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九十四

译列传第九十四 马录（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程启充、张逵、郑一鹏、唐枢、杜鸾、叶应聪（蓝田、黄绾）、解一贯（郑洛书、张录）、陆粲、刘希简、王准、邵经邦、刘世扬、赵汉、魏良弼、秦鰲、张寅、叶洪 马录，字君卿，信阳人。正德三年中进士。授任固安知县。他在任时清廉明察，被征召为御史，巡按江南各府。世宗即位后，他上疏说：“江南百姓最苦于粮长。白粮运送一石到内府，通常要耗费四五石。其他如酒醋局、供应库，直到军器、胖袄、颜料之类运送到内府的，也都是这样。户部侍郎秦金等请求采纳马录的意见，于是下令每石加耗一斗，不得苛刻索取。宦官黄锦诬告弹劾高唐判官金坡，皇帝下诏逮捕金坡，牵连五百多人。马录说：祖宗在内廷设置法司，在外设置巡抚、巡按，百余年来刑罚清明、政事平稳。先帝时，刘瑾、钱宁之流蛊惑圣听，动不动就派锦衣卫官校，导致天下骚动。陛下正勤于革新政务，没想到又有高唐逮捕之命。”给事中许复礼等也据此进言，这一案件才稍稍得到缓解。嘉靖二年考核天下众官时，被黜退的人多攻击巡抚、巡按，朝廷采纳马录的意见加以禁止。嘉靖五年，马录出任山西巡按，李福达妖贼案件发生。李福达是崞县人。起初因被判为妖贼王良、李钺的同党，戍守山丹卫。他逃回故乡，改名为午，又被清军御史查获，再次戍守山海卫。后来又逃走，居住在洛川，用弥勒教诱骗愚民邵进禄等人作乱。事情败露后，邵进禄被处死，李福达先已回到家中，得以免罪。他又改名为张寅，往来于徐沟一带，通过输送粮食取得太原卫指挥使的官职。他的儿子大仁、大义、大礼都冒充京师工匠的籍贯。李福达用炼丹术结交武定侯郭勋，郭勋非常信任并宠幸他。他的仇人薛良向马录控告，马录审查讯问，查得事实确凿。又传檄洛川父老一同辨认，证据更加确定。郭勋写信给马录请求免罪，马录不听，与巡抚江潮一起审定案件上报，并且弹劾郭勋包庇奸人、扰乱法令。奏章交给都察院，都御史聂贤等复核后与马录所奏相同，极力陈说郭勋结党谋逆的罪行。诏令判李福达父子死刑，妻女充为奴婢，没收其财产，并责令郭勋上交答辩罪状。郭勋害怕，请求皇帝施恩，便替李福达辩解，皇帝把此事搁置不问。适逢给事中王科、郑一鹏、程辂、常泰、刘琦、郑自璧、赵廷瑞、沈汉、秦祐、张逵、陈皋谟，御史程启充、卢琼、邵豳、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王献，评事杜鸾，刑部郎中刘仕，主事唐枢，纷纷联名弹劾郭勋，认为他的罪行应当连坐。郭勋也多次自行申诉，又把自己因议礼而触怒众人的事情说出来，皇帝的心意有所动摇。郭勋再次请求张璁、桂萼出面援助。张璁、桂萼一向厌恶朝廷大臣攻击自己，也想借此发泄积蓄已久的愤恨，于是说诸位大臣内外勾结，借机陷害郭勋，将逐渐牵连到那些参与议礼的人。皇帝深信他们的话，而外廷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于是攻击郭勋更加急迫。皇帝更加怀疑，下令把李福达等人押到京城交三法司审讯，后来又命文武大臣会同重新审讯，供词都没有不同。皇帝大怒，准备亲自审讯，因杨一清进言才停止，仍交廷臣审问。尚书颜颐寿等不敢坚持原判，改按妖言律拟判斩刑。皇帝仍然愤怒，命三法司官员都戴罪办事，又派官员去拘押马录、江潮，以及此前审问此案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马豕等。当时李璋、李珏已经升任都御史，李璋巡抚宁夏，李珏巡抚甘肃，也都被押入狱中接受廷审。于是案件反转，改判薛良犯诬告罪。皇帝认为罪责没有牵连到马录，十分愤怒。命张璁、桂萼、方献夫分别主持三法司事务，把尚书颜颐寿、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佥都御史张润、大理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佖、寺丞汪渊全部交付狱中，严刑审问；随后又搜查马录的箱笼，发现大学士贾咏、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以及寺丞汪渊的私信。贾咏引罪辞官，张仲贤等也被关入狱中。桂萼等上奏说：“给事中刘琦、常泰，郎中刘仕，彼此倚仗声势，挟带私情弹劾案件，帮助马录杀人。给事中王科、郑一鹏、秦祐、沈汉、程辂，评事杜鸾，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互相勾连，妄加上奏，助成奸恶。给事中张逵、御史高世魁，正希望张寅被处死，便诬陷郭勋谋反，率领众人联名，同声制造祸端。郎中司马相妄引先例，故意增减事实，欺骗皇上、徇私办事。近来言官结党争胜，对内把公卿当作奴隶，对外把属官视为草芥，任性专横，恐怕不是一天形成的。请皇上大力作出乾断，以彰明国家法令。”皇帝采纳了他们的话，把这些人也都关入狱中，收押在南京刑部。在此之前，朝廷大臣会同审讯时，太仆卿汪元锡、光禄少卿余才偶然私下议论说：“这个案件已经查明实情了，为什么还要再审？”侦察的人把这件事告诉桂萼，桂萼上报皇帝，汪元锡、余才也被逮捕审问。桂萼等于是肆意施加杖刑拷打。马录承受不住刑罚，违心地承认自己故意使无罪的人获罪。桂萼等于是定下判决文书，说张寅不是李福达，马录等人怨恨郭勋，构成冤案，于是列举各位大臣的罪名。皇帝全部听从他们的话。贬谪到极远边地戍守、遇到赦令也不宽免的有五人：李璋、李珏、章纶、马豕，以及原山西副使、升任大理少卿的徐文华。贬谪到边卫戍守的有七人：刘琦、张逵、常泰、卢琼、程启充、刘仕以及知州胡伟。贬为平民的有十一人：聂贤、王科、郑一鹏、秦祐、沈汉、程辂、高世魁、任淳、姚鸣凤、司马相、杜鸾。革职闲住的有十七人：颜颐寿、刘玉、王启、江潮、刘文庄、汤沐、顾佖、汪渊、汪元锡、余才、闵楷、张仲贤、张润、张英、潘壮、戚雄，以及原大理丞、升任佥都御史的毛伯温。其他交给巡按逮捕审问并革职的，副使周宣等又有五人。薛良判处死罪，各位证人都发往边卫戍守，张寅恢复官职。马录因为故意使人获死罪但尚未执行，依法应判徒刑。皇帝认为刑罚太轻，想按奸党律判处斩刑。桂萼等说张寅尚未死亡，而马录却要替他承担死罪，恐怕天下人不服，应该永远戍守烟瘴之地，并让罪责牵连到子孙。于是马录被发往广西南丹卫戍守，遇到赦令也不得宽免。皇帝的心意仍不满足，对杨一清等说：“与其牵连后世，不如只诛杀他本人，这符合《舜典》所说的‘刑罚不牵连后代’的意思。”

译杨一清说：“祖宗制定的法律具有既成法则，马录的罪行不符合死刑的法律规定。如果在法律之外施加刑罚，官吏就会借机作奸，百姓将无所适从。”皇帝不得已听从了他的意见。因桂萼等为案件翻案有功，皇帝在文华殿慰劳并告谕他们，赐给二品官的服饰俸禄、金带和银币，并给他们三代颁发诰命。于是编成《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这是嘉靖六年九月壬午日。到了嘉靖十六年，皇子出生，大赦天下。被贬谪戍守的人都获释返回，只有马录没有得到赦免，最终死在戍所。颜颐寿，巴陵人，在任官期间有清廉的声望。聂贤，长寿人。任御史时清廉。被罢官五年后，因推荐起用为工部尚书，改任刑部尚书。退休后去世，谥号荣襄。汤沐，字新之，江阴人。弘治九年中进士。授任崇德知县，征召授任御史。正德初年，曾弹劾宦官苗逵、保国公硃晖等人的罪行，出任湖广佥事。刘瑾因为汤沐不依附自己，借同僚牙侩弹劾学士张芮的案件牵连汤沐，贬为武义知县。刘瑾被诛后，汤沐恢复任广东佥事。多次升迁至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他请求建立土官世系登记制度，杜绝争夺世袭官职的弊端，同时让土官子弟入学，皇帝答复准许。嘉靖二年改任四川巡抚，入朝任大理卿。后来因李福达案件获罪罢官归乡，居家六年，几十份推荐奏章上报，始终没有召用，最终去世。汤沐任官三十年，完全拒绝馈赠，以清廉著称。刘琦，字廷珍，洛川人。正德九年中进士。嘉靖初年，由行人授任兵科给事中。当时发给京军的冬衣布匹棉花常常逾期，刘琦请求后，皇帝立即命令他负责及时发放。李福达逃到洛川时，刘琦对他的情况非常清楚。事情败露后，刘琦上疏陈述事情始末，并弹劾郭勋结党谋逆；又与御史张问行弹劾郭勋侵占盗用草场租银。后来马录案件定案，刘琦被判为帮助指使杀人，关入狱中，贬谪戍守沈阳。过了十年遇赦返回，去世。卢琼，字献卿，浮梁人。正德六年中进士。由固始知县入朝任御史。嘉靖改元时，上言：“景皇帝有平定祸乱的大功，而实录仍称他为郕戾王。敬皇帝有深厚仁慈的恩德，而实录却由焦芳主持编成，是非颠倒。请下诏让儒臣重新撰写。”皇帝只命史官更正《孝宗实录》中不恰当的地方，但实际上也没有改正什么。卢琼出任畿辅巡按。桂萼痛恨台谏排斥自己，京官考察结束后，命令科道官员互相纠察弹劾。吏科都给事中王俊民等争辩此事，卢琼与同僚刘隅等也说，互相攻击、报复，不是盛世应有的事情。皇帝严厉责备王俊民、刘隅，扣除他们五个月俸禄，卢琼等扣除三个月，并命令各部院考察他们。卢琼最终因弹劾郭勋被贬谪戍守边地。遇赦返回，去世。沈汉，字宗海，吴江人。正德十六年中进士。授任刑科给事中。宦官马俊、王堂长期被废黜，忽然从南京召到京城，沈汉上疏请求阻止。改元诏书免除四方拖欠的赋税，沈汉认为民间已经缴纳的很多钱粮都充实了官吏的私囊，请求把已经征收但尚未解送的，作为来年的正常赋税。又说最近籍没奸党的财产有数千万，请全部拿出来补充年度收入的不足。皇帝都答复准许。嘉靖二年，他借灾异指斥时政。尚书林俊被罢职，他又抗疏为之争辩。户部郎中牟泰因属吏盗窃官库钱财获罪，被关进诏狱并贬官。沈汉说：“属吏谋取奸利，是在牟泰未任职以前。事情败露后，是牟泰揭发的。牟泰没有罪。”于是极力陈说刑狱应交给法司办理，不应交给镇抚司，皇帝没有采纳。大狱发生后，法司官员都被交给司法吏审讯。沈汉说：“祖宗的法令不可破坏，权贵宠臣的势力不可滋长，大臣不可受辱，妖贼不可赦免。”于是沈汉也被逮捕关押，削除名籍。居家二十年后去世。曾孙沈璟，万历年间任吏部员外郎。他请求给王恭妃加封号，触怒皇帝，被降为行人司正。天启初年，追赠少卿。王科，字进卿，涉县人。正德十二年中进士。授任蓝田知县。县城狭窄，而且没有水源，王科引西山的水入城，并拓宽城池，于是蓝田成为有声望的县邑。他毁掉境内的淫祠，用拆下的木材修缮学宫。嘉靖四年，征召为工科给事中。他曾弹劾兵部尚书金献民没有功劳，总兵官赵文、种勋办事失误，以及陕西织造宦官扰害百姓、郭勋任用奸人郭彪和郑鸾、剥削军士残害百姓的情状。又说：“三司的首领、州县的佐贰官，因为品秩低而被上司轻视抛弃，往往贪婪妄取而不顾惜自己，应当提拔其中清廉能干的人。各边财赋事务的职位，不应安排才能低下的人。盐运官清廉的，应当升迁叙用。”大狱发生后，他弹劾郭勋，于是被关入狱中，削除名籍。当这些大臣获罪时，整个朝廷都知道他们是冤枉的，却没有人敢替他们申辩。过了一个月，南京御史吴彦独自抗疏请求宽免他们，皇帝发怒，将他斥退到外地。不久御史张禄也进言此事，触犯皇帝旨意，受到严厉斥责。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嘉靖十一年，桂萼已经去世，张璁也被免去宰相职务，聂贤、毛伯温才开始被起用。张润、汪元锡、李珏、闵楷也相继被重新录用。只有台谏官和曹郎始终没有一个被召回复职。隆庆初年，众人都恢复官职或追赠官职。马录首先被追赠太仆少卿，刘琦、卢琼都被追赠光禄少卿，沈汉、王科都被追赠太常少卿。当桂萼等人给李福达案件翻案时，整个朝廷都认为桂萼等不公正。但由于张寅、李福达的姓名相互混淆，也有人对此产生怀疑。直到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盗蔡伯贯被擒获。他自己说曾向山西的李同学习妖术。有关官府传檄山西，逮捕李同下狱。李同供认自己是李午的孙子、李大礼的儿子，世代学习白莲教，假称唐朝后裔，蛊惑众人、倡导作乱，与《大狱录》中所记姓名完全相同，李同最终被处死。穆宗即位后，御史庞尚鹏说：“根据李同案件，李福达的罪行更加明显，而当时受到毒害牵连的士大夫达四十多人。士大夫所遭受的祸害，可以说惨烈至极。郭勋世代承受国家恩宠，却竟与大盗结党，陷害朝廷士大夫。掌管枢要职位的人听从他的暗示，罗织罪名、周密构陷。万一他暗中蓄谋异变，人人都听命于他，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请追夺郭勋等人的官爵，优厚抚恤马录等人，以振作忠良之气。”由此，李福达案件才真相大白。

译程启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三年中进士。授任三原知县，入朝任御史。受宠幸者的子弟、家人滥冒军功，有的人甚至升到都督并获赐蟒袍玉带。程启充说：“按既定制度，军职授官全都以首功为准。如今受宠幸者的门路大开，出现了买功、冒功、寄名、窜名、并功等弊端。权贵要人的家属用金帛贿赂军士，换取他们所斩获的首级，这叫买功。冲锋斩杀敌人的应是甲，却由乙领取；更严重的，杀害平民冒充贼寇，这叫冒功。本人不出家门，名字却列入军队，这叫寄名。行贿请求属吏，洗改、补写文册，这叫窜名。还有一人一天之内不出京师，却在东、西、南、北四处报功，按姓名累加首级，突然升到高阶，这叫并功。这些都破坏祖宗法令，瓦解将士的心志，请求严加查察革除。”皇帝没有采纳。嘉靖十一年元旦，群臣等候报时入朝祝贺，到下午礼仪才完成。等到退朝时，已经天黑。众人奔跑争先出宫，跌倒并相互踩踏。将军赵朗死在宫禁门内。程启充详细奏报了这一情况，请皇帝在天将破晓时临朝，以求实现光明有为的政治。都督马昂进献怀孕的女子和她的妹妹，程启充等极力争辩。后来他又极力陈述冗官、冗兵、冗费的弊端，请求通令革除。皇帝都没有理会。腾骧四卫军改编到各卫的士兵，奉诏撤回，但各卫留下的名籍仍然支领粮饷，浪费仓储八十七万多石。程启充极力陈说此事，冒领粮饷的弊端才被杜绝。因服丧离职归乡。世宗即位，起用程启充原来的官职，他立即争论兴献帝的皇帝称号。嘉靖元年正月，郊祀刚结束，清宁宫的小房发生火灾。程启充说：“灾祸蔓延到内寝，实在是因为徇私行礼违背了上天常道，僭越逼近的名分严重违背典章制度。辅臣坚持议论，礼臣提出明确意见，却不能抵挡经生的邪说和佞幸的谄媚言辞，他们动辄假借太后的名义来钳制天下人的言论。臣认为，如果不纠正大礼，不贬斥邪说，那么所谓修身反省都只是具文。何况近来诏旨从宫中直接发出，内阁却不知道；奸党案件已经形成，还曲意加以庇护。进谏的大臣被斥退，皇帝的耳目就有被堵塞的忧患；大臣被疏远，国家的股肱就有麻痹瘫痪的危害。司礼监的权力重于宰相，国家枢机却交给宦官。近臣贪污浑浊，却屡屡升迁；边将败军，却听不到谴责。赏赐庄田过多，潜邸旧臣请求恩典仍没有停止。希望陛下向上敬畏天意，向下体察众人的意见，亲近大臣，整肃各项政务，以挽回灾变。”皇帝答复说知道了。不久，程启充出任江西巡按。他得到宸濠写给萧敬、张锐、陆完等人的私信，信中想赶快罢免孙燧，说：“接替他的人，汤沐可以，梁宸可以；其次王守仁也可以。”程启充于是论列萧敬、张锐等人的罪行，又说王守仁是逆党的同党，应当追夺他的官爵。给事中汪应轸为王守仁诉说功劳，说：“宁王朱宸濠的私信，已有诏令焚毁。程启充轻信被罢官的知县章立梅搜集的诬陷之辞，又上了这样的奏疏，这不是用来劝勉有功之人的办法。”主事陆澄也替王守仁上奏辩解。御史向信于是弹劾汪应轸和陆澄。皇帝说：“王守仁一听说朱宸濠发生叛乱，便仗义兴兵，平定大难，特意加封爵位来酬报大功，不必再议论。”皇帝听从太监梁栋的请求，派宦官督理南京织造。程启充与同僚以及科道官张嵩等极力进谏，皇帝没有采纳。程启充一向正直敢言，张璁、桂萼厌恶他。正好郭勋包庇李福达案件，被程启充弹劾，张璁、桂萼便指责程启充挟带私情，把他贬谪戍守边卫。嘉靖十六年遇赦返回。进言的人交相推荐他，但朝廷不再任用，最终去世。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少卿。张逵，字懋登，余姚人。正德十六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嘉靖元年，授任刑科给事中。他上疏说：“陛下刚即位时，国事和政局完全安定。如今举动逐渐背离正道，各种弊端很快又恢复了。斋醮活动频繁兴起，爵位赏赐没有法度。政事不经过宰执议决的事情不止一件，刑罚不能施行于权贵近幸的事情很多。至于崔元被封侯、蒋轮用财物博取宠爱、陈万言请求赐宅，先朝的贵戚从未有过这样的恩宠。廖鹏被拖延死刑，刘晖获得官职，李隆又被派官审问，先朝的罪人也从未有过这样长期被宽纵的。希望陛下完全改变眼前的做法。”皇帝答复说知道了。给事中刘最、邓继曾被贬官，张逵上疏营救，皇帝不听。不久他到宫门前伏地争论“大礼”，被下狱并受廷杖。嘉靖四年十一月，他上疏说：“近来朝廷大臣所上的密封奏疏，陛下批答必定说‘已经有旨意处置’，这就是已经施行的事情不能再说了；说‘还在商议，处理尚未决定’，这就是尚未施行的事情不能再说了。两种情况都不说，那就是最终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况且今天进言的人，已经不像陛下初政时那样了。初年，大事既由群臣会同上疏公开陈说，又各自单独上疏陈说。一旦意见不能施行，大家便聚在一起相互对视，以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为羞愧。近来却不是这样，会同上疏就删削忌讳之处来躲避灾祸，单独上疏则只罗列细小事情来敷衍责任。一旦没有受到谴责，就彼此庆贺，把苟且免祸当作幸运。消磨正直敢言的气节，助长因循缄默的风气，这对朝廷实在不是福。”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办理。不久升任右给事中。王科、陈察弹劾郭勋，皇帝却加以慰留。张逵与同僚郑自璧、赵廷瑞说：“郭勋倚仗奸邪势力而横行，用残酷手段助长贪婪，网罗聚敛财货，搜刮军队；替妖贼李福达求情说项，替逆党陆完洗雪冤屈。皇帝用温和的诏旨慰留他，就是表彰他、放纵他。”后来他们又说：“李福达欺骗蛊惑愚民，聚众用兵、侵犯正道。郭勋结党包庇叛逆，罪不容诛。”皇帝没有听从。不久，张逵因议论政事触犯皇帝旨意，被贬为吴江县丞。后来又因李福达案件被逮捕审问，贬谪戍守辽东边卫。居住十年，母亲去世也不能回家，他悲痛而死。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少卿。郑一鹏，字九万，莆田人。正德十六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嘉靖初年，官至户科左给事中。郑一鹏性情刚直，在谏官中最敢于进言。御史曹嘉弹劾大学士杨廷和，因而说内阁权柄太重。郑一鹏驳斥说：“太宗刚设立内阁时，选取解缙等人商议政事，直到漏下数十刻才退朝。自陛下即位以来，召见大臣当面商议的有几次？张锐、魏彬的案件，追崇兴献帝的议论，从未召杨廷和等人当面讨论。所拟定的诏旨，内中常常还要修改，不能说权力专断。”

译皇帝听信宦官崔文的话，在乾清宫、坤宁宫诸宫，以及西天、西番、汉经诸厂、五花宫两暖阁、东次阁等处修建斋醮，没有一处不举行。郑一鹏说：“祈祷祭祀频繁兴起，一定是魏彬、张锐的余党在作祟。先帝已经犯过错误，陛下难道能容许再犯吗？臣巡视光禄寺时，看到一次斋醮所用蔬食的费用就达一万八千钱。陛下宁可积聚民众怨恨，却不忍伤害佞幸之人的心。何况如今上天灾异频繁降临，京师道路上饿死者接连可见；边境戍卒日夜背负武器，不能吃饱饭，而僧道斋醮竟耗费到这种程度，这是臣不能理解的。”皇帝答复说知道了。东厂理刑千户陶淳枉法杀人，依法判处贬谪戍守。皇帝下诏复核案件，改判为带俸办事。郑一鹏与御史李东等坚持上奏，并弹劾刑部侍郎孟凤，皇帝不听。给事中邓继曾、修撰吕柟、编修邹守益因进言获罪，郑一鹏都上疏营救。宫中的日常用度一天比一天奢侈，是天顺年间的数倍。郑一鹏说：“今年灾荒，财用困乏，往往要借支太仓粮物，而清宁宫、仁寿宫、未央宫各宫常有盈余积存，大多拿去馈赠外戚。为什么不如留下来供应光禄寺，以彰显太后的德行呢？”皇帝命令乾清宫、坤宁宫暂时各减少十分之一的用度。鲁迷进贡狮子、西牛、西狗、西马以及珠玉等物。郑一鹏援引汉朝关闭玉门关、拒绝西域贡物的故事，请求命令边臣酌量赏赐后送他们回国，不要让他们进入京城，以彰显朝廷不以远方珍物为宝的盛德。皇帝不听。不久郑一鹏到宫门前伏地争论“大礼”，被处以廷杖。侍郎胡瓚、都督鲁纲督军征讨大同叛卒，列举功劳上报，请求把赏赐普遍颁给文武大臣、台谏官、部曹官以及各边巡抚、巡按、镇守太监。郑一鹏说：“桂勇诛杀郭监等人，在胡瓚到达以前；徐氈儿等人的诛杀，事情由硃振办理，与胡瓚无关。胡瓚想邀功冒领赏赐，又害怕众人的议论非难，于是请求一并叙功来讨好他们。自大同发生祸乱以来，大臣、台谏中有谁替陛下谋划过一条计策？孤城中的穷困贼寇还有很多逃亡者，各边镇、巡抚相隔数千里，哪里谈得上能够互相呼应呢？”郑一鹏请求治胡瓚等人欺骗蒙蔽皇帝的罪，赏赐于是没有实行。当时各位大臣进言大多受到谴责，郑一鹏却偶尔得到皇帝的批准，于是更加畅所欲言。他议论说杨宏不应推任宁夏总兵官；席书不应弹劾费宏，却留下费宏的弟弟费春任修撰；王宪攀附权贵近臣，邓璋在甘肃办事失败，不应举荐为三边总督；服丧期满的尚书罗钦顺、请求告假祭祀的祭酒鲁鐸、被贬的修撰吕柟，都应召回置于经筵；朝廷大臣请求回乡省亲、养病，不应一概不准。他的各篇奏疏都正直激切。正好武定侯郭勋想得到虎贲左卫来扩建宅第，便让指挥王琬等人说，卫所狭窄，官吏士卒住不下，而百姓郭顺愿意用住宅交换。郭顺是郭勋的家奴，他的住宅反而更加狭窄。郑一鹏与同僚张嵩弹劾郭勋说：“用破旧住宅交换官署，是骄横放纵、欺骗皇上。从前窦宪改换沁水公主的园林，最终因谋反被诛。郭勋图谋夺取朝廷的武卫，其罪恶哪里只是与窦宪相当？部臣依附权势、曲意听从，也应当治罪。”尚书赵璜等于是自行弹劾。皇帝下诏退还交换之物，郭勋非常怨恨郑一鹏。郑一鹏又因李福达案件弹劾郭勋，桂萼、张璁便以妄奏之罪加罪于他，拷打后削除名籍。九庙发生灾异，言官会同推荐遗贤和郑一鹏，最终仍未召用。过了很久，郑一鹏去世。隆庆初年，恢复官职，追赠光禄少卿。唐枢，字惟中，归安人。嘉靖五年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言官因李福达案件交相弹劾郭勋，但没有掌握审案供词的要点。唐枢上疏说：李福达案件，陛下反复驳回重审，实在体现了古代帝王谨慎审察、怜恤刑狱的深厚心意。但各位大臣辜负陛下，欺骗蒙蔽者肆意散布谗言，阿谀奉承者混杂其中，畏惧皇威者改变供词，负责访查缉捕者又混淆真相。因此陛下的疑惑越来越深，是非最终不能明白。臣私下认为陛下的疑惑有六点：认为谋反罪重，不应轻易加在所怀疑的人身上，这是第一；认为天下人的相貌有相似之处，这是第二；认为薛良的话不可以听信，这是第三；认为李珏最初的文书已经说明事实，这是第四；认为臣下结党倾陷郭勋，这是第五；认为崞县、洛川的证人和佐证都是仇人，这是第六。臣请求逐一加以辨明。李福达出逃时，起初王良、李钺跟随他，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后来惠庆、邵进禄等人拜他为师，他们所传授的是什么事情？李铁汉在十月下旬约定的事情，他们准备进行什么活动？“我有天分”这几句话，究竟怀着什么图谋？“太上玄天，垂文秘书”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劫掠府库、攻打城池、树旗授爵，虽然由邵进禄等人完成，但它的根源从哪里来？李钺先被诛杀，邵进禄随后败露，谋反的情状已经非常明显。因此陕西人说应当杀，山西人说应当杀，京畿之中没有一个人不说应当杀，只有身边的人说不应当杀，这一点臣就不得而知了。这第一点根本不必怀疑。况且福达的相貌最容易辨认：有的从秃头上得到验证，有的从乡音上加以辨别；像李二、李俊、李三，都是他的同族，这就认出他来了。戚广的妻子从口中说出这件事，是他的孙子认出了他。最初由杜文柱认出，是他的姻亲认出了他。由韩良相、李景全作证，是他的朋友认出了他。高尚节、王宗美一提到他，是鄜州的主人认出了他。邵继美、宗自成再次提到他，是洛川的主人认出了他。石文举等第三次提到他，是山西、陕西道路上的人全都认出了他。这是第二点不必怀疑的地方。薛良固执地作恶，确实不是好人。至于他说张寅就是福达、就是李午，实际上有明确证据，不能因为他这个人有问题就废弃他的话。况且福达的行踪诡秘，聪明狡猾超过常人，众人都落入他的术法之中；若不是薛良狡猾，也不能揭发他的隐秘罪行。历来揭发、告讦之事，本来就不一定要出自敦厚老实的人。这是第三点不应怀疑的地方。李珏因为看到薛良不是好人，又看到李福达没有龙虎形、朱砂字；又看到五台县张子真的户籍中确有张寅父子；还看到崞县左厢根本没有李福达、李午的名字，于是草率定案，轻易放纵了元凶。他却不知道，五台县从嘉靖元年才开始登记黄册，张寅父子突然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纳粮买官，作为富户，财富绝不可能一日积成；在此以前为什么会隐匿漏报呢？崞县城内坊里既然有李伏答，却只在左厢追查，又把李午当作真名，去查他的籍贯住址，怎么可能查得到呢？既然如此，军籍中查不到，又有什么值得凭据的呢？况且福达既然会妖术，那么龙虎形、朱砂字，怎么知道不是他先前假造来迷惑众人，后来又除去以逃避罪责的呢？因此也不能完全说薛良是在诬告。这是第四点不应怀疑的地方。

译京师中从四方来的人不止一个福达；他既改名为张寅，又穿戴服饰、相貌都像张寅，郭勋因此相信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至于他是妖贼的余党，更是意料不到的。郭勋自己固然有可以据此治罪的过错，但陛下既然施加了宽宏议论、尊崇他的恩典，诸臣即使有倾陷郭勋的心，又怎么能把罪加到他身上呢？这是第五点不必怀疑的地方。审理案件的人说是诬告，就一定要说明诬告的原因；说是仇敌，就一定要说明仇恨的事情。如果说薛良是仇敌，那么所有其他证人和佐证都不是仇敌。如果说韩良相、戚广是仇敌，那么高尚节、屈孔、石文举就不是仇敌。如果说魏泰、刘永振是仇敌，那么如今布政司、按察司、府、县的官员就不是仇敌。如果说山西、陕西人是仇敌，那么京师道路上的人就不是仇敌。这是第六点不必怀疑的地方。希望陛下把六点疑问全部消除，明白而公正地确定福达的罪行。这样或许群奸都会销声匿迹，宗庙社稷也会非常幸运。奏疏呈上后，皇帝大怒，将他贬为平民。后来《钦明大狱录》删去了张枢的奏疏，没有收载。张枢年轻时向湛若水学习，学问深厚而且注重实践。他又留心经世致用之学，九边以及越、蜀、滇、黔的险阻关塞，没有不亲自走过的。他穿草鞋、吃野草，直到老年也没有衰退。隆庆初年，恢复官职。因年老，加品秩后退休。正好高拱对徐阶怀恨，说徐阶在先朝抚恤、记录那些因建言获罪的臣子，是在彰显先帝的过错，请求全部停止此事，张枢最终没有被录用。杜鸾，字羽文，陕西咸宁人。正德末年考中进士，授任大理评事。嘉靖初年，他伏在宫阙前争论“大礼”，在午门外受杖刑。长沙盗贼李鉴和父亲李华抢劫村落聚邑，李华被诛，李鉴逃脱。后来他又继续抢劫，被捕获。席书当时任湖广巡抚，弹劾知府宋卿故意把李鉴定为有罪。皇帝派大臣审查此事，大臣说李鉴确有盗窃罪状，皇帝命令把李鉴押到京城。席书上奏说：“臣因为议论礼制触犯朝臣，审问官因此故意同臣作对。请敕令法司会同官员复核。”于是杜鸾会同御史苏恩再次审讯，供词没有不同，便上疏说：“席书因为憎恨宋卿，所以替李鉴上奏申辩，又拿议论礼制来说事。大礼的议论，出自陛下的圣孝。席书偶然说了一句话合乎圣意，便动辄援引此事来挟制陛下、压制群臣。败坏扰乱政治体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皇帝不愿违背席书的意思，最终免了李鉴的死罪，改为戍守辽东。不久，又发生了张寅案件。杜鸾与刑部郎中司马相、御史高世魁共同掌管案卷。杜鸾上奏说：“从前李鉴案件，陛下听从席书的话，错误地施加恩典而废弃法律，使得受权势宠幸的人于是把买卖狱讼当作常事，托请说情毫无顾忌。如今郭勋的阴谋又要成功了。席书说‘因为议论礼制而招来怨恨’，郭勋也说‘因为议论礼制而招来怨恨’；席书说‘想杀李鉴是为了报复臣’，郭勋也说‘想杀张寅是为了报复臣’。他们像吹奏簧笙、鼓动圣听一样，口径完全相同。他们把陛下尊崇亲生父亲的大典，变成奸邪之徒掩盖罪行的深谋，将使贿赂公开流行，叛乱盗贼接连出现，这不是圣朝的福分。”不久，桂萼等人极力为前案翻案，杜鸾因此被削除名籍。起初，席书想宽免李鉴时，给事中管律说：“近来上书论事的人，常常借议论礼制作为说辞。有的请求退休，有的引罪自责，有的替别人申辩诉冤，这些事情本来都与议论礼制没有关系，却动辄援引牵连，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小人想中伤别人，认为不借此事就不足以激起陛下的愤怒；而想巩固自己的宠幸，又认为不借此事就不足以取得陛下的欢心。请下令告诫今后上书论事者，必须根据事实直截陈述，不要假借其他事情，以免损害圣德。”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令都察院晓谕百官。过了两天，御史李俨因世庙落成，请求抚恤、记录那些因议论礼制获罪的臣子，并且请求详细辨察是非：“议论礼制正确而办事错误的，不要用前者掩盖后者；议论礼制错误而办事正确的，也不要用前者的错误掩盖后者的正确。使党羽关系完全消除，时势中没有争斗，才是大公无私的治理。”不久，给事中陈皋谟也说：“追崇献皇帝的礼制，确实出于陛下最真挚的感情。席书等人却贪图把功劳归于自己，互相结党援引，任意施展喜怒，作威作福。像李鉴父子的案件，已经有明确的成案。席书曲意为他申救，说‘众人因为议论礼制怨恨臣，于是陷害李鉴至死’。议论礼制是朝廷的公共典制，合适还是不合适，怎么会成为深仇呢？” 即使是仇恨席书，李鉴也不是席书的子弟、亲戚或朋友，为什么要仇恨他呢？至于郭勋结党包庇奸人，托请说情的事情败露后，又代奸人妄自申诉，也说这是因为议论礼制而激起众怒；如果不至于滥施恩典、废弃法令才停止，难道不是非常奇怪吗？请立即斥退席书、郭勋，对李鉴施加重典，彻底审查郭勋托请说情的事情，使人心明白，知道权奸不可依靠，国法不可触犯；这样以后，叛逆之心自然消除，邪门永远堵塞。”皇帝没有听从。叶应骢，字肃卿，鄞县人。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与同僚一起进谏反对皇帝南巡，受杖刑三十下。嘉靖初年，历任郎中。伏在宫阙前争论“大礼”，两次下狱并受廷杖。潮阳人给事中陈洸一向是无赖。他居家时与知县宋元翰不和，便让儿子陈柱告发宋元翰，使其被贬谪戍边。宋元翰搜集陈洸的罪行以及闺房隐私，刊印传播，书名为《辨冤录》。陈洸因此被清议所不齿，尚书乔宇把他调任湖广佥事。陈洸起初曾说献帝不应称皇帝。当时张璁、桂萼等人因议论礼制迅速显贵，陈洸便上疏说张璁等人的议论是正确的，应立即去掉“本生”的称呼；于是诋毁乔宇和文选郎夏良胜，并称赞、援引其同党——前给事中于桂、阎闳、史道，前御史曹嘉。皇帝立即恢复陈洸等人的官职，把夏良胜贬到外地。陈洸于是弹劾大学士费宏、尚书金献民、赵鉴、侍郎吴一鹏、朱希周、汪伟、郎中余才、刘天民、员外郎薛蕙、给事中郑一鹏都是邪党，又推荐廖纪等十五人。不久又弹劾吏部尚书杨旦等人。皇帝更加高兴，立即罢免杨旦，提拔廖纪代替他。张璁、桂萼等人于是借助陈洸攻击异己。给事中赵汉、御史朱衣等交相上章弹劾陈洸，御史张日韬、戴金、蓝田又专门上疏论列他的罪行。蓝田还一并弹劾席书，并把宋元翰的《辨冤录》封送上去。都御史王时中请求罢免陈洸，听候审查。

译陈洸上奏说：“群奸恨我反对大礼，将让巡抚、巡按杀害我，请派一名锦衣卫官员前来。”陈洸的意思是，锦衣卫官可以用利益引诱。皇帝降旨派叶应骢和锦衣卫千户李经前往。叶应骢与他们焚香向上天发誓，会同御史熊兰、涂相等人共同审理，列举陈洸罪状共一百七十二条，上报朝廷。除赦免以前的罪行以及含糊不清的罪行不论外，应当论罪的有十三条。陈洸罪恶极大，应当斩首，妻子离异，儿子陈柱绞死。陈洸害怕，逃到宫阙申诉。皇帝扣住叶应骢的奏疏不下发。尚书赵鉴、副都御史张润、给事中解一贯、御史郑本公等接连上章坚持奏请。皇帝不得已，才命令复核。郎中黄绾极力坚持叶应骢的意见。席书、桂萼出面调解也没有成功，便要求张璁共同上奏，说陈洸是议论礼制的大臣，被司法官员陷害。皇帝接受了他们的话，下令免除陈洸罪行，贬为平民。大理卿汤沐以及赵鉴、解一贯又争辩此事，皇帝不听。不久，“大礼”案件结案，连陈洸的妻子儿子也得到赦免。叶应骢不久升任吉安知府，因母亲去世回乡。嘉靖六年，叶应骢、桂萼更加掌握权势。当时桂萼正掌管刑部，朝臣马录等人因弹劾郭勋而被下狱。陈洸认为可以借此机会翻案，便上书攻击叶应骢等人。桂萼趁机替陈洸申冤。于是逮捕陈洸、叶应骢、宋元翰、黄绾，又命按察使张祐等人回到原籍听候命令，牵连供词涉及四百人。九卿和锦衣卫在朝廷审讯，叶应骢回答说：“我所依据的只是国家法令罢了。若一定要使陈洸得到平反，只听诸位公卿的命令。”刑部尚书胡世宁等人心里知道陈洸罪重，但因惩戒此前的大狱，不敢坚持己见。恰逢当天黄雾四面弥漫，审判没有完成。第二天又刮大风，拔起树木。皇帝下诏要求修身省察，不得用刑。于是按叶应骢审案不实的法律定罪，贬为平民；宋元翰、黄绾以及蓝田等人分别受到贬斥，陈洸则只授予冠带。霍韬再次上疏替陈洸申辩，没有成功，陈洸更加怨恨叶应骢。几年后，陈洸又让人上奏，说叶应骢审理案件时酷刑杀害无辜二十六人，皇帝下令巡按李美复核。李美说死者都有罪状，并非故意杀害。刑部尚书许赞为叶应骢申明无罪。皇帝却特意把叶应骢贬谪戍守辽东。这起案件前后持续八年。凡是攻击陈洸以及审理陈洸案件的人，没有不获罪的，被逮捕的达一百几十人。天下人厌恶桂萼等人的奸诈专横，也更加以谈论礼制的大臣为羞耻了。叶应骢前往戍所，路过苏州。知府准备酒食等候他，他立即解开船缆离去，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接受。嘉靖十六年遇赦回乡。明堂大享礼完成后，恢复冠带。叶应骢笃实行谊，喜爱著书，几次遭遇患难，志气都没有挫折。黄绾，息县人。任刑部主事时，因进谏反对南巡受杖刑。历任郎中，出任绍兴知府，以宽厚仁慈治理地方。被征召时，士人百姓哭声震动原野，争相赠送路费；黄绾只接受二钱。到京后，被关入诏狱，因疾病死在狱中。隆庆初年，追赠太常少卿。蓝田，即墨人。因争论“大礼”受杖刑。张璁掌管都察院时，考察他的属官，蓝田被罢职回乡。解一贯，字曾唯，交城人。正德十六年考中进士，授任工科给事中。陈述讲学、修德、亲贤、孝亲、任相、远奸、用谏、谨令、戒欲、恤民十件事。世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嘉靖元年，他与御史一起出外核查牧马草场。太监阎洪等奏请派一名宦官与他们同去，解一贯说不可以，于是此事作罢。回朝后，他弹劾太监谷大用、李玺夺取田产、祸害百姓的罪行，皇帝宽赦了他们。但内臣、勋戚所占有的庄田，大多归还给百姓。皇帝为皇后的父亲陈万言营造府第，极其壮丽。解一贯极力请求节省裁减，又帮助杨廷和争论织造之事，都没有被采纳。历任刑科左、右给事中。云南巡按郭楠因建言，广东按察使张祐、副使孙懋因侮辱官校，都被逮捕治罪；御史方启颜因杖打宦官家人致死而被罢职；元城知县张好古因拘捕责罚外戚家族而被降级，解一贯都上疏论救。他违背圣旨，被停发俸禄。不久升任吏科都给事中。教授王价、录事钱予勋因考察被罢免，便借议论礼制来谋求重新任用。解一贯等说：“如果这样做，将破坏祖宗延续百年的制度。”事情最终搁置。张璁、桂萼天天不停地攻击费宏，解一贯与同僚说：“费宏在朝廷任职办事，如果用古代大臣的标准衡量，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议之处。但他入仕以来，未曾听说有重大过错。至于张璁、桂萼平生奸诈阴险，只因议论礼制一事偶然合乎圣意，便得到越级提拔。自从超常升迁以来，他们依仗宠信，凌辱朝士。他们与费宏积怨已久，想夺取他的职位而取代他。陛下把他们多次的奏疏交给有关部门处理，最后却说‘你们应当各自修治自己的职务’，这已经足以暗中挫败他们的奸谋了。可是有两三个臣子不能体会陛下的深意，有的只攻击费宏，有的兼攻张璁、桂萼，却不知道这样做可能除去费宏，却不能除去张璁、桂萼。君子难于进用而容易退处，小人却不是这样。费宏顾惜人们的议论，顾及廉耻，还可以期望他成为君子。张璁、桂萼却是小人中的极端，他们还有什么忌惮呢？如果他们的计谋得逞，奸邪的气势就会更加增长，好人将不断受到中伤，天下的事情将大有可忧虑之处。”当时郑洛书、张录都论及三人的事情，而解一贯的话尤其恳切。诏令下发给有关部门办理。张璁、桂萼等人对他怨恨不止，最终把他贬为开州判官，直到死去。郑洛书，字启范，莆田人。不到二十岁就考中进士，授任上海知县，有良好的政绩。嘉靖四年，被召入朝授任御史。张璁、桂萼因陈九川的事情攻击费宏，郑洛书与同僚郑气说：“陈九川的事情，人们说张璁、桂萼参与谋划，他们本来已经得罪了公论；但费宏在任用和罢免之间的作为也没有弄清楚。朝廷有纲纪，大臣的进退关系重大，费宏、张璁、桂萼都不能不离职。费宏不离职，就有贪恋禄位、保全职位的讥评；张璁、桂萼不离职，也有占了田地还要夺取耕牛的嫌疑。”皇帝下诏斥责郑洛书妄言。皇帝赐给尚书赵鉴、席书诗文书札，郑洛书说：“陛下厚待礼敬大臣，这是虞廷君臣唱和的遗风。希望推及这番心意，想念旧臣。像致仕大臣刘健、谢迁、林俊、孙交等人，希望特别降下御笔，询问时政，那么圣德会更加宏大。又希望推及这番心意，赦免过错。像被贬谪的丰熙、刘济、余宽、王元正等人，希望特别施加仁恩，酌情恢复官职，那么圣上的度量会更加宽广。”皇帝答复说知道了。李福达案件发生后，皇帝将亲自审讯，郑洛书说：“陛下掌握独断的威权，使司法官员全都获罪，即使有张释之、于定国这样的贤能法官，也不能在君主面前抗辩，怎么能使刑罚适当呢？”皇帝大怒，将要治他的罪，杨一清极力解救，事情才作罢。不久，郑洛书出任南畿学政，途中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回乡服丧。

译嘉靖十二年京察结束后，皇帝改命科道官互相纠劾，郑洛书被弹劾而罢职。给事中饶秀被御史弹劾，无法发泄愤恨，又弹劾郑洛书、王重贤等九人贪污、卑劣无能。王重贤等人都被降职罢黜，当时舆论对此十分震惊。郑洛书居家又过了一年多便去世，享年三十九岁。他的儿子郑开前往上海投靠。上海人替他置办田地一百亩资助他，他每年去一次，收取田租回来。张录，字宗制，城武人。正德六年考中进士，授任太常博士，升为御史。嘉靖初年，伏在宫阙前争论“大礼”，下狱并受廷杖。出任畿辅巡按，弹劾宣府诸将失职误事，他们都伏罪。西域鲁迷进贡狮子、西牛和地方特产，说所贡玉石价值二万三千多两金，往来将近七年，索取中国的重赏。张录说：“贤明的君主不以奇异物品为贵。现在两头狮子每天各喂一只羊，一年就要用七百多只羊。牛本来吃草和豆类饲料，如今却吃水果糕饵，这就是在吃人的食物了。希望退还他们的贡物，送回贡使，减少赏赐，以阻止他们的侥幸希求之心。”皇帝没有采纳。张璁升任兵部侍郎，张录与众御史争论反对，皇帝没有听从。张璁与桂萼多次攻击费宏，张录说：“如今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灾异不断出现，正是群臣修身省察的时候。几个人作为国家的股肱，却这样互相倾轧排斥，想消除灾异，不也很困难吗？请把三人一并罢黜，以挽回上天的谴责。”皇帝于是告诫张璁、桂萼。后来张璁以侍郎身份总理都察院事务，便报复从前的怨恨，说张录不懂宪体，于是罢官归乡。张录在家闲居二十年后去世。陆粲，字子余，长洲人。年轻时拜访同乡王鏊，王鏊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个人一定会以文章闻名天下。”嘉靖五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七次考试都名列第一。张璁、桂萼把庶吉士全部调出任部曹、县令，陆粲因才干出众，独自获得工科给事中的职位。他刚强正直，敢于进言。上疏说：“我朝从太祖到宣宗，大臣当面跪坐在皇帝膝前陈述谋略，亲密程度不亚于家人父子。自英宗年幼，大臣为权宜计，改为在常朝奏事，前一天先拟定诏旨，其余政事写成奏疏封送上来，这种做法沿袭至今。如今陛下锐意图治，希望每天朝会结束后，退到便殿召见大臣；侍从、台谏官轮流每日奏对；巡抚、巡按、藩司、臬司入朝辞行或谢恩时，召来询问地方事务；再精选四方博闻、有道之士，轮番入宫值班，讲论经史，仿照仁宗弘文阁的旧例。这样上下情意相通，天下的事情就都能陈列在陛下面前了。”皇帝没有采纳。陆粲又说，朝廷过分看重进士出身，使贡举没有上升的阶梯，州县教职过于低微，王官终身受到禁锢，这些都应当变通。于是陈述久任官员、慎重考察、裁汰冗官等事情，最后以恢复制科作结，仿照唐、宋的办法，每隔几年举行一次，以等待特殊人才：“才干高的储备在禁近之地，其次分别安置在各曹司；原先已有官职的逐级升进。这样或许人才都能出仕，民间不再遗留贤才。” 不久，他与御史郗元洪一起清查核实马房的钱粮。上抗辩奏疏，驳斥御马太监阎洪，使长期积弊得到清理。又与同僚刘希简争论张福达案件。皇帝大怒，两人都被下到诏狱，受杖刑三十下，释放后恢复原职。事情详见《熊浃传》。张璁、桂萼一同居于政府，专擅朝廷事务。给事中孙应奎、王准揭发他们的私弊，皇帝仍用温和的诏旨安慰告谕。陆粲无法抑制愤怒，上疏说：张璁、桂萼具有凶险的资质，学问又乖僻。过去他们还是小臣时赞成大礼，便被提拔安置在近侍之列；不到三四年，官位就升到宰相。恩宠隆厚、待遇特殊，自古从未听闻。如今竟敢欺骗皇上、发泄私心，专擅权力、招纳贿赂，擅自作威作福，报复恩怨。张璁刚愎自用，固执而多私心；桂萼外表似乎宽厚迂缓，内心却深刻严酷。他嫉妒残忍的毒念一旦从心中发作，就像蝮蛇猛兽，触犯他的人必死无疑。臣请姑且举出几件事来说明。桂萼接受尚书王琼数以万计的巨额贿赂，接连上章极力推荐他；张璁从中主持此事，于是王琼得以起用。昌化伯邵杰本来是邵氏的养子，桂萼收受重贿，竟使奴隶小人滥袭伯爵。桂萼亲厚的医官李梦鹤假托进献书籍，借机取得官职；他的住宅与桂萼相邻，中间开了一道便门往来，常与桂萼的家人吴从周等人从中联络。桂萼又引荐同乡周时望为文选郎中，互相勾结买卖爵位。周时望离职后，胡森代替他。胡森与主事杨麟、王激又是辅臣的同乡亲戚。铨选部门的要害职位，全都安插了私人。桂萼掌管选任刚超过一年，引用同乡旧交，数也数不清。比如致仕尚书刘麟，是他的中表亲；侍郎严嵩，是他儿子的老师；佥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仅转任一次便直接进入都察院；南京太仆少卿夏尚朴，由知府任上只过了几个月便得到清贵的卿官；礼部员外郎张敔借助熟悉律令来结交桂萼；御史戴金顺着风向攻击别人，甘心做鹰犬；这些人都是桂萼的姻亲党羽，共同结党作奸。礼部尚书李时性情柔和、善于逢迎，狡猾多智；南京礼部尚书黄绾曲学阿世，以空谈迷惑人；谕德彭泽钻营改动品秩，越级玷污清贵职位；这些人都是暗中亲厚张璁、表面依附桂萼的人。张璁等人的威权已经盛大，党羽又多，天下人畏惧厌恶，没有人敢公开申诉。如果不赶快除去他们，凶人的本性不会改变，将来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皇帝大为醒悟，立即下诏揭露张璁、桂萼的罪状，罢免他们的宰相职位；但又因为陆粲没有早些揭发此事，把他交给司法官吏审理。不久，詹事霍韬极力诋毁陆粲，说是杨一清指使他。刘希简说：“张璁、桂萼离职是出于圣上的裁断。即使称作狗，也只是说有人指使，霍韬却把言官比作狗，这是侮辱朝廷。”但皇帝最终接受霍韬的话，召回张璁，剥夺杨一清的官职，把刘希简下到诏狱；释放后恢复原职，又把陆粲贬为贵州都镇驿丞。陆粲稍后升任永新知县。前后捕获盗贼数百人，奸猾之徒销声匿迹。过了很久，他因思念母亲请求归乡。推荐他的奏疏有三十多道，皇帝都答复不准。不料霍韬也推荐陆粲，陆粲说：“天下大事被奸邪小人弄坏，还想用余波来玷污我吗？”母亲去世后，他悲伤过度，服丧尚未结束便去世。刘希简，字以顺，汉州人。进士出身，授任行人。任工科给事中时，刚满五个月，就两次因直言获罪，声名大振。很久以后，被贬为县丞。最终任巩昌知府。王准，字子推，世代登记在秦府仪卫司籍下。王准以进士出身授任知县。任礼科给事中时，巡视京营，弹劾郭勋专横放肆的罪行。第二年，又弹劾张璁、桂萼任用私人。张璁、桂萼罢职后，王准也被交给司法官吏审理，贬为富民典史。稍后升任知县。都御史汪鋐迎合张璁的意旨，以考察为由罢免了他。邵经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考中进士，授任工部主事。负责征收荆州税务，刚满三个月，税额就已收足，于是打开关卡，任由商船往来。升任员外郎。嘉靖八年冬十月，发生日食。邵经邦当时任刑部官员，上疏说：

译如今正阳之月出现日食这样的灾异。拿《小雅·十月》来考察，灾变的征兆已经悬示。解说《诗经》的人说，这是阴气强盛到了极点，是因为不用善人，而罪责专归皇父。那么如今调和阴阳、治理变故的人中，难道没有一个皇父那样的人吗？近来陛下采纳陆粲的意见，命张璁、桂萼退休；不久又因为张璁议论礼制有功，重新召回辅政。人们议论纷纷，陛下却不加以理会。如今上天出现这样的变异，怎么可以不畏惧呢？” 议论礼制与处理政务不同。议论礼制贵在恰当，处理政务贵在公正。为先皇考确定美好的尊号，以彰明父子之间的伦理，这是礼制恰当之处。即使排斥众人的议论、坚持独自的见解，也不能说是偏私。至于任用人才、施行政务，就应辨别忠臣和奸邪，审慎衡量才干能力，与天下人共同任用，才算公正。如今陛下因为张璁议论礼制有功，不考察他的人品，不衡量他的才干，就把重大职务交给他，似乎是在偏爱议论礼制的大臣。偏爱议论礼制的大臣，就是没有把所议论的礼制看作公共之礼。礼制只有极其公正，才可以万世不变。假如接近私意，那么本来可以守护，也可以改变。陛下果真认为尊崇亲生父亲的典礼极其恰当，并想让子孙世世代代遵守它吗？那么不如把诸臣的进退全部交给至公之道，优厚地赏赐他们，使他们善始善终，以报答他们议论礼制的功劳；同时广泛寻求天下德高望重的贤人，辅佐完成正大光明的事业。这样人心安定，天道顺畅，使万年以后，庙号称为世宗，子孙百世不迁，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如果只是给张璁等人加以非分的职任，使他们身处盈满、踏入满溢，触犯上天和人心的愤怒，也不是张璁等人的福分。皇帝大怒，立即下令镇抚司拷问。案件上报后，请求交给法司议定罪名。皇帝说：“这不是通常的犯罪，不必交给法司。”于是把邵经邦贬谪戍守福建镇海卫。嘉靖十六年，皇子出生，大赦天下，只有邵经邦、丰熙等八人不在赦免范围内。邵经邦在戍所闭门读书，常与丰熙以及同在镇海戍守的陈九川相互讨论。他居住在镇海三十七年后去世。福建人建立寓贤祠祭祀他们三人。隆庆初年，恢复他的官职。刘世扬，字实甫，福建人。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改选为庶吉士，授任刑科给事中。世宗即位后，朝廷议论给兴献帝加皇帝尊号，刘世扬上疏进谏。都察院发文给司礼监，拘捕宦官吴善良。皇帝亲笔批示，把原文牒送给刑科，将吴善良交给司礼监。刘世扬说：“祖宗制度是，凡是下达诏旨，必须写在题奏、疏、揭或登闻鼓状中，然后发给六科，再向各曹司宣示。有时国家发生大事，皇上命令先行下达，各曹司也必须补写文牍，于第二天早朝进呈，从来没有只批示文牍而不补文的。如今诏旨从宫中直接发出，是亵渎天子言语，改变旧制，不可以。”皇帝没有听从。不久，他列举先朝直臣舒芬、马汝骥、王思、王应轸、张原等二十人，请求加恩以表彰忠直，诸臣各升一级品秩。他曾因灾异，请求仿照古人制作几杖箴铭的意义，把圣贤格言书写在殿堂廊庑上，皇帝采纳了。他历任吏科左给事中，升任都给事中。与同僚李仁弹劾詹事顾鼎臣贪污谄佞，并且说今天的詹事就是将来的辅臣。皇帝大怒，责问詹事升任辅臣出自什么典章惯例。刘世扬等人引罪自责。皇帝怒气不解，赐杖刑，把他们下到诏狱，后来才释放。皇帝因久旱亲自祈祷，刘世扬说，关在狱中的囚犯以及因建言被贬戍的诸臣怨恨不平之气，上冲而触犯天和，请全部疏释他们。皇帝没有采纳。张璁、桂萼被弹劾罢职后，皇帝责怪谏官没有进言。刘世扬等人于是把张璁、桂萼一党尚书王琼以下数十人全部弹劾，奏章交给吏部办理。但尚书方献夫也是张璁、桂萼一党，最终只罢免编修金璐、御史敖钺、太仆丞姚奎、郎中刘汝輗、员外郎张敔、郭宪、待诏叶幼学、储良才八人。不久，他又与同僚赵汉等陈述修身省察的八件事。其中说：“大学士石瑶品行清正，死后却没有改定谥号；尚书李鐩是国家的盗臣，死后遗留下的金钱却得到谥号。给事中郑一鹏因论说杨一清而获罪，受杖刑两次并被削职；如今杨一清失势，郑一鹏应当恢复官职。” 刘世扬揭发张璁、桂萼的党羽，因此被张璁怨恨；郑一鹏也曾触犯张璁、桂萼。恰逢张璁已经第二次任宰相，而石瑶实际上此前已经获得谥号，张璁于是激怒皇帝，说给事中的话全是妄言。于是把刘世扬贬为江西布政司照磨，停发赵汉等人的俸禄；但李鐩的谥号也因此被剥夺。刘世扬多次升迁，任河南提学佥事。告假归乡后去世。赵汉，字鸿逵，平湖人。正德六年考中进士，授任建昌推官。升任南京户科给事中，改任兵科。嘉靖初年，尚书林俊因坚持奏请释放囚犯李凤阳，被皇帝下旨责问。赵汉于是说：“太监崔文扰乱政事，巧于施展奸诈欺骗，不只是包庇一个李凤阳而已。工部尚书赵璜揭发崔文家人的罪行，崔文就逮捕赵璜的侦察人员，把他们痛打得几乎死去，并说‘这顿杖刑是替我送给赵尚书的’，他的蛮横无理到了这种地步。希望赶快谴责驱逐他，不要让他拖累新政。”皇帝没有听从。不久，赵汉哭泣着争论“大礼”，被拘系到诏狱并受廷杖。赵汉历任吏科左给事中，因病离职。后来起用为原官，升任工科都给事中。他上疏说：“内阁的桂萼、翟銮称病三个月，却从未因旷职诚恳请求辞职。张璁长期独揽政权，也没有听说他举荐贤能共同辅政。请下令翟銮、桂萼赶快离职，选用两京大臣和居家的老臣，以分担张璁的职任。”皇帝挑出他奏疏中的错字责问他，又告诫张璁不要推辞，催促他赴内阁任职。张璁于是说赵汉忠心而有谋略，应当让他详细列举可以担任内阁的人选。皇帝立即命赵汉举荐想任用的人，赵汉惶恐地说：“臣是想让张璁举荐贤能，并没有私自主持的意思。”皇帝大怒，责备赵汉回答不说实话，催促他把姓名上报。赵汉更加害怕，说：“辅臣的选择任命，出自朝廷，不是小臣所敢参与的。”皇帝于是宽赦他，夺去一个月俸禄。不久出任陕西右参政，告假归乡。很久以后，以原官起用为山西官员，不到几个月又退休。他的儿子赵伊，任广西副使。年仅四十岁，就因奉养父亲而辞官归乡。朝廷多次征召，他都没有起复。魏良弼，字师说，新建人。嘉靖二年考中进士，授任松阳知县，召入朝授刑科给事中。采木侍郎黄衷的事情办完后回家，请求退休，皇帝没有批准。侦缉人员上奏说黄衷秘密进入京师，皇帝大怒，剥夺黄衷的官职。魏良弼说黄衷是大臣，进入京城怎么可能隐瞒，请求追究诬告者欺骗蒙蔽的罪行，皇帝没有答复。

译张璁、桂萼刚被罢相时，皇帝下诏考察他们的党羽。给事中刘世扬等人提到魏良弼，因吏部出面说明，魏良弼得以留任。不久命他巡视京营。他弹劾罢免五军营提督保定伯梁永福、太仆卿曾直，治罪武定侯郭勋的家奴，论述团营兵政的弊端，又请求发放银粮赈济京师饥民，因此直声大振。正好南京御史马等人因弹劾吏部尚书王琼被逮捕，魏良弼请求释放他们。皇帝大怒，把魏良弼也下到诏狱。判处赎罪后恢复原职，仍夺去一年俸禄。三次升迁后任礼科都给事中。嘉靖十一年八月，彗星出现在东井，光芒长一丈多。魏良弼引用占卜书说：“彗星在清晨出现在东方，表示君臣争相显明自己；彗星、孛星出现在井宿，表示奸臣在皇帝身旁。大学士张孚敬专横，窃取作威作福的权力，以致奸星显示灾异，应赶快罢免他。”张孚敬上奏说魏良弼挟带私怨。皇帝本来已经怀疑张孚敬，对两道奏疏都答复说知道了。给事中秦鰲再次上疏，张孚敬最终罢职离去。过了一个月，魏良弼又与同僚弹劾吏部尚书汪鋐。皇帝正偏向汪鋐，夺去魏良弼的俸禄。汪鋐、张孚敬都怨恨魏良弼。第二年元日，副都御史王应鹏因事获罪，被下入诏狱。良弼说：“履端之始，正是新年的开端，不应因为一点小过失拘禁大臣。”皇帝大怒，再次把他下入诏狱。狱卒惊讶地说：“您又来了啊！”并为他流泪。不久，良弼恢复官职，但被削减俸禄。当时孚敬重新起用掌政，因过去与鋐结下嫌隙，便借考察之后的命令，让科道官互相纠劾；又上奏弹劾十一人，却仍没有涉及良弼。孚敬更加恼怒，拟定诏旨严厉责备良弼，下令吏部再次考察。鋐于是另外纠劾二十六人，而良弼以及秦鰲、叶洪都是先前弹劾过孚敬、鋐的人，朝廷内外都大为震惊。良弼最终因“不谨”获罪，被削除名籍。隆庆初年，诏令起用被废除名籍的官员。因良弼年老，便在家中授予他太常少卿之职，他随后致仕，去世。天启初年，追赠谥号“忠简”。叶洪，字子源，德州人。嘉靖八年考中进士，授任户科给事中。嘉靖十一年开始在圜丘举行祈谷礼，皇帝没有亲自祭祀。叶洪上疏进谏，皇帝责备他妄言。不久巡视京营，升任工科右给事中。汪鋐升任吏部尚书，叶洪极力论列他的奸邪，因此触犯圣旨，被夺去俸禄。第二年考察时，汪鋐报复旧怨，于是以浮躁罪名加给叶洪，贬为宁国县丞。过了两年，又因大计考察被夺职。进言者多次替他申冤，但他再也没有被起用。秦鰲，字子元，昆山人。嘉靖五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升为兵科给事中，弹劾魏国公徐鹏举和宦官赖义违法的情状，赖义被罢职遣还。彗星出现时，他弹劾张孚敬嫉妒贤能、危害国家，拟定诏旨时总是把意见引为自己的功劳。皇帝于是罢免张孚敬。不久张孚敬再次任宰相，汪鋐迎合他的旨意，以考察为由把秦鰲贬为东阳县丞。秦鰲多次升迁，任福建右参议，死在任上。另有一个张寅，是太仓人。嘉靖初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御史。曾弹劾礼部侍郎黄绾十条罪状。张孚敬罢政时，张寅说他奸邪害政，罪行多得数不清，请求追缴皇帝赐给他的封诰、银章等物，明正其罪；同时弹劾左都御史汪鋐阴险狠毒、奸邪谄媚。皇帝大怒，把他贬为高唐判官。多次升迁后任南京文选郎中。正好朝廷选拔宫廷属官，改任春坊右司直兼翰林院检讨。不久被弹劾罢职。赞语说：《尚书》说：“不要让巧言善辩的人断狱，只有贤良的人才应断狱；无不在于持守公正适中。” 又说：“明确地启用刑法，司法官员都应判断并使刑罚合乎中正。”这是在说审理案件不能不得其中正。张寅、李鐩的罪状明白无疑。郭勋、席书的说法得到皇帝认可，朝廷大臣因此获罪；张寅却恢复官职，李鐩被宽免死罪。陈洸的罪行达到一百七十二条，最终也免于死罪，却还上书申诉冤屈；凡是攻击陈洸的，以及审理陈洸案件的，逮捕了达一百几十人。这些都因为议论礼制触犯众怒，而有一句话深入迎合了皇帝的隐秘心意。奸佞之人的可怕，实在太厉害了！推翻已经定案的案件，表面上像是明察；从死罪中救出人，表面上像是仁慈，却不知道其中借机报复，导致刑罚失去中正。辨别奸佞和贤良，难道可以不审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