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二十七

译列传第二十七 钱唐、程徐、韩宜可、周观政、欧阳韶、萧岐（门克新）、冯坚、茹太素（曾秉正）、李仕鲁（陈汶辉）、叶伯巨、郑士利（方徵）、周敬心、王朴。钱唐，字惟明，象山人。学识广博，品行敦厚。洪武元年，被举为明经。策论符合皇帝旨意，特授刑部尚书。洪武二年，皇帝下诏规定，孔庙春秋两季的释奠礼只在曲阜举行，天下其他地方不必普遍祭祀。钱唐伏在宫阙前上疏说：“孔子留下的教诲流传万世，天下共同尊奉他的教化，因此天下都可以普遍祭祀孔子，报答根本的礼制不可废弃。”侍郎程徐也上疏说：“古今祭祀的典制中，只有社稷、三皇和孔子可以通行天下祭祀。天下百姓若没有社稷、三皇，便无法生存；若没有孔子的道，便无法立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圣人。然而阐明三纲五常之道，把它载入经书，成为历代帝王的仪范、万世的师表，使世道日益衰落而人的准则不至于坠失，这是孔子的力量。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祭祀他，并不是祭祀他这个人，而是祭祀他的教化，祭祀他的道。如今让天下人读他的书、接受他的教化、实行他的道，却不许举行祭祀，这不是维系人心、扶助世教的办法。”皇帝都没有听从。过了很久，才采用了他们的意见。皇帝曾读《孟子》，读到“草芥”“寇仇”等话，说：“这不是臣子应该说的话。”于是商议取消孟子在孔庙的配享。皇帝下诏说：“凡有进谏者，按大不敬论罪。”钱唐冒死抗疏进谏说：“臣即使为孟轲而死，死也有余荣。”当时朝廷大臣无不替钱唐担忧。皇帝鉴于他诚恳，未加治罪。孟子配享也很快恢复了。但最终还是命儒臣修订《孟子节文》。钱唐为人刚强正直。他曾奉诏讲解《虞书》，站在台阶下讲说。有人指责他粗野，不懂君臣礼节，钱唐神色严肃地说：“我是在把古代圣帝的道理陈述给陛下听，不下跪并不是傲慢。”他又曾进谏说宫中不应悬挂武后画像。因违逆圣旨，他在午门外待罪一整天。皇帝怒气消解后，赐给他食物，随即命人撤下画像。不久，钱唐被贬为寿州知州，后来去世。程徐，字仲能，鄞县人，是元朝名儒端学的儿子。至正年间，因通晓《春秋》而知名。历任官职，做到兵部尚书，退休。明军进入元大都时，他的妻子金氏抱着两岁的儿子和女儿琼投井而死。洪武二年，他与危素等人从北平来到京城。授任刑部侍郎，升为尚书，去世。程徐精勤、通达、敏捷，擅长诗文，有文集流传于世。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元至正年间，行御史台征召他为属官，他没有就任。洪武初年，经推荐授任山阴教谕，调任楚王府录事。不久升任监察御史，弹劾人从不避让权贵。当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正受皇帝宠信，曾陪坐在皇帝身边，从容闲谈。韩宜可径直上前，从怀中取出弹劾文书，弹劾三人表面险恶却装作忠诚，实为奸佞却装作正直，倚仗功劳、依恃宠信，内心怀有反叛之意；他们被提拔安置在御史台要职，擅自作威作福，请求斩下他们的首级以向天下谢罪。皇帝大怒说：“口舌锋利的御史，竟敢排挤陷害大臣吗！”命令把他下到锦衣卫监狱，不久释放了他。洪武九年，出任陕西按察司佥事。当时官吏犯罪，笞刑以上的全都被贬去凤阳屯田，人数达到上万。韩宜可上疏争辩说：“刑罚是用来禁止淫邪、统一百姓行为规范的，应当根据事情情节的轻重、事情的公私性质、罪行的大小来论处。如今一律命令贬去屯田，这是小人的幸运，君子却危险了。请求分别处理，以顺应众人的心意。”皇帝同意了。不久，他入朝到京师。适逢皇帝把没收入官的男女赏给各司，只有韩宜可不接受。他又极力论说道：“罪人的家属不应连坐，这是古代的制度。因有事而连带治罪，是法律的滥用。何况男女婚姻，是人的大伦，婚姻超过适婚年龄，尚且会伤害和气。满门连坐，难道是圣朝应有的吗！”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后来韩宜可因事获罪将被处刑，皇帝在谨身殿亲自审问他，因此得以免死。他又上疏陈述二十多件事，皇帝都批复同意。不久，罢官还乡。后来又征召他入朝。命他撰写祭祀钟山、大江的文辞，以及晓谕日本、征讨乌蛮的诏书，都符合皇帝旨意，特授山西右布政使。不久因事被安置到云南。惠帝即位后，采纳检讨陈性善的推荐，起用他为云南参政，入朝授任左副都御史，死于任上。这天夜里大星陨落，马厩中的马都惊叫嘶鸣，人们说：“这是韩宜可应验了吧。” 皇帝建立御史台后，各位御史中以敢于进言著称的，韩宜可之外，就要数周观政了。周观政也是山阴人。经推荐授任九江教授，升为监察御史。他曾监督奉天门。有位中使将女乐带入宫中，周观政阻止他。中使说：“有诏命。”周观政坚持不许。中使恼怒地入宫，不久出来传话说：“御史暂且停止吧，女乐已经罢免，不再使用。”周观政又拒绝说：“必须当面接受诏令。”不久皇帝亲自出宫，对他说：“宫中的音乐废缺了，想让宫人学习演练罢了。我已经后悔此事，御史说得对。”左右侍臣无不惊异。周观政屡次升官，做到江西按察使。在周观政之前，还有欧阳韶，字子韶，永新人。经推荐授任监察御史。皇帝下诏，每天命两名御史入朝侍班。欧阳韶曾当值侍奉，皇帝正在怒头上，准备杀人。其他御史不敢说话，欧阳韶快步到殿廷下跪，一时无法组织言辞，只急忙拱手按额，高呼：“陛下不可！”皇帝察觉欧阳韶质朴诚实，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欧阳韶退休，死于家中。萧岐，字尚仁，泰和人。五岁时父亲去世，侍奉祖父母以孝顺闻名。有关官府多次举荐他，他都没有赴任。洪武十七年，皇帝下诏征召贤良，强行起用他。他上呈十条便利政务的意见，大意是说：皇帝刑罚过重，告讦之风盛行。请求禁止递送实封奏书，以杜绝诬告欺罔；依照法律判决案件，以取信于诏令。全文一万多字。皇帝召见他，授任潭王府长史。他竭力辞谢，违逆圣旨，被贬为云南楚雄训导。萧岐当天就启程，皇帝又派骑兵追他回来。一年多后，改授陕西平凉职务。又过两年退休。后来再次召入，与钱宰等人考订《尚书》传注。皇帝赏赐钱钞，发给驿传让他回乡。他曾辑录《五经要义》，又取《刑统八韵赋》，引用律令为它作解释，合成一部书。他曾说：“天下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从道理出发，必然归入刑法。我把这两部书合在一起，使读者有所省察。”学者称他为“正固先生”。当时，太祖的治理崇尚刚强严厉，朝廷内外都战战兢兢，奉行法令、挽救过失还来不及。但萧岐所上的奏书过于切直，皇帝并不因此恼怒。后来因直言而被破格提拔的人，有门克新。

译门克新，巩昌人，原任泰州教谕。洪武二十六年，任期届满入朝。皇帝召见他，询问经史以及政治得失。门克新直言不讳，被授为赞善。当时绍兴王俊华因为擅长文辞，也被授予这一职务。皇帝告谕吏部说：“左边安排门克新，右边安排王俊华，是为了重视直言。”当初，教官持任职凭由到京，皇帝询问民间疾苦。岢岚人吴从权、山阴人张桓都说：“臣的职责在于训导士人，民间事务不在臣的职掌之内。”皇帝大怒说：“宋朝胡瑗任苏州、湖州教授时，他的教导兼及经义和治事；汉代贾谊、董仲舒都是从民间起用，陈述当时政务；唐朝马周没有机会亲自见到太宗，尚且教导武臣上书言事。如今既然召集你们到朝廷，朕亲自询问，你们却都无言以对，有志于圣贤之道的人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命令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又张榜晓谕天下学校，让他们以此为鉴戒。到这时，门克新因明亮正直而受到重视。没过几年，升任礼部尚书。不久以病辞职，皇帝命太医供给药物，不停止他的俸禄。去世后，命有关官府护送灵柩回乡安葬。冯坚，不知道是哪里人，任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陈述九件事：“第一是保养圣躬。请陛下清心寡欲、减少事务，不要亲自处理琐碎杂务，以作为百姓和国家的福祉。第二是选择老成之臣。诸王正值壮年，应当在左右安排辅导之臣。希望选择老成的大臣出任王府官员，使他们能够直言正色，以求匡正补救。第三是抵御边远荒僻地区。请致力于农业，讲习武事，在边境屯田戍守，以防备意外。第四是激励有关官府。请任用廉洁正直、有操守的人，委以一方政务；考察区别下属官吏，把事实详细上报，再据此黜免或升迁，使人勇于自我整治。第五是褒奖祭祀典制。请命有关官府搜集历代忠烈大臣，为他们追加封号和谥号，使后世风俗有所兴起和劝勉。第六是裁减宦官寺人。宦官早晚亲近君主，他们的话容易被听信，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祸患。请裁减冗余人员，可以杜绝日后衰败的弊端。第七是更换边将。边将假借兵权，长久驻守边境，多会导致放纵懈怠。请按时迁调、每年轮换，不让他们长久担任其职。这不仅能保全功臣，实际上还可以防止将领骄横、士卒懈怠，以及内轻外重的趋势。第八是访察吏治。廉洁能干的人，有时被上司嫉恨，也被同僚厌恶。上级不加以考察，便不是激励和劝勉的办法。请广布耳目，访察官吏的廉贪，以便明确黜免和升迁。” 第九是增加关防。各司把帖文交给胥吏，让他们督察所属人员，胥吏往往加以鞭打，祸害百姓。请增加设置勘合，交给各司，让他们自行填写差遣事项，事情办完后缴回报告；这样各司就不会轻易发出差遣而使百姓受苦，各项事务也不至于荒废。”奏书上呈后，皇帝嘉奖他，称赞他懂得时务、通达事变。又对侍臣说：“冯坚说只有调换边将这一条不对。边将频繁更换，就会使兵力有勇有怯；敌情的出没、出川形胜[原文疑误：出川形胜]，便无法充分掌握。假如得到赵充国、班超那样的人，又何必一定要频繁更换呢！”于是命吏部升冯坚为左佥都御史，他在都察院任职时很能把握大体。第二年，死于任上。茹太素，泽州人。洪武三年，以乡试举荐入朝，上书符合皇帝旨意，授任监察御史。洪武六年升任四川按察使，以公平允当著称。洪武七年五月，召入任刑部侍郎，他上言：“从中书省到内外各部门，都听任御史、按察使检举。但御史台还没有确定的考核制度，应当命守院御史一体考察核实。磨勘司的官吏人数太少，难以核查天下钱粮，请增设若干人员，分别编为各科。各外省卫所凡是议办军民事务，意见常常不一致，导致拖延。请使用按察司的一名官员加以纠正。”皇帝都采纳了。第二年，因受牵连降为刑部主事。他陈述时务，写了数万字，太祖命中书郎王敏诵读给自己听。其中说：“有才能的人，近些年来幸存的百不剩一；如今所任用的，大多是迂腐儒生和庸俗官吏。”言辞多有触犯。皇帝大怒，召见茹太素当面责问，在朝廷上杖打他。第二天晚上，又在宫中命人诵读他的奏书，找出其中可以实行的四件事。皇帝感慨地说：“做君主困难，做臣子也不容易。朕之所以寻求直言，是希望它切合实际事务。文辞太多，就会达到惑乱听闻的地步。茹太素所陈述的内容，五百多字就可以说完了。”于是命中书省制定奏对格式，使陈述得失的人不再使用繁琐文辞。皇帝摘取茹太素奏疏中可以实行的内容，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并亲自为奏疏撰写序言，颁示朝廷内外。洪武十年，他与同僚曾秉正先后出任参政，茹太素前往浙江。不久因侍奉父母，皇帝准许他还乡。洪武十六年，召入任刑部试郎中。过了一个月，升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又降为翰林院检讨。洪武十八年九月，升任户部尚书。茹太素抗直不屈，多次濒临获罪，皇帝有时宽赦他。一天，皇帝在便殿设宴，赐酒给他说：“金杯同你饮，白刃也不会饶你。”茹太素叩头，立即依韵应答：“以丹心谋报国家，不躲避圣心的焦灼。”皇帝听后为之悲悯。不久，茹太素被贬为御史，又因排挤陷害詹徽获罪，与同僚十二人一起脚戴镣铐办理事务。后来终于因犯法而死。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年，经推荐授任海州学正。洪武九年，因发生天象变化，皇帝下诏命群臣陈述政事。曾秉正上疏数千字，大意说：“古代圣明的君主，并不因上天没有灾异而高兴，只把敬畏上天谴责作为自己的心意。陛下圣明文武，统一天下，上天的托付，可以说盛大极了。战争进行了二十多年，才开始得到休息。上天有意使天下太平，也已经很久了；百姓思求治理，也非常迫切。开创基业与守成时期的政治，大体不同。开创之初，就实行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的办法，任用急于办事、追求功业的人。大一统已经建立，国势已经稳固，那么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工所成的一切，都是国家仓库的积蓄；从吃奶的婴儿到头发花白的老人，都是国家休养生息的百姓。国家不担心不能富庶，唯独难以把已经成就的事业保持长久。在这个时候，应当彻底改变从前的做法：什么能够响应上天的心意，什么能够慰藉百姓的期望，天人感应的道理，其效验是很快的。”他又说，既然上天已经发出警告，灾变就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他极力阐述《大易》《春秋》的旨意。皇帝嘉奖他，召入任思文监丞。不久改任刑部主事。洪武十年升任陕西参政。适逢刚设置通政司，就任命曾秉正为通政使。他在任期间多次陈述政事，皇帝很能宽容他。不久终于因违逆圣旨被罢官。他贫穷得不能回乡，卖掉了自己四岁的女儿。皇帝听说后大怒，判处他腐刑，此后不知他的下落。

译李仕鲁，字宗孔，濮州人。年轻时聪敏好学，三年足不出户。他听说鄱阳人硃公迁得到宋代硃熹的学术传承，便前去跟从他交游，完全学到了他的学问。太祖原来就知道李仕鲁的名声，洪武年间下诏寻求能够传授硃氏学说的人，有关官府举荐李仕鲁。入朝觐见时，太祖高兴地说：“我寻求你很久了，为什么这么晚才见到你呢！”授任黄州同知。又说：“朕姑且用民政事务来考验你，办事后就召你入朝。”一年期满，他的政绩传扬开来。洪武十四年，任命他为大理寺卿。皇帝登基以后，很喜欢佛教。下诏征召东南地区戒行高尚的僧人，多次在蒋山举行法会。凡应对符合皇帝旨意的，往往赏赐金襕袈裟衣[原文疑误：金礻阑袈裟衣]，召入宫禁，赐座与他们讲论。吴印、华克勤之类，都被提拔到高官，皇帝还时常把他们当作耳目。由此这些僧徒非常横暴，诽谤毁谤大臣。满朝没有人敢说话，只有李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先后争辩。陈汶辉上疏说：“自古帝王以来，从未听说士大夫与僧侣混杂居处、共同任事而能够彼此补益的。如今功臣旧臣和年高有德者都想着辞去俸禄官位，而僧侣中的奸邪小人却更加进谗离间。像刘基、徐达被猜疑，李善长、周德兴遭诽谤，与萧何、韩信相比，他们所处的危险和疑忌相差多少呢？伏望陛下对于股肱心腹之臣，全都任用德行文章出众的人，那么太平就可以很快实现了。”皇帝不听。那些倚仗宠信的僧人于是请求为佛教创立职官。于是把先前设置的善世院改为僧录司，设置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职，都提高它们的品秩。道教也同样设置。受度的僧尼、道士多达数万人。李仕鲁上疏说：“陛下正在开创基业，凡是您的意旨所指向的事情，都会成为示范子孙万世的法程，为什么要舍弃圣学而尊崇异端呢！” 他先后上奏几十次，皇帝仍不听。李仕鲁性情刚正耿介，由儒学起家，正想推明硃氏学说，把排斥佛教作为自己的责任。等到进言不被采纳，他突然在皇帝面前请求说：“陛下深深沉溺于这种教法，难怪臣的言论不能被采纳！归还陛下的笏板，请求赐还臣的骸骨，让臣回到乡里。”于是把笏板放在地上。皇帝大怒，命武士揪打他，当场死在台阶下。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经推荐授任礼科给事中，屡次升迁做到大理寺少卿。他多次陈述政事得失，都切实正直。最后因违逆圣旨，害怕获罪，投金水桥下自杀。李仕鲁和陈汶辉死后数年，皇帝逐渐知道各僧人所作所为多有违法，于是下诏清理佛、道二教。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晓经学。以国子监生身份授任平遥训导。洪武九年发生星变，皇帝下诏征求直言。叶伯巨上书，大略说：臣观察当今事务，过分的有三点：分封过于奢侈，用刑过于繁多，求得治理过于急迫。先王的制度，诸侯国大多不超过天下的三分之一，上下等级各有确定的名分，这是为了加强中央、削弱地方，遏制祸乱的源头而尊崇治理的根本。如今分割土地分封诸王，使各王都有自己的封地，大概是鉴戒宋、元孤立、宗室不振的弊端。但是秦、晋、燕、齐、梁、楚、吴、蜀等诸国，无不拥有相连的几十座城邑。城郭宫室仅次于天子的都城，又优厚供给他们盛大的甲兵卫士。臣担心数代之后，地方势力尾大不掉，朝廷再削减他们的封地、夺取他们的权力，就一定会产生不满；严重的还会乘机起事，到那时防备也来不及了。议论的人说：‘诸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封地虽然广大，制度虽然奢侈，哪里有抗衡天子的道理？’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为什么不看看汉、晋的事情呢？汉孝景帝是汉高帝的孙子；七国诸王，都是景帝同祖父的兄弟和子孙。景帝一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就立即起兵向西进攻。晋朝诸王都是武帝的亲生子孙，换了一代之后，彼此轮番攻伐，终于酿成刘渊、石勒的祸患。由此说来，分封超过制度，祸患立即就会产生。援引古事来证明今天，明白得很。这就是臣认为分封过分的原因。从前贾谊劝汉文帝，把诸侯国的土地全部分割，空置起来等待分封给诸王的子孙。假如文帝早听从贾谊的话，就一定不会有七国之乱。希望趁各王尚未前往封国之前，限制他们都邑的制度，减少他们的卫兵，限定他们的疆界，也用这种办法等待分封给诸王的子孙。这项制度一经确定，诸王中贤能有才的就入朝担任辅相，其余的世代作为藩屏，与国家同享安乐。割舍一时的恩惠，制定万世的利益，消除天变而安定社稷，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臣又考察历代开国君主，没有不因为任用德行而获得民心、因为任用刑罚而失去民心的。国家国运的长短，全都由此决定。古代判处死刑时，天子撤去音乐、减少膳食，实在是因为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设置主管生命的官职，本来希望他们共同生存，并不是希望他们立即死亡。如果不幸有不遵从教化的人陷入罪网，就不得已施加刑罚罢了。议论的人说：宋、元中期专门一味姑息，赏罚没有章法，以致亡国灭亡。皇上痛切惩治这一弊端，所以制定不予宽赦的刑罚，采用权宜而神秘变通的法律，使人知道畏惧，却无法揣测其中的端倪。臣又认为不是这样。开创基业的君主应当为百世垂下典范，一举一动都必须使子孙有所遵守。何况刑罚是百姓的性命所系，怎么能不谨慎呢！笞、杖、徒、流、死，是现在的五刑。使用这五种刑罚，既不徇私宽贷，又完全出于大公至正，本来是可以的。但施刑之际，很多时候由皇帝亲自裁决，于是使治狱官吏专门迎合皇帝的意旨。严酷苛刻的人多获功劳，平反冤案的人反而获罪。想求得审理案件公平，哪里容易做到呢！近来皇帝特旨规定，犯有杂罪而判死刑的人，可以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中的一些条文，按不同情况加以减免宽宥了。然而还没有听说有告诫审理案件的官吏务必遵从公平宽恕的条文。因此司法部门仍然沿袭旧例。虽然听到了宽宥的名义，却没有看见宽宥的实际。所谓实际，确实在于君主，而不在于臣下。所以必须有罪疑从轻的心意，然后好生之德才能普遍深入民心；这不是可以浅薄地期待得到的。

译凭什么知道事情是这样呢？古代做士人的，以能够出仕做官为荣耀，以被罢职为耻辱。如今做士人的，却把混迹世间、默默无闻当作福气，把受到玷污而不被录用当作幸运，把屯田、服工役看作必然会获罪之事，把遭受鞭打、杖打和刑讯看作平常的耻辱。起初，朝廷从天下征取士人，广泛搜罗选取，务求一个也不遗漏。有关官员催逼他们上路，像押送重犯一样。等到了京师，授官往往又按相貌选取。他们所学的未必是任用时所需要的，任用时所需要的又未必是他们所学的。等到做官以后，一旦有差错，若侥幸免于杀戮，就一定会被列入屯田、工役的惩罚之中。朝廷常常如此，丝毫不加顾惜，这难道是陛下愿意这样做吗？实在是想让人畏惧而不敢犯法罢了。我私下看到，近年来杀戮已经不能说少了，可犯法的人仍接连不断。这确实是因为奖善惩恶的原则不明，善恶没有区别。评议贤能的制度既已废弃，人们便不再自我勉励，行善的人也懈怠了。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廉洁像伯夷、叔齐，才智像张良、陈平，只是在某些地方稍微违反了法律，陛下将会记取他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而任用他吗？还是要舍弃他的长处、苛责他的短处而依法处置他呢？如果取用他的长处而舍弃他的短处，那么中等资质的人也会争相奋发，努力做到廉洁有才智。倘若苛责他的短处而抛弃他的长处，那么行善的人都会说：某人的廉洁达到这种程度，某人的才智达到这种程度，朝廷尚且不肯宽贷他们，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呢！这就使人只能忧虑眼前、顾不上将来，抛弃廉耻，有的甚至从事搜刮剥削，来准备屯田、工役所需的资财，大多都是由此造成的。这难道不是滥用刑罚的烦琐所造成的吗？汉朝曾经把大族迁徙到帝王陵墓附近，却没有听说过把罪犯充实到那里。如今凤阳是皇陵所在、王业兴起之地，却一概让罪犯居住在那里，怨恨、叹息、忧愁、苦痛的声音充满陵园和城邑，这恐怕不是恭敬奉承宗庙的本意。况且强敌在面前，就振作精气、鼓舞锐气，进攻一定能取胜，擒获一定能成功，这样做是可以的。如今贼人突然逃窜到山谷中，用计谋搜寻他们，或许还能捉到。可是调动重兵时，贼人已经惊散，进入无法追踪的地方。捕捉了数年，既没有办法，反而归罪于新近编入户籍的平民，把他们迁徙走。这样使数千里土地骚动不安，家室不能安居，鸡犬也不得安宁。何况新近归附的人，先前流徙到别处，朝廷已经允许他们恢复旧业。如今刚编入户籍，却又再次迁徙，这是使法律失信于民。人口增多以后，田野才会开辟，赋税才会增加。如今责成守令每年增加户口，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近来已经缴纳税粮的人家，虽然奉诏分别释放回家，心中仍然不能安定。已经登记入籍的人，虽然蒙受怜恤，却仍被留在开封等候。谣言使人惊恐不安，却不知道事情究竟会怎样。何况太原等各郡处在边境之外，民心如此，实在不是安定边疆的办法。臣希望从今以后，朝廷应当顾全大局，宽赦小过。应当明白发布诏令告知天下，修复并实行“八议”的法律，严禁苛刻残酷的官吏。审理案件公平允当的，应当越级升迁；残酷暴虐、搜刮财物的，应当罢免贬黜。凤阳屯田的制度中，现今居住在屯田地的人，听任他们耕种并按规定起征赋税。已经登记入籍而现在留在开封的人，一律放回恢复旧业。这样就足以弘扬上天好生之德，树立国家长久的福祉；天下百姓自然安定，天象的变异自然消除。从前周朝自周文王、周武王直到周成王、周康王，教化大为推行；汉朝自汉高帝直到汉文帝、汉景帝，才开始称得上富庶。这是因为天下的治乱、气运的变化和人心的趋向，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如今国家改元至今已经九年，停止战争、休养百姓，天下大体安定；法纪已经大为整顿，法令也修订明白，可以说是治理得不错了。然而陛下仍忧虑民俗日益浇薄，人们不知道畏惧，法律一出台奸恶便产生，命令一下欺诈便兴起。因此有早晨相信、晚上猜疑的；有昨天刚被提拔、今天便被杀戮的；甚至命令下达后随即又修改，已经赦免了却又重新收捕。天下臣民没有人知道该听从什么。臣愚昧地认为，天下走向治理，就像坚冰开始融解。冰开始融化，不是太阳一下子就能造成的；要等阳气发生，土地的脉络稍有活动，然后才能融化消释。圣人治理天下，也正是如此：用刑罚来威慑，用礼制来引导，用仁爱逐渐教化百姓，用义理磨砺百姓，然后教化才会兴盛和谐。孔子说：“如果有圣王出现，一定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仁政才能形成。”这不是空话。求得治理天下的方法，没有什么比端正风俗更优先；端正风俗的方法，没有什么比让守令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更优先；使守令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没有什么比让风宪官知道应当重视什么更优先；使风宪官知道应当重视什么，没有什么比朝廷知道崇尚什么更优先。古代的郡守、县令，以端正自身来率领下属，以善行来引导百姓，使教化形成、风俗美善。征收赋税、按期会集、审理诉讼、办理文书，本来都是末节。如今的守令把户口、钱粮和狱讼作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这些王政的根本，却看作虚文而放置不管，这还怎么教养百姓呢？拿农桑来说，正当春天时，州县发下一纸白帖，只等里甲回复申报文书罢了，守令从未亲自查看播种耕作的次序和防备旱涝的方法。拿学校来说，廪膳诸生是国家凭借来选取人才的地方。如今各地师生缺额很多。即使名额齐备，守令也很少真正用礼让之道来培养他们成才。朝廷十分重视社学，屡次下令查考师生姓名和所学习的课程。然而如今乡社、镇邑和城郭，有的只是设置一块门牌，偏远村落则只留下社学的名义；守令不过是制作文案、准备查核材料罢了。上级官员分巡各部前来按察，也只是沿袭旧习，依照纸面材料查核，从未真正巡行查看。兴办学校还是废弃学校的实际情况，上下都把它当作虚文。小民不知道孝、悌、忠、信是什么，礼、义、廉、耻也已经荡然无存。掌管风纪的官署，本来是代朝廷宣扬引导德化、访察善恶的，听理诉讼、审判案件只是其中一件事。如今却专门把狱讼当作要务。忠臣、孝子、义夫、节妇，都被看作末节而无暇举荐，所谓宣扬引导风化又在哪里呢？他们起初只知道除掉一个贪赃官吏、判决一桩诉讼就是治理，却不知道劝导百姓形成良好风俗，使百姓改过向善、远离罪恶，才是治理的大事。这是守令和风宪官不明白轻重的过失。

译《王制》谈到乡里的秀士升入司徒那里，称为“选士”；司徒考察其中的秀士，升入太学，称为“俊士”；大乐正又考察造士中的优秀者，把他们升送到司马那里，称为“进士”；司马辨别评议他们是否有做官的才干，评定之后才授官；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考察得这样详细，所以成周时代能够得到人才，达到了极盛。如今如果让天下诸生在礼部参加考试，升入太学，历练各种职务，任用他们担任具体事务，就可以洗除历代科举选官的鄙陋，向成周取法。然而升入太学的人，有的还不到几个月，便仓促选入官府，间或还委任他们治理民社。臣恐怕这些人还不熟悉时务，不熟悉朝廷的礼法，不能宣扬引导德化，对上有违国政，对下使百姓困苦。开国以来，选举秀才不可谓不多，所任官职名位不可谓不重，但从现在数一数，还在任的有几个？臣恐怕后人看待今天，也会像今天的人看待过去一样。往年所举用的人，难道不是非常令人痛惜吗？这些都是臣认为求治过于急切所造成的过失。从前宋朝拥有天下，大约三百多年。它开始时用礼义教导百姓，盛盛之时，闾阎里巷都有忠厚的风气，甚至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可耻。到了末年，忠臣义士视死如归，妇人女子也以受污辱为羞耻，这些都是教化的成效。元朝建立国家时，根本没有树立，违犯礼义的分际，破坏廉耻的防线。不到几十年，弃城投降敌人的多得数不清，甚至年老的儒者和有声望的大臣也甘心忍受屈辱。这就是礼义廉耻不能振作的弊病。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实在令人深为奇怪。臣认为，不如敦厚仁义，崇尚廉耻。对守令，应责成他们把农桑、学校作为急务；对风宪官，应责成他们首先教化百姓、审慎执法，把公平审理案件、宽缓刑罚作为急务。这样，德泽就会向下流布，求治天下的方法或许就能得到。郡邑诸生升入太学后，必须让他们留在学校学习，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精通一部经书，同时学习一门技艺，然后才选入官。或者让他们担任宿卫，或者办理事务，以此观察公卿大夫的能力，然后再让他们治理政事；这样他们的学识和才干都会得到提高，大概可以少有败事。并且使他们知道俸禄爵位都是上天所赐的禄位，从而可以堵塞非分觊觎的念头。治理天下的方法既已确立，陛下端正仪态、安然清静地处理政务，耐心等待若干年，那么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各种福气吉祥没有不全部到来的。这样还有什么天象变异不能消除的呢？

译奏书呈上后，皇帝大怒说：“这个小子离间我的骨肉亲情，赶快把他逮来，我要亲手射杀他！” 他到来以后，丞相趁皇帝高兴时上奏，把他交给刑部监狱，最终死在狱中。在这以前，伯巨将要上书时，对他的朋友说：“如今天下只有三件事值得忧虑，其中两件容易看见，却忧虑得迟；一件难以看见，却忧虑得太快。即使没有明诏，我还要把它们说出来，何况现在正在求言呢。”他的意思大概是指分封诸王。可是当时诸王只是建立藩号，还没有分割土地，因此并不完全像伯巨所说的那样。到了洪武末年，燕王多次奉命出塞，势力才开始强大。后来因削夺藩封而起兵，于是取得天下，人们才认为伯巨有先见之明。郑士利，字好义，宁海人。他的哥哥郑士元刚正直率而有才学，由进士逐步做官，任湖广按察使佥事。荆州、襄阳的士卒乘乱掠夺妇女，官吏不敢过问，士元向将领严正陈说，要求归还被掠妇女。安陆有一桩冤案，御史台已经审理上报，士元上奏说明其中的冤屈，案件得以昭雪。正逢考核钱粮册籍时，空印之事被发觉。凡是主管印信的人判死罪，副职以下各杖打一百，发往远方戍守。士元也因这件事被关进监狱。当时皇帝正在盛怒之中，认为这是欺骗蒙蔽，丞相和御史都不敢进谏。士利叹息说：“皇上不知道，把空印当成大罪。如果真有人向他说明，皇上圣明，难道会有不醒悟的吗？”恰逢发生星变，皇帝下诏求言。士利说：“机会到了。”随后他读到诏书中说：“有借公事之名来办私事的人，治罪。”士利说：“我想说的，只是为了让天子不要杀害无罪的人罢了。我的哥哥不是主管印信的人，本来就应当释放。等我的哥哥被杖打出来我才进言，即使死了也不遗憾。” 士元出狱后，士利才写了一篇数千字的奏书，陈说数件事情，其中对空印之事说得尤其详细。他说：“陛下想要重重治罪空印之人，恐怕是担心奸吏得到盖有空印的纸张，借此制作公文来虐害百姓。公文必须盖上完整的印章才可以使用。如今考核册籍时，是把两份册籍的缝合处加盖骑缝印，并不是一印一纸的情形。即使有人得到这样的空印，也不能凭它办事，何况根本不可能得到呢？钱粮数目，府必须同省核对，省必须同部核对，数目难以悬空确定，要到部里才定下来。省、府距离部里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册籍完成后才盖印，往返一趟不经过一年不可能。因此才先盖印后填写册籍。这是权宜办法，沿用已久，有什么值得重罪惩处的呢？况且国家制定法律，必定先向天下明确公布，然后才惩罚犯法的人，因为那是他们明知故犯。从建国到现在，从来没有空印之律，有关官员相互沿袭办理，并不知道这是罪过。如今突然诛杀他们，凭什么使被诛者无话可说呢？朝廷寻求贤才，设置各种官职，得到人才非常困难。做到郡守，都是几十年培养成就的。通达、廉明的人才，不是野草，割掉后还能再生。陛下为什么要用不足以定罪的罪名，毁掉本来足以任用的人才呢？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奏书写成后，他在旅舍闭门哭了数日。哥哥的儿子问：“叔父，您为什么这样忧苦？”士利说：“我有一篇奏书想上呈，触怒天子，必定会招来灾祸。然而如果杀了我而使数百人得以生存，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于是入朝上奏。皇帝看了奏书，大怒，下令丞相、御史会同审问，追究递送奏书的人。士利笑着说：“只是看我的奏书是否有用罢了。我既然要替国家议论政事，本来就料定必死，谁会替我谋划呢？”案件审理完毕后，他和士元都被判罚到江浦服劳役，而空印案中的人最终大多仍未能免罪。方徵，字可久，莆田人。因乡里荐举被授予给事中。曾经陪侍皇帝游览后苑，与皇帝联句作诗。太祖知道他母亲还在世，赐给他白金，并让他乘驿马回乡省亲。回来后改任监察御史，出任怀庆知府。方徵志向气节非常高尚，遇到事情敢于直言。他任郡守时，因发生星变，皇帝下诏求言，他上疏说：“风宪官以激浊扬清为职责。如今听不到表彰廉洁、提拔能人的事情，却专门致力于罗织罪名、加重征收赃罚，这是大患。朝廷赏罚明确而守信，才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去年各行省官吏因使用空印而获重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硃芾都使用过空印，反而升任布政使，这怎么向天下表明劝善惩恶的原则呢？”皇帝问罗织罪名和多征赃罚的人是谁，方徵指河南佥事彭京回答。于是被贬为沁阳驿丞。洪武十三年，因事被逮到京城，死在那里。周敬心，山东人，是太学生。洪武二十五年，皇帝下诏征求通晓历法和算术的人，敬心上疏极力劝谏，并且趁机陈说当时政事数件。大意说：臣听说，国家国运的长短，在于德行的厚薄，不在于历法和算术。三代的事情已经久远了，三代以后，国运最长的没有超过汉、唐、宋，最短的没有超过秦、隋和五代。它们长久，是因为有道；它们短促，是因为无道。陛下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平定乱局、诛除暴君。然而陛下神武威严、果断决断有余，宽厚仁慈却不足。陛下如果效法两汉的宽大、唐宋的忠厚，讲求三代之所以能够长久有道的原因，那么帝王的国运就可以传至万世，何必向那些研究小道的人询问呢？臣又听说，陛下连年远征，向北越过沙漠，只是因为以未能得到传国玺为耻。过去楚平王时，雕琢卞和得到的玉璧，到秦朝才开始称为“玺”；历代相传更替，一直到后唐。国家的治乱兴废，都不在于此。石敬瑭作乱时，潞王携带它自焚，那么秦朝的传国玺本来已经毁掉了。石敬瑭进入洛阳后，又用玉重新制作了一枚。后晋灭亡时传入辽，辽灭亡时遗失在桑乾河。元世祖时，札剌尔捕鱼得到它。如今元人所持有的，只是石氏所制的玺罢了。从前三代并不知道有玺，仁德就是他们的玺，所以说：“圣人最宝贵的是君位，靠什么守住君位？靠仁德。”陛下为什么忽视天下这个最大的玺，却去寻求汉、唐、宋那种小玺呢？如今徭役过于繁重，赋税征敛过于厚重。教化广泛推行而百姓不高兴，法度严厉而百姓不服从。从前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却在外表施行仁义，怎么能希望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理呢？”如今国家希望财富充足，军队希望强大，城池希望又高又深，宫室希望雄伟华丽，土地希望广阔，人口希望众多。因此大量征取士卒，广泛登记财产，征伐不停止，营造没有止境，这样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臣又看到，洪武四年登记天下官吏，洪武十三年因胡党案实行连坐，洪武十九年逮捕那些多年为民害的官吏，洪武二十三年治罪妄言的人。大规模诛戮官民，不分好坏。其中难道没有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吗？由此可见陛下德行浅薄而过度任用刑罚。水灾旱灾连年发生，难道会没有原因吗！这些话都十分激烈恳切。皇帝答复说知道了。

译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本名王权，皇帝替他改了名。授任吏科给事中，因直言劝谏违逆圣旨而被罢官。不久又起用为御史。他上陈时事一千多字。他性情鲠直，多次与皇帝辨明是非，不肯屈服。一天，他又因事情据理力争，态度强硬。皇帝大怒，下令杀掉他。押到刑场时，皇帝又召回他，问他说：“你改不改？”王朴回答：“陛下不认为臣不肖，提拔我做御史，为什么又把我摧辱到这种地步！假如臣无罪，怎么能杀我？假如有罪，又为什么让臣活着？臣今天只愿赶快死去。”皇帝大怒，催促下令行刑。经过史馆时，王朴大声喊道：“学士刘三吾，请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了无罪的御史王朴！”最终被杀死。皇帝撰写《大诰》，说王朴诽谤，仍把他的名字列在其中。有一个叫张衡的人，万安人，与王朴同年考中进士。授任礼科给事中。他的奏疏恳切直率。升任礼部侍郎。因清廉谨慎受到褒奖，事迹载入《大诰》。后来也因进言论事获罪而死。赞曰：太祖英武而威严果断，朝廷大臣奏对时，往往言辞失当。然而钱唐、韩宜可、李仕鲁这些人，保持质朴诚实的本性，在朝堂和殿陛之间竭力诤谏，可以说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伯巨、敬心以缝掖之士的身份，陈说天下最重要的谋略，虽然违背了等待取得信任后再进谏的道理，但推究他们的本心，都是出于忠诚和爱护国家。拿他们同末世那些沽名钓誉、出卖正直的人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列传第二十八 魏观、陶垕仲（王佑）、刘仕貆（王溥、徐均）、王宗显（王兴宗、吕文燧、王兴福、苏恭让、赵庭兰）、王观（杨卓、罗性）、道同（欧阳铭）、卢熙兄熊、王士弘、倪孟贤、郎敏、青文胜 魏观，字巳山，蒲圻人。元朝末年隐居在蒲山。太祖攻下武昌后，征聘他，授任国子助教；后来两次升迁，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吴元年，升任两淮都转运使。入朝任起居注。奉命与吴琳一起带着财帛到各地寻访遗逸贤才。洪武元年，建立大本堂，命他侍奉太子讲书，并教授诸王经书。不久，又命他与文原吉、詹同、吴辅、赵寿等分赴天下各地，访求遗才，所荐举的人大多得到提拔任用。洪武三年，调任太常卿，考订各种祭祀礼典。符合皇帝旨意，改任侍读学士，不久升任祭酒。第二年，因考核祭祀孔子的礼仪没有按时上奏获罪，贬为龙南县知县，不久又召回任礼部主事。洪武五年，朝廷大臣推荐魏观有才，出任苏州知府。前任知府陈宁严酷苛刻，人们称他为“陈烙铁”。魏观把陈宁的做法全部改掉，以彰明教化、端正风俗作为治理原则。他修建学校，聘请周南老、王行、徐用诚，与教授贡颍制定学校礼仪；让王彝、高启、张羽校订经史；让年高有德的百姓周寿谊、杨茂、林文友推行乡饮酒礼。政事教化大为推行，考核政绩为天下第一。第二年升任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尚未成行，因为苏州百姓请求挽留，皇帝命他回去继续任职。起初，张士诚把苏州原来的治所改作宫殿，把府治迁到都水行司。魏观认为那里低洼狭窄，便把府治迁回旧址。他又疏浚锦帆泾，兴修水利。有人诬陷魏观在已经平定的旧宫基址上兴建工程。皇帝派御史张度查办此事，魏观于是被诛杀。皇帝不久也后悔了，命令把他的遗体送回安葬。陶垕仲，名铸，因为字通行于世，鄞县人。洪武十六年，以国子监学生身份升任监察御史。他纠察弹劾官员，不避权贵；弹劾刑部尚书开济，竟使开济至死，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不久升任福建按察使。他诛杀贪赃官吏数十人，兴办学校，勉励士人，抚恤军民，皇帝下诏特别褒奖他。布政使薛大方贪婪暴虐，陶垕仲上奏弹劾他。薛大方申辩时牵连到陶垕仲，两人一同被逮到京城。审讯查明事实后，按薛大方的罪行定罪，皇帝下诏让陶垕仲复任官职。陶垕仲说：“臣的父亲过去是方氏的部曲，因此按照官员的惯例迁徙到凤阳。臣年幼体弱，依靠哥哥抚养，直到有所成就。如今哥哥也做凤阳的军吏。臣蒙受圣恩，任职于掌管监察的部门。臣想推恩用俸禄奉养亲人，以报答父母的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重新团聚居住，实在是仰赖圣明天子以孝道治理天下的深意。”皇帝特许他迎接父母来奉养，并免除迁徙入籍。陶垕仲清廉耿介，自我约束，俸禄收入全都用来供养宾客。不久，死于任上。当时广西佥事王佑，是泰和人。按察使寻适曾经向他询问治理政务的原则。王佑说：“蛮方之地的人轻慢伦理、败坏教化，如果不趁现在明确礼法、显示赏罚，以后就难以治理了。”寻适听从了他，广西被称为治理得好。蜀地平定后，调王佑任重庆州知州。他招抚安辑百姓，深得民心。因事获罪免官，后来去世。刘仕貆，字伯贞，安福人。父亲刘闬，元朝末年隐居不做官。刘仕貆年少时接受父亲的学问。红巾军作乱，抢掠他的乡里，母亲张氏带领一群妇女投茨潭自尽。贼人把刘仕貆戴上刑具，过了很久才释放他。洪武初年，他因服役被安福县丞张禧侮辱，心中愤恨，于是更加努力学习。洪武十五年参加“贤良”荐举，对策符合皇帝旨意，授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分司琼州。琼州风俗擅长使用蛊毒。上级官员到来时，当地人总把出产的珍贵财物作为见面礼送上；接受了就高兴，不接受就害怕被审问治罪，甚至用蛊毒将其杀死。到琼州任职的人大多受到污染。刘仕貆廉洁而仁惠，减轻徭役，审理冤屈，很得民心。虽然拒绝了他们的礼物，夷人也不忍心害他。过去侮辱刘仕貆的张禧，恰好调任琼山县丞，带着属吏来拜见，十分惭愧恐惧。刘仕貆对待他和其他属吏一样。不久，朝廷议论裁减佥事官，按惯例降为东莞河泊使。渡河时遇到风浪，死于水中。同僚张仕祥把他葬在鸦矶。后来有个叫王溥的人，桂林人。洪武末年任广东参政，也以廉洁闻名。他的弟弟从家乡来探望他，属吏与弟弟同船，送给弟弟一件布袍。王溥命令退还，说：“一件衣服虽然微小，也不能不谨慎，这是玷污品行、辱没自身的开始。”粮食运输经过海路时常常漂失，王溥到庾岭后，察看地势，命有关官员凿石填沟，修理桥梁，改用车辆运输，百姓感到十分便利。他任官数年，箱子里没有多余的衣服，厨房里没有两样以上的菜肴。后来因诬陷被捕，关进诏狱，同僚送来的路费和礼物一概不接受，说：“我难道会因为遭遇患难就改变自己的心志吗！”事情查明后得以回乡，后来去世。当时有个徐均，是阳春县主簿。那里地处偏僻，土豪得以盘踞作恶。县令到任后，土豪总是用厚礼诱惑他，随后便控制操纵他。徐均到任时，属吏报告说：“应当前往拜见莫大老。”莫大老就是洞主。徐均说：“他难道不是大明的百姓吗？不来就杀了他！”说着拔出两把剑给人看。莫大老害怕了，进来拜见。徐均查出他的违法之事，把他关进监狱。第二天早晨，有人送来两个瓜和几枚安石榴作为礼物，里面全是黄金美珠。徐均看也不看，便戴上刑具送交府中。府官接受贿赂，放他回去，他又送来先前那些礼物。徐均大怒，准备逮捕治罪，但府中公文调他代理阳江县令，阳江于是治理得很好。后来因服丧离任。王宗显，和州人，寄居在严州。胡大海攻克严州后，以礼相待，把他招入幕府。太祖征讨婺州时，胡大海带王宗显去见太祖。太祖说：“我们是同乡。”命他到婺州侦察敌情。王宗显暗中查得城中的虚实以及各将领的长处和短处，回来报告太祖。太祖高兴地说：“我取得婺州后，就任命你做知府。”不久，元朝枢密同佥宁安庆与守将帖木烈思不和，派都事用绳索从城上缒下，请求投降，打开东门接纳官军，这与王宗显侦察到的情况相合。于是改婺州为宁越府，任王宗显掌管知府事务。王宗显原本是儒者，广泛涉猎经史。他创办郡学，聘叶仪、宋濂为《五经》教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源等为训导。自从战乱兴起，学校长期废弃，到这时才重新听到弦歌诵读之声。不久，死于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