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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历次科举中稍有不同的事例如下：永乐初年，战争仓促发生，永乐元年癸未，才开始命令各省举行乡试。永乐二年甲申会试，因为发生变故，没有遵循午、未两年举行考试的旧例。永乐七年己丑会试，录取陈燧等九十五人。成祖正准备北征，皇太子命令把他们送入国子监学习，等皇帝车驾回京后再举行廷试。永乐九年辛卯，才提拔萧时中为第一名。宣德五年庚戌，皇帝在殿前发完策问，退到武英殿，对翰林儒臣说：‘选取士人不崇尚浮华文章，如果有像刘蕡、苏辙这类敢于直言抗论的人，我一定显著任用他。’于是作《策士歌》给阅卷官看，但所擢取的第一名林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宣德八年癸丑，廷试第一名曹鼐，是由江西泰和典史参加会试考中的。正统七年壬戌，刑部吏南昱、公安陵驿丞郑温也都考中。正统十年乙丑，会试和廷试的第一名都是商辂。商辂是淳安人，宣宗末年乙卯科浙江榜第一名。三次考试都得第一，士人艳羡地称他为‘三元’，明代只有商辂一人。廷试阅卷全部任用甲科出身的人，但这一年兵部尚书徐晞、正统十三年户部侍郎余亨原来都是吏员，天顺元年丁丑阅卷官左都御史杨善原来是译字生，当时对官员流品还没有过分拘束。到后来，其他出身的人便不能参加会试，也不能担任阅卷官了。正统七年癸未考试当天，考场失火，死了九十多人，都追赠进士出身，会试改期到八月举行。第二年甲申三月，才开始廷试。当时英宗已经去世，宪宗因为国丧还未满一年，在西角门举行策试。正德三年戊辰，太监刘瑾抄录五十人的姓名给主考官，因此扩大录取名额至五十人。正德十五年庚辰，武宗南巡，没有来得及举行廷试。第二年世宗即位，五月在西角门策试，擢取杨维聪为第一名。而张璁也是这一榜的进士，六七年间掌握国政、操持权柄，权势几乎与皇帝相等。嘉靖八年己丑，皇帝亲自阅看廷试试卷，亲笔批评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的对策，分别加以评语和奖励。大学士杨一清等于是选取唐顺之、陈束、任瀚以及胡经等共二十人为庶吉士，把他们的姓名列在奏疏中呈上，请求命官教习。忽然降谕说：‘选取庶吉士，是祖宗的旧制，确实很好。近来大臣徇私选取，借此市恩结党，对国家没有益处。从今以后不必选留。唐顺之等人的一切任命，由吏部、礼部和翰林院共同议定后上报。’ 尚书方献夫等人于是迎合旨意，说唐顺之等人不必留在翰林，又限定翰林官的名额：侍读、侍讲、修撰各三人，编修、检讨各六人。并把这些规定著为法令。原来唐顺之等人出自张璁、霍韬门下，内心认为有关大礼的议论不对，不肯趋附张璁，张璁心里厌恶他们。张璁又正想陷害杨一清，所以借‘结党’的说法上奏，这一旧例也因此废止。到嘉靖十一年壬辰，已经停止馆选，到九月又恢复举行。嘉靖十四年乙未，皇帝亲自制定策问，亲手阅卷，擢韩应龙为第一名。又降旨说明一甲三人和二甲第一名次序前后的原因。礼部于是把圣谕列在登科录的首卷，十二人的对策也都按次序刊刻。嘉靖二十年辛丑，考选庶吉士的题目，文章题为《原政》，诗题为《读大明律》，都是皇帝钦定颁下的。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廷试，皇帝开始不临殿主持。神宗时，临殿更加稀少。天启二年壬戌会试，命大学士何宗彦、硃国祚为主考官。按照旧例，阁臣主持考试，由翰林、詹事府官员一人担任副考官。当时已经推举礼部尚书顾秉谦，皇帝特旨命硃国祚担任。硃国祚上疏推辞，皇帝说：‘今年是朕即位后的第一次科举，特意任用两位辅臣来使这一重大典礼增光，你不必推辞。’ 此后由两位辅臣主持考试便成为惯例。这一年开设宗科，硃慎▯考中进士，按照何宗彦、硃国祚的请求，立即授予中书舍人。崇祯四年，硃统饰考中进士，起初选为庶吉士。吏部认为统饰是宗室，不适合在皇帝身边任职，请求改授中书舍人。统饰上疏争辩，皇帝命令仍授为庶吉士。崇祯七年甲戌，主持贡举的礼部侍郎林钎说，举人颜茂猷的文章兼通《五经》，作了二十三篇义文。皇帝想到他学问广博，允许把他送入内帘参加考核。颜茂猷考中副榜，特别赐予进士出身，把他的姓名另列一行，刻在试录第一名之前。考中《五经》科的人，从此接连不断了。武科制度从吴元年开始制定。洪武二十年，俞礼部请求设立武学，采用武举制度。武臣子弟在各直属省份应试。天顺八年，命令天下文武官员推举通晓兵法、谋略和勇力出众的人，各省巡抚、巡按、三司以及直隶巡按御史负责考试。考中的人，由兵部会同总兵官在帅府考试策略，又在教场考试弓马。回答策问两道，骑射命中四箭、步射命中二箭以上的为考中；骑射、步射命中数达到一半的，列为次等。成化十四年，听从太监汪直的请求，设立武科乡试、会试，全部仿照文科的规例。弘治六年，规定武举每六年举行一次，先考策略，后考弓马。策问不合格的，不准参加骑射。弘治十七年，改定为每三年考试一次，发榜后赐宴。正德十四年规定，第一场考马上射箭，以三十五步为标准；第二场考步下射箭，以八十步为标准；第三场考策问一道。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嘉靖初年制定制度，各省应武举者，由巡按御史在十月考试；两京武学的应试者由兵部选取，全部送交兵部。第二年四月举行会试，由翰林官二人担任考试官，给事中、各部曹官四人担任同考官。

译乡试、会试的考试日期都在当月初九、十二、十五日。起送、考验、监试、张榜等，大体仿照文科考场，但规模和规格有所减省。后来武科时而停止，时而恢复。又仿照文科南北卷的制度，分为边方卷和腹里卷。通常每十人中，边方取六人、腹里取四人。万历三十八年，规定会试名额，录取武进士通常以一百人为标准。后来有奉诏增加三十人的，那不是常规制度。穆宗、神宗时，议论者曾说武科应当以技艺勇力为重。万历末年，科臣又请求特别设置将材武科，第一场考马箭、步箭以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技法；第二场考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目；第三场分别就应试者所熟知的兵法、天文、地理加以论述。奏报后得到批准，但没有实行。崇祯四年，武会试发榜，议论此事的人大为哗然。皇帝命中允方逢年、倪元璐重新考试，录取翁英等一百二十人。方逢年、倪元璐认为当时正需要人才，上奏请求举行殿试并传胪，全部按照文科的规例办理。于是分别赐王来聘等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武举殿试从此开始。崇祯十四年，皇帝下令各部大臣特别开设奇谋异勇科。诏令下达后，没有人应试。《选举志》第四十七，选举三。太祖攻下金陵后，征召儒士范祖干、叶仪。攻克婺州后，召来儒士许元、胡翰等人，每天讲解经史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攻克处州后，征召德高望重的儒者宋濂、刘基、章溢、叶琛到建康，设立礼贤馆安置他们。任命宋濂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章溢、叶琛为营田佥事，刘基留在帷幄之中参与谋划议事。甲辰年三月，诏令中书省说：‘如今疆土日益扩大，文臣武将都要任用。世上难道会没有卓越奇伟的人才吗？有的隐居山林，有的埋没在士卒之中，如果在上位的人不加以开导、引荐和提拔，他们就无法显露才干。从今以后，有能上书陈述意见、宣讲治国之道，或武略出众的人，参军和都督府都要把姓名上报。有的虽然不会写文章，但见识值得取用，也允许到宫阙前当面陈述事情。郡县官员中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使熟悉政务，但精力已经衰退，应当命有关部门从民间选拔二十五岁以上、资质聪敏、有学识才干的俊秀之士，征召到中书省，和年老官员交替任用。十年以后，年老者退休，年轻人也已经熟悉政务。这样人才就不会缺乏，任用官员也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把这个意思下达到有关部门，予以宣布。’于是各州县每年举荐贤才以及武勇谋略、通晓天文的人，间或也举荐兼通书法、法律的人。不久以后，严格执行选举禁令，对滥行举荐的人逮捕治罪。吴元年，派起居注吴林、魏观等人带着币帛到四方访求遗逸贤才。洪武元年，征召天下贤才到京城，授予他们郡守、县令等职务。这年冬天，又派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人分赴天下，访求贤才，各自赏赐白金后遣返回来。洪武三年，告谕朝廷大臣说：‘六部总领天下事务，如果不是学问广博、才干品德都很优良的人，不能胜任。担心有些人隐居山林，或者屈居在低级官职中，命令有关部门用心全面推访。’洪武六年，又下诏说：‘贤才是国家的宝物。古代圣王辛劳求取贤才，就像高宗对于傅说、文王对于吕尚一样。那两位君主，难道是智慧不足吗？只是因为贤才没有齐备，就不足以治理国家。鸿鹄能够高飞远举，是因为有羽翼；蛟龙能够腾跃，是因为有鳞鬣；君主能够达到太平治理，是因为有贤人作为辅佐。山林中的士人，凡是德行、文艺值得称道的，有关部门都要访求举荐，准备礼物送到京城，朕将任用他们，以求达到最完善的治理。’这一年，于是停止科举

译，另令有关部门考察举荐贤才，以德行为根本，文章才艺放在其次。举荐的名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都要以礼送到京师，不按常规次序提拔任用。各省贡生也通过太学得到进用。这样停止科举十年，到洪武十七年才恢复举行科举，而荐举制度也同时实行，并未废止。当时朝廷内外大小官员都可以推举人才，下至仓、库、司、局等各类杂流人员，也命令他们举荐有文学才干的人。被荐举而来到京城的人，又命令他们转荐人才。因此山林岩穴、草野茅屋中贫困居住的人，没有不能自行通达上层的，由平民而登上大官的人数不胜数。德高望重的儒者鲍恂、余诠、全思诚、张长年等，年纪九十多岁，被征召到京城后，立即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儒士王本、杜斅、赵民望、吴源，特意设置为四辅官，兼任太子宾客。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沂，儒士赵翥，出身即任尚书。儒士张子源、张宗德任侍郎。德高望重的儒者刘堉、关贤任副都御史。明经张文通、阮仲志任佥都御史。人才赫从道任大理少卿。孝廉李德任府尹。儒士吴颙任祭酒。贤良栾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张璲、王廉任布政使。孝弟李好诚、聂士举，贤良蒋安素、薛正言、张端，文学宋亮任参政。儒士郑孔麟、王德常、黄桐生，贤良余应举、马卫、许安、范孟宗、何德忠、孙仲贤、王福、王清，聪明张大亨、金思存任参议；凡是这样得到显著提拔的，都是如此。那些逐渐升到显贵官职的人，更是无法计算。曾经谕告礼部：‘经学明通、品行修养良好、熟悉时务的人，要征召到京师。年满六十岁而不满七十岁的人，安排到翰林院以备顾问。年满四十岁而不满六十岁的人，在六部以及布政司、按察司两司任用。’大概当时入仕没有其他途径，所以常常有骤然显贵的人。吏部上奏说应当授官的荐举人，多达三千七百多人，少的时候也有一千九百多人。又让富户和年高有德的百姓都能进宫见皇帝，奏对符合旨意的，往往就授予优良官职。会稽僧人郭传，因为宋濂的推荐被提拔为翰林应奉，这些都是可以考查的事例。等到科举重新设置，两条途径并用，也未曾偏重一方、轻视另一方。建文、永乐年间，通过荐举出身的人仍有在内任翰林官、在外任藩司官的。杨士奇以处士身份、陈济以平民身份，突然被任命为《太祖实录》总裁官，不拘资格到了这种程度。此后科举日益受到重视，荐举日益受到轻视，有文章才华的人大多以通过科场考试入仕为荣耀；有关部门虽然多次奉行求贤诏令，但人才已经衰落，只是应付旧例罢了。宣宗曾拿御制《猗兰操》和《招隐诗》赐给各位大臣，用来表示劝勉和激励。真正响应的人很少，人们也都共同厌弃、轻视这种做法。正统元年，行在吏部说：‘宣德年间，曾诏令天下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州、县官员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到现在举荐仍未停止，应当停止。’皇帝认为朝廷求贤不能停止，于是规定从今以后，荐举来的人由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考试，考中的录用，考不中的黜退。荐举的人更加稀少了。天顺元年下诏说：‘处士中有学问贯通天人、才干足以治理国家、志行高洁而不求闻达的人，有关部门要把实际情况详细上奏。’御史陈迹上奏说明崇仁儒士吴与弼的学问和品行，皇帝命江西巡抚韩雍以礼聘请他赴京。到京后皇帝召见，任命他为左谕德。吴与弼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接受。皇帝又命李贤带他到文华殿引见，从容询问说：‘我看重你的学问品行，特意授予你宫廷官职，请你辅导太子。

译’吴与弼坚决推辞。皇帝在文华殿赐宴，命李贤陪宴，又下敕褒奖赏赐，派行人送他回去，这确实是特殊的礼遇。到成化十九年，广东举人陈献章被荐举，授翰林院检讨，但允许他回乡，礼遇规格大为降低。

译此后，弘治年间浙江儒士潘辰，嘉靖年间南直隶生员文征明、永嘉儒士叶幼学，都因荐举授翰林院待诏。万历年间，湖广举人瞿九思也授待诏，江西举人刘元卿授国子监博士，江西处士章潢仅被远程授予顺天府训导。至于直隶处士陈继儒、四川举人杨思心等人，虽然都受到荐举，也只是把名单交给礼部而已。崇祯九年，吏部又议论举荐孝廉，说：‘祖宗在朝时只是偶尔实行，未曾形成定制。如今应当通行各直省，用心访察，确有孝廉、怀才抱德、经学明通、品行修养良好的人，由司道官上报巡按御史，复核后具疏上报，再经考试录用。’当时荐举的奏疏纷纷遍布天下，但这些人都被授予残破的郡县，最终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到崇祯十七年，命令河南、湖广被攻陷州县的官缺，全部听任巡抚、巡按官征召选用、更换设置，不拘泥于科举出身、杂流、生员等身份。这是皇帝仓促求贤的办法，不是太平时期选拔士人的典制。至于正德四年，浙江大吏荐举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彪，刘瑾因为四人都是谢迁的同乡，而诏书又出自刘健之手，便假传圣旨，把周礼等交给镇抚司，贬谪戍守边卫；勒令布政使林符、邵宝、李赞以及参政、参议、府县官十九人罚米二百石，并削去刘健、谢迁的官职，还著令规定余姚人不得选任京官。这就是因荐举而招致祸患的事例，也是荐举制度发生变化的一种情况。任用官员的事务，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其中吏部掌管的职务尤其重要。吏部共有四司，文选司掌管铨选，考功司掌管考察，这两项职务尤其重要。候选人员除进士、举人、贡生外，还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士，以及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等各类杂流。进士是一条途径，举人、贡生等是一条途径，吏员等又是一条途径，这就是所谓三途并用。京官中的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中的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任。外官中的推官、知县以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任。京官中的五府、六部首领官，通政司、太常寺、光禄寺、詹事府属官，由官荫生选任。州、县佐贰官，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的首领官，由监生选任。外府、外卫、盐运司的首领官，以及内外杂职官、入流和未入流官，由吏员、承差等选任。这是大致情况。其他参差不同之处，可以由此推知。初次授官的叫‘听选’，升任的叫‘升迁’。选官的办法是每年吏部进行六次考核、六次选授。六次选授中，普通引选六次，类选六次，远方选二次。候选以及考定升降的，在双月举行大选，次序在单月确定。改授、改降、丁忧、候补的，在单月举行急选。拣选每三年举行一次。举人请求恩典、岁贡生任教，没有固定日期。凡是升迁，必须任满考核期限。若遇到员额空缺应当补授而不必等到任满的，叫作推升。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廷推或奉特旨任命。侍郎以下官员以及祭酒，由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官员廷推。太常卿以下官员，由各部推举。通政使、参议以下官员，由吏部在弘政门会同选任。詹事府官员由内阁推举，各衙门官员由各衙门掌印官推举。在外官中，只有总督、巡抚由廷推，九卿共同参与，吏部主持。布政司、按察司有员额空缺，由三品以上官员共同举荐。监察御史、按察司等则按次序升迁。边防兵备等官，大多通过选拔、保举任用，授给敕书；边府及佐贰官也授给敕书。蓟辽的昌平、蓟州等地，山西的大同、河曲、代州等地，陕西的固原、静宁等六十一处，都是边缺，选任尤其谨慎。有功劳的越级提拔，贻误边疆的罪责不赦。内地的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大多按次序升迁，后来也多有越级升迁、不拘次序的，有的一年中升迁四五次，从佥事升到参政。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多有额外增设，巡守、巡按之外往往另立数种名目，不能统一。在外的府、州、县正官和佐官，在内的大小九卿所属官员，都是常规选授的官员，选授、升迁、罢免，一切由吏部掌管。起初采用拈阄法，到万历年间改为掣签法。万历二十九年，文选司员外郎倪斯蕙分条上奏铨政十八件事，其中一件是讨论掣签。尚书李戴拟定实行，得到批准，孙丕扬接着推行。后来虽有人讥议其弊端，但明朝始终没有再改变。洪武年间，规定南北官员调任制度，南方人任北方官，北方人任南方官。后来官制逐渐确定，除了学官外，不得在本省任官，但也不再限制南北籍贯。起初，太祖曾亲临奉天门选官，并且告谕不要拘泥于资格。候选人中有立即授为侍郎的，而监察、按察等官最多，进士、监生和荐举人员交错任用。给事中、御史中，最初授职和升迁的各占一半。永乐、宣德以后，逐渐遵循资格，但台省官员中仍有很多初次授职的。到弘治、正德以后，资格才开始严格限制，举人、贡生虽然和进士并称正途，但地位高低悬殊，简直如同天地之别。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说：‘开国初年，举人升任到八座而成为名臣的很多。后来竟然偏重进士而轻视举人，到今天已经到了极点。请从授官以后，只考察政绩，不要追问他们的出身。’然而这种局势已经积重难返，不能再恢复原状。崇祯年间，言官多次重申‘三途并用’的说法。间或推举一两个举人，如陈新甲、孙元化，安排在重要职位上，最终却因而导致失败。任用武举出身的陈启新为给事中，也使声名崩坏。于是朝廷又认为不如遵循资格任用。但甲榜进士中误国的人也确实不少。

译给事中、御史称为科道。科道中，给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二十人。明初到天顺、成化年间，进士、举人贡生、监生都受到重视，经过严格选拔后补任。能够升迁提拔的人，除推官、知县外，有的由学官升任。后来监生和新科进士都不得参加这种选拔。有的由庶吉士改授，有的选取内外科目出身、任职三年考核期满的人进行考选；京官包括两京五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国子监博士、助教等，外官包括推官、知县。由推官、知县进入科道的，称为‘行取’。如果有特别推荐，即使俸禄年限未满，也可以参加。考选根据科道缺额的多少进行，没有固定名额。授职时，由吏部、都察院共同拟定人选并注授；给事中都直接实授，御史必须试任一年后才正式授职，庶吉士除外。嘉靖、万历年间，常常命令各部曹官不许改任科道，后来也间或实行。举人贡生、推官、知县按例可以和进士一起参加考选，但大体上只有四分之一能够选中。嘉靖年间，曾命令监生参加选拔，后来已经停止实行。万历年间，各项制度废弛。万历二十五年，台省新旧官员人数不足额定人数的一半。万历三十六年，给事中只剩几人，御史只剩二人。南京科道两年中竟由一人兼任九个职掌，南京道也只剩一人。内台已经空缺，外派差事也缺员，淮、扬、苏、松、江西、陕西、广东西部、宣大、甘肃、辽东的巡按，以及陕西的茶马、河东的盐课等差使，空缺竟达数年。给事中陈治则请求立即考选，但没有得到答复。万历三十九年，考选的奏疏上呈，又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推官、知县拟议升任台省官员，等候皇帝命令，任用或罢免都不能自主。万历四十六年，掌河南道御史王象恒又说：‘十三道御史在任的只有八人，六科给事中只有五人，而册封、典试等差事，以及内外巡方官员任满报告、告病请求替代等事务接连而来，应当赶快商议变通办法。’大学士方从哲也说：‘参加考选的官员，守候六年，艰苦备尝。吏部议定咨请礼部、都察院按次序派差，这是权宜办法。不如特别允许由各部推举，让这些官员接受任命、到职办事，也足以维持政体。’最终都没有得到答复。到光宗初年，前后关于考选的奏疏一起下发，台省官员很快就排列齐备了。考选的惯例是，成绩优良的授给事中，次等授御史，再次等按部曹官任用。虽然临时举行考试，但考试前已有访单，出自九卿、台省各位大臣之手，往往依据访单决定高下。崇祯三年，吏部考选结束，奏请应当提拔为给事中、御史的若干人，但其中两名中书舍人的访单意见互相不同，吏部便具疏题请。皇帝责备他们推诿，让他们重新确实议定，却没有责备访单本身不合体制。京官不是进士出身，不能参加考选；推官、知县则举人、贡生都可以行取。然而天下守令中，进士出身的占十三，举人、贡生出身的占十七；推官、知县行取进入台省的，进士占十九，举人、贡生才占十一。举人、贡生所得的职位，大多是台省官而非省部官，南方人多、北方人少。御史王道纯把这件事作为问题提出。皇帝说，用人应当考察才干，本来不应拘泥于资格，交给有关部门酌情实行。起初的制度是，遇到风宪官的紧急缺额，就随时行取。神宗时规定为三年一次，到这时改为每年一次。皇帝听从吏部尚书闵洪学的请求，仍以三年为期限。这就是选择言官的大致情况。保举，是用来弥补铨选制度不足，并分割吏部权力的办法。洪武十七年，开始命令天下朝觐官员举荐廉能属吏。永乐元年，命令京官文职七品以上以及外官县令以上，各自举荐所知的一人，衡量才能后提拔任用。后来有被发现贪污的人，举荐他的官员也连带治罪，大概这一办法也曾间断实行。然而洪武、永乐时期，选官仍然都由吏部请示。到仁宗初年，全面整顿政务，洪熙元年，特别重申保举命令。京官五品以上以及给事中、御史，外官布政司、按察司两司的正官、佐官和府、州、县正官，各自举荐所知之人。现任府、州、县正佐官以及曾犯贪赃罪的人，不许荐举；其他官员以及屈居低级官职的人，或者军民中廉洁公正、才干足以安抚治理百姓的人，都要把姓名上报。当时京官的势力还不重，台省官员考核期满后，由吏部奏请升任方面官、郡守。不久制定制度，凡布政司、按察司两司和知府有缺额，命令三品以上京官保举。宣德三年，况钟、赵豫等因荐举而提拔为苏州、松江等府知府，赐敕办事。宣德十年任用郭济、姚文等为知府，也照此办理。他们所保举的人，包括郎中、员外郎、御史以及司务、行人、寺副等，都可以参与，不按照通常调补。后来其中很多人取得了政绩。部曹官和御史由堂上官荐举引进，大多能够胜任职务。主持吏部事务的大臣蹇义、郭璡也多次奉诏受到告谕。皇帝又担心各位大臣害怕连坐而不敢举荐，于是对大学士杨溥说到全才难得，并说：‘一句话的推荐，哪里能够保证他终身都好？想得到贤才，尤其应当加强教育培养的方法。’所以当时吏治蒸蒸日上，被称为极盛时期。到了英宗时，完全遵循旧制。然而实行久了，不能没有弊端，所举荐的人有的竟是乡里亲友、僚属门生，以及平素相互私下结交的人。方面大吏方正、谢庄等因保举而获罪。没有官员保举的人，在内为御史、在外为知府，往往九年不能升迁。正统七年，停止荐举县令的制度。正统十一年，御史黄裳说：‘给事中、御史在开国初年奏请升任方面官、郡守。近年方面官、郡守大多由廷臣保举升任，给事中、御史以纠察弹劾为职责，怎么能不触犯某一个人呢？请下令吏部仍按旧例奏请任命。’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令吏部商议实行。第二年，给事中余忭又指出方正、谢庄等事败，认为应当治罪举荐他们的官员。又说方面官、郡守有缺额时，吏部应当奏请皇帝裁决。

译尚书王直、英国公张辅等人说，方面官、郡守通过保举升用，称职的人很多，不可以擅自更改。英宗仍然听从张辅、王直的话，但采纳余忭奏疏中的意见，允许言官指名弹劾。正统十三年，御史涂谦又陈述意见，说通过举荐得到方面官、郡守的人，往往改变原先的操守，形成弊端。请仍遵循洪武旧制，在内外任职九年考核期满的官员中选择升授，或者亲自选择有才干声望的朝臣任用。皇帝下诏批准。大臣举荐官员的惯例于是废止。景泰年间，又恢复保举。给事中林聪陈述推举后骤然升迁的弊端，说：‘如今参政等官缺额三十多人，请暂时命令三品以上官员保举。此后只有布政司、按察司两司三品以上官员联名共同举荐，其余全部交给吏部。’诏令一并听从。成化五年，科道官又请求保举方面官，吏部于是把郡守也列入其中。皇帝听从言官的请求，但命令知府员额空缺仍由吏部推举。过了一年，因为会同举荐的人大多不合适，连方面官也只命吏部推举两人上报，停止保举命令。不久，都御史李宾请求命令在京五品以上的管事官以及给事中、御史，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来任州县官。皇帝听从。弘治十二年，又下诏让部院大臣各自举荐方面官、郡守。吏部于是请求依照往年御史马文升升任按察使、屠滽升任佥都御史的先例，越级提拔一两人，以表示激励劝勉；对于未经大臣荐举的人，也一并加以考察采用。皇帝一并同意了这个建议。当时孝宗锐意求治，命令吏部、兵部每季度公布两京府部堂上官以及文武方面官的履历，制作揭帖上呈。只是保举法与此并行，并不是完全依靠保举来治理国家。正德以后，具帖制度逐渐废弛。嘉靖八年，给事中夏言又请求遵循弘治旧例，并涉及举荐、弹劾官员贤能与否的大略条文，规定每季度第一个月由部臣送交科道，再上达御前，命令把它著为法令。但保举方面官、郡守的办法，直到明朝灭亡也不再实行。至于因犯罪被斥退免职，以及因急需人才而被荐举提拔的，称为‘起废’。居家而被召用、因有职位空缺需要而预先补授的，称为‘添注’。这也是铨选制度中没有详尽规定、但明朝中期以后间或实行过的办法。考满和考察，是相辅相成、同时实行的两种制度。考满，是评定官员任职期间的俸禄资历，分为三等：称职、平常、不称职，即上、中、下三等。考察则是把天下内外官员一并核计，分为八项：贪污、残酷、浮躁、不及任事、年老、有病、罢软、不谨慎。考满的办法是：任职三年发给考满凭由，称为初考；六年称为再考；九年称为通考。依照《职掌》中的事例考核官员的升降。各部、各寺所属官员，起初只能署理职务，必须考满后才正式授职。外官通常逐次参加考核，等待核定。有的杂考为一两年，有的为三年或九年。郡县事务繁简与官员任职情况有不相称的，就互相调换官员，称为调繁、调简。洪武十一年，命吏部考核朝觐官员的优劣。称职而没有过错的列为上等，赐坐并设宴；有过错但称职的列为中等，设宴但不赐坐；有过错且不称职的列为下等，不得参加宴会，按次序站在门外，等参加宴会的人出来后才退下。这是朝觐考核的开始。洪武十四年，这项制度逐渐确定。在京六部五品以下官员，听任本衙门的正官考察其品行和才能，查验其勤惰。四品以上官员，以及一切近侍官、御史等担任皇帝耳目和掌管风纪的官员，还有太医院、钦天监、王府中不属于常规选任的官员，任期届满后的升降，听凭皇帝裁决。直隶各有司的首领官和属官，由本司正官考核，任满后再由监察御史复核。各布政使司的首领官，都由按察司考核。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以及军职首领官，都由布政司考核，再送按察司复核。布政司四品以上官员、按察司和盐运司五品以上官员，任满后的升降听凭皇帝裁决。内外入流官和杂职官任满九年，发给凭由赴吏部考核，依照规定升降。如果确有特殊功勋、非凡才能、远超同类的，听凭皇帝裁决。又根据事务的繁简和历任官员考核成绩的优劣，互相参照核验，作为官员等级升降的依据。事务繁简的标准是：外地的府，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七万石以上；县，三万石以上；或者亲自管辖王府都、布政、按察三司，并有军马驻守防御，地处驿道，或属于边地冲要、负责供给的地方，都算事务繁重。府的粮额不到十五万石，州不到七万石，县不到三万石，以及偏僻安静的地方，都算事务简易。在京各衙门，一律按事务繁重的标准办理。洪武十六年，对京官考核制度略作裁定调整，一律由各官的长官列明情况，送吏部审核考察。洪武十八年，吏部上言：天下布政、按察、府、州、县朝觐官共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称职的占十分之一，平常的占十分之七，不称职的占十分之一，贪污和阘茸者也合计占十分之一。皇帝命令称职者升迁，平常者复任原职，不称职者降职，贪污者交法司治罪，阘茸者罢职为民。永乐、宣德年间，把内外官员旧例中没有规定的情况逐渐增补进去。又依从吏部的建议：初考称职、次考未考、这次考核又称职的；以及初考平常、次考未考、这次考核称职的，都依称职的例子升用。从此以后，大体都遵照旧制实行。期间制度的利弊多得无法列举，但制度本身没有大的变更。

译考察的办法是：京官任职六年，在巳年、亥年考察；四品以上官员自己陈述情况，听凭皇帝裁决；五品以下官员分别作致仕、降职调任、闲住为民等处理，编成册籍奏请，称为京察。弘治年间开始规定，外官三年一次朝觐，在辰、戌、丑、未年进行，考察制度随之实行，称为外察。州县官按月计算考绩，上报府；府对州县的考绩作出评定，再按年上报布政司。到任满三年时，巡抚、巡按总核属官的事务和表现，造册详细上报，按照八法加以处分。考察处分的条例有四项，与京察相同。明初实行以来，沿袭不废，称为大计。凡在大计中被处分的官员，不再叙用，成为永久制度。洪武四年，命工部尚书硃守仁考察山东莱州各郡的官吏。洪武六年，命御史台御史和各道按察司考察举发有司官员是否有过犯，奏报其升降，这是考察制度的开始。洪熙年间，命御史考察外官；皇帝认为奉命考察的人不可能完全没有私心，于是告诫吏部尚书蹇义，要严加戒饬，务必做到最公正。景泰二年，吏部、都察院考察应当罢退的官员七百三十多人。皇帝担心处理不当，又召集大臣重新考核，最后留用的有三分之一。成化五年，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纶、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高明考察普通官员。皇帝因各衙门掌印官意见不同、共同署名的情况不一致，怀疑其中有处理不当之处，便命侍郎叶盛、都给事中毛弘秉公查核，也作了一些更改和确定。弘治六年考察，应当罢免的官员共一千四百人，杂职官一千一百三十五人。皇帝告谕说：“方面官和知府一定要指明确实事迹，不要用空泛的文字和言语，以免冤枉人。府、州以下任职未满三年的官员，也要一并核查后具奏。”尚书王恕等陈述意见请求执行，但认为府、州、县官中贪鄙而祸害百姓的，即使任职年限尚浅，也不可不罢黜。皇帝最终认为人才难得，反复下谕告诫，多方宽宥。应当罢黜而获留任的有九十多人。给事中、御史又交相上章，请求罢黜遗漏人员以及应当退职却被留任者，皇帝再次命吏部指明确实事迹；王恕把各官的考语和吏部访察所得上报。皇帝最终认为考语不够真实，下令重新核查。王恕因意见不被采纳，又怀疑有人暗中诋毁自己，于是极力请求离职。到弘治十四年，南京吏部尚书林瀚说，外地司、府以下官员都三年考察一次；两京和外地武职官也五年考选一次，只有两京五品以下官员十年才考察一次，制度过于疏略。诏旨下达后，吏部复奏请求依照林瀚所说办理，于是京官六年考察一次的制度确定下来。京察之年，大臣要自己陈述情况。官员去留确定以后，如果有人任官期间还有遗漏的恶行，给事中、御史便加以纠劾，称为拾遗。凡被拾遗攻击的官员，没有能够逃脱处分的。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年间，士大夫自重廉耻，把被列入考察处分看作终身的污点。到了万历年间，阁臣有所徇私庇护，偶尔留下一两人以扰乱考察制度；而群臣之间水火不容的争斗，在辛亥、丁巳两次最为严重，事情详见各传。党争格局形成后，彼此互相报复，直到明朝灭亡才停止。兵部共有四个司，武选司掌管武官的授职和除授，职方司掌管军政，这些职掌尤其重要。武职官员，内有五府、留守司，外有各都司、各卫所以及三宣、六慰。流官分八等：都督及同知、佥事，都指挥使及同知、佥事，正、副留守。世官分九等：指挥使及同知、佥事，卫、所镇抚，正、副千户，百户，试百户。直省有都指挥使二十一处、留守司二处、卫九十一处、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二百一十一处。此外还有苗蛮土司，都听凭兵部选任。永乐初年增设三大营，各营设管操官，各哨设分管官、坐营官、坐司官。景泰年间设置团营十处，后来又增加二处，各有坐营官，均特命亲信大臣提督，不由兵部铨选。武官大选考察的项目有：色目、状貌、才行、封赠、袭廕。任用武官有四条途径：世职、武举、行伍、纳级。起初武职大多由功勋旧臣担任。太祖担心他们不遵守法令，于是颁布《武士训戒录》《大诰武臣录》。后来又参用将才；武举三年一次，会举六年一次，每年还有荐举，都归兵部除授。时间一久，法纪败坏，选用官员的情况纷乱复杂。正德年间，冒领军功而升官授职的有三千多人。嘉靖年间，詹事霍韬说：“成化年间，军职比太祖时期增加了四倍，如今又增加了几倍。锦衣卫最初定额官员二百零五人，如今达到一千七百人，几乎增加了八倍。洪武初年，军功袭职的子弟年满二十岁要参加比试；第一次考试不中，仍袭职但只署理事务，领取一半俸禄。第二年再次考试，考中的领取全俸；仍考不中的发配充军。法令如此严格，所以军职不冗滥，俸禄也容易供给。永乐以后，新任官员免试，旧任官员才参加比试，而行贿送礼便没有考不中的，这就是军职日益泛滥的原因。永乐年间平定交阯时，立功者只奖赏而不升职。近来不但斩获敌人首级者可以升职，奏带以及缉捕妖言、捕盗等也无不升职，这就是军职更加冗滥的原因。应当命大臣按照清理黄册的办法，厘清内外武职的一切差次和功劳，考查其祖宗相承的情况，以及叔、侄、兄弟之间的承袭关系。有的属于洪武、永乐年间的功劳，有的属于宣德以后功劳，有的是内监弟侄的恩廕，有的是勋戚、驸马的子孙，有的是武举取中者，各自分为若干等级，暗中寓含裁汰节省的办法。有的准许世袭，有的准许终身任职，有的准许继承，有的不准许继承，都分别编入册籍，明确公布，以此激励劝勉。” 于是命给事中夏言等查核那些冒功和滥授的情况。夏言等指出其中弊端，说：“镇守官奏请带领的名额，旧例只准五名，如今达到三四百名。这是因为有一人奏请带领数处人员的，也有一时之间在数处立功的。他们又巧立各种名目，记录验证却不加审核，铨选时又不复查驳正；像改正后重新升职、合并功劳加授等，弊端层出不穷，应当全部革除，以显示皇上的英明裁断。”兵部按其建议核议办理。因恩宠而造成的冗滥官职，裁汰了数千人，长期积存的弊病得以清除。万历十五年，又下诏严加考察核验。还曾命提督、镇守官、科道官会同兵部，评定品级和资历，考核武艺，排列荐举次序，分为三等，名为公选。但这只是徒有虚名，最终很少收到实际效果。

译武官的爵位最高只到六品；任职者死后由子弟袭职，年老或有病则由他人替代；世代日久而本支断绝，就由旁支继承。年满六十岁，由儿子替代。明初规定，嫡子袭职替职，按长幼依次承袭；本支断绝，由嫡子、庶子及孙辈依次承袭；又断绝，则由弟弟继承。永乐以后，选取官舍、旗军中的余丁以及曾经立过战功的人，令其按照原来所带的俸禄和所管事务袭职替职，所有情况都依此办理。降级官员的子孙仍替任现有的降级职务。弘治年间，规定旁支承袭时要降低等级。正德年间，规定旁支进入总旗。嘉靖年间，旁支无功者不得保送。凡升职的官舍，职级同其父亲。凡因阵亡而准许保留袭职资格者，流官按一等办理。所有袭职、替职的官舍，都要通过骑射考试。大体说来，世袭职务难以核查，所以条例特别详细；但长期弊端和奸弊，也仍然不少。武官中职位较高的，必须经过会推。五军都督府掌印官有缺额时，在现任公、侯、伯中推举一人。佥书有缺额时，在领俸禄的公、侯、伯、在京都指挥以及外地正、副总兵官中推举二人。锦衣卫堂上官和前卫掌印官有缺额时，依照五府的例子推举二人。都指挥、留守以下官员，推举一人。正德十六年，规定五府和锦衣卫必须由屡次显著建立功勋的都指挥升任。各卫官职不世袭，只有锦衣卫可以世袭。武官的军政考核，就像文官的考察一样。成化二年，规定五年举行一次，把现任掌印官、带俸官、差操官和初次袭职官一并考核。成化十三年，规定两京合并考核，作为常制。五府大臣和锦衣卫堂上官自己陈述情况，等待诏旨；直省总兵官也是如此。在内的五府所属官员和直省卫所官员，都由巡视官及兵部官员登记送报；外地都司、卫所官员，由巡抚、巡按造册送交兵部。副参将以下、千户以上官员，由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考察登记，送巡抚，再咨送兵部考核、举荐、题奏。锦衣卫中主管军务的官员要加倍严格考核，南、北镇抚司官员次之。各卫所、地方守御官以及隶属巡抚的各都司，条例相同。只有主管漕运的官员不参加考核。

译《职官志》第四十八，职官一。明朝的官制沿袭汉、唐旧制，又有所损益。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不再设置后，把中书省的政务分归六部，由尚书总理天下事务，侍郎辅佐。殿阁大学士只负责备咨询，皇帝亲自掌握威权，大学士很少参与决策。纠察弹劾由都察院负责，章奏由通政司上达，平反案件由大理寺参与，这也保留了汉代九卿制度的遗意。把大都督府分为五府，征发调遣军队归兵部掌管。地方设置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分别分管军务、刑狱、钱粮，考核则听命于府、部。当时吏部、户部、兵部的权力最重。到了仁宗、宣宗朝，大学士因任太子的经师而受恩，逐步加官至三孤，声望更加尊贵。宣宗在内廷处理事务，无论大小全都交给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参与裁定。虽然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有时也被召见，得以参与各部事务，但次数稀少，不能与杨士奇等人的亲近相比。从此内阁权力日益加重，即使有一两个吏部、兵部长官坚持是非，也往往因此失败。到了世宗中期，夏言、严嵩相继掌权，内阁于是显赫得如同真正的宰相，压制了六卿。但内阁拟定票拟，仍不得不由宦官批红决定，相权反而转归宦官。于是朝廷的纲纪、贤士大夫的进退，全都在宦官手中颠倒。那些只知陪坐吃饭的人忙于迎合其意旨还来不及，偶尔有贤能的辅臣，最终也只能忧虑而无法挽救。起初，统领五府的都是开国功臣和久经战阵的老将，军制严肃整饬。永乐年间设置内监监督军务，他们尚且不敢放纵。沿袭数代以后，勋戚子弟和纨绔之徒掌管军纪，军政日益懒散败坏。后来内监设置越来越多，边塞都有巡视宦官，各地大规模征伐都有监军，边疆事务于是大为败坏，明朝国运也无法支撑了。考察明朝兴亡、治乱的原因，难道不在于用人得当或失当吗！至于设置官职、划分职掌，以及相互维系的体制和完备的品级制度，后文将详细列出。阅读者可以据此考察了解。宗人府；三公；三孤；太子三师；太子三少；内阁；吏部；户部，附总督仓场；礼部。兵部，附协理京营戎政；刑部；工部，附提督易州山厂。宗人府。设宗人令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左、右宗人各一人，均为正一品，掌管皇帝九族宗室的名籍，按时修订玉牒，记载宗室子女的嫡庶、姓名封爵、继承袭职、生卒、婚嫁、谥号和安葬等事情。凡宗室有所陈请，负责上报皇帝；发现有才能的人，负责推荐；有罪过的，负责记录。起初，洪武三年设置大宗正院。洪武二十二年改为宗人府，并由亲王主持。秦王樉任宗人令，晋王▯、燕王棣任左、右宗正，周王隶、楚王桢任左、右宗人。后来改由勋戚大臣代理府事，不再配备完整官员，所掌事务也全部移交礼部。宗人府所属有经历司，设经历一人，为正五品，掌管文书的出入和转递。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为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合称“三孤”，为从一品。三孤掌管辅佐天子、调理阴阳、治理国家并弘扬教化，职责极为重要。三公、三孤都没有固定员额，也没有专门授予的规定。洪武三年，授予李善长太师、徐达太傅的官职。在此以前，常遇春已经被追赠太保。三孤中没有兼任其他职务的人。建文、永乐年间，废除了三公、三孤的官职，仁宗时又恢复设置。永乐二十二年八月，重新设置三公、三少。宣德三年，下令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各自停止所掌管的职务，侍奉在皇帝左右，咨询访察政事。三公、三孤的官职，几乎成为专门授予的职位。等到蹇义、夏原吉去世，杨士奇回去继续掌管内阁事务。此后，三公、三孤只作为虚衔，授予勋臣、外戚以及文武大臣，或作为追赠官职。而文臣在生前没有加授三公官职的，只有死后追赠才能获得。嘉靖二年，加授杨廷和太傅，他推辞而没有接受。此后文臣能够加授三公官职的只有张居正：万历九年加授太傅，万历十年加授太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均为从一品，掌管以道德辅导太子，并谨慎保护和辅翼太子。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均为正二品，掌管让太子奉行三公的道德，并对他教导训诫。太子宾客为正三品，掌管侍奉太子、赞助和辅导礼仪，规劝教诲太子的过失。这些都是东宫大臣，没有固定员额，也不专门授予。洪武元年，太祖亲自出征，考虑到太子可能监国，担心另设宫僚会产生嫌隙，于是让朝臣兼任东宫职务：李善长兼任太子少师，徐达兼任太子少傅，常遇春兼任太子少保，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兼任太子宾客。洪武三年，礼部尚书陶凯请求选人专任东宫官，停止兼任，希望能使辅导太子的责任有所落实。皇帝告谕说，江充的事情可以作为明显的鉴戒，制定兼任制度并不是没有原因。于是东宫师傅只成为兼官、加官和赠官。只有永乐年间，成祖巡幸北京，专门任命姚广孝为太子少师，留下辅佐太子。从此以后直到明朝灭亡，这些官职都只是虚衔，与辅导太子的职务没有关系。中极殿大学士，旧称华盖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旧称谨身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均为正五品，掌管向皇帝提出可否意见，陈述规谏教诲，查阅题本奏章，拟写票拟和批答，以使各项政务公平妥当。凡皇帝下达给臣下的文书，如诏、诰、制、册文、谕、书、符、令、檄，都由他们起草，进呈皇帝审定后下发各司。臣下上达皇帝的文书，如题、奏、表、讲章、书状、文册、揭帖、制对、露布、译文，都由他们审阅、署名、申报、复核并修改，认为公平妥当后才实行。皇帝车驾到郊外祭祀或巡幸时，他们随从护驾。皇帝御临经筵时，由他们主管或参与主管经筵事务。太子出阁讲读时，由他们主持其事，按次叙定官阶并授予职务。举行冠礼、婚礼时，充任宾赞以及纳征等使者。修撰实录、史书、志书等，充任总裁官。春秋上丁日祭祀先师时，代理主持祭祀。会试充任考试官，殿试充任读卷官。进士题名时，由一名大学士撰写题名碑文，刻石立于太学。大典礼、大政事经九卿、科道官会议确定后，他们依据典制，审察时宜，裁量可否，斟酌后上报皇帝。颁发诏书时，捧送交给礼部。会同颁发敕书时，考察事情的缘由和情状后上请。宗室请求赐名、请求封爵，群臣请求赐谥，都由他们拟定后上报。因为他们在大内接受供给，经常侍奉在天子殿阁之下，为避开“宰相”的名称，所以又称为内阁。

译在此以前，太祖沿用前代制度，设置中书省，设左、右丞相，均为正一品。甲辰年正月，最初设置左、右相国，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命百官礼仪都崇尚左位，于是把右相国改为左相国，把左相国改为右相国。洪武元年改称左、右丞相。另设平章政事，为从一品；左、右丞，为正二品；参知政事，为从二品，用来统领各项职务。设置属官：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照磨、管勾，从七品；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三品；断事、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镇抚司都镇抚，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甲辰年十月，把都镇抚司隶属于大都督府。吴元年裁撤参议府。洪武元年裁撤考功所。洪武二年裁撤照磨、检校所和断事官。洪武七年设置直省舍人十人，不久改称中书舍人。洪武九年裁减平章政事、参知政事。洪武十三年正月，诛杀丞相胡惟庸，于是废除中书省。中书省的属官全部裁撤，只保留中书舍人。九月，设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担任。设置四辅官后，告祭太庙，以王本、杜佑、袭斅为春官，以杜斅、赵民望、吴源为夏官，并兼任太子宾客。秋官、冬官缺员时，由王本等代理。一个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职位排列在公、侯、都督之后。不久也被裁撤。洪武十五年，仿照宋制，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任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任武英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任文渊阁大学士，典籍吴沉任东阁大学士。又设置文华殿大学士，征召年高有学问的鲍恂、余诠、张长年等担任，用来辅导太子，品秩都为正五品。洪武二十八年，皇帝告谕群臣：“国家废除丞相，设置府、部、院、寺分理各项事务，立法已经十分详备完善。今后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得议论设置丞相。臣下有人奏请设立丞相的，应按极刑论处。”当时由翰林、春坊详细审阅各司的奏启，同时负责驳正。大学士只是特意侍奉皇帝左右，充当顾问而已。建文年间，把大学士改为学士，全部裁撤各大学士，每处设置学士一人。又把谨身殿改为正心殿，设置正心殿学士。成祖即位后，特意选用解缙、胡广、杨荣等人入直文渊阁，参与机密政务。阁臣参与政务由此开始。但当时进入内阁的都是编修、检讨、讲读等官员，不设置属官，也不得专擅控制各司。各司奏报政事，也不得与内阁相互关白。仁宗因杨士奇、杨荣是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升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是仁宗开始设置的，内阁职权逐渐尊崇。后来杨士奇、杨荣等都升任尚书，虽然身在内阁，官职仍必须以尚书为尊。景泰年间，王文开始由左都御史升任吏部尚书，进入内阁。此后，诰敕房、制敕房都设置中书舍人，六部奉行皇帝旨意，几乎无事不管，于是内阁权力更加重要。世宗时，三殿建成，把华盖殿改为中极殿，把谨身殿改为建极殿，内阁官衔也随之改变。嘉靖以后，朝廷班次位置都排列在六部之上。吏部。设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所属有司务厅，设司务二人，从九品；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个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洪武三十一年增设文选司主事一人。正统十一年增设考功司主事一人。尚书掌管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等政令，用来甄别人才，辅佐天子治理国家。这大概就是古代冢宰的职务，在六部中尤其重要。侍郎是尚书的副手。司务掌管催督办事、稽查迟延、注销事项和文书簿册。明初设置主事、司务各四人，作为首领官，并设有主事印。洪武二十九年把主事改称司官，裁减司务二人。各部都照此办理。文选司掌管官吏的班次品秩、升迁和改调等事务，以辅佐尚书。文官共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共十八个等级。不满九品的称为未入流。选官每年有大选、急选、远方选、岁贡就教选，间或有拣选和举人乞恩选。被选的人有的登记在资簿中，厘清其流品，公平办理铨选任注，再按次序升迁。升职一般必须考满；如果有职位空缺应当补任而不等考满，称为推升。类推时上报一人，单推时上报二人。三品以上官员、九卿以及佥都御史、祭酒，由廷推上报二人或三人。内阁以及吏部、兵部尚书，由廷推上报二人。凡王府官不调往外地，王府姻亲不在内地授官；大臣的亲族不得担任科道官，属官与上司同族时，属官应当避让上司。外官的才能和出身不相宜时，酌情按照事务繁简互相调换。有传升、乞升的，都可以执持理由上奏。用署职、试职、实授来确定资历年限；用开设、裁并、兼摄来适应事务繁简；用荐举、起废、征召来振兴被埋没和困顿的人才；用带俸、添注来寄寓恩宠而避免职位过度增加；用降调、除名来驾驭有罪过者；用官程来督促吏治；用宁假来体察人情。

译验封司掌管封爵、袭廕、褒奖追赠以及吏员考算等事务，以辅佐尚书。凡爵位，若不是因社稷功劳和军功，不得封授；封号若不是皇帝特别下旨，不得授予。爵位有世袭和不世袭之分，都发给诰券。衍圣公及外戚因恩泽受封的，不发诰券。诰券分左右两份，左券藏在内府，右券发给功臣之家。袭封时要征验其诰券，考查功过，核实宗支，以决定世袭次数、流降、革除等等级。土官则查核其是否应当袭职，再移文文选司拟定任用。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司中统领士兵的，隶属兵部。关于廕叙，明初规定从一品到七品，都可以荫及一个儿子，使其世袭俸禄。洪武十六年，规定职官子孙的廕叙：正一品官的儿子，任正五品；从一品官的儿子，任从五品；正二品官的儿子，任正六品；从二品官的儿子，任从六品；正三品官的儿子，任正七品；从三品官的儿子，任从七品；正四品官的儿子，任正八品；从四品官的儿子，任从八品；正五品官的儿子，任正九品；从五品官的儿子，任从九品；正六品官的儿子，在未入流上等职中叙用；从六品官的儿子，在未入流中等职中叙用。正、从七品官的儿子，在未入流下等职中叙用。后来逐渐加以限制，京官三品以上考满并有政绩，才荫授一个儿子，称为官生；出于皇帝特别恩典的，称为恩生。凡封赠，公、侯、伯死后的追封，都依次进一等。三品以上官员政绩显著、死谏、死节或阵亡的，都可以追赠官职。在任官员则最初授予散阶；京官任满一次考核期，以及外官任满一次考核期而以优等上报的，都发给本身诰敕。七品以上官员都可以推恩封赠其先人。五品以上授诰命，六品以下授敕命。一品官追封三代，发四轴；二品、三品追封二代，发三轴；四品、五品、六品、七品追封一代，发二轴；八品以下流内官，本人发一轴。一品官的诰轴用玉，二品用犀角，三品、四品用镀金，五品以下用角。曾祖、祖、父都按照其子孙的官品办理。公、侯、伯按照一品办理。内外命妇按照丈夫或儿子的品级办理。生前封称为封，死后封称为赠。如果先前已有罪谴，就停止发给。文官散阶共有四十二阶，按历年考核区别授予。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升授特进光禄大夫。从一品，初授荣禄大夫，升授光禄大夫。正二品，初授资善大夫，升授资政大夫，加授资德大夫。从二品，初授中奉大夫，升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正三品，初授嘉议大夫，升授通议大夫，加授正议大夫。从三品，初授亚中大夫，升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正四品，初授中顺大夫，升授中宪大夫，加授中议大夫。从四品，初授朝列大夫，升授朝议大夫，加授朝请大夫。正五品，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从五品，初授奉训大夫，升授奉直大夫。正六品，初授承直郎，升授承德郎。从六品，初授承务郎，升授儒林郎；以吏员才干出身的，授宣德郎。正七品，初授承事郎，升授文林郎；以吏员才干出身的，授宣议郎。从七品，初授从仕郎，升授征仕郎。正八品，初授迪功郎，升授修职郎。从八品，初授迪功佐郎，升授修职佐郎。正九品，初授将仕郎，升授登仕郎。从九品，初授将仕佐郎，升授登仕佐郎。外命妇的封号有九等：公爵之妻称某国夫人，侯爵之妻称某侯夫人，伯爵之妻称某伯夫人；一品称夫人，后来称一品夫人；二品称夫人；三品称淑人；四品称恭人；五品称宜人；六品称安人；七品称孺人。因子孙受封的，加“太”字；丈夫在世则不加。封赠的等级和次数是：七品至六品一次，五品一次，初制规定四品一次，后来省去；三品、二品、一品各一次。三位母亲不能同时受封，两位受封时从品级较高者办理。父亲官职高于儿子时，封赠提高一等。父亲本应停止给封，或儿子过继给他人为后，都可以改由他人承受封赠。嫡母在世时不封生母，生母尚未受封时不先封其妻。妻子的封赠，只限一位嫡妻和一位继妻。受封赠后如果因犯罪而败露，就追夺封赠。稽勋司掌管勋级、名籍、丧假和赡养等事务，以辅佐尚书。文官勋级共十等：正一品为左、右柱国；从一品为柱国；正二品为正治上卿；从二品为正治卿；正三品为资治尹；从三品为资治少尹；正四品为赞治尹；从四品为赞治少尹；正五品为修正庶尹；从五品为协正庶尹。五品以上官员，历经两次考核后才授予勋级。凡百官升迁、授职、降职、调任，都要登记出生年岁、籍贯和出身。每年十二月贴黄，春秋两季清理黄册，都要送到内府。有特殊原因的，揭去相关记录。凡父母年满七十且本人没有兄弟的，可以回乡奉养。凡父母去世服三年丧的，解除职务守制；纠察检举那些夺情起复、隐匿丧事、缩短丧期的人。只有钦天监官员奔丧三个月后可以复任。考功司掌管官吏考核、黜陟等事务，以辅佐尚书。内外官员领取凭由后，任职三年进行初考，六年进行再考，并引见请示；九年进行通考，奏请综合评定其称职、平常、不称职，据此升降。升迁不得超过二等，降职不得超过三等，情节严重的罢职、治罪。京官六年考察一次，在巳年、亥年进行。五品以下考察不称职者，分别降职、罚处；四品以上自己陈述情况，去留听凭诏旨。外官三年一次朝觐，在辰、戌、丑、未年进行。朝觐前，移文给巡抚、巡按官，分别汇总其属官三年内的功过，登记考语，汇送复核，以决定黜陟。仓场、库官一年考核一次，巡检三年考核一次，教官九年考核一次。府、州、县官的考核，按地方事务繁简区别办理。吏员任满三年、六年时，移送验封司考验后拨用；任满九年后再考试授官。只有王府官以及钦天监、御用监等监官不参加考核。凡弹劾内外官员的奏章，都要核查其功过，拟定去留后请求皇帝裁决。对于荐举、保留的官员，则核实其政绩和特殊表现，予以表彰。

译明初，在中书省设置四部，分别掌管钱粮、礼仪、刑名、营造等事务。洪武元年开始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尚书为正三品，侍郎为正四品，郎中为正五品，员外郎为正六品，主事为正七品，仍隶属于中书省。洪武六年，每部设置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吏部设置总部、司勋、考功三个属部，各设郎中、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仿照《周官》六卿制度，提高六部品秩，各设尚书、侍郎一人，只有户部设侍郎二人。每部下分四个属部，吏部的属部增加司封。每个属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不久又增加侍郎一人。洪武二十二年，把总部改为选部。洪武二十九年，确定为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司以及五部属司，都称为清吏司。建文年间，把六部尚书改为正一品，设置左、右侍中，正二品，位在侍郎之上，并删去各司“清吏”二字。成祖初年，全部恢复旧制。永乐元年，把北平改为北京，设置北京行部尚书二人、侍郎四人，其属官设置六曹清吏司。吏、户、礼、兵、工五曹，各设郎中、员外郎、主事一人；刑曹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四人、照磨和检校各一人、司狱一人。不久，户曹也增设主事三人。后来又分设六部，各称为行在某部。永乐十八年定都北京，撤销行部和六曹，把六部官属迁到北京，不再称“行在”。留在南京的，加“南京”二字。洪熙元年，又在南京恢复设置各部官属，去掉“南京”二字；北京的官署则加“行在”二字，并仍设置行部。宣德三年再次撤销行部。正统六年，北京去掉“行在”二字，南京仍加“南京”二字，于是成为定制。景泰年间，吏部曾设置两名尚书。天顺初年，又撤去其中一人。考察吏部尚书，是百官的表率，掌管庶官的升降进退；吏部是铨选衡量官员的重要部门，其礼遇和仪制特别不同，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永乐初年，选拔翰林官入内阁当值。后来大学士杨士奇等官至三孤，并兼任尚书，但品秩和班次仍列在尚书蹇义、夏原吉之下。景泰年间，左都御史王文升任吏部尚书，兼任学士，入内阁，他的班位仍按照原有官衔排列。弘治六年二月，举行内宴，大学士丘濬于是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的身份，位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之上。此后由侍郎、詹事入阁的人，班次都列在六部尚书之上。户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所属有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个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宣德以后，增设山西司郎中三人，陕西、贵州、云南三司郎中各二人，山东司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从五品。宣德七年，增设四川、云南二司员外郎各一人，后来仍予裁撤。主事二人，正六品。宣德以后，增设云南司主事七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福建、河南、山西七司主事各二人，山东、四川、贵州三司主事各一人。设照磨所，照磨一人，正八品；检校一人，正九品。所辖机构有宝钞提举司，提举一人，正八品；副提举一人，正九品；典史一人，后来副提举、典史都裁撤。钞纸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后来裁撤副使。印钞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后来全部裁撤。宝钞广惠库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嘉靖年间裁撤。广积库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典史一人。嘉靖年间，副使、典史都裁撤。赃罚库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嘉靖年间裁撤。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库设大使五人，正九品；副使六人，从九品，其中丁字库的二人，嘉靖年间裁撤一人，并裁撤乙字、戊字二库的副使。广盈库设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二人，嘉靖年间裁撤。外承运库设大使二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后来大使、副使全部裁撤。承运库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嘉靖年间裁撤。行用库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后来全部裁撤。太仓银库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嘉靖年间裁撤副使。御马仓设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军储仓设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后来大使、副使全部裁撤。长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各设仓副使一人，东安门仓原有二人，万历八年裁撤一人。张家湾盐仓检校批验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隆庆六年合并并裁撤。

译尚书掌管天下户口、田赋方面的政令，侍郎辅佐他。考察户籍册、每年会计以及赋税徭役实际征收的数额，下达给所属机构。每十年编造一次黄册，并根据各户的上中下等以及丁口多寡，区分户等，以全面掌握户口的增加和减少。凡是侵占田土、投献田土、诡寄冒占、影射他人名下等行为，都有禁令；人户隐瞒漏报、逃亡、朋充户役、分割户籍等行为，也都有禁令。对这些情况都要综合考核并加以纠正。天子举行耕耤礼时，由尚书进献耒耜。通过开垦荒地使贫民获得产业，通过编入户籍安置流民，通过限制田产裁抑异端之民，通过图册账簿抑制兼并土地的人，通过种植树木督课农官，通过划定刍牧地供给马匹放牧，通过招募佃户充分利用土地，通过注销豁免清理赔累，通过拨给财物广施恩泽，通过给除差役和优免复除来减轻负担，通过钞锭节制赏赐，通过宣读法令训导官吏百姓，通过校准权量使市场交易公平，通过按时估定价格平抑物价，通过积储粮食的政策救济百姓困乏，通过管理山泽、陂池、关市、矿冶来辅佐国家、供给军需，通过支兑、改兑的规章便利漕运，通过蠲免减征、赈济借贷、均平籴买、捕捉蝗虫的法令体恤灾荒，通过转运、屯田、籴买、召纳等办法充实边地储粮，通过俸禄制度驾驭贵贱等级。洪武二十五年，重新确定内外文武官员每年领取禄俸的制度。正一品，俸禄一千四十四石。从一品，八百八十八石。正二品，七百三十二石。从二品，五百七十六石。正三品，四百二十石。从三品，三百一十二石。正四品，二百八十八石。从四品，二百五十二石。正五品，一百九十二石。从五品，一百六十八石。正六品，一百二十石。从六品，九十六石。正七品，九十石。从七品，八十四石。正八品，七十八石。从八品，七十二石。正九品，六十六石。从九品，六十石。未入流，三十六石。以上均以米、钞，并按本色和折色兼支。十三司各自掌管所分省份的事务，并兼管所分属的两京、直隶贡赋，以及各司、卫所的禄俸和边镇粮饷，还管理各仓场的盐课、钞关。浙江司兼管在京羽林右、留守左、龙虎、应天、龙骧、义勇右、康陵七卫和神机营。江西司兼管在京旗手、金吾前、金吾后、金吾左、济阳五卫。湖广司兼管国子监、教坊司，在京羽林前、通州、和阳、豹韬、永陵、昭陵六卫，以及兴都留守司。福建司兼管顺天府，在京燕山左、武骧左、武骧右、骁骑右、虎贲右、留守后、武成中、茂陵八卫，五军、巡捕、勇士、四卫各营，以及北直隶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七府，延庆、保安二州，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北直隶所属各卫所，以及山口、永盈、通济各仓。山东司兼管在京锦衣、大宁中、大宁前三卫，以及辽东都司；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各盐运司；四川、广东、海北、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各盐课提举司；陕西灵州盐课司；江西南赣盐税。山西司兼管在京燕山前、镇南、兴武、永清左、永清右五卫，以及宣府、大同、山西各镇。河南司兼管在京府军前、燕山右、大兴左、裕陵四卫，牧马千户所，以及直隶潼关卫、蒲州千户所。陕西司兼管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中书舍人、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五城兵马司、京卫武学、文思院、皮作局；在京留守右、长陵、献陵、景陵四卫；神枢、随侍二营；以及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各镇。四川司兼管在京府军后、金吾右、腾骧左、腾骧右、武德、神策、忠义后、武功中、武功左、武功右、彭城十一卫及应天府、南京四十九卫；南直隶安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十三府；徐、滁、和、广德四州；中都留守司以及南直隶所属各卫所。广东司兼管在京羽林左、留守中、鹰扬、神武左、义勇前、义勇后六卫，以及蕃牧、奠靖二千户所。广西司兼管太常寺、光禄寺、神乐观、牺牲所、司牲司、太仓银库、内府十库；在京沈阳左、沈阳右、留守前、宽河、蔚州左五卫；以及二十三处马房仓、各象房和牛房仓、京府各草场。云南司兼管在京府军、府军左、府军右、虎贲左、忠义右、忠义前、泰陵七卫，以及大军仓、皇城四门仓和在外临清、德州、徐州、淮安、天津各仓。贵州司兼管上林苑监、宝钞提举司、都税司、正阳门和张家湾各宣课司、德胜门和安定门各税课司、崇文门分司；在京济州、会州、富峪三卫；以及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各镇和临清、许墅、九江、淮安、北新、扬州、河西务各钞关。户部事务分为四科：一是民科，主管所属各省、府、州、县的地理、人物、图志、古今沿革、山川险易、土地肥瘠宽狭、户口和物产多寡增减的数目；二是度支，主管核算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以及赏赐、俸禄等经费；三是金科，主管市舶、鱼盐、茶钞税课，以及赃罚收入的征收和折纳；四是仓科，主管漕运、军储粮料的出纳。凡差遣分为三等：由吏部选授的叫“注差”，列名上奏请求的叫“题差”，由本部批委的叫“部差”。有的三年一换，有的一年一换，有的三个月一换。

译起初，洪武元年设置户部。洪武六年，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分为五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科、总科。每科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四人；只有总科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五人。洪武八年，中书省上奏说户、刑、工三部事务繁重，于是户部五科每科设尚书、侍郎各一人，郎中、员外郎各二人，主事五人；其中会总科主事六人，外牵照科主事二人，司计四人，照磨二人，管勾一人。又设置在京行用库，隶属于户部，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典史一人、都监二人。洪武十三年，提升户部品秩，确定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分为四个属部：总部、度支部、金部、仓部。每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总部主事四人，度支部、金部主事各三人，仓部主事二人。不久，裁撤在京行用库。洪武二十二年，把总部改为民部。二十三年，又把四部划分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四川部兼管云南。各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分别掌管一个布政司的户口、钱粮等事务，并根据事务繁简兼管京畿事务。每部内部仍分为四科管理。又设置照磨、检校各一人，考核文书收发的数目并督促办理。洪武十九年，重新设置宝钞提举司。洪武七年，初设宝钞提举司，提举一人，正七品；副提举一人，从七品；吏目一人，省略注记。所属钞纸、印钞二局，各设大使一人，正八品；副使一人，正九品；典史一人，省略注记。宝钞、行用二库，各设大使二人，正八品；副使二人，正九品；典史一人，省略注记。不久，提升提举为正四品。洪武十三年裁撤，到这一年重新设置，品秩为正八品。洪武二十六年，下令浙江、江西、苏州、松江人不得担任户部官员。洪武二十九年，把十二部改为十二清吏司。建文年间，仍为四司。其余见吏部。成祖恢复旧制。永乐元年，把北平司改为北京司。永乐十八年，裁撤北京司，设置云南、贵州、交阯三清吏司。宣德十年，裁撤交阯司，确定为十三司。此后又归并各司职掌。宗室、勋戚和文武官吏的廪禄，由陕西司兼管；北直隶的府、州、卫所，由福建司兼管；南直隶的府、州、卫所，由四川司兼管；天下盐课，由山东司兼管；关税，由贵州司兼管；漕运以及临清、德州等仓，由云南司兼管；御马、象房等仓，由广西司兼管。明初曾设置司农司，不久裁撤。吴元年设置司农司，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庸田署令正五品，典簿、司计正七品。洪武元年裁撤。洪武三年重新设置司农司，在河南开设治所，设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主簿和录事各二人。洪武四年又裁撤。后来设置判录司，也被裁撤。洪武十三年设置判录司，掌管在京官吏的俸给、文书传递和勘合。设判录一人，正七品；副判二人，从七品。不久，把判录改为司正，把副判改为左司副、右司副。洪武十八年裁撤。这些机构都不隶属于户部。总督仓场一人，掌管监督北京及通州等地仓场的粮食储备。洪武初年，设置军储仓二十所，各设官员主管其事。永乐年间迁都北京，设置京仓及通州各仓，由户部司员负责管理。宣德五年，才任命李昶为户部尚书，专门督办此事，于是成为定制。以后，或由尚书、或由侍郎担任，但都不处理户部本部事务。嘉靖十五年，又命其兼管西苑农事。隆庆初年，停止兼管。万历二年，另拨户部主事一人陪同管理库藏，每天与管库主事一起收发银两，季度结束时轮换。万历九年裁撤，命户部侍郎分管其事。万历十一年恢复设置。万历二十五年，命右侍郎张养蒙督办辽东军饷。万历四十七年，增设督饷侍郎。崇祯年间，有督办辽饷、寇饷、宣大饷的官员，增设三四人。天启五年，又增设督理钱法侍郎。礼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所属有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个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一人，正六品。正统六年，增设仪制、祠祭二司主事各一人。又增设仪制司主事一人，负责教习驸马。弘治五年，增设主客司主事一人，负责提督会同馆。所属有铸印局，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万历九年裁撤副使一人。尚书掌管天下礼仪、祭祀、宴饮和贡举方面的政令，侍郎辅佐他。仪制司分掌各种礼仪文书、宗室封爵、贡举和学校事务。天子即位、天子加冠、举行大婚，册立皇太子、妃嫔、太子妃，为慈宫上徽号，举行朝贺、朝见、大飨、宴飨、大射、宴射时，都要提出各种仪式条文上奏。至于经筵、日讲、耕耤、视学、策士、传胪、巡狩、亲征、进历、进春、献俘、奏捷，以及皇太子出阁、监国，亲王读书、之藩，皇子皇女诞生、命名，还有百官、命妇朝贺皇太子、后妃的礼仪和各王国的礼仪，都向各司颁布仪式。凡传达制书、诰命，启封宣读诏书、敕书、表、笺，以及上下百官之间往来的移文，都发给相应格式。每年请求册封宗室中的王、郡王、将军、中尉、妃、主、君，都按照亲疏关系分等。百官面对宗王，只写明官职和姓名，不称臣；王府臣属则向自己的王称臣。宗室、驸马都尉、内命妇、藩王的诰命，都要会同吏部办理请示。各司的印信，由仪制司掌管其制度。内阁使用银印，直纽，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刻玉箸篆文。

译征西、镇朔、平羌、平蛮等将军使用银印，虎纽，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刻柳叶篆文。宗人府、五军都督府都是正一品，使用银印，三台，方三寸四分，厚一寸。六部、都察院、各都司都是正二品，使用银印，二台，方三寸二分，厚八分。衍圣公、张真人、中都留守司都是正二品，各布政司为从二品，使用银印，二台，方三寸一分，厚七分。后来赐衍圣公三台银印。顺天、应天二府都是正三品，使用银印，方二寸九分，厚六分五厘。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京卫、各按察司、各卫都是正三品；苑马寺、宣慰司都是从三品，使用铜印，方二寸七分，厚六分。太仆寺、光禄寺、各盐运司都是从三品，使用铜印，方二寸六分，厚五分五厘。鸿胪寺、各府都是正四品；国子监、宣抚司都是从四品，使用铜印，方二寸五分，厚五分。翰林院、左右春坊、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六部各司、宗人府经历司、王府长史司、各卫千户所都是正五品；司经局、五府经历司、招讨司、安抚司都是从五品，使用铜印，方二寸四分，厚四分五厘。各州为从五品，使用铜印，方二寸三分，厚四分。都察院经历司、大理寺左右司、五城兵马司，大兴、宛平、上元、江宁四县，僧录司、道录司、中都留守司经历司、断事司，各都司经历司、断事司，各卫百户所、长官司、王府审理所，都是正六品；光禄司各署、各布政司经历司、理问所都是从六品，使用铜印，方二寸二分，厚三分五厘。六科、行人司、通政司经历司、工部营缮所、太常寺典簿厅、上林苑监各署、各按察司经历司、各县，都是正七品；中书舍人、顺天应天二府经历司、京卫经历司、光禄寺典簿厅、太仆寺主簿厅、詹事府主簿厅、各卫经历司、各盐运司经历司、苑马寺主簿厅、宣慰司经历司，都是从七品，使用铜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户部、刑部、都察院各照磨所，兵部典牧所，国子监绳愆厅、博士厅、典簿厅，鸿胪寺主簿厅，钦天监主簿厅，各布政司照磨所，各府经历司，王府纪善、典宝、典膳、奉祀、良医、工正各所，宣抚司经历司，都是正、从八品，使用铜印，方二寸，厚二分五厘。刑部、都察院各司狱司，顺天、应天二府照磨所、司狱司，鸿胪寺各署，国子监典籍厅，上林苑监典簿厅，内府宝钞等各库，御马仓、草仓，会同馆，织染所，文思院，皮作局，颜料局，鞍辔局，宝源局，军器局，都税司，教坊司，留守司司狱司，各都司司狱司，各按察司照磨所、司狱司，各府照磨所、司狱司，王府长史司典簿厅、教授、典义所，各府卫儒学、税课司，阴阳学、医学、僧纲司、道纪司、各巡检司，都是正、从九品，使用铜印，方一寸九分，厚二分二厘。各州县儒学、仓库、驿递、闸坝批验所、抽分竹木局、河泊所、织染局、税课局、阴阳学、医学、僧正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司，都是未入流，使用铜条记，宽一寸三分、长二寸五分、厚二分一厘。以上印信都是直纽，刻九叠篆文。监察御史使用铜印，直纽，有孔，方一寸五分，厚三分，刻八叠篆文。总制、总督、巡抚以及镇守、公差等官，使用铜关防，直纽，宽一寸九分五厘、长二寸九分、厚三分，刻九叠篆文。外国王印分为三等：金印、镀金印、银印。印章磨损破旧，就更换发给。凡有祥瑞，要辨明其名称和形制，不要请求举行封禅，以免扰乱皇上的心志。通过学校的政令教育士人，通过贡举制度搜罗贤才，通过乡饮酒礼教导尊长谦让，通过养老礼尊敬高年老人，通过制度确定等级威仪，通过救济贫困扩大仁政，通过旌表来劝勉，通过采纳建言、集议来查明利弊，通过禁止自宫来遏制奸民。祠祭司分掌各种祭祀典礼以及天文、国丧、庙讳等事务。祭祀有三类：天神、地祇、人鬼。辨别大祀、中祀、小祀，恭敬地办理。整治坛壝、祠庙、陵寝，并按时巡视检查。准备祭祀用的牲牢、酒醴、玉帛、黍稷羹汤以及水陆瘗埋焚燎等供品，按照配享、从祀和功德的高下分等，依次举行。天下列入祀典的神祇，就查考有关法令，传达给主管机构，按时谨慎办理祭祀。督促日官向天下颁发历书和天文仪象。日食、月食发生时，通知内外各司举行救护；发生灾异就立即上奏，严重的请求举行祭告并修身省察。凡丧葬、祭祀，贵贱都有等级，都制定规程并颁行。谥号方面，皇帝十七字，皇后十三字，妃、太子、太子妃都是二字，亲王一字，郡王二字，按字数分等。勋戚、文武大臣请求赐予葬祭和谥号，必须移文主管机构，核查其功业品行，征求公众议论，确定意见后上报。侍从中有勤劳尽职、因忠谏而死者，即使官品尚不应当有谥号，也都可以特别赐予。凡帝后忌日，在陵墓祭祀，停止朝会但不废止政务。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师巫、音乐、僧道人员，都登记并由本司掌管；有兴造妖妄之事的，一律治罪，不予赦免。

译主客司分掌各藩国朝贡、接待和赏赐事务。各藩国前来朝贡，要辨明贡道、贡使、贡物的远近、多少和丰俭，以此确定王或使臣迎送、宴劳、庐帐、食料的等级，以及赏赐的差等。凡贡物必须检查后，才登记入内府；如有随贡附带的货物，就按价给钱。藩国请求承袭封号，就派遣使者到其国颁发册命。使者回来后，要上报该国的风土、适宜出产的物产以及赠送礼物的礼仪。各藩国有保卫边塞的功劳，就授给敕书、印信并加以封赏。各国使者往来，有诰敕就查验诰敕，有勘籍就查验勘籍，不许未经许可进入。土官前来朝贡，也要查验勘籍。返还时，携带镂金敕谕出行，必须与铜符相合。凡审理言事、翻译文字、送迎和陪伴使者，以及考核四夷馆译字生、通事的能力，都由主客司掌管，并禁止、约束他们私相交往、泄露机密。凡朝廷赏赐的典礼以及各地土产的进贡，都由主客司掌管。精膳司分掌宴飨、牲豆、酒膳等事务。凡皇帝赐给百官的礼食，称为宴或酒饭，按品秩分为上、中、下三等。番使、土官有宴请，也有下程；宴请有一次、二次之分，下程有常例和钦赐之分，都要辨明等级。亲王之藩，王、公、将军来朝以及他们的使者，也都如此办理。凡膳食、酒醴和各种食料，由光禄寺供应；精膳司核计数目，并规定其收发手续。凡厨役，从民间签选，供太常寺、光禄寺役使；服役年深的，可以选充王府典膳。每年收藏冰块、取出冰块时，都要移文主管机构，谨慎保持清洁。起初，洪武元年设置礼部。洪武六年，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分为四个属部：总部、祠部、膳部、主客部。每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各三人。洪武十三年，提升礼部品秩，设尚书、侍郎各一人，每个属部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不久又增设侍郎一人。洪武二十二年，把总部改为仪部。洪武二十九年，把仪部、祠部、膳部改为仪制、祠祭、精膳，只有主客仍沿用旧名，统称清吏司。考察周代宗伯的职掌，虽然掌管国家礼仪，但司徒已经掌管国家教化，所谓礼，只有鬼神祭祀而已。到了兼掌典乐、典教，内涉及宗室藩王，外涉及各藩国，上至天官，下至医师、膳夫、伶人等，没有不兼管的，这种情况是从明代才开始的。成祖、弘治以后，通常由翰林儒臣担任礼部官员。由此升任公、孤并担任辅导之职的人，大概在各部尚书中居于首位。兵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所属有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个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正五品。正统十年，增设武选、职方二司郎中各一人。成化三年，增设车驾司郎中一人；万历九年合并裁撤。员外郎一人，从五品。正统十年，增设武选司员外郎一人；弘治九年，增设武库司员外郎一人，后来都裁撤。嘉靖十二年，增设职方司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正六品。洪武、宣德年间，增设武选司主事三人、职方司主事四人。正统十四年，增设车驾、武库二司主事各一人，后来裁撤。万历十一年，又增设车驾司主事一人。所属有会同馆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大通关大使、副使各一人，都是未入流。尚书掌管天下武卫官军的选授、简选训练等政令，侍郎辅佐他。武选司掌管卫所土官的选授、升调、世袭替代、功劳赏赐等事务。武官的勋阶分为六品十二等：正一品为左、右柱国；从一品为柱国；正二品为上护军；从二品为护军；正三品为上轻车都尉；从三品为轻车都尉；正四品为上骑都尉；从四品为骑都尉；正五品为骁骑尉；从五品为飞骑尉；正六品为云骑尉；从六品为武骑尉。散阶三十等：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升授特进光禄大夫；从一品初授荣禄大夫，升授光禄大夫；正二品初授骠骑将军，升授金吾将军，加授龙虎将军；从二品初授镇国将军，升授定国将军，加授奉国将军；正三品初授昭勇将军，升授昭毅将军，加授昭武将军；从三品初授怀远将军，升授定远将军，加授安远将军；正四品初授明威将军，升授宣威将军，加授广威将军；从四品初授宣武将军，升授显武将军，加授信武将军。正五品初授武德将军，升授武节将军；从五品初授武略将军，升授武毅将军；正六品初授昭信校尉，升授承信校尉；从六品初授忠显校尉，升授忠武校尉。每年总共进行六次选授。有世官，也有流官。世官分九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都有袭职和替职。年幼时，有优厚供给；不能世袭的，有减袭、革除和通革等处理。流官分八等：左都督、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正留守、副留守。由世官升授的，或通过武举任用的，都不能世袭；即使有世袭资格，也必须出于特别恩典。不是正式授予的，称为署职。署职按本职逐级加授一级，作为半级，不发俸禄；不是因军功，不得正式授职。称为试职的，按一级计算，支给一半俸禄，不发诰命。称为纳职的，带有俸禄，但不实际任事。战功分两等：奇功为上，头功次之。首功分四等：迤北为第一，辽东次之，西番、苗蛮再次之，内地反寇又次之。

译凡进行比较考核，有旧官，洪武三十一年以前任官的为旧官；有新官，成祖以后任官的为新官。军政每五年考选一次，事先由巡抚、巡按官上报功过状，复核后决定留任或罢免。五府、锦衣卫堂上的各总兵官，都要自行陈述，最后取决于皇帝裁断。推举时，二品以上官员推举二人，都指挥以下推举一人。土司官分九级，从三品至从七品，都没有岁禄。他们的子弟、族属、妻女、女婿和外甥承袭或替代官职，都依从当地习俗。附塞官从都督到镇抚共十四等，都凭诰敕辨别是否伪冒。因王事而死的，追赠官阶加二等；死于战阵的，加三等。凡任命授官出自皇帝内旨的，必须复奏后才能施行。用贴黄征取图状，用初次功绩征取诰敕，以效验功劳考核将领，以比较考核训练士卒，以优厚供养恩故而绝嗣者，以褒奖抚恤激励死战之士，以寄禄制度驾驭受宠幸者，以杀降、失陷、避敌、激叛等法令整肃军机，以典刑、败伦、行劫、退阵等科条裁断世袭禄位。职方司掌管舆图、军制、城池、镇戍、简选训练和征讨事务。天下地理的险易远近、边地与腹地的疆界，都有图本，每三年上报一次，并连同官军、车辆和骑兵的数目一同上报。军制要求内外相互维系，武官不得擅自下符征发兵员。从都督府、都指挥司、留守司，到内外卫的守御机构、屯田和群牧千户所、仪卫司、土司，以及各藩的都司卫所，都各自统领所属官军和部落，听从征调、守卫、朝贡、保塞等命令。要按时修缮疏浚城池并巡视检查。镇戍将校分五等：镇守、协守、分守、守备、备倭。都根据事务需要增置，并视地势险要程度设置兵力驻守。京营操练由文武大臣统领，都由科道官巡视。将军营操练、将军四卫营操练，以及勇士、幼官、舍人等营的操练，要检查军事实况，核查编制中的什伍，察看人员是否在营、逃逸或闲散，并教练他们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等节度，以及金鼓、麾旗的号令。征讨时请命任将、出动军队，制定赏罚，调配兵员粮食，记录功过，并据此黜免或升迁。用堡垒关塞屏障边境，用烽火传递声息，用关津盘查奸细，用缉捕平息盗贼，用快壮编选乡民，用勾解、收充、抽选、并豁、疏放、存恤等办法整顿军伍。车驾司掌管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和厩牧等事务。凡属卤簿中的大驾，在举行大典礼和大朝会时设置；丹陛驾，在平常朝会时设置；武陈驾，是世宗南巡时设置的。都要辨明各种器物的数量，交给有关主管部门。慈宫和中宫的卤簿，以及东宫、宗籓的仪仗，也照此办理。凡侍卫，御殿时全部值班，平常朝会时轮班值班；守卫和亲军卫把宫门前、后、左、右划分为四行，日夜巡逻警戒。守卫皇城时，前面的午门为一行，后面的玄武门为一行，左面的东华门为一行，右面的西华门为一行。凡邮传，在京师称会同馆，在外地称驿和递运所，都凭符验、关券办理通行。凡马政，专门管理的是太仆寺、苑马寺，由它们查核簿籍，按时考核马匹的增减，只有内厩不归会核。武库司掌管兵器、符勘、尺籍、武学和薪隶等事务。凡内外官军出征，便移文工部供应器械仪仗，登记记载数目；有制书敕令时，便下达到各边镇征发。使者出关，也一定要查验勘合。军队编额有缺，就下令各省、府、州、县查找补充。按照跟捕、纪录、开户、给除、停勾等办法，核查召募、垛集、罪谪、改调营丁和尺籍的数目。凡武职幼官，以及尚未承袭官职的武职子弟，都在武学习业，由一名主事监督。考核学官的贤能与否、学习的勤惰，报告上级。各司官署供应柴薪，值班衙门配给皂隶，按照官品分等供应。起初，洪武元年设置兵部。洪武六年，增加尚书一人、侍郎一人。设置总部、驾部、职方三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的员额，和吏部相同。洪武十三年，提升兵部品秩，设置尚书、侍郎各一人，又增加库部，成为四个属部；每部设置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人。洪武十四年，增加试侍郎一人。洪武二十二年，把总部改为司马部。洪武二十九年，确定把四部改为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个清吏司，只有职方仍沿用旧名。景泰年间，增加尚书一人，协助处理部务，天顺初年裁撤。隆庆四年增补侍郎二人，不久裁撤；万历末年又恢复设置。设置协理京营戎政一人，有时由尚书担任，有时由侍郎担任，有时由右都御史担任，掌管京营操练事务。永乐初年设置三大营，由武将总领。景泰元年才开始设置提督团营，命兵部尚书于谦兼任，后来裁撤。成化三年恢复设置，通常由本部尚书或都御史兼任。嘉靖二十年，才命尚书刘天和停止部务，另给关防，专门管理戎政。嘉靖二十九年，把“总督京营戎政”的印信交给仇鸾，同时改设本部侍郎协理戎政，但不给关防。万历九年裁撤，十一年恢复设置。天启初年增加协理一人，不久又裁撤。崇祯二年再增加一人，以庶吉士刘之纶为兵部侍郎充任。刑部设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所属机构有司务厅，设司务二人，从九品。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个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二人，正六品。正统六年，十三司都增加主事一人。成化元年增加四川、广西二司主事各一人，后来裁撤。万历年间，又裁撤湖广、陕西、山东、福建四司主事各一人。照磨所设照磨、检校各一人，分别为正八品、正九品。司狱司设司狱六人，从九品。尚书掌管天下刑法名籍，以及徒隶、勾覆、关禁等政令；侍郎辅佐他。

译十三司各自掌管所分省份，以及兼管所分京府、直隶地区的刑法名籍。浙江司兼管崇府、中军都督府、刑科、内官、御用、司设等监，在京的金吾前、腾骧左、沈阳右、留守中、神策、和阳、武功右、广洋八卫，蕃牧千户所，以及两浙盐运司和直隶和州、涿鹿左卫、涿鹿中卫。江西司兼管淮、益、弋阳、建安、乐安五府，前军都督府，御马监，火药、酒醋、面觔等局，在京的府军前、燕山左、留守前、龙骧、宽河、忠义前、忠义后、永清右、龙江左、龙江右十卫，以及直隶庐州府和庐州、六安、九江、武清、宣府前、龙门各卫。湖广司兼管楚、岷、吉、荣、辽五府，右军都督府，司礼、尚宾、尚膳、神宫等监，天财库，在京的留守右、虎贲右、忠义右、武功左、茂陵、永陵、江淮、济川、水军右九卫，以及兴都留守司、直隶宁国府、池州府和宣州、神武中、定州、茂山、保安左、保安右各卫、渤海千户所。福建司兼管户部、太仆寺、户科、宝钞提举司、印绶监、都知监，甲字第十库，在京的金吾后、应天、会州、武成中、武功中、孝陵、献陵、景陵、裕陵、泰陵十卫，牧马千户所，以及福建盐运司、直隶常州府、广德州和中都留守左卫、留守中卫、定边卫、开平中屯卫、美峪千户所。山东司兼管鲁、德、衡、泾四府，左军都督府，宗人府，兵部，尚宝司，兵科，典牧所，会同馆，供用库，戈戟司，司苑局，在京的羽林右、沈阳左、长陵三卫，奠靖千户所，以及山东盐运司、中都留守司、辽东都司、辽东行太仆寺、直隶凤阳府和滁州、凤阳、皇陵、长淮、泗州、寿州、滁州、沂州、德州、德州左、保定后各卫、安东中护卫、潮河、龙门、宁靖各千户所。山西司兼管晋、代、沈、怀仁、庆成五府，翰林院，钦天监，上林苑监，南、北二城兵马司，混堂司，甜食房，在京的旗手、金吾右、骁骑右、龙虎、大宁中、义勇前、义勇后、英武八卫，以及直隶镇江府、徐州和镇江、徐州、沈阳中屯各卫、沈阳中护卫、倒马关、平定各千户所。河南司兼管周、唐、赵、郑、徽、伊、汝七府，礼部，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詹事府，国子监，礼科，中书舍人，神乐观，牺牲所，兵仗局，灵台司、钟鼓司，东城兵马司，教坊司，在京的羽林左、府军右、武德、留守后、神武左、彭城六卫，以及两淮盐运司、直隶淮安府、扬州府和淮安、大河、邳州、扬州、高邮、仪真、宿州、武平、归德、宁山、神武右各卫、海州、盐城、通州、汝宁各千户所。陕西司兼管秦、韩、庆、肃四府，后军都督府，大理寺，行人司，尚衣监，针工局，西城兵马司，在京的府军后、腾骧右、豹韬、鹰扬、兴武、义勇右、康陵、昭陵、龙虎左、横海、江阴十一卫，以及河东盐运司、陕西行太仆寺、甘肃行太仆寺、直隶太平府和建阳、保定左、保定右、保定中、保定前各卫、平凉中护卫。四川司兼管蜀府，工部，工科，巾帽、织染二局，僧道录司，在京的府军、金吾左、济川、武骧右、大宁前、蔚州左、永清左、广武八卫，以及直隶松江府、大名府和金山、怀安、怀来各卫、神木千户所。广东司兼管应天府，在京的锦衣、府军左、虎贲左、济阳、留守左、水军左、飞熊七卫，以及直隶延庆州、怀来千户所。广西司兼管靖江府，通政司，五军断事司，中城兵马司，宝钞局、银作局，在京的羽林前、燕山右、燕山前、大兴左、通州、武骧左、镇南、富峪八卫，以及直隶安庆府、徽州府和安庆、新安、通州左、通州右、延庆、延庆左、延庆右各卫。云南司兼管顺天府，太医院，仪卫司、惜薪司等司，承运库，以及直隶永平府、广平府和镇海、真定、永平、山海、卢龙、东胜左、东胜右、抚宁、密云中、密云后、大同中屯、潼关、营州五屯、万全左、万全右各卫、宽河、武定、蒲州各千户所。贵州司兼管吏部、吏科、司菜局，以及长芦盐运司、大宁都司、万全都司、直隶苏州、保定、河间、真定、顺德五府，苏州、太仓、蓟州、遵化、镇朔、兴州五屯，忠义中、涿鹿、河间、天津、天津左、天津右、德州、宣府左、宣府右、开平、保安、蔚州、永宁各卫，梁城、兴和、广昌各千户所。

译照磨、检校负责照刷文卷，登记记录赃物和赎金。司狱率领狱吏，主管囚徒。凡军民、官吏以及宗室、勋戚中触犯法律的人，都要盘问其供词，察看事实真伪，依据律例比照议定罪刑轻重，呈报上请。诏狱必须以爰书为依据，不得迎合皇帝的意旨。凡有特别诏旨、另行敕令、诏定条例、榜文条例，若没有经过请示议定并正式写入法令，不得援引比照。凡死刑，无论立即处决还是秋后处决，都要三次复奏。两京和十三布政司，每年审理平决死罪囚犯。每五年请敕派官，审查记录冤屈积滞案件。霜降时审录重囚，由五府、九卿以及科道官共同审录。可以宽免而又疑难的，发戍边地；有申诉理由的，调有关部门重新审问；应当比照律例定罪的，暂监候审。夏季炎热时进行热审，免除笞刑，减轻徒刑、流刑，释放罪轻的囚犯。遇到旱灾，奉特别诏旨审录囚犯，也照此办理。凡举行大祭祀，停止刑罚。凡赎罪，视罪行轻重办理；斩刑、绞刑、杂犯死罪以及徒刑末等减等者，准许收取赎金。诉讼必须由下级逐级上报；事情重大而紧急的，准许击登闻鼓。四方发生重大案件，便奉命前往审讯。各地处决囚犯，派司官二人前往监督。凡审判案件，每年把案件名称和数目分类上报，称为岁报。每月上报拘捕、释放、在押和死亡人数，称为月报。案件审结后，移交大理寺复审，务必做到公平允当。凡提牢，每月轮换一名主事负责，修葺监狱，严密加固门锁，减少酷刑滥刑，并供给囚犯衣服和粮食。囚犯生病，准许家人入狱探视，并解除械锁给他治病用药。俘获的囚犯、配没为官府或私人奴婢的人，都要登记造册以便查知。官吏有过错，也一并记录。年终请求洗涤罪过。以名例统摄科条，以“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八字概括判词议论，以五服关系参酌情理和法律，用墨涅刺字来标识盗贼。登记财产时，营墓的产业不计入；登记财货时，不计入度支；宗室不得立即上市交易，宫人不得立即投入刑狱，年幼、年老、疲弱、残疾者不得立即审讯。详见《刑法志》。洪武元年设置刑部。洪武六年，增加尚书、侍郎各一人。设置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各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只有都官部各设一人。总部、比部设主事各六人，都官部、司门部设主事各四人。洪武八年，因为部务繁多，增设四科；每科设尚书、侍郎、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五人。洪武十三年，提升刑部品秩，设置尚书一人、侍郎一人，仍分为四个属部；每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总部、比部设主事各四人，都官部、司门部设主事各二人，不久增加侍郎一人。自此开始分设左、右侍郎。洪武二十二年，把总部改为宪部。洪武二十三年，把四部划分为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十二部，浙江部兼管云南。各部设置官员，按照户部的制度。洪武二十九年，改为十二个清吏司。永乐元年把北平改为北京。永乐十八年裁撤北京司，增设云南、贵州、交阯三司。宣德十年裁撤交阯司，于是确定为十三个清吏司。工部设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所属机构有司务厅，设司务二人，从九品。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后来增加都水司郎中四人。各设员外郎一人，从五品；后来增加营膳司员外郎二人、虞衡司员外郎一人。各设主事二人，正六品；后来增加都水司主事五人、营膳司主事三人、虞衡司主事二人、屯田司主事一人。所辖机构有营缮所，设所正一人，正七品；所副二人，正八品；所丞二人，正九品。文思院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皮作局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后来裁撤。鞍辔局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隆庆元年，大使、副使都裁撤。宝源局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嘉靖年间裁撤。颜料局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后来裁撤。军器局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后来裁撤一人。节慎库设大使一人，从九品，嘉靖八年设置。织染所、杂造局各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广积、通积、卢沟桥、通州、白河各抽分竹木局，各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大通关提举司设提举一人，正八品，万历二年裁撤；副提举二人，正九品；典史一人，后来副提举、典史都裁撤。柴炭司设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尚书掌管天下百官、山林川泽等方面的政令；侍郎辅佐他。营缮司主管营建兴修事务。凡宫殿、陵寝、城郭、坛场、祠庙、仓库、官署、营房、王府宅第等工程，都要召集工匠、会集材料，按时限督促办理。凡卤簿、仪仗、乐器，移交内府及有关部门，各按职责办理，并按时检查其坚固洁净，督察其粗劣滥造。凡设置刑具，必须符合律法。工匠分为两等：一类叫轮班，每三年服役一次，每次不超过三个月，服役后都放回家；一类叫住坐，每月服役十天，供应稍食。工役也分两等，用来安置因犯罪而输工的人，叫正工、杂工。杂工三天折算正工一天，都根据工程大小酌情分派和调节。凡储存物料的地方，有神木厂、大木厂，用来储藏木材；有黑窑厂、琉璃厂，用来烧制瓦器；有台基厂，用来贮存柴薪芦苇；都登记数量，以供修建工程使用。

译虞衡司主管山林川泽中的采捕和陶冶事务。凡鸟兽的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食之需，以及制作礼器、军用物资，每年都下令各有关部门采捕。水中征取禽类十分之八、兽类十分之二；陆地征取兽类十分之八、禽类十分之二，都要按时进行。冬春交替时，河川湖泽不得张设罝罛；春夏交替时，原野不得施放毒药。禾苗茂盛时禁止践踏，谷物成熟时禁止焚烧。若是危害人的野兽，准许设置陷阱捕获，并按等级给予奖赏。凡各陵墓的山麓，不得砍伐树木、开窑冶炼、设置坟墓。凡帝王、圣贤、忠义之人以及名山、岳镇、陵墓、祠庙中有功德于百姓者的地方，禁止砍柴放牧。凡山场、园林的利益，准许百姓取用，只征收轻税。凡军装、兵械，交给有关部门制造，并由兵部共同考察，务必限定其坚固精致。凡陶器制作，有每年固定供应的，有临时供应的，有停止或减少供应的，都登记数量，汇总入库，不能轻易毁坏，以免耗费民力。各类冶炼，都要整治材料，审定模范，交付主管部门办理。铸钱必须符合铢、两的标准，送入内府后再颁行。牌符、火器在内府铸造，禁止把制作法式泄露到外面。凡颜料，不是当地出产的不得征取。都水司主管河川湖泽、陂池、桥梁道路、舟车、织造、券契、度量衡等事务。水利分为转漕和灌田。每年储备金石、竹木、卷埽，按时修理闸坝、洪浅、堰圩、堤防，谨慎蓄水泄水，以防旱灾和水灾，不得使田地、房屋、坟墓隧道、庄稼毁坏。舟船和水碓石磨不得与灌田争水利，灌田也不得与转漕争水利。凡各处水路的重要汇合处，派京官专门管理，督促有关部门。征发百姓服役必须利用农闲；若不能等到农闲，就要加紧施工使工程完成。凡道路、渡口、桥梁，按时修治。遇到皇帝巡幸、大丧、大礼，就进行修整清理并加以核验。凡舟车制度，有黄船，用于御用；有遮洋船，用于海上转漕；有浅船，用于河道转漕；有马船、风快船，用于运送官物；有备倭船、战船，用于抵御寇贼；有大车、独辕车、战车。都要汇总核算财用，根据数量多少、使用时间长短、劳逸轻重，公平调配。凡织造冕服、诰敕、制帛、祭服、净衣等币帛布匹，移交内府、南京、浙江等处办理，周详知道所需数目并谨慎节省。凡公、侯、伯的铁券，按爵位等差确定高宽。具体制度详见《礼志》。凡祭器、册宝、乘舆、符牌、杂器，都要在内府会同核定。凡度量、权衡，谨慎校勘后颁行，并把标准悬挂在市场；不合标准的，依法治罪。屯田司主管屯种、抽分、柴炭、夫役、坟茔等事务。凡军马驻守的地方，如果转运供应不足，就设置屯田以增加军粮储备。其筹办营建、木材、城砖、军营、官房以及战衣、器械、耕牛、农具等物。凡抽分，从商人那里征收，按照货物财物的种类和价值分别定额。凡柴炭，南方取自洲汀，北方取自山麓；有时向百姓征取，分为本色和折色，斟酌数量多少加以节省。服役砍柴、运柴，都采用雇役。凡坟茔以及堂、碑、碣、石兽的制度，只按宗室、勋戚和文武官员的等级确定差等。坟茔制度详见《礼志》。洪武初年设置工部及其属官，把将作司隶属于工部。吴元年设置将作司，设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一人，正四品；丞一人，正五品。左、右提举司设提举，正六品；同提举，从六品；司程、典簿、副提举，正七品。军需库设大使，从八品；副使，正九品。洪武元年，把将作司隶属于工部。洪武六年，增加尚书、侍郎各一人，设置总部、虞部、水部和屯田部四个属部。总部设郎中、员外郎各二人，其余各部各一人；总部设主事八人，其余各部各四人。又设置营造提举司。洪武六年，把将作司改为正六品，其所属提举司改为正七品。不久又设置营造提举司及营造提举分司，每司设正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隶属于将作司。洪武八年，增设四科；每科设尚书、侍郎、郎中各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五人，照磨二人。洪武十年，裁撤将作司。洪武十三年确定官制，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四个属部，并把屯田部改为屯部；各部设郎中、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洪武十五年增加侍郎一人。洪武二十二年，把总部改为营部。洪武二十五年设置营缮所，并把将作司改为营缮所，品秩为正七品，设所正、所副、所丞各二人，由各种工匠中技艺精湛的人担任。洪武二十九年，又把四个属部改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清吏司。嘉靖以后增加尚书一人，专门督办重大工程。设置提督易州山厂一人，掌管督办御用柴炭事务。明初，在沿江芦洲以及龙江、瓦屑二场取用柴炭。永乐年间迁都北方后，便在白羊口、黄花镇、红螺山等处采办。宣德四年开始设置易州山厂，专设官员总管。景泰年间迁到平山，后来又迁到满城，先后由本部尚书或侍郎督办山厂事务。天顺元年仍迁回易州。嘉靖八年裁撤，改设主事管理。

译志第四十九　职官二。都察院，附载总督、巡抚、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附载左、右春坊、司经局；翰林院；国子监；衍圣公，附载五经博士。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官阶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官阶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官阶正四品。其下属机构有经历司，设经历一人，官阶正六品；设都事一人，官阶正七品；有司务厅，设司务二人，官阶从九品。司务厅最初设四人，后来裁去二人。又有照磨所，设照磨，官阶正八品；设检校，官阶正九品；有司狱司，设司狱，官阶从九品。司狱司最初设六人，后来裁去五人；照磨、检校、司狱各一人。十三道监察御史共一百十人，官阶正七品：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各八人，云南十一人。监察御史在外任职而加授都御史或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衔的，有总督、提督、巡抚、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以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官员。巡抚这一称号，始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派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此后，任用人员不再限于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情办完后回朝复命，有时也会停止派遣。起初称巡抚，有时称镇守；后来因为镇守侍郎与巡按御史互不统属，公文往来受到阻碍，便确定由都御史担任。巡抚兼管军务的，加提督衔；有总兵驻守的地方，加赞理或参赞衔；辖区多、事务重的，加总督衔。至于整饬、抚治、巡治、总理等名目，都是因事特别设置的。凡以尚书、侍郎身份担任总督军务的，都兼任都御史，以便处理事务。都御史的职掌专在纠察弹劾百官，辨明冤屈，提督各道，是天子的耳目和掌管风纪的机构。凡大臣奸邪、小人结党、作威作福、扰乱政事的，都要弹劾。凡百官卑劣怯懦、贪污侵夺、败坏官场纪律的，都要弹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而妄图变乱既定法度、希求进用的，也要弹劾。遇到朝觐、考察，与吏部共同考核官员的贤能与否，决定升降黜陟。重大案件和重囚在外朝会同审讯时，与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平决。奉敕在内地办事或安抚外地时，各自专门按照敕令办理。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察纠内外百司官员的奸邪，有时公开上疏当面弹劾，有时封章上奏弹劾。在京内，负责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督临察乡试、会试和武举，巡视光禄寺、仓场、内库、皇城、五城，轮流值守登闻鼓。后来改为科员。在外巡按，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负责清查军籍、提督学校，两京各一人；万历末年，南京增加一人。负责巡查盐政，两淮一人、两浙一人、长芦一人、河东一人；茶马事务由陕西负责。还负责巡漕、巡关、攒运、印马、屯田。宣德四年设置钞关御史，至正统十年才派主事。军队出征时，负责监军并记录功劳，各按所掌事务专门监察。巡按则代表天子巡狩，对所巡察地区的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进行考察，举荐和弹劾尤其专断；大事奏请裁决，小事当场判决。巡按到达所辖之地，必先审录罪囚，吊查案卷；有故意出入人罪、失入失出的，便审理辨明。各处祭祀坛场，要检查墙宇和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核钱粮，勉励学校，表彰善类，剪除豪强奸蠹，以端正风俗、振肃纲纪。凡朝会时负责纠察仪容仪制，祭祀时负责监督礼仪。凡政事的得失、军民的利弊，都可以直言不讳。有重大政事，便召集群臣到朝廷参与议论。六部固然极为重要，但各有专门职掌；都察院总摄宪纲，只要有所见闻，便可以纠察。各御史纠察弹劾，务必明确写出事实，注明年月，不得用空泛文章或笼统诋毁，也不得揭发搜拾琐碎细节。出巡考察后复命，都御史要复核其是否称职，并上报。凡御史犯罪，加重三等论处；涉及赃罪的，从重定罪。十三道各自协同管理两京和直隶的衙门；都察院衙门则分属河南道，专门负责内外官员的考察。浙江道协管中军都督府，在京的府军左、金吾左、金吾右、金吾前、留守中、神策、应天、和阳、广洋、武功中、武功后、茂陵十二卫，牧马千户所，以及直隶庐州府、庐州卫、六安卫。江西道协管前军都督府，在京的府军前、燕山左、龙江左、龙江右、龙骧、豹韬、天策、宽河八卫，以及直隶淮安府和淮安、大河、邳州、九江、武清、龙门各卫。福建道协管户部、宝钞提举司、钞纸局、印钞局、承运库、广惠库、广积库、广盈库、赃罚库、甲乙丙丁戊字库、天财库、军储库、供用库、行用库，在京的金吾后、武成中、飞熊、武功左、武功右、武功前、献陵、景陵、裕陵、泰陵十卫，以及直隶常州府、池州府、定边卫、开平中屯卫、美峪千户所。四川道协管工部、营缮所、文思院、御用监、司设监、神宫监、尚衣监、都知监、惜薪司、兵仗局、银作局、巾帽局、针工局、器皿局、盔甲局、军器局、宝源局、皮作局、鞍辔局、织染局、柴炭局、抽分竹木局、僧录司、道录司，在京的府军、济州、大宁前、蔚州左、永清左五卫，蕃牧千户所，以及直隶松江府、广德州、金山卫、怀安卫、怀来卫、神木千户所、播州宣慰司、石砫和西阳等宣抚司、天全六番招讨司。

译陕西道协管后军都督府、大理寺、行人司，在京的府军后、鹰扬、兴武、义勇右、横海、江阴、康陵、昭陵八卫，敢勇、报效二营，韩、秦、庆、安化四府，以及直隶和州、保定左、保定右、保定中、保定前四卫。云南道协管顺天府、广备库，在京的羽林前、通州二卫，以及直隶永平府、广平府和通州左、通州右、涿鹿、涿鹿左、涿鹿中、密云中、密云后、永平、山海、卢龙、抚宁、东胜左、东胜右、大同中屯、营州五屯、延庆、延庆左、延庆右、万全左、万全右各卫，居庸关、黄花镇、宽河、武定各千户所。河南道协管礼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尚宝司、中书舍人、钦天监、太医院、司礼监、尚膳监、尚宝监、直殿监、酒醋面局、钟鼓司、教坊司，在京的羽林左、留守前、留守后、神武左、神武前、彭城六卫，伊、唐、周、郑四府，以及两淮盐运司、直隶扬州府、大名府和扬州、高邮、仪真、归德、宁山、潼关、神武右各卫、泰州、通州、汝宁各千户所。广西道协管通政司、六科，在京的燕山右、燕山前、大兴左、腾骧左、腾骧右、武骧左、镇南、沈阳左、会州、富峪、忠义前、忠义后十二卫，以及直隶安庆、徽州、保定、真定四府，安庆、新安、镇武、真定各卫，紫荆关、倒马关、广昌各千户所。广东道协管刑部、应天府，在京的虎贲左、济阳、武骧右、沈阳右、武功左、武功右、孝陵、长陵八卫，以及直隶延庆州、开平中屯卫。山西道协管左军都督府，在京的锦衣、府军右、留守左、骁骑左、骁骑右、龙虎、龙虎左、大宁中、义勇前、义勇后、英武、水军左十二卫，晋府长史司，以及直隶镇江、太平二府、镇江、建阳、沈阳中屯各卫、平定、蒲州二千户所。山东道协管宗人府、兵部、会同馆、御马监、典牧所、大通关，在京的羽林右、永清右、济川三卫，以及中都留守司、辽东都司、直隶凤阳府、徐州、滁州和中都留守左、留守中、凤阳、凤阳中、凤阳右、皇陵、长淮、怀远、徐州、滁州、泗州、寿州、宿州、武平、沂州、德州、德州左、保定后、沈阳中各卫、洪塘千户所。湖广道协管右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在京的留守右、武德、忠义右、虎贲右、广武、水军右、江淮、永陵八卫，辽、梁、岷、吉、华阳五府，荆、襄、楚三府长史司，以及兴都留守司、直隶宁国府、宁国、宣州、神武中、定州、茂山各卫。贵州道协管吏部、太仆寺、上林苑监、内官监、印绶监，在京的旗手卫，以及长芦盐运司、大宁都司、万全都司、直隶苏州、河间、顺德三府，保安州、苏州、太仓、镇海、蓟州、遵化、镇朔、兴州五屯，忠义中、河间、天津、天津左、天津右、宣府前、宣府左、宣府右、开平、保安右、蔚州、永宁各卫，嘉兴、吴淞江、梁城、沧州、兴和、长安、龙门各千户所。起初，吴元年设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从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治书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察院监察御史，正七品；经历，从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管勾，正八品。任命邓愈、汤和为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告谕他们说：“国家设置三大府，中书省总理政事，都督府掌管军旅，御史台掌管纠察。朝廷的纲纪全都系于此，而御史台的职责尤其清正重要。你们应当端正自身来率领属下，以忠诚勤勉侍奉皇上，不要委靡因循而纵容奸邪，也不要借公事谋私利而危害国家。”洪武九年裁减侍御史以及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洪武十年七月，下诏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洪武十三年，专门设置左、右中丞，正二品；左、右侍御史，正四品。不久裁撤御史台。洪武十五年重新设置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品秩为正七品。把监察御史分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设置御史，有的五人，有的三四人，品秩为正九品。每道铸印两方：一方交给资历较久的御史掌管，一方收藏在内府；有事时领取印信出行，事情办完后交还。印文为“绳愆纠缪”。任用秀才李原名、詹徽等为都御史，吴荃等为试监察御史。试任御史，满一年后正式授职。又有理刑进士、理刑知县，负责审理都察院的刑狱案件，满半年后正式授职。正德年间裁革。十六年，升都察院为正三品衙门，设置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经历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十七年，升都御史为正二品，副都御史为正三品，佥都御史为正四品，十二道监察御史为正七品。二十三年，左副都御史袁泰说：“各道印章的篆文相同，恐怕会有伪造欺诈。”于是改铸监察御史印，印文为“某道监察御史印”；巡按所用的印，印文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印”。建文元年，改设都御史一人，裁撤佥都御史。二年，改称御史府，设置御史大夫；把十二道改为左、右两院，只设置御史二十八人。

译成祖恢复旧制。永乐元年，把北平道改为北京道。十八年，撤销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阯三道。洪熙元年，称为行在都察院，与六部同样设置；又规定巡按御史在八月出巡。宣德十年，撤销交阯道，开始定为十三道。正统年间，去掉“行在”二字。嘉靖年间，为清理屯田，增设副都御史三人，不久裁撤。隆庆年间，为提督京营，增设右都御史三人，不久也裁撤。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并兼管河道一人。太祖时，曾设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漕运使。洪武元年设置漕运使，正四品；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牍，从九品；属官监运，正九品；都纲，省略未注。十四年撤销。永乐年间，设置漕运总兵官，任平江伯陈瑄治理漕运。宣德年间，又派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督运。到景泰二年，因为漕运不能中断，才命令副都御史王竑总督漕运，并兼任淮、扬、庐、凤四府，徐、和、滁三州的巡抚，驻治淮安。成化八年，分设巡抚、总漕各一人。九年恢复旧制。正德十三年又分设。十六年又恢复旧制。嘉靖三十六年，因倭寇警报，增设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的都御史。四十年合并，改为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万历七年，加“兼管河道”。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管粮饷一人。嘉靖二十九年设置。在此以前，蓟州、辽东有警时，间或派重臣巡视，有时称为提督。到这时边患更加严重，才设置总督，开府于密云，辖顺天、保定、辽东三位巡抚，并兼管粮饷。万历九年，加“兼巡抚顺天等处”。十一年恢复旧制。天启元年，设置辽东经略。经略这一称号，始于万历二十年任用宋应昌以及后来任用杨镐。到天启元年，又以内阁大学士孙承宗督师经略山海关，称为枢辅。崇祯四年，并入总督一职。十一年，又在保定增设总督。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管粮饷一人。正统元年，开始派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大同。景泰二年，宣府、大同各设置巡抚，派尚书石璞总理军务。成化、弘治年间，有警时才派遣。正德八年，设置总制。嘉靖初年，兼辖偏头关、保德州。二十九年，撤去偏、保，确定设置总督宣大、山西等处的官衔。三十八年，命令防秋期间驻守宣府。四十三年，移驻怀来。隆庆四年，移驻阳和。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人。弘治十年，火筛入境侵寇，商议派重臣总督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于是起用左都御史王越担任此职。十五年以后，有时设置，有时裁撤。到嘉靖四年，才确定设置，起初称为提督军务。七年改称总制。十九年为避“制”字，改称总督，开府于固原，防秋时驻守花马池。总督两广军务兼管粮饷、盐法，并兼巡抚广东地方一人。永乐二年，派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十九年，派郭瑄、艾广巡抚广东。景泰三年，苗寇起兵，认为两广应当互相协助、救援，于是设置总督。成化元年，兼任巡抚事务，驻梧州。正德十四年，把总督改为总制，不久又改为提督。嘉靖四十五年，另设广东巡抚，把提督改为总督，只兼任广西巡抚，驻肇庆。隆庆三年，又设置广西巡抚，免去兼任职务。四年，裁撤广东巡抚，改为提督两广军务兼管粮饷、巡抚广东。万历三年，仍改为总督，并加“带管盐法”。总督四川、陕西、河南、湖广等处军务一人。正德五年设置，不久裁撤。嘉靖二十七年，因苗患，又设置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等处军务。四十二年裁撤。天启元年，因土官奢崇明反叛，又设置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五省总督。四年，兼任贵州巡抚。总督浙江、福建、江南并节制江西军务一人。嘉靖三十三年，因倭寇侵犯杭州而设置。四十一年裁撤。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一人。崇祯七年设置，有时兼辖七省。十二年以后，都由内阁大学士担任督师。总督凤阳地方并节制河南、湖广军务一人。崇祯十四年设置。总督保定地方军务一人。崇祯十一年设置。总督河南、湖广军务并兼任河南巡抚一人。崇祯十六年设置。总督九江地方并节制江西、湖广军务一人。崇祯十六年设置。总理南直隶、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一人。崇祯八年设置，任命卢象升担任此职，与总督有时分设，有时合并。总理河道漕运兼提督军务一人。永乐九年派尚书治理河道，此后间或派侍郎、都御史。成化以后，开始称为总督河道。正德四年，确定设置都御史。嘉靖二十年，给都御史加授工部职衔，提督河南、山东、直隶河道。隆庆四年，加“提督军务”。万历五年，改为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八年裁撤。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并兼任巡抚应天等府一人。宣德五年，首次命令侍郎总督粮储并兼任巡抚。景泰四年，确定派都御史。嘉靖三十三年，因海上警报，加“提督军务”，驻苏州。万历年间，移驻句容，后来又驻苏州。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一人。永乐初年，派尚书治理两浙农事。此后有时巡视，有时督理盐政，有事时才派遣。嘉靖二十六年，因海上警报，才命令都御史巡抚浙江，并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海道地方，提督军务。二十七年，把巡抚改为巡视。二十八年裁撤。三十一年恢复设置。巡抚福建地方兼提督军务一人。嘉靖二十六年，已经设置浙江巡抚，兼辖福、兴、漳、泉等处；三十五年，因闽、浙之间道路遥远，又设置提督军务兼巡抚福、兴、漳、泉、福宁海道的都御史。后来改为巡抚福建，统辖全省。

译巡抚顺天等府地方兼整饬蓟州等处边备一人。成化二年，开始专门设置都御史赞理军务，巡抚顺天、永平二府，不久兼抚河间、真定、保定，共五府。七年，兼理八府。八年，因京畿附近地域广阔，以居庸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设置两位巡抚：东部为巡抚顺天、永平二府，驻遵化。崇祯二年，又从永平分设巡抚兼提督山海军务；原来的巡抚只管辖顺天。巡抚保定等府、提督紫荆等关并兼管河道一人。成化八年，以居庸关以西地区另设巡抚，管辖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广平六府，提督紫荆、倒马、龙泉等关，驻真定。万历七年，兼管河道。巡抚河南等处地方兼管河道、提督军务一人。宣德五年，派兵部侍郎于谦巡抚山西、河南。正统十四年，任命左副都御史王来巡抚湖广、河南。景泰元年，开始专门设置河南巡抚。万历七年，兼管河道。八年，加“提督军务”。巡抚山西地方兼提督雁门等关军务一人。宣德五年，派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三年，才命令都御史专门巡抚山西，镇守雁门。天顺、成化年间一度裁撤，不久恢复设置。巡抚山东等处地方、督理营田、兼管河道并提督军务一人。正统五年开始设置巡抚。十三年，确定派都御史担任。嘉靖四十二年，加“督理营田”。万历七年，兼管河道。八年，加“提督军务”。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一人。正统元年设置，原来驻辽阳；后来辖地日益缩小，移驻广宁，驻守山海关，后来又驻宁远。巡抚宣府地方、赞理军务一人。正统元年，命令都御史出巡塞北，因而奏请设置巡抚，并兼理大同。景泰二年，另设大同巡抚，后来又合并为一人。成化十年，再次分设。十四年，加“赞理军务”。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一人。起初与宣府共设一位巡抚，后来有时分设，有时合并。成化十年，又专门设置，并加“赞理军务”。巡抚延绥等处、赞理军务一人。宣德十年，派都御史出镇。景泰元年，专门设置巡抚，并加“参赞军务”。成化九年，移镇榆林。隆庆六年，改为“赞理军务”。巡抚宁夏地方、赞理军务一人。正统元年，任命右佥都御史郭智镇守、巡抚宁夏，参赞军务。天顺元年裁撤。二年恢复设置，去掉“参赞”二字。隆庆六年，加“赞理军务”。巡抚甘肃等处、赞理军务一人。宣德十年，命令侍郎镇守。正统元年，甘州、凉州用兵，命令侍郎参赞军务。景泰元年，确定设置巡抚都御史。隆庆六年，改为“赞理军务”。巡抚陕西地方、赞理军务一人。宣德初年，派尚书、侍郎出镇。正统年间，命令右都御史陈镒、王文等轮流出镇、更替任职。景泰初年，耿九畴以刑部侍郎身份出镇，公文不得直接下达按察司，于是特别改任都御史巡抚。成化二年，加“提督军务”，后来改为“赞理军务”，驻西安，防秋时驻固原。巡抚四川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一人。宣德五年，命令都御史镇守、巡抚，后来停止派遣。正统十四年，开始设置巡抚。万历十一年，加“提督军务”。巡抚湖广等处地方兼赞理军务一人。正统三年，命令都御史贾谅镇守，此后有时派侍郎，有时派大理卿出任巡抚。景泰元年确定设置巡抚都御史，兼赞理军务。万历八年，改为“提督军务”。十二年，仍改为“赞理军务”。巡抚江西地方兼理军务一人。永乐以后，间或设置巡抚镇守。成化以后，确定为巡抚，但有时停止派遣。嘉靖六年才确定设置。四十年加“兼理军务”。巡抚南赣、汀州、韶州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一人。弘治十年，开始设置巡抚。正德十一年，改为提督军务。嘉靖四十五年，确定巡抚官衔，辖南安、赣州、南雄、韶州、汀州以及郴州地方，驻赣州。巡抚广东地方兼赞理军务一人。永乐年间设置巡抚，后来由总督兼任巡抚事务，于是停止单独设置。嘉靖四十五年，恢复另设巡抚，加“赞理军务”。隆庆四年又裁撤。巡抚广西地方一人。广西旧有巡抚，沿革并不固定。隆庆三年恢复专门设置。巡抚云南，兼管建昌、毕节等处地方，赞理军务并兼督川、贵粮饷一人。正统九年，命令侍郎参赞军务。十年，设置镇抚。天顺元年裁撤。成化十二年恢复设置。嘉靖三十年，加“兼理军务”。四十三年，改为“赞理军务”。隆庆二年，兼任建昌、毕节等处巡抚。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川东等处地方并提督军务一人。正统十四年，因苗族叛乱设置总督，镇守贵州、湖北、川东等处。景泰元年，另设贵州巡抚。成化八年裁撤。十一年恢复设置。正德二年又裁撤。五年又恢复设置。嘉靖四十二年，裁撤总督，命令巡抚兼理湖北、川东等处，提督军务。巡抚天津地方、赞理军务一人。万历二十五年，因倭寇攻陷朝鲜而暂时设置，不久成为固定制度。巡抚登莱地方、赞理军务一人。天启元年设置。崇祯二年裁撤。三年恢复设置。巡抚安庆、庐州地方、赞理军务一人。崇祯十年设置，任命史可法担任。十六年，又增设巡抚安、太、池、庐四府。巡抚偏沅地方、赞理军务一人。万历二十七年，因征讨播州而暂时设置，不久裁撤。天启二年以后，有时设置，有时裁撤。崇祯二年确定设置。巡抚密云地方、赞理军务一人。崇祯十一年设置。巡抚淮扬地方、赞理军务一人。崇祯十一年设置。巡抚承天、赞理军务一人。崇祯十六年设置。抚治郧阳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一人。成化十二年，因郧阳、襄阳的流民屡次叛乱，派都御史前往安抚，并因奏请而设置官员负责抚治。万历二年，因抚治事务的权力不专，增设提督军务兼抚治的职衔。九年裁撤，十一年恢复设置。赞理松潘地方军务一人。正统四年，任命王翱担任此职。

译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誊黄右通政一人，正四品；左、右参议各一人，正五品。其属官有经历司，经历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通政使掌管接收内外章疏，以及敷奏、封驳等事务。凡四方陈述民情、提出建议，申诉冤屈和积滞未决之事，或告发违法等事，都要在底簿中抄录诉告的缘由，携带诉状上奏朝廷。凡天下臣民密封递送的奏章，都要在公厅拆封查阅，摘录抄写副本，然后上奏朝廷。至于五军、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凡涉及机密重大事务的奏章，递入时仍须使用本司的印信。凡各司的公文以及勘合，均须辨验妥当，编列号码并注明；公文用“日照之记”加以关防，勘合用“验正之记”加以关防。凡在外发来的题本、奏本，以及在京的奏本，都予以接收，在早朝时汇总呈进。若有自行密封进呈的，就加以参劾驳斥。午朝时则引导上奏臣民中前来言事的人；如有机密事项，便不拘时限入奏。凡有违误之处，就登记在册，汇总请示。凡抄发、照驳各司公文，以及勘合、诉讼文书、勾提的件数和发给差役凭证的人员，都在每月月底分类上奏，年终总汇上奏。凡议定重大政务、审理重大案件，以及会同推举文武大臣时，都必须参与。起初，洪武三年设置察言司，设司令二人，掌管接受四方章奏，不久裁撤。十年设置通政使司，任命曾秉正为通政使，刘仁为左通政，朱元璋告诫他们说：“政事就像水一样，应当使它经常通畅，所以用‘通政’作为官名。你们应当审慎执行命令，以整肃百司；通达隐微的情况，以使各项事务畅通。应当执掌上奏的，不要有所忌讳回避；应当驳正的，不要阿谀顺从；应当陈述的，不要隐瞒遮蔽；应当引见的，不要留难阻止。”十二年，将承敕监给事中、殿廷仪礼司、九关通事使拨归通政使司管辖。建文年间，改通政使司为通政寺，通政使改为通政卿，通政参议改为少卿，寺丞之外又增设左、右补阙和左、右拾遗各一人。成祖恢复旧制。成化二年，设置提督誊黄右通政，不管理通政使司事务，负责登记武官黄册中卫所世袭递补的缘故，用来征求、赞助有关事务。万历九年裁撤。大理寺：卿一人，正三品；左、右少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寺丞各一人，正五品。其属官有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左、右二寺各有寺正一人，正六品；寺副二人，从六品，后来裁撤右寺副一人；评事四人，正七品。起初设置右评事八人，后来裁撤四人。卿掌管审理、复核和纠正刑狱的政令。少卿、寺丞协助他。左、右二寺分别审理京畿和十三布政司的刑名案件。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的狱讼，都要移送案卷，提取囚犯，带到大理寺详细审理。左、右寺寺正各自按照所属辖区复审案件。查照律例后，必须再次审问犯人的口供；如果事实与罪名相符、罪犯服罪，才呈堂核准定拟并具奏。否则驳回，命令改拟，称为“照驳”。三次拟定仍不恰当，就纠察审问官，称为“参驳”。如果有违背律例、误将无罪者判罪的情况，就调到其他衙门重新审讯，称为“番异”。仍不满意，就请九卿会同审讯，称为“圆审”。已经评议准许但招供缘由尚不明确的，移送重新审讯，称为“追驳”。多次驳回仍不合适，就请旨处理，称为“制决”。凡案件已经审理完备，在大理寺评议准许以前，各衙门不得发遣执行；有误的就纠察处理。起初，吴元年设置大理司卿，秩品为正三品。洪武元年裁撤。三年，设置磨勘司，凡各司刑名、钱粮事务中有冤屈、滥用职权或隐瞒的，就考核其功过上报。不久也裁撤。洪武三年又设置磨勘司，设司令、司丞。七年，增设司令一人、司丞五人、首领官五人，分为四科。十年裁撤。十四年恢复设置磨勘司，设司令一人、左、右司丞各一人、左、右司副各一人。二十年又裁撤。十四年，恢复设置大理寺，把卿的秩品改为正五品，左、右少卿为从五品，左、右寺丞为正六品。其属官有左、右寺正各一人，寺副各二人，左评事四人，右评事八人。又设置审刑司，共同审理各类案件。凡大理寺审理的刑狱，审刑司还要再次详细评议。审刑司设左、右审刑各一人，正六品；左、右详议各三人，正七品。十七年，把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署迁建于太平门外，把这个地方命名为贯城。十九年裁撤审刑司。二十二年恢复，卿的秩品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丞三人，正五品。左、右二寺的官员仍按旧制。二十九年又裁撤，把全部案卷移到后湖。建文初年恢复设置，把左、右二寺改为司，寺正改为都评事，寺副改为副都评事，司务改为都典簿。司务这一官职，是洪武二十六年设置的。成祖初年，仍设置大理寺，左、右二寺的官员设置又恢复到洪武时的旧制。又因左、右二寺评事人数多少不等，所审理事务也有繁简不均，于是把两寺评事平均分配，左、右各六人，像刑部、都察院的十二司道一样，各自兼管直隶地方的审录事务。起初，太祖设置左评事四人，分管京城各司以及直隶卫所、府、州、县的刑名案件；右评事八人，分管外地十三布政司、都司、卫所、府、州、县的刑名案件。永乐二年，仍恢复旧制。后来定都北京，又重新划分两寺的管辖。两京、五府、六部、京卫等衙门的刑名案件，归左寺；顺天、应天二府，南、北直隶的卫所、府、州、县，以及外地浙江等布政司、都司、卫所的刑名案件，归右寺。弘治元年，裁减右评事四人。当时天下的罪囚，大多没有解送来审理，右寺的事务反而比左寺少。万历九年，重新规定左、右二寺分别审理天下刑狱：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四川、贵州六司道的案件由左寺审理；江西、陕西、河南、山西、湖广、广西、云南七司道的案件由右寺审理。能够依据律法释放无罪者，才算称职。设置大理寺，是为了慎重处理刑罚。三法司会审时，初审以刑部、都察院为主，复审以大理寺为主。明初，大理寺还设置刑具和牢狱。弘治以后，只审阅案卷，囚徒都不到寺中。司务掌管文书的收发。

译詹事府：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主簿厅设主簿一人，从七品；录事二人，正九品；通事舍人二人。左春坊设大学士、左庶子各一人，均正五品；左谕德一人，从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赞善二人，从六品；左司直郎二人，从六品，后来不常设置；左清纪郎一人，从八品，不常设置；左司谏二人，从九品，不常设置。右春坊的设置也与此相同。司经局设洗马一人，从五品；校书、正字各二人，均正九品。詹事掌管统领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的政务，以辅导太子。少詹事协助他。凡入宫侍奉太子，就和春坊、司经局以及翰林院官员轮班值勤，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事先编纂成篇进呈，然后到文华殿讲读。讲读完毕，率领属官，把朝廷所处理的军国重大事务以及抚慰晓谕各藩的恩义，向太子陈述说明。凡遇朝贺，必须先奏报朝廷，然后备具启本进呈。詹事府属官以及春坊、司经局官员，可以与翰林院官员相互兼任；考试士人、修撰书籍，也都参与。通事舍人掌管东宫朝见、辞别和进见的礼仪，以及奉命慰问等事务。凡朝廷大臣向太子朝贺、进笺、进春、进历，就引导他们入内并举起案册。春坊大学士掌管太子向上奏请、向下发布启笺以及讲读等事务，对这些都审慎处理并加以监督。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各自奉行职务，以辅佐太子。凡东宫监国、抚军、出巡，以及朝会时的出入、复奏、画诺，都必须审慎署名，然后移交詹事府。各种祥瑞和灾异，都必须启奏告知。内外各项政务中可以作为借鉴规范的，要随事加以赞助和劝谕。乐工、仆役、车夫如果改变、创作新声，或引导太子做不合礼法的事，就陈说古代义理，申明典章制度，加以纠正，并请求斥退、远离。司直、清纪郎掌管弹劾宫中属官，纠察举发职务上的过失。文华殿讲读完毕，群臣依班退下；如果有人独自留下奏事或私下进见，就共同纠察。司谏掌管规劝教诲和鉴戒。凡有人向东宫奏事，就与司直、清纪郎执笔记录太子的令旨，纠正其中虚假错误之处。洗马掌管经、史、子、集、制度典章、图书刊刻编纂等事务，设置正本、副本、贮本，以备进览。凡天下进献给东宫的图册，都接收并收藏。校书、正字掌管誊写、装潢，辨正文字的讹误，调整字音和反切，以辅助洗马。在这以前，洪武初年设置大本堂，把古今图籍充实其中，召集各地名儒训导太子、亲王。各位儒者专门讲授经学，分班轮流夜间值勤。不久太子居住在文华堂，诸儒轮班侍从；又选拔才智俊秀之士入内充任伴读，时常赐宴、赋诗，商议古今，评论文学。当时东宫官属，除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宾客外，还有左、右詹事、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詹事丞、左、右率府使、同知左、右率府事、左、右率府副使、谕德、赞善大夫，均由勋旧大臣兼任。又有文学、中舍、正字、侍正、洗马、庶子以及赞读等官。十五年，重新确定左、右春坊官制，各设置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司直郎，并各设置大学士。不久确定司经局官制，设置洗马、校书、正字。二十二年，因官员系统缺乏统属，开始设置詹事院。二十五年，把詹事院改为詹事府，确定詹事为正三品，春坊大学士为正五品，司经局洗马为从五品。虽然各机构都有印信，但事务总归詹事府统领。二十九年，增设左、右春坊清纪郎、司谏、通事舍人。建文年间，少卿、寺丞各增加一人，宾客增加二人。又设置资德院，设资德一人、资善二人；其属官有赞读、赞书、著作郎各二人，掌典籍一人。成祖恢复旧制。英宗初年，命令大学士提调讲读官。考察詹事府，多由其他官员兼任。天顺以前，有时由尚书、侍郎、都御史兼掌；成化以后，大多由出身翰林的礼部尚书、侍郎兼任。协理官没有固定人数。春坊大学士在景泰年间任用倪谦、刘定之后，只有杨廷和一人任过此职，后来不再设置。司直、司谏、清纪郎也不常设置。唯有嘉靖十八年，任陆深为詹事，崔铣为少詹事，王教、罗洪先、华察等为谕德、赞善、洗马，皇甫涍、唐顺之等为司直、司谏，这些都是天下著名的儒者。自明初宋濂等人以后，东宫属官没有比这一时期更盛的。此后，太子出阁讲读，每次另行指定官员，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只成为翰林官员升迁转任的阶梯。翰林院：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均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二人，均正六品；《五经》博士九人，正八品，并且世袭，另见有关记载；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后来不常设置；待诏六人，从九品，后来不常设置；孔目一人，未入流；史官有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庶吉士，无固定人数。学士掌管起草诰命、编修史册和文书翰墨等事务，用来考核议定制度，详审订正文书，供天子咨询。凡经筵、日讲，以及纂修实录、玉牒、史志等书，编纂六部章奏，都奉敕统领办理。诰敕由一名学士兼管。正统年间，王直、王英以礼部侍郎兼任学士，专门掌管诰敕，后来裁撤。弘治七年恢复设置。正德年间，白钺、费宏等由礼部尚书入直东阁，专门掌管诰敕。嘉靖六年又裁撤，由讲、读、编、检等官管理。遇到重大政事、重大典礼，召集群臣会议时，学士参与各衙门共同裁决可否。皇帝车驾到太学听讲，以及郊祀庆成等宴会，学士都在四品京官之上陪坐。

译侍读、侍讲掌管讲解经史。《五经》博士起初设置五人，各自专门掌管一经的讲义，后来作为对圣贤先儒后裔的优厚供给，让他们世袭此职，不办理翰林院事务。史官掌管修撰国史。凡天文、地理、宗室谱系、礼乐、兵刑等重大政务，以及诏敕、文书檄文、皇帝批答，都登记记录，以备编入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的书籍，就分别掌管考订、辑录、撰述等事务。经筵时充任展卷官，乡试时充任考试官，会试时充任同考官，殿试时充任收卷官。凡记录皇帝起居、编纂六部章奏、誊写黄册、封册等事务，也都由他们担任。庶吉士在翰林院读书，由一名学士教习。侍书掌管以六书之学供奉侍从。待诏掌管应答。孔目掌管文书往来。吴元年，首次设置翰林院，秩品为正三品，设置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洪武二年，设置学士承旨，正三品，把学士改为从三品；侍讲学士为正四品；侍读学士为从四品；修撰为正六品。增设待制，从五品；应奉，正七品；典籍，从八品等官。十三年，增设检阅，从九品。十四年，确定学士为正五品，裁撤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检阅、典簿，设置孔目、《五经》博士、侍书、待诏、检讨。命令编修、检讨、典籍与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赞读共同考核、驳正各司奏启；认为公平恰当的，就在署名时写作“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并列名书写。十八年，重新确定品级员额，如前面所列，唯独还没有庶吉士。把侍读排在侍讲之前。建文年间，仍设置承旨，把侍读、侍讲两学士改为文学博士，设置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供侍读、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典籍、待诏居住，文史馆供修撰、编修、检讨居住。把孔目改为典簿，把中书舍人改为侍书，隶属于翰林院。又设置文渊阁待诏以及拾遗、补阙等官。成祖初年恢复旧制。这年九月，特意选拔讲、读、编、检等官参与机务，选用人数没有定额，称为内阁。然而解缙、胡广等人在文渊阁值班后，仍相继兼管翰林院事务。到洪熙以后，杨士奇等人的官位升至师保，礼遇超过百官，才不再兼管翰林院事务。正统七年，翰林院落成，学士钱习礼没有给杨士奇、杨溥设置公座，说：“这里不是三公府。”二杨把此事报告上去。于是命工部备办椅子、案几，礼部确定座次，因为内阁本来就是翰林院的职掌。嘉靖、隆庆以前，公文往来仍称翰林院；以后竟然称为内阁。在六部中，自成化年间周洪谟以后，礼部尚书、侍郎必须出身翰林，吏部两名侍郎中也必须有一人出身翰林。出身翰林的官员，任尚书时就兼任学士，六部都是如此；任侍郎时则兼任侍读或侍讲学士。在詹事府以及春坊、司经局任职的官员，按其品级，必须带有翰林院官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春坊大学士不常设置；庶子、谕德、中允、赞善、洗马等则带侍讲、侍读学士以下直到编修、检讨的官衔。史官方面，自洪武十四年设置修撰三人、编修和检讨各四人。此后，一甲进士除授以及庶吉士留在翰林院授职，往往超过规定员额，人数没有定额。嘉靖八年，又确定讲、读、修撰各三人，编修、检讨各六人，都像各衙门一样由吏部推举补授。然而不久就因侍从官员人数太少，下诏选取品行方正、有学术的人充任，于是把御史胡经、员外郎陈束、主事唐顺之等七人一并改任编修。以后仍沿袭旧例，由庶吉士除授，最终没有固定员额。崇祯七年，又考选推官、知县为编修、检讨，这也是创行之举，不是通常制度。庶吉士方面，洪武初年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凡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机构任职的进士，都称为庶吉士。永乐二年，才确定为翰林院庶吉士，选取进士中文学优等以及擅长书法的人担任。三年对他们进行考试。被留用的，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不能留用的，就任给事中、御史，或者出任州县官。宣德五年，才命令学士教习庶吉士。万历以后，负责教习的，专门由吏部、礼部两名侍郎担任。明朝初年，曾设置弘文馆学士。洪武三年设置，以胡铉为学士，又命刘基、危素、王本中、睢稼都兼任弘文馆学士，不久便撤销。宣德年间，又在思善门右侧修建弘文阁，以翰林学士杨溥掌管阁印，不久并入文渊阁。秘书监于洪武三年设置，秩为正六品，任命监丞一人、直长二人；不久确定设置令一人，丞、直长各二人，掌管内府书籍。洪武十三年并入翰林院典籍。起居注官于甲辰年设置。吴元年确定秩为正五品。洪武四年改为正七品，六年升为从六品。九年确定设置起居注二人，后来裁革。十四年恢复设置，秩为从七品，不久又撤销。到万历年间，命翰林院官员兼任此职，后来又撤销，不久全部罢免。国子监：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一人，正六品。所属机构有绳愆厅，监丞一人，正八品；博士厅，《五经》博士五人，从八品；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助教十五人，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从九品；典簿厅，典簿一人，从八品；典籍厅，典籍一人，从九品；掌馔厅，掌馔二人，未入流。

译祭酒、司业掌管国学诸生训导的政令。凡是举人、贡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土官、外国生、幼年勋臣以及勋戚大臣子弟中入国子监的，都按照监规训导和考核，使他们形成明晓事理、通达实用的学问；以孝悌、礼义、忠信、廉耻为根本，以六经、诸史为学业，务必使他们都期望敦睦人伦、修养善行、敬重学业、乐于合群，从而整治并振兴古代乐正、成均所传的师道。有不遵守教令的，就用夏楚责打；仍不悔改的，迁徙或贬谪他们。遵从教导的，有升入各堂、按积分超格任用的办法。课业和临摹书法，按季度送翰林院考核；文册在年终奏报。每年仲春、仲秋的上丁日，派大臣祭祀先师，祭酒、司业便总管礼仪。皇帝临幸国学时，他们执经坐讲。新科进士释褐时，他们坐着接受进士行拜礼。监丞掌管绳愆厅的事务，参与统领监务，明确而严格地执行约束；诸位师生有过失以及廪膳不洁，都负责纠察惩处，并记在《集愆册》中。博士掌管分经讲授，并按时考核学业。所学经书为《易》《诗》《书》《春秋》《礼记》，每人专习一经，同时兼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助教、学正、学录掌管六堂的教诲。士子在本堂学习时，他们便为其讲解经义和文章，并引导、约束他们遵守规矩。典簿掌管文书往来以及金钱的出纳收支。典籍掌管书籍。掌馔掌管饮食。明朝初年，就设置了国子学。乙巳年九月设置国子学，以原集庆路学作为校址。洪武十四年，在鸡鸣山下改建国子学，设置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官。吴元年确定国子学官制，增设祭酒、司业、典簿。祭酒为正四品，司业为正五品，博士为正七品，典簿为正八品，助教为从八品，学正为正九品，学录为从九品，典膳一职省略注记。洪武八年，又设置中都国子学，秩为正四品，命国子学分派官员管理。十三年，将典膳改为掌馔。十五年，改称国子监，秩为从四品，设置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和典簿各一人、博士三人、助教十六人、学正和学录各三人、掌馔一人。各官品秩如前面所列。中都国子监的制度也相同。十六年，以宋讷为祭酒，诏谕他说：“太学是天下贤才汇聚之地，是礼义产生的地方，也是人才兴起的地方。你早年博学而德高年长，所以特意任命你为祭酒。希望你体会我设立教化的用意，使诸生有所成就，使士人的习气大为改变，那么国家就有所依赖了。” 又命曹国公李文忠统领国子监事务，皇帝时常亲临。过去监官不得坐在中厅，不得从中门行走。洪武二十四年，重新确定国子监的品秩和员额，都如前面所列。中都国子监设置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博士、学正、学录、掌馔各一人，助教二人，品秩与京师国子监相同。二十六年，撤销中都国子监。建文年间，升监丞为堂上官，裁撤学正、学录。成祖恢复旧制。永乐元年，在北京设置国子监，设置祭酒、司业、监丞、典簿、博士、学正、学录、掌馔各一人，助教二人。后来增设没有定额，助教最多十五人，学正最多十一人，学录最多七人。后来又裁撤助教二人、学正四人、学录二人。万历九年，又裁撤助教四人、学录一人。宣德九年，裁省司业；弘治十五年恢复设置。明朝初年，祭酒、司业选用有学问和品行的人担任，后来都由翰林院官员升迁调任。衍圣公由孔氏世袭，正二品；袍服、带、诰命以及朝班礼遇都按一品官待遇。洪武元年，授予孔子第五十六代孙孔希学世袭衍圣公。其属官有掌书、典籍、司乐、知印、奏差、书写各一人，都由流官充任。曲阜知县由孔氏世袭。洪武元年，授予孔子后裔孔希大世袭曲阜知县。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中，正八品的孔氏二人：正德元年，授孔子第五十九代孙彦绳主持衢州孔庙祭祀。宋代孔端友跟随宋高宗南渡，定居衢州，这一支就是孔氏南宗。正德二年，授孔闻礼奉祀子思庙。颜氏一人，景泰三年，授予颜子第五十九世孙颜希惠。曾氏一人，嘉靖十八年，授予曾子第六十代孙曾质粹。仲氏一人，万历十五年，授予子路后裔仲吕。孟氏一人，景泰三年，授予孟子后裔孟希文。周氏一人，景泰七年，授予先儒周敦颐后裔周冕。程氏二人，景泰六年，授予先儒程颐后裔程克仁；崇祯三年，授予先儒程颢后裔程接道。邵氏一人，崇祯三年，授予先儒邵雍后裔邵继祖。张氏一人，天启二年，以先儒张载后裔张文运为博士。硃氏二人，景泰六年，授予先儒硃熹后裔硃梴；嘉靖二年，又授硃墅为博士，主持婺源庙祀。刘氏一人，景泰七年，授诚意伯刘基第七代孙刘禄，后来裁撤。教授司设教授一人，从九品；学录、学司，均为未入流。孔、颜、曾、孟四氏各设一人。又有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学录一人。在此以前，元代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赐给三品印。洪武元年，太祖已经让孔希学承袭衍圣公，于是对礼部大臣说：“孔子是万世帝王的老师，按待其后嗣的惯例，品秩只到三品，不能称得上是褒奖尊崇。应授予孔希学二品品秩，赐给银印。”又命令免除孔、颜、孟三家子孙的徭役。洪武十八年，敕令工部询问：凡是圣贤子孙因犯罪被罚服劳役的，都释放他们。永乐二十二年，赐衍圣公在京师的住宅，并加赐一品金织衣。正统元年，下诏免除所有圣贤子孙的差役；选取周、程、张、硃诸儒的子孙中聪明俊秀、可以教养的，不限人数，送到当地儒学读书，并仍然供给廪膳。成化元年，赐给孔、颜、孟三氏学印，命令每三年贡举有学行者一人，送入国子监。成化六年，命衍圣公的初次承袭者在国子监读书一年。

译《职官志》第五十，职官三。太常寺；附列提督四夷馆、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中书舍人、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五城兵马司；顺天府，附列宛平、大兴二县；武学；僧道录司；教坊司；宦官、女官。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寺丞二人，正六品。所属有典簿厅，典簿二人，正七品；博士二人、协律郎二人，正八品，嘉靖年间增至五人；赞礼郎九人，正九品，嘉靖年间增至三十三人，后来裁撤二人；司乐二十人，从九品，嘉靖年间增至三十九人，后来裁撤五人。天坛、地坛、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帝王庙、祈谷殿，以及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显陵、康陵、永陵、昭陵各祠祭署，都设奉祀一人，从七品；祀丞二人，从八品。牺牲所设吏目一人，从九品。太常寺掌管祭祀、礼仪和音乐事务，总领所属官员，登记并掌理有关政令，听从礼部的指挥。凡天神、地祇、人鬼，每年祭祀都有固定日期。每年冬季以前的十二月初一，奏报来年的祭祀日期，天子到奉天殿接受，然后颁行给各司。天子亲自祭祀时，便赞助、辅佐礼仪；大臣代行祭祀时，也如此。凡国家举行册立、册封、冠礼、婚礼、营造、征讨、大丧等典礼，以及每年发生旱涝、大灾异变时，都要请示祭告宗庙和社稷。遇到荐新，就移文光禄寺，让它供给祭品。祭祀前，申请检视牲畜，进呈祝版、铜人，上殿奏请斋戒，并请皇帝亲自署名。检视牲畜时与光禄卿一同进行。只有大祀由皇帝亲自检视，大臣每天检视一次。凡祭祀所用器皿都要洗涤，灶火、埋葬、香烛、玉帛等均须准备妥当，神幄也必须整洁拂拭，务求恭敬洁净。掌燎、看燎、读祝、奏礼、对引、司香、进俎、举麾、陈设、收支、导引、设位、典仪、通赞、奉帛、执爵、司樽、司罍洗等事务，由卿、少卿及所属官员分别掌管，没有不尽职的。玉器有四等：苍璧，用来祭天；黄琮，用来祭地；赤璋、白琥，用来祭朝日、夕月；两圭有邸，用于相应祭祀。祭祀太社、太稷所用的帛有五等：郊祀制帛，用于祭祀天地；奉先制帛，用于荐献祖先；礼神制帛，用于祭祀社稷、群神、帝王、先师；展亲制帛，用于祭享亲王；报功制帛，用于祭享功臣。祭牲有四等：犊、牛、太牢、少牢。牲畜崇尚赤色，有时也用黑色。大祀的牲畜要提前三个月送入涤牲所，中祀提前一个月，小祀提前十天。乐舞有四等：九奏，用于祭天地；八奏，用于祭神祇、太岁；七奏，用于祭大明、太社、太稷、帝王；六奏，用于祭夜明、帝社、帝稷、宗庙、先师。舞有两种：文舞、武舞。乐器不移动。陵园祭祀不用音乐。年终合祭五类礼神时，由少卿代理祭祀事务。起初，吴元年设置太常司，设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典簿、协律郎、博士，正七品；赞礼郎，从八品。洪武初年，设置各祠祭署，设署令、署丞。十三年重新确定协律郎等官员的品秩：协律郎正八品，赞礼郎正九品，司乐从九品。三十四年，将各署令改为奉祀，署丞改为祀丞。二十年将太常司改为太常寺，官制仍旧。二十五年已确定司丞为正六品。建文年间，增设赞礼郎二人、太祝一人，各祠祭署也都有变革：天坛祠祭署改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改为泗滨祠祭署，宿州祠祭署改为新丰祠祭署，孝陵设置钟山祠祭署，各司圃所增设神乐观知观一人。成祖初年，只把天坛改为天地坛，其余全部恢复洪武年间的制度。建文时，南郊祠祭署改为郊坛祠祭署，后来又改为天地坛祠祭署。洪熙元年设置牺牲所，吏目掌管文书事务。在此以前，洪武三年设置神牲所，设廪牲令、大使、副使等官，洪武四年裁撤。世宗整顿祭祀典制，把天地坛分为天坛、地坛；将山川坛、耤田祠祭署改为神祇坛；将大祀殿改为祈谷殿；增设朝日、夕月二坛，各设置祠祭署。又增设协律郎、赞礼郎、司乐等员额。隆庆三年，裁撤协律郎等官四十八人；万历六年恢复设置，制度依照嘉靖年间。万历四年，将神祇坛改为先农坛。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管翻译书籍的事务。自永乐五年起，因外国前来朝贡，特设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设置译字生、通事。通事起初隶属于通政使司，负责翻译语言文字。正德年间，增设八百馆；八百国兰者哥进贡后，万历年间又增设暹罗馆。四夷馆起初隶属于翰林院，选国子监生学习翻译。宣德元年，又兼选官民子弟，委派官员教习，由学士考核学习进度。弘治七年，开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人为提督，于是改隶太常寺。嘉靖年间裁撤卿，只设少卿一人。考察太常寺卿在南京任职的，多由科举出身。北太常寺自永乐年间起任用乐舞生，他们逐步积累资历升至寺卿，甚至加任礼部侍郎、尚书而掌管太常寺，后来大多沿袭这种做法。到隆庆初年，才重新推举科甲出身的人补任。译字生在明朝初年十分受重视，参加考选的，与乡试、会试及科甲名额一样出身。后来只被列为杂流官员。在四夷馆任职的人，升迁调转都归鸿胪寺管理。光禄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五品；寺丞二人，从六品。所属有典簿厅，典簿二人，从七品；录事一人，从八品。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各设署正一人，从六品；署丞四人，从七品；监事四人，从八品。司牲司设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后来裁撤。司牧局设大使一人，从九品，嘉靖七年裁撤。银库设大使一人。

译卿掌管祭祀、祭享、宴饮慰劳、酒醴、膳食等事务，率领少卿、寺丞及所属官员，辨明物品名目和数量，核算收支，衡量供应的丰俭，听从礼部指挥。凡祭祀，与太常寺一同检视牲畜；天子亲自祭祀时，进献饮福酒并接受胙肉；荐新时，按照月令进献应时物品；丧葬时供给祭奠的膳食。所用牲畜、果品、蔬菜等物，取自上林苑；如果供应不足，就向民间购买，按当时市价加十分之一，其购买费用按季度由天财库支给。四方进贡的鲜果和厨房物料，审查接收必须谨慎。器皿由工部调取工匠，或招募工匠兼造；每年检查其成败。凡筵宴酒食以及外来使者、投降人员的供给，都按等级分别供应。对于传达奉旨索取的物品，要登记记录并复奏。由科道官一人监督，察看收支，纠察禁止其中的奸弊。每年四月至九月，凡御用物品及祭祀用品都使用冰。大官署负责供应祭品、宫中膳食、节令筵席以及宴请犒劳藩使。珍羞署负责供应宫中膳食和肴馔果核。良酝署负责供应酒醴。掌醢署负责供应饧、油、醯、酱、梅、盐。司牲司饲养牲畜，按肥瘦情况进行清洁洗涤；司牧局也是如此。起初，吴元年设置宣徽院，设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并将尚食、尚醴二局隶属于宣徽院。二局各设大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洪武元年改为光禄寺，设置光禄卿，正四品；少卿，正五品；寺丞，正六品；主簿，正八品。所属尚食等局，又将太常司供需库移来隶属光禄寺，局库官员品秩仍按旧制。洪武二年，设置直长四人，遇到百官在御前接受赐食，就命他们负责供事。四年，设置法酒库，设内酒坊大使，从八品；副使，从九品。八年，将寺改为司，提升卿的品秩：卿为从三品，少卿为从四品；以寺丞为司丞，从六品；以主簿为典簿，从七品；增设录事，从八品。又设置所属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每署设令一人，从六品；丞一人，从七品；监事一人，从八品。设置孳牧所，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未入流。洪武十年，确定光禄司官员散官的品秩。当时任用的光禄司官员，有内官、流官，也有厨师，出身各不相同，但都授予散官。到这时确定：内官出任者，按照内官散官的品秩授予；流官出任者，按照文官散官的品秩授予；厨师出任者，卿为从三品，授尚膳大夫；少卿为正五品，授奉膳大夫；司丞为从六品，授司膳郎；客署丞为从七品，授掌膳郎；监事为从八品，授执膳郎。不久，裁撤各局库，设置司牲司，又把孳牧所改为司牧司，后来又改为司牧局。洪武三十年，恢复改为光禄寺，官制仍旧；少卿已确定为正五品。建文年间，提升少卿、寺丞的品秩：少卿升为四品，寺丞升为五品；增设司圃所，把司牲司改为孳牲所，并提升其品级。成祖恢复旧制。正统六年，裁撤四署的冗员。在此以前，光禄卿奈享因供应事务繁多，上奏请求增设各署官员；到这时又上奏请求裁撤，于是裁撤署正四人、署丞五人、监事七人。嘉靖七年，裁撤司牧局。万历二年，增设银库大使一人。太仆寺：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正德十一年增设一人；寺丞四人，正六品。所属有主簿厅，主簿一人，从七品；常盈库，大使一人。所管辖的各牧监，各设监正一人，正九品；监副一人，从九品；录事一人。后来监正、监副、录事都裁撤。各群设群长一人，后来裁撤。卿掌管牧养马匹的政令，听从兵部指挥。少卿一人协助寺务，一人督理营马，一人督理京畿马匹。寺丞分别管理京卫、京畿以内以及山东、河南六郡的孳牧、寄牧马匹，即济南、兖州、东昌、开封、彰德、卫辉。凡军民负责孳牧时，按照其丁口和财产授给种马。公马占十分之二，母马占十分之八，编为一群；南方则四匹母马配一匹公马为一群。每年征收所产马驹，称为备用马，调齐马力供给将士。将士所需马匹足够后，便寄牧在京畿府、州、县，登记马匹的肥瘦、增减以及毛色、年龄，按时查阅。每三年与御史一人一同加盖印记、烙印，选取健壮优良的，淘汰羸弱低劣的。草场中已经开垦成田地的，每年收取租金；遇到灾荒，就拿租金出来帮助购买马匹。需要赔偿而折价缴纳的，征收买马钱，解送兵部。主簿掌管审核文书。大使掌管储存库中的买马钱。起初，洪武四年在答答失里营所设置群牧监，随着水草便利之处设置官署，专门负责牧养牲畜。六年，又在滁州设置群牧监，不久改为太仆寺，秩为从三品，设卿、少卿、寺丞；又设首领官知事、主簿各一人。七年，增设牧监、群官二十七处，隶属太仆寺。不久确定群牧监的品秩：令为正五品，丞为正六品，镇抚为从六品，群头十人、吏目一人，省略品秩记载。十年，增设滁阳等各牧监及所属各群，把牧监令、丞改为监正、监副。监正从八品，监副正九品，御良从九品。后来又确定监正为正九品。二十二年，确定滁阳等十二牧监，每监设监正一人、监副二人、录事一人；来安等一百二十七群，每群设群长一人。起初设置群副二人，到这时裁撤。二十三年，增设江东、当涂二牧监及所属各群；又裁撤乌衣等五十四群，改设永安等七群，确定牧监为十四处：滁阳、大兴、香泉、仪真、定远、天长、长淮、江都、句容、溧阳、江东、溧水、当涂、舒城。

译共有九十七群。大胜关、柏子、骝兴、保宁、草堂五群，隶属滁阳监。永安、如皋、沿海、保全、朝阳、永昌、安定七群，隶属大兴监。大钱、铜城、永丰、龙胜、龙山、永宁、新安、庆安、襄安九群，隶属香泉监。华阳、寿宁、广陵、善应四群，隶属仪真监。龙江、龙安、万胜、龙泉四群，隶属定远监。天长、怀德、招信、得胜、武安五群，隶属天长监。长安、白石、荆山、南山、团山、草平六群，隶属长淮监。万宁、广生、万骥、顺德、大兴、骥宁、崇德七群，隶属江都监。句容、易风、仍信、福胙、通德、承佩、上容、政仁、练塘、寿安十群，隶属句容监。举福、从山、明义、永定、福贤、崇来、永城、永泰、奉安九群，隶属溧阳监。开宁、泉水、惟政、清化、神泉、新亭、长泰、光泽八群，隶属江东监。仪凤、仙坛、立信、归政、丰庆、安兴、游山、永宁八群，隶属溧水监。石城、永保、化洽、姑熟、繁昌、多福、丹阳、德政八群，隶属当涂监。枣林、海亭、伏龙、龙河、会龙、九龙、万龙七群，隶属舒城监。二十八年，全部裁撤群牧监，把马匹交给有关官府牧养。三十年，在北平设置行太仆寺，秩与太仆寺相同。建文年间，提升寺丞品秩，原为六品，升为五品；又改换首领官的名称，增设录事以及典厩、典牧二署，设置▯肃騻等十八群、滁阳等八牧监、龙山等九十二群。成祖恢复旧制。永乐元年，将北平行太仆寺改为北京行太仆寺。十八年定都北京，于是把行太仆寺改为太仆寺。洪熙元年，又称北京行太仆寺。正统六年，确定为太仆寺。原来在滁州的太仆寺改为南京太仆寺。寺丞起初设置四人，正统年间又增加八人，共十二人：一人管理京卫，一人管理顺德、广平二府，一人管理开封、卫辉、彰德三府，九人分别管理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大名、济南、兖州、东昌九府的孳牧、寄牧马匹。弘治六年裁撤四人。正德九年又增设一人，专门管理寄牧事务。嘉靖八年又裁撤三人，共六人分领事务，三年轮换一次，并命令负责寄牧的府、州、县兼理。隆庆三年又裁撤三人，只设置三人：一人提督库藏并协助管理京城和边境事务，二人分别管理东、西两路的马政。鸿胪寺：卿一人，正四品；左、右少卿各一人，从五品；左、右寺丞各一人，从六品。所属有主簿厅，主簿一人，从八品；司仪、司宾二署，各设署丞一人，正九品；鸣赞四人，从九品，后来增设五人；序班五十人，从九品。嘉靖三十六年裁撤八人，万历十一年恢复设置六人。鸿胪寺掌管朝会、宾客以及吉礼、凶礼的仪式。凡国家重大典礼、郊祀、宗庙祭祀、朝会、宴享、经筵、册封、进呈历书、进呈春令、传达诏令、奏报胜利等，都负责办理相应事务。外地官员朝觐、各藩国入贡，以及百官、使臣回朝复命、谢恩，或者入朝觐见、辞行，都由鸿胪寺引导并奏报。每年正旦、上元、端午、重阳、冬至赐假和赐宴，四月赐字扇、寿缕，十一月赐戴暖耳，陪祀结束后颁赐胙肉，都负责赞导百官行礼。司仪署掌管陈设、引导奏报；外地官员来朝，必须先在寺中演习仪式。司宾署掌管外国朝贡使者，辨别等级并教导他们拜跪等礼节。鸣赞掌管赞导礼仪，凡内赞、通赞、对赞、接赞、传赞都由其负责。序班掌管侍立朝班、整齐班次、纠察仪容以及传赞。起初，吴元年设置侍仪司，秩为从五品。洪武四年确定侍仪使为从七品，引进使为正八品，奉班都知为正九品，通赞、通事舍人为从九品，均为七品以下官。九年，改为殿庭仪礼司，设使一人，正七品；副三人，正八品；丞奉一人，从八品；鸣赞二人，正九品；序班十六人，从九品；九关通事使一人，正八品；副六人，从八品。十三年，将使改为司正，分设左、右司副各一人，增序班至四十四人，裁撤承奉，增设司仪四人。二十二年，增设左、右司丞四人，正九品。三十年，开始改为鸿胪寺，提升秩为正四品，设置官员六十二人。卿以下官员的员额、品级如前所列，又设置外夷通事，隶属鸿胪寺。建文年间，提升少卿以下官员的品秩：少卿升为正五品，寺丞升为正六品；又改换首领官的名称，鸣赞、序班也都提升品级。裁撤司仪、司宾二署，改令行人司隶属鸿胪寺。成祖初年，全部恢复旧制。尚宝司：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从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吴元年只设置司丞一人，后来增加二人。尚宝司掌管宝玺、符牌、印章，并辨明它们各自的用途。

译宝玺共有二十四方。旧有十七方，嘉靖十八年增制七方。皇帝奉天之宝，是唐、宋传下来的传国玺，用于祭祀天地。颁诏和赦免时使用皇帝之宝；册封、赏赐慰劳时使用皇帝行宝；诏告亲王、大臣以及调兵时使用皇帝信宝；上尊号时使用皇帝尊亲之宝；谕告亲王时使用皇帝亲亲之宝。天子之宝用于祭祀山川、鬼神；天子行宝用于册封外国以及赏赐慰劳；天子信宝用于招抚外服以及征发。诏书使用制诰之宝，敕令使用敕命之宝，奖励臣工使用广运之宝，敕谕朝觐官使用敬天勤民之宝。御前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宝，则用于图书、文史等事务。世宗增制了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太子之宝一方，名为皇太子之宝。所有宝玺的使用，都必须奏请，等待下发。每逢大朝会，本司官员二人带着宝玺为皇帝导驾；等皇帝登座后，把宝玺分别放在案上，站立在殿中等候。礼仪结束后，捧着宝玺分别行进，到中极殿时放在案上，然后出来。皇帝出行临幸各处时，他们就捧宝随从。每年年终，移文钦天监择定日期，把香料和物品投入水中，用水在皇极门清洗宝玺，并登记奏报一年中使用宝玺的数量。凡请宝、用宝、捧宝、随宝、洗宝、缴宝，都与内官尚宝监共同办理。金牌的名称有五种，用来发给勋戚、侍卫的扈从和班直人员、巡朝人员以及夜间宿卫人员。仁牌形似龙，由公、侯、伯、驸马都尉佩带；义牌形似虎，由勋卫指挥佩带；礼牌形似麟，由千户佩带；智牌形似狮，由百户佩带；信牌形似祥云，由将军佩带。半字铜符有四种，发给巡城的寺卫官，名称为承、东、西、北。巡逻者持左半符，守卫者持右半符，合符验看。令牌有六种：申牌发给金吾诸卫负责警夜的人；木、金、土、火、水五牌发给五城负责警夜的人。铜牌只有一种，用来稽查守卒，名称为勇。牙牌有五种，用来考察朝参：公、侯、伯佩勋牌，驸马都尉佩亲牌，文官佩文牌，武官佩武牌，教坊司佩乐牌。嘉靖年间，统一编制，称为官字某号，朝参时佩带出入；否则守门人就阻止其进入。私自相互借用的，依法论罪。有故离任时，要把牌子交入内府。祭牌有三种：陪祀官持陪牌，供事官持供牌，执事人持执牌。双鱼铜牌有两种：严牌用来整肃直卫锦衣校尉中值班者的停留；善牌用来装饰光禄寺胥役供事人员的身份。符验有五种，名称为马、水、达、通、信。符验的形制，是在上面织出船和马的图案：起马使用马字，双马使用达字，单马使用通字；起船使用水字，并船使用信字。亲王出藩，以及文武官员出镇抚、行人出使传达使命时，就发给他们。御史出巡按察时发给印，事情办完后，都要凭符验核验并缴回。此职掌考核出入的命令并辨别其数目，职位虽然接近皇帝，事务却极为重要。太祖初年，设置符玺郎，秩为正七品。吴元年改为尚宝司卿，秩为正五品，由侍从儒臣、勋卫统领担任，如耿瑄以散骑舍人、黄观以侍中、杨荣以庶子担任卿。没有才能的人不得调任。勋卫大臣的子弟奉旨后才可以补任司丞。后来多凭恩荫寄禄，没有固定员额。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七品。给事中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均为从七品，后来员额增减不定。万历九年，裁撤兵科五人，户科、刑科各四人，礼科二人；十一年又恢复设置户、兵、刑三科各二人、礼科一人。六科掌管侍从、规谏、补阙、拾遗以及稽察六部百司的事务。凡诏令颁行，大事复奏，小事署名后颁布；如有错误，就封还诏令，坚持上奏。凡内外各处上呈的章疏下达后，分类抄出，参与会署并送交有关部门，驳正其中的违误。吏科凡遇吏部引选官员，就由掌科，即都给事中掌管本科学印，因此称为掌科，六科都一样；并一同到御前请旨。外官领取文凭，都先到六科画押。内外官员考察后自陈，也与各科共同具奏。拾遗负责纠察不称职者。户科监督光禄寺每年的钱粮收入，以及甲字等十库的钞钱杂物，与其他各科共同巡视，三个月轮换一次。内外有人陈请、侵占、隐匿、夺取田土的，就负责纠察。礼科监督审定礼部的仪制；凡大臣曾被纠劾、削职夺禄，或在士人舆论中有污点的，都登记记录，以核查赠官、赐谥的典制。兵科凡遇武臣贴黄诰敕，由本科学官一人监视办理；其引选、画凭制度与吏科相同。刑科每年二月下旬，上报前一年南北罪囚的数量；年终汇总上报一年中审结的案件数量；每隔十天上报现有罪囚的数量，均根据司法部门移送的报告奏报皇帝。工科考察试验军器局，与御史一同巡视节慎库，并与各科共同稽查宝源局。至于君德有过失、朝政有得失、百官有贤能或奸佞，各科有时单独上疏专门奏达，有时联合具疏奏闻。虽然分属六科，但事情重大时，各科都可以通奏；只是事情属于某科时，就把该科列为首位。每天朝会，六科轮流派一人站在殿左右，插笔记录皇帝旨意。凡题本奏章，当天附入本科登记册，每五天送交内阁，以备编纂。各司奉旨处分的事项，每五天注销一次，核查是否拖延。内官传达旨意，必须复奏，得到再次降旨后才能执行。乡试时充任考试官，会试时充任同考官，殿试时充任受卷官。册封宗室、各藩，或者告谕外国时，充任正使、副使。

译朝参门籍由六科轮流掌管。登闻鼓楼每天由一人值守，都由锦衣卫官员监督管理。洪武元年，派监察御史一人监督登闻鼓，后来命六科与锦衣卫轮流值守。接到诉状后，就写成题本封好上奏。遇到审决囚犯时，如果有人递交诉状申诉冤情，就判令暂停行刑，请示皇帝。凡重大事务在朝廷上议论、大臣在朝廷上推举以及重大案件在朝廷上审讯，六科掌科都参加。明朝初年，统一设置给事中，品秩为正五品，后来多次变更品秩，职掌与起居注相同。洪武六年，设置给事中十二人，品秩为正七品，开始分为六科，每科二人，铸给事中印一枚，推举年长者一人掌管。洪武九年，定给事中十人。十年，隶属承敕监。十二年，改隶通政司。十三年，设置谏院，左、右司谏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二人，从七品。十五年，又设置谏议大夫，以兵部尚书唐鐸担任此职，不久全部裁撤。二十二年，将给事中改称源士，增至八十一人。起初，魏敏、卓敬等共八十一人为给事中。明太祖认为人数恰好符合古代元士的数目，便改称元士。到这时，又因六科是事务的本源，改称源士。不久又恢复给事中的名称。二十四年，重新规定六科官员编制：每科设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给事中二人，从八品；给事中共四十人，正九品。各科分别设置的员额，和前面所列相同。建文年间，改都给事中为正七品，给事中为从七品，不再设置左、右给事中。增设拾遗、补阙。成祖初年，裁撤拾遗、补阙，仍设置左、右给事中，也为从七品。不久改为六科，设置在午门外的值房中办公。六科衙门原来在砖门内尚宝司的西面。永乐年间发生灾害后，迁到午门外东西两侧，每夜由一科轮流值宿。宣德八年，增设户科给事中，专门管理黄册。中书科：中书舍人二十人，从七品。文华殿东房设中书舍人，武英殿西房设中书舍人，内阁诰敕房设中书舍人，制敕房设中书舍人。这些职位都为从七品，员额没有固定数目。中书科舍人掌管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事务。凡是起草诏令，请翰林官起草；需要钤盖宝印，请内府办理；左券以及核对名籍后，交归古今通集库。诰敕包括公、侯、伯以及一品至五品官员的诰命，六品至九品官员的敕命。勘合名籍起初采用二十八宿作编号，后来改用《急就章》作编号。诰敕的编号用“仁、义、礼、智”，公、侯、伯、藩王以及一品、二品官员使用；用十二地支以及“文、行、忠、信”，文官三品以下使用；用《千字文》，武官和续发诰命使用。各种编号都以一千号为满，满一千后重新开始。王府和驸马都尉不编号，土官则按文官、武官分类编排。凡举行大朝会，舍人便侍立陪班。东宫举行令节朝贺时，便在文华殿引导车驾并侍班。册封宗室时，充任副使。乡试、会试、殿试，有时奉派任职，充任和授职都与科员相同。南郊举行大祀时，随从车驾并办理事务。舍人不分正、副，印由任职年深者掌管。文华殿舍人，职掌奉旨抄写书籍。武英殿舍人，职掌奉旨篆写册宝、图书、册页。内阁诰敕房舍人，掌管缮写办理文官诰敕，翻译敕书，以及外国文书、揭帖和兵部的纪功、勘合底簿。制敕房舍人掌管缮写办理制敕、诏书、诰命、册表、宝文、玉牒、讲章、碑额、题奏、揭帖等一切机密文书，以及各王府敕符的底簿。洪武七年，最初设置直省舍人十人，品秩为从八品，隶属中书省。九年，改称中书舍人，改为正七品，不久又改为从七品。十年，与给事中一起隶属承敕监。建文年间，裁撤中书舍人，改为侍书，升为正七品，进入文翰馆，隶属翰林院。成祖恢复旧制。不久在午门外设置中书科署，规定设置中书舍人二十人。因恩荫而任职、带俸的人员，不计入额定员额。宣德年间，内阁设置诰敕房、制敕房两房，都设中书舍人。嘉靖二十年，选各部主事、大理寺评事，带原有官衔在诰敕房、制敕房两房办公。四十四年，两房出现员额空缺，命吏部考选举人担任中书舍人。隆庆元年，命令两房办事官不得升入九卿之列。考察洪武年间，设置承敕监，洪武九年设置，设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从六品。不久改令为正七品，丞为正八品。十年，改令、丞为承敕郎，设置二人，从七品。给事中、中书舍人都隶属于它。后来裁撤。司文监，洪武九年设置，设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从六品。不久改令为正七品，丞为正八品。洪武十年裁撤。考功监，洪武八年设置，设令、丞。九年确定设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从六品。不久改令为正七品，丞为正八品。十八年裁撤。考功监参与掌管授予诰敕的事务。永乐初年，命内阁学士主持机要事务，诏册、制诰都归他们掌管。但誊写副本、缮写正本，都由中书舍人进入办理，事情办完便离开。宣德初年，才选拔善于书写的人安排在内阁西边的小房中，称为西制敕房；掌管诰敕的各位学士住在内阁东边，拟好稿件交给中书舍人缮写进呈，称为东诰敕房。这是办理事务的机构。若要带“知制诰”这一官衔，只有大学士和各位学士可以兼带。正统以后，学士不能过问诰敕，内阁把事务全部交给中书舍人、序班、译字等官办理，于是内阁又有了东诰敕房。这一变化始于刘铉不参加辅臣会食。嘉靖末年，又让翰林院史官掌管外制，而武官诰敕仍由武官所属机构办理。至于诏赦、敕革一类文书，必须经内阁大臣办理，翰林诸臣不得参与。在文华殿、武英殿值班、供应御用书札的人，起初是内官的职务，后来由中书舍人分班值守，后来又专门选拔善于书写的人担任。

译大体说来，舍人有两条任用途径：由进士出身、经吏部选拔的，可以升任科道和各部属官；在两殿、两房值班的舍人，不必经过吏部选拔，从甲科进士、监生、生员、儒生以及平民中善于书写的人，都可以任用。不由科举出身的人，起初授任序班，考中书舍人后，也不得升任科道和各部属官；后来即使加授九卿的官衔，仍然只是带着官衔办事。以楷书出身的人，有的加授太常卿官衔，沈度、沈粲、潘辰等人甚至有加授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官衔的。洪武初年，又设置承天门待诏一人、阁门使四人、观察使十人，后来都裁撤。行人司：司正一人，正七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七品；行人三十七人，正八品。其职务专门负责捧持符节、奉命出使。凡颁布诏书、赦令，册封宗室，抚慰晓谕各藩国，征召聘用贤才，以及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等事务，都依次派遣行人办理。每年朝审时，行人持节向司法机关传达旨意，遣送应戍边的囚徒，送交五府填报精微册，再批回缴入内府。起初，洪武十三年设置行人司，设行人，品秩为正九品；左、右行人为从九品。不久改行人为司正，左、右行人为左、右司副，另设行人三百四十五人。二十七年提升品秩，因为所任行人大多是孝廉人才，奉命出使往往不能符合旨意，于是规定行人司官员四十人，全部由进士担任。没有奉皇帝旨意，不得擅自派遣行人，行人的职务从此受到重视。建文年间，裁撤行人司，把行人隶属鸿胪寺。成祖恢复旧制。钦天监：监正一人，正五品；监副二人，正六品。所属有主簿厅，主簿一人，正八品；春官正、夏官正、中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各一人，正六品；五官灵台郎八人，从七品，后来裁撤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正八品，后来裁撤一人；五官挈壶正二人，从八品，后来裁撤一人；五官监候三人，正九品，后来裁撤一人；五官司历二人，正九品；五官司晨八人，从九品，后来裁撤六人；漏刻博士六人，从九品，后来裁撤五人。监正、监副掌管观测天文、制定历法、占候和推算天象运行等事务。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等现象，都率领属官进行观测。有异常变化，便秘密上疏报告。凡学习业务分为四科：天文、漏刻、回回、历法。自五官正以下直到天文生、阴阳人，都分别分科学习。每年冬至日，呈奏第二年的《大统历》；成化十五年改为在第二年历书颁行当年十月初一日颁发明年历。送交礼部颁行。《御览月令历》《七政躔度历》《六壬遁甲历》《四季天象录》，都要提前进呈。凡历书中的注释，御历注三十项，如祭祀、颁诏、出行等；民历三十二项；壬遁历七十二项。凡祭祀日期，前一年会同选定后进呈，并移文通知太常寺。营建、征讨、冠礼、婚礼、修建山陵等事，则选择地点、择定日期。立春时，预先在东郊观测节气。大朝贺时，在文楼设置定时鼓、漏刻报时，司晨、鸡唱各自办理职事。日食、月食发生时，预先计算食分、秒数、时刻以及开始、恢复的方位，奏报皇帝；下发礼部，再移文内外各司设法救护，并依照占书分条上奏。如果日月食不足一分，即使按照《回回历》推算超过一分，也只上奏而不举行救护仪式。监官不得改任其他官职，子孙也不得改从其他行业。人员不足时，便移文礼部访求人员，考选试用。五官正推算历法，确定四时；司历、监候辅助他们。灵台郎辨别日月星辰运行的次序和所属分野，以占候天文变化。观象台四面，每面安排四名天文生，轮流负责观测。保章正专门记录天文变化，确定其吉凶征兆。挈壶正掌管刻漏。以孔壶作为漏器，以浮箭标示刻度，用来考察中星出现以及黄昏、黎明的次序。漏刻博士用漏水确定时刻，用牌更换时辰，用鼓报告更次，用钟鼓警示早晚，司晨辅助其事。明朝初年，就设置太史监，设太史令、通判太史监事、佥判太史监事、校事郎、五官正、灵台郎、保章正及副职、挈壶正、掌历、管勾等官职，任命刘基为太史令。吴元年，将监改为院，品秩为正三品。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五官正正六品，典簿、雨旸司、时叙郎、纪候郎正七品，灵台郎、保章正正八品，副职从八品，掌历、管勾从九品。洪武元年，征召元朝太史张佑、张沂等十四人，将太史院改为司天监，设监令一人，正三品；少监二人，正四品；监丞一人，正六品；主簿一人，正七品；主事一人，正八品；五官正五人，正五品；五官副五人，正六品；灵台郎二人，正七品；保章正二人，从七品；监候三人，正八品；司辰八人，正九品；漏刻博士六人，从九品。又设置回回司天监，设监令一人，正四品；少监二人，正五品；监丞二人，正六品。征召元朝回回司天监郑阿里等人讨论历法。洪武三年，将司天监改为钦天监。四年，下诏规定监官专门掌管司天事务，非有特别旨意不得升迁调任；又确定监官所带的散官官阶：监令为正仪大夫，少监为分朔大夫，五官司为司玄大夫，监丞为灵台郎，五官保章正为平秩郎，五官灵台郎为司正郎，五官挈壶正为挈壶郎。十四年，将钦天监定为正五品，设令一人、丞一人，属官五官正以下，员额如前所列；都按品级授予文职散官。二十二年，改令为监正，丞为监副。三十一年，裁撤回回钦天监，把它的历法归属本监。明朝初年又设置稽疑司，掌管卜筮，不久裁撤。洪武十七年，设置稽疑司，设司令一人，正六品；左、右丞各一人，从六品；属官司筮，正九品，员额不定。不久裁撤。太医院：院使一人，正五品；院判二人，正六品。所属有御医四人，正八品，后来增至十八人，隆庆五年定为十人。生药库、惠民药局各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译太医院掌管医疗的方法。医术共分十三科，医官、医生、医士分别专门学习一科：大方脉、小方脉、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接骨、伤寒、咽喉、金镞、按摩、祝由。凡医家子弟，都选择老师教授。每隔三年、五年进行一次考试，经过初试、复试、三试后，按成绩升降任用。凡药物，要辨别是否适合当地气候土性，选择优劣，谨慎按照药物的炮制规程使用。各地解送来的药品，由院官收取并储藏在生药库，按时检查干燥或潮湿情况；礼部派一名官员进行稽查。诊视皇帝脉象时，院使、院判、御医共同察看，核对一致；会同内臣到内药局选取药物，联名封记药剂，并具奏章写明药性和治疗证候的方法。煎煮御药时，院官和内臣共同监视。每两剂合煎为一剂，等药煎熟后分装为两器，由一名御医和内臣先尝一器，另一器进呈皇帝。还设置药历簿，用内印钤记，详细记载年月和缘由，以备考察。王府请求医生，太医院奉旨派官员或医士前往。文武大臣及外国君长有病，也奉旨前往诊视。治疗是否可行，都要具奏章复命。外地府、州、县设置惠民药局。边关卫所和人口聚居处，各设置医生、医士或医官，都由太医院考试后派遣。年终会同考察他们的功过，评定优劣，以此作为升降任用的依据。明太祖初年，设置医学提举司，设提举，从五品；同提举，从六品；副提举，从七品；医学教授、学正、官医、提领，均为从九品。不久改为太医监，设少监，正四品；监丞，正六品。吴元年，将监改为院，设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洪武三年，设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中贫困有病的人，都给以医药。六年，在内府设置御药局，开始设置御医。御医局品秩为正六品，设尚药、奉御二人，直长二人，药童十人，都由内官、内使充任；又设御医四人，由太医院医士充任。凡收受各地进贡的名贵药物和储藏药品，由一名奉御掌管。凡供皇帝使用的药物，医官到内药局修制，太医院官员诊视。十四年，将太医院改定为正五品，设令一人、丞一人、吏目一人；属官御医四人，都按文职授予散官。二十二年，又改令为院使，丞为院判。嘉靖十五年，将御药房改为圣济殿，又设置御药库，下诏让御医轮流值班供事。上林苑监：左、右监正各一人，正五品；左、右监副各一人，正六品。监正、监副后来不常设置，由监丞代理职务。左、右监丞各一人，正七品。所属有典簿厅，典簿一人，正九品；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四署，各设典署一人，正七品；署丞一人，正八品；录事一人，正九品。监正掌管苑囿、园池、牧畜和树木种植事务。凡禽兽、草木、蔬菜、果实，都率领属官督促饲养户、栽种户，按时经营管理饲养地、栽种地，饲养牲畜、种植草木，以供应祭祀、宾客以及宫廷、官府的膳食。凡苑地，东到白河，西到西山，南到武清，北到居庸关，西南到浑河，一律禁止围猎。良牧署牧养牛、羊、猪；蕃育署养育鹅、鸭、鸡，都登记雌雄的数量，并考核繁殖产卵情况。林衡署掌管果实、花木；嘉蔬署掌管种植瓜菜，都计算田畦和树木种植的数量，按时成包进献。洪武二十五年，商议开设上林院，丈量城南土地，范围从牛首山连接方山，向西直到河岸。图纸绘成进呈后，太祖认为会妨碍百姓的生业，于是停止此事。永乐五年，才设置上林苑监，设立良牧、蕃育、嘉蔬、林衡、川衡、冰鉴以及典察左右前后十属署。洪熙年间，合并为蕃育、嘉蔬二署：将良牧、川衡并入蕃育，将冰鉴、林衡并入嘉蔬，典察四署分别分并进去。宣德十年，才确定为四署。正德年间，增设监督内臣共九十九人。嘉靖元年，裁减八十人，裁撤蕃育、嘉蔬二署的典署，以及林衡、嘉蔬二署的录事。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五城兵马指挥司：各设指挥一人，正六品；副指挥四人，正七品；吏目一人。指挥掌管巡查捕捉盗贼，疏通整治街道沟渠，以及囚犯、消防禁令等事务。京城内外一律划定辖区，分别统领。辖区内有游民、奸民，就逮捕治罪。皇帝亲自到郊外祭祀时，便率领夫役、里役供事。凡亲王、郡王的妃子之父没有官职的，亲王授予兵马指挥，郡王授予副指挥，但不实际管理事务。明朝初年，设置兵马指挥司，设都指挥、副都指挥、知事。后来改设指挥使、副指挥使，各城门设置兵马官。洪武元年，命令在京兵马指挥司兼管市司，每三天一次校验街市使用的斛斗、秤、尺，查考牙侩的姓名，按时核定物价。五年，又在中都设置兵马指挥司分司。十年，规定京城和中都兵马指挥司的品秩都为正六品；此前品秩为正四品。改为指挥、副指挥，专门负责京城巡捕等事务，裁撤知事。二十三年，规定设置五城兵马指挥司，只有中城称为中兵马指挥司；各司都增设吏目。建文年间，改称兵马司，将指挥、副指挥改为兵马、副兵马。永乐元年恢复旧制。二年，设置北京兵马指挥司。嘉靖四十一年，下诏规定巡视五城的御史每年年终把各城兵马指挥会同上奏，列举罪行加以弹劾。隆庆年间，御史赵可怀说：“五城兵马司的官员，应当从科举、贡举的正途出身者中选任；职务相当于两京知县，负责检验死伤，审理刑名、盗贼案件。不称职的，由巡城御史纠察弹劾。”

译顺天府：府尹一人，正三品；府丞一人，正四品；治中一人，正五品；通判六人，正六品，嘉靖以后裁撤三人；推官一人，从六品；儒学教授一人，从九品；训导一人。所属有经历司，经历一人，从七品；知事一人，从八品；照磨所，照磨一人，从九品；检校一人。所辖有宛平、大兴二县，各设知县一人，正六品；县丞二人，正七品；主簿，员额不定，正八品；典史一人。司狱司设司狱一人，从九品。都税司设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宣课司共四处，分别在正阳门外、正阳门、张家湾、卢沟桥；税课司共二处，在安定门外、安定门；各设大使一人，从九品。税课分司共二处，在崇文门、德胜门；各设副使一人。递军所、批验所各设大使一人。府尹掌管京府的政令：宣扬教化、协调人民，劝导农业、询问民俗，均平贡赋，节制征发徭役，谨慎办理祭祀，核实户口，纠察惩治豪强，隐恤救济贫困，疏理审理案件，务必了解百姓的疾苦。每年立春，迎接春气、进献春神，祭祀先农之神。每月初一、十五早朝时，奏请老人到坊厢听取宣谕。孟春、孟冬，率领属官举行乡饮酒礼。凡勋戚家人的文书凭证，每三个月上奏一次。市场交易要使物价公平。遇到内官监征调物料，即使有印信、揭帖，也必须补具文书当面奏报。天子举行耕耤礼，行三推礼时，府尹便捧着青箱在后面播种。礼仪完毕，率领百姓耕完一亩地。府丞辅佐京府，并兼管学校。治中参与处理府中事务，辅佐府尹、府丞。通判分别管理粮储、马政、军匠、薪炭、河渠、堤岸道路等事务。推官审理刑名案件，监察所属官吏。宛平、大兴二县的职掌与外地县相同，只因靠近天子车驾所在之地，所以品秩特别优厚。顺天府就是原来的北平府。洪武二年设置北平行省。九年改为北平布政司，都以北平为会府。永乐初年改为顺天府。十年，提升府尹品秩为正三品，设置官员与应天府相同。顺天府通判原有六人，其中一人管粮，一人管马，一人清理军籍，一人管工匠，一人管河道，一人管柴炭。嘉靖八年裁撤管河、管柴炭二人。万历九年裁撤清军、管匠二人。十一年又设置一人，兼管军务和工匠。武学：京卫武学设教授一人，从九品；训导一人。卫武学设教授一人，训导二人或一人。掌管教授京卫各卫的幼官、应当承袭官职的舍人以及武生，使他们准备参加科举、武举、会试，并听从兵部管理。没有武学的地方，各武生都隶属儒学。建文四年，开始设置京卫武学，设教授一人；启忠等十斋，各设训导二人。永乐年间裁撤，正统六年恢复设置。后来逐渐在各卫设置武学，所设官员依照儒学的制度。僧录司：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左、右阐教二人，从六品；左、右讲经二人，正八品；左、右觉义二人，从八品。道录司：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左、右玄义二人，从八品。神乐观设提点一人，正六品；知观一人，从八品，嘉靖年间裁撤。龙虎山设正一真人一人，正二品。洪武元年，张正常入朝，去掉“天师”的称号，封为真人，世袭。隆庆年间裁撤真人一职，只称提点；万历初年恢复。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阁皂山、三茅山各设灵官一人，正八品；太和山设提点一人。僧录司、道录司掌管天下僧人和道士。外地府、州、县设有僧纲、道纪等司，分别掌管有关事务，均选精通经典、戒行纯洁的人担任。神乐观掌管乐舞，用来准备大祀天地、神祇以及宗庙、社稷的祭祀；它隶属太常寺，与道录司没有统属关系。洪武元年，设立善世、玄教二院。四年裁撤。五年，发给僧人、道士度牒。十一年，在郊祀坛西面修建神乐观，设置提点、知观。起初提点为从六品，知观为从九品；洪武十五年提点升为正六品，知观为从八品。凡遇朝会，提点列在僧录司左善世之下、道录司左正一之上。十五年，开始设置僧录司、道录司，各自设置的官员如前面所列。僧人分三等：禅、讲、教；道士分两等：全真、正一。所设官员不给俸禄，隶属礼部。二十四年，清理佛教、道教两教，规定僧人每三年一次领取度牒。各府、州、县的寺观，只保留宽大的一所，让僧道集中居住。僧道人数，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不得超过三十人，县不得超过二十人。男子不到四十岁、女子不到五十岁，不得出家。二十八年，命天下僧道赴京考试领取度牒，不通经典的黜退。此后，佛教徒有法王、佛子、大国师等封号，道士有大真人、高士等封号，并赐银印、蟒袍玉带，加授太常卿、礼部尚书和宫保等官衔，甚至有封为伯爵的；这些都只是当时的宠幸，并非制度。教坊司：奉銮一人，正九品；左、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均为从九品，掌管乐舞和承应事务。人员由乐户充任，隶属礼部。嘉靖年间，又设置显陵供祀教坊司，设左、右司乐各一人。

译宦官机构有十二监。每监各设太监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人，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长随、奉御员额不定，从六品。这是洪武时期的旧制，后来逐渐变更裁革，详见各条。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人、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郎掌司、典簿员额不定。提督掌管监督皇城内一切仪礼、刑名事务，以及约束长随、当差、听事等差役，控制门禁，催促光禄寺供应等事。掌印掌管内外章奏以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管章奏文书，按照内阁票拟批写朱批。各掌司分别掌管所属事务。典簿掌管记录奏章以及各种收支、出纳的号簿。内官监设掌印太监一人，总理、管理、佥书、典簿、掌司、写字、监工员额不定，掌管木、石、瓦、土、塔材、东行、西行、油漆、婚礼、火药十作，以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以及铜锡器物、妆奁、日用器具和冰窨等事务，都归其掌管。御用监设掌印太监一人，里监、外监把总二人，典簿、掌司、写字、监工员额不定。凡御前使用的围屏、床榻等木器，以及紫檀、象牙、乌木、螺甸等玩赏器物，都由它制造办理。又设仁智殿监工一人，掌管武英殿中书舍人奉旨写成的书籍、画册等，奏进御前。司设监的员额与内官监相同，掌管卤簿、仪仗、帷幕等事务。御马监设掌印、监督、提督太监各一人。腾骧四卫营各设监官、掌司、典簿、写字、拿马等人员。象房设有掌司等人员。神宫监设掌印太监一人，佥书、掌司、管理员额不定，掌管太庙各庙的洒扫、香灯等事。尚膳监设掌印太监一人、提督光禄太监一人、总理一人，管理、佥书、掌司、写字、监工以及各牛羊房厂监工员额不定，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事。尚宝监设掌印一人，佥书、掌司员额不定，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凡使用宝玺，外尚宝司以揭帖到尚宝监请旨，再到女官尚宝司领取；尚宝监监督外司使用完毕，保存号簿后缴还。印绶监的员额与尚宝监相同，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勘合、符验、信符等事务。直殿监的员额与上面相同，掌管各殿和廊庑的清扫事务。尚衣监设掌印太监一人，管理、佥书、掌司、监工员额不定，掌管御用冠冕、袍服、鞋、袜等事。都知监设掌印太监一人，佥书、掌司、长随、奉御员额不定，原来掌管各监之间的公文传递、关知、勘合等事务，后来只负责皇帝出行时在前面引导和警戒清道。四司：旧制每司设司正一人，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五品。后来逐渐变更，详见下文。惜薪司设掌印太监一人，总理、佥书、掌道、掌司、写字、监工，以及外厂、北厂、南厂、新南厂、新西厂各设的佥书、监工，均员额不定，掌管所需薪炭。钟鼓司设掌印太监一人，佥书、司房、学艺官员额不定，掌管出朝钟鼓以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各种杂戏。宝钞司设掌印太监一人，佥书、管理、监工员额不定，掌管制造粗、细草纸。混堂司设掌印太监一人，佥书、监工员额不定，掌管沐浴事务。八局：旧制每局设大使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从五品。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人、提督军器库太监一人，管理、佥书、掌司、写字、监工员额不定，掌管制造兵器，火药司隶属其下。银作局设掌印太监一人，管理、佥书、写字、监工员额不定，掌管打造金银器物和饰品。浣衣局设掌印太监一人，佥书、监工员额不定；凡宫人年老以及被罢退、废黜的，都发到此局居住，只有此局不在皇城内。巾帽局设掌印太监一人，管理、佥书、掌司、监工员额不定，掌管宫内使者的帽子、靴子，驸马的冠帽、靴子以及藩王赴国时各旗尉的帽子、靴子。针工局的员额与巾帽局相同，掌管制作宫中衣服。内织染局的员额也相同，掌管染制御用和宫内使用的缎匹；城西蓝靛厂是该局的外署。酒醋面局的员额与上面相同，掌管宫内食用的酒、醋、糖、酱、面、豆等物，不隶属于御酒房。司苑局的员额与上面相同，掌管蔬菜、瓜果。十二监、四司、八局，就是所谓的二十四衙门。此外还有内府供用库，设掌印太监一人，总理、管理、掌司、写字、监工员额不定，掌管宫内以及山陵等处内官的食米和御用黄蜡、白蜡、沉香等香料；凡油、蜡等库都隶属于它。司钥库的员额与上面相同，掌管收储制钱，用来发放赏赐。内承运库设掌印太监一人、近侍、佥书太监十人，掌司、写字、监工员额不定，掌管大内库藏，凡金银和各种宝货总归其管辖。十库中，甲字库掌管储藏银朱、黄丹、乌梅、藤黄、水银等物；乙字库掌管储藏奏本用纸以及各省解送的胖袄；丙字库掌管储藏丝绵、布匹；丁字库掌管储藏生漆、桐油等物；戊字库掌管储藏各地解送的弓箭、盔甲等物；承运库掌管储藏黄、白生绢；广盈库掌管储藏纱、罗等各种帛匹；广惠库掌管制造、储藏巾帕、梳笼、刷抿、钱贯、钞锭一类物品；赃罚库掌管没收入官的物品。以上各库各设掌库一人，贴库、佥书员额不定。御酒房设提督太监一人，佥书员额不定，掌管制造御用酒。

译御药房设提督太监正、副二人，分为两班；近侍、医官员额不定，掌管御用药物，与太医院官员相互配合。御茶房设提督太监正、副二人，分为两班；近侍员额不定，掌管奉献茶、酒、瓜果以及进呈御膳。牲口房设提督太监一人，佥书员额不定，收养珍奇异兽。刻漏房设掌房一人，佥书员额不定，掌管每日时刻，每到一个时辰，就命直殿监官入宫更换时牌，夜间报告漏水刻数。更鼓房由有罪的内官掌管。甜食房设掌房一人，协同员额不定，掌管制造虎眼、窝丝等糖和各种甜食，隶属御用监。弹子房设掌房一人，佥书数人，专门准备泥弹。灵台设掌印太监一人，佥书近侍、看时近侍员额不定，掌管观察星气云物，测候灾祥。条作设掌作一人，协同员额不定，掌管制造各色兜罗绒和各种绦带、绶带，隶属御用监。盔甲厂就是旧时的鞍辔局，掌管制造兵器。安民厂旧名王恭厂，各设掌厂太监一人，贴厂、佥书员额不定。掌管制造铳炮、火药一类的物品。午门、东华门、西华门、奉天门、玄武门、左顺门、右顺门、左红门、右红门、皇宫门、坤宁门以及宫左门、宫右门；东宫春和门、后门、左门、右门；皇城、京城内外各门，都设门正一员，管事人员没有定额。负责早晚开门、闭门，并稽查出入。旧制设门正、门副各一员。提督东厂，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班、领班、司房人数没有定额；贴刑二员，掌管侦察缉捕和刑狱事务。旧制从各监中选一人提督，后来专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中的第二人或第三人担任。贴刑官则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担任。凡内官中，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相当于外廷的元辅；掌东厂太监的权力相当于都察院总宪；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的地位相当于各部的辅臣。各处还设有私臣、掌家、掌班、司房等人员。提督西厂不是常设官职，只有汪直、谷大用任过此职。刘瑾又设置西内厂，不久都被裁撤。提督京营，设提督太监、坐营太监、监枪、掌司、佥书，人数都没有定额，始设于景泰元年。文书房设掌房十员，负责收受通政司每日封送的奏章，以及会极门京官和各藩所上呈的封本；在外由内阁拟写的阁票、在内拟写的搭票，以及所有圣谕、诏旨、御批，都由文书房登记底簿后发出。凡是升任司礼监官员的，都必须由文书房出身，就像外廷的詹事府、翰林院一样。礼仪房设提督太监一员，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或秉笔太监兼摄；掌司、写字、管事、长随人数没有定额。负责选妃、选婚、选驸马、皇太子和皇太子女出生，以及选择乳母等各种吉礼。中书房设掌房一员，散官人数没有定额，负责管理文华殿中书所书写的书籍、对联、扇柄等物；奉旨书写，完成后奏报进呈。御前近侍中，称乾清宫管事，督理御用各项事务；称打卯牌子，负责随朝捧剑；二者的地位都在司礼监、东厂提督和守备太监之下。还有御前牌子、暖殿、管柜子、赞礼、答应长随、当差听事、拿马，以及尚冠、尚衣、尚履等，都是近侍。南京守备设正、副守备太监各一员，掌有一颗关防印，负责护卫留都，是司礼监派出的外差。天寿山守备设太监一员，辖管各陵的守陵太监，职责是守卫陵寝。湖广承天府守备设太监一员，辖管承德、荆、襄一带，负责护卫兴宁。织造设提督太监，南京一员、苏州一员、杭州一员。负责织造御用龙衣。镇守太监始设于洪熙年间，正统年间普遍设置；各省、各镇无不设镇守太监，到嘉靖八年以后才开始裁撤。市舶司方面，广东、福建、浙江三个市舶司各设太监提督，后来裁撤浙江、福建二司，只保留广东市舶司。监督仓场方面，各仓、各场都设监督太监。各陵的神宫监，都设置神宫监太监守陵。此外，监军、采办、粮税、矿关等使职，不是常设的，数量多得无法尽数记载。起初，吴元年设置内史监，设监令，正四品；丞，正五品；奉御，从五品；内史，正七品；典簿，正八品。皇门官设皇门使，正五品；副使，从五品。后来改置内使监、御用监，各设令一人，正三品；丞二人，从三品；奉御，正六品；典簿，正七品。皇门官设门正，正四品；副，从四品。春宫门官设正，正五品；副，从五品。御马司设司正，正五品；副，从五品。尚宝以及守殿、尚冠、尚衣、尚佩、尚履、尚药、纪事等奉御，均为正六品。洪武二年，确定内使监奉御六十人，尚宝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佩九人，尚药七人，纪事二人，执膳四人，司脯二人，司香四人，太庙司香四人，涓洁二人。设置尚酒、尚醋、尚面、尚染四局，每局设正一人、副二人。设置御马、御用二司，每司设正一人、副二人。内府库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内仓监设令一人、丞二人。又设置东宫典玺、典翰、典膳、典服、典药、典乘兵六局，每局设局郎一人、丞一人。

译又设置门官，午门等十三门各设门正一人、副一人；东宫门官中，春和门等四门各设门正一人、副一人。洪武三年，设置王府承奉司，设承奉一人、承奉副二人；典宝、典服、典膳三所各设正一人、副一人；门官设门正一人、副一人。改内使监、御用监的品秩，都为从三品；令为从三品，丞为正四品。皇门官品秩为从四品，门正从四品，副正五品；春宫门官正、副相同。洪武四年，重新确定各官品秩，并授予散官，于是改内使监为正五品，皇门官为正六品。洪武四年，确定内官散官品级：正四品为中正大夫，从四品为中侍大夫，正五品为中卫大夫，从五品为侍直大夫，正六品为内侍郎，从六品为内直郎，正七品为正奉郎，从七品为正卫郎，正八品为司奉郎，从八品为司直郎。不久确定内使监令为正五品，授中卫大夫；丞为从五品，授侍直大夫。皇门正、局正、司正、东宫门正、局正均为正六品，授内侍郎。尚宝、奉御、皇门副、局副、司副、东宫门副、局丞，以及王府承奉、门正、所正，均为从六品，授内直郎。尚冠等奉御、内府库大使、内仓监令、王府承奉副、门副、所副，均为正七品，授正奉郎。库副使、仓丞均为从七品，授正卫郎。洪武六年，改御用监为供奉司，品秩为从七品，设官五人；改内仓监为内府仓，以监令为大使、监丞为副使；改内府库为承运库，仍设大使、副使。不久设置纪事司，以宦者张翊为司正，品秩为正七品。又考察前代纠察弹劾内官的办法，设置内正司，设司正一人，正七品；司副一人，从七品，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和违法者。随即改为典礼司，后来又改为典礼纪察司，并提高品秩：司正升为正六品，司副升为从六品。洪武十年，设置神宫内使监，设监令，正五品；丞，从五品；司香奉御，正七品；典簿，从九品。天地坛、神坛各祠祭署，设署令，正七品；丞，从七品；司香奉御。典簿为正八品。甲、乙、丙、丁、戊五库，各设大使，正七品；副使，从七品。皇城门官中，端门等十六门各设门正，正七品；副，从七品。洪武十二年，另设尚衣、尚冠、尚履三监，针工、皮作、巾帽三局，改尚佩局为尚佩监。洪武十六年，设置内府宝钞广源、广惠二库，掌管纸钞的收发：收入由广源库掌管，支出由广惠库掌管。宝钞广源库设大使一人，正九品，由流官担任；副使一人，正九品，由内官担任。宝钞广惠库设大使二人、副使二人，均为从九品，流官、内官兼用。洪武十七年，重新确定内官各监、库、局的品级和职掌。内官监设令一人，正六品；丞二人，从六品；典簿一人，正九品。神宫监设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从七品；奉御一人，正八品。尚宝监设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从七品。尚衣监设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从七品；奉御四人，正八品。尚膳监设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从七品。司设监设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从七品；奉御四人，正八品。司礼监设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从七品。御马监设令一人，正七品；丞一人，从七品。直殿监设令一人，正七品；丞四人，从七品；小内使十五人。宫门承制设奉御五人，正八品。宫门守门官设门正一人，正八品；副四人，从八品。内承运库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司钥库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四人，从九品。巾帽局、针工局、织染局各设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颜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各设大使一人，均为正九品，皆从内官中选用。洪武二十八年，再次确定内官监、司、库、局及各门官，以及东宫六局、王府承奉等官的品秩。内官监共十一：神宫监、尚宝监、孝陵神宫监、尚膳监、尚衣监、司设监、内官监、司礼监、御马监、印绶监、直殿监。各设太监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人，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另设长随、奉御。各为正六品。门官七处：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奉天门、左顺门、右顺门，均设门正一人，正四品；门副一人，从四品。司有二：钟鼓司、惜薪司，均设司正一人，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五品。局库有九：兵仗局、内织染局、针工局、巾帽局、司苑局、酒醋面局、内承运库、司钥库、内府供用库。每局、库均设大使一人，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从五品。东宫典玺、典药、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各设局郎一人，正五品；局丞二人，从五品，只有典玺局增设纪事、奉御，正六品。亲王府承奉司设承奉正一人，正六品；承奉副一人，从六品。所三：典宝所设典宝正一人，正六品；副一人，从六品。典膳所设典膳正一人，正六品；副一人，从六品。典服所设典服正一人，正六品；副一人，从六品。门官设门正一人，正六品；门副一人，从六品。

译从六品。又设内使十人：司冠一人、司衣三人、司佩一人、司履一人、司药二人、司矢二人。各公主府下设中使司，司正、司副各一人。洪武三十年，设置都知监，设太监一人，正四品；左、右少监各一人，从四品；左、右监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又设置银作局，设大使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从五品。太祖曾对侍臣说：“我考察《周礼》，奄寺不过百人。后世竟多到几千人，因而成为导致混乱的阶梯。这些人只可以供洒扫、供差遣，不能另行委任职务，不要让他们人数过多。”又说：“这些人中，好的千百人里没有一两个，坏的却常常有千百人。如果把他们当作耳目，耳目就会被蒙蔽；把他们当作心腹，心腹就会成为祸患。驾驭他们的办法，在于使他们畏惧法令，不能让他们建立功劳。畏惧法令就会受到约束，有了功劳就会骄横放纵。”有一名内侍侍奉皇帝时间最长，稍微谈及政事，皇帝立即斥退他，终身不再召见。因此制定制度，禁止内侍识字。洪武十七年铸造铁牌，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犯者斩。”铁牌放在宫门之中。又命令各司不得与内官监之间往来公文。然而洪武二十五年，命聂庆童前往河州发布关于茶马事务的敕谕，从此宦官奉命出使、办理事务便开始了。成祖也曾说：“我完全遵守太祖的训诫，没有御宝文书，即使是一名军士、一个百姓，宦官也不得擅自调发。”有人私自征用应天府的工匠，成祖立即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不过宦官四处出使办事，实际上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元年，李兴等人携带敕书慰劳暹罗国王，这是宦官奉使外国的开始。永乐三年，命郑和等率领二万军队，前往西洋的古里、满剌等国行赏，这是宦官领兵的开始。永乐八年，敕令王安等人监督都督谭青等人的军队，命马靖巡视甘肃，这是宦官监军、巡视的开始。到洪熙元年，任命郑和统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此后便沿袭不改。又敕令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各镇都设置镇守太监。宣德四年，特地设置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门教授小内使读书；太祖不许内侍识字读书的制度，也由此废止。赐给王瑾、金英印记，使他们的地位同掌管机密事务的大臣相同；赐给金英、范弘等免死诏，又与功臣所持的铁券没有区别。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都是把国家大权反过来掌握，使威权和赏罚下移。神宗时期派出的矿税使者，使各地无不遭受他们的祸害。其他依仗权势、气焰熏天的宦官，无法一一记载。给弟弟、侄子荫官，以及封伯、封公，更是扰乱官制的大事。庄烈帝起初铲除大奸，朝廷内外都歌颂圣明；后来镇守、出征、督运粮饷、坐营等事务，无一不命宦官办理，明朝也于是灭亡了。女官。六局。尚宫局设尚宫二人，正五品；六尚的品级都相同。尚宫负责引导中宫。凡六局收发文书，都由尚宫加印署名。若要向外征办物品，就替六局请旨，再发文书交给内官监；内官监接到文书后，转发给外廷有关部门。所属四司：司记，设司记二人，正六品；典记二人，正七品；掌记二人，正八品，掌管宫内各司的簿书，登记文书出入，轮流署名并加印后，才发出执行；女史六人，负责执掌文书。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的品级都相同。司言，设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四人，负责传达宣示和奏报；每逢令节，外命妇入朝祝贺中宫，由司言传达旨意。司簿，设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负责宫人名籍及俸禄赏赐。司闱，设司闱六人、典闱六人、掌闱六人、女史四人，负责宫门宫闱的钥匙和门禁。尚仪局设尚仪二人，掌管礼仪、起居等事。所属四司：司籍，设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负责经籍、图书、笔札、几案等事。司乐，设司乐四人、典乐四人、掌乐四人、女史二人，负责掌管音乐事务。司宾，设司宾二人、典宾二人、掌宾二人、女史二人，负责掌管朝见、宴会和赏赐事务。司赞，设司赞二人、典赞二人、掌赞二人、女史二人，负责掌管朝见、宴会以及赞相之事。彤史，设彤史二人，秩正六品，负责掌管宴见和进御之事；凡是后妃、众妾到君主处侍寝，彤史都要谨慎记下月份和日期。尚服局，设尚服二人，负责掌管供应服饰及服饰纹彩等级的数目；下辖四司：司宝，设司宝二人、典宝二人、掌宝二人、女史四人，负责掌管宝玺、符契。司衣，设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负责掌管衣服、首饰事务。司饰，设司饰二人、典饰二人、掌饰二人、女史二人，负责掌管巾帨、梳篦以及膏脂沐浴事务。司仗，设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凡遇朝贺，便率领女官擎持、执掌仪仗。尚食局，设尚食二人，负责掌管膳食及肴馔品类、调配的数目；凡是进献饮食供君主食用，尚食都要先行尝试。下辖四司：司膳，设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负责掌管宰割、烹煮、煎熬和调味等事务。司酝，设司酝二人、典酝二人、掌酝二人、女史二人，负责酿酒，以及酒、醴、酏、饮料等事。司药，设司药二人、典药二人、掌药二人、女史四人，负责医方和药物。司饎，设司饎二人、典饎二人、掌饎二人，负责粮食、牲口、柴薪和炭火等事。尚寝局设尚寝二人，掌管天子的宴饮和寝居。所属四司：司设，设司设二人、典设二人、掌设二人、女史四人，负责床帷、褥席、洒扫和陈设等事。司舆，设司舆二人、典舆二人、掌舆二人、女史二人，负责车舆、伞盖和仪仗扇。司苑，设司苑二人、典苑二人、掌苑二人、女史四人，负责园囿以及花果的种植。司灯，设司灯二人、典灯二人、掌灯二人、女史二人，负责灯烛事务。尚功局设尚功二人，掌管督察女工的进度和考核。所属四司：司制，设司制二人、典制二人、掌制二人、女史四人，负责衣裳的裁制和缝纫。司珍，设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六人，负责金玉珍宝财货。司彩，设司彩二人、典彩二人、掌彩二人、女史六人，负责绘画、绵、丝、絮等事。

译司计，设司计二人、典计二人、掌计二人、女史四人，负责计算和支配衣服、饮食、柴炭等物资。宫正司设宫正一人，正五品；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二人，正七品，负责纠察宫闱、执行禁令和谴责处罚。遇有重大事情就奏报皇帝。女史四人，负责记录功过。吴元年，设置内职六尚局。洪武五年，确定为六局一司。六局为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为宫正。尚宫二人，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各一人，宫正二人，均为正六品。六局分管二十四司，每司有二人或四人。司记、司言、司簿、司乐、司宝、司衣、司饰、司酝、司药、司供、司舆、司苑、司珍、司彩、司计各二人；司闱、司籍、司宾、司赞、司仗、司馔、司设、司灯、司制各四人。女史十八人，其中尚功局六人，其余五局及宫正局各二人。洪武十七年，重新确定品级：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宫正各一人，均改为正五品；二十四司为正六品；增设二十四掌，为正七品。宫正司增设司正，正六品。洪武二十二年，授予宫官敕书。服役劳苦较多的，有的五年、六年后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并允许婚嫁；年老的准许回家，愿意留下的也听其自便。现任官职者，家属按规定给予俸禄。洪武二十七年，又重新确定品级和职掌，增设二十四典，正七品；将二十四掌改为正八品。尚仪局增设彤史，正六品；宫正司增设典正，正七品。自六尚以下，人员数目都如前面所列。宫官共一百八十七人，女史九十六人。六局各铸造印章发给。永乐以后，职权全部转移给宦官，原有宫官保存下来的，只有尚宝局所属四司而已。

译志第五十一　职官四。南京官制包括：宗人府，吏部，户部，附设总督粮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附设提督操江，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五城兵马司，应天府，附设上元、江宁二县。以上是南京官。另有王府长史司、布政司、按察司各道、行太仆寺、苑马寺、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司、茶马司、府州县儒学、巡检司、驿、税课司、仓库、织染局、河泊所，附设闸坝官、批验所、递运所、铁冶所、医学、阴阳学、僧纲司、道纪司。南京宗人府设经历司，经历一人。南京各官的品级，都同北京相同。吏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六部侍郎到弘治以后才专门设置右侍郎，万历三年全部裁撤，万历十一年恢复设置，天启年间每部增设侍郎一人，崇祯年间裁撤。所属有司务厅，设司务一人；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各设郎中一人、主事一人。验封、稽勋二司的主事后来都裁撤。南京各官每六年考察一次，由考功司掌管，不由北京吏部负责。户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司务一人、照磨一人。十三司设郎中十三人、员外郎九人，其中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云南九司各一人。嘉靖三十七年，裁撤山西、陕西三司员外郎各一人；隆庆年间又裁撤广西、云南二司员外郎各一人。主事十七人，其中山西、广东、广西、云南四司各二人；隆庆三年裁撤广东司主事一人。所属有宝钞提举司，设提举一人；广积库、承运库、赃罚库、甲乙丙丁戊五字库、宝钞广惠库、军储仓，各设大使一人；长安门仓、东安门仓、西安门仓、北安门仓，各设副使一人；龙江盐仓检校批验所设大使一人。隆庆三年，裁撤宝钞司提举和军储仓大使。总督粮储一人。嘉靖以前，特设都御史担任；嘉靖二十六年裁撤，改由户部右侍郎加都御史衔负责。礼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司务一人。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司，各设郎中一人；仪制、祠祭二司，各设主事一人。所属有铸印局，设副使一人；教坊司设右韶舞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兵部设尚书参赞机务一人、右侍郎一人、司务一人。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设郎中四人、员外郎二人，其中武选司、武库司不设员外郎；主事五人，车驾司主事二人。所属有典牧所，设提领一人；会同馆、大胜关各设大使一人，正八品。参赞机务这一职务，自宣德八年黄福开始担任。成化二十三年，才开始奉敕谕专门由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与内外守备官一起操练军马，抚恤百姓，禁止和制止盗贼，振兴各项事务，所以其职权比五部特别重要。刑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司务一人、照磨一人。十三司设郎中十三人、员外郎五人，只在浙江、江西、河南、陕西、广东五司设置；主事十四人，其中广东司二人。分别掌管南京各司，以及公、侯、伯、五府、京卫所的刑名案件。司狱二人。工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司务一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司，设郎中四人、员外郎二人，其中营缮司一人、都水司一人；嘉靖三十七年裁撤都水司员外郎。主事八人，营缮司三人、屯田司一人，其余各司二人。所属有营缮所，设所正、所副、所丞各一人；龙江、清江二提举司，各设提举一人，副提举后来裁撤。文思院、宝源局、军器局、织染所、龙江抽分竹木局、瓦屑坝抽分竹木局，各设大使一人。嘉靖三十七年裁撤文思院大使。都察院设右都御史一人、右副都御史一人、右佥都御史一人、司务一人、经历一人、都事一人、照磨一人、司狱二人。嘉靖三十七年裁撤司狱一人；隆庆四年裁撤都事。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九道，各设御史二人；福建、湖广、广东、广西四道，各设御史三人。嘉靖以后没有全部设置，常常由一人兼任数道。凡刷卷、巡仓、巡江、巡城、屯田、印马、巡视粮储、监收粮斛、点验闸军、管理京营、考验军器等差事，都按次序派遣御史办理。清查军籍时，与兵部、兵科共同办理；核查后湖黄册时，与户部、户科共同办理。提督操江一人，由副佥都御史担任，负责上江、下江的江防事务。通政使司设通政使一人、右通政一人、右参议一人，负责收受呈状，交给刑部审理；经历一人。大理寺设卿一人、右寺丞一人、司务一人、左寺正、右寺正各一人、左评事、右评事各三人。隆庆三年，左、右评事各裁撤一人。詹事府设主簿一人。翰林院设学士一人，不常设，由翰林院、詹事府等机构的官员兼任其职；孔目一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一人、典簿一人、博士三人、助教六人、学正五人、学录二人、典籍一人、学馔一人。嘉靖三十七年，裁撤助教二人及掌馔；隆庆四年，裁撤博士一人、学正一人。太常寺设卿一人、少卿一人、典簿一人、博士一人、协律郎二人、赞礼郎七人。嘉靖年间裁撤赞礼郎一人。司乐二人。各祠祭署合计设奉祀八人、祀丞七人：天坛、地坛各设奉祀一人、祀丞一人；山川坛、耤田各设奉祀一人；祖陵设奉祀、祀丞各一人；皇陵设奉祀、祀丞各二人；孝陵、扬王坟、徐王坟各设奉祀一人、祀丞一人。嘉靖以后，裁撤天地坛、祖陵、扬王坟三祠祭署的祀丞。

译光禄寺设卿一人、少卿一人，隆庆四年裁撤少卿；典簿一人。大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各设署正一人、署丞一人。嘉靖年间裁撤良酝、掌醢二署的署丞；万历年间裁撤珍羞署丞。太仆寺设卿一人、少卿二人、寺丞二人。隆庆年间裁撤少卿一人、寺丞一人；主簿一人。鸿胪寺设卿一人、主簿一人。司仪、司宾二署各设署丞一人，鸣赞四人，序班九人。尚宝司设卿一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给事中六人；另户科设给事中一人，负责管理后湖黄册。行人司设左司副一人。钦天监设监正一人、监副一人、主簿一人；五官正一人、五官灵台郎二人、五官监候一人、五官司历一人。太医院设院判一人、吏目一人。惠民药局、生药库各设大使一人。五城兵马司各设指挥一人、副指挥三人、吏目一人。万历年间，每城裁撤副指挥二人。应天府设府尹一人、府丞一人、治中一人、通判二人、推官一人，经历、知事、照磨、检校各一人；儒学设教授一人、训导六人。所辖上元、江宁二县，各设知县一人、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典史一人。司狱司设司狱一人。织染局设大使一人、左副使和右副使各一人。都税司、宣课司共四处，为龙江、江东、聚宝门、太平门；税课局共二处，为龙江、龙潭。各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或二人。龙江递运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批验所设大使一人；河泊所设官一人。龙江关、石灰山关各设大使一人、副使四人。洪武三年，将应天府知府改为府尹，品秩正三品，赐银印。洪武十三年，开始设立儒学。南京官制方面，自永乐四年成祖前往北京后，设置行部尚书，并准备行在九卿的印信随行。当时皇太子监国，大小政务都交给他办理。只有封爵、大辟以及任命三品以上文武官职的事情，才由六科都给事中奏报；因此国家政务的根本仍在南京。永乐十八年，官属全部迁往北京，南京六部只保留礼、刑、工三部，各设侍郎一人；留在南京的官员，职衔上加“南京”二字。仁宗时补设官属，去掉“南京”二字。正统六年，确定制度又恢复为永乐年间的样式。王府长史司设左长史、右长史各一人，正五品。所属设典簿一人，正九品。所辖审理所设审理正一人，正六品；副一人，正七品。典膳所设典膳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奉祠所设奉祠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典乐一人，正九品。典宝所设典宝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纪善所设纪善二人，正八品。良医所设良医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典仪所设典仪正一人，正九品；副一人，从九品。工正所设工正一人，正八品；副一人，从八品。以上各所的副官，嘉靖四十四年一并裁撤。伴读四人，从九品，后来只设一人。教授人数没有定额，从九品；引礼舍二人，后来裁撤。仓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库设大使、副使各一人，仓、库副使后来都裁撤。郡王府设教授一人，从九品；典膳一人，正八品。镇国将军设教授一人，从九品。长史掌管王府的政务和诉讼，辅佐、劝谏并纠正藩王的过失，率领府中属官各自办理职务，总管各种事务。凡请赐名字、请封爵、请婚配、请恩泽，以及陈述谢恩、进献表文、启文、书信、奏疏等，都由长史替藩王奏报皇帝。若藩王有过错，就责问长史。曾经犯过罪的人，不得选任这一职务。审理掌管推问审理刑狱，禁止并查究横暴行为，不使其干犯国家法纪。典膳掌管祭祀、宾客以及藩王、王妃的膳食。奉祠掌管祭祀和乐舞。典宝掌管藩王的宝印、符牌。纪善掌管以礼法劝导藩王，讲明古代义理以及国家恩义和重大节操，用来引导藩王向善。良医掌管医疗。典仪掌管陈设仪式。工正掌管修造、修缮王府宫殿和官署房舍。伴读掌管随侍藩王的起居，并陈列讲解经史。教授掌管用道德义理教导藩王，校勘经籍。凡宗室子弟年满十岁以上，进入宗学，由教授和纪善担任老师。引礼掌管接待宾客，并赞礼、引导仪容。洪武三年，设置王相府，左相、右相各一人，正二品；左傅、右傅各一人，从二品。设置参军府，参军一人，正五品；录事二人，正七品；纪善一人，正七品。各官按照自己的品秩，列在朝官相应位置。又设置典签司、谘议官。不久，因为王府的武相都是勋臣，命令他们位居文相之上；王相府的官属仍与朝廷官员交替任用。这一年设置王府教授。洪武四年，重新确定官制：左相、右相为正二品；文傅、武傅为从二品；参军为从五品；录事为正七品；审理正为正六品，副为正七品；纪善为正七品。各署典祠正、典宝正、典仪正、典膳正、典服正、工正、医正均为正七品，副均为从七品；牧正为正八品，副为从八品；引礼舍人，品级另行省略记载。洪武九年，改参军为长史，撤销王傅府、典签司、谘议官；增设伴读四人，选用年长稳重、通晓经学、品行谨慎的人担任；设侍读四人，负责收掌文书典籍，人数不足时可以缺额。不久，改王相府所属奉祠、典宝、典膳、良医、工正各所的所正，以及纪善，均为正八品；副均为从八品。

译洪武十三年，同时裁撤王相府，将长史司升为正五品，设置左、右长史各一人、典簿一人，并规定王府孳牲所、仓库等官都为杂职。洪武二十八年，设置靖江王府谘议所，设谘议、记室、教授各一人。建文年间，增设亲王宾辅二人、伴读、伴讲、伴书各一人、长史三人；郡王宾友二人、教授一人、记室二人、直史一人、左直史和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礼、典馔、典药五署各设官一人；典仪二人、引礼舍人二人；仪仗司设吏目一人。宾辅、三伴、宾友、教授进见时，陪坐在旁，只称姓名而不称臣，礼数如同对待宾客和老师。成祖初年，恢复旧制，将靖江王府谘议所改为长史司。万历年间，周王府设置宗正一人，后来各王府也逐渐设置。郡王府增设教授一人。洪武七年，又规定公主府设置家令一人、正七品司丞一人、正八品录事一人；正九品官一人。洪武二十三年，将家令司改为中使司，由内使充任。承宣布政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秩从二品；左、右参政，秩从三品；左、右参议，秩从四品，员额没有固定数目。参政、参议因事增设，各省人数不等，详见各道。经历司设经历一人，秩从六品；都事一人，秩从七品。照磨所设照磨一人，秩从八品；检校一人，秩正九品。理问所设理问一人，秩从六品；副理问一人，秩从七品；提控案牍一人，秩从八品。司狱司设司狱一人，秩从九品；库大使一人，秩从九品；副使一人，秩从九品；仓大使一人，秩从九品；副使一人。杂造局、军器局、宝泉局、织染局，各设大使一人，秩从九品；副使一人。所辖衙门各省不同，详见杂职。布政使掌管一省政务。朝廷颁布的恩德和禁令，由他承接政令、宣扬传播，传达到所属各司。下属官员任期届满时，考察他们是否称职，分别评定考绩高下，报送抚、按，以转达吏部和都察院。每三年率领府、州、县正官到京师朝觐，接受考察。每十年会同编造户籍和田地册籍，登记人口数和田地数。贡士选拔时，汇集全省士人并负责提调。宗室、官吏、师生、军士的俸禄和廪粮，按时分发。祭祀典礼所涉及的神祇，按时谨慎祭祀。百姓中的鳏寡孤独者，予以养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以及贞节刚烈者，予以表彰。遇到水旱、疾病、瘟疫等灾害，就向朝廷请求蠲免赋税并赈济。各种贡赋和徭役，要根据府、州、县土地和人口的丰瘠多寡，均衡规定数额。凡有重大改革以及各项政务，会同都、按二司商议，筹划确定后，向抚、按或总督请示。国家庆典或国丧，派属官到京师朝贺、吊祭。天子即位时，由左布政使亲自到京。参政、参议分别镇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务，同时分司协同管理京畿。两京不设置布政司、按察司，也不设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因而由邻近省份的布政司、按察司分司兼管，详见各道。经历、都事掌管收发公文；详细的巡按、巡盐御史文书，由经历司使用印章。照磨、检校掌管审核卷宗。理问掌管刑名案件。起初，太祖攻下集庆，亲自统领江南行中书省。戊戌年，在婺州设置中书分省。后来每攻取并平定一地，就设置行省，其官员从平章政事以下，大体与中书省相同。设置行省平章政事，秩从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参知政事，秩从二品；左、右司郎中，秩从五品；员外郎，秩从六品；都事、检校，秩从七品；照磨、管勾，秩从八品；理问所设正理问，秩正四品；副理问，秩正五品；知事，秩从八品。不久将知事改为提控案牍。洪武九年，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各行省全部改为承宣布政使司，裁撤行省平章政事、左丞、右丞等官，将参知政事改为布政使，秩正二品；左、右参政，秩从二品；将左、右司改为经历司。洪武十三年，改布政使为正三品，参政为从三品。洪武十四年，增设左、右参议，秩正四品。不久又增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洪武十五年，设置云南布政司。洪武二十二年，规定布政使的品秩为从二品。建文年间，升为正二品，并裁减一人。成祖恢复旧制。永乐元年，将北平布政司改为北京。永乐五年，设置交阯布政司。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布政司。贵州只设置布政使一人，其余官员与各布政司相同。宣德三年，裁撤交阯布政司；除两京外，确定全国为十三个布政司。布政司最初设立时，与六部同等重要。布政使入朝后可任尚书、侍郎，副都御史出任布政使。宣德、正统年间仍是如此，此后便没有了。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一人，秩正三品；副使，秩正四品；佥事员额不固定，秩正五品。详见各道。经历司设经历一人，秩正七品；知事一人，秩正八品。照磨所设照磨一人，秩正九品；检校一人，秩从九品。司狱司设司狱一人，秩从九品。按察使掌管一省的刑名案件和考察弹劾事务。他纠察官员的奸邪，遏制奸恶暴行，审理平反狱讼，昭雪冤屈，以此振兴和彰显风纪，澄清吏治。重大案件由都、布二司共同会议，报告抚、按，听候部、院裁决。凡朝觐、庆贺、吊祭等礼仪，都与布政司相同。副使、佥事分道巡察，分别设置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等专职，并分派官员巡察防备京畿。

译明朝初年，设置提刑按察司。吴元年，设置各道按察司，设按察使，秩正三品；副使，秩正四品；佥事，秩正五品。洪武十三年，改按察使品秩为正四品，不久裁撤。洪武十四年恢复设置，并设置各道按察分司。洪武十五年，又设置天下府、州、县按察分司，任命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佥事，每人负责巡按两个县。凡官吏贤能与否、军民的利弊疾苦，都可以考察、询问并纠举。洪武十六年，全部裁撤试佥事，将按察使改为从三品；副使二人，秩从四品；佥事，秩从五品，人数按照分道数量确定。洪武二十二年，又规定按察使为正三品。洪武二十九年，将按察分司改设为四十一道。直隶六道：淮西道、淮东道、苏松道、建安徽宁道、常镇道、京畿道。浙江二道：浙东道、浙西道。四川三道：川东道、川西道、黔南道。山东三道：济南道、海右道、辽海东宁道。河南二道：河南道、河北道。北平二道：燕南道、燕北道。陕西五道：关内道、关南道、河西道、陇右道、西宁道。山西三道：冀宁道、冀北道、河东道。江西三道：岭北道、两江道、湖东道。广东三道：岭南道、海南道、海北道。广西三道：桂林苍梧道、左江道、右江道。福建二道：建宁道、福宁道。湖广四道：武昌道、荆南道、湖南道、湖北道。洪武三十年，开始设置云南按察司。在此以前，曾命布政司兼管其事。建文年间，改为十三道肃政按察司。成祖初年恢复旧制。永乐五年，设置交阯按察司，又增设各按察司佥事。因为督察军卫屯粮，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广、河南、云南、四川各增一人，陕西、福建、山东、山西各增二人，这是增设监司的开始。永乐十二年，设置贵州按察司。宣德五年裁撤交阯按察司。除两京不设外，共有十三个按察司。正统三年，增设理仓副使、佥事；又在甘肃设置佥事与布政司参议各一人，监督收取仓粮。正统八年，增设佥事，专门管理屯田。景泰二年，增设巡河佥事。此后，各省因事增设，或设置或裁撤，无法一一记载。如今布政、按察二司所分各道，详列如下。布政司的参政、参议分司管理各道。督粮道，十三个布政司各设一员，都驻在省城。督册道，江西、陕西等省间或设置。分守道：浙江有杭嘉湖道、宁绍台道、金衢严道、温处道，均驻省；江西有南瑞道，驻省；湖广有湖东道，驻广信，湖西道，驻临江，饶南九江道，驻九江，赣南道，驻南安；山东有济南道、东兖道、海右道，均驻省；山西有冀宁道，驻省，河东道，驻蒲州，冀北道，驻大同，冀南道，驻汾州；陕西有关内道，驻省，关西道，驻凤翔，西宁道，驻凉州，关南道，驻兴安，河西道，驻庆阳，陇右道，驻巩昌；河南有大梁道，驻省，河南道，驻河南，汝南道，驻南阳，河北道，驻怀庆；湖广有武昌道，驻武昌，下荆南道，驻郧阳，上荆南道兼兵备，驻澧州，荆西道兼兵备，驻安陆，上湖南道、下湖南道、上江防道，或驻荆州、岳州，下江防道；福建有兴泉道，驻泉州，福宁道，驻兴化，漳南道，驻漳州，建南道，驻延平，汀漳道，驻上杭县。广东有岭东道，驻潮州；岭西道，驻高州；罗定道兼兵备，驻罗定州；岭北道、岭南道，驻南雄。四川有川西道、川北道，驻保宁；上、下川东道，驻涪州；上川南道，驻雅州、嘉定二署；下川南道，驻叙州、泸州。广西有桂平道，驻省；苍梧道，驻梧州；左江道，驻浔州；右江道，驻柳州。贵州有安平道、贵宁道，驻省；新镇道，驻平越；思仁道，驻思南。云南有临安道、腾冲道、澜沧道。以上各道，有的由参政任职，有的由参议任职。按察司的副使、佥事分司管理各道。提督学道、清军道、驿传道，十三个布政司都各设一员；只有湖广提学道设二员。浙江、山西、陕西、福建、广西、贵州的清军道兼管驿传；江西由右布政使兼管清军。分巡道：浙江有杭严道、宁绍道、嘉湖道、金衢道。江西有饶南九江道，驻饶州；湖西道，驻吉安；南昌道、湖东道、岭北道。山东有兖州道，驻沂州；济宁道；青州海防道；济南道，移驻德州；海右道，驻省；海 道，驻莱州；登莱道、辽海道。山西有冀宁道、冀南道，驻潞安；雁门道。陕西有关内道，驻邠州；关西道，驻平凉；陇右道，驻秦州；河西道，驻鄜州；西宁道。河南有大梁道、汝南道，驻信阳州；河南道，驻汝州；河北道，驻磁州。湖广有武昌道、荆西道，驻沔阳；上荆南道、下荆南道、湖北道、上湖南道、下湖南道、沅靖道。福建有巡海道兼理粮储、福宁道、兴泉道，驻泉州；建南道，驻建宁；武平道、漳南道，驻上杭县；建宁道、海道，驻漳州；汀漳道。广东有岭东道，驻惠州；岭西道，驻肇庆；岭南道，驻省；海北道，驻雷州；海南道，驻琼州。四川有上东道，驻重庆；下东道，驻达州；川西道、川北道，驻保宁；下川南道、上川南道。广西有府江兵巡道，驻平乐；桂林兵巡道，驻省；苍梧兵巡道，驻梧州，后移驻郁林州；左江兵巡道，驻南宁；右江兵巡道，驻宾州。以上五道都兼管兵备。贵州有贵宁道、思石道，驻铜仁；都清道兼兵备，驻都匀。云南有安普道、临沅道、洱海道、金沧道。

译整饬兵备道：浙江有宁绍道、嘉兴道、温处道、台海道。江西有南瑞道、广建道，驻建昌。山东有临清道、武德道，驻武定州；曹濮道，驻曹州；沂州道、辽东道。山西有雁北道，驻代州；大同道设二员，一人驻大同，一人驻朔州；阳和道、潞安道、岢岚道。陕西有肃州道、固原道、临洮道，驻兰州；洮岷道，驻岷州；靖远道；榆林中路道、榆林东路道，驻神木县；宁夏河西道，驻宁夏；宁夏河东兵粮道，驻花马池；庄浪道、汉羌道、潼关道。湖广有辰沅道。河南有睢东道。福建有兵备道、巡海道。广东有南韶道、南雄道。四川有松潘道、威茂道、建昌道、重夔道、安绵道、叙泸道。广西分巡道兼兵备，五道的情况见分巡。贵州有威清道，驻安顺；毕节道。云南有曲靖道。此外还有协堂道，设副使，河南、浙江间或设置；水利道；浙江有屯田道；江西、河南、四川三省设置屯田兼驿传道；管河道；河南有盐法道；抚治道；陕西有抚治商洛道；湖广又有抚民道、抚苗道。监军道因事设置，并不常设。招练道，山东间或设置。北直隶各道中，寄衔于山东的有密云道、大名道、天津道、霸州道；寄衔于山西的有易州道、口北道、昌平道、井陉道、蓟州道、永平道等。南直隶各道中，寄衔于山东的有太仓道、颍州道、徐州道；寄衔于浙江、江西、湖广的有苏松道、漕储道、常镇道、庐凤道、徽宁池太道、淮扬道。按照明朝初年的制度，担心守令贪婪卑鄙、违法乱纪，所以在直隶的府、州、县设置巡按御史，在各布政司所属地区设置试佥事。后来裁撤试佥事，改设按察分司四十一道，这就是分巡制度的开始。分守制度起于永乐年间，当时常命方面官巡察百姓疾苦。后来便确定由右参政、右参议分守所属各府、州、县。兵道的设置，仿效洪熙年间的做法。当时文官不熟悉军务，派参政副使沈固、刘绍等到各总兵驻地整理文书、商议机密，但从未亲自统领军务。到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担心武职官员不能整饬军务，提议增设一名副佥事并下敕令督办。从此兵备官员遍布天下。两京不设置布政司、按察司，所以由御史负责督学。后来设置守道、巡道等官员而不隶属于某一省，便将官衔寄挂在邻近省份的布政司、按察司官员名下。行太仆寺：卿一人，秩从三品；少卿一人，秩正四品；寺丞员额不固定，秩正六品；属官有主簿一人，秩从七品。行太仆寺掌管各边卫所营堡的马政，听命于兵部。凡骑操马匹的印烙、分发、课养管理、繁殖牧养，都按时督察。每年春秋，检查马匹的增减、年龄和毛色；每三年核查比较一次，布政司、按察司不得参与。如有马匹瘦弱损耗，就听凭兵部参奏处罚。苑马寺也这样办理。洪武三十年，在山西、北平、陕西、甘肃、辽东设置行太仆寺。山西、北平、陕西三寺各设少卿一人、丞三人；甘肃、辽东二寺各设少卿、丞一人，选用退职的指挥、千户、百户担任。永乐四年，准许寺官按察所辖卫所的镇抚以及首领官吏。永乐十八年，将北京行太仆寺改为太仆寺。宣德七年，将犯杂罪而判死罪、应发充军的人发往陕西行太仆寺养马。弘治十年，选拔一向有才干声望的人补任本寺官员，按照太仆寺官员的标准升迁。嘉靖三年，采纳御史陈讲的请求，增设陕西、甘肃二寺少卿各一人，分别管理延绥、宁夏。嘉靖二十九年，命令寺官遇到皇帝诞辰时，按年轮流携带表文进呈。苑马寺：卿一人，秩从三品；少卿一人，秩正四品；寺丞员额不固定，秩正六品。属官有主簿一人，秩从七品；各牧监设监正一人，秩正九品；监副一人，秩从九品；录事一人。各苑设圉长一人，秩从九品。苑马寺掌管六监二十四苑的马政，听命于兵部。各苑按照面积大小分为三等：上苑牧养马一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牧马地称为草场、荒地、熟地，都严格颁布禁令并立界标封禁。牧人有恩军、队军、改编之军、充发之军、召募之军、抽选之军，全部登记在册并供给粮食。马驹每年登记各监、苑的数量，报送兵部，以便考核。监正、监副掌管监、苑的牧养事务，圉长率领各长官，使马匹繁育增多。永乐四年，设置苑马寺共四处：北直隶、辽东、平凉、甘肃。永乐五年，增设北直隶苑马寺六监二十四苑。顺义、长春、咸和、驯良四苑隶属清河监；水州、隆萃、大牧、遂宁隶属金台监；汧池、鹿鸣、龙河、长兴隶属涿鹿监；辽阳、龙山、万安、蕃昌隶属卢龙监；清流、广蕃、龙泉、松林隶属香山监；河阳、崇义、兴宁、永成隶属通州监。永乐六年，增设甘肃、平凉二寺监，每寺各有六监二十四苑。永乐十八年，裁撤北京苑马寺，并入太仆寺。正统四年，裁撤甘肃苑马寺，将牧养恩军改置于黑水口，隶属长乐监。弘治二年，裁撤平凉苑马寺丞一员。弘治十七年，都御史杨一清上奏，请将行太仆、苑马二寺的空缺，选拔有才干声望的参政、副使补任并升为卿，以振兴马政；由参议、佥事补任并升为少卿。弘治十八年，又请求增设寺官。嘉靖三十二年，命辽东苑马寺卿张思兼管金州、复州、盖州三卫的军民事务。嘉靖四十二年，又命其兼理兵备事务。都转运盐使司：都转运使一人，秩从三品；同知一人，秩从四品；副使一人，秩从五品；判官员额不固定，秩从六品。属官有经历司，设经历一人，秩从七品；知事一人，秩从八品；库大使、副使各一人。所辖各盐场盐课司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各盐仓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各批验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均为未入流。

译都转运使掌管盐监事务。同知、副使、判官分司办理。都转运盐使司共有六处：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山东、福建。分司共有十四处：泰州、淮安、通州隶属两淮；嘉兴、松江、宁绍、温台隶属两浙；沧州、青州隶属长芦；胶莱、滨乐隶属山东；解盐东场、西场、中场隶属河东。分别派副使或副判官驻守，督察各盐场、盐仓的盐课司，总受都转运使统辖，共同奉行巡盐御史或盐法道臣的政令。福建、山东没有巡盐御史，其余情况详见《食货志·盐法》。盐课提举司：提举一人，秩从五品；同提举一人，秩从六品；副提举员额不固定，秩从七品。属官有吏目一人，秩从九品；库大使、副使各一人。所辖各盐仓、各盐场、各盐井盐课司，均设大使、副使各一人。提举司共有七处：四川，广东海北，廉州黑盐井，楚雄白盐井，姚安安宁，五井，大理察罕脑儿。此外还有辽东煎盐提举司，提举秩正七品，同提举秩正八品，副提举秩正九品。其职责都与都转运盐使司相同。明朝初年，在两淮设置都转运司。吴元年，在杭州设置两浙都转运司，规定都转运使秩正三品；同知正四品；副使正五品；运判正六品；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纲官正九品。盐场设置司令，秩从七品；司丞，秩从八品；百夫长。洪武二年，设置长芦、河东两个都转运司，以及广东海北盐课提举司，不久又设置山东、福建两个都转运司。洪武三年，又在陕西察罕脑儿一带设置盐课提举司，后来逐渐增设各地盐课机构。建文年间，将广东提举司改为都转运司。永乐初年恢复旧制。永乐十四年，首次命御史巡察盐务。景泰三年，裁撤长芦、两淮巡盐御史，命抚、按官兼管。不久又派遣御史；没有御史的地方，则由按察司分管。洪武年间，又在四川设置茶盐都转运司，洪武五年设置，官制与都转运盐使司相同，洪武十年裁撤。纳溪、白渡两个盐马司，洪武五年设置，以常选官为司令，以内使为司丞；洪武十三年裁撤，不久恢复设置；洪武十五年改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后来一并裁撤。另有顺龙盐马司，也被裁撤。市舶提举司：提举一人，秩从五品；副提举二人，秩从六品。属官有吏目一人，秩从九品。掌管海外各番国朝贡和贸易事务，辨别番使表文、勘合的真伪，禁止私自与外国往来，征收私货税，平衡贸易，并严格控制人员出入，谨慎供应馆舍饮食。吴元年，设置市舶提举司。洪武三年，裁撤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裁撤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个市舶司。永乐元年恢复设置，官制按照洪武初年的制度，不久命内臣负责督理。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上奏说倭寇祸患起于市舶贸易，于是裁撤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只保留广东市舶司。茶马司：大使一人，秩正九品；副使一人，秩从九品。掌管以茶买马的事务。洪武年间，设置洮州、秦州、河州三个茶马司，设司令、司丞。洪武十五年改设大使、副使各一人，不久裁撤洮州茶马司，由河州茶马司兼管。洪武三十年，将秦州茶马司改为西宁茶马司。洪武年间，又设置四川永宁茶马司，后来裁撤；又恢复设置雅州碉门茶马司。在广西设置庆远裕民司，洪武七年设置，设大使一人，秩从八品；副使一人，秩正九品，用市场向八番溪洞购买马匹，后来也被裁撤。府：知府一人，秩正四品；同知，秩正五品；通判员额不固定，秩正六品；推官一人，秩正七品。属官有经历司，设经历一人，秩正八品；知事一人，秩正九品。照磨所设照磨一人，秩从九品；检校一人。司狱司设司狱一人。所辖机构另见有关条目。知府掌管一府政务，宣扬教化，审理狱讼，均平赋役，以教育养活百姓。每三年考察属官贤能与否，评定考绩高下，报送行省，再上报吏部。凡朝贺、吊祭，礼仪按照布政使司办理；直隶府可以直接上达。诏书、赦令、条例、法令以及勘合等文书到达时，谨慎接受，并下发所属执行。所属各地政务都受府的约束，衡量轻重后下令施行；重大事项要报告抚、按、布、按，议定许可后才能执行。凡贡士选拔、科举贡举、提调学校、整修明确祭祀典礼等事务，都由知府掌管。至于户籍账册、军队和工匠、驿递、牧马、盗贼、仓库、河渠、沟防、道路等事务，虽然各有专官，也都由知府总领并考核。同知、通判分别掌管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务，没有固定职掌，各府所掌不同。例如延安、延绥的同知还兼管抚民事务，其余不一一记载。员额没有固定数目。边地府的同知有增至六、七人的。推官掌理刑名案件，协助办理财政考核。各府推官始设于洪武三年。经历、照磨、检校负责收发上下文书，审核六房的案卷。明朝初年，将各路改设为府。洪武六年，把全国的府分为三等：粮赋收入二十万石以上的为上府，知府的品秩为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的为中府，知府为正四品；十万石以下的为下府，知府为从四品。不久，又一律改为正四品。洪武七年，裁减北方府、州、县的官员三百八人。洪武十三年，选拔国子监学生二十四人担任府、州、县官。六月，裁撤各府的照磨官。洪武二十七年恢复设置。自宣德三年放弃交阯布政司后，计算全国的府，共有一百五十九个。州：知州一人，秩从五品；同知，秩从六品；判官员额不固定，秩从七品。里甲不足三十、且没有所属县的州，裁撤同知、判官；有所属县的州，裁撤同知。属官有吏目一人，秩从九品。所辖机构另见有关条目。知州掌管一州政务。州有两种：一种是有所属县的属州，一种是直属上级的直隶州。属州相当于县，直隶州相当于府，但品秩相同。同知、判官都根据本州事务的繁简，履行相应职责。全国共有二百三十四个州。县：知县一人，秩正七品；县丞一人，秩正八品；主簿一人，秩正九品。属官有典史一人。所辖机构另见有关条目。

译知县掌管一县政务。各种赋役每年核计实际征收情况，每十年编造黄册，按照丁口和财产确定差等。赋税有金钱、粮食、布帛以及各种货物；徭役有力役、雇役、临时征发的借债等役，都要根据天时的顺逆、土地收成的丰歉、人口劳力的贫富，调剂均平、节制征发。年成歉收，就向府或省请求蠲免、减征。凡养老、祭祀神祇、选贡士、宣讲法律、表彰善良、救济贫困、稽查保甲、严密缉捕、审理狱讼，都要亲自履行职责，勤勉谨慎。山林、海滨、湖泽等地的物产，足以供给国家使用的，就按照登记册籍征收进贡。县丞、主簿分掌粮务、马政和巡捕事务。典史掌管文书的收发。没有县丞或没有主簿时，就分别兼领县丞、主簿的职务。县丞、主簿的增设、裁撤并不一致。编户不足二十里的县，一并裁撤。吴元年，规定县分为三等：征收粮食十万石以下的为上县，知县秩从六品；六万石以下的为中县，知县正七品；三万石以下的为下县，知县从七品。后来一律改为正七品。凡新授任的郡、县官，都发给道里费。洪武元年，征召天下贤能之士任府、州、县官，颁敕厚加赏赐，以激励他们知廉耻，又两次颁敕告诫。洪武三十七年，制定府、州、县条例八项，颁行天下，永远遵守。当时，天下府、州、县官中廉洁能干、正直无私的，朝廷一定派行人携敕前往慰劳，并为其增秩赐金。仁宗、宣宗时期仍然如此，英宗、宪宗以后就日益少见了。此后越发重视中央而轻视地方，这种风气便断绝了。统计天下县共有一千一百七十一个。儒学：府学设教授一人，秩从九品；训导四人。州学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学设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管教导所属生员，训导从旁辅助。廪膳生、增广生的名额，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附学生没有固定人数。儒学官每月考核士子的学业并予以奖励。凡学校政务都遵守卧碑规定，听从提学宪臣的提调；府学听命于府，州学听命于州，县学听命于县。学校考核的优劣，以乡试中举人数的有无和多少为标准。明朝初年，设置儒学提举司。洪武二年，下诏天下府、州、县都设立学校。洪武十三年，将各州学正改为未入流官。此前学正为从九品；洪武二十四年，规定儒学训导的地位高于杂职。洪武三十一年，下诏天下学官改授邻近郡、州、县。正统元年，开始设置提督学校官。另有都司儒学，洪武十七年设置，始于辽东；行都司儒学，洪武二十三年设置，始于北平；卫儒学，洪武十七年设置于岷州卫，洪武二十三年开始设置于大宁等卫，用来教育武臣子弟。以上各学都设教授一人、训导二人。河东又设置都转运司儒学，制度与府学相同。后来宣慰、安抚等土官辖地，也都设置儒学。巡检司：巡检、副巡检都为从九品，主管缉捕盗贼，盘查诘问奸诈虚伪之人。凡外地各府、州、县在关津要害处都设置巡检司，使其率领徭役和弓兵，防备意外。起初，洪武二年，因为广西地界连接瑶族、僮族，开始在关隘冲要处设置巡检司，以警戒奸盗，后来便逐渐增设于各地。洪武十三年二月，特意赐给敕书训谕，不久改为杂职。驿：驿丞掌管邮驿传递和迎送事务。凡舟船、车辆、脚夫、马匹、廪粮、干粮、厨房饮食、被帐等，都按照使客的品秩和仆夫的多少，谨慎供应。所需费用由府或州、县支给，并登记收支。巡检、驿丞在各府、州、县设置与否以及人数多少，各地并不相同。税课司：府称司，县称局。设大使一人，秩从九品，掌管征税事务。商人、僧人、屠户以及各种市场交易，都有固定税额，按时征收并将税款交给府或县。民间买卖田地、房屋，必须拿着契约请求盖印，取得收户凭证后，按交易价值的百分之三征税。明朝初年，将京城的官店改为宣课司，府、州、县的官店改为通课司，后来又将通课司改为税课司、税课局。仓：设大使一人，府仓大使秩从九品；州、县仓大使为未入流；副使一人、库大使一人。州、县设置仓。织染杂造局：设大使一人，秩从九品；州织染局为未入流，设副使一人。河泊所官掌管征收渔税；闸官、坝官掌管闸门和水坝的启闭，以及蓄水、泄水。洪武十五年，规定天下河泊所共二百五十二处。每年征粮五千石以上至一万石的，设官三人；一千石以上的，设官二人；三百石以上的，设官一人。批验所：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管查验茶引、盐引。递运所：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管粮食物资的转运递送。洪武九年开始设置。在此以前，外地多用卫所戍守军士传送军粮和囚犯，太祖认为这妨碍操练守御，于是命兵部在各地增设递运所，以便递送。设大使、副使各一人，根据脚夫人数多少设置百夫长统领。后来裁减副使，废除百夫长。铁冶所：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洪武七年开始设置。全国共十三所，每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起初大使为正八品，副使为正九品，后来都改为未入流。医学：府设正科一人，秩从九品；州设典科一人；县设训科一人。洪武十七年设置，官员没有俸禄。阴阳学：府设正术一人，秩从九品；州设典术一人；县设训术一人。也是洪武十七年设置，官员没有俸禄。府设僧纲司，都纲一人，秩从九品；副都纲一人。州设僧正司，僧正一人；县设僧会司，僧会一人。府设道纪司，都纪一人，秩从九品；副都纪一人。州设道正司，道正一人；县设道会司，道会一人。以上机构都在洪武十五年设置，官员没有俸禄。

译《职官志》第五十二，职官五。公、侯、伯、驸马都尉（附仪宾）；五军都督府；京营；京卫；锦衣卫（附旗手等卫）；南京守备；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卫；王府护卫（附仪卫司）；总兵官；留守司；都司（附行都司）；各卫；各所；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附蛮夷长官司）；军民府（附土州、土县）。公、侯、伯共三等，用来封赏功臣和外戚，都有流爵和世袭爵位。功臣赐给铁券，封号分为四等：辅佐太祖平定天下的，称“开国辅运推诚”；跟随成祖起兵的，称“奉天靖难推诚”；其余的称“奉天翊运推诚”或“奉天翊卫推诚”。武臣称“宣力武臣”，文臣称“守正文臣”。岁禄按照功劳分等。已经受封而又立功的，仍保有原爵或晋升爵位，并增加俸禄。有才干而贤能的人，充任京营总督、五军都督府佥书、南京守备，或出任镇守总兵官；否则就只是领取俸禄、入朝应召而已。年幼而承袭爵位的人，都进入国子监读书。嘉靖八年，规定外戚封爵不准世袭；其中已经世袭一代或二代的，属于特别恩典。驸马都尉的地位在伯爵之上。凡迎娶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的，都称为驸马都尉；迎娶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的，都称为仪宾。每年的俸禄各有等级，都不得参与政事。明初，驸马都尉中有掌兵出镇以及主管府、部事务的。建文年间，梅殷任镇守淮安总兵官，李坚任左副将军。成祖时，李让主管北京行部事务。仁宗时的沐昕、宣宗时的宋琥，都担任南京守备。英宗时，赵辉主管南京左军都督府事务。其余人只负责奉祀孝陵、代理举行庙祭、署理宗人府事务，往往奉命临时充任一次。像恩亲侯李贞、永春侯王宁、京山侯崔元这样因恩泽封侯的，并不合制度。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个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官阶正一品；都督同知，官阶从一品；都督佥事，官阶正二品。这些官职属于因恩宠或军功而授、作为俸禄寄禄的职位，员额没有定数。其属官有经历司，设经历一人，官阶从五品；都事一人，官阶从七品。都督府掌管军队事务，各自统辖所属都司、卫所，具体情况见《兵志·卫所》，并由此通达兵部。凡武职人员，包括世袭官、流官，以及土官的袭替、优养、优给等事，都由所属机构上报都督府，再转送兵部，请求选授；选定后，再移文都督府，由都督府下达给都司、卫所。首领官听凭吏部选授，发给任职凭由也照此办理。凡武官的诰敕、俸粮，水军、陆军、步兵、骑兵的操练，官舍和旗役的考核，军情和消息，军籍的勾补，边疆及腹地的地图、文册，屯田、军械、舟车、柴薪芦苇等事务，都移交有关机构，由都督府综合办理。凡各省、各镇的镇守总兵官、副总兵，都由三等都督以及公、侯、伯充任。遇有大规模征讨，就悬挂相应的将军、大将军、前将军或副将军印信，统兵出征；事情办完后，便交还印信。各府掌印、佥书，大多由公、侯、伯担任。偶尔有隶属老将、实际为都督的人，连十分之一也不到。起初，太祖攻下集庆后，设置行枢密院，亲自统领。又设置各翼统军元帅府。不久废除枢密院，改设大都督府，任命硃文正为大都督，节制内外一切军事，设置司马、参军、经历、都事等官。又增设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副使、都督佥事、照磨各一人，并设置断事官。规定大都督为从一品，左、右都督为正二品，都督同知为从二品，副都督为正三品，佥都督为从三品，经历为从五品，都事为从七品；统军元帅府元帅为正三品，同知元帅为从三品，副使为正四品，经历为正七品，知事为从八品，照磨为正九品；又把都镇抚司隶属于大都督府。在此以前，都镇抚司隶属中书省，官秩为从四品。不久废除统军元帅府。吴元年重新制定官制，废除大都督一职，不再设置，以左、右都督为长官；都督同知为正一品，副都督为从一品，佥都督为正二品，均提升官阶。其属官设置参议，正四品；经历，正五品；断事官，从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从七品。洪武九年，废除副都督，改参议为掌判官。洪武十二年，将都督佥事提升为正二品，掌判官为正三品。十三年，开始改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京城各卫所；只有锦衣卫等亲军以及上直卫不隶属于五府。至于京外各都司、卫所，则以中军都督府的断事官担任五军断事官。十五年，设置五军十卫参军府，设左、右参军。十七年，五军各设左、右断事二人、提控案牍一人，均为从九品。二十三年，将五军断事官提升为正五品，总管五军的刑狱事务。五军分为五司，每司设置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五人，均为正七品，分别审理本军的刑狱。二十九年，设置五军照磨所，专门掌管文书。建文年间，裁撤断事官和五司官。永乐元年，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设左都督、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员额没有固定数目；另设经历、都事各一人。后来又分设五府，称为行在五军都督府。永乐十八年，去掉“行在”二字，在应天的府名中加上“南京”二字。洪熙元年，又恢复称为行在，仍然设置行后府。宣德三年又予以革除。正统六年，又删去“行在”二字。

译京营在永乐二十二年设置三大营，称为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各设中军、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五军营、三千营各设五司。每营都选勋臣二人担任提督。各营管理哨、掖的官员称为坐营、坐司；各哨、掖的官员也大多由勋臣担任。又设置把总、把司、把牌等官。另有围子手、幼官、舍人、殚忠、效义等营，都附属于五军营。景泰元年，选三营精锐设立十团营，由总兵统领、总督统辖、内臣监视。原来设置的三大营称为老营。三座老营共有六名提督，从中选二人统领团营。成化三年，将团营分为十二营，每营又分别以五军营、三千营统领骑兵，以神机营统领火器部队。各营统领都选用都督、都指挥或列爵充任，由总督统一管辖。正德年间，又选团营精锐，设置东西两官厅，另设总兵、参将统领。嘉靖二十九年，革除团营官厅，仍合并为三大营，把三千营改称神枢营，设置副将、参将、游击、佐击、坐营、号头、中军、千把总等官。五军营：战兵一营，设左副将一人；战兵二营，设练勇参将一人；车兵三营，设参将一人；车兵四营，设游击将军一人；城守五营，设佐击将军一人；战兵六营，设右副将一人；战兵七营，设练勇参将一人；车兵八营，设参将一人；车兵九营，设游击将军一人；城守十营，设佐击将军一人；备兵设坐营官一人、大号头官一人。以上由兵部推举。设监枪号头官一人、中军官十一人、随征千总四人、随营千总二十人、选锋把总八人、把总一百三十八人。以上都由营中推举。神枢营：战兵一营，设左副将一人；战兵二营，设练勇参将一人；车兵三营，设参将一人；车兵四营，设游击将军一人；城守五营，设佐击将军一人；战兵六营，设右副将一人；车兵七营，设练勇参将一人；执事八营，设参将一人；城守九营，设佐击将军一人；城守十营，设佐击将军一人；备兵设坐营官一人、大号头官一人。以上由兵部推举。设监枪号头官一人、中军官十一人、千总二十人、选锋把总六人、把总一百五十七人。以上都由营中推举。神机营：战兵一营，设左副将一人；战兵二营，设练勇参将一人；车兵三营，设游击将军一人；车兵四营，设佐击将军一人；城守五营，设佐击将军一人；战兵六营，设右副将一人；车兵七营，设练勇参将一人；城守八营，设佐击将军一人；城守九营，设佐击将军一人；城守十营，设佐击将军一人；备兵设坐营官一人、大号头官一人。以上由兵部推举。设监枪号头官一人、中军官十一人、千总二十人、选锋把总六人、把总一百二十八人。以上都由营中推举。三大营合计共五百八十六名官员，由提督总兵官一人统领。后来，改提督为总督，铸造“总督京营戎政”印，命仇鸾佩带。又设置侍郎一人，协助办理京营军政。规定巡视科道官每年轮换一次，全部革除内侍官。增设巡视主事，不久也革除。隆庆初年，仍以总督为提督，把协理改为阅视，不久又把阅视一并改为提督。隆庆四年二月，改订京营制度，三营各设提督，又各设右都御史一人负责提督。九月，罢免六名提督，仍恢复总督戎政一人。天启初年，增设协理一人，不久仍革除一人。崇祯初年，又增设一人。京卫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镇抚司设镇抚二人，从五品。其属官有经历司，设经历一人，从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吏目一人，从九品；仓大使、副使各一人。所辖千户所，数量各不相同。京卫有上直卫，也有南京、北京卫，官品等级相同。各卫都设掌印、佥书，属于因恩荫而取得俸禄的官职，员额没有定数。凡上直卫亲军指挥使司共有二十六个：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这十二卫是洪武年间设置的；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这十卫是永乐年间设置的；腾骧左卫、腾骧右卫、武骧左卫、武骧右卫，是宣德八年设置的。轮班上直宿卫的称为亲军，用来护卫宫禁，不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京卫中隶属于都督府的共有三十三个：留守左卫、镇南卫、骁骑右卫、龙虎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隶属左军都督府；留守右卫、虎贲右卫、武德卫，隶属右军都督府。留守中卫、神策卫、应天卫、和阳卫，以及牧马千户所、蕃牧千户所，都隶属中军都督府。留守前卫、龙骧卫、豹韬卫，隶属前军都督府。留守后卫、鹰扬卫、兴武卫、大宁中卫、大宁前卫、会州卫、富峪卫、宽河卫、神武左卫、忠义右卫、忠义前卫、忠义后卫、义勇右卫、义勇前卫、义勇后卫、武成中卫、蔚州左卫，隶属后军都督府。京卫中另有不是亲军且不隶属都督府的，共十五个：武功中卫、武功左卫、武功右卫，这三卫因工匠事务隶属工部；永清左卫、永清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景陵卫、裕陵卫、茂陵卫、泰陵卫、康陵卫、永陵卫、昭陵卫。

译明初设置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任命冯国用为都指挥使。后来改设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设都护一人，从二品；经历一人，正六品；知事一人，从七品；照磨一人，从八品。又设置各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副使，正四品；经历，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正九品；千户所设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镇抚、百户，正六品。因而设置武德、龙骧、豹韬、飞龙、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这是设置亲军卫的开始。不久废除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洪武、永乐年间，增设亲军各卫，称为上二十二卫，分别掌管宿卫事务。而锦衣卫主管巡察、缉捕和审理诏狱，由都督、都指挥统领，大概与其他各卫特别不同。留守五卫原来是都镇抚司，总领禁卫，先隶属中书省，后来改隶大都督府，设都镇抚，从四品；副镇抚，从五品；知事，从八品。不久改为宿卫镇抚司，设宿卫镇抚、宿卫知事。洪武三年，改为留守卫指挥使司，专门统领军队和马匹，守卫各城门，并负责巡察、警戒皇城以及城墙修筑等事务。后来升为留守都卫，统辖天策、豹韬、飞熊、鹰扬、江阴、广洋、横海、龙江、水军左、水军右十卫。洪武八年，又恢复为留守卫；与天策等八卫都作为亲军指挥使司，只有水军左、右二卫仍为指挥使司，并一同隶属大都督府。十一年，改为留守中卫，增设留守左、右、前、后四卫，仍属亲军。十三年，才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锦衣卫掌管侍卫、缉捕和刑狱事务，常由勋戚出身的都督统领；因恩荫取得俸禄的官职没有固定员额。凡遇朝会、皇帝巡幸，就准备卤簿仪仗，率领大汉将军等共一千五百零七人随从护驾。宿卫时则分班入值。皇帝举行朝日、夕月、耕耤、视牲等礼仪时，穿飞鱼服、佩绣春刀，侍立左右。对于盗贼、奸宄以及街道、道路沟渠等情况，秘密侦缉，并随时巡察。凡奉皇帝制命审讯案件、审录囚犯、勘查事务，都与三法司共同办理。所属机构共十七个。中、左、右、前、后五所，统领军士。五所分设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驯马十司，各自统领将军、校尉，以备法驾。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后、中后六个亲军所，分别统领将军、力士、军匠。驯象所统领象奴、饲养大象，用于朝会陈列、驾辇和驮运宝物。明初设置拱卫司，官秩正七品，统领校尉，隶属都督府。后来改为拱卫指挥使司，官秩正三品。不久又改为都尉司。洪武三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统管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并设置仪鸾司隶属其中。四年，规定仪鸾司为正五品，设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十五年，废除仪鸾司，改设锦衣卫，官秩从三品；其属官有御椅等七员，均为正六品。设经历司，掌管文书的收发；设镇抚司，掌管本卫刑名，同时管理军匠。十七年，将锦衣卫指挥使定为正三品。二十年，因为治理锦衣卫的人多有违法凌虐行为，于是焚毁刑具，释放在押囚犯，送刑部审查记录，并下诏内外案件都归三法司审理，废除锦衣狱。成祖时又恢复设置。不久增设北镇抚司，专门审理诏狱。成化年间，刻制印信交给它，案件审结后可以直接上报，不必通报锦衣卫，锦衣卫官员也不得干预。原来设置的镇抚司则改称南镇抚司，专门管理军匠。旗手卫原本是旗手千户所，洪武十八年改设。它掌管皇帝大驾所用的金鼓、旗帜，率领力士随驾宿卫。校尉、力士由民间壮丁中选取充任。校尉专门负责擎执卤簿仪仗，以及在皇帝车驾前传召官员、承办差遣事务，隶属锦衣卫。力士专门掌管金鼓、旗帜，随驾出入，以及守卫四门，隶属旗手卫。每年祭祀旗头、六纛之神时，八月在坛上举行，十二月在承天门外举行，都由本卫官员负责办理。所属机构共五个。府军前卫掌管统领幼军，轮班带刀侍卫。明初有带刀舍人。洪武年间，府军等卫都有学习武艺的幼军。永乐十三年，为皇太孙特别选取幼军，设置府军前卫，并设置官属：指挥使五人、指挥同知十人、指挥佥事二十人、卫镇抚十人、经历五人。统辖二十五个所。金吾、羽林等十九卫，掌管守卫和巡警事务，共统辖一百零二个所。腾骧等四卫，掌管率领力士值守皇帝车驾、随驾护卫，共统辖三十二个所。南京设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南京以守备和参赞机务为重要职务。守备由公、侯、伯充任，并兼管中军都督府事务；协同守备由侯、伯、都督充任，掌管五府事务；参赞机务由南京兵部尚书担任。其治所在中军都督府，掌管南都一切留守、防护事务。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命中军都督府掌府事的官员担任南京守备，节制南京各卫所。洪熙元年，开始由内臣同守备共同负责。景泰三年，增设协同守备一人。南京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并不全部设置。其掌印、佥书，都由勋臣、爵臣以及三等都督担任。分别掌管南京卫所，并将事务上报南京兵部。凡管理大教场以及江上操练、备战等事务，各府奉诏分掌。城门的锁钥，由中军都督府专门掌管。最初设置城门郎，洪武十八年革除；后来将门禁所用的锁钥、铜牌交给中军都督府掌管。其属官有经历、都事各一人。

译南京卫指挥使司的官制，详见京卫，共有四十九个卫。分隶五军都督府的有三十二个：留守左卫、镇南卫、水军左卫、骁骑右卫、龙虎卫、龙虎左卫、英武卫、龙江右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隶属左府；留守右卫、虎贲右卫、水军右卫、武德卫、广武卫，隶属右府；留守中卫、神策卫、广洋卫、广天卫、和阳卫，以及牧马千户所，隶属中府；留守前卫、龙江左卫、龙骧卫、飞熊卫、天策卫、豹韬卫、豹韬左卫，隶属前府；留守后卫、横海卫、鹰扬卫、兴武卫、江阴卫，隶属后府。另有亲军卫指挥使司十七个：金吾前卫、金吾后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羽林前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锦衣卫、旗手卫、江淮卫、济州卫、孝陵卫。这些卫连同左府所属十卫、右府所属五卫、前府所属七卫、后府所属五卫，都听从中府节制。各卫共统辖一百一十八个所。王府护卫指挥使司的官制，与京卫相同。王府仪卫司设仪卫正一人，正五品；仪卫副二人，从五品；典仗六人，正六品。仪卫掌管侍卫和仪仗。护卫掌管防备意外，守卫亲王府邸；遇有征调，就听命于朝廷。明初，各王府设置护军府。洪武三年，设置仪卫司，司设正、副各一人，官秩相当于正、副千户；司仗六人，官秩相当于百户。四年，把司仗改为典仗。五年，设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个王府设三卫；每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每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又设围子手二所，每所千户一人。九年，废除护军府。建文年间，将仪卫司改为仪仗司，增设吏目一人。成祖初年恢复旧制。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都没有品级，也没有固定员额。总镇一方的称为镇守，单独镇守一路的称为分守，各自守卫一城一堡的称为守备，与主将共同守卫一城的称为协守。此外还有提督、提调、巡视、备御、领班、备倭等名目。凡总兵、副总兵，大多由公、侯、伯、都督充任。总兵挂将军印、称将军的，各地名号如下：云南为征南将军，大同为征西前将军，湖广为平蛮将军，两广为征蛮将军，辽东为征虏前将军，宣府为镇朔将军，甘肃为平羌将军，宁夏为征西将军，交阯为副将军，延绥为镇西将军。这些印信在洪熙元年制作颁发。蓟镇、贵州、湖广、四川以及亻赞运淮安的总兵，不得称将军、挂将军印。宣德年间，又设置山西、陕西两名总兵。嘉靖年间，分设广东、广西；将贵州、湖广的两名总兵分为四名；把福建、保定副总兵改设为总兵；又增设浙江总兵。万历年间，又在临洮、山海增设总兵。天启年间，增设登莱总兵。到崇祯时，增设日益繁杂，难以逐一记载，职位和权力也已不同于当初。大概明初即使参将、游击、把总，也多由勋戚、都督等官充任；到后来，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镇守蓟州总兵官一人，原来就已设置。隆庆二年，改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驻扎三屯营。协守副总兵三人。东路副总兵于隆庆二年增设，驻扎建昌营，管理燕河营、台头营、石门寨、山海关四路；中路副总兵于万历四年改设，驻扎三屯营，兼管马兰峪、松棚峪、喜峰口、太平寨四路；西路副总兵于隆庆三年增设，驻扎石匣营，管理墙子岭、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岭四路。分守参将十一人，分别为通州参将、山海关参将、石门寨参将、燕河营参将、石塘岭参将、台头营参将、太平寨参将、马兰峪参将、墙子岭参将、古北口参将、喜峰口参将。游击将军六人，统领南兵的游击将军三人，领班游击将军七人，坐营官八人，守备八人，把总一人，提调官二十六人。镇守昌平总兵官一人。原来设置副总兵，另有提督武臣。嘉靖三十八年，裁撤副总兵，将提督改为镇守总兵，驻扎昌平城，听总督节制。分守参将三人，分别为居庸关参将、黄花镇参将、横岭口参将。游击将军二人，坐营官三人，守备十人，提调官一人。镇守辽东总兵官一人，原来就已设置，驻扎广宁。隆庆元年，命令冬季移驻辽东河东、辽阳之间适中的地方，以便调度防御，并支援海州、沈阳。协守副总兵一人。辽阳副总兵原来称分守，嘉靖四十五年改为协守，驻扎辽阳城，节制开原、海州、险山、沈阳等地。分守参将五人，分别为开原参将、锦义右参将、海盖右参将、宁远参将、宽奠堡参将。游击将军八人，守备五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备御十九人。镇守保定总兵官一人。弘治十八年，最初设置保定副总兵，后来改为参将。正德九年，又改为分守副总兵。嘉靖二十年，改为镇守。三十年，改设镇守总兵官。万历元年，命令春秋两季防守时移驻浮图峪，遇有警报则移驻紫荆关，以便准备入援。分守参将四人，分别为紫荆关参将、龙固二关参将、马水口参将、倒马关参将。游击将军六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七人，把总七人，忠顺官二人。

译镇守宣府总兵官一人，原来就已设置，驻扎宣府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副总兵原来也驻镇城，嘉靖二十八年移驻永宁城。分守参将七人，分别为北路独石马营参将、东路怀来永宁参将、上西路万全右卫参将、南路顺圣蔚广参将、中路葛峪堡参将、下西路柴沟堡参将、南山参将。游击将军三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三十一人，领班备御二人。万历八年革除。镇守大同总兵官一人，原来就已设置，驻扎大同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原来称左副总兵，万历五年删去“左”字，驻扎左卫城。分守参将九人，分别为东路参将、北东路参将、中路参将、西路参将、北西路参将、井坪城参将、新坪堡参将、总督标下左掖参将、威远城参将，万历八年革除。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三十九人。镇守山西总兵官一人，原来为副总兵，嘉靖二十年改设，驻扎宁武关。秋季防务时移驻阳方口，冬季防务时移驻偏关。协守副总兵一人，嘉靖四十四年增设，起初驻偏关，后来移驻老营堡。分守参将六人，分别为东路代州左参将、西路偏头关右参将、太原左参将、中路利民堡右参将、河曲县参将、北楼口参将。游击将军一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三人，操守二人。镇守延绥总兵官一人，原来就已设置，驻扎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即定边右副总兵，嘉靖四十一年增设，分守安定、镇静等地，提调大墙及墙口等地。分守参将六人，分别为孤山参将、东路右参将、西路左参将、中路参将、清平参将、榆林保宁参将。游击将军二人，入卫游击四人，守备十一人，坐营中军官一人。镇守宁夏总兵官一人，原来就已设置，驻扎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也原来就已设置，与总兵同驻镇城。分守参将四人，分别为东路右参将、西路左参将、灵州左参将、北路平虏城参将。游击将军三人，入卫游击一人，万历八年革除；守备三人、备御领班二人，万历九年革除；坐营中军官二人，管理镇城都司一人，领班都司二人，万历九年革除；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人。镇守甘肃总兵官一人，原来就已设置，驻扎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即甘肃左副总兵，原来就已设置；嘉靖四十四年移驻高台防御，隆庆四年回驻镇城。分守副总兵一人，即凉州右副总兵，原来就已设置。分守参将四人，分别为庄浪左参将、肃州右参将、西宁参将、镇番参将。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一人，守备十一人，领班备御都司四人。镇守陕西总兵官一人，原来驻扎会城，后来移驻固原。分守副总兵一人，即洮泯副总兵，万历六年改设，驻扎洮州。分守参将五人，分别为河州参将、兰州参将、靖虏参将、陕西参将、阶文西固参将。游击将军四人，坐营中军官二人，守备八人。镇守四川总兵官一人，隆庆五年增设，驻扎建武所。分守副总兵一人，即松潘副总兵，原来就已设置。协守参将二人，分别为松潘东路左参将、松潘南路右参将。游击将军二人，守备六人。镇守云南总兵官一人，原来就已设置，驻扎云南府。分守参将三人，分别为临元参将、永昌参将、顺蒙参将；守备二人，巡抚中军坐营官一人。镇守贵州总兵官一人，原来就已设置；嘉靖三十二年，加授提督麻阳等处地方的职衔，驻扎铜仁府。分守参将二人，分别为提督清浪右参将、提督川贵迤西左参将。守备七人，巡抚中军官一人。镇守广西总兵官一人，原来为副总兵，嘉靖四十五年改设，驻扎桂林府。分守参将五人，分别为浔梧左参将、柳庆右参将、永宁参将、思恩参将、昭平参将。守备三人，坐营官一人。镇守湖广总兵官一人，原来已设置；嘉靖十年裁撤，十二年恢复设置；万历八年再次裁撤，十二年仍恢复设置，驻扎省城。分守参将三人，分别为黎平参将、镇参将、郧阳参将。守备十一人，把总一人。镇守广东总兵官一人，原来称征蛮将军、两广总兵官。嘉靖四十五年分设，驻扎潮州府。协守副总兵一人，即潮漳副总兵，万历三年增设，驻扎南澳。分守参将七人，分别为潮州参将、琼崖参将、雷廉参将、东山参将、西山参将、督理广州海防参将、惠州参将。练兵游击将军一人，守备五人，坐营中军官二人，把总四人。提督狼山副总兵一人，嘉靖三十七年增设，驻扎通州。镇守江南副总兵一人，原来属于总兵官，驻扎福山港，后来移驻镇江、仪真两地。嘉靖八年裁撤，十九年恢复设置，二十九年再次革除。三十二年改设副总兵，驻扎金山卫；四十三年移驻吴淞。分守参将二人，分别为徐州参将、金山参将。游击将军一人，守备六人，凤阳军门中军官一人，把总十三人。镇守浙江总兵官一人，嘉靖三十四年设置，负责总理浙直海防。三十五年改为镇守浙直，四十二年改为镇守浙江。原来驻扎定海县，后来移驻省城。分守参将四人，分别为杭嘉湖参将、宁绍参将、温处参将、台金严参将。游击将军二人，总捕都司一人，把总七人。分守江西参将一人，即南赣参将，嘉靖四十三年改设，驻扎会昌县。守备四人，把总六人。

译镇守福建总兵官一人，原来为副总兵，嘉靖四十二年改设，驻扎福宁州。分守参将一人，即南路参将。守备三人，把总七人，坐营官一人。镇守山东总兵官一人，天启年间增设。总督备倭都司一人，领蓟镇班都司四人。另有河南守备三人，领蓟镇班都司四人。总督漕运总兵官一人。永乐二年，设置总兵、副总兵，统领官军从事海运。后来海运停止，专门督理漕运。天顺元年又命其兼管河道。协同督运参将一人，天顺元年设置。把总十二人：南京二人，江南直隶二人，江北直隶二人，中都一人，浙江二人，山东一人，湖广一人，江西一人。留守司设正留守一人，正二品；副留守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其属官有经历司，设经历一人，正六品；都事一人，正七品；断事司设断事一人，正六品；副断事一人，正七品；吏目一人。掌管中都、兴都的守御、防护事务。洪武二年，下诏以临濠为中都，设置留守卫指挥使司，隶属凤阳行都督府。十四年，开始设置中都留守司，统辖凤阳等八卫：凤阳卫、凤阳中卫、凤阳右卫、皇陵卫、留守左卫、留守中卫、长淮卫、怀远卫。为防护皇陵，设留守一人，左、右副留守各一人；属官中的经历以下各职，如前面所列。嘉靖十八年，将荆州左卫改为显陵卫，设置兴都留守司，统辖显陵、承天二卫，防护显陵，官制与中都留守司相同。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其属官有经历司，设经历一人，正六品；都事一人，正七品；断事司设断事一人，正六品；副断事一人，正七品；吏目一人。司狱司设司狱一人，从九品。仓库、草场各设大使、副使一人。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制，与都指挥使司相同。都司掌管一方的军政，各自统辖所属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都司官员以及流官，有的可以由世袭官担任；每年由巡抚、巡按考察其贤能与否，每五年考核、选任军政官员，决定罢免或留用。都指挥使、同知、佥事通常各设一人分别掌管司务：一人掌印，一人负责练兵，一人负责屯田，称为佥书。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备御等各种杂务，也都从这些官员中选人充任；不能充任的称为带俸。凡负责备倭、守备而行使都指挥职权的人，不得树立仪仗、登上公座。朝廷凡有吉凶之事，所上表笺按职衔顺序由布政司、按察司呈上。经历、都事掌管文书事务；断事负责审理刑狱。明朝初年，设置各行省的行都督府，官制同都督府。又设置各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四年，设置各都卫断事司，负责审理军官、军人的诉讼。又因为都卫节制一方，职责十分重要，官员都由朝廷选拔升调，不准世袭。洪武七年，在河州设置西安行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十月，诏令各都卫一律改为都指挥使司，共改设都司十三处：燕山都卫改为北平都司，西安都卫改为陕西都司，太原都卫改为山西都司，杭州都卫改为浙江都司，江西都卫改为江西都司，青州都卫改为山东都司，成都都卫改为四川都司，福州都卫改为福建都司，武昌都卫改为湖广都司，广东都卫改为广东都司，广西都卫改为广西都司，定辽都卫改为辽东都司，河南都卫改为河南都司。行都司三处：西安行都卫改为陕西行都司，大同都卫改为山西行都司，建宁都卫改为福建行都司。洪武十五年，又增设贵州、云南二都司。后来又把北平都司改为北平行都司。永乐元年，改为大宁都司。宣德年间，增设万全都司。计算天下都司，共十六处。十三省都司之外，还有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又在建昌设置四川行都司，在郧阳设置湖广行都司。计算天下行都司，共五处。明朝初年，又在各行省设置都镇抚司，设都镇抚一人，秩从四品；副镇抚一人，秩从五品；知事一人，秩从八品。吴元年改都镇抚为正五品，副镇抚为正六品，知事改为提控案牍，省去原来的注记。洪武六年裁撤。卫指挥使司的官制同京卫。品级、俸秩也与外卫相同，各卫统属于都司、行都司或留守司。官员大多世袭，也有流官。凡袭替、升授、优给、优养以及所属军政事务，由掌印、佥事报送都指挥使司，再转达所属都督府，移交兵部。每年由巡抚、巡按考察官员贤能与否，每五年考核、选任军政官员，决定罢免或留用。凡管理卫务，只由掌印、佥书负责。不论指挥使、同知还是佥事，都要考选其中有才干的人充任。屯田、验军、营操、巡捕、漕运、备御、出哨、入卫、戍守、军器等杂务，分别管理的称为见任管事；不任职务而入队服役的，称为带俸差操。出征时，率领所属部众，听从主帅调度。

译所，即千户所，设正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从五品；镇抚二人，从六品。其属官有吏目一人。所辖百户所共十个，每所设百户一人，共十人，正六品。升授、调任、增设，员额没有固定数目。总旗二十人，小旗一百人。守御千户所、军民千户所的官制都相同。凡千户所，设一人掌印，一人佥书，称为管军。千户、百户都有试用和实授之分。掌印官通常由一人兼掌数印。凡军政事务，由卫下达给所，千户督率百户，百户统领总旗、小旗，率领士卒听令。镇抚没有诉讼事务时，就管理军队；百户有缺，就由镇抚代理。守御千户所不隶属于卫，而直接向都司报告。凡卫所都隶属于都司，都司又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浙江都司、山东都司、辽东都司隶属左军都督府。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广西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隶属右军都督府。中都留守司、河南都司隶属中军都督府。兴都留守司、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西都司、广东都司隶属前军都督府。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隶属后军都督府。明朝初年，设置千户所，设正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镇抚、百户，正六品。又设各万户府，设正万户，正四品；副万户，从四品；知事，从八品；照磨，正九品。不久因名实不符，于是裁撤万户府，改设指挥使、千户等官。考核各将领所属部队，士兵五千人的任指挥使，千人的任千户，百人的任百户，五十人的任总旗，十人的任小旗。洪武二年，设置刻期百户所，选取能快速行军的士兵二百人，由百户统领。洪武七年，重新确定卫所制度。此前，内外卫所中，一卫统领十个千户所，一个千户所统领十个百户所，百户统领二名总旗，总旗统领五名小旗，小旗统领十名军士。到这时重新规定制度：每卫设置前、后、中、左、右五个千户所，大体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个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个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洪武二十年，才命各卫设置掌印、佥书，专门负责处理事务，由指挥使掌印，同知、佥事各领一所。士卒中有武艺不熟练、器械不精良的，都要责罚所统领的官员。洪武二十三年，又设置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千户所。统计天下内外卫，共五百四十七处；千户所，共二千五百九十三处。自卫指挥以下，官员大多世袭；军士也由父子相继服役，成为一代确定的制度。土官制度中，宣慰使司设宣慰使一人，从三品；同知一人，正四品；副使一人，从四品；佥事一人，正五品。经历司设经历一人，从七品；都事一人，正八品。宣抚司设宣抚使一人，从四品；同知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从五品；佥事一人，正六品。经历司设经历一人，从八品；知事一人，正九品；照磨一人，从九品。安抚司设安抚使一人，从五品；同知一人，正六品；副使一人，从六品；佥事一人，正七品。其属官设吏目一人，从九品。招讨司设招讨使一人，从五品；副招讨一人，正六品。其属官设吏目一人，从九品。长官司设长官一人，正六品；副长官一人，从七品。其属官设吏目一人，未入流。蛮夷长官司设长官、副长官各一人，品级同上。另有蛮夷官、苗民官以及千夫长、副千夫长等官职。军民府、土州、土县的官制同府、州、县。洪武七年，西南各少数民族前来朝贡，许多官员沿用元朝旧官授予，逐渐加以约束，并制定征收徭役、差发的办法。后来逐渐设置宣慰司十一处、招讨司一处、宣抚司十处、安抚司十九处、长官司一百七十三处。府、州、县的正官、副官及属官，有的是土官，有的是流官；大体上，宣慰等司的经历都是流官，府、州、县的佐贰官也多是流官。都依照当地习俗，使他们团结、安抚各少数民族，谨慎守卫疆土，履行职贡，供给征调，不相互勾连叛离。有相互仇杀的，就上报朝廷，听候天子命令。另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处、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处、宣慰司三处、招讨司六处、万户府四处、千户所四十一处、站七处、地面七处、寨一处，详见《兵志·卫所》。各地还任用归附部落的土官管理当地。

译志第五十三 食货一。《记》说：“财物取自土地，法度取法于天。使国家富足的根本，在于农业和蚕桑。”明朝初年沿用元朝旧制，钱法不通而使用纸钞，又禁止民间用白银交易，看起来似乎不便于百姓。但在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年间，百姓富足，府库充盈。这大概是因为当时鼓励农业、致力于开垦，土地没有荒芜，人民重视本业；又开办屯田、实行中盐，以供给边军，粮饷不必依赖县官转运，所以上下都富足，军民都宽裕。后来屯田被豪强兼并破坏，主管财政的大臣又改变盐法。于是边军全都依靠太仓供粮，转运供应常常不能满足。世宗以后，耗费财物的途径增多，府库枯竭。神宗于是增加赋税、加重征收，矿税四处征收，并挪用正常赋税充实内库。宦官及一群小人横征暴敛，侵吞民财。百姓多转而经营末业，田地最终荒芜。官吏不能安抚百姓，反而进一步侵削刻薄。全国困顿衰败，而储备积蓄也更加空虚。愚昧的人多说恢复流通纸钞就可以富国，却不知道明朝初年富足，是因为勤于农桑，而不在于实行纸钞制度。把握根本、节约费用，是治理财政的要领。明朝一代治理财政的方法，开始时为什么能够成功，最后又为什么失败，我将逐条说明它的始末，写在这一篇中。户口、田制、屯田、庄田。太祖登记全国户口，设置户帖和户籍，详细写明姓名、年龄和居住地。户籍上报户部，户帖发给百姓。有关官府每年统计户口增减情况上报。举行郊祀时，中书省把户籍陈列在祭坛下，献给上天；祭祀完毕后收藏起来。洪武十四年，下诏在全国编制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从中把丁粮最多的十户推选为里长，其余一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十人。每年由一名里长、一名甲首服役，分别管理一里的事务和一甲的事务。按照各户丁粮多少依次排列，十年轮换一周，称为“排年”。城内称为坊，靠近城的称为厢，乡都称为里。里编成册，每册开头汇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能服役的人，附列在十甲之后，称为畸零。僧道发给度牒；有田产的，像编民户一样编入册籍，没有田产的，也列为畸零。每十年，有关官府重新核定册籍，依据丁粮的增减调整各户的等次升降。册籍共有四份：一份上交户部，其余三份分别由布政司、府、县各保存一份。上交户部的册籍，封面用黄纸，所以称为黄册。年终进呈后，送到后湖东西二库收藏。每年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审查校正其中的错误和差错。后来黄册只成为具文；有关官署征税、编派徭役时，便另编一本册子，称为白册。户籍分为三等：民户、军户、匠户。民户中有儒户、医户、阴阳户；军户中有校尉、力士、弓兵、铺兵；匠户中有厨役、裁缝、马船工等。沿海地区还有盐灶户。寺院中有僧户，道观中有道士户。都按所从事的职业登记入籍。认定人户以户籍为准，禁止几姓合并为一户或附在别户户籍下。漏报人口、脱漏户籍的，准许自行申报实数。里中设置老人，选年高德劭、众人信服的人担任，教导百姓行善，调解乡里的争讼。人户为逃避徭役而逃亡的，称为逃户；因饥荒或躲避战乱迁徙他处的，称为流民；因有事而出外寄居的，称为附籍；朝廷迁移的百姓，称为移徙。对于逃户，明朝初年督促他们返回原籍恢复生产，免除赋役一年。年老体弱不能回去以及不愿回去的，命令他们在现居地登记入籍，授予田地并缴纳赋税。正统年间，编造逃户周知册，核查他们的丁口和赋税。对于流民，英宗命令核查户籍，编组甲户，互相担保，归当地里长管辖。设置抚民佐贰官。愿意返回原籍的，就慰劳招徕并安置，发给耕牛、种子和口粮。又采纳河南、山西巡抚于谦的意见，免除流民恢复生产后的赋税。成化初年，荆州、襄阳发生盗寇叛乱，流民有一百万人。项忠、杨璇任湖广巡抚，下令驱逐流民；不服从的发往边疆戍守，死者不计其数。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撰写《流民说》，援引东晋侨置郡县的办法：距离近的流民附籍，距离远的设置州县加以安抚。都御史李宾上奏推荐他的主张。宪宗命原杰出任抚治，招抚流民十二万户，发给闲置田地，设置郧阳府，并设立上津等县进行统治。河南巡抚张瑄也请求安辑西北流民，皇帝采纳了他的请求。对于附籍者，正统年间，因年老、有病而退休以及因故离职的官员家属，离原籍一千里以外的，准许收纳附籍；不到一千里的，遣返回原籍。景泰年间，命令民籍者可以收纳附籍；军籍、匠籍、灶役户冒充民籍的，遣返回原籍。对于移徙者，明朝初年，应当把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田的百姓四千多户迁往临濠耕种，发给耕牛、种子、车辆和粮食作为迁徙费用，三年不征税。徐达平定沙漠后，把北平山后地区百姓三万五千八百多户迁出，分散安置在各府、卫；编入军籍的发给衣粮，民户发给田地。又把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多户迁到北平屯田，设置屯二百五十四处，开垦土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又迁江南百姓十四万到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说：“古代狭乡的百姓，听任他们迁往宽乡，是希望土地没有遗漏的利益，百姓没有失业。”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把山西泽州、潞州的百姓迁往河北。后来多次迁徙浙西及山西百姓到滁州、和州、北平、山东、河南；又把登州、莱州、青州百姓迁到东昌、兖州；又把直隶、浙江百姓二万户迁到京师，充任仓库脚夫。太祖时期迁民最多，其中也有因犯罪而被迁徙的。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前往北平丈量土地，安排迁民居住。成祖核查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沁州、汾州等地人丁多而田地少以及无田的人家，把他们的丁口分迁出去，以充实北平。从此以后，迁徙百姓的事就很少了。起初，太祖设置养济院，收容无依无靠的人，每月发给粮食；设置漏泽园埋葬贫民；天下府、州、县都建立义冢。又实行养老政策，百姓年满八十岁以上的赐予爵位。还下诏优待、抚恤遭受灾难的军民。然而，太祖惩治元末豪强欺压贫弱的现象，立法多偏向保护贫民、抑制富户。曾命户部登记浙江等九个布政司以及应天十八府、州的富民一万四千三百多户，分批召见，把他们全家迁到京师充实京城，称为富户。成祖时，又选取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任北京宛平县、大兴县的厢长，附籍于京师，但仍要承担原籍的徭役。长期供给之后，他们贫困逃亡，官府便选取其原籍富实户补充。宣德年间定下制度：逃亡者发往边疆充军，官府和邻里隐匿逃户的都要治罪。弘治五年，才开始免除押解在逃富户的规定，每户征银三两，与厢民共同助役。嘉靖年间减为二两，用来充作边饷。太祖立法的本意，本来是仿效汉代迁徙富民充实关中的制度；后来时间一久弊端产生，终于成为祸害的根源。

译天下户口数量增减不一，其中可以考查的有：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有户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弘治四年，有户九百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有户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人口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是在战乱之后即位，户口反而极其兴盛。后来太平日久，户口反而不如从前。靖难之役兴起，淮河以北遍地荒芜，但当时登记的民数反而增加。后来户口逐步减少，到天顺年间最为衰落。成化、弘治年间又逐渐兴盛，正德以后再次减少。户口减少的原因，周忱说：“有的人投靠豪门，有的人冒充匠户逃往两京，有的人冒用路引到四方经商，全家住在船上，无法追踪。”总的来说，户口的增减，是由政令的宽严松紧造成的。所以宣宗曾同群臣讨论历代户口，认为：“户口兴盛，根本在于休养生息；户口衰落，是由于土木工程和战争。”这大概是确切的论断。明朝土地制度分为两类：官田和民田。起初，官田都是宋、元时期收归官府的土地。后来又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需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以及赏赐或请求所得的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屯、民屯、商屯，统称官田。其余土地属于民田。元朝末年战乱，户籍、土地册籍大多散失，田赋没有统一标准。明太祖即位后，派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核查浙西田亩，确定赋税。又命户部核实天下土地。但两浙富民害怕、逃避徭役，大多把田产寄托在其他户名下，称为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赴各州县，按照粮额划定区域。每区设置粮长四人，丈量田地的方圆，依次编列字号，把田主姓名和田地的丈尺全部写明，分类编成册，形状像鱼鳞，称为鱼鳞图册。在此以前，朝廷诏令天下编造黄册，以户为主，详细列明旧有、新收、开除、实存四项数目，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地为主，各种原田、坡地、坟地、低洼地，以及肥沃、贫瘠、沙地、盐碱地的区别都详细记载。鱼鳞册是经，土地诉讼以它为凭据；黄册是纬，赋役制度据此确定。凡买卖田地，都要详细写明税粮科则，由官府登记，不许出现土地已经卖掉而税粮仍留在原主名下、因而成为百姓祸害的情况。又因为中原田地多荒芜，命各省大臣商议，按人口给田。设置司农司，开垦治理河南，负责此事。临濠的土地则核验各人的丁力，按能力计亩授田，不许兼并。北方靠近城郭的土地大多没有耕治，便招募百姓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年由中书省奏报天下开垦田地的数目，少的以千亩计，多的达到二十多万亩。官府发给耕牛和农具的，才征收其赋税；额外开垦的荒地，永远不列入征税范围。洪武二十六年核查天下土地，共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大概已经逐渐没有荒弃的土地了。土地以靠近城郭的为上地，逐渐远离城郭的为中地、下地。五尺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太祖沿用元朝里社制度，河北各州县的土著居民按社划分里甲，迁民屯田的地方按屯划分里甲。社民先占的田亩较宽，屯民新占的田亩较窄，所以屯田称为小亩，社田称为广亩。到了宣德年间，原本永远免税的垦荒田，以及低洼、盐碱而没有粮额的土地，都被核入赋税额，数目超过旧额。有关官署便用大亩折算小亩，以符合原有税额，甚至有几亩折作一亩的情况。步尺长短参差不一，人们可以任意增减，土地丈量不公平，没有哪里像北方这样严重。贵州的田地没有顷亩、尺籍，全部向土官征收。各地土地经过日久，颇为混乱，和黄册记载不相符合。弘治十五年，天下土地只剩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官田相当于民田的七分之一。嘉靖八年，霍韫奉命修订《会典》，说：“从洪武到弘治一百四十年，天下赋额土地已经减少一半还多，其中湖广、河南、广东失去额定土地尤其多。不是被拨给王府，就是被狡猾的百姓隐瞒；广东没有藩王府，如果不是隐瞒，就是被盗寇抛弃了。掌管国家财政的人，难道可以不尽心考察吗？”当时，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上疏请求核实田亩，顾鼎臣请求逐块丈量土地，丈量的主张由此开始。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先实行，但法令还没有详细完备，很多人疑虑害怕。后来福建各州县编造经、纬二册，方法比较详细。然而大多以土地为主，田多的人仍然可以上下其手。神宗初年，建昌知府许孚远编造归户册，把土地随人登记，方法简便而严密。万历六年，皇帝采纳大学士张居正的意见，下令天下普遍丈量田亩，限三年完成。采用开方法，以田地的径和围相乘除，处理零碎土地时截取、补足。这样豪强奸猾之人不能隐瞒土地，里甲免于赔偿连累，小民也没有虚报的粮额。统计土地总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年间多三百万顷。然而张居正仍然总核各地，颇把超过原额当作功劳。有关官署争相改用较小的弓尺，以求得更多田亩；有的甚至搜刮已经登记的土地，来凑足虚假的额数。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于是先后按照超出额数的土地增加赋税。屯田制度分为军屯和民屯。太祖初年，设立民兵万户府，把军队寄寓于农业之中，这种制度最为完善。又命各将领在龙江等处屯驻士兵，其中康茂才的成绩最好，于是下令褒奖他，并借此告诫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求征收太原、朔州屯卒的屯田税，太祖命令不要征收。第二年，中书省说：“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以及直隶淮安各府的屯田，凡官府发给耕牛、种子的，收取十分之五；自行准备的，收取十分之三。”皇帝下诏暂且不要征收，三年以后每亩收租一斗。洪武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说：“宁夏境内以及四川西南到船城、东北到塔滩，距离八百里，土地肥沃，适宜招集流亡百姓屯田。”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派邓愈、汤和等将领屯驻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又迁山西、真定百姓到凤阳屯田。又因为海运粮饷到辽东时有人溺死，于是更加重视屯田政务，天下卫所、州县的军民都从事开垦了。

译屯田制度规定：把百姓迁到土地宽阔的地区，或者招募来的、因犯罪迁徙来的百姓，编为民屯，都由地方官署管理；军屯则由卫所管理。边地三分兵力守城，七分屯田；内地二分兵力守城，八分屯田。每名军士授田五十亩，发给耕牛、农具，教导种植，免除租赋，并派官员劝导缴纳粮食，诛杀侵害、暴虐百姓的官吏。起初每亩征税一斗。洪武三十五年制定税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储存在屯仓，听任本军自行支取；多余粮食作为本卫所官军的俸粮。永乐初年，确定屯田官军的奖惩条例：每年应食米十二石之外，以多出的六石为标准；超过的赏赐钞币，不足的扣罚俸禄。又因为田地肥瘠不同，制度应当有所区别，命官军各自开辟样田，以每年收获的数量相互考核比较。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的样田，每名军士多余粮食二十三石，皇帝命令重重奖赏他。宁夏总兵何福积谷尤其多，皇帝赐敕书褒奖。户部尚书郁新说：“湖广各卫收取的粮食种类不一，请以米作为折算标准。粟、谷、穈、黍、大麦、荞、穄二石，稻谷、薥秫二石五斗，穇、稗三石，都折合米一石；小麦、芝麻、豆类与米等值。” 皇帝同意了，把它写入法令。又重新确定屯田和守城的比例。边境附近的险要之地，守城兵力多于屯田兵力；偏僻地区以及运粮困难的地方，屯田兵力多于守城兵力。屯田士兵一百人，由百户统领；三百人，由千户统领；五百人以上，由指挥负责督率。屯田处设置红牌，在上面列明条例。年满六十岁、残疾人和年幼者，耕田以供自己食用，不受条例限制。屯军因公事妨碍农务的，免征其粮食，同时禁止卫所随意差拨他们。当时，东起辽左，北至宣府、大同，西到甘肃，南至滇、蜀，远达交阯；中原则遍及黄河以南、以北，到处都兴办屯田。宣宗时期，多次核查各屯；对于因征戍而停止耕作的，以及被官员、豪强、权势之家占据隐藏的，减去多余粮食的一半。自北方归附、前来屯田的人，发给车、牛和农具。把辽东各卫屯军分为三等：人丁和耕牛都有的为上等；人丁、耕牛有其一的为中等；二者都没有的为下等。英宗免除军田应缴的正粮入仓，只征收多余粮食六石。后来又免除沿边开垦田地的官军所缴子粒，并按不同情况减少各边屯田的子粒。景帝时期，边境事务繁多，命士兵分为两班，六日操练守卫，六日耕种。成化初年，宣府巡抚叶盛购买官牛一千八百头，又置办农具，派军队屯田，收取粮食换银，以补充官马损耗，边地官民都称方便。自正统以后，屯田政务逐渐松弛，但屯田粮仍保留三分之二。后来屯田大多被内监、军官侵占，制度完全败坏。宪宗时期曾多次议论整顿恢复，但与过去的收入相比，已经不到十分之一。弘治年间，屯田粮更加微薄，有的每亩只收三升。到了正德年间，辽东屯田比永乐年间多出一万八千多顷，粮食却减少了四万六千多石。起初永乐年间，屯田米常常多出三分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人，靠四万屯军供给，而受供给的常操军又可以自己耕种。边外军队没有每月粮饷，因此边地粮饷一直充足。到这时，屯军多逃亡或死亡，常操军只剩八万人，全都依靠粮仓供给；边外又屡遭骚扰，土地被弃置不耕。刘瑾专权时，派官员分赴各地丈量土地，追究拖欠。迎合刘瑾心意的人，虚假增加田亩数目，搜刮惨酷毒辣；户部侍郎韩福尤其急迫刻薄。辽东士卒不堪忍受，胁迫众人作乱，经过安抚才平定。明朝初年，招募盐商到各边境开中，称为商屯。到了弘治年间，叶淇改变盐法，开中制度开始败坏。淮地盐商全部撤业回乡，西北盐商也多把家迁到淮地，边地变成荒墟；米价每石五两银子，边地储粮也空虚了。世宗时期，杨一清再次请求招募盐商开中，又请求仿效古代招募百姓充实边塞的做法，招徕陇右、关西百姓到边地屯田。后来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吴桂芳等人争相议论屯田政务。庞尚鹏总理江北盐屯，不久又调往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详细规划屯田事务。然而当时因循日久，最终很少取得实际成效。给事中管怀理说：“屯田不能兴办，有四种弊端：边疆戒备森严，是第一；耕牛、种子供应不足，是第二；壮丁逃亡迁徙，是第三；田地位于敌境之外，是第四。这样情况下，管理屯田的人还想按户籍增加赋税，不是扣减月粮，就是按丁口摊派赔补罢了。” 屯田粮额的减轻，到弘治、正德年间达到极点；嘉靖年间逐渐增加，隆庆年间又恢复为每亩收一斗。然而屯田军士逃亡的越来越多。管理粮饷的郎中不管有没有屯田，每月粮饷只发一半。沿边屯田土地有的变成盐碱地、沙漠，粮额却不能减少。管理屯田的御史又在额定粮额之外增加本色、折色，屯军更加无法承受。万历年间统计屯田土地六十四万四千多顷，比洪武年间减少二十四万九千多顷；土地日益减少而粮额日益增加，弊端就是如此。当时山东巡抚郑汝璧请求开垦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的土地。福建巡抚许孚远完成闽海坛山的开垦，又请求开发南日山、澎湖；还说浙江沿海各山，如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都可以经营开垦。天津巡抚汪应蛟则请求在天津兴办屯田。有的奏议留在宫中没有下达，有的实行不久就废止。熹宗时期，巡按张慎言再次议论天津屯田。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力兴办水田，太常少卿董应举继而推行。左光斗又在河间、天津设置屯学，考试骑射，给武生授田一百亩。李继贞巡抚天津时，也努力经营屯田事务，但仍然连年旱灾、蝗灾，最终没有取得成效。明朝时期，草场很多，侵占、夺取民间产业。而给百姓造成祸害的，没有比皇庄以及诸王、勋戚、中官的庄田更严重的了。太祖赐给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官员庄田，多的有一百顷；亲王庄田有一千顷。又赐给公侯和武臣公田，也赐给百官公田，用其租收入充作俸禄。指挥使战死阵中的，也都赐给公田。勋臣庄田的佃户多倚仗威势，阻拦、禁止官民，皇帝召集大臣告诫他们。后来公侯重新领取岁禄，便把所赐田地归还官府。

译仁宗、宣宗时期，请求赐田的范围逐渐扩大，大臣也可以请求没收官庄舍。但宁王朱权请求把灌城作为庶子的耕牧地，皇帝下诏书援引祖制拒绝了他。到英宗时期，诸王、外戚、宦官到处侵占官田、民田，有的反而诬告百姓侵占，请求立案查办。等到审问查实，皇帝下令归还给百姓的，不止一处。于是下诏禁止侵夺民田以及奏请京畿内土地。然而权贵、宗室的庄田、坟茔，有的赏赐，有的请求，数不胜数。御马太监刘顺的家人进献蓟州草场，进献土地由此开始。宦官拥有田地，则从尹奉、喜宁开始。起初，洪熙年间有仁寿宫庄，后来又有清宁宫庄、未央宫庄。天顺三年，因为诸王尚未出阁，供给用度浩大，设置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两王就藩后，土地仍归官府。宪宗即位，把没收曹吉祥的土地作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开始。后来庄田遍布各郡县。给事中齐庄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设置庄田，同贫民争利？”皇帝不听。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人因灾异上言：“京畿内皇庄共有五处，土地一万二千八百多顷；勋戚、中官的庄田共有三百三十二处，土地共三万三千多顷。管理庄田的官校招集一群小人，称为庄头、伴当，侵占土地，搜刮财物，玷污妇女。百姓稍加争辩，就立即被诬告上奏。官校逮捕捆绑他们，弄得全家惊恐不安。民心悲痛至极，灾异就是由此产生的。请求革除管理庄田的人，交给小民耕种，每亩征银三分，用来充作各宫用度。”皇帝命令告诫惩戒庄户。又因御史进言，裁撤仁寿宫庄，将土地归还草场，并命令凡是侵占牧地的，一律归还原状。又规定，凡向王府进献土地的人，发往边疆戍守。奉御赵瑄进献雄县土地作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弹劾他违反制度，赵瑄被关入诏狱。皇帝敕令诸王的辅导官：凡诱导王府奏请土地的人，都要治罪。然而当时奏请进献土地的事情没有停止，强行请求也越来越多。徽王、兴王、岐王、衡王四王，田地多达七千多顷。会昌侯、建昌侯、庆云侯争夺田地，皇帝总是赐给他们。武宗即位，一个多月就设置皇庄七处，后来增加到三百多处。诸王、外戚请求土地以及侵夺民田的事情，无法计算。世宗初年，命给事中夏言等人清查核实皇庄田地。夏言极力指出皇庄给百姓造成祸害。从此，正德以来通过投献侵占的土地，颇有归还给百姓的；但宦官、外戚等人又从中阻挠。户部尚书孙交编造皇庄新册，额定土地比旧册减少。皇帝命令核查前些年的顷亩数目上报，改称官地，不再称皇庄，并诏令有关官署征收银两解送户部。然而这些钱多被宦官、寺人中饱私囊，积欠达到几十万成为常事。当时，禁止勋戚奏请、奸民投献土地，又革除王府所请求的山场、湖泊、堤塘。德王请求齐、汉二庶人遗下的东昌、兖州闲田，又请求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按照新令拒绝，言辞十分严厉。德王争请求了好几次，皇帝仍听从户部的意见，只保留藩封之初请求的庄田。此后再有人奏请，皇帝不再听从。又规定，凡公主、国公的庄田，世代久远的保留十分之三。嘉靖三十九年，派御史沈阳清查被侵夺、隐瞒、冒占的庄田一万六千多顷。穆宗采纳御史王廷瞻的意见，又规定按世代逐步减少的限额：勋臣传到五代，田地限额为二百顷；外戚则从七百顷到七十顷不等。起初，世宗时期承天六庄、二湖的土地有八千三百多顷，由宦官管理；又任凭校尉、舍人兼并，增加八百八十顷，分为十二庄。到这时才由有关官署管理，兼并的土地归还百姓。又制定法令，宗室买田而不缴徭役的，土地没收归官；皇亲的田地都由有关官署征税，依照勋臣的办法。虽然请求赐予土地的事情并不少，但赏赐有定额，征收有制度，对百姓的祸害稍微减少、停止了一些。神宗赏赐过于奢侈，有求必应。潞王、寿阳公主得到的恩宠最厚。福王分封时，括取河南、山东、湖广的土地作为王庄，多达四万顷。群臣极力争论，才减去一半。王府官员和宦官四处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往来道路上络绎不绝；供养随从、仆役的粮食以万人计算，搜刮残酷，令人不忍听闻。凭皇帝的驾帖逮捕百姓，庄田所在之处还格杀佃户，各地因此骚动不安。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多次上疏劝谏，都没有得到答复。当时又重新制定勋戚庄田按世代逐步递减的制度，比旧制稍微宽松。后来应当按规定减去的庄田，总是奉诏暂且保留，始终不能革除。熹宗时期，桂王、惠王、瑞王以及遂平公主、宁德公主的庄田，动辄以万顷计算；魏忠贤一门受到的横加赏赐尤其严重。大概明朝中期以后，庄田侵夺民间产业，直到国家灭亡仍未停止。

译志第五十四 食货二。赋役。赋役制度中，唐代的租庸调还比较接近古制。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制度简便易行，历代沿用，到明代也没有改变。太祖做吴王时，规定赋税每十份取一份，徭役按田亩计算出夫。县分上、中、下三等，以赋税十万石、六万石、三万石以下为等级差别。府分三等，以赋税二十万石以上、十万石以下为等级差别。即位初年制定赋役法，一律以黄册为准。册中登记丁和田：丁承担徭役，田缴纳租税。租税称夏税、秋粮，共两类。夏税不得迟于八月缴纳，秋粮不得迟于第二年二月缴纳。丁分成丁、未成丁两类。百姓出生后登记姓名，称为未成丁；年满十六岁称为成丁。成丁后服役，六十岁免役。另有因职役而享受优免的人。徭役有里甲、均徭、杂泛三类：按户计算的叫甲役，按丁计算的叫徭役，皇帝临时下令征发的叫杂役。三者都有出力服役和出钱雇役两种。府、州、县核验册籍中丁口的多少和家产的厚薄，以便均衡安排各户的负担。两税方面，洪武年间，夏税包括米麦、钱钞和绢；秋粮包括米、钱钞和绢。弘治年间，会计登记的项目中，夏税有大小米麦、麦荍、丝绵和荒丝、税丝、丝绵折绢、税丝折绢、本色丝、农桑丝折绢、农桑零丝、人丁丝折绢、改科绢、棉花折布、苎布、土苎、红花、麻布、钞、租钞、税钞、原额小绢、币帛绢、本色绢、绢和折色丝。秋粮有米、租钞、赁钞、山租钞、租丝、租绢、粗租麻布、课程棉布、租苎布、牛租米谷、地亩棉花绒、枣子易米、枣株课米、课程苎麻折米、棉布、鱼课米和改科丝折米。万历年间，项目略有增减，大体以米麦为主，丝绢和钞其次。夏税中的米只有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征收；麦荍只有贵州征收；农桑丝遍及天下，但不包括四川、广东、云南、贵州，其余各地则依当地物产而定。太祖刚建立国家就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的，要分别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每亩麻征收八两，木棉每亩征收四两。桑树从种下第四年开始征税。不种桑树的，缴纳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各缴纳麻布、棉布一匹。这就是农桑丝绢税的由来。洪武九年，朝廷下令天下税粮可以用银、钞、钱、绢代替缴纳。一两银、一千文钱、一贯钞，都折合缴纳一石米；小麦则按此价格减去十分之二。棉布、苎布一匹折米六斗，折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折麦五斗。丝绢等物则根据轻重分别增减折价，愿意缴纳粮食的听任其便。洪武十七年，云南允许用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替秋租。于是把米麦称为本色，其他折价缴纳的税粮称为折色。过了两年，又命户部侍郎杨靖核算天下仓储存粮，超过两年期限的粮食一概收取折色；只有北方各布政司因需要粮饷供给边军，仍然让其缴纳粮食。洪武三十年，太祖对户部说：“行人高稹说陕西被拖欠的赋税困扰。应当议定：从二十八年以前天下拖欠的租税，都允许按当地出产，折收布、绢、棉花以及金、银等物，并把它写入法令。”于是户部规定：一锭钞折米一石；一两金折米十石；一两银折米二石；一匹绢折米一石二斗；一匹棉布折米一石；一匹苎布折米七斗；一斤棉花折米二斗。皇帝说：“折收拖欠的赋税，本来是想解除百姓的困苦。如今赋税如此沉重，反而会使百姓更加困苦，哪里是体恤他们的意思呢？金、银每两折米的数额增加一倍；钞则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其余按原议执行。” 永乐年间，取得交阯后，允许用绢、漆、苏木、翠羽、纸扇以及沉香、速香、安息香等香料代替租赋。广东琼州的黎人、肇庆的瑶人归附朝廷后，缴纳赋税与内地相同。天下缴纳本色税粮三千多万石，丝、钞等二千多万。计算当时的情况，天下富裕，赋税收入有余；除每年运送数百万石米粮到京师外，各府、县仓库储粮都十分充足，甚至多到霉烂变红而不能食用。遇到歉收，有关官府往往先发粮赈济、借贷，然后再上报。虽然每年贡银三十万两有余，但民间交易使用银两仍受到严厉禁止。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说：“行在各卫所官员的俸禄在南京支领米粮，路途遥远，费用很多，常常只好用米换货，贵买贱卖，十份米往往只能换回不到一份货物。朝廷白白耗费仓粮俸禄，各位官员却得不到实际利益。请在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水路的地方，折收布、绢、白银，运到京师充作俸禄。”江西巡抚赵新也这样说，户部尚书黄福又分条陈述请求。皇帝因此询问行在户部尚书胡濙。胡濙回答说，太祖曾在陕西、浙江实行折纳税粮，百姓认为便利。于是仿照这一制度，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的米麦共四百多万石，折银一百多万两，收入内承运库，称为金花银。后来这一做法推广到天下。除军粮起运、兑给军队以外，每四石粮收银一两运到京师，从此成为定例。各地赋税收入改折银两后，仓库中的粮食积储逐渐减少了。起初，太祖规定天下官田、民田的赋税：官田每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少二升；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唯独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因为怨恨它们曾替张士诚守卫，便登记当地豪族和富民的田地作为官田，并按照私租簿上的数额规定税额。司农卿杨宪又认为浙西土地肥沃，增加赋税，每亩加到原来的两倍。

译因此浙西官田、民田的税额比其他地方高出数倍，每亩税有达到二三石的。大体上苏州最重，松江、嘉兴、湖州次之，常州、杭州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削减这些税额：每亩征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的，一律只征三斗五升；低于这一数额的仍按原规定。当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多石，除民粮十五万石外，都是官田粮。官粮每年的定额与浙江全省相当，税负仍然如此沉重。建文二年下诏说：“江、浙赋税独重，而苏州、松江又按照私租规定税额，这只是为了惩罚一时的顽民，哪里能作为固定制度，使一方百姓更加困苦？应当全部减免，每亩不得超过一斗。”成祖把建文帝的政令全部废除后，浙西赋税又恢复沉重。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各府回来后说：“各府百姓大量逃亡，询问老人，都说是重赋造成的。比如吴江、昆山的民田租税，旧例每亩五升；贫民租种富民的田，每亩缴纳私租一石。后来因事没入官府，便总是完全按照私租的标准征收。即使按十分取八，百姓尚且承受不了，何况全部征取呢？如果全部征取，百姓一定会受冻挨饿；想让他们不逃亡，也是不可能的。仁和、海宁、昆山被海水淹没官田、民田一千九百多顷，至今十多年了，仍然征收这些田的租税。田地已经沉入海中，租税从哪里出？请把没官田以及公侯还官田的租税，都按照当地官田的税额起征，每亩征六斗。被海水淹没的田地，全部免除税赋，这样既可避免田地荒芜，也能使贫民安稳生活。”皇帝命户部议定施行。宣德五年二月下诏：“旧定官田租税，每亩一斗至四斗的，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的，减去十分之三。把它写入法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和苏州知府况钟设法减免苏州粮税七十多万石，其他各府也分别减免，东南百姓的负担稍稍缓解。周忱又命松江官田按照民田标准起征，户部弹劾他擅自改变既定法令。宣宗虽然没有治罪，却也不能采纳他的做法。朝廷多次下诏免除租赋，但负责筹划财赋的人往往私下告诫有关官员，不要以诏书为借口办理。皇帝对尚书胡濙说“负责筹划财赋的大臣阻塞皇恩”，但也没有深究罪责。正统元年，命苏州、松江、浙江等地官田准照民田起征：秋粮每亩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的，减为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的，减为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的，减为一斗。这是因为宣德末年，苏州拖欠的粮食达到七百九十万石，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到这时，才稍稍得到缓解。英宗复位初年，命镇守浙江的尚书孙原贞等制定杭州、嘉兴、湖州的税则：税额起征较重的，征米应少；起征较轻的，征米应多。于是规定：官田每亩征一石以下、民田每亩征七斗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每亩征四斗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每亩征二斗以下、民田每亩征二斗七升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一石七斗；官田每亩征八升以下、民田每亩征七升以下的，每石每年征平米二石二斗。总之，原来税重的减轻，税轻的加重，想使税则大致均衡；据说每亩征一石的税却始终没有减免。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说：“国家初建时的夏税、秋粮，麦有四百七十多万石，如今减少了九万；米有二千四百七十多万石，如今减少了二百五十多万。而宗室繁衍、官吏冗多、内官众多、军士增加，全都要从这些收入中供给。赋税收入日益减少，支出费用却日益增加。请核查祖宗规定的赋税数额以及经费多少，逐项筹划，就会知道赋税收入有限，而浮滥费用不能不节省。”于是户部议道：“今后天下官吏考核期满、升迁品秩时，必须严格核查任内租税，征收解送足额，才允许发给由凭交代职务。还请朝廷亲自实行节俭，以此给天下做表率。”皇帝采纳了。后来谕德顾鼎臣分条上奏钱粮积弊四件事：第一，核查田粮旧额。请责成州县官员，在农闲时命里甲等仿照洪武、正统年间鱼鳞册、风旗册的格式，编造图册，详细列出原定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塌荒废田地、成熟田地以及步口数目，由官府复核查勘，分别确定界址，逐亩踏勘丈量，详细列明开垦、改正、豁免的数额。刊刻成书，收藏在官库，发给各里，作为永久查考依据。仍应斟酌前些年巡抚周忱、王恕所行简便可行的办法，制定为固定规章。把每年实际征收、起运、存留、加耗、本色、折色以及处补、暂征、带征、停征等项目的数目一并核算确定，张榜公布。这样或许可以使吏胥不能施展奸诈欺骗，也使百姓免受代人赔补、重复科派和骚扰之苦。第二，催征每年应办的钱粮。成化、弘治以前，由里甲催征，粮户缴纳，粮长收取解送，州县临时收纳。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户不敢掺杂水粮、谷糠，兑粮官军不敢阻拦刁难、多方索取，公私双方都方便。近来，有关官府不再核查经催的里甲和欠粮人户，只是限定期限、拷打粮长，命他们下乡追征。对豪强则用大斛加倍收取，千方百计索取财物，所到之处鸡犬都被搜刮一空。弱小贫困的人受到豪强欺凌，拖延抵赖，最终不得不变卖家产补缴。有时甚至旧任役者侵吞拖欠的税粮，却责令新任粮长赔偿；一人拖欠，牵连亲属，无辜百姓死于鞭打和牢狱的，几乎有几百人。而且过去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人，近来多到十人以上。实际收掌管理粮食的数额少，而科敛、打点、使用以及按年征收的数额却很多。州县一年之内，往往就能毁掉中等人家百户的财产，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应命户部议定具体办法，转行有关部门，认真编选粮长，务必遵守旧规。如果州县官员任意增派粮长，纵容他们下乡，以及不委托里甲催办，反而动辄用酷刑限期逼迫粮长，都应治罪。致使多人死亡的，按故意勘察论罪。第二件事，是议论派遣官员总管整治，以及恢复预备仓粮食。奏疏下发后，户部说：“所陈述的都是当前弊政，应命有关部门施行。”但拖延了数年，情况仍和从前一样。

译粮长制度，是太祖时期规定由田地较多的人担任，督促本乡缴纳赋税。每年七月，州县委派官员一同到京师，领取勘合凭证后出发。每运粮一万石，正、副粮长各一人；按时运到的，可以召见皇帝，言语符合旨意的，往往得到提拔任用。太祖末年重新规定，每区正、副粮长二人轮流充任。宣德年间，又改为长期充任。后来科敛横行泛滥，百姓深受其害，有的甚至私自卖掉官粮牟利。被罢免的粮长如果亏空公粮，事情败露后，甚至会丧命破家。景泰年间废除粮长，不久又恢复。自从由官军负责兑运后，粮长不再把粮食运到京师，只在州县乡里之间办理，危害反而增多，所以顾鼎臣奏疏提到了这件事。不久，御史郭弘化等人也请求普遍丈量田地，以杜绝包赔和兼并的弊端。皇帝担心因此引起纷扰，没有采纳。给事中徐俊民说：“如今的田赋中，从官府取得田地、每年缴纳租税的，称为官田；江水泛滥、沟渠田埂被淹没的，称为坍江；百姓流亡、死亡或绝户，田地荒弃而粮额仍在的，称为事故。贫民租种官田，每亩缴租三斗，也有五六斗甚至一石以上的。坍江、事故形成的虚粮，由里甲赔缴，有的几十石，有的上百石。民田价格是官田的十倍，贫民本来就买不起；官田粮税又重，常常因追求足额征收而使百姓困苦，再加上坍江、事故的虚粮还要摊派缴纳，追呼、催逼、敲打，百姓一年到头不得安宁。而奸猾的富户和胥吏却又通过诡寄、那移等手段，把轻税田分摊到重税田上。这就是百姓的疾苦、乡里凋敝日益严重的原因。请制定均粮、限田制度。坍江、事故形成的税粮，全部免除。并把官田、民田合并为一类，规定上、中、下三等税则起征，以均衡粮税。富人占田不得超过一千亩，允许保留一百亩供自己使用，多余的田则增加缴纳边税。这样，田地多寡就有节制，税负轻重也能适当，贫富相安，公私都能充足。” 户部议道：“各地疆土和民俗各不相同，应命有关部门充分考虑哪种办法便利。”但没有施行。过了几年，才采纳应天巡抚侯位的奏议，免除苏州坍入海中的田地所欠粮税九万多石；然而挪移税粮、把赋税分摊转嫁的弊端，仍沿袭不改。到了十八年，鼎臣担任大学士，又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杭州七府，承担的输纳天下第一，而里胥和豪强大户造成的弊害尤其严重。应当把欺瞒隐匿以及坍塌荒废的田地，一一检验核实，改正处理。”于是应天巡抚欧阳铎检核荒田四千多顷，计算出应收租税十一万石有余，便用查出被欺瞒隐匿的田粮六万多石加以补足，其余请求免除。户部最终坚持己见，不肯批准。当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说：“田地不分官田、民田，税粮不分等级和科则，一律从三斗开始征收。”欧阳铎于是同苏州知府王仪，把官田、民田全部清查，互相增减调剂。逐亩清丈，确定等级科则。所编造的经赋册，按照八项确定税粮：一是核查原额的起始数目，二是因事故而除去虚额，三是分列项目、区别差异，四是归并总数、核定实额，五是按户派定应征数并起运，六是运送后余下的税粮拨作存留，七是考核积存的存粮余数，八是征收确定的定额。又按照八项考核里甲：一是丁口和田地，二是庆贺，三是祭祀，四是乡饮酒礼，五是科举庆贺，六是救恤政务，七是公共费用，八是备用。依据三项确定均徭：一是银差，二是力差，三是马差。把这些写成定例。所谓“征一”，是把应征的银、米总数合并起来，再按田亩平均分摊。对于税则最重和最轻的，稍微按耗损增减加以调整。税重的不能完全减免，只递次减少耗米，并把应摊的轻耗折除，表面上给予减轻；税轻的不能再增加本税，就征收本色粮，递次增加耗米和加成，表面上反而加重。推收的办法，以田为母，以户为子。此时豪强多方阻挠这一议案，唯独顾鼎臣认为很好，说：“这个办法施行后，我家要多缴一千石，但贫民就能少缴一千石，不能改动。”不过当时皇帝不能削减赋税总额，各地长官又私下按照自己的意思变通执行。因此官田不再特别沉重，民田赋税反而增加了。当时又有纲银、一串铃等办法。纲银，是把民间每年应承担的各种徭役费用合并起来，按丁承担四成、按粮承担六成统一征收，容易明白而不繁琐，就像网有纲一样。一串铃，则是把各项收入合并收取、分别解送的办法。从此民间缴纳赋税，只收本色粮和折色银了。当时天下的财赋，每年收入太仓库的有二百万两多。旧制度规定，七成用于经费，三成储存下来以备战争和灾荒，作为常规。世宗中年以后，边疆供给费用繁多，又加上土木工程和祈祷祭祀，几乎每月没有空闲，国库逐渐枯竭。司农想尽办法筹措财物，甚至变卖寺田、收取赎军罪的钱，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嘉靖二十九年，俺答侵犯京师，增加军队、设置戍守，军饷数额超过原来的两倍。三十年，京师和边疆每年的费用达到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束手无策，于是议定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增加赋税一百二十万，加派由此开始。此后，京师和边疆每年费用多的超过五百万，少的也有三百多万，每年收入还不足每年支出的一半。因此度支部门制定了各种办法，于是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等措施相继兴起。起初也依靠这些办法缓解财政匮乏，时间一久，各项输入反而越来越少。加上四方多事，有关部门常常为当地上奏请求留用或免除：浙江、直隶为了备御倭寇，四川、贵州为了采伐木材，山西、陕西、宣府、大同因为兵灾和荒年。不仅停止了战争时期的征发，连每年定额二百万也亏损了三分之一。至于内廷的赏赐、斋宫殿宇的营造，宫中半夜送出一张纸条，官吏即使非常紧急，也不敢拖延片刻。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卫告急，缴入太仓的赋税只有七万，国库储藏总计还不到十万。户部尚书方钝等人忧惧而不知如何应对，于是趁机详细陈述国库空虚的情形，并分条提出七项有利建议。随后又命群臣分别提出理财策略，议定施行的共有二十九项，越来越琐碎，不合国家体制。而且此前多年积欠的赋税无不追征，南方拖欠的本色赋税也都追征并改收折色。当时东南遭受倭寇侵扰，南畿、浙江、福建有许多额外提编，江南达到四十万。所谓提编，就是加派的名称。这种办法是把银差、力差按十甲编排；如果一甲不足，就从下一甲提取补足，所以称为提编。倭患平定后，应天巡抚周如斗请求减少加派，给事中何煃也详细陈述南畿的困敝，说：“军门养兵，工部支付料价，操江募兵，兵备道征发壮丁，府、州、县征用乡兵，大都成为百姓的负担，严重的甚至一项科派十项，请求禁止革除。”皇帝命依照何煃的意见办理，但提编数额不能减少。

译隆庆、万历年间，增加赋额依旧存在，又多了许多没有限度的征收，拖欠粮税越来越多，逃避的方法也更加巧妙。已经解送的，拖过期限有时达到十多年；尚未征收却上报已经收取的，一个县有时达到十万。拖欠之多，各县都达到几十万。幸亏实行了一条鞭法，没有其他科派骚扰，百姓的力量还不至于大幅耗尽。一条鞭法，是把一州一县的赋税和徭役全部合并，按土地计算、按丁口计算，丁粮一并缴给官府。一年的徭役，由官府出面雇募。力差就计算劳工的工钱和粮食费用，酌量增减；银差就计算缴纳费用，再加上损耗附加额。凡是额办、派办、京库每年所需以及存留、供给等各种费用，还有土贡和地方特产，都合并为一项，全部按亩征收银两，由官府折价办理，所以称为一条鞭。这个制度相当简便。嘉靖年间屡次施行又屡次停止，到万历九年才在全国完全推行。此后接连发生三次大规模征伐，曾有不少加派，事情结束后随即停止。到万历四十六年，突然增加辽饷三百万。此时内库钱财充足，皇帝吝惜不肯拿出来。户部尚书李汝华于是援引征讨倭寇、播州的先例，每亩加征三厘五毫，天下赋税增加二百万两有余。第二年又加征三厘五毫。又过一年，因兵部、工部请求，再加征二厘。前后共加九厘，增加赋税五百二十万，遂成为每年定额。没有加征的，只有京畿内八府和贵州。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说：“辽饷加派容易导致负担不均。天下户口有按户征收的银，人丁有按丁征收的银，田土有按田征收的银，有关官府征收时总称银额。按照银额加派，数目就不会遗漏。东西南北的百姓，苦乐不同，布帛、粮食、力役的制度也各不相同，只有地方长官知道其中的苦乐，可以灵活调节缴纳办法。如今应依据人口和土地的实际情况，就不会有偏枯的弊端。具体办法是以银额为主，同时通达人情、斟酌当地风俗，颁行各省。每年存留、起解各项银两的数额，按照所加饷额和银额比例分派，统筹提取、折扣，取多补少，以不减少饷额为限。这样，愚昧的百姓也容易明白，可以杜绝奸猾胥吏任意增减的弊端。而且百姓最苦的是没有田地却要缴粮、没有米粮却要出丁；田地卖给富户后，田产没有了，粮税却还存在，仍然要缴纳丁赋。应当把额定丁数和额定米粮两方面权衡确定数额，米粮若干就连带丁数若干。买田的人，收取田粮时同时接收丁额，这样县册不会损失丁额，贫民不会遭受连累赔补，有关官府也可免除拖欠赋税的祸患。”户部复议后，皇帝采纳了。崇祯三年，战事兴起，兵部尚书梁廷栋请求增加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无法阻止，于是在原有九厘之外，每亩又征三厘。只有顺天、永平刚遭兵灾不加征，其余六府每亩征六厘，所得为其他省份的一半，共增加赋税一百六十五万四千多。五年后，总督卢象升请求给宦官家田赋增加十分之一，民粮十两以上的也同样办理。随后普遍按每两征一钱，名为助饷。又过两年，再实行均输法，按照粮食缴纳军饷，每亩计米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另外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又过两年，杨嗣昌督师，每亩加征练饷银一分。兵部郎张若麒请求把战争中遗留下来的财产收为官庄，分上、中、下三等，每亩缴租八斗至二三斗不等。御史卫周胤说：“杨嗣昌使毒害流布天下，剿饷、练饷多至七百万，百姓的怨恨哪里有尽头？”御史郝晋也说：“万历末年，合计九边军饷不过二百八十万。如今加派辽饷达到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已经停止，随即又增加练饷七百三十多万。自古以来，有一年之内搜括二千万运给京师，又搜括京师二千万运给边地的吗？” 奏疏中的话虽然切直，但当时局势危急，不能采纳。徭役制度在洪武元年确定。每一顷田地出丁夫一人；不足一顷的，就用其他田地补足，称为“均工夫”。不久，编定应天十八府州以及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的均工夫图册。每年农闲时到京城服役，服役三十天后遣返回乡。田地多而丁夫少的，用佃户充任丁夫，而田主拿出一石米资助其役用；不是佃户而按田亩出丁夫的，每亩资助米二升五合。等到黄册编成后，以一百十户编为一里，每里分为十甲，称为里甲。把上户、中户、下户分为三等，每五年平均轮派一次徭役，每十年重新编造一次册籍。一年之中，各种按年应服的杂项差役，按编定的次序均匀分派；出银或出力听凭方便，称为“均徭”。其他杂役也是如此。凡是供给差使、充任禁子、弓兵等役，都全部从市民中签派，不得役使纳粮户。额外科派一钱、征发一名丁夫的，处以流徙之罪。后来制度逐渐松弛，编排徭役和里甲时以户为依据，放过大户而勾取单丁小户。于是议论者说，均徭制度按册籍中的丁口、粮额，以资产为根本，核定人户上下，才能确实根据家产积蓄来承担。查核册籍，就会使富商大贾免除徭役而土著百姓困苦；核查人户，又会使官吏、里胥任意操纵轻重，小民更加贫困。两种办法都会造成祸害。不过如果专门按照丁粮办理，或许接近古人租庸调的本意。于是下令以旧编力差、银差的数额充当丁粮数额，在轻重难易之间酌情取中。应当服役的人，里甲除去应当复除者后，按照丁粮多少编定先后，称为鼠尾册，依册征收。城市居民和商人家庭富足但没有田产的，允许自行申报，以帮助承担银差。正统初年，佥事夏时在江西创行，其他省份仿照实行，徭役稍稍均平。此后，各项上供物资由官府负责支取解送，但官府公私所需，又把缴纳的银两发给坊长、里长，责令他们办理供应。发给的不足一二分，供给者却要承担十倍百倍，甚至完全不给，只计算本年里甲应供的差役、夫马和饮食费用，里甲因此困苦。凡均徭，解户上供称为京徭；主纳者受到宦官刁难，难以直接交纳，反复改换货物，往往弄到倾家荡产。其他徭役苛刻索取的弊端，更是无法一一列举。明初，朝廷规定天下进贡地方物产必须有固定数额，珍奇玩物不在其中。如果确实需要，就编入里甲，由里甲出银购买。但贡物名目繁多琐碎，奸猾之人便借此作为牟利的渠道。再加上大型工程营造、祠庙官员祈福祭祀，所需费用繁多而过量。到了明朝中期，倭寇相继作乱，又连年发生黄河决口，国家费用消耗殆尽。于是里甲、均徭等负担超过了每年定额。

译凡是役使百姓，除了里甲正办之外，通常的差役还有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等。后来又有砍柴、抬柴、修河、修仓、运输材料、接送传递、驿站铺夫、插浅夫等名目，因事编派，逐年增加。嘉靖、隆庆以后，实行一条鞭法，把一省的丁粮合计起来，平均分派一省的徭役。于是均徭、里甲和两税合并为一，百姓得以免受骚扰，事务也容易集中办理。然而粮长、里长虽然名义上废除，实际上仍然存在；各种差役一到，仍旧佥派农民。条鞭法实行十多年后，规制突然混乱，已经不能完全遵守。天启年间，御史李应升上疏陈述十项危害，其中三条切实指出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扰民的弊端。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说：“百姓所受的苦，没有比差役更严重的。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都是从有能力的人家中佥派充任，称为大户。实际上，被佥派的并不是富民，中等人家的财产往往因此倾尽。自从改为条鞭法，把境内的差役平均摊到境内的粮税上，本来应该稍稍缓解，然而民间仍然每年奔走办理，耗尽资财贴补，这说明条鞭法实行了，而大户制度从未真正废除。” 当时给事中刘懋又上奏请求裁减驿夫；征发调遣和往来事务，仍然责令编户承担。驿夫没有所得以养活自己，甚至相互结伴投奔流贼作乱。凡军户、匠户、灶户，徭役都要世代承担。军户死亡或逃亡的，在原籍勾补。匠户分两等：住坐匠和轮班匠。住坐匠每月上工十天；不能赴班的，每月缴纳罚班银六钱，所以称为输班。监局中的宦官经常侵占匠役，又强行征补幼匠，动辄以千计；死亡或逃亡的，像军户一样勾补。灶户分上、中、下三等。每一名正丁，另加余丁承担。上户、中户丁力较多，有时贴补二三丁；下户一概给予优免。其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等名目，琐碎繁多，数不胜数。明初，工役极其繁重，从营建两京的宗庙、宫殿、城门、王府，到采伐木材、烧制砖瓦、役使工匠制作，人数以千万计算。各地修筑城池、疏浚陂塘，各种劳役同时兴办。直到洪熙、宣德年间，郊坛、仓库仍未完工。正统、天顺年间，三大殿、两宫、南内、离宫又相继兴建。弘治年间，大学士刘吉说：“近年的工役，都抽调京营军士，内外军官又禁止估算工程用工的大小多少。原本只需五千人，上奏请求却达到一二万人，毫无核查。”礼部尚书倪岳说：“各种工程费用动辄以几十万计算，水灾旱灾接连不断，请求稍稍停止。”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又陈述工役的苦害。吏部尚书林瀚也说：“两畿连年灾荒，困于各种徭役，百姓穷困忧愁、怨恨叹息。山西、陕西供给战事，云南、广东出兵征讨叛乱；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建王府，财力供给不足；浙江、福建办理物料，比过去增加很多。库藏空虚，不可不加以考虑。”皇帝都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但不能全部照办。武宗时，修建乾清宫的工程尤其巨大。因为太素殿原来的制度朴素节俭，便改建得雕饰险峻，用银超过二千万两，役使工匠三千多人，每年支给工匠工食米一万三千多石。又修建凝翠、昭和、崇智、光霁等殿，御马监、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也全部翻新。权贵和宠幸宦官的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又盗取官银来讨好他们。给事中张原说：“工匠要养活父母妻子，尺籍中的士兵要抵御外侮，京营军队要保卫王室，如今为什么要让百姓无所依靠、士兵不能归队，而利益归于私门、怨恨聚于朝廷呢？”奏疏上呈后，他被贬为贵州新添驿丞。世宗营建工程最多，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义上说是裁减节省，费用已经达到六七百万；此后增加十多倍，斋宫、秘密宫殿同时兴建。工场有二三十处，役使工匠数万人，军士也被调来，每年耗费二三百万。那时宗庙、万寿宫发生灾害，皇帝不加省察，营建反而更加急迫。经费不足，于是命臣民捐献资助；捐献不止，又实行开纳卖官。劳民伤财，比武宗时更加严重。万历以后，营建和织造的费用超过制度规定数倍，又加上征调、开采，百姓不能得到片刻休息。等到宦官扰乱政政，修建宅第、营造坟墓，僭越制度、不分等级，功德私祠遍布天下。大约二百多年间，民力早已长期耗尽。因职役而得到优免的，少则免一二丁，多则达到十六丁。万历年间，免除赋役的田地有的达到二三千亩。至于赋税的蠲免，有因恩典而蠲免的，有因灾害而蠲免的。太祖的训令是：各地遇到水灾、旱灾就免除税赋；丰收年没有灾害，也要选择土地贫瘠、百姓贫困的地方优先免除。凡遇灾年，全部免除两税，并且借给米粮；灾情严重的，还赐给米、布或钞。荆州、蕲州发生水灾，命户部主事赵乾前往赈济，他拖延半年，皇帝发怒将他诛杀。青州发生旱灾和蝗灾，有关官府不上报，便逮捕治罪官吏。受旱灾损害的州县，有关官府不奏报，允许当地老人申诉，违者处以极刑。孝感发生饥荒，县令请求用预备仓粮食赈济借贷，皇帝命行人急驰驿站前往，并告诫户部：“从今以后凡遇饥荒，先发仓粮借给百姓，然后上报，把它定为法令。”太祖在位三十多年，赏赐布匹、钞票数百万，米粮一百多万，免除的租税数不胜数。成祖听说河南发生饥荒，而有关官府隐瞒不报，便逮捕治罪。于是命都御史陈瑛张榜晓谕天下：有关官府遇到水旱灾伤而不上报的，一律不得赦免。又命朝廷每年派遣巡视官，亲眼看见百姓困苦却不报告的，全部逮捕下狱。仁宗监国时，有人请求发粮赈济，仁宗派人快马传谕说：“军民困乏，等待救济的哭声此起彼伏，尚且从容上奏请求、等待答复，难道不能像汉代的汲黯那样吗？”

译宣宗时，户部请求核查饥民人数。皇帝说：“百姓饥饿没有食物，救济他们应当像抢救落水者、扑灭火灾一样，哪里还要等勘查？”大概二祖、仁宗、宣宗时期，仁政都迅速施行。除预备仓外，又常常截留起运粮，或从内库赐钱赈济。遭灾地区没有储粮的，就调发邻县米粮赈济。蝗虫幼虫刚出现时，一定派人捕捉枌。有人卖掉子女的，官府替他们收买赎回。又命富人免除佃户的租税。大户借粮给贫民，以免除杂役作为利息，丰收年偿还。皇庄、湖泊都放松禁令，允许百姓采捕。饥民返回原籍，发给口粮。京仓、通州仓的米粮按平价出售；又提前发放俸禄粮食以压低米价，修建官舍安置流民，发粮收养弃婴；养济院把穷民分别登记，无籍的则收养在蜡烛、幡竿二寺。抚恤百姓到了这样的程度。世宗、神宗对民政稍显疏忽，但灾荒奏报送到后，仍一定赐予蠲免和赈济，不敢违背祖制。发放赈米的办法是：明初，大口每人六斗，小口每人三斗，五岁以下儿童不在发放之列。永乐以后，发放数额有所减少。通过缴纳米粮来赈济灾民、赎免罪行的办法，景帝时规定：杂犯死罪缴米六十石，流罪、徒罪减免三分之一，其余罪名按等级递减。捐纳制度从宪宗时开始。生员缴米一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缴米二百五十石，授正九品散官；每增加五十石，升两级，最高到正七品为止。武宗时，富民缴纳粮食赈济灾民，达到一千石以上的，表彰其门第；缴纳九百石至二三百石的，授予散官，最高可到从六品。世宗命义民捐谷二十石的，给予冠带；捐得多的授正七品官；达到五百石的，由有关官府为其建立牌坊。施行赈粥的办法，是从世宗时开始的。上报灾情的办法，洪武年间不限制期限。弘治年间，才规定夏灾不得超过五月底，秋灾不得超过九月底。万历年间，又区分近地限于五月、七月，边地限于七月、九月。洪武年间，勘察灾情属实后，全部给予蠲免。弘治年间，才规定全灾免除七成，灾情从九成以下逐级递减免除。又只免除存留粮，不涉及起运粮，后来遂成为永久制度。

译《志》第五十五，食货三。漕运与仓库。历代以来，漕运粮食所到之处，都用来供应官府的廪食，分别以道路远近作为标准。太祖建都金陵时，四方的贡赋经长江运到京师，路近而且容易。自成祖迁都燕京后，路途遥远，漕运办法总共变化了三次：起初是支运，后来兑运、支运并行，最后支运全都改成了长运，制度才确定下来。洪武元年北伐时，命令浙江、江西以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到汴梁。不久，大将军徐达命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到大同。中书省下符文给山东行省，招募水工，从莱州洋海仓运送军粮到永平卫。此后，海运军粮到北平、辽东成为固定制度。西北边地则疏浚开封漕河，把粮饷运到陕西，再由陕西转运到宁夏、河州。西南方面命令四川、贵州缴纳米粮换取盐，以节省远距离运输。当时各条路线都就近运输，获得了便利。永乐元年，采纳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开始使用能够装载三百石以上粮食的淮船，沿淮河和沙河抵达陈州颍岐口跌坡，另用大船进入黄河，抵达八柳树，再用车辆运到卫河，输送到北平，与海运并行。当时皇帝多次出巡，百般费用都依赖供应，不只是运送边饷而已。淮运、海运的路线共有两条，加上临清仓储存河南、山东的粮食，也用来运往北平，合起来计算就是三种运输。只有海运使用官军，其余都是民运。自从疏浚会通河后，皇帝命令都督贾义、尚书宋礼率领舟师运输。宋礼认为海船大的能装一千石，工艺粗劣就容易毁坏，于是制造浅船五百艘，运输淮安、扬州、徐州、兖州的粮食一百万石，以抵充海运的数量。平江伯陈瑄接着办理，船数大为增加，达到三千多艘。当时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各有仓库。江西、湖广、浙江的民运粮食到淮安仓后，分派官军就近转运。从淮安到徐州，用浙江及直隶的军队；从徐州到德州，用京卫军；从德州到通州，用山东、河南军队。按次序接力转运，每年共四次，可以运三百多万石，称为支运。支运的办法是：负责支出的军队不必使用当年民户缴纳的粮食，负责缴纳的民户也不必供应当年军队支取的粮食，把数年的粮食合计，以相互调剂，只求不低于规定的常额。这样一来，海运、陆运都停止了，只保留遮洋船，每年在河南、山东、小滩等水边兑运粮食三十万石，其中十二万石运到天津，十八万石由直沽入海运到蓟州而已。没过几年，官军大多被调遣，于是又恢复民运，路途遥远，屡屡误期。宣德四年，陈瑄和尚书黄福建议恢复支运法，于是命令江西、湖广、浙江的民户运一百五十万石到淮安仓；苏州、松江、宁国、池州、庐州、安庆、广德的民户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到徐州仓；应天、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凤阳、太平、滁州、和州、徐州的民户运粮二百二十万石到临清仓，再命官军接运到京仓、通仓。民粮就近入仓后，民力大为节省，于是根据路途远近和粮食多少，抽调民船十分之一、十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供官军使用。只有山东、河南、北直隶直接运往京仓，不实行支运。不久，又命令南阳、怀庆、汝宁的粮食运到临清仓，开封、彰德、卫辉的粮食运到德州仓；后来山东、河南都运到德州仓。宣德六年，陈瑄说：“江南民户把粮食运到各仓，往返几乎要一年，耽误农业。应命民户运到淮安、瓜洲，兑给卫所，由官军运输到北方，并给军队路费和耗米，这样军民双方都便利。”这就是兑运。皇帝命群臣会议。吏部蹇义等提出官军兑运民粮时加耗的规定，按路途远近分等。每石粮，湖广加八斗，江西、浙江加七斗，南直隶加六斗，北直隶加五斗。民户运到淮安、兑给军队运输的，只加四斗；如果兑运不完，仍命民户自行运到各仓；不愿兑运的，也听任其自行运输。官军既得到加耗米，又得到轻赍银作为洪闸盘拨的费用，并且可以附带装载其他物品，都乐于办理，而民户也多认为远距离运输艰苦。于是兑运的多，支运的少了。军队和民户兑米时，常常倚仗强势勒索。皇帝知道其弊端，命令户部委派正官临场监督，不许私自兑运。不久又大幅减少加耗米，远处不超过六斗，近处可减到二斗五升。按三成计算，二成给米，一成用其他物品折抵。正粮的斛面装得尖，耗粮则全部平概。运输粮食四百万石，京仓储存十四成，通仓储存十六成。临清、徐州、淮安三仓各派御史监督收粮。正统初年，运粮数额为四百五十万石，其中兑运二百八十多万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实行支运的只占三四成而已。土木堡之变后，又把山东、直隶的军队全部留下操练备战。苏州、松江等府的运粮仍归民户。景泰六年，瓦剌入贡，于是恢复军运。天顺末年，兑运法实行已久，仓中收取多余耗粮，入仓时往往把斛面兑尖，而且还要求多加索取，军队困苦不堪。宪宗即位后，漕运参将袁佑上言陈述便利办法。皇帝说：“律令明白规定，收粮时要让纳粮户按公平标准缴纳，每石加耗不得超过五升。如今运军愿意明确加收耗米，可知仓吏侵害过多。今后命令军队自行平概，每石加耗五升，不得超过；有勒索行为的治罪。”后来听从督仓中官的意见，加耗增至八升。时间一久，又像从前一样超额收取，多次禁止也不能制止。起初，运送粮食到京师没有规定数额。成化八年才规定为四百万石，此后便作为常例。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中实行兑运的有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为兑运的有七十万石。兑运粮中，湖广、山东、河南折合银绢等折色的有十七万七千七百石。总计兑运、改兑，再加上耗米运入京城、通济仓和常平仓的，共为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隶的正粮单独就有一百八十万石，蓟州一府有七十万石，加耗粮则另计在外。浙江的赋税比苏州少数万石。江西、湖广又比这更少。天津、苏州、密云、昌平四处，共需供应六十四万余石米，全部从兑运米中支取。至于临清、德州二仓，储存预备米十九万余石，是取山东、河南的改兑米来充实的。遇到灾害歉收时，就拨用二仓的米来补足运输，务必达到四百万石的定额，不使其亏缺。

译到成化七年，才有改兑的建议。当时应天巡抚滕昭命令运军到江南水边交兑，除加耗外，每石又增加一斗米作为渡江费用。几年后，皇帝才命令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支运的七十万石米全部改为在水边交兑。从此全部变成改兑，官军长运也遂成为固定制度。然而当时管理仓库的人多方苛取，甚至另立额外罚款，运军辗转借贷仍无法支撑。弘治元年，都御史马文升上疏论述运军的困苦，说：“各直省的运船，都由工部给价，命有关部门监督制造。近来漕运总兵因为船价不能及时发给，请求领取价银自行制造。工部大臣担心军士不加爱护，议定由工部出四成材料，军卫承担三成，旧船折抵三成。军卫无从筹措，都是军士变卖家产、卖掉子女来供给，这就是造船的苦处。正式军士逃亡很多，而额数不减少，都用余丁补充，一户有三四人服役。春季交兑，秋季归来，艰辛万状。船到张家湾，又要雇车盘运，多靠借贷来供使用，这就是往返运输的苦处。他们所借的钱，运官因而侵吞渔利，要求以数倍利息偿还。军士有时自行装载土产来换取柴米，又受到禁令限制，常常被掠夺。如今应增加造船费用，每船给银二十两，并严禁运官和有关官员借故加派、侵害、搜检的弊端，这样军队的困苦或许可以稍稍缓解。”诏令采纳了他的建议。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说：“苏州、松江等府连年荒歉，百姓购买漕米，每石要银二两。北直隶、山东、河南每年供应宣府、大同二边的粮料，每石也要银一两。去年苏州兑运已经折银五十万石，每石银一两。现在请求推广到各府，并略微区别价格：灾情严重的，每石七钱；灾情稍轻的，每石仍为一两。全部解送户部，再转发给各边，用来抵充北直隶三处每年的供应额，同时把三处的本色粮运入京仓，这样费用节省，事情也容易办成。”皇帝听从了。此后每逢年成受灾，便权宜将粮食折银，用水边仓支运的粮食补足数额，折价以每石六七钱为标准，不再达到一两。在此以前，成化年间实行长运法。江南州县把粮食运到南京，命官军在水边兑取运输，计算下来节省了加耗和运输费用，得到多余米十万石有余，储存在预备仓中，以备缓急。到这时，巡抚都御史认为兑支有弊端，请求像过去一样先运入仓库再发放。户部说：“兑支法很好，不可以改变。”诏令采纳户部意见，把余粮储存在各卫仓，作为正常支出。又听从户部建议，山东改兑粮九万石，仍听任民户自行运到临清、德州二仓，命官军支运。正德二年，漕运官请求疏通水边仓储，说：“过去民户运粮到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等待卫军支运，后来改成附近州县在水边交兑。不久，连支运的七十万石也命令改为交兑。但七十万石之外，仍有交兑不完的粮食，民户仍运到四仓，长久没有支销，以致陈腐。请把浙江、江西、湖广正兑粮米三十五万石折银解送京师，命三省卫军到临清、德州等仓，按折银数额支运。这样各仓的米不会腐烂，三省漕卒也便于支运。每年漕运额外又得到三十五万石折银，一举而有多种好处。” 皇帝命令户部大臣议定，照他的请求办理。正德六年，户部侍郎邵宝因漕运迟滞，请求恢复支运法。户部议论说，支运法废止已久，不可能立即恢复，这件事于是搁置了。临清、德州二仓储存的米共十九万石，计算十年就是一百九十万石。自世宗初年起，因灾害拨粮补充的日益增多，而山东、河南因年成歉收，多次请求减轻数额，并且二仓积存的粮食大多腐朽。于是改折的建议屡次提出，仓储逐渐耗损。嘉靖元年，漕运总兵杨宏请求允许运官按路支取轻赍银，用来支付雇船雇车的费用，不必装入鞘袋、加盖封印，也不必计算多余部分，以免苦累漕卒。给事中、御史交相驳斥。户部说：“科道官的议论，主旨在于防止奸弊，这是对的。但轻赍银本来是转运费用，如今如果担心官军侵吞损耗，便把所有余银都收归太仓，就会把脚价当作正粮，这不是当初立法的本意。”于是议定，运船到通州后，由巡仓御史查验，斟酌实际数额支用，定为规章。有多余银钱，不运入太仓，就用来修船；官员和旗军中有侵吞作弊的，处以重罪。轻赍银是宪宗因各仓改兑、发给路费而开始设置的，各处都有耗米；兑运米都是一平一尖，所以有尖米。除随船发给的运费四斗外，其余折银，称为轻赍，共四十四万五千多两。后来相当一部分又收入太仓。隆庆年间，运输道路艰难阻塞，议论者想开通胶莱河，恢复海运。从淮安清江浦口出发，经过新坝、马家壕到海仓口，直接抵达直沽，只沿海湾航行，不驶入大洋。奏疏上报后，派官员勘察回报，因为水中沙滩礁石很多而停止。神宗时，漕运总督舒应龙说：“国家同时建有两京，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实在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自从兑运长期实行，临清、德州还有每年积存的粮食，而淮安、徐州二仓却没有一粒米。请从今以后，山东、河南年成完全丰收时，把全部本色粮征收入仓。估计临清、德州已足有五十多万石，就命令再缴入二仓，积存到五十万石为止。”皇帝听从了。当时，折银逐渐增多。万历三十年，漕粮运到京师的只有一百三十八万多石。抚臣却议论要截留漕米来救济河工，仓场侍郎赵世卿反对，说：“太仓收入的粮食不应当支出，计算两年以后，六军和百姓都将等着新漕粮来生火做饭；如果缴纳误期，京师就不复存在了。”原来灾害时折银，是把漕粮折成银两，用来抵充京军每月的俸禄。当时把它混在一起支给边饷，终于造成银粮两空，所以赵世卿争论反对。此后仓储逐渐匮乏，漕运政务也更加松弛。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天下萧条而费用繁多，每年供应的粮食更加不足以支撑。运船的数量，从永乐到景泰年间大小没有定数，数量最多。天顺以后，确定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艘，官军十二万人。允许附带装载土产，免征税钞。孝宗时限定为十石，神宗时增加到六十石。

译宪宗制定运船到京的期限：北直隶、河南、山东为五月初一日，过江支兑的，延长一个月；浙江、江西、湖广为九月初一日。总计三年考核一次，超过期限的，运官降职处罚。武宗绘制水程图表，按日期填写启行、停泊的站地；超过期限的粮食，停存在德州各仓，称为寄囤。世宗规定过淮的期限：江北为十二月，江南为正月，湖广、浙江、江西为三月；神宗时改为二月。又把到京期限改为五月的缩短一个月，七月、八月、九月的依次缩短两个月。后来又一律缩短一个月。神宗初年，规定十月开仓，十一月完成兑运，大县限定船到十日，小县五日。十二月开帮，二月过淮，三月过洪入闸。都要提前把样米呈给户部，运粮到达时，比照检验相同后才收纳。凡因灾害奏请改折的，不得超过七月。题奏、议定超过期限以及临时改题的，立案后免予复查。漂流的粮食，用食米抵换。大江漂流是大患，河道漂流是小患；二百石以上是大患，二百石以内是小患。小患由把总勘察上报，大患具奏；后来不论多少，一律奏请勘察。起初，船用楠木、杉木建造，较次的才用松木。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重新建造。每船领取正粮和耗米共四百七十二石。后来船数不足，一船领取米七八百石。附带装载、夹带私物的日益增多，各处停留而超过期限。一遇河流决口，就有漂流事故，官军也因此作奸。水边折耗粮食，沿途侵吞盗窃，妄称遭遇水灾火灾，甚至有人凿船使其自行沉没。明初，命武臣监督海运，曾设置漕运使，不久废止。成祖以后使用御史，又使用侍郎、都御史催促督办，郎中、员外郎分理事务，主事督促兑运，制度并不统一。景泰二年，开始在淮安设置漕运总督，与总兵、参将共同处理漕运事务。漕运司统辖十二总、十二万军，与京操十二营的军队相对应。起初，宣宗命运粮总兵官、巡抚、侍郎每年八月到京师，商议第二年的漕运事宜；设置漕运总督后，又命总督一同赴京。到万历十八年以后才免除。每年正月，总漕巡察扬州，管理瓜洲、淮安过闸事务。总兵驻在徐州、邳州，监督过洪入闸；漕运参政共同管理押运赴京。攒运由御史、郎中负责，押运由参政负责；监兑、理刑、管洪、管厂、管闸、管泉、监仓由主事负责；清江、卫河设提举。兑运结束、过淮、过洪后，巡抚、漕运司、河道各按职责上报。有关部门粮食没有准备好、军卫船只没有准备好、过淮误期的，责任在巡抚。粮食和船只都已准备好，却不立即查验放行，并非河道阻塞却压帮停泊，因而过洪误期、漂流或冻坏的，责任在漕运司。船只和粮食依照期限准备好，但河渠淤浅、没有疏浚办法，闸门因开闭不合时宜，不能过洪抵达河湾的，责任在河道官员。明初，对于漕运事务常常加以优待抚恤，仁宗、宣宗禁止役使漕船，宽免运输迟误者。英宗时才开始扣留口粮并平均摊派，而运军不守法度，成为百姓的祸害。此后漕运政务日益松弛，军队用耗米交换私人物品，在路上出售粮食而耽误期限。等到达目的地时，反而购买仓米补交，往往还不足数额。粮长通常把沙子和水掺入米中，河南、山东尤其严重，常常蒸湿浥烂，不能食用。权贵要人借银给运军，借机非法牟利，甚至请求拨发关税作为船料来索取偿还。漕运把总大多靠行贿取得。仓场额外摊派征取，每年达到十四万。世宗初年执政时，许多弊端得到整治改革，但漂流和违限两种弊端却日益严重。中期以后，更加无法查究。除漕粮外，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还要运输供内府使用的白熟粳米、糯米十七万零四十多石，其中折色八千多石；各府部还要运输糙粳米四万四千多石，其中折色八千八百多石，命令民户运输，称为白粮船。自长运法实行后，粮食都由军队运输，白粮仍照旧由民户运输。穆宗时，陆树德说：“军运是用来充实军队储备的，民运是用来供应官员俸禄的。人们只知道军运的苦处，却不知道民运尤其苦。船户的索取，运军的欺凌，洪闸的守候，进入京城、仓库，其中弊端层出不穷。嘉靖初年，民运中还有能够保全家产的人家，十年以后没有不破产的。把白粮交给军队带运十分便利。”奏疏呈上后，交给有关部门议论，没有采纳。凡各仓应当缴纳的粮食都有定数；如果改拨给其他镇，水边应当交兑的漕粮，就让镇军负责领兑，并给民户价钱；州县官督促车户运到远仓，或者给军队车价，令其就近领取运输的粮食，这些统称为穵运。九边地区运输粮食，大多用车；宣德年间，运粮供应开平也是这样，而兰州、甘肃、松潘往往让百姓背负。永乐年间，又曾命广东海运二十万石粮食供应交阯。明初，京卫设有军储仓。洪武三年增加设置到二十所，并且修建临濠、临清二仓，以供应转运。各行省都有仓库，官吏的俸禄从中支取。边境有仓库，收取屯田收入来供应军队。州县设置预备仓，东南西北各一所，以赈济灾荒。自钞法实行后，仓库颇有裁减废革。洪武二十四年，在临清储粮十六万石，以供应训练骑兵。二十八年设置皇城四门仓，储粮供应守御军队；又增加京师各卫仓共四十一所。还在北平、密云等县设置仓库，储粮以供应北征。永乐年间，设置天津及通州左卫仓，并设置北京三十七卫仓。又命令天下府县多设置仓储，把位于四乡的预备仓迁到城内。会通河建成后，才在徐州、淮安、德州设置仓库；临清沿用洪武旧仓，加上天津仓共五所，称为水次仓，用来供应转运。后来又把德州仓迁到临清的永清坝，在河西务设置武清卫仓，在张家湾设置通州卫仓。宣德年间，扩建临清仓，容量达到三百万石；又增加设置北京和通州仓。京仓由御史、户部官员、锦衣卫千户、百户轮流巡察。

译外仓则由布政司、按察司、都司负责关防。各仓的仓门，派退休武官二人，率领老幼军丁十人守卫，每半年轮换一次。英宗初年，命廷臣集议：天下司、府、州、县有仓的，把卫所仓归属其管辖；没有仓的，则改隶卫所。只有辽东、甘肃、宁夏、万全以及沿海卫所没有府州县，仍按旧制。正统年间，增加设置京卫仓共七所。自兑运法实行后，各仓支运粮食减少，而京仓、通仓不能容纳，于是毁掉临清、德州、河西务仓的三分之一，改建为京仓、通仓。景泰初年，把武清卫的各仓迁到通州。成化初年，废除临清、德州城外的预备仓，以城内空廒储存预备米。临清仓改名常盈，德州仓改名常丰。京仓共五十六所，通仓十六所。各直省的府、州、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之处都有仓库，少的一两所，多的二三十所。设置预备仓时，太祖选用德高望重的老百姓运送钞币购买米粮，以备赈济，并命令他们掌管。天下州县多有储蓄，后来逐渐废弛。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时，整顿了这项政务。周忱巡抚南畿时，另行设立济农仓，其他人无法做到。正统年间，加重侵吞盗窃的罪罚，甚至把犯人妻子登记入军。又规定缴纳粮食一千五百石的，诏令表彰为义民，免除本户杂役。凡赈济饥民米一石，等到年成丰收时，缴纳稻谷二石五斗归还官府。弘治三年规定：州县十里以下积粮一万五千石，二十里积粮二万石；卫千户所积粮一万五千石，百户所积粮三百石。考核任期届满时，核查积粮多少，以此评定优劣。不足三成的，扣除俸禄；达到六成以上的，降职调任。弘治十八年命令赎罪和罚没的财物，都买粮入仓。正德年间，命令囚犯缴纳纸张的，以纸价的八成折米入仓；军官犯罪的，缴纳粮谷可抵作立功。起初，预备仓都设置仓官，到这时裁撤，命令州县官和管粮仓官共同负责。嘉靖初年，谕德顾鼎臣说：“成化、弘治年间，每年把存留的余米放入预备仓，缓急之时有所准备。如今秋粮仅够兑运，预备仓没有一粒米。一遇灾害，便奏请留用其他粮食，并劝富户借出粮谷，以照旧例办理。请尽快恢复预备仓的粮食储备，使百姓得到充足保障。”皇帝于是命令有关部门设法多积存米谷，仍仿照古代常平法，春天赈济贫民，秋收后归还官府，不收取利息。府积存一万石，州四五千石，县二三千石作为标准。后来又规定十里以下积存一万五千石，逐级增加，直到八百里以下积存十九万石。此后积存的粮食全部平价出售，以救济贫民，储粮逐渐减少。隆庆年间，大郡最多不过六千石，小县只有一千石。时间久了，数额更加减少，处罚也更加减轻。万历年间，上等州郡只规定到三千石，小县有的仅一百石。有关官员沿袭成规，徒具文书，多次下诏申令告诫，往往只是用虚假的数字欺骗蒙蔽而已。弘治年间，江西巡抚林俊曾请求建立常平仓和社仓。嘉靖八年，才命令各巡抚、巡按设置社仓。命令百姓以二三十户为一社，选择家境富裕而有品行义举的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的一人为社正，能够书写计算的一人为社副。每月初一、十五集合一次，分别评定各户为上、中、下等，按等级缴纳四斗至一斗粮食，每斗加耗五合，由上户主持事务。年成饥荒时，上户中不足的酌量借给；丰收时归还仓粮。中、下户酌情赈济，不归还仓粮。有关部门造册送交巡抚、巡按，每年核查一次。仓粮空虚的，罚社首缴出一年的粮食。这项制度相当好，但后来没有力量实行。南京、北京两京的库藏，先后修建，其制度大体相同。内府共有十库：内承运库，储存缎匹、金银、宝玉、齿角、羽毛，其中金花银数额最大，每年缴纳百万两还有余。广积库，储存硫黄、硝石。甲字库，储存布匹、颜料。乙字库，储存胖袄、战鞋以及军士的裘帽。丙字库，储存棉花、丝纩。丁字库，储存铜铁、兽皮、苏木。戊字库，储存铠甲和兵器。赃罚库，储存没收入官的物品。广惠库，储存钱钞。广盈库，储存纻丝、纱罗、绫锦、▯绢。这六库都隶属户部，只有乙字库隶属兵部，戊字库、广积库、广盈库隶属工部。又有天财库，也称司钥库，储存各衙门掌管的钥匙，也储存钱钞。供用库，储存粳稻、熟米以及各地进贡的物品。以上统称内库。位于宫内的，还有内东裕库、宝藏库，称为里库。里库一概不受有关主管官署管辖。会归门、宝善门以东以及南城的磁器诸库，则称为外库。至于内府所属的各监、司、局，神乐堂，牺牲所，太常寺、光禄寺，国子监，也都按照各自掌管的事务，收存所需使用的各种物品。太仆寺则把马价银收入其中。明初，曾在京城及各府州县设置行用库，用来收换昏烂的钱钞。仁宗时废止。英宗时，开始设置太仓库。起初，每年赋税不征收金银，只有矿冶税中的金银收入内承运库。每年赋税偶尔折收金银的，都送到南京供武臣俸禄使用。各边有紧急需要时，也从这里取用。正统元年改折漕粮，每年以一百万两为额，全部解送内承运库，不再送往南京。除供给武臣俸禄十多万两外，其余都供皇帝御用，这就是所谓金花银。正统七年才设置户部太仓库。各直省摊派的剩余麦米，十库中的绵丝、绢布以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是折银的，都收入太仓库。抄没的家财、变卖的田产、追收的店铺钱，以及援例缴纳的财物，也都收入其中。专门用来储存银两，所以又称银库。弘治年间，内府供应繁多，经常把太仓银收进内库。又设置南京银库。正德年间，内承运库的中官多次说内府财用不足，请求支取太仓银。户部坚持上奏也不能阻止。嘉靖初年，内府供应相当于弘治年间，后来竟增加了一倍。起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多万两，后来收取的银子储存在两边廊屋，以便支发；中库不动，于是把中库称为老库，两廊称为外库。

译到了这时，老库中所储存的仅有百二十万两。二十二年，特地下令金花银、子粒银中应当解送内库的部分，一并送往太仓以备边防使用，但后来又重新收入内库。三十七年，下令每年进献内库的银子在百万两之外，还要增加预备供皇帝临时取用的银子；后来又取没收入官的银子四十万两，送入内库。隆庆年间，多次从太仓取银送入内库，承运库的宦官甚至拿着空白札票，命户部取银给他。廷臣上疏劝谏，都不予听从。又多次取用光禄寺、太仆寺的银子，工部尚书硃衡极力劝谏，也不听从。起初，世宗在位时，太仓收入二百万两有余。到神宗万历六年，太仓每年收入总计四百五十余万两，而内库每年供应金花银之外，又增加买办银二十万两作为常例，后来又增加内操马匹的草料银七万余两。时间一久，太仓、光禄寺、太仆寺的银子几乎都被搜括取尽。边疆赏赐和首功赏银，过去由内库发放的，也改为从太仆寺取用了。甲字等各库，由主事会同科道官巡视。太仓库由员外郎、主事主管，并由给事中巡视。嘉靖年间，才开始每两个月报告一次出纳数额。当时修缮工部旧库，命名为节慎库，用来储存矿银。尚书文敏曾用其中银两支付工价，皇帝责问斥责他，命令用其他银两补偿；从此节慎库专门供内府使用。外面的各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县卫所也都有库，储存金银、钱钞、丝帛、赃罚等物。巡按御史每三年清查一次。各运司都有库储存银两，年终由巡盐御史委派官员查验。凡府、州、县税课司局、河泊所征收的年课、商税、鱼课、引由、契本等税项，太祖命令有关部门解送到州县、府司，直到户部；户部封存入库，原来的封识不得擅自开启。到永乐时，才委派官员查验勘核，合格后才起运；到户部后再验，符合要求才进纳。嘉靖年间，修建验试厅，验收合格后发给进状，寄存在库中。每月逢九日，会同巡视库藏的科道官进库验收，不合格的驳回更换。正统十年在通州设置通济库，世宗时废止。隆庆初年，密云、蓟州、昌平等镇都设置库，收存主客年例、军门公费以及抚赏、修边银等。凡是对仓库造成祸害的，没有比中官更严重的。内府各库负责监收的中官横行索取，永不满足。正德年间，台州卫指挥陈良缴纳军器，被扣留八年，甚至沦落到街市乞食。内府收粮时，加收耗粮曾以数倍为标准，祸害就是这样。各仓起初不设置中官，宣德末年，京仓、通仓才开始各设置一名总督中官，后来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仓也设置监督，漕运军民都受到他们的祸害。世宗采纳孙交、张孚敬的建议，撤除革去各处中官，只有监督各仓的仍旧保留。时间久了，听从给事中管怀理的建议，才把他们也废除。起初，天下各府库都有储积，边饷不向内库借支，京师也不向外地搜括。成化年间，巡盐御史杨澄首先请求把各盐运提举司的赃罚银送入京库。弘治年间，给事中曾昂请求把各布政司公帑中积存的征徭余银全部运入太仓。尚书周经竭力争辩，认为如果有不足，是因为铸造、赏赐、斋醮、土木工程等缘故；如果一定要把天下财物全部搜括，便不是把财富藏于民间的意思。到刘瑾掌权时，终于命令各省库藏全部运到京师。世宗时，福建、广东进献余银，户部请求责令其他省的巡按每年照例奏报进献。又因为太仓库匮乏，运取南京户部库银八十万两来充实。户部又逐条上报理财事宜，把临清、德州二仓积存的银二十万两登记后归入太仓。隆庆初年，派四名御史分赴天下搜括库银。神宗时，御史萧重望请求核查府县每年的银额并解送户部，没有得到上报批准。千户何其贤请求下令让内官与自己共同督办，皇帝竟采纳了他的请求，由此外地储备日益耗尽。到天启年间，采用操江巡抚范济世的策略，下诏督促每年进献，搜括得一点也不剩。南京内库颇多收藏金银珍宝，魏忠贤假传诏旨取入京师，盗窃得一空。内外财物都枯竭了，最终导致灭亡。

译《志》第五十六，食货四。盐法、茶法。煮海制盐的利益，历代都由官府掌管。太祖刚起兵时，就制定盐法，设置盐务机构和官员，命令商人贩卖，每二十份取一份，以资助军饷。不久加倍征收，采纳胡深的意见，又恢复最初的制度。丙午年，开始设置两淮盐官。吴元年设置两浙盐官。洪武初年，在各产盐地区依次设置官署。都转运盐使司六个：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盐课提举司七个：广东、海北、四川、云南；云南提举司共有四个，即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另有陕西灵州盐课司一个。两淮盐运司管辖分司三个，即泰州、淮安、通州；批验所两个，即仪真、淮安；盐场三十个，每个盐场各设盐课司一个。洪武年间，每年办理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多引。弘治年间改办小引盐，数量增加一倍，万历年间相同。盐销行于直隶的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庐州、安庆、池州、淮安九府，滁州、和州二州，江西、湖广二布政司，河南的河南、汝宁、南阳三府以及陈州。正统年间，贵州也食用淮盐。成化十八年，湖广的衡州、永州改销海北盐。正德二年，江西的赣州、南安、吉安改销广东盐。运往边地的有甘肃、延绥、宁夏、宣府、大同、辽东、固原以及山西神池各堡。供应光禄寺、神宫监、内官监。每年收入太仓的余盐银六十万两。两浙盐运司管辖分司四个，即嘉兴、松江、宁绍、温台；批验所四个，即杭州、绍兴、嘉兴、温州；盐场三十五个，每个盐场各设盐课司一个。洪武年间，每年办理大引盐二十二万零四百多引。弘治年间改办小引盐，数量增加一倍，万历年间相同。盐销行于浙江，直隶的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微州五府及广德州，江西的广信府。运往边地的有甘肃、延绥、宁夏、固原以及山西神池各堡。每年收入太仓的余盐银十四万两。明初，设置北平河间盐运司，后来改称河间长芦盐运司。管辖分司两个，即沧州、青州；批验所两个，即长芦、小直沽；盐场二十四个，每个盐场各设盐课司一个。洪武年间，每年办理大引盐六万三干一百多引。弘治年间改办小引盐十八万零八百多引，万历年间相同。盐销行于北直隶，河南的彰德、卫辉二府。运往边地的有宣府、大同、蓟州。供应郊庙百神祭祀、内府膳食以及百官和有关官署。每年收入太仓的余盐银十二万两。山东所辖分司有两个：胶莱、滨乐；批验所有一个，叫泺口；盐场十九个，每个盐场各设盐课司一所。洪武年间，每年办理大引盐十四万三千多引。弘治年间改办小引盐，数量增加一倍。万历年间为九万六千多引。食用山东盐的地区有山东本地、直隶的徐州、邳州、宿州，河南开封府；后来开封府改食河东盐。运往边地的盐，供应辽东以及山西神池等堡。每年缴入太仓的余盐银五万两。福建所辖盐场有七个，每个盐场各设盐课司一所。洪武年间，每年办理大引盐十万四千五百多引。弘治年间增加七百多引。万历年间减少一千引。这里的盐引分为“依山”和“附海”两种。依山盐缴纳折色，即折合钱银；附海盐原来缴纳本色，神宗年间也改为折色。盐只在福建境内销售。每年缴入太仓银二万二千多两。河东盐所辖的解盐，起初在安邑设置东场分司，成祖年间又在解州增设西场，不久又合并到东场。正统六年恢复设置西场分司。弘治二年增设中场分司。洪武年间，每年办理小引盐三十万四千引。弘治年间增加一万引。万历年间又增加二十万引。河东盐销售到陕西的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的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以及汝州，山西的平阳、潞安二府以及泽州、沁州、辽州。若有地区在不同盐区中重复出现，盐可以兼行。隆庆年间，延安改食灵州池盐。崇祯年间，凤翔、汉中二府也改食灵州盐。每年缴入太仓银四千多两，供应宣府镇和大同代府的俸禄、粮食，并抵补山西百姓应交的粮银，共十九万两有余。陕西灵州有大盐池、小盐池，又有漳县盐井、西和盐井。洪武年间，每年办理食盐：西和十三万一千五百斤有余，漳县五十一万五千六百斤有余，灵州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斤有余。弘治年间相同。万历年间，三处合计办理一千二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多斤。盐销售到陕西的巩昌、临洮二府以及河州。每年解送宁夏、延绥、固原三地的军饷银三万六千多两。广东所辖盐场十四个，海北所辖盐场十五个，每个盐场各设盐课司一所。洪武年间，每年办理大引盐：广东四万六千八百多引，海北二万七千多引。弘治年间，广东照旧，海北为一万九千四百多引。万历年间，广东小引生盐三万二百多引，小引熟盐三万四千六百多引；海北小引正耗盐一万二千四百多引。盐有生盐和熟盐，熟盐价格高，生盐价格低。广东盐销售到广州、肇庆、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盐销售到广东的雷州、高州、廉州、琼州四府，湖广的桂阳、郴二州，广西的桂林、柳州、梧州、浔州、庆远、南宁、平乐、太平、思明、镇安十府，以及田州、龙州、泗城、奉议、利州五州。每年缴入太仓盐课银一万一千多两。四川盐井辖有盐课司十七所。洪武年间，每年办理食盐一千一十二万七千多斤。弘治年间办理二千一十七万六千多斤。万历年间为九百八十六万一千多斤。盐销售到四川的成都、叙州、顺庆、保宁、夔州五府，以及潼川、嘉定、广安、雅州、广元五州县。每年解送陕西各镇盐课银七万一千多两。

译云南黑盐井辖有盐课司三所，白盐井、安宁盐井各辖盐课司一所，五井合辖盐课司七所。洪武年间，每年办理大引盐一万七千八百多引。弘治年间，各盐井的数量不一。万历年间与洪武年间相同。盐只在云南境内销售。每年缴入太仓盐课银三万五千多两。成祖年间，曾设置交阯提举司；后来交阯失陷，于是撤销。辽东盐场不设官员，由军中余丁煎盐办理，招募商人以盐换粮来供应军队。大引每引四百斤，小引每引二百斤。各地所产的盐制法不同：解州的盐是风和水凝结而成的，宁夏的盐刮地即可得到，淮盐、浙盐是煎熬海水制成的，川盐、滇盐是汲取井水制成的，闽盐、粤盐是积聚卤水制成的，淮南盐用煎法，淮北盐用晒法，山东盐有煎制的，也有晒制的；大体情况就是这样。明朝的盐法，没有比“开中”更好的。洪武三年，山西行省上言：“大同的粮食储备，要从陵县运到太和岭，路途遥远，费用烦多。请下令商人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官府发给一张淮盐小引。商人把盐卖完后，就拿原来发给的引目到当地官司缴销。这样就可以节省转运费用，使边境储粮充足。”皇帝采纳了。招募商人运粮并发给盐引，称为“开中”。此后各行省边境多招募商人纳粮换盐，把盐作为军队储备。盐法和边防筹划相互配合而行。洪武四年制定纳粮换盐的条例：向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等仓缴纳米粮，按照道路远近，每五石至一石不等。条例前后有所增减，因此标准并不一致，大体要看当时军务的缓急、米价的高低以及商人纳粮换盐是否有利。道路遥远、地势险要的地方，就降低缴纳数量，使商人负担减轻。编制勘合和底簿，发给各布政司以及都司、卫所。商人缴粮完毕后，官府登记所缴粮数和应领取的盐数，商人携带文书到各转运提举司按数领取盐。各转运司也有底簿可以核对，勘合相符后，就按数发给。盐有规定的销售地点，刻在铜牌上；贩卖私盐的，罪至死刑；伪造盐引的，按同样罪名论处；盐和盐引分离的，也按私盐论处。成祖即位后，因为北京各卫所缺粮，便全部停止天下各地的纳粮换盐，专门在京城卫所开中。只有云南金齿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陕西甘州卫仍照旧开中。没过几年，京城卫所的粮米已经充足有余，但大军征讨安南耗费很多，甘肃军粮不足，百姓疲于转运。等到安南新近归附后，军饷更加难以接济，于是各地重新招募商人纳粮换盐，其他边地也依次恢复。仁宗即位后，因为宝钞流通不畅，朝廷商议用什么办法来收取它。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求让拥有宝钞的人纳粮换盐，于是制定各盐司纳粮换盐的标准：沧州每引三百贯，河东、山东减半，福建、广东一百贯。宣德元年停止以宝钞纳粮换盐的条例。宣德三年，夏原吉因北京官吏、军士、工匠的粮饷无法供应，提出筹备办法，说：“原来的纳粮换盐标准太重，商人很少前来，请重新制定。”于是规定每引缴纳米粮从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不等，招募商人向北京缴米。户部尚书郭敦说：“纳粮换盐的标准已经降低，但前来的商人仍然很少，请按十分计算：六分发给已向京仓缴米的人，四分发给已经向辽东、永平、山海、甘肃、大同、宣府、万全缴米的人。其他地方的纳粮换盐全部停止。”他又说：“洪武年间纳粮换盐的商人，年久之后已经死亡，代替领取盐的多有虚报冒领，请按盐引发给宝钞十锭。”皇帝全部采纳，并下令加倍发给宝钞。甘肃、宁夏、大同、宣府、独石、永平道路险远，前往纳粮换盐的人少，于是允许寓居当地的官员以及军中余丁中有粮食的人缴纳米豆换盐。正统三年，宁夏总兵官史昭认为边军缺少马匹，而延庆、平凉的官吏、军民大多养马，于是上奏请求以马匹纳粮换盐。上等马一匹给盐引一百引，次等马给八十引。不久，定边各卫所递增二十引。后来河州纳马换盐，上等马给二十五引，中等马减少五引；松潘纳马换盐，上等马给三十五引，中等马减少五引。过了很久，又恢复原来的制度。起初以马换盐，要先验马再领取盐；后来改为向官府缴银，由官府买马。银子收入布政司，转用于宗室俸禄、屯田粮食、修筑边防、赈济救助等，辗转支用；银子用尽而马匹没有运到，边境储备也从此告匮。于是招募商人纳粮换取淮盐、浙盐、长芦盐，规定甘肃纳粮换盐时，淮盐占十七份，浙盐占十三份。淮盐只收米、麦，浙盐兼收豌豆、青稞。因为淮盐价格较高，商人多趋向淮盐，所以规定淮盐、浙盐兼可纳粮换取。明朝初年沿用宋、元旧制，对灶户优待抚恤十分优厚：给他们草场以供砍柴，适合耕种的土地允许开垦，并免除杂役；还发给煎盐工本米，每引一石。在盐场设置仓库，每年拨附近州县仓储的粮食以及军中余粮供应灶户，同时发给钱钞，按米价折算。不久确定宝钞数额：淮盐、浙盐每引二贯五百文，河间、广东、海北、山东、福建、四川每引二贯。灶户即使犯了死罪以下的杂罪，也只杖责，并按天数煎盐赎罪。后来设置总催，许多总催侵削灶户。到正统年间，灶户贫困，逃亡者很多，松江盐场拖欠的盐课达六十多万。百姓向朝廷申诉，朝廷命直隶巡抚周忱兼管盐课。周忱分条上奏铸造铁锅、抚恤卤丁、选任总催、严禁私贩四件事，并请求在每年正课之外附带征收拖欠的盐课。皇帝采纳了他的请求，下令把欠课分为六期，在六年内征完。当时，有些商人从永乐年间起等候领取盐，祖孙相代仍未能领取。于是朝廷商议仿照洪武年间的办法，加发宝钞锭数作为补偿；愿意继续等候领取的听其自便。又因商人等候领取盐的时间太久，即使降低开中的条件，也很少有人缴纳，于是商议其他盐司仍按旧制办理，而淮盐、浙盐、长芦盐按十分计算，八分发给等候领取的商人，称为“常股”；二分收归官府储存，称为“存积”；遇到边境警报，才招募商人纳粮换盐。“常股”“存积”的名称由此开始。凡纳常股者价格低，纳存积者价格高；然而人们非常苦于长期等候领取盐，于是争相办理存积，常股反而堵塞。景帝年间，边境多有变故，存积比例增加到六分。纳粮换取边盐时，还要缴纳谷草、秋青草；秋青草三份抵谷草二份。广东盐按条例不得运出境外，商人通常买通守关吏员，越境到广西贩卖。巡抚叶盛认为，任由这种行为会废坏盐法，禁止又会使商人受损，于是请求让商人运米供应边军，便允许盐出境，公私双方都得到好处。成化初年，连年发生灾害，京城储粮不足，于是招募商人在淮州、徐州、德州的水运沿线仓库纳粮换盐。

译旧例规定纳粮换盐时，户部张榜招募商人，不允许有人直接上奏。富人吕铭等托请权势人物上奏，请求纳粮换取两淮存积盐，皇帝直接下旨准许。户部尚书马昂不能坚持公正，盐法从此开始败坏。权势豪强大量插手纳粮换盐，商人既然失去利益，江南、江北的军民便因而制造遮洋大船，排列武器贩卖食盐。于是制定严法：私贩、窝藏私盐的都判死罪，家属迁徙到边卫；夹带私盐越境的充军。然而仍不能遏止。成化十九年，存积盐的数量大为减少，常股七分、存积三分。但商人乐于立即得到盐，申报纳存积盐的人争相前来，于是存积又增加到六分。淮盐、浙盐仍然供应不足，只好配给长芦、山东盐来补充。一个人兼领数处盐引，因路途遥远不能亲自前往，边商便把盐引转卖给附近的富人。从此有了边商、内商的区别。内商的盐不能迅速取得，边商的盐引又不肯低价出售，申报纳存积盐逐渐怠慢，存积的积压于是与常股相同。宪宗末年，宦官窃取权势，奏请无定数地索取淮盐、浙盐，两淮积压的盐引达到五百多万，引盐壅滞。到孝宗年间，开始兴起购买、补充余盐的议论。所谓余盐，是灶户完成正课之外剩余的盐。洪武初年的制度规定，商人领取盐时有固定盐场，不许越过盐场购买、补充；勤劳煎盐的灶户有余盐，就送交盐场司，每二百斤为一引，官府发给米一石。这些盐招募商人开中，不论资历先后都发给。成化以后，命商人收买余盐，并劝导他们借出米麦来赈济贫困灶户。到这时清理两淮盐法，侍郎李嗣请求让商人购买余盐以补足官引，免除借粮的规定，同时停止各边开中；等拖欠的盐课缴清后，由官府出售盐，所得价银三分之一用于边储，另外留下三分之一，用来补偿商人尚未交盐的价款。于是用余盐补充正课，盐法因此发生了一次小变化。明朝初年，各边纳粮换盐的商人招募百姓开垦种田，修筑台堡，彼此聚集防守，边地的豆粮没有特别昂贵的时候。成化年间，开始有人折合缴纳银两，但从未正式写入法令。弘治五年，商人苦于长期等候领取盐，户部尚书叶淇请求招募商人向运司缴银，再统一解送太仓，分发给各边。每引缴银三四钱不等，按照国初纳粮换盐时米价的两倍计算；商人也免除了长期等候领取盐的痛苦，因此太仓的银子一时累积到一百多万。然而，前往边地开中之法废止，商屯撤业，菠粟【原文疑误】价格飞涨，边境储备日益空虚。武宗初年，因盐法日益败坏，命大臣王琼、张宪等分道清理；同时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鹤各自命家人上奏，请求购买长芦、两淮盐引。户部尚书韩文坚持不可，皇帝却直接下旨准许。织造太监崔杲又上奏请求长芦盐一万二千引，户部只给了一半。皇帝想全部给他，大学士刘健等竭力争辩，李东阳的话尤其激烈。皇帝很不高兴。刘健等再次上疏争论，皇帝才听从户部的意见。权贵要人插手开中的越来越多，又允许购买余盐，一张盐引有时要十多年才能使用。正德二年才重新申明截收旧盐引的规定，限定期限追缴，并且每引增加纸张费用和赈济米麦。盐引价格加重，而盐课仍然壅滞如故。此前，成化初年，都御史韩雍在肇庆、梧州、清远、南雄设立抽盐厂，官盐每引抽银五分，允许夹带余盐四引，每引抽银一钱。都御史秦纮允许增加夹带余盐六引，抽银六钱。到这时又增加到九钱，并且不再抽取官引。盐引积压，私盐畅行，于是户部郎中丁致祥请求恢复秦纮的旧法。至于其他地方，商人夹带余盐、验盐割取并缴纳价银，只有夹带多达三百斤的才定罪。淮盐、浙盐、长芦盐中，常股占四分，用来供应各边主兵以及工役、赈济的需要；存积占六分，除非发生国家大事或边境有警，否则从未擅自开取。开取存积盐，必须由边臣上奏请求，经户部复核批准，从未有商人擅自请求或专门请求淮盐的。弘治年间，存积盐很多。正德年间，权贵宠臣竟上奏请求开取残盐，把存积、常股都改为正课，并且全部折银。边臣在紧急情况下没有储备，权势要人占取盐引、开设盐窝，价格增加数倍。商人每引缴银八钱，却无利可图，大多不愿纳粮换盐，盐课日益减少。奸猾之人夹带私盐、借引影射，弊端层出不穷。盐臣迎合宦官的意旨，又列出零盐、所盐等名目来欺骗牟利。世宗即位后下诏，首先命令裁撤革除这些弊端。不久，商人逯俊等通过近幸之人，以增加盐价为名上奏，请求购买残余盐。户部尚书秦金坚持不准，皇帝特意下令在宣府纳粮换取两淮额定盐三十万引。秦金说：“奸人占取淮盐，开设盐窝牟利，使山东、长芦等盐没有别的盐可以搭配，积存起来也无用。损害国家财用，耽误边境储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御史高世魁也据理力争。皇帝下诏减少淮盐引十万，分拨两浙、长芦盐给宣府。秦金又说：“宣府、大同都是重要的边镇，不应让奸商自行选择方便之处，只应在宣府纳粮换盐。”皇帝同意了。不久逯俊等请求让十六人在宣府纳粮换盐、十一人在大同纳粮换盐，皇帝最终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嘉靖五年，皇帝采纳给事中管律的奏请，于是恢复常股四分、存积六分的制度。然而当时余盐盛行，正盐长期等候领取，愿意纳正盐的人很少；余盐只要领取勘合，就能立即领取出售，愿意纳余盐的人很多。弘治年间开始用余盐补充正课，最初是为了偿还拖欠的盐课，后来又命商人缴价银给户部以接济边地。到嘉靖年间，延绥用兵、辽东缺少军饷，便把两淮余盐七万九千多引全部发往两边开中。从此余盐制度盛行。开始时还没有固定数额，不久两淮增加盐引一百四十多万，每引增加余盐二百六十五斤。盐引价格为淮南缴银一两九钱，淮北一两五钱；又设置处置、科罚等名目，苛刻搜刮商人的财物。于是正盐尚未分派，就先估征余盐，商人和灶户都陷于困窘。奸猾之徒借口官府收买余盐，夹带贩卖私煎盐。法律禁令无法施行，盐法大为败坏。

译十三年，给事中管怀理说：“盐法败坏，其弊端有六项。开中不能按时进行，米价飞涨，这是招募粮食困难。权势豪强和大户独占利权，这是申报开中困难。官府科罚，吏胥侵吞勒索，这是缴纳困难。到了盐场排队验掣，动辄要用几年，这是等候领取盐困难。定价过高，利润抵偿不了成本，这是取利困难。私盐四处流通，官盐无法销售，这是交易困难。有这六项困难，正课就堵塞了，主管财政的人于是设置余盐来补助。余盐利润丰厚，商人固然乐意办理；然而余盐不是用来开边，而是解送户部，虽然每年收入接近一万，也无益于军需。我曾考察祖宗时期，商人纳粮换盐缴纳的价钱很轻，而灶户煎盐的工本很厚；现在盐价是从前的十倍，工本却不到从前的十分之一，怎么能禁止私盐流通呢？所以要疏通盐法，必须先处置余盐；要处置余盐，必须大幅降低正盐价格。大体说来，正盐便宜了，私贩自然会停止。现在应当定价：每引正盐银五钱，余盐二钱五分；不必解送太仓，全部让商人在开中关领取销售，余盐以全部收尽为限。正盐价格降低，已经有利于商人；余盐全部收尽，又有利于灶户。从来没有商人和灶户都得到好处、而国家盐课却不充足的情况。”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户部复议认为，余盐银仍照旧解送户部，于是边地军饷更加空虚。到二十年，皇帝认为盐法发生变乱是由余盐造成的，下令停止余盐。淮盐、浙盐、长芦盐全部恢复旧法，夹带的盐割取后没收入官；应当变卖的，按当时估定的价格办理。御史吴琼又请求各边纳粮换盐都缴纳本色粮食。然而命令刚下，吏部尚书许讠赞【原文疑误】就请求恢复开办余盐以充实边用。户部复议同意，余盐又重新流通。此前，十六年下令两浙偏僻县邑，在官盐、商盐都不流通的地方，山商每百斤缴银八分，官府发给票据让其销售盐。后来这种做法大多侵夺了正引，官盐课缺额，积压的盐引达到二百万，等候验掣必定要五六年。于是制定预征、执抵、季掣三种办法。预征，是提前缴纳盐课，不得私自决定去留。执抵，是掌握当前运盐的水程，再拿一张盐引抵一张盐引。季掣，是按缴纳盐课的先后次序验掣，春季不得拖到夏季，夏季也不得超过春季。然而票商缴税后就能验掣销售，预征等办法只不过加重了盐引商人的负担。灵州盐池自从史昭提出以马纳粮换盐的办法实行后，边饷亏缺，甘肃米价每石银五两，户部因此上奏停止以马换盐，招募商人缴米纳粮换盐。二十七年下令，开中者只缴纳本色粮食和草料。三十二年下令，河东以六十二万引为定额，把正盐和余盐合并为一种，并革除余盐的名称。当时都御史王绅、御史黄国用商议说：两淮灶户的余盐，每引官府发银二钱，作为煎盐工本；增加征收三十五万引，名为“工本盐”。命商人纳额盐二引，同时带纳工本盐一引，用以抵充主兵每年十七万六千两有余的费用。朝廷采纳了他们的请求。起初，淮盐每年盐课为七十万五千引，开边报中的是正盐；后来又增加余盐，缴银解送户部。到这时，连同原有定额共一百零五万引，定额增加了三分之一。实行数年后，盐引积压，无法销售，盐法堵塞而不能运行。议论政事的人多次陈述工本盐是盐法中的赘疣。户部认为国家财用正值困乏，每年惯例支出的费用没有来源，因此没有改变。江西原来销售淮盐三十九万引，后来南安、赣州、吉安改销广盐，只有南昌等府销售淮盐二十七万引。后来私贩盛行，袁州、临江、瑞州私下食用广盐，抚州、建昌私下食用福建盐，于是淮盐只能销售十六万引。几年之间，国家财政大为困窘。巡抚马森上疏陈述其危害，请求在峡江县建桥设关，扼守福建、广东的交通要道，全部恢复淮盐定额，逐渐增加到四十七万引。没过多久桥梁毁坏，增加的二十万引又被取消。嘉靖三十九年，皇帝想整顿盐法，于是命令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管淮、浙、山东、长芦的盐法。鄢懋卿是严嵩的党羽，天天都在收受贿赂。两淮规定的盐课银有六十一万多两；自从设置工本盐后，增加到九十万两，鄢懋卿又把它增加，于是达到一百万两。每半年解送一次。他又搜刮四司的余盐，共得到银子将近二百万两，一时之间被夸耀为奇功。于是设立克限法，规定每名差卒，即每卒一人，每季限额必须缉获一定数量的私盐；达不到数额，就削减他们的雇役钱。巡逻差卒有的经过一年仍领不到一文钱，于是共同从事私盐贩卖，因为获利极大，甚至劫掠估舶，诬称他们是盐盗而将其拘捕，毒害遍及海滨。严嵩失势后，巡盐御史徐爌说：“两淮盐法分为常股、存积、水乡三类，共有七十万多引。每引二百斤，缴纳银八分。永乐年间以后，每引缴纳粟二斗五升，商人在下场关领取盐后，分散贩卖，所得利润也有十五成。近些年，在正盐之外，又增加余盐；余盐之外，又增加工本盐；工本盐收入不足，于是有添单；添单收入仍不足，又增加添引。鄢懋卿只顾眼前逐利，不顾后果，是误国乱政中最严重的人。” 如今灾荒接连上报，盐场被水淹没，如果还想取得一百万的收入，必然会导致百姓逃亡。琴弦已经绷紧，快要断了，不能再比这更危险。”于是全部废除鄢懋卿所增加的数额。四十四年，巡盐御史硃炳如上奏请求废除两淮工本盐。自从叶淇改变盐法后，边境储备常常不足。嘉靖八年以后，逐渐恢复开中，边商纳粮换取盐引，内商等候领取盐。嘉靖末年，工本盐实行，内商有的几年不能验掣，于是不愿购买盐引；边商也陷入困境，便设法请求验掣河盐。所谓河盐，就是不进入仓廪，在河道上直接验掣，领取容易，获利迅速。河盐流通后，守候领取的淮盐存积得更久，内商也更加困窘，盐引价格越来越低。于是奸人专门收买边商盐引，名叫“囤户”，请求验掣河盐，伺机获取厚利。当时又有人商议在正盐之外附带余盐，用来抵补工本盐的数额；囤户因此得以低价卖出余盐而高价出售，边商和内商更加困窘。隆庆二年，屯盐都御史庞尚鹏上疏说：“边商申报开中，内商等候领取，二者本来相互依赖。但内商安坐不动，边商却要从远方运输，劳逸不均，所以验掣河盐是为了惠及边商。然而河盐一旦流通，淮盐必然积滞，内商没有利润，边商的盐引也就卖不出去。现在应当停止验掣河盐，只需另行确定边商盐引的价格；从现有盐引、起纸关引到达盐司并经勘合的，分别列为三等，确定各等银价。

译边商的仓钞已经到达，内商不得借故刁难。因为停止河盐，淮盐就能迅速流通；盐引价格确定后，开中自然会增加，边商、内商也都能得到自己所希望的结果。”皇帝采纳了。隆庆四年，御史李学诗建议废除官府购买余盐，皇帝下诏批准。当时广西古田平定，巡抚都御史殷正茂请求由官府出资购买广东盐，运到桂林销售，七万多包可以获利二万二千多两。朝廷同意了。自嘉靖初年，恢复常股四分、存积六分的制度。后来因为各边多有变故，常股、存积一并开取；淮盐每年盐课七十万五千多引，又增加各边新引每年二十万。万历年间，因大兴工程，搜查远年违禁、没收、废弃的盐引六十多万，这些都在盐课定额之外，没有正盐可供，只命商人购买余盐补充。余盐用尽后，只是按盐引加重科敛，增加煎盐摊派罢了。当时两淮盐引价格的余银一百二十多万，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新引日益增加，正引日益积压。千户尹英请求配给出售没收入官的盐，可以得到银六万两。大学士张位等据理争论。二十六年，根据鸿胪寺主簿田应璧的上奏，命宦官鲁保出售两淮没收入官的余盐。给事中包见捷极力陈述其中利害，皇帝不听。鲁保上任后，便商议开取存积盐。户部尚书杨俊民说：“圣旨明明是核查没收入官的盐，存积盐并不是没收入官的盐。额外增加盐引，必然亏损正课。鲁保的奏请不可听从。”御史马从骋也据理争辩，皇帝都不听。鲁保于是开取存积盐八万引，每引加重到五百七十斤，越过次序提前验掣，压制正盐使其无法流通。商民大为扰乱，奸人也蜂拥而起。董琏、吴应麒等人争相陈说盐利。山西、福建等地的税监都已经掌管盐课了。百户高时夏上奏说，浙江、福建余盐每年可以变价三十万两；巡抚金学会调查后上奏，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欺罔。奏疏呈上后，皇帝没有理会。于是福建解送银一万三千两有余，浙江解送三万七千两有余，借此名目苛刻搜刮，商人困窘，盐引积压。户部尚书赵世卿指出祸害出在鲁保身上，于是说：“额外多取一分，正课就少一分，国家财政就更加困乏，请把所有没有名目的浮课全部废除。”皇帝没有答复。三十四年夏至次年春，正额盐课拖欠一百多万，鲁保也感到害怕，请求废除存积盐引。鲁保不久死去。皇帝下旨废除存积盐引，但每引的斤数却不能减少。李太后去世后，皇帝根据遗诰减免各运司的浮课，商人的困境稍有缓解，但旧盐引仍然积压。户部提出盐法十条建议，规定正盐先行，现有盐引附带销用积压的旧引，以疏通盐引。巡盐御史龙遇奇制定盐政纲法，让旧引附随现有盐引流通；淮南编为十纲，淮北编为十四纲，计算十多年后，旧引就能全部流通。朝廷同意了。天启年间，谋求财利的人肆意搜刮，务求增加盐引并提前验掣。魏忠贤党羽郭兴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来搜取，收入多得无法计算。评论者把这种做法比作截断水流捕鱼。崇祯年间，给事中黄承昊分条上奏盐政，颇想有所整顿改革。当时军饷正极度缺乏，无法实行。起初，各王府在附近地区领取盐；官户、民户的食盐都按人口计算缴纳宝钞，自行到关领取。可是官吏领取食盐时，多有冒报增加人口的情况，有的一个官员领取二千多斤，一个吏员领取五百多斤。于是规定吏典不得超过十口，文武官员不得超过三十口；大口每口缴宝钞十二贯，领取盐十二斤，小口减半。景泰三年，才开始把盐折算发给官吏作为俸粮，以一百四十斤盐折合一石米。京官每年派遣吏员到盐场，肆意谋取私利。锦衣卫吏员更加暴横，往往联合巨船私贩盐，有司也不能追究。巡盐御史于是规定各衙门的食盐数量，捆束后发给吏员，禁止他们到盐场。缴纳宝钞、雇船运输的费用没有来源，吏员大多逃亡。嘉靖年间，吏部郎中陆光祖向尚书严讷陈说，请求上疏革除这一制度。从此各衙门停止领取食盐，只有户部和十三道御史仍照旧每年领取。军民按人口缴纳宝钞者，浙江每月缴米三升，换取一斤盐；商人把盐运到官府，官府负责收取、分发，追征之急迫超过租赋。正统年间，朝廷采纳给事中鲍辉的建议，命百姓自行向商人购买食盐，废除缴米的规定；并且出售十斤以下食盐的，不按私盐论处，但盐钞仍未废除。后来条鞭法实行，这项负担便编入正式赋税。负责巡察盐务的官员，洪武、永乐年间，曾一两次命御史巡视盐课。正统元年，才开始命侍郎何文渊、王佐以及副都御史硃与言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并命宦官和御史一同前往。不久，因为盐法已经清理，便下敕召回。后来遂令御史巡视盐务，按照巡按的惯例，每年更换代理，成为常规。正统十一年，把山东各盐场隶属长芦巡盐御史管理。十四年，命副都御史耿九畴清理两淮盐法。成化年间，特意派宦官王允中、佥都御史高明整治两淮盐法。高明请求增加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孝宗初年盐法败坏，户部尚书李敏请求选派掌管监察法纪的大臣清理，于是命户部侍郎李嗣负责两淮，刑部侍郎彭韶负责两浙，二人都兼任都御史，并赐敕派遣。弘治十四年，命佥都御史王璟督理两淮盐法。正德二年，两淮由佥都御史王琼负责，闽、浙由佥都御史张宪负责。后来因为只有两淮赋税较重，才不时派遣大臣。正德十年，派刑部侍郎蓝章；嘉靖七年，派副都御史黄臣；三十二年，派副都御史王绅。到三十九年，特意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四运司，权力尤其重大。自隆庆二年副都御史庞尚鹏总理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以后，就不再特意派遣大臣办理此事。番人喜欢吃奶酪，如果得不到茶，就会因疾病而困顿。因此唐、宋以来一直实行以茶换马的办法，用来控制羌、戎；明朝的制度尤其严密。有官茶，也有商茶，都储存在边地用来交换马匹。官茶有时征收课税和宝钞，商茶缴纳的课税大体与盐法相同。起初，太祖命商人在产茶地区购买茶叶，缴钱申请茶引。茶引每引一百斤，缴钱二百文；不足一引的称为“畸零”，另设由帖发给。没有由帖、茶引，或茶与茶引相分离的，任何人都可以告发捕拿。设置茶局、批验所，称量核验茶叶与茶引不相符合的，就作为私茶处理。凡贩卖私茶的，与贩卖私盐同罪。私茶出境而关隘不查禁的，一并判处死罪。后来又规定，茶引一道缴钱一千文，准许贩茶一百斤；茶由一道缴钱六百文，准许贩茶六十斤。又命令缴纳宝钞，每道茶引、茶由缴宝钞一贯。

译洪武初年，制定法令：凡是出产并贩卖茶叶的地方，命宣课司按三十取一征收。洪武四年，户部说：“陕西的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等县，有茶园四十五顷，茶树八十六万多株。四川有巴茶三百十五户，茶树二百三十八万多株。应当规定每十株由官府取一株。没有主人的茶园，命军士薅取采摘，十株中官府取其八株，用来交换番马。”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于是，各个产茶地区设置茶课司，确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多斤，四川一百万斤。在秦州、洮州、河州、雅渚州设置茶马司；从碉门、黎州、雅州直到朵甘、乌思藏，通行茶叶的地区长达五千多里。山后归德等州以及西方各部落，没有不拿马来出售的。碉门、永宁、筠州、连州所产的茶，名叫“剪刀粗叶”，只有西番使用，商贩从未将它运出境外。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说：“应当另设茶局，征收它的税，用来交换红缨、毡衫、米、布、椒、蜡，以补助国家财用。至于居民收取的茶，应按照江南发给茶引、允许贩卖的办法办理，这样公私双方都方便。”于是永宁、成都、筠州、连州都设置了茶局。四川人原来用茶交换毛布、毛缨等物，以缴纳茶课。自从确定税额、设置仓库收储后，茶专门用来买马，百姓不敢私自采摘，税额常常亏缺，百姓大多要赔偿缴纳。四川布政司把这件事上报，于是允许百姓采摘茶叶，与番人交换货物。又下诏天全六番司的百姓免除徭役，专门令他们把茶蒸成乌茶来换马。起初的制度是，长河西等地的番商带马到雅州换茶，必须从四川严州卫进入黎州才能到达。茶马司规定价格，一匹马换茶一千八百斤，在碉门茶课司发给。番商往返道路迂回遥远，而官府发给的茶又太多。严州卫把情况上报，请求在严州设置茶马司，并把碉门储存的茶改运到严州；同时根据马匹的优劣确定给茶数量。皇帝下诏茶马司仍按旧址设置，但规定上等马一匹给茶一百二十斤，中等马七十斤，马驹五十斤。洪武三十年，把秦州茶马司改设在西宁，敕令右军都督说：“近来私茶流出境外，互市交换的马匹减少，马价日益昂贵而茶价日益低贱，助长了番人轻侮我们的心态。命令秦、蜀二府，从都司调发官军，在松潘、碉门、黎州、雅州、河州、临洮以及进入西番的关口外巡逻，禁止私茶出境。”又派驸马都尉谢达向蜀王椿传谕说：“国家专卖茶叶，本来是为了用茶交换马匹。边吏失于查禁，私茶贩出境外，却只换来红缨等杂物。这样使番人坐享利益，而进入中国的马匹很少，难道是用来控制戎狄的办法吗？你应传谕布政司、都司，严加防禁，不要导致国家利益受损。” 当时，皇帝周密筹划边防，实行以茶换马的办法，既坚定番人的归附之心，又借此增强中国的力量。他曾对户部尚书郁新说：“用陕西、汉中的茶三百万斤，可以换得马三万匹；四川松州、茂州的茶也是如此。对于茶叶贩卖的禁令，不能不严格执行。”因此，朝廷派遣佥都御史邓文铿等人查察四川、陕西贩卖私茶的情况；驸马都尉欧阳伦也因贩卖私茶获罪处死。朝廷又制作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携带进入番地，同各番部约定盟誓；金牌上方刻着“皇帝圣旨”，左边刻着“合当差发”，右边刻着“不信者斩”。金牌共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领取四面，缴纳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所属西番二十九族领取二十一面，缴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宁的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以及巴哇、申中、申藏等族领取十六面，缴纳马三千五十匹。下号金牌发给各番部，上号金牌收藏在内府，作为凭证；每三年派遣一次官员核合符牌。他们通行的道路有两条：一条从河州出发，另一条从碉门出发；运送茶五十馀万斤，换得马一万三千八百匹。明太祖驾驭番部，就是这样。永乐年间，明成祖怀柔远方来人，逐渐增加给茶的数量。于是来买马的人增多，而茶却不够用。茶禁也渐渐松弛，许多私茶流出境外。碉门茶马司甚至用了八万多斤茶，只换得七十匹马，而且马大多瘦弱有损。于是重新申明并严厉执行茶禁，设置洮州茶马司，又在陕西行都司辖地设置甘肃茶马司。永乐十三年，特地派三名御史巡察监督陕西茶马事务。明太祖禁止私茶时，从三月到九月，每月派四名行人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州、雅州。半年之内共派二十四人，往来十分频繁。宣德十年，才规定每年三月派遣一次。自永乐年间停止使用金牌信符，到这时又恢复发给。不久，番人遭到北狄侵掠，迁居内地，金牌也散失了。茶马司又因为茶少，只用汉中茶换马，并且不再发给金牌，只听任他们带马入贡而已。在此以前，洪武末年设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四处茶仓，命商人交纳粮米来换取茶引。宣德年间规定，官茶每百斤另加十分之一的损耗。办理中茶的人，要自己派人到甘州、西宁，同时在淮、浙支取盐来补偿费用。商人依仗文凭肆意进行私贩，官府应收的课额多年不能缴清。正统初年，都御史罗亨信指出其中弊端，于是停止运茶支盐的旧例，命官府照旧运输，并由京官总理。景泰年间，停止派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察陕西茶务。番人不喜欢御史，交来的马匹便日益减少。于是召回御史，仍旧派行人，并命按察司巡察。不久，因巡察不专一，兵部指出其危害，于是又恢复派遣御史，每年更换一次，并明定为法令。又因为当年饥荒，等待赈济，再次命商人交纳粮食来办理中茶，并规定每百斤茶折银五钱。商人以粮折茶、以银折茶的做法从此开始。弘治三年，御史李鸾说：“茶马司储存的茶逐渐减少，各边镇的马匹也在损耗，而陕西各郡年成丰收，没有事情可以用粮食换取。请在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招募商人办理中茶；每张引不得超过一百斤，每个商人不得超过三十引。官府收取其中十分之四，其余才允许商人出售。这样可得到茶四十万斤，换马四千匹，数量足够就停止。”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弘治十二年，御史王宪又说：“自从开放中茶禁令以来，私茶便无法遏止，换马也不顺利。请停止粮茶的旧例，日后如果遇到兵荒，再另行筹划。”兵部复议后同意了他的请求。四川茶课司过去每年征收数十万斤茶来换马。永乐以后，番马全都由陕西一路办理，四川茶叶多半受潮腐烂。于是命令按三分计算，一分收实物茶，二分折收银两，粮茶办法停止两年。延绥发生饥荒，又招募商人交纳粮草，办理中茶四百万斤。不久因御史王绍进言，又重新禁止，并停止正额以外招商中茶的办法。

译弘治十六年召回御史，命督理马政的都御史杨一清兼管此事。杨一清又建议开放中茶，说：“招募商人购买茶叶，官府收取其中三分之一；每年茶五六十万斤，可以得到马一万匹。”明帝采纳了他的请求。正德元年，杨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取官府定价的，可以把茶的一半给商人，听任他们自行出售。于是制定为固定条例，永久实行。杨一清又说金牌信符制度应当恢复，并请求重新设置巡茶御史兼理马政。于是又派御史，但金牌制度因废弃已久，最终没有恢复。后来明武宗宠信番僧，准许西域人破例携带私茶。从此茶法便败坏了。番人交易马匹时，不能辨别权衡，只约定按篦来计算马匹。篦子过大，官府就会亏损茶价；过小，商人又苦于手续繁琐。正德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斟酌制定了中等标准，每千斤茶分为三百三十篦。嘉靖三年，御史陈讲认为商人交纳的茶质量低劣且多有伪造，于是全部征收黑茶。但黑茶产地有限，因此把茶分为上品、中品两等，在篦子上加盖印记，写明商人姓名，以便查验。不久又规定四川茶引五万道，其中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芽茶每引收三钱，叶茶每引收二钱。中茶达到八十万斤就停止，不得过度放开。嘉靖十五年，御史刘良卿说：“律例规定：‘私茶出境以及关隘失察的，一律凌迟处死。’这是因为西部边疆的屏障，没有什么比各番族更为关键。番人依靠茶叶生活，所以用严法禁止私茶，用茶换马来酬报他们，以此掌握番人的生死命脉，增强中国的边疆屏障，截断匈奴的右臂，这不是一般法律可以衡量的。洪武初年的条例规定，民间储存茶叶不得超过一个月的用量。弘治年间招募商人办理中茶，有时用来准备赈济，有时用来储备边防，但从未禁止内地百姓饮茶。如今却减轻通番之罪，只判充军；又禁止内地茶叶流通，使百姓不得饮用，并让商人和私贩的茶都集中到三处茶马司。茶马司与番地相邻，私贩很容易通行；对它的禁令反而比内地郡县更严，这是把百姓驱赶去做私贩，并把资财送给他们。” 因此，大奸大恶之徒反而越境漏网，而小民只因携带一升一斗茶叶就触犯法律。现在计算三茶马司所储存的茶，洮河的足够三年，西宁的足够两年；商茶、私茶、课茶又日益增加，长期积存后腐烂，却没有用处。茶法的弊端就是这样。番地马多却没有地方出售，我们的茶又有禁令而不能流通，双方势必彼此需求，而控制的主动权在我们手中。如今茶马司附近的居民，私下买番马，等候商人贩运，年年没有空闲；等到官府换马时，马匹反而已经损耗了。请敕令三茶马司，只留下两年的用茶量，每年换马应当发放若干茶。正茶之外，一丝一毫也不得夹带。这样使茶价上涨，番人受到控制，优良马匹将多得用不完。还应多开放商茶，使其通行内地，官府抽取一半以备军饷；而河州、兰州、阶州、岷州等靠近番地的地方，仍照旧禁止出售，并依律例加重通番刑罚。洮州、岷州由边备道负责，临洮、兰州由陇右分巡负责，西宁由兵备负责，各自选派官员防守。失察者按罢软无能论处。”奏章上报后，皇帝批示准许。于是茶法稍稍整顿起来。御史刘仑、总督尚书王以旂等人请求恢复发给各番族金牌信符。兵部议论说，番族反复多变，北狄不断掠夺，金牌一再发给又一再遗失，实在有损国体。番人交纳马匹，目的在于得到茶；只要严禁私贩，番人自然会顺服，即使不给金牌，马匹也可以聚集而来。如果私贩盛行，我们就无法用茶牵制他们、掌握他们的命脉；即使发给金牌，马也不会到来。于是决定发给他们勘合作为凭证。后来陕西年年发生饥荒，茶户没有资财，拖欠了不少课额。嘉靖三十六年，户部认为陕西全境遭灾，边疆军饷告急，国家用度极其困窘，上奏说：“以前除按正额茶叶换马外，还大量开放中茶以帮助国用，最多时达到五百万斤。近来御史刘良卿也曾开放一百万斤，后来只开放正额八十万斤，连课茶、私茶合计也只有九十多万斤。应当交给巡茶御史商议，多招商人办理中茶。”御史杨美益说：“年成不好、百姓贫困，即使正额茶也多有亏损，哪里还会有盈余？现在只应恪守每年九十万斤招番换马的规定。凡是为疏通内地、减少私贩而增加的中茶，以及为赈济灾荒而增加的中茶，都应全部停止，不要让它们与换马争利。”户部因国库正空虚，请求依照弘治六年旧例，换马之外仍开放一百万斤，招募商人交纳到边镇以备军饷。诏令同意了。嘉靖末年，御史潘一桂说：“增加的中商茶造成阻滞，应裁减十分之四或五。”又说：“松潘靠近洮州、河州，私茶常常越境流出，应停止松潘茶引，重新严禁茶叶进入番地。”皇帝都批示准许。四川茶引分为边引、腹引，边茶数量少而容易运销，腹茶数量多而经常滞积。隆庆三年裁减茶引一万二千道，其中三万道划归黎州、雅州，四千道划归松潘各边，四千道留在内地；所得税银共一万四千多两，解送户部接济边疆，作为常例。隆庆五年命甘州仿照洮州、河州、西宁的事例，每年六月开放中茶，两个月内办理中马八百匹。制定赏罚条例：商人的茶引一两年销完的，分别给予奖赏；超过三年的，治罪，并没收其夹带的茶叶。万历五年，俺答请求归顺边塞，并请求开放茶市。御史李时成说：“番人把茶当作性命，北狄如果得到茶，就可以借此控制番人，番人必然跟随北狄，留下的祸患不小。兵部议定可发给一百多篦茶，但不准他们进行市易。自刘良卿放松内地禁令后，杨美益认为不妥，后来又恢复禁止。万历十三年，因为西安、凤翔、汉中不与番地相邻，于是开放这些地方的禁令，招募商人发给茶引，抽取十分之三入官，其余听任商人自行出售。御史钟化民认为私茶越境流出的很多，请分别明确责任。陕西汉中由关南道督察，派一名府佐专驻鱼渡坝；四川保宁由川北道督察，派一名府佐专驻鸡猴坝；并由州县官兵负责防守。”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办理中茶换马的只有汉中、保宁，而湖南产茶，价格低廉，商人往往越境私贩；办理汉中、保宁茶的，只有一二十道茶引。茶户想要缴纳本地课额，常常私下把茶贩运出边境；番族贪图私茶便宜，于是不肯交纳马匹。万历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请求禁止湖茶，说：“湖茶流通，会使茶法、马政两方面都产生弊端，应命巡茶御史招募商人发给茶引。愿意报领汉州、兴州、保宁、夔州茶引的，准许办理；越境到湖南的，禁止。况且湖南有很多假茶，饮用后会刺口破腹，番人也会受到危害。”不久，御史徐侨说：“汉中、四川茶少而价格高，湖南茶多而价格低。湖茶流通，并不妨碍汉中茶。汉茶味甘而淡薄，湖茶味苦，适合配酥酪，对番人也有好处。但应制定法律严格查验，以遏制假茶。”户部折中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以汉茶为主，湖茶作为辅助。各商人办理茶引时，先发给汉中、四川的茶引，办完后才发给湖南茶引；如果汉茶茶引不足，就用湖茶茶引补足。皇帝批示准许。万历二十九年，陕西巡按御史毕三才说：“茶课征收输纳，每年都有定额。以前因为茶叶积存过多，茶园户解送缴纳困难，所以改为折纳。如今商人绝迹，五司的茶都空了。请命汉中五州县仍缴纳实物茶，每年招募商人办理五百道茶引，可以得到马一万一千九百多匹。”兵部议定，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甘州、庄浪六茶司共换马九千六百匹，并著为法令。天启年间，增加中茶换马二千四百匹。明朝初年严禁私贩，时间一久，奸弊日益滋生。到了明朝末年，商人在正引之外，还大量得到赏由票，因而可以进行私运。番人的上等马全都落入奸商手中，茶马司所买到的反而是中下等马。番人得到茶，便可以自由决定反叛或归顺；将领和官吏又用私马冒充番马，冒领上等茶。于是茶法、马政和边防全都败坏了。其他产茶地区有：南直隶的常州、庐州、池州、徽州，浙江的湖州、严州、衢州、绍兴，江西的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的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川的成都、重庆、嘉定、夔州、泸州。商人办理茶引，在应天、宜兴、杭州三处批验所进行；征收茶课，则在应天的江东瓜埠进行。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广德以及浙江、河南、广西、贵州都征收钞，云南则征收银。至于上供的茶，全国贡茶额有四千多，福建建宁所贡的品质最高，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以及荐新等名目。旧例都是采摘后碾碎，用银板压制成大小龙团。明太祖认为这样劳民伤财，停止制造，只命令采摘茶芽进贡，并另外设置五百户上供茶户。凡贡茶，只按规定数额供应，这里不一一记载。

译志第五十七　食货五 钱、钞，矿冶（附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 钱币的兴起，从九府圜法开始，历代沿用。钞票始于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交会，金代的交钞。元代始终使用钞票，钱币几乎被废弃。明太祖初年在应天设置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一同流通。当时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平定陈友谅后，命江西行省设置货泉局，颁行大中通宝钱，并规定大小五等钱的式样。即位后，颁行“洪武通宝”钱，共有五等，分别为“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其余逐级减轻，直到重一钱为止。各行省都设置宝泉局，与宝源局一起铸钱，同时严禁私铸。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的大钱为小钱。起初宝源局铸钱背面有“京”字，后来多不铸；民间没有“京”字的钱不能流通，所以改铸小钱以便使用。不久命令把私铸钱作为废铜送交官府，官府用钱偿还。当时有关部门责令百姓交铜，百姓毁掉器皿来交纳，颇以此为苦。而商人沿袭元代旧习惯，多使用钞票，觉得钱币很不方便。洪武七年，明太祖设置宝钞提举司。第二年才下诏由中书省制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钞票以桑穰为原料，形制为方形，高一尺、宽六寸，纸质青色，外面绘有龙纹花栏。横写的钞额题为“大明通行宝钞”。钞面内侧上方两边又有八个篆字：“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间画有钱贯，十串为一贯。下面写着：“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发并捕获者赏银二十五两，仍把犯人的财产赏给告捕者。”五百文的钞票画五串钱，其余等级都依照这一格式递减。钞票共六等：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一贯钞票折合钱一千文、银一两；四贯钞票折合黄金一两。禁止民间用金银和货物交易，违者治罪；用金银兑换钞票则听任其便。于是撤销宝源局、宝泉局。过了两年，又恢复设置宝泉局，铸造小钱，与钞票一同流通；一百文以下只使用钱。商税兼收钱和钞，比例为钱三、钞七。洪武十三年，因为钞票使用日久而昏暗破烂，制定倒钞法，命各地设置行用库，允许军民商贾把破旧钞票交库换取新钞，并酌量收取工本费用。适逢中书省被废除，于是把制造宝钞的事务归户部掌管，把铸钱的事务归工部掌管，并将宝钞上原写的“中书省”改为“户部”，与旧宝钞一起流通。十六年，设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宝钞收入时由广源库掌管，发出时由广惠库掌管。在外地卫所的军士，每月发给盐和宝钞，各盐场则发给作为生产成本的宝钞。十八年，天下各级官府的官员俸禄米都改发宝钞，二贯五百文折合一石米。洪武二十二年下诏重新确定钱的式样：用生铜一斤铸小钱一百六十文，折二钱铸其一半；“当三”到“当十”也依此按比例递增。又制造小钞，从十文到五十文。洪武二十四年告谕征收专卖税的官吏：凡是钞票上有字和贯数可以辨认的，不论破烂损坏，都应收取并解送京城；压制不收或冒充伪钞的，治罪。洪武二十五年在东市设置宝钞行用库，共三库，每库各拨钞三万锭作为钞本，兑换回收的旧钞送入内府。命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并行，钞一贯折钱一千文；宝钞提举司在三月内印造，十月内停止，所造钞票送入内府作为赏赐。第二年撤销行用库，又撤销宝泉局。当时两浙、江西、福建、广东的百姓重视钱而轻视钞，有人用钱一百六十文折钞一贯，因此物价飞涨，钞法更加败坏而无法流通。洪武三十年才再次申明禁止交易使用金银。明成祖初年，犯禁者按奸恶罪论处，只有制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之内。永乐二年下诏，犯禁者免于死刑，迁徙全家到兴州戍守。陕西都司佥事张豫因用官钞抵换物品，按戍边罪论处。江夏有百姓父亲去世，用白银置办葬具，按戍边治罪。明成祖认为他是迫于办理丧葬，并非故意玩弄法令，特意加以怜悯宽赦。都御史陈瑛说：“近年钞法不通，都是因为朝廷发钞太多，收回太少，导致物贵钞贱。不如暂时实行按户口以钞买盐的办法。天下百姓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如果确实按人口收钞供给食盐，可以收回五千多万锭。”明成祖命户部会同群臣商议。成年人口每月领取盐一斤，缴纳钞一贯，未成年人减半。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设置北京宝钞提举司，税粮、课程、赃罚都折收钞票，其折价比洪武初年降低十分之九。后来又命盐官交纳旧钞支取盐，并把南京抽分场积存的柴薪、龙江提举司的竹木卖给军民，收回钞票。应天府每年办理芦柴，征收额的十分之八用钞票缴纳。明成祖刚即位时，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求把钞版上的篆文改成“永乐”。皇帝命令仍按旧样。从此直到明朝灭亡，都使用洪武年号的钞票。明仁宗监国时，命犯笞刑、杖刑的人缴纳钞票。即位后，因为钞票不流通，便询问夏原吉。夏原吉说：“钞票多就贬值，少就升值。民间钞票不流通，是因为发散得多、收敛得少，应制定办法收回钞票。请把市肆门摊等各项税收按轻重增加，钞票收入官后，把其中昏暗疲软的全部销毁。从今以后官府少发钞票，民间难以得到钞票，钞票自然会升值。”于是下令说：“增加的门摊税等课程，等钞法流通后就恢复旧制；用金银、布帛交易，也暂时禁止。”然而当时百姓最终还是轻视钞票。到宣德初年，一石米要用钞五十贯，于是放宽布帛、米麦交易的禁令。凡用金银交易或隐匿货物抬高价格的，罚缴钞票；府县卫所仓中的粮食积存达到十年以上的，盐粮都收钞，秋粮也折收三分钞，门摊税增加五倍，塌房、店舍每月缴纳钞五百贯，果园、ＣＡ车也都命令缴纳钞票。户部说，民间交易只使用金银，钞票滞塞不通。于是进一步严禁：交易中使用一钱银，罚钞一千贯；赃吏收受一两银，追缴钞一万贯；因缴钞而免罪的数额也照此办理。

译明英宗即位后，实行征收赋税时米麦可以折银的法令，于是减少了各种缴纳钞票的项目，并允许用米、银、钱抵作钞票，放宽使用白银的禁令。朝廷内外大多使用白银，小额交易才使用钱；只有折发官员俸禄时使用钞票，钞票因此堵塞而不能流通。正统十三年又申明禁令，阻碍钞票流通的追缴钞一万贯，全家发配边疆。天顺年间，才开始放宽这一禁令。明宪宗命令内外课程兼收钱和钞，官员俸禄、军饷也兼发钱和钞。当时钞一贯连钱一文也不值，但向百姓按贯征钞时，每贯却折征白银二分五厘，百姓因此极其困苦。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以及顺天、山东、河南实行按户口以钞买盐，都收钞；各处钞关则钱钞兼收。后来都改为折收白银。洪武、永乐、宣德年间铸造的钱长期不用，朝廷下诏发放，命令与历代钱一同使用。户部请求鼓铸，于是重新开局铸钱。凡缴纳赎金、税款，历代钱和制钱各收一半；没有制钱就收旧钱，旧钱二文折合一文。制钱就是本朝铸的钱。旧制规定，工部铸的钱收入太仓、司钥两库；各处关税钱也收入司钥库。共储存钱数千万贯，由宦官掌管，供京卫军秋粮支用，每七百文折合白银一两。明武宗初年，部臣请求查核侵吞损耗的情况；又因用钱抵作俸禄粮饷时只及白银数额的三分之一，请求在承运库发给白银。当时宦官正掌权，都不听从。不久，司钥库太监庞▯栗说：“自弘治年间关税折银收入承运库后，钱钞缺乏，发放不够，请遵循成化旧制，钱钞兼收。”朝廷同意了。正德三年，以太仓积存的钱发放官俸，按十分计算，钱占一成、银占九成。又采纳太监张永的意见，发出天财库和户部布政司库的钱，交给各关征收使用；每征收七十文钱，折收白银一钱，并再次申明禁止私铸。嘉靖四年，命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当时钞票久已不能流通，钱也严重滞积，于是更加专门使用白银。明朝初年铸造洪武钱。明成祖九年铸造永乐钱。宣德九年铸造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造弘治钱。到世宗嘉靖六年，大量铸造嘉靖钱。每枚钱重一钱三分，并且补铸历朝曾经没有铸造的钱。嘉靖三十二年，铸造洪武至正德九种年号的钱，每种铸一百万锭；嘉靖钱铸一千万锭，每锭五千文。而税课抽分诸厂专门收取嘉靖钱。百姓苦于钱少，于是从内库发出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算发给俸禄和粮食。又下令历代的钱都可以通行；凡销毁新旧钱以及用铜铸造佛像、制作器物的人，罪罚按私铸钱处理。此前，民间流通着泛滥的劣恶钱，通常三四十钱折合白银一分。后来又掺杂铅锡，钱体薄而低劣，甚至没有固定形制，发展到六七十文才折合白银一分。人们把纸屑剪碎夹在其中，难以辨认。采纳给事中李用敬的建议，将制钱与前代杂钱并行；上等钱统一按七文折合白银一分，其余钱则按照钱质高下分为三等，下等钱二十一文折合白银一分；私自铸造的泛滥劣恶钱一律禁止流通，犯者依法处置。小钱流通已久，突然加以革除，百姓很不方便。又从内库发钱支付文武官员的俸禄，不论新旧、好坏，一律按七文折算。凡是用俸钱购买物品的，也都强行按七文的标准付给百姓，百姓因此骚动不安。接连多年发生大灾荒，各地流民到京城谋食，死者相互枕藉。议论者认为这是钱法不通造成的。于是御史何廷钰分条上奏，请允许百姓使用小钱，每六十文折合白银一分。户部坚持不同意。何廷钰揭发上奏户部尚书方钝和郎中刘尔牧。皇帝发怒，斥责刘尔牧，采纳何廷钰的意见，命令听从百姓方便；并规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折合白银一分。然而各种劣质小钱因为最初禁令严厉，虽然奉旨偶尔流通，最终仍不再使用；民间却争相私铸嘉靖通宝钱，与官钱一同流通。给事中殷正茂说：“两京铜价太高，铸钱所得抵不上费用。应当开采云南的铜，运到岳州铸钱；工本费银三十九万两，可以铸得钱六亿五千万文，价值白银九十三万多两，足以稍稍帮助国家的急需。”户部复议说：“云南地处偏远，事务简单，就地开炉铸钱最方便。”于是敕令巡抚以盐课银二万两作为工本。不久，巡抚王昺说费用多而收入少，请求停止铸钱。皇帝认为小小费用不应吝惜，仍命令实行。过了几年，巡按王诤又说应当停止铸钱。部臣议论说：“钱法滞塞，是因为宣课司收税时规定七文折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时劣钱混杂相欺，钱少时抬高价格牟利，所以禁令越繁多，钱币越滞塞。从今以后折算听凭百姓方便，不必规定固定文数；而课税和官俸都用白银。”于是停止云南铸钱，采纳户部的意见。当时铸造的钱有金背钱、火漆钱和镟边钱。议论者认为铸钱艰难，工匠劳苦、费用高，于是废除镟车，改用锉削工具。这样一来，铸钱工匠争相掺入铅锡以便加工，钱的轮郭粗糙，色泽暗淡。奸人仿造，盗铸日益增多，金背钱反而阻滞不能流通。每天都有判处死罪的案件上报，最终也不能制止。皇帝忧虑此事，询问大学士徐阶。徐阶陈述五种危害，请求停止宝源局铸钱，应当发钱的全部改发白银。皇帝于是审讯惩治侵吞材料、偷减工料的工匠，停止鼓铸。此后征收税课只收白银，不收钱。民间也只使用制钱，不使用古钱，而私铸钱更多。隆庆初年，钱法不能流通，兵部侍郎谭纶说：“要使百姓富裕，必须重视布帛、粮食而降低白银的价值；要降低白银价值，必须实行钱法，以补足白银的不足。现在钱只在天下流通，却不准用来缴纳给朝廷，所以钱的权力掌握在市井。请命令百姓可以用钱缴官，则钱法自然会流通。”于是三两以下的税银重新收钱，民间一钱以下的交易只准使用钱。当时八文钱折合白银一分，禁止百姓任意压低或抬高价格。直隶巡按杨家相请求铸造不写年号的“大明通宝”钱，部议认为不合规定，没有实行。高拱再次任相后说：“钱法朝廷今天议定、明天更改，始终没有统一说法。小民担心今天得到钱，明天就不准使用，所以越改越乱，越禁越疑。请一概听从百姓方便，不要多制定制度来扰乱百姓视听。”皇帝深以为然。钱法于是又逐渐流通起来。宝钞停止使用将近一百多年，课程也很少收钞，只有官员俸禄仍照旧独自发钞。隆庆四年，才开始用新铸的隆庆钱发给京官俸禄。

译万历四年，命户部、工部按照嘉靖钱的式样铸造“万历通宝”金背钱和火漆钱，每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每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禄粮饷都兼发银和钱。云南巡按郭庭梧说：“开国初年，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自嘉靖年间各局裁撤停废，民间用钱便感到匮乏。云南中部产铜，却不铸钱，反而用高价购买海运来的钱，不是有利之举。”于是开局铸钱。不久命十三布政司都开局。采纳工部意见，以五铢钱为标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钱，用二火黄铜铸火漆钱，粗劣的钱治罪。这是因为铸钱费用多而收益少，私铸自然会停止。时间一久，户部说：“钱的轻重不固定，钱轻就会被收藏，钱重就会流散，因此不会有堵塞或缺乏的忧患。刚开始铸造时，金背钱十文值银一分；如今万历金背钱五文、嘉靖金背钱四文各值银一分，火漆钱、镟边钱也是这样。仅仅超过十年，钱的轻重竟相差一半，钱重而物价上涨，应当发放库中储钱来平抑钱价。”皇帝采纳了意见。当时各王府都私铸钱币，官吏乐于隐瞒、不敢揭发。古钱滞塞不能流通，国家用度不足，于是命南北宝源局扩大场地、增加炉座铸钱。而且北方的钱比南方的钱价格高三分之一，南方所铸的钱大多轻薄。不过各地都沿用旧制，彼此并行而没有废止。天启元年铸造泰昌钱。兵部尚书王象乾请求铸造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使用龙纹，大体仿照白金三品的制度，于是南京、北京都铸造大钱。后来有人指出大钱的弊端，诏令两京停止铸造大钱，回收大钱送交铸局改铸。当时全国到处开设铸局，增加征收铸钱税，铸钱利息增多。崇祯元年，南京铸钱投入本钱七万九千多两，获得利银三万九千多两；户部铸钱获得利银二万六千多两。所铸的钱都按五十五文折合白银一钱，计算利息牟取盈余；工匠赔补损失、钱币流通时的折损，已经无法承受。宝泉局的铜本四十万两，按旧例铸钱完成后归还太仓，第二年再借；到这时命令永久作为铸钱本钱。崇祯三年，御史饶京说：“开铸钱局，原本是为了使钱通行天下；如今却苦于没有利润，刚开就停，除南北两局外，只剩下湖广、陕西、四川、云南以及宣府、密云两镇。而铸钱所得的利润又不能全部归朝廷，铸本也苦于无从筹集，这是因为购买铜而不是开采铜。请遵照洪武初年、永乐九年、嘉靖六年的旧例，派官员到各省铸钱，在产铜之地开采铜矿，设置官吏并驻扎军队，仿照银矿的办法，开采所得取十分之三。铜山的利益由朝廷专有，百姓开采的铜仍按价收买。”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各铸钱厂同时开设，用铜越来越多，铜却越来越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求专门设置官员购买铜。户部议定，令原籍产铜的人驻守镇远以及荆州、常州等铜铅汇集的地方，这就是所谓在产铜地采铜。皇帝全都采纳了。后来又在绛州、孟州、垣曲、闻喜等州县采办铜铅。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说：“荆州上接贵州、四川，下连江南、湖广、广东，商人贩运的铜铅全都聚集在这里，一年可以铸四次。四次铸钱的利润，是南京的两倍、北京的三倍。”于是陈述四项有利建议，皇帝立即命朱大受专门督办。随即确定钱制，每文重一钱，每千文折银一两。南京的钱轻薄，屡次下旨严加整饬，于是规定每文重八分。起初嘉靖钱最为精良，隆庆、万历钱又加重半铢；自天启、崇祯新钱铸出后，旧钱全被弃置。但钱币一天比一天粗劣轻薄，大半掺杂铅砂，一百枚还不足一寸厚，随手投掷就会破碎。明朝末年下令铸造当五钱，还没来得及铸成，明朝就灭亡了。起初的制度是历代钱与制钱一同流通。自明神宗初年采纳佥都御史庞尚鹏的建议后，古钱只准在民间流通，缴税、赎罪都必须使用制钱。天启、崇祯年间大量铸钱，才开始搜括古钱作为废铜；民间交易也排斥古钱，不再使用。庄烈帝刚即位时，在平台召见臣下，给事中黄承昊的奏疏中有销毁古钱的话。大学士刘鸿训说：“北方都使用古钱，如果突然废除，对百姓不方便。”皇帝认为有理。后来因御史王燮进言，收回并销毁旧钱，只流通新钱，于是古钱被全部销毁。从隋代全部销毁古钱以后，到这时总共出现了第二次。钞法在弘治、正德年间废止，天启年间，给事中惠世扬又请求制造并推行钞票。崇祯末年，有个叫蒋臣的人重申他的主张，被提升为户部司务。倪元璐当时主持户部事务，大力支持此事，但最终无法实行，只得作罢。矿冶的课税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等，其中金银矿最为祸害百姓。徐达攻下山东后，近臣请求开采银矿。明太祖说，开银矿的弊端是官府得到的利益少，百姓受到的损害多，不能开采。后来有人请求开采陕州银矿，皇帝说：“土地所产的东西，总有枯竭的时候；每年的课额一旦确定，征收白银就没有尽头。那些谈论财利的臣子，都是残害百姓的贼。”临淄县丞请求开采山海中的宝藏以疏通财货之路，明太祖贬黜了他。明成祖斥责河池百姓中请求采矿的人。明仁宗、明宣宗仍然世代禁止开矿，填塞番禺的矿洞，停止嵩县白泥沟的开矿。但福建尤溪县银屏山设有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于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州、处州、丽水、平阳等七县也设有矿场局。每年课额都在二千多两。

译永乐年间，开采陕西商县凤皇山的八处银矿。派官员到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又派宦官、御史前去核查。还开采福建浦城县马鞍等三处矿坑，设置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的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以及云南大理银冶。那些不产金银的矿场，也屡次裁撤。福建每年的课额增加到三万多两，浙江增加到八万多两。明宣宗初年，曾大幅减少福建矿课，后来又增至四万多两；浙江也增至九万多两。明英宗下诏封闭矿坑，撤除负责开采的官员，百姓大为得到休息，但年度课额并未取消。这些每年办理的课额，都是洪武年间的旧额；闸办的课额，则是永乐、宣德年间增加的。后来又禁止并废除永乐年间开采的矿场。奸民私自开矿，彼此杀伤，严禁也不能停止。朝廷下诏赦免他们，他们仍不悔改。进言者又请求开银场，说这样利益归于朝廷，盗贼也无处藏身。于是命侍郎王质前去经营管理，确定每年课额：福建白银二万多两，浙江为其两倍。又分别派御史曹祥、冯杰提督，供给费用超过公定税额，百姓困苦，盗贼反而更多。邓茂七、叶宗留一类的人祸害浙江、福建，过了很久才平定。明景帝曾经封闭矿场，不久因盗矿者很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求开放浙江银场，并连同开放福建银场，命宦官戴细保负责提督。天顺四年，任命宦官罗永前往浙江，罗珪前往云南，冯让前往福建，何能前往四川。浙江、福建的征课额，大体沿袭旧制；云南为十万余两，四川为一万三千余两，总计十八万三千余两。成化年间，开采湖广的金矿，在武陵等十二县共设二十一场，每年役使民夫五十五万人，死者无数，所得黄金仅三十五两，于是又关闭了矿场。后来浙江银矿因达不到定额而酌量减征，云南的矿场则屡次开采又屡次停办。弘治元年，才开始减免云南二万两，温州、处州减免一万余两，并停止浦城废坑的银矿冶炼。到弘治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说：“云南有九个银场，其中四场的矿脉已经断绝很久，请求免除它们的课税。”朝廷答复准许。四川、山东的矿穴也先后封闭。武宗初年，听从宦官秦文等人的奏请，又开采浙江、福建的银矿。不久浙江守臣说矿脉已经断绝，于是下令每年进献白银二万两，直到刘瑾被诛杀才停止。世宗初年，关闭大理矿场。此后蓟州、河南、山东、山西、四川、云南等地有人进献矿砂和金银，朝廷又讨论开采，以资助大型工程。得到玉旺峪的矿银后，皇帝命阁臣广泛开采。户部尚书方钝等请求命令四川、山东、河南的巡抚、巡按严厉督促所属官员，逐一搜寻矿藏，以符合天地降下祥瑞的意旨。于是公家和私人竞相追逐矿利，而浙江、江西盗采矿藏的人甚至劫掠徽州、宁国，天下渐渐多事起来。隆庆初年，停止蓟镇的开采。南方中部各地的矿山，也刻石下令禁止。万历十二年，奸民屡屡以矿利打动皇帝。群臣极力陈述开矿的弊端。皇帝虽然听从了他们，心中却闷闷不乐。万历二十四年，张位执掌政权，原卫所千户仲春请求开矿，张位不能阻止。开采的端绪一经开启，废职武官白望每天都来进献发现矿洞的消息，于是没有一处地方不被开采。宦官使者四处出动：昌平由王忠负责；真定、保定、蓟州、永平、房山、蔚州由王虎负责；昌黎由田进负责；河南的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由鲁坤负责；山东的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县、费县、蓬莱、福山、楼霞、招远、文登由陈增负责；山西的太原、平阳、潞安由张忠负责；南直隶的宁国、池州由郝隆、刘朝用负责；湖广的德安由陈奉负责；浙江的杭州、严州、金华、衢州、孝丰、诸暨由曹金负责，后来改由刘忠负责；陕西的西安由赵鉴、赵钦负责；四川由丘乘云负责；辽东由高淮负责；广东由李敬负责；广西由沈永寿负责；江西由潘相负责；福建由高寀负责；云南由杨荣负责。这些人都被授予关防，并与原先上奏的官员一同前往。矿脉细微，开采无所得，便强迫百姓赔偿。奸人借开矿的名义，凭驿传横行勒索民财，欺凌州县。主管官员中有怜恤百姓的，就以阻挠开采论罪，逮捕审问并罢官。那时宦官大多凶暴蛮横，而陈奉尤其严重。富裕人家和大族，就诬陷他们盗采矿藏；良田美宅，就指称地下有矿脉，动辄派人围捕，侮辱牵连妇女，甚至砍断人的手脚投入江中，残酷暴虐到了这种地步。皇帝纵容他们，置之不问。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各宦官进献的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那些小人借助权势诛求勒索，所得不止增加数倍，百姓无法生活。山西巡抚魏允贞上奏说：“如今水旱灾害接连报告，天鸣地震，流星陨落、异气出现，四方每天都来报告。朝廷内外都在兴兵，百姓困苦疲敝。然而贪利小人借开采之名大肆贪求。倘若祸乱从内部发生，那么矿夫和繁重劳役造成的祸害将更加猛烈。到了那时，再想采用投珠抵璧的办法来挽救，也已经晚了。”河南巡按姚思仁也说：“开采的弊端，最值得忧虑的有八项：矿盗聚集成群，容易招致祸乱，这是第一；矿头负担赔偿到了极点，势必土崩瓦解，这是第二；矿夫遭受残害，被迫逃亡，这是第三。雇用的民夫粮食缺乏，饥饿中喧叫，这是第四；矿洞到处开挖，徒然浪费而无益，这是第五；矿砂含银很少，却强迫百姓购买，这是第六；百姓都去开矿，农业和蚕桑失去营生，这是第七；负责上奏的官员强横，滥施刑罚而激起变乱，这是第八。如今，矿头因赔累而死，平民因被逼购买而死，矿夫因矿洞坍塌而死，因争斗而死。到了现在还不停止，即使耗尽府库的储藏，竭尽天下的力量，也无法挽救国家的存亡了。”奏疏送入后，皇帝全都不理会。有见识的人认为，明朝灭亡的征兆大概就从这里开始了。

译铁冶所，洪武六年设置。江西有进贤、新喻、分宜，湖广有兴国、黄梅，山东有莱芜，广东有阳山，陕西有巩昌，山西有两个吉州铁冶所，太原、泽州、潞安各有一个，共十三所，每年输送铁七百四十六万余斤。河南、四川也有铁冶。洪武十二年，又增加茶陵铁冶所。十五年，广平小吏王允道说：“磁州产铁，元代曾设置官署，每年收铁一百多万斤，请求依照旧制。”皇帝认为百姓生活刚刚安定，重新设置必然造成严重扰民，将王允道杖责后流放海外。十八年，撤销各布政司所属的铁冶。后来工部说：“山西交城出产云子铁，旧例进贡十万斤，用来修治兵器，其他地方没有。”于是又恢复设置。不久武昌、吉州也相继恢复。洪武末年，根据工部的建议，又全部开放，允许百姓自行采炼，每三十分取其中二分。永乐年间，设置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的铁冶所。景帝时，办理事务的官吏请求恢复陕西、宁远的铁矿，工部弹劾他违法，将他下狱。给事中张文质认为不应堵塞言路，于是释放了他。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求开铁冶，主管官员在定额之外索取贿赂，唐大鬓等人因此发动叛乱，都御史刘大夏将其讨平。正德十四年，广州设置铁厂，由盐课提举司管理，禁止私自贩运，和盐法相同。嘉靖三十四年，开采建宁、延平等府的铁冶。隆庆、万历以后，大多沿用旧制，没有再专门开采。铜场在明朝初年只有江西德兴、铅山两处。后来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以及云南也开采水银、青绿。太祖时，廉州巡检说：“阶州境内有西戎，那里有水银矿坑以及青绿、紫泥，希望得到军队攻取那片土地。”皇帝没有答应。只有贵州大万山长官司设有水银、朱砂场局；四川东川府会川卫的山中出产青绿、白银、铜，因为与外番接境，担心军民私自采掘而引发事端，特意加以禁止告诫。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的铜矿。弘治十八年，裁撤板场坑水银场局。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求开采云南各处银矿，并涉及铜、锡、青绿，诏令批准，于是逐步开采。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因为铸钱，屡次开采云南各处铜场，时间一久，所得逐渐减少。崇祯年间，终于搜括古钱来供应炉冶。关市征税，宋、元两代颇为繁琐。明初力求简约，后来逐渐增设，行商携货、坐商居货出售，经过和停留的地方各有税。货物名称和数量分别张榜公布在官署，按此征税；只有农具、书籍以及其他不在市场出售的物品不计算，应当征税却藏匿不报的，没收其一半。买卖田地、房屋和牲畜，必须投纳税款，契约文书另交纸张费用。凡是纳税的地方，都设置店历，记录商人的姓名、货物名称和数量，以及停留地点。官司有都税、宣课、司、局、分司、抽分场局、河泊所等名目。所收的税课，有按实物缴纳的本色，也有折合缴纳的折色。税课司局在京城各门以及各府州县的市集大多设有，共四百余所。后来逐步裁并，裁去十分之七。南京的抽分处称为龙江、大胜港；北京的称为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外地的有真定、杭州、荆州、太平、兰州、广宁。又命军卫自行设置场分，收贮柴薪。河泊所只有大河以南设有，河北只在盐山县设置。各种税课，是征收商人所估货物的税；抽分，是征收竹木柴薪；河泊，是征收渔业税。又有门摊课钞，由主管官司掌管。太祖初年，征收酒醋税，收取官店钱。即吴王位后，减少官店钱的征收，把京城的官店改为宣课司，把府县的官店改为通课司。商税按三十取一，超过这一比例就以违抗法令论罪。洪武初年，命京城兵马指挥兼管市司，每隔三天核验一次街市的度量衡，查考牙侩的货物价格；外地也命城门兵马兼管市司。彰德税课司把蔬菜、水果、饮食、牲畜等物都列入征税。皇帝听说后罢免了主管官员。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期届满入朝，把考核评语上报为“善于扩充办理商税”。皇帝说：“税收有固定数额，如果把扩充办理税收当作能干，就是剥削下层百姓，失去了官吏的职责。州里的考核不对。”命吏部发文查问。洪武十年，户部上奏：“天下税课司局中，征收商税达不到定额的有一百七十八处。”于是派宦官、国子监生和户部委派的官员各一人核实，制定为固定税额。十三年，吏部说：“税课司局每年所收税米不满五百石的，共有三百六十四处，应当裁撤。”皇帝答复准许。胡惟庸伏诛后，皇帝告谕户部说：“过去奸臣聚敛钱财，连细小物品也征税，朕对此非常羞耻。从今以后，军民嫁娶、丧葬、祭祀所需的物品，以及舟车、丝布之类，一律不得征税。”于是撤销天下抽分竹木场。第二年，又命令把野兽皮输作渔业税，用来制做皮衣供给边防士卒。起初，京师军民的住宅都由官府供给，房屋相连，毫无空地。商货运到后，有的停放在船上，有的储存在城外，牙侩任意抬高或压低价格，商人对此很苦恼。皇帝于是命令在三山诸门外靠近水边建造房屋，称为塌房，用来储存商货。永乐初年确定制度：嫁娶、丧祭和时节所用的礼物，自行织造的布帛，农具、食品，以及已经纳过税的货物，车辆、船只运输自己的货物，鱼、蔬菜、杂果中不是用于市卖的，都免税。按照南京的先例，在京城设置官店和塌房。永乐七年，派御史、监生到征收税课的地方监督办理税务。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说：“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聚集的地方。如今迁都北平，百货比过去多了一倍。商税应当派人监督征收一年，以此确定定额。”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洪熙元年，增加市肆门摊课钞。宣德四年，因为钞法流通不畅，认为商人居存货物不纳税，于是在京城和各省商贾聚集的地方、市场和镇市店铺，增加门摊税课，总数为旧额的五倍。两京的蔬菜果园，无论官营还是私营，只要种植后出售；塌房、库房、店舍中存放商货；骡驴车受雇装载货物的，都命令缴纳钞税。派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员各一人，在城门查验征收。船只受雇装载货物的，按装载物料的多少和路程远近缴纳钞税。钞关的设置从此开始。那些倚仗权势隐瞒不报的人，货物全部没收入官，并且治罪。于是设置了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钞关，按照船只大小、长短、宽窄分别确定税额，称为船料，不征货物税。只有临清、北新兼收货税，分别派御史和户部主事监督征收。从南京到通州，经过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一百料，缴纳钞一百贯。侍郎曹弘说：“塌房每月征钞五百贯，实在太苦，有人卖掉子女来缴纳税课。”皇帝命令核查并免除这些负担。等到钞法流通后，减去北京蔬菜地课钞的一半，船料原缴一百贯的减到六十贯。正统初年，下诏说，所有课程、门摊税，都必须遵守洪武旧额，不得借口钞法而任意增加。不久，根据兵部侍郎于谦的奏请，裁革直省的税课司局，把税收交给主管官司办理；停止征收济宁、徐州以及南京上新河的船料钞，把漷县钞关迁到河西务；船料应缴六十贯的减为二十贯。商人百姓都称便利。正统九年，王佐掌管户部，设置彰义门官房，收取商税课钞，又恢复设置直省税课司官员，征税和专卖逐渐繁琐。景泰元年，于谦执掌国政，船料减到十五贯，涨家湾和辽阳的课税减半。大理卿薛瑄欣说：“抽分柴炭等物而隐瞒不报的，按照舶商隐匿外国货物的罪名论处，全部没收，处罚太重了。请按照隐匿税款的法律办理。”皇帝听从了。成化七年，增加设置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员。起初抽分竹木只收钞，后来改收白银，到这时逐渐增加到数万两。不久派御史监督征税。孝宗初年，御史陈瑶说：“崇文门监督税收的官员把搜刮钱财当作能干，这不合国家体制。”于是命令除商货外，车辆不得搜查阻拦。又听从给事中王敞的建议，召回芜湖、荆州、杭州负责抽分的御史，改由府州佐贰官监督征收税款。十三年，又派遣御史。正德十一年，才开始征收泰山碧霞元君祠的香钱，这是听从镇守太监的建议。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求裁革新设的各处抽分厂。不到一年，太监郑玺请求在顺德、广平恢复设置。工部尚书李鐩阿附两边、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横征暴敛的端绪又兴起。不久，命宦官李文、马俊前往湖广、浙江的抽分厂，与主事官共同分掌征税。世宗初年，裁革了许多抽分宦官以及江西、福建的税课司局，又裁革真定等府抽取木材的宦官。京城九门的税收，弘治初年每年收入钞六十六万余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到弘治末年，数额大为减少。正德七年以后，钞税增加四倍，钱税增加三十万。嘉靖三年，下诏依照弘治初年的旧例，钱税仍减三十万。各省关税自成化以来折收白银，后来又收钱钞。嘉靖八年恢复收银，从此成为定制。起初钞关估定船料来确定税额，后来因估算船料难以核实，便以船梁的宽窄为标准，从五尺到三丈六尺分别定额。皇帝命令以完整尺数为限，不得征收零碎不足的数额。太监李能请求在山海关征收商税，实行了几年，主事邬阅说：“广宁八里铺前屯卫已经有榷场，不宜再设征税处。”于是停止山海关征税。后来又恢复山海关税，撤销八里铺店钱。嘉靖四十二年，命令各关每年定额之外的剩余收入全部纳入公库。隆庆二年，开始给钞关主事颁发关防和敕书，不久又命令：钞关距府城近的，由知府收取解送；距府城远的，由佐贰官收存府库，按季度解送户部。主事负责核查商人申报的货物数量，以确定税额；收取解送过程中不得有所侵占。神宗初年，命令商货运进京城的，在河西务领取红单，前往崇文门并缴纳正税、条税、船税；不运进京城的，河西务只收正税，免除条税、船税。万历十一年，裁革天下私自设置的无名税课。然而自隆庆以来，凡是桥梁、道路、关卡、渡口私自擅自抽税、牟取暴利、损害百姓的，虽然朝廷屡次下诏查禁裁革，却始终不能除去。等到两宫三殿发生灾害，需要营建，费用无数，这才开始开矿、增加税收。于是天津征收店租，广州征收珍珠税，两淮征收余盐税，京口征收供用税，浙江征收市舶税，成都征收盐茶税，重庆征收名贵木材税，湖口、长江征收船税，荆州征收店税，宝坻征收鱼苇税以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宦官遍布天下，不是掌管税收，就是掌管开矿，驱使胁迫官吏，务求搜刮削夺。派遣征税使者，从万历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开始。此后，高寀在京口，暨禄在仪真，刘成在浙江，李凤在广州，陈奉在荆州，马堂在临清，陈增在东昌，孙隆在苏州、杭州，鲁坤在河南，孙朝在山西，丘乘云在四川，梁永在陕西，李道在湖口，王忠在密云，张晔在卢沟桥，沈永寿在广西，有的征收市舶税，有的征收店税，有的专门掌管税务，有的兼管开采。奸民向宦官行贿，宦官动辄发给他们指挥、千户名义的札文，把他们作为爪牙。水陆行走几十里，就树旗设厂。看到软弱的商人，便肆意抢夺，没收他们全部财产。即使是背负、肩挑的行李，也遭到搜查。又设立土商的名目，即使穷乡僻壤的米、盐、鸡、猪，也都命令缴税。他们所到之处多次激起民变，皇帝往往包庇而不追究。各处进献的税款，有的称为遗税，有的称为节省银，有的称为罚赎，有的称为额外盈余。又假借买办、孝顺的名义，把金珠宝玩、貂皮、名马等杂物进献，皇帝认为他们办事能干。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求暂时放宽商税，皇帝的中旨仍命令征收税课四万，其贪利到了这种程度。

译万历三十三年，才下诏停止采矿，把税务归还主管官司办理，但不撤回征税使者。李道谎称主管官司坚决推辞，请求像过去那样办理，皇帝立即听从了。皇帝又听从福王府承奉谢文铨的话，在崇文门外设置官店，供福王府使用。户部尚书赵世卿多次上疏，皇帝都不听。赵世卿又说：“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各钞关，每年征收本色、折色约三十二万五千余两；万历二十五年增加白银八万二千两，这本是固定数额。可是二十七年以后，逐年减少，到二十九年总共解送二十六万六千余两。追究原因，是税使苛刻搜刮，商人来到的少；连年税使所进献的数额，正好就是各关不足的数目。”奏疏送入后，皇帝仍不理会。宝坻银鱼厂在永乐年间设置，穆宗时只命令估定鱼价，供备祭庙和宫廷上供。到这时，才派宦官坐守采捕，又征收鱼税，后来还把税扩及并不产鱼的武清等县。又增加苇、网等税，并且扩大到青县、天津。九门的税尤其苛刻，连赴京会试的举子也不能免，有时甚至打死入朝觐见的官吏。事情传到皇帝那里，下诏让司法部门治罪，宦官才稍稍收敛。到万历四十二年，李太后临终遗命把天下税额减去三分之一，免除京城附近零碎的小税。光宗即位，才把天下所有额外税收全部免除，撤回征税太监；凡是摊派到田地、行户、人丁、房屋间架上的税，也一概免除。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求恢复对水陆交通要冲征收专税，按照万历二十七八年的旧例，按数征收十分之一。朝廷准许实行。崇祯初年，关税每两增加一钱，八关合计增加五万两。崇祯三年又增加二钱，只有临清减半，崇文门、河西务都仍照旧。户部尚书毕自严提议，将南京宣课司的税额增加一万两，由一万两增至三万两。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认为，宣课司所收的落地税没有多少，请求改为征收芜湖税，以补足增加的数额。毕自严于是提议征收芜湖税三万两，同时宣课司仍增加一万两。郑三俊后悔了，上疏争辩不止。崇祯九年又商议增加税课款项。崇祯十三年增加关税二十万两，商人和百姓因此更加困苦了。各种税课，起初收钞，间或折收米，后来一半收钱、一半收钞，最后折收白银；折色、本色逐年轮流征收，本色收入内库，折色收入太仓。明朝初年，东边有马市，西边有茶市，都是为了驾驭边疆、节省戍守费用。海外各国入朝进贡，允许附带装载土产，与中国进行贸易。因此设置市舶司，任命提举官管理，用来了解外夷情况，抑制奸商，使法令禁令能够施行，并借此消除彼此的嫌隙。洪武初年，市舶司设在太仓黄渡，不久撤罢；后来又在宁波、泉州、广州恢复设置。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以及西洋各国。琉球、占城等国都恭顺，任凭它们按时前来进贡。只有日本时而叛乱、时而归服不定，所以单独限制它的入贡期限为十年，人数为二百人，船只为两艘，并以金叶勘合和表文作为凭证，以防欺诈、伪造和侵犯。后来市舶司暂时撤罢，便又严令禁止沿海居民和守备将卒私自与海外各国往来。永乐初年，西洋剌泥国的回回人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随船装载胡椒，与百姓互相贸易。主管官司请求征收他们的税。皇帝说：“商税，是国家用来抑制追逐末业的商人的，难道是为了获利吗？如今夷人仰慕道义，远道而来，竟要侵夺他们的利益，所得能有多少，却大大损害国家的体统。”不予同意。永乐三年，因为各番国贡使更加增多，于是在福建、浙江、广东三处市舶司设置驿馆接待。福建的称来远，浙江的称安远，广东的称怀远。不久设置交址云屯市舶提举司，接待西南各国的朝贡者。起初，贡船到达后，主管官司加封识别标记，等候奏报，之后才起运。宣宗命令贡船到达便立即驰奏，不必等待答复，随即送往京城。武宗时，市舶提举太监毕真说：“旧制规定，出海的各种船只都由市舶司专门管理，近来却由镇守、巡抚以及三司官员掌管，请求恢复旧制为好。”礼部议论说：市舶司的职责是办理进贡物品；出海的客商和因风停泊的番船，若非敕旨所载，按惯例不应干预。皇帝从中旨下令，按熊宣的旧例办理。熊宣原任市舶太监，曾因没有参与满剌加等国番舶的抽分，奏请兼管此事，被礼部弹劾罢职。刘瑾偏袒毕真，错误地把熊宣的做法说成旧例。嘉靖二年，日本使者宗设、宋素卿分别从不同道路来进贡，双方互相争辩谁是真使者、谁是假使者。市舶宦官赖恩接受宋素卿的贿赂，偏袒宋素卿，宗设于是大肆劫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说，倭患起因于市舶司，于是裁撤市舶司。市舶司裁撤后，日本海商仍自由往来，海上的奸豪与他们勾结，法令禁令无法施行，逐渐转变为海盗。嘉靖二十六年，倭寇百余艘船长期停泊在宁波、台州，数千人登岸焚烧劫掠。浙江巡抚硃纨查访得知，船主都是权贵和大姓；他们购买番货时都故意压低价格，再转手高价牟利，却不能按时付款，因此酿成骚乱。于是严厉实行海禁，毁掉余皇，并奏请刻印诏谕告诫权贵大姓，皇帝没有答复。二十八年，硃纨又说：“长澳的几个大盗林恭等人勾引夷船作乱，而大奸人关通勾结从中获利，充当向导，践踏我国海滨，应当按照法典正法。”有关部门复议不同意。但对那些勾结外国的大恶人，硃纨常常自行处决。御史陈九德弹劾硃纨处置失当，擅自杀人而挑起事端。皇帝逮捕硃纨，交付审查。硃纨被罢职后，奸徒更加无所畏惧，外患与内乱交织，酿成祸患。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人相继起兵，从此海上没有安宁的日子了。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大肆劫掠福建、浙江、南直隶，都御史胡宗宪派遣他的门客蒋洲、陈可愿出使倭寇，向他们宣示诏谕。蒋洲等回来报告说，倭寇有意请求恢复朝贡和贸易。兵部议定不可，于是此事停止。嘉靖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提议恢复三处市舶司，礼部议定同意。四十四年，浙江根据巡抚刘畿的意见，再次裁撤。福建的市舶司开设后又禁止。万历年间，恢复福建互市，但只禁止买卖硝石、硫黄。不久，两处市舶司全部恢复，仍像过去一样由宦官掌管。永乐年间，设置三处马市：一处在开原南关，用来接待海西；一处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处在广宁，后两处都用来接待朵颜三卫。规定马匹价格分四等：上等马值绢八匹、布十二匹，次等减半，下面两等各递减一等的数额。后来城东和广宁的马市都废止，只有开原南关马市独自保留。

译大同马市始于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求命令军民按照公平价格买卖骆驼、马匹，由达官指挥李原等人通译语言，并禁止在市场交易兵器、铜、铁。皇帝同意了。正统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求拨用山西行都司库银买马。当时也先进贡马匹并进行互市，宦官王振削减马价，也先于是大举入侵，最终导致土木之变。成化十四年，陈钺任辽东巡抚，恢复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意侵吞牟利，朵颜各部心怀怨恨，侵扰广宁，不再前来互市。兵部尚书王越请求命令参将、布政司官员各派一人监督，不得有侵吞克扣，于是治罪刘海、姚安二人。不久，命海西和朵颜三卫前来互市；开原每月一次，广宁每月两次，以互市税充作抚恤赏赐。正德年间，命令验明放行进入市场的人，必须按期出境，不得携带弓箭；不是互市日期，不得擅自接近边塞城墙。嘉靖三十年，根据总兵仇鸾的意见，下诏在宣府、大同开设马市，命侍郎史道总管其事。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进谏，皇帝没有听从。俺答随即入侵劫掠：大同开市时便侵犯宣府，宣府开市时便侵犯大同。互市的财物还没有运出边境，警报就已经传来。皇帝这才后悔，召史道回京。然而各部落贪图马市的利益，不敢公开说要大举进攻，边臣也多畏惧震慑，只好用互市利益来安抚他们。第二年，停止大同马市，宣府的马市仍未断绝，劫掠不止，于是连宣府马市也一并停止。隆庆四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前来投降，于是封贡、互市的议论兴起。宣府、大同的互市重新开放，边境稍稍安定。但抚恤赏赐十分丰厚，朝廷用节省客兵军饷、减少巡哨银两来供给。年年增加赏赐，而对方的要求越来越多，主管人员又从中侵吞，边防费用反而超过了原有数额。辽东义州的木市于万历二十三年开设，详情载于《李化龙传》。二十六年，朝廷听从巡抚张思忠的奏请停止木市，于是连马市也一并停止。后来总兵李成梁极力请求恢复，蓟辽总督万世德也向朝廷上疏。二十九年，恢复马市、木市两处，后来成为常制。

译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 采造之事，历代朝廷有的奢侈、有的节俭，各不相同。大体上说，英宗时开始浪费，接着是宪宗、武宗，到世宗、神宗时达到极点。采造项目繁多琐碎，征取索求纷繁混乱。其中最大而且最困难的，是采伐木材；每年制造数量最多的，是织造和烧造。酒醴、膳食由光禄寺掌管，采办和制造由工部四司、内监司局或专门派出的官员负责，柴炭由惜薪司掌管。而其中最为祸害百姓的，大多是宦官造成的。明朝初年，宫廷上供很简省。郡县进贡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认为劳民伤财，拒绝接受。仁宗初年，光禄卿井泉奏请按照旧例，每年派正官前往南京采买玉面狸，皇帝斥责他说：“小人不懂政体。朕正下诏全部停止不急需的事务，以使百姓休息，难道能因为口腹这点小事而失去最大的信用吗！”宣宗时，停止永乐年间河州官府买乳牛制作上供酥油的做法，把这些牛给屯田军使用。命两名御史察看光禄寺，凡是内外官员多支取或索求物品的，都逮捕后上奏。英宗初年执政时，三杨当权，减少南畿孳牧的黄牛四万头；糖蜜、果品、腒脯、酥油、茶芽、粳米糯米、粟米、药材等，也分别酌量减省，撤销各地捕鱼官。英宗即位数月，许多供奉都予以节制。宫廷所用的膳食器皿共有三十万七千余件，由南工部制造；金龙凤纹白瓷器由饶州制造；朱红膳盒等器物由营膳所制造，用来盛装进宫的食物，尚膳监却常常从中侵吞。皇帝命令备具文书，逐件登记，按数目归还。景帝时，听从于谦的意见，停止真定、河间采集野味，以及直沽海口制造干鱼的内使。天顺八年，光禄寺所需果品物料共一百二十六万八千余斤，比旧额增加四分之一。成化初年，下诏光禄寺所需牲口不得超过十万头。第二年，寺臣李春请求增加。礼部尚书姚夔说：“正统年间，每年鸡、鹅、羊、猪的费用为三四万；天顺以来增加了四倍，浪费糟蹋太多。请遵从先前的诏令。”两年后，给事中陈钺说：“光禄寺购买物品，完全凭势力强取。挑担贩卖的人遇到他们，如同遭到劫掠。过去光禄寺所供之物都足够使用，如今却不是这样，是因为宣召索取超过定额，侵吞掠夺、胡乱浪费。”大学士彭时也说：“光禄寺委任小人办理采买，借公事谋私利，百姓的利益全被他们夺走。请按照宣德、正统年间的旧例，斟酌供给所需，禁止强行采买。”于是每年鱼、果的定额减少十分之一。弘治元年，命光禄寺减少后来增加的供应。起初，光禄寺都预先支取官钱购买物品，行头和吏役因此侵吞。于是命令各行先报告并缴纳物品，之后再偿付价钱，于是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报头”的游手，假借供应的名义压低价格、加倍索取，用来装入私囊。御史李鸾把此事上奏，皇帝命令禁止。弘治十五年，光禄卿王珩列举上报宫内外官员役使人员的酒饭以及所饲养禽兽的饲料，共一百二十项。于是皇帝下旨，有的照旧，有的减半，有的停止。于是放走乾明门的老虎、南海子的猫、西华门的鹰犬、御马监的山猴、西安门的大鸽等，分别予以减省，保留下来的也减少了饲料。自成化年间起，又增加坐家长随八十余人，传添汤饭的宦官一百五十余人。天下常贡不足使用，于是责令京城铺户出钱购买。价钱不能按时支付，给市民造成了负担。兵部尚书刘大夏借天象异常上奏此事，于是裁减宦官，每年节省白银八十余万两。武宗在位时，各宫每日进献、每月进献的物品，是天顺年间的数倍。厨役定额，仁宗时只有六千三百余人，到宪宗时增加四分之一。世宗初年减到四千一百人，每年定额银节省到十三万两；世宗中期又增加到四十万两。定额摊派不足，便借支太仓的钱粮；太仓又不够，于是命令原来负责供给的各司府按数额增加摊派。皇帝怀疑其中有人侵吞，便交给礼部查问情状，责令光禄寺具列数目上奏。皇帝又下旨责问，才命御史核查每月进献的揭帖，两个月间节省白银二万余两，从此每年都照此办理。在这以前，上供的物品按照各地物产作为贡品，称为岁办；如果不够，官府便出钱购买，称为采办。后来本色、折色兼收，采办更加繁多。于是召集商人置办货物，但物价往往使商人亏损，商人便销声匿迹。万历二十七年，户部说：“京城召商交纳货物、领取价钱，富商设法逃避，承担差役的都是贫弱下户，请求核实并编审。”给事中罗崇奎说：“各商人所以困苦严重，是因为物价低时就减价，物价高时却不敢增加价钱。而且收货交纳不按时，一经风吹雨淋，货物便不能使用，大多造成赔累。收取之后，主管官员更替不定，不能立即支付价钱，有时甚至搁置不办。即使幸而给了价钱，官司在上面层层折扣，差役在下面百般刁难，名义上说是公平估价，商人实际所得不到一半。若能除去这些弊端，商人自然乐意前来，哪里还用编审呢？”皇帝虽然采纳了他的话，却仍按照户部的建议进行编审。穆宗在位时，光禄少卿李键上奏十件事，皇帝于是准许，颇有减省：停止承天府进贡香米和外域珍禽奇兽，停止宝坻进贡鲜鱼。凡是荐新的物品，都由光禄寺领取，不要派宦官办理。又听从太监李芳的请求，停止征收增加的细粳米、白盐、青盐，命令一概依照成化、弘治年间的旧例。御史王宗载请求停止增加摊派。有关部门议定全部按原额办理：果品一百零七万八千余斤，牲口银五万八千余两，免除增加摊派的银两二万余。尚未实行，神宗即位，便下诏免除这些摊派。世宗末年，每年费用只有十七万两；穆宗裁减二万两，只剩十五万余两，经费已经节省。万历初年，又减到十三四万两；中期逐渐增加，几乎达到三十万两，铺户的负担更加严重。当时宦官进纳物品索取贿赂，名为铺垫钱，费用无法估量，所得不足抵偿支出，百姓不堪忍受，纷纷躲避。于是选取京城富户充任商人。命令一下，被选中的人如同赴死，纷纷用重金行贿谋求免除。官司秘密侦察，好像缉捕奸盗。宛平知县刘曰淑说：“京城百姓一旦被选为商人，官府便搜取得一丝不剩，资本全部耗尽。请先按较高价格估价并发给钱，以缓解百姓困苦。”御史王孟震斥责他越权，刘曰淑自行弹劾后离职。到了熹宗时，商人的负担更加沉重，有人把货物交给官府，最终连一文钱也得不到。

译洪武年间，宫禁中购买物品，通常按当时估价每件加十钱，皇帝减轻上面的用度、使下面百姓获益到了这种程度。永乐初年，斥责进言采集五色石的人，又因为温州输送明矾使百姓困苦，停止染色布的采办。然而内使外出办理采办，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工程劳役频繁兴起，征取逐渐急迫；本地没有的物品，百姓只得破产购买。军器所需更是无穷无尽。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池、坑冶、果树、蜂蜜等由官府设置守禁的地方，全部交给百姓经营。宣宗停止闸办金银，其他如纸、靛、丝、绫、纱罗、缎、香货、银朱、金箔、红花、茜草、麂皮、香蜡、药物、果品、海味、朱红戗金龙凤器物等，也多有停止或减省。副都御史弋谦说：“主管官司支付采办物料的价钱，十份中连一份也补偿不到，和白白强取没有区别。”皇帝赞许并采纳，命令工部查处惩罚。又因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进言，将派出的官员全部召回，并下令今后不得随意派遣；除军器、军需外，凡属采办的都停止。然而宽免的诏令屡次下达，内使也屡次奉敕撤回，但执行并不真实，宦官总是假借采办之名向百姓暴虐索取。诛杀袁琦、阮巨队等十多人后，这种祸患才稍稍平息。英宗即位，停止各地采买以及制造下西洋船只所需木材，许多冗余费用都下令节省。正统八年，因为采买扰民，开始命令从留存的钱粮中折价缴纳，就近解送到南京、北京两京。起初，仁宗在位时，下令由宦官镇守边塞；英宗又重新设置各省的镇守宦官，并有守备、分守等名目，宦官遍布天下。到了宪宗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负责购书、采药的使者搜罗珍玩，搜刮得不留一点余地。他们压低价格强卖盐引，私自捕取禽鸟，耗费官府库银，收受私人贿赂，动辄以数万计。太岳山、太和山所产的降真香等香料，通常三年用七千斤，到这时增加了一倍。内府所需物料，有的增加到原数的五六倍。孝宗即位后，颇有减省。甘肃巡抚罗明说：“镇守、分守的内外官员争相以进献为能，各自派遣使者到边卫搜求地方特产，名义上叫作采办，实际上是扣除军士的月粮和马价，有的还巧取番人的犬马奇珍。而且设置膳乳等房，召集厨役制造酥油等物。等到起运时，沿途骚扰百姓，请求全部罢除。”朝廷答复准许，但此后浪费逐渐增多。到了武宗任用刘瑾时，谋取私利更无止境。镇守宦官动辄进贡白银数万两，皇店名目不一，每年办理的物品多不是当地特产。各布政使入朝时，都陈述进贡的危害，武宗全都不予省察。世宗初年，内府供应比正德年间减少了十分之九。中年以后，大兴营建和斋醮，又采办木材、香料、珍珠玉石宝石，用黄蜡、白蜡达到三十多万斤。又有召买和折色，按正额计算达到三倍。沉香、降香、海漆等香料达到十多万斤。又分路购买龙涎香，十多年没有得到，使者于是请求让海船驶入海澳，过了很久才获得。方泽坛、朝日坛所用的爵，规定用红玉、黄玉制作，求购不到，便到陕西边境购买，又派使者到阿丹寻找；阿丹在土鲁番西南二千里。太仓的白银，颇多被取入承运库，用来购办金器、宝物、珍珠。于是猫儿睛、祖母绿、石绿、撤孛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刚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玉等，无不购买。穆宗继承这一做法，购买珠宝更加急迫。给事中李己、陈吾德上疏劝谏，李己被下狱，陈吾德被削去官籍。从此以后，供应费用逐渐增多。神宗初年，内承运库太监崔敏请求购买金珠。张居正将崔敏的奏疏封还，事情于是搁置。过了很久，神宗日益贪恋财货，开采金银珠宝的建议大为兴起，费用以巨万计算，珠宝价格增加到旧价的二十倍。户部尚书陈蕖说库藏已经枯竭，应当更加节制。皇帝却以中旨严厉斥责他。顺天府尹因为购买的大珠和鸦青不合旨意，被降级。到了神宗末年，内使纷纷出动，采办制造更加繁多。内府告急匮乏，甚至调拨接济边镇的银两来供应。熹宗一味听从宦官，采办制造尤其多。庄烈帝即位后，才开始整治剔除、节约省用，但库藏已经耗尽了。永乐年间，后军都督府负责供应柴炭，役使宣府十七个卫所的军士在边关采集。宣宗初年，认为边地树木可以阻挡敌军骑兵，而且边军不宜承担其他劳役，于是下诏免除采伐，命令每年缴纳二万多两银子，后来由后军都督府召集商人购买缴纳。宣德四年，设置易州山厂，命工部侍郎负责监督，征调北直隶、山东、山西的民夫转运；此后仍像原来一样由后军都督府交银召商购买。起初，每年使用薪柴只二千多万斤。弘治年间，增加到四千多万斤。转运已经艰难，北直隶、山东、山西于是全部缴纳银两来召集商人。正德年间，所用薪柴更多，折合增加银三万多两。凡收受柴炭，另加三成损耗，宦官往往私自加到数倍。拖欠的数额日积月累，甚至用三年的正常供应来补一年的损耗。尚书李鐩提议令正常数额和损耗数额相抵，但负责收取的人又私自加码，竟把四万斤折作一万斤；此外还有缴纳运输等额外费用，百姓无法承受。世宗登基后，才酌情减免。隆庆六年，后军都督府采办缴纳柴炭困难，改归兵部武库司管理。万历年间，每年核算柴价银三十万两，宦官得以亲自催逼各商，施用酷刑，搜刮殆尽，人人都说惜薪司是个陷阱。采伐木材的劳役，是从成祖修缮、营治北京宫殿开始的。永乐四年，派尚书宋礼前往四川，侍郎古朴前往江西，师逵、金纯前往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前往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前往山西。宋礼说，有几棵大木一夜之间自行从大谷漂流到江边。天子认为这是神异之事，将那座山命名为神木山，并派官员前去祭祀。永乐十年，再命宋礼到四川采伐木材。仁宗即位后，停止了这项劳役。宣德元年，修缮南京天地山川坛的殿宇，又命侍郎黄宗载、吴廷用到湖广采木。不久因旱灾停止。很快又恢复在湖广采伐大木，同时谕令工部酌情减少，不久又停止。其他地方也时而采伐，时而停止。弘治年间，动用内库银修缮清宁宫，停止四川采木。

译正德年间，在湖广、四川、贵州采木，命侍郎刘丙督运。太监刘养弹劾木材不合用作栋梁，责令刘丙陈述情况，工部尚书李鐩被夺去俸禄。嘉靖元年，裁撤神木千户所及其卫卒。嘉靖二十年，宗庙发生火灾，派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嘉靖二十六年，又派工部侍郎刘伯跃到四川、湖广、贵州采木，湖广一省的费用就达到三百三十九万多两。又派官员核查各地派遣和留存的大木。郡县官吏因延误大工程而被逮捕治罪、革职罢黜的，不止一人；沿河各州县尤其为此受苦。万历年间，三座大殿开工，在湖广、四川、贵州采伐楠木、杉木等，耗费白银九百三十多万两，从民间征取，比嘉靖年间的费用又增加了一倍。至于在南直隶、浙江采伐鹰平条桥等木材，商人拖欠的木价达到二十五万两。科道官弹劾督运官迟延误事、侵吞冒领，朝廷不予答复。虚耗浪费、侵吞公款，使公私都陷入困境。广东珠池通常几十年才开采一次。宣宗时，有人请求派宦官开采东莞珠池，被关进监狱。英宗时才开始派宦官监守，天顺年间曾开采过一次。到弘治十二年，因年代久远、珠蚌成熟，所得最多，耗费白银一万多两，获得珍珠二万八千两，于是撤除监守珠池的宦官。正德九年又开采，嘉靖五年又开采，珍珠既小又嫩，所得也很少。嘉靖八年又下诏开采，两广巡抚林富说：“嘉靖五年采珠的劳役，死了五十多人，而得到的珍珠只有八十两，天下人都说这是用人命换珍珠。恐怕今天即使拿人命去换珍珠，也仍然得不到。”给事中王希文说：“雷州、廉州的珠池，祖宗设置官员监守，不过是为了防止百姓争夺。正德年间，奸邪宦官掌权，传令采珠，祸害流毒海滨。陛下登基后，裁撤珠池少监，不久却又恢复。驱使无辜百姓，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去求取未必能够得到的东西，却责令他们完成难以满足的数额，这不是圣明政治应有的做法。”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隆庆六年，下诏令云南进献宝石二万块，广东采珠八千两。神宗即位后，停止了这些事项。不久又因为太后进奉以及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和婚礼，命令每年办理金珠宝石。又派宦官李敬、李凤到广东采珠五千一百多两。给事中包见捷竭力进谏，意见没有被采纳。直到万历三十二年才停止采珠。万历四十一年，因为指挥倪英的进言，又重新开采。明朝制度规定，南北两京都设置织染局，宫内宫外都有。内局用来供应皇帝所需，外局用来准备公用物品。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州、杭州等府也各自设有织染局，每年织造的数量都有定额。洪武年间，设置四川、山西等行省织染局和浙江绍兴织染局；又在仪真、六合设置蓝靛所，种植青蓝以供应染色之用。不久全部撤除。又撤除天下各有司每年织造缎匹的规定。遇有赏赐，便发给绢帛，并在后湖设置织造局。永乐年间，重新设置歙县织染局；命陕西织造驼毼。正统年间，设置泉州织造局。天顺四年，派宦官前往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在常额之外增加织造彩缎七千匹。工部侍郎翁世资请求减少，被下锦衣卫狱，贬为衡州知府。从此开始了按地区摊派增造。孝宗初年即位，停止并免除苏州、杭州、嘉兴、湖州、应天的织造。后来又恢复设置，于是给宦官盐引，让他们在淮地出售以供应费用。正德元年，尚衣监说：“内库储存的各种颜色的苧丝、纱罗、织金、闪色，以及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襕，还有胸背斗牛、飞仙、天鹿等服饰，都是天顺年间织造的，钦赐已经用尽。请命应天、苏州、杭州等府按照原样织造。”皇帝准许了，于是织造一万七千多匹。大概在成化、弘治年间，颁赐非常谨慎。自从刘瑾掌权后，得宠宦官陈请赏赐的范围逐渐扩大，甚至有未满束发年龄却僭越穿用章服的人，滥行赏赐日益增加。宦官请求盐引、关钞没有止境，并监督织造，威胁劫持官吏。到世宗时，这种祸害还没有结束。世宗即位不久，就命宦官在南京、苏州、杭州、陕西监督织造。穆宗登基时，下诏撤回宦官，不久又重新派遣。万历七年，苏州、松江发生水灾，给事中顾九思等请求召回负责织造的内臣，神宗不听。大学士张居正竭力陈述年成饥荒、百姓疲敝，无法承受催逼督责，神宗才答应。不久又派遣宦官。张居正去世后，增加的织造逐渐增多。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五府每年织造的定额之外，又命浙江、福建，以及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扬州、广德各府州分别织造，增加一万多匹。陕西织造羊绒七万四千多斤；南直隶、浙江的苧丝、纱罗、绫、绸、绢帛，山西的潞绸，都比旧制度增加了丈尺。两三年之间，费用达到一百多万，取用户部、工部的财物，搜刮库藏，扣留军需和国家所需。部臣、科臣多次争辩，都没有被采纳。万历末年，又命税监兼管此事，奸弊日益滋长。明朝初年设置南北织染局、南京供应机房，各省直每年织造以供使用；苏州、杭州的织造，有时实行，有时停止。自万历年间开始频繁派遣织造，每年达到十五万匹，沿袭日久，终于成为常规。陕西织造绒袍，弘治、正德年间偶尔实行，嘉靖、隆庆年间又派遣，也终于沿袭成为常例。烧造事务方面，外地有临清砖厂，京师有琉璃厂、黑窑厂、沧厂，都烧造砖瓦，以供应营建修缮。宣宗时才开始派宦官张善到饶州，烧造奉先殿使用的几筵、龙凤纹白瓷祭器，并在磁州烧造赵府祭器。过了一年，张善因罪被杀，这项劳役停止。正统元年，浮梁百姓进献瓷器五万多件，朝廷用钞偿付。朝廷禁止私自烧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违者处死。宫殿落成后，命令烧造九龙、九凤膳案等器物，后来又烧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认为器物有裂纹，派锦衣卫指挥杖打提督官，命宦官前去督促重新烧造。成化年间，派宦官到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数量最多、持续最久，费用无法计算。孝宗初年撤回宦官，不久又重新派遣；弘治十五年再次撤回。正德末年又重新派遣。

译自弘治以来，尚未烧造完毕的器物有三十多万件。嘉靖初年，派宦官监督烧造。给事中陈皋谟说这对百姓危害极大，请求停止，皇帝不听。嘉靖十六年，新制作七陵祭器。嘉靖三十七年，派官员到江西烧造内殿醮坛瓷器三万件，后来又增设饶州通判，专门管理御器厂烧造。原文“烧造。，是时”标点及衔接有疑，疑有讹误；此时营建最为繁多，京城附近和苏州都有砖厂。隆庆年间，下诏令江西烧造瓷器十多万件。万历十九年，命令烧造十五万九千件，后来又增加八万件，到万历三十八年仍未完工。此后这项劳役也逐渐停止。国家的经费，没有比俸禄和军饷更大的。洪武九年，确定诸王、公主每年供应的数额：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苧丝三百匹、纱和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布和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一千斤，全部按年发放；马料和草，每月发给五十匹。那些缎匹，每年发给工匠用料，由王府自行织造。靖江王，米二万石、钞一万贯，其他物品为亲王的一半，马料和草二十匹。公主尚未受封的，苧丝、纱、罗各十匹，绢、冬布、夏布各三十匹，绵二百两；已经受封的，赐给庄田一所，每年收粮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亲王的儿子尚未受封的，待遇同公主；女儿尚未受封的，减半。儿子已经受封为郡王的，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苧丝五十匹，纱、罗各减为苧丝的一半，绢、冬布、夏布各一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斤、马料和草十匹。女儿已经受封或已经出嫁的，米一千石、钞一千四百贯，缎匹由所在地亲王府织造发给。皇太子的次嫡子和庶子，封为郡王后，必须等到出阁才按年发给俸赐，待遇同亲王已经封为郡王的儿子。女儿等到出嫁时，待遇同亲王已经出嫁的女儿。凡亲王世子，待遇同已经封为郡王的人；郡王的嫡长子承袭郡王爵位的，俸禄为初封郡王的一半。女儿已经封为县主或已经出嫁的，米五百石、钞五百贯，其他物品为亲王女儿已受封者的一半。郡王的各个儿子年满十五岁时，各赐田六十顷，免除租税作为世代产业，由他们所生的儿子世代守有；后来才改为只发给禄米。洪武二十八年下诏说，由于官吏、军士的俸给越来越多，应酌量减少诸王的年俸，用来资助军务和国用。于是重新规定：亲王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依次递减为二百石，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依次递减为一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王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依次递减为二百石，县君、乡君及仪宾依次递减为一百石。从此成为永久制度。仁宗即位后，增加或减少诸王的年禄，这不是通常的制度。当时郑、越、襄、荆、淮、滕、梁七王尚未就藩，命令暂时每年发给米三千石，后来遂成为定例。正统十二年，确定王府禄米的起算日期：将军从皇帝赐名、受封之日起算，县主、仪宾从出阁、成婚之日起算，都从附近州县的秋粮中拨给。景泰七年，确定郡王、将军以下的禄米起算日期：出阁在前、受封在后的，以受封日为始；受封在前、出阁在后的，以出阁日为始。宗室中因犯罪而革除爵位的，称为庶人。英宗初年，曾相当供应粮食。嘉靖年间，每月发米六石。万历年间，减至二石或一石。起初，太祖大规模分封宗室藩王，规定世世代代都享有年禄，不授予官职，不让他们处理政事，对亲属的恩义非常深厚。然而皇室宗族日益繁多，而百姓的赋税有限。开始时，禄米全部发给实物，后来实物和钞同时发放。有的各占一半，有的实物多于折钞，制度并不相同。后来势必无法完全供给，而冒领滥支的情况又越来越多，奸弊百出，无法一一查究。弘治年间，礼部尚书倪岳就分条请求节省削减，以减轻百姓负担。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说：“天下事务中，弊病到了极点而又最值得忧虑的，没有比宗藩的禄米俸粮更严重的了。天下每年供应京师的粮食有四百万石，而各王府的禄米总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来说，留在本地的粮食有一百五十二万石，而宗室禄米有三百一十二万石；以河南来说，留在本地的粮食有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有一百九十二万石。这两个省的粮食，即使全部运出，也不足以供应禄米的一半，何况官吏俸禄、军队饷粮也都出自其中呢？所以郡王以上还能够享受优厚待遇，将军以下大多不能维持生活，饥寒困辱，势必接踵而来，常常在道路上呼号，聚集起来责骂有关官吏。守土大臣每每害怕发生变乱。赋税不能增加，而宗室却日益繁衍，怎么能不令人寒心！” 应当命令大臣和科道官在朝廷集合议论，并且把形势困穷、弊病极端严重，不得不通权变通的意思告知诸王。命户部核算赋税数额，以十年为一个周期，综合计算兵灾、荒灾蠲免的数额、留存地方的数额以及王府增封的数额。共同提出善后良策，由皇帝亲自裁决，以制定流传万世而不可改变的规章。”朝廷将此事交给户部复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到嘉靖四十四年，才确定宗藩条例：郡王、将军七成折为钞，中尉六成折为钞，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及仪宾八成折为钞；其他冒领滥支的，多有裁减。于是诸王也上奏辞让年禄，少的辞让五百石，多的达到二千石，每年支出的数额稍有宽缓，但将军以下的人更加不能维持生活了。明朝初年，勋臣和外戚都赐给官田，用来代替通常的俸禄。后来命令他们交还田地，改发禄米。公爵为五千石至二千五百石，侯爵为一千五百石至一千石，伯爵为一千石至七百石。百官的俸禄，自洪武初年起，确定丞相、御史大夫以下官员每年的禄额，刻在官署石碑上，取给于江南官田。洪武十三年，重新确定内外文武官员每年发给禄米、俸钞的制度，杂流吏典也附列其中。正、从一品至正、从四品官，禄米从一千石递减到三百石，每级递减一百石，均另给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五品减少五十石，俸钞都为一百五十贯。正六品一百二十石，从六品减少十石，俸钞都为九十贯。正、从七品以从六品为标准递减十石，俸钞都为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八品减少五石，俸钞都为四十五贯。正、从九品以从八品为标准递减五石，俸钞都为三十贯。把这些制度刻在石碑上。吏员的月俸：一、二品官署中，提控、都吏二石五斗，掾史、令史二石二斗，知印、承差、吏、典一石二斗；三、四品官署中，令史、书吏、司吏二石，承差、吏、典为一半。

译五品官署中，司吏一石二斗，吏、典八斗；六品以下官署中，司吏一石；光禄寺等处的吏、典六斗。教官的俸禄：州学正每月米二石五斗，县教谕、府州县训导每月米二石。首领官的俸禄：凡内外官署的提控、案牍，以及州吏目、县典史，每月米三石。杂职官的俸禄：凡仓、库、关、场、司、局、铁冶、递运、批验所的大使每月三石，副使每月二石五斗；河泊所官每月米二石，闸坝官每月米一石五斗。天下学校师生的廪膳米，每人每天一升，鱼、肉、盐、醋等物由官府供给。宦官俸禄每月米一石。洪武二十五年重新确定百官俸禄。正一品每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到正三品依次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每级递减五斗，最后到五石为止。从此成为永久制度。洪武年间，官员俸禄全部发米，间或兼发钱钞；一千文钱、一贯钞，折合米一石。成祖即位后，命令公、侯、伯全部领取实米；文武官员的俸禄则米钞兼发，官位高的发米十分之四、五，官位低的发米十分之六、八；只有九品官、杂职、吏、典、知印、总小旗和军士仍全部发米。折发钞的，每米一石给钞十贯。永乐二年，才命公、侯、伯同文武官吏一样米钞兼发。仁宗即位后，官员俸禄折发钞币，每石米最高折钞二十五贯。宣德八年，礼部尚书胡濙掌管户部，提议每石减十贯，并以十分为标准，七分折绢；一匹绢抵钞二百贯。少师蹇义等人认为，仁宗在东宫多年，深切怜悯官员折俸太少，所以即位后特意增加数倍，这是仁政，怎么可以违背？胡濙不听，最终请示皇帝后实行，而低级官员的日常用度逐渐不能供给。正统年间，五品以上米二、钞八，六品以下米三、钞七。当时钞价日益贬值，每石米折钞十五贯已经逐渐增加到二十五贯，户部尚书王佐却又奏请减为十五贯。成化二年，听从户部尚书马昂的请求，又减少五贯。按照旧例，南京、北京两京的文武官员领取折色俸禄（以实物或纸钞折发的俸禄），上半年发给宝钞，下半年发给苏木和胡椒。成化七年，户部尚书杨鼎请求，改用甲字库积存的布来估价发放，布一匹折合宝钞二百贯。当时宝钞制度已经无法流通，一贯宝钞只值钱二三文；一石米折合宝钞十贯，只值二三十钱，而布只值二三百钱；一匹布折合米二十石，那么一石米只值十四五钱。自古以来官员俸禄的微薄，从来没有像这样严重的。成化十六年，又命令用三梭布折米，每匹抵米三十石。后来粗而宽的棉布也抵米三十石，只有极细的梭布仍值银二两，而粗布只值三四钱。过了很久，确定一匹布折银三钱。于是官员的俸禄分为两类：一类叫本色，一类叫折色。本色又有三种：月米、折绢米、折银米。月米不论官职大小，每人都是一石；折绢，绢一匹折银六钱；折银，银六钱五分折米一石。折色有两种：本色钞、绢布折钞。本色钞十贯折米一石，后来增加到二十贯；绢布折钞，绢每匹折米二十石，布每匹折米十石。公侯的禄米，有的本色、折色各一半，有的折色多于本色，各有差等。文武官员的俸禄，正一品本色仅占十分之三，逐级增加，到从九品时本色才占十分之七。武职府卫官，只有本色米折银的规定，每石银二钱五分，与文官不同，其余都相同。三大营的副将、参将、游击、佐击等官，每月米五石，巡捕营提督、参将也是如此。巡捕营中军、把总官每月发口粮九斗，旗牌官减半。天下卫所军士的月粮，洪武年间规定：京城内外卫所的马军每月米二石，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普通军士一石。守城军士按此数发给，屯田军士减半。由民匠充军的发八斗，牧马千户所军士一石，编入军籍训练的民丁一石，江阴横海水军稍班、碇手一石五斗。阵亡或病故军士发丧葬费米一石，在营病故者发一半。登记没籍后免死充军的，称为恩军。四口以上之家发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没有家属的四斗。又每月发给军士食盐，有家属的二斤，没有家属的一斤；外地卫所军士则用钞折给。永乐年间，开始规定在粮食较多的地方，旗军月粮八成发米、二成发钞。后来山西、陕西也都如此，而福建、两广、四川则米七钞三，江西米钞各半；只有京军、中都留守司以及河南、浙江、湖广的军士仍全部发米。不久又确定制度：卫军有家属的每月米六斗，没有家属的四斗五升，其余都折发钞币。凡各卫调到京城操练、兼做工役的军士，发米五斗。后来各处增减不一，本色、折色的标准各镇也有多少不同，无法全部列举。各镇的军饷，来源有屯粮、民运、盐引、京运、主兵年例和客兵年例。屯粮方面，明初各镇都有屯田，一名军士的田产足以供养一名军士的用度，卫所官吏的俸禄粮食也都从这里取得。民运方面，屯粮不足，就加征民粮；麦、米、豆、草、布、钞、花绒等运给戍卒，所以称为民运，后来多有人提议折银。盐引方面，召集商人运粮入边实行开中，商屯出粮，与军屯相互配合。后来改为向盐运司缴银，名义还在，实际上已经废弛。京运始于正统年间。后来屯粮、盐粮多被废弃，京运便日益增加。主兵有固定数额，客兵没有固定数额。起初各镇主兵足以守卫本地，后来逐渐不足，于是增加募兵；募兵不足，又增加客兵。军队越多，坐食军饷的人越多，而年例也日益增加。

译明朝田税以及经费收支的数额，见于有关掌故的记载，大致都可以考察。洪武二十六年，官田、民田总数八百五十万七千多顷。夏税为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多石、钱钞三万九千多锭、绢二十八万八千多匹；秋粮为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多石、钱钞五千多锭。弘治年间，官田、民田总数六百二十二万八千多顷。夏税为米麦四百六十二万五千多石、钞五万六千三百多锭、绢二十万二千多匹；秋粮为米二千二百一十六万六千多石、钞二万一千九百多锭。万历年间，官田、民田总数七百零一万三千多顷。夏税米麦总数四百六十万五千多石，其中起运一百九十万三千多石，其余全部留在地方；钞五万七千九百多锭，绢二十万六千多匹。秋粮米总数二千二百零三万三千多石，其中起运一千三百三十六万二千多石，其余全部留在地方；钞二万三千六百多锭。屯田六十三万五千多顷，花园仓基一千九百多所，征粮四百五十八万四千多石。粮草折银八万五千多两，布五万匹，钞五万多贯；各盐运司提举司的大引、小引盐共二百二十二万八千多引。每年收入的数额如下：内承运库、慈宁宫、慈庆宫、乾清宫的子粒银四万九千多两，金花银一百零一万二千多两，金二千两。广惠库、河西务等七个钞关，钞二千九百二十八万多贯，钱五千九百七十七万多文。京卫屯钞五万六千多贯。天财库、京城九门的钞六十六万五千多贯，钱二百四十三万多文。京仓、通仓以及蓟镇、密云等镇的漕粮四百万石。京卫屯豆二万三千多石。太仓银库中，南直隶、北直隶、浙江、江西、山东、河南征收的剩余麦米折银二十五万七千多两。丝绵、税丝、农桑绢折银九万多两，绵布、苧布折银三万八千多两。百官禄米折银二万六千多两。马草折银三十五万三千多两。京城五处草场折银六万三千多两。各马房仓的麦、豆、草折银二十多万两。户口盐钞折银四万六千多两。蓟州、密云、永平、昌平、易州、辽东六镇，民运改为解送银八十五万三千多两。各盐运司、提举司的余盐、盐课、盐税银一百万三千多两。黄蜡、白蜡折银六万八千多两。霸州、大同等处马房的子粒银二万三千多两。备边以及新增地亩银四万五千多两。京卫屯牧地增收银一万八千多两。崇文门商税、牙税一万九千多两，钱一万八千多贯。张家湾商税二千多两，钱二千八百多贯。各钞关折银二十二万三千多两。泰山香税二万多两。赃罚银十七万多两。商税、鱼课、富户、历日、民壮、弓兵以及屯粮折银、改折月粮银十四万四千多两。北直隶、山东、河南解送各边镇的麦、米、豆、草、盐钞折银八十四万二千多两。其他杂物名目繁多琐碎，不再全部记载。这里记载的年收入，只计算运往京城和边镇的部分，留在地方的没有计算在内。每年支出的数额如下：公、侯、驸马、伯爵的禄米折银一万六千多两。官吏、监生的俸米四万多石。官吏折俸所用绢布折银四万四千多两，钱三千三百多贯。仓库、草场、官攒、甲斗，以及光禄、太常等司和内府监局工匠、役夫的本色米八万六千多石，折色银一万三千多两。锦衣卫等七十八卫所的官吏、旗校、军士、工匠的本色米二百零一万八千多石，折色银二十万六千多两。官员折俸的绢布折银二十六万八千多两。军士冬衣折布银八万二千多两。五军营、神枢营、神机营三大营将士的本色米十二万多石，冬衣折布银二千多两；官军防秋三个月的口粮四万三千多石，营中操练马匹的本色饲料二万四千多石，草八十万多束。巡捕营军粮七千多石。京营、巡捕营、锦衣卫、腾骧诸卫马匹的料草折银五万多两。中都留守司、山东和河南二都司班军的行粮及工役盐粮折银五万多两。京城五处草场的商价一万六千多两。御马三仓以及象房、马房等处的商价十四万八千多两。各边镇以及京城附近镇军的军饷。宣府：主兵方面，屯粮十三万二千多石，折色银二万二千多两，民运折色银七十八万七千多两，两淮、长芦、河东盐引银十三万五千多两，京运年例银十二万五千两；客兵方面，淮盐、芦盐引银二万六千多两，京运年例银十七万一千两。大同：主兵方面，屯粮本色七万多石，折色银一万六千多两，牛具银八千多两，盐钞银一千多两，民运本色米七千多石，折色银四十五万六千多两，屯田及民运本色草二百六十八万多束，折草银二万八千多两，淮盐、芦盐四万三千多引，京运年例银二十六万九千多两；客兵方面，京运银十八万一千两，淮盐、芦盐七万引。山西：主兵方面，屯粮二万八千多石，折色银一千多两，草九万五千多束，民运本色米豆二万一千多石，折色银三十二万二千多两，淮盐、浙盐、山东盐引银五万七千多两，河东盐课银六万四千多两，京运银十三万三千多两；客兵方面，京运银七万三千两。延绥：主兵方面，屯粮五万六千多石，地亩银一千多两，民运粮料九万七千多石，折色银十九万七千多两，屯田及民运草六万九千多束，淮盐、浙盐引银六万七千多两，京运年例银三十五万七千多两；客兵方面，淮盐、浙盐引银二万九千多两，京运年例银二万多两。

译宁夏：主兵方面，屯粮料十四万八千多石，折色银一千多两，地亩银一千多两，民运本色粮一千多石，折色银十万八千多两，屯田及民运草一百八十三万多束，淮盐、浙盐引银八万一千多两，京运年例银二万五千两；客兵方面，京运年例银一万两。甘肃：屯粮料二十三万二千多石，草四百三十多万束，折草银二千多两，民运粮布折银二十九万四千多两，京运银五万一千多两，淮盐、浙盐引银十万二千多两。固原：屯粮料三十一万九千多石，折色粮料草银四万一千多两，地亩、牛具银七千一百多两，民运本色粮料四万五千多石，折色粮料、草、布、花银二十七万九千多两，屯田及民运草二十万八千多束，淮盐、浙盐引银二万五千多两，京运银六万三千多两，犒赏银一百九十多两。辽东：主兵方面，屯粮二十七万九千多石，荒田粮四百多两，民运银十五万九千多两，两淮、山东盐引银三万九千多两，京运年例银三十万七千多两；客兵方面，京运年例银十万二千多两。蓟州：主兵方面，民运银九千多两，漕粮五万石，京运年例银二十万六千多两；客兵方面，屯粮料五万三千多石，地亩马草折色银一万六千多两，民运银一万八千多两，山东民兵工食银五万六千两，遵化营民壮工食银四千多两，盐引银一万三千多两，京运年例银二十万八千多两，抚赏银一万五千两，犒军银一万三千多两。永平：主兵方面，屯粮料三万三千多石，民运粮料二万七千多石，折色银二万八千多两，民壮工食银一万二千多两，京运年例银十二万二千多两；客兵方面，屯草折银三千多两，民运草三十一万一千多束，京运银十一万九千多两。密云：主兵方面，屯粮六千多石，地亩银二百九十两，民运银一万两有余，漕粮十万四千多石，京运银十六万两有余；客兵方面，民运银一万六千多两，民壮工食银九百多两，漕粮五万石，京运银二十三万三千多两。昌平：本地驻军，屯粮折合银二千四百余两，地亩银五百余两，折草银一百余两，民运银二万余两，漕粮十八万九千余石，京运年例银九万六千余两；外地来驻军，京运年例银四万七千余两。易州：本地驻军，屯粮二万三千余石，地亩银六百余两，民运银三十万六千余两；外地来驻军，京运银五万九千两。井陉：本地驻军，屯粮一万四千余石，地亩银八千余两，民运本色米麦一万七千余石，折合银四万八千余两；外地来驻军，京运年例银三千余两。其他杂费没有全部记载。

译志第五十九　河渠一 ○黄河上 黄河在唐代以前都向北流入海。宋熙宁年间，才开始分流向东南：一支汇合泗水流入淮河，一支汇合济水流入海。金明昌年间，北流断绝，整条黄河都流入淮河。元代河水时常决口泛滥，至正年间灾害尤其严重，济宁、曹州、郓城之间，漂没土地达一千余里。贾鲁任总制，疏导河水使它向南流，汇入淮河后入海。明洪武元年，黄河在曹州双河口决口，流入鱼台。徐达正在北征，于是开通塌场口，引黄河水入泗水以保障漕运，并把曹州州治迁到安陵。塌场，是指济宁以西、耐牢坡以南，直达鱼台南阳道的地方。洪武八年，黄河冲决开封太黄寺堤。皇帝下诏命河南参政安然征发民夫三万人堵塞决口。十四年，黄河在原武、祥符、中牟决口，有司请求兴工修筑。皇帝认为这是天灾，只命保护旧堤而已。十五年春，黄河在朝邑决口；七月又在荥泽、阳武决口。十七年，黄河冲决开封东面的月堤，从陈桥到陈留横向泛流数十里；又在杞县决口，流入巴河。朝廷派官员堵塞河道，并免除受灾地区的租税。二十二年，黄河淹没仪封，于是将其州治迁到白楼村。二十三年春，黄河在归德州东南的凤池口决口，直流经过夏邑、永城。征发兴武等十卫的士卒，与归德百姓合力修筑堤坝；没有把灾情上报的有司官员被治罪。同年秋，黄河在开封西、华等县决口，漂没民房。朝廷派使者赈济一万五千七百余户。二十四年四月，河水突然暴涨，在原武黑洋山决口，向东经过开封城北五里，又向东南经由陈州、项城、太和、颍州、颍上，向东到达寿州正阳镇，全部流入淮河。于是贾鲁河的旧河道就淤塞了。黄河又从旧曹州、郓城的两个河口漫流到东平的安山，元代的会通河也随之淤塞。第二年，黄河再次在阳武决口，泛滥到陈州、中牟、原武、封丘、祥符、兰阳、陈留、通许、太康、扶沟、杞这十一个州县，有司绘制地图上报。朝廷征发民夫和安吉等十七卫的军士修筑堤坝。那年冬天天气严寒，工程于是停止。洪武三十年八月，黄河冲决开封，城池三面被水包围。皇帝下诏在荥阳高地另建仓库，以防意外。冬天，蔡河改道流经陈州。在此以前，黄河决口后由开封向北再向东流；到这时下游淤塞，于是再次决口向南流。永乐三年，黄河冲决温县堤坝四十丈，济水、涝水交相泛滥，淹没民田四十余里，朝廷命令修治堤防。四年，修筑阳武黄河决口的堤岸。八年，黄河在开封决口，冲坏城墙二百余丈，受灾百姓一万四千余户，淹没田地七千五百余顷。皇帝认为开封是国家屏障之地，特意派侍郎张信前去察看。张信说：“祥符鱼王口到中滦以下二十余里，有旧黄河岸，和现在的河面一样高。把它疏浚打通，使河水沿旧河道流行，就可以削弱水势。”于是绘制地图进呈。当时尚书宋礼、侍郎金纯正在开通会通河。皇帝于是征发民夫十万人，命兴安伯徐亨、侍郎蒋廷瓒和金纯共同治理，并命宋礼总管工程。九年七月，黄河恢复旧河道，从封丘金龙口向下流至鱼台塌场，汇合汶水，经过徐洪、吕洪，向南流入淮河。这时会通河已经开通，黄河与会通河汇合，漕运通道大为畅通，于是朝廷商议停止海运，河南的水患也稍微平息。不久，黄河又在阳武中盐堤决口，漫流到中牟、祥符、尉氏。工部主事兰芳巡察后说：“堤坝正处于急流冲击之处，夏秋水势泛涨，力量不是一下子就能削弱的。应当堆土、栽立木桩来帮助防御，只要不让它再次成为百姓的祸患就行了。”他又说：“从中滦疏导黄河分流，使它沿旧河道向北入海，确实是利于万世的办法。但现在河堤的埽工只用蒲绳、泥和草，不能长久坚固。应当编木制成囤，里面填石头，这样就能削弱水势，使堤坝牢固。”皇帝下诏全部采纳他的建议。十四年，黄河在开封所属十四个州县决口，经过怀远，由涡河流入淮河。二十年，工部认为开封土城的堤坝屡次溃决，请求疏浚城东的旧河道，皇帝答复准许。宣德元年，连降大雨，开封所属十个州县被洪水淹没。三年，因为黄河水患，将灵州千户所迁到城东。六年，皇帝采纳河南布政使的意见，疏浚祥符至仪封黄陵冈淤塞的河道四百五十里。这时金龙口逐渐淤塞，黄河又多次泛滥开封。十年，皇帝采纳御史李懋的建议，疏浚金龙口。正统二年，修筑阳武、原武、荥泽的决口堤岸。黄河又在濮州、范县决口。三年，黄河再次在阳武和邳州决口，灌入鱼台、金乡、嘉祥。过了几年，又在金龙口、阳谷堤以及张家黑龙庙口决口，徐洪、吕洪也逐渐变浅，太黄寺巴河分水处的水流变得很细。到十三年，才采纳都督同知武兴的建议，征发士卒疏浚。可是陈留的河水夏季上涨，冲决金村堤和黑潭南岸；堤坝将要修成时又再次决口。那年秋天，新乡八柳树口也决口，洪水漫过曹州、濮州，直达东昌，冲击张秋，冲溃寿张沙湾，破坏漕运道路，向东流入海，徐洪、吕洪于是更加浅涩。朝廷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前往处理。王永和到山东后，沙湾尚未修好，因冬寒停止工程；他还说，黄河从卫辉决口，应当命河南守臣修筑堵塞。皇帝严厉责备他，命山东三司修筑沙湾，催促王永和堵塞河南八柳树口，疏通金龙口，使黄河沿旧河道流行。第二年正月，黄河又在聊城决口。到三月，王永和疏浚黑洋山西湾，引导河水经太黄寺来补助运河。沙湾堤坝已经修成大半，但不敢全部堵死，于是设置分水闸，开设三个孔放水，使水从大清河流入海。又在沙湾西岸设置分水闸两个孔，以泄放上游河水，并请求停止八柳树的工程。朝廷同意了。当时黄河水势正横向泛滥，分流到大清河，不专门流向徐洪、吕洪。徐洪、吕洪因此更加胶着浅塞，而且从临清以南，漕运道路也十分艰难。

译景泰二年，皇帝特意下诏命山东、河南巡抚都御史洪英、王暹协力共同治理，务必使水流回到漕河。王暹说：“黄河从陕州以西有山峡，不能造成水患；陕州以东地势平缓，水容易泛滥，所以水患很多。洪武二十四年改道后，从汴梁北面五里左右经凤阳流入淮河的，称为大黄河；它的支流从徐州以南流出，称为小黄河，用来沟通漕运。正统十三年以来，黄河恢复旧河道，从黑洋山后直奔沙湾入海，明河只剩小黄河从徐州流出。河岸高而水面低，随挖随塞，因此徐州以南不能得到充足水量。臣从黑洋山向东南直到徐州，督促河南三司疏浚；临清以南，请交给洪英负责。”不久，给事中张文质弹劾王暹、洪英治理水患没有成效，请求引塌场的水来补济徐洪、吕洪，疏浚潘家渡以北的支流，削弱沙湾的水势；又请求在沙湾浮桥以西开凿河口，筑闸引水灌入临清，并另行任命官员督责其成功。皇帝没有批准，仍命王暹、洪英负责调度。当时议论的人说：“沙湾以南地势高，水不能向南流入运河。请引耐牢坡的水灌入运河，但不要让它经过沙湾，另行开河以避开冲决的水势。”又有人说：“如果引耐牢坡的水向南流，那么从这里以北的河道就会干涸浅塞。”更有人说：“沙湾的水流湍急，石头、铁块沉下去就像羽毛一样，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应当举行齐醮、设置符咒来禳除水患。”皇帝心中十分忧虑，命工部尚书石璞前去治理，并加封河神名号。石璞到达后，疏浚黑洋山至徐州的河道以沟通漕运，但沙湾的决口仍和从前一样。于是命宦官黎贤、阮洛，御史彭谊共同治理。石璞等人在沙湾修筑石堤，抵御决口河水；开挖两条月河，引水补益运河，并削弱决口的水势。景泰三年五月，河流逐渐变细，沙湾堤坝才修成。于是加封石璞为太子太保，并在黑洋山、沙湾修建两座新的河神庙，每年春秋两季祭祀。六月，大雨连续下了十天，沙湾北岸又决口，牵引运河水向东流，靠近河道的土地全被淹没。命洪英督促有司修筑。又命宦官黎贤、武艮和工部侍郎赵荣前往治理。四年正月，黄河又在新堵决口的南面决口，皇帝下诏再次加封河神。到四月，决口才堵住。五月，雷雨大作，沙湾北岸又决口，把运河水引入盐河，漕运船只全被阻塞。皇帝再次命石璞前往。石璞于是另行开凿一条长三里的河道，绕过决口，使上下游与运河相通；同时在决口筑坝截流，使新河、运河都可以通航。工程完毕后上奏报告。皇帝担心不能长久，命石璞暂且留在那里处理事务，又命谕德徐有贞以佥都御史身份专门治理沙湾。当时河南水患正严重，原武、西华都迁移县治以躲避洪水。巡抚王暹说：“黄河过去从开封北面转向东南流入淮河，并不造成灾害。自正统十三年改道后分成两支：一支从新乡流入柳树口，沿旧河道向东经过延津、封丘，流入沙湾；另一支在荥泽决口，漫流过原武，抵达祥符、扶沟、通许、洧川、尉氏、临颍、郾城、陈州、商水、西华、项城、太康，淹没田地数十万顷，其中开封受害尤其严重。虽然曾在城西修筑大小堤坝，都有三十余里长，但沙土容易毁坏，随修随决，小堤已经淹没，大堤也毁坏了一半。请征发军队和民夫共同修筑，以防后患。”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太仆少卿黄仕〔原文此处人名有疑误〕也说：“黄河分成两派：一支从荥泽向南流入项城，一支从新乡八柳树口向北流入张秋会通河，并经过六七个州县，约二千余里。百姓全都流离失所，而有司还在征收他们的赋税。请下诏命有关部门复查，免除这些赋税。”皇帝也批准了他的奏章。河南巡抚御史张澜又说：“原武黄河东岸过去开有两条河，汇合黑洋山旧河道，引水补济徐洪、吕洪。现在黄河改道向北决流，两条河都淤塞不通，恐怕徐洪、吕洪缺水，必然妨碍漕运。黑洋山以北，河流稍微曲折回旋，请趁决口改挖一条河接通旧河道，引水灌济徐洪、吕洪。”皇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徐有贞到达沙湾后，提出治理河道的三条策略：“第一，设置水闸门。我听说水的性质可以使它通畅流动，却不能强行使它淤塞。大禹凿开龙门、疏通伊阙，都是为了疏导水流。所以汉武帝堵塞瓠子，最终没有成功；汉明帝疏浚汴河，过了一年就见到成效。如今谈论治水的人很多，只有乐浪王景所说的设置水门之法值得采用。沙湾的土地全是沙土，容易坍塌决裂，所以筑坝、设闸都不是好办法。请依照王景的方法加以损益，在水中设置闸门，并把闸底筑实，使闸门高出通常水位五尺。水小时就把水拦蓄起来以帮助漕运，水大时就疏导它流向海中，这样既有通流的好处，又没有淤塞的忧患。第二，开凿分水河。凡是水势大的应当分流，水势小的应当汇合。现在黄河水势大，常常冲决；运河水势小，常常干涸浅塞，必须分出黄河水来汇入运河，这样才有利而无害。请察看黄河可以分流的地方，开凿一条广济河，向下穿过濮阳、博陵以及旧沙河二十余里，向上连接东、西影塘和小岭等地，又有数十里。河道以内有古代大金堤可以依靠作为坚固屏障，河道以外有八百里梁山泊可以用来泄水。新设置的两座水闸也相当坚固，可以调节水流，使黄河水大时不至于泛滥为害，水小时也不至于干涸浅塞而阻碍漕运。” 第三，疏浚加深运河。皇帝告诉徐有贞，按照他的建议实行。

译徐有贞于是越过济水、汶水，沿着卫水、沁水，顺着黄河，经过濮州、范县，考察地形和水势，上奏说：“黄河从雍州到豫州，流出险要坚固之地而进入平坦开阔地区，水势已经放纵；从豫州到兖州，土质更加疏松，水势更加放纵。沙湾以东有个称为大洪口的地方，正处在水流冲击的位置，于是从这里决口，夺走济水、汶水入海的道路流去。各路水流都随着它泄出，堤坝因而溃决，渠道因而淤塞，涝时泛滥，旱时干涸，漕运道路也因此阻塞。然而如果突然筑坝拦截，已经溃决的地方会更加溃决，已经淤塞的地方会更加淤塞。现在请先疏导河水，等水势平缓后再治理决口，决口堵住后再疏浚淤塞。”于是开设渠道疏导水流，从张秋金堤的起点向西南行九里到濮阳泺，又九里到博陵陂，又六里到寿张的沙河，又八里到东、西影塘，又十五里到白岭湾，又三里到李鞬，共五十里。从李鞬向上游二十里到竹口莲花池，又三十里到大潴潭，于是越过范县到濮州，再向上游向西延伸，共数百里，经过澶渊以接通河水、沁水；又筑九道堰防止河水向两旁分流，每道堰长一万丈，用石头填实，并用铁加以固定。六年七月，工程完成，赐名这条渠道为广济渠。沙湾决口将近十年，到这时才堵塞成功。又恰逢黄河向南流入淮河，徐有贞因此得以奏报治河成功。工程共耗用木、铁、竹、石数万，役夫五万八千余人，施工五百五十余日。从此黄河水向北流出以供应漕运，而阿县、鄄城、曹州、郓城之间原来低洼积水的田地，有一百数十万顷。于是疏浚漕渠，从沙湾北面到临清，南面到济宁；又在东昌重建八座水闸，采用王景设置水门的方法调节水道，山东的河患于是平息。七年夏天，河南大雨，黄河在开封、河南、彰德决口。同年秋天，京畿和山东大雨，各处河水一同泛滥，高地积水达一丈多，堤岸多被冲决。朝廷仍下诏命徐有贞修筑。不久工程完毕，徐有贞回京入朝觐见。皇帝对他的奖赏慰劳非常优厚，提升他为副都御史。天顺元年，修筑祥符护城大堤。五年七月，黄河冲决汴梁土城，又冲决砖城，城中水深一丈多，官府和百姓的房屋毁坏过半。周王府的宫人以及各守土官员都乘船筏躲避，军民溺死者无法计数。襄城也冲决了县城。命工部侍郎薛远前往察看，抚恤灾民、免除田租，并按次序修理官署和民居。第二年二月，开通祥符曹家溜，河水水势稍微平缓。七年春天，河南布政司照磨金景辉任期考核期满来到京城，上奏说：“建国初年，黄河在封丘，后来迁到康王马头，距开封城北三十里；又有两条支河：一条从沙门注入运河，一条从金龙口通达徐洪、吕洪入海。正统戊辰年，黄河在荥泽决口，转向城南，合流入淮河，旧河道和支河都淤塞，漕河也因此变得浅塞。景泰癸酉年，因为洪水逼近城池，修筑了四十里堤坝，耗费劳力财物过多，但水一涨就溃决；不过当时还没有冲决城壕而给百姓造成灾害。到了天顺辛巳年，洪水突然到来，土城、砖城一同崩毁，七郡财力修筑的堤坝全都变成无用之物，人心惶惶，不知事情将发展到什么地步。黄河不沿旧河道流行，合流入淮河，这是胡乱改道。如今应当赶快疏导，以削弱水势。如果只把水归入淮河，把修筑堤防作为长久办法，恐怕开封最终会成为鱼鳖聚居的水乡。请下诏命有关部门，先把金龙口疏浚拓宽，使它接通漕河；然后察看旧河道，或者另行寻找泄水之地，开挖疏浚以平息水患，作为长久之计。”皇帝命令按照他的意见实行。成化七年，命王恕任工部侍郎，奉诏总管河道治理。总管河道侍郎这一官职的设置，是从王恕开始的。当时黄河没有造成水患，王恕只专心治理漕河而已。十四年，黄河在开封决口，冲坏护城堤五十丈。河南巡抚都御史李衍说：“河南屡次发生河患，都是下游壅塞造成的。应当疏通开封西南新城一带的河道，向下游到梁家浅旧河口，疏通七里淤塞的地方，以泄放杏花营上游的水；又从八角河口直达南顿，分流疏散洪水，以免祥符、鄢陵、睢州、陈州、归德受灾。”于是皇帝命李衍酌情实行。第二年正月，为躲避水患，迁移荥泽县治；但开封的堤坝不久就又淤塞了。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在开封和金龙口决口，流入张秋运河；又冲决五处埽头，流入沁水。各郡县大多受灾，汴梁尤其严重，议论的人甚至请求迁移开封城以躲避水患。布政司徐恪坚持认为不可，于是作罢。命有关部门大量征发士卒修筑堤坝。九月，命白昂任户部侍郎，修治河道，赐给他特别诏令，命他会同山东、河南、北直隶三地巡抚，从上游决口直到运河，随机势修筑。三年正月，白昂上奏说：“臣从淮河考察水势，到达河南中牟等县，看见上游决口，流入南岸的有十三处，流入北岸的有十七处。向南决流的水，从中牟杨桥到祥符界分成两支：一支经过尉氏等县，汇合颍水，向下流经涂山，注入淮河；一支经过通许等县，流入涡河，向下经过荆山，注入淮河。又有一支从归德州通往凤阳亳县，也汇合涡河流入淮河。向北决流的水，从原武经过阳武、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其中一支从金龙等口决流，到达山东曹州，冲入张秋漕河。去年冬天，水势消退、泥沙堆积，决口已经淤塞，于是各支合成一股大水，从祥符翟家口汇合沁河，经丁家道口向下游流到徐州。这就是河流分向南北的大势。汇合颍水、涡河而流入淮河的各处，都有沙滩和砾石，水流很细，应当疏浚以削弱河势。汇合沁水流入徐州的河道，则因河道浅窄不能容纳，正有漂没的忧患。况且上游金龙等河口虽然暂时淤塞，久后将再次决口，应当在北流经过的七个县修筑堤岸，以保护张秋。但原来的诏令只治理山东、河南、北直隶，而南直隶的淮、徐地区，实际上是黄河流经的要地，却还没有统一管辖。”于是也把这件事交给白昂办理。

译白昂举荐郎中娄性共同治理，于是役使夫役二十五万人，修筑阳武长堤，以防护张秋；引中牟决口的河水从荥泽阳桥流入淮河；疏浚宿州古汴河，使水流入泗水；又疏浚睢河，从归德饮马池经过符离桥到宿迁，汇合漕河；上游修筑长堤，下游修整减水闸。又疏浚十余条月河以泄水，堵塞三十六处决口，使河水流入汴河，汴河流入睢河，睢河流入泗水，泗水流入淮河，最终通达海口。水患稍微平息。白昂又认为河南的水流入淮河不是正道，恐怕最终不能容纳，于是在鱼台、德州、吴桥修筑古代长堤；又从东平向北直到兴济开凿十二条小河，流入大清河和古黄河，再入海。各河口都修建石堰，按时启闭。大体上，这是南北分开治理，而东南地区以疏导为主。六年二月，任命刘大夏为副都御史，治理张秋的决口河道。在此以前，黄河在张秋戴家庙决口，牵引漕河和汶水汇合后向北流，派工部侍郎陈政督促治理。陈政说：“黄河旧河道有两条：一条在荥泽孙家渡口，经过朱仙镇直达陈州；一条在归德州饮马池，与亳州相接。过去都流入淮河，如今已经淤塞，因此上游水流冲击，水势全都向北奔流。从祥符孙家口、杨家口、车船口，到兰阳铜瓦厢决口，分成数道，全都流入运河。于是张秋上下游的形势十分危急，从堂邑到济宁堤岸多有崩塌，戴家庙减水闸又浅窄，不能泄水，也有冲决的危险。请疏浚旧河道以削弱上游水势，堵塞决河以防止下游灾患。”陈政正逐步修治，不久死于任上。皇帝对此深感忧虑，命朝廷大臣共同推荐才干见识足以任用的人。众臣一致推荐刘大夏，于是赐给他诏令前往。十二月，巡按河南御史涂升说：“黄河造成水患，向南决口使河南受害，向北决口使山东受害。从前汉代在酸枣决口，又在瓠子决口；宋代在馆陶决口，又在澶州决口；元代在汴梁决口，又在蒲口决口。然而汉代都城在关中，宋代都城在大梁，黄河决口造成的灾害不过涉及靠近河流的几个郡而已。如今京师完全依靠会通河每年运输数百万石粮食，黄河如果向北决口，就会给漕运造成极大忧患。臣广泛采集意见，治理黄河的办法有四条：“第一是疏浚。荥泽、郑州以东，五河以西，饮马河、白露河等河道，都是黄河由涡河入淮的旧河道。后来黄河长期向南流，有的因河口淤高而不能泄水，有的因河身狭窄而难以容纳，水势没有地方分散、削弱，于是泛滥并向北决口。如今只要疏通上游向东南流的旧河道，察看地势加以疏浚，那么主流就会回到旧道，余波流入沟壑，下游没有奔溃的灾害，北岸也没有冲决的忧患。第二是堵塞。既然已经在东南削弱水势，就必须在西北修筑堤岸。黄陵冈上下的旧堤有缺口和毁坏，应当察看下游东北的地势以及距水远近，全部补修，不留缺漏，使各条水流都归入东南，由淮河流入海中。这样张秋就没有水患，漕河也可以保全。”第三是任用人才，推荐河南佥事张鼐。第四是长期任职，请专门信任刘大夏，并且在归德或东昌修建公廨，让他居中裁决。”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七年五月，命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前往，与刘大夏共同治理张秋。十二月，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完成。起初，河水湍急凶猛，决口宽九十余丈。刘大夏巡视后说：“现在不能治理下游，应当先治理上游。”于是就在决口西南开挖越河三里左右，使粮运能够通行；又疏浚仪封黄陵冈以南贾鲁的旧河道四十余里，经曹州流向徐州，以削弱水势；又疏浚孙家渡口，另行开凿新河七十余里，引导河水向南流，经中牟、颍川向东流入淮河；又疏浚祥符四府营的淤塞河道，从陈留到归德分成两支：一支由宿迁小河口流入，一支由亳州涡河流入，最终都汇合于淮河。然后沿张秋两岸东西修筑土台，竖立标杆、贯连绳索，把大船连接起来，凿孔后堵塞，再填土。到了决口处，移去堵塞物，沉下船只，用大埽压住；一边合拢一边决裂，随决随筑，昼夜连续不停。决口堵住后，周围用石堤缭绕，隐约如长虹，工程才告完成。皇帝派行人带着羊和酒前去慰劳，改张秋的名称为安平镇。刘大夏等人说：“安平镇的决口已经堵塞，河水下游向北流入东昌、临清，直到天津入海，漕运道路已经畅通；但必须堵塞黄陵冈河口，引导上游河水向南流经徐州、淮河，这才可以作为漕运道路长久安定的办法。”朝廷商议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八年正月，堵塞黄陵冈以及荆隆等七处河口，十五天便完成。黄陵冈处在安平镇上游，河口宽九十余丈；荆隆等口又在黄陵冈上游，宽四百三十余丈。河水流到这里宽阔漫溢、奔腾放纵，都是河道的关键要地。各处河口堵塞后，上游河势于是重新归向兰阳、考城，分流经过徐州、归德、宿迁，向南流入运河，汇合淮水，向东注入大海，南流的旧河道也恢复了。大名府的长堤，从胙城起，经过滑县、长垣、东明、曹州、曹县，直到虞城，共三百六十里；其西南荆隆等口的新堤，从于家店起，经过铜瓦厢、东桥，直到小宋集，共一百六十里。大小两道堤坝互为羽翼，石坝也都加固得坚厚，溃决的忧患于是平息。皇帝因黄陵冈河口工程完成，下诏修建黄河神祠以镇护，赐额“昭应”。那年秋天，召刘大夏等人回京。荆隆就是金龙。十一年，黄河在归德决口。负责河工的工部员外郎谢缉说：“黄河有一支原先从徐州城东小浮桥流入漕河，向南到达邳州、宿迁。如今黄河上游在归德州小坝子等处冲决，与黄河另一支汇合，经过宿州、睢宁，从宿迁小河口流入漕河。于是小河口以北直到徐州，水流逐渐变细，河道浅塞。况且徐洪、吕洪只依靠沁水补济，沁水从沁源、河内、归德流到徐州小浮桥流出；虽然它和黄河发源不同，但近年来黄河、沁水汇合成一股。如今黄河从归德向南决流，恐怕会牵引沁水一同向南流，那么徐洪、吕洪必然浅塞。请赶快堵塞归德决口，阻止黄河水流入徐州以供应漕运，并疏通沁水的淤塞，使它流入徐州以补济徐洪、吕洪，这样水道就会深阔，漕运也会便利。”皇帝采纳了他的请求。

译不久，河南管河副使张鼐说：“臣曾经请求修筑侯家潭口的决河，以补济徐洪、吕洪。如今从六月以来，河水四处泛滥，潭口决口冲刷得越来越深，工程费用巨大，最终难以成功。臣曾经巡视考察水势，荆隆口堤内的旧河道通向贾鲁河，经丁家道口向下游流到徐州、淮河，旧河道的痕迹还在。如果在上游武陟木栾店另行开凿一条渠道，下游接通荆隆口的旧河道，等黄河改向南流时，就把河水引入这条渠道，这样或许可以凭借充沛的水势接济徐洪、吕洪，粮运也不会受阻。”皇帝于是把他的建议下发给总漕都御史李蕙。过了两年，兖州知府龚弘上奏说：“副使张鼐见河势向南流，想从荆隆口分出沁水流入贾鲁河，又想从归德西王牌口上下分水，也流入贾鲁河，都经丁家道口流到徐州。但今年秋天的水从王牌口向东流，不经过丁家口向南流，反而逆流向东北到黄陵冈，又从曹县流入单县，向南连接虞城。请命守土官员赶快制定疏浚、修筑的办法。”于是河南巡抚都御史郑龄说：“徐洪、吕洪依靠黄河、沁水两股水汇合后向东流，互相接济。如今丁家道口上下游堤岸决口的地方有十二处，总宽三百余丈，河道淤塞三十余里。上游水势奔放，就会使曹州、单县受害，安平镇也有危险；下游水流散溢，就会使萧县、砀山受灾，漕河水流也会受阻。疏浚、修筑确实是急务。”工部复议后同意，于是修筑丁家口上下游的堤岸。起初，黄河从原武、荥阳分成三支：一支从亳州、凤阳到清河口，贯通淮河入海；一支从归德州经过丁家道口到徐州小浮桥；一支从洼泥河经过黄陵冈，也到达徐州小浮桥，这就是贾鲁河。等到黄河在黄陵冈决口，冲犯张秋，向北流夺走漕河水道，刘大夏前去堵塞，河水仍从清河口流出。十八年，黄河忽然向北改道三百里，到达宿迁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向北改道三百里，到达徐州小浮桥。四年六月又向北改道一百二十里，到达沛县飞云桥，都流入漕河。这时，黄河南流的旧河道淤塞，水只向北流；单县、丰县之间河道狭窄而水势泛滥，冲决黄陵冈、尚家等口，曹州、单县的田地房屋大多被淹，甚至包围丰县城郭，两岸受灾范围宽达一百余里。督漕官和山东镇守、巡抚官担心河水经过钜野、阳谷旧河道，就会夺走济宁、安平的运河，于是各自陈述见解请求处理，议论尚未决定。第二年九月，黄河又冲决黄陵冈，流入贾鲁河，泛滥横流，直达丰县、沛县。御史林茂达也担心安平镇向北决流，请求疏浚仪封、考城上游旧河道，引导河水向南流以分散水势，然后堵塞决口，修筑旧堤。工部侍郎崔岩奉命修治黄河，疏浚祥符董盆口、荥泽孙家渡，又疏浚贾鲁河和亳州旧河道各数十里，并修筑长垣各县的决口、曹县外堤以及梁靖决口。工程尚未完成就突然下雨，堤坝溃决。崔岩上疏说：“河水冲荡的势头更加严重，而且还流入王子河，这也是黄河的旧河道；如果不能在上游多方削弱水势，决口恐怕很难很快堵住。不如在曹州、单县、丰县、沛县增筑堤防，不让河水向北改道，或许可以保护漕运。”他又请求另行命熟悉水利的大臣共同商议。于是皇帝责备崔岩治理黄河没有办法，改命侍郎李堂代替他。李堂说：“兰阳、仪封、考城的旧河道淤塞，所以河水全都流入贾鲁河，经过黄陵冈到曹县，冲决梁靖、杨家两个河口。侍郎崔岩也曾经修治疏浚，但由于地势高、河道淤积，随挖随淤，水势削弱不多，决口又难以修堵。如今看来，梁靖以下地势最低，所以各路水流奔腾汇注形成河道，直达沛县。即使把梁靖口修筑成功，也没有地方容纳全部河水，必然会回冲黄陵冈堤岸，妨碍漕运。至于黄河旧河道，已经淤塞的不能再疏通，请从大名三春柳到沛县飞云桥修筑三百余里长的堤坝，以阻挡黄河向北改道。” 朝廷同意了。六年二月，工程尚未完成，李堂说：“陈桥集、铜瓦厢都应当增修堤坝，请设置一名副使专门管理。”恰逢河南盗贼兴起，召李堂回京，命令暂且停止那些不急迫的工程。于是把这件事交给副使办理，堤坝工程也由此停止。八年六月，黄河又在黄陵冈决口。工部议论认为那里地界大名、山东、河南，守土官员权责不一，请专门派遣重臣，于是命管河副都御史刘恺兼管此事。刘恺上奏说，他率领众人祭告河神；过了两天，黄河已经向南改道。尚书李鐩于是请求祭祀河神，并赐给刘恺羊和酒。刘恺治理河道束手无策，只是把功劳归给河神。曹州、单县之间的灾害日益严重。世宗初年，总河副都御史龚弘说：“黄河从正德初年开始，改道迁徙没有规律，一天天向北迁移。大河的水汇合成一股，流到黄陵冈前才转向南方，从徐州流入运河。黄陵冈起初每年修筑三道埽，先前已经决去两道；又担心山西、陕西各地的水突然暴发，加上连绵大雨，黄河决口后流向张秋，再沿旧河道入海。臣曾经修筑堤坝，从长垣起，经黄陵冈到山东杨家口，延绵二百余里。现在计划距离原堤约十里再修一道堤，长度、高度、宽度都和原堤相同。即使河水漫过旧堤，流到十里之外时水性已缓、水势已平，也可以避免大决口。”朝廷同意了。自黄陵冈决口后，开封以南没有河患，但河北徐州、沛县等州县的河道经常改迁。嘉靖五年，督漕都御史高友玑请求疏浚山东贾鲁河和河南鸳鸯口，分泄水势，不要使某一地区单独受害。工部议论认为这样恐怕会使山东、河南受害，没有批准。同年冬天，任命章拯为工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治理河道。

译在此以前，大学士费宏说：“黄河流入汴梁以东后分成三支，即使有冲决，也不会造成大害。正德末年，涡河等河道日益淤浅，黄河主流向南奔流的势头没有地方削弱，于是从兰阳、考城、曹州、濮州奔向沛县飞云桥和徐州溜沟，全都流入漕河，泛滥漫延，这就是前几年的河患。近来沙河到沛县一带浮沙涌积堵塞，官民船只全都改道昭阳湖。春夏交替之时，湖面浅涸，漕运道路必然阻塞，涡河等河道应当赶快疏浚。”御史戴金说：“黄河流入淮河的道路有三条：从中牟到荆山汇合长淮的，叫涡河；从开封经过葛冈小坝、丁家道口、马牧集鸳鸯口到徐州小浮桥口的，叫汴河；从小坝经过归德城南饮马池到文家集，经夏邑到宿迁的，叫白河。弘治年间，涡河、白河的上游淤塞，唯独徐州受害。应当把从小坝到宿迁小河，以及贾鲁河、鸳鸯口、文家集等处淤塞的地方全部疏通，那么流向淮河的水就不止一条道路，徐州的水患也会减轻。”御史刘栾说：“曹县梁靖口南岸，过去有贾鲁河，向南到武家口十三里，已经被黄沙淤平，必须开挖疏浚。武家口下游到马牧集鸳鸯口，距离百十七里，这里就是小黄河过去通往徐州的旧河道，水还没有干涸，也适宜疏浚开通。”督漕总兵官杨宏也请求疏通归德小坝、丁家道口、亳州涡河和宿迁小河。友玑和拯也多次提出此事。相关意见一并交给工部议处，工部认为，疏浚贾鲁旧河道、开通涡河上游，工程浩大而且难以完成，不可轻率兴办；目前只议定修筑堤坝阻挡洪水，使水流进入正河而已。这一年，黄河上游突然泛滥，向东北流到沛县庙道口，截断运河，注入鸡鸣台口，流进昭阳湖。汶水、泗水向南流的水也随之向东，而从飞云桥流出的黄河水向北漫流，淤塞数十里。河水淹没丰县，丰县迁移县治以躲避水患。第二年，刘拯说：“荥泽以北的孙家渡、兰阳以北的赵皮寨，都可以引水向南流，但这两条河沟通涡河，向东流入淮河，又向东到凤阳长淮卫，经过寿春王的各处园寝，造成的祸患难以预料。只有宁陵以北的坌河这一条水道，通到饮马池，抵达文家集，又经过夏邑到宿州符离桥，从宿迁小河口流出。若把赵皮寨到文家集共二百多里的河道疏浚贯通，水势就容易减弱，园寝也不会受到祸患。”于是绘制图说上报。朝廷命令限期兴工。但河水在曹县、单县、城武杨家、梁靖二处决口，又在吴士举庄决口，冲入鸡鸣台，夺占运河，使沛地淤积七八里，运粮船只受阻不能前进。御史吴仲把情况上报，乘机弹劾刘拯不能办理河务，请求选择能干的人前往代替他。这年冬天，任命盛应期为总督河道右都御史。这时，光禄少卿黄绾、詹事霍韬、左都御史胡世宁、兵部尚书李承勋各自提出治理黄河的主张。黄绾说：“漕河依靠山东的泉水，不必依靠黄河。不如疏浚兖州、冀州之间地势高低不平的地方，开通河道使水向北流，到直沽入海。” 霍韬说：“议论者想从兰阳引黄河水注入宿迁。水在徐州、沛县泛滥时，还有两处洪道可以约束和抵挡；东北各山绵延排列，像墙一样，有所止境。如果从兰阳开河，归德、凤阳千里平地将任河势奔流，几个郡都可能成为沟壑，祸患就不只在徐州、沛县了。考察卫河，从卫辉、汲县到天津入海，仍然是古黄河的河道。现在应当在河阴、原武、怀州、孟州之间察看地形，把黄河水引入卫河，经临清、天津入海，那么徐州、沛县的水势可以减弱一半。况且元人运粮船渡过长江进入淮河，到封丘以北，再陆运一百八十里到淇门，进入御河直达京师。御河就是卫河。如今引导黄河水注入卫河，冬春季节沿卫河逆流经过临清到天津，夏秋季节则由徐州、沛县运输，这样一举就能兼顾两条运输路线。” 胡世宁说：“黄河自汴河以来，向南分成两道：一道从汴城以西的荥泽流出，经过中牟、陈州、颍州，到寿州入淮；一道从汴城以东的祥符流出，经过陈留、亳州，到怀远入淮。它东南的一道从归德、宿州经过虹县、睢宁，到宿迁以东流出，又分成五道：一道从长垣、曹州、郓州到阳谷流出；一道从曹州双河口到鱼台塌场口流出；一道从仪封、归德到徐州小浮桥流出；一道从沛县南面的飞云桥流出；一道从徐州、沛县之间的境山、北溜沟流出。六道水都流入漕河，向南汇合于淮河。现在各条河道都堵塞了，只有沛县这一道勉强保存。各水合流后，水势变大，而河身狭窄不能容纳，所以溢出造成灾害。近来又漫入昭阳湖，以致水流缓慢、泥沙淤积。应当利用旧河道分散水势：汴河以西，疏浚孙家渡直到寿州，以减弱上游水势；汴河东南通往怀远、宿迁以及正东面小浮桥、溜沟的各条水道，也应选择便利的一道开浚，以泄下游之水。或者修筑武城以南的废堤，直到丰县、单县，接连沛县北面的庙道口，以防水向北流。这些都是治理黄河的紧急事务。至于漕运，应当在湖东滕县、沛县、鱼台、邹县之间的独山、新安社一带另行开凿一条渠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过一百多里。” 把西岸筑得高厚，作为湖泊的屏障，使水不能漫溢；把一个湖作为河流分散漫流的区域，这是上策。” 李承勋说：“黄河流入运河的支流有六条。涡河源头堵塞后，水就从北面的黄河、小黄河、溜沟等处流出；不出几年，各处也都会堵塞，北面便一同从飞云桥流出，于是丰县、沛县遭受水患，金沟运道也随之淤塞。但幸好东面全是山，还有所阻挡，所以昭阳湖仍能通船。如果再向北改道，就会直奔大海，安平镇的旧河道值得忧虑，单县、谷亭百万百姓的性命也令人担心。再向北流，那么从济宁到临清的运道，各处水流都会一同入海，漕运还怎么通行？臣愚见，应当根据六道分流的形势加以疏导，使水向南流，可以避免冲决；下游不能不疏浚。若想保全丰县、沛县、单县、谷亭的百姓，必须依靠旧堤修筑，在西北面筑堤使水不要溢出；上游也不能不修堤防。” 他关于从昭阳湖东面引水作为运道的主张，与胡世宁相同。于是下令交给总督河道的大臣会议商议。

译嘉靖七年正月，盛应期上奏，提出按照胡世宁的策略，请求在昭阳湖东面改建运河。适逢黄河决口，在庙道口三十多里处，于是另派官员疏浚赵皮寨、孙家渡以及南、北溜沟，以减弱上游水势；又从武城以西到沛县南面筑堤，以防向北决口。适逢旱灾后修省，言官请求停止新河工程，于是召盛应期回京，任命工部侍郎潘希曾代替他。潘希曾到任后说：“近来因为赵皮寨开浚还没有贯通，疏浚孙家渡口以减弱河势，请下令河南巡抚潘埙督促管理河道的副使，限期完成。”皇帝采纳了他的奏议。潘希曾又说：“漕渠在庙道口以下忽然淤积数十里，是因为决口的河水从西面横冲到河口上游，又把闸河的水牵引向东流入昭阳湖，导致闸河水不能向南流，而飞云桥的水又时常向北漫溢。现在应当在济宁、沛县之间加筑东堤，阻止水流入湖；再筑西堤防御黄河冲击，这样水流就不会分散而缓慢，庙道口也可以永远没有淤塞的忧患。”皇帝也采纳了。嘉靖八年六月，单县、丰县、沛县三县的长堤修成。九年五月，孙家渡的河堤修成。过了一个月，曹县决口。一股水从胡村寺以东流出，向东南到贾家坝流入古黄河，又从丁家道口到小浮桥流入运河；另一股从胡村寺东北流出，分成两支：一支向东南经过虞城到砀山，与古黄河汇合后从徐州流出；一支向东北经过单县长堤到鱼台，漫流成坡水，沿谷亭流入运河。单县、丰县、沛县三县的长堤把水挡住了，没有造成灾害。潘希曾上奏说：“黄河从归德到徐州流入漕河，这是旧河道。永乐年间，疏浚开封的支河通到鱼台，流入漕河，以补济水浅。弘治年间，黄河改道从单县、丰县经过沛县的飞云桥，归德旧河道才开始堵塞，鱼台支河也堵塞了。现在全河恢复旧河道，灾害已经远离；支流通到鱼台，便不必担心水浅干涸。这是漕运的利益，也是国家的福气。”皇帝很高兴，下令有关部门知悉，于是召潘希曾回京。从此，丰县、沛县逐渐没有水患，而鱼台多次泛滥。嘉靖十一年，总河佥都御史戴时宗请求把鱼台指定为承受水患的地方，说：“黄河东北岸靠近运道，只有向西南流的水分成几路：一路从孙家渡流出，经过寿州；一路从涡河口流出，经过怀远；一路从赵皮寨流出，经过桃源；一路从梁靖口流出，经过徐州小浮桥。往年四道都堵塞了，全河水向南奔流，所以丰县、沛县、曹县、单县、鱼台依次受害。如今水患集中在鱼台，应该舍弃鱼台让它承受水患，因势引导水流，使它进入昭阳湖，经过新开河，从留城、金沟、境山流出，这样就容易施工。至于堵塞的四条河道，只有涡河经过祖陵，不敢轻率行动；其余三条支河还保留着一些旧河道痕迹，应趁鱼台淤塞之时，命令开封的河工用柴埽卷填堤，逼迫河水分流，这样鱼台的水势就会逐渐减弱。等水位下降后完成工程，再把前三条河道合为四道，分流泄水，河患就可以停止。” 第二年，都御史硃裳代替戴时宗，分条提出两项治河措施，大意说：“三条大支河应当按照戴时宗的计划开通，同时请求堵塞梁靖口以东、由鱼台进入运河的岔口，以抵御黄河；这样谷亭镇以南二百多里淤塞的运河就可以疏浚，这叫作堵塞黄河的入口以疏通运河。黄河从谷亭转入运河，顺流向南，两天到达徐州；从徐州逆流向北，四天才到谷亭，利用黄河水运输的好处没有比这更大的。只是担心河水向北流，或者从鱼台、金乡、济宁漫过安平镇，使运河堤岸冲决；或者三条支流中有一条堵塞，谷亭以南的运河也将冲决。应当修缮堤岸，约束黄河水流入运河，这叫作借黄河之水来资助漕运。”诏令硃裳察看地势后处理。嘉靖十三年正月，硃裳又说：“如今梁靖口、赵皮寨已经通流，孙家渡正在疏浚。只有涡河这一支，因为赵皮寨下游睢州野鸡冈淤塞了正河五十多里，水漫流到平地，注入涡河。应当把河道挑深拓宽，引导漫水流回正河；又在睢州张见口筑长堤直到归德郭村，共一百多里，以防泛滥。还应经常疏浚梁靖口下游，并把仪封月河挖通引入，直达小浮桥，这样北岸的水势就会减弱。” 黄河流过鱼台后，水流逐渐向北，将有越过济宁、趋向安平、向东入海的趋势。曾经商议堵塞岔河口以安定运河，但水势汹涌，恐怕难以立即堵塞。即使堵塞，也不能避免横向决口，黄陵冈、李居庄等处仍然不能没有灾患。徐州以上到鲁桥泥沙停滞，山东各处泉水微弱，运道必然艰涩。请修筑从城武到济宁的缕水大堤一百五十多里，以防水向北溢出；又把从鲁桥到沛县东堤一百五十多里修得坚固厚实，用石头加固。从鱼台到谷亭开通淤塞的河道，引水进入漕河，以减轻鱼台、城武的灾患。这就是顺应水性、不与水争地。” 孙家渡、涡河两支都流出怀远，汇入淮河，经过凤阳，又经过皇陵和寿春王陵到泗州，经过祖陵。皇陵地势高，不必忧虑；祖陵三面临河，寿春王陵尤其靠近河流。祖陵应筑土堤，寿春王陵应砌石岸，但事情重大，不敢轻率行动。清江浦口正处于黄河、淮河汇合冲击之处，两河水涨时漫入河口，以致淤塞，阻滞漕运，应当疏浚得深而宽；还要筑堤防止水涨，筑坝保护航行的船只，这些都不能拖延。过去淮水单独流入大海，海口又有套流，安东上下还有涧河、马逻等港汊分流水入海。如今黄河汇入淮河，水势已经不同于过去，而各港汊和套流都已淤塞，不能迅速泄水，于是下游淤堵、上游泛滥，阻塞了运道。应当把沟港依次开浚；海口的套流积沙处，多设置龙爪船来回爬荡疏沙，拓宽入海通道，这就是所谓减弱下游水势。” 黄河从鱼台流出，虽然可以借此便利漕运，但没有数十年不变的河道。一旦再次改道，徐州、沛县必然干涸。应当大力疏浚山东各处泉水，使它们汇入汶河，那么徐州、沛县的渠道就不必担心干涸，即使岔河口堵塞也无妨。”工部复议同意他的主张，皇帝准许施行。不久，硃裳因服丧离职，命刘天和任总河副都御史代替硃裳。

译这一年，黄河在赵皮寨决口流入淮河，谷亭的水流断绝，庙道口又淤塞。刘天和征发十四万民夫疏浚。随后黄河忽然从夏邑大丘、回村等集冲开数个决口，转向东北，经过萧县，向下流到徐州小浮桥。刘天和说：“黄河从鱼台、沛县进入漕河，运粮船能够顺利通行已有数十年，但淤塞河道、毁坏闸座、阻断泉水、冲宽河身，造成的灾害也很大。如今黄河已经改道，从虞城、萧县、砀山冲下小浮桥，而榆林集、侯家林两条河分流入运河的河道都淤塞断流，只留下了便利而没有消除灾害。应当疏浚从鲁桥到徐州二百多里的淤塞河道。”皇帝批准了。嘉靖十四年采纳刘天和的意见，从曹县梁靖口东面的岔河口筑压口缕水堤，又从曹县八里湾到单县侯家林各筑一道长堤。这年冬天，刘天和分条提出几项治河措施，其中说：“鲁桥到沛县东面的堤，原来的计划是用石头修筑以抵御横流；如今黄河已经向南迁移，可以不必修筑。孙家渡自正统年间全河从这里向南迁移，弘治年间淤塞，多次开浚又多次淤塞，最终不能通流。如今赵皮寨河道日渐冲宽，如果再开孙家渡口，并入涡河，不仅两处洪道水流会艰涩，恐怕陵寝也会有忧患，应当保持旧状，不要治理。原先计划在祥符盘石、兰阳铜瓦厢、考城蔡家口各增筑月堤。臣认为黄河需要防御的地方，以北岸最为重要，应选择距离河道较远的地方，各筑大堤、中堤一道，修补并筑完，使北岸七八百里连接成高厚的堤防；这样先前勘察认为应当修筑的各堤都包括在内，可以全部停止，不再另筑。”皇帝也采纳了。嘉靖十五年，督漕都御史周金说：“嘉靖六年以后，河流更加向南，其中一支沿涡河直下长淮，梁靖口、赵皮寨两支分别流入清河，在新庄闸汇合，于是灌入里河。水退后泥沙留下，河道日渐淤塞。老人们都说黄河从汴河流来本来浑浊，而涡河、淮河、泗水清澈；新庄闸正处于两水交汇之处，黄河与淮河合流后，过去给沛县造成的灾害，如今转移到淮安了。”于是请求在新庄另开一条渠道，设置水闸以供蓄水和泄水。皇帝采纳了。嘉靖十六年冬天，采纳总河副都御史于湛的意见，开通地丘店、野鸡冈各口上游四十多里，从桃源集、丁家道口流入旧黄河，截断涡河水引入黄河，以补济两处洪道。嘉靖十八年，总河都御史胡缵宗开通考城孙继口、孙禄口的黄河支流，以减轻归德、睢州的水患，同时灌入徐州、吕梁，并在两处河口筑长堤，修筑马牧集的决口。嘉靖二十年五月，命兵部侍郎王以旂督理河道，协同总河副都御史郭持平商议。此前一年，黄河向南迁移，在野鸡冈决口，经涡河、亳州流入淮河，旧决口都堵塞了。黄河从孙继口、考城到丁家道口，经虞城流入徐州、吕梁的水流，也只剩十分之二。郭持平长期治理没有成效，被降俸并戴罪办事。王以旂到任后上奏说：“建国初年，漕河只依靠各处泉水以及汶水、泗水，黄河水势猛烈而水质浑浊，迁徙没有定规，所以徐有贞、白昂、刘大夏竭力排斥借黄河水来补助漕运的做法。如今幸好黄河向南迁移，各闸恢复旧状，应当疏浚山东各处泉水，流入野鸡冈新开的河道，以补济徐州、吕梁；又在沛县以南筑长堤，把水聚集起来，像闸河的制度，只求有利于漕运。”第二年春天，郭持平请求疏浚孙继口、扈运口、李景高口三条河，使水向东经萧县、砀山流入徐州，以补助漕运。这年秋天，采纳王以旂的意见，在孙继口外另开一条渠道泄水，以补济徐州、吕梁。八个月内，三处河口工程完成，王以旂、郭持平都受到奖赏，于是召王以旂回京。不久，李景高口又淤塞。在这以前，黄河冲决丰县，县治迁到华山，过了很久才恢复旧县治。黄河冲决孟津、夏邑，两县也都迁移了城址。到野鸡冈决口时，凤阳沿淮各州县多有水患，于是商议迁徙五河、蒙城以躲避水灾。但临淮正处于祖陵的地势要地，不能迁徙，于是采纳巡按御史贾太亨的意见，命令河道、巡抚两位大臣赶快疏浚砀山河道，引水进入两处洪道，以减弱向南流注的水势。嘉靖二十六年秋天，黄河在曹县决口，水进入城内两尺深，漫过金乡、鱼台、定陶、城武，冲击谷亭。总河都御史詹瀚请求在赵皮寨等河口多开支河，以分散水势。诏令准许。嘉靖三十一年九月，黄河从徐州房村集决口直到邳州新安，运道淤塞五十里。总河副都御史曾钧提出治河方略，于是疏浚房村到双沟、曲头的河道，修筑从徐州高庙到邳州沂河的堤防。又说：“刘伶台到赤晏庙共八十里，是黄河下游，泥沙淤积堵塞，应当首先疏浚。其次是草湾老黄河口，水流冲击淹没安东一县，也应赶快修筑堤防；还要修筑长堤和矶嘴，以防冲击。三里沟新河口的水面比旧河口高六尺，开旧河口有沙淤的忧患，但灾害稍轻；开新河口虽不免有淹没的危险，却很便利漕船通行。应暂时关闭新河口，修建闸座；同时加高修筑高家堰长堤，并把新庄各闸砌石，以阻挡横流。”皇帝命侍郎吴鹏赈济受灾百姓，其他全部采纳曾钧的奏议。所谓三里沟新河，是督漕都御史应槚在先年开通清河口，引黄河水来补助漕运的河道。如今黄河入海后，下游的涧口、安东都涨水淤塞，河流受阻而水位逐渐升高，水泄入清河口，泥沙停积，容易淤塞，多次疏浚又多次淤塞。三里沟在淮水下游、黄河尚未汇合处的上方，所以关闭清河口而开通三里沟，使船只由通济桥逆流上行，经过三里沟出淮河，以通达黄河。当时徐州、邳州的疏浚工程将要完工，一夜之间，水势涌来，河道又淤塞了。皇帝采纳严嵩的意见，派官员祭祀河神。吴鹏、曾钧又共同上奏，请赶快修筑并疏浚草湾、刘伶台，修建三里沟水闸，迎接并容纳泗水的清流；同时在徐州以上直到开封疏浚一两条支河，使水流分散、减弱。这年冬天，漕河工程完工，晋升曾钧为侍郎品秩。

译万历三十七年七月，曹县新集淤塞。新集地界连接梁靖口，经过夏邑、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到萧县蓟门流出小浮桥，这是贾鲁河的旧河道。自从河患严重后，另开支河从小河流出，以减弱水势，而原来的河道逐渐水流艰涩。到这时终于决口，水流奔向东北的段家口，分成六条，称为大溜沟、小溜沟、秦沟、浊河、胭脂沟、飞云桥，都经运河流到徐州洪道。又有一支从砀山坚城集下游的郭贯楼分流，分成五条，称为龙沟、母河、梁楼沟、杨氏沟、胡店沟，也经小浮桥汇入徐州洪道。于是新集到小浮桥旧河道二百五十多里全都淤塞，再也无法恢复。此后黄河忽东忽西，没有固定流向，水流能够分散排泄，几年内没有达到淤堵决溃的程度。然而支流分得太多，水势变弱，浅处只有二尺，明白其中情况的人知道它必然还会淤塞。到万历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上下二百多里的运道全都淤塞。整条河水倒流，从沙河到徐州以北，再到曹县棠林集以下，向北分成两支：向南流的一支绕过沛县戚山杨家集，进入秦沟到徐州；向北流的一支绕过丰县华山的东北面，从三教堂流出飞云桥。又分成十三支，有的横向截断，有的逆流进入漕河，到了湖陵城口便漫散在湖坡，通达到徐州，水势浩大无边，河道变化达到极点。于是命硃衡任工部尚书兼管河道和漕运，又任命潘季驯为佥都御史总理河道。第二年二月，又派工科给事中何起鸣前往勘察河工。硃衡巡视决口时，旧河渠已经变成陆地，但盛应期开凿的新河旧迹仍在；由于地势高，黄河决口后到了昭阳湖不能再向东流，于是硃衡决定开浚新河。潘季驯则认为新河土层浅、泉水涌出，费用极其巨大，而留城以上的旧河道刚开始淤塞，还可以恢复。因此两人产生了嫌隙。何起鸣到沛县后返回，上奏说：“旧河难以恢复有五点。黄河全部改道后，必须减弱上游水势；新集、庞家屯、赵家圈都是上游，用巨额财力投入已经被黄河废弃的旧河道，势必不能成功，这是第一点。留城到沛县之间全是一片大水，没有可以施工的地方，这是第二点。水面横贯数十里，撩起衣裳也无路可走，十万民众将栖身何处，这是第三点。疏浚时泥淖深陷，筑堤又没有土；而且南面堵塞，水就会向北奔流，这是第四点。夏秋淫雨洪水，难保不再淹没，这是第五点。开凿新河费用较少，而且可以杜绝后来决口的祸患。应当采用硃衡开新河的意见，同时兼采潘季驯的主张，不要完全放弃旧河道。”朝廷大臣议定后，硃衡决定开凿新河。当时潘季驯坚持恢复旧河道的主张，朝廷大臣又多认为有道理。于是勘察并商议新集、郭贯楼等上游源头地区。硃衡说：“黄河从境山以北流出，闸河就会淤塞；从徐州以南流出，两处洪道就会干涸；只有从境山到小浮桥四十多里之间流出，才是两方面都有利而没有害处。自从黄河横流以来，砀山郭贯楼的支河都已淤塞，改道从华山分成南北两支：向南从秦沟流出，正好在境山以南约五里处，运河可以得到它的好处；只是向北流出沛县以西及飞云桥，逆流向上到鱼台，造成的灾害很大。” 朝廷不忍百姓遭受水灾，始终牵挂旧河道，命令勘察上游源头。但臣考察地形，有五点不可行。新集到两河口都是平原高地，没有一尺一寸可以利用的旧河道；郭贯楼到龙沟虽有些河道形状，又是新近淤成，无法立足施工，这是第一点。黄河流经之处，很少不造成灾害：从新集流过，商州、虞城、夏邑承受灾害；从郭贯楼流过，萧县、砀山承受灾害。如今恢复旧河道，鱼台、沛县的灾祸又会转移到萧县、砀山，这是第二点。黄河向西注入华山，水势如从高处倾下；如果想从中间开渠、牵引水流向南，必定要筑坝横向截断，阻止水流向东奔去。在狂涛巨浸之中筑几里长的坝，施工极其困难，这是第三点。役使三十万民夫，长期拖延，会使三个省动荡，这是第四点。大型工程接连兴起，工费数百万，一旦后继不力，前功尽弃，这是第五点。只应拓宽秦沟，使下游畅通，修筑南岸长堤防止决溃，这样可以使鱼台、沛县被水淹困的百姓得到缓解。”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硃衡于是开凿从鱼台南面的阳抵到沛县留城一百四十多里的河道，又疏浚留城以下的旧河道，直到境山、茶城五十多里，使这里与黄河汇合。又修筑马家桥堤三万五千二百八十丈，修筑石堤三十里，阻止黄河从飞云桥流出，改向秦沟进入洪道。这样黄水不再向东侵入，漕运通畅，但沛县的水流也断绝了。工程尚未完成时，黄河再次在沛县决口，冲坏马家桥堤。议论者纷纷上奏请求罢免硃衡。不久工程完工。皇帝大为高兴，作诗四章记载喜悦，拿给当值的大臣看。隆庆元年五月，加授硃衡太子少保。黄河刚决口时，支流漫散遍布陆地，后来向南流入浊河。等到新河建成，水流全都趋向秦沟，南北各条支河也都汇流其中。然而河势更加增大，水位上涨。隆庆三年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从考城、虞城、曹县、单县、丰县、沛县直到徐州都遭受灾害，茶城淤塞，漕船受阻停在邳州不能前进。后来虽然稍微通畅，但黄河水横向漫过沛地，秦沟、浊河口的泥沙刚疏去便又淤堵。硃衡已经被召回，工部和总河都御史翁大立都请求在梁山以南另开一条河用于漕运，避开秦沟、浊河的险处，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泇河。诏令察看地势，最终没有实行。隆庆四年秋天，黄河暴涨到来，茶城再次淤塞；山东的沙河、薛河、汶水、泗水等河水也突然泛滥，冲决仲家浅的运道，从梁山流出戚家港，汇入黄河。翁大立又请求顺着水势疏浚这条河。当时淮水也大规模泛滥，从泰山庙到七里沟淤塞十多里，水又从诸家沟旁边流出，到清河县河南镇与黄河汇合。翁大立又说：“开通新庄闸以便船只回转，恢复陈瑄的旧河道，淮河就可以没有忧患。只是黄河在睢宁、宿迁之间迁徙不定，泗州陵寝令人担忧。请疏浚古睢河，从宿迁经过宿州，在小浮桥流出，以泄两处洪道的水；还应筹划恢复清河、鱼沟之间的一道分河，向下通到草湾，以免冲击之患，这样南北运道或许可以保全。”当时翁大立已经调任京官，正等待接替者，而潘季驯又以都御史身份起用，负责总理河道。工部议定命令他们规划处理。

译九月，黄河又在邳州决口，从睢宁白浪浅到宿迁小河口淤塞一百八十里，运粮船受阻不能前进。翁大立说：“近来的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县、沛县，而专在徐州、邳州，所以先前想开泇河口使河势远离运道、开萧县河以减弱河流，正是考虑到浮沙聚集、河面增高，为将来的灾患作打算。如今秋水接连到来，横向泛滥造成灾害。权宜之计，是放弃旧河道而利用新冲出的河道；长久之策，是开泇河以避开洪水。”请求在这两种办法中作出选择。工部议定主张堵塞决口，同时命翁大立分条说明利弊上报。翁大立于是把开泇河口、利用新冲河道、恢复旧河道三项策略一并提出，并说明各自利弊相互关联。适逢他被罢免离职，方案还没有决定，潘季驯则主张恢复旧河道。当时，从茶城到吕梁一带，黄河水被两岸夹束，无法下泄，又不能开决堤岸。到了五年四月，才从灵璧双沟泄下，北面决开三口，南面决开八口，支流四处漫溢；水势大体向下经睢宁流出小河，而匙头湾八十里的正河全都淤塞了。季驯征发丁夫五万，全部堵塞十一口，并且疏浚匙头湾，修筑缕堤三万馀丈，使匙头湾恢复原来的河道。不久因漕船在新河道中航行时多有漂没，季驯被罢免离职。隆庆六年春天，又命尚书硃衡主持河工，任命兵部侍郎万恭总理河道。两人到任后停止关于泇河的议论，专门治理徐州、邳州河道；从徐州到宿迁小河口三百七十里修筑长堤，同时修缮丰县、沛县的大黄河堤，使正河安稳流通，运道大为畅通。硃衡于是上奏说：“河南屡次遭受河患，大规模修筑堤防，如今幸而有数十年的安宁，是因为防守严密、预先做好了防御。徐州、邳州是漕运的正道，既然已经多方修筑，就应当多方守护。请每里使用十人防守，三里设置一铺，四铺由一名老人巡视。伏秋水上涨时，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愿意携带家属居住在堤上的，听其自便。”诏令依议施行。六月，徐州、邳州河堤工程完工，于是命硃衡回工部，分别赏赐硃衡以及总理河道都御史万恭等银币。这一年，御史吴从宪说：“淮安以上、清河以下，正是淮河、泗水、黄河、海潮冲流汇合之处。河水泛滥从内地流出，海潮又倒灌，水停留蓄积一段时间，泥沙很快聚集，因此日益淤塞。应当在春夏时节疏浚治理，这样下游通畅，泛滥自然会平息。”皇帝立即命硃衡与漕运大臣勘察商议。又命督理河道署郎中事陈应荐疏挖海口新河，长十里有余，宽五丈五尺，深一丈七尺，使用六千四百多名民夫。硃衡被召回将要返京时，上疏说：“国家治理河道，不过是疏浚浅处、修筑堤防两种办法。疏浚浅处的方法，有时用爬泥船，有时用水冲刷；有时逼迫水流冲开，有时引水避开浅处，这些是人力可以做到的。然而茶城与淮水在清河汇合，茶城、清河没有不浅的地方。大体上两水互相争胜：黄河水势强时，泥沙壅积而淤塞；等黄河水势减弱，淮河漕水占优势，就冲走泥沙而通畅。水力大约占七八成，并不全靠人力。筑堤又有截水堤和缕水堤的区别。截水堤可以用于闸河，却不能用于黄河。黄河水流湍急凶猛，又挟带山川洪水的势头，什么坚固的东西不会被冲坏，怎么能靠一条堤防抵挡？缕水堤是在两岸筑堤，不让水从旁边决溃，才能顺应水流向下入海的本性。大体是顺应水势来治理，而不是靠人力战胜水性，所以至今一百五六十年都能长久受益。清河的浅塞，应当看茶城的水势，遇到黄河涨落时，就疏浚河道、河汊，引导淮水冲刷；即使遇到涨水而淤塞，也一定会在水落时通畅，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只有清江浦水势最弱，出口处又恰好与黄河相遇。应当在黄水大涨时严密关闭各闸，不让泥沙淤积。至于河口，自隆庆三年海潮冲击以来，水倒灌低洼地带，积水难以排泄。应当及时加以疏浚，不要让它积水淤塞。至于修筑黄河两岸的堤防，只应修缕水堤，不得以拦截水流为名。”奏疏上呈，皇帝只是下令知悉而已。

译《志》第六十《河渠二》。○黄河下篇。万历元年，黄河在房村决口，修筑从ＡＨ子头到秦沟口的堤防。第二年，给事中郑岳说：“运道从茶城到淮安五百多里。自嘉靖四十四年黄河水大涨以来，淮河口出水时，海沙逐渐淤积，如今高得几乎与山一样。从淮河往上，河流不急，泥水更加淤积。邳州水浅、房村决口、吕梁两洪变平、茶城水流倒灌，全都由此造成。如今不治理海口的泥沙，却只是天天修筑徐州、沛县之间的堤岸，桃源、宿迁以下任水流随意奔去，百姓被水淹成鱼，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于是献上宋代李公义、王令图的浚川爬泥方法。命令河道大臣勘察上奏，采纳了他的意见。这年秋天，淮河、黄河一同泛滥。第二年八月，黄河在砀山以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决口并向北流，淮河也在高家堰决口向东流，徐州、邳州以及淮河两岸南北千里地区都被冲毁淹没。从此桃源、清河上下河道淤塞，漕船受阻达数年，淮安、扬州多次发生水患。总河都御史傅希挚改筑砀山月堤，暂时留下三处河口作为泄水通道。这年冬天，把三处河口一并堵塞。万历四年二月，督漕侍郎吴桂芳说：“淮河、扬州的洪水奔流冲击，大概是因为海边的汊港长久淤塞，入海只有云梯一条通道，导致海水拥积横沙，河流泛滥，盐城、安东、高邮、宝应都无法收拾。国家转运只知道急于保证漕运，却无暇顾及百姓；朝廷设置官员，也只以治理河道为主，不知道治理海口。请设置水利佥事一员，专门疏浚入海道路，审察地势水利。像草湾和老黄河都可以通向大海，何必只治理云梯呢？”皇帝下优诏答复，批准了他的请求。吴桂芳又说：“黄河到清河与淮河合流，经清江浦外河向东到草湾，又转向西南，经过淮安、新城外河，转入安东县城前面，直下云梯关入海。近年云梯关口多次淤堵，河流日益变浅，只有草湾地势低洼，黄河冲决后逐渐想夺取安东的入海通道；由于关系到县治，决了又堵，堵了又决。去年草湾以东自行决开一口，应当在决口以西开挖新口，迎接埽湾的水流；又在金城到五港一带的岸边筑堤束水。俗话说：‘救一条路上的哭声，不应再顾虑一家人的哭声。’如今淮安、扬州、凤阳、泗州、邳州、徐州已经不只是一条路上的灾民了。安东被众多水流包围，只有文庙、县署还勉强保留着椽子瓦片，形势已接近陷没；不如放弃安东，以拯救整个淮河流域。”皇帝不愿放弃安东，而命令按照他的请求开浚草湾。八月，工程完工，堤长一万一千一百多丈，堵塞决口二十二处，役使四万四千名民夫。皇帝认为海口开浚后水患逐渐平息，按等级赏赐吴桂芳等人。不久，黄河在韦家楼决口，又冲决沛县缕水堤和丰县、曹县的长堤，丰县、沛县、徐州、睢宁、金乡、鱼台、单县、曹县的田地房屋被洪水漂没淹溺，不计其数，河水冲刷宿迁城。皇帝采纳吴桂芳的请求，迁移县治，修筑土城来躲避水患。于是御史陈世宝请求恢复老黄河旧河道，说：“黄河从桃源三义镇流经清河县北面，到大河口与淮河汇合入海。运道从淮安天妃庙顺着淮河向下，十里到大河口，从三义镇出口向桃源大河流去，共七十多里，这就是老黄河。到嘉靖初年，三义镇河口淤塞，黄河改道向清河县南面流，与淮河汇合；从此漕运不再经过大河口，而是直接沿清河向北。近来崔镇屡次决口，河势逐渐趋向旧河道。如果仍然开通三义镇河口，引黄河向北流入清河，可以让它从大河口与淮水汇合；或者从清河以西另开一条河，引淮水从河道上游流出，那么运道就没有忧患，淮水、泗水也不会被黄河水涨所影响。”工部复议，批准施行。吴桂芳说：“淮水过去经过清河与黄河汇合后流向大海。自去年黄河在崔镇决口，清江正河淤积，淮河口堵塞。于是淮水势弱、黄河势强，淮水不能夺取草湾的入海通道，整个淮河便向南改道，横向灌入山阳、高邮、宝应之间。过去湖水不超过五尺，堤只有七尺高；如今堤加高到一丈二尺，水却还超过堤顶。应当赶快保护湖堤，以减弱水势。”工部认为必须先使淮水有归宿，然后堤防才能保全，请吴桂芳等人仔细筹划。上报获准。开河与护堤两种主张尚未决定，黄河又在崔镇决口，宿州、沛县、清河、桃源两岸的堤防大多毁坏，黄河日益淤高，淮水受到黄河逼迫，向南改道，这时是万历五年八月。傅希挚主张堵塞决口，约束水流归入漕河。吴桂芳想利用水流冲刷形成河道，把它作为老黄河入海的通路。皇帝命令赶快堵塞决口，等水势稍微稳定后，再采纳吴桂芳的意见。当时给事中汤聘尹主张引淮水入长江以避开黄河，恰逢吴桂芳说：“黄水沿老黄河旧道向下奔流，速度很快，淮水于是乘虚涌入清口旧河道，淮安、扬州的水势逐渐消退。”工部议定派人勘察；因黄河、淮河已经汇合，便搁置了汤聘尹的主张。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说：淮水、泗水如果不从清口向下流，而流向山阳，就会从黄浦口入海。黄浦口不能把水全部排出，便浸漫高邮湖、宝应湖、邵伯湖等湖；湖堤一旦全部被淹没，正是因为淮水、泗水原本不流入这些湖泊，如今却流入了。淮水、泗水之所以流入湖泊，又是因为清口过去没有淤塞，如今却淤塞了。清口淤塞，又是因为黄河淤积日益增高，淮水不得不避让黄河而向南迁流。大概淮水合力抵御黄河，双方胜负或许相当；自从高家堰废坏，清口以内的通济桥、硃家等水口被淮水灌入，于是淮水、泗水的力量分散，黄河便能全力乘其弱势，这是清口在今年独自淤塞的原因。下游既然淤塞，上游就不得不决口。每年粮船在四五月间完成运输，而堤岸却在六七月间毁坏。洪水发生时来不及施工，水退以后才谋划堵塞。刚到初春，漕运又紧迫，只能勉强修好堤工，对河床却没有作用。河床不疏浚，来年就会更加增高。上游决口必然波及徐州、吕梁，而不只是邳州、迁安；下游干涸将遍及邳州、迁安，而不只是清河、桃源。应当不惜耽误一年粮运，不惜耗费数万帑藏，开挖疏浚正河，放宽期限并责成办好，这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译至于高家堰、硃家等水口，应及时筑堤堵塞，使淮水、泗水合力足以抵御黄河，那么淮水的旧河道就可以恢复，高邮、宝应的大患也可以减轻。如果兴化、盐城的海口淤塞，也应大力疏浚。湖堤还应多修建泄水大闸，堤下多开支河。总之，没有先治理黄河就能治理淮水的，也没有不疏通淮水就能加固堤岸的道理。”这份意见下交河道、漕运诸臣会议。淮水从清口流出，是因为黄水沿老黄河奔流而下；但老黄河长期淤塞，不久又会堵塞，淮水仍然上涨泛滥。给事中刘铉请求赶快疏通海口，并选派大臣会同河道、漕运诸臣前往治理。于是任命桂芳为工部尚书兼理河漕，同时裁撤总河都御史一职。桂芳刚接受任命就去世了。万历六年夏，潘季驯接任。当时给事中李涞请求多处疏浚海口，以引导各处水流归入大海。给事中王道成则请求堵塞崔镇决口，修筑桃源、宿迁长堤，修理高家堰，开通并恢复老黄河。两项意见一并交给河臣议论。潘季驯与督漕侍郎江一麟察看水势后说：从云梯关以下到海口四套一带，河面宽七八里至十多里，深三四丈。若另行议定开凿，必须达到相近的深度和宽度，才能排水，所需工程力量非常艰难。而且在尚未到达海口的地方，仍是旱地，还可以施工；将要入海的地方潮汐往来，与旧海口相同。旧海口都是积沙，人力虽然不能疏浚，但水力自然能够冲刷，海口没有不能疏浚的道理。只应引导河水流归大海，也就是用水治理水，这就是疏浚海口的办法。河水也不能单靠人力引导，只有修整堤防，使水不从旁边决出，让水从河床中流，泥沙随水带走，这就是导河的办法。近年来，天天把修堤作为要务，但堤岸低矮单薄，不能承受水势；河道逼仄，不能容纳水流；又夹杂浮沙，不能长久。因此黄河在崔镇决口，水多向北溃出，是因为没有堤岸。淮水在高家堰、黄浦口决口，水多向东溃出，是因为堤岸不牢固。不责怪防治措施不周全，反而责怪筑堤是下策，哪里是通达的见解呢？上游既然从旁边溃出，又使下游分成岔流，流向云梯关海口的水，好比强弩射到末端，力量已经很弱。水势分散得越多，力量就越弱，怎么能引导积沙流入大海呢？所以如今疏浚海口的急务，必须先堵塞决口以引导河水，尤其应当加固堤岸以杜绝决口。要使堤岸不决，必须使用真土，不要掺杂浮沙；堤岸要高厚，不要吝惜巨大费用；堤线要退让到远处，不要与水争地，这样堤岸才可以牢固。沿河堤岸坚固，崔镇水口堵塞，黄河就不会从旁决出，冲刷漕运河道的力量也能集中。高家堰筑成、硃家口堵塞，淮水就不会从旁决出，汇合黄河的力量也能集中。淮水、黄河汇合后，自然有冲开海口入海的力量。又担心水流分散而力量减弱，必须暂时堵塞清江浦河，并严格管理各闸的启闭，防止水流向内奔涌。暂且放弃草湾河，专门恢复云梯关旧河道，使水流回到原来的道路。继续接筑淮安新城长堤，以防末流泛滥。使黄河、淮水力量完整，涓滴水流全都奔向大海，那么水力既强又集中，下游积沙自然会被冲走；海口不用人工疏浚也会开通，河道不用人工挑挖也会变深。这就是所谓加固堤岸就是引导河水，引导河水就是疏浚海口。他又说：“黄水进入徐州，经过邳州、宿迁、桃源、清河，到清口与淮水汇合后向东入海。淮水从洛水流域到凤阳，经过盱眙、泗州，到清口与黄河汇合后向东入海。这是两条河的旧河道。元代把江南的粮食运来，是从扬州向北直至庙湾入海，从未溯行淮水。陈瑄开始给管家诸湖筑堤，使淮水成为漕运水道。担心淮水上涨泛滥，就修筑高家堰堤防抵挡，堤线从武家墩开始，经过大涧、小涧直到阜宁湖，使淮水不能向东侵入。又担心黄河上涨泛滥，就在新城北面筑堤抵挡，堤线从清江浦开始，沿钵池山、柳浦湾向东延伸，使黄河不能向南侵入。后来堤岸逐渐倾圮，水从高家堰决口流入，淮安一带于是变得像鱼鳖所居的水乡。当权者没有考察其中原因，却说是海口堵塞，应赶快开挖支渠。哪里知道草湾一经开通，西桥以上的正河就淤塞了。新河宽二十多丈，深仅一丈左右，与旧河道相比只有三十分之一，怎么能容纳全河的水呢？下游既然堵塞，上游自然溃决，这就是崔镇各水口决口的原因。如今新河又已堵塞，旧河道逐渐恢复通流，虽然深度、宽度还不到原河的十分之一，但两河的水全都流下，泥沙随着水流冲刷，要使河床完全恢复并不困难。河床恢复后，宽处七八里，窄处也不下三四百丈，浩浩荡荡向东流去，什么样的水容纳不了？不仅不必另选地方开凿，连草湾也可以暂且不再疏浚。所以考虑当前的办法，只有修复陈瑄过去的工程遗迹，把南北两道堤岸筑高，截断两条河向内灌入，这样淮安、扬州的水患就可以避免。堵塞黄浦口，修筑宝应堤，疏浚东关等浅滩，修理五闸，恢复五坝，那么淮南漕运道路就没有忧患。坚决堵塞桃源以下崔镇各水口的决口，整条黄河就能回归旧河道。黄河、淮水既不从旁决出，又一同奔入大海，泥沙随水冲刷，海口自然恢复，桃源、清河的浅滩阻塞也不值得再提。这就是以水治水的方法。至于用爬捞等办法，只能用于闸河；过去屡次采用都没有成效，只是白白浪费工料。于是分条提出六项建议：一是堵塞决口以挽回正河，二是修筑堤防以杜绝溃决，三是恢复闸坝以防御外河，四是修建滚水坝以加固堤岸，五是停止疏浚海口的工程以节省糜费，六是搁置开通老黄河的主张以继续便利航行。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请求。万历七年十月，两条河的工程完工，皇帝赏赐潘季驯、江一麟银币，并派给事中尹瑾勘察核实。八年春，晋升潘季驯为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并荫封其一个儿子。一麟等人也分别得到升迁。这次工程，修筑高家堰堤六十多里，归仁集堤四十多里，柳浦湾东西堤七十多里；堵塞崔镇等决口一百三十处；在徐州、睢州、邳州、宿迁、桃源、清河两岸修筑遥堤五万六千多丈；砀山、丰县各修一道大坝；徐州、沛县、丰县、砀山修筑缕堤一百四十多里；建造崔镇、徐升、季泰、三义四座减水石坝；把通济闸迁到甘罗城南；淮安、扬州之间的堤坝无不修筑。共耗费帑金五十六万余。那年秋天，潘季驯升任南京兵部尚书。潘季驯又请求恢复从新集到小浮桥的旧河道，给事中王道成、河南巡抚周鉴等不同意，此事便停止了。自桂芳、潘季驯任职时起，停止设置总河一职，后来只由督漕兼理河道。高家堰刚筑成时，清口水流通畅，持续了几年，河道没有发生大的灾患。

译到万历十五年，封丘、偃师、东明、长垣屡次遭到冲决。大学士申时行说：“河道决口的地方分布在三省，地方守臣各自划界分头修理，容易互相推诿。河道还没有严重毁坏，不必设置都御史，应该派一名有才干而老练的给事中巡视河道。”于是命工科都给事中常居敬前往。常居敬请求修筑从大社集以东到白茅集的百里长堤。皇帝听从了。起初，黄河从徐州小浮桥进入运河，河床深而且靠近洪水冲刷处，能够利用洪水冲刷河床使其加深，有利于漕运。后来河道逐渐迁到沛县飞云桥以及徐州大溜沟、小溜沟。到嘉靖末年，黄河在邵家口决口，流出秦沟，从浊河口进入运河，河道变浅，逼近茶城；茶城每年淤塞，漕运屡受危害。万历五年冬，黄河又向南流，从小浮桥旧河道流出，不久又被淤塞。潘季驯堵塞崔镇时，厚筑堤岸，约束水流归入漕河。此后水势上涨，河臣总是加高堤岸，河床也一天天增高。于是督漕佥都御史杨一魁想恢复黄河旧河道，请求从归德以下的丁家道口疏浚到石将军庙，使黄河仍从小浮桥流出。他又说：“善于治理水患的人，采用的是疏导，而不是堵障。近年来堤上加堤，水面高悬在空中，简直超过额头。河边的城郭，一旦决口，洪水就能灌入。应测量河床深浅，随处挑挖疏浚；在黄河分流的旧河道设置泄水石门，以排泄暴涨洪水。”给事中王士性则请求恢复老黄河旧河道，大致说：“从徐州往下，河床一天天增高，又用堤岸束缚水流，堤岸已经与徐州城一样高。束缚得越紧，水流越急，全部力量都冲向淮水，而淮水承受不了。所以过去黄河、淮水能够汇合，如今黄河强大而淮水日益萎缩，已经不能再汇合。黄河水势强大，一旦开启天妃闸、通济闸等闸门，就会像从高处倒水一样灌入运河。高邮、宝应一带稍有阻塞，江南漕运就会因此废止。淮水萎缩后退而侵入泗水。为了祖陵，不得不修筑石堤保护它。堤岸越加高，河床就越高，根本大有可忧。黄河到清河要转四道弯才入海，淮安、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数百万百姓的性命，全寄托在一丸泥土般的堤岸上；一旦决口，他们就全会成为鱼鳖。各种纷杂的意见中，有人想加高泗州堤岸，有人想开通颜家河、灌口河、永济河三条河，在南面砌筑高家堰，在北面修筑滚水坝。但总不如恢复黄河旧河道，这是最一劳永逸的办法。黄河旧河道从三义镇通到叶家冲，与淮水汇合；在清河县北面另有济运河，在县南面大概只是支河。黄河强行夺取支河，直奔县南，反而放弃北流道路，但河道形状本来还在。从桃源到瓦子滩共九十里，ＡＨ下没有耕地，也没有房屋、坟墓等妨碍；虽然开河费用巨大，但旧河道一旦恢复，获利无穷。” 各项议论都没有定论。常居敬和御史乔璧星都请求重新专门设置总理河道的大臣。于是任命潘季驯为右都御史、总督河道。当时皇帝听从常居敬的意见，停止了恢复老黄河的议论；潘季驯到任后说：“亲自考察旧河道，地方老人说那里‘铜帮铁底’，应当开挖，但今年歉收、费用繁多，不能立即实行。”他又说：“黄水浑浊而强劲，汶水、泗水清澈而弱，三水在茶城汇合。夏秋黄水上涨时，就会倒灌漕河，泥沙停积而淤塞，这是势必发生的。但黄水一退，漕河水也随之流动，泥沙随水而去，不用疏浚也会自行通畅；即使有浅滩阻塞，也不过十天半月。过去修建古洪、内华两闸，黄水上涨就关闭闸门以阻挡浑流，黄水退落就开启闸门以放行泉水。近来常居敬又增建镇口闸，离河越近，水流进出就越容易。只要严格执行闸禁，像清江浦三闸那样，河渠就可以长久受益。”皇帝正把此事托付给潘季驯，便听从了他的话，停止议论恢复旧河道。不久，水患更加严重。万历十七年六月，黄水暴涨，冲决兽医口月堤，漫过李景高口新堤，冲入夏镇内河，毁坏田地房屋，淹死百姓无数。十月，决口堵塞。十八年，洪水大泛滥，徐州城中积水超过一年没有退去。众人议论迁移城址、改筑河道。潘季驯疏浚魁山支河使水流通，从苏伯湖到小河口，积水才消退。十九年九月，泗州发大水，州治被淹三尺，居民淹死十分之九，水势还浸到祖陵。山阳又发生河决，江都、邵伯又因湖水向下倾注，田地房屋被水浸坏。工部尚书曾同亨上报此事，议论纷纷。于是命工科给事中张贞观前往泗州勘察水势，又采纳给事中杨其休的意见，放潘季驯回乡，任用舒应龙为工部尚书、总督河道。万历二十年三月，潘季驯将要离任时，分条上奏辨明疑惑的六件事，极力主张黄河不能分成两道，新河不应开挖，支渠不应疏浚。他又写了《河防一览》一书，主旨是筑堤挡住黄河，约束水流归入漕河；筑堰挡住淮水，逼迫淮水注入黄河。用清水冲刷浑水，使泥沙随水流走。水流汇合就会流得快，流得快就能冲荡刷涤河床，使河道变深；水流分开就会流得慢，流得慢就会停滞，泥沙便会堆积。上游水流既然加急，海口自然会开通，不必人工开挖。他治理堤岸的方法，有缕堤用来约束水流，有遥堤用来放宽水势，有滚水坝用来泄去洪水的冲击。方法十分详细，论述十分明辨。然而在当时，水势横决溃散，徐州、泗州、淮安、扬州之间没有一年不遭受水患，祖陵也被洪水侵袭。潘季驯说水患应当自行消退，后来却没有应验。于是潘季驯的主张理屈词穷，分流黄河、疏导淮水的议论由此兴起。张贞观到泗州后说：“臣拜谒祖陵，看见泗州城像水面上漂浮的碗，碗里的水又已经满了。祖陵从神路到三桥、丹墀，没有一处不被水淹。况且高家堰危险得像堆叠的鸡蛋，高邮、宝应也潜伏着祸患。如今想排泄淮水，应当把疏通海口积沙作为第一要务。但疏泄淮水不如削弱黄河水势；要削弱黄河，在淮水与黄河已经汇合之后进行，又不如在尚未汇合之前进行。在已经汇合处削弱黄河，不妨碍漕运；在未汇合处削弱黄河，对漕运稍有妨碍。应分别考察根本和枝节，究明利弊，必定要在两水汇合之前削弱黄河。至于扩大入海通道，可从鲍家口、黄家营到鱼沟、金城左右一带，那里地势较低，似乎应顺势加以疏导。”张贞观又会同舒应龙及总漕陈於陛等人说：“淮水、黄河共同流向的地方只有大海，而淮水借黄河入海的通道只有清口。海口因泥沙淤积，长期无法疏通，所以河床一天天升高；黄河水不断倒灌，因此清口一天天堵塞。以至淮水向上浸漫祖陵，漫到高邮、宝应，兴化、泰州的漕运堤岸也被冲决。如今议论疏通清口积沙，并在清口上游十里的地方把黄河分流，离清口不远，不会堵塞漕运道路。上游分流，下游再汇合，冲刷海口的力量就能集中。

译两水必须在草湾以下汇合，否则恐怕再次冲入正河，成为淮安城的祸患。堵塞鲍家口、黄家营两处决口，又恐怕水流横冲新河，四处漫溢而无所归。两岸都修筑堤岸，那么东北方向清河、沭阳、海州、安东ＡＨ下的土地就不用担心溃决。估计费用总共三十六万余。至于海口堵塞，潮汐无法探测其边界，难以使用畚箕铁锹施工。只有淮水、黄河合流向东，河床被冲刷而逐渐加深，海口被冲刷而逐渐开通，这也是根据事理必然可以实现的。”皇帝全部采纳了他们的请求。于是议定在清口上游北岸开挖腰铺支河，通到草湾。后来淮水自行冲决张福堤。直隶巡按彭应参说：“祖陵估计可以没有忧患，而且当前正忙于东部防备倭寇警报，应该暂时停止河工。”有关部门议论后命令河臣仔细筹划。舒应龙、张贞观说：“从长远保护祖陵考虑，开挖支河确实是不能停止的工程，请等到明年春天倭寇警报平息后再举行。”这件事于是搁置了。万历二十一年春，张贞观回报说，议定开通归德、徐州的达小河口，以挽救徐州、邳州的水患；引浊河水进入小浮桥旧河道，以缓解镇口的灾患。此事交给总河会同有关官员集议，仍未定论。五月，大雨，黄河在单县黄堌口决口，一股从徐州经小浮桥流出，一股从旧河道到达镇口闸。邳州城陷入水中，高邮、宝应各湖堤岸决口无数。第二年，湖堤全部修筑堵塞，而黄水大涨，清口被泥沙淤垫，淮水不能向东流下，于是挟带上游阜陵各湖和山溪的水，突然浸淹祖陵，泗州城也被淹没。万历二十三年，又冲决高邮中堤以及高家堰、高良涧，水患更加紧急。此前，御史陈邦科说：“加固堤岸、约束水流，没有收到冲刷泥沙的好处，反而导致冲决。按理应当采用疏浚，办法有三种。冬春水位下降时，命令沿河的浅夫乘时打捞浅滩，使泥沙不停留而被水带走，这是第一种。官民船只往来时，船尾全都系上钯犁，趁风势搜刮冲洗，使泥沙不得安定而被带走，这是第二种。仿照水磨、水碓的办法，设置木制机械，借水流滚动冲荡，使泥沙不能停留而被带走，这是第三种。至于淮水，绝不可能不与黄河汇合，所以高家堰万万不能放弃。湖水泛滥必然损伤堤岸，所以周家桥溃决处万万不能开挖。已经废弃的河道必然淤满，所以老黄河、草湾等处万万不能放弃。”奏疏下交主管部门议论。户部郎中华存礼则请求恢复黄河旧河道，并疏浚草湾。但当时腰铺还没有开通，工部侍郎沈节甫说：“恢复黄河旧河道不可轻率议定，至于其他各项办法，也都只是弥补偏失、挽救弊端而已，应该一概停止。”于是召舒应龙回工部任职，这时是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后来给事中吴应明说：“先前因为黄河迁徙没有定规，设置遥堤、缕堤两道堤岸，约束水流归入漕河；等水流过去、泥沙停下，河床一天天升高，徐州、邳州以下的居民全都处在水底。如今清口以外黄河水流受到阻挡，清口以内又被横截的泥沙堵住，强劲的黄河水向上游横灌约百里，淮水只能从沙面上以浮流形式流出，蓄积在盱眙、泗州的水便成了祖陵的祸患。张贞观所议在腰铺开支河通到草湾，或者从清河南岸另开小河到骆家营、马厂等地，出河与大河汇合，设置闸门控制启闭；一遇漕河浅阻，就走这条河，也是方便的办法。”至于治理泗水，有人建议开通老子山，引淮水入江。应设置闸门，按时启闭；拆除张福堤，在清口修筑堤岸，使河水不再向南流。有关部门议定交给河道、漕运诸臣会同勘察。直隶巡按牛应元因拜谒祖陵，亲眼看到河患，绘图进呈，并上疏说：“黄河水位升高、淮水受阻，始于嘉靖末年河臣凿开徐洪、吕洪的巨石；泥沙从此天天停积，河床天天升高，溃决也由此发生。当权者想不出恢复旧状的办法，便在两岸修筑长堤来约束水流，称为缕堤。缕堤又决口，就在数里之外再筑重堤防护，称为遥堤。虽然年年决口、年年修补，却一直没有办法解决。黄河、淮水原本在清河县北二十里的骆家营交会，转向东到大河口与淮水汇合，这就是所谓老黄河。陈瑄认为河道迂回曲折，便从骆家营开挖一条支河，形成现在的河道，于是老黄河淤塞。万历年间又开挖草湾支河，黄河舍弃旧河道而改道流入，导致清口交会处两股水相持；淮水胜不过黄河，便窜入各个闸口，淮安士民在各闸口筑起土埂防护。后来黄河、淮水暴涨，水退而泥沙停积，清口于是淤塞，这就是如今所称的门限沙。当权者不考虑疏浚门限沙，却沿土埂修筑高家堰，横跨六十里；对整个淮水正流的入口置之不理，又把从旁边流入黄河的张福口一并筑堤堵塞，于是淮水倒流，成为泗州祖陵的祸患。前一年，科臣张贞观建议疏通门限沙、裁减张福堤，他所重视的又在于开通腰铺支河。总之，整个清口的淤沙还没有全部挑挖疏通，即使腰铺工程完成，淮水也不能流出，何况下游鲍家口、王家口等处已经决口，难以施工。哪里比得上恢复黄河旧河道、彻底疏通清口淤沙更为重要呢？而且，与其疏浚上游，不如按照科臣吴应明的意见，在草湾下游疏浚各处决口，使水流经安东归入五港；或者在周家桥稍作疏通，同时赶快堵塞黄堌口，疏浚萧县、砀山的渠道，疏通符离的浅阻。至于宿迁小河，这是淮水流入黄河的正道，应赶快挑挖疏通，使水有所归。舒应龙说：“张福堤已经决开一百多丈，清口正要挑挖泥沙，腰铺工程尤其不能废止。”工部侍郎沈思孝于是说：“老黄河从三义镇到叶家冲只有八千多丈，河道形状还保存着。应赶快开挖疏浚，这样黄河可以分成两道：一道从旧河道到颜家河入海，一道在清口与淮水汇合，水患自然可以消除。请派一名有才干的科臣，会同河道、漕运诸臣制定统一的方案。”于是命礼科给事中张企程前往勘察。但由于水患连年发生，始终没有形成方案，工程拖延而费用浪费，便罢免舒应龙官职，令其为民；常居敬、张贞观、彭应参等人也分别受到谴责。御史高举请求……[原文残缺：11111111111]

译“疏通周家桥，裁减张福堤，疏通门限沙；在周家桥、大涧口、小涧口、武家墩、绿杨沟上下游修建滚水石坝；在坝外疏浚河道、修筑堤岸，使水流从地中通过。把塘埂十二闸改为坝，引导闸外十二条河的水，以开辟入海道路。疏浚芒稻河，并多修建江边水闸，以扩大入江通道。不过海口一天天堵塞，河沙就一天天堆积，河床一天天升高，淮水也不能平稳流动。灌口水道比各处水口都大，而近来决开的蒋家、鲍家、畀家三处水口正好与它相对，应当挑挖疏浚成河，使水从这里入海。”工部主事樊兆程也主张疏通海口，说：“旧海口绝对不能疏浚，应从鲍家营到五港口挑挖成河，使水从灌口入海。”这些意见一并交给工部，请同时委派张企程勘察议定。当时，总河工部尚书杨一魁受到弹劾，请求罢职，于是说：“清口应当疏浚，黄河旧河道应当恢复，高家堰不必修，石堤不必砌，减水闸坝不必使用。”皇帝不准他辞职，下诏要求他尽心任事。御史夏之臣则说：“海口的沙不能劈开，草湾河不必疏浚，腰铺新河四十里不必开通，云梯关不必疏通，只有赶快开通高家堰，才能救护祖陵。”他又说：“历年以来，高良涧土堤每逢夏秋就冲决，大涧口石堤每遇水势汹涌就崩溃。这样看来，高家堰存在时，对高邮、宝应的好处小；高家堰决口后，对高邮、宝应的危害却大。哪里比得上把利弊公开议定、公开开通，使人们知道如何趋利避害呢？”给事中黄运泰又说：“黄河下游尚未泄通，却突然开通高家堰、周家桥来排泄淮水，那么淮水向南流下，黄河必然乘势而入，高邮、宝应之间将全变成沼泽，漕运月河也必然决口。不如疏浚五港口，通到灌口门，使水入海，这才是妥当办法。”皇帝下诏一并勘察议论。张企程于是上奏说：“此前黄河没有成为祖陵的祸患，是因为隆庆末年高邮、宝应、淮安、扬州告急时，当权者拘泥于眼前形势，清口已经淤塞，又修筑高家堰来阻挡淮水，筑张福堤来约束水流，拿整个淮水与黄河争强，却没有料到淮水势力不能敌黄河。后来又砌石加筑，堵塞得更加牢固，七十二条溪水汇集到泗州的水流，只留下几丈宽的一个出口；流出的不过十分之一，停滞的却有十分之九。河床一天天升高，水流一天天受阻，淮水一天天更加不能流出，蓄积的水也一天天加深，怎么能不倒流旁溢，成为泗州祖陵的祸患呢？如今议论疏导淮水以安定祖陵、疏导黄河以引导淮水，各人的说法都不相同。至于说高家堰应当决开，臣认为它是淮安、扬州的屏障，实在不可缺少。不如在高家堰南面五十里开通周家桥，把水注入草子湖，大力开挖疏浚：一股从金家湾进入芒稻河，注入长江；一股从子婴沟进入广洋湖，通向大海。这样淮水上游一半有了宣泄之处。在高家堰北面十五里开通武家墩，把水注入永济河，由窑湾闸出口直达泾河，再从射阳湖入海，这样淮水下游一半有了归宿。这是紧急救护祖陵的第一要务。”恰逢当时祖陵积水稍稍退去，杨一魁把情况上报，皇帝非常高兴，仍告谕诸臣赶快协议疏泄水患。于是张企程、杨一魁共同议定，想分流并削弱黄河水势，使淮水能够畅流；另行疏通海口，以引导黄河入海。而督漕尚书褚鈇认为江北年年灾荒，百姓承受不了大规模劳役，想先泄淮水，慢慢再议分流黄河。御史牛应元调和两种意见，说：“疏导淮水地势便利、工程容易，分流黄河工程浩大但利益长远。不过河臣所请求的费用也只有六十八万金，国家又何必吝惜这笔钱呢？”御史陈煃曾任宝应知县，担心周家桥开通后会把高邮、邵伯当作蓄水的沟壑，漕运道路、百姓田产、盐场都会受害，便上疏争辩，言辞十分激烈，大意是应以分流黄河为先，淮水不必深入治理；并想多开入海通道，使高邮、宝应各湖的水都向东流，然后周家桥、武家墩的水才能注入其中。淮安知府马化龙又提出分流黄河有五项困难。颍州兵备道李弘道又说应当开通高家堰。褚鈇于是据此上报。给事中林熙春驳斥说：“淮水还是过去的淮水，而黄河已不是过去的黄河；以前河床不高，淮水还能平稳流动，如今河床已经升高，淮水受到倒灌。导淮固然是为了淮水，分黄也同样是为了淮水。”工部于是覆奏说：“先前议定在腰铺开支河以分流黄河水，因为倭寇警报和灾荒而停止，终于留下今天的祸患。如今黄家坝分流黄河的工程如果又受到阻挠，淮水壅塞造成灾害，谁应承担这个罪责？请命令治理河道的诸臣疏导淮水、分流黄河，赶快兴办实行。”皇帝答复准许。万历二十四年八月，杨一魁兴办的工程还没有完工，又分条上奏分流淮水、疏导黄河的十项事宜。十月，河工报告完成，直隶巡按御史蒋春芳把情况上报，又分条提出善后事宜十六条。于是分别赏赐杨一魁等人。这次工程，动用役夫二十万人，开挖桃源黄河坝新河，从黄家嘴起，到安东五港、灌口止，全长三百多里，分流黄水入海，以压制黄河的强势；疏通清口积沙七里；修建武家墩、高良涧、周家桥石闸，开三条水道泄淮水入海，并引导其支流入江。于是泗州祖陵的水患平息，淮安、扬州也安定了。然而当时杨一魁把主要力量用于桃源、清河、淮安、泗州之间，对上游单县黄堌口的决口，认为不必堵塞。褚鈇和蒋春芳都请求堵塞。给事中李应策说：“漕臣主管漕运，河臣主管河工，各自有自己的看法。应再命他们分别议论。”杨一魁说：“黄堌口的一股水流经虞城、夏邑，连接砀山、萧县、宿州，到宿迁从白洋河流出；另一小股在萧县分成两条河，经徐州小浮桥流出，两者相距不到四十里。应当疏浚使它们与正河汇合，再疏通镇口闸内湖水，使之与小浮桥的两股水汇合。这样黄堌口不必堵塞，漕运道路也不会阻滞。”皇帝听从了。于是议定疏浚小浮桥、沂河口、小河口，以保障徐州、邳州漕运，排泄砀山、萧县的漫流，并挖低归仁堤以保护陵寝。当时徐州、邳州又看到清河、泗州漕运道路不利，褚鈇始终对此忧虑。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他再次极力说，黄堌口不堵塞，整个黄河就会向南迁流，危害将立即显现。议论者也多担心下游冲蚀归仁堤，成为两座陵墓的祸患。三月，小浮桥等处的工程即将完工，杨一魁说：

译“漕运道路已经畅通，河道迁徙与漕运并不相妨，已有明确的验证。只是议论者担心祖陵，请用往事来驳倒他们。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决口，向东南流到寿州进入淮河。永乐九年，黄河向北流入鱼台。不久又向南决口，经涡河、怀远进入淮河。当时两河汇流，经过凤阳、泗州从清口流出，从未听说成为祖陵的祸患。正统十三年，黄河向北冲决张秋。景泰年间，徐有贞堵塞决口，黄河又经涡河流入淮河。弘治二年，黄河又向北冲决，白昂、刘大夏堵塞后，黄河又向南流：一股从中牟到颍州、寿州，一股从亳州经涡河入淮河，一股从宿迁小河口与泗水汇合。整个黄河的大势纵横于颍州、亳州、凤阳、泗州之间，向下溢出到符离、睢州、宿州，从未听说因此使祖陵受到忧虑，也没有听说堤岸危及归仁堤。正德三年以后，黄河逐渐向北迁流，经小浮桥、飞云桥、谷亭三条道路进入漕河，全都流向徐州、邳州，穿过徐洪、吕洪；漕运虽然得到保障，但泛滥实际非常严重。嘉靖十一年，硃裳才提出，涡河的一条支流中途经过凤阳祖陵，不敢轻易开通。但当时仍不时疏浚祥符的董盆口、宁陵的五里铺、荥泽的孙家渡、兰阳的赵皮寨，有时又冲决睢州的地丘店、界牌口、野鸡冈，以及宁陵的杨村铺，这些水流都进入旧河道，经亳州、凤阳流入淮河，南流并未断绝，又何曾成为祖陵的祸患呢？嘉靖二十五年以后，南流的旧河道才全部堵塞，有的水从秦沟进入漕河，有的从浊河进入漕河。五十年来，整条黄河都从徐州、邳州流出，夺取泗水而进入淮河。而当权者却把客水当成主流，天天筑堤来困束它，导致河流一天天壅塞，淮水抵挡不住黄河，只得退回内侧蓄积，于是给盱眙、泗州祖陵留下了祸患。这实际上是内水停滞壅塞造成的，不是外水冲击造成的。万历七年，潘季驯开始担心黄河倒灌小河、白洋等水口，挟带各河水冲击祖陵，于是修筑归仁堤作为保障，又大力宣扬其说，认为祖陵的命脉全依赖这道堤。听惯了这种说法的人，便怀疑黄堌口决水会向下冲蚀归仁堤，却不知道黄堌口一旦决开，下游容易泄水，必然没有向上倒灌的忧患。况且如今小河即将完工，引导黄河重新回到旧河道，归仁堤距离水流更远，何必过度忧虑呢？”皇帝答复准许。杨一魁开通小浮桥后，修筑义安山，疏浚小河口，引武沂泉水来帮助漕运。到这一年四月，黄河又在黄堌口大决，水流漫过夏邑、永城，经宿州府离桥，从宿迁新河口进入大河；其中一半经徐州流入旧河道，帮助漕运。上游水源干涸，义安束水横坝又被冲开二十多丈，小浮桥水流微弱，徐洪、吕洪都告干涸，漕运道路阻塞不畅。杨一魁于是议定疏浚黄堌口上游的埽湾、淤嘴两处，并大力疏浚其下游李吉口以北的浊河，挽救小浮桥上游数十里的干涸。他又上奏说：“黄河向南转流到韩家道、盘岔河、丁家庄，河岸都宽一百丈，深超过二丈，这是铜帮铁底的旧河道。到了刘家ＡＨ，才有一半多向南流，借山西坡、永涸湖作为蓄水之地，从溪口进入符离河，这也是旧河道。只是徐州、邳州漕运道路浅涸，所以首先议定开通小浮桥；再加以疏浚，必定大有利于漕运。如今想从黄堌口挽回全河，必须疏浚四百里淤高的河床，修筑三百里南岸长堤，不仅费用无法估量，我还恐怕后患无穷。”御史杨光训等也议定疏浚埽湾直渠，扩展水流以接济浊河，并修筑山西坡归仁堤，与杨一魁意见相同，只有褚鈇持不同意见。皇帝下令采纳杨一魁的意见。杨一魁又说：“归仁在西北，泗州在东南，两地相距一百九十里，中间隔着重重山冈。况且归仁北面有白洋河、硃家沟、周家沟、胡家沟、小河口，可以泄水进入运河，水势如同从高处倾倒；即使没有归仁堤，祖陵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浊河淤积，河床高出地面；曹县、单县之间河宽一二百丈，深二三丈，尚且不能避免横流；徐州、邳州之间仅宽一百丈，深只有一丈多，徐州以西有的浅处只有二三尺。夏邑、永城、韩家道口到符离一带，河道宽深与曹县、单县相当。水流避高趋低，是水的本性；被河流抛弃的旧河道，自古就难以恢复。况且运河本来依靠山东各处泉水，并不依赖黄河水。只应仿照正统年间在徐洪、吕洪南北两口建闸的制度，在镇口以下、大浮桥以上、吕梁以下的洪道以及邳州沙坊，各修建石闸，调节汶水、泗水；再用小浮桥、沂河口两处水流帮助漕运；又在镇口西面筑坝截住黄河，开通唐家口，把水注入龙沟，与小浮桥的水汇合后进入漕河，以杜绝灌水淤塞镇口的祸害。这实在是万全之计。”皇帝答复准许。万历二十六年春，皇帝采纳杨光训等人的意见，罢免褚鈇，命杨一魁兼管漕运。六月，召杨一魁掌管工部事务，任命刘东星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漕运。二十七年春，东星上奏说：“黄河从商、虞以下，经过丁家道口，到达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从小浮桥下流出二洪，这就是贾鲁的旧河道。从元代到我朝使用它都很顺利。嘉靖三十七年，黄河向北改道，浊河于是淤塞。潘季驯提议重新开通这条河道，但因工程费用浩大而停止。如今黄河在河东的黄堌决口，从韩家道口到赵家圈一百多里，冲刷成河，正是潘季驯提议恢复的旧河道。从赵家圈到两河口，直接连接三仙台新渠，只有四十里长，招募五万人疏浚，一个多月应当可以完工；这样，大挑运河、小挑浊河，都可以节省工程。只是李吉口旧河道曾经疏浚恢复后又淤塞，去年冬天已经疏浚了几里，前面的功夫难以放弃；但它到镇口有三百里之远，不如赵家圈到两河口四十里近。何况大浮桥已经修建闸坝，蓄积汶水、泗水，那么镇口的漕运也不必借助黄河水了。”皇帝批准了这项建议。十月，工程完工，加授东星为工部尚书，一魁及其余官员分别得到不同等级的赏赐。起初，给事中杨廷兰因黄堌决口，请求开通泇河，给事中杨应文也赞成这个主张。不久，直隶巡按御史佴祺再次提出此事。东星开通赵家圈后，又采纳众人的意见，开凿泇河；但由于土地多沙石，工程尚未完成，东星便患病了。黄河既已向南改道，李吉口的淤积日益增高，北流于是断绝，赵家圈也日益淤塞，徐州、邳州之间三百里河道水深只有一尺多，运粮船只被阻塞。

译二十九年秋，工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论述此事。适逢开封、归德发生大水，黄河水涨至商丘，在萧家口决口，全河水流都向南灌注。河床变成平坦的沙地，商船、客船胶着在沙上不能行驶。南岸的蒙墙寺忽然迁到北岸，商丘、虞城多被淹没，河水全都流向东南，黄堌也断了水流。河南巡抚曾如春把情况上报，说：“这是河道改道，不是决口。”张问达又说：“萧家口在黄堌上游，从来没有商船不能通过萧家口，却能通过黄堌以东的情况，运粮船的处境很值得忧虑。”皇帝采纳了他的话，正要命令东星勘察议定，东星却去世了。张问达又说：“漕运通道败坏，一个原因是黄堌口决口后没有及时堵塞；更因为集中力量开泇河，导致赵家圈淤塞断流，河床日益升高，河水日益变浅，萧家口于是决口，全河水势奔溃流入淮河，灾势已经波及陵寝。东星已经去世，应当赶快补任治河大臣，早日确定长远办法。”大学士沈一贯、给事中桂有根都催促选任治河大臣。御史高举提出三条策略。他请求疏浚黄堌口以下的旧河道，引导黄河水向东流入，使黄堌口随即堵塞，并遏制河水南流；等旧河道被冲刷加深后，再一并堵塞新决的口子。第二条策略是请求开通泇河和胶莱河，并说河务、漕运不宜由一人兼任，应当选择官员分别负责。江北巡按御史吴崇礼则请求从蒙墙寺西北黄河弯曲处开浚直河，引导河水向东流；同时疏浚李吉口到坚城集三十多里的淤塞河道，并完全堵塞黄堌以南的决口，使河水全部回归正常的漕运河道。工部尚书一魁斟酌采纳吴崇礼的意见，把开直河、堵黄堌口、疏浚淤道定为主要策略，把泇河定为辅助策略，把胶莱河定为备用策略。皇帝命令赶快疏浚旧河道、堵塞决口，同时兼顾疏浚泇河以备使用，并下令山东抚按官员勘察胶莱河。三十年春，一魁复核河务，巡抚曾如春上疏说：“黄河水势趋向邳州、宿迁，请从归德到灵璧、虹县修筑汴堤，以阻挡河水南移；同时疏通小河口，使黄河水全部流入其中，那么泛滥就会自行消退，祖陵也可以免除祸患。”皇帝很高兴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有人再次上疏攻击一魁。皇帝认为一魁没有堵塞黄堌口，以致河水冲毁祖陵，便斥退他，使其成为平民。皇帝又采用吴崇礼的建议，分别设置河务、漕运两位大臣，命曾如春任工部侍郎，总理河道。曾如春提议开通虞城王家口，引导全河水向东流，需要费用六十万。三十一年春，山东巡抚黄克缵说：“王家口是蒙墙口的上游，上游既然通水，下游就不能从旁边泄水，应当立即堵塞蒙墙口。”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蒙墙决口宽八十多丈，曾如春所开的新河还不到决口宽度的一半，如果堵住决口把水引入新河，担心新河不能承受。有献策的人说：“河水既然回流，水势像雷霆一样猛烈，可以借助它的力量冲刷，浅的地方就能冲深。”曾如春于是命令放水，但水中全是泥沙，流势稍微减缓，很快又淤塞了。夏历四月，洪水暴涨，冲击鱼台、单县、丰县、沛县之间的地区，曾如春因忧劳去世。于是命令李化龙任工部侍郎，接替他的职务。给事中宋一韩说：“黄河旧道已经恢复，陵寝和漕运都没有忧患。决口恐怕难以堵塞，应当深挖坚城以上的浅滞河段，并加高加固徐州、邳州两岸堤防，使下游有地方容纳河水，这样旧河道就可以堵塞。”给事中孟成己说：“堵塞旧河道很急迫，疏浚新河道尤其急迫。”李化龙刚到任，黄河就在单县苏家庄和曹县缕堤决口，又在沛县四铺口太行堤决口，灌入昭阳湖，流进夏镇，横冲漕运河道。李化龙提议开通泇河，把它连接到邳州直河，以避开黄河的险情。给事中侯庆远因此说：“泇河建成后，其他工程可以缓一步谋划，只是不要放任黄河流入淮河。淮河水势有利，则洪泽湖水位降低，陵寝自然就安全了。” 三十二年正月，工部复议李化龙的奏疏，大意说：“黄河从归德以下与漕河汇合后入海，水路有三条：从兰阳经考城到李吉口，经过坚城集，进入六座楼，流出茶城后趋向徐州、邳州，这条叫浊河，是中路；从曹县、单县经过丰县、沛县，流出飞云桥，泛流过昭阳湖，进入龙塘，从秦沟流出后趋向徐州、邳州，这条叫银河，是北路；从潘家口经过司家道口，到何家堤，经过符离，沿睢宁进入宿迁，从小河口流出并入漕河，这条叫符离河，是南路。南路靠近陵寝，北路靠近漕运，只有中路离陵寝较远，而且可以帮助漕运。先前治河大臣兴办的工程尚未完工，但河道形势还存在。”因此上奏说开泇河有六项好处。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工部尚书姚继可说：“黄河冲决改道，治河大臣建议在坚城集以上开渠引河，使下游疏通；再从六座楼、苑家楼分出两条水路，削弱水势。这样既可以转移丰县、沛县的水患，又不至于淹没砀山城。开泇河分引黄河，两项工程同时进行，请赶快拨发国库钱财以资助工程。”皇帝准许了。八月，李化龙奏报分水河建成。事情详细记载在《泇河志》中。加授李化龙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适逢李化龙遭父母丧服期等待接替者，命曹时聘任工部侍郎，总理河道。这年秋天，黄河在丰县决口，水从昭阳湖穿过李家港口，流出镇口，向上灌入南阳；单县决口又溃决，鱼台、济宁之间的平地变成湖泊。三十三年春，李化龙说：“丰县失守，是因为巡守不严；单县失守，是因为下埽不早；而两者都源于苏家庄的决口。南直隶、山东互相推诿，请分别处罚各自负责防河的官员。近年来，放松堤防却急于疏浚，堤坏水溢，不追究守堤不力的责任，只归咎于河道疏浚不深。黄河北岸从曹县以下没有通往张秋的水路，南岸从虞城以下没有通往淮河的水路，只有经徐州、邳州到镇口才是漕运通道。因此，黄河北岸在曹县、郓城、丰县、沛县之间决口，就会由昭阳湖流出李家口，漕运通道便泛滥；南岸在虞城、夏镇、徐州、邳州之间决口，就会由小河口和白洋河流出，漕运通道便干涸。如今泇河已经建成，从直河到夏镇，与黄河隔绝，山东、直隶之间，黄河已经不能决定漕运通道的命运。只有硃旺口以上，单县决口就淹没单县，曹县决口就淹没曹县、鱼台，此外丰县、沛县、徐州、邳州、鱼台、砀山都把希望寄托在一线堤防上，怎么可以缓慢对待呢？至于中州的荆隆口、铜瓦厢，都是通往张秋的水路；孙家渡、野鸡冈、蒙墙寺，都是通往淮河的水路；一处不守，北面就会毁坏漕运，南面就会侵犯陵寝，祸害极大。请从西面的开封到东面的徐州、邳州，没有一处不设防；上至司道官，下至府县官，没有一个人不负责防守，这样或许可以平息河患。” 于是下诏命曹时聘加以申饬。

译这年秋天，曹时聘说：“自苏庄决口以来，全河水向北流已经三年。起初淹没丰县、沛县，后来把单县、鱼台变成泽国，陈灿堵塞决口没有成功，南阳的堤防也全部毁坏。如今又向上灌入整个济宁，旁边侵入漕运通道了。我亲自到曹县、单县，上面察看王家口新筑的坝，下面察看硃旺口向北溃决的水流，知道河患中大可忧虑的有三件，时机不可错过的有两件。河水冲决堤防，泛滥平地，昭阳湖日益淤高，下游日益淤塞，从李家口流出的水日益微弱、缓慢，水势不得不退回来向上泛滥。向南泛滥，就会进入孙家渡、野鸡冈通往淮河的旧河道，不要以为蒙墙寺已经堵塞，陵寝就没有忧患；向北泛滥，就会进入芝麻庄、荆隆口通往张秋的旧河道，不要以为泇河工程已经完成，漕运就没有忧患。而且南面的夏镇、商丘，北面的曹县、濮州，受水侵入的地域越广，祸害越严重，挽救也越困难，不要以为灾害只到鱼台、济宁，就以为百姓没有忧患。只是从王家口到硃旺口之间，已有新开导的河道。疏通它的下游，使水流出小浮桥，那么三百里的长河就能畅通，这是第一个可以利用的时机。从徐州以下，清水、黄河水并流，沙随水冲刷，这是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情况；因此引导水流归入徐州，已有可以容纳水流的地方，这是第二个可以利用的时机。我和各位大臣反复筹划，河道的中路有南北两条支流：北支流出浊河，曾经两次疏浚、两次淤塞；只有南支流流出小浮桥，地势低下，水势很顺，估计长三万丈有余，预算白银八十万两。请公开核实各项开支，多方筹措供给。”奏疏呈上后，皇帝留在宫中不下发。曹时聘于是大规模疏浚硃旺口。十一月开工，使用民夫五十万人。三十四年四月，工程完工，从硃旺口到小浮桥延伸一百七十里，河渠宽阔，堤防坚厚，河水恢复旧道。六月，黄河在萧县郭暖楼人字口决口，北支流到达茶城、镇口。三十五年，单县决口。三十九年六月，徐州狼矢沟决口。四十年九月，徐州三山决口，冲毁缕堤二百八十丈、遥堤一百七十多丈，梨林铺以下二十里正河全变成平地，邳州、睢宁的河水耗尽。总河都御史刘士忠在韩家坝外开小渠引水，从此韩家坝以东开始可以通行船只。四十二年，灵璧陈铺决口。四十四年五月，狼矢沟再次决口，水流经蛤鳗、周柳等湖进入泇河，从直口流出，又与黄河汇合。六月，开封陶家店、张家湾决口，水从会城大堤下流经陈留，进入亳州涡河。四十七年九月，阳武脾沙堽决口，水流经封丘、曹县、单县到考城，又流入旧河道。当时朝政日益松弛，治河大臣的奏报多得不到省察。四十二年，刘士忠去世，总河一职空缺三年没有补任。四十六年闰四月，才命工部侍郎王佐督理河道。河防日益废弛败坏，负责的人不能有所作为。天启元年，黄河在灵璧双沟、黄铺决口，水流经永姬湖流出白洋、小河口，仍与黄河汇合，旧河道因而淤塞干涸。【“灵譬”“永姬”疑为原文或OCR有误，未擅自改补。】总河侍郎陈道亨役使民夫修筑堵塞。那时淮安连续十多天下大雨，黄河、淮河水暴涨数尺，山阳县城内外的河流以及清河决口汇成巨大的水浸，洪水灌入淮城，百姓像蚂蚁一样聚居在城上，船只可以在街市中航行。过了很久才堵塞。三年，徐州青田大龙口决口，徐州、邳州、灵璧、睢宁的河道都淤塞，吕梁城南角被沙土掩没，沙土高出平地一丈多，双沟决口也被填满，上下游一百五十里全变成平地。四年六月，徐州魁山堤决口，洪水向东北灌入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股水从南门到云龙山西北的大安桥流入石狗湖，另一股沿旧支河南流到邓二庄，经过租沟东南到达小河，流出白洋，又与黄河汇合。徐州百姓苦于淹没溺死，商议筹集钱财迁移城池。给事中陆文献上奏徐州城不可迁移的六条理由。但形势实在无可奈何，于是把州治迁到云龙山，河务从此无人过问。六年七月，黄河在淮安决口，逆流进入骆马湖，灌入邳州、宿迁。崇祯二年春，黄河在曹县十四铺口决口。四月，睢宁决口，到七月中旬，城墙全部坍塌。总河侍郎李若星请求迁城躲避水患，并打开邳州坝，使水泄入旧河道；同时堵塞曹家口匙头湾，迫使水流向北，以减轻睢宁的水患。皇帝采纳了。四年夏，黄河在原武湖村铺决口，又在封丘荆隆口决口，冲毁曹县塔儿湾大行堤。六月，黄河、淮河水交相上涨，海口淤塞，黄河从建义各口决出，向下灌入兴化、盐城，水深二丈，村落全部漂没。拖延一年多，才开始商议修筑堵塞。工程开工不久，夏秋洪水暴发，黄河、淮河水奔流汇注，兴化、盐城成为深谷，海潮又逆冲而来，冲坏范公堤。军民以及商人、灶户死亡无数，青壮年辗转迁徙，在江都、仪真、通州、泰州之间乞讨，盗贼成百上千地聚集呼啸。到六年，盐城百姓徐瑞等人上言说明灾情。皇帝怜悯他们，命令商议处罚治河、河运官员。当时，总河朱光祚正商议开通高堰三闸。淮安、扬州在朝官员联合上疏说：“建义各决口尚未堵塞，民田全都沉在水底。三闸一旦打开，高邮、宝应等县就会荡然成为湖海，漕粮和盐课也都会受到损害。高堰修建闸坝始于万历二十三年，不久便全部堵塞。如今高堰日益毁坏，正应当赶快商议修筑，怎么可以轻率地说开通疏浚呢？”皇帝认为他们说得对，这件事于是搁置。又采纳御史吴振缨的请求，修复宿迁、宁国上下游西北面的旧堤，以抵御归仁方向的水患。七年二月，建义决口工程完工，赐给督漕尚书杨一鹏、总河尚书刘荣嗣银币。八年九月，刘荣嗣获罪。起初，刘荣嗣因骆马湖漕运河道溃决淤塞，提出开挽河的建议，从宿迁到徐州另行开凿新河，分引黄河水流入其中，以畅通漕运。计划工程长二百多里，耗费钱财五十万。但他所开凿的邳州上下河段，都是黄河旧河道，只疏浚一尺多，下面全是沙土；挖成河道后，经过一夜沙土落下，河岸又恢复平整，像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了几次。等到把黄河水引入其中，水流迅急，沙随水下，大多淤浅得不能行船。等漕船将要到达时，骆马湖的溃决恰好平复，船夫都不愿意走新河。刘荣嗣亲自前往督促，想要用军法治罪。凡是进入新河的船只都苦于淤浅，军官士卒多有怨言。巡漕御史倪于义弹劾他欺骗蒙蔽、贻误工程，南京给事中曹景参又加重弹劾，刘荣嗣被逮捕审问，以贪赃定罪，父子都死在狱中。郎中胡琏分管的工程尤其多，也因罪处死。后来骆马湖再次溃决，船只行驶新河，人们无不想到刘荣嗣的功劳。

译当时，河患日益严重，而皇帝又加重法令惩罚下属。李若星因修治疏浚不力被罢官，朱光祚因建义苏嘴决口被逮捕拘禁。六年之中，治河大臣更换了三次。给事中王家彦曾经切中要害地进言。朱光祚最终也死在狱中。但继任刘荣嗣的周鼎修治泇河、便利漕运，很有功劳，任职五年，最终却因漕船搁浅，援引旧有决河防护的条例，被发遣到烟瘴之地戍守。给事中沈胤培、刑部侍郎惠世扬、总河侍郎张国维分别上疏请求宽免他，于是得到赦免。十五年，流寇长期围困开封，守城大臣谋划引黄河水灌城。流寇侦知后，预先作了防备。他们趁水涨之时，命同党决开河堤灌城，百姓全都溺死。总河侍郎张国维正奉诏赴京，把情况上奏。山东巡抚王永吉上言：“黄河决开汴城后，直冲睢阳，向东南流入鄢陵、鹿邑，必然危害亳州、泗州，侵犯祖陵，邳州、宿迁的运河也必定干涸。”皇帝命总河侍郎黄希宪赶快前往防御，黄希宪认为自己身在济宁，不能兼顾汴城，请求特设重臣督理。于是命工部侍郎周堪赓督修汴河。十六年二月，周堪赓上言：“黄河有两个决口：一个是硃家寨，宽约二里，处在河流下游，水面宽而水势缓；一个是马家口，宽一里多，处在河流上游，水势猛烈，深度不可测。两个决口相距三十里，到汴堤外汇合成一股水；如果决开一个大口，就会直冲汴城而去，而黄河旧道则干涸成平地。怒涛覆盖千顷，工程力量难以施展，必须把旧渠向远处拓宽疏浚几十里，分散、削弱水势，然后才可以使用畚箕和铁锹施工。只是筑堤和疏浚同时进行，需要民夫三万人。河北荒旱，兖西又遭兵火，竭尽力量供给，也不足一万人；河南百姓从九死一生中残存下来，不知道是否能够应募，因此不得不借助抚镇所属的军队。”于是下诏兵部赶快商议，并命周堪赓限定日期开工。到四月，堵塞硃家寨决口，修筑堤防四百多丈。马家口工程尚未完成，忽然冲毁东岸，各处埽工全被漂没。周堪赓请求停止东岸工程，专门办理西岸工程。皇帝命令赶快完工。六月，周堪赓说：“马家口决口宽一百二十丈，两岸都已经筑好四分之一，中间还有七十多丈，水深流急，难以施工，请等霜降以后再开工。”不久他又说：“五月伏汛水势大涨，旧河道中被沙滩堵塞干涸的地方冲深了数丈，河流的大势全都归向东面，漕运通道已经畅通，陵园没有损害。”奏疏刚呈上，决口又溃决。皇帝催促召集工匠民夫，但工程尚未奏报成效，明朝就灭亡了。

译志第六十一　河渠三 ○运河上 明成祖开始营建北京，转运东南粮饷，水运、陆运同时用人力挽运，仍沿用元人的旧制，并兼用海运。等到会通河开通后，海运、陆运都停止了。南到江口，北到大通桥，漕运道路长三千多里。总括计算，从昌平神山泉等水流汇合贯穿京城，经过大通桥，向东到通州流入白河的，叫大通河；从通州向南到直沽，与卫河汇合入海的，叫白河；从临清向北到直沽，与白河汇合入海的，叫卫水；从汶上南旺分流，向北经过张秋到临清，与卫河汇合，向南到济宁天井闸，与泗水、沂水、洸水三条水流汇合的，叫汶水；从济宁流出天井闸，与汶水合流，到南阳新河，旧时从茶城流出，与黄河、沁河汇合后流出夏镇，沿泇河到直口，汇入黄河以帮助漕运的，是泗水、洸水、小沂河以及山东的泉水；从茶城秦沟向南，经过徐州、吕梁，浮过邳州，与大沂河汇合，到清河县入淮后，再从直河口到清口的，是黄河水；从清口向南到瓜洲、仪真，是淮河、扬州各湖的水；过了这里就是长江。长江以南，则是松江、苏州、浙江的漕运道路。淮河、扬州到京口以南的河道，总称转运河；从瓜洲、仪真到淮安的，又叫南河；从黄河到丰县、沛县的，叫中河；从山东到天津的，叫北河；从天津到张家湾的，叫通济河；总名称叫漕河。超过京师向东如蓟州，向西北如昌平，也曾有河道相通，用来转运粮饷、供应军队。漕河的支系，叫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这些名称因地而定，是民间通行的称呼。淮安、扬州各条水流汇聚之处，以及徐州、兖州河流经过的地方，都要靠人力疏通、引导、决排水流，所以闸漕、河漕、湖漕对于转运尤其重要。闸漕就是会通河。北到临清，与卫河汇合；向南从茶城口流出，与黄河汇合；依靠汶水、洸水、泗水以及山东的泉源。泉源的支流有五处：分水，是汶水的支流，有泉一百四十五处；天井，是济河的支流，有泉九十六处；鲁桥，是泗河的支流，有泉二十六处；沙河，是新河的支流，有泉二十八处；邳州，是沂河的支流，有泉十六处。各泉汇集成湖，水面有十五处：南旺东西两个湖，周长一百五十多里，漕渠贯穿其中；北面是马蹋，南面是蜀山、苏鲁；再向南是马场；再向南八十里是南阳，也叫独山，周长七十多里；北面是安山，周长八十三里；南面是大昭阳、小昭阳，大湖长十八里，小湖面积约为大湖的三分之二，周长八十多里。从马家桥留城闸向南，是武家、赤山、微山、吕孟、张王等湖，连绵相通八十里；引薛河水从地浜沟流出，在赤龙潭汇合，一同流向茶城。从南旺分水处向北到临清三百里，地势下降九十尺，设置闸二十一座；向南到镇口三百九十里，地势下降一百一十六尺，设置闸二十七座。此外还有积水闸、进水闸、减水闸、平水闸共五十四座。又设置坝二十一座，用来防止漕河泄水，辅助水闸发挥作用。后来开泇河二百六十里，设置闸十一座、坝四座。漕运船只不经过镇口，而是在董沟与黄河汇合。河漕就是黄河。上游从茶城与会通河汇合，下游到清口与淮河汇合。它有三条水路：中路叫浊河，北路叫银河，南路叫符离河。南路靠近陵寝，北路靠近漕运，只有中路离陵寝较远，对漕运有利。但河流经常迁徙不定，上游苦于决口，下游苦于淤塞。漕运道路由南向北，从清口流出，经过桃、宿，逆流上行经过二洪，进入镇口，要经过五百多里的险要地段。二洪以上，黄河与漕运互不相涉。到泇河开通后，可以避开二洪；董沟开通后，直河淤塞，漕运依靠黄河的河段只有二百六十里为止；董沟以上，黄河又不再妨害漕运。湖漕从淮安到扬州三百七十里，地势低洼，积水汇成水乡泽国。山阳县有管家湖、射阳湖，宝应县有白马湖、汜光湖，高邮州有石臼湖、甓社湖、武安湖、邵伯湖。它们承受上游来水，旁边连接各山的泉源，大片水面连绵不断，通过五塘到达长江。担心淮河向东侵入，于是修筑高家堰阻挡上游水流，修筑王简、张福两道堤防，防御分流泄水；担心淮河侵入导致漕运失败，于是开凿淮安永济、高邮康济、宝应弘济三条月河以通行船只。到扬子湾以东，水路又分成两道：一道经仪真通往江口，用来运输上游江南、湖广的粮食；一道经瓜洲通往西江嘴，用来运输下游江南、两浙的粮食。这些本来不是河道，专门利用各湖的水，所以叫湖漕。太祖刚起兵北伐时，开通蹋场口、耐牢坡，以疏通漕运，供应梁、晋。定都应天后，漕运道路畅通便利：江西、湖广的粮食由长江顺流直下；浙西、吴中的粮食经转运河；凤阳、泗州的粮食由淮河水运；河南、山东的粮食沿黄河下运。曾经从开封运粮，逆黄河到渭水，以供应陕西；也曾使用海运供应辽东士卒，但西北有事而需要这样运输的情况很少。淮安、扬州之间，修筑高邮湖堤二十多里，开凿宝应县依傍湖泊的直渠四十里，并修堤保护它。其他小规模的修筑，没有大的利害影响。

译永乐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陈瑄督理转运，一部分仍走海运，另一部分则由淮河入黄河，到阳武后陆路挽运一百七十里到卫辉，再由卫河水运，这就是水陆兼运。海运多有险阻，陆路挽运也很艰难。九年二月，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疏浚会通河。会通河是元代转运粮饷的旧河道，元末已经废弃不用。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决口，漫过安山湖向东流，会通河全部淤塞，到这时才恢复它。从济宁到临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水、泗水流入其中。泗水发源于泗水陪尾山，四处泉水一同涌出，向西流到兖州城东，与沂水汇合。汶河有两条：小汶河发源于新泰宫山下；大汶河发源于泰安仙台岭南面，又发源于莱芜原山北面及寨子村。都到静丰镇汇流，环绕徂徕山南面，小汶河也在这里汇合。经过宁阳北面的堈城，向西南流一百多里，到达汶上。它的支流叫洸河，发源于堈城西南，流三十里，汇合宁阳各泉，经济宁东面与泗水汇合。元初，毕辅国开始在堈城左侧汶水北岸修筑斗门，引汶水流入洸河。至元年间，又分出水流向北进入济水，经寿张到临清，使漳水、御河流入大海。南旺是南北水路的脊梁。从左边向南，距离济宁九十里，汇合沂水、泗水来供水；从右边向北，距离临清三百多里，没有其他水源，单独依靠汶水。宋礼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策略，在东平戴村筑坝，拦住汶水，使它不流入洸河，而全部流向南旺，并在南北设置水闸三十八座。又开凿新河，从汶上袁家口向左改道五十里，到寿张的沙湾，连接旧河道。这年秋天，宋礼回朝，又请求疏浚东平东境沙河三里长的淤沙，筑堰阻挡，把马常泊的水流汇入会通河，以帮助漕运。又在汶上、东平、济宁、沛县靠湖的地方设置水柜、陡门。在漕河西面的叫水柜，东面的叫陡门；水柜用来蓄积泉水，陡门用来泄放上涨的水。金纯又疏浚贾鲁河旧道，引黄河水到塌场口与汶水汇合，经过徐州、吕梁流入淮河。漕运道路于是确定下来。后来宣宗时期，曾经调发军民十二万人，疏浚济宁以北从长沟到枣林闸一百二十里，在各处浅滩设置水闸，疏浚湖塘以引山泉。正统年间，疏浚滕县、沛县的淤塞河道，又在济宁、胜州三州县疏通泉水、设置水闸，把金口堰的土坝改为石坝，蓄水以供应会通河。景帝时期，增设济宁到临清之间的减水闸。天顺时期，拓宽临清旧闸，并迁移五十丈。宪宗时期，修筑汶上、济宁决口堤防一百多里，增设南旺上闸、下闸以及安山闸三座。命工部侍郎杜谦勘察治理汶水、泗水、洸水各处泉源。武宗时期，增设汶上袁家口和寺前铺石闸，疏浚南旺淤塞河道八十里，闸漕的治理就很完备了。只是黄河一旦决口，就会挟带漕河水流一同冲走，成为大祸。陈瑄督理漕运时，在湖广、江西制造平底浅船三千艘。两省以及江南、浙江的粮食都由长江运入，到淮安新城后，盘过五坝渡过淮河。仁、义两坝在东门外东北，礼、智、信三坝在西门外西北，都是从城南引水到坝口，坝外就是淮河。清江浦在淮城正西，永乐二年曾经修过一次水闸。清江浦口淤塞后，漕船从二坝入淮，官船、民船、商船从三坝入淮，挽运十分劳苦。陈瑄询问当地老人，他们说：“淮城西面的管家湖西北，距离淮河鸭陈口只有二十里，正对清江口，应当开凿成河，引湖水通漕，这是宋代乔维岳所开沙河的旧渠。”陈瑄于是开凿清江浦，引水从管家湖经鸭陈口到达淮河。十三年五月，工程完工。沿西湖修筑堤防十里，以便船只通行。在淮河口设置四座闸，叫移风、清江、福兴、新庄，按照时令启闭，严格执行禁令。同时疏浚仪真、瓜洲河道，以沟通江湖；凿开吕梁、百步二洪的石滩，以平缓水势；开通泰州白塔河，以通达长江。修筑高邮河堤，在堤内开渠四十里。很久以后，又设置吕梁石闸，并修筑宝应、汜光、白马等湖的堤防，堤上都设置涵洞，使各湖相互灌注。这时，淮河沿岸、徐州、济宁、临清、德州都建有粮仓，用于转运。沿河设置舍屋五百六十八所，每所舍屋安置浅夫。水流不畅、船只搁浅时，就让他们引导船只通行。又增设浅船三千多艘。设置徐州、沛县、沽头、金沟、山东、谷亭、鲁桥等闸。从此漕运船只可以直达通州，海运、陆运都废止了。宣德六年，采纳御史白圭的建议，疏浚金龙口，引河水到徐州以便利漕运。宣德末年到英宗初年又再次疏浚，并涉及凤池口的水、徐州和吕梁二洪、西小河，会通河因此水流安定；从永乐、宣德到正统年间一共几十年。正统十三年，黄河在荥阳决口，向东冲击张秋，冲毁沙湾，漕运通道开始败坏。命朝廷大臣堵塞决口。景泰三年五月，堤防工程才完工。不到一个月，北马头又决口，把漕河水流牵引向东。清河训导唐学成说：“黄河在沙湾决口，临清就告缺水。这里地势低、堤防薄，黄河水势急，所以堤防刚完工就又决口了。临清到沙湾有十二座闸，有水时水势非常陡急。请在临清以南疏浚月河通行船只，直达沙湾，不再经过水闸，这样水势就会缓和，漕运也会畅通。”皇帝立即命唐学成与山东巡抚洪英共同察看筹划。工部侍郎赵荣则说：“沙湾到张秋一带河岸薄弱，所以多次决口。请在决口处设置减水石坝，使水向东流入盐河，这样漕河水就可以蓄积。然后加厚堤岸，填塞决口，希望不再留下后患。” 第二年四月，决口工程刚完工，减水坝和南分水墩先后毁坏；不久，又把墩岸、桥梁全部冲毁，北马头决口，漕河水被牵引流入盐河，运粮船全都受阻。教谕彭埙请求设置水闸控制水势，开河分泄上游水流。御史练纲上报了他的策略。皇帝把此事交给尚书石璞。石璞于是开凿河道三里，以避开决口，并使上下游与漕河相通。这一年，漕船不能前进，命漕运总兵官徐恭姑且把粮食运入东昌、济宁粮仓。到第二年，运河仍然像过去一样淤浅，船只搁浅。徐恭与都御史王竑说：“漕船像蚂蚁一样聚集在临清上下，请赶快下令都御史徐有贞堵塞沙湾决河。”徐有贞不同意，却提出三条策略，请求设置水闸、开凿分水河、疏浚运河。

译六年三月，皇帝下诏让群臣集体商议办法。工部尚书江渊等人请求动用五万官军疏浚漕运河道。徐有贞担心役使军队费用太重，请求恢复陈瑄旧制，设置捞浅夫，使用沿河州县的百姓，免除他们的其他劳役。五月，疏浚漕运的工程完工。七月，沙湾决口工程也完工，会通河又恢复安定。都御史陈泰一度疏浚淮安、扬州的漕河，修筑决口、设置水坝。黄河曾经灌入新庄闸到清江浦三十多里，淤浅阻碍漕运，稍加疏浚治理，就恢复了原状。英宗初年，命官员督理漕运，将济宁以南、以北分为两区，由侍郎郑辰治理南区，副都御史贾谅治理北区。成化七年，又根据朝廷商议，把沛县以南、德州以北以及山东的漕河分为三道，各自委派曹郎和监司专门管理，并请求选派有才干、有威望的大臣总理此事。开始任命侍郎王恕为总河。二十一年，诏令工部侍郎杜谦疏浚漕运道路，从通州到淮安、扬州，并会同山东、河南抚按官员察看、筹划治理。弘治二年，黄河又在张秋决口，冲击会通河，命户部侍郎白昂察看治理。白昂上奏说，金龙口的决口已经淤塞，黄河合并成一大支流，由祥符沿沁河下到徐州流去。这一带河道浅窄，应当在所经过的七个县修筑堤岸，以保护张秋。皇帝把此事交工部议处，采纳了他的请求。白昂又因为漕船经过高邮甓社湖时经常沉没，请求在堤东开凿衤复河西四十里以通行船只。【“衤复”疑为OCR误字，未擅自改补。】过了四年，黄河又从数处决口流入运河，冲坏张秋东堤，夺走汶水流入大海，漕运水流断绝。当时工部侍郎陈政总理河道，召集民夫十五万人，工程尚未见效便去世了。六年春，副都御史刘大夏奉诏前往治理决河。到了夏季中期，漕船密集而来，于是先从决口西岸开凿月河以疏通漕运。经营两年，张秋决口将要堵塞，又在黄陵冈上游修筑堤防。于是黄河又向南流，漕运通道没有阻碍。便把张秋改名为安平镇，修建庙宇，赐额为“显惠神祠”，命大学士王鏊记载此事，并刻在石碑上。白昂所开高邮衤复河也完工，赐名康济，并用石块砌筑西岸。【“衤复”疑为OCR误字，未擅自改补。】又砌筑高邮堤，从杭家闸到张家镇共三十里。高邮堤是洪武年间修筑的，陈瑄因旧堤增修，延伸到宝应，当地人沿袭称为老堤。正统三年，把土堤改为石堤。成化年间，派官员在高邮、邵伯、宝应、白马四湖老堤的东面修筑重堤。王恕任总河时，修复淮安以南各处决口堤防，并疏浚淮安、扬州的漕河。对重湖擅自决堤灌田的百姓加重处罚，制造闸▯达来蓄存湖水。【“闸▯达”疑为OCR误字，未擅自改补。】等到刘大夏堵塞张秋决口、白昂又开通康济河后，漕河上下二十多年没有大的灾患。十六年，巡抚徐源说：“济宁地势最高，必须引上游的洸水来补济，洸水入口在堈城石濑以上。元代治理水闸时筑堰，使水全都流入南旺，分流到济水以南、以北的运河。成化年间，把土堰改成石堰。土堰的好处是：水小时就拦水使它流入洮水，水大时就关闭闸门防止泥沙淤塞，任其漫过堰顶向西流。自从石堰建成，水便横溢；石堰毁坏后，民田也被冲毁。洸河被泥沙堵塞，虽有闸门，也因水压太大不能开启。请毁掉石堰恢复土堰，疏通洸水入口的淤塞直到济宁，并在堈城以西的春城口子决岸处筑堤。”皇帝命侍郎李遂前往勘察。李遂说：“堈城石堰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够拦住淤沙，不使南旺湖受害；二是能够削弱水势，不必担心戴村坝被冲毁，因此不应毁掉。堰附近近来积沙，应当疏浚。堈城稍东有元代旧闸，引洸水进入济宁，下游接通徐、吕漕河。东平州戴村，是汶水入海的旧河道。永乐初年起，横向筑了一道坝，拦住汶水使它流入南旺湖，漕河才得以畅通。如今从分水龙王庙到天井闸九十里，水面高出三丈有余；如果再把洸河疏浚加深，汶水就会全部流向济宁以南，临清河道必然干涸。洸水入口不能疏浚。堈城口至柳泉九十里，与漕运无关，可以不管。柳泉至济宁，是汶水、泗水等汇流之处，应疏浚二十多里。春城口，外面阻挡汶水，里面保护民田，但堤低岸薄，应和戴村坝一同修筑。” 洸口无法疏浚。堈城口到柳泉九十里，与漕运水道无关，可以不必治理。柳泉到济宁，是汶水、泗水等诸水汇流的地方，应该疏浚的有二十多里。春城口，外面阻挡汶水，里面保护民田，但堤坝低矮、河岸单薄，应该和戴村坝一同修筑。”明武宗采纳了这个意见。正德四年十月，黄河在沛县飞云桥决口，河水流入运河。不久便堵塞了。世宗初年，黄河多次毁坏漕运。嘉靖六年，光禄少卿黄绾论述泉源的好处，说：“漕河的泉源都来自山东的南旺、马场、樊村、安山等湖。泉水汇聚之处，应赶快修治疏浚，并且引入其他泉水一同蓄积，这样漕运水源就不会枯竭。南旺、马场堤外的孙村地势低洼，如果蓄水成为湖泊，改作漕道，更可以免除济宁高地水浅难行的困难。”皇帝命总河侍郎章拯商议。但章拯因黄河水流入运河、运船被阻在沛县上游，正被御史吴仲弹劾。章拯说：“河道堵塞，难以立即疏通。只有金沟口以北新冲出的一条河渠，可以让运船从这里进入昭阳湖，再从沙河板桥出来。先前被阻、因水浅不能通行的船，则向西经过鸡冢寺，从庙道北口通行。”此事交给有关部门一并商议，尚未决定。给事中张嵩说：“昭阳湖地势低，河水水势高；引河水灌入湖中，必然泛滥，使湖道再次受阻。请罢免章拯，另行推举大臣。”有关部门的意见与张嵩相同。章拯再次上疏自劾，请求罢职，皇帝不准。最终还是把运船引入湖中航行。这年冬天，皇帝诏令章拯回京另行叙用，并命令选择大臣督理河道。许多大臣都提出治理河道的建议。詹事霍韬说：“先前计划征发山东、河南数万丁夫，疏浚淤沙以畅通漕运。但泥沙随水而下，刚疏浚完便又淤积。如今运船从昭阳湖进入鸡鸣台到沙河，绕道不过一百里。如果沿湖筑堤，把湖疏浚成小河，在河口设置闸门，用来调节蓄水和泄水，水涨时可以避开风涛，水干时也容易疏浚。三个月土堤可以筑成，一年石堤可以筑成，用力少而见效快。黄河水越泛滥，漕运河道反而越有利；与征发民夫疏浚淤土相比，劳逸相差太大。”尚书李承勋说：“在昭阳湖左边另开一条河，引各处泉水作为漕道，从留城到沙河最为便利。”他的意见与都御史胡世宁相合。七年正月，总河都御史盛应期按照胡世宁的办法上奏，请在昭阳湖东面开凿新河，从汪家口向南流出留城口，全长一百四十里，限定六月完工。工程尚未完成一半，盛应期便罢职离任，劳役也随之停止。此后三十年，硃衡才沿着遗迹疏浚完成。该年冬天，总河侍郎潘希会在济宁、沛县之间加筑东西两道堤，以抵御黄河。

译正德十九年七月，黄河在野鸡冈决口，徐洪、吕洪二处干涸。总督治理河道和漕运的侍郎王以旂请求疏浚山东各处泉水以接济漕运，并且修筑长堤蓄聚水流，仿照闸河的制度。于是清理旧泉一百七十八处，开凿新泉三十一处。王以旂又上奏四件事：一是请求将各处泉水分别交给当地守土官兼管，不要使其淤塞。二是请求在境山镇、徐洪和吕洪以下，各修建石闸，蓄水数尺以便行船，并在旁边留出月河以泄放暴涨的洪水；又在武家沟、小河口、石城、匙头湾修筑四座木闸，并在沙坊等浅水处设置方船，以备打捞和疏浚。三是说漕河两岸有南旺、安山、马场、昭阳四湖，名义上是水柜，是用来汇集各处泉水、接济漕河的。豪强侵占湖地，蓄水不多；而昭阳一湖已经淤积成高地，完全违背了国家初建湖泊时的本意。应当委派官员清理，增设闸、坝、斗门，培修堤岸，多开沟渠，疏浚加深河底，以恢复四座水柜的作用。四是说黄河向南迁徙后，旧有闸口都已堵塞，只有孙继一口独存。引导河水从徐州小浮桥流出，向下经过徐洪、吕洪，这是接济漕运的大要之处。请求在孙继口多开一条沟渠，及时疏通清理，希望徐洪、吕洪二处能够得到水流接济。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但把管理泉水的专责交给有关部曹。徐、吕二洪是河运和漕运的咽喉。自陈瑄开凿石渠疏通河道后，正统初年又疏浚洪西面的小河。漕运参将汤节又因洪水湍急冲坏船只，在上游筑堰，逼水流入月河，并在河南面建闸蓄积水势。成化四年，管河主簿郭升用大石筑成两道堤，灌以铁锭加固；又凿除外洪冲坏船只的险恶石头三百处，平整修筑里洪堤岸，并在东西两面砌石岸四百多丈。十六年，又增砌吕梁洪石堤、石坝二百多丈，以便纤夫牵挽。到这时建成闸门，行船更加便利。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在沛县大决口，漫过昭阳湖，经沙河流到二洪，水势浩荡无边，漕运河道淤塞一百多里。督理河漕尚书硃衡巡视盛应期开凿新河的遗迹，请求开通南阳、留城上下的河道。总河都御史潘季驯不同意。硃衡说：“这条河直通秦沟，有所束窄。夏秋黄河水盛时，昭阳湖承受水流，也不会成为深沟。”于是决定开挖疏浚，亲自督工，严惩不听命的人。给事中郑钦弹劾硃衡故意兴办注定难以成功的工程，虐待百姓以求功名。朝廷派官员勘察新旧两河哪一条有利。给事中何起鸣勘河回来，说：“旧河难以恢复有五点，新河难以完成也有三点。但新河多沿旧堤和高地修筑，黄水难以侵入，只要疏通它，漕运必然有利。所谓三难：一是夏村以北地势高，恐怕难以接水；但地势高低大约不过二丈，只要按照水平面加深河道，何必担心水浅？二是三河口积沙深厚，水势湍急，难免堵塞；但筑坝拦截，每年疏浚一次，何必担心泥沙淤塞？三是在马家桥筑堤，从微山取土不便，又恐怕水口投放柴木石块，堤势必不牢固；但如果任用得人，把堤筑得高厚，没有不能设法施工的道理。开新河有利。”朝廷下令廷臣集议，众人说新河已经有了工程次序，不能停止。况且从百中桥到留城的白洋浅，经过境山后，疏浚、补筑，也不是完全放弃旧河，群臣的意见都相合。皇帝于是决定开工。当时大雨，黄河水突然暴涨，马家桥决口，冲坏新筑的东西两道堤。给事中王元春、御史黄襄都弹劾硃衡欺骗、贻误，何起鸣也改变了原来的说法。恰逢硃衡上奏说新旧两河共一百九十四里都已通水，漕船到南阳出口没有阻滞。皇帝诏令留下硃衡与潘季驯详细商议开通上游、修筑长堤的利弊。隆庆元年正月，硃衡请求停止开通上游的计划，只扩大秦沟，坚固修筑南长堤。五月，新河建成，向西距旧河三十里。旧河从留城以北经过谢沟、下沽头、中沽头、金沟四闸，经过沛县，又经过庙道口、湖陵城、孟阳、八里湾、谷亭五闸，到达南阳闸。新河从留城向北，经过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杨庄、▯硃梅、利建七闸，到南阳闸与旧河汇合，全长一百四十里有余。又引鲇鱼诸泉以及薛河、沙河注入其中，在三河口筑坝，在马家桥筑堤，拦住黄水流入秦沟，漕运于是大为畅通。不久，鲇鱼口山洪暴发决堤，淹没漕船。皇帝采纳硃衡的请求，从东邵开三条支河分流泄水；又在东邵上方开支河，经过东沧桥到达百中桥；在豸里沟等处开渠，使水流入赤山湖，再由此流入吕孟湖，向下经过境山流走。硃衡被召回朝廷任工部尚书，都御史翁大立代替他。他上奏说：“漕河依靠泉水，而地势东高西低；没有湖泊蓄水，河道就会干涸，所以漕河以东都有水柜；没有湖泊泄水，河道就会溃决，所以漕河以西都有泄水之地。黄河水倒流奔涌，就以昭阳湖作为分散水势的区域；山水向东冲来，就以南阳湖作为蓄水之地。应从回回墓开通河道直达鸿沟，使谷亭、湖陵的水都流入昭阳湖；再疏浚鸿沟的废渠，引昭阳湖水沿旧渠向东流出留城。湖泊退水形成的滩地，还可以获得数千顷田地。”翁大立又说：“薛河水流湍急凶猛，如今全注入赤山湖，经微山湖流到吕孟湖，这是尚书硃衡的功绩。只是吕孟湖以南有邵家岭，黄河水流带来的泥沙淤积，地势高隆；秋水到来时，湖泊容纳量小，水便漫浸平野，侵夺百姓田地的利益。微山以西有马家桥，近来草创修筑一道堤来开通漕道，土还没有坚固，常被积水冲击；堤基只有寻丈宽，又有两股水夹攻，恐怕会倾塌。应开凿邵家岭，使水从地浜沟流出境山进入漕河，这样湖地可以耕种，河堤也不会溃决。再在马家桥修建减水闸，根据旱涝情况开闭，这是畅通漕运的长远办法。” 皇帝一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三年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茶城淤塞，二千多艘粮船都被阻在邳州。翁大立说：“臣巡视徐州，沿着子房山，经过梁山，到达境山，进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在上下八十里之间，可以另开一条河来运漕。”这就是所谓泇河。请廷臣集议，皇帝立即命令实行。不久黄河水位下降，漕运畅通，先前的计划便搁置了。当时淮水涨溢，从清河到淮安城西淤塞三十多里，礼坝、信坝决口入海，宝应湖堤多处毁坏。山东各处水流从直河流出邳州。翁大立把这些情况上报。这年冬天，从淮安板闸到清河西面的湖嘴，开挖疏浚将要完成，但里口又堵塞了。督漕侍郎赵孔昭说：“清江一带黄河五十里，应筑堰防止黄河泛滥；淮河高良涧一带七十多里，应筑堰防止淮水上涨。”皇帝命令赶快疏通里口，与翁大立商议筑堰事宜，并一并商议堵塞海口和修筑宝应月河两件事。四年六月，淮河以及鸿沟、境山的疏浚工程完成。翁大立正上奏报告，诸水忽然暴涨，在仲家浅决口，与黄河汇合，茶城又淤塞。不久，从泰山庙到七里沟，淮河淤塞十多里，河水从硃家沟旁流出，到清河县河南镇与黄河汇合。翁大立请求开新庄闸使回空船通行，同时疏浚古睢河，泄放徐、吕二洪的水，并分出一条河道从鱼沟下至草湾，保全南北漕运。皇帝命新任总河都御史潘季驯筹划。不久黄河在邳州大决口，睢宁漕运河道淤塞一百多里。翁大立请求开通泇口、萧县两条河。恰逢潘季驯堵塞各处决口，河水恢复正流，漕船得以通行。翁大立、赵孔昭都因延误漕粮被削籍，开泇河的计划未能实行。五年四月，黄河又在邳州王家口决口，从双沟以下南北决口十多处，损失漕船和运军达数千，淹没粮食四十万多石，匙头湾以下八十里也全都淤塞。于是胶州、莱州海运的议论纷纷出现。正逢潘季驯上奏说邳河工程已经成功。皇帝因漕运迟误，派给事中雒遵前往勘察。总漕陈炌和潘季驯都被罢官。六年，皇帝听从雒遵的建议，修筑茶城至清河的长堤五百五十里，每三里设一铺，每铺十名民夫，设置官员划定地段防守。又接着修筑茶城至开封两岸的堤。皇帝采纳硃衡的意见，修缮丰县、沛县的大黄堤。硃衡又说：“漕河从仪真起到张家湾，长二千八百多里，河势大体分为四段，各不相同。清江浦以南、临清以北，都远离黄河，不必费力。只有茶城至临清，是以各处闸门汇集泉水成河，与黄河相近。清河至茶城，则黄河本身就是运河。茶城以北，应防黄河决口流入；茶城以南，应防黄河决口流出。防黄河就是保护运河，因此从茶城到邳州、迁安，应把两岸堤筑高；宿迁至清河，应把缺口全部堵塞，这是为了防止黄水流出，因为黄水一旦流出，正河必然淤塞，去年徐州、邳州的灾害就是这样。从茶城秦沟口到丰县、沛县、曹县、单县，应新筑、增筑堤坝，接续缕水旧堤，这是为了防止黄水流入，因为黄水一旦流入，正河必然决口，往年曹县、沛县的灾害就是这样。两处完工后，故河河道深、水势集中，就不会有旁决中溃的忧患。氵市县窑子头至秦沟口，应筑堤七十里，接通古北堤。徐州、邳州之间，堤坝逼近河身，应在新堤外另筑一道远堤。”皇帝下诏按照他的意见办理，并命总河侍郎万恭负责。万历元年，万恭说：“祖宗时期制造浅船近万艘，并不是不知道满载可以少用船的便利，而是因为闸河水浅，所以不敢装载超过四百石。浅船的制度是船底平、船舱浅；船底平，入水不深；船舱浅，承载不满。又规定浅船吃水不得超过六拏，伸开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为一拏，六拏不过三尺左右，这明明是规定吃水浅。如今不致力于遵守旧制，反而争相雇船搭运。雇船有三种害处，搭运有五种害处，都损害河道。请全部遵守旧制。”皇帝听从了。万恭又请求恢复淮南平水各闸，上奏说：“高邮、宝应等湖周围数百里，西面承受天长七十多条河流，只依靠百里长堤，如果把水挡住而不让它疏泄，就是使堤溃决。因此祖宗的办法是在长堤之间分散设置几十座小闸，又下令说：‘只准湖水加深，不准堤岸加高。’所以设置浅船、浅夫，从湖中取淤泥来加厚堤岸。闸门多，水就容易下降，堤也坚固；勤于疏浚，湖就越来越深，堤也越来越厚，这个用意十分深远。近年害怕修闸劳苦，每坏一闸就堵塞一闸，年深日久，各闸全都堵死，长堤成了死障。又害怕疏浚浅滩的辛苦，每当湖底浅一尺就把堤加高一尺，年深日久，湖水被堤捧高，高邮、宝应便成了盂城。况且湖泊有漕运却没有堤，就等同于没有漕运；湖堤有闸却不用，也等同于没有堤。陈瑄大量设置几十座减水闸，湖水上涨就泄水以保护堤岸，水位下降就关闭闸门以利漕运，这是最完备的办法。日久之后，减水闸的旧址已无法找寻，湖水甚至要淹没堤岸。请恢复修建平水闸；闸门应当密集，密集则水易疏泄，没有水涨满溢的忧患；闸口应当狭窄，狭窄则水势缓和，没有冲啮决堤的危险。”尚书硃衡复奏同意他的请求。于是仪真、直隶江都、高邮、宝应、山阳设置闸二十三座，疏浚浅滩共五十一处，各设置捞浅船二艘、浅夫十名。万恭又说：“清江浦河长六十里，陈瑄疏浚到天妃祠东面，注入黄河。漕船从天妃口出浦进入黄河，穿过清江，只有半顿饭时间。后来黄河水上涨，倒流进入河口，清江于是多有淤塞。议论者没有控制天妃口的水势便仓促堵塞它，使淮水不再与黄河相遇；又开新河接通淮河，说‘接清流，不接浊流，可以不淤塞’。却不知道黄河不是平稳的水流，夏秋水势盛发时，就会向西挤压淮水数十里，并灌入新开的河道。原来的天妃口只是受一股黄水淤塞；如今淮、黄在新闸开河口汇合，就有两股水造成淤塞。防止一处淤塞，却产生两处淤塞，又产生淮、黄交会处的浅滩。每年役使成百上千民夫，刚疏浚完，水一经过便又合流淤积。还使漕船绕行八里，经过浅滞处才能到清河，这与从天妃口出行相比，哪一种更便利有利？请建天妃闸，使漕船直达清河。漕运结束而黄水盛发时，就关闭闸门截断黄水；水位下降时，就开启天妃闸以便利商船。新河口不再疏浚也可以。”于是修建了天妃庙口石闸。

译万恭又说：“从黄河进入闸河到茶城，出临清板闸七百多里，旧有七十二处浅滩。自从开凿新河，汶水流势平缓，地势高低相差不大，七十处浅滩全都成为通行的河道。只有茶城、黄河交会之间，漕运繁忙时正逢黄河水位下降，水面高低不能衔接，因此有茶城黄家闸浅滩，年年为患。祖宗时期曾建境山闸；新河水位降低后，闸门陷入泥淖一丈多深。该闸上距黄家闸二十里，下接茶城十里，应该利用旧闸基础累石重建。这样可以保留黄家闸外上游二十里的水流，接通茶城以内下游十里的水流，并借二十里的水势冲击十里的狭窄河道，没有不能冲通的。”于是恢复了境山旧闸。万恭提出的三项建议，尚书硃衡复核后都予以实行，对漕运是长久的利益。但当时茶城每年淤塞，万恭正上报说正河水流平稳、回空船很快驶出，给事中硃南雍却因回空船经常受阻，弹劾万恭隐瞒情况、失职。皇帝严厉斥责万恭，将他罢免。三年二月，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请求开通泇河以避开黄河险情，没有实行。傅希挚又请求疏浚梁山以下河道，使它与茶城交替使用：旧河淤塞就通行新河并疏浚旧河，新河淤塞就通行旧河并疏浚新河；筑坝截断水流，始终保持一条河道通行，以防意外。皇帝下诏依从他的请求。工程尚未完成，河水就在崔镇决口，淮河在高家堰决口，高邮湖又在清水潭、丁志等处决口，淮安城几乎被淹没。知府邵元哲开凿菊花潭，泄放淮安、高邮、宝应三城的水，东方的粮草才稍微通行。第二年春天，督漕侍郎张翀认为修筑清水潭堤工程巨大，不能完成，想让粮船暂时从圈子田通行。巡按御史陈功不同意。河漕侍郎吴桂芳说：“高邮湖的老堤是陈瑄修建的。后来白昂开凿月河，距湖数里，中间是土堤，东面是石堤，首尾建有闸门，名为康济河。中堤以西、老堤以东的民田数万亩，就是所谓圈子田。河与湖相距太远，老堤缺损后又不修理，于是湖水流入圈田，那里又成了一个湖。中堤溃坏后，东堤独自承受数百里湖面的巨浪，清水潭决口是势所必然。应当遵照弘治年间王恕的建议，就老堤开月河，只修东西两道堤，费用少而工程容易完成。”皇帝命令依照他的请求实行。这一年，邵元哲修筑淮安长堤，又疏通盐城石▯达口下游入海的河道。五年二月，高邮石堤将要完工，吴桂芳请求靠近老堤十几丈开挖月河。他说：“白昂修建的康济月河距老堤太远，人们习惯于月河的安全，忘记了老堤在外面的防护作用。年复一年不加察看，老堤、中堤都坏了，东堤便不能独存。如今河道靠近老堤，就容易管理维护。”御史陈世宝论述江北河道，建议在宝应湖堤上补修石堤以巩固外侧，又在石堤东面再筑一道堤，使月河畅通，漕船在其中行驶。朝廷一并议准。这年冬天，高邮湖土、石两道堤，新开漕河的南北两闸，以及老堤加石、增设护堤木城等工程都完成了。吴桂芳又和邵元哲增筑山阳长堤，从板闸到黄浦绵延七十里；关闭通济闸不再使用，改建兴文闸，并修理新庄等闸，筑清江浦南堤，创建板闸漕堤，南北与新旧堤相接。板闸就是旧日的移风闸。堤坝、闸门一并修治后，淮安、扬州的漕运河道逐渐稳固。六年，总理河漕都御史潘季驯修筑高家堰，并在清江浦柳浦湾以东加筑礼坝、智坝，修整宝应、黄清等八处浅滩的堤坝，修建高邮、宝应减水闸四座；又拆除新庄闸，在甘罗城南改建通济闸。明初运粮，从瓜洲、仪真到淮安称为里河，从五坝转入黄河称为外河，二者并不相通。后来开通清江浦，在天妃口设置闸门；春夏交替之时重运完成，就关闭闸门阻挡黄水。年久以后制度松弛，闸门不再封闭，黄水便流入。嘉靖末年堵塞天妃口，在清江浦南三里的沟处开新河，设置通济闸以接引淮水。后来又听从万恭的话恢复天妃闸。不久又听从御史刘光国的话，加固通济闸，从仲夏到季秋，隔一天放行一批回空漕船。后来闸门开闭不合时宜，淤塞越来越严重，开凿硃家口引清水灌入，只能勉强通船。到这时，改在甘罗城南修建闸门，专门引向淮水，使河水不能直冲闸门。十年，督漕尚书凌云翼认为漕船从清江浦出口通行困难且多险，于是在浦西开凿永济河四十五里，从城南窑湾起，经过龙江闸，到杨家涧，在武家墩流出，转向东面，与通济闸出口汇合。又设置三座闸，以防备清江浦的险情。这时漕河得到治理，淮安、扬州十多年没有发生水灾。起初黄河危害漕运时，从金龙口向东流，就会使会通河淤塞。等到堵塞沙湾、张秋闸后，漕运安定，但徐州、氵市之间又屡次受害。到崔镇、高家堰决口，黄河、淮河同时上涨并危害漕运，灾害于是发生在淮安、扬州之间；湖堤溃决，漕运就失败。潘季驯用高家堰挡住洪泽湖水，使堰东四湖不受淮水侵袭，漕运才没有失败。但负责河漕的大臣害怕湖水为害，日夜都惴惴不安。十三年，皇帝听从总漕都御史李世达的建议，开通宝应月河。宝应的汜光湖，是各湖中水势最湍急险恶的，宽一百二十多里。槐角楼位于湖中部，湖形弯曲如簸箕；瓦店像翅膀伸在南面，秤钩湾像翅膀伸在北面。西风鼓起波浪，往往会翻船。陈瑄在湖东筑堤，蓄水作为漕运河道。上游有水流入，下游却没有泄水之处，于是决口形成八处浅滩，汇成六个水潭，兴化、盐城等盐场都被淹没。淮水又从周家桥漫入，淹死百姓，危害漕运。武宗末年，郎中杨最请求开月河，有关部门复议没有同意。嘉靖年间，工部郎中陈毓贤、户部员外范韶、御史闻人诠、运粮千户李显都提出过这个建议，议论准备实行但没有成功。到这时，工部郎中许应逵提出建议，李世达采用他的意见上奏，于是决定实行。疏浚河道一千七百多丈，设置石闸三座、减水闸两座，筑堤九千多丈，其中石堤占三分之一，子堤五千多丈。工程完成后，赐名弘济。不久又把石闸改为平水闸。许应逵又修筑高邮护城堤。后来，弘济南北两闸遇到夏秋淮水上涨，吞吐水流不及，许多船只倾覆。神宗末年，督漕侍郎陈荐在南北两边各开一条月河，以削弱河水的冲击，水流才开始平缓。

译十五年，督漕侍郎杨一魁请求修缮高家堰以保护上游，砌筑范家口以控制旁决，疏通草湾以削弱河势，修理礼坝以保护新城。皇帝下诏依从他的建议。杨一魁又改建古洪闸。此前，汶水、泗水从茶城汇入黄河。隆庆年间，浊水倒灌，阻滞漕船，郎中陈瑛把黄河河口移到茶城以东八里，修建古洪、内华两闸，漕河从古洪出口流出。后来黄水泛滥，淤塞更加严重。杨一魁改建古洪闸后，皇帝又听从给事中常居敬的意见，命令在古洪闸外增筑镇口闸，距河仅八十丈，水流进出更加容易，粮运因此受益。工部尚书石星议论潘季驯、常居敬上奏的善后事宜，请求分区负责：接筑塔山缕堤，修筑清江浦草坝，创建宝应西堤，用石头砌筑邵伯湖堤，疏浚里河的淤浅，这些应在淮安、扬州办理；查验并恢复南旺、马踏、蜀山、马场四湖，修筑坎河滚水坝，加建通济、永通两闸，查验并恢复安山湖地，这些应在山东办理。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各项工程都完成了。十九年，潘季驯说：“宿迁以南，地势西ＡＨ，请开通缕堤放水。泥沙随水流入，土地随泥沙增高，希望这样可以消除水患并节省费用。”他又请求把高家堰土堤改为石堤，修筑满家闸西面的拦河坝，使汶水、泗水全部流入新河；在李家口设置减水闸，泄放沛县积水。皇帝听从了。十月，淮湖水大涨，江都淳家湾石堤、邵伯南坝、高邮中堤、硃家墩、清水潭都决口。郎中黄日谨刚筑塞完毕，山阳堤也决口了。二十一年五月，连日下雨。漕河水泛滥，济宁以及淮河各处堤岸溃决。总河尚书舒应龙建议：筑堈城坝，拦住向南流的汶水；开通马踏湖月河口，引导汶水向北流；开通通济闸，放开月河土坝，以削弱汹涌水势。皇帝采纳了他的奏议。几年之间，会通河上下畅通无阻，但黄河、淮河同时上涨，高家堰和高邮堤多次决口，危害漕运。舒应龙最终被罢职离任。提出建议的人纷纷不止，但一直没有确定方案。杨一魁代替舒应龙担任总河尚书，极力主张分流黄河、疏导淮河。治理一年多，工程将要完成时，他又请求泄放湖水以疏通漕渠，说：“高邮、宝应等湖本来都是肥沃土地，自从淮水、黄水倒流壅塞，便成为积水淹没之地。如今流入江、海的道路已经疏通，应开治泾河、子婴沟、金湾河各闸以及瓜洲、仪真二闸，大量放出湖水，就在湖中疏通渠道，与高邮、宝应月河相接。这样既可以避开漕运河道风浪的危险，水干后又能成为田地，给百姓耕种，逐渐议定征收赋税，可以补充河工费用。”皇帝命令照此办理。当时下游已经疏通，淮水逐渐平缓，但黄河正在黄堌口决口。督漕都御史褚鈇担心泄水过多，使徐州、邳州淤塞，极力请求堵住决口。杨一魁坚持不同意，疏浚两河口至小浮桥的旧河道以通漕运。然而黄河大势向南迁移，徐、吕二洪的漕道屡屡干涸，只得再次大力疏浚黄堌以下的李吉口，引黄河水来补济，但不久便又淤塞。杨一魁入朝掌管部务。二十六年，刘东星接任，沿用杨一魁旧议，但李吉口淤积得更加严重。每年冬月就在当地开一条小河，春夏引水进入徐州，这样做了三年，大多到了秋天便又淤塞。于是又开赵家圈接通黄河，开泇河以补济漕运。赵家圈很快淤塞，泇河还没有恢复，刘东星便去世了。于是凤阳巡抚都御史李三才建议仿照闸河制度，从镇口闸到磨儿庄，每三十里设一闸，共在河中建六座闸，调节、宣泄汶水和济水，姑且用来通漕。漕船到达京城，已经不能再按期到达了。刘东星任职期间，开凿邵伯月河，长十八里，宽十八丈有余，以避开湖泊险情；又开界首月河，长一千八百多丈。两河各建金门石闸二座，漕船从中行驶得到了便利。三十二年，总河侍郎李化龙开始大规模开凿泇河，从直河到李家港二百六十多里，完全避开黄河的险处。李化龙因忧虑而离职，总河侍郎曹时聘完成了这项工程，疏理泇河功绩时说：“舒应龙首先开凿韩家庄泄放湖水，道路才开始通行；刘东星大规模开凿良城、侯家庄，试行漕运，道路逐渐拓宽；李化龙在上游开到李家港，凿开都水石，在下游开通直河口，疏浚田家庄，竭尽力量经营，漕运已经通行过半，道路才真正开通，所以臣得以接续其后报告工程完成。”于是分条上奏善后六件事，漕运道路由此大为畅通。此后每年三月打开泇河坝，漕船从直河口进入；九月打开召公坝，进入黄河，粮船以及官民船只都以此为准。四十四年，巡漕御史硃堦请求修复泉源和湖泊，说：“宋礼在戴村筑坝，截取两股汶水，使它们放弃入海的道路，灌水形成河道；又疏导洙水、泗水、洸水、沂水来辅助。汶水虽然率领众多水流竭尽全力供给漕运，但流行路程遥远，水势逐渐衰竭，已经难以支撑。到了南旺，又把水的十分之四分向南迎接淮水，十分之六向北流往卫河，水力分散后更加微弱。何况这种水夏秋上涨，冬春干涸，没有雨水时即使夏秋也会干涸。宋礼预料它不能依靠，于是在沿河的昭阳、南旺、马踏、蜀山、安山等湖设置斗门，称为水柜。漕河水涨时，就把溢出的水蓄在湖中；水退时，就开闸把水注入漕河。蓄泄有法，私自决口有罪，所以旱涝时都可依靠它而不必恐惧。后来年久禁令松弛，湖浅可以耕种，湖地多被豪强占据，昭阳湖已经变成了圩田。近来山东半年没有下雨，泉水将要断流，按照图册寻找水柜，却茫然不知其所在。请下令河臣清查核实，赶快修筑堤坝、斗门，扩大蓄水储备。”皇帝采纳了他的请求。正商议疏浚泉源、湖泊时，黄河在徐州狼矢沟决口，经蛤鳗等湖流入泇河，从直河口流出，漕船逆着急流航行十分艰险。督漕侍郎陈荐开通武河等河口，使水流泄出而趋于平缓。两年后，决口处长期淤积泥沙，黄河才恢复旧河道。总河侍郎王佐又加筑月坝来阻挡它。到泰昌元年冬天，王佐说：“各处水柜已经恢复，安山湖也恢复了五十五里，确实可以有利于漕运。请把水柜的兴废作为河官考核优劣的标准。”皇帝听从了。

译天启元年，淮水、黄水上涨泛滥，里河在王公祠决口，淮安知府宋统殷、山阳县知县练国事竭力堵塞。三年秋天，外河又有几处决口，不久堵塞。这年冬天，疏浚永济新河。自凌云翼开通这条河后，不久便闭塞。总河都御史刘士忠曾开坝补济漕运，后来又堵塞了。淮安正河因此三十年没有疏浚。所以计划先疏浚新河，使运船和回空船通行，再疏浚正河，从许家闸到惠济祠长一千四百多丈；又恢复修建通济月河小闸，运船都从正河通行，新河再次关闭。当时王家集、磨儿庄水流湍急，漕储参政硃国盛谋划改道另浚一河作为漕运通道，命同知宋士中从泇口以东到宿迁陈沟口，重新勘察骆马湖，上行到马颊河，往返测量。于是议定开凿马家洲，并疏通马颊河口淤塞，上游接通氵加流，下游避开刘口险处；又疏通三汊河十三里流沙，开凿滔庄河一百多丈，浚深小河二十里，开通王能庄二十里，以连接骆马湖口；堵塞张家等数十条沟，使水流集中归入漕河。全河计五十七里，名为通济新河。五年四月，工程完成，漕运改由新河通行，免除了刘口、磨儿庄等处的险情。第二年，总河侍郎李从心开凿陈沟十里，完成先前的工程。崇祯二年，淮安苏家嘴、新沟大坝一同决口，淹没山阳、盐城、高邮、泰州的民田。五年，又在建义北坝决口。总河尚书硃光祚疏浚骆马湖，避开河道险处十三处，命名为顺济河。六年，良城到徐塘淤积成平地，漕运误期，硃光祚被夺官，刘荣嗣接任。八年，骆马湖淤塞，刘荣嗣在徐州、宿迁之间开河，引黄水注入，受到弹劾，被判重罪。侍郎周鼎接任，于是专力治理泇河，疏浚麦河支河，修筑王母山前后两坝、胜阳山东堤、马蹄厓十字河拦水坝，疏浚良城闸到徐塘口六千多丈。九年夏天，泇河再次通航，从宿迁陈沟口与大河汇合。周鼎又修理高家堰和新沟漾田营堤，增筑天妃闸石工，清除南旺湖彭口的沙礓，疏浚刘吕庄到黄林庄一百六十里。但当时黄水、淮水泛滥日益严重，倒灌危害漕运。周鼎任职五年，最终因漕运受阻被削职。接任的是侍郎张国维，他刚到任，就因漕河干涸受到责罚。十四年，张国维说：“济宁漕运河道从枣林闸向上溯行，经过师家庄、仲家浅二闸，每年都苦于淤浅，常常引泗河水从鲁桥进入漕河来补济。夏秋水长时，足以便利通行；但水流夹带泥沙注入河道，水退后泥沙沉积，利弊各半。旁边的白马河汇集邹县各处泉水，与泗水合流后从鲁桥流出，但水力弱，不能抵抗泗水，河身一半淤塞，不能用于漕运。然而它的上游宽阔处正与仲家浅闸相对，如果引水从这里进入漕河，比鲁桥处高低落差小，而且能把细流变成大流，又减少泥沙渗入的危害，并可补济仲家浅以及师家庄、枣林三处，这是三项便利。”他又说：“南旺的水源本来处在地势高的分水脊上，只依靠泰安、新泰、莱芜、宁阳、汶上、东平、平阴、肥城八州县的泉源，由汶水流入漕河，所以运河才能畅通。如今东平、平阴、肥城被淤沙隔断，请赶快疏浚。”他又上疏提出漕运六项策略：一是恢复安山湖水柜，以补济北闸；二是改道疏浚沧浪河，使它从万年仓出口，以便利四闸；三是全面疏浚汶河、陶河上游，以补济邳州一支；四是改道沂河，从徐塘口流出，以同时便利邳州、宿迁；其余两项，就是开通三州县的淤塞河道以及改道疏浚白马湖。都命令斟酌办理。国维又疏浚淮河、扬州漕河三百多里。当时，河道主管官员竭力修补，南河稍稍安定，北河却多次因水浅而阻塞。河南的守臣又堵塞黄河，引水灌贼。黄河在开封大决口，下游河道日益淤塞，河务更加败坏，不久明朝就灭亡了。

译志第六十二　河渠四 ○运河　下接海运 江南运河从杭州北郭务到谢村以北，长十二里，称为洋；流经塘栖，德清的水在这里汇入。越过北陆桥进入崇德县境，经过松老抵达高新桥，海盐的支河与它相通。绕过崇德城南，转向东北，到小高阳桥东，经过石门塘，转向东流，称为王湾。到皂林时，水深可达一丈。经过永新，进入秀水县境，越过陡门镇，北面是分乡铺，稍向东是绣塔。向北从嘉兴城西转向北流，经过杉青三闸，到王江泾镇，松江的运粮船从东面来，在这里会合。向北是平望驿，向东通往莺脰湖，湖州的运粮船从西面出新兴桥，在这里会合。向北到松陵驿，由吴江到三里桥；北面有震泽，南面有黄天荡，水势汹涌，夹浦桥多次修建。向北经过苏州城东的鲇鱼口，水从“ＢＣ塘”流入这里。向北到枫桥，水道由射渎经过浒墅关，越过白鹤铺，这是长洲县与无锡县的交界。锡山驿的水仅能漂浮瓦砾。经过黄埠，到洛社桥，江阴九里河的水与它相通。向西北是常州，漕河旧时贯穿城中，从东水门进入，又从西水门流出。嘉靖末年为防倭寇，改道从南城壕通过。江阴县的顺塘河，水从城东通到丁堰；沙子湖在它的西南面，宜兴钟溪的水流入这里。再向西，直渎的水流入；再向西是奔牛、吕城两闸，常州、镇江的界线在其中，两地都有月河辅助调节水流，后来都废弃了。它的南面是金坛河，溧阳、高淳的水从这里流出。丹阳以南二十里是陵口，向北二十五里是黄泥坝，旧时都设置闸门。练湖的水比漕河高几丈，一股水从三思桥流入，另一股从仁智桥流入，都进入运河。向北经过丹徒镇，有猪婆滩，那里多软沙。丹徒以上的运道，水量随着江潮涨落而盈亏。经过镇江，从京口闸流出；闸外有沙洲阻塞，绵延二十丈，可以停船避风；船从这里驶入长江，与瓜步相对。从北郭到京口，首尾八百多里，全是平缓水流。经过嘉兴、苏州，众水汇聚；到常州以西，地势逐渐高起，水浅而容易泄漏，水量盈亏没有定时，时常疏浚、时常淤塞，往往兼用孟渎、德胜两河，向东驶入长江，以通达扬州、泰州。洪武二十六年，曾命崇山侯李新开凿溧水胭脂河，以沟通浙江漕运，免除丹阳运输牵挽以及渡过长江时风涛的危险。但三吴地区的粮食，必定要经过常州、镇江。洪武三十一年，疏浚奔牛、吕城两坝的河道。永乐年间，修筑练湖堤岸。随即命通政张琏征发民夫十万人，疏浚常州孟渎河，又疏浚兰陵沟；北至孟渎河闸，长六千多丈，南至奔牛镇，长一千二百多丈。完工后，又疏浚镇江的京口、新港和甘露三港，使其通达长江。运粮船从奔牛逆流驶向京口，水枯时便改道从孟渎河向右驶往瓜洲，到白塔，后来成为惯例。宣德六年，采纳武进百姓的请求，疏通德胜新河四十里。宣德八年工程完工。运粮船从德胜向北进入长江，直达泰兴以北的北新河；由泰州坝到扬子湾进入漕河，比到白塔更加便利。于是漕河、孟渎河、德胜河三条河道都相互贯通，都可以用来运输漕粮了。正统元年，朝廷大臣上奏说：“从新港到奔牛，漕河长一百五十里，旧时有水车卷引江潮灌入河中，既可通行船只，又可灌溉田地。请拨官钱置办水车。”诏令批准。然而三条河流入长江的河口，都是由低处流向高处，水量也交替涨落。正统八年，武进百姓请求疏浚德胜河和北新河；浙江都司萧华则请求疏浚孟渎河。巡抚周忱决定疏浚其中两条河，停止在北新河筑坝。白塔河的大桥闸按时启闭，常州、镇江的漕河也得到疏浚。景泰年间，漕河又淤塞，于是运粮船全部改由孟渎河通行。景泰三年，御史练纲说：“运粮船从夏港和孟渎河出长江，逆流航行三百里，才到达瓜洲。德胜河直通北新河，白塔河又与孟渎河斜向相连，从这里渡到对岸距离很近，应该大力疏浚淤塞处。”皇帝命尚书石璞筹划办理。适逢有人请求开凿镇江七里港，引金山上游的水沟通丹阳，以避开孟渎河的险处。镇江知府林鹗认为这是绕远路，且石头多，会毁坏许多百姓的田地和坟墓；不如疏浚京口闸、甘露坝，路程近，工程用力少。于是采纳了林鹗的意见。浙江参政胡清又想拆除新港、奔牛等坝，设置石闸蓄水，也批准了他的请求。但疏浚德胜河和开凿港道的议案都搁置了。可是石闸虽然建成，蓄水却不多，运粮船仍然进入孟渎河。天顺元年，尚宝少卿凌信说，从镇江里河行船运粮最方便。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粮储河道都御史李秉疏通七里港口，引长江水注入其中，并疏浚奔牛、新港的淤塞。巡抚崔恭又请求增设五座闸。到成化四年，闸门工程才完成。于是运粮船全部从里河通行，进入另外两条河的只是返空船和其他船只而已。规定孟渎河口与瓜洲、仪真等港口都每三年疏浚一次。孟渎河宽阔，不太淤塞；里河不久就干涸，于是又改走孟渎河。弘治十七年，部臣再次陈述夏港、孟渎河远距离驶入长江的弊端，请求立即疏浚京口的淤塞，并引练湖水灌入。诏令迅速办理。正德二年，又开通白塔河以及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座闸。正德十四年，采纳督漕都御史臧凤的意见，疏浚常州上下里河，运粮船五十多年都没有受到阻碍。万历元年，里河又逐渐干涸，于是再次疏浚。岁贡生许汝愚上奏说：“国家初建时设置四座闸：京口、丹徒两闸，是防止三江干涸的；吕城、奔牛两闸，是防止五湖水泄尽的。从丹阳到镇江，蓄水成湖的有三处：练湖、焦子湖、杜墅湖。年代久了，居民侵占湖面耕种，焦子、杜墅两湖都干涸了，只剩练湖，但仍有人侵占。现在四座闸也都成了空设。请疏浚三湖旧址，使之沟通漕运。”总河傅希挚说：“练湖已经疏浚，焦子、杜墅两湖水源少，疏浚也没有益处。”这一议案于是搁置。不久，练湖又淤浅了。

译万历五年，御史郭思极、陈世宝先后请求恢复练湖、疏浚孟渎河。给事中汤聘尹则请求在京口旁另建一座闸，引长江水向内灌注，潮水上涨时开启，退潮时关闭。御史尹良任又说：“孟渎河渡过长江进入黄家港，水面虽然宽阔，但江流很平缓，从这里到泰兴，再到湾头、高邮，只有二百多里，可以免除瓜洲、仪真一带难以预料的祸患。至于从京口向北渡过金山再向下游走，船在江心遇风会有漂流溺水的危险，应该疏浚甘露港两岸的沙洲田地十多里，以便船只返航停泊。”御史林应训又说：“从万缘桥到孟渎河，两岸陡峭，遇到雨水容易崩塌；而且江潮涌来泥沙，难免淤塞。应该在万缘桥、黄连树各建一座闸，以便蓄水和泄水。”他又说：“练湖始于西晋陈敏拦截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条溪流的水灌溉云阳，堤岸名叫练塘，又叫练河，全长约四十里。湖的四周设置涵洞十三处。宋绍兴年间，在湖中修筑横埂，将湖分为上湖、下湖，设置上、中、下三座闸。八十四条溪流的水先经过辰溪冲入上湖，再由三座闸转入下湖。洪武年间，因为运道艰涩，依照下湖东堤修建三座闸，借湖水来帮助漕运，后来逐渐淤塞。” 现在应当彻底清除侵占，重新疏浚恢复为湖。上湖四面都是夹着的山丘，下湖东北面临着河，原来的横埂完整坚固，只应补上中间的缺口，并且增筑西南面的堤岸，使它与东北面相呼应。至于三座闸，只有临湖的上闸还和原来一样，应该增建中、下两闸，再设置两座减水闸，分列在中闸、下闸之间。总共清除被侵占的田地五千多亩，堵塞沿堤私设的涵洞，只保留原有的十三处，用来宣泄湖水。冬春时节就封闭，不得私自开启。练湖没有水源，只能依靠蓄积；增筑堤岸、启闭闸门，使水量经常充足，然后才能帮助漕运。我亲自查看过，上湖地势高，八十四溪的水就是从那里流来，担心容易泄掉；下湖地势平坦开阔，只比漕河高几尺，又常担心水量不能充盈。如果确实能使水源充裕、堤岸坚固，就能按时向运河注水，河道便有充足的水力了。”这些意见都交给有关部门斟酌议定。万历十三年，镇江知府吴捴谦再次说：“练湖的中堤应该命令有关官员在春季初就修缮，以防冲决，同时禁止权势豪强侵占。”朝廷采纳了。万历十七年，疏浚武进横林漕河。崇祯元年，疏浚京口漕河。崇祯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礼撰成《漕河议》，说：“神庙 初年，先臣姜宝撰写《漕河议》，当时主管官员采纳施行，二十多年没有开河也能保证漕运。后来又有人租种湖田妨碍漕运，每年都要多次使用畚箕和铁锹修治。所以老人们有句话说：‘京口闸底与虎丘塔顶一样高。’由此可知，开挖河道没有用处，蓄积湖水才是关键。现在应当废除租种，修缮闸门，并把上下湖的围埂筑高，蓄水使它加深。而且漕河的闸座并不只有京口、吕城、新闸、奔牛几处，陵口、尹公桥、黄泥坝、新丰、大犊山等处也处处有闸，都已经废弃，也应该修建。至于运道的支流，如武进的洞子河、连江桥河、扁担河，丹阳的简桥河、陈家桥河、七里桥河、丁议河、越渎河，胜村溪的大坝头，丹阳甘露港南面的小闸口，都应当赶快修整。奔牛、吕城以北，各设置减水闸。每年十月用土填实，商人和百姓的船都命令从坝上盘行。这些都是旧有章程，应当遵守实行。近来有人想开凿九曲河，使运船直接从泡港闸出长江，直达扬子桥，以免在瓜洲开闸耽搁；可以先试行后再决定。返空的运粮船和官船，应该走长江，而在河庄设置闸门控制启闭。如果这些工程同时进行，漕运事务就会大为改善。”但这项议案最终没有施行。所谓江漕，是湖广的漕船沿汉水、沔水下行到浔阳，江西的漕船从章江、鄱阳湖出发，在湖口会合；再和南直隶宁国、太平、池州、安庆、江宁、广德等地的船只一起顺长江而下，进入仪真通江闸，逆流经过淮河、扬州，进入闸河。瓜洲、仪真之间，是运道的咽喉。洪武年间，给辽东士卒运送粮饷，从仪真上行到淮安，再由盐城走海路；给梁、晋地区运送粮饷，也从仪真到淮安，盘过坝进入淮河。长江口设置坝、闸，共十三处。疏浚扬子桥河到黄泥湾九千多丈。永乐年间，疏浚仪真清江坝、下水港和夹港河，修筑沿江堤岸。洪熙元年，疏浚仪真坝河；后来规定，仪真坝下的黄泥滩、直河口两港以及瓜洲两港、常州的孟渎河，都每三年疏浚一次。宣德年间，采纳侍郎赵新、御史陈祚的请求，疏浚黄泥滩、清江闸。成化年间，在仪真通江河港处建三座闸，在江都通往长江的地方建两座闸。不久通江港堵塞。弘治初年重新开通，后来又在总港口建闸蓄水。仪真、江都两县之间有官塘五区，筑闸蓄水，用来灌溉民田；豪强百姓却侵占为产业，导致真州、扬州之间的运道阻塞。嘉靖二年，御史秦钺请求恢复五塘。朝廷采纳了。万历五年，御史陈世宝说：“仪真江口距离闸门太远，请在上下游十几丈左右增建两座闸，随着湖水涨落启闭，以拦截驶出长江的船只，全部命令它们进入闸内，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迟滞。”奏疏呈上后，议定施行。白塔河在泰州，上游通往邵伯，下游接入长江，斜对着常州的孟渎河和泰兴的北新河，都是浙江漕运的间道。白塔河由陈瑄开始开凿。宣德年间，采纳赵新、陈祚的请求，命陈瑄征用四万五千多人疏浚，并建造新闸、潘家庄、大桥、江口四座闸。正统四年，洪水冲毁闸门并堵塞河道，都督武兴因此关闭不用，仍然从瓜洲盘坝。瓜洲的坝，是洪武年间设置的，共十五座，排列在东西两个港口之间。永乐年间，废掉东坝改作厂房，用来贮存木材，只保留西港七座坝。运粮船失去停泊之处，多次遭遇危险。英宗初年，才重新疏浚东港。后来巡抚周忱在白塔河大桥闸处筑坝，按时启闭，运粮船稍稍分流通行。自镇江里河开浚以后，运粮船从甘露、新港出发，直接渡过长江到瓜洲；而白塔、北新两条水道都因江路险远，被舍弃不再通行。卫漕，就是卫河。源头出自河南辉县，到临清与会通河汇合，向北到天津。从临清以北都称为卫河。详情见本志。

译白漕，就是通济河。源头出自塞外，经过密云县雾灵山，成为潮河川。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都在这里汇合，称为白河。白河向南流经通州，与通惠河以及榆河、浑河等河汇合，也称潞河。全长三百六十里，到直沽与卫河汇合后入海，依靠它来沟通漕运。杨村以北，地势像从高处倾水而下，河底多淤沙。夏秋水涨时苦于水患，冬春水少时又苦于水浅难行。河道冲毁、改道迁徙的情况颇与黄河相同。耎儿渡在武清、通州之间，是尤其重要的险要处。自永乐到成化初年，共决口八次，每次都征发民夫筑堤。正统元年的决口危害尤其严重，特意敕令太监沐敬、安远侯柳溥、尚书李友直因地制宜筹划，征发五军营士卒五万人和民夫一万人修筑决口堤岸。又命武进伯硃冕、尚书吴中征用五万人，从河西务以西二十里处开凿一条河，引白河水流入其中。两项工程同时完工，人们都感到便利，于是赐河名为通济，并封河神为通济河神。在此以前，永乐二十一年修筑了从通州到直沽的河岸，哪里有冲决，就随时修筑，成为常规。等到通济河建成后，决口河岸的修筑也有好几次。万历三十一年，采纳工部的议案，疏浚通州到天津的白河，深四尺五寸，把挖出的沙土立即用来筑两岸堤坝，并将此写入法令。大通河是元代郭守敬开凿的。从大通桥向东流下，到通州高丽庄与白河汇合，再到直沽与卫河汇合入海，长一百六十多里。每十里设置一座闸，蓄水以供漕运，称为通惠河。因为白河、榆河、浑河汇流，也称潞河。洪武年间逐渐废弃。永乐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说：“宛平、昌平的西湖，景东的牛栏庄，以及青龙、华家“ＢＧ1111山”的三座闸，河水冲毁了堤岸。”于是命令征发军民修治。第二年又说：“从西湖、景东到通流，共有七座闸，河道淤塞。从昌平东南的白浮村到西湖、景东流水河的河口，长一百里，应该增设十二座闸。”朝廷采纳了。不久，各闸都淤塞，再也不能通行船只。成化年间，漕运总兵官杨茂说：“每年从张家湾弃舟上岸，用车转运到京城，雇车费用非常高。过去通惠河的石闸还保存着，水深约二尺，修复闸门蓄水，用小船分段转运很方便。”又有人提议在三里河，从张家湾烟墩桥以西开疏河道以停泊船只。于是下令廷臣集议，并派尚书杨鼎、侍郎乔毅前往勘察，估量是否可行。他们上奏说：“旧有闸门二十四座，可以通水行船。但元代时水道在宫墙外，船可以驶入城内的海子湾。如今水从皇城的金水河流出，所以旧河道不能再通行。况且元代引白浮泉水向西逆流而行，如今河道经过山陵，恐怕会妨碍地脉。又有一亩泉流过白羊口的山沟，两股水相互冲截，难以引导。如果城南三里河过去本来没有河源，正统年间修筑城壕时，恐怕雨水过多导致水势泛滥，于是在正阳桥东南ＡＨ下方穿地开挖，开壕口来泄水，这才有了三里河的名称。从壕口起八里，才接通浑河。旧渠两岸有许多房屋和坟墓，水浅河窄，还必须增引其他水流来补济。比如西湖草桥一带，水源出自玉匠局、马跑等地，泉水不深，流程也不远。元人曾使用金口的水，水势汹涌，淹没百姓房舍，因此后来也就废弃了。只有玉泉、龙泉以及月儿泉、柳沙泉等泉水，都发源于西北，沿着山麓流行，可以引入西湖。” 请疏浚西湖的水源，关闭分水清龙闸，引各处泉水从高梁河流出，分出一半由金水河流出，其余水流经都城外的城壕，在正阳门东面汇合。城壕也要关闭，不让它与三里河合流。大通桥闸河则随着旱涝启闭，这样船只就能靠近粮仓，非常便利。”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正要征发军民夫九万人修治疏浚，适逢发生灾异，诏令停止各项工程。主管部门认为漕运事务重大，于是命四万人疏浚城壕，西山、玉泉以及通往张家湾的河道，则逐步施工。过了五年，才敕令平江伯陈锐、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资和王诏督率漕卒，按照杨鼎、乔毅先前的议案疏浚通惠河。第二年六月工程完工，从大通桥到张家湾浑河口六十多里，疏浚了三处泉源，增建四座闸，漕船稍能通行。然而元代引来的昌平三处泉水都被截断不能流通，只引入一处西湖的水，而且只分出一半，河道狭窄，容易出现水多水少的情况。不到两年，河道又像以前一样艰涩阻滞。正德二年曾经再次疏浚，并修理从大通桥到通州的十二座闸和四十一座坝。嘉靖六年，御史吴仲说：“通惠河屡次修复，都被权势人物阻挠。只是通流等八座闸的遗迹都还存在，顺势修成它们，工程非常容易，每年可以节省车运费用二十多万。况且历代漕运都能到达京师，从来没有把国家储粮贮存在京城五十里以外的地方。”皇帝心里认为他说得对，命侍郎王軏、何诏和吴仲一同勘察。王軏等人说：“大通桥地势比白河高六丈多，如果疏浚到七丈深，引白河水到京城，所有闸门都可以废除，但这件事不容易议定。现在考虑只疏浚整治河闸，但通流闸在通州旧城内，要经过两座水门；南浦、土桥、广利三座闸都在市场街道中，转运不方便。只有白河岸边旧小河的废坝以西，不到一里就是堰水小坝，应该修筑那里，使水通到普济闸，可以节省四座闸和两道关口转运搬挽的劳力。”尚书桂萼却说这样不方便，请求改修三里河。皇帝把他的奏疏交给大学士杨一清、张璁议论。杨一清说：“依靠旧闸实行转运搬挽的办法，可以节省运军的劳力和费用，应该坚决实行。”张璁也说：“这是一次劳作而长久受益的办法，桂萼所说的方案费用多、工程难。”皇帝于是驳回了桂萼的议案。第二年六月，吴仲报告河道建成，于是上疏列举五件事，说：“大通桥到通州石坝一带，地势高四丈，流沙容易淤积，应该经常加以疏浚治理。管理河道的主事应专门任用，不要让他兼办其他事务。官吏、闸夫因漕运停止而裁减的，应恢复旧有名额。庆丰上闸、平津中闸现在已经不用，应该改建在通州西水关外。剥船的制造费用以及每年修补缝缉的费用，都应该斟酌处理。”皇帝认为先朝多次勘察却没有立即成功，而吴仲等人只用四个月就完成工程，于是下诏赏赐，并全部采纳他的请求。吴仲又请求留下督工郎中何栋专门管理此事，为长久打算。皇帝同意了。嘉靖九年，提升何栋为右通政，仍然管理通惠河道。当时吴仲出任处州知府，进呈他编纂的《通惠河志》。皇帝命令送到史馆，采录收入《会典》，并令工部刊刻发行。从此漕船可以直达京师，一直到明朝末年。人们感念吴仲的恩德，在通州建祠祭祀他。

译蓟州河，是运输蓟州官军军饷的通道。明朝初年，通过海运把军饷运往蓟州。天顺二年，大河卫百户闵恭说：“南京以及直隶各卫，每年动用旗军运送三万石粮食到蓟州等卫的粮仓，要越过大海七十多里，风急浪险。新开凿的沽河向北直通蓟州，正好与水套、沽河相对直通，河道长四十多里而且较为直，水也深，其中受到阻隔的路段只有四分之一；如果开渠运输，就可以免除海运的祸患。”于是下令总兵都督宋胜、巡按御史李敏前往察看是否可行。宋胜等人说可行，于是开凿直沽河。河面宽五丈，水深一丈五尺。成化二年疏浚过一次，成化二十年又疏浚一次，同时疏浚鸦鸿桥河道，并建造丰润县海运粮储仓。正德十六年，运粮指挥王瓒说：“直沽东北的新河，承担转运蓟州的任务，但河水浅，必须等潮水上涨才能行船。边关常常缺少军饷，应当疏浚河道，使它加深加宽。”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起初，新河每三年疏浚一次。嘉靖元年改为每两年疏浚一次，并作为常规。嘉靖十七年，疏浚从殷留庄大口到旧仓店，长百十六里。丰润环香河，是成化年间开浚的，用来运输十多万石粮食供应蓟州东路。后来淤塞废弃，粮饷改由蓟州供应，非常不便利。嘉靖四十五年，采纳御史鲍承廕的请求，恢复这条河，并在北济、张官屯、鸦鸿桥修建三座闸来蓄水。昌平河，是运输各陵官军粮饷的水道。它起于巩华城外的安济桥，抵达通州渡口，长一百四十五里，其中有三十里淤浅难以通行。隆庆六年大力疏浚，运输供应长陵等八卫官军的月粮四万石，于是河道得以畅通。万历元年，又疏浚巩华城外的旧河道。海运始于元朝至元年间。伯颜采用硃清、张瑄的办法运粮供应京师，当时只有四万多石。后来数量日益增加，达到三百多万石。起初海路有一万三千多里，最为险恶；后来开辟了生道，路程稍微直接一些。后来殷明略又开辟新航道，更加便利。但这些航道都要驶入大洋，风势顺利时，从浙西到京师不过十天，但漂失的粮食很多。洪武元年，太祖命汤和制造海船，供应北征士卒。天下平定后，招募水手运输莱州洋海仓的粮食，供应永平。后来辽东及其以北地区多次用兵，于是靖海侯吴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硃寿先后转运辽东粮饷，成为常例。督率江、浙沿海各卫的军队，使用一百多艘大船，运输几十万粮食。将校以下分别赏赐绮帛、胡椒、苏木、钱钞；民夫则免除全家一年的赋役，溺死者给予优厚抚恤。洪武三十年，因为辽东军饷有余，便只命辽东军在当地屯田耕种，停止海运。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运海粮四十九万多石，供应北京、辽东。永乐二年，因为海运只能到直沽，另用小船转运到京师，命令在天津设置露囤一千四百处，以扩大储粮。永乐四年确定海运、陆运并行。陈瑄每年运输粮食一百万石，在直沽尹儿湾城修建百万仓。天津卫登记入籍的士兵一万人负责戍守。到这时，命令江南粮食一部分由海运，一部分经淮河、黄河水运，再以陆运送到卫河，进入通州，作为常制。陈瑄上奏说：“嘉定县濒临大海，正处在江流冲击之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大山高岛。海船停泊时，若遇风涛，撞上坚硬物或搁浅，往往就会毁坏。应该在青浦筑土成山，立土堆作标志，使船夫知道躲避，海上的危险就不会成为祸患。”诏令采纳。永乐十年九月工程完工。土山方圆一百丈，高三十多丈。赐名宝山。皇帝亲自撰写碑文记载此事。永乐十三年五月再次停止海运，只保留遮洋总这一支，运输辽东、蓟州的粮食。正统十三年，将登州卫的海船由一百艘减为十八艘，其中五艘运输青州、莱州、登州的布匹、花钞锭十二万多斤，每年赏给辽东军队。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进呈《大学衍义补》，请求寻找海运旧航道，与河运并行，大意说：“海船一船装载千石粮食，可以抵得上三艘河船，所用士卒大为减少。河运比陆运节省十分之三的费用，海运比陆运节省十分之七；虽然有漂船溺亡的忧患，但可以省去牵船士卒的劳苦、浅水处转驳的费用以及依次守候的负担，利弊也大致相当。应该访求一向熟悉海道的人，详细研究并实地勘察。”他的主张没有施行。弘治五年，黄河在金龙口决口，有人请求恢复海运，朝廷议论后没有同意。嘉靖二年，遮洋总漂失粮食二万石，溺死官军五十多人。嘉靖五年停止登州造船。嘉靖二十年，总河王以旂因为河道阻塞难行，说：“海运虽然难以施行，但中间平度州东南有一条南北向的新河，元代设置闸门，直达安东，南北都可走内海航行，路程近而没有险阻，应当加以研究。”皇帝认为海路迂回遥远，驳回了他的议案。嘉靖三十八年，辽东巡抚侯汝谅说：“从天津到辽东的路线，从海口到右屯河通堡不到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坟、桃花岛都可以停船避风。”有关部门复议后施行。嘉靖四十五年，顺天巡抚耿随朝勘察海道，从永平向西下海，一百四十五里到纪各庄，再四百二十六里到天津，都可以沿岸行船。其间有一百二十里需要驶入大洋，但有建河、粮河、小沽、大沽河可以避风。起初批准了他的议案，不久因御史刘翾上疏阻挠而停止。这一年，采纳给事中胡应嘉的意见，撤销遮洋总。隆庆五年，徐州、邳州一带的河道淤塞，采纳给事中宋良佐的意见，重新设置遮洋总，以保存海运的遗意。山东巡抚梁梦龙极力论述海运的好处，说：“海道南起淮安到胶州，北起天津到海仓，是岛上居民和商人出入的地方。我派士卒从淮安、胶州各自运送米麦到天津，没有不顺利的。淮安到天津三千三百里，风向顺时两旬可以到达。船只沿近海航行，岛屿相连，即使遇风也可依靠躲避，比殷明略的旧航道安全便利得多。五月以前风向顺而柔和，这时出海可以保证没有忧患。”于是命令酌情拨给附近地区漕粮十二万石，让梁梦龙施行。

译隆庆六年，王宗沐督运漕粮，请求实行海运。诏令运输十二万石粮食从淮安入海。航线从云梯关向东北经过鹰游山、安东卫、石臼所、夏河所、齐堂岛、灵山卫、古镇、胶州、鳌山卫、大嵩卫、行村寨，全部行驶海面。由海洋所经过竹岛、宁津所、靖海卫，向东北转经成山卫、刘公岛、威海卫，再向西经过宁海卫，也都行驶海面。由福山的之罘岛到登州城北的新海口、沙门等岛，向西经过桑岛、▯母▯已岛；从▯母▯已岛向西经过三山岛、芙蓉岛、莱州大洋、海仓口；从海仓向西经过淮河海口、鱼儿铺，再向西北经过侯镇店、唐头塞；从侯镇向西北经过大清河、小清河海口，由乞沟河进入直沽，抵达天津卫。全程三千三百九十里。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毁坏运粮船七艘，漂失米数千石，淹死军丁十五人。给事中、御史交相上疏，论述海运的过失，于是停止，不再实行。万历二十五年，倭寇兴起，从登州运粮供应朝鲜军队。山东副使於仁廉又说：“供应辽东，没有比海运更好的；海运又没有比登州、莱州更好的。登州、莱州到金州六七百里，到旅顺口只有五百多里，顺风扬帆一两天就能到达。中间又有沙门、鼍矶、皇城等岛屿，天然形成水上驿站，可以停宿避风。只有皇城到旅顺二百里稍远，遇到顺风不到半天就能渡过。如果从天津到辽东，中间是大洋，没有停泊之处；淮安到胶州虽然只有三百里，但从胶州到登州却远达千里，礁石阻碍，难以航行。只有从登州、莱州供应辽东，形势便利而事情容易。”当时朝廷很认为他的主张正确，但没有施行。万历四十六年，山东巡抚李长庚上奏实行海运，特设户部侍郎一人督办，事情详见《李长庚传》。崇祯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扬任内阁中书，再次陈述海运的便利，并编纂《海运书》五卷进呈。朝廷命令制造海船试行。沈廷扬乘坐两艘船，装载数百石米，崇祯十三年六月初一从淮安出海，望日到达天津。等待风向用了五天，航行仅十天。皇帝非常高兴，加授沈廷扬户部郎中，命他到登州与巡抚徐人龙筹划勘察。山东副总兵黄廕恩也上奏海运九条建议，皇帝立即命他督办海运。此前，宁远的军饷通常用天津的船运到登州，等候东南风把粮食转运到天津，再等候西南风转运到宁远。沈廷扬从登州直接运输到宁远，节省费用很多。不久命他到淮安管理海运，却被督漕侍郎硃大典阻挠，于是改命他驻在登州，负责宁远的粮饷事务。崇祯十六年，加授光禄少卿。福王时期，命沈廷扬用海船防守长江，不久又命他兼管粮务。南京失守后，沈廷扬在唐王、鲁王之间艰难辗转，最终以死相守。嘉靖年间，朝廷大臣纷纷议论恢复海运，漕运总兵官万表说：“从前实行海运，每年沉没的粮食不止十万石。装粮的船、驾船的士卒、统率士卒的官员，都不能免于灾祸。如今人们谋划海运，动辄以丘浚的主张为依据，这不是通晓实际事务的人。”

译志第六十三　河渠五 ○淮河、泇河、卫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乾河、胶莱河 淮河发源于河南平氏县胎簪山。流经桐柏山后，水流开始壮大。向东到固始，进入南畿颍州境内，向东与汝水、颍水等河流汇合。经过寿州北面，肥水流入。到怀远城东，涡水流入。向东经过凤阳、临淮，濠水流入。又经过五河县南面，汇入浍水、沱水、漴水、潼水等河流，水势盛大，流速很快。经过泗州城南，稍向东流，汴水流入。经过龟山山麓后，更加转向北面，汇合洪泽湖、阜陵湖、泥墩湖、万家湖等湖泊。向东北到清河，向南与大河汇合，这就是古代的泗口，也叫清口，是黄河、淮河交汇的要冲。淮河南岸有漕河流入，就是所谓清江浦口。又向东经过淮安北面、安东南面，流入大海。永乐七年，寿州决口，洪水淹没中都。正统三年，清河水溢出。天顺四年，凤阳水溢出。都随时修筑堤岸，没有造成大的灾害。正德十二年，漕堤再次决口，水灌入泗州。泗州是祖陵所在地，地势最低。起初，淮河从安东云梯关入海，没有水流旁溢的忧患。等到淮河与黄河汇合后，黄河水势强大，夺去了淮河入海的通道，淮河不能与黄河抗衡，常常避开黄河向东流。陈瑄开凿清江浦，又依靠高家堰旧堤加以修筑来阻挡黄河水。淮安、扬州依靠它而无所畏惧，但凤阳、泗州之间却多次受灾。嘉靖十四年，采纳总河都御史刘天和的意见，修筑堤岸保护祖陵；高家堰也正好坚固，淮河畅通地从清口流出，凤阳、泗州的水患消除了。隆庆四年，总河都御史翁大立再次上奏，报告疏浚淮河的工程完工，淮河更加没有祸患。到了万历三年三月，高家堰决口，高邮、宝应、兴化、盐城都成为大片水乡。黄河水又紧逼淮河，并逐渐逼近凤阳、泗州。于是命令修建泗州陵墓护城石堤二百多丈，泗州依靠石堤稍稍安定。此时总漕侍郎吴桂芳说：“黄河在崔镇决口，清河水道淤塞。黄河水强，淮河水弱，淮水向南改道，灌入山阳、高邮、宝应，请赶快保护湖堤。”皇帝命令详细筹划其中的便利。给事中汤聘尹建议引导淮河水流入长江。恰逢黄河从老黄河奔流入海，淮河得以乘虚从清口流出。吴桂芳把这一情况报告上去，原来的议案于是搁置。万历六年，总河都御史潘季驯说：“高家堰是淮安、扬州的门户，也是黄河、淮河的关键。想要引导黄河入海，必须借助淮河冲刷泥沙。淮河向南决口，浊水就会停滞，清口也会淤塞。黄河必然决口泛滥，上游水流就会漫过平地，邳州、徐州、凤阳、泗州都将成为大片水乡。这是淮河有病而黄河也有病，黄河有病而漕运也有病，彼此相互影响的形势。”于是修筑高家堰堤，从武家墩起，经大小涧、阜陵湖、周桥、翟坝，长八十里，使淮水不能向东流。又因淮河北岸有王简、张福两个水口泄入黄河，水力分散，清口容易淤浅，而且黄河水多从这里倒灌入淮河，于是筑堤防护。这样使淮水无处流出，黄水无处流入，全部淮水都奔向清口，与大河汇合入海。然而淮水虽然从清口流出，也向西泛滥到凤阳、泗州。万历八年，遭遇雨涝，淮水逼近泗州城，并且流到祖陵的台阶中。御史陈用宾把情况上报。给事中王道成于是说：“黄河还没有上涨，只是淮河、泗州之间偶然集中下了连绵大雨，而清口已经不能容纳排水。应该命令河道主管官员疏导并堵塞相应的地方。”潘季驯说：“黄河、淮河合流向东，水势非常迅急。泗州山冈丘陵盘曲环绕，雨水来不及宣泄，因此上涨泛滥。想疏浚开凿，下游已经很深，没有地方可再疏；想堵塞，上游又不能逆流堵住。”于是命令潘季驯勘察筹划，最终也只是听任这种情况而已。万历十六年，潘季驯再次担任总河，在泗州护堤增修数千丈，全都使用石料。万历十九年九月，淮水在泗州泛滥，水面高过城壕，于是堵塞水关以防止内灌。这样一来，城中的积水无法排出，居民十之八九被淹没，水势还侵及祖陵。关于疏通排水的意见不一，季驯认为应听任积水自行消退。恰逢他吐血，请求归乡，言官便趁机请求准许他离职。皇帝于是派给事中张贞观前往勘察，恰好总河尚书舒应龙等将详细议论的结果上报，但计策尚未确定。接连几年，淮河在高良涧向东决口，向西灌入泗陵。皇帝大怒，夺去舒应龙的官职，派给事中张企程前往勘察。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请求拆除高堰，总河尚书杨一魁和张企程不同意，却极力请求分泄黄河、疏导淮河。于是修建武家墩经河闸，使淮水由永济河流到泾河，再向下经过射阳湖入海。又在高良涧和周桥修建减水石闸，用来泄放淮水：一路由岔河流入泾河，另一路由草子湖、宝应湖向下经子婴沟，都流入广洋湖入海。又疏浚高邮的茆塘港，使它与邵伯湖相通，开通金家湾，向下经芒稻河流入长江，用来疏泄淮河涨水，于是淮水趋于平稳。后来这三座闸逐渐淤塞。崇祯年间，黄河、淮河涨溢，议论者又请求开通高堰。朝中籍贯淮安、扬州的官员共同上疏极力争辩，此议于是搁置。不过当时建义等处的河口多次决口，向下灌入兴化、盐城，淮河水患一天比一天严重。泇河有两个源头：一条出自费县南部的山谷，沿沂州向西南流；另一条出自峄县君山，向东南流，与费泇河汇合，称为东、西二泇河。向南汇合彭河水，从马家桥以东流过微山湖、赤山湖、吕孟湖等湖，越过葛墟岭，向南经过侯家湾、良城，到达泇口镇，与蛤鳗、连汪等湖汇合。向东汇合沂水，从周湖、柳湖接通邳州东面的直河。向东南到达宿迁的黄墩湖、骆马湖，再从董沟、陈沟流入黄河。引泗水与沂水汇合来接济漕运，借此避开黄河的险阻，这一主张开始于翁大立，继而由傅希挚提出，最后由李化龙、曹时聘完成。

译隆庆四年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从睢宁到宿迁淤积了一百八十里。总河侍郎翁大立请求开通泇河以避开黄河水患，尚未裁决便停止了。第二年四月，黄河又在邳州决口，朝廷命给事中雒遵勘验。工部尚书硃衡请求把开通泇口河的主张交给各位大臣仔细计议。皇帝当即命雒遵会同勘察。雒遵说：“泇口河取道虽然快捷，但施工实在困难。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多，开凿到二丈时，硼石中便有泉水涌出。侯家湾、良城虽然有河道的形状，但水中有许多埋伏的石头，难以开凿；即使凿通，水流湍急，也不能通行漕船。而且蛤鳗、周湖、柳湖等湖中筑堤，工程费用无法计算。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然可以筑堤，但必须开凿葛墟岭来泄放主流，又要开通地浜沟来分散余波，这样才可以施工。”于是请求停止此议。皇帝下诏，命尚书硃衡会同总河都御史万恭等重新勘察。硃衡上奏说有三项困难，大体与雒遵所说相同。并且他说漕河已经通航，徐州、邳州之间堤岸高、水势深，不必另行修建。于是停止了此事。万历三年，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说：“开通泇河的主张曾经提出过，但中途停止了，理由是有三项困难。然而臣派遣锥手、步弓、水平、画匠，在这三处困难所在详细勘察。工程从上泉河口开始，向东南开挖，这样可以避开起点低洼、下游地势反而升高的困难。向南经过性义村以东，可以避开葛墟岭高峻坚硬的困难。从陡沟河经过郭村以西的平坦地带，可以避开良城、侯家湾的埋石。到泇口上下，河渠深浅不一，湖塘彼此连接，间或有砂礓，也不妨碍开挖。大体说来，上游起于泉河口，是水流入的地方；下游到达大河口，是水流出的地方。自西北向东南，长五百三十里，比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占十之八九，源头活水充足，水脉贯通，这是天子用来资助漕运的水道。假如确实能够拿出十年治理黄河的费用来修成泇河，那么黄河不必担心壅塞决口，茶城不必担心淤填，二洪不必担心险阻，运船不必担心漂流损坏，洋山的支河可以不必开挖，境山的闸座可以不必修建，徐洪、吕洪的洪夫可以全部省去，马家桥的堤工也可以中止。今天花费的巨大钱财，将来节省下来的费用足以抵偿，而且还有剩余。臣认为开通泇河有利。”于是朝廷命都给事中侯于赵前往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确切议定后上报。侯于赵勘察后上报泇河的事务说：“从泉河口到大河口五百三十里以内，从直河到清河三百多里，都不依赖泇河，事情可以不办。只有徐州、吕州到直河上下二百多里，黄河冲击萧县、砀山便会使二洪干涸，冲击睢宁便会淤塞邳河，应该开通泇河来避开这些危害，估计费用一百五十多万金。只是良城的埋石长五百五十丈，开凿所需力量难以预料。性义岭和南禹陵都横亘在河流之间，两个地方一旦开凿，丰县、沛县的河水必定决口，最终灌入其中。应先凿通良城的石头，预先修筑丰县、沛县的堤防，然后可以从容讨论兴工。”工部复议同意他的意见，但认为开通泇河不是几年之内能够完成的，应当把治理黄河作为急务。皇帝没有采纳，反而责备侯于赵阻挠，但此议也就随即搁置了。万历二十年，总河尚书舒应龙开通韩庄以泄放湖水，泇河的通道才开始畅通。到二十五年，黄河在黄堌口决口并向南改道，徐州、吕州以下的河道几乎断流。当时正商议开通李吉口、小浮桥以及镇口以下的河道，修建水闸引水来通行漕运，但议论者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吏科给事中杨廷兰都认为应当开通泇河，工部复议同意施行。皇帝命河漕官员勘察上报，但最终没有办成。二十八年，御史佴祺又请求开通泇河。工部复奏说：“用黄河作为漕运水道，利弊兼有；用泇河作为漕运水道，则有利而无害。不过泇河以外，还要经过微山、吕孟、周湖、柳湖等湖，秋冬水涨时担心风浪，冬春水枯时担心浅阻，必须在上下游另行开凿漕渠，修建水闸调节水量。”皇帝听从了。总河尚书刘东星主持此事，因为土地多沙石，工程艰难，没有完成。工科给事中张问达为此上奏。御史张养志又陈述开通泇河有四项理由：第一，开通黄泥湾，以打通通往泇河的近路。邳州沂河口是进入泇河的门户。入口六七里处有个湖，名叫连二汪，水浅而宽，下面多淤泥。要疏浚却没有可以修筑的岸，要筑坝埽却没有可以打基础的地方。湖外有黄泥湾，距离湖不远，地势较低。从沂河口到湖北岸约二十多里，应在这里开一条河与泇口相接，把湖水引入其中，运船就可以直达泇口了。第二，开凿万家庄，以接通泇口的水源。万家庄是泇口以北的地方。这里和台家庄、侯家湾、良城等处都是山冈高地，多砂礓和石块，施工极其困难。刘东星极力开凿，终于修成河道。但河身还很浅，水深只有二三尺，应该再开凿四五尺深，使韩庄的水向下接通泇口，那么运船无论大小，都可以水势充沛地到达。第三，疏浚支河，以避开微山湖口的险情。微山湖在韩庄以西，上下三十多里，水深一丈多。必须探明深浅，立标作为航行指引；风向正常、张帆航行时，片刻即可通过，但突然遇到狂风，难免倾覆沉没。现在已经沿湖开了一条四十五里的支河，上通西柳庄，下接韩庄，已有牵挽船只的通路。还应再次疏浚，大概可以没有船只漂流淹溺的祸患。第四，万庄一带地势较高，北方的水向南流到这里必然加速。请就在当地修建几座水闸，按时蓄水、泄水。皇帝下诏迅速勘察施行。但刘东星病死了。御史高举献上治理河漕的三条策略，又谈到泇河。工部尚书杨一魁复议说：“泇河经过良城、彭河、葛墟岭，石块、砂礓难以开凿，所以河口仅宽一丈六尺，水也同样浅，应当大力疏浚。韩庄渠上接微山、吕孟等湖，应该多方疏导，使它不致淤浅。顺流进入马家桥、夏镇，作为接济漕运的资助。”皇帝认为泇河已经取得成效，命河臣再次疏浚。

译三十年，工部尚书姚继可说泇河工程应该停止，于是停止治理。不久，总河侍郎李化龙又建议开通泇河，使它连接直河，以避开黄河的险情。工科给事中侯庆远极力支持这一主张，并认为估算的费用太少、限定的期限太长，请专门委任官员负责并责成其完成。三十二年正月，工部复议李化龙的奏疏，说：“开通泇河有六项好处，其中无可疑虑的有两项。泇河开通后，漕运不依赖黄河，黄河有水无水任其自然，这是第一项好处。用二百主十里的泇河，避开三百三十里的黄河，这是第二项好处。漕运不依赖黄河，我们就能自行掌握，并且可以详细观察情况来治理，这是第三项好处。估算费用二十万金，开河二百六十里，比照硃衡开新河的工程，可以事半功倍，这是第四项好处。开河必然实行招募，春荒时兴工，麦子成熟时遣散工役，富民不受扰害，贫民可以得到养活，这是第五项好处。粮船过洪水险段，必须约定在春季结束前通过，实际上是害怕黄河涨水；转入泇河后，早晚都不妨碍，这是第六项好处。替祖陵抵御水患，为百姓防备灾害，这是无可疑虑的第一项。徐州过去一向苦于洪水，泇河开通后，徐州百姓被淹成鱼的也会减少，这是无可疑虑的第二项。”皇帝非常赞许，命令迅速召集工匠，作为长远之计。八月，李化龙报告分水河建成，粮船经过泇河的占三分之二。适逢李化龙遭父母丧而离职，总河侍郎曹时聘接替他，上奏称颂李化龙的功劳。然而当时疏导黄河、疏浚泇河两项工程同时兴办，工程尚未完成，而黄河又多次泛滥，冲坏漕渠。给事中宋一韩于是指责李化龙开泇河的错误，李化龙愤怒，上奏章为自己辩解。曹时聘也极力说明泇河可以依靠，于是规划善后六件事上报。工部复议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且说：“泇河是在漕运受阻的时候开通的，当然不能因为有泇河就废弃黄河；泇河建成后有利于漕运，也不能因为黄河而废弃泇河。两方面的好处都保留，才差不多可以应对缓急。”于是请求修筑郗山堤，削平顿庄嘴，平缓大泛口的急流，疏浚猫儿窝等处的浅滩，修建钜梁、吴冲闸，增修三市、徐塘坝，以完成泇河尚未完工的工程。皇帝下诏依议办理。过了几年，泇河工程仍未完成，督漕官员又舍弃泇河而取道黄河。船只发生倾覆，只得在黄河、泇河之间迁移，漕运期限长期超过规定。三十八年，御史苏惟霖上疏陈述黄河、泇河的利弊，请求专力治理泇河，大略说：“黄河从清河经过桃源，向北到达直河口，长二百四十里。这里在泇河下游，水面平缓、河身宽阔，运船每天只能航行十里。然而没有其他道路，所以不得不使用它。从直河口向上，经过邳州、徐州到达镇口，长二百八十多里，这一段称为黄河。再向上航行一百二十里，才到达夏镇。黄河以东，从猫窝、泇沟到达夏镇，只有二百六十多里，这一段称为泇河。东西两道相对，舍弃这一条就只能走另一条。黄河在三四月间的水深与泇河相同；五月初，水流汹涌，如从天而下，一步也难以航行。因为水流挟沙而来，河口一天比一天高。到七月初，浅涸的程度是平时的十倍。总的计算起来，没有一个时候适合通行。淹死人、损坏船只，危害非常严重。泇河计算日程即可到达，最终很少有风浪，只要有真正用心办事的大臣负责，不出三五年就能把缺漏全部补齐，这将是几百年的利益。”工科给事中何士晋也说：“漕运道路最危险的没有比黄河更严重的。前些年水从昭阳湖流出，夏镇以南的漕运河道被冲坏阻塞，开泇河的主张才开始确定。避开浅涩和急流以及二洪的险情，汇聚各处泉水，按时开闭闸门，使船只通行无阻，已经有六年了。如今却忽然想舍弃泇河而改走黄河，导致仓促之间损坏粮船。有时改走大浮桥，河道淤塞后又返回泇河。因此运粮船到达湾口时已经迟延，急切之间还担心河水结冰，改走黄河的危害大体可以看出来了。只是泇河工程尚未完成，河道宽窄、深浅不一。应该拓宽、疏深，使它与会通河相等。重载船下行、空船返航，来往互不妨碍，掉头回旋也不必相互避让，水流经常充足，船只不会停滞。每年从水衡署拨出数万金，派廉能官员督办，三年可以完工。然后沿骆马湖北岸向东到达宿迁，大力开挖，完全避开黄河的险情，那么泇河的工程就完成了。有人说泉水来源细小，河道太宽太深，水量不足。却不知道泇河的水源远处来自蒙山、沂水，近处又挟带徐塘、许池、文武等泉河，大体上与济宁的泉河相当。吕公堂口堵塞以后，山东各处的水总会汇集收纳，再加上闸坝堤防，哪里用担心水量不足？有人说直达宿迁，这项工程迂远而难以完成；其实只在于任用得当的人，按有条理的方法统筹管理罢了。”奏疏递入后，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年，工部复议总河都御史刘士忠《泇黄便宜疏》，说：“泇渠在春夏之间，沂河、武河、京河的山水冲来，容易冲决并淤积泥沙，年终应当像南旺那样修治。只是此外没有可以安置水流的地方，形势上不得不堵塞泇河坝，让水重新回到黄河。因此每年三月初，就打开泇河坝，让粮船以及官民船只从直河进入。到九月间，则打开召公坝，让水流入黄河，以便空船返航以及官民船只往来。到第二年二月中旬再堵塞它。半年走泇河，半年走黄河，这是兼得两方面利益的办法。因此请求增设驿站、设置官员。又复议苏惟霖的奏疏，说：‘直隶猫窝的浅滩，是沂河下游，河面宽、泥沙淤积，不能修闸，是泇河最大的祸患。应向西开一条月河，以疏通沂河口。凡是水流挟沙而来，沙子的性质是直往前走，有月河分流，沙就会聚集在回旋停滞的地方，打捞冲刷较为容易，泇河的祸患也会稍微减轻。’两项都批复同意。此后，泇河终于成为永久可用的水道，只需修补而已。然而[原文疑误：“氵加”]河道狭窄，冬春粮船返空仍然要走黄河。万历四十八年，巡漕御史毛一鹭说：“无河通往夏镇的有九座闸，通往中河的却只依靠草坝。分司官员建议在直河口等处修建水闸，请举行办理。”皇帝下诏同意他的建议。崇祯四年，总漕尚书杨一鹏疏浚泇河。九年，总河侍郎周鼎上奏说重新疏浚泇河已经完成。过了很久，周鼎因河道决口防守失职而被判远戍。给事中沈胤培替他申辩修泇河、利漕运的功劳，因此得到减轻论罪。卫河源出河南辉县苏门山的百门泉。经过新乡、汲县向东流，到达畿南浚县境内，淇水在这里汇入，称为白沟，也称宿胥渎。宋、元时期称为御河。从内黄向东流出，到达山东馆陶以西，漳水在这里汇合。向东北到达临清，与会通河汇合。向北经过德州、沧州等州，到达青县以南，与滹沱河汇合。向北到达天津，与白河汇合入海。这就是所谓的卫漕。卫河水流浑浊而水势强盛，漕运水道得到它，才不必担心浅涩。然而从德州以下逐渐接近海边，地势低洼、河道狭窄，容易冲决溃破。

译起初，永乐元年，沈阳军士唐顺说：“卫河到直沽入海，向南距离黄河陆路只有五十里。如果开通卫河，并在距离黄河一百步的地方设置仓廒，用来接收南方运来的粮饷，到卫河交接转运，公家和私人都方便。”于是命廷臣商议，但没有施行。当年冬天，命都督佥事陈俊运送淮安、仪真仓的粮食一百五十多万石到阳武，再由卫河转运到北京。永乐五年，从临清到渡口驿有七处决堤，调发士卒堵塞。后来宋礼开通会通河，卫河与会通河汇合。当时卫河正多次冲决堤岸，于是命宋礼一并治理。宋礼说：“卫辉到直沽，河岸大多低矮单薄，如果不追究水源、分辨水流，只一味筑堤，恐怕还会再次决口，劳费会更加严重。会通河到达魏家湾，与土河相连，在那里可以开凿两条小渠，把水泄入土河。即使遇到涨水，下游的卫河也自然不会有横向泛滥的祸患。德州城西北也可以开凿一条小渠。因为从卫河岸向东北到旧黄河有十二里，中间五里原有沟渠，应该开通七里水道，把水泄入旧黄河，直到海丰的大沽河入海。”皇帝下诏同意。英宗初年，永平县县丞李祐请求堵塞漳河以防水患，疏浚卫河以便船只通行。皇帝听从了。正统四年，修筑青县卫河的堤岸。十三年，皇帝采纳御史林廷举的请求，把漳水引入卫河。十四年，黄河在临清冲决四座水闸，御史钱清请求疏浚其南面的撞圈湾河，使它通达卫河。皇帝听从了。景泰四年，漕运船只因张秋决口而受阻。河南参议丰庆请求从卫辉、胙城直到沙门，陆路转运三十里进入卫河，再由船只运到京师。朝廷命漕运都督徐恭复核上报，认为他的办法可行。山东佥事江良材曾说：“把黄河水引入卫河有三项便利。古代黄河从孟津到怀庆，向东北入海。如今卫河从汲县到临清、天津入海，也就是古黄河的河道，这是第一项便利。夏、商、周三代以前，黄河向东北入海，是天地间完整的气脉所汇聚之处。河南的河道迁移以后，地气也随之迁转。如今若在河阴、原武、怀庆、孟县之间疏导黄河，使它流入卫河，到达天津，不仅徐州、沛县的水患可以平息，京师的形势也会增强百倍，这是第二项便利。元代漕船到封丘，再陆路运输到淇门进入卫河。如今疏导黄河注入卫河，冬春水势平缓，漕船到河阴后顺流到达卫河；夏秋水流迅疾，仍从徐州、沛县到达临清，再向北抵达京师。而且修治沟渠水道，选择贤能的官员任职，就可以防备旱涝、抵御战马侵扰，进一步造成直隶、河南富强的形势，这是第三项便利。”詹事霍韬非常赞同他的规划，详细上奏报告。此事没有施行。万历十六年，总督河漕杨一魁建议把沁水引入卫河，朝廷命给事中常居敬勘察斟酌是否可行。常居敬说：“卫河水小，沁河水大；卫河水清，沁河水浊，恐怕利少害多。”于是停止了此事。泰昌元年十二月，总河侍郎王佐说：“卫河水流堵塞，只有截引漳水、引入沁水、疏通丹水三种办法。截引漳水困难，引入沁水又会带来许多祸患。丹水虽然水势与沁水相同，但丹水河口一旦疏通，从修武以下都能成为安稳的水流，修建水闸、筑堰，可以成为长久的利益。”皇帝批准了，但也没有能够施行。崇祯十三年，总河侍郎张国维说：“卫河汇合漳、沁、淇、洹等水，向北流到临清，与会通河汇合，以接济漕运。自从漳河改道以后，卫河水流就减弱了，截引漳水、引入沁水的主张，虽然提出了却没有实行。应当疏导辉县的泉水源头，并斟酌引入漳水、沁水，疏通丹水，同时查明疏通滏水、洹水、淇水的利弊得失，命河南巡抚、巡按勘察议论后上报。”最终没有施行。漳河出自山西长子县的叫浊漳，出自乐平县的叫清漳，两条河都向东流经河南临漳县，再由畿南经真定、河间，流向天津入海。它的分流在山东馆陶西南五十里处与卫河汇合。洪武十七年，漳河在临漳决口，皇帝命守臣防护。又告谕工部，凡是能够抵御水患的堤塘、堰坝，都要预先修治。有关官员把黄河、沁河、漳河、卫河、沙河五条河决口堤岸的丈尺数目绘图、计算工程后上报。皇帝下诏由军民共同修筑。永乐七年，在固安县贺家口决口。九年，在西南张固村河口决口，与滏阳河合流，导致下游田地无法耕种。临漳主簿赵永中请求命令灾民在漳河旁的高地荒地开垦，皇帝同意了。这一年又修筑沁州以及大名等府的决口堤岸。十三年，漳河、滏阳河同时泛滥，磁州的田地庄稼被冲走淹没。二十二年，在广宗泛滥。洪熙元年，漳河、滏阳河同时泛滥，在临漳三[原文疑误：“▯冢”]村等处冲决堤岸二十四处，调发军民修筑。宣德八年，又修筑三[原文疑误：“▯冢”]村的堤口。正统元年，漳河、滏阳河同时泛滥，冲坏临漳杜村西南的堤岸。三年，漳河在广平、顺德决口。四年，又在彰德决口。都命令修筑。十三年，御史林廷举说：“漳河发源于沁州，七十多条沟水汇成一条河，到达肥乡时，堤岸狭窄逼迫，水势激急湍急，所以成为百姓的祸患。元代曾分出支流流入卫河，以削弱水势。永乐年间淤塞，旧有遗迹还在，距离广平大留村十八里。应当征发丁夫开凿疏通，设置水闸，拦截漳水使它转流入卫河，并且疏浚广平、肥乡的水道。这样漳河水量减少，可以免除居民水患，而卫河水量增加，有利于漕运。”皇帝同意了。漳水于是与卫河相通。正德元年，疏浚滏阳河。滏阳河原在任县新店村东北，源出磁州，经过永年、曲周、平乡，到达穆家口，与百泉等河汇合后向北流。永乐年间，漳河决口并与它汇合，两条河常常同时造成水患。到景泰年间，又与漳河汇合，冲击曲周等县，沿河各地都筑堤防备。成化年间，旧河淤塞，冲开新店西南成为新河，与沙河、洺河等汇合后流入穆家口，也筑堤防备。英宗时，漳水已经通入卫河。弘治初年，漳水进一步改道流入御河，于是弃置滏阳河堤不再治理。后来漳水又流入新河，两岸土地都被淹没。任县百姓高旸等人因此上言，朝廷交给巡抚官员勘察上奏，奏称：“穆家口是各条河流汇集的地方，应当从这里先行治理，同时疏浚新、旧两河，使水流分开。漳河、滏阳河缺损的堤岸，逐步修筑。”皇帝同意了。从此漳河、滏阳河汇流在一起，而流入卫河的通道逐渐淤塞。

译万历二十八年，给事中王德完说：“漳河在小屯决口，向东经过魏县、元城，到达馆陶流入卫河，这是第一次变化，危害较小。在高家口决口，分成两股水流，向临漳南北两面流去，都到成安东边与吕彪河汇合，经过广平、肥乡、永年，到曲周流入滏水，一同流到青县河口才进入漕河，这是第二次变化，危害很大。滏水不能承受漳水，而如今接纳漳水，河道狭小，无法约束巨浪，因泛滥而受害的是百姓。卫水过去依靠漳水，如今舍弃漳水，水流细小缓慢，不能卷走沙泥，因干涸而受害的是漕运。堵塞高家河口，引导水流进入小屯河，费用少而利益多，这是上策。仍然从回龙镇到小滩进入卫河，费用大而危害小，这是中策。筑塞吕彪河口，坚固漳河堤岸，漕运不能从中得到利益，地方也不会遭受水患，这是下策。”命总督河漕的官员集合议论后施行。直隶巡按佴祺也请求引导漳河。朝廷一并交给总督官员，要求赶快引漳水与卫河汇合，以谋求永久的利益。最终没有施行。沁河出自山西沁源县绵山东谷。穿过太行山，向东南流三十里进入河南境内。经过河内县东北，又向东南到达武陟县，与黄河汇合后向东流去，到达徐州以接济漕运。它的支流从武陟红荆口出发，经过卫辉流入卫河。元代郭守敬说：“把沁河余水引到武陟，向北流入御河以灌溉田地。”这就是沁水流入卫河的旧有通道。明朝初年，黄河从荥泽流向陈州、颍州，直接流入淮河，不与沁河汇合。于是开凿渠道引导黄河，使黄河重新流入沁河。时间久了，沁水全部流入黄河，而流入卫河的旧通道也淤塞了。武陟是沁河、黄河交汇的地方。永乐年间，两次决口，又两次修筑。宣德九年，沁水在马曲湾决口，经过获嘉到达新乡，水深形成河道，在城北又汇聚成水泽。虽然筑堤防护，仍然不能遏止。新乡知县许宣请求加固决口，使水流回到旧河道。朝廷派官员勘察后同意了。沁水稍微安定，但它的支流又流入卫河。正统三、四年间，武陟的沁河堤岸又两次决口、两次修筑。十三年，黄河在荥泽决口，背离沁河而流。于是从武陟东面的宝家湾开渠三十里，引黄河流入沁河，使它通达淮河。从此沁河、黄河更加大规模地汇合，而沁水流入卫河的河道逐渐淤塞。景泰三年，佥事刘清说：“自从沁河在马曲湾决口流入卫河，沁河、黄河、卫河三条河相互贯通，转运十分便利。如今决口已经堵塞，卫河又胶浅。运船全都从黄河通行，曾经多次遇到险阻。应当派官员疏浚沁河来资助卫河，军民运船按照路程远近的便利来转运。”皇帝下诏交给巡抚集合议论。第二年，刘清又说：“东南来的漕船因为水浅不能前进。请从荥泽引入沁河，疏浚冈头一百二十里，以打通卫河。而且张秋的决口，是由于沁河与黄河汇合，水势于是奔腾迅急。如果把沁水引入卫河，张秋就没有水患了。”行人王晏也说：“开通冈头、设置水闸，分引沁水，使南流的水进入黄河，向北的水到达卫河。遇到涨水时就关闭水闸，漕运可以永远没有祸患。”朝廷一并交给督漕都御史王竑等核实上报。第二年，给事中何升说：“沁河有一处漏港已经形成河道。临清屯聚着许多因浅阻而停留的船，应当让它们从这里进入黄河，估计二十天可以到达淮河。”皇帝下诏命王竑和都御史徐有贞察看。后来停止了引沁河的议论。起初，王晏请求以沁河通漕，有关官员大多说不利。王晏坚持争辩，吏部尚书王直请求派官员巡视河道，于是命侍郎赵荣与王晏一同前往。赵荣也说不利，此议才搁置。天顺八年，都察院都事金景辉又请求疏浚陈桥集古河，分引沁水，向北通达长垣、曹州、钜野，以到达漕河。皇帝下诏核实后上报，但也没有施行。弘治二年夏天，黄河在埽头五处决口，流入沁河。那年冬天，又在祥符翟家口决口，与沁河汇合，从丁家道口流出。十一年，员外郎谢缉因黄河向南决口，担心牵引沁水向南流，使徐洪、吕洪两处干涸，请求遏制黄河、筑堤约束沁水，使两水都流入徐州。此事正交给有关部门勘察议论，第二年漕运总兵官郭鋐上副使张鼐的《引沁河议》，请求在武陟木栾店开渠到荆隆口，分引沁水进入贾鲁河，从丁家道口以下流向徐州、淮河。如果黄河有时向南迁徙，就引沁水进入渠道，以接济二洪的漕运。皇帝立即命张鼐办理。但曹县知县邹鲁又驳斥张鼐的主张，认为引沁水必然要堵塞沁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沁水无处归流，必定漫入田地房屋。如果等到下游已经通畅后才堵塞河口，水势会冲击空虚之处，千里河道不能承受，其祸患比黄河冲击祖陵还大。而且从木栾店到飞云桥，土地以千里计算，需要役使民夫百万，工程累积十年，也不能肯定完成。兖州知府龚弘支持他的主张，于是上奏说：“张鼐见黄河水势向南流，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但如今秋水向东北倒流，应当赶快疏浚、筑堤。”于是朝廷听从河臣、抚臣的意见，修筑丁家口上下游堤岸，而张鼐的主张最终停止。到万历十五年，沁水在武陟东岸的莲花池、金屹[原文疑误：“▯当”]决口，新乡、获嘉全都被淹没。朝廷商议筑堤阻挡。都御史杨一魁说：“黄河从沁河流入卫河，这是原来的河道。自从黄河改道，沁水也随之向南流，卫河常常干涸。应当把沁水引入卫河，不要让它帮助黄河造成灾害。”工部复议说：“沁水流入黄河、卫河流入漕河，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近来沁水在木栾莲花口决口向东流，杨一魁因此提出这个主张。但科臣常居敬前往勘察，说：‘卫辉府治所在地比河面低，恐怕会受到冲击。而且沁水含沙很多，流入漕河反而会成为祸患，不如加固决口，拓宽河身。’”于是停止了他的主张。三十三年，茶陵知州范守己又说：“嘉靖六年，黄河在丰县、沛县决口。胡世宁说：‘沁水从红荆口分流进入卫河，近年才堵塞。应当选择武陟、阳武一带开一条河，向北通达卫水，以防徐州、沛县河道淤塞。’正好盛应期主张开凿新渠，此议于是没有施行。近来十年前，黄河泥沙淤塞沁河口，沁水不能流入黄河，于是从木栾店向东冲决河岸，奔流入卫河，这样看来胡世宁关于红荆口的主张确实正确。当时守土大臣堵塞了决口，用坚固堤岸筑住，仍然引沁水流入黄河。但堤外的河道一直延伸到卫河岸边，至今还存在。请在堤上修建石闸，分引一股水，沿原来决口的河道向东流入卫河。漕船从邳州逆河而上，借沁水流入卫河，向东到达临清，那么会通河就可以废弃。”皇帝命总河以及巡抚、巡按勘察议论，没有施行。滹沱河出自山西繁峙县泰戏山。沿太行山流过晋、冀两地，曲折向东，到达武邑与漳河汇合。向东北到青县岔河口流入卫河，再向下到达直沽。有人说它就是九河中所称的徒骇河。

译明朝初年，滹沱河的旧河道由藁城、晋州到达宁晋，流入卫河，后来多次迁徙，情况不一。河身不太深，但水势洪大。左右附近的土地大多平坦低洼，夏秋雨水多时，夹带各处来水冲决泛滥，往往形成巨大的水浸。水位下降后，就利用河道浅淤进行治理。修筑堤岸、疏浚水流，随时补救，不能进行大规模治理。洪武年间疏浚过一次。建文、永乐年间，三次修筑武强、真定的决口堤岸。到洪熙元年夏天，连绵大雨，河水大涨，晋州、定州、深州三州以及藁城、无极、饶阳、新乐、宁晋五县的低洼田地全部被淹，滹沱河于是长期淤塞。宣德六年，山洪再次暴发泛滥，冲坏堤岸，调发军民疏浚。正统元年，在献县泛滥，冲决大郭鼋窝口的堤岸。四年，在饶阳泛滥，冲决丑女堤以及献县郭家口的堤岸，淹没深州一百多里田地，都命有关部门修筑。十一年，又疏浚晋州的旧河道。成化七年，巡抚都御史杨璇说：“霸州、固安、东安、大城、香河、宝坻、新安、任丘、河间、肃宁、饶阳等州县屡次遭受水患，是因为地势平坦开阔，水容易积聚。而唐河、滹沱河、白沟河上游的堤岸大多低矮单薄，遇到下雨就决口。官吏在东西两面任意决堤放水，把水患推给邻近地区。应当寻找旧有河道遗迹，因地制宜地疏浚。”皇帝立即命杨璇主持此事，水患稍微平息。到十八年，卫河、漳河、滹沱河同时泛滥，冲决漕河堤岸，从清平到天津共有八十六处决口。此后长期因循不治。弘治二年，修筑真定县白马口以及城附近的堤岸三千九百多丈。五年，又修筑两道护城堤。后来又连年发生大水，真定城内外都被淹没。改道开挖新河后，水患才平息。嘉靖元年，筑塞束鹿城西的决口，修整晋州紫城口的堤岸。不久，又连续多年遭受水灾。十年冬天，巡按御史傅汉臣说：“滹沱河流经大名，过去修筑的两道堤岸已经被冲毁，应当照旧修复。”于是命巡抚、巡按官员会议。第二年，皇帝命太仆卿何栋前往治理。何栋说：“河水发源于浑源州，汇合各座山的水，向东流向真定，从晋州紫城口以南进入宁晋泊，与卫河汇合入海，这是原来的河道。晋州西部地势高，南部地势低，于是冲破紫城向东泛滥，束鹿、深州等地便成为大片水浸。如今应当从藁城张村到晋州旧堤，修筑十八里长的堤岸，堤高三丈，宽为高度的十倍，并栽种椿树、榆树等树木。然后疏浚三十多里的河身，引导河水向南流，使它回到旧河道，这样顺天、真定、保定等郡的水患都可以平息。”又采纳郎中徐元祉的意见，在真定疏浚滹沱河以保护城池，同时引导束鹿、武强、河间、献县等地的水，沿滹沱河流出。都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此后几十年，水患颇为收敛，没有造成大害。万历九年，给事中顾问说：“臣任职任丘时，见滹沱河水涨，漂没百姓田地，数不胜数。请从饶阳、河间以下被水占据的土地，全部划作河道，并招募民夫深挖河身，坚固修筑堤岸，以谋求长久之计。”命令下达到巡抚、巡按官员处勘察议论。增筑雄县横堤八里、任丘东堤二十里。桑乾河是卢沟河的上游。它发源于太原的天池，潜流到朔州马邑雷山南面，有一处叫金龙池的地方，浑浊的泉水涌出，这就是桑乾河。向东流经大同古定桥，到达宣府保安州，雁门、应州、云中等地的水都在这里汇合。穿过西山，进入宛平县境内。向东南流到看舟口，分成两条：一条向东从通州高丽庄流入白河；另一条向南流经霸州，与易水汇合，向南到天津丁字沣流入漕河，称为卢沟河，也称浑河。桑乾河刚经过怀来时，两山夹束，水势不能任意奔流。到京城以西四十里的石景山东面，土地平坦、土质疏松，水流冲击震荡，河道迁徙不定。《元史》把卢沟河称为小黄河，是因为它的水流浑浊。上游在西山以后的河段，水量盈亏没有定时，但不造成水患。嘉靖三十三年，御史宋仪望曾请求疏浚开凿，以便运输宣府、大同的粮食。三十九年，都御史李文进因为大同边境储粮不足，也请求说：“开通桑乾河以打通运输道路。从古定桥到卢沟桥务里村，水运分为五段，共七百多里；陆运分为两段，共八十八里。春、秋两次运输，可以获得米二万五千多石。而且制造浅船由卢沟河到达天津，在务里村、青白口修建八处仓库，以备调拨运输。”这些建议都未能施行。下游在西山以前的河段，泛滥会危害庄稼，京畿地区深受其害，堤防工程十分紧迫。洪武十六年，疏浚桑乾河，从固安到高家庄八十里；霸州西支河二十里，南支河三十五里。永乐七年，固安贺家口决堤。永乐十年，卢沟桥和堤岸毁坏，官田、民房被水淹没，人畜溺死。洪熙元年，东狼窝口决堤。宣德三年，卢沟堤溃决。这些地方都征发士卒治理。宣德六年，顺天府尹李庸说：“永乐年间，运河在新城决口，高从周口于是淤塞。霸州桑圆里上下，每年水涨都没有地方排泄，水漫流涌，甚至倒流，向北灌入海子凹、牛栏佃，请赶快修筑堤岸。”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宣德七年，侍郎王佐说：“通州到河西务一带的河道又浅又窄，张家湾以西过去有浑河，请疏浚。”皇帝认为工程负担太重，停止了此事。宣德九年，东狼窝口决堤，命都督郑铭前往修筑。正统元年，又命侍郎李庸修筑，并修治卢沟桥、小屯厂的溃岸，第二年工程完工。过了三年，白沟、运河两条河的水都泛滥，保定县安州堤有五十多处决口。又命李庸治理，在龙王庙南面修筑石堤。正统七年，修筑浑河口。正统八年，修筑固安决口。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蒋恺说：“城北草桥的界河，上游连接浑河，下游到小直沽注入海中。永乐年间，浑河改道，向西南经过固安、新城、雄县到达本州，多次决堤造成灾害。近来在孙家口决口，水向东流入河，又向东到达三角淀。小直沽是它原来的河道，请顺应自然水势，修筑堤岸。”诏令顺天府官员勘察后施行。成化十九年，命侍郎杜谦督理卢沟河堤岸。弘治二年，杨木厂堤决口，命新宁伯谭祐、侍郎陈政、内官李兴等督率官军二万人修筑。正德元年，修筑狼窝决口。时间一久，下游的支渠全都淤塞。

译嘉靖十年，采纳郎中陆时雍的意见，征发士卒疏浚疏导。嘉靖三十四年，修治从柳林到草桥的大河。嘉靖四十一年，命尚书雷礼修治卢沟河岸。雷礼说：“卢沟东南有一条大河，从丽庄园流入直沽而下海，沿途沙淀绵延十多里。稍向东有一条岔河，从固安到达直沽，地势较高。现在应先疏浚大河，使水回到原来的河道，然后修筑长堤加以巩固。决口处地势低，水流湍急，人力难以一下子施工。西岸旧堤绵延八百丈，遗址可以查考，应当一并修筑。”诏令同意他的请求。第二年工程完成，东西两岸石堤共九百六十丈。万历十五年九月，神宗到石景山，临河观看浑河。召辅臣申时行到帐幕中，告诉他说：“朕常听说黄河冲决，造成的灾患没有定数，所以想观察浑河来了解水势。如今看见河水这样汹涌，才知道治理黄河更加艰难。应当告诫有关部门更加谨慎，不要把劳民伤财当作惯例。至于选用人员，务必要得到合适的人，吏部、工部应当明确传达朕的意思。” 胶莱河在山东平度州东南、胶州东北。源头出自高密县，分为南北两条水流。南流从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经过平度州，到掖县海仓口入海。讨论海运的人必定要讲到它。元至元十七年，莱州人姚演献议开凿新河，凿地三百多里，从胶西县东陈村的海口起，向西北到达胶河，从海仓口出海，称为胶莱新河。不久因为劳力和费用太大、难以完成而停止。明正统六年，昌邑百姓王坦上书说：“漕河水浅，军卒常年劳苦不休。从前江南常用海运，从太仓到胶州。胶州有旧河道连接掖县，应当疏浚使之贯通。由掖县渡海到直沽，可以避开东北方向数千里的海上险路，比漕河路程更近。”有关部门复议后搁置了这项建议。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等再次建议开凿新河。因为马家墩数里都是石冈，此议又被搁置。嘉靖十七年，山东巡抚胡缵宗说：“元代新河石座的旧迹还在，只是马壕尚未打通。现在已经招募民夫开凿治理，请再疏浚淤塞河道三十多里。”命令采纳他的建议。到嘉靖十九年，副使王献说：“劳山以西有薛岛、陈岛，石砑密布，横伏在海中，是最险的地方。元人避开这里，所以驶入大海向正东方到成山，越过登州到达莱州，然后驶往直沽。考察胶莱地图，薛岛以西有座山叫小竺，两座山峰相对耸立。中间有石冈叫马壕，山脚南北都连接海崖；北面就是麻湾，再向北就是新河，再向西北就是莱州海仓。从麻湾到海仓只有三百三十里，从淮安越过马壕到直沽只有一千五百里，可以免除绕海航行的危险。元人曾经开凿这条道路，遇到石头便停止了。如今开凿马壕通往麻湾，疏浚新河通出海仓，确实方便。”王献于是就在旧日开凿处向西延伸约七丈进行开凿。开始时土石各半，往下全是石头，再往下石头坚硬如铁。先用烈火焚烧，再用水浇灌，石头便碎裂化为灰烬。海水汇流，麻湾于是贯通。河道长十四里，宽六丈多，深度约为宽度的一半。由此，长江、淮河的船只可以到达胶莱。过了一年，又疏浚新河，泉水从两旁漫溢，河势变得深阔，于是设置九座闸，安置浮桥，修建官署派人守护。但中间分水岭难以打通的地方还有三十多里。当时总河王以旂建议恢复海运，请求先开凿平度新河。皇帝认为这是妄加议论、制造骚扰，而王献也恰好调任离去，于是工程尚未改变便停止了。嘉靖三十一年，给事中李用敬说：“胶莱新河在旧海运航道以西，王献开凿马家壕，引导张鲁河、白河、现河等河水来补充。如今淮河船只可以直达麻湾，这就是新河南口；从海仓可以直达天津，这就是新河北口。南北三百多里，潮水可以深入。中间有九穴湖、大沽河，都可以引水补济。需要疏浚的不过一百多里，应当赶快开通。”给事中贺泾、御史何廷钰也这样请求。诏令何廷钰会同山东巡抚、巡按官员前去巡视。后来因为估算费用浩繁，报告停止此议。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再次请求开凿疏浚，诏令派给事中胡槚会同山东巡抚、巡按官员商议。胡槚说：“王献所开凿的水渠，流沙容易崩塌，引来的白河细流不足以灌注。至于现河、小胶河、张鲁河、九穴、都泊，都只是污浊积水，水道不深不宽。胶河虽然有微小的水源，但地势向东倾斜，不能把水向北引。各种水源都不足以利用。上游水泉干涸，没有可以依靠的水源；下游浮沙容易溃决，不能长久维持。这是徒然扰民耗费而没有益处。”巡抚梁梦龙也说：“王献错误地把元人废弃的水渠当作海运故道，不知道这条水渠太长，春夏泉水干涸，没有水可引；秋冬暴涨，又没有地方蓄水排泄。南北两面的海沙容易堵塞，船行会受阻而不能通航。”于是再次报告停止此议。万历三年，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侍郎徐栻再次建议海运，说：“海运困难，在于驶入大海的危险和船只倾覆溺水的祸患。如今想除去这两种祸患，只有从胶州以北、杨家圈以南，疏浚一百里土地；那里没有高山长坡阻隔，杨家圈以北又都已经通有海潮。综合计算，开创的占十分之五，贯通疏浚的占十分之三，酌量疏浚的占十分之二。用锥子探测，上下都没有石头，肯定可以开凿。”于是命令徐栻负责此事。刘应节的意见以贯通海潮为主，但徐栻前去勘察，发现胶州附近地势高峻，不能引潮通行。只有引来泉源才可以成为河道，但这条道路长二百五十多里，需要凿山引水、筑堤建闸，估算费用达百万。诏令严厉责备徐栻，说他用困难的说辞阻挠事情成功。正好给事中光懋上疏弹劾此事，并请求命刘应节前往勘察。刘应节到达后，认为南北海口的水都深而宽阔，船只可以乘潮航行，于是详细列举其便利之处上报。

译山东巡抚李世达上书说：“南海麻湾以北，刘应节认为沙土堆积难以清除，便迁移古路沟十三里来避开它。又担心南面连接鸭绿港，东面连接龙家屯，沙积得很高，河口一开，沙子便随潮水进入，所以又提出建闸挡沙的建议。我认为闸门关闭，潮水怎么进来？闸门开启，沙子又怎么能挡住？北海仓口以南直到新河闸，大都沙土淤积、潮水浅。刘应节疏挖东岸二里，只除去二尺深的沙，大潮一来，沙子照旧堵塞，所以又提出筑堤束水挡沙的建议。我认为，若挡住两岸的沙还可以；如果潮水从中流冲击，又怎么能挡住？分水岭地势高峻，每开凿二十丈就要停工一次，费用一千五百金。下面多是▯冈▯句石，导水十分困难，所以又提出改在王家丘开挖。我认为，从吴家口到亭口，地势高峻处共有五十里，大概多是▯冈▯句石，费用应当是多少？如果舍弃这里，又没有别的河道可以通行。潮汐有一定规律，大潮稍微远一些，也只到陈村闸、杨家圈，不能再向前推进，何况每天只有两次潮汐呢？这就是潮水难以依靠的地方。河道弯曲二百里，张鲁河、白河、胶河三条河水流细小，都泊只有雨水形成的积水，也已经干涸。” “如果遇到严重干旱，哪里有泉水可以引来？即使引泉，也同样难以依靠。元人开凿疏浚这条河，史臣说其劳力费用无法计算，最终也没有成功，足以作为前人的鉴戒。”巡按御史商为正也说：“开挖分水岭下面，宽度十丈，需要一千名民夫。刚挖下几尺就是▯冈▯句石，再往下全是沙，再往下全是黑沙，继续往下又有泉水涌出，刚挖便淤塞，只能挖到一丈二尺深。如果一定要通海行船，还必须再挖深一丈。即使花费二百多万，也不足以完成这件事。”给事中王道成也上疏指出其中的弊端。工部尚书郭朝宾复议请求停止。于是召回刘应节、徐栻，停止了这项工程。此后中书程守训、御史高举和颜思忠、尚书杨一魁相继提出此议，但都没有实行。崇祯十四年，山东巡抚曾樱、户部主事邢国玺再次提出王献、刘应节的主张。朝廷拨给内帑十万金，但工程尚未开工，曾樱便离职。崇祯十六年夏，尚书倪元璐请求截取漕运粮食，经胶莱河转运军饷：从胶河口用小船到分水岭，再用车盘越过山岭四十里到达莱河，重新用小船出海，这样可以避免触礁和船只漂失损坏的祸患。山东副总兵黄廕恩提出的建议大致相同。但都没有来得及实行。

译《志》第六十四，河渠六。各直省水利。夏、商、周三代治理疆域和水土的制度十分详备。自从井田制废除，沟渠淤塞，水利常常得不到治理，于是开凿渠道、池塘、水井、陂塘，以资助灌溉。明朝初年，太祖诏令各地有司：百姓如果以水利问题条陈上报，就立即陈奏。过了二十七年，又特别告谕工部：凡是陂塘、湖泊、堤堰中可以蓄水排水、用来防备旱灾水灾的，都要因地制宜加以修治。于是分别派遣国子生和有才干的人，走遍天下，督促修治水利。第二年冬天，各郡县相继上奏。总共开挖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体恤百姓到了极点。此后凡有兴修建筑，有时役使本地百姓，有时借助邻近府县，有时支用官府材料，有时采自山场，有时利用农闲集合工役，有时随时召集办理，有时派大臣督促完成。明朝一代水利政务屡次修治，现可逐一列举如下。洪武元年，修治和州铜城堰闸，周长二百多里。洪武四年，修治兴安灵渠，修成陡渠三十六处。渠水发源于海阳山，秦代开凿，用来灌溉田地一万顷。马援曾修葺，后来毁坏，到这时才重新修复。洪武六年，征发松江、嘉兴民夫二万人开挖上海胡家港，从海口到漕泾一千二百多丈，以便海船通行，同时疏浚海盐澉浦。洪武八年，开挖登州蓬莱阁河。命耿炳文疏浚泾阳洪渠堰，灌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一带二百多里的田地。洪武九年，修治彭州都江堰。洪武十二年，李文忠说：“陕西受咸卤之害，请在城中开渠，远引龙首渠向东流入。”皇帝同意他的请求，用石头砌筑渠道。洪武十四年，修筑海盐海塘。洪武十七年，修筑磁州漳河决堤；扒开荆州岳山坝，以灌溉民田。洪武十九年，修筑长乐海堤。洪武二十三年，修筑崇明、海门的决堤，共二万三千九百多丈，役使民夫二十五万人。四川永宁宣慰使说：“所辖水道有一百九十处险滩，其中江口大滩八十二处，都被石头堵塞。”诏令景川侯曹震前往疏通。洪武二十四年，修治临海横山岭水闸，以及宁海、奉化海堤四千三百多丈。修筑上虞海堤四千丈，改建石闸。疏浚定海、鄞二县的东钱湖，灌溉田地数万顷。洪武二十五年，开凿溧阳银墅东坝河道，从十字港到沙子河胭脂坝四千三百多丈，役使民夫三十五万九千多人。洪武二十七年，疏浚山阳支家河。郁林州百姓说：“本州南北两条江相距二十多里，请求凿通，并设置石陡和各闸门。”皇帝同意了。洪武二十九年，修筑河南洛堤，又修复兴安灵渠。当时尚书唐鐸因军务来到那里，把渠道的情况绘图上报，请求疏浚加深加宽，使官船能够通行并为军队运送粮饷。命御史严震直烧凿陡涧中的石头，粮饷运输道路果然贯通。洪武三十一年，洪渠堰毁坏，又命耿炳文修治，并疏浚渠道十万三千多丈。建文四年，疏浚吴淞江。永乐元年，修治安陆京山汉水塌岸、章丘漯河东堤、高密和潍县决岸、安阳河堤、福山护城决堤、浙江赭山江塘、余干龙窟坝塘岸、临颍褚河决口、潍县白浪河堤、潜山和怀宁陂堰、高要青岐和罗婆圩、通州徐灶和食利等港、平遥广济渠、句容杨家港和王旱圩等堤、肇庆和凤翔遥头冈决岸、南阳高家和屯头二堰以及沙河、澧河等河堤，还有夏县古河三十多里的决口。修筑和州保大等圩一百二十多里，修建蓄水陡门九座。疏浚昌邑河渠五处，开凿嘉定小横沥，以沟通秦泾、赵泾二水；疏浚昆山葫芦等河道。命夏原吉治理苏州、松江、嘉兴的水患，疏浚华亭、上海运盐河，以及金山卫闸和漕泾分水港。夏原吉说：“浙西各郡中，苏州、松江地势最低，嘉兴、湖州、常州颇高，太湖环绕其间，绵延五百里。它承纳杭州、湖州、宣城、歙县溪涧的水，分流注入淀山诸湖，再流入三泖。近来因为浦港淤塞，水涨泛滥，损害庄稼。救治的方法，在于疏浚吴淞江各条浦港。考察吴淞江，长二百多里，宽一百五十多丈，西面连接太湖，东面通向大海，前代经常疏浚它。但它处在潮汐冲击之处，刚疏浚就又淤塞。从吴江长桥到下界浦，一百二十多里，水流虽然贯通，实际上多处狭窄浅陋。从下界浦到上海南仓浦口，一百三十多里，受潮汐淤塞，已经成为平地，水中有沙和流泥，难以施工。嘉定刘家港就是古代娄江，直通大海；常熟白茆港直通江中，都是宽阔而水流湍急的河道。应当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安亭等浦港，引太湖各处的水流入刘家港、白茆港，使水势分散。松江大黄浦是通往吴淞江的要道，如今下游被堵塞，难以疏浚。旁边有范家浜，能够直达南仓浦口而通海。应当把它疏浚得又深又宽，上游连接大黄浦，使泖湖的水流到这里，希望能够恢复《禹贡》所说的“三江入海”的旧状。水道贯通后，再考察地势，分别设置石闸，按时开闭。每年水位下降时，预先修整圩岸，以防暴水冲击，这样水患就可以平息。”皇帝命令征发民夫开挖疏浚。夏原吉日夜徒步巡视，亲自带头，工程终于完成。永乐二年，修治泰州河塘一万八千丈、兴化南北堤、泰兴沿江圩岸、六合瓜步等屯。疏浚丹徒通潮的旧江，又修治象山茭湖塘岸、海康和徐闻二县那隐坡、调黎等港的堤岸，以及黄岩混水等十五闸、六座陡门、孟津河堤、分宜湖塘、武陟马田堤岸、香山竹径水陂，并修复兴安分水塘。兴安有一条江，源出海阳山。江中横向修筑石埭，分出南北两条渠道，灌溉民田很广。石埭上层层砌石，像鱼鳞一样，用来防止水流冲溢。严震直拆去石头并加高石埭，水势受到逼迫无处排泄，冲毁塘岸，全都流向北渠，南渠浅涩，百姓失去水利之便；到这时才按原样修复。

译海门百姓请求征发淮安、苏州、常州的民夫，协同修筑张墩港、东明港一百多里的溃堤。皇帝说：“三郡百姓正苦于水患，不可以再次过度劳役。”于是派官员前往巡视，改由扬州百姓协同修筑。​​当涂百姓说：“慈湖靠近江边，上游通往宣城、歙县，东面到达丹阳湖，西面连接芜湖。久雨浸泡，潮水上涨，损害农田，应当派人勘察修筑。”皇帝同意了请求，并告谕工部：安庆、徽州、苏州、松江、浙江、江西、湖广，凡是湖泊地势低洼、圩岸倾塌的地方，都要赶快督促有司治理。夏原吉又奉命治理苏州、松江的水患，使旧有河港全部贯通。又疏浚苏州千墩浦、致和塘、安亭、顾浦、陆皎浦、尤泾、黄泾，共二万九千多丈；松江大黄浦、赤雁浦、范家浜，共一万二千丈，以沟通太湖下游。此前，修治了含山崇义堰。不久，和州百姓说：“铜城闸上游通到巢湖，下游通到扬子江，有七十多处圩岸决口，请求修治。”当地吏目张良兴又说：“水淹没麻湖、澧湖的田地五万多顷，应当修筑圩埂，从桃花桥起，直到含山界三十里。”这些请求都得到采纳。永乐三年，修筑上虞曹娥江坝埂、温县驮坞村堤堰四千多丈、南海卫莲塘和四会县鸦鹊水等堤岸，以及无为州周兴等乡和鹰扬卫乌江屯的江岸。修筑昌黎、历城小清河的决堤，以及应天新河口北岸从大胜关到江东驿三千三百丈。疏浚海州北面的旧河，上游通到高桥，下游连接临洪场和山阳运盐河，共十八里。永乐四年，修筑宣城十九处圩岸、丰城穆湖圩岸、石首临江万石堤、溧水决圩；修治怀宁斗潭河、彭滩圩岸、顺天固安、保定荆岱、乐亭鲁家套和社河口、吉水刘家塘和云陂、江都刘家圩港；修筑湖广广济、武家穴等江岸；修治新建石头冈圩岸、江浦沿江堤。开通泰州运盐河、普定秦潼河、西溪南仪阡三处河口，疏导兴化、盐城交界处的水流入海。疏浚常熟福山塘三十六里。永乐五年，修治长洲、吴江、昆山、华亭、钱塘、仁和、嘉兴的堤岸，以及余姚南湖坝；修筑高要银冈、金山等处的溃堤，灌溉田地五百多顷；治理杭州江岸中塌陷的地方。永乐六年，疏浚浙江平阳县的河道。永乐七年，修治安陆州渲马滩决岸、海盐石堤，筑泰兴拦江堤三千九百多丈；又疏浚大港北面的淤塞河道，直到县城南面流入大江，共四千五百多丈。永乐八年，修治丹阳练湖塘、汝阳汝河堤岸、南陵野塘圩和蚌荡坝、松滋张家坑和何家洲堤岸，以及平度州潍水、浮糠河一百一十二处决口，共八千多丈堤堰；修治吴江石塘、官路、桥梁。永乐九年，修治安福丁陂等塘堰、安仁铙家陂、寿光堤、安陆京山景陵圩岸、长乐官塘、长洲到嘉兴的石土塘桥路七十多里及泄水洞一百三十一处、监利车水堤四千四百多丈、高安华陂屯陂堤、仁和、海宁、海盐土石塘岸一万多丈。修筑沂州沭河口决岸，并疏通述阳述河。修筑直隶新城张村等口的决堤、仁和黄濠塘岸三百多丈、孙家围塘岸二十多里。疏浚潍县干丹河、定襄故渠六十三里，引滹沱水灌溉田地六百多顷。疏通福山官渠，浚治江阴青阳河道、邹平白条沟河三十多里。丽水百姓说：“县里有通济渠，截取松阳、遂昌各条溪水流入其中。上、中、下三处水源，分成四十八条支流，灌溉田地二千多顷。上游百姓为自身利益泄水，下游水流断绝，沙土堵塞渠道。请求按原样修复堤堰。”有关部门议定同意。齐东知县张升说：“小清河洪水冲决，淹没各盐场和青州田地。请求疏浚上游，修筑长堤，使水沿原来的河道流行。”皇太子派官员负责治理。鄜州百姓说：“洛水横向决口向西流，冲塌州城东北角。请求疏浚旧河道，沿州城东面山麓向南流。”皇太子同意了。永乐十年，修治浙江平阳的挡潮堤岸、黄梅临江决岸一百二十多里、海门挡潮堤一百三十里。修筑新会圩岸二千多丈，以及献县、饶阳恭俭等堤岸、安丘红河决岸、安州直亭等河八十九处决口、华容和安津等堤四十六处决口。疏浚上海蟠龙江、潍县白浪河。北京行太仆卿杨砥说：“吴桥、东光、兴济、交河以及天津各卫的屯田，因雨水冲决堤岸而损害庄稼。德州良店驿东南二十五里有黄河故道，与州城南面的土河相通。请开渠设置水闸，分散、减弱水势，对百姓非常有利。”命侍郎兰芳前往治理。永乐十一年，修治芜湖陶辛、政和二处圩岸、保定和文安二县河口五十四处决岸、应天新河圩岸、天长福胜和戚家庄二塘、荥泽大滨河堤。疏浚昆山太平河。永乐十二年，修治凤阳安丰塘十六座水门以及牛角坝、新仓铺塌岸、武陟郭村和马曲堤岸、聊城龙湾河、濮州红船口、范县曹村河堤岸；修筑三河决堤；疏浚海州官河二百四十里。解州百姓说：“临晋涑水河倒流，冲决姚暹渠堰，流入沙地，淹没民田，将要危及盐池。”不久又说：“硝池水溢出，冲开缺口，流入盐池。”因为涑水渠、姚暹渠水流并行，所以命官员按他们的请求修筑治理。永乐十三年，修治兴济决岸、南京羽林右卫刁家圩屯田堤。吴江县丞李升说：“苏州、松江的水患，以太湖一带最为严重，应该赶快泄去下游的水。像常熟白茆等港、昆山千墩等河、长洲十八都的港汊、吴县和无锡靠近湖泊的河道，都应当沿用旧有河迹，疏浚并加深。还应修治蔡泾等水闸，等候潮水往来，按时开闭。这样就能避免泛滥，百姓也能获得耕种的利益。”皇帝同意了。永乐十五年，修治固安孙家口和临漳固冢堤岸。永乐十六年，修治魏县决岸。

译永乐十七年，萧山百姓说：“境内河渠长四十五里，灌溉田地一万顷，近年来淤塞。请求疏浚，并在钱清小江坝以东设置水闸，这样大旱大涝都可以无忧。”山东新城百姓说：“县城东面的郑黄沟源出淄川，下游堵塞，霖雨水涝妨碍农业。陈家庄南面有乾河，上游与郑黄沟相接，下游通往乌江，请求疏浚治理。”皇帝都同意了。永乐十八年，海宁各县百姓说：“潮水淹没海塘二千六百多丈，并蔓延到吴家等坝。”通政岳福也说：“仁和、海宁的长降等坝冲坏，沉入海中的有一千五百多丈。东岸赭山、严门山、蜀山原有海道，长期淤绝，所以西岸潮势更加猛烈。请求征发军民修筑。”皇帝都同意了。第二年，修治海宁等县的塘岸。永乐二十一年，修治从嘉定到松江被潮水冲毁的圩岸五千多丈，以及交耻顺化卫一百多丈的决堤。文水百姓说：“文谷山有常稔渠，分流引入文谷河水，长三十多里，用来灌溉田地。如今河道溃决，水流泄散。”皇帝采纳其奏，请求修葺治理。永乐二十二年，修治临海广济河闸。洪熙元年，修治黄岩滨海的闸坝。与永乐初年相比，增加府判一员，专门负责此事。修治献县、饶阳恭俭堤和窑堤口。宣德二年，浙江归安县知县华嵩说：“泾阳洪渠堰灌溉五县田地八千四百多顷。洪武年间，长兴侯耿炳文前后修浚，没过多久堰就毁坏了。永乐年间，老人徐龄向朝廷进言，朝廷派官员修筑，恰逢营造工程而没有成功。请求专门命大臣征发军夫协同治理。”皇帝同意了。宣德三年，修治灌县都江等堰四十四处。临海百姓说：“胡巉等闸蓄水灌田，近年闸门损坏，金鰲、大浦、湖涞、举屿等河便都堵塞了，请求为此开挖修筑。”皇帝说：“水利是急务，竟然要百姓自己到朝廷诉说，这是因为守令没有选用得人。”命工部立即督促各郡县在秋收后开工。又诏告天下：“凡是应当兴修的水利，有司立即举办，不得拖延观望。” 巡按江西御史许胜说：“南昌瑞河两岸地势低洼，有许多良田。洪武年间修筑堤岸，水患没有造成危害。近年来水势泛滥，堤岸毁坏二十多处。丰城安沙绳湾圩岸长三千六百多丈，永乐年间被水冲毁，改修了一百三十多丈。近来久雨，江水上涨，堤岸又坏了。请求命有司招募民夫修理。”中书舍人陆伯伦说：“常熟七浦塘东西长一百里，灌溉常熟、昆山田地，每年租粮二十多万石。请求允许百姓自行疏浚。”皇帝都下诏准许。宣德四年，修治献县柳林口堤岸。潜江百姓说：“蚌湖、阳湖都临近襄河，水涨便决堤，给荆州三卫、荆门、江陵各州县的官田、民田和屯田造成了不可计数的灾害。请求征发军民修筑治理。”皇帝同意了。福清百姓说：“光贤里的官田、民田有一百多顷，靠堤岸阻挡海水。堤岸坏了很久，田地全都荒废。永乐年间曾命修治，到现在还没有实行，百姓不能耕种。”皇帝责令有司赶快治理，又告谕尚书吴中严格督促各郡县，陂池、堤堰要及时修浚，怠慢者依法治罪。宣德五年，巡抚侍郎成均说：“海盐距离大海二里，有石砌、土筑堤岸二千四百多丈，水冲蚀其中的石头，如今都已经磨损破败。建议在堤岸内侧修筑新的石堤，保留旧堤作为外层屏障。请求像洪武年间那样，命嘉兴、严州、绍兴三府协同征发民夫开工。”皇帝同意了。宣德六年，修治浏阳、广济各县堤堰，丰城西北临江石堤和西南七处圩坝，石首临江三道堤。疏浚余姚旧河池。巡抚侍郎周忱说：“溧水永丰圩周围八十多里，四周有丹阳湖、石臼湖。过去修筑埂坝，开通陟门、石塔，农业从中获益很大。如今已经破败，请求修葺治理。”教谕唐敏说：“常熟耿泾塘，南面连接梅里，通往昆承湖，北面到达大江。洪武年间曾疏浚以灌溉田地。如今堵塞，请求疏通。”皇帝都同意了。宣德七年，修治眉州新津通济堰。堰水出自彭山，分成十六条渠道，灌溉田地二万五千多亩。河东盐运使说：“盐池附近有姚暹河，流入五星湖后转入黄流河，两岸地势低洼。近年雨水泛滥，水势上涨，冲到解州。水浪更加湍急，于是冲毁南岸，淹没民田三十多里，盐池护堤也全都毁坏。又因为下游涑水河地势高，水流淤积倒流，姚暹河因此决口。请求征发民夫疏通。”皇帝同意了。苏州知府况钟说：“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有六个湖，分别是太湖、庞山湖、阳城湖、沙湖、昆承湖、尚湖。永乐初年，夏原吉曾疏浚疏导，如今又淤塞了。请求派大臣疏浚。”于是命周忱和况钟共同治理。这一年，汾河突然泛滥，冲坏太原堤。镇守都司李谦、巡按御史徐杰便相机修治，然后快马驰奏。皇帝嘉奖了他们。宣德八年，修葺湖广偏桥卫高陂石洞，修复完县城南关旧河，又修复和州铜城堰闸；修治安阳广惠等渠、磁州滏阳河和五爪济民渠。宣德九年，修治江陵、枝江沿江堤岸，修筑蓟州决岸。拆毁苏州、松江百姓私自修筑的堤堰。宣德十年，修筑海盐被潮水冲决的海塘一千五百多丈。主事沈中说：“山阴西小江，上游通到金华、严州，下游连接三江海口，引诸暨、浦江、义乌各湖水来通航。江口近来淤塞，应该在临浦修筑戚堰，挡住各湖水，使它们仍然从小江流出。”诏令有关部门复议后裁夺。正统元年，修治吉安沿江堤岸，修筑海阳、登云、都云、步村等处的决堤，疏浚陕西西安灞桥河。正统二年，修筑蠡县王家等处决口，修治新会从鸾台山到瓦塘浦的残坏堤岸，以及江陵、松滋、公安、石首、潜江、监利靠近江边的决堤；又修治湖广老龙堤，因为它曾被汉水冲毁。正统三年，疏浚泰兴顺德乡三条渠道，引湖水灌田；疏通潞州永禄等二十八道沟渠，使之通向漳河。正统四年，修治容城杜村口堤岸；在正阳门外设置减水河，并疏浚城内沟渠。荆州百姓说：“城西江水高出城墙十多丈，霖雨水涝会冲坏堤岸，水就会灌进城内。请求事先修治。”宁夏巡抚都御史金濂说：“镇里有五条渠道，依靠它们灌溉，如今明沙州七星、汉伯、石灰三渠长期堵塞。请求使用四万民夫疏浚，灌溉荒田一千三百多顷。”皇帝都同意了。

译正统五年，修治太湖堤、海盐海岸、南京上中下三道新河以及济川卫新江口防水堤、漷县和南宫各堤；修筑顺天、河间以及容城杜村口、郎家口的决堤；堵塞海宁蛎岩决堤口；疏浚盐城伍祐、新兴二场的运河。起初，溧水有个镇叫广通，镇西固城湖通入大江，镇东三塔堰河通入太湖，中间相距十五里。洪武年间曾开凿以通船。县地稍高，而湖泊承纳宁国、广德各地的水，遇到水涝就泛滥，于是在镇上筑坝防御，导致堰水不能流到坝下。这一年，改在叶家桥筑坝。胭脂河是溧水通往秦淮的水道，苏州、松江的船都由此通行。因沙石堵塞，便一并疏浚。山阳泾河坝上游连接漕河，下游通达盐城，过去设置绞关以便船只通行，年久失修，而且又担心盗贼从中泄取水利，于是筑坝堵塞河口。这一年，采纳百姓请求，修治堰坝并恢复绞关。正统六年，修造宣武门东城河南岸的桥，修治江米巷玉河桥及堤岸，并疏浚京城西南的河道；修筑丰城沙月等河堤、芜湖陶辛圩新埂；疏浚海宁官河、花塘河、硖石桥塘河，修筑瓦石堰两处；疏通南京江洲，减弱水势，以便修筑塌岸。高邮知州韩简说：“官河上下两座水闸都已毁坏，河道也不通，况且子婴沟堵塞，减水阴洞关闭，导致旱灾水灾都无法调节。请求一并疏浚治理。”诏令有关部门核实后施行。正统七年，修治江西广昌江岸、萧山长山浦海塘、彭山通济堰；修筑南京浦子口、大胜关堤，以及九江、武昌临江的塌岸。疏浚江陵、荆门、潜江淤积的河道三十多里。正统八年，修治兰溪卸桥浦口堤、弋阳三处官陂，疏浚南京城河。正统九年，修治德州耿家湾等堤岸、杞县离沟堤，修筑容城杜村堤决口；把上虞菱湖土坝改为石闸。疏挖无锡里谷、苏塘、华港、上村、李走马塘等河，东南连接苏州苑山湖塘，北面通扬子江，西面连接新兴河，引水灌溉田地。疏浚杞县牛墓冈旧河、武进太平河和永兴河，疏通海盐永安河、茶市院新泾、陶泾塘等河。都御史陈镒说：“朝邑多沙碱地，难以耕种。县治附近的洛河与渭水相通，请开渠引水灌溉。”新安百姓说：“城南长沟河，西面通徐水、漕水，东面连接雄县、直沽，因沙土淤塞，请求征发民夫疏浚。”海阳百姓萧瑶说：“县里有长溪，源出山麓，流到海口，环绕潮郡，所以登隆等都设置沟渠以便灌溉。只有隆津等都地处陆地，缺少水源，年年干旱没有依靠。请求像登隆一样开沟。”长乐百姓刘彦梁说：“严湖长二十多里，南面连接稠菴溪，西面通倒流溪，可以防备干旱和水涝。又有张塘涵、塘前涵、大塘涵、陈塘港，它们的作用与严湖相同。” “请求命有司疏浚。”广济百姓说：“本县和邻近的黄梅县，每年要把三万石粮食运到望牛墩。用小车转运剥运，百姓承受不了这种劳苦。连城湖港廖家口有一条沟通到墩前，但淤浅得不能行船。请与黄梅县合力疏浚贯通，以便利水运。”皇帝也同意了。十一年，修筑洞庭湖堤岸，修筑登州河岸；疏浚通州金沙场八里长的河道，使之与运河相通。任丘百姓说：“凌城港距县城二十五里，里面有定安桥河，向北十八里与水流相通，向东七里却被沙土堵塞。应当疏通，使它与港口连接，再通入直沽的张家湾。”巡抚周忱说：“应天、镇江、太平、宁国各府，旧有石臼等湖泊。湖中的沟港，每年征办鱼课；湖外的平圩浅滩，听任百姓放牧繁殖牲畜、采挖菱角和藕，不许耕种。因此山溪涨水时，湖水有所宣泄。近来富豪筑圩造田，阻遏湖水，每逢泛滥，灾害便殃及百姓，应当全部禁止革除。”皇帝一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十二年，疏浚平度州大湾口河道和荆州公安门外的河道，以便公安、石首等县输送赋税。浙江听选官王信说：“绍兴东小江，向南通往诸暨的七十二湖，向西通往钱塘江。近来被潮水冲涌堵塞，江面与田地齐平，船不能通行；久雨时水又泛滥，邻近田地总要遭受水害。请求征发民夫疏浚。”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十三年，修筑宁夏汉坝、唐坝的决口；疏浚山西涑水河和南海县通海的泉源；开凿宣府城濠，把城北的山水引入南城大河。湖广五开卫说：“本卫与苗族相接，山路高峻险要。距本卫三十里有水道通往靖州江，但乱石沙滩阻塞，请求疏浚，以便运输。”云南邓川州说：“本州民田与大理卫屯田相邻湖边，每年雨水带来的沙土淤积，禾苗被淹没。请求命州、卫军民疏浚治理。”皇帝一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十四年，疏浚南海潘埇堤岸，并设置水闸。和州百姓说：“州中有姥镇河，上游通往麻湖、澧湖，下游连接牛屯大河，长约七十里，宽八丈。又有张家沟，连接铜城闸，通往大江，长度只有姥镇河的一半，宽度相同；它灌溉降福等七十多处圩田以及南京各卫的屯田。近年河堤溃决、水闸毁坏，大多淤塞。请兴工疏浚，并仍在姥镇、丰山嘴、叶公坡各建一座水闸，以防备旱灾和水灾。”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景泰元年，修筑丹阳甘露等坝。二年，修缮玉河东堤、西堤；疏浚安定门东城河、永嘉三十六都河、常熟顾新塘，南至当湖，北至扬子江。三年，修缮泰和、信丰堤岸；修筑延安、绥德的决口河堤和绵州西岔河通江的堤岸；疏浚常熟七浦塘和剑州海子。工部说：“海盐石塘长十八里，常被潮水冲决，用浮土修筑，不能长久。”皇帝下诏另用石料修筑石塘来抵御潮水。

译四年，疏浚江阴顺塘河十多里，东接永利仓大河，西通夏港和扬子江。云南总兵官沐璘说：“城东有一条向南流的水，源头发自邵甸，汇合九十九处泉水成为一流，到松花坝分成两支：一支绕金马山脚流入滇池；一支从黑窑村流到云泽桥，也流入滇池。过去在下游筑堰，灌溉军民田地数十万顷，但遇连绵大雨时无处泄水。请命受益之家自行建造石闸，按时启闭。”上报后得到批准。五年，疏浚灵宝黎园庄渠，使之通鸿泸涧，灌溉田地万顷。六年，疏浚华容杜预渠，使运船通入江中，避开洞庭湖的险处；修缮容城白沟河杜村口、固安杨家等处的决堤。七年，尚书孙原贞说：“杭州西湖旧有两座水闸，近来都倾塌毁坏，湖水于是淤塞。考察宋代苏轼的话说：‘杭州本是江海故地，水泉又咸又苦。自唐代李泌引湖水入城，开凿六井以后，井邑日益富足，因此不可允许人们在湖中租佃种植。’周淙也说：‘西湖贵在深而宽阔。’于是招募士卒二百人，专门打捞湖中淤积。后来豪强户又请求租佃，湖面日益填塞，遇到大旱便水枯。皇帝下诏命郡守赵与亹开挖疏浚，芰荷、茭草和芦苇荡全部除去，杭州百姓因此获利。这大体就是前代治理西湖的方法。后来权势豪强不断侵占，湖面变得狭小浅窄，水闸和石坝也毁坏了。如今民田没有灌溉的水源，官河也因淤塞而水流不畅。请求敕令有关官员兴工疏浚，禁止侵占，以使军民获利。”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天顺二年，修缮彭县万工堰，灌溉田地一千多顷。五年，佥事李观说：“泾水发源于泾阳仲山谷，经高陵，到栎阳流入渭水，长二百里。汉代开渠灌田，宋、元两代都设置官员主管此事。如今虽有瓠口郑渠、白渠两渠，但堤堰崩毁决口，沟渠淤塞积水，百姓没有得到水利的好处。”于是命有关官员疏浚。八年，永平百姓说：“漆河绕城向西南流入海中，城脚都是石头，所以河水不能冲决；其余地方是沙土，容易溃决。前人曾在东北修筑土堤，在西南修筑砖岸。如今年久日久，逐渐坍塌，应当在东流处筑堤，横向阻激水流，使它与西流汇合，希望没有水流冲荡、百姓离散的祸患。”都御史项忠说：“泾阳的瓠口郑渠、白渠，引泾水灌溉数万顷田地，到元代仍灌溉八千顷。后来渠道日益变浅，水利因此废弃。宣德初年，曾派官员修凿，每亩收获四三石。不久又重新堵塞，渠旁田地遇旱便成为赤地。泾阳、醴泉、三原、高陵都深受其苦。前些时候请求在泾水上源龙潭左侧疏浚，直到旧渠口，却不久因诏令所规定的事例而停止。如今应当完成这项工程。西安城西的井泉水又咸又苦，饮用的人常常生病。龙首渠引水七十里，修筑不易，而且利益只涉及城东。西南方皂河距城约一舍，可以开凿渠道，引水与龙首渠汇合，那么居民都能受益。”邳州知州孟琳说：“榆行各社都临近沂河，久雨时河岸崩塌二十八处，低洼田地全部被淹，请求一并修筑。”皇帝一并采纳了这些意见。成化二年，修缮寿州安丰塘。四年，疏浚石州城河。六年，修缮平湖周家泾和独山海塘。七年，潮水冲决钱塘江岸以及山阴、会稽、萧山、上虞、乍浦、沥海二所和钱清各盐场，命侍郎李颙修筑。八年，修筑襄阳决岸。十年，朝廷大臣会商：江浦北城圩有古沟，向北通滁河浦子口；城东黑水泉有古沟，向南流入大江。两条沟相对，中间被冈垄截断，应当开凿贯通成为河道，旱时引水，涝时泄水。皇帝采纳了意见。十一年，疏浚杭州钱塘门旧渠，向左连接涌金门，并建桥闸蓄积湖水。巡抚都御史牟俸说：“山东小清河，上游连接济南趵突等泉，下游通往乐安沿海高家港盐场；大清河上游连接东平坎河等泉，下游通往滨州海丰、利津以及沿海富国盐场。河道淤塞，百姓苦于层层盘剥，雨水又造成淹没。劝农参政唐虞疏浚河道、修造水闸，请命他兼管水利。”皇帝下诏准许。十二年，巡按御史许进说：“河西十五卫，东起庄浪，西抵肃州，绵延将近二千里，所依靠的水利大多被权势豪强侵夺。应当设置专职官员管理。”皇帝下诏命屯田佥事兼管此事。十四年，牟俸说：“直隶苏州、松江以及浙西各府，连年遭受旱灾和水灾，这是因为它们环绕太湖，属于东南最低洼的地区，而苏州、松江尤其处在低洼冲积地带。所以每逢连日积雨，众水奔流溃决，湖泊港汊水势上涨漫溢，淹没无边。考察太湖就是古代的震泽，上游承接嘉州、湖州、宣州、歙州各州的水，下游通往娄江、东江、吴淞江三条江的水流。东江如今已经看不见，但娄江、吴淞江入海的旧河道仍然存在。当地地势与常熟福山、白茆二塘，都能够引导太湖水流入江海，使百姓免于水淹溺死，土地也可以耕种，历代开挖疏浚都有成法。本朝也常常命官员修治，却没有掌握要领。如今湖滨豪家全都把淤积的滩地种植作物以谋利，治水官员又不了解利害，往往在泄水处设置石梁，堆土筑路；有的担心盗船往来，便钉木筑栅，致使水道堵塞淤积，公私双方都受害。请选派深知水利的大臣专门管理，再设置一名提督水利分司官，随时修理，那么水势就能疏通，这是东南地区的厚大利益。”皇帝立即命牟俸兼领水利事务，听任他疏浚、修筑。工程完成后，便专门设置水利分司。十五年，修缮南京城内外河道。十八年，疏浚云南东西二沟，从松华坝、黑龙潭直到西南柳坝南村，灌溉田地数万顷；修缮居庸关水关、城门券洞和各隘口水门共四十九处，楼铺、墩台一百零二座。二十年，修缮嘉兴等六府的海田堤岸，特意选派京堂官员前往督察。二十二年，疏浚南京中河、下河两条新河。弘治三年，采纳巡抚都御史丘鼐的意见，设置专职官员主管灌县都江堰。六年，下诏命抚民参政硃瑄疏浚河南伊渠、洛渠，彰德高平渠、万金渠，怀庆广济渠，南阳召公渠，以及汝宁桃陂等堰。

译七年，疏浚南京天河、潮河两条河道，以备军卫屯田的水利。七月，命侍郎徐贯与都御史何鉴办理浙西水利。第二年四月工程告成。徐贯刚奉命时，上奏请求让主事祝萃随行。祝萃乘小船考察清楚水源、河道的来龙去脉。徐贯于是命苏州通判张旻疏通各条河港，把水蓄在大坝中。不久又挖开白茆港的沙面，趁潮水退去时，决开大坝，让坝水冲击沙滩，沙泥全被冲刷干净。潮水冲荡激流，河道日益变宽变深，水流通达海口，没有阻碍。又命浙江参政周季麟修缮嘉兴旧堤三十多里，改用石料修筑；增修湖州长兴堤岸七十多里。徐贯于是上奏说：“东南是国家财赋的来源地，却水患最多。永乐初年，曾命夏原吉疏浚，当时因为吴淞江的氵艳沙浮荡，未能施工。到现在九十多年，港浦更加堵塞。臣督率官员巡视，疏浚吴江长桥，引导太湖水分流进入氵殿山、阳城、昆承等湖泊。又开通吴淞江以及大石、赵屯等浦，使氵殿山湖水泄出，经吴淞江流入海中；开通白茆港白鱼洪、鲇鱼口，使昆承湖水泄出，经白茆港注入江中；开通斜堰、七铺、盐铁等塘，使阳城湖水泄出，经七丫港流入海中。”}], 下游疏通后，不再堵塞。于是又开挖湖州的溇泾，使西湖、天目山、安吉各山的水从西南流入太湖；开挖常州的百渎，使溧阳、镇江、练湖的水从西北流入太湖；又开通各处陡门，使漕河的水经过江阴流入大江。上游也因此畅通，不再淤滞。这次工程共修浚河、港、泾、渎、湖、塘、陡门、堤岸一百三十五道，役使民夫二十多万人，祝萃的功劳很多。巡抚都御史王珣说：“宁夏古代有三道渠道，东汉和中唐时都曾通行。只有西面的一道靠山，长三百多里，宽二十多丈，两岸险峻，汉、唐旧有的遗迹都已淤塞。应当征发士卒疏浚开凿，引水向下游流去；并且用土筑成东岸，修建营堡屯驻士兵，以阻挡敌寇冲击。请求拨帑银三万两，并把灵州六年的盐课用来供给费用。”又请求在灵州金积山河开渠灌田，给军民租种。皇帝一并采纳了意见。十八年，修筑常熟塘坝，从尚湖口抵达江边，以及黄浦、泗浦等浦和新庄等沙，共三十多处；疏浚杭州西湖。正德七年，修缮广平滏阳河口堤岸。十四年，疏浚南京新江口右侧河道。十五年，御史成英说：“应天等卫的屯田，位于江北的滁州、和州、六合，地势低洼，多次被水冲毁。从金城港到浊河、乌江，有三十多里，应当依循旧有河道疏浚，这样水势便能泄去，屯田也能受益。”皇帝下诏准许。嘉靖元年，修筑并疏浚束鹿、肥乡、献县、魏县的堤岸和渠道。当初，苏州、松江的水道全被权势之家占据。巡抚李充嗣把水道划成井字形地块，说明开凿方法，每户占一块，计算工程量并限定日期。他制造浚川爬，使用几百只大木筏，拖曳木齿，随着潮水进退，冲击清除泥沙；又设置一百多只小船，在船尾系上铁帚来疏导。于是疏浚旧河道，开凿新渠道，巨大的浦渠和支流没有不灌注畅通的。皇帝嘉奖他的辛劳，赏赐银币。二年，修缮德胜门东、朝阳门北的城墙和河道，修筑仪真、江都的官塘五处。十年，工部郎中陆时雍说：“良乡卢沟河、涿州琉璃河和胡良河、新城与雄县的白沟河、河间沙河、青县滹沱河，下游都已淤塞。应当按时疏浚，使它们通达海口。”皇帝下诏命巡抚商议此事。十一年，太仆卿何栋勘察京畿水患，认为有两件事需要处理，其中一件是滹沱河。他说：“真定的鸭河、沙河、磁河，都发源于五台山，汇合各支流，到唐河兰家圈后合流进入河间；向东南经过任丘、霸州、天津入海，这是原来的河道。河间东南地势高，东北地势低，所以水在兰家口决开，肃宁、新安都遭受水害。应当堵塞决口，疏浚旧河道。涿州胡良河从拒马河分流，到州城东面流入浑河；良乡琉璃河发源于磁家务，潜入地下，到良乡东面流入浑河。近来浑河淤塞，两河不能通流。不过下游淤沙只有四五里，请立即疏浚。”工部复议后同意施行。郎中徐元祉奉命赈济灾民，上奏说：“河流本来是用来泄水的，如今反而向下游壅塞；淀泊本来是用来蓄水的，如今反而向上游泛溢。所以京畿地区一向苦于水患。顺天府水利方面利害各半，真定府利多于害，保定府害多于利，河间府则完全遭受水患。弘治、正德年间，曾经修筑长堤，排除决口，但很快就溃败了。如今只有疏浚一法可以施行，具体办法共有六条：一是疏浚本河，使河道宽阔深畅。九河从山西流来的水，向南汇入滹沱河而不侵扰真定各郡，向北汇入白沟而不侵扰保定各郡。这是第一要义。二是疏浚支河。令九河的水流经过大清河，从紫城口流入；经过文都村，从涅槃口流入；经过白洋淀，从兰家口流入；经过章哥ＡＨ，从杨村河流入。这样就能直接汇纳细小水流，水势也就分散了。三是疏浚决河。九河水流平稳时，本河、支河两条河道能够容纳；遇到涨水时，堤岸各处就会四面冲决。应当每处冲决之地酌情保留一个口子，再次疏浚，使它们合成一条水渠，以减缓湍急水势，防备水流泛滥。四是疏浚淀河。使各个淀泊彼此相通，通达到本河、支河两条河道，使下游有地方泄水。五是疏浚淤塞的河道。九河向东流去，都沿着旧河道流行；高处削低，低处疏通。凡是占据河道、曲折修筑堤防以妨碍水流的人，处以罪罚。六是疏浚下河。九河一支从青县流出，另一支从丁字沽流出，两股水流在苑家口相互汇合。因此施工必须从苑家口开始，逐渐取得成效，然后再依次推行，希望能够减轻各郡的水患。”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年，香河县郭家庄自行开挖了一条新河，长一百七十丈，宽五十丈，距离旧河有十多里。皇帝下诏命令河道官员赶快修缮治理。万历十三年，巡抚都御史周金说：“兰家圈的决口，堵住它，水就会向东泛溢，使河间府受害；不堵住它，向东流的水道就会逐渐淤塞，使保定府受害。应当保留决口，同时疏浚并拓宽新河，使水流向东北平缓流行，免除壅塞干涸的祸患。”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万历二十四年，疏浚南京后湖。当初，胡体乾巡按吴地，因为松江水势泛滥，提出六条建议：“一是开通河道，二是疏浚湖泊，三是削弱上游水势，四是疏通下游的沟壑，五是排除潮水上涨时带来的泥沙，六是制定治理田地的规章。这一年，吕光洵巡按吴地，又上奏治理苏州、松江水利的五件事：

译第一，扩大疏浚范围，以备蓄水和泄水。三吴是水乡，西南面承受太湖各湖泊的水，地势尤其低洼；东北面靠近大海，冈地和高地相比西南特别高。地势高的地方苦于干旱，地势低的地方苦于水涝。从前人在下游疏浚成塘浦，引导各湖泊的水向北流入江中、向东流入海中，又引江潮向冈地和高地以外流布。蓄水、泄水都有办法，所以旱灾和水灾都没有祸患。近来纵横交错的浦渠、塘河大多淤塞而无人治理，只有黄浦、刘河两条江还较为畅通。然而太湖水源多、来势盛，仅靠两江不足以泄水；冈地和高地的支河又多被堵塞，无法用于灌溉。于是高地、低地都受水旱之苦，每年常常报告灾情。应先勘察关键险要处，在氵殿山等长满茭白、芦苇的地方，引导太湖水分散流入阳城湖、昆承湖、三泖等湖泊；又开通吴淞江以及大石、赵屯等浦，使淀山湖水泄出流入海中；疏浚白茆、鲇鱼等口，使昆承湖水泄出注入江中；开通七浦、盐铁等塘，使阳城湖水泄出流入江中；再把田间的水全部引入小浦，使之汇入大浦，让流动的水都有归处，蓄积的水都有泄道。这样下游低地就能得到治理，也不用忧虑水涝。又疏浚艾祁、通波两河灌溉青浦，疏浚顾浦、吴塘灌溉嘉定，疏浚大瓦等浦灌溉昆山东部，疏浚许浦等塘灌溉常熟北部，疏浚臧村等港灌溉金坛，疏浚澡港等河灌溉武进。凡是冈地和高地的支河淤塞而未治理的，都应疏浚加深拓宽，使它们恢复旧日状态。这样上游地区也能得到治理，不必忧虑干旱。这就是三吴水利的根本办法。第二，修缮圩岸，以固定横向漫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处在东南下游，而苏州、松江又处在常州、镇江的下游，容易蓄水而难以泄水。即使疏导河道、浚通浦渠，把水引入江海，秋季连绵大雨使水上涨，风浪相互冲击时，河浦的水仍会倒灌到田间，冲刷侵蚀而造成灾害。宋代转运使王纯臣曾命苏州、湖州修筑田埂来挡水，百姓十分便利。司农丞郏也说：‘治理河道应以治理田地为根本。’老人们都说，前二三十年百姓粮食充足，便用余力修治圩岸，田地更加完整美好。近来百姓贫困，无暇修缮，所以田圩逐渐毁坏，每年多有水灾。应当下令各地官府专门治理圩岸。堤岸高了，田地自然稳固；即使有连绵大雨和水涝，也不能造成灾害。而且足以使各湖泊的水都流归河浦，不必等到决口泄水，水流自然会湍急顺畅。冈地和高地也会因为江水稍高，可以逐亩引水灌溉，不只是低田得利而已。第三，恢复板闸，以防止氵殿地淤污。河浦的水都从平原流入江海，河水流速慢而潮水来势急，因此沙土随着波浪涌来，容易淤积。从前人们权衡便利，在距江海约十里的地方夹河设闸，随着潮汐启闭，用来抵御淤沙。遇到旱年就长期关闭以蓄水，遇到涝年就长期开启以宣泄积水；所谓设置水闸有三种好处，说的就是这些。近来水闸大多淤塞，只有常熟福山闸还保存着。老人们认为，凡是河浦入海之处确实都设置水闸，自然可以长久不堵塞。第四，按照事情的缓急来安排工程费用。第五，重视委任官员，以责任约束其取得成功。皇帝下诏，全部按照所议实行。吕光洵于是请求专门委任巡抚欧阳必进负责，皇帝采纳了。二十六年，给事中陈斐请求仿照江南水田的办法，开挖江北沟渠，以消除水患，增加每年的收成，皇帝批复准许。三十八年，总督尚书杨博请求开垦宣府、大同的荒田并兴修水利，皇帝采纳了。巡抚都御史翁大立说：“东吴水利，从震泽疏浚源头把水引入江中，再由三江疏导水流入海；苏州三十六浦、松江八汇、毗陵十四渎共同调节旱涝。近来由于倭寇冲击，岔港交汇处大多钉木设栅、筑堤防御，因而导致水流停滞蓄积，淤泥日益增多。渠道之间因地势高起而形成土阜。况且具区湖泊和港汊，临水居住的人杂种茭白、芦苇，泥土积聚成荡，民间又多自行修筑圩岸。上游水源日益减弱，水势日益降低。黄浦、娄江的水又被水师船只占用，下游也发生淤积。海潮力量不足，水利难以兴修，民田逐渐贫瘠。应当在吴淞、白茆、七浦等处修筑石闸，按时启闭；挑挖镇江、常州的漕河，使其深而宽，运输没有阻碍，这对公私都有好处。”皇帝下诏准许。四十二年，给事中张宪臣说：“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郡水患接连发生。请疏浚支河，使潮水能够通行；修筑圩岸，抵御急流。白茆港、刘家河、七浦、杨林，以及凡是河渠、河荡淤塞泥泞的地方，都应疏导。”皇帝认为江南长久苦于倭患，不宜再使百姓承受沉重劳役，命令只酌情疏浚支河。四十五年，参政凌云翼请求专门设置御史督察苏州、松江水利，皇帝下诏命巡盐御史兼任。隆庆三年，开挖湖广竹筒河，以泄汉江水。巡抚都御史海瑞疏浚吴淞江下游上海一带的淤地一万四千丈有余；原来江面宽三十丈，又拓宽十五丈，从黄渡到宋家桥长八十里。第二年春天，海瑞说：“三吴入海的通道，南面止于吴淞江，北面止于白茆港，中间止于刘河。刘河通达无阻，吴淞江正在挑挖疏浚。当地人请求开挖白茆港，估计需要疏浚五千多丈，役使民夫一百六十四万多人。”又说：“吴淞江的工程将要完工，只有东西两座坝还没有开通。父老都说，昆山夏驾口、吴江长桥、长洲宝带桥、吴县胥口，以及凡是能够通水流入吴淞江的地方，都应逐一挑挖完毕，然后才可以开坝。”皇帝一并采纳了。该年修筑海盐海塘。过了四年，采纳巡抚侍郎徐栻的建议，又开挖海盐秦驻山至南面澉浦旧河的河道。万历二年，修筑荆州采穴、承天泗港、谢家湾等处的决堤口；又修筑荆州、岳州等府和松滋各县旧有的垸堤。四年，巡抚都御史宋仪望说：“三吴的水势，东南面从嘉兴、秀州沿海向北，都流向松江，沿黄浦入海；西北面从常州、镇江沿江向东，都流向江阴、常熟。其中太湖蓄积的水汇成巨大水面，流入庞山、渎墅、淀山、三泖、阳城等湖。于是开浦引湖水，向北经常熟七浦、白茆等港流入江中，向东北经昆山、太仓穿过刘家河，向东南通往吴淞江、黄浦，分别流入海中。各水道相互联结，四面环护，中间形如仰口的盆。杭州、嘉兴、湖州、常州、镇江的地势环绕四角，苏州位于中央，松江承受各方水流，地势最低。请专门设置水利佥事，以有益于国家财计。”工部商议后，派御史董之办理。六年，巡抚都御史胡执礼请求先疏浚吴淞江长桥和黄浦。在此以前，巡按御史林应训说：

译“苏州、松江的水利，关键在于开通吴淞江中段，以形成通往海口的水势。太湖入海有三条通道：东北经刘河，就是古代娄江的旧河道；东南经大黄浦，有古代东江遗留的意思；中间是吴淞江，经过昆山、嘉定、青浦、上海，是太湖水流的正道。如今刘河、黄浦都已畅通，只有中江独自堵塞，这是因为江流与海潮相遇，海潮浑浊，需要依靠江水快速冲洗。刘河独自承受巴湖、阳湖等湖泊的水，又有新洋江、夏驾浦从旁注入；大黄浦总汇杭州、嘉兴的水，又有淀山湖、泖荡从上游灌注。因此水流都清澈迅疾，足以抵御潮水，不能淤塞。只有吴淞江的源头出自长桥、石塘下方，经过庞山、九里二湖流入。如今长桥、石塘已经淤塞，庞山、九里又变成滩地并不断涨淤，来水已经微弱。又有新洋江、夏驾浦分走它的水引入刘河，水势于是更加微弱，不能抵挡海潮汹涌的力量、冲洗浑浊的水流，日积月累，淤塞得只剩一条细线。水流失去旧道，时常造成泛滥；支河小港也再次堵塞，原来已经熟垦的田地，有一半变成荒地。前任都御史海瑞力排众议，从上海江口宋家桥到嘉定艾祁挑挖八十里，幸而还能够通流。从艾祁到昆山慢水港六十多里，都已涨成滩地，急需开挖疏浚；估计浅滩长九千五百多丈，河宽二十丈。此江一旦开通，太湖水便能直流入海，江边各渠也可以引水灌田，青浦积荒的地区都能够开垦成熟。皇帝一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到这时，工程完成。林应训又说：“吴江县城位于太湖正东，湖水由这里向下经过吴淞江流入海中。宋代漕运道路经过这里，因害怕风浪阻隔和险滩，于是修建长桥、石塘以便牵挽船只。长桥长一百三十丈，有桥洞六十二个；石塘小处设窦，大处建桥，内外浦渠和泾流纵横贯穿，都是为了泄水。石塘的泾流和水窦有一半淤塞，长桥内外也全都毁坏，只有一两个洞门还通水。如果不疏浚，即使开通吴淞江下游，最终也没有益处。应当开通庞山湖口，从长桥一直到吴家港。这样湖水有地方泄出，江水有归宿，水源充足、河流绵长，利益就大了。松江大黄浦西南面承受杭州、嘉兴的水，西北面承受氵殿湖、泖荡等水，全部汇集到黄浦；而秀州塘、山泾港等处，实际上是黄浦的水源。氵殿山湖流入黄浦的水道逐渐淤浅，应当加以疏浚。从黄浦、横涝、洙泾，经过秀州塘流入南泖，直到山泾港等处，共一万四千多丈，尤其急需疏浚。此外，苏州的茜泾、杨林、白茆、七浦等港，松江的蒲汇、官绍等塘，常州、镇江的澡港、九曲等河，也都应设法开通疏导，按次序修治兴办。八年，他又说：“苏州、松江各郡的干河、支港共有数百条，大的用来泄水入海，次大的用来通湖达江，小的用来引水灌田。如今吴淞江、白茆塘、秀州塘、蒲汇塘、孟渎河、舜河、青旸港都已完工，几十条支河也应全部开挖疏浚。”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请求。过了很久，朝廷采用宋仪望的建议，特设苏州、松江水利副使，由许应逵担任。于是疏浚吴淞江八十多晨，修筑塘堤九十多处，开挖新河一百二十三道，疏浚内河一百三十九道，修筑上海李家洪至老鸦嘴十八里的海岸，拨发帑金二十万。许应逵完成了其中一半工程。三十七、三十八年间，淫雨泛滥，水患日益严重。又过了几年，给事中归子顾说：“宋代吴淞江宽九里，元末淤塞。正统年间，周忱在江心立标，进行疏浚。崔恭、徐贯、李充嗣、海瑞相继疏浚，前后一共五次，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废弃而无人过问。应当使江面宽阔、水流迅疾，让塘浦支河分流，四通八达。”奏疏送入后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巡按御史薛贞再次请求施行，交给工部商议却没有实行。到天启年间，巡抚都御史周起元又请求疏浚吴淞、白茆。崇祯初年，员外郎蔡懋德、巡抚都御史李待问也都提出请求。过了很久，巡抚都御史张国维请求疏浚吴江长桥七十二个桥洞以及九里、石塘各洞。御史李谟又请求疏浚吴淞、白茆。这些请求都交给工部商议，但最终未能施行。十年，增修雄县横堤八里，以抵御滹沱河暴涨。十三年，任命尚宝少卿徐贞明兼任御史，主管垦田事务。徐贞明任给事中时，曾请求兴修西北水利，仿照南方修圩田的制度，引水造田。工部复议说：“京畿各郡县，依靠上游十五条河的水从猫儿一湾泄出，但海口又极其狭窄，所以各处水流横溢。必须多开支河，疏浚海口，然后水势才可以平缓，疏浚工程才可以施行。然而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如今民力疲敝、财力匮乏，正应致力于节省事务，请停止这项议议。”于是此事作罢。后来徐贞明被贬官，写成《潞水客谭》一书，论述应当兴修的水利事项十四条。当时巡抚张国彦、副使顾养谦正在蓟州、永平兴修水利，已经取得成效，于是给事中王敬民推荐徐贞明，朝廷特意召他回来，赐给敕书，命他勘察水利。徐贞明于是先治理京东各州县，如密云燕乐庄、平谷水峪寺和龙家务庄、三河塘会庄和顺庆屯地；蓟州城北的黄厓营，城西的白马泉、镇国庄，城东的马伸桥，沿林河下至别山铺，沿阴流河下至阴流；遵化平安城，沿运河下至沙河铺西，城南铁厂、涌珠湖以下的韭菜沟、上素河、下素河一百多里。

译丰润县南面有大寨、剌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东面有榛子镇，西面有鸦红桥，夹河共五十多里；玉田有青庄坞、后湖庄、三里屯以及大泉、小泉；直到濒海地区，从水道沽关、黑严子墩到开平卫南面的宋家营，东西一百多里，南北一百八十里，共垦田三万九千多亩。将要治理真定滹沱河附近的低洼地时，御史王之栋说：“滹沱河不是人力能够治理的，只会白白耗费财力、扰害百姓。”皇帝采纳了他的话，想要治罪于那些提出垦治建议的人。申时行说：“开垦田地、兴办有利之事却被说成扰害百姓，这个议论很荒谬。不过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原因有两个：北方百姓游荡懒惰，喜欢闲散，害怕劳作；水田需要耕作除草，备尝手脚生茧的辛苦，这是第一个不便。权贵豪强和有势力的人侵占了很多土地，不用耕作，坐享芦苇、柴薪和饲草的利益；如果开垦成田，归还业主，隶属官府管理，他们现有的利益就会全部丧失，这是第二个不便。然而从国家大计来比较，不便之处小，而有利之处大。只要斟酌地势，体察民情，沙地、碱地不必全部开垦，适宜种黍麦的地方也不必改种其他作物；所需民夫必须由官府招募，不违背民情，不丧失地利，这才是为国家谋划的长远策略。” 于是徐贞明得以免罪，但水田之事最终还是停止了。巡抚都御史梁问孟修筑横城堡边墙，担心宁夏发生黄河水患，请求修筑西岔河堤，阻挡河水向东流。皇帝采纳了。十九年，尚宝丞周弘禴说：“宁夏河东有汉坝、秦坝，请依照河西汉坝、唐坝的做法用石头修筑，并在渠道外另开一条大渠，向北通达鸳鸯等湖。”皇帝下诏准许。二十三年，黄河、淮河水涨泛滥，淮安、扬州被水淹没。议论的人大多请求开通高家堰，以分泄淮河水。宝应知县陈煃任御史时，担心高家堰一旦开通会损害百姓田产和盐场，请求从兴化、盐城向东，疏浚白涂河、石▯达口、廖家港，分成几条河道，并设置闸门出海；然后从下游向上游，疏浚清水、子婴二沟，再多开瓜闸、仪闸的闸口来泄水。给事中祝世禄也说：“议论者想把淮水从广阳湖、射阳湖放入海中。广阳湖宽仅八里，射阳湖仅二十五丈，名义上是湖，实际是河；而且距离海边三百里，迂回浅窄，高邮、宝应七州县的水只靠这一条水道泄出，又让淮水注入其中，那么田地、房屋、盐场一定没有幸免的。广阳湖东面有大湖，方圆六十里；湖北口有旧官河，从官荡到盐城石▯达口，通海只有五十三里，这是引淮水入海的一条便利通道。”此事交给工部和河漕官员议论，都被搁置没有施行。不久，总河尚书杨一魁说：“黄河水倒灌，正是因为海口受阻。分泄黄河水的工程已经着手，因此石▯达口、廖家港、白驹场的海口以及金湾、芒稻等河，都应赶快开挖疏浚。” 于是命令按照他的建议施行。三十年，保定巡抚都御史汪应蛟说：“易水可以灌溉金台，滹水可以灌溉恒山，溏水可以灌溉中山，滏水可以灌溉襄国，漳水可以灌溉邺下；而瀛海处在各条河流的下游，所以号称‘河中’，与江南水乡没有不同。至于山下的泉水、地下的水，各处都有，应当分别设置堰坝、修建水闸，开通渠道、筑修堤岸；高处的土地自行灌溉，低处的土地就用水车汲水。采用南方水田的方法，在六郡之内获得数万顷水田，京畿百姓从此富足，永远没有旱涝之患。即使不幸河边发生阻塞，也可以改道向南，在北方取得粮食。这是国家无穷的利益。”上报后得到批准。汪应蛟于是命天津葛沽、何家圈、双沟、白塘等处的防海军丁屯种，每人授田四亩，共种五千多亩，其中水稻二千亩，收获很多。于是上奏说：“垦地七千顷，每年可以得到粮食二百多万石，这是施行此法而收到成效的证明。” 这一年，真定知府郭勉疏浚大鸣泉、小鸣泉四十多处泉穴，灌溉田地一千顷。邢台达活泉、野狐泉汇流成为牛尾河，百泉汇流成为澧河，修建二十一座水闸和两道堤岸，灌溉田地五百多顷。天启元年，御史左光斗采用应蛟的建议，恢复天津屯田，命通判卢观象管理屯田水利。第二年，巡按御史张慎言说：“从枝河向西，静海、兴济之间有万顷肥沃土地。河的东面，还有盐水沽等处的肥田，可惜都荒废了。如今卢观象开垦寇家口以南的田地三千多亩，开沟、修渠、利用芦塘的方法，以及种植、疏浚的办法，都已具备而且有章法，百姓还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去做的呢？大体上，开垦种植有五种办法：一是官种。就是说耕牛、种子、器具、耕作和雇人等全由官府提供，收获的田租也全部归官府。二是佃种。就是说百姓愿意开垦但没有力量，耕牛、种子和器具由官府供给，到缴纳收获物时，官府按十成取四成。三是民种。就是说有力量的佃户，自愿承认开垦若干亩，等荒地开垦成熟后，按数年收成的平均数作为定额，官府取十分之一。四是军种。就是命海防营军耕种葛沽的田地，每名军人耕种四亩，收粮二石；因为他们另有行粮、月粮，所以租额较重。五是屯种。祖宗时期卫所军队有屯田，有的五十亩，有的一百亩。军人耕种屯田的，每年收成十七分归官府，用这些收入作为官军每年供给的费用。” 这是明朝初年兵农合一的良好制度。四种办法已经实行，只有屯种到了今天兵民分离，屯田只剩下名称了。应当选取各卫所剩余的屯田，开垦天津城门一带的肥沃土地，按照官种的办法实行。”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命太仆卿董应举管理从天津到山海关的屯田，筹划经营数年，开垦田地十八万亩，积存的粮食多得无法计算。崇祯二年，兵部侍郎申用懋说：“永平的泺河等河流水道，曲折而宽阔平缓，可以疏通渠道来防止旱灾和水灾。山坡上的空地，也适宜栽种。应当命有关官员勘察土地、查找水源，为百姓兴办有利的事情。”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译志第六十五　兵一 明朝凭借武力平定天下，革除了元朝的旧制度，从京师直到各郡县，都设置卫所。外部由都司统辖，内部由五军都督府统辖；上十二卫属于天子亲军，不在此内。征伐时，任命将领充任总兵官，调集卫所军队由他统领；战争结束回师后，将领交还所佩的印信，官军各自返回卫所。这大概承袭了唐朝府兵制度的遗意。文皇帝迁都北京后，完全遵循太祖的制度，但宦官干预军队，从此开始埋下祸根。洪武、宣德以后，习惯于太平安定，所以没有多久便发生了土木之变。于谦创立团营，选拔精锐，统一号令，使军队和将领彼此熟悉，这个办法相当好。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营制屡次变更，军威却日益衰弱。卫所军队疲于轮番赴京，京师军队又困于被权贵占用服役。逐渐到了明朝末年，军籍长期空虚，军队衰败，流寇纷纷兴起，天下土崩瓦解。宦官在关门投降，禁军在城下溃败，国家于是灭亡了。现在选取这一代军制的详细情况，以及有关军政的内容，编写在本篇中。京营侍卫、上直军、皇城守卫、京城巡捕、四卫营。京军有三大营：一是五军营，二是三千营，三是神机营。它们的制度都在永乐年间完备。当初，太祖设立统军元帅府，统辖各路武勇部队，不久改为大都督府。任命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京内京外各军。京城内外设置大小两个教场，分别训练四十八卫的士卒。不久，又分设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洪武四年，士卒人数达到二十万七千八百多人。成祖把京卫增加到七十二卫。又把步兵、骑兵分为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也称为五军。每年调中都、山东、河南、大宁的军队轮番到京师，隶属这些营。设置提督宦官一人、武臣二人、掌号头官二人；大营设置坐营官一人、把总二人；中营设置坐营官一人，马队、步队各设把总一人。左右掖、左右哨的官员设置也相同。又有十二营，掌管随驾的马队官军，设置把总二人。又有围子手营，掌管训练上直的叉刀手以及京卫步队官军，设置坐营官一人，统辖四司，以一、二、三、四为编号，每司把总各二人。又有幼官舍人营，掌管训练京卫幼官及应当承袭职务的舍人，设置坐营官一人，四司把总各一人。这是五军营的编制。不久，得到边外投降的壮丁三千人，建立三千营，分设五司。一司掌管执掌大驾龙旗、宝纛、勇字旗、背负御宝以及兵仗局各种物件而上直的官军；一司掌管执掌左右二十队勇字旗、大驾旗纛、金鼓而上直的官军；一司掌管传递命令的营旗牌，以及御用监的盔甲、尚冠、尚衣、尚履等物件而上直的官军；一司掌管执掌大驾勇字旗、五军营红盔贴直军而上直的官军。一司掌管杀虎手、马轿、前哨马营中上直的明甲官军、随侍营中随侍东宫的官舍，以及从辽东备御返回的官军。设置提督宦官二人、武臣二人、掌号头官二人、坐司官五人、见操把总三十四人、上直把总十六人、明甲把总四人。这是三千营的编制。不久，征讨交阯，获得火器制造和使用的方法，于是建立营伍进行学习训练。提督宦官、武臣、掌号头官的设置都与三千营相同，也分为五军。中军设坐营宦官一人、武臣一人；下面四司各设监枪宦官一人、把司官一人、把总官二人。左右掖、左右哨也都如此。又因为得到都督谭广的马五千匹，设置名为“五千下”的营，掌管操练火器以及随驾护卫的马队官军。坐营宦官、武臣各一人，下面四司各设把司官二人。这是神机营的编制。平时，五军营训练营阵，三千营训练巡逻和侦察，神机营训练火器。皇帝出征时，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兵在内、骑兵在外；骑兵外面是神机营，神机营外面是长围，周围二十里，士兵在其中砍柴取薪。三大营的制度就是这样。洪熙年间，才开始命一名武臣总理营政。宣德五年，因成国公朱勇的建议，选京卫士卒隶属五军营训练。第二年，命科道官和锦衣卫官员核查各卫军队人数。皇帝征讨高煦、击破兀良哈，都凭京营军队取胜。正统二年，又因朱勇的建议，命令锦衣等卫、守陵卫的士卒保留一半，其余上直的旗校隶属锦衣卫督率操练，其他人全部归入三大营。土木之变时，京军几乎全部覆没。景帝任用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认为三大营各自接受训练命令，临战时才调拨，士兵和将领彼此不熟悉，于是请求从各营选拔精锐士兵十万人，分设十营进行团练。每营设都督一人、掌号头官一人、都指挥二人、把总十人、领队一百人、管队二百人。在三营都督中推选一人充任总兵官，由宦官监督，并由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任提督。其余军队归还本营，称为“老家”。京军制度由此发生了一次变化。英宗复辟后，于谦被杀，团营制度废止。宪宗即位后，又恢复团营，并增加到十二营。成化二年再次废止。命令把军队分为一等、次等进行训练。不久选出一等军十四万多人。皇帝认为人数太多，命令仍分为十二营进行团练，并区别名称：有奋武、耀武、练武、显武四营，有取勇、果勇、效勇、鼓勇四营，有立威、伸威、扬威、振威四营。命十二名侯爵掌管，各配一名都指挥协助，由宦官监督，由勋臣提督，把这些军队命名为“选锋”。不适合任用的仍归老家，以供差役，团营制度又稍有变化。成化二十年，设立殚忠、效义二营，训练京卫舍人和余丁。这两营在永乐年间设置，后来废止，到这时又恢复。不久，因为没有益处而废止。皇帝在位时间很长，特别重视京营，但军籍缺额达到七万五千多人，大多被权贵隐瞒占用。又任用汪直总督团营，禁军专由宦官掌管，也是从皇帝开始的。孝宗即位，于是命都御史马文升任提督。当时营军长期苦于服劳役。成化末年，余子俊曾经说过这件事，马文升又极力陈述这样做不可。又请求每营选拔马兵、步兵中的精锐各二千人，遇到警报时征调。并且遵循洪武、永乐年间的旧例，每五天操练一次，其中两天行军布阵、安营扎寨，三天演练武艺。皇帝听从了。此时尚书刘大夏陈述十项弊端，又上奏请求减少修建乾清宫所征用的士卒。宦官说他不体恤大工程，大学士刘健说：“爱惜军士，是司马的职责。”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适逢户部主事李梦阳极力论述役使军队的危害，并牵涉到掌握兵权的宦官。因为言语触犯寿宁侯，他被关进诏狱，事情于是搁置没有实行。

译武宗即位时，十二营的精锐士兵只有六万零五百多人，稍弱的士兵只有二万五千人。给事中葛嵩请求选取五军营、三千营的精锐归入团练，同时保留八万多人在营中供差役使用。惠安伯张伟错误地引用旧制争辩，事情于是作罢，隐瞒占用军士的情况依旧。〔“ＢＨ鐇”疑为人名或地名，原文有误〕叛乱，太监张永率京军前往讨伐，宦官的权势更加显赫。后来流寇兴起，边将江彬等人受到宠幸，请求调边军入京护卫。于是把九边的突骑、家丁数万人集中到京师，名为“外四家”。设立东西两官厅，选团营及勇士、四卫军在西官厅操练；正德元年选出的官军在东官厅操练。从此，两官厅的军队成为选锋，而十二团营也就成为老家了。武宗去世，大臣按照遗命废止这一制度。当时工程繁多，边将掌权，京营军政更加败坏。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军，按军籍统计有三十八万多人，而实际保存的不到十四万人，选中的仅二万多人。世宗即位后，过了很久，听从朝廷大臣的意见，设置一名懂军事的文臣统领京营。当时额定军队十万七千多人，实际在营的只有一半。专门管理京营的兵部尚书李承勋请求补足十二万人的数额。兵部议定遵照弘治年间的规定，年老者由壮丁补充，逃亡、死亡者由清军官按期解送补充。皇帝同意了。嘉靖十五年，都御史王廷相提督团营，分条上奏三项弊端：第一，军士常被摊派各种杂役，全年从事工程，不能参加操练。虽然名义上是团营、听候征调，实际上和农夫没有区别。第二，军士替换时，吏胥索取重贿，贫穷军士无力办理，只好让年老羸弱者勉强应役，而精壮子弟不能收编训练。第三，富裕军士害怕营操和征调，通常行贿将领，把自己列入老家名册；贫穷者即使年老疲弱，也仍然经常操练。他说得很切中时弊。不久，两郊、九庙及各宫殿的工程兴起，役使军士更多。兵部请求把军士分为两班，一半团练操演，一半放回家中，同时收取他们的月廪来雇人服役。诏令实行一年。此后边境警报紧急，团营现有士兵很少，只选骑兵三万人，仍称东西官厅。其余全是老弱，仍被营帅、宦官私自役使。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侵，兵部尚书丁汝夔核查京营编制，不足五六万人。把他们驱赶出城门时，士兵都流泪，不敢向前，各位将领也面面相觑、脸色变了。丁汝夔因此获罪被杀。大学士严嵩于是请求整顿军务，以谋求善后。吏部侍郎王邦瑞代理兵部职务，趁机说：“国家初建时，京营劲旅不少于七八十万人，杰出的将领和久经战阵的宿将常常不缺。自三大营变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然逐渐不如当初，但额定军队还有三十八万多人。如今武备长期松弛，现有军籍只剩十四万多人，而参加操练的不过五六万人；供给粮饷的虽有，能够调遣的却没有。等到敌骑深入时，战守都说没有军队。即使是现有士兵，也大多是老弱疲惫之人和市井游荡者，衣甲器械都是临时凑集的。这些弊端不在逃亡，而在被占用服役；不在军士，而在将领。因为提督、坐营、号头、把总等官员，大多是世袭勋贵家的纨绔子弟，平时占用营军服私役，却凭空名额领取粮饷；临到操练时，便随意召集市民，呼喊舞动，博人一笑罢了。早些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常常有意整顿军务。然而将领们厌恶此举损害自己的利益，暗中谋划阻挠；军士又习惯于骄纵懒惰，争相散布流言，事情再次中止，祸害酿成至今。请大力振作朝纲，派遣官员精细核查。”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兵部讨论兴革事宜。于是全部废止团营和两官厅，恢复三大营的旧制度。把三千营改名为神枢营。废除提督、监枪等宦官职务。设置武臣一人，称为总督京营戎政，任命咸宁侯仇鸾担任；设置文臣一人，称为协理京营戎政，任命王邦瑞担任。其下设置副参等官二十六人。不久，又按照兵部的议议，把四武营归入五军营中军，把四勇营归入左右哨，把四威营归入左右掖。各设坐营官一人，作为正兵，负责守城；设参将二人，负责征讨。皇帝认为营制刚刚确定，于是向太庙报告后施行。又派四名御史到京畿、山东、山西、河南招募士兵，得到四万人，分别隶属神枢营、神机营。各营设副将一人，并增加能作战的将领六人，分头统领操练。大将统领的三营士兵，平时称为“练勇”，有战事时再改定职名。五军营：大将一人，统军一万人，总领三营的副将、参将、游击、佐击及坐营等官；副将二人，各统军七千人；左右前后参将四人，各统军六千人；游击四人，各统军三千人。另有备用兵六万六千六百六十人。神枢营：副将二人，各统军六千人；佐击六人，各统军三千人。另有备用兵四万人。神机营也一样。不久，又确定三大营的官员人数：五军营一百九十六人，神枢营二百零八人，神机营一百八十二人，共五百八十六人。在京各卫的军队，都分别隶属三营。分开时为三十营，合起来就是三大营。世宗在位期间，这一制度屡次变更，最后连中军、哨、掖的名称也废除了，只称战守兵，并兼设车营。按照旧例，五军府都开设府署、颁给印信，主管军籍却不参加营操；营操官不颁给印信。军政设府署并颁印信，是从仇鸾开始的。仇鸾正受宠显贵时，对皇帝说，选各边军队六万八千人，分班入京护卫，和京军混合训练；又命京营将领分头训练边军，于是边军全部隶属京师。边塞有警时，边将不能征集军队，边防事务更加败坏。仇鸾死后，才废除他所设置的戎政厅及其属官；至于入京护卫的军队，只废除了甘肃来的那一部分。隆庆四年，大学士赵贞吉请求收回将领的权力，改变营制。他极力说，戎政设置府署、铸造印信，把几十万军队统领在一人手中，并不是太祖、成祖分设府署、分设营伍的本意。请把官军九万人分为五营，每营选一名将领，分别统领训练。诏令下达后，交给廷臣讨论。尚书霍冀说：“营制是世宗深思熟虑后确定的，不宜更改。只是大将不应专门设置，戎政不应有印信，请按照赵贞吉所说办理。”皇帝下令说“可以”。于是三大营各设总兵一人、副将二人。参将、佐击等官，有的增加、有的减少，各营都定为十人。五军营的士兵平均分配到两营，每营分十枝，隶属两名副将分别统领。以侯爵、伯爵充任总兵，不久改称提督。又任用三名文臣，也称提督。自从设置六名提督以后，各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遇到事情往往十天半月不能决定。给事中温纯指出其中弊端，于是废止这一设置，仍设总督、协理两名大臣。

译万历二年，听从给事中欧阳柏的请求，重新颁给戎政印信，裁减坐营官二人。万历五年，巡视京营的科臣林景旸请求扩大招募，建立选锋。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综合考核名分和实际，群臣多次分条上奏军事事务，大意都在补足军队、选拔将领，营务颇有整顿。过了很久，皇帝厌倦政事，朝廷大臣逐渐争夺门户，习惯于苟且懒惰，于是军政日益废弛。万历三十六年，尚书李化龙管理戎政，分条上奏京营长期积累的弊病。诏令交给兵部讨论，最终却没有任何振作整顿。等到战事发生，总督京营赵世新请求改在城内设置教场，以便演习。太常少卿胡来朝请求调京军戍守边疆，以便把弱军变成强军。这些办法都没有实际效果。天启三年，协理侍郎朱光祚上奏请求裁革老家军，以年轻健壮者补充。老家军对此怨恨，把瓦砾投向朱光祚，因此改革没有成功。当时魏忠贤掌权，建立内操，又增加宦官担任监视以及把牌等职务，进一步招募健壮人丁，许多营军都依附于他。庄烈帝即位，撤除宦官，不久又重新起用。戎政侍郎李邦华对京营的弊病和败坏感到愤怒，请求裁汰老弱和虚报冒名者，选拔有才能、有力量的人作为天子的亲军。营中士卒一向骄横，有人怀疑他是要发动变乱。勋戚和宦官也憎恨李邦华损害自己的利益，流言每天传来。皇帝于是罢免李邦华，改用陆完学，全部改变原来的办法。京营除监督官外，负责总理捕务的有二人，提督禁门、巡视点验军队的有三人，皇帝都任用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宦官担任，于是营务全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崇祯十年八月，皇帝车驾巡视城防，铠甲旌旗十分盛大，群臣全都系着鸾带、骑马随从。六军看见皇帝的车驾，都高呼万岁。皇帝非常高兴，召陆完学进入御帐慰劳奖赏，赐他用金杯饮酒，但这只不过是做给人看的表面文章罢了。当时军事形势更加危急。皇帝命京军出城防守、剿贼，都派宦官监督。军粮待遇优厚，士兵倚仗权势而骄横，常常夺取别人的俘虏冒充自己的功劳，轻易折辱各位将士，将士因此更加离心离德。周延儒再次入阁，劝皇帝停止内操，撤去各处监军。京兵于是班师回京。当时营中将领大多是宦官的私人，不懂军事。士兵只是登记名字领取粮饷，买人替役的情况纷乱不堪，早晨还是甲，晚上已经换成乙，虽然有军籍册，也没有人能认清。皇帝多次下旨训练，但每天不过二三百人，天还没黑就散了。营兵十万人幸而未经抽查核验，逃避、拖延、贪图安逸而不受惩罚的人数不清。皇帝曾询问戎政侍郎王家彦，王家彦说：“如今只有严格禁止买人替役，改变操练办法，或许还可以挽救万分之一；但形势已经太晚了。”皇帝不高兴地作罢。崇祯十六年，襄城伯李国祯总理戎政，宦官王承恩监督京营。第二年，流贼进入居庸关，抵达沙河。京军出兵抵御，听到炮声便溃散逃回。贼军长驱直入进犯宫阙，守城墙的只有内操军三千人，京师于是陷落。总的说来，京军长期衰弱，是由于军士被占用服役和花钱买人代替。这个弊病实际上起于纨绔子弟出身的营帅和负责监督的宦官，最终导致亡国。京营中驻在南京的部分，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才开始命中军都督府掌府事的官员镇守南京，节制南方各卫所。洪熙初年，任用宦官负责守备。宣德末年，设置参赞机务官。景泰年间，增加协同守备官。成化末年，命南京兵部尚书参与机务，地位仅次于五部，特别重要。此前，京师设置神机营，南京也增设神机营，和大小两个教场一起训练。军士经常不停操练，只有刮风下雨才免除。有人从军籍中逃亡，宪宗命南方给事中、御史时常到两个教场点验。成国公朱仪和太监安宁认为这样不便，谎称军机密务，责问御史核查人数不合适。皇帝因此治御史的罪，却仍命守备、参赞官查阅，将此写成法令。嘉靖年间，议论者多次上奏南营军队耗损败亡的弊病。嘉靖二十四年冬，诏令设立振武营，选各营精锐士卒充任，又增加淮扬地区轻捷勇健的人。江北原有池河营，专门负责守城和护卫陵寝。这两营各有士兵三千人，由勋臣统领，另设教场训练。然而振武营士卒中有很多无赖子弟。督储侍郎黄懋官加以压制裁减，他们于是哗变，把黄懋官殴打至死。诏令诛杀首恶，并以户部尚书江东任参赞。江东宽纵姑息了许多事情，众人更加骄横，再没有法纪。给事中魏元吉为此进言，于是举荐浙江、直隶副总兵刘显前去提督。刘显还未到，池河营士兵再次发生变乱，殴打千户吴钦。诏令刘显赶快前往，准许他带五百名川兵随行，事情才平定。隆庆改元，撤销振武营，把它的士卒一千多人仍然隶属两个教场和神机营。万历十一年，参赞尚书潘季驯说：“操军原定额数为十二万人，如今只有二万多人。祖军和选充军各占一半，按照规定选充军不补充，所以营伍由此空虚。请像补充祖军那样收补。”不久王遴代替潘季驯，又说：“大小两个教场有新旧官军二万三千多人。请仿照北京和各边的办法，每三千一百二十人为一枝，每枝分为中、左、右三哨，这样共有七枝军队；其余置于旗鼓之下，以补各营缺额。”皇帝听从了。巡视科臣阮子孝极力论述南营耗损的弊病，言辞很切中时弊，但最终没有人加以整顿。不久，又听从尚书吴文华的请求，增加参赞旗牌，使其能够按照军法办事，并兼听便宜调遣。万历三十一年，增设南中军标营，选大教场士卒一千多人，设置中军参将统领训练。规制虽然齐备，但当时习惯于苟且偷安，衰弱无能的情形和北京一样。到了崇祯年间，流寇攻陷庐州、凤阳，占据上游，已有窥伺留都的意图。南京的将士日夜忧惧，只是以护卫陵寝、守卫京城为名，庆幸贼军没有向东进发罢了。最后，史可法任参赞尚书，想整顿长期积弊，却没有多久便失败了，大概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译侍卫上直军的制度。太祖即吴王位的那一年十二月，设置拱卫司，统领校尉，隶属都督府。洪武二年，改为亲军都尉府，统领中、左、右、前、后五卫军，仪銮司也隶属于它。洪武六年，制造守卫金牌，用镀金铜制成，长一尺，宽三寸。以仁、义、礼、智、信作为编号。牌的两面都刻有篆文，一面写“守卫”，一面写“随驾”。由尚宝司掌管，卫士上直时佩带，下直时交还。洪武十五年，撤销亲军都尉府和仪銮司，设置锦衣卫。锦衣卫所属有南、北镇抚司和十四所，所辖有将军、力士、校尉，掌管值班护驾、侦察和缉捕。不久，又选公、侯、伯、都督、指挥的嫡子和次子，设置勋卫、散骑舍人；府军前卫、旗手等十二卫，各有带刀官。锦衣卫所辖将军，起初称天武将军，后来改称大汉将军，共一千五百人。设置千户、百户，总旗七人。他们自成一军，下直后按制度操练，缺额达到五十人才补充。每月粮饷二石；因积累功劳而考选补任千户、百户。死亡者，准许用亲子弟中身材魁梧、才勇出众的人替代；没有合适人选时，就选民户充任。永乐年间，设置五军营、三千营。增加红盔、明甲二类将军以及叉刀手、围子手等，负责宿卫。校尉、力士从民间选取身强力壮、没有恶性疾病和犯罪记录的人充任。力士起初隶属旗手卫，后来改隶锦衣卫和腾骧四卫，专门统领随驾时的金鼓、旗帜以及守卫四门的任务。校尉原来隶属仪銮司，仪銮司改为锦衣卫后，校尉仍隶属其中。校尉掌管擎举卤簿仪仗，分为鉴舆、擎盖、扇手、旌节、旗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驯马十司，以及在车驾前传达召令和办理差遣的任务，三天轮换一次值班。设置总旗、小旗，由勋戚官员统领。官员共有六类：一人掌管大汉将军、散骑舍人、府军前卫带刀官；一人掌管五军营叉刀、围子手；四人掌管神枢营红盔将军。圣节、正旦、冬至以及大祀、誓戒、册封、遣祭、传制时使用全体值班，值班三千人；其他时候轮流值班，器仗、服装、位置和队列也稍有不同。凡郊祀、经筵、巡幸和侍从，都各有固定制度，详见《礼志》。平时，当值将军早晚分别在午门外等候，夜间负责巡更，共一百人。而五军营的叉刀官军，全都在皇城值宿。掌管侍卫的官员轮流值班，每天一人。只有掌管锦衣卫将军和叉刀手的官员每天侍卫。对于收捕的命令，以及各人脱离轮值、离开值班岗位的行为，管束尤其严格。锦衣卫大汉将军共一千五百七人，府军前卫带刀官四十人，神枢营红盔将军二千五百人，把总指挥十六人，明甲将军五百二人，把总指挥二人，大汉将军八人，五军营叉刀围子手三千人，把总指挥八人；勋卫、散骑舍人没有固定员额，旗手等卫带刀官一百八十人。这是侍卫亲军的大致数目。正统以后，妃嫔、公主、贵族、公侯以及宦官的子弟被授予官职的，大多把俸禄寄放在锦衣卫。正德年间，上奏请求带传升官、冒用官衔的，又不下数百人。武宗喜欢豢养勇士，曾把四十七人登记为锦衣卫带俸舍人、余千户和把总，又把一千一百多人充任御马监的家将勇士，领取粮饷，骑马操练。又命大汉将军考选为百户，五年后实授，并写入法令。由于宠幸窦开而滥施恩泽，宿卫制度逐渐被轻视。到了万历年间，卫士多被占用服役、花钱买人代替，这种弊病也和三大营一样。虽然规定离开值班岗位者要夺去月粮，但仍不能革除。太祖设置锦衣卫时，专门负责卤簿仪仗。当时正施行严刑，有罪的人往往交给锦衣卫审讯核实，本卫参与审理刑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文皇帝即位后，把锦衣卫作为心腹。锦衣卫所属的南、北两个镇抚司，南镇抚司审理本卫的刑名案件和军匠事务，北镇抚司专门审理诏狱。凡是审问刑罚、上奏请示，都由它们直接上达，不必经过卫帅转报。用法严酷深刻，造成的祸害十分惨烈，详见《刑法志》。锦衣卫还侦缉民间隐情，由带印官员奉敕统领官校。东厂太监负责侦缉案件，另行统领官校，也从锦衣卫拨给，因此总是和宦官互相勾结。皇城守卫使用二十二卫的士卒，不只是锦衣卫军；宫门禁卫也由上直军中的人员负责。京城巡捕虽有专职官员，但常常命锦衣卫官员协同办理。由于地位接近权贵、掌握权力，于是这种情况延续了整个明朝。起初，太祖攻取婺州，选富民子弟充任宿卫，称为御中军。后来设置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再后来裁省，设置都镇抚司，隶属都督府，统领亲兵并负责巡逻。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虎贲左卫、虎贲右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十卫，按时轮番入值，号称亲军。有事请示时，可以自行向有关部门办理，不必经过都督府。等到天下平定后，把都镇抚司改为留守，设置左、右、前、后、中五卫，凭内府铜符办理统领事务，每天派两人点验，夜间也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皇城守卫官军。洪武二十七年，重新确定皇城门禁的规定。凡是朝参时，城门开始开启，当日值班的都督、将军以及带刀官、指挥、千户、百户、镇抚、舍人先入，百官才依次进入。上直军每三天轮换一次，宦官出入必须合验符牌并严格搜查；携带金银财物出门的，要查验勘合；携带兵器、杂药入门的，要逮捕治罪；失于察觉的，也要重罚。百姓有事情上奏，不许强行阻拦。皇帝想到卫士劳苦，下令家中有婚丧、疾病、生育等不得已的事情，可以自行申诉实情；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丁、父母又都生病的，准许请假侍奉赡养，病愈后再回来复职。此前，新宫建成后，诏令中书省说：“军士因战斗而伤残，难以继续列入军伍，可以在宫墙外建造房舍让他们居住，白天经营生计，夜间巡逻警戒。”后来规定，十二卫中随驾上直的军士，每人发给钱三百。洪武二十八年，又在四门设置房舍，让恩军为卫士做饭。恩军，就是犯了罪而免死的人以及各种投降的士兵。

译永乐年间制定制度，各卫都有分管的地区。从午门到承天门左右，再到长安左右门，直到皇城东西一带，隶属旗手、济阳、济川、府军以及虎贲右、金吾前、燕山前、羽林前八卫。东华门左右到东安门左右，隶属金吾、羽林、府军、燕山四个左卫。西华门左右到西安门左右，隶属四个右卫。玄武门左右到北安门左右，隶属金吾后、府军后以及通州、大兴四卫。各卫有铜符，由太祖颁发。分别称为承、东、西、北，都是按照所守城门命名的。巡逻官持左半符，守门官持右半符。守门官遇到巡逻官到来时，合验符契后共同办事。各门守卫官夜间各自领取铜令和申字牌巡逻警戒，编号从一到十六。内皇城有卫舍四十处，外皇城有卫舍七十二处，都设置铜铃，按次序循环传警。内皇城左右两侧负责坐更的将军一百人，每更二十人；四门负责走更的官员八人，交替往来，并在簿籍上盖印作为凭证。都督以及带刀官、千户、百户每天各一人，带领申字牌值宿，并点验各门军士。后来重新规定都督府制度，改由侯、伯共同掌管。洪熙初年，重新制作悬挂在卫士身上的牌子。当时亲军有缺额，卫士无法补足。皇帝命令选其他卫的军队守卫端门、直门等各门，尚书李庆认为不可以。皇帝说：“君主在于施布恩德来使人心归附，只要人心归附，即使不是亲近宠幸之人，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宣德三年，命御史点验卫卒。天顺年间，又增加给事中一人。成化十年，尚书马文升说：“太祖设置亲军指挥使司，不隶属五府。文皇帝又设置亲军十二卫，增加勇士数千人，隶属御马监，负责上直，并让心腹大臣统领。近来逐日废弛，勇士和各营军队没有区别，皇城以内几乎没有多少兵卫，各监门的士卒尤其疲弱，甚至不能承受铠甲。应当命令御马监官员，就现有军队选拔训练；仍命守卫官经常严格整顿队列，盘查出入，以防止细微祸患发展。”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但也没有能够真正整顿。正德初年，严格执行皇城红铺巡逻。每天命留守卫指挥五人督率内外夜巡军；兵部郎中、主事各一人，会同御史、锦衣卫官员稽查点验，不得兼办其他事务。嘉靖七年，增加值宿官军的衣粮，每五年发放一次。万历十一年，在皇城内外设置把总二人，分别管理东西两面。当时门禁更加松弛，卫军被宦官役使，常常造成空缺的军伍，甚至租用市井儿童和乞丐来应付点验。叉刀军、红盔军每天到了日出才开始值班，值班房里空无一人。负责坐更的将军都向所管辖的人员收取每月钱财。凡是提号、巡城、管理印簿、走更等事务全都废弃了。万历十五年，再次申明门禁规定。过了很久，给事中吴文炜请求全部恢复旧制，没有得到答复。万历末年，有人遗失金牌，过了很久才被发现。梃击事件中，张差只是一个狂妄男子，却能够闯入殿廷，可见积弊松弛到了什么程度。此后朝廷内外多事，启、祯两朝虽然多次申令整饬，最终仍然无法挽救，逐渐发展到亡国。京城巡捕的职务，洪武初年设置兵马司，侦察奸邪伪诈之事。夜间发放巡牌，由旗士领取，核查城门的关闭、锁钥以及夜行的人。后来改命卫所的镇抚官负责，归中军都督府掌管。永乐年间，增加设置五城兵马司。宣德初年，京师盗贼很多，增加官军一百人，协助五城兵马司追捕。不久，又增加夜巡候卒五百人。成化年间，才开始命锦衣卫官员会同御史督察。成化末年，拨给团营军二百人。弘治元年，命三千营选指挥以下官员四人，率领精骑巡逻京城外部；又命锦衣卫官员五人、旗手等卫官各一人，分区巡逻警戒，并给巡军发牌。弘治五年，设置把总都指挥，专门负责巡捕。正德年间，增设把总，划分京城外的巡捕地区：南到海子，北到居庸关，西到卢沟桥，东到通州。又增加城内把总二人，并增派团营军，确定官员、士卒的奖惩条例。正德末年，巡逻士卒增加到四千人，专门设置参将。嘉靖元年，又增加城外把总一人，加上原来的共五人，分别管辖城内东西两路，以及城外西南、东南、东北三路，并增加营兵五千人。每十人选一人，组建五百名骑兵的尖哨，给他们优厚的月粮。命参将督率操练，由兵部郎中监督。当时京军的弊坏已经积累很久，巡捕营也是如此。嘉靖三十四年，军士只有三百多人。因给事中丘岳等人的进言，削去指挥樊经的官职，并禁止私自役使、骑乘军马。万历十二年，听从兵部的议议，京城内外发生盗案时，从卯时到申时由兵马司负责，从酉时到寅时由巡捕官负责；盗贼人数多时，各方协力捕剿。此后，军队定额加倍，皇帝出行以及朝审、录囚时，都结队驻扎在巷口。军籍编制虽然齐全，但士卒、马匹实际上衰败不堪，不能使用。捕营有提督一人、参将二人、把总十八人、巡军一万一千人、马五千匹。盗贼横行，甚至偷窃宫内器物。捕获了他们的〔“▯童索”原文疑误，无法确定具体物件〕，最终却不能捉到盗贼。庄烈帝时，又任兵部左侍郎专门督察。然而营军有一半只是虚领粮饷，马匹多雇人骑乘，失盗案件严格限定五天内破获，玩弄法律的情况最终仍和过去一样。所谓四卫营，是永乐年间用从北方逃回的军卒来养马服役，给他们粮食，授予妻室，称为“勇士”。后来多用进献马匹的人充任，并听从御马监官员的提调，名义上隶属羽林，实际上本人并不隶属其中。军卒彼此冒名顶替，支取粮食无法核查。宣德六年，才专门设置羽林三千户所统辖，共三千一百多人。不久改为武骧、腾骧左右卫，称为四卫军。选本卫官员四人担任坐营指挥，由太监监督，另设营地操练，称为禁兵。其器械、衣甲与其他军队不同，横行于皇帝车驾之下，往往被宦官占有藏匿。弘治末年，勇士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人，旗军三万一百七十人，每年支取廪粟五十万。孝宗采纳朝廷大臣的意见，对此进行核查。又下令，内臣进献的勇士，必须由兵部验收送达后才供给廪粮；每五年登记一次人数，著为法令。这样每年节省度支钱财数十万。武宗即位后，宦官宁瑾请求保留被裁减的人员。言官和尚书刘大夏坚持不可，武宗没有听从。后来设置两官厅，于是选取四卫勇士隶属西官厅，由边将江彬、太监张永等掌管。

译世宗入继帝位后，下诏除弘治十八年原有的定额外，其余全部裁减，替补人员必须由兵部查核驳正。又命御马监所属的马、牛、羊由巡视科道官员核查数目。不久宫中传旨免除核查，马匹的数目大多虚报增加。几年后，御马太监闵洪又假传圣旨选取四卫官员。给事中郑自璧弹劾他欺骗蒙蔽，没有得到答复。过了很久，兵部尚书李承勋请求把选取、核查之权仍归本部，中官认为不便。皇帝采纳了李承勋的意见。嘉靖十六年，又下令收回登极诏书中裁减的人，共四千人。五年后，内臣说勇士只剩五千多人，请求让其子侄充选，以防备边境警报。部臣说：“原定额为五千三百三十人。八年清查核实，人数已经超过这个数额，而且此营本来就不是为防备边疆而设置的。”皇帝采纳了部臣的意见。然而隐瞒冒籍、占用服役、冒领粮饷等弊病大体仍旧。万历二年，减少坐营官二人。不久又规定营官的缺额由兵部选用。后来又受到中官干扰，仍归御马监管辖。朝廷大臣多次据此进言，皇帝却不能采纳。万历四十二年，给事中姚宗文点阅本营，说：“官勇三千六百四十七人，只有原数的一半左右；马一千零四十三匹，却一匹也没有到位。官旗七千二百四十人，只有四千六百多人到位，马匹也是这样。请将此事交给法司追究治罪。”皇帝不能追问。天启末年，巡视御史高弘图请求按照三大营的例制，把军队分为弓弩、短兵、火器三类，加以训练。到了庄烈帝时，提督内臣曹化淳上奏改为勇卫营，以周遇吉、黄得功为统帅，于是成为精锐部队，出兵攻击贼寇，总是立功。黄得功的军士把虎头画在黑色布上，用来制作衣甲；贼人看见黑虎头军，往往逃走躲避。据说它的战斗力超过京营。志第六十六　兵制二　卫所与班军 太祖攻下集庆路，称吴王时，废除各翼统军元帅，设置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个卫亲军指挥使司。革除各将领沿袭元朝旧制的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等官号，按所属军队编制：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天下平定以后，衡量险要之地：隶属一郡的设置千户所，连接数郡的设置卫。大体上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个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一个百户所。每所设置总旗二人、小旗十人，大小旗队相互联结编成军队。征取军士，有随征、归附、谪发三种。随征者，是各将领所属的军队，平定当地后就留下戍守。归附者，是前朝以及僭伪政权投降的士卒。谪发者，是因犯罪被迁徙编入军籍的人。这些军士都世代登记入籍。这只是大略情况。洪武三年，将杭州、江西、燕山、青州四卫提升为都卫，又设置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个都卫。洪武四年，制造使用宝金符以及调发军队用的走马符牌。使用宝符是两面小金牌，中书省、大都督府各收藏一面。有诏书调发军队时，中书省、大都督府凭牌入内，内府取出宝符使用。走马符牌用铁制成，共四十面，金字、银字各一半，收藏在内府。有紧急事务需要调发军队时，使者佩带符牌出行。不久改称金符。凡军机文书，除大都督府、中书省长官外，不许擅自上奏。有诏书调军时，中书省、府共同复奏，然后交纳符牌，请取宝符。洪武五年，设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个王府设三卫；每卫设左、右、中、前、后五所；每所设千户二人、百户十人。又设围子手所二所，每所设千户一人。洪武七年，重申确定军卫制度：征调时由各将领统率，战事平息后便分散回归各卫。洪武八年，将

译京城的留守都卫改为留守卫指挥使司，将外地的都卫改为都指挥使司，共十三个：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又设行都指挥使司二个：甘州、大同。都隶属大都督府。洪武九年，选取公、侯、都督以及各卫指挥使的嫡长子、次子，任散骑、参侍舍人，隶属都督府，充任宫廷宿卫，有时代理各卫所事务。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谋反被诛，废除中书省，于是把大都督府改为五府，分别统领各军司、卫所。第二年，重新设置中都留守司以及贵州、云南都指挥使司。洪武十五年三月，颁行军法，制定法律。洪武十六年，下诏命各都司上报卫所城池以及水陆地理图。洪武二十年，设置大宁都指挥使司。同年，命兵部设置军籍勘合，记载从军经历、调补卫所的年月以及在营成年男丁数，发给内外卫所军士，并将副本收藏在内府。洪武三十年，确定武官役使军士的制度：指挥、同知、佥事各役使四人，千户役使三人，百户、镇抚各役使二人，都取用正式军士，每三日轮番一次上役，退值后回到队伍操练。卫所的值厅六人，守门二人，守监四人，守库一人，都由老军担任，每月轮换一次。建文帝继位后，设置河北都司、湖广行都司。文皇帝入继帝位后，都将它们废除，并把燕山三护卫提升为亲军；建文年间设置的孝陵卫也一并改为亲军，全部不隶属五府。后来各陵设置卫所，都依照这种做法。把山西行都司所属各卫的军队迁到北平，设置卫所屯田。永乐元年，废除北平都司，设置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将大宁都司迁到保定。第二年，重新确定卫所屯守军士的安排：靠近边境、地势险要的地方，守军多于屯田军；内地平坦偏僻之处，或者地虽险要但运输难以到达的地方，都让屯田军多于守军。永乐七年，设置调军勘合，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六字编成百号。制敕调军和派遣将领时，字号相同，才准许执行。永乐十八年，北京营建，南方各卫大多调往北方。宣德五年，采纳平江伯陈瑄的意见，用卫官负责漕运，东南的士卒因此困苦。宣德八年，裁减卫军的余丁；除正式军士外，每军只留一人，其余全部遣返回家。不久又因为幼军中能够备操的人员不足，三丁至七八丁中选一人，其余听任他们经营生计，并发给军装。正式军士有了缺额，立即命人补入队伍，不得再次勾摄原来被遣返的人。当时，都指挥使与布政使、按察使并称“三司”，都是镇守一方的大臣。至于专门统领一方军务的重臣，文官、武官也没有固定职掌；社会上仍然重视武职，军政得以整顿。正德以来，军职冒滥，受到世人轻视。朝廷内有部、科，地方外有监军、督抚，层层相互压制，五军都督府成为多余机构，武官将帅如同走卒。总兵官到兵部领取敕书时，都要跪着；偶尔行长揖礼，就被说成不合礼法。到了明朝末年，卫所军士即使一名普通生员也可以役使他们。轻视日积月累，军力日益衰弱，再加上隐瞒、占役、虚报冒领等弊病，终于使天下所有军队都不足以承担作战和守备，明朝也就灭亡了。崇祯三年，范景文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守卫通州，上奏说：“祖制规定，边境和腹地、内地和外地，卫所像棋子一样分布；把军士隶属于卫所，用屯田来供养军队。后来丧失了这种制度，在军队之外招募百姓为兵，在屯田之外征收百姓钱粮供给军饷，使军籍像鱼鳞、户籍像尺籍一样，却不能用于冲锋作战，甚至连披甲的人都不知道有多少。陛下正在全面振作整顿，怎么可以让有定额的军队数目交给无法查问的人掌握，让有用的军粮投入到无法查知

译的地方呢？”于是分条上奏请求清查核实数件事情，但最终没有实行。起初，洪武二十六年确定天下都司、卫所的数目，共有都司十七个、留守司一个、内外卫三百二十九个、守御千户所六十五个。到成祖在位二十多年间，增设、改置了许多。后来设置安排不一，现在把它们的名称分别列在下边，以备考察。○上十二卫 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 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锦衣卫、旗手卫 ◎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 ◎左军都督府 ○在京：凡是本府在京所属的卫，以及曾在永乐十八年调去守卫北京的卫，都在各名称下注明“调北京”；调动年月不再重复列出。后面四府的编排同此。

译留守左卫，调北京；镇南卫，调北京；水军左卫；骁骑右卫，调北京；龙虎卫，调北京；英武卫；沈阳左卫，调北京；沈阳右卫，调北京。○在外 △浙江都司 杭州前卫、杭州右卫、台州卫、宁波卫、处州卫、绍兴卫、海宁卫、昌国卫、温州卫、临山卫、松门卫、金乡卫、定海卫、海门卫、盘石卫、观海卫、海宁千户所、衢州千户所、严州千户所、湖州千户所。△辽东都司 定辽左卫、定辽右卫、定辽中卫、定辽前卫、定辽后卫、铁岭卫、东宁卫、沈阳中卫、海州卫、盖州卫、金州卫、复州卫、义州卫、辽海卫、三万卫、广宁左屯卫、广宁右屯卫、广宁前屯卫、广宁后屯卫、广宁中护卫，后来改为屯卫。△山东都司 青州左护卫，后来改为天津右卫；青州护卫，废除；兖州护卫，废除；兖州左护卫，后来改为临清卫；登州卫、青州左卫、莱州卫、宁海卫、济南卫、平山卫、德州卫，后来改属后府；乐安千户所，后来改名武定，属后府；胶州千户所、诸城千户所、滕县千户所。◎右军都督府 ○在京 虎贲右卫，调北京；留守右卫，调北京；水军右卫；武德卫，调北京；广武卫。○在外 △云南都司 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前卫、大理卫、楚雄卫、临安卫、景东卫、曲靖卫、金齿卫、洱海卫、蒙化卫、马隆卫，改为云南右护卫；平夷卫，废除；越州卫、六凉卫；鹤庆千户所，废除。△贵州都司 贵州卫、永宁卫、普定卫、平越卫、乌撒卫、普安卫；层台卫，废除；赤水卫、威清卫、兴隆卫、新添卫、清平卫、平坝卫、安庄卫、龙里卫、安南卫、都匀卫、毕节卫、黄平千户所。△四川都司 成都左护卫、成都右护卫，后来改为龙虎左卫，隶属南京左府；成都中护卫，后来改为豹韬左卫，隶属南京前府；成都左卫，废除；成都右卫、成都前卫、成都后卫、成都中卫、宁川卫、茂州卫、建昌卫，后来隶属行都司；重庆卫、叙南卫、苏州卫，后来改为宁番卫，属行都司，废除；泸州卫、松潘军民指挥使司、岩州卫，废除；青川千户所、威州千户所、大渡河千户所。△陕西都司 西安左护卫，后来改为神武右卫；西安右护卫；西安中护卫，后来改为神武前卫；西安左卫、西安右卫，改为西安中护卫；西安前卫、西安后卫；华山卫，改为西安左护卫，又改为神武右卫；泰山卫，改为西安右护卫；延安卫、绥德卫、平凉卫、庆阳卫、宁夏卫、临洮卫、巩昌卫、西宁卫，后来隶属行都司；汉中卫、凉州卫，后来隶属行都司；庄浪卫，后来隶属行都司；兰州卫、秦州卫、岷州军民指挥使司、洮州卫、河州军民指挥使司、甘肃卫，后来改为甘州后卫；山丹卫、永昌卫，后来隶属行都司；凤翔千户所、金州千户所、宁夏中护卫、西河中护卫，后来改为云南中护卫，废除。△广西都司 桂林左卫，后来改为广西护卫；桂林右卫、桂林中卫、南宁卫、柳州卫、驯象卫、梧州千户所。○中军都督府 ○在京 留守中卫，调北京；神策卫，调北京；广洋卫；应天卫，调北京；和阳卫，调北京；牧马千户所，调北京。○在外 △直隶 扬州卫、和州卫，后来改为宁夏中屯卫，废除；高邮卫、淮安卫、镇海卫、滁州卫、太仓卫、泗州卫、寿州卫、邳州卫、大河卫、沂州卫、金山卫、新安卫、苏州卫、仪真卫、徐州卫、安庆卫、宿州千户所。△中都留守司 凤阳右卫、凤阳中卫、皇陵卫、凤阳卫、留守左卫、留守中卫、长淮卫、怀远卫、洪塘千户所。△河南都司 归德卫，后来隶属中府；陈州卫、弘农卫、汝宁卫，后来改为千户所，属中府；潼关卫，后来属中府；河南卫、睢阳卫、宣武卫、信阳卫、彰德卫、武平卫，后来属中府；南阳卫、宁国卫，后来改为涿鹿卫，后属后府；怀庆卫、宁山卫，后来属后府；颍州卫、安吉卫，后来改为通州卫亲军；颍上千户所；河南左护卫、河南中护卫、河南右护卫，三护卫后来合并到彭城卫。◎前军都督府 ○在京 天策卫，后来分为保安卫和保安右卫；龙骧卫，调北京；豹韬卫，调北京；龙江卫，后来改为龙江左卫；飞熊卫，调北京。○在外 △直隶 九江卫。△湖广都司 武昌卫、武昌左卫、黄州卫、永州卫、岳州卫、蕲州卫、施州卫；长沙护卫，废除；辰州卫、安陆卫，后来属行都司，改为承天卫；襄阳卫、襄阳护卫，后来都属行都司；常德卫、沅州卫、宝庆卫、沔阳卫，后来属兴都留守司；长沙卫、茶陵卫、衡州卫、瞿塘卫，后来属行都司；镇远卫、平溪卫、清浪卫、偏桥卫、五开卫、九溪卫；荆州左护卫，后来改为荆州左卫，属行都司，又改为显陵卫；荆州中护卫，废除；靖州卫、永定卫、郴州千户所、夷陵千户所，后来属行都司；桂阳千户所、德安千户所，后来改属兴都留守司；忠州千户所，后来属行都司；安福千户所、道州千户所，废除；大庸千户所、西平千户所，废除；麻寮千户所、枝江千户所，后来属行都司；武冈千户所、崇山千户所，废除；长宁千户所，后来属行都司。武昌左、右、中三护卫：左护卫改为东昌卫，右护卫改为徐州左卫，中护卫改为武昌护卫。△福建都司 福州中卫、福州左卫、福州右卫、兴化卫、泉州卫、漳州卫、福宁卫、镇东卫、平海卫、永宁卫、镇海卫。△福建行都司 建宁左卫、建宁右卫、建阳卫，废除；延平卫、邵武卫、汀州卫、将乐千户所。△江西都司 南昌左卫、南昌前卫、袁州卫、赣州卫、吉安卫，后来改为千户所；饶州千户所、安福千户所、会昌千户所、永新千户所、南安千户所、建昌千户所、抚州千户所、铅山千户所、广信千户所。△广东都司 广州前卫、广州左卫、广州右卫、南海卫、潮州卫、雷州卫、海南卫、清远卫、惠州卫、肇庆卫、广州后卫、程乡千户所、高州千户所、廉州千户所，后来改为廉州卫；万州千户所、儋州千户所、崖州千户所、南雄千户所、韶州千户所、德庆千户所、新兴千户所、阳江千户所、新会千户所、龙川千户所。◎后军都督府 ○在京 横海卫、鹰扬卫、兴武卫，调北京；江阴卫；蒙古左卫，废除；蒙古右卫，废除。○在外 △北平都司

译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永清左卫、永清右卫、济州卫、济阳卫、彭城卫、通州卫，以上都改为亲军；蓟州卫、密云卫，后来改为密云后卫，属后府；真定卫、永平卫、山海卫、遵化卫、居庸关千户所，后来改为隆庆卫；以上都属后府。△北平行都司，后来改为大宁都司：大宁左卫、大宁右卫，二卫后来改为营州左、右护卫，又改为延庆左、右卫；大宁中卫、大宁前卫、大宁后卫，后来改为营州中护卫，又改为宽河卫；会州卫，改为调京卫；以上都属后府。营州中护卫、兴州中护卫，废除。△山西都司 太原左卫、太原右卫、太原前卫、振武卫、平阳卫、镇西卫、潞州卫、蒲州千户所、广昌千户所、沁州千户所、宁化千户所、雁门千户所。△山西行都司 大同左卫、大同右卫、大同前卫、蔚州卫、朔州卫。△北平三护卫 燕山左护卫、燕山右护卫、燕山中护卫，都改为亲军。△山西三护卫 太原左护卫、太原右护卫、太原中护卫，都废除。后来确定天下都司、卫所的数目，共有都司二十一个、留守司两个、内外卫四百九十三个、守御、屯田、群牧千户所三百五十九个、仪卫司三十三个。仪卫司以下的机构旧制中没有，后来逐步增设。宣慰使司两个、招讨使司两个、宣抚司六个、安抚司十六个、长官司七十个，原来为五十九个。番边都司、卫所等四百零七个，后来记作四百六十三个。亲军上十二卫共二十二卫，旧制只有十二卫，后来增设金吾左卫以下十卫，都称亲军指挥使司，不隶属五府。又设置腾骧等四卫，也属于亲军；加上武功、永清、彭城以及长陵等十五卫，都不隶属五府。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锦衣卫、旗手卫，以上旧为上十二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以上原为北平三护卫，洪武三十五年升为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旧为安吉卫，以上为北平都司七卫，永乐四年升格，都改为亲军；腾骧左卫、腾骧右卫，旧为神武前卫；武骧左卫、武骧右卫，以上四卫，宣德八年以各卫养马军士及神武前卫官军开设；武功中卫，洪武年间设置；武功左卫，宣德二年设置；武功右卫，宣德六年设置；永清左卫、永清右卫、彭城卫，以上北平三卫，改为常山三护卫，宣德初年恢复为原卫，又把河南三护卫中多余的官军合并到彭城卫；长陵卫，旧为南京羽林右卫，永乐二十二年改为献陵卫；旧武成左卫，宣德元年改为景陵卫；旧武成右卫，宣德十年改为裕陵卫；旧武成前卫，天顺八年改为茂陵卫；旧武成后卫，成化二十三年改为泰陵卫；旧忠义左卫，弘治十八年改为康陵卫；旧义勇中卫，正德十六年改为永陵卫；旧义勇左卫，嘉靖二十七年改为昭陵卫；旧神武后卫，隆庆六年改为定陵卫；庆陵卫、德陵卫、奠靖千户所；牺牲千户所，嘉靖二十一年设置，归太常寺管辖。以上都不隶属五府。◎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 ◎左军都督府 ○在京 留守左卫、镇南卫、骁骑右卫、龙虎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都属于南京旧制，永乐十八年分批调往北京。○在外 △浙江都司 杭州前卫、杭州后卫、台州卫、宁波卫、处州卫、绍兴卫、海宁卫、昌国卫、温州卫、临山卫、松门卫、金乡卫、海门卫、定海卫、盘石卫、观海卫、海宁千户所、衢州千户所、严州千户所、湖州千户所、金华千户所、澉浦千户所。以下各千户所，旧制没有，后来增设：乍浦千户所、三江千户所、定海后千户所、定海中左千户所、定海中中千户所、沥海千户所、三山千户所、大嵩千户所、霩戺千户所、龙山千户所、石浦前千户所、石浦后千户所、爵谿千户所、钱仓千户所、水军千户所、新河千户所、桃渚千户所、健跳千户所、隘顽千户所、楚门千户所、平阳千户所、瑞安千户所、海安千户所、蒲门千户所、壮士千户所、沙园千户所、蒲岐千户所、宁村千户所、新城千户所。旧有，后来废除。△辽东都司 定辽左卫、定辽右卫、定辽中卫、定辽前卫、定辽后卫、铁岭卫、东宁卫、沈阳中卫、海州卫、盖州卫、金州卫、复州卫、义州卫、辽海卫、三万卫、广宁左屯卫、广宁右屯卫、广宁中屯卫、广宁前屯卫、广宁后屯卫、广宁卫。以下为后增设：广宁左卫、广宁右卫、广宁中卫、宁远卫、抚顺千户所、蒲河千户所、宁远中左千户所、宁远中右千户所、广宁中前千户所、广宁中后千户所、广宁中左千户所、金州中左千户所、铁岭左右千户所、铁岭中左千户所、三万前前千户所、三万后后千户所、三万中中千户所、辽海中中千户所、辽海右右千户所、辽海前前千户所、辽海后后千户所、东宁中左千户所。△山东都司：旧有青州左护卫，后来改为天津右卫。旧有贵州护卫，废除。登州卫、青州左卫、莱州卫、宁海卫、济南卫、平山卫、安东卫。以下为后增设：灵山卫、鳌山卫、大嵩卫、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东昌卫、临清卫；旧兖州左护卫，后来改为任城卫；济宁卫；旧武昌左护卫，后来改为兖州护卫；胶州千户所、诸城千户所、滕县千户所、肥城千户所。以下为后增设：海阳千户所、东平千户所、宁津千户所、雄崖千户所、浮山前千户所、福山中前千户所、奇山千户所、濮州千户所、金山左千户所、寻山后千户所、百尺崖后千户所、王徐寨前千户所、夏河寨前千户所、鲁府仪卫司、德府仪卫司、泾府仪卫司、衡府仪卫司、德府群牧所、泾府群牧所、衡山群牧所。◎右军都督府 ○在京 留守右卫、虎贲右卫、武德卫，都属于南京旧卫，永乐十八年分批调往北京。○在外 △直隶 宣州卫，旧制没有，后来设置。△陕西都司：旧有阶州卫、沙州卫、灵山千户所，后来都废除。

译西安右护卫，旧为泰山卫，改为西安左卫；西安前卫、西安后卫、延安卫、汉中卫、平凉卫、绥德卫、宁夏卫、庆阳卫、巩昌卫、临洮卫、兰州卫、秦州卫；岷州卫，旧为军民指挥使司，嘉靖二十四年增设岷州，四十年废除，后来保留卫；河州卫，旧为军民指挥使司；洮州卫；宁夏中护卫、甘州中护卫、安东中护卫、宁夏前卫，以下各卫旧制没有，后来设置；宁夏中卫、宁夏中屯卫，旧为和州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羌卫、靖虏卫、固原卫、榆林卫、宁夏后卫；以花马池千户所改为兴安千户所；旧金州千户所，万历十年改为凤翔千户所；礼店前千户所。以下各所旧已设置：沔县千户所、环县千万所、文县千户所、阶州千户所，旧属秦州卫，嘉靖二十二年改属都司；灵州千户所、西安千户所、西固城千户所、归德千户所、镇羌千户所、安边千户所、平虏千户所、兴武营千户所、镇戎千户所、宁夏平虏千户所、秦府仪卫司、庆府仪卫司、肃府仪卫司、韩府仪卫司、宁夏群牧所、安东群牧所、甘州群牧所。△陕西行都司，洪武十二年增设。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以上由陕西甘肃卫分设；永昌卫、凉州卫、庄浪卫、西宁卫、山丹卫，以上旧属陕西都司；肃州卫、镇番卫、镇夷千户所、古浪千户所、高台千户所。△四川都司：旧有浦江关军民千户所，后来废除。成都左护卫、成都右卫、成都中卫、成都前卫、成都后卫、宁川卫、茂州卫、重庆卫、叙南卫、泸州卫、利州卫，旧制没有，后来设置；松潘卫，旧为军民指挥使司，后来改为青川千户所；保宁千户所、威州千户所、雅州千户所、大渡河千户所、广安千户所、灌县千户所，以下各所后来设置；黔江千户所、叠溪千户所、建武千户所、小河千户所、蜀府仪卫司、寿府仪卫司，废除；寿府群牧所，废除。△土官 天全六番招讨使司；陇木头长官司、静州长官司、岳希蓬长官司，以上属茂州卫；石砫宣抚司、西阳宣抚司，以上属重庆卫；石耶洞长官司、邑梅洞长官司，以上属酉阳宣抚司；占藏先结簇长官司、蜡匝簇长官司、白马路簇长官司、发山洞簇长官司、阿昔洞簇长官司、北定簇长官司、麦匝簇长官司、者多簇长官司、牟力簇长官司、班班簇长官司、祈命簇长官司、勒都簇长官司、包藏簇长官司、阿思簇长官司、思曩儿簇长官司、阿用簇长官司、潘斡寨长官司、八郎安抚司、阿角寨安抚司、麻儿匝安抚司、芒儿者安抚司，以上都属松潘卫；叠溪长官司、郁即长官司，以上属叠溪千户所。△四川行都司，旧制没有，后来设置。旧有建昌前卫，后来废除。建昌卫，旧属四川都司；宁番卫，旧为苏州卫，属四川都司。以下为后增设：会川卫、盐井卫、越巂卫、礼州后千户所、礼州中中千户所、建昌打冲河中前千户所、德昌千户所、迷易千户所、盐井打冲河中左千户所、冕山桥后千户所、镇西后千户所。△土官 昌州长官司、威龙长官司、普济长官司，都属建昌卫；马喇长官司，属盐井卫；邛部长官司，属越巂卫。△广西都司 桂林右卫、桂林中卫、南宁卫、柳州卫、驯象卫、南丹卫。以下为后增设：庆远卫、浔州卫、奉议卫、广西护卫、梧州千户所、怀集千户所、武缘千户所、古田千户所、贵县千户所、贺县千户所、全州千户所、太平千户所、象州千户所、平乐千户所、郁林千户所、宾州千户所、来宾千户所、富川千户所、容县千户所、融县千户所、灌阳千户所、河池千户所、武宣千户所、向武千户所、五屯屯田千户所、迁江屯田千户所、靖江府仪卫司。△云南都司：旧有鹤庆、通海两个千户所，废除。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前卫、大理卫、楚雄卫、临安卫、景东卫、曲靖卫、洱海卫、永昌卫，原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蒙化卫、平夷卫、赵州卫、六凉卫、云南中卫、云南后卫，均为后来设置；广南卫、大罗卫、澜沧卫，后来设置，其中澜沧卫由澜沧军民指挥使司改置；腾冲卫由腾冲军民指挥使司改置；安宁千户所、宜良千户所、易门千户所、杨林堡千户所、十八寨千户所、通海前前千户所、通海右右千户所、定远千户所、马隆千户所、姚安千户所、姚安中屯千户所、武定千户所、木密关千户所、镇安千户所。金齿千户所原名金齿千户所，万历十三年改置，驻守猛淋镇；姚千户所原为永昌千户所，万历十三年改置，驻守老姚关；另有永平前前千户所、永平后后千户所、腾冲千户所、新安千户所、凤梧千户所。土官。茶山长官司、潞江安抚司、凤溪长官司、施甸长官司、镇道安抚司、杨塘安抚司，都隶属永昌卫；蛮莫安抚司、猛脸长官司、猛养长官司，都是万历十三年改置的。贵州都司原有层台、重安两个千户所，后来都裁撤了。原有平伐长官司，后来隶属贵阳府；原有平浪、九名九姓独山州两个长官司，后来隶属都匀府。贵州卫、永宁卫、普定卫、平越卫、乌撒卫、普安卫、赤水卫、威清卫、兴隆卫、新添卫、清平卫、平坝卫、安庄卫、龙里卫、安南卫、都匀卫、毕节卫；贵州前卫原来没有，后来设置；另有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所、重安千户所、安龙千户所、白撒千户所、摩泥千户所、关索岭千户所、阿落密千户所、平夷千户所、安南千户所、乐民千户所、七星关千户所。土官。新添长官司、小平伐长官司、把平寨长官司、丹平长官司、丹行长官司，以上都隶属新添卫；杨义长官司隶属平越卫；大平伐长官司隶属龙里卫。中军都督府。在京。留守中卫、神策卫、应天卫、和阳卫，都是南京原有的卫，永乐十八年调置；牧马千户所原为南京旧所，后来增设蕃牧千户所。在外。直隶。

译扬州卫、高邮卫、仪真卫、淮安卫、镇海卫、滁州卫、徐州卫、苏州卫、太仓卫、金山卫、新安卫、泗州卫、寿州卫、邳州卫、大河卫、沂州卫、安庆卫；宿州卫原为千户所；潼关卫以下原属河南都司；归德卫、武平卫、镇江卫以下，都是后来增设的；另有庐州卫、六安卫、徐州左卫、建阳卫、汝宁千户所、松江中千户所、青村中前千户所、南汇嘴中后千户所、嘉兴中左千户所（在府内）、吴淞江千户所、宝山千户所、刘河堡中千户所、崇明沙千户所、兴化千户所、通州千户所、泰州千户所、盐城千户所、东海中千户所、海州中前千户所、莒州千户所。中都留守司。凤阳卫、凤阳中卫、凤阳右卫、皇陵卫、留守左卫、留守中卫、长淮卫、怀远卫、洪塘千户所。河南都司原有洛阳中护卫，后来并入汝州卫。河南卫、弘农卫、陈州卫、睢阳卫、宣武卫、信阳卫、彰德卫、南阳卫、怀庆卫、颍川卫、南阳中护卫以下，都是后来增设的；汝州卫、颍上千户所、禹州千户所（原名钧州，后来改为嵩县千户所）、卫辉前千户所、林县千户所、邓州前千户所、唐县右千户所，以及周府仪卫司、唐府仪卫司、伊府仪卫司、赵府仪卫司、郑府仪卫司、崇府仪卫司、徽府仪卫司、赵府群牧所、郑府群牧所、崇府群牧所、徽府群牧所。前军都督府。在京。留守前卫、龙骧卫、豹韬卫，都是南京原有的卫，永乐十八年分批调置。在外。直隶。九江卫。湖广都司原有武昌右千户所，后来裁撤。武昌卫、武昌左卫、黄州卫、永州卫、岳州卫、蕲州卫、施州卫、辰州卫、常德卫、沅州卫、宝庆卫、沔阳卫、长沙卫、衡州卫、茶陵卫、镇远卫、偏桥卫。清浪卫以上三卫在贵州境内；平溪卫、五开卫、九溪卫、靖州卫、永定卫、宁远卫以下，都是后来增设的；铜鼓卫、武昌护卫、襄阳护卫、郴州千户所、麻寮千户所、添平千户所、安福千户所、忠州千户所（在四川境内）、大庸千户所、桂阳千户所、武冈千户所、澧州千户所、宁溪千户所、常宁千户所、镇溪千户所、桃川千户所、枇杷千户所、锦田千户所、宁远千户所、江华千户所、城步千户所、天柱千户所、汶溪千户所、宜章千户所、广安千户所、大田千户所、黎平千户所、中潮千户所、新化千户所、新化亮寨千户所、隆里千户所，以上五所位于贵州境内；另有平茶千户所、平茶屯千户所、铜鼓千户所，以及楚府仪卫司、荆府仪卫司、雍府仪卫司、荣府仪卫司、岷府仪卫司、吉府仪卫司、荆府群牧所、雍府群牧所、荣府群牧所、吉府群牧所。土官。永顺军民宣慰使司隶属都司，下辖腊惹洞长官司、麦著黄洞长官司、驴迟洞长官司、施溶溪长官司、白崖洞长官司、田家洞长官司，以上隶属永顺宣慰司；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隶属都司，下辖五寨长官司、筸子坪长官司，均隶属保靖宣慰司；施南宣抚司隶属施州卫；东乡五路安抚司隶属施南宣抚司，下辖摇把洞长官司、上爱茶峒长官司、下爱茶峒长官司、镇远蛮夷长官司、隆奉蛮夷长官司；忠孝安抚司隶属施南；忠路安抚司隶属施南；金峒安抚司隶属施南；剑南长官司隶属忠路；西坪蛮夷长官司隶属金峒；散毛宣抚司隶属施州卫，下辖龙潭安抚司、大旺安抚司，二司均隶属散毛；东流蛮夷长官司、腊璧峒蛮夷长官司均隶属大旺；忠建宣抚司隶属施州卫，下辖忠峒安抚司、高罗安抚司，二司均隶属忠建；木册长官司隶属高罗；镇南长官司、唐崖长官司、容美宣抚司均隶属施州卫；椒山玛瑙长官司、五峰石宝长官司、水尽源通塔平长官司、石梁下峒长官司均隶属容美；桑植安抚司隶属九溪；臻剖六洞横波等处长官司隶属镇远卫。湖广行都司由湖广都司所属的卫所改设。荆州卫、荆州左卫、荆州右卫、瞿塘卫、襄阳卫、襄阳护卫、安陆卫、郧阳卫、夷陵千户所、德安千户所、枝江千户所、长宁千户所、远安千户所、竹山千户所、均州千户所、房县千户所、忠州千户所，以及辽府仪卫司、襄府仪卫司、兴府仪卫司。兴都留守司。承天卫原为安陆卫，嘉靖十八年改名；沔阳卫原属都司，嘉靖二十一年改隶；显陵卫原为荆州左卫，嘉靖十八年改名；德安千户所原属行都司，嘉靖二十一年改隶。福建都司。福州中卫、福州左卫、福州右卫、兴化卫、泉州卫、漳州卫、福宁卫、镇东卫、平海卫、永宁卫、镇海卫、大金千户所以下，都是后来增设的；另有定海千户所、梅花千户所、万安千户所、莆禧千户所、福全千户所、金门千户所、中左千户所、高浦千户所、浦城千户所、六鳌千户所、铜山千户所、玄锺千户所、崇武千户所、南诏千户所、龙岩千户所。福建行都司。建宁左卫、建宁右卫、延平卫、邵武卫、汀州卫、将乐千户所、武平千户所以下，都是后来增设的；另有永安千户所、上杭千户所、浦城千户所。江西都司。南昌卫；正德十六年，合并左卫、前卫二卫改置；袁州卫、赣州卫、吉安千户所，原为卫；饶州千户所、安福千户所、会昌千户所、永新千户所、南安千户所、建昌千户所、抚州千户所、铅山千户所、广信千户所、信丰千户所，以及宁府仪卫司、淮府仪卫司、益府仪卫司、淮府群牧所、益府群牧所。广东都司。

译广州前卫、广州后卫、广州左卫、广州右卫、南海卫、潮州卫、雷州卫、海南卫、清远卫、惠州卫、肇庆卫、广海卫以下，都是后来增设的；砀石卫、神电卫、廉州卫，原为千户所；新会千户所、韶州千户所、南雄千户所、龙川千户所、程乡千户所、德庆千户所、新兴千户所、阳江千户所、高州千户所、儋州千户所、新宁千户所、万州千户所、崖州千户所、增城千户所、东莞千户所以下，都是后来增设的；另有大鹏千户所、香山千户所、连州千户所、河源千户所、长乐千户所、平海千户所、海丰千户所、捷胜千户所、甲子门千户所、大城千户所、海门千户所、靖海千户所、蓬州千户所、澄海千户所、广宁千户所、四会千户所、阳春千户所、海朗千户所、双鱼千户所、宁川千户所、信宜千户所、石城千户所、永安千户所、钦州千户所、灵山千户所、海康千户所、乐民千户所、海安千户所、锦囊千户所、清澜千户所、昌化千户所、南山千户所、泷水千户所、从化千户所、封门千户所、函口千户所、富霖千户所。后军都督府。在京。留守后卫、鹰扬卫、兴武卫，都是南京原有的卫，永乐十八年分批调置；大宁中卫、大宁前卫、会州卫，都是北平行都司原有的卫；富峪卫以下为后来增设的，并有北平、山西等卫改调而来；宽河卫原为大宁后卫；神武左卫、神武后卫改为昭陵卫；忠义左卫、忠义右卫、忠义前卫、忠义后卫、义勇中卫、义勇左卫、义勇右卫、义勇前卫、义勇后卫、武成中卫、蔚州左卫。在外。直隶原为北平都司，原有北平三护卫，后来都改为亲军。其中不属于北平原有卫所的，都是永乐以后增设的。蓟州卫、真定卫、永平卫、山海卫、遵化卫，以上是北平原有的卫；密云中卫、密云后卫，由原密云分置；开平中屯卫、兴州左屯卫、兴州右屯卫、兴州中屯卫、兴州前屯卫、兴州后屯卫、延庆卫，原为北平都司所属；居庸关千户所后来改为隆庆卫，后来又改为延庆卫；东胜左卫、东胜右卫、镇朔卫、涿鹿卫，涿鹿卫原为河南宁国卫，隶属中军都督府；定边卫、神武右卫、神武中卫、忠义中卫、卢龙卫、武清卫、抚宁卫、德州卫、宁山卫，宁山卫原属河南都司，隶属中军都督府；大同中屯卫，永乐初年改调；沈阳中屯卫、定州卫，以上原为北平、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卫所，永乐初年改调；天津卫以下，均为后来增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原为青州左护卫；通州左卫、通州右卫、涿鹿左卫、涿鹿中卫、河间卫、潼关卫，潼关卫原属河南都司；德州左卫、梁城千户所、沧州千户所以下，均为后来增设；倒马关千户所、潮河千户所、白洋口千户所、渤海千户所、宽河千户所、镇边城千户所、顺德千户所、武定千户所，武定千户所原为乐安千户所，后改属；平定千户所、蒲州千户所，都隶属山西都司，后来改隶。兴州前屯卫、兴州后屯卫、延庆卫：原为北平都司居庸关千户所，后来改为隆庆卫，之后又改为此名。东胜左卫、东胜右卫、镇朔卫、涿鹿卫：原为河南宁国卫，隶属中府。定边卫、神武右卫、神武中卫、忠义中卫、卢龙卫、武清卫、抚宁卫、德州卫、宁山卫：原隶属河南都司，后隶属中府。大同中屯卫：永乐初年改调为沈阳中屯卫。定州卫：以上原为北平、山东、山西、河南等处的卫所，永乐初年改调为天津卫。以下为增设的天津左卫、天津右卫。青州左护卫、通州左卫、通州右卫、涿鹿左卫、涿鹿中卫、河间卫、潼关卫：原隶属河南都司。德州左卫、梁城千户所、沧州千户所：以下为增设的倒马关千户所、潮河千户所、白洋口千户所、渤海千户所、宽河千户所、镇边城千户所、顺德千户所、武定千户所。旧乐安千户所，改属平定千户所；蒲州千户所，都隶属山西都司，后来改制。大宁都司。保定左卫、保定右卫、保定中卫、保定前卫、保定后卫，都是永乐元年设置的；营州左屯卫、营州右屯卫、营州中屯卫、营州前屯卫、营州后屯卫，都是洪武年间的旧卫，永乐年间改隶茂山卫；紫荆关千户所。万全都司，宣德五年分出直隶及山西等地的卫所并增设。万全左卫、万全右卫、宣府前卫、宣府左卫、宣府右卫、怀安卫、开平卫、延庆左卫，原属北平行都司，后来改隶；延庆右卫，原属北平都司，后来改隶；龙门卫、保安卫，原属前军都督府，后来改隶；保安右卫，原属前军都督府，后来改隶；蔚州卫、永宁卫、怀来卫、兴和千户所、美峪千户所、广昌千户所，原属山西都司，后来改隶；四海冶千户所、长安千户所、云川千户所、龙门千户所。山西都司原有太原三护卫，后来裁撤。蒲州千户所改隶直隶，广昌千户所改隶万全都司。太原左卫、太原右卫、太原前卫、振武卫、平阳卫、镇西卫、潞州卫、沈阳中护卫；汾州卫为后来设置；沁州千户所、宁化千户所、雁门千户所、保德州千户所以下，均为后来增设；偏头关千户所、磁州千户所、宁武千户所、八角千户所、老营堡千户所，嘉靖十七年增设；晋府仪卫司、沈府仪卫司、代府仪卫司，以及晋府群牧所、沈府群牧所、代府群牧所。山西行都司原有蔚州卫，后来改隶万全都司。大同左卫、大同右卫、大同前卫、大同后卫、朔州卫以下，都是由山西大同等地的卫所改调或增设的；另有镇虏卫、安东中屯卫、阳和卫、玉林卫、高山卫、云川卫、天城卫、威远卫、平虏卫、山阴千户所、马邑千户所、井坪千户所。南京卫所的亲军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羽林前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锦衣卫、旂手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江淮卫、济川卫、孝陵卫、牺牲千户所。五军都督府所属。左军都督府：本府所属的卫，仍隶属于北京左军都督府。留守左卫、镇南卫、水军左卫、骁骑右卫、龙虎卫、龙虎左卫；龙虎卫原为成都右护卫，宣德六年改置；英武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龙江右卫。右军都督府：本府所属的卫，仍隶属于北京右军都督府。虎贲右卫、留守右卫、水军右卫、武德卫、广武卫。中军都督府：本府所属的卫，仍隶属于北京中军都督府。留守中卫、神策卫、广洋卫、应天卫、和阳卫、牧马千户所。前军都督府：本府所属的卫，仍隶属于北京前军都督府。留守前卫、龙江左卫、龙骧卫、飞熊卫、天策卫、豹韬卫、豹韬左卫；豹韬左卫原为成都中护卫，宣德六年改调。后军都督府：本府所属的卫，仍隶属于北京后军都督府。留守后卫、横海卫、鹰扬卫、兴武卫、江阴卫。羁縻卫所，是指洪武、永乐年间归附的塞外部族，朝廷任命他们的首领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赐给敕书和印记，并设置都司、卫所。都司：一，奴儿干都司。卫三百八十四所。

译朵颜卫、泰宁卫、建州卫、必里卫（旧《会典》作兀里福馀卫），以上为洪武年间设置；兀者卫、兀者左卫、兀者右卫、兀者后卫、赤不罕卫、屯河卫、安河卫，以上为永乐二年设置；毛怜卫、虎儿文卫、失里绵卫、奴儿干卫、坚河卫（旧《会典》有温河撒力卫），以上为永乐三年设置；古贲河卫、右城卫、塔鲁木卫、苏温河卫、斡滩河卫（旧《会典》有滩纳河卫）；兀者前卫、卜颜卫、亦罕河卫、纳怜河卫、麦兰河卫、兀列河卫、双城卫、撒剌儿卫、亦马剌卫、斡兰卫、亦儿古里卫、脱木河卫、卜剌罕卫、密陈卫、脱伦卫、嘉河卫、塔山卫、阿速江卫、速平江卫、木鲁罕山卫、马英山卫、土鲁亭山卫、木塔里山卫、朵林山卫、兀也吾卫、吉河卫、劄竹哈卫（旧《会典》有撒竹篮福山卫），以上为永乐四年设置；肥河卫、哈温河卫（旧《会典》作哈里河卫）、木束河卫、撒儿忽卫、罕答河卫（旧《会典》作忽答河卫）、劄童卫，以上为永乐四年设置；阿古河卫、喜乐温河卫、木阳河卫、哈兰城卫、可令河卫、兀的河卫、哥吉河卫、野木河卫、纳剌吉河卫、亦里察河卫、野儿定河卫、卜鲁丹河卫、好屯河卫、喜剌乌河卫（旧《会典》作喜速乌考郎兀卫）、亦速里河卫、阿剌山卫、随满河卫、撒秃河卫、忽兰山卫、古鲁浑山卫、阿资河卫、甫里河卫、答剌河卫（旧《会典》作纳剌河卫）、撒只剌河卫、阿里河卫（旧《会典》作阿吉河卫）、依木河卫、亦文山卫、木兰河卫、朵儿必河卫、甫门河卫，以上为永乐五年设置；纳木河卫、童宽山卫、兀鲁罕河卫、塔罕山卫、者帖列山卫、木兴卫、友帖卫、牙鲁卫、益实卫、剌鲁卫、乞忽卫、兀里溪山卫、希滩河卫、弗朵秃河卫、阿者迷河卫、撒察河卫、斡兰河卫、阿真河卫、木忽剌河卫、钦真河卫、克默河卫、察剌秃山卫、呕罕河卫、阮里河卫、列门河卫、秃都河卫、实山卫、忽里急山卫、莫温河卫、薛列河卫，以上为永乐六年设置；卜鲁兀卫、葛林卫、把城卫。劄肥河卫、忽石门卫、劄岭上卫、木里吉卫、忽儿海卫、伏里其卫、乞勒尼卫、爱河卫、把河卫、和屯吉卫、失里木卫、阿伦卫、古里河卫、塔麻速卫，以上为永乐七年设置；木兴河卫、木剌河卫（旧《会典》作木束河卫）、喜申卫、使防河卫（旧《会典》作使方河卫）、甫儿河卫、亦麻河卫、兀应河卫、法因河卫、阿答赤河卫（旧《会典》作阿答古木山卫）、葛称哥卫，以上为永乐八年设置；督罕河卫、建州左卫、只儿蛮卫、兀剌卫、顺民卫、囊哈儿卫、古鲁卫（旧《会典》作古鲁山卫）、满径河卫、哈儿蛮卫、塔亭卫、也孙伦卫、可木河卫、弗思木卫、弗提卫，以上为永乐十年设置；斡朵伦卫，永乐十一年设置；哈儿分卫、阿儿温河卫、速塔儿河卫、兀屯河卫、玄城卫、和卜罗卫、老哈河卫、失儿兀赤卫、卜鲁秃河卫、可河卫、乞塔河卫、兀剌忽卫，以上为永乐十二年设置；渚冬河卫、劄真卫、兀里哈里卫、忽鲁爱卫，以上为永乐十三年设置；吉滩河卫、亦马忽山卫，以上为永乐十四年设置；阿真同真卫、亦东河卫、亦迷河卫，以上为永乐十五年设置；建州右卫、益实左卫、阿答赤卫、塔山左卫（旧《会典》作塔山前城）、讨温卫（旧《会典》作“成”），以上都为正统年间设置；寄住毛怜卫；以下为正统以后陆续设置：可木卫、失里卫、失木鲁河卫、忽鲁木卫、塔马速卫、失烈木卫、吉滩卫、和屯卫、禾屯吉河卫、亦失卫、亦力克卫、纳木卫、弗纳河卫、忽失木卫、兀也卫、也速伦卫、巴忽鲁卫、兀牙山卫、塔木卫、忽里山卫、罕麻卫、木里吉河卫、引门河卫、亦里察卫、只卜得卫、塔儿河卫、木忽鲁卫、木答山卫、立山卫、可吉河卫、忽失河卫、脱伦兀卫、阿的纳河卫、兀力卫、阿速卫、速温河卫、纳剌吉卫、撒剌卫、亦实卫、弗朵脱河卫、亦屯河卫、兀讨温河卫、甫河卫、剌山卫、阿者卫、童山宽卫、替里卫、亦里察河卫、哈黑分卫、秃河卫、好屯卫、乞列尼卫、撒里河卫、忽思木卫、兀里河卫、忽鲁山卫、弗儿秀河卫、没脱伦卫、阿鲁必河卫、咬里山卫、亦文卫、写猪洛河卫、答里山卫、古木河卫、剌儿卫、兀同河卫、出万山卫、者屯卫、喜辰卫、海河卫、兰河卫、朵州山卫、者亦河卫、纳速吉河卫、把忽儿卫、镇真河卫、也速河卫、者剌秃卫、也鲁河卫、亦里河卫、失里兀卫、斡朵里卫、秃屯河卫、者林山卫、波罗河卫、朵儿平河卫、散力卫、密剌秃山卫、甫门卫、细木河卫、没伦河卫、弗秃都河卫、者列帖卫、察札秃河卫、出万河卫、者帖列卫、兀失卫、忽里河卫、失里绵河卫、兀剌河卫、爱河卫、洽剌察河卫、卜忽秃河卫、没伦卫、卜鲁卫、以哈阿哈卫、速江平卫、兀山卫、弗力卫、失郎山卫、亦屯卫、木河卫、竹墩卫、河木卫、哈郎卫、岁班卫、失山卫、考郎卫、筑屯卫、黑里河卫、右城卫、弗河卫、文东河卫、阿古卫、弗山卫、兀答里卫、纳速河卫、失列河卫、朵儿玉卫、兀鲁河卫、弗郎罕河卫、赤卜罕山卫、老河卫、竹里河卫、吉答纳河卫、者不登卫、也速脱卫、阿木河卫、颜亦卫；以下为后来增设：山答卫、塔哈卫、弗鲁纳河卫、行子卫、兀勒阿城卫、阿失卫、吉真纳河卫、法卫、薄罗卫、塔麻所卫、布儿哈卫、亦思察河卫、失剌卫、卜忽秃卫。撒里卫、你实卫、平河卫、忽里吉山卫、阿乞卫、台郎卫、塞克卫、拜苦卫、所力卫、巴里卫、塔纳卫、木郎卫、额克卫、勒伏卫、式木卫、树哈卫、肥哈答卫、盖千卫。英秃卫、乞忽卫、阿林卫、哈儿速卫、巴答卫、脱木卫、忽把卫、速哈儿卫、马失卫、塔赛卫、劄里卫、者哈卫、恨克卫、哈失卫、交枝卫、葛卫、艾答卫、亦蛮卫、哈察卫、革出卫、卜答卫、蜀河卫、秃里赤山卫、赛因卫、忙哈卫。二十四所。兀者托温千户所、哈鲁门山千户所、兀者揆野木千户所、兀的罕千户所、兀者稳免赤千户所、得的河千户所、鱼失千户所、五年千户所、兀者已河千户所、真河千户所、兀的千户所、屯河千户所、哈三千户所、兀者屯河千户所、古贲河千户所、五音千户所、锁郎塔真河千户所、兀者揆野人千户所、敷答河千户所、兀秃河千户所、可里踢千户所、哈鲁门千户所、兀讨温河千户所、兀者撒野人千户所。

译兀者托温千户所、哈鲁门山千户所、兀者揆野木千户所、兀的罕千户所、兀者稳免赤千户所、得的河千户所、鱼失千户所、五年千户所、兀者已河千户所、真河千户所、兀的千户所、屯河千户所、哈三千户所、兀者屯河千户所、古贲河千户所、五音千户所、锁郎塔真河千户所、兀者揆野人千户所、敷答河千户所、兀秃河千户所、可里踢千户所、哈鲁门千户所、兀讨温河千户所、兀者撒野人千户所。别儿真站、黑龙江地方莽亦帖站、弗朵河站、亦罕河卫忽把希站、忽把希站、弗答林站、古代替站。地面七处。弗孙河地面、木温河地面、埇坎河地面、撒哈地面、亦马河地面、咬东地面、可木地面、黑龙江地面。一寨。黑龙江忽里平寨。西北各部在明朝初年归附，朝廷授予他们指挥等官职，设置卫所，并发给诰书和印信。六卫。赤斤蒙古卫、罕东卫、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哈密卫。西番就是古代的吐番。洪武初年，朝廷派人前去招抚晓谕，又命各族推举原来担任过官职的人到京城，授予国师、都指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职，使他们依照本地习俗进行治理。从此，番僧有人被封为灌顶国师以及赞善王、阐化王等王号，也有人被封为大乘大宝法王；这些人都获得印信和诰书，作为世代传承的凭信。所设置的机构有都指挥使司、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二处。乌思藏都指挥使司、朵甘卫都指挥使司。指挥使司一处。陇答卫指挥使司。宣慰使司三处。朵甘宣慰使司、董卜韩胡宣慰使司、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招讨司六处。朵甘思招讨司、朵甘陇答招讨司、朵甘丹招讨司、朵甘仓溏招讨司、朵甘川招讨司、磨儿勘招讨司。万户府四处。沙儿可万户府、乃竹万户府、罗思端万户府、别思麻万户府。沙儿可万户府、乃竹万户府、罗思端万户府、别思麻万户府。朵甘思千户所、剌宗千户所、孛里加千户所、长河西千户所、多八三孙千户所、加八千户所、兆日千户所、纳竹千户所、伦答千户所、果由千户所、沙里可哈忽的千户所、孛里加思千户所、撒里土儿千户所、参卜郎千户所、剌错牙千户所、泄里坝千户所、润则鲁孙千户所。朵甘思千户所、剌宗千户所、孛里加千户所、长河西千户所、多八三孙千户所、加八千户所、兆日千户所、纳竹千户所、伦答千户所、果由千户所、沙里可哈忽的千户所、孛里加思千户所、撒里土儿千户所、参卜郎千户所、剌错牙千户所、泄里坝千户所、润则鲁孙千户所。所谓班军，就是卫所的军士轮番到京师服役，合起来编为三大营。起初，永乐十三年，皇帝下诏令边将以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和江南、江北各卫的官员，选派所属士卒到北京，等待皇帝临场检阅。京操制度从此开始。仁宗初年，因英国公张辅等人进言，调直隶及京师附近的军队轮番到京师操练备勤，并谕令他们完成农事后再来，农忙时先遣返回。后来张辅又说：“边军近来都已放回，京军人数太少，请调山东、河南、中都、淮安、扬州各卫的军队来校阅。”皇帝下令说：“可以。”又敕令河南、山东、山西、大宁以及中都的将领：凡是军士回乡取衣服装备的，三月完成农事，七月到京；年老体弱者选人替代，所需马匹由官府供给。每年春秋两季轮番到京，共十六万人：大宁七万零七百多人，中都、山东依次减少，河南最少，只有一万四千多人。此后定为成例。后来成国公硃勇等请求，朝廷停止巩昌各卫及阶、文千户所的班军，改用陕西内地的士卒代替。山东卫的军士沿海防备倭寇，沿海卫的军士又被调往内地，通州卫的军士负责把淮安的粮食漕运进京，安庆卫的军士到京操练，这些安排都不便利，于是全部改调。不久，又把陕西的班军全部放回。正统年间，京操军都调去戍守边境，于是派御史到江北、山东、北方地区直接选取士卒，为京师备战。景泰初年，边境战事紧急，班军全部留在京师，隔年才放回取衣服装备。于是于谦、石亨商议把班军分为三部分，留下两班操练备勤。保定、河间、天津的军士放假五十天，河南、山东放假九十天，淮安、扬州、中都放假一百天；驻守紫荆关、倒马关、白羊关三关及保定各城的士卒，若隶属山东、河南，也照此办理。逃亡者，官员降三级品秩，士卒则全家发配边卫。第二年，于谦又说：“班军分为十营进行团练，长期得不到休息，请仍然分为两班。”皇帝答复准许。成化年间，河南秋季班军有二千多人没有到达，朝廷下令御史催促他们。天下太平以后，外地卫所的士卒在京师只供应营造修缮等各种劳役，有权势的人家又私自占用其中一半。士卒大多害怕劳苦，往往逾期不到，于是规定了期限和罪罚：情节较轻的，发往居庸、密云、山海关罚班六月；情节较重的，发往边卫罚班至年半。命令虽然完备，但实际上仍不能革除这种弊病。嘉靖初年，尚书李承勋说：“永乐年间调军队轮番到京师，后来就沿袭成为旧例，卫所军队空了一半，而留在京城的军士只是供营造役使。不如节省运输军粮的费用，用来招募工匠。”御史鲍象贤请求把班军分成三班，两班入营操练，一班前去服役。通政司陈经又请求放回一半军士，收取他们的军粮来招募工匠。这些建议都没有实行。过了很久，朝廷采纳翊国公郭勋的意见，宽免河南因灾不能到达的班军，并晓谕以后违犯者一定依法治罪。兵部于是分条议定：军士误期，治将领之罪，按人数多少区别处罚，严重的降职并发往边疆戍守。皇帝批复同意。后来边境警报紧急，于是把轮番进京的军队合并为一班，五月到京，十一月放回；每年秋防时，现有军队十五六万人。仇鸾掌权后，抽调边军入卫，共选军士六万八千多人。又免除大宁等卫军士的京操，改为防守蓟镇，班军于是逐渐减少。丰城侯李熙核查人数，只有四万人，便请求改为征收银两、招募工匠，并让现有四万军士回营操练。严嵩议论说：“各卫军队虽然有折干的弊病，但清查核实的命令下达后，军士仍然战战兢兢害怕获罪。如果奉旨征收银两，恐怕会被借作借口；祖宗制定的良法及其深意，一旦就会荡然无存。” 嘉靖初年，尚书李承勋说：“永乐年间调军队轮番到京师，后来便沿袭成为惯例，卫所军队有一半空缺，而留在京师的军士只是白白供应营造劳役。不如节省发放行粮的费用，改为招募工匠。”御史鲍象贤请求把班军分为三班，两班入营操练，一班承担劳役。通政司陈经又请求放回其中一半，收回他们的粮饷来招募工匠。这些建议都没有实行。过了很久，朝廷采纳翊国公郭勋的意见，宽免河南因灾不能到达的班军，同时谕告以后再犯者一定依法治罪。兵部于是分条议定：军士逾期不到，要治将领的罪，按人数多少区别处罚，情节严重的可降职并发往边疆戍守。皇帝答复准许。后来边境警报紧急，于是把轮番到京的军队合并为一班，五月到京，十一月放回；每年秋季防务时，京师有十五六万名士兵。仇鸾掌权时，抽调边军入卫，共选取士卒六万八千多人。又免除大宁等卫军士的京操，改为防守蓟镇，班军于是逐渐减少。丰城侯李熙核查班军人数，只有四万人，于是请求改为征收银两招募人员，并让现有四万军士回营操练。严嵩议论说：“各卫军队虽然有折干的弊端，但清查核实的命令下达后，仍然战战兢兢地害怕获罪。如果奉旨征收银两，恐怕会被人借作借口；祖宗制定这一良法的深意，一旦就会荡然无存。” 皇帝认为严嵩说得对。所谓折干，就是卫所士卒缴纳银两，将领便可以免除他们出征或轮番服役；一旦有事，就招募人员来应付。不久，朝廷采纳平江伯陈圭的奏议，仍命令中都、山东、河南的军队分为春秋两班，另编为一营：春班三月到达，八月返回；秋班九月到达，次年二月返回；不得擅自征用他们服劳役。

译万历二年，科道官说，班军本来不是为工程劳役而设置的。皇帝把这件事交给兵部，兵部只议定小型工程不得一概派遣班军。此时积弊已经存在很久，军士苦于劳役，大多逾期不到。按照旧例，误班、脱逃者，罚交工银，并追缴按月发给的军粮。后来额外征收越来越多，军士逃亡更加严重，中都尤其如此。自嘉靖四十三年以后，拖欠的工银累计达到五十多万两。巡抚都御史张翀请求免除额外工价，军士三次违犯的，不必再罚工银，直接调往边卫；而巡视京营的给事中王道成却说：“凡军士一班不到，就算脱伍一年，全部扣除月粮。该军仍按旧例解送进京，罚令补足正班；三年脱班，仍调往边卫。”皇帝批准了这项意见。卫所军士因此更加困苦。万历二年，科道官说，班军本来不是为劳役而设置的。皇帝将此事交给兵部，兵部只议定小规模工程不得一概派遣班军而已。当时积弊已经存在很久，军士苦于劳役，大多逾期不来。按照旧例，误班、脱逃者，罚缴工银，追缴每月粮饷。后来额外征收的费用增多，军士逃亡得更加厉害，其中中都最为严重。自嘉靖四十三年以后，拖欠的工银累计达到五十余万两。巡抚都御史张翀请求免除额外工价；军士三次违犯的，不必再罚工，直接调往边卫。而巡视京营的给事中王道成说：“凡是军士一班不到，就算作一年脱离军籍，全部扣除每月粮饷。该军仍按旧例解送进京，罚令补足正常班次。脱班三年，仍然调往边卫。”皇帝也批准了。卫所军士因此更加困窘。又过了二十九年，皇帝认为班军中有很多老弱之人，还是雇人冒名顶替，便下令严格整顿。职方司主事沈朝焕负责发放班军粮饷，发现他们全都雇用乞丐来冒充，于是说：“班军在原籍有大粮，到京师有行粮，另外还有盐斤银，所费达十余万金，如今却都被虚报冒领。请把大粮解送入库储存，遇有警报可以招募人员，遇到工程可以雇用工人。”兵部议请先行申令整饬，等大型工程完工后再实行。此时朝廷专门把班军当作役夫使用，班军轮番到京的最初宗旨已经完全丧失了。又过了五年，宫内有小规模营造修缮工程，宦官陈永寿请求仍旧使用班军，说这样可以节省开支。给事中宋一韩争辩道：“班军轮班操练的，就是三大营的军队，所关系的事情非常重大。如今边境多有事变，万一关隘守吏不谨慎，而京师的团练军队多是临时招募的，巡逻侦察的差役又多被私人占用，皇城的值宿卫士多是没有军籍的白徒，四卫负责扈从的又多是杂役。即使调来三都司的三万名健卒，尚且不能没有忧惧，何况还要因营造工程而动员他们，使军饷被削减，军队徒有其名、实际已经不存在，遇到紧急情况还能依靠谁呢？”皇帝没有听从。万历四十年，给事中麻僖请求体恤班军操练的劳苦。又过了六年，顺天巡抚都御史刘曰梧说班军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于是陈述招募士兵的十项好处。当时法令更加松弛，军队不再进行营操，全都住在京师，从事经商、工艺，把钱交给班将作为代替轮班的费用。启、祯年间，边境局势非常危急，于是把班军调到边境。他们修筑城墙、背运粮米，没有休止的期限；而且干粮缺乏，士兵大多死亡，班将也常常被逮捕革职。朝廷特地下令兵部右侍郎专门督理此事，铸造印信交给他，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

译志第六十七　兵三 边防、海防、江防、民壮、士兵、乡兵 元朝人向北退回后，多次谋划复兴元朝。永乐年间迁都北平，北平三面接近边塞；正统以后，敌患日益增多。因此，明朝全盛时期始终极为重视边防。边防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一万里，分区驻军守御。最初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后来又设置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另外，太原总兵驻在偏头，三边制府驻在固原，也称为两镇，这样共称九边。起初，洪武六年，朝廷命大将军徐达等防备山西、北平边境，并下令让各人分别上报防边方略。朝廷采纳淮安侯华云龙的建议，从永平、蓟州、密云向西延伸二千多里，设有一百二十九处关隘，全都设置戍兵守卫。在紫荆关和芦花岭设置千户所防守。又下诏山西都卫，在雁门关、太和岭以及武、朔一带各山谷之间，共七十三处险隘，都设置戍兵。洪武九年，敕令燕山前卫、后卫等十一卫，分兵守卫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等处的一百九十六个烽火台，南北军士一同使用。洪武十五年，又在北平都司管辖的二百处关隘，派各卫士卒戍守。下诏给靠近边塞的诸王，每年秋季都要率兵巡察边境。洪武十七年，命徐达登记上报北平的将校和士卒，又派人核查辽东、定辽等九卫的官军。此后，每次派遣公、侯、都督等官员沿边检阅士马，都要登记上报。洪武二十年，在大宁设置北平行都司。大宁在喜峰口以外，是原辽西郡之地，也就是辽朝的中京大定府；西面是大同，东面是辽阳，南面是北平。冯胜击破纳哈出后，率军返回，修筑城池，于是设置都司和营州五屯卫，并封皇子朱权为宁王，调各卫士兵前往守卫。在此以前，李文忠等攻取元朝上都，设置开平卫以及兴和等千户所，东西两边各设四个驿站，东面连接大宁，西面连接独石。洪武二十五年，又在河州东面受降城的东边修筑东胜城，设置十六卫，与大同遥相对望。从辽以西数千里，军事声势彼此相连。建文元年，文帝起兵，袭击攻陷大宁，把宁王朱权和各路军队带回。等到即位后，把宁王改封在江西。又把北平行都司改为大宁都司，迁到保定；把营州五屯卫调到顺义、蓟州、平谷、香河、三河，把大宁的土地给予兀良哈。此后，辽东与宣府、大同之间的声援道路被阻断；又因为东胜孤立遥远、难以守卫，便把左卫调到永平，右卫调到遵化，并把东胜废弃。此前，兴和也已经废弃，开平卫迁到独石，于是宣府最终成为重要重镇。然而文帝对边防准备十分谨慎。从宣府向西直到山西，沿边都修筑高峻的城墙、挖掘深濠，烽火台彼此相连。能够通行车骑的隘口，派百户防守；能够通行樵夫牧人的地方，派十名披甲士兵防守。武安侯郑亨担任总兵官，给他的敕书说：“各处烽火墩，务必加高加厚，墩上储存五个月的粮食以及柴薪、药物、弓弩；墩旁开凿水井，井的外围修墙，墙高与墩台相平，从外面看要浑然一体。”这种设置重重门户以防御暴乱的用意，始终令人凛然敬畏。洪熙改元，朔州军士白荣请求把东胜、高山等十卫迁回原来的地方。兴州军士范济也说：朔州、大同、开平、宣府、大宁都是屏障中的要地，那里的土地可以耕种，应当派将领率兵，修缮城堡，扩大屯田。两人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用。正统元年，给事中硃纯请求修缮边塞城墙。总兵官谭广说：“从龙门到独石以及黑峪口，共五百五十多里，工程非常艰难，不如增加烽火墩台，并加强巡守。”于是增加赤城等堡的烽火墩二十二座。宁夏总兵官史昭说：“我所管辖的屯堡，都在黄河以外；从黄河向东直到察罕脑儿，再抵达绥德州，沙漠空旷遥远，完全没有守备。请在花马池修筑哨马营。”大同总兵官方政接着请求设置马营，想就半岭的红寺儿废营修筑。宣府、大同巡抚都御史李仪认为大同地势平坦，巡逻侦察应当谨慎，请让副总兵主管东路，参将主管西路，而北面的地区则归总兵官都指挥管辖。朝廷都按他的建议施行。三年后，诏令堵塞紫荆关各处隘口，增加守备军队。当时瓦剌逐渐强盛，这是听从成国公硃勇的请求。后来也先进入边塞，英宗在土木被俘。景帝即位后十多年间，边患日益增多，索来、毛里孩、阿罗出等部族相继入侵，没有一年安宁。成化元年，延绥总兵官张杰说：“延庆等地广阔绵延千里，所辖二十五座营堡，每处只有一二百人，难以抵抗敌人，应当挑选精锐九千人编为六哨，分别屯驻府谷、神木二县，龙州、榆林二城，高家、安边二堡，这样或许能在紧急时有所准备。”他又请求把鄜州、庆阳的二千多名秋防军分布在沿边要害之处。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成化七年，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大规模修筑边城。在此以前，东胜设置卫所，防守在黄河以外，榆林治所在绥德。后来东胜内迁，失去了险要地势，因而放弃米脂、鱼河一带将近三百里的土地。正统年间，镇守都督王祯开始修筑榆林城，修建沿边营堡二十四座，每年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的军队分批戍守。天顺年间，阿罗出进入河套驻牧，每次都带领各部入侵内地。到这时，余子俊才把治所迁到榆林。从黄甫川向西直到定边营，长一千二百多里，烽火墩堡彼此相望，横向截断河套入口；内部又挖壕沟、填平山谷，称为“夹道”，东面抵达偏头，西面止于宁夏、固原。当地风俗强悍，将领勇敢，士兵有力量，北方人称它为“橐驼城”。成化十二年，兵部侍郎滕昭、英国公张懋分条上奏边防事宜，说：“居庸关、黄花镇、喜峰口、古北口、燕河营有团营马步军一万五千人戍守，请增加五千人，分别驻扎永平、密云，以策应辽东。” 凉州镇的番、庄浪、贺兰山以西，从雪山渡过黄河，南面通到靖虏，直到临洮、巩昌，都是敌人入侵的道路，请调陕西官军，再增加甘州、凉州、临洮、巩昌、秦州、平凉、河州、洮州的军队，驻守安定、会宁，遇到警报就截击敌军；用凉州的精锐士兵五千人扼守要害、屯驻在那里，使各处彼此策应。”诏令同意。成化二十一年，敕令各边军士每年九月至第二年三月，都要经常操练，仍把操练过的军马以及因风雪不能操练的日子上报。边防因而颇有整顿。

译弘治十四年，设置固原镇。在此以前，固原属于内地，所防备的只有靖虏。等到火筛进入并占据河套，固原便成为敌人冲击的地方。于是改平凉的开成县为固原州，隶属四卫，设置总制府，总管陕西三边的军务。当时陕西边境只有甘肃稍微安定，而哈密屡次受到土鲁番侵扰，于是下令修缮嘉峪关。正德元年春，三边总制都御史杨一清请求恢复东胜的防守：“凭借黄河作为险固，东面连接大同，西面隶属宁夏；如果让河套千里沃土归我们耕种放牧，那么陕西西部还可以得到休息。”他又上奏修筑定边营等六件事。武宗批准了他的奏章。不久，杨一清因触犯宦官刘瑾而被罢免，所修边塞城墙只有四十多里。武宗喜好武事，边将江彬等得到宠幸，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的军队多被调入内地；又调京军六千人和宣府军六千人，春秋两季轮流更换。正德十三年，颁布确定宣府、大同、延绥三镇援军调度的法令：敌人没有渡过黄河时，延绥听从宣府、大同调遣；敌人渡过黄河时，宣府、大同听从延绥调遣。这是采纳兵部尚书王琼的建议。起初，大宁被放弃后，把那里的土地给予朵颜、福馀、泰宁三卫，这三卫原本是归附的兀良哈人。不久，他们便不再安定。宣宗曾借田猎之机亲自率军击败他们，从此他们畏惧服从。因此，喜峰、密云只设置都指挥镇守。土木之变时，传闻三卫曾帮助叛逆，后来因此增设太监、参将等官职。到这时，朵颜独自强盛，情况难以揣测。嘉靖初年，御史丘养浩请求恢复小河等关隘，使它们处在关外，以扼守要害；又请求多铸造火器，发给沿边州县，并招募商人出售粮食，以充实各边卫所。诏令全部实行。起初，太祖时期因为边军屯田不足，召募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给商人食盐作为补偿。富商大贾全都自行出资出力，招募百姓在塞下开垦田地，所以边境储粮不缺。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开始改变办法，命商人把银子缴入太仓，再分发给各边。商人都撤去产业回乡，边地荒芜，米粮价格飞涨，边军于是日益困窘。嘉靖十一年，御史徐汝圭分条上奏边防军粮事务，说：“延绥应当从石州、保德漕运粮食，沿黄河向上运输；楚地的粮食经由郧阳，汴地的粮食经由陕州、洛阳，沔地的粮食经由汉中，运到陕西西部。宣府、大同出产两种麦子，应当多方收购出售。紫荆、倒马、白羊等关，应当招募商人租用车辆运输。”他又请求：“把宣府的游兵驻在右卫、怀来，以援助大同；选补游兵驻在顺圣西城，作为临时应援；永宁等地的游兵负责护卫宣府，以备调遣；直隶八府招募勇敢之人编练团兵，前往边关应付远近的警报和紧急情况；榆林以及山西、陕西的游兵，在本地互相策应。” 皇帝批复说可以，但也没有能够实行。嘉靖十八年，把三边制府迁到花马池。当时俺答各部强悍横行，多次深入大同、太原境内，晋阳南北一带烽火遍地、景象萧条。巡抚都御史陈讲请求：“用六千士兵戍守老营堡东面的长峪，用山西的军队守卫大同。三关的形势是：宁武属于中路，中路没有比神池更重要的；偏头属于西路，西路没有比老营堡更重要的；都应改设参将。雁门属于东路，东路没有比北楼各处关口更重要的，应增加把总、指挥。并把神池守备迁到利民堡，把老营堡游击迁到八角所，各自增加军队和设备。”皇帝全部批准。谋划虽然周密，但兵将大都怯弱，其中强健的也只能自守而已。嘉靖二十二年，诏令宣府士兵登上边塞防守。旧制是总兵在夏秋两季分驻边堡，称为“暗伏”。到这时，有关部门建议入秋后全部命令士兵到边境，分区抵抗守御，到九月中旬才罢兵返回，并用国库银钱犒劳。实行久了，因为劳费太大而停止。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西御史陈豪说：“敌人三次侵犯山西，造成伤亡和残破，耗费军饷银六十亿，却没有取得尺寸之功。请确定决战计划，全部收复河套地区。”第二年，敌人侵犯延安，总督三边侍郎曾铣竭力主张收复河套，分条上奏十八件事。皇帝嘉奖了他。大学士严嵩窥察到皇帝害怕用兵的心意，而且想杀掉旧阁臣夏言，于是弹劾曾铣，并说应当诛杀他。从此再没有人敢谈论边防事务。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攻打古北口，从小路黄榆沟进入，直逼东直门，各将领不敢交战。敌人退去后，大将军仇鸾竭力主张开放贡市。第二年，在大同开设马市，但敌人的侵掠照旧。再过一年，马市停止。此前，翁万达担任宣府、大同总督时，筹划边防事务十分周详。他说：“山西保德州的河岸，向东直到老营堡，共二百五十四里。西路从丫角山向北蜿蜒而来，经过中北路，抵达东路的东阳河镇口台，共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从西阳河向东，经过中北路，抵达东路的永宁四海冶，共一千二十三里。这些地方都逼近强大的敌寇，险要在外的，称为极边。老营堡转向南面再向东，经过宁武、雁门、北楼，直到平刑关边境，约八百里。又转向南面再向东，成为保定的边界，经过龙泉、倒马、紫荆、吴王口、插箭岭、浮图峪，直到沿河口，约一千七十多里。又向东北为顺天的边界，经过高崖、白羊，抵达居庸关，约一百八十多里。这些地方都是高峻的山岭和重叠的山冈，险要在内的，称为次边。敌人侵犯山西，一定从大同进入；要进入紫荆，一定从宣府进入；从来没有不经过外边而能够进入内边的。”于是，他请求修筑宣府、大同边墙一千多里，修建烽火台三百六十三处。后来因为开通互市的缘故，不再防守，边墙于是有一半被敌人毁坏。到这时，兵部请求下诏命令边将修补。科道官又说，城墙上应当修筑高台，建造房屋来安置火器。朝廷听从了。此时俺答更加势大，朵颜三卫替他充当向导，辽东、蓟州、宣府、大同连年遭受兵患。嘉靖三十四年，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杨博解救大同右卫之围后，趁机修筑牛心等堡，修整烽火台二千八百多座。宣府、大同之间稍微安宁，但蓟镇的祸患没有停止。

译蓟州被称为镇，是从嘉靖二十七年开始的。当时镇兵没有经过训练，于是诏令各边前来入卫的军队到蓟州戍守。不久兵部说：“大同的三边、陕西的固原、宣府的长安岭、延绥的夹墙，都占据重要险要，只有蓟州独自没有险要。渤海所的南面、山陵的东面，有苏家口，直到寨篱村七十里，地势平坦开阔，应当修筑城墙、建造台堡，设置军队防守，与京军互相牵制。”皇帝批复同意。当时兵力薄弱，一有警报就四处征调军队，而议论的人只把占据险要作为要务，没有人敢谈作战。后来，蓟镇的入卫军队都听从宣府、大同督抚调遣，防御更加疏漏。朵颜于是乘虚年年入侵。嘉靖三十七年，各镇建议训练本镇戍卒，可以节省征发费用十分之六。但戍卒多挑选懦弱之人，不能作战；每年训练也要耗费一万多，而遇到事情仍照旧征发。隆庆年间，总兵官戚继光总管蓟州、辽东，负责练兵事务，于是请求调浙兵三千人来倡导勇敢。浙兵到达后，在郊外等待命令，从早晨一直到中午，天下着雨，士兵一步也不移动，边将大为惊骇。从此蓟镇士兵以精锐整齐著称。俺答已经与明朝通贡，被封为顺义王，他的子孙世代承袭封爵。到了万历末年，西部各部落已经不再强盛，而土蛮部落的虎炖兔、炒花、宰赛、▯爰兔等人，在东西两面煽动，明军将士疲于奔命，从来不能安睡。起初，太祖沿边设置卫所，只使用当地土著士兵以及因犯罪被发配来戍边的人。遇到警报，就调其他卫所的军队前往戍守，称为“客兵”。永乐年间，才开始命令内地军队轮流戍守，称为“边班”。后来，军队被私自占用和逃亡的人数增多，于是有了招募、改拨，以及整修守卫民兵、土兵等办法，但边防一天比一天败坏。洪武时期，宣府屯田守边的官军将近十万人。正统、景泰年间，已经达不到额数。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际存在的只有六万六千九百多人，而招募的士兵和民兵占了一半。他镇大体也与此相同。正统初年，山西、河南的班军守卫偏头、大同、宣府边塞，不能按期替换。巡抚于谦说：“每年九月至次年二月，水冷草枯，敌骑出没，守卫边障的士兵应当多一些。若从三月至八月，边境守备自然足够。请把两班军队每年轮换一班，按期放回。”甘肃总兵官蒋贵又说：“沿边烽火台，守台士兵按规定应轮流更替，只有因办事获罪而被发配的人不允许轮换，困苦非常。请依照旧例实行轮更。”朝廷都听从了。正统五年，山西总兵官李谦请求偏头关守备军按照大同的规定，半年轮换一次。兵部议定每次轮换都在十月，但戍卒仍大多以一年为期限，有些人服役很久以后才获遣返。弘治年间，三边总制秦纮说：“负责防备延绥的官军，从十二月赴边，满一年后，到第二年二月才能替换。在军服役的日子太多，请每年轮换一次，使新旧两班都在三月初到位。”边军对此感到便利。嘉靖四十三年，延绥巡抚胡志夔请求免除戍军三年的轮班，每名士兵征收银五两四钱，用来招募士兵。到了万历初年，大同督抚方逢时等请求拨给修筑工程费用。诏令河南应当赴边轮班的军队，从嘉靖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一概免除轮班，把全部应交的班价扣下发给边军，这称为“折班”，班军于是逐渐耗损。时间久了，连所征收的银子也无法得到。宁山、南阳、颍上三卫拖欠延绥镇的折班银，累计达到五万多两。此后各边的财力全都耗尽，边防弊坏到了极点。起初，边防政令严格明确，官军都有固定职责。总兵官总管镇军，作为正兵；副总兵分别统领三千多人，作为奇兵；游击分别统领三千人，往来巡行防御，作为游兵；参将分别守卫各路，负责东西两面策应，作为援兵。营堡、烽火台按最紧要和次紧要划分，以此确定驻军人数的多少。平时行军布阵、侦察巡逻、守卫关隘、焚烧荒草等事务，没有人敢懈怠。稍微违反制度，就立即按军法处置。但后来这些制度全都废弛败坏了。沿海地区，从乐会接近安南边界，绵延五千里到达福建；再二千里到达浙江；再二千里到达南直隶；再一千八百里到达山东；再一千二百里越过宝坻、卢龙到达辽东；再一千三百多里到达鸭绿江。海岛上的倭寇和夷人到处出没，因此海防也十分重要。吴元年，采纳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的建议，在嘉兴、海盐、海宁都设置军队戍守。洪武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吴祯登记方国珍部下温州、台州、庆元三府的军士以及兰秀山没有田地粮食的百姓，共十一万多人，隶属各卫编为军队。同时禁止沿海百姓私自出海。当时方国珍和张士诚的余部多逃窜在岛屿之间，勾结倭寇作乱。洪武五年，命浙江、福建制造海船防备倭寇。第二年，采纳德庆侯廖永忠的建议，命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增置许多多桨快船；没有战事时就巡逻侦察，遇到敌寇便用大船逼近交战，再用快船追击。诏令吴祯充任总兵官，统领四卫军队，京卫以及沿海各卫的军队都听从他的节制。每年春季率领水师出海，分路防备倭寇，到秋季才返回。洪武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修筑山东、江南北、浙江东西沿海各城。又过三年，命江夏侯周德兴从福建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抽取每三名成年男子中的一人，作为沿海戍兵，共得到一万五千人。把卫所迁置在要害处，修筑城池十六座。又在浙江恢复设置定海、盘石、金乡、海门四卫，在松江小官场设置金山卫以及青村、南汇嘴二千户所，又在绍兴设置临山卫以及三山、沥海等千户所；而宁波、温州、台州沿海地区此前已经设置八个千户所，分别是平阳、三江、龙山、霩戺、大松、钱仓、新河、松门，都屯驻军队设置防守。洪武二十一年，又命吴和巡视福建、广东，修筑城池、增加军队。设置福建沿海指挥使司五个，称为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统辖千户所十二个，称为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六鰲、铜山、玄钟。洪武二十三年，采纳卫卒陈仁的建议，制造苏州太仓卫的海船。不久下令沿海卫所，每个百户以及巡检司都设置两艘船，在海上巡逻盗贼。后来采纳山东都司周彦的建议，在宁海卫建立五个总寨，与莱州卫的八个总寨合计管辖四十八个小寨。随后，又命重臣和勋戚魏国公徐辉祖等分路巡察沿海。太祖一向厌恶日本人的诡诈，断绝日本贡使往来，所以洪武、建文两朝始终没有成为祸患。

译永乐六年，命丰城侯李彬等沿海捕捉倭寇，又招募岛民、醿户、商贩、渔民充当士兵，防备更加严密。永乐十七年，倭寇侵入辽东，总兵官刘江在望海埚将其歼灭。从此倭寇非常恐惧，一百多年间，海上没有大的侵犯。朝廷只是隔几年命令大臣巡察警戒而已。到了嘉靖年间，倭患逐渐兴起，开始设置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都御史。不久，又把巡抚改为巡视。没过多久，倭寇更加肆意，于是增设金山参将，分守苏州、松江的海防；不久改为副总兵，调募江南、北直隶徐州、邳州的官军和民兵充任战斗、守备力量，同时杭州、嘉兴、湖州也增设参将和兵备道。嘉靖三十三年，调拨山东民兵以及青州水陆枪手一千人前往淮安、扬州，听从总督南直隶军务都御史张经调用。当时倭寇纵横劫掠杭州、嘉兴、苏州、松江，占据柘林城作为巢穴，大江南北都受到骚扰。监司任环击败了他们，张经也取得王家泾之战的胜利，倭寇于是逃出海上，但又再次侵犯苏州。于是南京御史屠仲律提出五件事。他关于守卫海口说：“守住平阳港、黄花澳，占据海门的险要，使倭寇不能侵犯温州、台州；守住宁海关、湖头湾，堵住三江的入口，使他们不能窥伺宁波、绍兴；守住鳖子门、乍浦峡，使他们不能接近杭州、嘉兴；守住吴淞、刘家河、七丫港，使他们不能突然袭击苏州、松江。而且应当修整海船，使大小船只相互配合，或一百艘、或五十艘编成一▯宗，招募熟悉水战的人统领，再用原有定额的水军充实，在各海口根据缓急设置防守。” 兵部认为他的建议正确。不久，兵部也说：“浙江、直隶、通州、泰州之间最适合水战，过去多使用沙船击破贼寇，请给予优厚赏赐招徕沙船。防御的方法，以守卫海岛为上策，应当用太仓、崇明、嘉定、上海的沙船以及福船、东莞等船只守卫普陀、大衢。陈钱山是浙江、直隶分路的起点，狼山、福山两山约束首尾，交接江海，也是要害之地，应当督率水师牢固守卫。”朝廷批复同意。随后，又命直隶的吴淞江、刘家河、福山港、镇江、圌山五个总寨增设游兵，听从金山副总兵调度。当时胡宗宪担任总督，诛杀海盗徐海、汪直。汪直部下三千人又勾结倭寇入侵，福建、广东更加骚乱。嘉靖三十七年，都御史王询请求：“把福建的福州、兴化分为一路，由参将统领，驻守福宁；水路防线从流江、烽火门、俞山、小埕直到南日山。把漳州、泉州分为一路，由参将统领，驻守诏安；水路防线从南日山直到浯屿、铜山、玄钟、走马溪、安边馆。水陆军队都听从节制。福建省城处在南北两路之间，距离海边只有五十里，应当另设参将，选募精锐部队统领哨船，与主兵、客兵互相援助。”兵部复议同意。广东惠州、潮州也增设参将，驻守揭阳。福建巡抚都御史游震得说：“浙江温州、处州与福宁接壤，是倭寇出没的地方，应当提升戚继光为副总兵，守卫那里；增加福宁守备，隶属戚继光。漳州的月港也应增设守备，隶属总兵官俞大猷。延平、建宁、邵武是福建八府的上游地区，应当招募士兵以备缓急。”这些请求都获准施行。不久胡宗宪被逮捕，总督一职被裁撤，改由浙江巡抚赵炳然兼任军事事务。赵炳然于是请求命定海总兵隶属浙江，金山总兵隶属南直隶，都兼管水陆军务，彼此策应。后来，莆田的倭寇被平定，于是恢复五水寨的旧制度。五寨是：福宁的烽火门、福州的小埕澳、兴化的南日山、泉州的浯屿、漳州的西门澳，也称铜山。它们是景泰三年镇守尚书薛希琏上奏建立的，后来废弃。到这时，巡抚谭纶上疏说：“五寨扼守外洋，制度十分周密完备，应当恢复旧制。把烽火门、南日、浯屿三▯宗作为正兵，铜山、小埕二▯宗作为游兵。每寨设置把总，划分巡防区域，明确侦察瞭望，严格会合巡哨。把三路参将改为守备。把新招募的浙兵分为两班，每班九千人，春秋两季轮流到岗。各县民壮都选用精悍者补充，每府由一名武职官统领，兵备使者按时阅视。”皇帝全部认为正确。狼山原来设置副总兵，到这时改为镇守总兵官，兼管大江南北。到了隆庆初年，倭寇逐渐不再成为祸患，但各种小股盗寇往往仍然存在。万历三年，设置广东南澳总兵官，因为那里占据漳州、泉州的要害。过了很久，倭寇侵犯朝鲜，朝廷大规模发兵前往援助，前后持续六年。于是又在天津设置巡抚官，防守京畿地区。十多年后，采纳南直隶巡按御史颜思忠的建议，分拨淮安大营士兵六百人守卫廖角嘴。又采纳福建巡抚丁继嗣的建议，在浙江进入福建的三江和刘澳设置军队，并用浙兵替换海澄团练营的土著军队。天启年间，在澎湖修筑城池，设置游击一人、把总二人，统领士兵三千人，并修筑炮台进行防守。在此以前，万历年间许孚远任福建巡抚时，上奏请求修筑福州海坛山城防，于是又谈到澎湖各岛，并说浙江东部沿海的陈钱、金塘、玉环、南麂等山都应当经营治理，于是设置南麂副总兵，但澎湖尚未来得及经营。澎湖地处遥远海中，曲折延伸如长蛇，有许多岔港和零散岛屿，其中空旷处可以藏纳大船。起初被红毛人占据，到这时因巡抚南居益的建议，才夺取并驻军守卫。

译自世宗在位时期倭患发生以来，沿海各大都会都分别设置总督、巡抚、兵备副使以及总兵官、参将、游击等官员。各地防御方面，广东分为东、中、西三路，设置三名参将；福建有五个水寨；浙江有六个总寨，以及一座金乡卫、盘石卫，松门卫、海门卫，昌国卫和钱仓、爵溪等所，定海卫和霩戺、大嵩等所，观海卫、临山卫，海宁卫，分由四名参将统领；南直隶在乍浦以东的金山卫设置参将，在黄浦以北的吴淞江口设置总兵；淮安、扬州由总兵驻通州，游击驻庙湾，又在扬州设置陆兵游击，等待调遣；山东在登州、莱州、青州三府设置巡察海道的副使、管理民兵的参将、总督沿海兵马防备倭寇的都指挥；蓟州、辽东则在大沽海口驻扎重兵，由副总兵统领，并以密云、永平两名游击作为援军。山海关以外，由广宁中、前等五所的士兵分别守卫各自巡防区域，以宁前参将作为援军，而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各军都负责海防。在三岔以东、九联城之外新建镇江城，设置游击，统领士兵一千七百人，在海上巡逻；北面与宽甸参将的陆营相连接，共计七个镇，而担任守备、把总、分守、巡逻、会哨的官员不下数百人。以三月、四月、五月为大汛期，九月、十月为小汛期。大概是因为遭受倭寇祸害最严重，所以防守设置也最为严密。日本的地理位置正对着福建，而浙江的招宝关是日本贡使的贡道所在，所以浙江、福建是最重要、最受冲击的地区。南方的倭寇来自广东，北方的倭寇则沿江侵犯留都、淮安、扬州，因此防备海外时，以防守江防为重。洪武初年，在都城南面的新江口设置水兵八千人。后来逐渐增至一万二千人，制造战船四百艘。又在北岸浦子口设置陆兵，与水兵形成犄角之势。所管辖的是沿江各郡：上游从九江、广济、黄梅，下游到苏州、松江、通州、泰州，中间包括安庆、池州、和州、太平府；凡是盗贼和贩卖私盐的人，都命令巡逻捕捉，同时防备倭寇。永乐年间，特意命勋臣担任统帅巡视江上操练，后来又兼用都御史。成化四年，采纳锦衣卫佥事冯瑶的建议，命令江防军队依照地形设置防守，在瓜洲、仪征、太平设置将领镇守。又过六年，守备定西侯蒋琬上奏，调建阳、镇江各卫的军队补充江防军队的缺额。成化十三年，命令选派一名武职大臣专门负责江上操练，不得代理营务。又过五年，采纳南京都御史白昂的建议，敕令沿江守备官彼此援助，并发给关防印信，明确作为法令。弘治年间，命令新江口的两班军队按照京营的惯例，第一班休息时，就由第二班接替操练。嘉靖八年，江阴盗贼侯仲金等人作乱，给事中夏言请求设置镇守江、淮的总兵官。不久盗乱平定，总兵官一职被裁撤，没有再设置。嘉靖十九年，沙盗黄艮等人又起兵。皇帝责问兵部为什么裁撤总兵，于是恢复设置，发给旗牌、符、敕，统领督察沿江上下。后来又裁撤。嘉靖三十二年，倭患严重，再在金山卫设置副总兵，管辖沿海直到镇江，与狼山副总兵在水陆两方面互相策应。当时江北各地都受到倭寇侵扰，于是酌情调九江、安庆的官军守卫京口、圌山等地。过了很久，给事中范宗吴说：“按照旧例，操江都御史负责防守江防，应天、凤阳两巡抚负责海防。后来因倭寇警报，便把镇江以下直到通州、常熟、狼山、福山等地都划归操江管辖，因此两位巡抚大臣得以推卸责任。操江又因为这些军队向来不属于自己管辖，难以远距离控制，也漠然置之，这不是委任之后明确责任、考核成效的意思。应当以圌山、三江会口作为操江与巡抚的分界。”朝廷批复同意。后来又增加上下两江巡视御史，使他们能够举发、弹劾有关部门和将领；由南京佥都御史兼管操江，不另行设置官职。在此以前，曾增加招募水兵六千人。隆庆初年，因都御史吴时来的请求，留下四分之一，其余全部裁撤遣返，同时裁减中军把总等官员。后来又命令分区设置防守，并要求上下、南北彼此策应。又采纳都御史宋仪望的建议，各军都分驻江上，不得住在城市中。万历二十年，因为倭寇警报，有人请求恢复设置京口总兵。南京兵部尚书衷贞吉等人认为既然已有吴淞总兵，不应设置两个总兵，于是设置兵备使者，每年春季汛期调集备倭都督，统领卫所水陆军队前往镇江。又过七年，操江耿定力上奏：“长江一千多里，上江列有五营，由三名兵备大臣负责；下江列有五营，由两名兵备大臣负责。应当委托他们考察、检阅和训练军队，并依据军队精良或低劣来评定兵备官的政绩优劣。”兵部议论认为可行。按照旧例，南北两面的总哨官每五天在适中的地方会合巡哨，将领官员也每月两次到江上会哨。后来大多没有实行。崇祯年间，又让勋臣担任操江，军队偷懒怠惰成为习惯，会哨、巡逻都成了空名，已经没有实际作用。卫所之外，各郡县有民壮，边境郡有土兵。太祖平定江东后，沿用元朝制度，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后来采纳山西行都司的建议，允许边地百姓自行准备军械，组织起来防守边境。福建、浙江苦于倭患，指挥方谦请求登记家中成年男子较多的人家，编为军队。不久又认为这会成为乡里的祸患，于是诏令福建、浙江两地互相迁徙百姓。当时已经使用民兵，但还不是招募来的。正统二年，才开始招募当地军余、愿意自行效力的民壮，陕西招得四千二百人。每人发给布二匹，每月发粮四斗。景泰初年，派使者分赴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招募民壮，调拨山西义勇守卫大同；紫荆、倒马二关也使用民兵防守，事情平定后免除军役遣返回乡。成化二年，因为边境有警，又征用两关的民兵。敕令御史前往延安、庆阳，挑选精壮编入队伍，得到五千多人，号称“土兵”。这是因为延绥巡抚卢祥说边民勇猛果敢，可以训练成军，使他们保护田地、乡里和妻子儿女，所以有了这道命令。

译弘治七年，制定征发民壮的办法。州、县距离边境七八百里以上的，每里编派二人；五百里的，每里三人；三百里的，每里四人；一百里以上的，每里五人。有关部门负责训练，遇到警报就调发，发给他们行军粮食，同时禁止役使、占用、私自放免和买卖民壮的弊端。富裕百姓不愿应征，就向官府缴纳代役钱，由官府自行招募。民壮有的称为机兵，在巡检司服役的称为弓兵。后来认为越过本地边界去防守冬季边境不是办法，大同巡抚刘宇请求免除他们的轮班操练，征收银粮运往大同，再用威远的屯丁、舍人、余丁补充劳役。给事中熊伟也请求把应募的民壮编入附近卫所。朝廷都听从了。弘治十四年，因为西北各边招募的士兵大多不足五千人，派使者携带银二十万以及太仆寺马价银四万前往招募。指挥、千户、百户按照招募士兵的多少分别定级，招募得多的可以升迁，因招募不足而失去官职的可以恢复原职，并命令他们统领所招募的士兵。后来兵部议覆侍郎李孟旸请求充实军伍的奏疏，说：“天下卫所官军原有定额二百七十多万人，年久以来因逃亡、死亡而减少，曾经选募民壮三十多万人，又核查卫所舍人、余丁八十八万人，西北各边招募的士兵不下数万人。请按照李孟旸的奏议办理，查究那些不训练民壮、私自让其承担杂役的有关官员，按役使、占用军人的罪名治罪。” 答复说可以。正德年间，流贼侵扰山东，巡抚张凤选募民兵，命他们自行买马，编队操练，百姓不堪其扰。兵部侍郎杨潭把这件事上奏。都御史宁杲招募的人大多是无赖子弟，被御史张璇弹劾。嘉靖二十二年，增加州县民壮的名额：大州县一千人，次等六七百人，小州县五百人。二十九年，京师刚遭寇乱，朝廷商议招募民兵，以二万人为定额。每年四月底，民兵赴京师附近防御。五年后，兵部尚书杨博请求裁汰老弱，保留精锐；在外的发交各道作为民兵，在京的隶属巡捕参将，逃亡者不再补充。皇帝认为冒占军籍的人太多，白白耗费粮食而没有用处，便派官员核查，将应当裁罢和应当遣还的人上报。隆庆年间，张居正、陈以勤又请求登记畿甸民兵，说：“直隶八府的人大多强健勇悍，按户籍统计，除去独子、老弱，父子三人登记一人，兄弟三人登记一人；州和大县可得到一千六百人，小县可得到一千人。将他们分为正兵、奇兵，登记在尺籍上，隶属巡抚大臣操练；每年不超过三个月，每月不超过三次，操练完立即让他们回乡务农，恢复其民身。除每年操练外，不得另外派遣。”朝廷命有关部门议定施行。然而自嘉靖以后，山东、河南的民兵戍守蓟门，大多征收银两来充作招募费用。到万历初年，山东征银达到五万六千两，贫民因此极其困苦。治理黄河的劳役中，给事中张贞观请求增加招募士兵，守护淮、扬、徐、邳等地。畿南盗贼兴起，给事中耿随龙请求恢复民壮旧制，专门捕捉盗贼。播州发生叛乱，工部侍郎赵可怀请求训练当地土著，兵部因而说：“天下没有兵力的地方，不只是四川。各省官军、民壮，都应裁去老弱幼稚，换成健壮士卒。军队操练归印官、操官管理，民壮操练归正官、捕官管理，郡守、监司不得从中牵制。应建立营伍、划分队伍，以便调遣。”这些建议先后都议定施行。明朝末年，招募士兵、筹措军饷更加紧迫。南京职方郎中邹维琏陈述调遣招募的弊害。山西参政徐九翰尤其极力主张民兵不可调遣。崇祯年间，中原盗乱紧急，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命州县负责训练当地土著充当士兵。工部侍郎张慎言列举了这样做不便的几件事，御史米寿图又说其害处有十条，认为不如精选训练民兵，增加民壮和快手，用来防守地方更为便利。后来杨嗣昌死去，练兵之事也没有实行。乡兵，是根据各地风土所长应募入伍，用来在军队有缓急时调遣辅助军旅。隶属军籍的，称为浙兵，其中义乌兵最强，处州兵次之，台州、宁波兵又次之；他们擅长使用狼筅，间或使用叉、槊。戚继光创制鸳鸯阵来击破倭寇，后来守卫蓟门，名声最为显著。还有川兵、辽兵，崇祯年间常调来围剿流贼。不隶属军籍的乡兵，各地也很多。河南嵩县的乡兵称毛葫芦，熟习短兵器，长于翻山越岭。嵩县以及卢氏、灵宝、永宁，都有很多矿兵，称为角脑，又称打手。山东有长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蚂螂手，善于投掷石块，远的可以达到百步。福建漳州、泉州的人习用镖牌，水战最为擅长。泉州永春人善于技击。正统年间，郭荣六等人击破沙尤贼有功。商灶盐丁以私自贩盐为业，大多强悍果敢。成化初年，河东盐徒成百上千人，自备火炮、强弩、车辆器械，与官军混合追击盗寇。松江曹泾的盐徒，嘉靖年间追击倭寇直到岛上，焚烧了倭船。此后倭寇见民家有盐袋，便摇手互相告诫。粤东有杂居的蛮、蜑人，习用长牌和斫刀，其中以新会、东莞出产的居多。延绥、固原有许多边外土著，善于骑马射箭，英宗命令选拔训练他们，以备秋季防御。大藤峡战役中，韩雍使用这些乡兵，摧破了使用牌刀的瑶、僮军队。庄浪鲁家军，过去隶属于随驾军中，洪熙初年，命土官指挥统领他们。万历年间，部臣称他们骁勇强健，为敌人所畏惧，应当加以鼓励，以储备边防之用。西宁有八百马户，曾经自备骑兵装备赴敌作战，后来因接受招抚纳贡而裁撤。万历十九年，经略郑雒请求恢复原制。又有僧兵，包括少林、伏牛、五台僧兵。倭乱时，少林寺应募的僧人有四十多人，作战也多次获胜。西南边境外服地区有各土司的军队。湖南永顺、保靖两宣慰司的部队，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各地的狼兵，以及四川酉阳、石砫秦氏、冉氏各土司的军队，出力最多。明朝末年，边境事务紧急，有关部门专门把调遣三省土司兵作为上策，但其中的利弊也总是各占一半。

译志第六十八　兵四 清理军伍、训练、赏功、火器、车辆船只、马政 明初，垛集令实行，百姓每户出一名男丁充军，卫所的编制没有缺额，而且还有多余的军丁。不久，大都督府上奏说，从吴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的有四万七千九百多人。于是下令追捕，制定法律惩罚。小旗所隶属的三人逃亡，便降为军士。上至总旗、百户、千户，都按照逃军多少夺俸、降职或革职。随军出征在外的人，处罚尤其严厉。洪武十六年，命五军府传檄外地卫所，迅速逮捕缺额军士，并由给事中潘庸等分道清查。第二年，采纳兵部尚书俞纶的建议：京卫军户绝户的，不得冒充征取同姓及同姓亲属，命有关部门核实后发补，府、卫不得擅自派人。二十一年，下诏命卫所核实军伍；有隐瞒亲生儿子而以养子代替的，不许这样做。当年秋天，命卫所把军士姓名、籍贯登记入册，并详细记载丁口，以便征取补充。又设置军籍勘合，分发内外，军士遇到点阅时以此作为凭验。成祖即位后，派给事中等官员分道阅查天下军队，重新制定垛集军的更代法。起初，家中有三名或三名以上成年男子的，垛集一人作为正军，另有贴户；正军死亡，由贴户中的丁补充。到这时，命正军、贴户轮流更代，贴户家只有一个男丁的免除；服军役的家庭免除其中一名男丁的徭役。洪熙元年，兴州左屯卫军范济极力陈述勾军带来的扰害。富峪卫百户钱兴上奏说：“我的祖父本是涿鹿卫军，死后由父亲继承，又因功授为百户。我已经承袭父亲的职务，但本卫仍把我的祖父当作逃军，屡次派人勾取我。”皇帝对尚书张本说：“军伍不清，弊端大多像这样。”不久宣宗即位，军队的弊病更加滋长，狡黠的人往往隐匿自己的军籍，或者诬陷、掠取良民充军。皇帝告谕兵部说：“朝廷对待军民，就像舟车承载货物一样，不可偏重。有司应当审慎核实，不要混淆。”于是分别派遣吏部侍郎黄宗载等人清理天下军卫。宣德三年，敕令给事中、御史清查军籍，制定十一条条例，张榜告示天下。第二年又增加为二十二条。五年，采纳尚书张本的请求，命天下官吏、军旗共同查勘自洪武、永乐以来被勾取而无下落的人，予以豁免。六年，命勾军时遇有父母年老、患病而家中只有独子的，编入近地；其余军丁因赴工役而逃亡的，依例发往口外，改为罚工一年，以表示优恤。八年，免除苏州卫被强行配军的一百五十九人；已经领粮而被命令终身服役的，免除一千二百三十九人。在此以前，苏州、常州军户绝户，常牵连族人党羽，动辄达到千人；知府况钟把此事上报朝廷。又因常州百姓控诉被强行充军的有七百多人，所以特意敕令巡抚侍郎周忱清理。正统初年，命令勾军时家中男丁已经全部死亡的，注销军籍；逃军已经死亡以及因事故不能应役的，或者本来是军籍之家而只是偶然同姓名，被里胥挟怨报称逃军、冒充解送的，或者已经解送而到兵部申诉冤情的，都予以豁免。旧例规定，补充军伍一律发往极边地区，而南方、北方人相互调换。大学士杨士奇认为各地风土不同，容易夭折，请求按各地适宜情况发往戍所。署理兵部侍郎邝埜认为这会扰乱祖制，便搁置了此事。成化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再次请求补充近卫军，才开始议定施行。十一年，命十一名御史分道清查军籍，以十分为标准，达到三分的列为最优，不足的列为最劣。当时因获罪被谪戍的人逃亡或死亡，也要勾取其家丁。御史江昂认为这不符合“刑罚不株及后代”的道理，于是禁止这样做。嘉靖初年，捕捉逃亡军户的法令更加苛刻，有的牵连数十家；勾取、拘捕经过几十年，家中的男丁已经全部死尽，往来移文仍纷纷不断。兵部尚书胡世宁请求：“多次经过清查申报的，免于勾取。又，逃避徭役的人必定难以在紧急时依靠，应立即改编回原籍。卫所缺额，就另选舍余及犯罪者补充。犯重罪而发往边卫的，责令变卖家产，全家迁发，使他们断绝顾念。这样或许卫卒都成为当地人，而逃亡也会越来越少。”皇帝赞同他的意见。后来采用主事王学益的建议，制定勾军单，立法详细完备。过了很久，停止派遣清军御史，放宽对管解逃军以及军人赴卫逾期的处罚。清军官员日益玩忽职守、拖延时日，文书也磨损毁坏，议论此事的人又请求申令整饬。万历三年，给事中徐贞明说：“东南地区勾取军户，装备费用出自军户男丁，解送费用出自里递，每名军士不下百两银子。这使东南百姓极其困苦，最终对军政却没有补益。应当仿照班匠的旧例，免除解送补军，而加重征收班银，用来资助招募，使东南永远没有勾补军户的骚扰，同时西北的军伍也可以充实。”郧阳巡抚王世贞于是说这样有四项便利：应当被勾取的军户乐于就近服役，不会设法躲藏，这是第一项便利；各自适应当地水土，不至于困苦死亡，这是第二项便利；距离近就不会逃跑，即使逃跑也容易追捕，这是第三项便利；被解送军士的家庭不至于破产，这是第四项便利。但兵部最终阻止了徐贞明的建议，没有实行。十三年后，南京兵部尚书郭应聘再次请求各自就近补军，南北分别改编。又说：“应当被勾取的军士，南直隶有六万六千多人，株连达到二三十万人，请把天顺以前的全部释放免除。”答复说可以，远近的人都很高兴。然而改编命令下达后，请求改编的人接连不断。第二年，兵部说：“什伍编制逐渐耗损，边镇军人又将设法脱离军籍。”皇帝下旨恢复旧制，郭应聘的建议也再次没有实行。凡是军卫由职方司掌管，而勾军、清军则由武库司主持。需要勾取时，由卫所开具申报，先核查籍贯、居住之处；内府发给批文，下交有司提取本军，称为跟捕；提取家中男丁，称为勾捕。间或也有因恩典和抚恤而开除军籍、免除军役的。洪武二十三年，命应当补充军役的生员遣返回乡，完成学业。宣德四年，上虞人李志道充任楚雄卫军，死后有孙子宗皋应当继承军役；当时宗皋已经考中乡试，尚书张本向皇帝进言，获准免除。像这样的情况极少。户籍一旦列入军籍，必须做到兵部尚书才可以将其除去。军士应当起解的，都会连妻子一起登记；还有津贴军装、解送军人的路粮、军丁口粮等费用。各种册籍、军单的编造都有固定格式。起初制定户口册、收军册、勾清册三种。嘉靖三十一年，又编成四册，分别叫军贯、兜底、类卫、类姓。勾军时另发军单。大概明朝一代，对军籍管理最为严格；但弊政逐渐丛生，对百姓的骚扰也日益严重。

译明太祖出身平民，谋划并联合众人之力，取得天下。即位以后，多次命令开国功臣和久经战阵的将领分道训练军队，但训练制度还没有确定。洪武六年，命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和六部议定训练军士的条例：“骑兵必须善于奔驰、射箭、使用枪刀，步兵必须善于使用弓弩和枪。射箭以十二支箭的一半为标准，远射要能达到、近射要能命中；远射距离，将领为一百六十步，军士为一百二十步；近射距离为五十步。弩射以十二支箭中的五支为标准，远射距离，蹶张弩为八十步，划车弩为一百五十步；近射距离，蹶张弩为四十步，划车弩为六十步。枪法必须熟练掌握进退。京城卫所每五千人为一组，抽取五分之一，由指挥以下的官员率领到御前验试，其余依次轮流考试。外地都司、卫所每卫五千人，抽取五分之一，由千户以下官员率领到京城验试，其余依次轮流考试。军士无论步兵、骑兵都要技艺娴熟，将领各按其能力受赏，否则受罚。军士每人发钱六百，作为路费。将领从指挥使以下，所统军士有三分至六分不能达到标准的，依次夺俸；达到七分以上的，依次降官，直到降为军士为止。都指挥所统军士有四分以上不能达到标准的，夺俸一年；有六分以上不能达到标准的，罢免职务。”十六年后，命天下卫所的善射者十人选一人，在农闲时分批赴京校阅，按优劣对千户、百户进行赏罚；边军则在本卫校射。二十年，命卫士在午门丹墀练习射箭。第二年又下令：“天下卫所的马军、步军，分别编为十班，由因荫袭而按资历升迁的将领统领，冬季到京城接受阅试。指挥、千户、百户中，任职年久、惯于作战以及负责屯田的，可以免试。仍先颁下操练方法，使他们遵照执行。不合规矩以及不熟练的，予以处罚。”第二年，诏令五军府：“比试军士分三等赏赐钞币，并各发钞三锭作为路费；没有达到标准的也发给路费。第二年再次考试仍不合规范的，将军士调往云南戍守，官员贬谪随军出征，总旗、小旗降为军士。武官子弟承袭职务，骑射、步射达不到标准的，命令返回卫署办事，领取半俸；两年后仍按旧例复试，依然不能达标的，也降为军士。” 文皇即位后，五次北征，六军还曾亲自接受校阅。他又曾下令秦王、晋王、周王、肃王各选护卫军五千人，命官员督率他们前往真定操练；陕西、甘肃、宁夏、大同、辽东各地的守将，以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州、宿州等卫所，都派将领统率马军、步军，分别驻扎真定、德州操练，等候赴京阅视。景泰初年，建立十团营。给事中邓林进献《轩辕图》，就是古代的八阵法，于是用它来训练军队。成化年间，把团营增加到十二营，命令每月会操两次，从仲春十五日开始，到仲夏十五日停止，秋冬两季也照此办理。弘治九年，兵部尚书马文升重申洪武、永乐年间的操练方法：五天之内，两天演练行阵、安营，三天演习武艺。武宗喜好武勇，常命提督和坐营官操练，又亲自拿着金鼓演练四镇士卒。然而大体只是任意驰骋、供人嬉戏，并没有实际效果。嘉靖六年规定，安营布阵只使用三叠阵和四门方营。又命每营从枪手、刀手、箭手、牌手、铳手中各选一二人充任教师，轮流互相教习。后来更改营制，把军队分为三十枝，设置将领三十员，各自统率三千人训练；选出精锐，称为选锋，并加厚考核技艺的赏赐。总督大臣每月会操四次，其余日子由营将分别训练。协理大臣以及巡视的给事中、御史，可以随意进入一营，考核校阅并赏罚，借此选拔选锋。皇帝又在内教场设置内营，训练各类宦官。隆庆初年，命令各营将领按照训练军士人数的多少进行升降。全营都训练的，加授都督佥事；依次减少授官等级。完全不训练的，降祖职一级，革去任职，返回卫所。三年内训练有成效的，操练协理大臣给予奖谕、恩典和记录功劳；没有功绩的，议定处罚。规章制度虽然建立了，但将领和士卒大多懒惰，操演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在此以前，浙江参将戚继光因善于训练士卒而闻名，曾经调集士兵，创制鸳鸯阵击破倭寇。到这时，他已经官至总兵。穆宗采纳给事中吴时来的请求，命戚继光训练蓟门军队。蓟门军队精锐整齐达数十年。戚继光曾撰写《练兵实纪》来训练士卒。第一项是训练队伍，先练骑兵，其次步兵，再次车兵，最后辎重兵；先选编队伍，再考核技艺，总的目的在于使全营协调一致。第二项是训练胆气，使士卒明白行动、停止、进退，以及上下统属、相互友爱帮助的道理。第三项是训练耳目，使士卒熟悉号令。第四项是训练手足，使士卒熟练各种技艺。第五项是训练营阵，详细说明布阵、起行、结营以及交锋时的常规和变化。最后以训练将领结束。后来大多遵照采用。赏赐功劳的制度，太祖时期，对平定中原、征讨南方以及征讨云南、越州的各位将领大加赏赐。赏格虽然具备，但没有预先制定成固定法令。只有洪武二十九年命令沿海卫所的指挥、千户、百户，捕获倭寇一艘船及贼人的，升一级，赏银五十两、钞五十锭；军士在水陆擒获或杀死贼人的，赏银各有不同。永乐初年，因为将士长期劳苦，命礼部依照太祖升官赏赐的旧例，参考斟酌后施行。于是把功劳分为奇功、首功、次功三等，赏赐的轻重次序大多临时请旨决定，也没有预先制定成固定法令。永乐十二年规定：“凡是交战时冲出敌军背后、杀败贼众的；勇敢冲入敌阵、斩将夺旗的；本队已经获胜而其他队伍胜负未定、却能前往救援并战胜敌人的；奉命能够任事、出奇制胜而成功破贼的，都算奇功。协力前进、首先击败贼人的；前队交锋未决而后队向前击败贼人的，都算首功。行军途中和营中擒获奸细的，也按首功论。其余都算次功。”又制定立功赏赐勘合，确定四十字为：“神威精勇猛，强壮毅英雄。克胜兼超捷，奇功奋锐锋。智谋宣妙略，刚烈效忠诚。果敢能安定，扬名显大勋。”编上号码并加盖御宝，收藏在内府印绶监。当时考核功劳的方法非常严格。正统十四年，制作赏功牌，分为奇功、头功、齐力三种，由大臣负责掌管。凡是挺身冲入敌阵、斩将夺旗的，发给奇功牌；活捉瓦剌人或斩首一级的，发给头功牌；虽然没有立功但负伤的，发给齐力牌。这大概是专门为瓦剌入侵而设置的。此后，将士的功劳赏赐根据立功地点，按照条例上奏执行。北部边境为上等，东北边境次之，西番及苗蛮再次之，内地反贼又次之。世宗时，倭寇祸害严重，因此海上立功的等级比北部边境还高。

译北部边境，从甘肃向东延伸，直到山海关。成化十四年规定：“一人斩首一级，升一个品秩，最多升三秩。两人共同斩首的，首功者同样升秩。壮年男子给予实授官职，幼弱、妇女给予署职。作为从属功劳以及斩首四级以上的，都给予赏赐。统兵官统率五百人，部下斩首五级，升一个品秩；统率一千人的，数量加倍。”正德十年重新制定条例：“独自斩首一级的升一个品秩。三人共同斩首的，首功者升署职一秩，从属者给赏。四、五、六人共同斩首的，首功者给赏，从属者酌量给赏。两人共同斩杀一个幼年敌人的，首功者按三人共同斩首的条例办理，从属者酌量给赏。不愿升官的，每实授一秩赏银五十两，每署职一秩赏银二十两。”嘉靖十五年规定，统兵官、千户、把总加升至三秩为止；都指挥以上只升署职二级，其余加赏。东北边境起初规定，三级功劳相当于北部边境一级功劳。万历年间，改为与北部边境相同。番寇、苗蛮，也斩首三级升一个品秩，实授或署职，待遇视同北部边境。斩首十级以上以及未达到规定数目的，都给予赏赐。万历三年规定，陕西番寇的功劳按照成化年间的条例办理：军官中千总统率五百人的，部下斩首三十级；统率一千人的，斩首六十级；把总统率五百人的，斩首十级；统率一千人的，斩首三十级，都升一个品秩，最多升三秩。南方蛮贼，宣德九年规定，斩首三级以上以及斩获首要贼人的，都升一个品秩，其余加赏。正德十六年规定，军官部下斩首一百级，升署职一秩；三百级，实授一秩；四百级，升一秩；其余功劳加赏。倭寇方面，嘉靖三十五年规定：“斩倭寇首领一级，升实授三秩；不愿升官的，赏银一百五十两。斩从属贼人一级，授一秩。斩被汉人胁迫而从贼者一级，授署职一秩。战死者，本人军职及其子都实授一秩。在海上遇贼立功的，一律按奇功论。”万历十二年重新制定，和旧例略有改变，以贼众和船只数量多少来确定功赏等级。又规定在海上作战，无论倭寇还是海贼，查勘属实为奇功的，给予世袭。云南夷贼的擒斩功劳次序，按照倭寇功劳办理。内地反贼方面，成化十四年规定，斩首六级升一个品秩，最多升三秩；幼年男子、妇女以及斩首十九级以上和未达到规定数目的，都给予赏赐。正德七年制定流贼条例：“斩有名的贼人一级，授一秩，世袭；斩其从属者，给赏。斩次等贼人一级，授署职一秩。斩从贼三级以及战死的，都授一秩，世袭。重伤返回营中后死亡的，授署职一秩。”又根据割取贼人耳朵的多少论功，最多的可升二秩并世袭。此前，正德五年宁夏战功以及嘉靖元年江西战功，都按照流贼条例办理。崇祯年间，以万金悬赏闯王、献王，封爵为侯；其余贼人按功劳分别处理，因为贼势重大，改变了通常的规格。俘获的人口、牲畜和器械，依成化年间的条例，都发给捕获者。论功升秩方面，成化十四年规定，军士升一秩为小旗，舍人升一秩则发给冠带，以上依此类推。嘉靖四十三年规定，都督等官没有品秩可升的，就让其应当承袭的儿子享受荫叙、冠带。万历十三年规定，都指挥使升秩的，不授予都督职衔，赏银五十两；升俸禄的，赏银减半。有关部门所属的民兵，隆庆六年规定，按照军人的条例办理。洪武、宣德以后，赏功标准都预先按照斩首数量确定。条例逐渐增多，侥幸作弊的弊端也日益出现。正德年间，副使胡世宁说：“两军交战，手眼动作只在一瞬间，不能有丝毫差错，哪里有时间割取首级？那些取得首级的人，有的杀的是已经投降的人，有的杀的是良民，有的偶然遇到单独行动的贼人，或者被掠后逃出来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战功。应当选拔强干、明察、刚正的官员担任纪功官，严厉惩治这种弊病。”当时未能实行。按照旧事，镇守官奏报随带人员，例定最多五名。后来领兵官所奏报的人数有达到三四百名的，不列入斩首功劳，而另立名目，有的称为运送神枪，有的称为携带旗牌，有的称为冲锋破敌，有的称为三次当先，有的称为军前效劳。冒功滥报的弊病，到此达到了极点。古代所说的炮，都是利用机械发射石块。元朝初年得到西域的火炮，攻打金国蔡州城时，才开始使用火药。但制造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后来也很少使用。到明成祖平定交阯时，得到神机枪炮的制造方法，特意设置神机营加以学习训练。炮体制造使用生铜、熟铜相间的材料；使用铁制造的，以建铁、柔铁最好，西铁次之。大小不一，大炮发射时使用车辆，较大和较小的使用炮架、炮桩或炮托。大炮有利于守城，小炮有利于作战，应根据情况使用，是行军的重要器械。永乐十年，下诏从开平到怀来、宣府、万全、兴和等地的山顶，都设置五座炮架。二十年，采纳张辅的请求，在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卫增设，以防御敌人。但锐利武器不可轻易示人，朝廷对此也谨慎珍惜。宣德五年，敕令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是国家看重的武器，边境墩堡应酌量发给，以壮军威，不要轻易发放。”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在宣府独石设置神铳局。皇帝认为火器在外地制造，恐怕制造方法传播泄露，便下令停止。正统末年，边防日益紧急，御史杨善请求铸造两头铜铳。景泰元年，巡关侍郎江潮说：“真定收藏着都督平安制造的火伞，上面使用铁枪头，四周系有响铃，装置三个火药筒，发射后可以冲散敌军的马队。应州百姓师翱制造的铳有机括，片刻之间可以发射三次，射程达到三百步以外。”这些武器都进行了试验。天顺八年，延绥参将房能说，麓川破贼时使用九龙筒，一条火线点燃便能九箭齐发，请求把式样颁发给各边。到嘉靖八年，才采纳右都御史汪鋐的建议，制造佛郎机炮，称为大将军，发给各边镇。佛郎机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正德末年，该国的船只抵达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到它的制造方法，用铜铸造。炮长五六尺，大的重一千多斤，小的重一百五十斤；炮身腹部粗大、颈部狭长，腹部有长孔。把五枚子铳装入腹中储存火药，发射可达一百多丈，最适合水战。安装在蜈蚣船上，所击之物往往粉碎。嘉靖二十五年，总督军务翁万达上奏所制造的火器。兵部试验后说：“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捧雷飞，都便于使用；母子火兽、布地雷炮，只能用于夜间劫营。”御史张鐸又进献十眼铜炮，大弹射程达到七百步，小弹达到百步；四眼铁枪，弹丸射程四百步。皇帝下诏命工部制造。

译万历年间，通判华光大上奏他父亲制造的神异火器，皇帝命令交给兵部办理。后来大西洋船只到来，又得到一种巨炮，称为红夷炮。炮长二丈多，重的达到三千斤，能够洞穿、震裂石城，声势震动数十里。天启年间，赐予它大将军的称号，并派官员祭祀它。崇祯年间，大学士徐光启请求命西洋人制造火炮，发给各镇。然而将帅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城防又不牢固，有人弃城离去。等到流寇进犯京城，三大营的士兵不战而溃，枪炮全被贼军夺去，反过来用来攻城。城上的守军也发炮轰击贼军。当时宦官中已经有很多人心怀异志，他们都把炮器空置，只装火药，取其声势震响而已。明朝设置兵仗局、军器局，分别制造火器。称为将军的炮，从大到小分为五种。又有夺门将军，分大小两种；还有神机炮、襄阳炮、盏口炮、碗口炮、旋风炮、流星炮、虎尾炮、石榴炮、龙虎炮、毒火飞炮、连珠佛郎机炮、信炮、神炮、炮里炮、十眼铜炮、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捧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七眼铜铳、千里铳、四眼铁枪、各种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火车、火伞、九龙筒之类，共有几十种。正德、嘉靖年间制造得最多。各边也自行制造火器，从正统十四年四川开始。其他刀牌、弓箭、枪弩、狼筅、蒺藜、甲胄、战袄，在京城有兵仗、军器、针工、鞍辔等局，隶属内库，由宦官掌管；在外地有盔甲厂，隶属兵部，由郎官掌管。京城和各省的官署、卫所，也都设有杂造局。军需器械的名目繁多，这里不全部记载；只是火器是前代所少有的，所以特别详细说明。中原使用车战，而东南地区以舟船为便利，这两者对于军事都是最重要的。自从骑兵兴起以后，车战制度逐渐废弃。洪武五年，制造独辕车，北平、山东各一千辆，山西、河南八百辆。永乐八年北征，使用武刚车三万辆，都只是用来供应粮饷运输。到正统十二年，才采纳总兵官硃冕的建议，使用火车来备战。从此以后，议论车战的人接连不断。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请求使用ＣＡ车一千辆，用铁索彼此连接，骑兵处在车阵中间；每辆车两侧配刀牌手五人，贼人冲击车阵时，刀牌手出击，贼人退却后就解开铁索放出骑兵。皇帝命令制造，祭祀以后才使用。又把车辆式样下发边境，规定用七匹马驾车。宁夏多沟壑，总兵官张泰请求使用单马驾的小车，当时认为很便利。箭工周四章说，神机枪发射一次后难以接续，请求用车辆装载枪二十支、箭六百支，车头设置五个枪架，一人推车，两人扶车，一人掌管火食。试验可行，于是制造。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求仿照古制制造偏箱车。车辕长一丈三尺，宽九尺，高七尺五寸；车厢用薄板制成，设置铳口。出动时左右相连，前后相接，用钩环彼此牵连。车上装载衣物、粮食、器械以及鹿角二具。驻扎时，在车外十五步设置藩篱。每辆车配枪炮、弓弩、刀牌和甲士共十人；没有战事时轮流推拉车辆。外围再用长车二十辆，装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用来运输柴薪，全部置于包围圈内。又用四轮车一辆，排列五色旗，根据敌情发号施令。朝廷议论认为这种车可以防守，却难以用于进攻作战，命郭登酌情施行。兰州守备李进请求制造独轮小车，车上设置皮屋，前面用木板，画兽面并凿孔，安放碗口铳四支、枪四支、神机箭十四支，树立一面旗。行进时组成车阵，停下时作为营地。景泰二年，吏部郎中李贤请求制造战车，长一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周用车厢板围住，凿孔安放铳，上面开小窗；每辆车前后占地五步。按一千辆计算，四面展开可达十六里，饲草、粮食、器械、辎重都可以从中取得供应。皇帝命令立即实行。成化二年，采纳郭登的建议，制造军队使用的小车。每队六辆，每辆九人，其中两人拉车，七人轮流替换；车前设置绘有狻猊头的盾牌，远远望去就像城墙堡垒。八年，宁都诸生何京进献御敌车的式样，车上设置铁网，网孔可以发射枪弩，行进时把铁网收拢。五十辆车为一队，使用士卒三百七十五人。十二年，左都御史李宾请求制造偏箱车，与鹿角配合使用。兵部尚书项忠请求检验，认为这种车登高涉险不便，于是停止。十三年，采纳甘肃总兵官王玺的奏请，制造雷火车，车中设置枢轴，可以旋转发炮。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以五百辆车编为一军，每辆车配士卒十人，车与车之间用鹿角补充。车辆制成后，却迟缓笨重不能使用，当时人称之为鹧鸪军。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求使用独轮车，名为全胜车，长一丈四尺，车上、车下共六人，可以冲击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进献先锋霹雳车。嘉靖十一年，南京给事中王希文请求仿照郭固、韩琦的制度制造战车：车头尖、车尾方，上面设置七支枪，车身做成三层盾牌，每层设置九具牛神弩，两侧配置士卒。行军时装载铠甲兵器，停止时作为营阵。下发边镇酌情施行。十五年，总制刘天和再次说全胜车很便利，只作些增减：用四人推拉，所载火器、弓弩、刀牌以一百五十斤为标准；车厢前面画狻猊，两侧排列虎盾保护骑士。命令依照他的制度办理。四十三年，有司奏请获准，京营训练演习战车，共四千辆，每辆配步卒五人、神枪和夹靶枪各二支。自正统以来，议论车战的情况就是这样，但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用它对敌作战。

译到隆庆年间，戚继光守卫蓟门，上奏训练车兵七营：以东西两路副总兵和巡抚、总督直属部队合为四营，分别驻扎建昌、遵化、石匣、密云；蓟州、辽东总兵各一营，驻扎三屯；昌平总兵一营，驻扎昌平。每营重车一百五十六辆，轻车再增加一百辆，步兵四千人，骑兵三千人。在十二路、二千里的范围内，车兵、骑兵相互配合，可以抵御数万敌人。穆宗认为很好，命令拨给制造费用。然而这种车只是用来阻挡敌军冲击、施放火器，也从未真正用于作战。此后，辽东巡抚魏学曾请求设置战车营，仿照偏箱车制度，上面设置佛郎机炮二门，下面安放雷飞炮、快枪六支，每车配步卒二十五人。万历末年，经略熊廷弼请求制造双轮战车，每车装火炮二门，两侧配士卒十人，全部手持火枪。天启年间，直隶巡按御史易应昌进献户部主事曹履吉所制钢轮车、小冲车等式样，用来抵御敌人，但都很少真正发挥作用。大致说来，边地道路险阻，不利于车战；而舟船的使用，则适合东南地区。船的制度，江船和海船各不相同。太祖在新江口设置船四百艘。永乐初年，命福建都司制造海船一百三十七艘，又命长江、湖广、两浙以及镇江各府卫制造海风船。成化初年，济川卫杨渠进献《桨舟图》，图中都是江船。海船以舟山的乌槽船为首。福船经得住风浪，而且能防火。浙江的十装船，标有“软风”“苍山”等号，也适合追逐。广东船用铁栗木制造，比福船更加高大坚固。它有两种用途：可以发射佛郎机炮，也可以投掷火球。大福船也是如此，能够容纳一百人。船底尖、船上部宽，船头高昂、船尾高耸；舵楼有三层，帆桅两根，船旁用木板防护，上面设置木制女墙和炮床。船身中部有四层：最下面填实土石；第二层是休息住宿处；第三层左右各有六门，中间设置水柜，升帆、烧火做饭都在这里；最上层像露台，开孔设置梯子通往上层，旁边设置翼板，可以凭靠作战。箭、石和火器都从高处向下发射，能够顺风航行。海苍船比福船略小。开浪船能容纳三五十人，船头尖，有四把桨和一支橹，航行快如飞，不论顺风逆风、顺潮逆潮都不受限制。艟▯乔船比海苍船又小。苍山船的首尾都宽，帆和橹并用。橹设置在船身两侧靠后的地方，每侧五枝，每枝设五个踏跳处，每个踏跳处两人，以木板封住踏跳处，人的头露在外面。这种船分上下三层：下层填实土石，上层是战场，中层供人住宿。张帆和下锚，都在上层。戚继光说：“倭船很小，一进入内海，大福船、海苍船都不能驶入，必须用苍山船追逐它；冲击敌船十分便捷，温州人称它为‘苍山铁’。” 沙船和鹰船，两者相互配合使用。沙船可以接战，但没有翼板遮蔽。鹰船两端尖锐，进退快如飞。船旁钉有粗大的毛竹，竹子之间设有窗，可以从窗中发射铳和箭；窗内、船舷外藏着人，用来划桨。先驾驶鹰船冲入敌阵，沙船随后推进，以短兵器交战，没有不取胜的。渔船极小，每船三人：一人掌布帆，一人划桨，一人操鸟嘴铳。它随波上下，可以乘敌人没有防备时突然袭击。网梭船，定海、临海、象山都有，形状像梭子。用竹作桅、布作帆，只能容纳二三人，遇到风浪就抬到山脚下，可以用来侦察。蜈蚣船因形似蜈蚣而得名，能够发射佛朗机炮；船底尖、船面宽，两侧有几十支桨，航行快如飞。两头船以舵为轴旋转，借风向四面疾驰，各种船都没有它快。大概自嘉靖以来，东南地区日益准备防御倭寇，所以海船的制度特别详备。明代制度规定，内厩所属的马称为御马监，由宦官掌管，在大坝牧养，大概取法于《周礼》所说十二闲的意思。由官府牧养的马，属于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以及各军卫，这是仿照唐代四十八监的意思。由民间牧养的马，南方是直隶应天等府，北方是直隶以及山东、河南等府，这是仿照宋代保马制度的意思。所谓备养马，始于正统末年，是选取马匹供给边地；边地马匹充足后，就寄放在京城附近地区牧养。官府牧养的马供给边镇，民间牧养的马供给京军，都有繁殖的小马驹。官府牧马的地方叫草场，有的被军民租种，称为熟地，每年征收租税，用来帮助牧人买马。牧马的人称为恩军、队军、改编军、充发军、抽发军。苑马分三等：上苑一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一人牧养十匹马，每五十名牧夫设置一名圉长。凡马匹的肥瘦、增减，都登记毛色和齿龄，按时检查。每三年，寺卿和御史一起给马盖印烙记，并卖掉瘦弱劣马，以便转买新马。边卫、营堡以及府、州、县军民壮丁骑马操练所用的马，由行太仆寺卿掌管。边地使用不足，又用茶向番人换马，或用货物到边地购买。民间牧马都按照丁数和田地授给马匹，起初称为户马，后来称为种马，按年征收马驹。种马死亡，繁殖的马驹达不到规定数目，就必须赔偿补足。这就是大致情形。当初，太祖定都金陵，命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扬州六府以及滁、和二州的百姓牧养马匹。洪武六年，在滁州设置太仆寺，隶属于兵部。后来增加滁阳五个牧监，统辖四十八群马。之后改设为四十个监，不久又裁撤，只保留天长、大兴、舒城三监。在汤泉、滁州等地设置草场。又命飞熊、广武、英武三卫，每五名军人养一匹马；马每年生驹，满一岁便解送京城。不久将监牧交给有关官府，专门命令百姓牧养。江南每十一户、江北每五户养一匹马，并免除养马户本身的徭役。太仆官员负责督察管理，每年正月至六月报告已经确定的马驹，七月至十月报告已经显现的马驹，十一月至十二月报告已经长成的马驹。年终考核马政，依法处理府、州、县的官吏。公马叫“儿”，母马叫“骒”。一匹儿马和四匹骒马编为一群，每群设一名群头。每五群设一名群长。洪武三十年，设置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行太仆寺，确定牧马草场。

译永乐初年，在北京设置太仆寺，掌管顺天、山东、河南三地。原先设置的太仆寺称为南太仆寺，掌管应天等六府二州。永乐四年，在陕西、甘肃设置苑马寺，统辖六监，每监统辖四苑。又设置北京、辽东两个苑马寺，其统辖范围仿照陕西、甘肃。永乐十二年，命令北直隶百姓按丁数养马，选取赋闲官员教他们畜牧。百姓家有十五丁以下养一匹，十六丁以上养两匹；因犯罪被编发服役者，每七户养一匹，可以借此免罪。不久因太仆寺卿杨砥进言，改定北方每五丁养一匹，免除其一半田租；从蓟州以东直到南海等卫，除戍守军外，每名军人饲养一匹种马。又确定南方养马的规定：凤阳、庐州、扬州、滁州、和州每五丁养一匹，应天、太平、镇江每十丁养一匹。淮安、徐州开始养马时，也以丁数为标准。永乐十八年，裁撤北京苑马寺，全部交由百姓牧养。洪熙元年，命令民间牧马每两年征收一匹马驹，免除一半草料粮。此后，马匹日益繁殖，逐渐分散到邻近各省。济南、兖州、东昌的百姓开始养马，是从宣德四年开始的。彰德、卫辉、开封的百姓开始养马，是从正统十一年开始的。不久也先入侵，掠走马匹二万，寄养在京城附近，充作团营骑兵操练用马，并把过去的种马全部发给永平等府。景泰三年，规定儿马十八岁以上、骒马二十岁以上，免予计算所生马驹。成化二年，因为南方土地不产马，改为征收银两。成化四年，开始建立太仆寺常盈库，储存备用马价银。当时百姓逐渐苦于养马。成化六年，吏部侍郎叶盛说：“从前每年征收一匹马驹，而百姓没有受到扰害，是因为牧草地广阔，百姓还能够靠此谋生。自从豪强地主的庄田逐渐增多，养马之地渐渐不足。洪熙初年改为两年征收一匹马驹，成化初年又改为三年征收一匹。马匹越来越少，百姓越来越贫困。然而马匹终究不能缺少，于是又恢复两年征收一匹马驹的制度，百姓更加承受不了。请下令边镇根据当地习俗和实际需要办理，凡是可以买马补充边防、使军民双方都获益的，可酌情处置。”当时马文升巡抚陕西，又极力论述边军赔偿马匹的负担，请求下令：屯田士卒中田地多而丁数少、却不领取马匹的，每年缴纳银一钱，用来帮助赔偿。虽然这些请求都获准施行，但百姓的困苦仍无法缓解。继马文升巡抚陕西的萧祯，请求裁减行太仆寺。兵部答复说：“洪熙、永乐年间，设置行太仆寺和苑马寺，凡是茶马贸易所得以及番人进贡的马匹，都收归寺、苑牧放，常有数万匹，足以供应边地使用。正统以后，北方敌人屡次入境抢掠，马匹于是日益损耗。进言者总是请求裁撤，这是吝惜小额费用而忘了国家大计。” 于是皇帝下诏告谕萧祯，只命他更加用心督察。但北直隶自永乐以来，马匹日益增多，便总是责令百姓牧养，百姓年满十五岁就要养马。太仆少卿彭礼认为户籍丁数有限，而征收马驹没有穷尽，请求规定种马的数额。恰逢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便上奏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确定两京太仆寺的种马数额：儿马二万五千匹，骒马为其四倍，每两年缴纳马驹，并把它写入法令。当时是弘治六年。弘治十五年冬，尚书刘大夏推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任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杨一清上奏说：“我朝认为陕西西部适宜牧马，因此设置牧监和苑马场，地域横跨二千多里。后来都废弃了，只剩长乐、灵武二监。如今牧地只有数百里，但供应西部边防尚且没有不足，只是苦于主管牧监的人不称职，牧养没有方法。两监六苑中，开城、安定水泉便利，应作为上苑，牧养一万匹马；广宁、万安作为中苑；黑水草场狭窄，清平地方狭小、土地贫瘠，作为下苑。万安可养五千匹，广宁四千匹，清平二千匹，黑水一千五百匹。六苑每年供给军队所需之外，可以常年牧养三万二千五百匹马，足以供应三边使用。但若想扩大繁殖，必须多蓄养种马，应增加到一万匹；每两年生一驹，五年后便可达到从前的数目。请拨给太仆寺马价银四万二千两，在平凉、庆阳、临洮、巩昌购买种马七千匹。此外，养马的恩军、队军人数不足，请把流亡百姓和审问后遣返回原籍的人编入，并且仿照恩军的旧例，凡发往边卫充军的人，改令各苑牧马，增加到三千人。又请根据地势，筑城通商，种植榆树、柳树，春夏放牧，秋冬赶回马厩。这样马匹既能得到安定，敌人来时也可以收容保全。” 孝宗当时正重视边防，刘大夏掌管兵部，因此杨一清所奏请的事情大多都得到施行。杨一清升任总制，仍然督理马政。各牧监草场原有定额十三万三千七百多顷，现存的已经不到一半。杨一清清查核实，得到荒地十二万八千多顷，又开辟武安苑地二千九百多顷。正德二年把此事报告朝廷。等到杨一清离职后，不久又废弃了。当时御史王济说：“百姓苦于养马。有一匹繁殖的马，往往就把它害死。偶尔有确定生下马驹的，便贿赂兽医，让他隐瞒；有已经显现怀驹而坠胎的。马匹亏欠不过缴纳银二两，已经报知官府而后来又倒毙的，不过缴纳银三两；繁殖的马不死，就让它挨饿。马匹一天天瘦弱，不能真正用于军务。如今种马、土地、丁数每年都有固定征额，请按照这个数额命令百姓买马；种马繁殖的事，县官不要干预。”兵部认为他说得对。从此以后，每逢奏报此事，总是引用王济所说的“县官不要干预种马”，只向百姓索取马驹，留下母马却索求子马，结果反而违背了繁殖的道理。起初，边臣请求马匹，太仆寺用现有马匹发给他们。自从改为征收银两后，马匹日益减少，而请求马匹的人接连不断，朝廷发出马价银十万两，买得马匹一万。边臣不能买到良马，马匹又多有死亡，太仆卿储巏因此上奏，请求仍然发给马匹。他又指出各边种马被盗卖、私自借用的弊端。话说得虽然切中要害，却不能被采纳。但边镇领取发放马价银的事情日益繁多。延绥三十六营堡，自弘治十一年开始，十年之间，发用太仆寺银二十八万多两，购买补足四万九千多匹马，宁夏、大同、居庸关等处还不包括在内。到正德七年，于是开放纳马的例法，共十二条。正德九年，又发太仆寺银，在山东、辽东、河南以及凤阳、保定各府购买马匹一万五千。嘉靖元年，陕西苑马少卿卢璧分条上奏马政，请求督促追缴拖欠，明确印烙制度，训练兽医、整治药物，平均分配地役，以救目前的困境；同时开辟牧场、扩大蓄养，作为长久之计。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议论马政的人很多，大多是因事立说，只能补救一时而已。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入侵，太仆寺马匹不足，于是再次实行正德年间纳马的例法。后来又稍作增减。到嘉靖四十一年，终于把纳马条例扩大到捐马授官。

译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说：“设置种马，专门是为了繁殖并储备备用。既然备用马已经另外购买，那么种马可以全部裁省。如今备用马已经足有三万匹，应当命令每匹折银三十两，解送太仆寺。种马全部卖掉，银子交给兵部，每匹十两；这样直隶、山东、河南共有十二万匹马，可以得到银一百二十万两，并且还可以收取草料、豆料银二十四万两。”御史谢廷杰说：“祖宗制定的制度关系到军事机密，不可以废除。”兵部认为谢廷杰说得对。但当时内库缺乏，正准备分派使者搜括天下拖欠的赋税。穆宗认可武金的奏议，交给有关部门议处。有关部门请求养马、卖马各保留一半，皇帝听从了。太仆寺拥有银两，是从成化年间开始的，但当时只有三万多两。等到种马出售后，银两日益增加。当时，通过朝贡和互市储存的银两也没有多少。等到张居正担任首辅，极力主张把种马全部卖掉。从万历九年开始，上等马每匹八两，低等马降至五两，又把草料、豆料和地租折收银两，银库更加充盈，用来供团营买马以及各边请求买马之用。然而一匹阉马动辄发给三十金，而州县却进献劣马，价值只有几两。而且仍然寄养在养马户家中，对百姓的祸害并没有减轻。国家有兴建工程、赏赐等事，也常常借支太仆寺银两，太仆寺库藏更加损耗。万历十五年，寺卿罗应鹤请求禁止支借。万历二十四年，诏令太仆寺发给陕西赏功银。寺中官员说：“从前库中积银四百多万两，自从东西两次战事兴起，只剩下四分之一。朝鲜用兵时，百万两积蓄全部耗空。如今所剩只有十多万两。何况本寺寄养马匹每年定额二万匹，今年改为折收银两，马匹的派征已经很少，而东征调拨兑换的银两却特别多。倘若突然有警，马和银两都耗尽，拿什么来应付呢？”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办理，但最终没有能够整顿改革。崇祯初年，清查户部、兵部、工部三部借支太仆寺马价银，达到一千三百多万两。大概自万历以来，马政大坏，边地牧马也废弛，更加无法追究了。不久，辽东督师袁崇焕因马匹不足，请求把两京州县寄养马中的三千匹折价购买，调往西部边防。太仆卿涂国鼎说：“祖宗命令百姓养马，专门供京营骑兵操练使用，用来防护都城，并不是为了边防。后来改为折银，平时就换马缴银，有警时就拿银买马，仍然是为京师防御作准备的意思。如今折收的银两已经大多给了各镇，如果连这批马也全部折银，万一发生变故，怎么办？”皇帝认为涂国鼎说得对，却批准了袁崇焕的请求。考察明代的马政，法令实行日久，弊病丛生。它开始兴盛而最终衰败，大多是由于草场的兴废。太祖既在长江南北设置草场，又规定北方边地的牧场：从东胜向西到宁夏、河西、察罕脑儿，向东到大同、宣府、开平，又向东南到大宁、辽东，抵达鸭绿江以北一千里；向南则到各卫分守的地方；又从雁门关向西抵达黄河以外，向东经过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直到山海卫。凡荒闲平原，不是军民屯田耕种的地方，允许诸王、驸马以及边地附近军民砍柴、放牧，边地藩王府不得擅自占有。永乐年间，又在京畿设置草场。不久，因为顺圣川至桑干河一带有一百三十多里，水草丰美，便命太仆寺派一千名骑兵，命怀来卫一百名士卒分头牧养，后来增加到一万二千匹。宣德初年，又在保安州设置九个马坊。于是兵部上奏说，马匹大量繁殖，便按毛色区别并命名，共有二十五种毛色、三百六十个品种。此后庄田日益增加，草场日益减少，军民都因繁殖养马而困苦。弘治初年，兵部主事汤冕、太仆卿王霁、给事中韩祐、周旋以及御史张淳，都请求彻底清查核实。但他们不久又说：“香河等县的土地被权势之家占据，霸州等地都有仁寿宫皇庄，请求将其裁撤，以扩大牧马地。”虽然朝廷准许施行，但土地被占、被佃已经很久，最终不能彻底清理。南京各卫的牧场也早已废弃，兵部尚书张蓥请求恢复。御史胡海说恐怕会遗漏地利，于是此事停止。京师团营的官马一万匹，以及旗手等卫上直官所用的马，都分别安置在草场。每年春末，马匹中不供骑用的，由营官领到牧场放牧，停止发给草料和豆料，秋末再赶回。给事中、御史巡视，发现马匹死亡、士卒逃亡的，便上报。后来上直马不再出牧，但骑操马仍然每年按旧例出牧。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勋以边境有警为理由，上奏请求免除出牧，征收各草场的租税充作公费，余款储存在太仆寺用来买马。于是营马完全依赖太仓、司农等部门供给草料，每年费用达到十八万两，户部因此困窘，而草场更加废弃。议论此事的人争相通过租佃草场牟利，这种侵占蔓延到神宗时期，弊病败坏到了极点。茶马司在洪武年间设于四川、陕西，听任西番缴纳马匹换取茶叶，并赐给金牌和信符，以防止欺诈伪造。每三年派遣朝廷大臣召集各番部，核对符牌后进行交易：上等马换茶一百二十斤，中等马七十斤，下等马五十斤。私自把茶叶运出境外的判处死刑，即使功臣、外戚也不宽免。洪武末年，换得马匹达到一万三千五百多匹。永乐年间，禁令稍有放松，换马数量减少。于是下令严格边关茶禁，派御史巡查督办。正统末年，废止金牌制度，每年派行人巡察，边地百姓冒禁私自贩茶的很多。成化年间，规定派一名御史，领敕专门管理。弘治年间，大学士李东阳说：“金牌制度废止后，私茶盛行，有关官府又屡次用劣茶欺骗番族，番人心怀怨恨，往往拿瘦弱的马来应付。应当严令陕西官府张榜招谕，恢复金牌制度，严格收购好茶，并适当提高马价，这样得到的马一定会增多。”等到杨一清督理苑马时，便命令他兼管盐、茶事务。杨一清恢复旧制，禁止私贩，种植官茶。四年间换得马匹九千多匹，而茶叶还积存四十多万斤。灵州盐池增加盐课五万九千，储存在庆阳、固原的库中，用来买马供给边防。又担心以后没有专职官员，制度最终仍会废弃，于是在正德初年请求命令巡茶御史兼管马政，行太仆寺、苑马寺的官员听其调度，皇帝批准了。御史翟唐每年收茶七十八万多斤，换得马匹九千多匹。后来法禁又松弛。嘉靖初年，户部请求张榜禁止私茶，所有茶引都由南京户部盖印发放，府、州、县不得擅自印发。嘉靖三十年，诏令发给番族勘合，但最初的制度终究不能恢复。

译马市始于永乐年间。辽东设置三个马市，两个在开原，一个在广宁，都距城四十里。成化年间，巡抚陈钺再次上奏实行。后来直到万历初年都没有废止。嘉靖年间，在大同开设马市，陕西边地和宣府镇相继实行。隆庆五年，俺答上表称贡。总督王崇古买得七千多匹马，价格九万六千多两。马价方面，辽东用米、布、绢支付，宣府、大同、山西用银支付。除互市交易外，前来进贡马匹的番人，还另外赏赐钞币。起初，太祖在江左起兵，最急需的只有马匹，多次派使者到各地购买。正值元旦、万寿节，内外藩王、封爵将帅都把马匹作为礼物。外国、土司、番部按时前来朝贡，朝廷每次都给予丰厚赏赐，用来招徕、安抚他们，做得十分周到。文帝勤于经营远方，派使者到遥远地区；前来朝见的外国人很多，但当时急需的已经不是马匹。此后习惯于太平承平，驾驭控制的权力丧失，马匹没有从外部增加，只能依靠每年征收繁殖的马驹。再加上官吏侵吞掠夺，牧马政务荒废，军民双方都陷入困境。大概明朝自宣德以后，祖宗制度逐渐废坏，军务方面尤其严重，而马政就是其中之一。志第六十九　刑法一 自汉代以来，刑法的沿革不一致。隋朝修改五刑条文，制定三次奏报的法令。唐朝编撰律令，一概以礼为准绳，作为量刑出入的依据。宋朝沿用唐制，但所重视的是敕令。律文没有记载的事项，就听凭敕令裁定。因此刑罚时轻时重，没有统一的归宿。元朝的制度，只是把一时实行的条例取来编成条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说：“历代的法律，都以汉代《九章律》为宗本，到唐代才汇集完备。如今制定制度，应当遵循唐代旧制。”太祖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起初，太祖鉴于元朝放纵松弛之后的情况，使用重刑典章，但只是根据当时情势临时决定，并不是把它作为固定准则。后来多次下诏整理修正，到洪武三十年，才确立统一的制度；其中斟酌增减，细致周详到了极点，命令子孙遵守。群臣稍有议论更改，就以改变扰乱祖制之罪论处。后来弊病越来越多，是因为人们不懂法律，以为律文只列举大纲，不足以穷尽各种真实和虚假的变化，于是依据律文制定条例，依据条例又产生新的条例，条例越来越纷繁，弊病也无穷无尽。起初诏令内外掌管监察刑狱的官员，把讲读律令作为一项考核，考察有关官府；不能清楚理解的，分别加以处罚，希望人人懂得法律本意。但因循日久，大家把它看成具文。于是奸吏歪曲法律，任意决定刑罚轻重。至于律文规定须请皇帝裁决、临时处置的条文，是为八议之人不得擅自拘捕审问、各种疑难案件罪名难以确定，以及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而设，并不是说朝廷可以任意决定人的生死。英宗、宪宗以后，体恤慎刑的意旨减弱，侦察窥伺的风气盛行。大奸大恶之人，案件堆积如山，却由宫中直接下旨，听从而不予追问。有的人本来没有死罪，只因一纸文书交付诏狱，所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所以这里综述明代刑法的大概，最后以厂卫作结。厂中宦官的姓名，传记没有全部记载，现列在这里，以便有所考察。明太祖平定武昌后，就开始议定律令。吴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任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任议律官，告谕他们说：“法律贵在简明恰当，使人容易明白。如果条文头绪繁多，或者一件事有两种说法，可以判轻也可以判重，官吏就能借机作奸，这不是法律的本意。水网太密就没有大鱼，法律太密国家就没有完整的民众。你们要尽心参究，每天把刑名条目编成奏报进呈，我亲自斟酌

译议定。”他每次驾临西楼，都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法律的意义。十二月，律令编成，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担心百姓不能全部知晓，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制定的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将民间所实行的各项事务分类汇编，训释其意义，颁发到各郡县，名为《律令直解》。太祖读后高兴地说：“我的百姓可以少犯过错了。” 洪武元年，又命四名儒臣与刑官一起讲解《唐律》，每天进呈二十条。洪武五年，制定宦官禁令和亲属相互容隐的法律；六年夏，刊刻《律令宪纲》，颁发给各衙门。那年冬天，诏令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修订《大明律》。每奏成一篇，就命人张贴在东西两廊，亲自加以裁定斟酌。完成后，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呈，说：“臣于洪武六年冬十一月接受诏命，第二年二月书成。篇目完全依照唐律：有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为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定律三十一条，摘取《唐律》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共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有的删减，有的增加，有的沿用旧文，总务求与罪刑轻重相宜。”洪武九年，太祖阅览律条，认为仍有不恰当的地方，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细讨论，整理修正十三条。洪武十六年，命尚书开济制定诈伪律条。洪武二十二年，刑部说：“近年来条例增删不一，以致审判案件失当。请把它们分类编纂后颁行，使朝廷内外都知道应当遵守的准则。”于是命翰林院会同刑部官员，取近年来增加的条例，按类别附入律文，并把《名例律》改列在全书篇首。全书共三十卷，共有条文四百六十条。《名例》一卷，四十七条。《吏律》二卷，包括职制十五条、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包括户役十五条、田宅十一条、婚姻十八条、仓库二十四条、课程十九条、钱债三条、市廛五条。《礼律》二卷，包括祭祀六条、仪制二十条。《兵律》五卷，包括宫卫十九条、军政二十条、关津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包括盗贼二十八条、人命二十条、斗殴二十二条、骂詈八条、诉讼十二条、受赃十一条、诈伪十二条、犯奸十条、杂犯十一条、捕亡八条、断狱二十九条。《工律》二卷，包括营造九条、河防四条。五刑图共两幅。第一幅列出五刑：笞、杖、徒、流、死。笞刑五等，从笞十到笞五十，每十杖为一等，依次增减。杖刑五等，从杖六十到杖一百，每十杖为一等，依次增减。徒刑五等：徒一年杖六十，徒一年半杖七十，徒二年杖八十，徒二年半杖九十，徒三年杖一百；每增加十杖或半年徒刑为一等，依次增减。流刑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都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依次增减。死刑两种：绞、斩。五刑以外，徒刑有总徒四年，遇到条例可以减一年；还有准徒五年，以及斩、绞、杂犯减等的情形。流刑有安置和迁徙，离开本乡一千里，杖一百，按徒刑二年论。有发往口外充当平民的，罪重的称为充军。充军制度，明初只是在边地屯田种地；后来确定制度，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充军有终身和永远两种。两种死刑之外，还有凌迟，用来处置谋反、大逆不道等罪。充军、凌迟不是五刑的正刑，所以图中不列。凡徒刑、流刑再次犯罪的，流刑犯在原来发配的地方，依照工户、乐户留住的法律办理。

译三种流刑都一并处决杖一百，拘役三年。所谓拘役，是流刑犯起初只作安置处理，如今还加上居住服役，即唐、宋所说的加役流。徒刑犯在原来服役的地方，按照所犯罪行应受的杖数和年限执行完毕后服役，服役不得超过四年。第二幅列出七种刑具：笞、杖、讯杖、枷、杻、索、镣。笞杖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比大头少一分。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所减尺寸与笞杖相同。笞、杖都用荆条制作，都打臀部。讯杖大头直径四分五厘，小头所减尺寸与笞杖相同，用荆条制作，打臀部和腿部。笞、杖、讯杖都长三尺五寸，依照官府降定的式样检验核对，不得用筋、胶等物装钉。枷从十五斤到二十五斤，枷上刻明长短轻重的数目；长五尺五寸，头部宽一尺五寸。杻长一尺六寸，厚一寸，男子犯死罪时使用。索用铁制成，用来捆系轻罪犯人，长一丈。镣用铁环连接制成，用来锁住脚，徒刑犯戴着它服劳役，重三斤。又绘制丧服图共八幅：同族亲属犯罪，按照丧服等级的差别决定刑罚轻重。因礼制而确定的原则是：养母、继母、慈母都服丧三年。殴打并杀死她们，与殴打并杀死嫡母同罪。兄弟的妻子都服小功丧，彼此为对方隐瞒罪行的，罪可以依次减轻。对舅舅和公婆都服斩衰三年；殴打、杀死或辱骂他们的，依照丈夫殴打、杀死或辱骂的法律定罪。姨母之子、舅舅之子、姑母之子都服缌麻丧，这些人称为表兄弟，不得互相通婚。十种大恶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即使遇到通常的赦免也不予宽赦。贪污受贿的赃罪有六种：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应当议处的有八种身份：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太祖告谕太孙说：“这部书开头列出两幅刑具图，接着列出八幅礼制图，是因为重视礼。只是愚民无知，如果在各条律文下面立即注明宽宥体恤的法令，他们一定会轻易犯法，所以把广大的好生之意总列在《名例律》中。善于运用法律的人，领会其中的意思就可以了。”太孙请求重新制定五条以上，太祖阅后认为很好。太孙又请求说：“明白刑罚是为了辅助教化，凡是涉及五伦的，都应当屈从法律条文而伸张人情。”于是太祖命令改定七十三条，又告谕他说：“我治理乱世，刑罚不能不重；你治理太平之世，刑罚自然应当减轻，这就是所谓刑罚随世道而有轻有重。”洪武二十五年，刑部说律条与条例不同，应当重新确定。太祖认为条例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已经确定的律文不能更改，不予采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和《大诰》编成。太祖在午门召见群臣，告谕说：“朕仿效古代治理国家，以阐明礼制引导百姓，以制定法律约束顽民，并刊刻成书作为法令。施行已久，犯法的人仍然很多，所以编作《大诰》向百姓显示，使他们知道趋吉避凶的道路。古人称刑罚为祥刑，难道不是希望百姓都能与天地共同生存吗！然而法律掌握在有关官府手中，百姓不能全部知晓，所以命刑官取《大诰》的条目，摘取其中要旨，附载在律文中。所有榜文禁例一概删除，除了谋反、大逆以及《律》《诰》中已有记载的罪名外，各种杂犯大小罪，都依照赎罪条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朝廷内外，令天下知道应当遵守。” 所谓《大诰》，是太祖担心百姓习染元朝旧习，徇私灭公，悖逆之事日益增多，于洪武十八年搜集官民的过犯，分条编成《大诰》。其中列举十项：揽纳户、安保过付、诡寄田粮、民人经该不解物、洒派抛荒田土、倚法为奸、空引偷军、黥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这些罪行严重的可处抄家灭族。第二年又编成《续编》《三编》，都颁发到学校用来考核士子，并在里中设置塾师教读。囚犯如果持有《大诰》，罪可以减等。当时天下有讲读《大诰》的师生来朝，达到十九万多人，太祖都赐给钞币遣送回去。自从《律》《诰》颁行后，《大诰》中所载的各种严厉命令并没有被轻易施用。后来罪犯往往援引《大诰》请求减等，也就不再追究他们是否真的持有此书。总的说来，太祖制定律令，在吴元年草创，洪武六年重新修订，二十二年整理完备，到三十年才颁示天下。经过长久考虑而精心制定，一代的法律才算确定。朝廷内外审判案件，一概以洪武三十年颁行的法律为准。洪武元年的法令中，有些内容虽未载入律文而只具于令，司法部门可以援引作为证据，但必须请示皇帝后才能施行。凡违反法令的，处笞刑；皇帝特旨临时判罪、但没有写入律令的，不在此例。有关官府擅自援引类似律文，导致罪刑有轻有重的，按故意加重罪名论处。罪行没有正条规定的，就援引相近律文比附，拟定罪名，送达刑部议定后奏闻。若擅自判决，导致罪刑出入的，按故意或过失失误论处。大体说来，明律比唐律简明严密，却不如宋律宽厚。至于其中怜悯体恤的意思，分散在各条律文里，举一例便可以推知其他。例如罪行应当加重处罚的，必须赃物达到规定数额才定罪。像监守自盗，赃物达到四十贯才处绞刑；如果只有三十九贯九十九文，少一文也不定绞罪。刑罚加重最高到流三千里，逐级增重，最终也不能加到死刑。减刑减到流刑，是由死刑转为生刑，不再区分绞和斩。这就是唐律所说的“加就重”条。律文称“日”的，以一百刻计算；称“年”的，以三百六十日计算。比如人命案件的辜限以及各种文书的期限，即使稍微不到一个时辰或一刻，也不得按规定期限所属的年月科罪，这就是唐律所说的“日以百刻”条。犯罪时尚未年老或患病，案件在年老患病后才发觉的，按年老患病时论处；年幼时犯罪，案件在长大后才发觉的，按年幼时论处，这就是唐律的“老小废疾”条。犯死罪而不属于通常赦免范围的，如果祖父母、父母年老而无人奉养，可以奏报皇帝听取裁决。犯徒刑、流刑的，其余罪行可以收赎，并允许留下奉养亲人，这就是唐律的“罪非十恶”条。功臣以及五品以上官员被关押审讯的，准许亲人入内侍奉；判徒刑、流刑的，也听任亲人随行，违者处杖刑。同居亲属犯罪，可以互相隐瞒。

译这就是唐律所说的“同居相容隐”条。奴婢不得告发主人。凡告发他人的，告发者不能指使被告人的祖父为其子孙作证；弟弟不能为哥哥作证，妻子不能为丈夫作证，奴婢不能为主人作证。文职官员的职责在于奉行法律，犯杖刑就不得叙用。军官犯徒刑、流刑，因其世代功勋，仍可得到提拔任用。凡是这一类规定，有的间接采用唐律，有的另立新制，都是所谓保存父子亲情、树立君臣大义，并以此加以权衡。建文帝即位后，告谕刑官说：“《大明律》是皇祖亲自制定的，曾命我仔细阅看；与前代相比，往往加重了刑罚。这大概是用刑罚治理乱国的法典，并不是百世通行的原则。我先前改定的条文，皇祖已经命令施行了。然而，可怜悯、可疑而难以定罪的案件，还不止这些。法律是用来确立大原则的，礼则是顺应人情的；用刑罚整齐民众，不如用礼教。应当告谕天下各级官府，务必崇尚礼教，赦免疑难案件，以符合我善意对待天下百姓的心愿。”成祖下诏令法司审问囚犯，一律依照《大明律》拟定罪名，不得任意援引榜文、条例来罗织重罪。永乐元年，制定诬告罪的法律。成化元年，又命令审判囚犯时一律依照正律，全部革除原有条例。成化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说：“《大明律》以后，又有《会定见行律》一百零八条，不知起于何时。例如《兵律》中多有支给廪禄粮饷的条文，《刑律》中关于辱骂制使以及辱骂本管长官的条文，都有轻重失当的问题。这些条文流传四方，会误导掌管司法的官员。请追缴刻板，将其焚毁。”朝廷命令立即焚毁；凡依此律条出入人罪、故意增减罪责的，按故意犯罪论处。成化十八年，制定以欺诈手段取得财物的罪例。弘治年间，距离制定法律已经一百年，执法的人日益松弛。弘治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应鸿胪少卿李鐩的请求，删削修订《问刑条例》。到弘治十三年，刑官又上奏说：“洪武末年制定《大明律》，后来又申明《大诰》；犯罪者可以减轻等级，历朝都遵照使用。法律之外遗漏的奸邪行为，历代皇帝根据时势加以推广，于是形成条例。条例是辅助法律的，不是破坏法律的。但现在内外巧于钻法律空子的官吏，有的借此方便自己徇私，法律渐渐被搁置不用。”于是下令尚书白昂等会同九卿商议，增加历年《问刑条例》中持久有效、可以施行的条文二百九十七条。皇帝从中摘出六件事，命令重新议论后上报。九卿坚持上奏，最终没有改动。但从此以后，法律和条例并行，法网也不再那么严密。王府禁例有六条，诸王无故出城要受处罚，这些规定尤其严厉。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应鹏说：“正德年间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深合情理和法律，都应编入条例。”皇帝没有采纳。只是下诏规定，伪造印信以及盗窃三次的人，不得适用可以矜恤的条例。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求编纂审断案件的新例，皇帝也命令只依照律文以及弘治十三年钦定的条文办理。到嘉靖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说：“自弘治年间制定条例以来，已经接近五十年。请下令臣等会同三法司，重新申明《问刑条例》以及嘉靖元年以后钦定的事例，永远作为遵守的规范。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的事例，虽然已经奉诏革除，但其中有因具体事件陈述、拟议精当而值得采纳的，也应详细检查。如果官府任意援引条例，故意把人加以重罪，应当议定罢黜处罚。”适逢喻茂坚离职，皇帝下诏命尚书顾应祥等议定，条文增加到二百四十九条。嘉靖三十四年，又因尚书何ＢＩ的建议，增加九项。万历年间，给事中乌昇请求续增条例。到万历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才辑录嘉靖三十四年以后的诏令，以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中与刑名有关的内容，以律为正文、以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并大量删去世宗时期苛刻的命令。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再次请求议定《问刑条例》。皇帝认为法律应当严格遵守，条例有上下不一、同一事情却有两三种不同条例的，应删削修订、统一标准才是正确的。然而当时正忙于严刑峻法，各部门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议案没有来得及施行。太祖制定律文以后，历代相承，没有人敢轻易改动。其中因一时需要而变通的规定，有的出自诏令，有的源于朝廷大臣的奏议；凡是关系到治理根本、意见获得施行的，都不能不详细说明。洪武元年，太祖告谕省臣说：“审理案件应当公平宽恕。古代除非犯大逆不道之罪，刑罚只涉及本人。百姓有犯罪的，不得牵连治罪。”尚书夏恕曾援引汉代法律，请求写入律令，规定谋反者夷灭三族。太祖说：“古代父子兄弟犯罪互不牵连，汉代沿用秦朝旧法，刑法太重。”于是驳回他的奏议，没有施行。百姓的父亲因被诬告而被捕，他的儿子到刑部申诉，法司却按越级申诉给他定罪。太祖说：“儿子申诉父亲冤枉，是出于至亲之情，不可治罪。”有儿子犯法，父亲行贿请求免罪，御史想把父亲一并论罪。太祖说：“儿子应当处死，父亲救他，是人情；只治儿子的罪，赦免父亲。”洪武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上奏，百姓殴打孕妇致死，按律应绞刑；死者的儿子请求代父受死。大理卿邹俊议论说：“儿子代父去死，情理上值得怜悯。但被打死的妇人关系到两条人命，依犯罪者应承担两死之罪的规定，与其留下犯法的人，哪里比得上保全无辜的儿子？”诏令采纳了后一个意见。洪武二十年，詹徽说：“军人犯法应当杖责，此人曾两次犯罪而获免，应把前罪一并论处，杀掉他。”太祖说：“前罪既已赦免，再追论便是不守信用。”于是杖责后将他遣走。洪武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捕获贩卖私盐的人，押送京师，并把盐作为奖赏给捕获者。户部认为他的做法违反条例，罚他赔偿盐并上缴官府，而且责令他交出罪状。庞安说：“法律是万世不变的常法，条例只是当时的旨意。现在如果要依条例办理，那么律文中关于不属于应捕人员却给予奖赏的规定，彼此相互违背，就会失信于天下。”太祖认为他说得对，下诏依照律文办理。

译永乐二年，刑部说，河间百姓控告自己的母亲，官府反而拟定母亲的罪名。皇帝下诏逮捕这个儿子和有关官员治罪。永乐三年，规定文职官员以及京内外旗校、军人、百姓等，凡犯重罪条文的，依律科断；罪轻的免于执行刑罚，但记下罪过；有不应侵害他人财产等情形以及罪情严重的，临时奏请裁决。永乐十六年，严厉禁止犯贪赃罪的官吏。起初，太祖重惩贪官，诏令犯贪赃罪的一律不予宽免；又敕令刑部说：“官吏受贿的，要连同贿赂者一并治罪，把他的家属迁徙到边地。”并将此规定作为法令。时间久了，法律松弛，所以又重新申明告诫。永乐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说：“欺骗罪按律应杖责并流放，现在却处以枭首，违背诏书本意。”皇帝命令依律拟罪判决。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说：“民间无籍之徒喜欢兴讼，动辄唆使老人、幼童、残疾人、男子、妇女诬告平民，必须重新议定涉及虚假告发的加罚规定才行。”于是制定老人、幼童、残疾人和妇女诬告他人的罚钞赎罪条例。后来孝宗时，南京有人诬告十人以上，按例发往口外充当平民；而年过七十、按律应收赎的人，又特别制定命令，凡年满七十以上、十五岁以下以及废疾者，依律论断。按条例应充军到▯▯哨、发往口外充当平民的，仍依律发遣。若年满八十以上以及患笃疾的人犯罪，按规定应永久戍边的，改为发遣其子孙；应判充军以下刑罚的，免除刑罚。最初制定的规定是：凡官吏等犯枉法受赃罪，不分南北，一律发往北方边卫充军。正统五年，行在三法司说：“洪武制定律法时，钞币贵而物价低，所以枉法受赃达到一百二十贯的，免于绞刑而改为充军。现在钞币贬值、物价上涨，如果按物价折算，枉法受赃达到一百二十贯就都发去充军，便会轻重失当。今后文职官员、吏员等受枉法赃，按律应判绞刑的，折算钞币超过八百贯的，一律发往北方边卫充军；受赃未达到这个数额的，按照现行条例处理。”皇帝同意了。正统八年，大理寺说：“律文规定，盗窃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刑。现在盗窃者遇赦后再次犯罪，都按初犯论处，有的仍刺右臂，有的不刺，请求制定条例。”奏章交三法司议论，规定刺右臂者遇赦后再犯刺左臂，刺左臂者遇赦后又犯不再刺，立案执行；赦后第三次犯罪的处绞刑。皇帝说：“盗窃者已经刺字，遇赦后再次犯罪，应依通常条例拟罪，不必考虑是否遇赦，但仍须把前后所犯一并具奏。”后来宪宗时，都御史李秉援引旧例上奏请求革除这一规定。不久，南京盗贼王阿童五次犯罪都遇赦免罪。皇帝听说后下诏，仍以赦前、赦后三次犯罪作为法令。到神宗时，又重新议论并上奏请求改为发遣。万历十二年，因知县陈敏政的建议，规定百姓把后妻带来的前夫之女当作儿媳，以及把后妻带来的前夫之子当作女婿的，都依照同父异母姊妹的法律，减轻等级科罪。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说：“《大明律》是一代确定的法律，而审判武臣时却独独舍弃律文而使用条例，武臣因而更加放纵、不加检点。请一律依律办理。”诏令同意。武臣被黜免、降职后，四处散布诽谤，有关官员害怕惹事，又上奏请求革除这项命令。成化十九年，制定盗窃三犯的罪例。法司认为：“南京有盗窃三次的人，计算赃物满一百贯，按律应处绞刑。虽然属于杂犯，情节却相当严重。三次盗窃，前罪已经连续累积，属于屡犯而不悔改的人，难以按照通常条例办理。若赃物不满一百贯，所犯只是徒刑、流刑以下的罪，即使达到三犯，按实际情节确实较轻，应特别依通常条例治罪。”议案上报，得到批准。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说：“五刑中最轻的是笞刑和杖刑，但杖刑有尺寸，次数也有多少。现在外地各司，笞杖之罪往往把人打死。即使事情败露，也不过以因公办事为由恢复职务。用极轻的刑罚，却把人置于无法再生的境地；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尸骨堆满监狱，鲜血流满地面，实在令人痛心。律文规定，故意拷打平民致死的抵命，刑具不合法的革除名籍；偶尔没有达到这些情形，便说是为公办事。只要冠以‘为公’的名义，即使打死许多人也无妨。这就是情节严重而法律处罚轻微，不能不加以议论。请规定，凡审讯轻罪而当场打死人的，累计达到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的，除依本律治罪外，还应议定降职调任；如果声称因病死亡却不属实，还要一并治罪负责的医生。”于是交给有关部门议定处理。嘉靖十五年，当时有人用手脚殴打他人，造成重伤，延迟到辜限以外死亡，刑部拟按斗殴杀人罪处绞刑。大理寺援引嘉靖四年条例，坚持认为应按殴伤罪处笞刑。刑部官员说：“律文规定了辜限，《问刑条例》又规定，斗殴杀人、情节和事实确实的，即使拖延到限期以外死亡，仍拟判死罪，请求皇帝裁决。臣部上报拟定的判决，每次承蒙皇帝裁断，往往改为充军；这大概是即使不执行原拟罪名，也只是从轻减等罢了。殴打致伤，情节和事实确实，到了辜限以外才死亡，却只按笞刑判处，这就是让凶犯侥幸逃脱。况且用凶器伤人，即使伤势痊愈，按条例也要充军；哪里有确实殴打他人致死，只因偶然死在辜限以外，反而不应承担比用凶器伤人更重的罪呢？何况嘉靖四年条例已经奏准废止，请传谕朝廷内外，仍依《问刑条例》办理。”诏令依刑部意见办理。此后凡有在辜限以外造成他人死亡的案件，都遵照律例拟定罪名，奏请皇帝裁决。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说：“审理刑狱的官员常常违背律例，独断地凭自己的意见办事。例如律文所说‘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背的，杖一百’，本来是指违背制诰而言。现在却把军队操练违反期限、守备官和军队不入值、开场赌博等情形，一概套用这一条例。律文在犯奸条下所说‘买休卖休、和娶人妻’，本来是指用财物买通妻子的丈夫，要求他休妻、卖妻，自己因此娶这个妇人的情形。所以律法规定应当离异，让妇女归宗，财礼没收入官。至于夫妻不和，律法规定应当离异；妇女犯奸，律法允许由夫家卖掉；那么后来丈夫通过媒人、用财物娶她为妻的，本来不是奸情，律法并不禁止。现在却一概援引买休、卖休、和娶的律文。所谓‘不应当做而做的，笞四十；情节严重的，杖八十’，是说律文没有完全列举的情形，才适用这条法律。如果所犯罪行已有明确的正条，当然应依本条科断。现在有人殴打他人造成伤害，罪本应处笞刑，议罪的人却说：‘除殴人成伤、律文处罚轻而不治罪以外，应依不应得为而为的事理，情节严重的按律杖八十。’既然已经排除了殴人成伤这种轻罪而不治，那么就没有可以治的罪了。

译却又把他按‘不应当做而做’治罪，臣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刑部尚书毛恺据理力争，朝廷大臣都认为王诤的议论正确。皇帝下旨说：“买休、卖休本来属于犯奸条文；今后有犯这类罪的，如果不涉及奸情，不得援引该条。其他仍照旧办理。” 万历年间，左都御史吴时来重新申明六条律例：第一，律文说平民之家不许蓄养奴婢。这是说功臣之家才由国家赏赐奴婢，平民应当自己从事劳作，所以不得蓄养。犯法者都称为雇工人，律文起初并没有涉及缙绅之家。缙绅之家蓄养奴婢，实际上难以避免。应当命令法司酌情议定：无论官员还是百姓之家，立有契券、支付工价、工作有期限的，按雇工人论处；收取工价很少、按日月计工的，按普通人论处。如果用财物买来、年满十五岁以下，恩养日久，年满十六岁以上，且已经婚配有家庭的，视同子孙论处。若恩养时间不久、尚未婚配，平民之家仍按雇工人论处；缙绅之家则按奴婢律论处。第二，律文说伪造各衙门印信的处斩。这里特指私自铸造铜、铁印信的情形，所以规定斩刑。若篆文虽像印章，但形状和质地并不是印章，不能称为伪造，因此条例又制定了描摹、仿制者充军的条文。今后伪造印信的犯人，如果是用木、石、泥、蜡之类制成的，只援引描摹仿制的条例；若再犯，拟处斩刑。伪造并使用只一次、而赃物尚未达到徒刑数额的，也准照盗窃论处；再犯援引条例，三犯援引律文。第三，律文说盗窃三次的处绞刑，是以曾经刺字为定罪依据。但赃物有多少不同，拟定刑罚也有轻重。今后凡遇盗窃，三次都发生在赦免以前，或三次都发生在赦免以后，都依律处绞。若赦免前后的犯罪合计达到三次，都应奏请皇帝裁决；记录官把案件附入矜疑辨问疏中，并一并改为发遣。第四，强盗肆意抢劫杀人，按赃物数额拟定死刑，立即处决，不必等到秋后。但其中难道没有罗织罪名、相互诬攀、无辜被捕而抵罪的人吗？今后务必更加详慎审查。有的赃证尚未明确，仓促之间难以判定的，一律拟定秋后处斩。第五，律文说同谋共同殴打他人，造成致命重伤，首先下手的人处绞刑，最初谋划的人和其他人各按罪责论处。有两三个人共同殴打一人、各自造成重伤，难以确定谁首先下手以及谁是策划指使者的，若有人在监禁中死亡，便按抵命处理。现在恤刑官遇到有人在家中病故，而且是在数年以后死亡的案件，就把在押的首先下手者拟定为可以宽宥。这样以病死者的性命抵偿殴打致死者的性命，实在是纵容滥刑。今后不得一概准许抵命。第六，在京城的恶逆罪和强盗真犯，即使遇到停止行刑的年份，也不按时处决。凶恶到了杀父的程度，立即处以凌迟，尚且令人遗憾；而在外地，这类犯人反而拖延数年，只因过去惯例是按类奏报，没有单独奏报的规定。单奏是紧急的文书，类奏是缓慢的文书。这样的案件在外地拖延数年，若让犯人在狱中病死，将怎样平息神人之愤呢？今后在外地凡有这种案件，御史单独详细奏报到都察院，都察院和大理寺单独上奏；处决的单独批文一到，立即处决。已经死亡的，交给府、州、县将尸体戮示。这样才可以使刑典归于正当。” 诏令下达刑部、大理寺等部门酌情议定，全部依从了这些意见。只有伪造印文的，不论用什么东西制成，一律处斩。上报后得到批准。赎刑这一制度本于《虞书》，《吕刑》中有以赎金代替大辟刑的规定，后世都反复谈论它。到宋代，尤其慎重对待赎罪，除八议之人外不得适用。明代法律相当严格，凡朝廷有所怜悯体恤、但受法律限制而无法伸张的情况，便把它寄托在赎罪条例中，以弥补法律过于严酷之处。国家也可以适时利用赎金收入来补助紧急需要。充实边防、补足储备、赈济灾荒以及宫廷和府库发放等大笔开支，往往都取给于赃物变价和赎金这两项。因此明代赎法比历代都详细。赎法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律文规定可以收赎的，另一种是条例规定可以纳赎的。律赎不敢增减，而纳赎的条例则根据时势权宜处理，前后各不相同，这种制度实际是由太祖开创的。”}], 律文规定，文武官员因公事犯笞刑的，官员按品级收取赎金，吏员每季度集中执行刑罚；刑罚执行后各自恢复原有职务，不记过。犯杖刑以上的，记下所犯罪名，每年汇总送交吏部、兵部，等到任满九年考核时，把历次犯罪次数合并计算，作为黜免或升降的依据。吏典也要记入铨选和降级叙用的档案。至于私罪，文官和吏典犯笞四十以下的，记过后恢复职务但不得赎罪；笞五十的调任。军官犯杖刑以上，一律实际执行。文官和吏员犯杖罪，一律罢职，永不叙用，规定极其严厉。然而从洪武中期起，已经三次下令，允许赎除杂犯死罪以下的刑罚。洪武三十年，命令各部、院议定赎罪事例：内外官吏犯笞杖罪的记过，徒刑、流刑、迁徙罪以俸禄赎罪，三次犯罪则依律处理。从此法律和条例互有不同。等到颁行《大明律》时，御制序文说：‘杂犯死罪、徒流、迁徙等刑，都依照现在制定的赎罪条例科断。’于是条例便辅助律文一同施行。仁宗刚即位时，告谕都察院说：“缴纳罚金、服劳役的命令实行后，有财产的人全都侥幸免罪，应当一律依律论处。”过了很久，这项制度又松弛了。正统年间，侍讲刘球说：“缴纳财物赎罪不是古制，除公罪允许赎免外，应当全部依照律文办理。”当时没有采纳。后来沿袭太祖的先例，又进一步推广。凡官吏犯公罪、私罪而属于徒刑以下的，都允许通过运炭、纳米等方式赎罪。军官、军人按条例免除徒刑、流刑的，也同样允许按条例赎罪。赎罪的办法，明初曾缴纳铜，成化年间曾缴纳马，后来都不再实行，所以不详细记载。只有纳钞、纳钱、纳银一直并行，而以最初制定的纳钞为根本。因此，律文规定的赎罪称为“收赎律钞”，条例规定的纳赎称为“赎罪例钞”。永乐十一年规定，除公罪按条例记罪收赎以及死罪情节严重者依律处治外，死罪情节较轻的，斩罪缴纳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缴纳六千贯；流、徒、杖、笞罪缴纳钞币各有差等。无力缴纳的，发往天寿山种树。宣德二年规定，笞、杖罪囚犯每十下赎钞二十贯。徒、流罪名中，每差一个徒刑等级折杖二十，三种流刑一律折杖一百四十；所罚钞币全部依笞杖罪的规定。无力缴纳的，发往天寿山种树；死罪服役终身，徒刑、流刑分别按年限服役；杖刑种五百株树，笞刑种一百株树。景泰元年规定，审问拟定为笞杖罪的囚犯，有能力缴纳的纳钞：笞十，二百贯；以后每增加十笞加二百贯，至笞五十为一千贯。杖六十，一千八百贯；以后每增加十杖加三百贯，至杖一百为三千贯。官吏的赃物，也按当时条例折算为钞。天顺五年规定，罪囚纳钞，每笞十下缴钞二百贯，其余四等笞刑每等递加一百五十贯；

译到杖六十时，增加为一千四百五十贯；其余杖刑各等递加二百贯。成化二年，命令妇女犯法可以赎罪。弘治十四年，制定折收银钱的制度。条例规定难以实际执行刑罚的犯人，以及有能力缴纳的妇女，每杖一百应缴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合白银一两；以后每减少十杖，递减二百贯，至杖六十折合白银六钱。笞五十应缴钞八百贯，折合白银五钱；以后每减少十笞，递减一百五十贯，至笞二十折合白银二钱。笞十应缴钞二百贯，折合白银一钱。若收铜钱，每白银一两折合铜钱七百文。依律收赎钞币的，除过失杀人外，也按这个数额折收。正德二年，制定钱钞兼收的制度。例如杖一百应缴钞二千二百五十贯的，收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铜钱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硃廷声说：“收赎和赎罪有所不同，在京城和外地也不相同。钞币只集中在京城，钱法在南方无法流通。按照旧例，审定有能力缴纳的人以及命妇、军职官员的正妻，还有条例规定难以实际执行刑罚的人，有赎罪例钞；老人、幼童、废疾者以及妇女所犯的其他罪，有收赎律钞。赎罪例钞钱钞兼收，例如笞十，收钞一百贯、钱三十五文；其中钞二百贯折银一钱。杖一百，收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其中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现在收赎律钞，笞十只赎六百文，按例钞折银还不到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还不到一分，似乎太轻了。这是因为律钞和例钞的贯数既然不同，折银数额也应当不同。请重新确定标准：凡收赎，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例如笞十赎钞六百文，就折银七厘五毫；罪刑有轻重的，依次增加折收赎金。” 皇帝采纳了他的奏议，命令内外审理刑狱的各部门都依照这一条例办理。当时重修条例，奏请制定赎罪条例。在京城，服工役方面，每笞十下服工一个月，折银三钱；至徒刑五年，折银十八两。运送囚粮方面，每笞十下运米五斗，折银二钱五分；至徒刑五年，运米五十石，折银二十五两。运灰方面，每笞十下运灰一千二百斤，折银一两二钱六分；至徒刑五年，运灰六万斤，折银六十三两。运砖方面，每笞十下运砖七十块，折银九钱一分；至徒刑五年，运砖三千块，折银三十九两。运水和运炭分为五等。每笞十下运二百斤，折银四钱；至徒刑五年，运八千五百斤，折银十七两。运灰最重，运炭最轻。在外地，分为有力、稍有力两等。起初还有颇有力、次有力等名目，因御史进言而革除。有力者，按照在京运囚粮的标准，每运米五斗，缴纳谷一石；起初折银上缴国库，后来折谷上缴粮仓。稍有力者，按照在京服工役的月份折算赎罪。妇女经审定有能力缴纳，以及命妇、军职官员正妻和条例规定难以实际执行刑罚的人，赎罪时应钱钞兼收，笞、杖每十下折收白银一钱。老人、幼童、废疾者、妇女以及天文生所犯其他罪而收赎的，每笞十下应缴钞六百文，折收白银七厘五毫。这样轻重得以均衡，天下人都认为便利。到万历十三年，又重新申明此制，于是成为固定制度。凡依律收赎，若天文生已经学业有成、能够专门从事本业，犯徒刑、流刑的，执行杖一百，其余罪行收赎。妇女犯徒刑、流刑的，执行杖一百，其余罪行收赎。例如杖六十、徒一年，全部赎钞应为十二贯；除去已经执行的杖刑折算六贯，剩余赎钞六贯，折合白银七分五厘；其余各项依此类推。如果执行杖一百，审定有能力缴纳、又纳条例赎钞二千二百五十贯的，应收铜钱三百五十文、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凡年满七十岁以上、不满十五岁以及废疾者犯流刑以下罪，收赎；年满八十岁以上、不满十岁以及笃疾者，犯盗窃罪或伤人罪，也收赎。凡犯罪时尚未年老或患病，案件发觉时已经年老或患病的，依年老、患病者论处；犯罪时年幼，案件发觉时已经长大成人的，仍依犯罪时年幼论处，都可以收赎。例如六十九岁以下犯罪，到了七十岁案件才发觉；或者没有残疾时犯罪，成为废疾后案件才发觉，都可以依年老、废疾收赎。又如七十九岁以下犯死罪，到了八十岁案件才发觉；或者在废疾时犯罪，成为笃疾时案件才发觉，可以列入上请。八十九岁犯死罪，到了九十岁案件才发觉，可以免于论罪，不属于收赎的范围。如果在徒刑服刑期限内变成年老或患病，也照此办理。例如犯杖六十、徒一年罪，服刑一个月后变成年老或患病，应按全部赎钞十二贯计算。已经执行杖六十，折算三贯六百文；剩下徒一年，应按八贯四百文计算。徒刑每服一个月，赎钞七百文；已经服役一个月，除准许赎除七百文外，尚未赎除的十一月，应收赎七贯七百文。其余依此类推。老人、幼童、废疾者收赎，只有杂犯五年徒刑仍按原规定科断。这是因为在明初，即使是真犯死罪，也不能把它按徒刑处理。关于诬告条例，告发两件以上事情，轻罪属实而重罪属虚；或者告发一件事情，把轻罪诬说成重罪的，已经判决执行的，全部抵偿，剩余罪责不再追究；尚未判决执行的，笞杖罪收赎，徒流罪执行杖一百，其余罪行也允许收赎。例如告发某人犯笞三十，其中只有笞十属实并已执行，全部抵偿；剩下笞二十的罪尚未判决，收赎一贯二百文。例如告发某人犯杖六十，其中只有杖二十属实并已执行，全部抵偿；剩下杖四十的罪尚未判决，收赎二贯四百文。例如告发某人犯杖六十、徒一年，其中只有杖五十属实并已执行，全部抵偿；剩下杖十、徒一年的罪尚未判决。徒一年折杖六十，与杖十合计七十，收赎四贯二百文。例如告发某人犯杖一百、流二千里，其中只有杖六十、徒一年属实并已执行，按总徒四年计算，全部抵偿；剩下杖四十、徒三年的罪尚未判决，按连徒折杖、流刑加一等计算，共计杖二百二十。除去告发属实的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下杖一百，赎钞六贯。如果计算剩余罪责超过杖一百，必须先执行杖一百，剩余罪责才允许收赎。

译又有过失伤人，按照斗殴伤人罪，依律收赎。至于致人死亡的，按杂犯斩刑、绞刑收赎，赎钞四十二贯。其中钞币八成，应为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二成，应为八千四百文，发给死者家属。已经服徒刑五年后再次犯罪的徒刑，也收赎，赎钞三十六贯。如果犯徒刑、流刑，因奉养亲属而获准留养，只执行杖一百，其余罪行收赎。这里实际执行杖一百，不准折算赎除；然后再按徒刑、流刑年限计算，一律依照老人、幼童的例规定赎。此律是英宗时期诏令有关部门施行的，后来成为制度。天文生、妇女犯徒刑、流刑，执行杖一百、其余罪行收赎的，即使罪行只达到杖六十、徒一年，也要执行杖一百，这就是律文所谓应当加杖。都先依照本律议定，其所犯徒刑、流刑之罪，再按《大诰》减轻。到临刑执行时，注明某人是天文生、某人是妇女，依律执行杖一百，其余收赎。所执行的杖刑都必须达到一百下，其中包含五年徒刑折算的数额。但这与诬告罪收赎剩余杖刑不同：收赎剩余徒刑的，执行杖刑；而赎徒刑、收赎剩余杖刑的，则把流刑折为徒刑、把徒刑折为杖刑，再按数额收赎，二者法规各不相同。妇女犯徒刑、流刑，成化八年制定条例，除奸淫、盗窃、不孝以及乐妇外，如果审定有能力缴纳并执行杖刑，也可以纳钞赎罪。条例规定，每杖十下折银一钱，至杖一百折银一两为止。凡律文所说的收赎，是赎除剩余罪行；条例规定可以赎罪的，是赎除已经判定的杖一百。徒刑、杖刑分开科断；除妇女外，其余徒刑、流刑囚犯都执行杖刑，不得赎除。只有弘治十三年规定，乐户犯徒、杖、笞罪，也可以不实际执行刑罚。这就是律钞的大致情况。例钞制度始于嘉靖二十九年制定的条例。凡军民各色人役及舍余，审定有能力缴纳的，以及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论犯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一律命令通过运灰、运炭、运砖、纳米、纳料等方式赎罪。这些人属于操行没有亏损的。若官吏等按条例应革除职役，则属于操行有亏损的人；他们以及审定无力缴纳的军民，笞杖罪实际执行，徒、流、杂犯死罪分别服工、摆站、哨▯▯、发充仪从，情节严重的煎盐、炒铁。死罪服役五年，流罪四年，徒罪按年限执行。在京军丁等没有差役占用的，以及条例规定难以实际执行刑罚的人，笞杖罪也命令服工。当时的新例规定，犯奸、盗、受赃而属于操行有亏的人，一概不许赎罪。只有革职的军官，一律通过运炭、纳米等方式处理，不采用五刑条例中实际执行并发配的规定；这是为了宽待武官而重罚文吏。于是，在京只实行服工、运囚粮等五项，在外只实行有力、稍有力两项，法令更加简明统一了。概括来说，律钞较轻，例钞较重。但律钞本来并不轻。祖制规定每一文钞相当于白银一厘；所谓笞十折钞六百文、定为白银七厘五毫，就是相当于当时的白银六钱。所谓杖一百折钞六贯、白银七分五厘，就是相当于当时的白银六两。用白银六钱，按例钞折银还不到一厘；用白银一两，按例钞折银还不到一分，却想以此震慑犯罪者，难怪实际上无法实行。只是祖宗制定的律文不能更改，于是不得已确定七厘五毫、七分五厘的制度。但实际上，所定数额仍不足以与所赎罪行相当，于是条例的变通办法便产生了。考察洪武朝，官吏、军人、百姓犯罪而允许赎罪的，大多是罚服劳役的命令，例如发往凤阳屯田、滁州种植苜蓿、代替农民服劳役、运米到边地赎罪等，都不用缴纳钞币。律文所记载的笞刑若干下缴钞若干文、杖刑若干下缴钞若干贯，是要垂示一代的法律。然而按照洪武三十年的诏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一百石，徒刑、流刑依次递减；力量达不到的，死罪自行准备米三十石，徒刑、流刑十五石，一律运送到甘州、威虏，并在那里充军。计算米价和脚力运费，与钞币数额相差不远；把它定为赎钞的等级，本来并不比后来条例规定的轻。然而罪名没有固定不变，钞法施行日久，价值日益变化、日益减轻，这是制定律法时没有预料到的。即使以永乐十一年诏令所说‘斩罪情轻者赎钞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为例，八千贯就是律法中的八千两，六千贯就是律法中的六千两；下至杖罪一千贯、笞罪五百贯，也分别是一千两、五百两。即使在革除旧制时期用法特别严苛，哪里有死罪缴纳八千两、笞杖罪缴纳一千两和五百两还能够实行的道理呢？由此可知，钞法的弊病到了永乐初年，已经比洪武时期轻薄了不止十倍。宣德年间，重新申明禁止交易使用白银，希望使钞法流通。到弘治年间，钞币竟然无法使用，于是开始制定按钞折银的条例。到嘉靖重新制定条例时，都以有力、稍有力两等赎罪：有力者缴米五斗，相当于律法规定的纳钞六百文；稍有力者服工役，工价三钱，相当于律法规定服工一个月。这样看来，后来的例钞，才足以与最初的律钞相比。何况老人、幼童、废疾者以及法律规定可以收赎的人，折银七厘五毫，相当于钞六百文；折银七分五厘，相当于钞六贯。凡所谓律赎，与最初的律钞相比，轻重差距难道不是更加悬殊吗？只有运炭、运石等罪的条例稍重，因为这些罪最初都命令犯人亲自服役，事情做完便回家，本来没有缴纳赎金的规定。后来法令更加宽松，允许折算缴纳；估计劳役和财物，数额也大致相当，实际上并不构成弊害。

译大体说来，赎罪条例有两种：一是罚服劳役，二是缴纳钞币；而条例后来又有三次变化。罚服劳役的，后来多折算工价缴纳钞币；钞法败坏后，又变为缴纳白银、粮米。但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这些名目仍然保留。到万历中期，内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两等，在京的各项条例都不再施行，法律更加归于统一。这就是所谓顺应变化而不违背古制本意。起初命令罪人可以用劳役赎罪：死罪拘役终身，徒刑、流刑按年限，笞刑、杖刑按日月计算。有的从事修造，有的屯田，有的煎盐、炒铁；服役期满便释放。释放时，带到御桥叩头完毕，送到应天府，发给路引，让其回家。应当充军的，发交陕西司，按户籍编排发遣。后来都折算缴纳工价，只有到桥上叩头的程序照旧。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说：“纳米赎罪是朝廷宽大的恩典，但军储仓却拘系罪囚；没有米缴纳的人，从去年二月到现在，已经死了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曾上奏：“没有米的囚犯，请在原籍追缴；工匠仍然服工，军人仍然备操；如果不是军人、工匠，就遣返回所属州县追缴。” 诏令采纳了他的奏议。起初制定流刑分为三等，按照距离远近确定地点，充军到边卫也有固定驻所。这大概是把死刑减轻一等，其中流刑和充军仍属较重的刑罚。然而《名例律》说，二种死刑、三等流刑都同样减一等。比如二种死刑遇到恩赦减一等，就改为流三千里；三等流刑按照《大诰》减一等，都改为徒刑五年。犯流刑的人，没有不减为徒刑的。因此三等流刑只是常设的刑名而不实际使用，而充军的规定便格外严重。律文中关于充军的共有四十六条，《诸司职掌》中有二十二条，这些都是洪武年间制定的例规，均非律文所载。嘉靖二十九年的条例规定，充军共有二百一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制定的大体相同。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应当充军的人，经大理寺审理完毕后，开列送交刑部陕西清吏司；刑部设立文簿，记载姓名、年籍、乡贯，按照南北籍贯编排甲册，制成两本：一本送进内府，一本交给所属百户，领人押去充军。例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以及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的人，发往云南、四川所属的卫所；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以及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的人，发往北平、大宁、辽东所属的卫所。如果有人逃亡或死亡，就按照户籍勾取亲属补充。后来条例又规定，有的发往烟瘴地区、极边地区和沿海各处，各项规定并不相同。充军又有终身和永远两种。永远充军的，刑罚祸及子孙，都是把实际犯死罪而减等的人充军。明初法律严酷，县以千计；传了几代以后，充军人数已以万计。有的家庭男丁死尽、户口断绝，只剩下军产；有的甚至没有军产，但户名仍未注销。朝廷每年派御史清查军籍，有缺额就一定补足。每逢勾取军丁，就逮捕族属、里长，并牵连到其他甲，弄得鸡犬不宁。议论的人说，既然是把死罪减轻一等，法律却反而比刀锯之刑还要残酷；如革除年间被遣谪的人，直到国亡，戍籍中还有登记在册的，刑罚没有比这更惨的了。嘉靖年间，有人请求制定军犯可以纳赎的条例。世宗说：“律文准许赎罪的，只是徒刑、杖刑以下的小罪。死罪即使有可怜悯、可疑的情形，也只能减等改为谪发，不可赎罪。”御史周时亮又请求扩大赎军的范围。刑部商议：审定有财力的人纳银十两，可以赎免三年以上徒刑中的一年；稍有财力的人纳一半。但赎军的议论最终停止了。御史胡宗宪说：“南方人不能胜任军旅，凡发往边地充军的，应当允许他们纳银自赎。”刑部议定认为有理，于是拟定了纳银赎军的条例。皇帝说：“怎么可以制定这种条例来为犯罪的人准备呢？”又不予准许。万历二年，停止每年派遣清军御史，改由巡按御史兼办，百姓才稍稍得到安宁。给事中徐桓说：“因其他罪名而按死罪减等、改为徒刑充军的人，应当按照相应条例办理。”给事中严用和请求把大审中可怜悯的犯人免除永远戍边。都没有获准。皇帝却命法司制定条例：“奉特别诏旨发遣的叛逆家属、子孙，只在罪犯本人的亲属支系中勾补；亲属全部断绝后，就准许开除军籍、免再勾补。如果尚未发遣便因病死亡，免予勾补。实际犯死罪、免死充军的人，以其编入军伍后所生的子孙替代服役，不许勾取原籍子孙。其他充军以及发往口外的人，一律只服终身。”崇祯十一年，皇帝谕令兵部：“编遣事务，以一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以外为边远，最边远的烟瘴地区以四千里以外为标准。只拘拿本人妻子；没有妻子就算了，不许擅自勾取亲属邻居。如果犯人衰老、痼疾、年老有病，准许发往口外为民。”十五年，又谕令：“想援引条例充军的人，准许赎罪。”当时天下已经大乱，这项议论最终没有实行。明朝关于充军的法律最严酷，犯充军罪的人也最为痛苦。亲族要摊派置办军装的费用，里甲和差役还要承担长途押解的骚扰。到了所充军的卫所，卫官必定索取惯例钱财。然而卫官贪图军犯逃走后可以侵吞他的口粮，常常私下放走他们。后来法律逐渐松弛，实际押解发遣的还不到应发人数的十分之一。那些发往极边地区的人，押解人员往往贿赂兵部，拿着勘合到卫所，虚假办理收管手续，而军犯实际上却在家中安闲休息。

译志第七十　刑法二 三法司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掌管天下刑名，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太祖曾说：“凡是重大案件，应当当面审讯，以防止构陷、锻炼成狱的弊端。”所以当时的重大案件大多由皇帝亲自审问，不委托给法司。洪武十四年，命刑部听取原被告双方的供词，议定罪名后上奏。上奏以后，把所下诏旨记录下来，送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复核；没有异议后，再次上奏执行。有疑难案件，四辅官可以封还驳正。过了一年，四辅官被裁撤，于是命审议案件的事务全归三法司。十六年，命刑部尚书开济等人议定五日、六日、旬日时三次审讯、五次复核的办法。十七年，在太平门外钟山北面建立三法司衙门，命名为贯城。下诏说：“贯索七星像贯穿的珠子，环绕成形，名叫天牢。中央空虚，就表示刑罚公平、官员没有邪私，因此狱中没有囚犯；贯索中间若有一颗或数颗星，就表示刑罚繁多，是执掌刑狱的官员不得其人；有星而且明亮，表示贵人无罪却被关在狱中。如今效法天道设置法司，你们各司都要谨慎办理自己的事务，依照天道施行，使贯索中间空虚，希望不要辜负朕创建三法司的本意。”又谕告法司官员：“布政司、按察司所拟定的刑名，其中涉及人命的重大案件，要具奏转送刑部、都察院参考，由大理寺详细拟定。” 把这些规定著录为法令。刑部设有十三个清吏司，分别办理各布政司的刑名事务；陵卫、王府、公侯伯府、京城各衙门以及两京州郡，也分别隶属于各司。按察司又称提刑司，大概就是外地的法司；配有副使、佥事，分别治理各府县的事务。京师中自笞刑以上的罪，都由刑部议定。洪武初年审决案件时，笞刑五十由县审决，杖刑八十由州审决，杖刑一百由府审决；徒刑以上案件备齐案卷送行省，转移驳正繁琐而且贿赂盛行。于是命中书省、御史台详细审理，把按月报告改为按季度报告，再把每季度报告的数字汇总为年度报告。凡府、州、县的轻重案件和囚犯，都依照法律审决；有违背法律、枉法裁判的，御史、按察司负责纠察弹劾。到洪武二十六年制定制度时，布政司以及直隶府、州、县可以直接审决笞杖刑；徒刑、流刑、迁徙、充军和杂犯死罪的犯人解送刑部，审查记录后发下执行；把死囚所犯的罪名报送刑部详细议定，符合法律的，由大理寺拟定复核意见，确认公平后收监，等候执行。对于不必等秋后、可以立即处决的重囚，奏报获准后，就上奏派官前往处决。如果案情和供词不清楚，或有应判而未判、应出而误出的情形，大理寺就驳回改正；再审再驳，达到三次仍改拟不当，就上奏提审有关官吏，这叫作“照驳”。如果庭审判决后仍有疑问，而囚犯提出不同意见，就改由隔离的另一衙门审问拟罪。第二次提出不同意见仍不服，就具奏皇帝，召集九卿共同审讯，这叫作“圆审”。经过三四次审讯仍不服，然后才请旨处决。正统四年，稍微改变直省审决发遣的制度：徒刑、流刑就在当地审决发遣，死罪上报朝廷。成化五年，南京大理寺评事张钰说：“南京法司常常使用严刑，逼迫囚犯作虚假服罪；被纠察的官员也只是改正错误而不治罪，这非常违背法律本意。”于是下诏重申由大理寺参与审问刑部案件的制度。弘治十七年，刑部主事硃瑬说：“刑部的囚犯送到大理寺，只应当驳正，不应当用刑。”大理寺卿杨守随说：“刑具是在永乐年间设置的，不能废除。”皇帝认为他的话正确。召集官员会同审录的制度，定于洪武三十年。最初的制度是，遇到重大案件必须当面审讯。十四年，命法司审议囚犯，依律拟罪上奏；由翰林院、给事中以及春坊正字、司直郎共同议论，确认公平后，再次上奏定罪处决。到了这时，设置“政平”“讼理”两面旗幡，用来审讯、宣谕罪囚。皇帝谕告刑部：“从今以后审议囚犯，只有武臣和死罪犯人由朕亲自审问，其余都把所犯罪行上奏。然后把囚犯带到承天门外，命行人持‘讼理’幡传达诏旨；无罪应当释放的，持‘政平’幡，宣示朕的德意后遣送他们离开。”随后又命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间或包括驸马，都参与听审；发现冤屈的记录情状上报，没有冤屈而确实犯了死罪以下罪行的，都依法审判，各种杂犯可以准许赎罪。永乐七年，命大理寺官员带领法司囚犯到承天门外，由行人持节传旨，会同府、部、通政司、六科等官员审录，依照洪武年间的制度。十七年，命外地死罪重囚全部押赴京师审录。仁宗特命内阁学士会同审理重囚，有可疑的再行审问。宣德三年上奏重囚名单，皇帝命多名官员复核，说：“古代判决案件，必定向三公九卿讯问，是为了汇合最公正的意见，重视百姓的性命。” 你们前去共同复核审理，不要使人冤枉而死。”英国公张辅等人回来上奏，说有五十六人申诉冤枉，皇帝又命法司查勘核实，并因此严加告诫。天顺三年，命令每年霜降以后，三法司会同公、侯、伯共同审理重囚，称为“朝审”。历朝于是都遵行。成化十七年，命司礼监太监一人会同三法司堂上官，在大理寺审录，称为“大审”；南京则命内守备执行。从此定为常例，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审。起初，成祖制定“热审”制度；英宗特别实行朝审；到这时又有大审，所怜悯疑罪而释放遣送的人，曾经是热审时的两倍。内阁参与会审的制度，自宪宗时停止，到隆庆元年高拱又恢复。按照旧例，朝审由吏部尚书主持记录，当时高拱恰好兼任吏部尚书。到万历二十六年朝审时，吏部尚书缺位，便由户部尚书杨俊民主持。三十二年又缺位，改由户部尚书赵世卿主持。崇祯十五年，命首辅周延儒会同三法司清理积压案件，这大概是出于特别诏旨。大审自万历二十九年停办，直到四十四年才重新举行。

译热审始于永乐二年，起初只处决、发遣轻罪犯人，命他们出狱听候处理而已。不久又把宽免范围扩大到徒刑、流刑以下。宣德二年五月、六月、七月，连续三次命三法司登记上报在押囚犯的罪状，共处决、发遣二千八百多人。七年二月，皇帝亲自查阅法司呈上的在押囚犯罪状，处决、发遣一千多人；有的减等，有的纳赎，这就是春审从此开始。六月，又因为天气炎热，命除实际犯死罪的以外，其余全部及早发遣，并且传谕内外，所有刑狱都照此办理。成化年间，热审开始有重罪可怜悯疑罪、轻罪减等、枷号后宽免释放等条例。正德元年，掌管大理寺的工部尚书杨守随说：“每年热审的条例只在北京实行而不在南京实行；五年一次审录的条例只在京城实行，而外地却很少实行。现在应当通行南京，凡审理囚犯，三法司都要会同审理；外地审录也依照这个条例。”诏令准许。嘉靖十年，命每年热审和每五年审录时，杂犯死罪以及按死罪减等为徒刑五年的，都减刑一年。二十三年，刑科给事中罗崇奎说：“五、六月间，笞刑应当释放、徒刑应当减等的，也应像成化年间钦恤枷号的条例那样，暂时免除刑罚，到六月底为止。” 南京法司也照此办理。”皇帝批复准许。隆庆五年，命赃银只在十两以上、长期监禁而家产断绝，或犯人已经死亡的，热审时免予追赃，并释放其家属。万历三十九年，正值酷暑，朝廷减省刑罚，但热审中关于怜悯疑罪、疏决释放的奏疏尚未下达。刑部侍郎沈应文因囚犯长期滞留，请求暂时免除其中可怜悯疑罪者，尚未得到答复。第二天，法司按照囚犯名册，把军罪、徒罪、杖罪中尚未结案的五十三人全部登记，发交大兴、宛平二县监禁候审，于是把这件事随奏疏上报。神宗也没有责罚他们。旧例是：每年热审在小满后十多天，由司礼监传旨下达刑部，刑部随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上奏请求，并通行南京法司，一体审理拟罪上奏。京师从诏令下达之日起到六月底停止；南京从刑部文书移送到达之日起开始，也满两个月停止。四十四年没有举行热审。第二年又超过两个月，诏令仍未下达，恰逢暑雨，狱中多有疫病。言官以热审误期、朝审不举行、诏狱无人理刑三件事交相上奏请求。又请求释放楚宗英嫶、蕴钫等五十多人，以及因牵连获罪的知县满朝荐、同知王邦才、卞孔时等人，都没有得到答复。崇祯十五年四月，久旱不雨，皇帝下诏清理狱囚。中允黄道周说：“朝廷内外斋戒住宿，为百姓请求生路；而五天之内拘系了两位尚书，却没有听说有人上抗疏争辩，这还足以挽回上天的意旨吗？”所说的两位尚书是李日宣、陈新甲。皇帝当时正严厉地恼怒这两人，不能采纳这番话。历朝没有寒审制度。崇祯十年，因为代州知州郭正中的奏疏提到寒审，皇帝命有关部门查求旧例。尚书郑三俊于是援引几件事上奏，说：“谨按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未，太祖谕告刑部尚书杨靖：‘从今以后，只有犯十恶以及杀人罪的判死刑，其余死罪都命令纳粮输送到北边，以此赎罪。’永乐四年十一月，法司上报当月在押囚犯的数目，共有几百人，死刑犯仅占十分之一。成祖谕告吕震说：‘这些人既然不是死罪，却长期拘押而不判决，天气严寒，必定有人因此含冤而死。’杂犯死罪以下约二百人，全部准许赎罪后发遣。九年十一月，刑科曹润等人说：‘过去因为天气寒冷，审理后释放轻罪囚犯。如今囚犯有的滞留一年以上，而且一个月内因狱中疾病死亡的就有九百三十多人，狱吏的毒害，实在不忍言说。’成祖召来法司严厉责问，于是下诏：‘徒刑、流刑以下三日内判决释放；重罪应当拘押的，要加以怜恤，不要让他们死于饥寒。’十二年十一月，又命令把疑难案件的名称上报，由皇帝亲自查阅。宣德四年十月，因为皇太子的千秋节，杂犯死罪以下减刑，笞杖刑以及戴枷、锁镣的人予以宽宥。此后，世宗、神宗有时因灾异而整顿刑法，有时因广施恩典而布德。寒审虽然没有近年的先例，但先朝宽大的做法，都是应当取法的。”奏疏上呈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然而永乐十一年十月，曾派副都御史李庆携带玺书，命皇太子审录南京囚犯，准许杂犯死罪以下赎罪发遣。宣德四年冬，因为天气严寒，敕令南北刑官全部审录在押囚犯上报，不分轻重。皇帝又对夏原吉等人说：“尧、舜时代百姓不犯法，成王、康王时期刑具被搁置不用，都是君臣同心同德所造成的。朕的德行浅薄，你们要努力匡正辅佐，希望不要有愧于古人。”这是寒审中最显著的一次，郑三俊也来不及详细说明。外地由官员会同审理、加以恤刑的制度，定于成化年间。起初，太祖担心刑狱案件壅塞、下情被蒙蔽，分派御史林愿、石恒等人治理各道囚犯，并下敕谕告他们。宣宗夜里读《周官?立政》中的话：“敬慎地处理你所掌管的狱讼，以此使我们的王国长久。”感慨叹息，认为建立国家、安定国命的根本就在这里。于是下敕给三法司：“朕体察上天爱惜生命的心意，专门对刑罚加以怜恤。命你们详细复核天下重大案件；而罪犯远在千万里之外，按次序等候处决，怎么能没有冤屈呢？”于是派官员审录。正统六年四月，因为灾异频繁出现，敕令派三法司官员详细审理天下疑难案件。于是御史张骥、刑部郎中林厚、大理寺正李从智等十三人共同奉敕前往；又让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审理两京刑狱，也赐给敕书。后来评事马豫说：“臣奉敕审理刑狱，私下看到各地捕获强盗，大多是由于仇人指认牵连，拷打审讯形成案件；不等详细上报，死伤的人已经很多。今后应当不要听信妄指；确实有赃物、证据的，须由御史、按察司会同审理，才允许定罪处决。如果在审录前已有受伤死亡的，不得依例升迁奖赏。”

译这一年，释放了死囚以下的犯人不计其数。九年，山东按察司副使王裕说：“囚狱应当会同审理，但御史和三司官员有时一年才会审一次，囚犯多因长期拘押而病死。过去常派御史会同按察司详细审理，释放遣送的人很多。如今不如废除会审的常例，实行详细审理的办法，敕令派按察司官员一人专门审理各类案件。”刑部坚持认为旧制度不可废除。皇帝命令会审制度仍照旧实行，同时按照详细审理的办法，选派按察司官员一人会同巡按御史审理。错误释放的暂且不追究，涉及贪赃私弊的依法究治。成化元年，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异再次请求依照正统年间的办法办理。刑部议定认为各地事务繁多，不能实行。八年，才分派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会同巡按御史和三司官员审录囚犯，并郑重地颁发敕书遣派他们。十二年，大学士商辂说：“自八年派遣官员以后，至今已有五年，请求再按旧例实行。”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到十七年，确定京城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审。就在这一年派刑部、大理寺官员分赴天下，会同巡按御史办理审录事务。因此，恤刑官到达后，往往释放、遣送了很多人。嘉靖四十三年，规定坐赃不满一百两、家产断绝的人免于监禁追赃。万历四年，敕令杂犯死罪而按死罪减等为徒刑五年的，以及犯两项徒刑、按律合计徒刑四年的，各减刑一年；其他徒刑、流刑等罪也都减等。这些规定都是由恤刑官奏请制定的，因此得以保全性命的人更多了。起初，正统十一年，派刑部郎中郭恂、员外郎陆瑜审理南、北直隶的狱囚；文职五品以下官员犯罪，准许他们执问。嘉靖年间制定制度，审录官在一省事务办完后，要把前后上奏的案件总计起来，按照准许改判、驳正的多少，通行考核；改判、驳正案件多的，听凭弹劾。所以恤刑的权力很重，责任也并不轻。这就是内外法司审录制度的大致情况。凡刑部审问、发遣罪囚，有关部门都要把所审囚犯的总数，不论罪名轻重，按南方人、北方人分别统计若干，送交山东清吏司，呈报刑部堂官并上奏，这叫“岁报”。每月把现押罪囚上奏，这叫“月报”。其中做工、运炭等事项，每五天开列送交刑科，填写在精微册中，月底由六科轮流上报。凡法官审理囚犯，都有既定的法式；提取人员、勘查案件，必须携带精微批文。京城内外五品以上官员犯罪，必须上奏请旨，不得擅自勾取审问定罪。属于“八议”的人，要密封奏报。民间的狱讼，如果不是由通政司转达刑部，刑部不得受理。诬告者反坐，以被诬告的罪名治罪；越级上诉者处笞刑；击登闻鼓而所诉不实者处杖刑。控告审问官员的，必须查实后才能逮捕审问。至于罪囚被杖责、断罪、起发，都有规定期限；刑具都有规定尺寸；停止行刑有规定的月份和日期；检验尸体、伤情有规定的方法；恤囚有规定的制度；籍没也有规定的物品，只有复仇没有明文规定。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说：“旧制度规定，提取人员时，所在地官府必须查验精微批文，并与符号相合，然后才能发遣。这是祖宗杜绝祸患于未然、防微杜渐的深意。近来内外提取人员，只凭驾帖，既不用符号，真伪就无法辨别；奸人假传命令，拿什么来拒绝他们？请仍像过去一样发给批文。”皇帝说：“这是祖宗的旧例，不能废除。”命令恢复实行。然而旗校提人，大多仍携带驾帖。嘉靖元年，锦衣卫千户白寿等人携驾帖到六科，给事中刘济认为应当把皇帝批示的原本送到六科，使其知悉此事。两人争执不下，皇帝命查考成化、弘治年间的事例上报。刘济又说，自天顺年间的惯例就是如此。皇帝采纳白寿的话，责令刘济据实对答，但也没有因此治他的罪。天启年间，魏忠贤利用驾帖提拿周顺昌等人，最终激起苏州事变。两畿审决囚犯，也必须查验精微批文。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楩、吴元璧、吕颙等人办理急件时，没有把批文与内号查验相符；等到达目的地，才发现与原先发给的外号不合，被巡按御史纠察，纳赎后恢复原职。成化年间，六品以下官员犯罪，巡按御史总是命府官提取审问。陕西巡抚项忠说：“按照祖制，京城内外五品以上官员犯罪，必须上奏朝廷，不得擅自勾取审问。如今巡按动辄提问六品官员，严重违背法律本意，应当上报朝廷，命御史、按察司提问才对。”于是交给刑部议定，刑部同意了他的意见。凡罪行属于“八议”的人，要密封上奏请旨，只有十恶罪不适用此例。所属官员如果受到上司无理凌辱虐待，也准许密封奏疏直接上奏。军官犯罪，由五军都督府请旨。各司事务涉及军官，或者有人呈告军官违法的，都要秘密密封上奏，不得擅自勾取审问。嘉靖年间，顺天巡按御史郑存仁发文给府县，规定凡法司追取人员，不得立即发遣。尚书郑晓考察旧例，认为民间词讼不是由通政司转达，刑部不得受理；各司有应当审问治罪的人，必须送交刑部，各部门不得互相侵越职权。郑晓于是说：“刑部追取人员，府县不应拒绝。郑存仁违背制度，应当治罪。”郑存仁也依据从下而上逐级申诉的法律，反过来指责郑晓欺骗蒙蔽。于是命令外地案件归有司办理，京城案件归刑部办理。然而郑晓离职以后，民间词讼被五城御史随意受理，不再遵守祖制。洪武年间，有人控告谋反，查问后发现并不属实，刑部说应当判告发者死罪。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秦裕伯。秦裕伯回答：“元朝时像这样的案件，罪罚只到杖刑一百，大概是为了给后来告发者开一条通路。”皇帝说：“奸徒不判死罪，善良的人就会多遭诬陷。从今以后，告发谋反而不实的，判死罪。”学正孙询控告税使孙必贵是胡党，又控告元参政黎铭经常自称老豪杰，诽谤、讥讽朝廷。皇帝认为攻讦告发不是儒者所应做的事，置之不问。永乐年间制定制度，诬告三四人的，处杖刑、徒刑；诬告五六人的，流放三千里；诬告十人以上的，处凌迟，家属迁徙到教化未及的边外地区。洪武末年，小民多次越级上诉到京师，等到查究案情，往往并不属实，于是严禁越级上诉。命老人处理一乡的词讼，会同里胥裁决；事情重大时才向官府申报，但最终仍不能制止，越级上诉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于是使用重法，把他们发往边地戍守。宣德年间，越级上诉而查明属实的免罪，不实的仍发往边地。景泰年间，不问虚实，一律发往口外充军，后来没有把这作为常例。

译登闻鼓在洪武元年设置于午门外，由一名御史每日监守；不是遭受重大冤屈或涉及机密重大情节，不得击鼓，击鼓后立即引见上奏。后来移置到长安右门外，由六科、锦衣卫轮流收受诉状上报。诏旨下达后，校尉领取驾帖，送交有关部门审问处理；有蒙蔽、阻拦、扣压的，依法治罪。龙江卫一名吏员犯了过错，被罚抄写文书；适逢母亲去世，他请求守制，吏部尚书詹徽不准，他便击鼓申诉冤屈。太祖严厉责备詹徽，使该吏服满丧期。永乐元年，县令因贪赃被发往边地戍守，击鼓陈述情况。皇帝把此事交给法司审理；那人说自己确实收了赃物，只是因为年老昏聩所致，请求皇帝哀怜。皇帝认为他能够归诚认罪，便屈法宽赦了他。宣德年间，直登闻鼓的给事中林富说：“有二十七名重囚，因奸盗罪应当处决，却击鼓申诉冤屈，反复烦扰，不可宽宥。”皇帝说：“设置登闻鼓，正是为了通达下情，怎么能说是烦扰？以后凡击鼓申诉冤屈的，阻拦扣压者治罪。” 凡是攻讦、告发原先审问自己的官府，成化年间议定，必须查核属实后，才能逮捕审问。弘治年间，南京御史王良臣巡按时，指责指挥周恺等人倚仗权势、贪赃受贿，周恺等人于是反过来攻讦王良臣。诏令南京法司逮捕拘押，会同审讯。侍郎杨守随说：“这与旧章不合。请从今以后，官吏、军人、百姓上奏申诉时，如果牵扯别的事情，借题发挥、搜罗原先审问自己的官员，就立案而不予受理；所奏的事情仍令有关部门审问结案，虚假欺诈的拟罪，原先审问官员枉法判决的也治罪。”于是把他的意见交给三法司议定。法司复奏同意他的请求，皇帝采纳了。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命主事厅会同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等官员，审断罪囚。二十九年，又一并派锦衣卫官员参加。此后只有刑部主事会同御史，把笞杖罪在审断厅判决完毕，附入案卷；奉旨办理的案件，第二天复命。万历年间，刑部尚书孙丕扬说：“审断案件不能迅速办结，是因为文书往来互相牵制。议定判决后，刑部、大理寺各自立长单；刑部送审并登记，第二天就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审查认可，第二天就退回刑部。有不一致的就追究处理，这样也许可以统一办事体制。至于审断后查验，命御史每月三日、六日、九日按例会同办理，其余日子只会同大理寺官员，以加快发遣。” 徒刑、流刑以上的案件，由刑部、大理寺详细审讯；笞刑、杖刑的小罪，听凭刑部堂官处理。”皇帝命令按照这个意见实行。凡狱囚审录完毕，需要判决的，限三日内办结；需要起发送发的，限十日内办结；超过期限的，按超过的天数计算，处笞刑。囚犯因拖延滞留而死的，主办者处徒刑，这是旧例。嘉靖六年，给事中周▯郎说：“近来狱吏苛刻，不论罪行轻重，一概加以幽禁；案件不论新旧，动辄拖延年时。在暗示、授意之间，罪名和奏疏还没有定下，囚犯的尸骨已经腐烂。何况偏僻州县，督察不到，奸吏悍卒把监狱当作牟利场所，有的克扣饮食使囚犯困苦，有的把他们迁到污秽处所加以折磨，种种痛苦都施加上去，十人中难有一人活下来。臣考察法律和法令所载，凡逮捕拘押囚犯，老弱有病的必须分开收押；轻重罪犯按类别分开；枷锁、手械、铺席必须按时整治；凉浆、暖匣必须按时准备；无家可归的给衣服；有疾病的给医药；长期拘禁有处罚规定；疏通决狱有诏令。这些都是祖宗的良法美意，应当敕令内外臣下共同奉行。凡逮捕拘押的日期，以及已经结案、尚未结案、患病、死亡等情况，都分别载入文册，申报长官；比较案件结案的迟速、病死人数的多少，以此作为考核功过、黜免升降的依据。”皇帝非常赞同他的话，并命令内外官员中凡使用法律过于严酷、导致伤害百姓性命的，立即罢职为民；即使才干和操守可观，也不得推荐。凡内外审问刑狱的官员，只有死罪和盗窃重犯，才可以使用拷讯，其余只用鞭打、扑打等通常刑罚。酷吏动辄使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以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等刑具；有的灌鼻、钉指，使用直径一寸的懒杆、不去棱节的竹片，或者鞭打脊背、两踝，造成伤残以上的，都必须上奏请旨，罪至充军。停止行刑的月份，是从立春以后到春分以前。停止行刑的日期是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共十天。检验尸体和伤情时，由照磨司领取一幅盖有刑部印章的尸图，委派五城兵马司依法检验；府中由通判、推官检验，州县则由长官亲自检验，不得委派下属官员。狱囚贫困、不能自给的，洪武十五年制定制度，每人每天给米一升。二十四年取消了这项制度。正统二年，因侍郎何文渊进言，诏令恢复旧制，并命令对有赃罚、衣服破旧的人分给衣物。成化十二年，命有关部门购买药物送到刑部，又广设惠民药局，医治囚犯。到正德十四年，囚犯所需的煤、油、药料，都设定银额和数量。嘉靖六年，因运炭等有财力的罪囚可以折纳钱粮，便折收银两买米，送入刑部仓库，每年约五百石，后来停止收取。每年冬天发给棉衣、棉裤各一件，由提牢主事查验后发放。犯罪而应籍没财产的，洪武元年制定制度：除反叛罪外，其余罪犯只没收田产和孳生牲畜。二十一年，诏令谋逆奸党以及制造伪钞的人，没收财产、成年男丁和人口，但把农具、耕牛发还给他们。凡应当合并记录在钞籍中的罪名，有奸党、谋反大逆、奸党恶、制造伪钞、杀一家三人、采生拆割人体并作为首犯。《大诰》规定的十条，后来从未实行。关于复仇，只有“祖父母被殴”一条可以见到，规定说：“祖父母、父母被人杀害，而子孙擅自杀死行凶者，杖刑六十。若当场杀死行凶者，不论罪。其余亲属等被人杀害而擅自报仇杀人的，杖刑一百。”按法律，罪人应当处死而已经被拘捕，捕获他的人擅自杀死他，罪罚也只到这一条所规定的程度。那么所谓亲属等人，自然包括兄弟在内；其他情形也可以类推办理。

译凡处决囚犯，每年朝审结束后，法司把死罪案件请旨，刑科三次复奏，得到诏旨后才能行刑。外地案件要在冬至以前把决囚名单上奏，会同审理后处决。正统元年，命重囚三次复奏完毕后，仍须请领驾帖，交给锦衣卫监刑官；监刑官带校尉到法司，提取囚犯押赴刑场。又制定制度：临刑时囚犯有申诉冤屈的，由直登闻鼓的给事中取来诉状，密封进呈；仍批示给校尉，迅速赶赴刑场，暂缓行刑。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人因为囚犯廖鹏父子及王钦、陶杰等人颇有内援，担心皇帝的旨意迟迟不决，便说：“往年三次复奏完毕，等候驾帖时已经到了中午；登闻鼓下仍然接受诉状，得到答复时又到了未时、申时；等再次请示后才行刑，已经过了酉时，完全违背在市场行刑、让众人弃绝罪人的本意。请从今以后处决囚犯，在午时以前办完。”皇帝听从了。七年议定，重囚如果有冤屈，家属在临刑前一天击鼓，第二天午时以前把诉状送下；过午就行刑，不再复奏。南京处决囚犯，没有刑科复奏的惯例。弘治十八年，南京刑部上奏有三人属于不必等待时日即可处决的案件；大理寺已经审查同意，交给法司议定，说：“京城重囚中，偶有不必等待时日处决的，审查同意后上奏请旨，到了刑科三次复奏时，有的还会蒙受恩典，仍收监候审。” 南京没有复奏的制度，请等秋后审理完毕，分类上奏决定。如果有大奸大恶、不能依照常例办理的，再另行具奏处决，把这规定著为法令。”诏令准许。各省处决囚犯方面，永乐元年制定制度，死囚超过一百人的，派御史审决。弘治十三年规定，每年派遣审决重囚的官员，都要在霜降以后到达，并限期回京复命。凡遇到重大庆典以及灾荒都实行赦免，但有通常赦免、有不赦免，也有特别赦免。十恶罪以及故意犯罪的人不赦。律文说：“赦令发布时临时确定罪名；特别免罪，或者降等、减等从轻处理的，不在此限。”十恶罪中，“不睦”又属于遇赦可以宽宥的范围，因此这种罪即使通常不赦，也可以得到宽宥。如果传旨大赦而没有另行确定罪名，就仍然依照通常赦令中不予宽宥的法律办理。仁宗制定三十五条赦令，都是杨士奇代为起草，全部革除了永乐年间的弊政，历代都沿袭实行。凡先朝对百姓不便的事情，都援引遗诏或登极诏加以革除。凡以赦免以前的事情告发他人罪行的，就按被告发者所犯的罪来治罪。弘治元年，百姓吕梁山等四人因盗窃杀人被判死罪，遇到赦令，都御史马文升请求宽宥死罪、发往边地戍守，皇帝却特命依照法律斩首。世宗虽然多次停止行刑，却尤其谨慎，不轻易赦免。朝廷大臣屡次援引赦令，想宽宥“大礼”案件中的重罪以及进言的臣子，皇帝更加坚持不准许。到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辂残酷杀害平民，都御史王廷相上奏认为应发往口外，皇帝却特意命令按照诏书予以赦免，并以违背诏书责备王廷相等人。四十一年，三座宫殿建成，群臣请求颁布赦令。皇帝说：“赦免只是小人的幸运。” 没有准许。穆宗即位时广施恩典，即使徒刑、流刑犯已经到达发配地点，也都准许释放回家，大概是为了给被迁谪的臣子留下余地。这就是有明一代刑法的大概情况。太祖开国初年，为惩治元朝末年的贪污冒功，重罚贪赃官吏，并把各衙门犯法者张榜公布在申明亭，作为警戒。又命刑部规定，官吏犯罪的，赦免罪行、恢复官职，但把过错写明张贴在其门上，使其自我反省；不知悔改的，依法论罪。太祖多次颁布犯谕、戒谕、榜谕，把刑罚都画成图像，向天下公布。到十八年《大诰》完成，太祖在序文中说：“各司官员如果敢不急公而谋私，必定彻底搜查其根源并治罪。”三部《大诰》中列出的凌迟、枭首示众、族诛等刑罚，不下千百起；弃市以下的案件，多达数万。贵溪儒士夏伯启、夏仲启叔侄割断手指而不肯出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召而不到，都被诛杀并籍没家产。这就是“天下士大夫不肯为君主所用”这一罪名设置的由来。《大诰三编》稍微宽容一些，但其中记载的进士、监生罪名，从一次犯罪到四次犯罪的仍有三百六十四人。幸而没有被处死而恢复官职的，大多戴着按斩罪处分的身份办事。太祖追究内外贪污的根源，认为六部是罪魁，郭桓是首先被诛杀的人。郭桓是户部侍郎。皇帝怀疑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人与郭桓勾结牟利，从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都被处死，赃款达七百万，供词牵连直隶各地官吏，被拘押处死的有数万人。查抄赃物以及被寄存、借贷财物的行动遍及天下，百姓中稍有家产的人家大多因此破败。当时人们都把怨谤归到御史余敏、丁廷举身上。有人把这件事告诉皇帝，皇帝便亲自下诏列举桓等人的罪状，又判右审刑吴庸等人处极刑，以平息天下人的怨愤，说：“朕曾下诏命有关部门铲除奸邪，谁知反而滋生奸邪，扰害我的百姓。今后再有这种事，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宽宥。”这以前，洪武十五年，空印案发。每年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到户部核对钱粮、军需等事务，因为路途遥远，便预先带着盖有空印的文书，遇到户部驳回时就改换印文，渐渐成为惯例。到这时，皇帝怀疑其中有奸弊，大怒，判各级长官死罪，佐贰官杖责后充军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为他们申冤，皇帝又把他杖责后发配戍边。这两案诛杀的人已经超过应有的程度。至于胡惟庸、蓝玉两案，受牵连而死的人将近四万。不过，太祖有时也能顾及治国的大原则，对某些人加以宽免。沅陵知县张杰应当服劳役，自己陈述说，母亲贺氏在元末乱世中守节，如今年老而无人奉养。皇帝认为这可以劝励风俗，特意赦免他，恢复张杰的官秩，让他终身奉养母亲。给事中彭与民因罪被拘押，他的父亲上表为他诉说哀情。皇帝立即释放彭与民，并免除同案被拘押的十七人。有死囚的妻妾为丈夫申诉冤屈，司法部门请求在她们脸上刺字。皇帝认为妇人为丈夫申诉是本分，不予治罪。都察院拟判二十四名囚犯死刑，皇帝命群臣共同审讯；其中确有冤屈的，便减免了几人的死罪。真州百姓十八人谋划叛乱，皇帝将他们杀戮示众，却释放了按连坐法应当牵连的母亲和子女。后来，任用苛刻罗织罪名的官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等人，大多也因罪被杀。太祖还多次宣扬仁政，不愿一味使用刑罚。他曾经巡视郊坛，皇太子随行，太祖指着道路旁的荆楚说：“古代用这种东西施行扑刑，因为它能祛风，即使天气寒冷，也不会伤人。”尚书开济议定法律过于严密，太祖告诫他说：“把湖水抽干来捕鱼，会连鲲鱼和鱼苗也受到伤害；焚烧树林来打猎，会祸及幼兽和雏鸟。法律制定得过于巧密，百姓凭什么保全自己？”开济惭愧地谢罪。参政杨宪想要加重刑法，皇帝说：“在严刑峻法中求得生存，就像在锅里寻找活鱼，想活下来太难了。”御史中丞陈宁说：“法律严重，人们就不敢轻易犯法；官吏查察严密，下面就没有可以逃避的罪情。”

译太祖说：“不是这样。古人制定刑罚，是为了防止邪恶、保护善良，所以唐尧、虞舜时代只是在罪人衣冠上画上标记、穿上与常人不同的服装来表示羞辱，百姓便不犯法。秦朝有凿额、抽肋等刑罚以及夷灭三族的诛杀，监狱却多得像集市一样，天下人怨恨反叛。没有听说采用商鞅、韩非的法律，能够达到尧舜的治理。”陈宁惭愧地退下。太祖又曾对尚书刘惟谦说：“仁义，是养育百姓的精美粮食；刑罚，是惩治罪恶的药石。舍弃仁义而专门使用刑罚，就等于用药石来养人，怎么能称为善治呢？”大概太祖在当时采用严刑峻法来惩治罪恶，同时斟酌制定适中的制度以垂范后世，所以严厉的治理和宽仁的诏令相互配合实行，从未偏废一方。建文帝继承皇位，遵守旧有文治，一心想用仁义教化百姓。建文元年，刑部上报囚犯情况，死刑人数比太祖时期减少了十三成。成祖发动靖难之师，把忠臣全都指为奸党，严重的甚至加以灭族、掘坟，妻女发配到浣衣局、教坊司，亲属党羽被贬谪戍边的，直到隆庆、万历年间仍不断被登记充军。反抗违抗的人已经杀尽以后，成祖又害怕有人私下议论自己，尤其痛恨诽谤。山阳百姓丁钰告发同乡诽谤，牵连判罪数十人。司法部门迎合皇帝旨意，说丁钰才能任用，立即命他担任刑科给事中。永乐十七年，又重申禁止诽谤。后来陈瑛、吕震、纪纲等先后掌权，专门以刻薄严酷来巩固宠信。因此萧议、周新、解缙等许多人无罪而死。不过，成祖心里也知道苛刻的法律不对，有时仍表示宽大。某千户把灌了桐油的皮鞭放在火上烧热，用来抽打犯人，刑部拟判杖刑，皇帝却命令连同官职一并罢免。司法部门上奏说，擅自冒领官粮的人应立即杀戮，刑部复核后再次上奏。皇帝说：“这是朕一时愤怒，做得过分了，应当依照法律办理。从今以后，凡犯罪案件都必须五次复奏。” 到了仁宗，他的性情十分仁慈宽厚，刚即位便对金纯、刘观说：“你们都是国家大臣，如果朕处理法律失于适中，必须再次坚持上奏，朕并不难于听取正确意见。”于是召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到御榻前，告诫他们说：“近年来司法部门滥用刑罚，朕难道不知道吗？他们所拟定的谋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往往是靠罗织文辞制造出来的，先帝曾多次严厉告诫他们。所以死刑案件必须四五次复奏，而司法部门却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甘愿做酷吏而不感到惭愧。从今以后审理重囚，你们三人一定要亲自前往共同审议，有受到冤屈压抑的，即使只是小事，也必须报告给朕。”洪熙改元后，二月，仁宗告谕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说：“过去司法部门把诬陷别人当作功劳，有人只要说了一句涉及国事的话，便立即以诽谤罪论处，使本人和全家破灭，再也无法申辩。如今几个月之间，这种风气又开始萌发。治理国家最急迫的是求取直言，最担忧的是把言论视为禁忌，怎么能禁止诽谤呢？”于是回头对杨士奇等人说：“这件事一定要通过诏书实行。”杨士奇奉旨，把皇帝的话载入己丑诏书：“如果朕一时过于憎恶罪恶，在法律之外使用籍没家产和凌迟之刑，司法部门应当再三坚持上奏；三次上奏仍不准许，便上奏到五次；五次仍不准许，就同三公和大臣一起坚持上奏，直到获得批准才停止，永远作为定制。” 文武各部门也不得残暴酷虐，擅自使用鞭打背部等刑罚，也不得擅自施行宫刑断绝人的后代。有自行阉割的人，按不孝论罪。除了谋反和大逆之罪，其他罪犯只惩罚本人，不得一概使用连坐法。告发诽谤的人，不要治罪。”仁宗在位还不到一年，仁慈恩德就已经普遍施行了。宣宗继承仁宗的做法，更加推行惠民政策。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猗氏百姓妻子王骨都杀夫一案的冤情，宣宗严厉责备司法官员，尚书金纯等谢罪后才作罢。义勇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陷为盗贼，应当斩首；家人击打登闻鼓申诉冤屈。复查后确认他们确实不是盗贼。皇帝命令释放阎群儿等人，并严厉责备都御史刘观。此后每逢上奏囚犯案件，宣宗神色都很悲惨，甚至停止进膳。有时亲手撤下案牍，对身边人说：“告诉刑官，稍微缓一缓。”一天，宣宗在文华殿与群臣讨论古代肉刑，侍臣回答说：“汉代废除肉刑以后，人们就轻视犯法了。”宣宗说：“这是由于教化自行发挥作用，难道与肉刑有无相关吗？舜的法律有流放、宽宥和用金赎罪的制度，但四凶的罪仍止于流放和诛杀。由此可见，当时受到肉刑的人，一定都是重罪犯，并没有滥及无辜。何况汉朝承受秦朝的弊病，有挟带书籍的禁律，如果一概使用肉刑，受伤的人必然很多。”第二年，宣宗撰成《帝训》五十五篇，其中一篇讲恤刑。武进伯硃冕说：“近来派舍人林宽等押送一百十七名囚犯去边地戍守，抵达的只有五十人，其余都在途中死亡。”宣宗大怒，命令司法部门彻底追查。宣宗每年都下达宽刑诏令，审阅囚犯后多次决释放遣，有时一次达到三千人。宣宗告谕刑官说：“我担心他们因关押而死，所以才宽免他们，这不是通常的制度。”当时，官吏缴纳一百石或五十石米，便可以赎免杂犯死罪；军民则减免十分之二。各边卫缴纳十二石，辽东缴纳二十石，按条例来说实在太轻了，但唯独对贪赃官吏的处罚仍然严厉。皇帝命令文职官员犯贪赃罪的，一律依照法律科罪判处。由此，法律虽然宽松了，贪污的风气也没有过分放纵。不过，明朝制度对于朋党勾结的诛罚很重。都御史夏迪到常州催粮，御史何楚英诬告他收受金钱。各部门都害怕获罪，明知夏迪冤枉，也不敢为他申辩，夏迪最终被充作驿夫，含愤而死。以宣宗的宽仁，仍有大臣含冤而死，这就是立法造成的弊病。英宗以后，仁宗、宣宗的政治逐渐衰落。正统初年，三杨主持国政，仍然谨慎遵守祖宗法律，禁止内外各部门罗织、锻炼刑狱。刑部尚书魏源因灾荒旱情上奏说有些案件疑点未明，请求命令各巡抚审查记录囚犯案件。皇帝采纳了。没有巡抚的地方，命令巡按负责。清军御史、行在都察院也把疑案上报，统一进行审录。御史陈祚说：“司法部门判决案件，多有违背固定法律的地方，专门务求严酷。例如户部侍郎吴玺检举主事吴軏淫乱行为，按理应以举荐不当的罪名论处，却又加上奏事时有规避而判处斩刑。等到吴軏自缢身死，狱官最终应承担的罪责，明明有递减定罪的条文，却援引‘不应为事理重’的罪名，一概杖责。根据实情来确定法律，祖宗的防范已经非常周密，而司法部门却压低轻罪而改从重罪到了这种地步，这不是扩大圣朝仁厚德政的做法。今后凡是妄自援引重法的人，请以扰乱既定法律论罪。”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重申告诫。到正统六年，王振开始扰乱政事，多次侮辱朝廷大臣，刑法制度大为紊乱。侍讲刘球分条上奏十件事，其中说：“上天降下灾异谴责，多半是因为刑罚不得当。应当完全交给司法部门处理，再根据他们徇私枉法、判决不当的情况加罪。即使有人触犯皇帝，如同汉代犯跸、盗窃玉环那样，也应当听从张释之坚持上奏的意见而予以采纳。”

译皇帝没有采纳。刘球也因这份奏疏触怒王振，死在狱中。不过，各种残酷虐待的事情大多是王振所为，英宗内心还算宽平。正统十一年，大理卿俞士悦把殴斗杀人之类的一百多人上报，请求宽宥，皇帝都减免死罪，发往边地戍守。景泰年间，阳谷主簿马彦斌应当斩首，他的儿子马震请求代父去死。皇帝特意赦免马彦斌，把马震编入边卫军。大理少卿薛瑄说：“司法部门拟定罪囚时，往往增添参语上奏请求，改变法律原意。”皇帝下诏要求法官审理案件一律依照法律，不许擅自增加参语。景泰六年，因为灾异而审录内外刑狱，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天顺年间，诏狱频繁兴起，三法司和锦衣卫狱中有许多囚犯长期未决，官吏往往泄露案情以便作奸。都御史萧维桢迎合徐有贞，冤杀王文、于谦等人；刑部侍郎刘广衡却因为伪造诏制文书，被以徐有贞应判斩罪的罪名论处。此后缇骑四处出动，天下不得安宁。不过，霜降后审录重囚，确实始于天顺年间。到成化初年，刑部尚书陆瑜等请求，皇帝下令实行此制。案件上报后，对情有可悯、罪疑难决而应杖责的人，免除死刑，发往边地戍守。历代都奉行这一制度，囚犯得以受到法律之外的恩典。宪宗即位时，敕令三法司：“内外文武群臣，除了贪赃罪以外，凡所犯罪名已经记录在官府的，一律洗刷涤除。”此后每年都照此办理。成化十年，正要处决囚犯时，冬至节将近，宪宗特命过了节再行刑。随后给事中说，冬至以后行刑不合时令，于是诏令等到来年冬月。山西巡抚何乔新弹劾审理案件拖延的佥事尚敬、刘源，并说：“凡两司不能判决诉讼案件，超过半年以上的，都应上奏请求追究审问。”皇帝说：“刑狱是重大事务。《周书》说：‘审问囚犯，要反复思考五六天，直到十天半月’，这只是针对尚未查明实情的案件而言。如果已经查清实情，就应当立即判决。无罪之人被拘禁幽闭，往往因关押而死，这就是刑官杀了他们。因此法律特别制定了长期拘禁罪囚的条文，现将何乔新所奏之事通行天下。”又制定制度：凡盗贼案件赃物、凶器尚未查实，人命死伤未经勘验，却擅自加重刑罚，导致囚犯死在狱中的，审查勘验后若查明有无故意或过失，不论军民还是职官，都依照酷刑事例处理，以警戒官员。侍郎杨宣的妻子凶悍嫉妒，杀死婢女十多人，刑部按命妇连坐的法律拟罪，宪宗特意命令杖责五十。此时宪宗颇多有益于政事的举措，对于刑狱尤其谨慎，所犯的错误只有一两件。宪宗曾想杀掉一名囚犯，不许司法部门复奏。御史方佑再次据理请求，皇帝大怒，杖责方佑并将他贬谪。吉安知府许总犯罪，中官黄高唆使司法部门判他斩首。给事中白昂以尚未审录为由请求复查，皇帝不听，最终趁夜将许总斩首。孝宗刚即位，免除应当处决的死罪犯四十八人。弘治元年，知州刘概因犯妖言罪应斩首，王恕据理争辩，于是改为长期拘禁。孝宗末年，刑部尚书闵珪审理重大案件，违背皇帝旨意，案件长期未能判决。孝宗与刘大夏谈到此事，刘大夏回答：“臣子坚持法律、尽忠职守，闵珪的行为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孝宗说：“姑且说说，自古以来君臣之间有过这样的事吗？”刘大夏回答：“臣小时候读《孟子》，见到瞽瞍杀人、皋陶依法拘捕他的故事。闵珪所坚持的，也不值得过分责备。”孝宗点头赞同。第二天，闵珪的奏疏下发，便按照他所拟的意见办理。前后任司寇的何乔新、彭韶、白昂、闵珪都能公平执法，天下人一致称颂孝宗的仁德。正德五年会同审理重囚，只减免了两人的死罪。当时冤屈和滥刑充满监狱，李东阳等借着风霾灾异上奏，皇帝特许宽免抚恤。但刑官害怕触怒刘瑾，只上报了这件事。后来在市集上将流贼赵鐩等人肢解示众，并剥下其中六名首领的皮。司法部门上奏说祖训禁止这样做，皇帝不听。不久，皇帝用这些人皮制作马鞍和马镫，自己常骑马使用。至于在朝廷上杖责直言大臣，也是武宗时期最为严重。世宗即位七个月时，因日精门发生灾祸，疏理冤屈压抑的案件，命令重新审查并缓期处死三十八人，廖鹏、王瓛、齐佐等也在其中。给事中李复礼等说：“廖鹏等都是江彬、钱宁的党羽，是王法所必然诛杀的人。”于是仍命令把他们关押起来。后来他们都先后伏法。自从杖责那些争论大礼的群臣以后，世宗便严厉摧折朝廷大臣。嘉靖六年，命张璁、桂萼、方献夫代理三法司，改变李福达一案，想按奸党的法律治马录的罪。杨一清极力争辩，于是只把马录发往边地戍守，但被定罪的人有四十多人。张璁等把这看作自己的功劳，于是请求世宗编纂《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这一案件中被定罪的人，大多是张璁三人早先所憎恨的人。祖宗的法律被权臣用来排挤陷害他人，而世宗却没有觉察。嘉靖八年，京师百姓张福杀死母亲，却申诉说是张柱杀的，刑部郎中魏应召复查后查明了实情。但世宗认为张柱是武宗后妃家中的仆人，魏应召有意曲解案情杀害他，于是命侍郎许讠赞全部推翻原来的审理意见，并把都御史熊浃和魏应召下狱。此后，世宗的猜忌日益严重，受到冤枉和滥刑的人很多；虽然有时下令宽免抚恤，但主旨仍倾向苛刻。他曾告谕辅臣：“近来接连几年因灾异而免除刑罚，如今又应当由刑科三次复奏请旨。” 朕考虑死刑是重大事务，想把盗掘陵寝、殿宇等物以及殴打、辱骂父母、严重败坏伦理的人立即处决，其余案件命司法部门再次审理，与卿等共同讨论，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当时人们认为这番话抓住了治国大原则。过了几年，大理寺奉诏审理上奏应当减免死罪的囚犯。世宗认为这些囚犯的罪都不应赦免，便借恩例放纵奸人、败坏法律，于是将大理寺丞以下官员分别贬黜降职。自嘉靖九年举行秋季谢醮、免除处决囚犯以后，后来有时因祥瑞，有时因郊祀大报，停刑的制度每年都举行。然而世宗多次斥责执法官员，认为他们没有及时请旨，直到冬至将近才上奏，是废弃法义而借机施恩。于是削去刑部尚书吴山的官职，降职调任刑科给事中刘三畏等人。世宗中年以后更加任意诛杀，连宰辅夏言也不能幸免。到嘉靖三十七年，世宗才亲自下手谕说：“负责治理地方的人没有完全选用得当，任性逞威。湖广幼民吴一魁被枉加刑罚，造成两条人命，他的母亲又被捕捉，情势紧迫而无处申诉，于是万里奔走到宫门叩诉。由此推想，受到冤屈压抑的人不知有多少。你们应当赶快体察朕的心意，特别用心加以怜悯抚恤。仍然通行天下，使所有人都明白朕的意思。”这道诏书，确实充满哀痛怜恤的情怀。世宗末年，主事海瑞上书触犯皇帝，刑部拟判死罪。世宗扣留海瑞的奏章不下发，海瑞得以长期拘禁。穆宗即位，徐阶顺应世宗的意旨拟定遗诏，全部召还被贬逐的大臣，优厚抚恤死者，释放被幽禁拘押的人。读到遗诏的人无不感叹。

译万历初年，冬月曾三次下诏停止行刑。万历五年九月，司礼太监孙得胜又传旨说：“奉圣母的谕令，大婚日期临近，命阁臣在三次复奏的奏本中拟定诏旨免刑。”张居正说：“祖宗旧制，凡犯死罪、审讯已经明确的，依照法律在市集处死。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为斋醮，才开始有暂时免除处决的命令，有时偶尔依照御笔勾决，酌情处决。这只是近年姑息养奸的弊病，并不是旧制。臣等详细查阅各囚犯的罪状，都是灭绝天理、败坏伦理的罪行；圣母只看到犯罪者被诛杀值得怜悯，却不知道他们所残害的人都在幽冥中含冤积愤。如果不替他们洗雪痛苦，怨恨之气就会上冲而干扰天和，所造成的伤害一定更多。如今不行刑，年复一年，监狱充满囚犯，既浪费守卫防护，又违背国家法典，对于政体也十分错误。”给事中严用和等也上奏陈说。皇帝下诏准许。万历十二年，御史屠叔明请求释放革除建文帝年号时忠臣们的外亲。皇帝命令，除了齐泰、黄子澄之外，凡与方孝孺等人牵连的亲属都审查后免罪。万历皇帝性情仁慈柔弱，却唯独憎恨进谏者。从万历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内外官员因受杖责、戍边而被废为平民的达到一百四十人。后来万历帝不再临朝听政，刑罚很少施用，死囚也多次被停止处决而获释。天启年间酷刑很多，另有记载，这里不详细论述。庄烈帝即位后，诛杀魏忠贤。崇祯二年，钦定逆案，分为六等，天下人无不称快。然而当时正承接神宗废弛、熹宗昏乱之后，庄烈帝锐意整顿政务，使用刑罚相当急迫，许多大臣都被投入监狱。崇祯六年冬天审议囚犯，庄烈帝穿着素服在建极殿召集阁臣商议，而温体仁没有为任何人平反。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麒到任七天，城池便陷落，因此获罪当死。庄烈帝内心怜悯他，温体仁却不肯救援。崇祯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上疏营救郑三俊，并说：“皇上即位以来，被列入罪籍的大臣将近几千人，监狱已经满了。即使罪情和法律完全相合，也已经很可怜，何况还有许多人是在皇帝威严的恐惧之下获罪。有的只会顺从迎合而没有挽救，有的只会揣摩上意而没有补救，株连蔓延，九死一生，这难道是圣人只忧虑刑罚、怜悯罪囚的本意吗？”皇帝不能采纳。该年冬天，因为彗星出现，停止行刑。凡案件涉及边疆、钱粮、剿寇的，诏令刑部五天内审结上报。崇祯十二年，御史魏景琦在西市审判囚犯，御史高钦舜、工部郎中胡琏等十五人将被斩首，忽然中官本清奉命骑马疾驰前来赦免，于是释放其中十一人。第二天，魏景琦回奏此事，被责罚后关入锦衣卫狱。大概是因为庄烈帝认为囚犯中有声称冤屈的人，所以停止行刑请旨，而魏景琦仓促之间没有辨明情况，因而获罪。崇祯十四年，大学士范复粹上疏请求清理监狱，说：“狱中被拘禁的文武大臣有一百四十多人，实在令人极为痛心。”皇帝没有答复。当时国事一天比一天危急，只知道用重法来约束群臣，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最终仍然无法挽救国家的混乱和灭亡。

译志第七十一，刑法三。刑法中有些制度创始于明朝、与古代制度不相符合，廷杖、东厂和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就是这些。上述几种制度，杀人极其惨酷，却不受法律约束。沿袭实行下去，到明朝末年达到了极点。整个朝廷和天下人的性命，都听任武夫、宦官的手掌握，实在令人叹息。太祖曾经和侍臣讨论礼待大臣的问题。太史令刘基说：“古代公卿犯罪，便端着盛水的盘子、带着宝剑，到请室自裁，从来不轻易折辱他们，这是为了保存大臣的体面。”侍读学士詹同于是取来《大戴礼》和贾谊的奏疏进呈，并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是用来激励他们知廉耻。一定要这样做，君臣之间的恩情和礼节才都能尽到。”太祖深表赞同。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因违法应当受笞刑，太祖说：“六卿地位尊贵，不应因小事受辱。”命令用俸禄赎罪。后来群臣因过失获罪，也允许用俸禄赎罪，这是从这里开始的。然而永嘉侯硃亮祖父子都被鞭打至死，工部尚书薛祥也死在杖下，因此上书进谏的人便以大臣即使应当诛杀，也不应加以侮辱为理由进言。廷杖这种刑罚，也始于太祖。宣德三年，宣宗恼怒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沉溺酒色，长久不参加朝会，命令给他们戴枷示众。从此言官中有人戴着刑具。正统年间，王振专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等相继受到这种羞辱，在殿阶下行杖也渐渐成为惯例。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诏令责罚给事中、御史李俊、王浚等五十六人包庇隐瞒，廷杖其中二十人。正德十四年，因为进谏劝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死了十一人。嘉靖三年，群臣争论大礼，廷杖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死了十六人。嘉靖中期以后刑法更加严峻，即使大臣也不能免受笞打羞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硃方因撤防过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燿因敌寇进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因审议丁汝夔案件拖延，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因子弟冒领军功，都被逮捕并杖责。硃方、陈燿死在杖下，彭黯、屠侨、沈良才等杖责完毕后，催促他们继续处理政务。公卿受到这种羞辱，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又有一次，因元旦朝贺，皇帝恼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人，竟让他们都穿着朝服受杖责，天下人无不惊骇。四十多年间，杖杀朝廷官员的人数，是前代的几倍。万历五年，因为争论张居正夺情之事，杖责吴中行等五人。此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等人都受到杖责，多的达到一百杖。后来皇帝更加厌恶进谏者，奏疏大多留在宫中不发，廷杖也逐渐停止使用。天启年间，太监王体乾奉命进行大审，重重杖打外戚李承恩，以取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死在杖下，御史台和都察院极力争辩也没有用。阁臣叶向高说：“几十年没有施行的弊政，十天之内竟三次出现，万万不可再施行。”魏忠贤于是停止廷杖，却把想杀的人全都交给镇抚司审讯，大夫士人更加没有活路了。南京行廷杖，始于成化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珊等因灾荒请求赈济，皇帝挑出他们奏疏中的错字，命锦衣卫到南京午门前，每人杖责二十下，由守备太监监刑。到了正德年间，南京御史李熙弹劾贪官，触怒刘瑾，刘瑾假传圣旨杖责他三十下。当时南京禁卫军很久没有执行刑罚，临时挑选士卒训练了几天，才给他行杖，几乎把他打死。东厂的设置始于成祖。锦衣卫狱太祖曾经使用，后来已经禁止，重新使用也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的。东厂和锦衣卫相互依靠，所以舆论合称为厂卫。起初，成祖在北平起兵，多用建文帝身边的人作为耳目，刺探宫中事务。因此即位以后特别倚重宦官，在东安门北面设置东厂，命受宠亲近的人负责提督，侦缉、访察谋逆、妖言以及重大奸恶案件，使它和锦衣卫拥有同等权势，这大概是迁都以后才有的事。然而锦衣卫指挥纪纲、门达等人受到极大宠信，轮流掌权，东厂的权力反而不能与他们相比。到宪宗时，尚铭统领东厂，又另外设置西厂侦察事务，由汪直督领，所辖缇骑是东厂的两倍。从京师到天下各地，侦察事务纷至沓来，即使王府也不能幸免。汪直中途被罢免后又重新起用，前后共六年，冤死的人接连不断，权势远远超过锦衣卫。正好汪直多次出边监军，大学士万安于是说：“太宗建都北京，命锦衣卫官校侦缉访察，仍担心外任官员徇私，所以设置东厂，命内臣提督，实行了五六十年，事情已有固定规矩。过去妖狐夜间出现，人心惊惶，劳累圣上忧虑，于是增设西厂，特意命汪直督领侦缉，用来防备意外，所以只是权宜之计，为了安抚人心。先前引起的纷扰，臣不再多说。如今汪直镇守大同，京城众口一词，都认为革除西厂最为便利。伏望圣上特别下旨废除西厂，所有官校都回归原来的卫所，这对宗庙社稷实在是大幸。”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尚铭独自掌权，不久也被罢黜。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求废除东厂，皇帝没有答复。不过孝宗仁厚，厂卫不敢横行，掌管东厂的罗祥、杨鹏，只是奉公办事而已。正德元年，东厂太监王岳被杀，命丘聚取代他；又重新设置西厂，命谷大用掌管，他们都是刘瑾的党羽。东西两厂争相掌权，派遣巡逻校卒到四方刺探事务。南康人吴登显等人嬉戏赛龙舟，被处死并抄没家产。偏远州县和僻远乡村，只要看见穿鲜艳衣服、骑高头大马、说京城话的人，便互相躲避隐藏。有关部门听到风声，暗中实行贿赂。于是无赖之徒乘机作奸犯科，天下人都吓得两脚并立。锦衣卫使石文义也是刘瑾的私人，厂卫的势力于是合为一体。刘瑾又把惜薪司外薪厂改为办事厂，把荣府旧仓地改为内办事厂，由自己掌管。京师称它为内行厂，东西两厂也在它的侦察之中，刑罚更加残酷。他还创立条例，罪行无论轻重都杖责、发往边地永远戍守，或者戴枷遣送。枷锁重达一百五十斤，戴上没几天人就死了。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等人也不能幸免，直到濒死才被贬往边地戍守。御史柴文显、汪澄因小罪竟被判凌迟。官吏、军人和百姓被非法杀死的有几千人。刘瑾被诛后，西厂、内行厂都被革除，只有东厂照旧。张锐掌管东厂，与锦衣卫使钱宁一起肆意侦办案件，任意罗织罪名，厂卫之称也由此显著起来。

译嘉靖二年，东厂太监芮景贤任用千户陶淳，诬陷了许多人。给事中刘最坚持上奏，因而被贬为广德州判官。御史黄德奉命乘驿车前往。恰好有个叫颜如环的人同行，用黄布包裹行装。芮景贤立即上奏，把他们逮捕下狱，刘最等人分别编入军籍戍边。给事中刘济说：“刘最的罪不至于发配戍边。况且由宦官把持缉捕，由武夫进行罗织审讯，再由内降圣旨裁决，这样怎么向天下显示公正？”皇帝没有答复。当时天下镇守太监都被罢免，但大臣们习惯旧例，认为东厂是祖宗设置的，不可以废除，却不知道东厂并非太祖的制度。不过世宗驾驭宦官很严，他们不敢放肆，东厂的权力也比不上锦衣卫使陆炳远。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管东厂事务，在东上北门以北建立厂署，称为内厂，而把最初建立的东厂称为外厂。冯保与张居正兴起王大臣案件，想要灭高拱一族，锦衣卫使硃希孝竭力坚持，高拱得以无罪，锦衣卫也没有完全依附东厂。万历中期，矿税使者多次出外为害，而东厂的张诚、孙暹、陈矩都较为安静。陈矩审理妖书案，没有株连滥杀，当时很受称誉。正好神宗也无意苛细考核，刑罚使用减少，厂卫的监狱里甚至长出了青草。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以秉笔太监掌管东厂事务，任用锦衣卫使田尔耕、镇抚许显纯之流，专门用酷刑虐待来钳制内外，厂卫的祸害达到了极点。凡是掌管司礼监印信的中官，他的属下称他为宗主；督管东厂的人称为督主。东厂属下没有专设官职，只有掌刑千户一人、理刑百户一人，也称贴刑，都是锦衣卫官员。他们的差役全由锦衣卫供给，挑选其中最轻浮、狡黠、善于机巧的人拨充。差役的头目称档头，帽顶尖锐，穿青色素面旋褶衣，系小绦带，穿白皮靴，专门负责侦察。其下有几名番子办事。京师中的亡命之徒、诈骗钱财和挟仇报复的人，把办事番子看作靠山。发现一件秘密事情，便通过他们秘密报告档头；档头根据事情大小，先给告发者一些钱。这件事称为起数，给的钱称为买起数。得到案件后，便带着番子到犯人家中，分坐在左右两边，称为打桩。番子立即冲进去捉拿审问。如果没有左证文书，或者贿赂数目相当，便直接离开；稍不如意，就用酷刑拷打，称为乾醡酒，也称搬罾儿，痛苦是官刑的十倍。还会授意告发者牵连有势力的人；有势力的人给钱多，便可以无事；有的人吝惜不给，或者给得不够，马上报告上去，送入镇抚司狱，立即就会死。每月初一，数百名厂役在庭中抽签，分别监视各官府。他们监视中府等处会审重大案件、北镇抚司审讯重犯的情况，称为听记。在其他官府以及各城门访察缉捕，称为坐记。某官办理某事，某城门捕获某个奸人，书吏把情况写成文书报告坐记者，坐记者再上报东厂，称为打事件。到了东华门，即使是深夜，也能从门缝投入文书，立即排开旁人传达给皇帝。因此无论事情大小，天子都能听到。家人之间柴米油盐等琐碎事情，宫中有时也把它传作笑谈，上下人等战战兢兢，无不害怕成为打事件。锦衣卫的制度也和东厂一样。不过必须具备奏疏，才能上报皇帝，因此势力远远不如东厂。有四个人夜里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人酒醉后辱骂魏忠贤，另外三人吓得不敢出声。辱骂还未结束，番子就把四人带到魏忠贤那里，立即将辱骂者肢解，把金钱赏给另外三人。那三个人魂飞魄散，再也不敢动弹。庄烈帝即位后，魏忠贤伏法被诛，而王体乾、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人相继掌管东厂事务，告密的风气从未停止。王之心、曹化淳因缉捕奸人的功劳，荫补弟弟、侄子为锦衣卫百户；王德化以及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人侦察阁臣薛国观的隐秘罪行，薛国观因此死亡。当时锦衣卫使者长期畏惧东厂威势，大多低头听其驱使。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说：“高皇帝设置官职，并没有所谓缉事衙门。臣下不守法，应由言官直接弹劾，并没有暗中告发的事。后来为了肃清京城，才建立东厂。臣在南城任职时所查阅的诉讼案件，很多都是假借东厂名义来申诉冤屈。假称东厂，危害尚且如此，何况真正的东厂呢？这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势力造成的。所谓积重之势，是指功令要求比较缉事成绩，番役常常悬赏买案件；接受钱财的人甚至诱骗别人作奸犯盗，再把案件卖给番役。番役不查事情来源，诱骗者分到钱财便离开。有人挟私愤告发，用重法诬陷他人，挟忿之人的目的便无不得逞。伏望宽减对东厂案件的考核；东厂考核放宽以后，番役买卖案件的人也就都可以停止，这种积重的势力或许可以稍微减轻。” 后来杨仁愿又恳切地说不应派遣缇骑。皇帝于是告谕东厂，说侦缉只限于谋反和乱伦之事；其他作奸犯科的案件自有主管部门处理，不应由东厂缉捕，并且告诫锦衣卫校尉不要横行索取财物。不过，庄烈帝后来更加依赖厂卫，直到国家灭亡才停止。锦衣卫狱，就是世人所称的诏狱。古代的狱讼只由司寇掌管。汉武帝开始设置诏狱二十六所，历代沿袭或改革，并不固定。五代时，唐明宗设置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是天子亲自统领军队的名号。到汉代又有侍卫司狱，凡是重大案件都由它裁决。明朝的锦衣卫狱与此相近，幽禁拘押极其惨酷，危害没有比它更大的。太祖时期，天下各地犯重罪、被押送到京城的人，都收押在狱中。多次发生重大案件，常常交给锦衣卫审断，诛杀的人很多。后来太祖把锦衣卫所有刑具全部烧毁，把囚犯送到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重新申明禁令，诏令内外监狱不得把案件上送锦衣卫，大小案件都必须经过司法部门。成祖宠信纪纲，命他审理锦衣卫亲军，重新掌管诏狱。纪纲于是任用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借机作奸，制造了数百上千件罪案。过了很久，纪纲被灭族，但锦衣卫掌管诏狱仍照旧，洪武诏令被废弃不用。英宗初年，掌理锦衣卫事务的刘勉、徐恭都谨慎整饬。可是王振任用指挥马顺，使毒害流遍天下；枷锁李时勉、杀害刘球等事，都是马顺所为。景帝初年，有人上奏言官和校尉缉事的弊病，景帝严厉责备锦衣卫长官，命令把缉获的人送交司法部门；如有诬陷不实，便处以重罪。英宗复辟后，召见李贤，屏退左右，询问时政得失。李贤趁机极力陈说官校提拿人的危害。英宗认为他说得对，暗中查察后发现确实如此，于是召见锦衣卫长官告诫他们。后来已经查明弋阳王败坏人伦一事是假的，英宗又重申警戒。但这时指挥门达、镇抚逯杲仗恃宠信，李贤也多次被他们罗织罪名。门达派旗校四处出动，逯杲又制定期限督促办案，把捕获人数多作为主要标准。

译千户黄麟到广西，逮捕御史吴祯，索取狱具二百多副，天下被朝觐官员牵连获罪的很多。逯杲死后，门达兼管镇抚司。他构陷指挥使袁彬，把他拘押审讯，五种酷刑轮番施用，袁彬仅仅免于一死。朝廷官员杨璡、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钟等都戴着锁链被捕，路上呼喊冤屈的人多得无法记载。自纪纲被诛以后，他的党徒稍微收敛；到正统年间又重新张扬，天顺末年祸害更加炽烈，朝廷内外彼此相望，都不能保全自己。李贤虽然极力陈说，也无法挽救局面。镇抚司的职责是审理狱讼，起初只设置一个镇抚司，与外卫相同。洪武十五年增设北镇抚司，并把军匠等职掌归属南镇抚司，于是北镇抚司专门审理诏狱。不过重大案件审讯完毕后，便送交司法部门拟定罪名，从来没有独立制作完整的狱词。成化元年，才开始命令北镇抚司复奏时使用参语，司法部门因此更加受到牵制。成化十四年，增铸北镇抚司印信，所有刑狱案件都不必告知本卫，即使是锦衣卫下达的案件，也可以直接上奏请示可否，锦衣卫使不得参与。因此镇抚司官职虽低，权力却日益加重。起初锦衣卫狱附属于锦衣卫办理；到门达掌管审讯刑狱时，又在城西设置狱舍，囚犯拘押得杂乱不堪。门达失败后，采纳御史吕洪的意见将其毁掉。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说：“锦衣镇抚司多次缴获妖书图本，都是荒诞无稽的言论。百姓无知，往往受到迷惑。请将旧有的名目全部备录，张榜告示天下，使人知道畏惧躲避，免于陷入刑罚。”皇帝答复准许。缉事者的诬告却仍没有停止。成化十三年，捕捉宁晋人王凤等人，诬称他们从盲人那里接受妖书、冒署伪职，又诬告当地官员知县薛方、通判曹鼎与他们共同谋划，派士卒包围他们的家，用酷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薛方、曹鼎的家人多次呼喊冤屈，交给司法部门查验后，查明确实是诬陷，便以妄报妖言罪判处他们斩首。皇帝只告诫他不得杀害无辜，认为不能治他的罪。这一年，下令锦衣卫副千户吴绶到镇抚司共同审理刑狱。吴绶性情狡猾险恶，依附汪直而得到升进。后来他知道公议不能容忍自己，凡是文臣没有罪过而被捕下狱的，不再施加鞭打，因违背汪直的意思而被罢黜。这个时候，只有卫使硃骥执法公平，审理妖人案件从未有冤屈。诏狱交给有关部门审理时，他独用小杖，曾经皇帝命令宦官责问他，他也不肯改变，因此世人称赞他。弘治十三年，诏令法司说：“凡是厂卫送来的囚犯，都要秉公审理；如果有冤枉，就替他们申辩处理，不要拘泥于已经定下的案件。”正德年间，卫使石文义和张采内外勾结，擅自作威作福，当时称他们为刘瑾的左右臂膀。然而石文义经常陪侍刘瑾，并不处理事务，实际办事的是高得林。刘瑾被诛后，石文义伏法，高得林也被罢免。后来钱宁掌管事务，又极其放纵，因谋反被诛。世宗即位后，革除了锦衣卫传奉官十六人，裁汰旗校十五人，又告谕缉事官校：只许察访谋反、妖言、人命、强盗等重大案件，其他词讼以及外地州县的事务，不得参与。不久，许多案件被交给镇抚司，镇抚司勾结宦官，往往巧妙地罗织罪名。适逢太监崔文贪污牟利的事情被揭发，案件交给刑部，不久又奉内廷旨意送到镇抚司。尚书林俊说：“祖宗朝把刑狱交给法司，无论事情大小，都听凭公平审理。自从刘瑾、钱宁掌权，专门任用镇抚司，罗织冤狱，法纪大为败坏。现在正是革除弊政、实行善治的时候，不应再因小事扰乱法令。”皇帝不听。林俊又说：“一旦开了这个先例，恐怕以后遇到重大案件，就会有人借机求得内廷降旨来图谋免罪，实际上是在助长祸乱的根源。”御史曹怀也进谏说：“朝廷如果专门任用一个镇抚司，法司就可以成为空衙门，刑官也成了多余的官员了。”皇帝都不听。嘉靖六年，侍郎张璁等说：“祖宗设置三法司，是用来纠察官吏奸邪、平理狱讼的；设置东厂、锦衣卫，是用来缉捕盗贼、查问奸人的。从今以后，贪官和冤狱仍由法司负责；其中若有人徇私枉法，才听任厂卫察访。盗贼和奸人仍由厂卫负责，但也一定要送交法司拟定罪名。” 诏令按照他们的建议实行。然而官校提拿犯人仍像过去一样恣意妄为。给事中蔡经等人论述其危害，希望停止派遣他们。尚书胡世宁请求采纳这一建议。詹事霍韬也说：“刑狱交给三法司就足够了，锦衣卫又横加干扰。过去汉光武帝尚且重视名节，宋太祖对士大夫不施刑法，后来忠义之士争相以死效忠守节。士大夫有罪而被送到刑曹，已经是耻辱了；如果犯有重罪，罢免、废黜、诛杀都可以，却还要让众多官校把他们捉拿来，脱去官帽官服，戴上刑具。从朝班中的清贵官员，早晨还在朝廷，晚上就被关进牢狱，刚强的意志和豪壮的气概几乎全被摧折。等到复查案件发现无罪，重新穿戴冠带站在朝班中，武夫和守卒却指着他说：‘某人，是我侮辱过他；某人，是我捆绑押解过他。’小人因此无所顾忌，君子也就逐渐改变操守。这正是豪杰产生归隐山林念头、而后来很少有能守节之士的原因。希望从今以后东厂不要参与朝廷礼仪，锦衣卫不要掌管刑狱。士大夫获罪后，或贬谪、废黜、诛杀，不要再施加笞杖、锁铐，以培养廉耻之心，振作人心，激励士节。”皇帝认为霍韬越权妄言，不予采纳。按照祖制，凡是朝会，厂卫率领所属人员和五百名校尉排列在奉天门下，负责纠察仪礼。凡是失仪的人，立即剥去衣冠，押送到镇抚司监狱，打过杖才释放，所以霍韬的话涉及这件事。到了万历年间，失仪的人才开始不再送入狱中，只罚俸禄而已。世宗怨恨张鹤龄、延龄，奸人刘东山等便诬告二人施毒、魇镇和诅咒。皇帝大怒，把他们投入诏狱；刘东山趁机牵连出平素所憎恶的人。卫使王佐查探得知实情，便以诬陷欺罔的法律论罪，并反坐刘东山等人。王佐于是把刘东山等人枷锁在宫阙门外，不到十天全都死了，世人把王佐比作牟斌。牟斌是弘治年间的指挥。李梦阳论述延龄兄弟违法之事，被关进狱中，牟斌替他按较轻的罪名判处，因此得以不死。世宗中年时，卫使陆炳为人嫉妒险刻，和严嵩结交，并倾陷夏言。然而皇帝多次兴起大狱，陆炳常常设法保全一些人，所以士大夫并不憎恨陆炳。万历年间，凡是上书建言以及触犯矿税太监的人，动不动就被投入诏狱。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说：“监司、守令以及普通百姓被逮捕的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拷问，却还没有送交法司；监狱戒备森严，水火都无法进入，疫病的气息充满牢狱。”卫使骆思恭也说：“按惯例，每年举行热审，都在小满以前，如今已经两年没有举行。镇抚司监禁的犯人将近二百人，许多人不断拍打瓦片呼喊冤屈。”镇抚司陆逵也说：“狱囚怨恨，有人拿刀割断自己的手指。”这些话都没有得到答复。然而这时告发和互相揭发的风气已经衰退，被逮捕的大臣很少。万历末年，朝廷逐渐放宽对被逮捕羁押诸臣的处置，锦衣卫的狱案也渐渐清理了。

译田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是魏忠贤的义子，他们的党羽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从旁帮助，拷打杨涟、左光斗等人，以收受赃物的罪名互相比较定罪，限定期限严加督促。两天为一个期限，交纳钱财不合期限的，就要受尽刑罚。所谓全刑，包括刑械、脚镣、棍打、拶指、夹棍。各种酷刑全都用上，惨叫声沸腾，血肉溃烂，辗转求死也不能如愿。许显纯在旁叱喝自如，但一定要等候魏忠贤的旨意；魏忠贤派来听取情况的人没有到，他就不敢审讯。一天晚上，他命令囚犯们分开住宿。于是狱卒说：“今晚有人要‘壁挺’了。”‘壁挺’是监狱里的话，意思是死亡。第二天，杨涟死去，左光斗等人随后都被锁住头颈、拖拉致死。每死一个人，就停放几天，用芦苇席裹着尸体从牢门运出，尸体已经被虫蛆腐蚀。狱中事情秘密，家人有时连死亡日期也不知道。庄烈帝擒获并诛杀逆党后，那些冤死者的家中子弟来到狱门，叩头哀号，写文章祭奠。皇帝听说后感到悲悯。自从刘瑾创设枷刑以来，锦衣卫狱中经常使用这种刑具。神宗时，御史硃应毂详细陈述枷刑的惨酷，请求废除，皇帝不听。到了魏忠贤时期，又制作了更大的枷，还设置了断脊、坠指、刺心等刑罚。庄烈帝问身边的人：“立枷是干什么的？”王体乾回答：“是用来惩治罪大恶极的奸贼的。”皇帝忧容满面地说：“即使如此，终究还是值得怜悯。”魏忠贤因此缩起了脖子。东厂造成的祸害，到魏忠贤时达到了极点。然而厂卫之间没有不相互勾结的；案件罪情的轻重，东厂能够从内廷取得旨意。外廷如果有不相合作的人，锦衣卫就由东西两司房负责访察缉捕，再由北司拷问，罗织罪名、周密构陷之后，才送交法司。即使是东厂捕获的人，也一定要移送镇抚司再审，然后刑部才能拟定罪名。所以东厂势力强大时，锦衣卫就依附它；东厂势力稍弱时，锦衣卫反而气势凌驾其上。陆炳缉查司礼监李彬和东厂马广的隐秘罪行，都把他们置于死地，是因为陆炳得到内阁严嵩的支持。后来宦官的权势越来越重，内阁的势力日益削弱。内阁大臣反而处处低于东厂，而卫使无不争相奔赴东厂门下，甘愿做奴仆。锦衣卫的升授途径有四种：升任勋卫、任用子弟、科目选授和因功升迁。嘉靖以前，文臣的子弟大多不屑于担任这种职务。万历初年，刘守有以名臣的身份掌管锦衣卫，此后人们都乐于在其中任职。士大夫与他们往来，遇到狱案紧急时，也颇为依赖他们的力量。刘守有的儿子承禧以及吴孟明，是其中较为著名的。庄烈帝猜疑群臣，王德化掌管东厂，又以残酷刻薄的人辅佐他；孟明掌管锦衣卫印信，时常有意放过一些人，但观察东厂的意向，不敢违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又结党作恶。凡是士绅官员的家门，必定有几个人来往侦察踪迹，所以人们常常很晚才起床、早早关门，不敢偶然交谈。旗校经过门前，就像遭遇大盗；官员成为他们搜括财物的工具，他们均分所得利益。京城中奸细潜入，佣工和商贩暗中被流贼派遣，却没有一件被侦破；高门富户则战战兢兢，不得安居。他们党羽中狡黠的人肆意接受请托，稍微违逆他们的意愿，就立刻捏造诬告，摘取文书中的只言片语，牵连十几个人。姜采、熊开元被捕入狱，皇帝暗中谕令掌管锦衣卫的骆养性杀死他们。骆养性泄露了皇帝的话，并且说：“两位大臣确实应当处死，就应交给有关部门，写明他们的罪行，使天下人都知道。如果暗中派臣杀死他们，天下和后世将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 适逢许多大臣替姜采等人进言，他们于是得以长期羁押。这里是骆养性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他在其他事情上肆意残暴的行为也很多。锦衣卫旧例中，凡有功劳便给予赏赐，但只有缉捕谋反者才应得到这种赏赐。后来冒领滥赏没有法度，所报功劳一百件中没有一件是真实的。官吏百姓都深受困苦，而厂卫提出的请求却总是得到准许。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陈述其弊端，说：“缉事人员的势力很容易逞强，而且各自按捕获多少计算功劳等次，以此作为升官授职的依据。这样，他们凭借可以逞强的势力，谋求必定获得的功劳，为了使自己获利而冤枉他人，什么事做不出来？有盗贼经过自首而侥幸免罪的，于是故意让许多平民互相牵引来凑数；有搜刮人家财物冒充盗赃，胁迫市中的豪强作证；有暗中伪造图书，私藏伪造的批文，拿妖言、假印的法律相互诬陷；有的姓名相近，便含糊拘捕；父亲告发儿子孝顺，反而以忤逆论罪。所以被访察的家庭，俗语称为‘刬’，其毒害可想而知。请从今以后制定制度：机密重大、涉及宪法法典的案件，厂卫仍照旧可以上奏请办；但罪情尚未明白、未经审讯定案的，必须等法司详细审定结案以后，才准许记录功劳。仍然敕令兵部、刑部审查清楚，请皇帝决定升迁赏赐。凡经过缉捕但尚未结案的，不得虚报冒功、比照定罪；其他词讼也不得一概牵涉，以免侵夺有关官署的职权。案件尚未结成，而官校及镇抚司拷打致人重伤，甚至死亡的，准许法司参奏治罪。法司如果容隐包庇、互相勾结，就听任科臣一并参劾。这样，功劳必定能查实，访察必定针对实际案件，刑罚也不会有冤枉和滥用。”当时不能实行。内官会同法司审录囚犯，始于正统六年。当时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的疑难案件，并敕令他们与内官兴安共同办理。周忱、郭瑾前往南京，所受敕令也一样。当时虽然还没有确定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审的制度，但南北两地的内官已经可以参与三法司的刑狱了。景泰六年，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审录北京的刑狱；没有涉及南京，是因为灾害而临时创行此举。成化八年，命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在两京会审，而各省派员审理、怜恤刑狱的制度，也在这一年确定。成化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监怀恩会同法司审录囚犯。此后审录必定在丙、辛年举行。弘治九年没有派内官。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进言，又命令会同审理。凡举行大审录，都要带着敕书，在大理寺张设黄盖，筑起三尺高的坛台，内官居中而坐，三法司分坐左右，御史、郎中以下捧着文书站立，答应、应诺和进退行走都十分谨慎。三法司查看已经定成的案件，遇有应当改判轻重的地方，都看内官的意思，不敢违逆。成化年间，会审有一人因帮助哥哥斗殴，后来误打死人，太监黄赐想从轻发落。尚书陆瑜等坚持认为不可以，黄赐说：“同室兄弟争斗，尚且有人披头散发、来不及整理衣冠便去救他，何况是他的哥哥呢？”

译陆瑜等人不敢再争辩，最终只好枉法照办。万历三十四年举行大审时，御史曹学程因上书建言而长期被关押，群臣请求宽赦，皇帝都不听。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事务，会同各院、寺的长官，写信送给太监陈矩，请求减轻曹学程的罪。随后会同审理，案件已经具备结案条件，便署名共同上奏。陈矩又秘密上奏，说曹学程的母亲年老，值得顾念。皇帝的怒意因此消解，把曹学程释放了。这件事很值得称道，但也可见宦官监临审判的权力竟然如此重大。锦衣卫使也可以和法司在午门外审讯囚犯，以及在秋后承天门外会审，但不能参加大审。每年处决囚犯以后，都把各囚犯的罪状画在锦衣卫外墙上，让人观看并引以为戒。曾奉命审录案件的内臣死后，还要在墓室中画壁，画他面向南坐着，旁边排列法司堂上官以及御史、刑部郎中，引领囚犯鞠躬听命的情状，用来向后世显示为荣。成化二年，命令内官临刑监斩强盗宋全。嘉靖年间，内臣犯法，诏令免于逮捕审问，只交司礼监治罪。刑部尚书林俊说：“宫廷和政府本是一体，内臣所犯的罪，应当交给法司，明确地依法治罪，不应废弃祖宗的法令。”皇帝不听。按照太祖的制度，内官不得识字，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清扫等事务。太祖晚年焚毁锦衣卫的刑具，大概是表示永远不再使用。但成祖违背了这一制度，最终给子孙留下祸患，君子为此惋惜。志第七十二　艺文一 明太祖平定元朝都城后，大将军把图籍运送到南京；又下诏征求四方遗留下来的书籍，设置秘书监丞，不久改为由翰林典籍掌管。永乐四年，皇帝到便殿阅读书史，询问文渊阁收藏的书籍。解缙回答说还缺少很多。皇帝说：“平民百姓家里稍有余钱，还想积存书籍，何况朝廷呢？”于是命礼部尚书郑赐派使者访求购买，书主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不要计较价钱。北京建成后，诏令修撰陈循从文渊阁取书一部至百部，每种各选一本，共得一百柜，运送到北京。宣宗曾亲临文渊阁查看，亲自翻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人讨论，并因此赐给杨士奇等人诗篇。当时秘阁储藏的书籍约有二万多部，将近百万卷，其中刻本占十三，抄本占十七。正统年间，杨士奇等人说：“文渊阁所储藏的书籍，有祖宗御制的文集以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过去收藏在左顺门北廊，如今移到文渊阁、东阁。臣等逐一查点校勘，编成书目，请加盖御宝印记，永久收藏。”皇帝下诏说“可以”。正德十年，大学士梁储等请求检查内阁及东阁收藏的残缺书籍，命原来管理此事的主事李继先等依次修补。在此以前，秘阁藏书都是宋、元遗留下来的，没有不精美的，装订采用倒折的形式，四边向外折，虫鼠不能损坏。等到流贼作乱，宋刻、元刻全都变得残缺。至于明代御制的诗文，内府刻印成板；儒臣奉敕编修的书籍以及象魏所发布的诏告训令，卷帙既多，文辞又优美，当时都颁行天下。除此之外，还有名公卿的论著，文人墨客各自一家之言，其中写得好的深厚醇正而典雅，卓然足以流传。即使其中有怪异奇特、驳杂不纯的作品，也足以考察风俗文气的正变，辨析古学的源流，认识大事小事，掌故也都齐备了。汲取其中的华美和实质，并不逊于前代的盛况，这难道不能说是文运昌盛吗！四部书的分类目录，起源于荀勖，晋、宋以来沿用这一体系。前代史书兼收古今书籍，认为这些书都是当时秘阁所收藏的。明朝万历年间，修撰焦竑编修国史，辑成《经籍志》，号称详尽博大。然而延阁、广内的藏书，焦竑也无法全部阅览，那么前代陈旧的编籍凭什么记录？不过是区区搜集遗闻，想要接续《隋志》而已，结果伪书错杂排列，只会增添错误。因此现在只就明朝二百七十年间各家的著述略加整理编次，编成这一志。凡是卷数无法考定、真伪尚未确定的，宁可缺略不载，也不详细说明。经部共分十类：一是《易》类，二是《书》类，三是《诗》类，四是《礼》类，五是《乐》类，六是《春秋》类，七是《孝经》类，八是诸经类，九是《四书》类，十是小学类。硃升《周易旁注前图》二卷、《周易旁注》十卷 梁寅《周易参义》十二卷 赵汸《大易文诠》八卷 鲍恂《大易举隅》三卷，又名《大易钩玄》。林大同《易经奥义》二卷 欧阳贞《周易问辨》三十卷 硃谧《易学启蒙述解》二卷 张洪《周易传义会通》十五卷 程汝器《周易集传》十卷 永乐年间奉敕编修的《周易传义大全》二十四卷、《义例》一卷，由胡广等人编纂。杨士奇《周易直指》十卷 刘髦《石潭易传撮要》一卷 林讠志《周易集说》三卷 李贤《读易记》一卷 刘定之《周易图释》三卷 王恕《玩易意见》二卷 罗伦《周易说旨》四卷 谈纲著有《读易愚虑》二卷、《易考图义》一卷、《卜筮节要》一卷、《易义杂言》一卷、《易指考辨》一卷。蔡清《周易蒙引》二十四卷 硃绶《易经精蕴》二十四卷 何孟春《易疑初筮告蒙约》十二卷 胡世宁《读易私记》四卷 陈凤梧《集定古易》十二卷 刘玉《执斋易图说》一卷 许诰《图书管见》一卷 周用《读易日记》一卷 崔铣《读易余言》五卷，《易大象说》一卷 湛若水《修复古易经传训测》十卷 张邦奇《易说》一卷 郑善夫《易论》一卷 吕柟《周易说翼》三卷 王崇庆《周易义卦》二卷 唐龙《易经大旨》四卷 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四卷，另名《周学疏原》；《易占经纬》四卷 钟芳《学易疑义》三卷 王道《周易亻意》四卷 梅鷟《古易考原》三卷 金贲亨《学易记》五卷 舒芬《易笺问》一卷 季本《易学四同》八卷、《图文余辨》一卷、《蓍法别传》一卷、《古易辨》一卷 林希元《易经存疑》十二卷 陈琛《易经通典》六卷，另名《浅说》。方献夫《周易约说》十二卷 余诚《易图说》一卷 黄芹《易图识漏》一卷 李舜臣《易卦辱言》一卷

译叶良珮《周易义丛》十六卷 丰坊《古易世学》十五卷。丰坊说，家中藏有《古易》，是从远祖丰稷传下来的。又有《古书世学》六卷，说是得到朝鲜、倭国的两种本子，与今文相合；还有古文《石经》和古本《鲁诗世学》三十六卷，也说是丰稷传下来的。钱谦益认为这些都是丰坊伪造编写的。唐枢《易修墨守》一卷 罗洪先《易解》一卷 杨爵《周易辨录》四卷 薛甲《易象大旨》八卷 熊过《周易象旨决录》七卷 胡经《易演义》十八卷 王畿《大象义述》一卷 卢翰《古易中说》四十四卷 陈言《易疑》四卷 陈士元《易象钩解》四卷 《易象汇解》二卷 鲁邦彦《图书就正录》一卷 李贽《九正易因》四卷。李贽自称最初写成《易因》一书，修改了八九次才定稿，所以取名“九正”。徐师曾《今文周易演义》十二卷 姜宝《周易补疑》十二卷 顾曾唯《周易详蕴》十三卷 孙应ＢＩ《易谈》四卷 邓元锡《易经绎》五卷 颜鲸《易学义林》十卷 陈锡《易原》一卷 王世懋《易解》一卷 徐元气《周易详解》十卷 万廷言《易说》四卷、《易原》四卷 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二十一卷 来知德《周易集注》十六卷 任惟贤《周易义训》十卷 张献翼《读易韵考》七卷 曾士传《正易学启蒙》一卷 叶山《八白易传》十六卷 金瑶《六爻原意》一卷 李逢期《易经随笔》三卷 方社昌《周易指要》三卷 孙从龙《周易参疑》十卷 沈一贯《易学》十二卷 冯时可《易说》五卷 唐鹤徵《周易象义》四卷 黄正宪《易象管窥》十五卷 郭子章《易解》十五卷 吴中立《易铨古本》三卷 周坦《易图说》一卷 硃篁《易邮》七卷 硃谋▯韦《易象通》八卷 陈第《伏羲图赞》二卷。邓伯羔《古易诠》二十九卷、《今易诠》二十四卷。傅文兆《羲经十一翼》五卷。林兆恩《易外别传》一卷。王宇《周易占林》四卷。彭好古《易钥》五卷。方时化《易疑》一卷、《易引》九卷、《周易颂》二卷、《学易述谈》四卷。章潢《周易象义》十卷。姚舜牧《易经疑问》十二卷。颜素《易研》六卷。曾朝节《易测》十卷。邹元标《易彀通》一卷。徐三重《易义》一卷。苏浚《周易冥冥篇》四卷、《易经兒说》四卷。沈孚闻《周易日钞》十一卷。屠隆《读易便解》四卷。杨启新《易林疑说》二卷。钟化民《读易钞》十四卷。李廷机《易经纂注》四卷、《易答问》四卷。邹德溥《易会》八卷。钱一本《像象管见》七卷，《易象钞》和《续钞》共六卷，《四圣一心录》四卷。潘士藻《洗心斋读易述》十七卷。岳元声《易说》三卷。顾允成《易图说亻意言》四卷。焦竑《易筌》六卷。高攀龙《大易易简说》三卷、《周易孔义》一卷。郝敬《周易正解》二十卷、《周领》四卷、《周易补》七卷、《学易枝言》二卷。张纳陛《学易饮河》八卷。吴炯《周易绎旨》八卷。万尚烈《易赞测》一卷、《易大象测》一卷。吴默《易说》六卷。姚文蔚《周易旁注会通》十四卷。李本固《古易汇编意辞集》十七卷。杨廷筠《易显》六卷。汤宾尹《易0经翼注》四卷。孙慎行《周易明洛义纂述》六卷、《不语易义》二卷。曹学牷《周易可说》七卷。张汝霖《周易因指》八卷。崔师训《大成易旨》二卷。刘宗周《周易古文钞》三卷、《读易图记》一卷。薛三省《易蠡》二卷。程汝继《周易宗义》十二卷。王三善《周易象注》九卷。魏浚《周易古象通》八卷。樊良枢《易疑》一卷、《易象》二卷。高捷《易学象辞二集》十二卷。陆振奇《易芥》十卷。杨瞿崃《易林疑说》十卷。王纳谏《周易翼注》三卷。陆梦龙《易略》三卷。文翔凤《邵窝易诂》一卷。卓尔康《易学0全书》五十卷。缪昌期《周易会通》十二卷。罗喻义《读易内篇》《问篇》《外篇》共七卷。程玉润《周易演旨》六十五卷。钱士升《易揆》十二卷。钱继登《易篑》三卷。吴极《易学》五卷。方孔炤《周易时论》十五卷。徐世淳《易就》六卷。汪邦柱《周易会通》十二卷。叶宪祖《大易玉匙》六卷。方鲲《易荡》二卷。鲍观白《易说》二卷。张伯枢《易象大旨》三卷。吴桂森《像象述》五卷。郑维岳《易经意言》六卷。喻有功《周易悬镜》七卷。潘士龙《演易图说》一卷。洪守美《易说醒》四卷。余叔纯《周易读》五卷。陆起龙《周易易简编》四卷。徐奇《周易卦义》二卷。洪化昭《周易独坐谈》五卷。沈瑞钟《周易广筌》二卷。林有桂《易经观理说》四卷。陈履祥《孔易彀》一卷。许顺义《易经三注粹钞》四卷。王祚昌《周易敝书》五卷。容若春《今易图学心法释义》十卷。张次仲《周易玩辞困学记》十二卷。顾枢《西畴易稿》三卷。陈仁锡《羲经易简录》八卷。黄道周《易象正》十四卷、《三易洞玑》十六卷。倪元璐《兒易内仪》六卷、《外仪》十五卷。龙文光《乾乾篇》三卷。文安之《易佣》十四卷。林胤昌《周易耨义》六卷。张镜心《易经增注》十二卷。李奇玉《易义》四卷。硃之俊《周易纂》六卷。何楷《古周易订诂》十六卷。侯峒曾《易解》三卷。黎遂球《周易爻物当名》二卷。

译郑赓唐《读易搜》十二卷。陈际泰《易经大意》七卷、《群经辅易说》一卷、《周易翼简捷解》十六卷。秦镛《易序图说》二卷。金铉《易说》一卷。黄端伯《易疏》五卷。来集之《读易偶通》二卷。——以上是《易》类，共二百二十二部、一千五百七十卷。明太祖注《尚书洪范》一卷。明太祖曾命儒臣书写《洪范》，悬挂在御座右侧，于是亲自作注。仁宗《体尚书》二卷。解释《尚书》中的《皋陶谟》《甘誓》《盘庚》等十六篇，为便于讲解而改动了原文。世宗《书经三要》三卷。世宗因为太祖已经为《洪范》一篇作注，于是又为《无逸》作注，再为《伊训》作注，分成三册，合为一部书。后来又撰成《洪范序略》一篇，并把《皋陶谟》《伊训》《无逸》等篇全部加以注释，命名为《书经三要》。洪武年间下诏编修《书传会选》六卷。太祖认为蔡沈《书传》有正确之处，也有错误之处，便下诏让刘三吾等人加以订正；又汇集各家的说法，补足其中的缺漏。书编成后颁行刊刻，但世上最终很少流传。永乐年间编修《大全》时，完全依照蔡氏《书传》，只是为了便利士子应付科举功业，除此之外不再作任何考订。硃升《尚书旁注》六卷。《书传补正辑注》一卷。梁寅《书纂义》十卷。硃右《书集传发挥》十卷、《禹贡凡例》一卷。徐兰《书经体要》一卷。陈雅言《尚书卓跃》六卷。郭元亮《尚书该义》十二卷。永乐年间奉诏编修《书传大全》十卷，由胡广等人编纂。张洪《尚书补得》十二卷。彭勖《书传通释》六卷。徐善述《尚书直指》六卷。陈济《书传补注》一卷。徐骥《洪范解订正》一卷。章陬《书经提要》四卷。费希冉《尚书本旨》七卷。杨守陈《书私钞》一卷。黄瑜《书经旁通》十卷。李承恩《书经拾蔡》二卷。杨廉《洪范纂要》一卷。熊宗立《洪范九畴数解》八卷。张邦奇《书说》一卷。吴世忠《洪范考疑》一卷。郑善夫《洪范论》一卷。刘天民《洪范辨疑》一卷。马明衡《尚书疑义》一卷。吕柟《尚书说疑》五卷。韩邦奇《禹贡详略》二卷。王崇庆《书经说略》一卷。舒芬《书论》一卷。郑晓《尚书考》二卷，《禹贡图说》一卷。马森《书传敷言》十卷。张居正《书经直解》八卷。王樵《尚书日记》十六卷，《书帷别记》四卷。陈锡《尚书经传别解》一卷。归有光《洪范传》一卷，《考定武成》一卷。程弘宾《书经虹台讲义》十二卷。屠本畯《尚书别录》六卷。邓元锡《尚书释》二卷。章潢《尚书图说》三卷。陈第《尚书疏衍》四卷。罗敦仁《尚书是正》二十卷。钟庚阳《尚书传心录》七卷。王祖嫡《书疏丛钞》一卷。瞿九思《书经以俟录》六卷。姚舜牧《书经疑问》十二卷。刘应秋《尚书旨》十卷。郭正域《东宫进讲尚书义》一卷。钱一本《范衍》十卷。袁宗道《尚书纂注》四卷。焦竑《禹贡解》一卷。吴炯《书经质疑》一卷。王肯堂《尚书要旨》三十一卷。郝敬《尚书辨解》十卷。卢廷选《尚书雅言》六卷。曹学牷《书传会衷》十卷。谢廷赞《书经翼注》七卷。赵惟寰《尚书蠡》四卷。陆键《尚书传翼》十卷。张尔嘉《尚书贯言》二卷。姜逢元《禹贡详节》一卷。硃道行《尚书集思通》十二卷。史惟堡《尚书晚订》十二卷。杨肇芳《尚书副墨》六卷。潘士遴《尚书苇籥》五十卷。徐大仪《书经补注》六卷。黄道周《洪范明义》四卷。郑鄤《禹贡注》一卷。艾南英《禹贡图注》一卷。傅元初《尚书撮义》四卷。袁俨《尚书百家汇解》六卷。江旭奇《尚书传翼》二卷。硃朝瑛《读书略记》二卷。茅瑞徵《虞书笺》二卷，《禹贡汇疏》十二卷。王纲振《禹贡逆志》一卷。张能恭《禹贡订传》一卷。黄翼登《禹贡注删》一卷。夏允彝《禹贡古今合注》五卷。罗喻义《洪范直解》一卷，《读范内篇》一卷。以上是《书》类，共八十八部、四百九十七卷。周是修《诗小序集成》三卷。梁寅《诗演义》八卷，《诗考》四卷。硃升《诗旁注》八卷。汪克宽《诗集传音义会通》三十卷。曾坚《诗疑大鸣录》一卷。硃善《诗解颐》四卷。高颐《诗集传解》二十卷。张洪《诗正义》十五卷。杨禹锡《诗义》二卷。郑旭《诗经总旨》一卷。永乐年间，奉敕编修《诗集传大全》二十卷，由胡广等人编纂。范理《诗集解》三十卷。王逢《诗经讲说》二十卷。孙鼎《诗义集说》四卷。李贤《读诗纪》一卷。杨守陈《诗私钞》四卷。易贵《诗经直指》十五卷。程楷《诗经讲说》二十卷。陆深《俨山诗微》二卷。张邦奇《诗说》一卷。湛若水《诗厘正》二十卷。吕柟《毛诗序说》六卷。胡缵宗《胡氏诗识》三卷。王崇庆《诗经衍义》一卷。季本《诗说解颐》八卷，《总论》二卷。黄佐《诗传通解》二十五卷。潘恩《诗经辑说》七卷。陆垹《诗传存疑》一卷。薛应旂《方山诗说》八卷。陈锡《诗辨疑》一卷。劳堪《诗林伐柯》四卷。沈一贯《诗经纂注》四卷。冯时可《诗亻意》二卷。郭子章《诗传书例》四卷。硃得之《印古诗说》一卷。袁仁《毛诗或问》二卷。邓元锡《诗绎》三卷。陈第《毛诗古音考》四卷。硃谋▯韦《诗故》十卷。凌濛初《圣门传诗嫡冢》十六卷，《诗逆》四卷。陶其情《诗经注疏大全纂》十二卷。赵一元《诗经理解》十四卷。黄一正《诗经埤传》八卷。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五十五卷。

译吴雨《毛诗鸟兽草木疏》三十卷。唐汝谔《毛诗微言》二十卷。瞿九思《诗经以俟录》六卷。姚舜牧《诗经疑问》十二卷。林兆珂《毛诗多识篇》七卷。汪应蛟《学诗略》一卷。徐常吉《毛诗翼说》五卷。吴炯《诗经质疑》一卷。郝敬《毛诗原解》三十六卷，《序说》八卷。张彩《诗原》三十卷。徐必达《南州诗说》六卷。刘宪宠《诗经会说》八卷。曹学牷《诗经质疑》六卷 沈万钶《诗经类考》三十卷 顾起元《尔雅堂诗说》四卷 蔡毅中《诗经补传》四卷 沈守正《诗经说通》十四卷 樊良枢《诗商》五卷 徐光启《毛诗六帖》六卷 赵琮《葩经约说》十卷 庄廷臣《诗经逢源》八卷 邹忠胤《诗传阐》二十四卷 陆化熙《诗通》四卷 胡胤嘉《读诗录》二卷 硃道行《诗经集思通》十二卷 何楷《毛诗世本古义》二十八卷 张次仲《待轩诗记》六卷 张睿卿《诗疏》一卷 唐达《毛诗古音考辨》一卷 张溥《诗经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高承埏《五十家诗义裁中》十二卷 硃朝瑛《读诗略记》二卷 张星懋《诗采》八卷 高鼎熺《诗经存旨》八卷 韦调鼎《诗经考定》二十四卷 赵起元《诗权》八卷 乔中和《葩经旁意》一卷 胡绍曾《诗经胡传》十二卷 范王孙《诗志》二十六卷 以上是《诗》类，共八十七部，九百八卷。方孝孺《周礼考次目录》一卷 何乔新《周礼集注》七卷，《周礼明解》十二卷 陈凤梧《周礼合训》六卷 魏校《周礼沿革传》六卷、《官职会通》二卷 杨慎《周官音诂》一卷 舒苍《周礼定本》十三卷 季本《读礼疑图》六卷 陈深《周礼训隽》十卷、《周礼训注》十八卷、《考工》《记句诂》一卷 唐枢《周礼因论》一卷 罗洪先《周礼疑》一卷 王圻《续定周礼全经集注》十四卷 李如玉《周礼会注》十五卷 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十四卷 金瑶《周礼述注》六卷 王应电《周礼传》十卷，《周礼图说》二卷，《学周礼法》一卷，《非周礼辨》一卷 冯时行《周礼别说》一卷 施天麟《周礼通义》二卷 徐即登《周礼说》十四卷 焦竑《考工记解》二卷 陈与郊《考工记辑注》二卷 郝敬《周礼完解》十二卷 郭良翰《周礼古本订注》六卷 孙攀古《周礼释评》六卷 陈仁锡《周礼句解》六卷 张采《周礼合解》十八卷 林兆珂《考工记述注》二卷 徐昭庆《考工记通》二卷 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 郎兆玉《注释古周礼》六卷 沈羽明《周礼汇编》六卷 以上是《周礼》。汪克宽《经礼补逸》九卷 黄润玉《仪礼戴记附注》五卷 何乔新《仪礼叙录》十七卷 陈凤梧《射礼集要》一卷 湛若水《仪礼补逸经传测》一卷 徐骏《五服集证》一卷 王廷相《昏礼图》一卷，《乡射礼图注》一卷，《丧礼论》一卷，《丧礼备纂》二卷 舒芬《士相见礼仪》一卷 闻人诠《饮射图解》一卷 硃缙《射礼集解》一卷 胡缵宗《仪礼郑注附逸礼》二十五卷 郝敬《仪礼节解》十七卷 王志长《仪礼注疏删翼》十七卷 以上是《仪礼》。连伯聪《礼记集传》十六卷 硃右《深衣考》一卷 黄润玉《考定深衣古制》一卷 永乐年间奉敕编修的《礼记大全》三十卷，由胡广等人编纂。郑节《礼传》八十卷 岳正《深衣注疏》一卷 杨廉《深衣纂要》一卷 夏时正《深衣考》一卷 王廷相《夏小正集解》一卷，《深衣图论》一卷 夏言《深衣考》一卷 王崇庆《礼记约蒙》一卷 杨慎《檀弓丛训》二卷，另一名称为《附注》；《夏小正解》一卷 张孚敬《礼记章句》八卷 戴冠《礼记集说辨疑》一卷 柯尚迁《曲礼全经类释》十四卷 李孝先《投壶谱》一卷 黄乾行《礼记日录》四十九卷 闻人德润《礼记要旨补》十六卷 丘橓《礼记摘训》十卷 徐师曾《礼记集注》三十卷 戈九畴《礼记要旨》十六卷 陈与郊《檀弓辑注》二卷 姚舜牧《礼记疑问》十二卷 沈一中《礼记述注》十八卷 王荁《礼记纂注》四卷 郝敬《礼记通解》二十二卷 余心纯《礼经搜义》二十八卷 刘宗周《礼经考次正集》十四卷、《分集》四卷 樊良枢《礼测》二卷 陈有元《礼记约述》八卷 硃泰祯《礼记意评》四卷 汤三才《礼记新义》三十卷 王翼明《礼记补注》三十卷 黄道周《月令明义》四卷，《坊记集传》二卷，《表记集传》二卷，《缁衣集传》二卷 陈际泰《王制说》一卷 张习孔《檀弓问》四卷 卢翰《月令通考》十六卷 杨鼎熙《礼记敬业》八卷 阎有章《说礼》三十一卷 以上是《礼记》。夏时正《三礼仪略举要》十卷 湛若水《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大致以《曲礼》《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吴岳《礼考》一卷 刘绩《三礼图》二卷 贡汝成《三礼纂注》四十九卷 李黼《二礼集解》十二卷，将《周礼》《仪礼》合为一书，汇集各家的说法加以解释。李经纶《三礼类编》三十卷 邓元锡《三礼编释》二十六卷。唐伯玉《礼编》二十八卷。以上是通论《礼》的著作。——以上为《礼》类，共一百零七部、一千一百二十一卷。

译湛若水《古乐经传全书》二卷。张敔《雅乐发微》八卷，《乐书杂义》七卷。韩邦奇《律吕新书直解》一卷，《苑洛志乐》二十卷。周瑛《律吕管钥》一卷。刘绩《六乐图》二卷。黄佐《礼典》四十卷，《乐典》三十六卷。何瑭《乐律管见》一卷，另名《律吕管见》。吕柟《诗乐图谱》十八卷。季本《乐律纂要》一卷，《律吕别书》一卷。李文利《大乐律吕元声》六卷，《大乐律吕考证》四卷。张谔《大成乐舞图谱》二卷，《古雅心谈》一卷。李文察《乐记补说》二卷，《四圣图解》二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典乐要论》三卷，《古乐筌蹄》九卷，《青宫乐调》三卷。刘濂《乐经元义》八卷，《九代乐章》二十三卷。邓文宪《律吕解注》二卷。黄积庆《乐律管见》二卷，用来纠正李文利的错误。唐顺之《乐论》八卷。蔡宗兗《律同》二卷。杨继盛《拟补乐经》一卷。潘峦《文庙乐编》二卷。李璧《宴飨乐谱》一卷。葛见尧《含少论略》一卷。吕怀《律吕古义》二卷，《韵乐补遗》二卷，《律吕广义》三卷。孙应鰲《律吕分解发明》四卷。王邦直《律吕正声》六十卷。硃载堉《乐律全书》四十卷。乐和声《大成乐舞图说》一卷。何栋如《文庙雅乐考》二卷。史记事《大成礼乐集》三卷。瞿九思《孔庙礼乐考》五卷。李之藻《ＢＬ宫礼乐疏》十卷。黄居中《文庙礼乐志》十卷。梅鼎祚《古乐苑》五十二卷，《衍录》四卷，《唐乐苑》三十卷。黄汝良《乐律志》四卷。王朝玺《律吕新书私解》一卷。王思宗《黄钟元统图说》一卷，《八音图注》一卷。叶广《礼乐合编》三十卷。王正中《律书详注》一卷。——以上为《乐》类，共五十四部、四百八十七卷。《春秋本末》三十卷。洪武年间，懿文太子命宫臣傅藻等人编纂。赵汸《春秋集传》十五卷，《附录》二卷，《春秋属辞》十五卷，《左传补注》十卷。梁寅《春秋考义》十卷。张以宁《春秋尊王发微》八卷，《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辨疑》一卷。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徐尊生《春秋论》一卷。蔡深《春秋纂》十卷。李衡《春秋释例集说》三卷。石光霁《春秋书法钩玄》四卷。永乐年间奉诏修撰《春秋集传大全》三十七卷，由胡广等人编纂。金幼孜《春秋直指》三十卷，《春秋要旨》三卷。张洪《春秋说约》十二卷。饶秉鉴《春秋会传》十五卷，《提要》一卷。张复《春秋中的》一卷。童品《春秋经传辨疑》一卷。余本《春秋传疑》一卷。郭登《春秋左传直解》十二卷。邵宝《左觿》一卷。杨循吉《春秋经解摘录》一卷。湛若水《春秋正传》三十七卷。金贤《春秋纪愚》十卷。刘节《春秋列传》五卷。刘绩《春秋左传类解》二十卷。张邦奇《春秋说》一卷。席书《元山春秋论》一卷。江晓《春秋补传》十五卷。魏校《春秋经世书》二卷。蔡芳《春秋训义》十一卷。吕柟《春秋说志》五卷。许诰《春秋意见》一卷。胡世宁《春秋志疑》十八卷。钟芳《春秋集要》二卷。杨慎《春秋地名考》一卷。汤虺《春秋易简发明》二十卷。季本《春秋私考》三十卷。王崇庆《春秋析义》二卷。王道《春秋亻意》四卷。胡缵宗《春秋本义》十二卷。姜絅《春秋曲言》十卷。李濂《夏周正辨疑会通》四卷。陆粲《左传附注》五卷，《春秋左氏觿》二卷，《胡传辨疑》二卷。任桂《春秋质疑》四卷。黄佐《缵春秋明经》十二卷。石琚《左传章略》三卷。唐顺之《春秋论》一卷，《左氏始末》十二卷。赵恒《春秋录疑》十七卷。魏谦吉《春秋大旨》十卷。詹莱《春秋原经》十七卷。林命《春秋订疑》十二卷。姚咨《春秋名臣传》十三卷。袁颢《春秋传》三十卷。袁祥《春秋或问》八卷。袁仁《针胡篇》一卷。邵弁《春秋尊王发微》十卷，《属辞比事》八卷，《或问》一卷，《凡例辑略》一卷。傅逊《春秋左传属事》二十卷，《春秋左传注解辨误》二卷。严讷《春秋国华》十七卷。高拱《春秋正旨》一卷。姜宝《春秋事义全考》二十卷，《春秋读传解略》十二卷；疏解《胡传》的义理，以便于学习者。王樵《春秋辑传》十五卷，《凡例》三卷。马森《春秋伸义辨类》二十九卷。许孚远《左氏详节》八卷。颜鲸《春秋贯玉》四卷。李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汪道昆《春秋左传节文》十五卷。吴国伦《春秋世谱》十卷。把《春秋》中列国的事实，以及《史记》和其他书中所记载的相关内容，按国分列为诸侯世家。徐学谟《春秋亻意》六卷。硃睦▯挈《春秋诸传辨疑》四卷。王锡爵《左传释义评苑》二十卷。邓元锡《春秋绎》一卷。黄洪宪《春秋左传释附》二十七卷。黄正宪《春秋翼附》二十卷。冯时可《左氏讨》二卷，《左氏论》二卷，《左氏释》二卷。穆文熙《国概》六卷。余懋学《春秋蠡测》四卷。凌稚隆《左传测义》七十卷。钱时俊《春秋胡传翼》三十卷。冷逢震《周正考》一卷。徐即登《春秋说》十一卷。邹德溥《春秋匡解》八卷。姚舜牧《春秋疑问》十二卷。郝敬《春秋直解》十二卷。郑良弼《春秋或问》十四卷、《存疑》一卷、《续义》二卷。

译张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谱》一卷。陆曾晔《编春秋所见所闻所传闻》三卷。施仁《左粹类纂》十二卷。陈可言《春秋左传类事》三十六卷。曹宗儒《春秋序事本末》三十卷、《逸传》三卷、《左氏辨》三卷。曹学牷《春秋阐义》十二卷、《春秋义略》三卷。钱世扬《春秋说》十卷。王衡《春秋纂注》四卷。魏靖国《三传异同》三十卷。卓尔康《春秋辨义》四十卷。张国经《春秋比事》七卷。钱应奎《左记》十一卷。张铨《春秋补传》十二卷。冯伯礼《春秋罗纂》十二卷。耿汝忞《春秋愍渡》十五卷。顾懋樊《春秋义》三十卷。王震《春秋左翼》四十三卷。徐允禄《春秋愚谓》四卷。冯梦龙《春秋衡库》二十卷。林嗣昌《春秋易义》十二卷。张溥《春秋三书》三十一卷。余飏《春秋存俟》十二卷。虞宗瑶《春秋提要》二卷。刘城《春秋左传地名录》二卷。孙范《左传纪事本末》二十二卷。来集之《春秋志在》十二卷、《四传权衡》一卷。贺仲轼《春秋归义》三十二卷、《便考》十卷。以上是《春秋》类，共一百三十一部、一千五百二十五卷。宋濂《孝经新说》一卷。孙贲《孝经集善》一卷。孙吾与《孝经注解》一卷。方孝孺《孝经诫俗》一卷。晏璧《孝经刊误》一卷。曹端《孝经述解》一卷。刘实《孝经集解》一卷。薛瑄《定次孝经今古文》一卷。杨守陈《孝经私钞》八卷。余本《孝经集注》三卷。王守仁《孝经大义》一卷。陈深《孝经解诂》一卷。归有光《孝经叙录》一卷。李材《孝经疏义》一卷。杨起元《孝经外传》一卷、《孝经引证》二卷。虞淳熙《孝经迩言》九卷、《孝经集灵》一卷。胡时化《注解孝经》一卷。吴捴谦《重定孝经列传》七卷。硃鸿《孝经质疑》一卷、《集解》一卷。王元祚《孝经汇注》三卷。陈仁锡《孝经小学详解》八卷。黄道周《孝经集传》二卷。何楷《孝经集传》二卷。张有誉《孝经衍义》六卷。江旭奇《孝经疏义》一卷。瞿罕《孝经贯注》二十卷、《孝经存余》三卷、《孝经考异》一卷、《孝经对问》三卷。吕维祺《孝经本义》二卷、《孝经大全》二十八卷、《或问》三卷。以上是《孝经》类，共三十五部、一百二十八卷。蒋悌生《五经蠡测》六卷。董彝《经疑》十卷。黄润玉《经书补注》四卷、《经谱》一卷。周洪谟《经书辨疑录》三卷。王恕《石渠意见》二卷、《拾遗》一卷、《补缺》一卷。章懋《诸经讲义》二卷。邵宝《简端录》十二卷。王崇庆《五经心义》五卷。王守仁《五经臆说》四十六卷。吕柟《经说》十卷。杨慎《经说》八卷。詹莱《七经思问》三卷。郑世威《经书答问》十卷。薛治《五经发挥》七十卷。丁奉《经传臆言》二十八卷。唐顺之《五经总论》一卷。胡宾《六经图全集》六卷。陈深《十三经解诂》六十卷。穆相《五经集序》二卷。王觉《五经四书明音》八卷。蔡汝楠《说经劄记》八卷。硃睦▯挈《授经图》二十卷、《五经稽疑》六卷、《经序录》五卷。陈士元《五经异文》十一卷。王世懋《经子臆解》一卷。徐常吉《遗经四解》四卷、《六经类雅》五卷。周应宾《九经考异》十二卷、《逸语》一卷。郝敬《九部经解》一百六十五卷。陈禹谟《经言枝指》十卷。蔡毅中《六经注疏》四十三卷。卜大有《经学要义》五卷。杜质明《儒经翼》七卷。陈仁锡《六经图考》三十六卷。杨联芳《群经类纂》三十四卷。杨维休《五经宗义》二十卷。张瑄《五经研硃集》二十二卷。顾梦麟《十一经通考》二十卷。以上是诸经类，共四十三部、七百三十四卷。陶宗仪《四书备遗》二卷。刘醇《四书解疑》四卷。周是修《论语类编》二卷。永乐年间，奉敕修撰《四书大全》三十六卷，由胡广等人编纂。孔谔《中庸补注》一卷。黄润玉《学庸通旨》一卷。周洪谟《四书辨疑录》三卷。丁玑《大学疑义》一卷。蔡清《四书蒙引》十五卷。王守仁《古本大学注》一卷。硃绶《四书补注》三卷。夏良胜《中庸衍义》十七卷。湛若水《中庸测》一卷。程嗣光《四书讲义》十卷。吕柟《四书因问》六卷。魏校《大学指归》一卷。王道《大学亻意》一卷。穆孔晖《大学千虑》一卷。季本《四书私存》三十七卷。薛甲《四书正义》十二卷。梁格《集四书古义补》十卷。金贲亨《学庸义》二卷。苏濂《四书通考补遗》六卷。硃润撰《四书通解》，共十卷。马森撰《学庸口义》，共三卷。廖纪撰《四书管窥》，共四卷。陈士元撰《论语类考》，共二十卷；《孟子杂记》，共四卷。许孚远撰《论语学庸述》，共四卷。谢东山撰《中庸集说启蒙》，共一卷。唐枢撰《四书问录》，共二卷。杨时乔撰《四书古今文注发》，共九卷。李材撰《论语大意》，共十二卷。顾宪成撰《大学通考》，共一卷；《大学质言》，共一卷。管志道撰《论语订释》，共十卷；《中庸测义》，共一卷；《孟子订释》，共七卷。邹元标撰《学庸商求》，共二卷。郑维岳撰《四书知新日录》，共三十七卷。王肯堂撰《论语义府》，共二十卷。史记事撰《四书疑问》，共五卷。郝敬撰《四书摄提》，共十卷。姚舜牧撰《四书疑问》，共十二卷。李槃撰《中庸臆说》，共一卷。吴应宾撰《中庸释论》，共十二卷。顾起元撰《中庸外传》，共三卷。

译林茂槐撰《四书正体》，共五卷。陈禹谟撰《谈经苑》，共四十卷；《汉诂纂》，共二十卷；《引经绎》，共五卷；《人物概》，共十五卷；《名物考》，共二十卷。陶廷奎撰《四书正学衍说》，共八卷。刘元卿撰《四书宗解》，共八卷。陈仁锡撰《四书语录》，共一百卷；《四书析义》，共十卷；《四书备考》，共八十卷。张溥撰《四书纂注大全》，共三十七卷。以上是《四书》类著作五十九部，共七百十二卷。危素撰《尔雅略义》，共十九卷。硃睦▯挈撰《训林》，共十二卷。硃谋▯韦撰《骈雅》，共七卷。李文成撰《博雅志》，共十三卷。张萱撰《汇雅前编》，共二十卷；《后编》，共二十卷。罗曰褧撰《雅余》，共八卷。穆希文撰《蟫史集》，共十一卷。黄裳撰《小学训解》，共十卷。硃升撰《小四书》，共五卷；其中汇集宋、元儒者方逢辰《名物蒙求》一卷、程若庸《性理字训》一卷、陈栎《历代蒙求》一卷，以及黄继善《史学提要》二卷。何士信撰《小学集成》，共十卷；《图说》，共一卷。赵古则撰《学范》，共六卷；《童蒙习句》，共一卷。方孝孺撰《幼仪杂箴》，共一卷。张洪撰《小学翼赞诗》，共六卷。郑真撰《学范》，共六卷。硃逢吉撰《童子习》，共一卷。吴讷撰《小学集解》，共十卷。刘实撰《小学集注》，共六卷。丘陵撰《婴教声律》，共二十卷。廖纪撰《童训》，共一卷。陈选撰《小学句读》，共六卷。王云凤撰《小学章句》，共四卷。湛若水撰《古今小学》，共六卷。钟芳撰《小学广义》，共一卷。黄佐撰《小学古训》，共一卷。王崇文撰《蒙训》，共一卷。王崇献撰《小学撮要》，共六卷。硃载玮撰《困蒙录》，共一卷。耿定向撰《小学衍义》，共二卷。吴国伦撰《训初小鉴》，共四卷。周宪王有燉撰《家训》，共一卷。硃勤美撰《谕家迩谈》，共二卷。郑绮撰《家范》，共二卷。王士觉撰《家则》，共一卷。程达道撰《家教辑录》，共一卷。周是修撰《家训》，共十二卷。杨荣撰《训子编》，共一卷。曹端撰《家规辑略》，共一卷。杨廉撰《家规》，共一卷。何瑭撰《家训》，共一卷。程敏政撰《贻范录》，共三十卷。周思兼撰《家训》，共一卷。孙植撰《家训》，共一卷。吴性撰《宗约》，共一卷；《家训》，共一卷。杨继盛撰《家训》，共一卷。王祖嫡撰《家庭庸言》，共二卷。以上属于小学类。《女诫》，共一卷，洪武年间命儒臣编纂。高皇后撰《内训》，共一卷。文皇后撰《劝善书》，共二十卷。章圣太后撰《女训》，共一卷；献宗为它作序，世宗为它作后序。慈圣太后撰《女鉴》，共一卷；《内则诗》，共一卷，嘉靖年间命方献夫等人编撰。黄佐撰《姆训》，共一卷。王敬臣撰《妇训》，共一卷。王直撰《女教续编》，共一卷。以上属于女学类。《洪武正韵》，共十六卷。孙吾与撰《韵会订正》，共四卷。谢林撰《字学源委》，共五卷。赵古则撰《声音文字通》，共一百卷；《六书本义》，共十二卷。穆正撰《文字谱系》，共十二卷。兰廷秀撰《韵略易通》，共二卷。章黻撰《韵学集成》，共十二卷；《直音篇》，共七卷。涂观撰《六书音义》，共十八卷。黄谏撰《从古正文》，共六卷。顾充撰《字类辨疑》，共二卷。张颖撰《古今韵释》，共五卷。梁伦撰《稽古叶声》，共二卷。周瑛撰《书纂》，共五卷。《音释》，共一卷。王应电撰《同文备考》，共九卷。杨慎撰《转注古音略》，共五卷；《古音丛目》，共五卷；《古音猎要》，共五卷；《古音附录》，共五卷；《古音余》，共五卷；《古音略例》，共一卷；《六书练证》，共五卷；《六书索隐》，共五卷；《古文韵语》，共二卷；《韵林原训》，共五卷；《奇字韵》，共五卷；《韵藻》，共四卷。方豪撰《韵补》，共五卷。龚时宪撰《玉篇鉴磻》，共四十卷。刘隅撰《古篆分韵》，共五卷。潘恩撰《诗韵辑略》，共五卷。张之象撰《四声韵补》，共五卷。陈士元撰《古俗字略》，共七卷；《韵苑考遗》，共四卷。田艺蘅撰《大明同文集》，共五十卷。茅溱撰《韵谱本义》，共十六卷。焦竑撰《俗书刊误》，共十二卷。方日升撰《古今韵会小补》，共三十卷。程元初撰《五经词赋叶韵统宗》，共二十四卷。黄钟撰《音韵通括》，共二卷。郝敬撰《读书通》，共二十卷。林茂槐撰《读书字考略》，共四卷。赵宧光撰《说文长笺》，共七十二卷；《六书长笺》，共十三卷。梅膺祚撰《字汇》，共十二卷。吴汝纪撰《古今韵括》，共五卷。吴继仕撰《音声纪元》，共六卷。吕维祺撰《音韵日月灯》，共六十卷。周宇撰《字考启蒙》，共十六卷；《认字测》，共三卷。周伯殷撰《字义切略》，共二卷。杨昌文撰《篆韵正义》，共五卷。熊晦《类聚音韵》三十卷。杨廉《缀算举例》一卷，《数学图诀发明》一卷。顾应祥《测圆算术》四卷，《弧矢算术》二卷，《释测圆海镜》十卷。唐顺之《句股等六论》一卷。硃载堉《嘉量算经》三卷。李瓚《同文算指通编》二卷，《前编》二卷。杨辉《九章》一卷。以上是数学类书籍。──以上为小学类，共一百二十三部，一千六十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