避，于是赵应元被除名。王用汲愤怒至极，便上言：

译御史赵应元因为没有参加安葬活动而得罪辅臣，于是被都御史陈炌弹劾，以托病欺骗蒙蔽为罪，削除名籍，臣私下对此十分愤恨。疾病是人常有的事情，如今朝廷大小臣僚中，曾以生病请求离职的有多少人。御史陆万钟、刘光国、陈用宾都在巡按地方事务结束后称病请求离职，与赵应元没有不同，陈炌为什么不一同弹劾他们？当初陈炌在世宗朝也养病十多年。后来凭借钻营攀附，突然位列要职。把退隐当作进身的手段，应该没有谁比陈炌更典型。自己这样做，却反过来责备别人，凭什么让天下人信服？陛下只看见陈炌弹劾赵应元，认为赵应元任性地趋利避害，罪当罢免斥退。至于陈炌弹劾的真实意图从何而来，陛下又怎么会知道？如同去年因星变而进行考察，本来是为了消除灾祸，可被挫抑的官员，有一半是不依附宰臣的人。比如翰林习孔教，是因为邹元标的缘故；礼部张程，是因为刘台的缘故；刑部浮躁之人比其他各部更多，便借艾穆、沈思孝之事迁怒；考察后列为劣等、被调任的赵志皋，又因为吴中行、赵用贤而受到迁怒。大概只要能得到辅臣的欢心，即使多次被弹劾的潘晟，也能破格受到恩宠；如果失去辅臣的欢心，即使一向有才名的张岳，也难免因‘不及’而被调职。臣没有想到陛下省察灾异、堵塞灾祸根源的举动，竟只是宰臣用来报答恩惠、报复怨恨的私事。而且凡是依附宰臣的人，也都各自借此报答私恩，这难道不值得长叹吗？孟子说：‘迎合君主的恶行，罪过很大。’臣则认为，迎合宰相的恶行，罪过更大。陛下天生圣明，听从劝谏而不违逆。诸臣深知这一点，争相冒死犯颜进谏以显示自己。陛下想织锦绮，抚臣、按臣就进言；想采集珍奇异物，部臣、科臣就进言；想取用太仓、光禄寺的财物，台臣、科臣又进言。陛下全都看见并嘉奖采纳，有的便停止，有的不再作为常例。至于辅臣意图所向，无论对错，没有人敢说一句话纠正他的错误，反而有人事先揣摩他的心意来讨好，望见风向便助长他的气焰，这就是臣所说的迎合。如今大臣没有不迎合宰相恶行的，陈炌只是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人罢了。在臣看来，天下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私心，没有一个人不是出于私心，只有陛下一人是公正的。陛下又不亲自听断政务，而把政权交给众人所阿谀奉承的大臣。大臣更加能够实现自己的私心而无所顾忌，小臣更加苦于营私而无处申诉，这是把天下人赶到私门下奔走吗？陛下为什么不每天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并勤加熟悉，内外章奏都亲自阅览，先凭自己的意旨决定可否，然后交给辅臣，让他们商议斟酌。阅览熟悉久了，智慧和谋虑就会更加宏大，事情的细微隐蔽之处自然都逃不过上天的鉴察。施威施恩，是陛下应当亲自掌握的；乾纲，是陛下应当独自执掌的。把它寄托给别人，如果不说是旁落，也可以说是把权柄倒拿在手。政权一旦转移，积重难返，这又是臣日夜深切忧虑的，并不只是为了赵应元一件事。奏疏送入后，张居正大怒，想把王用汲下狱并廷杖。恰逢次辅吕调阳请假在家，张四维拟定削除王用汲的名籍，皇帝同意了。张居正认为处罚太轻，便迁怒张四维，连续多日都用严厉的脸色对待他。王用汲回乡后，退居城外，穿布衣讲学授徒，脚不踏入卑下的城市街市。张居正死后，王用汲被起用补任刑部官员。尚未赴任，又升为广东佥事。不久召入任尚宝卿，升大理少卿。适逢司法部门审议胡槚、龙宗武杀害吴仕期一案，主张将他们谪戍。王用汲驳回奏议说：‘按照法律，刑部以及大小官吏如果不依法律办事，听从上司指使，枉法出入人罪，所犯罪行应当与此相同。这就是说，按上文所列，应适用斩刑、妻子充为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的法律。吴仕期之死，胡槚难道不是主使者吗？龙宗武难道不是听从上司主使者吗？如今只判处谪戍，不知遵循的是哪一条法律。’皇帝想采纳王用汲的意见，阁臣申时行等认为吴仕期是自杀，应当减轻等级，于是案件就这样定了。不久升任顺天府尹。历任南京刑部尚书，退休。王用汲为人刚正，遇到事情敢于担当。自从任顺天府尹以后，他多次升迁却都在南京，正是因为性情强直。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恭质。吴中行，字子道，武进人。父亲吴性，兄长吴可行，都是进士。吴性任尚宝丞，吴可行任检讨。吴中行刚满二十岁时考中乡试，吴性告诫他不要急于求进，于是他没有参加会试。隆庆五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大学士张居正是吴中行的座主。万历五年，张居正遭父丧，却夺情留任处理政务。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倡议上疏请求留住张居正，满朝官员都附和，只有吴中行愤怒不平。恰逢彗星出现在西南方，长达贯通天空，皇帝下诏让百官修身省察，吴中行于是首先上疏说：‘张居正父子分居两地，彼此音容不能相接，已经十九年了。如今父亲突然长眠在数千里之外，陛下却不让他匍匐急奔回去，凭棺痛哭一场，反而一定要他违背本心、压抑感情，含着悲哀和痛苦留在朝堂之上，并要求他谋划宏大、制定长远策略，调和阴阳、成就功业，这难道合乎人情吗？张居正常常自称谨守圣贤义理和祖宗法度。宰我想缩短丧期，孔子说：‘你对父母有三年的爱吗？’王子请求只服几个月的丧，孟子说：‘即使多服一天，也胜过不服。’圣贤的训诫是怎样的呢？按照法律，即使是编户百姓和小吏，隐瞒丧事也有禁令；只有武人可以穿着墨色丧服任职，并不是用来对待辅弼大臣的。’ 即使说夺情起复有旧例，也从来没有一天都不出国门，却突然起身处理政务的。祖宗的制度又是怎样的呢？这件事关系到万古纲常，也关系到四方的视听，只有今天不犯过错，后世才不会留下非议。消除灾变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奏疏呈上后，吴中行把副本给张居正看。居正惊愕地说：“奏疏已经呈进去了？”中行说：“没有呈进，不敢告诉您。”第二天，赵用贤的奏疏呈入；又过一天，艾穆、沈思孝的奏疏也呈入。居正大怒，便与冯保谋划，想在朝廷上杖责他们。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都写奏疏营救，但奏疏被阻挡，不能呈入。学士王锡爵于是会同几十名词臣，请求居正宽解此事，居正不接受。于是杖责吴中行等四人。第二天，进士邹元标上疏争辩，也被廷杖；这五个人的直言声誉震动天下。吴中行、赵用贤并称为“吴、赵”。南京御史硃鸿谟上疏营救五人，也被斥责。吴中行等受杖完毕，校尉用布拖着他们出了长安门，又用门板抬着，当天驱逐出都城。吴中行已经气息断绝，中书舍人秦柱带着医生赶来，给他投下一匙药，他才苏醒。吴中行乘舆带病南归，割去腐肉几十片，大的有手掌那么大，深达一寸，一条肢体几乎空了。

译万历九年，考核京官，把五人列入考察的黑名单，禁锢他们，不再叙用。张居正死后，王士楚将要考察苏州、松江，惆怅地说：“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吴、赵二位公呢！”于是称病离去。陈三谟已经升任太常少卿，不久与王士楚一起被弹劾，削去官籍。朝廷大臣交相推荐吴中行，召回并恢复原官，升任右中允，担任经筵讲官。大学士许国攻击李植、江东之，又诋毁吴中行、赵用贤，说他们是李植、江东之的党羽。吴中行上奏申辩，趁机请求罢职，不准。再次升任右谕德。御史蔡系周弹劾李植，又牵连吴中行；吴中行请求离职，奏章上了四次。皇帝下诏赐给他白金、文绮，并让他乘驿传车回乡。言官多次推荐，执政者却压制不召。过了很久，起用为侍讲学士，掌管南京翰林院。同乡佥事徐常吉曾控告吴中行，事情已经解决，给事中王嘉谟又搜集旧事弹劾他，命令他在家等待召用。不久去世。后来追赠礼部右侍郎。他的儿子赵亮、赵元，以及侄儿赵宗达。赵亮官至御史，因受牵连被贬官，最终官至大理寺少卿。赵元任江西布政使。赵宗达官至少傅、建极殿大学士。赵亮崇尚志节，和顾宪成等人友善；赵元却深深憎恨东林党，所编《吾徵录》竭力对东林党进行诋毁。兄弟二人的志趣竟如此不同。赵用贤，字汝师，常熟人。父亲赵承谦，官至广东参议。赵用贤在隆庆五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万历初年，授官检讨。张居正父亲去世，他却被夺情，赵用贤上抗疏说：“臣私下感到奇怪，居正能够用君臣之义效忠数年，却不能用父子之情在一天之内稍尽孝心。臣又私下感到奇怪，居正的功勋声望经过多年积累，陛下却忽然在一天之内毁掉它。不如按照先朝杨溥、李贤的旧例，允许他暂时回去守制，限期赶赴朝廷，这样，父子之间因相隔阻绝十九年而不能相见的音容，或许可以在临墓凭棺痛哭一场时稍稍伸展哀痛。国家设置台谏，是用来执掌法纪、负责纠察的；如今却喋喋不休地替辅臣请求留任，背弃公议而徇私情，蔑视人的至性，创立奇异的论调。臣愚昧地担心士气会日渐衰败，国事的是非会日益混乱。”奏疏呈入后，他与吴中行一同受杖并被除名。赵用贤一向身体肥胖，受杖后肌肉溃烂脱落，伤口大如手掌，他的妻子把脱落的肉腊制保存下来。赵用贤有个女儿许配给御史吴之彦的儿子吴镇。吴之彦害怕受到牵连，便极力结交张居正，得以出任福建巡抚。他经过赵用贤家乡的门口时，不向赵用贤行礼，还让吴镇坐在自己弟弟的下首，说：“不过是个婢子。”以此激怒赵用贤。赵用贤大怒，后来查知吴之彦受张居正党羽王篆指使，便反过来送还聘礼，宣布断绝婚约。吴之彦大为高兴。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赵用贤恢复原官，升任右赞善。江东之、李植等人争相归附他，士人和社会舆论的声望都归于他。但赵用贤性情刚强，意气用事，傲视他人，屡次议论大臣的得失，申时行、许国等人因此忌恨他。适逢李植、江东之攻击申时行，许国于是极力诋毁李植、江东之，并暗中斥责赵用贤、吴中行，说：“过去专横恣意的是权贵，如今却变成了下级官吏；过去颠倒是非的是小人，如今却变成了君子。凭着一时激愤，偶然做成一两件事，就自负为世间罕见的节操之士，召集轻浮而喜欢生事的人，结党同伐异，欺骗皇上，谋行私利，这种风气不可助长。”于是赵用贤抗疏申辩，请求离职，极力说明朋党之说的危害，说小人借此排斥君子，使国家空虚，言辞十分激烈愤怒。皇帝不准他离职。朋党之争于是从此开始。不久，赵用贤充任经筵讲官。再次升任右庶子，改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他推荐举人王之士、邓元锡、刘元卿，称赞他们清正自守、学问深厚。又请求册立太子，宽赦言官李沂的罪过。在南京居住三年，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因吏部郎中赵南星推荐，改任北部官职。不久以本官兼任教习庶吉士。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再次进入内阁。当初，赵用贤调任南京，吴中行、沈思孝、李植、江东之已经先后被贬，有的被罢官离去，所以执政者对他很放心。到了这时，赵用贤又借争论三王并封之事，言语牵涉王锡爵，因而被王锡爵记恨。适逢他改任吏部左侍郎，与文选郎顾宪成争论人才问题，众人的感情更加倾向他，王锡爵感到不便。赵用贤原来与吴之彦断绝婚约，王锡爵是吴之彦的同乡；当时吴之彦因担任佥事时被弹劾罢官，便让他的儿子吴镇控告赵用贤以财礼问题逐出女婿、蔑视法律、违背伦理。赵用贤上疏申辩，请求退休。皇帝下诏让礼官共同评议。尚书罗万化是吴之彦的门生，因有嫌疑而极力辞避。王锡爵于是上议说：“赵用贤轻率地断绝婚约，吴之彦拖延发难，双方都有过错。如今赵家女儿已经出嫁，难以追究当初的婚约；吴家男子尚未成婚，也不能反过来治他的罪。想要折中处理，应听从赵用贤以疾病为由退休，同时曲法宽免吴之彦。”皇帝下诏依从。赵用贤于是免职归乡。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又极力诋毁赵用贤，请求依律治罪。都御史李世达、侍郎李祯上疏为赵用贤申辩，斥责二人为进谗诬陷，于是反被他们攻击。高攀龙、吴弘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等人都因上疏论救赵用贤而被夺职。从此朋党之论更加炽烈。吴中行、赵用贤、李植、江东之在前面开创此风，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接续其后。议论政事的人越来越多地裁量执政大臣，执政大臣也天天与他们抗争，双方如水火般互相攻击，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赵用贤身材高大，肩膀耸起，发表议论时意气风发，有治理国家的远大谋略。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各府，财赋占天下近一半，百姓却因此困苦不堪。赵用贤任庶子时，与进士袁黄商讨了几十个昼夜，列出十四件事上奏。申时行、王锡爵认为吴地人不应谈论吴地事务，便下旨严厉责备，最终搁置不行。赵用贤在家居住四年后去世。天启初年，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号文毅。孙士春、孙士锦在崇祯十年同中进士。士春，字景之。考取第三名进士及第，授官编修。第二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处理政务，不久进入内阁。少詹事黄道周弹劾他，被下狱。孙士春上疏说：“杨嗣昌穿着墨色丧服处理政务，既然已经不能收到守制的成效，陛下选拔他进入内阁，自然应当竭力辞谢新的任命。可是查看他的奏牍，只是计算服丧年月的长短，完全没有哀痛恻隐之心，奸邪悖逆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陛下破格夺情，是说因为人才不足。却不知道人才之所以不能振作，正是由于看重功名、轻视忠孝造成的。况且平时不讲求储备人才，遇有事情却轻率地说破格任用，这不是任用人才而没有弊病的办法。我的祖父赵用贤，当初首先论劾前任宰相夺情，差一点死在杖下，还把腊制的腐肉拿给子孙看。我难道敢背弃家学、辜负明主，坐视纲常扫地吗？”皇帝大怒，将他贬为广东布政司照磨。祖孙二人都因攻击执政大臣夺情而被斥退，士大夫舆论很敬重他们。后来恢复原官，最终官至左中允。

译艾穆，字和父，平江人。凭乡试中举代理阜城教谕，邻郡的诸生赵南星、乔璧星都到他那里求学。入朝任国子监助教。张居正知道艾穆的名声，想任用他为诰敕房中书舍人，艾穆没有接受。万历初年，升任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后，负责审录陕西囚犯。当时张居正执法严厉，判决囚犯达不到规定数额便治罪。艾穆与御史商议，只判决两人。御史害怕不能达到数额，艾穆说：“我终究不会拿人的性命来换取官职。”回到朝廷后，张居正盛气凌人地责备他。艾穆说：“主上年幼，我作为小臣，应当体察上天好生之德，辅佐公平允当的治理；即使有罪，我也甘愿承担。”作了一揖便退下。等到张居正遭逢父丧却被夺情，艾穆在家私下叹息，于是与主事沈思孝联合上抗疏劝谏：“自从居正夺情以来，妖星突然出现，光芒逼近中天。言官曾士楚、陈三谟甘愿冒犯清议，率先请求挽留居正，人心顿时如死，全国像发狂一样。如今星变尚未消除，火灾又接连发生。臣岂敢爱惜自己的性命，而不洒血进言一次为陛下说明！陛下挽留居正，动辄说是为了社稷。社稷所重，没有什么比纲常更重要。而元辅大臣，是纲常的表率。若不顾纲常，社稷怎么能够安定？况且偶尔实行一次的，是成例；万世不变的，是先王的制度。如今抛弃先王制度而遵从近代成例，这怎么可以呢？居正如今依成例被留任，已经厚着脸皮回到官列之中。将来国家有重大庆贺、重大祭祀，作为元辅，想回避就损害君臣之义，想出席就伤害父子之情。臣不知道陛下将怎样处置居正，居正又将怎样自处！徐庶因为母亲的缘故向昭烈帝辞职时说：‘我的心绪已经乱了。’居正难道不是人子，心绪却唯独不乱吗？身居人臣极位，反而不能修守普通人的常节，凭什么面对天下后世！臣听说古代圣帝明王劝人尽孝，却没听说还要顺势剥夺人的孝行。做臣子的，应当把孝亲之心转移来侍奉君主，却没听说要被强行夺去守孝的权利。用礼义廉耻教化天下尚且担心不够，反而要夺走这种孝行，使天下做儿子的都忘记对父亲三年的爱，常道纲纪就会坠落。将来即使想用法度整顿，又怎么能够做到呢！陛下如果确实眷顾居正，就应当用德行爱护他，让他奔赴丧事、守满丧制，以保全大节；这样纲常树立，朝廷就会端正；朝廷端正，百官和万民没有不归于正道的，灾异也就没有不能消除的。” 当时吴中行、赵用贤请求命张居正奔赴父丧，葬毕后回朝；而艾穆、沈思孝直接请求让他守满丧制，因此居正更加愤怒。吴中行、赵用贤被杖责六十，艾穆、沈思孝都被杖责八十，并加上枷锁，关入诏狱。过了三天，用门板把他们抬出城，艾穆被遣戍凉州。他伤势很重，昏迷不省人事，后来苏醒，便前往戍所。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居正对人说：“从前严分宜当权时，还没有同乡攻击他的；我竟然比不上严分宜了。”万历九年考察官员，又把艾穆、沈思孝列入考察黑名单。张居正死后，言官交相推荐艾穆，起用为户部员外郎。升任西川佥事，多次升迁至太仆寺少卿。万历十九年秋，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原崇阳知县周应中、宾州知州叶春及品行义举超过常人，艾穆推荐他们来代替自己，朝廷没有答复。艾穆到任后，有人告发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谋反，贵州巡抚叶梦熊请求征讨他。四川人多说杨应龙势力强大，不容易轻率出兵，艾穆也不想用兵，因此与叶梦熊意见不同。朝廷命两位巡抚会同勘问，杨应龙不愿前往贵州，便把他逮到重庆审讯，按罪论斩；他缴纳赎金后，被放回。艾穆因病回乡，不久去世。后来杨应龙再次叛乱，议论者追究艾穆的责任，夺去他的官职。乔璧星，临城人。官至右佥都御史，也曾巡抚四川。叶春及，归善人。通过乡试中举，授官福清教谕。他上书陈述时政，洋洋洒洒三万字。最终官至户部郎中。沈思孝，字纯父，嘉兴人。隆庆二年考中进士。又过三年，赴吏部听候选用。高拱代理吏部事务，想留他任属曹，沈思孝辞谢，于是授任番禺知县。殷正茂总督两广，想允许百姓与番人互市，并开放海口各山征收税款，沈思孝坚持认为不可。万历初年，沈思孝被举为卓异官员，又任刑部主事。张居正父丧夺情，他与艾穆联合上疏劝谏。被廷杖，遣戍神电卫。张居正死后，召回恢复官职，升任光禄寺少卿。政府憎恶李植、江东之以及沈思孝等人。沈思孝升任太常寺少卿，御史龚仲庆迎合上意诋毁他，沈思孝于是请求离职，不准。不久升任顺天府尹，因宽纵冒籍举人获罪，降三级任事。沈思孝仍穿三品官服，神色自若，因此被弹劾，调任南京太仆寺卿，仍降三级。不久以病请归。吏部尚书陆光祖起用他为南京光禄寺卿。不久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原文“挟西”，疑为“陕西”]。宁夏哱拜叛乱，诏令沈思孝移驻下马关，为总督魏学曾声援。沈思孝认为兵力太少，请求招募浙江以及宣府、大同的骑兵各五千人，拨内库钱财供应军费，并请求宽免原都御史李材的罪，让他立功赎罪。诏令沈思孝在附近招募兵员，却不派李材前往。沈思孝与魏学曾商议军事意见不合，给事中侯庆远弹劾沈思孝，说他舍弃门户而只守内室，设置巡逻士卒来保护妻儿，不能担当边疆事务。改任河南巡抚，推辞不赴任。不久，召任大理寺卿。宦官郝金诈传皇太后的懿旨而被下狱，刑部判他的罪过较轻，沈思孝驳斥刑部，要求处死郝金。皇帝高兴，升任他为工部左侍郎。陕西织造羊绒成为百姓的祸患，因沈思孝上奏，减少其中十分之四。升任右都御史，协理戎政。起初，朝廷推举李祯为第一人，沈思孝次之，皇帝特意任用沈思孝。有人怀疑他有暗中援助，给事中杨东明、邹廷彦相继上疏弹劾。皇帝认为邹廷彦受杨东明指使，贬谪杨东明，扣罚邹廷彦俸禄。

译万历二十三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掌管对外官的考察，罢黜参政丁此吕。沈思孝一向与江东之交好丁此吕。适逢御史赵文炳弹劾文选郎蒋时馨受贿，蒋时馨怀疑是沈思孝指使赵文炳，便揭发沈思孝先前包庇丁此吕，后来求任吏部官职未能如愿，因这两件事对自己怀恨，于是联合江东之、刘应秋等人，让李三才授意赵文炳。皇帝厌恶蒋时馨，罢免他的官职。沈思孝等上疏申辩，并请求离职。孙丕扬说蒋时馨无罪，丁此吕受贿有证据，沈思孝不应包庇。于是上报丁此吕的访单，请求归乡。所谓访单，是吏部考察官员时征询公众舆论以判定贤能与否的文书，朝廷大臣因此可以把自己听到的情况写下来，投给负责考察的官员。这类材料通常会核实，但有时也有人借此中伤自己所憎恶的人。皇帝下诏慰留孙丕扬，逮捕丁此吕，责问沈思孝。御史俞价、强思、冯从吾，给事中黄运泰、祝世禄，都为蒋时馨申诉冤屈，言语中牵涉沈思孝、江东之。给事中杨天民、马经纶、马文卿又分别上疏弹劾沈思孝，大体说赵文炳的奏疏是沈思孝所指使，借此动摇孙丕扬。沈思孝多次请求罢职，因而诋毁孙丕扬辜负国家。员外郎岳元声说大臣互相攻击，应当两人一同罢职，看似同时论劾孙丕扬、沈思孝，实际上矛头特别指向蒋时馨以及孙丕扬。奏疏刚呈上，赵文炳忽然改变说法，说：“岳元声、江东之转述沈思孝的意思，逼迫他营救丁此吕、弹劾蒋时馨，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皇帝把这些事都搁置不问。沈思孝一向以正直节操闻名天下，但他崇尚意气、好胜，动不动就违逆他人，因此因丁此吕之事颇受舆论非议。然而蒋时馨、丁此吕都不是正派人，孙丕扬、沈思孝也各自有所偏袒。第二年，御史林培请求辨明忠邪，又极力诋毁沈思孝、江东之，并说：“孙丕扬闭门半年，辞职奏疏上了十次，心想一定要得到批准才肯罢休。沈思孝闭门不久，最近看到冯从吾、黄运泰等人被罢官，便认为朝廷不难罢免五六名言官来使自己安稳。这个人不离去，就是朝廷的祸害。”皇帝却厚待沈思孝，贬低林培的官职。乾清宫发生火灾，沈思孝请求举行皇长子的冠礼来挽回上天的心意。又因日本封贡之事大为失败，请求赶快修整战守准备，并论说赵志皋、石星误国。这年秋天，孙丕扬离开职位，沈思孝也以病请求离职，皇帝下诏让他乘驿传车回乡，朝廷中的争论才开始平息。过了很久，孙丕扬再次起用为吏部官员，御史史记事又诋毁沈思孝与顾天飐合谋，想陷害孙丕扬。顾宪成、高攀龙极力辨明这是诬陷，但沈思孝已经去世。天启年间，追赠太子少保。丁此吕，字右武，新建人。万历五年进士。由漳州推官征召授任御史。慈宁宫发生火灾，他请求撤除鳌山，停止织造、烧造，召回因上书建言而被谴责贬谪的诸臣，清除张居正的余党，迅速诛杀徐爵、游七。皇帝答复说知道了。不久弹劾礼部侍郎高启愚出题时暗示禅让授受的意图，被贬为潞安推官。详情见《李植传》。不久升任太仆寺丞，历任浙江右参政。考察时议定罢黜，又派官员逮捕他。大学士赵志皋等两次上疏请求宽免，并说丁此吕有气节，未必果真贪污。孙丕扬也说没有逮捕审问丁此吕的条文，请求免送诏狱。皇帝都不听从，将丁此吕逮捕交给镇抚司，贬谪戍守边地。赞曰：刘台等人，都是因为论劾张居正而获罪。受罚最重的人，名声也最高。赵用汲能够免罪，只是侥幸罢了。平心而论，张居正担任宰相，对国家事务不能说没有功劳；这些人论劾他，也不能说没有过分之处。然而他听到诽谤却不知道害怕，反而愤怒暴戾、怨恨毒辣，只求使自己痛快。亏损与盈满终究会相互报偿，祸患因此酿成于死后。《传》说：“只有善人能够接受尽情直言。” 唉，真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