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三十

译列传第一百三十 陈邦瞻、毕懋康（兄毕懋良）、萧近高、白瑜、程绍、翟凤翀（郭尚宾）、洪文衡（何乔远）、陈伯友（李成名）、董应举、林材、硃吾弼（林秉汉）、张光前。陈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授任南京大理寺评事。历任南京吏部郎中，出任浙江参政。升任福建按察使，转任右布政使。改任河南，分理彰德诸府。开垦水田一千顷，建立滏阳书院，召集诸生讲习。士人和百姓为他立祠祭祀。就地改任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陕西。上林土官黄德勋的弟弟德隆和儿子祚允背叛黄德勋，投奔田州土酋岑茂仁。岑茂仁收留了他们，袭击攻破上林，杀死黄德勋，抢掠他的妻子、儿女和金帛。守臣询问情况，他们诈称黄德勋因病死亡，请求让祚允继任。陈邦瞻请求朝廷出兵讨伐。适逢光宗即位，立即升任陈邦瞻为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于是调动军队讨伐并擒获了他们。海盗林莘老聚集一万多人，侵扰掠夺海滨，陈邦瞻扼制他们，使其不能得逞。澳门夷人在青州筑屋，奸民同他们相通，时常侵扰内地，陈邦瞻烧毁了他们的巢穴。召任工部右侍郎。还未赴任，改任兵部侍郎，升为左侍郎。天启二年五月，他上疏陈述四件事，其中说：“客氏被逐出后又重新进入宫中，是陛下举措失当。辅臣不封还内降诏旨，不据理坚持争辩，反而使进谏者获罪贬谪，这是再次犯了拒绝纳谏的过失，如何向世人的议论解释？”奏疏呈上后触犯圣旨，受到斥责。不久兼任户部、工部两部侍郎，专门管理军需。第二年在任上去世，诏令追赠尚书。陈邦瞻喜好学习，注重风操节义。任官三十年，吏部的评议从未涉及他的过失。毕懋康，字孟侯，歙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凭中书舍人的身份授任御史。他上言内阁不应专门任用词臣，边臣违反军纪的应当严加审查；部郎田大年、贺盛瑞，中书舍人丁元荐因为触犯权贵而被罢废，应当为他们昭雪，奏疏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出任长芦盐政巡察官。京畿附近有很多河渠，却淤塞废弃，没有治理。毕懋康说：“保定的清河，源头发于满城，抵达清苑后向南十里，那里是汤家口，为上闸；再向南十里是清杨，为下闸。河水顺流向东直达天津。附近的易州、安州以及新安、雄、完、唐、庆都诸县，都可以通行船只，依靠它获得利益。两座闸门创建于永乐初年，时间久了已经坍塌破败，急需修复。每年漕运临、德二仓的二十万石粮食，供应保定、易州、紫荆等地的军队，足以使士卒长期吃饱。从前，密云、昌平原本不通漕运，万历初年，总督刘应节、杨兆疏浚潮河、白河以及陵泉等水道，运输粮食供应这两个镇，两个镇的军队依赖它得以维持。这件事可以仿照施行。”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巡按陕西时，上疏陈述边政十件事，弹劾罢免副总兵王学书等七人。请求按照郡县学校的制度建立宗学，得到批准。改任山东按察官，升任顺天府丞，因服丧离职。天启四年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治理郧阳。毕懋康一向自负有才器和谋略，历任内外官职；他和族兄毕懋良都有清正的声誉，被称为“二毕”。毕懋良，字师皋。比毕懋康先考中进士。由万载知县升任南京吏部主事。历任副使，升至左布政使，都在福建任职。他赈济饥民，减少加派，安抚投降的海盗，以政绩优良著称。毕懋康任巡抚的那一年，毕懋良也从顺天府尹升任户部右侍郎，督理仓场。魏忠贤因为毕懋康是赵南星引荐的，想除掉他。御史王际逵弹劾他依附邪党，于是削除官籍。毕懋良也因为不依附魏忠贤，被御史张讷弹劾，罢职闲住。兄弟二人相继离开朝廷，士大夫的舆论反而把这看作荣耀。崇祯初年，起用毕懋康为南京通政使。过了两年，召回任兵部右侍郎，不久罢职。毕懋良也被起用为兵部左侍郎。适逢京师戒严，尚书张凤翔以下的官员都获罪，毕懋良得到宽免，退休离去。毕懋康再次起用为南京户部右侍郎，督理粮储。不久以疾病为由回乡。兄弟二人都在家中去世。萧近高，字抑之，庐陵人。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升任礼科给事中。刚任官，就上疏请求停止矿税、释放囚犯、起用被废弃的官员三件事，说明诏令已经颁布，不可中途停止。皇帝发怒，扣减他一年的俸禄。不久，他弹劾江西税使潘相擅自刑罚宗室成员的罪行，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停止矿税、分税的诏令下达，潘相失去利益，擅自把驻地迁到景德镇，请求专门管理窑务。皇帝竟然批准了，萧近高又竭力争辩。后来江西巡抚、巡按一起弹劾潘相，潘相认为是萧近高主使的，便上疏极力诋毁他。萧近高上疏辨明，又弹劾潘相。奏疏虽然没有施行，潘相不久自己引退离去。他多次升任刑科都给事中。知县满朝荐、诸生王大义等人都因触犯宦官使者而被关押，达三年之久。萧近高请求释放他们，没有得到答复。辽东税使高淮激起民变，萧近高弹劾他的罪行，请求将他撤回，皇帝不采纳。高淮又诬告上奏，逮捕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萧近高再次上疏营救。适逢朝廷大臣中有许多人弹劾高淮，皇帝不得已将他召回，但王邦才等人仍被关押。不久，他极力陈述言路不通、皇帝耳目被蒙蔽的祸患。没过多久，他又说王锡爵秘密上奏、营私舞弊，应停止召用；硃赓已经受到六十多道奏疏弹劾，不应再留任。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答复。按照旧例，六科都给事中在内外任职之间轮转。人们心理上轻视外任，往往设法规避，萧近高自己请求出任外官。吏部侍郎杨时乔请求立即批准，以成全他的美意。于是任命他为浙江右参政，升为按察使。因病回乡。又起用为浙江左布政使。他所到之处，都以清廉操守闻名。泰昌元年，召任太仆卿。朝廷讨论“红丸”案件时，萧近高说崔文升、李可灼应当斩首，方从哲应当勒令回到故乡，张差谋逆证据确凿，不可用疯癫来掩盖。历任工部左侍郎、右侍郎。天启二年冬天，以疾病为由离职。御史黄尊素于是说，萧近高以及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饶伸，太仆少卿刘弘谟、刘宗周，都辞去荣位以修养志节，清正之风感人，应当赶快加以褒奖尊崇，用来勉励在位官员。诏令允许召回。天启五年冬天，起用为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他竭力辞谢，皇帝不准。当时魏忠贤势力正盛，所有正直人士几乎都被排斥殆尽。萧近高不愿出任，拖延了很久。给事中薛国观弹劾他玩忽君命，于是被罢职。崇祯初年才恢复官职。在家中去世。

译白瑜，字绍明，永平人。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任兵科给事中。皇帝册立东宫、给太后上徽号后，白瑜请求推广孝慈之道，提出敦厚节俭、保持廉洁、爱惜人才、减少冤狱四件事，全部引用《祖训》和先朝往事来规劝当时的政事，言辞十分恳切。万历三十年，京师发生旱灾，陕西、河南的黄河水也枯竭。礼官请求皇帝修身反省，白瑜说：“修身反省应当落实到实际政事上。如今被放逐的臣子长期禁锢，获罪的臣子长期拘押，只要一旦得到怜悯释放，就可以感动上天。”最后又说到矿税的危害。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答复。他多次升任工科都给事中。皇帝在射场营建乾德台，白瑜抗疏竭力劝谏，又两次上疏请求斥退宦官王朝、陈永寿，皇帝不能不因此怀恨。适逢白瑜议论治理河道应当专门任用负责官员，皇帝便责备他拾取陈旧言论，贬为广西布政使照磨。因病回乡。光宗即位，起用为光禄少卿，三次升迁至太常卿。给事中倪思辉、硃钦相，御史王心一因直言被贬谪，白瑜抗疏为他们辩护求救。天启二年，他由通政使任刑部右侍郎，代理刑部事务。郑贵妃的兄长之子郑养性奉诏回原籍，却拖延不走；他的家奴张应登告发他同塞外相通。永宁伯王天瑞是显皇后的弟弟，因为过去的事情怨恨郑氏，于是和他的弟弟、锦衣卫王天麟连续上章弹劾郑养性图谋不轨。白瑜认为郑氏在先朝已经获罪，但所谓交通塞外的事实是诬告，于是和都御史赵南星、大理卿陈于廷等会同审理，奏上判决，请按诬告罪处死家奴张应登，勒令郑养性居住远方。诏令批准。第二年升任左侍郎。在任上去世。追赠尚书。程绍，字公业，德州人。祖父程瑶，曾任江西右布政使。程绍考中万历十七年进士。授任汝宁推官，征召入朝授任户科给事中。巡视京营。副将佟养正等五人行贿求取升迁，都被弹劾交付司法处理。皇帝派使者到河南采矿，程绍两次上疏说应当停止，都没有得到答复。再次升任吏科左给事中。适逢考察京官，御史许闻造攻讦户部侍郎张养蒙等人，言辞牵涉吏部侍郎裴应章。程绍说许闻造挟制吏部以逃避考察，并且附和阁臣张位，许闻造于是被贬到边远地区。主事赵世德在考察中被贬官，朝廷讨论征讨杨应龙时，兵部举荐赵世德熟悉军事，程绍驳斥并制止了这项任用。又弹劾文选郎杨守峻，杨守峻自己引退。饶州通判沈榜被贬官，因攀附税监潘相而得以留任，程绍极力说这是违法。山西税使张忠因夏县知县韩薰触犯自己，奏请把他调往偏远地方，程绍又为韩薰争辩，皇帝发怒，斥他为平民。因沈一贯营救，诏令削减他一个品秩，调出京城任职。给事中李应策、御史李炳等人替他争辩，皇帝更加愤怒，连韩薰也斥为平民，并扣减李应策等人的俸禄。程绍在家居住二十年。光宗即位，起用为太常少卿。天启四年，历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居住在仪封的宗室成了盗贼的巢穴，程绍分条上奏其罪状，将他们废为庶人并迁往高墙禁居。临漳百姓在漳河岸边耕地，得到一方玉玺，龙纽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辞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把它献给程绍。程绍听闻后上报朝廷，大略说：“秦代玉玺的真伪，早已不足以证明什么。如今玉玺出现在臣所辖境内，既不应再次埋在地下，也不合适私自藏在人间。想派官员恭敬地送入朝廷，行迹又涉及献媚。况且至尊所珍视的，在于德行而不在于玉玺，所以先飞驰上奏报告，等待命令决定进献与否。从前王孙圉不把玉珩当作宝物，齐威王不把照乘之珠当作宝物，前代史书都称赞他们。陛下尊重贤者、爱护士人，民间不应有遗留下来的贤才。还有一代名贤，如邹元标、冯从吾、王纪、周嘉谟、盛以弘、孙慎行、钟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都忧虑国家、奉公办事，虽已白首仍是杰出老臣。其他词林、台谏中那些长期被禁锢、不能起用的人，也都是皇国的祥瑞、盛世的珍宝。臣不能把他们招致朝廷，却只献上祥符瑞物，臣私下以此为羞。希望陛下只把贤才当作宝物。在朝的忠直之士，不要拘泥于无谓的限制；在野的老成之士，应当赶快设法起用。” 至于那小小的秦玺是真是假，又哪里值得计较呢？”魏忠贤当时正在斥逐年高有声望的大臣，看到这番话很不高兴。后来魏忠贤的势力更加膨胀，程绍便以疾病为由回乡。崇祯六年，有人推荐起用他为工部右侍郎。过了两年，他因年老，四次上疏请求退休离去。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翟凤翀，字凌元，益都人。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吴桥、任丘知县，有治理声誉，征召入朝授任御史。他上疏推荐钟羽正、赵南星、邹元标等人，并说：“宋朝末年那些邪恶谄媚之徒，整天请求禁止伪学，信口诋毁诽谤。近年所谓讲学的人，不幸也有类似情形。”出任辽东巡按。宰赛、暖兔二十四营环绕开原居住，每年都成为边境祸患。宰赛尤其桀骜，多次击败官军、杀死守将，便借机挟制边吏，要求增加赏赐。庆云参将陈洪范所统领的军队只有二千名弱兵，而且怯懦不能作战。翟凤翀上奏请求增兵、更换任用强健的将领，开原才有了防备。他又请求各地建立常平仓，收取赎金，节省公费，换取粮食以备荒。皇帝认为他的建议好，命令在各边镇推广。原辽阳参将吴希汉违反军纪，听候审查，因为有宫内援助，二十年没有裁决，而且还图谋恢复官职；翟凤翀一次审讯便结成狱案，将他处以死刑，边地的人都感到痛快。皇帝因“梃击”事变，在慈宁宫召见朝廷大臣。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没有说什么，御史刘光复刚开口，就立即获罪。翟凤翀上言：“陛下召见并回答朝廷大臣，天威舒展，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辅臣应当把朝廷最重要的政事，如皇太子、皇长孙讲学，福王府庄田和盐引，大臣职位空缺，考选长期搁置，以及中旨频繁下降、边境警报不断、水旱灾害和盗贼接连发生、流离百姓和饿死者遍布道路等，一一详细奏报于前；如今却缄默不言，导致刘光复因失礼获罪。刘光复一天没有获释，辅臣就不能安然无事。”这番话触犯圣旨，受到严厉斥责。山东发生大饥荒，皇帝根据翟凤翀的奏疏，派御史过庭训携带十六万金前往赈济。

译宦官吕贵借奸民的奏疏，留任浙江织造督理。冉登任九门提督，诬告上奏说市民殴打门卒，便把兵马指挥欧相交给司法官审理。邢洪在朝廷上侮辱御史凌汉翀，给事中郭尚宾等人弹劾他，皇帝却释放邢洪，不予追究。凌汉翀又被废将凌应登殴打，邢洪再次曲意庇护凌应登。翟凤翀抗疏极力论述吕贵、冉登、邢洪三人的罪行，并说：“大臣想当面进谏却没有途径，小臣想叩击宫门申诉却没有道路。宦官逐渐被任用，政令多有违背，这实际上开启了群小借机行事的端绪，形成了大权反被他人掌握的局势。”皇帝大怒，将他贬为山西按察使经历。这时，郭尚宾也上疏极力说：“近来拟定诏旨不经过内阁，托言是皇帝亲自裁决。言官稍微涉及同类事情，便说他们结党依附，将使大臣不肯尽情进言，小臣不敢抗疏争论，天下的事情还能够有所作为吗？请求陛下明诏阁臣，封还内降诏旨，容纳正直进谏，以保全国家的治理和安定。”触犯圣旨，被贬为江西布政使检校。阁臣和言官上疏论救，都没有被采纳。皇帝对奏章大多不理会，所以朝廷中敢于直谏的人长期没有受到斥责。到这时，两人在同一天被贬官，当时称为“二谏”。翟凤翀被贬之后，三次升迁。天启初年，任南京光禄少卿。天启四年，以大理少卿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魏忠贤党羽御史卓迈、汪若极连续上疏弹劾他，于是被削籍为民。崇祯二年，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出任天津巡抚。因病回乡。去世后，追赠兵部尚书。尚宾，字朝谔，南海人，是翟凤翀同榜进士。由吉安推官授任刑科给事中。遇到事情总要进谏，尤其痛恨宦官横行。他曾因事情弹劾税使李凤、高寀、潘相，很有敢于直言的声誉。后来，终于被贬官。光宗时才重新起用，历任刑部右侍郎，也因不依附魏忠贤而被削籍。崇祯初年，任兵部右侍郎。去世后，追赠尚书。洪文衡，字平仲，歙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任户部主事。皇帝将要封皇长子为王，他与同僚贾岩联合上疏争辩。不久改任礼部官员。他与郎中何乔远交好，何乔远因牵连错误被贬时，洪文衡已经升任考功主事，最终借口有病回乡。后来起用补任南京工部官职，历任郎中。他竭力按照旧章办事，杜绝权贵宦官横加索取，节省冗余费用，成效很多。在工部任职九年，升任光禄少卿。改任太常寺官员，督理四夷馆。朝廷内外争相请求起用被废黜的官员，皇帝大多批示搁置。过了很久，才特意起用顾宪成。顾宪成已经以有病推辞，忌恨他的人仍害怕他被任用，御史徐兆魁首先上疏极力攻击他。洪文衡担心皇帝被徐兆魁的话迷惑，抗疏为顾宪成申辩，说：“如今南北两都的九卿，多一半没有合适的人，仁贤之才空缺，见识明达的人为此长叹。能够选择任用的人，只剩下起用被废黜者这一条路。如今顾宪成还在乡间，已经遭受罗织陷害，使圣上的心中更加疑惑。贤才接连被举用已无希望，给贤者带来祸患，使毒害流及国家，实在是被徐兆魁这一封奏疏堵住了。”不久升任大理少卿。因服丧离职。泰昌元年，起用为太常卿。光宗去世后，朝廷讨论升祔礼。洪文衡请求将睿宗迁出太庙，说：“这是肃宗一时尊崇奉祀的感情，不合古代的义理。况且睿宗曾经做过武宗的臣子，如今突然把他排在武宗之上，礼制既不合适，情理上也不安。当时臣子过分顺从奉承，因循至今。感情在一时可以深厚，礼制却要流传万世，重新确定礼制的举措正在今日。”奏疏被搁置，未能施行。不久去世，追赠工部右侍郎。洪文衡天性孝顺友爱。服丧期间，三年不饮酒、不吃肉，也不住在内室。他一生从不无故取一文钱。何乔远，字稚孝，晋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任刑部主事，历任礼部仪制郎中。神宗想封皇长子为王，何乔远极力争辩，认为不可。同僚陈泰来等因上书论事被贬，他上疏抗辩营救他们。石星主持封倭之事，朝鲜使臣金晬哭诉说，李如松、沈惟敬的错误，导致本国人束手受杀的有六万多人。何乔远立即把此事上报，并进呈历朝驾驭倭寇的旧例，皇帝颇为动心。但石星坚持自己的说法，奏疏最终没有施行。何乔远因受牵连被贬为广西布政使经历，后来因事回乡。在乡居住二十多年，朝廷内外多次推荐他，他都没有出仕。光宗即位，召任光禄少卿，调任太仆寺官员。王化贞驻兵广宁，主张作战。何乔远谋划守御策略，极力说明不应轻率出兵。不久，广宁果然失守。天启二年，升任左通政。邹元标创建首善书院，硃童蒙等弹劾他，何乔远说：“书院上梁文确实出自臣的手笔，按道义应当一并罢免臣。”言语中也触犯了硃童蒙。升任光禄卿、通政使。他五次上疏以病请求退休，以户部右侍郎官职退休。崇祯二年，起用为南京工部右侍郎。给事中卢兆龙弹劾他衰老无能，他自行离职。何乔远博学多览，喜爱著书。他曾辑录明朝十三朝遗事，编成《名山藏》；又编纂《闽书》一百五十卷，在世间颇为流行，但据说引用的材料多有错误。陈伯友，字仲恬，济宁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任行人。升任刑科给事中。刚接受任命，就罢免河南巡抚李思孝。不久弹劾邹之麟科场舞弊，认为应当查勘；宦官羞辱驸马冉兴让，认为应当依法处置；楚宗英憔、蕴钫，以及良吏满朝荐、王邦才等，认为应当释放。后来，他又说：“陛下清明的心志，不幸在中年被利益迷惑，惶惶不安，仿佛永远不满足，以致财物匮乏、百姓困苦，家家陷入彻骨的贫困，人人承受伤心的痛苦。如今天下之所以动荡倾危而不可救治，就是这个原因。”又说：“李廷机离开朝廷，官员的进退操纵不由皇上裁决。对外是巡抚、巡按，对内是众官，去留都没有决定。士大夫意见分歧，议论各不相同，陛下却漫不经心地不予批答。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全交给外廷公议，用来平定是非、确定国家大政呢？”皇帝都没有省察。熊廷弼被荆养乔攻击，陈伯友与李成名等极力主张派人查勘。随后他又陈述时政四件事，说：“拟定诏旨必须经过内阁。昨天科臣曾六德的处分、阁臣叶向高主持考试的事情，全都是由内廷直接降旨。福王前往封国的诏旨，也是在另一封奏疏上批示施行的。这不只是亵渎天子的言论，而且还会留下隐患。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黔国公沐昌祚请求让他的孙子沐启元代替自己镇守，已经违反法律了。可是巡抚、巡按依据法律请求查勘，皇帝却以内批免除查勘，恐怕其中有隐情。御史吕图南改任提学，这一方争说他是贤者，另一方争说他是不肖之人，为什么不停止两边的争斗，共同谋划军国大计呢？福王早就应该前往封国，今年春天催促此事的奏疏多达数百封，为什么忽然改变日期？”这封奏疏也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不久因母丧离职。服丧期满后，朝廷议论多排斥东林党，于是他没有出仕。

译到万历四十六年，按照年例，在家中授任河南副使。天启四年，多次升迁为太常寺卿，掌管少卿事务。杨涟弹劾魏忠贤，陈伯友也与卿胡世赏等抗疏极力弹劾魏忠贤。第二年十二月，御史张枢弹劾他倚附东林党，于是被削籍夺职。庄烈帝即位，下诏恢复他的官职，还未及任用便去世。李成名，字寰知，太原卫人。祖父李应时，任南京户部员外郎，以清廉著称。李成名考中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任中书舍人。升任吏科给事中。上疏陈述铨选政务不公平，言辞触及尚书赵焕。不久请求释放被牵连的官员满朝荐，说满朝荐如果不获释，宦官们就会一天比一天放肆，国家的祸患将没有止境。吏部侍郎方从哲奉内旨起用官员，李成名抗疏弹劾他，并揭发他儿子恣意横行的情状。方从哲请求离职，皇帝不准。当时党人天天攻击东林党，李成名于是以病为由回乡。在家居住五年后，起用为山东副使。天启初年，升任湖广参政，入朝任太仆少卿。天启四年春，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地区。魏忠贤认为李成名是赵南星任用的人，便借属官给他考核定级之机，说他犯了皇帝的名讳，革除了他的官籍。他任巡抚只有八个月，士民却为他建祠祭祀。崇祯改元，召任户部右侍郎，以左侍郎专门管理边疆军饷。京师戒严，改任兵部。皇帝在平台召见他，他把军务规划得十分详尽。几个月后被罢职，死在家中。董应举，字崇相，闽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任广州教授。他与税监李凤争夺学宫旁的▯需地，李凤的舍人骑马奔驰到文庙前，董应举把他的马拴住，因此出了名。调任南京国子博士，又升任南京吏部主事。召任文选主事。历任考功郎中，请假回乡。起用为南京大理丞。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太阳正中出现黑子相互交斗。五月初一，有黑色日影遮蔽太阳，太阳没有光。当时辽东的抚顺已经失守，董应举说：“太阳出现黑色灾异，是强敌侵凌的征兆。应赶快勤于政务、修治防备，以消除祸患变异。”于是分条上奏方略。皇帝搁置不理。天启改元，又升任太常少卿，督理四夷馆。天启二年春，陈述几件急务，极力说明天下军力损耗、百姓离散，疆土日益收缩，是由于君主威势没有树立、国家法令不能执行造成的。皇帝认为董应举懂得军事，命他专门负责校阅射技、演习武艺。后来，他上言说保卫神京在于设置险要、营屯驻军。于是升董应举为太仆卿兼河南道御史，负责经营天津到山海关的屯田事务。董应举认为责任太重，陈述十项困难、十项好处，皇帝全部下令有关部门依从。于是把辽人一万三千多户分别安置在顺天、永平、河间、保定，诏书加以褒奖。又使用公款六千购买民田十二万多亩，加上闲田共十八万亩，广泛招募耕种者，供给工食、田具、牛和种子，疏浚沟渠、修筑堤防，教他们种稻；农舍、仓库、官署、场圃、船车全都备齐，共花费二万六千，而收获黍、麦、谷五万五千多石。朝廷大臣多称道他的功劳，于是升任右副都御史。天津葛沽原有水陆士兵二千人，董应举上奏请求实行屯田，以屯田收入充作每年的军饷，屯田的利益于是兴起。天启五年六月，朝廷认为屯田事务已经办成，应当扩大鼓铸钱币。于是改任董应举为工部右侍郎，专门管理钱币事务，在荆州开设铸钱局。不久朝廷讨论拨给两淮盐课作为铸钱本金，命他兼任户部侍郎，并管理盐政。董应举到扬州后，上疏请求整顿盐法，建议商人补行积存的盐引，增加缴纳的银两，按正式盐引的一半计算，被户部的议论阻止。董应举正要上奏分析此事，巡盐御史陆世科厌恶他侵犯职权，便弹劾他；魏忠贤传旨责问，御史徐扬先又迎合旨意再次弹劾他，于是被削职闲住。崇祯初年，恢复官职。董应举好学而擅长文章。他做官时，慷慨任事；在家乡时，喜欢兴办有利的事情、抵御祸患。他去世后，海滨百姓为他建祠祭祀。林材，字谨任，闽县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任舒城知县。升任工科给事中。吏部推荐郑洛任戎政尚书，起用张九一为贵州巡抚，林材极力说明两人不应任用，张九一于是被罢职。王锡爵奉召入朝，林材上疏弹劾他，并牵连赵志皋、张位。又请求建立储君并预先教育太子，再次争辩三王同时册封的错误。多次升任吏科都给事中。弹劾罢免南京尚书郝杰、徐元泰。经略宋应昌被沈惟敬迷惑，竭力请求封贡，林材请求斩杀宋应昌、沈惟敬，皇帝没有答复。赵志皋、张位拟定诏旨不当，林材抗疏驳斥。万历二十二年夏六月，西华门发生火灾，林材与同僚上言，严厉指出时政的缺失。皇帝非常恼怒，因为当时正在修省而没有治罪。吏部推荐顾养谨总理河道，林材上疏阻止。兵部将大规模叙功表彰平壤战功，林材极力指责石星欺骗皇上，石星于是不敢滥行叙功。那年冬天，他又率同僚上言，认为成名不应任国子监祭酒，冯梦祯不应任詹事，刘元震不应任吏部侍郎。皇帝积累了先前的怒气，说林材屡次借论事诬陷诽谤大臣，如今又暗中伤害善良之人，于是贬他三等官阶，其余处分停发俸禄一年。适逢御史崔景荣等上疏论救，他又被贬为程乡典史。林材于是回乡，不再出仕。光宗即位，才起用为尚宝丞，又升任太仆少卿。回朝不久，就请求归乡。天启年间，起用为南京通政使，任内去世。崇祯初年，追赠右都御史。硃吾弼，字谐卿，高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任宁国推官。征召授任南京御史。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赵学仕任南京工部主事，因贪赃败露。南京刑部因为赵志皋的缘故，减轻他的罪，议定调任饶州通判。硃吾弼上疏弹劾，最终把赵学仕贬去戍边。他上奏请求确立国家根本、选拔内阁大臣、补充言官、停止矿税，皇帝没有答复。山西巡抚魏允贞被税使孙朝攻击，硃吾弼请求治孙朝欺骗蒙蔽之罪。广东税使李凤侵吞税款，奸人王遇桂请求征收江南田契税，硃吾弼都上疏弹劾他们的罪行。当时无赖之徒纷纷起来谋求财利，朝廷大臣往往接连上疏极力争辩，皇帝虽然没有全部听从，也从未不容忍他们的切直进言。雷击皇陵，硃吾弼请求皇帝在朝廷接见大臣，讲求祖宗的典章制度，依次施行，并与天下重新开始。不久又说：“陛下对郊庙祭祀的孝敬有所疏忽，在朝廷讲学时的警惕勤勉有所松弛；宫苑大兴土木，殿廷遍布荒草，群小之人在朝廷内外横行，正直之士困在牢狱；百姓因矿税而财力耗尽，驿传因运输劳役而疲敝，流亡者因水旱灾害而增加，郡县因征求财物而困顿；乡野百姓萌生怨心，士大夫丧失志气；公卿不能代为补救，台谏官也无法牵衣进谏。对此不可不深入察看并改变谋划。”最后他说，礼部侍郎郭正域疾恶如仇而且严厉，操守高峻，不应因楚王一事而弃用。

译此前，楚国假王的争议兴起，首辅沈一贯暗中支持楚王，因为郭正域请求查勘，便唆使党羽钱梦皋等人把郭正域排挤出去。满朝没有人敢挽留郭正域或谈论楚王之事，只有硃吾弼抗疏为郭正域申辩；御史林秉汉也因为楚宗室杀害巡抚，请求详细查勘。并且说：“楚王既然不是假王，为什么害怕查勘？”硃吾弼、林秉汉于是被沈一贯等人憎恨。适逢钱梦皋在京察中将被罢黜，便诬告林秉汉是郭正域的鹰犬，言语还牵涉沈鲤、杨时乔、温纯。林秉汉因此被贬为贵州按察司检校，而钱梦皋得以留任。郎中刘元珍弹劾钱梦皋，反而受到责罚。硃吾弼又上疏为刘元珍直言申辩，请求罢黜钱梦皋，并极力指责沈一贯，也触犯了皇帝旨意，被停发俸禄一年，于是托病离职。居住三年后，起用为南京光禄少卿，召任大理右丞。齐党、楚党、浙党掌权，硃吾弼又以病辞职回乡。熹宗即位，召回朝廷。多次升任南京太仆卿。天启五年，被御史吴裕中弹劾罢职。林秉汉，字伯昭，长泰人。巡按广东时，也两次上疏弹劾李凤。被贬后，不久托病回乡，死在家中。天启年间，追赠太仆少卿。张光前，字尔荷，泽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任蒲圻知县，补任安肃知县。刚任职四个月，升任吏部验封主事。历任文选员外郎、稽勋郎中。请假离职。天启四年，赵南星任尚书，起用张光前为文选郎中。刚开始任事，魏忠贤想驱逐赵南星，便借廷推谢应祥一事假传诏旨严厉责备赵南星。赵南星当时与推举谢应祥的人，是员外郎夏嘉遇，并不是张光前。张光前抗疏争辩说：“赵南星的人品和功业显著，人人都看得见，忽然奉到严旨，责备他不公不忠，臣私下感到疑惑。文选郎中是各司的首领，是尚书的臂膀和手指；赵南星所甄别、任用、罢免的人，臣确实都参与协助。功劳和罪责臣愿共同承担，请先赐臣罢免斥退。”他也被诏旨严厉责备。不久，因为推举乔允升等人取代赵南星，违逆魏忠贤的意图，削去侍郎陈于廷以及杨涟、左光斗的官籍。张光前又抗疏说：“会推尚书时，陈于廷主持意见，臣执笔起草，臣谨此坐在席位上写好奏稿等待治罪。”于是被贬三级，调往外地任职。张光前操守清廉严正，严厉拒绝请托拜访。知县石三畏贪赃受贿、劣迹狼藉，却得到后台支持，将要被推荐为台谏官，张光前把他调出京城任王官，他的党羽都侧目而视。第二年，张光前的哥哥右布政使张光缙在遵化治理军务，被宦官党羽门克新弹劾，也被削籍。兄弟二人都因违逆宦官而离职，受到世人称道。崇祯元年，起用张光前为光禄少卿，他没有赴任。三年，起用为太常官员。不久升任大理少卿。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回到家中便去世。赞曰：朝政松弛，那么士大夫就会高谈空论而少有实际功用。像陈邦瞻、毕懋康、翟凤翀、董应举，还想着有所建树，只可惜没有遇到明主当政的朝代，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仅止于此罢了。萧近高、洪文衡等人，都以清廉朴素自我要求；白瑜审理郑氏案件能够持平公正，确实是卿贰官中铮铮有声的人吧。

译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盛以弘）、高攀龙、冯从吾 赵南星，字梦白，高邑人。万历二年进士。授任汝宁推官。政绩清廉公正，稍后升任户部主事。张居正卧病，朝廷官员成群前往祈祷，赵南星与顾宪成、姜士昌告诫自己不要前往。张居正去世后，调任吏部考功司。他以病为由回乡。后来起用，历任文选员外郎。他上疏陈述天下四大祸害，说：“杨巍请求退休，左都御史吴时来谋划取代他，又忌恨户部尚书宋纟熏的声望，连续上疏排挤他。副都御史詹仰庇极力谋求担任吏、兵二部侍郎。大臣都这样，凭什么责求小臣，这叫作谋求进身的祸害。礼部尚书沈鲤、侍郎张位、谕德吴中行、南京太仆卿沈思孝相继自行免职，只有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还在，词臣黄洪宪等人常常暗中诋毁他，言官唐尧钦、孙愈贤、蔡系周又公开显露出诋毁诬陷。众多正直之士不能容身，奸邪小人得志，这叫作倾覆危亡的祸害。州县长官选授太轻率，部、寺官员按任职日期就取得郡守职位，不考察才能品行。而巡抚、巡按议论官员有贪赃徇私的证据，却不是说罪行不严重，就是说任职时间太短，一概只降职调任，他们自以为这是爱惜人才，却不知道这其实是爱惜无能之人。吏治日益污浊，百姓生活日益困苦，这叫作州县的祸害。乡官的权力大过守令，横行无忌，没有人敢过问。例如渭南知县张栋，治理政绩无人能比，只因抑制乡官，受到诬陷而不能被推荐升任，这叫作乡官的祸害。这四种祸害不除，天下就不可能治理好。” 奏疏送出后，朝廷舆论称许它。但奏疏中所攻击的，都是当时宰相所庇护的人，于是给事中李春开出来反驳。李春开的奏疏先被皇帝看到，赵南星几乎获罪。给事中王继光、史孟麟、万自约，部曹姜士昌、吴正志，都帮助赵南星斥责李春开，并且揭发吴时来、詹仰庇、黄洪宪进谗献媚的情状。李春开气势受挫，但赵南星最终仍因病回乡。再次起用后，历任考功郎中。万历二十一年考核京官时，赵南星与尚书孙鑨秉公清理淘汰官员。首先罢黜孙鑨的亲信都给事中王三余以及孙鑨的外甥、文选员外郎吕廕昌；依附政府的人以及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没有幸免，政府大为难堪。给事中刘道隆于是弹劾吏部议定留用被举劾而未获任用的庶僚不合法。皇帝下旨说赵南星等人专权结党，于是贬官三级。不久因李世达等人上疏营救，斥退赵南星为民。后来上疏营救的人全都受到责罚，孙鑨也离开官位，一时间正直之士几乎被清空。事情详见孙鑨传。赵南星居住乡里，声望更加高，与邹元标、顾宪成被天下人比作“三君”。朝廷内外论荐他的奏疏有一百多封，但他最终没有起用。光宗即位，起用为太常少卿。不久改任右通政，升任太常卿，到任后又升为工部右侍郎。过了几个月，任命为左都御史，慨然把整顿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天启三年考核京官时，认为原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在先朝结党扰乱政事，议论要罢免他们，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极力坚持不可。赵南星写成《四凶论》，最终与考功郎程正己把这四人定为谨慎不称职。他所清理淘汰的人，和任考功官时一样。浙江巡按张素养推荐部内人才，其中包括姚宗文、邵辅忠、刘廷元，赵南星弹劾其推荐荒谬，张素养因此被夺俸。此前，巡方官有提拔推荐的惯例，赵南星已经上奏停止；但陕西高弘图、山西徐扬先、宣大李思启、河东刘大受又照旧相继实行，赵南星一并上奏弹劾他们，巡方官这才知道畏惧法律。不久代替张问达任吏部尚书。当时，人人都忙于奔走竞争，贿赂公行，言官的气焰尤其横暴。每当文选郎中出任，言官们总在半路拦住他，替人谋求官职；如果不能办成，就恶声辱骂，有时甚至把他赶走。文选郎中即使公正，也无可奈何，尚书也只能叹息而已。赵南星一向痛恨这种弊端，决心锐意整顿，独断实行自己的主张，政府和宦官也不能有所请托，众人畏惧他的刚强严正，不敢冒犯。有个给事中替捐资郎求任盐运司官职，赵南星却只把捐资郎注授为王府官，并把给事中调到外地。知县石三畏一向贪婪，靠请托关系将被推荐升任，赵南星也只把他安排为王府官。当时进士中没有担任王府官的，赵南星也不顾忌。魏忠贤一向很看重赵南星，曾在皇帝面前称赞他能任事。一天，魏忠贤派妻妹之子傅应星通过一名中书官员带着礼物求见，赵南星挥手让他离开。一次两人一同坐在弘政门，正选任通政司参议，赵南星严肃地对魏忠贤说：“皇上年纪幼小，我们内外臣子应当各自努力行善。”魏忠贤默不作声，但怒色已经显露出来。大学士魏广微是赵允贞的儿子，赵南星一向把他当作世交家的子弟看待。魏广微进入内阁后，曾三次来到赵南星门前，赵南星拒绝不见。他又曾叹息说：“见泉没有儿子。”见泉是赵允贞的别号。魏广微因此恨赵南星入骨，便与魏忠贤勾结攻击他。东林党的势力强盛，朝廷中充满正直之士。赵南星更加搜罗被遗漏的人才，把他们安排到各个官位上。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掌管宪台；李腾芳、陈于廷辅佐铨选；魏大中、袁化中主持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等都安排为卿贰官。四司所属官员中，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也都受到民众称誉。朝廷内外欣喜地盼望治理好转，但小人侧目而视，更加想除掉赵南星。给事中傅櫆因为邹维琏改任吏部而自己没有参与，首先借汪文言之事发难，弹劾赵南星扰乱旧制、培植私人。邹维琏引退，赵南星上奏挽留他，小人更加怨恨。适逢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上呈，宫廷与官府的关系更加水火不容。赵南星于是闭门请求退休，皇帝不准。

译高攀龙弹劾崔呈秀时，赵南星议定把崔呈秀发配戍边。崔呈秀困窘不堪，夜里逃到魏忠贤府邸，叩头哀求，说：“如果不除掉赵南星以及高攀龙、杨涟等人，我们两人不知道会死在哪里。”魏忠贤认为这话很对，于是与他定下计谋。适逢山西缺少巡抚，河南布政使郭尚友请求担任。赵南星认为太常卿谢应祥有清廉声望，首先列名请求任用。皇帝已经下旨后，御史陈九畴接受魏广微的指使，说谢应祥曾任嘉善知县，魏大中出自他的门下；魏大中因为师生关系，便托文选郎夏嘉遇谋求任用谢应祥，徇私应当斥退。魏大中、夏嘉遇上疏辩解，言语触犯陈九畴，陈九畴再次上疏极力诋毁，并交给吏部议处。赵南星、高攀龙极力说明谢应祥是因声望而被推荐，魏大中、夏嘉遇没有徇私，陈九畴的话荒谬，不可听信。魏忠贤大怒，假传诏旨罢黜魏大中、夏嘉遇，同时罢黜陈九畴，并责备赵南星等人结党谋划。赵南星立即引罪请求离职，魏忠贤又假传诏旨严厉责备，把他放归乡里。第二天，高攀龙也引退。给事中沈惟炳上疏营救，也被调出京城。不久又因会推之事违逆魏忠贤的意图，斥退陈于廷、杨涟、左光斗、袁化中，并起用赵南星排斥过的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等人，把他们安排到要职。小人争相进用，天下的大权全都归于魏忠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非常憎恨赵南星，每次假传诏令，都一定指称他为元凶。于是御史张讷弹劾赵南星十大罪状，并弹劾邹维琏、程国祥、夏嘉遇及王允成。皇帝下旨，几人一并削籍。又命张讷再次上奏列举赵南星的私党，张讷又列出李邦华、孙鼎相等十四人，上奏弹劾并贬黜。从此凡是赵南星排斥过的人，无不被提拔；他一向推荐奖掖的人，大多遭受奇祸。那些谋求进身、迅速升迁的人，只要攻击赵南星，往往就能达到目的。石三畏也被起用为御史，上疏攻击赵南星以及李三才、顾宪成、孙丕扬、王图等十五人。已经死去的人也都被削夺官爵，士大夫所受的祸害更加惨烈。不久，汪文言案件的供词牵连到赵南星，便交给巡抚、巡按提审。正好郭尚友任保定巡抚，而巡按马逢皋也怨恨赵南星，于是两人一起在公堂上羞辱他。他们鞭打赵南星的儿子赵清衡和外孙王钟庞，把他们关进监狱，给赵南星定下贪赃一万五千的罪名。赵南星家一向贫穷，亲友捐钱相助，才得以结案。最终赵南星被发配代州戍守，赵清衡发配庄浪，王钟庞发配永昌。嫡母冯氏、生母李氏，都因悲痛哀伤而去世。赵南星的儿子当时七岁，因惊恐害怕而死。赵南星到达戍所后，处之泰然。庄烈帝登基后，下诏赦免赵南星，让他回家。巡抚牟志夔是魏忠贤党羽，故意拖延遣送，赵南星最终死在戍所。崇祯初年，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忠毅。傅櫆、崔呈秀、魏广微、陈九畴、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张讷、石三畏、郭尚友、牟志夔，都列名于《逆案》，成为当世最大的耻辱。邹元标，字尔瞻，吉水人。九岁就通晓《五经》。泰和人胡直是嘉靖年间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曾师从欧阳德、罗洪先，得到王守仁的学术传承。邹元标二十岁时跟随胡直交游，便立志求学。考中万历五年进士。到刑部观政。张居正夺情不服丧，邹元标抗疏严厉劝谏。并且说：“陛下认为张居正对国家社稷有利吗？张居正的才干虽然可以任事，但学术却有偏颇；志向虽然想有所作为，却过于自以为是。他所实行的措施有悖常理，例如州县入学名额限定为十五六人，有关部门迎合他的意旨，又削减这个数目。这是选拔贤才还不够广泛。各道审决囚犯也有规定名额，主管官员害怕受罚，人数一定要凑足。这是判刑过于滥施。大臣贪恋俸禄、苟且容忍，小臣害怕获罪、缄默不言，有今天上书陈述意见、明天就获罪受罚的人。这是言路还没有畅通。黄河泛滥成灾，百姓有人驾着蒿草搭巢、喝水充饥，而有关部门却不上报。这是民间疾苦还没有得到周全了解。其他任用苛刻残酷的官吏、阻挠豪杰人才，更是数不胜数。我恭敬地读到诏谕说‘我的学问还没有成就，志向还没有确定，先生一旦离去，前面的功业就全毁了’，陛下能说到这里，是宗社无穷的福分。虽然如此，辅佐成就圣学、辅翼圣明志向的人，不能说朝廷中没有。况且幸好张居正只是遭逢父母丧事，还可以挽留；假如不幸真的去世，陛下的学问难道将始终不能成就，志向将始终不能确定吗？臣看张居正奏疏中说‘世间有非凡的人，然后才能办成非凡的事’，如果认为奔赴父母丧事是平常之事而不屑去做，就不知道人只有尽到这五常之道，才可以称为人。如今有这样一个人，父母生他却不顾念，父母死了却不奔丧，还在世上自称‘我是非凡之人’，世人如果不认为他丧失人心，就会认为他是禽兽，这样的人能称为非凡之人吗？”奏疏写成后，他把它藏在怀中入朝，正好遇到朝廷杖责吴中行等人。邹元标等廷杖结束，取出奏疏交给宦官，骗他说：“这是请求休假的奏疏。”等到入朝后，张居正大怒，也对他廷杖八十，贬谪戍守都匀卫。都匀卫在万山之中，他与夷獠杂居，却处之泰然。他更加研究心性之学，学问大有长进。巡按御史奉张居正的指示，准备加害邹元标。行进到镇远时，某夜，御史突然死亡。邹元标被贬居六年，张居正去世后，召回任吏科给事中。首先陈述培养圣德、亲近臣工、整肃宪纪、尊崇儒行、整饬巡抚大臣五件事。不久弹劾罢免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徐学谟是嘉定县人。嘉靖年间，任荆州知府。景恭王封藩德安，想夺取荆州城北沙市的土地。徐学谟竭力抗拒，不肯交给他，因此被景恭王弹劾，交给巡抚、巡按逮捕审问，后来改任别官。荆州人感念他的恩德，把沙市称为“徐市”。张居正一向与他交情深厚。万历年间，他多次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治理郧阳。张居正回乡安葬父亲，徐学谟侍奉他十分谨慎，因而被召任刑部侍郎。过了两年，升任礼部尚书。弘治以后，礼部尚书不是翰林出身不能授任，只有席书因为“大礼”之议，从其他部门升迁；万士和虽非翰林出身，但此前曾历任礼部侍郎。徐学谟却直接被任命为尚书，朝廷大臣因为张居正的缘故，没有人敢说话。张居正去世后，徐学谟急忙与大学士申时行结为姻亲，以巩固自己。等到奉命选择寿宫时，通政参议梁子琦弹劾他先结交张居正、后来又依附申时行，皇帝下诏夺去梁子琦的俸禄。邹元标再次弹劾徐学谟，于是命他退休回乡。

译慈宁宫发生火灾，邹元标又上疏陈述时政六件事，其中说：“臣过去进言无欲的训诫，请陛下试着自我反省，果真是没有欲望吗？还是只是欲望少呢？俗话说：‘想让别人听不到，不如自己不要做。’陛下确实应该彻底自我反省，更加用心培养德行。”当时皇帝正值壮年，留意声色游宴，认为邹元标是在讥刺自己，非常恼怒，下旨斥责。首辅申时行因为邹元标是自己的门生，而邹元标又弹劾罢免了他的姻亲徐学谟，心中也怨恨，于是把邹元标贬为南京刑部照磨。邹元标就地升任兵部主事。召回改任吏部，升为员外郎，因病免职。起用补任验封主事。他陈述吏治十件事、民间疾苦八件事，奏疏将近一万字。文选司缺少员外郎，尚书宋纟熏请求任用邹元标，长期没有得到诏命，宋纟熏连续上疏催促。给事中杨文焕、御史何选也上言支持。皇帝发怒，责问宋纟熏，把杨文焕、何选贬到外地，却把邹元标调往南京。刑部尚书石星上疏营救，也被斥责。邹元标在南京三年，以病为由回乡。过了很久，起用为本部郎中，他没有赴任。不久遭逢母亲丧事，居乡讲学，跟随他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声望闻名天下。朝廷内外上疏推荐被废置的贤才，前后总有数十上百封，无不把邹元标列为首选。最终也没有任用他。他在家吃闲饭将近三十年。光宗即位，召任大理卿。还未到任，升为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四月回朝，首先进言应当和衷共济，说：“今天的国事，都是二十年来诸位大臣逐渐酝酿形成的。过去不把进贤让能当作要务，天天禁锢贤者、驱逐能者，而论事的人又不能降低成见、平心静气，只顾分门别户。臣认为今日的急务，只有朝廷大臣和衷共济而已。朝臣和睦，天地的和气自然会相应。过去议论人物和事情的人，各自怀有偏见，偏见产生迷惑，迷惑产生执拗，执拗又变成只顾自我，不再知道还有别人，祸患就会转移到国家。如今臣与诸位大臣约定：议论一个人，应当只求公正平和，不要轻易动笔；议论一件事，应当惩戒过去、考虑将来，不要轻信道听途说。要用天下万世的心胸，衡量天下万世的人和事，这样议论才会公正，国家自然享有安定和平的福分。”于是推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八人。皇帝下优厚诏书褒奖并采纳。过了两天，又陈述选拔人才、阐明幽隐、治理财赋、振兴武备等数事，以及保持太平的四项规章。并且请求召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又请求抚恤、登记罗大纮、雒于仁等十五人。皇帝也褒奖并采纳了。起初，邹元标在朝廷任职时，以方正严厉而使人畏惧；晚年则致力于表现得平和宽易。有人议论他不如初次出仕时，邹元标笑着说：“大臣与言官不同。风采操守卓绝，是言官的职责。大臣如果不是关系到重大利害的事情，就应当维护国家体统，难道能像年轻人那样任性冲动吗？”当时朋党正盛，邹元标内心厌恶，想纠正这种弊端，所以他推荐任用人才并不专走一条途径。他曾想举荐李三才，因为言官不同意，邹元标便中止了。王德完讥讽他首鼠两端，邹元标也不计较。南京御史王允成等认为两人不和，请皇帝下诏调解。邹元标说：“臣与王德完起初没有一点嫌隙，这一定是有人在中间交相挑拨。臣曾对朝廷士大夫说：‘如今皇上年幼，敌人在门前，只有同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如果再结党同类、攻击异己，对国家就是不忠，对家庭就是不孝。世间本来有不偏不党的道路，为什么要从家庭内部挑起争斗呢？’”皇帝即位已经很久，但先朝被废黜、被处死的大臣仍未追赠抚恤，邹元标再次陈述阐明幽隐、为死者昭雪的礼典，言辞更加恳切。这一年十二月，改任吏部左侍郎。还未到任，就被任命为左都御史。第二年，主持对外官的考察，官员的去留只求公正。御史潘汝桢、过庭训一向就有舆论非议，等到过庭训任期届满，潘汝桢却在考核中给他写了过分的好评。邹元标上疏弹劾此事，两人都以病为由离职。后来，他又说丁巳年京察不公，专门禁锢异己，请求收录章家祯、丁元荐、史记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此许多大臣得以昭雪。又说：“明诏已经下达，要收召被遗漏的贤才，而许多老臣所任的仍是三十年前就应当得到的官职，应该增加注明三品的尊贵官阶，以彰显陛下褒奖尊崇老臣的深意。”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南北两京太常、太仆、光禄三卿各增加二员。孙慎行谈论“红丸”一事时，邹元标也上疏说：“天地所以没有毁灭，只因为有这纲常；纲常所以能够树立，全靠有这部信史。臣去年乘船经过南中，南中的士大夫争相说，先帝突然驾崩，大事还没有弄清楚，难以传信于后世。臣起初不以为然。等到入京以后，听人说先帝盛德，应当赶快载入信史。诸臣说：‘一提到先帝临终时的大事，就让人无法下笔，谁敢承担这件事？’臣这才对先前听到的话产生了疑问。首辅方从哲不伸张讨贼的义理，反而实行赏赐奸人的典制，即使说他没有这种心思，又凭什么向世人自我解释？况且方从哲执政七年，没听说他建立、成就过什么，只听说他在战事中一天三次催促进战，导致我十万军队丧亡。请问是谁主持国政，使先帝震惊，奸人闯入宫中，豺狼阻挡道路，奸邪扰乱政务？方从哲将用什么话回答？自古惩治乱臣贼子，全靠信史。如今错过时机而不能成书，哪里才是尽头！”当时刑部尚书黄克缵迎合内廷的意旨，群小也附和他；方从哲世代居住京师，党羽依附者很多，崔文升一党又从中弥缝遮掩，因而孙慎行与众人共同议论的意见都不能伸张。不久，孙慎行和王纪一同被逐，邹元标上疏营救，没有得到采纳。邹元标自从回朝以来，不说危急激烈的话，也不与人结怨。然而小人因为他属于东林党，仍然忌恨他。给事中硃童蒙、郭允厚、郭兴治担心第二年京察对自己不利，暗中谋划驱逐他。正好邹元标与冯从吾创建首善书院，聚集志同道合者讲学，硃童蒙首先请求禁止此事。邹元标上疏辩解并请求离去，皇帝已经加以慰留，郭允厚又上疏弹劾，言辞尤其荒诞。此时魏忠贤正窃取权柄，传旨说宋室灭亡是由于讲学，将要加重惩罚。叶向高极力辩解，并请求与邹元标一同离去，这才得到温和的诏旨。郭兴治和郭允厚又相继上疏竭力攻击，郭兴治甚至把他比作山东妖贼。邹元标接连上疏，辞去的请求更加坚决，诏令加授太子少保，乘驿传车回乡。临行辞谢皇帝时，他上《老臣去国情深疏》，逐条陈述军国大计，并以节制欲望进谏规劝，文章被人传诵。天启四年，死于家中。第二年，御史张讷请求毁掉天下的讲坛，极力诋毁邹元标，魏忠贤于是伪造诏旨削夺他的官爵。崇祯初年，追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号忠介。

译硃童蒙等弹劾邹元标以后，便得罪了清议，不久又按照年例调任外地。等到魏忠贤得势，三人一同被召回。一年多以后，郭允厚升任户部尚书、太子太保。硃童蒙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母亲去世却不服丧，还为魏忠贤修建生祠。郭兴治也升到太仆卿。魏忠贤失败后，三人一同被列入逆案。孙慎行，字闻斯，武进人。幼年时听到外祖父唐顺之的学术议论，便喜爱学习。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第三名，授官编修，屡次升任左庶子。他多次请假居住乡里，闭门谢绝交游，专心研究理学。掌权者请求见他，他大多不接见。有人以政事询问他，他也不回答。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他由少詹事升任礼部右侍郎，代理礼部事务。当时，郊祀、宗庙祭祀以及大享等各种礼仪，皇帝二十多年没有亲自举行；东宫停止讲学已经八年；皇长孙九岁还没有出阁就学；瑞王二十三岁还没有成婚；楚王府宗室被长期禁锢，尚未释放；代王废长立幼，长久没有纠正；臣僚的章奏一概留在宫中不发；福王府庄田竟取足四万顷。孙慎行一并切实进谏。后来，他想到东宫开讲、皇孙出阁关系到宗社安危，便连续上疏七八次。代王废长子鼎渭，改立宠爱的儿子鼎莎，李廷机任侍郎时主张此事；此后群臣争论的奏疏有一百多份，皇帝都不理会。孙慎行多次上疏争辩，才得以改立。楚王府宗室击杀巡抚赵可怀，为首的六人判处死刑，又把英憔等二十三人重新禁锢在高墙内，把蕴钫等二十三人禁锢到偏远地方。孙慎行竭力申明他们并非叛乱，这些人因此得到释放。皇太子的储位虽然已经确定，福王却还留在京师，必须等到获得四万顷庄田才肯就国，宵小之徒多在窥伺。请求福王就国的廷臣越来越多，皇帝却越来越拖延。孙慎行上疏十多次，都没有得到理会。最后，贵妃又请求皇帝留下福王，为王庆太后庆祝七十寿辰，群臣的议论更加纷乱。孙慎行于是联合文武群臣跪伏在宫阙前竭力请求，大学士叶向高也强烈争辩。皇帝不得已，答应第二年春季末让福王就国，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关于韩敬科场一案，孙慎行拟定意见要黜退韩敬。但他居家时一向在东林讲学，韩敬一党尤其忌恨他。恰逢吏部缺少侍郎，朝廷商议把右侍郎李鋕改任左侍郎，让孙慎行任右侍郎，但任命都还没有下达。御史过廷训于是说，李鋕尚未正式任职，为什么又推举孙慎行；给事中亓诗教附和他。孙慎行于是连续四次上疏请求归乡，出城等候命令，皇帝才允许他离去。后来举行京察，御史韩浚等人因为孙慎行催促福王就国，说他是在邀功，把他列入拾遗弹劾的名单中。皇帝察知他无罪，得以免罪。熹宗即位，召回孙慎行，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当初，光宗病危，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铅丸药。不久皇帝驾崩，廷臣纷纷上疏弹劾李可灼。大学士方从哲拟旨命他以疾病为由回乡，并赏赐金币。天启元年四月，孙慎行回到朝廷，上疏说：先帝突然驾崩，虽说是旧有疾病，实际上是因为医人用药不慎。我查阅邸报，得知李可灼进献红丸，原来是首辅方从哲推荐的。可灼的官职并不是太医，红丸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却竟敢突然进献。过去许悼公饮用了世子进献的药而死，世子随即自杀，《春秋》还把这件事记作弑君。那么方从哲应当怎样自处呢？赶快拔剑自裁，以向先帝谢罪，这是义行的上策；全家闭门铺席备稿，等待司寇治罪，这是义行的次策；他却强悍地毫不顾念，以至于满朝共同攻击可灼，也只让他回籍调养，难道不是因为药确实是他推荐的，恐怕要和可灼一同获罪吗？我认为方从哲即使没有弑君的意图，却有弑君的事实；想要推辞弑君的罪名，却难以避免弑君的事实。即使在《实录》中想要为君父隐讳，也不能不直书方从哲接连进献药二丸，片刻之后皇帝驾崩，恐怕百口也无能为天下后世解释。然而，方从哲的罪过实际上还不止这些。先前还有皇贵妃想要立为皇后的事情，自古从未有过天子已经驾崩之后再册立皇后的。假如不是礼官坚持上奏，言官极力维护，几乎就要给宗庙社稷留下祸患了！接着又有给皇祖上谥号为“恭皇帝”的事情。逐一考察晋、隋、周、宋历代情况，它们末世亡国的君主大多谥为“恭”，如今却把这个谥号加给我皇祖，难道真是没有学问、没有才术吗？实际上这是诅咒君主和国家，把他等同于亡国之王，他究竟存的是什么心？后来又有选侍垂帘听政的事情。刘逊、李进忠这两个卑微的小宦官，怎么竟敢如此胆大妄言？议论此事的人说，两个宦官早已把金银财宝送到方从哲家中；如果不是九卿、台谏极力请求移宫，选侍一日得势，陛下几乎就没有立足之处了。听说当时方从哲迟疑拖延不肯前进，科臣催促他，他却说迟几日也没有关系。任凭妇人和宦官横行，忍心使君父处于危险不安之中，作为大臣，难道应该这样吗？我在礼制问题上只讲礼制，他的罪恶违逆天理，绝无可以活命的道路。至于其他督战失误而误国、欺骗君上而营私、放纵情欲而蔑视法令，以及触犯天下共同承认的名义、酿成国家祸患的事情，我不能一一列举。陛下应当赶快讨伐这个贼臣，洗雪与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不要询问身边的近侍，因为近侍都是方从哲所攀援结交的人；不要拘泥于忌讳，因为所谓忌讳也是方从哲所布置的。还应赶快诛杀李可灼，以发泄神灵和人的愤怒。” 当时朝廷内外正厌恶方从哲，孙慎行的论劾虽然过于严刻，但人们还是争相称赞他的言论。不过近侍大多替方从哲经营周旋，皇帝于是答复说：“旧日的辅臣一向忠诚谨慎，李可灼进药本来就是先帝的意思。你的话虽然出于忠心和爱护，但事情属于传闻。至于你一并提到的进药和移宫之事，当日亲眼见到的九卿、台谏官，应当据实共同上奏，以消除众人的疑惑。”于是方从哲上疏辩解。刑部尚书黄克缵袒护方从哲，也曲意替他辩解。孙慎行再次上疏驳斥他说：“从前一方面是过分相信李可灼，有轻率进药的罪；后来一方面又曲意包庇李可灼，有不讨伐贼人的罪；这两方面难道都不能辞脱弑君的罪名吗？方从哲说移宫一事有揭帖，但诸臣请求移宫是在初二，方从哲请求移宫是在初五。当时奏疏进入乾清宫而不能进入慈庆宫，已经三天了，国政几乎中断；如果不是其他辅臣探知情况，与群臣竭力请求，那祸害岂能说得尽！臣恭敬地读到圣谕说：‘辅臣的义务在于体察国事，为朕分忧。如今形势像这样，为什么不代朕传达一句话，使纷扰平息，君臣的大义在哪里？’又说：‘朕受到凌辱，实在不能忍受，昼夜哭泣了六七天。’方从哲作为接受顾命的首辅大臣，如果稍微肯让义气表现在脸上，怎么会使至尊忧惧危急到这种地步！只是他更多地迎合妇人和宦官的意旨，较少顾念圣明皇帝的意旨，所以才敢于凌辱皇祖、违背皇考，又欺骗陛下。”最后又竭力指出黄克缵的谬误。奏疏一并交付廷臣议论。后来议论上报，只把李可灼交给司法官审理并发配边地，对方从哲则置之不问。

译山东巡抚上奏说，五月中旬，太阳正中时月亮和星星一同出现。孙慎行认为这是大异象，上疏请求皇帝修身反省，言辞极其严厉切直。秦王谊漶由旁支进封，他的四个儿子按法不应封为郡王，但因重贿近幸，竟得到温和的诏旨。孙慎行坚决不奉诏，连续三次上疏力争，未获允许。七月，他以病辞职离去。那年冬天，朝廷推举内阁大臣，孙慎行列为第一，吏部侍郎盛以弘列为第二。魏忠贤压制他们而不任用，反而任用顾秉谦、硃国祯、硃延禧、魏广微，朝廷舆论大为震惊。叶向高连续上疏请求任用前两人，最终也没有得到任命。不久，魏忠贤势力极盛，朝廷商议编修《三朝要典》，把“红丸”一案定为孙慎行的罪名。魏忠贤党羽张讷于是上疏竭力诋毁他，诏令削夺他的官职爵位。不久，刘志选又两次上疏追究弹劾，诏令巡抚、巡按提审问罪，发配宁夏戍边。尚未成行，庄烈帝即位，因赦令得以免罪。崇祯元年，命他以原官协理詹事府，他竭力推辞没有就任。孙慎行操守高峻清白，是当时士大夫中的翘楚。朝廷官员多次推举他入阁，吏部尚书王永光竭力排斥他，始终没有得到任用。崇祯八年，朝廷推举阁臣，多次不合皇帝旨意，最后把孙慎行、刘宗周、林釬的名字上报，皇帝立即召用他们。孙慎行此时已经得病，刚进京便去世。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介。盛以弘，字子宽，潼关卫人。父亲盛讷，字敏叔。盛讷的父亲盛德世袭指挥官职，讨伐洛南盗贼时战死。盛讷号哭着向当权者请求，几天不进水浆，于是朝廷发兵讨伐并斩杀了盗贼。过了很久，盛讷考中隆庆五年进士。由庶吉士屡次升任吏部右侍郎，与尚书陈有年、左侍郎赵参鲁共同整治铨选政务。因母亲去世服丧归乡，以笃厚孝顺闻名。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天启初年，谥号文定。盛以弘是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屡次升任礼部尚书。天启三年以病辞职归乡。魏忠贤扰乱朝政时，削去了他的官职。崇祯初年，起用他担任原官，协理詹事府，死于任上。明代，卫所世袭官职中凭借儒业显达的，只有盛讷父子而已。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年轻时读书，便立志学习程朱理学。考中万历十七年进士，授官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献自己所著的《大学初义》，诋毁程颐、朱熹的章句，请求颁行天下。高攀龙上疏竭力驳斥其谬误，这部书于是没有流行。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人攻击而离职，朝廷舆论多归罪于大学士王锡爵。高攀龙上疏说：近来我看朝廷之上，善良正直的人几乎被排斥殆尽。大臣中孙鑨、李世达、赵用贤已经离去；小臣中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已经被斥退。最近李祯、曾乾亨又不能安居其位而请求离去，选郎孟化鲤又因为推举任用言官张栋，空着官署被驱逐。天地生养人才非常困难，国家急切需要人才，如今废黜斥退到这种地步，以后将由谁来接续？以致正人君子扼腕叹息，邪曲之士却弹冠相庆，世道人心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分！况且如今陛下已经很久停止早朝讲学，廷臣不能够见到皇帝的面容。上天的言语传布出来，虽然说是圣裁，但隐约含混之间，谁也无法测知其中原因。因此朝廷内外众人的议论，不是说‘辅臣想除掉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是说‘近侍不愿任用正直之人’。陛下深居九重，难道也曾有人把诸臣贤能与否陈说给您身边的人吗？陛下对于这些大臣，也曾经思考过他们获罪的原因吗？如果果真认为他们都是由于触怒圣上，那么除了孟化鲤以外，没听说这些大臣违背旨意，为什么却都被罢免斥退？即使是像董基等人那样犯颜直谏、言语逆耳，陛下也曾经收录任用，为什么唯独对这些大臣不是这样？臣担心陛下有斥退邪恶的果断，左右近臣却借此来施行嫉妒排斥的私心；陛下有包容进言的深厚心意，臣下反而使您留下拒绝谏诤的讥评。此事传遍四海，流传于史册，对圣德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辅臣王锡爵等人，考察他们自我期许的表现，似乎比张居正、申时行还好；但察看他们的用心，和五十步笑百步有什么不同？就如诸臣被罢免斥退，如果果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那么是非邪正，普通人都能辨明，怎么忍心坐视至尊作出错误举动，难道不是内心发泄自己的私愤，并且以把人全部斥逐为有利吗？最后，他竭力诋毁郑材、杨应宿，说他们进谗献媚，应当黜退。杨应宿也上疏攻击高攀龙，言辞极其荒诞。奏疏一并交给部院议论，议定请求对两位大臣从轻处罚，略微表示惩戒。皇帝不准，只削去杨应宿两级官秩，把高攀龙贬为揭阳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济等人上疏论救，也一同受到谴责。高攀龙任官七个月，因事回乡。不久遭遇父母丧事，便不再出仕，在家居住将近三十年。言官多次推荐他，皇帝全都不理会。熹宗即位，起用高攀龙为光禄寺丞。天启元年升任少卿。第二年四月，他上疏弹劾外戚郑养性，说：‘张差梃击一案，实际上是郑养性的父亲郑国泰主谋。如今人们议论纷纷，都怀疑郑养性与奸人勾结，另有阴谋，长期积累的疑惑无法消除，应当想办法妥善保全他。至于刘保谋逆一案，宦官卢受是主谋，刘于简的狱词都在。卢受本是郑氏的私人，而李如桢一家与郑氏勾结，设计陷害名将，导致失地丧师。刘于简原来的供词明白说，李永芳约定让李如桢作为内应。如果崔文升一向是郑氏的心腹，知道先帝有虚弱的病症，故意使用泻药，那么罪不可赦。陛下只是将他斥逐，而崔文升还暗中住在都城。应当勒令郑养性回到故乡，赶快按法典惩治李如桢、崔文升，以彰明国法。’奏疏上报后，皇帝责备高攀龙多言，但最终还是遣郑养性回籍。孙慎行因“红丸”一事攻击旧辅方从哲，奏疏交付廷议。高攀龙引用《春秋》诛罚首恶的原则，把罪责归到方从哲身上。给事中王志道替方从哲辩解，高攀龙写信严厉斥责他。不久，高攀龙改任太常少卿，上疏陈述务必学习的要点，因而说：‘方从哲的罪过不只是红丸一事，最大的一项在于勾结郑国泰。郑国泰父子谋害先帝的手段不止一种，开始是张差持梃行刺，接着是进献美女，最后是崔文升进药，而方从哲实际上都在旁边协助。他竭力扶植郑氏一党，竭力铲除不属于郑氏的人；当时人心像发狂一样，只知道有郑氏，不知道有东宫。这就是贼臣。讨伐贼臣，才是陛下的孝。可是议论者却说‘替先帝隐讳才是孝’，这是导致大乱的道路。陛下顾念圣母，便揭发选侍的罪过；顾念皇考，便厚待选侍，这是仁爱到了极点、义理也尽到了极点，可议论者却说‘替圣母隐讳才是孝’。明白如圣谕，他们却说是伪造；忠诚如杨涟，他们却诬蔑为邀功。臣下因为害怕被说成邀功，甘愿承受罪责，君父有危急却袖手旁观，这是导致大乱的道路。受这些说法迷惑，孝行也不知道是孝行，不孝却把它当成大孝；

译忠行也不知道是忠行，不忠却把它当成大忠。忠孝都可以被混淆颠倒，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胡作妄为？所以方从哲、郑养性不能不讨伐，为什么还让他们居住在京城之下！”当时方从哲一党的内援非常牢固，他们摘取奏疏中“不孝”的话来激怒皇帝，皇帝将要加重惩罚。叶向高竭力营救，高攀龙于是只被夺去一年俸禄。不久改任大理少卿。邹元标创建书院，高攀龙也参与其中。邹元标遭到攻击，高攀龙请求与他一同罢职，诏令挽留他。升任太仆卿，又升任刑部右侍郎。天启四年八月，任命高攀龙为左都御史。杨涟等人群起攻击魏忠贤，双方已经势不两立。等到叶向高离开朝廷，魏广微天天引导魏忠贤作恶，而高攀龙是赵南星的门生，二人都居于重要职位。御史崔呈秀巡按淮安、扬州回来，高攀龙揭发他的污秽行状，赵南星提议将他发配戍边。崔呈秀陷入窘境，急忙跑到魏忠贤那里，请求认魏忠贤为义父，于是便搜罗谢应祥的事情，说高攀龙是赵南星的党羽。皇帝下严厉诏旨责问，高攀龙立即引罪辞职。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任知府，攻击高攀龙挟私报复、排挤他。诏令恢复游凤翔原来的官职，削除高攀龙的名籍。崔呈秀的怨恨仍不消除，一定要杀死高攀龙，便把他的名字塞进李实弹劾周起元的奏疏中，派缇骑前往逮捕。高攀龙早晨拜谒宋儒杨龟山的祠堂，用文章告别。回家后，他与两个门生和一个弟弟在后园池塘边饮酒，听说周顺昌已经被逮捕，笑着说：‘我把死看得如同回家，今天果然如此。’进屋同夫人说话，和平常一样。出来后，他写了两张纸告诉两个孙子：‘明天把它交给官校。’于是打发他们出去，关上房门。过了一会儿，几个儿子撞门进去，只见一盏灯微弱地亮着，而高攀龙已经穿戴好衣冠投池自沉了。打开他封存的纸张，原来是遗表，上面说：‘臣虽然已经被削职夺爵，过去毕竟做过大臣；大臣受到侮辱，就是国家受到侮辱。臣恭敬地面向北方叩头，遵从屈平遗留下来的原则。’他又另写信给门生华允诚说：‘我一生所学，到这里也算稍微有些力量了。’当时年六十五岁。远近听说他去世，没有不为之悲伤的。崔呈秀的怨恨仍未消除，便伪造诏旨，把高攀龙的儿子高世儒交给司法官吏审治。刑部判定高世儒不能防范约束父亲，贬谪他服劳役。崇祯初年，追赠高攀龙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号忠宪，并授予高世儒官职。当初，天下学者大多尊奉王守仁，高攀龙内心并不赞同。他与顾宪成一同在东林书院讲学，以清静自守为主。其操守品行笃实纯正，完全出于正道，是当时儒者的宗师。天下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称赞高攀龙、顾宪成都没有不同意见。高攀龙被削官的那年秋天，诏令毁掉东林书院。庄烈帝即位后，学者重新修复了它。冯从吾，字仲好，长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御史。他巡察中城时，宦官派人递名帖求见，他拒绝接纳。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奸邪狡猾，屡次被弹劾却不肯离职。冯从吾揭发他的奸恶，于是胡汝宁被调到外地。当时正值考察官员，冯从吾严密侦察，送礼行贿的事情绝迹。万历二十年正月，冯从吾抗疏说：‘陛下不亲自主持郊祀、宗庙祭祀，不临朝讲学，章奏留在宫中而不下发。试看看戊子年以前，四方夷族归顺，海上风平浪静；己丑年以后，南方倭寇报警，北方寇敌背弃盟约，天灾异变和人为妖异接连出现，屡屡告急。振作精神时的成效是那样，懈怠荒废造成的祸患却是这样。近来颂读敕谕，说圣体违和，想借此自我掩饰，却不知道宫中敲钟击鼓，声音已经传到外面。陛下每晚一定饮酒，每次饮酒一定醉，每次醉酒一定发怒。左右近侍只要有一句话稍微违背您的意思，便常常被打死在杖下，外廷没有不知道的。难道能够欺骗天下和后世吗！愿陛下不要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不要认为人们的议论不值得忧虑，不要把眼前的暂时安宁当作可以依靠的，不要忽视将来的危乱，那样宗社就万幸了。’皇帝大怒，想在朝廷上杖打他。恰逢仁圣太后寿辰，内阁大臣竭力调解，才得以免罪。不久他告假归乡，后来又起用为长芦盐政。他严于律己、优待商人，奸徒盗贼都收敛踪迹。回朝以后，正好皇帝因军政问题大规模罢免两京言官。冯从吾也被削除名籍，仍然是因为先前上疏的缘故。冯从吾天性纯朴诚实，成年后专心研究濂学、洛学，曾向许孚远受业。罢官归乡后，闭门谢绝宾客，取来前代正人的格言，用来体察身心，学问造诣更加深邃。在家居住了二十五年。光宗即位，起用为尚宝卿，升任太仆少卿，都因为兄长去世而没有赴任。不久改任大理寺官。天启二年升任左佥都御史。刚过两个月，升为左副都御史。朝廷讨论“三安”问题时，冯从吾说：‘李可灼让至尊以身试药，许他以病引退，主持国政的人究竟存的是什么心！至于梃击案件，凡是与揭发奸人的诸臣为难的人，就是奸人。’因此群小都憎恨他。后来，他与邹元标共同创建首善书院，聚集志同道合者在那里讲学，给事中硃童蒙于是上疏诋毁他们。冯从吾说：‘宋朝之所以不能振兴，是因为禁止讲学，并不是因为讲学。我的两位祖先表彰《六经》，天子在经筵讲学，皇太子出阁讲学，这些都是讲学。臣子用这件事来要求君主，自己却不去做，怎么可以？先臣王守仁当军务繁忙时，也没有废止讲学，最终建立了大功。这就是我们不顾毁誉而这样做的原因。’于是又以病请求罢职，皇帝下温和的诏书慰留他。但给事中郭允厚、郭兴治又相继极力诋毁邹元标。冯从吾再次上言：‘臣壮年入朝时，就与杨起元、孟化鲤、陶望龄等人建立讲学会；自从臣告归以后才废止。京师讲学过去早已有之，怎么到了今天竟成了遭人辱骂的事情？’于是再次上疏请求归乡。天启四年春，起用为南京右都御史，多次推辞没有赴任，召回任命为工部尚书。恰逢赵南星、高攀龙相继离开朝廷，他接连上疏竭力辞职，朝廷准许他致仕。第二年秋天，魏忠贤党羽张讷上疏诋毁冯从吾，削除他的名籍。同乡王绍徽一向怨恨冯从吾，等到任吏部官员后，让乔应甲巡抚陕西，想方设法搜罗罪证，却一无所获。于是毁掉书院，拖出先圣的塑像，扔到城角。冯从吾悲愤难忍，得病去世。崇祯初年，恢复官职，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恭定。赞说：赵南星等人守持名节，砥砺风操，气节严正，正直地站立在朝廷上，天下人仰望他们，如同仰望泰山高岳。《诗经》说‘国家的正直执法之臣’，大概就是指这些人吧？权奸和枉曲之徒充满朝廷，贬谪罢黜接连不断，‘贤人一个个离去，国家因此困苦衰败’，可悲啊！

译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杨涟、左光斗（弟弟左光先）、魏大中（儿子魏学洢、魏学濂）、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弟弟顾大韶）、王之寀 杨涟，字文孺，应山人。为人光明磊落，具有非凡的节操。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授官常熟知县。被推举为廉吏第一，升任户科给事中，转任兵科右给事中。万历四十八年，神宗患病，不进食将近半个月，皇太子还不能见到他。杨涟与各位给事中、御史前往拜访大学士方从哲，御史左光斗催促方从哲问候皇帝的病情。方从哲说：‘皇帝忌讳谈病。即使问左右近侍，他们也不敢传达。’杨涟说：‘过去文潞公询问宋仁宗的病情，内侍不肯说。文潞公说：“天子的起居情况，你们不让宰相知道，莫非另有意图吗？赶快下中书省依法处理。”文潞公确实每天询问三次，不一定非要见到皇帝，也不一定要让皇帝知道，只要让宫中知道朝廷大臣在关注，事情自然会得到解决。文潞公更应当住在内阁中。’方从哲说：‘没有这样的旧例。’杨涟说：‘文潞公不责骂史志聪，眼下是什么时候了，还要问什么旧例吗？’过了两天，方从哲才率领廷臣入宫问安。等到神宗病势危急，太子还在宫门外犹豫。杨涟、左光斗派人告诉东宫伴读王安：‘皇帝病得很重，却不召太子，这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应当竭力请求入内侍奉，尝试药物、察看饮食，傍晚再回来。’太子深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不久，神宗驾崩。八月丙午朔日，光宗即位。过了四天，光宗病了。都城中喧传郑贵妃进献八名美女，又让宦官崔文升给皇帝服用猛烈的药，皇帝一天一夜起身三四十次。当时郑贵妃占据乾清宫，又与皇帝宠爱的李选侍结交；郑贵妃替李选侍请求册封皇后，李选侍也请求册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皇帝外戚王氏、郭氏两家遍访朝廷官员，哭诉宫禁中危险的情形，说：‘皇帝的病一定不能痊愈，是因为崔文升用药，这不是误用。郑氏、李氏交结十分牢固，包藏着祸心。’廷臣听到这些话，十分忧虑。而皇帝果然催促礼部册封郑贵妃为皇太后。杨涟、左光斗于是首先在朝廷上发言，共同诘责郑养性，要求郑贵妃移宫，郑贵妃随即迁往慈宁宫。杨涟于是弹劾崔文升用药不当，请求推究审问他。并且说：‘外廷流传的谣言，说陛下起居没有节制，身边侍从迷惑皇帝。这一定是崔文升借此掩盖他用药的奸谋，崔文升的党羽散布谣言，预先堵住外廷的嘴。既损害圣上的身体，又损害圣上的德行，罪不容诛。至于郑贵妃的封号，更加违背常典。尊她为嫡母，那么已故皇后怎么办？尊她为生母，那么本生太后又怎么办？请赶快停止先前的命令。’奏疏上呈，过了三天，即丁卯日，皇帝召见大臣，也召见杨涟，并宣召锦衣卫官校。众人都说杨涟的奏疏违背圣旨，一定会受廷杖，便嘱托方从哲替他解救。方从哲劝杨涟引罪，杨涟高声说：‘死就死罢了，我杨涟有什么罪？’等到入内，皇帝温和地对他说了很久，多次看着杨涟，告诉他外廷不要相信流言。于是驱逐崔文升，暂停册封太后的命令。再次召见大臣时，也都召见杨涟。杨涟自认为作为小臣能够参与顾命，内心感激，发誓要以死报答。九月乙亥朔日，天将破晓时，皇帝驾崩。廷臣赶忙入宫，几位大臣周嘉谟、张问达、李汝华等担心皇长子没有嫡母、生母，处境十分孤立，想共同把他托付给李选侍。杨涟说：‘天子难道可以托付给妇人吗？况且选侍昨天在先帝召见群臣时，强行上前，又把皇长子推出来，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托付幼主？请赶快见到储皇，就呼喊万岁，把他拥出乾清宫，暂时居住在慈庆宫。’话还没有说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到了，杨涟催促众大臣一同赶往乾清宫。守门人拿着棍棒不让他们进去，杨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们来。如今皇帝已经驾崩，你们还不让我们进去，想要干什么！’守门人退开，他们才进去哭临。群臣呼喊万岁，请求在初六日即位，并护送皇帝车驾到文华殿，接受群臣山呼。车驾刚到中宫，宦官从寝阁出来，大喊：‘你们要把小主人拉到哪里去？主人年幼，害怕见人！’有人拉住皇长子的衣服想把他夺回去。杨涟挡住并斥责说：‘殿下是群臣之主，四海九州没有不是臣子的，还有什么人值得害怕！’于是把皇长子拥到文华殿。礼仪完毕，护送车驾进入慈庆宫。当时，李选侍住在乾清宫。刘一燝上奏说：‘殿下暂时住在这里，等选侍出宫以后，再回到乾清宫。’群臣于是退下，商议即位日期，议论纷纷，尚未确定；有人请求改在初三，有人请求当天午时即位。杨涟说：‘如今天下清平安宁，宫内没有嫡庶之嫌。父亲去世意味着什么？遗体尚未收殓完毕，就穿着衮冕临朝，这是不合礼制的。’有人说即位可以安定人心，杨涟说：‘安定与否，不在于即位早晚。只要处理得当，即使明早才即位又有什么妨害？’议定后，众人出宫经过文华殿。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赶来，责备杨涟耽误大事，向他脸上吐唾沫说：‘事情如果不能成功，你死了，身上的肉够吃吗？’杨涟因此悚然警醒。于是与左光斗跟随周嘉谟到朝房，说明选侍没有恩德，绝不能与皇长子共同居住。第二天，周嘉谟、左光斗各自上疏请求让选侍移宫。初四日得到皇帝的俞旨。可是选侍听从李进忠的计谋，一定要与皇长子同住，厌恶左光斗奏疏中‘武氏’的话，商议召皇长子前来，加重惩罚左光斗。杨涟在麟趾门遇到宦官，宦官详细告诉他事情经过。杨涟正色说：‘殿下在东宫时是太子，如今是皇帝，选侍怎么能召见他？况且皇上已经十六岁，将来即使不能奈何选侍，你们这些人又将置身何地？’他怒目而视，那个宦官便退下了。给事中惠世扬、御史张泼进入东宫门，惊恐地互相告诉说：‘选侍想垂帘听政并处置左光斗，你们怎么还能安坐不动？’杨涟说：‘没有这回事。’出皇极门后，九卿、科道官员商议共同上疏，尚未决定。

译初五日，传闻说想要推迟移宫日期。杨涟和各位大臣全都聚集在慈庆宫门外，杨涟对方从哲说要催促办理。方从哲说：‘迟几天也没有妨害。’杨涟说：‘昨天皇长子还是太子，住在太子宫还可以；明天他就是天子，却反而住在太子宫来躲避宫人吗？即使两宫圣母还在，丈夫死了也应当跟随儿子。选侍是什么人，竟敢这样欺凌轻视皇帝！’当时宦官往来如织，有人说选侍也是顾命之臣中的人。杨涟斥责说：‘诸臣接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然是要先顾念自己的儿子，哪里会先顾念宠爱的妾媵？请让选侍到九庙前对质，难道你们是吃李家的俸禄吗？能杀我就罢了，否则，今天不移宫，我就死也不离开。’刘一燝、周嘉谟帮助他，言辞神色都十分严厉，声音传到御前。皇长子派使者传达旨意，众人才退下。杨涟又抗疏说：‘选侍表面上借保护之名，暗中图谋专擅之实，宫殿不能不迁移。臣今天进言，殿下今天执行，诸位大臣今天赞同决定，也只能在今天办理。’当天，选侍于是移宫，居住在仁寿殿。第二天庚辰日，熹宗即位。从光宗驾崩到这时，共六天。杨涟与刘一燝、周嘉谟安定了宫廷和朝廷的危疑局势，言官中只有左光斗帮助他们，其余人全都听从杨涟的指挥。杨涟的胡须和头发全都白了，皇帝也多次称他为忠臣。不久，升任兵科都给事中。御史冯三元等人极力诋毁熊廷弼，杨涟上疏说明此事，独自持平论断。随后又弹劾兵部尚书黄嘉善的八项大罪，黄嘉善被罢免离去。当选侍移宫时，杨涟立即对各位大臣说：‘选侍不移宫，不是尊重天子的做法。既然已经移宫，又应当设法使选侍安定下来。这就要靠各位公卿调和保护，不要让宦官借机满足个人报仇的愿望。’后来，各宦官果然散布流言。御史贾继春于是上书内阁，说不应当在新君即位之初，首先劝皇帝违背先帝、逼逐庶母，内外勾连，没完没了地罗织罪名，使先帝尸骨未寒，便不能保全一个姬妾。原来当时选侍宫中的奴仆刘逊、刘朝、田诏等人因为盗窃宝物被捕入狱，供词牵连到选侍的父亲。各宦官无计可施，便胡说选侍上吊自杀，皇八妹投井，以此迷惑朝廷官员。贾继春借着这些话首先发难。于是左光斗上疏陈述移宫经过。皇帝下诏说选侍曾经气恼殴打圣母，又说她要挟皇帝传旨册封皇后，以及当天就想垂帘听政；又说：‘如今在哕鸾宫奉养李氏，我尊敬她，不敢懈怠。’大学士方从哲把这道上谕封还。皇帝又下诏说明选侍的过错，同时表明对她供养优厚，使廷臣知悉。不久，哕鸾宫发生火灾。皇帝告诉内阁，说选侍和皇八妹都没有事。当时，给事中周朝瑞认为贾继春是在无事生非，贾继春与他互相诋毁，于是又上书内阁，说：‘孤苦伶仃的皇八妹，投井后有谁怜悯；守寡的未亡人，上吊自尽也无处申诉。’周朝瑞再次与他辩驳。杨涟担心贾继春的说法继续滋长，也上《敬述移宫始末疏》，并且说：‘选侍自杀、皇八妹投井的流言究竟从哪里来，臣怎么敢不说话？臣宁愿今天触犯选侍，也不愿移宫不及时；万一真的形成女后独自阅览文书、称制垂帘的局面，臣将悔恨不及。’皇帝下优厚的诏书，褒奖杨涟安定社稷的志向，又下诏详细说明宫中的事情。贾继春及其党羽更加忌恨杨涟，诋毁杨涟勾结王安，图谋封爵授官。杨涟愤怒难忍，于冬季十二月上疏请求离去，立即出城等候命令。皇帝再次褒奖他的忠诚正直，允许他归乡。天启元年春，贾继春巡按江西回来，到了家中，看见皇帝所下的各道谕旨，便上疏陈述自己上书的实际情况。皇帝严厉责备他，罢免了他的官职。杨涟和贾继春先后离去，移宫一案的争论才平息。天启二年，起用涟为礼科都给事中，不久升任太常少卿。第二年冬，授任左佥都御史。又过了一年春天，晋升为左副都御史。当时魏忠贤已经掌权，群小纷纷依附他；他忌惮朝廷中正直之士众多，不敢大肆妄为。涟更加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激昂地发表讽谏议论，致力于培植善类，压制奸邪之徒。魏忠贤及其党羽对他恨之入骨，于是制造汪文言狱，企图罗织各人的罪名。事情虽然得以解脱，但正人（正直之士）的势力却日益危险。那年六月，涟于是上抗疏弹劾魏忠贤，列举他的二十四项大罪，说道：高皇帝制定法令，宦官不许干预外廷事务，只供宫廷洒扫使用；违犯者法律不予赦免。圣明的皇帝正在位，竟然有像东厂太监魏忠贤这样肆无忌惮、污浊扰乱朝廷常法的人。臣冒昧列举他的罪状，为陛下说明。魏忠贤本是市井中的无赖，中年净身入宫，偷偷进入内廷，起初还妄图用小忠小信来博取恩宠，后来竟敢施行大奸大恶来扰乱政务。祖制规定，拟定诏旨专门由内阁大臣负责。自从魏忠贤擅权以后，许多诏令由内廷传奉，有的甚至直接由内廷批示，破坏了祖宗二百多年的政治体制，这是第一大罪。刘一燝、周嘉谟是顾命大臣，魏忠贤却指使孙杰弹劾他们，使他们离职。他急于剪除自己所忌恨的人，不容许陛下不改用先帝任命的大臣，这是第二大罪。先帝去世，实际上留下了隐恨。孙慎行、邹元标因公义而发愤进谏，魏忠贤把他们全部排挤斥退。可是对于党羽中保护选侍的沈纮，他却曲意周旋，最终还加恩赐给他蟒袍玉带。亲近作乱的奸贼，仇视忠义之士，这是他的第三大罪。王纪、钟羽正早年对确立国本都有功。等到王纪任司寇，执法坚定如山；钟羽正任司空，清白自守如鹤。魏忠贤结党排斥驱逐他们，必定不容正值盛年、以正直面貌立于朝廷的直臣，这是他的第四大罪。国家最为重大的事情，没有比推选宰相更重要的了。魏忠贤一手把持此事，竭力阻挠首推的孙慎行、盛以弘，还替他们编造借口，使他们被禁锢而不能出仕。难道他真是想让自己的门生做宰相吗？这是他的第五大罪。在朝廷封爵任官，没有比廷推更重要的。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采用陪推的办法，导致一时的名贤不能安居其位。他颠倒铨选政务，玩弄机权，这是他的第六大罪。圣明的政治刚刚开始更新，正需要忠诚正直的人。可是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旸等人，只要抗言争论稍微触犯他，立即就被贬谪罢黜；即使屡次得到皇恩，也终究阻止皇帝召他们还朝。长安城里都说，天子的怒气容易消解，魏忠贤的怒气却难以调和。这是他的第七大罪。然而还可以说他们只是外廷臣子。去年南郊祭祀那天，传闻宫中有一位贵人，因为品德贞静，承受了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露自己的骄横，便假托她患急病，把她置于死地。这是陛下连自己所宠幸的贵人都不能保全，这是他的第八大罪。还可以说她只是没有名分的封号。裕妃因为怀孕，传闻将要受封，朝廷内外正为此庆贺。魏忠贤憎恶她不依附自己，便假传圣旨，勒令她自尽。这是陛下连自己的妃嫔都不能保全，这是他的第九大罪。

译还可以说这只是妃嫔之事。中宫有喜，已经生下男孩，却忽然宣布夭亡，传闻魏忠贤和奉圣夫人实际上参与了谋划。这是陛下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保全，这是他的第十大罪。先帝在东宫居住了四十年，始终陪伴并保护他这个处境孤危的人，只有王安一人。即使陛下仓促继承帝位，王安拥护、保卫并维持局面，也不能说没有功劳。魏忠贤因私怨假传圣旨，把王安杀死在南苑。这不只是仇恨王安，实际上还敢仇恨先帝的老奴才；至于其他无罪而被擅自杀害、驱逐的内臣，又不知有几千几百人了。这是他的第十一大罪。今天要求奖赏，明天要求祠额，没完没了地进行要挟，使皇帝的话屡屡受到亵慢。近来他又在河间拆毁百姓住宅，兴建牌坊，镂刻凤、雕琢龙，高耸入云，已经不只是坟地僭越仿拟帝陵而已。这是他的第十二大罪。今天给人恩荫进入中书，明天给人恩荫进入锦衣卫。金吾卫衙门里到处都是乳臭未干的人，掌管诰敕的官署中，许多人连字都不认识。像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以及他的外甥傅应星等人，滥受恩荫，轻慢并逾越朝廷常规。这是他的第十三大罪。采用立枷的刑法，使外戚家族的家人一个接一个地丧命，意图诬陷国戚，动摇中宫。如果不是阁臣竭力坚持、言官加以纠正，椒房中的外戚又要兴起一场大狱了。这是他的第十四大罪。良乡生员章士魁，因为争夺煤窑获罪，魏忠贤假托开矿的名义把他置于死地。假如有人盗取长陵一捧土，应当怎样处置？赵高把鹿说成马，魏忠贤却把煤说成矿，这是他的第十五大罪。王思敬等人牧地上的小事，责任在有关官员。魏忠贤却把他们幽禁在牢狱陷阱之中，任意拷打掠夺，把士人的性命看得像草芥。这是他的第十六大罪。给事中周士朴坚持弹劾织造太监。魏忠贤竟然阻止他升迁，使吏部不能专权铨选任免，言官也不敢掌管封还驳正之事。这是他的第十七大罪。北镇抚刘侨不肯靠杀人来讨好权贵，魏忠贤以他不善于罗织罪名为由，便削去他的官籍。这是在表示，大明的法律可以不遵守，而魏忠贤的法律却不敢不遵守。这是他的第十八大罪。给事中魏大中遵照圣旨到任，忽然又传旨责问。等魏大中回奏，台省官员又交相上章，这再次亵慢了皇帝的话。不要说魏忠贤把言官玩弄于股掌之间，就连庄严的皇帝诏谕，也在早晚之间反复更改。这是他的第十九大罪。东厂的设置，原本是为了缉捕奸邪。自从魏忠贤掌事以来，每天所做的都是借机泄私愤、进行倾陷。他放纵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之类的无赖之徒，投递匿名揭帖，设置陷阱。只要片言只语稍有违逆，立即下发驾帖，一定要兴起类似同文馆之狱才肯罢休。这是他的第二十大罪。边境警报尚未平息，内外戒严，东厂还要侦查缉捕什么呢？先前奸细韩宗功潜入长安，实际上就住在魏忠贤司房的宅邸中，事情败露后才离开。假如上天不悔改而继续降祸，韩宗功的事情一旦成功，不知道九庙的神灵将被安置到什么地方。这是他的第二十一大罪。祖宗制度规定不蓄养宫内军队，原本有深远的用意。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创立内操，窝藏奸邪之人，怎么知道其中没有大盗、刺客，或者被敌国派来窥伺而潜入的人？一旦祸变发生在近身之处，实在值得深深忧虑。这是他的第二十二大罪。魏忠贤到涿州进香时，传呼清道，清除尘土并铺垫道路，人们以为是皇帝出行。等他回来，又改用四匹马驾车，打着羽毛仪仗和青色车盖，左右环绕护卫遮蔽，俨然像乘坐皇帝的车舆。其中入帷幕替他出谋划策、拦马献计的人，实在多得很。魏忠贤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看成什么人了呢？这是他的第二十三大罪。宠爱到了极点就会骄横，恩惠太多也会结成怨恨。听说今年春天魏忠贤在御前纵马，陛下射死了他的马，宽免了他的死罪。魏忠贤不自行认罪，进宫时面有傲色，退下后口出怨言，早晚都在戒备防范，心中的怨恨始终不能释怀。自古乱臣贼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一旦放肆起来，就会发展到无法收拾。为什么要在身边豢养虎兕呢！这又只是把魏忠贤切成寸块来处置，也不足以尽数抵偿他的罪恶。这是他的第二十四大罪。以上这些叛逆罪行，明明白白地摆在人们眼前。可是内廷害怕灾祸，不敢发言；外廷大臣缄口不言，没有人敢上奏。偶尔奸恶行径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他遮掩弥缝。甚至还有无耻之徒攀附他的枝叶、依托他的门墙，彼此内外勾结，轮番呼应。长期积累的威势所劫持，导致宫廷之中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陛下；京城之内也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陛下。就如前些日子，魏忠贤已经去了涿州，所有政务却必须连夜派人飞驰请示，等他回来，诏旨才下达。天子的容颜近在咫尺，却忽然被怠慢到这种地步，陛下的威望和神威难道还尊贵于魏忠贤吗？陛下正值壮年，生杀予夺，难道不能自己作主吗？为什么要受制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丑，使朝廷内外、大小臣民都惴惴不安，无法确定自己的命运？伏望陛下大大发作雷霆之怒，召集文武大臣和勋戚，命刑部严加审讯，以端正国法；同时把奉圣夫人遣出宫外，以消除隐患。臣即使死了也不朽。魏忠贤刚听到这篇奏疏时，非常害怕。他的党羽王体乾和客氏竭力为他保全，于是让魏广微修改诏旨，严厉责斥杨涟。此前，杨涟的奏疏写成后，原想在早朝当面奏报。正好第二天免朝，他担心再过一夜事情泄露，便在会极门呈上奏疏，魏忠贤因此得以谋划对策。杨涟更加愤怒，准备在朝会上再次弹劾他。魏忠贤侦知此事，阻止皇帝临朝三天。等皇帝出朝时，数百名宦官身穿铠甲，夹着台阶站立，并传令左班官员不得奏事，杨涟才停止行动。从此以后，魏忠贤天天谋划杀害杨涟。到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已经被驱逐，朝廷推举替代人选时，杨涟被登记在册却没有参与。魏忠贤假传圣旨，责骂杨涟大不敬、没有人臣之礼，并将他与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一同削去官籍。魏忠贤的怨恨仍未消除，又兴起汪文言之狱，企图罗织罪名杀害杨涟。天启五年，他的党羽大理丞徐大化弹劾杨涟、左光斗结党排斥异己、窃取权力并收受贿赂，于是下令逮捕汪文言入狱审讯。许显纯严刑审问汪文言，逼他牵连杨涟收受熊廷弼的贿赂。汪文言仰天大呼说：“世上难道有贪赃的杨大洪吗！”直到死也不承认。杨大洪是杨涟的别字。许显纯于是亲自撰写供词，定罪说杨涟贪赃二万两，随即逮捕杨涟。士人和百姓数万人拥挤在道路上哭喊，所经过的村镇集市，全都焚香设醮，为祈祷保佑杨涟活着回来。等到杨涟被押入诏狱，许显纯用残酷刑法拷问，打得他体无完肤。当天启五年七月，终于在夜间把他杀死，时年五十四岁。杨涟一向贫穷，家产收入官府还不到一千金。他的母亲和妻子只能住在谯楼里，两个儿子甚至靠乞讨来养活自己。追缴赃款的命令十分急迫，乡人争相拿出钱财帮助他，甚至连卖菜的佣工也出钱相助。他的节操义行感动人心到了这种程度。崇祯初年，追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并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左光斗，字遗直，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选授为御史，巡视中城。他逮捕惩治吏部豪横凶恶的官吏，缴获假印七十多枚，查出冒充官员的一百多人，京城受到震动和惊惧。

译他出任管理屯田的官员时，上言说：“北方人不懂水利，第一年土地就荒芜，第二年百姓就迁徙，第三年土地和百姓就全都没有了。如今想使旱灾不成为灾害、水涝不造成祸害，只有兴修水利这一条办法。”于是分条上奏“三因十四议”：三因是顺应天时、利用地利、体察人情；十四议是议论疏浚河川、疏通渠道、引导水流、设置堤坝、修建水闸、设置陂塘、勘察地势、修筑池塘、招徕百姓、选用人才、选择将领、屯兵、奖励农耕设科、使富民获得爵位。这些办法完备清楚，诏令全部准许施行。水利事业大为兴盛，北方人才开始懂得种植水稻。邹元标曾说：“三十年前，京城人不知道稻草是什么东西；如今到处都是稻田，这是种水田的好处。”宦官刘朝假称东宫的命令，索取外戚废弃的庄田。左光斗不拆封便把文书退还给他，说：“每一尺土地都是殿下所有，今天我怎么敢私自接受呢？”宦官愤怒地离开了。光宗去世，李选侍占据乾清宫，逼迫皇长子封她为皇后。左光斗上言说：“内廷有乾清宫，就如外廷有皇极殿；只有天子驾临上天之位时才可以居住，只有皇后配享天子时才可以共同居住。其他妃嫔虽然按次序进御，也不能长期居住在那里，这不只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李选侍既不是嫡母，也不是生母，却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反而退居慈庆宫，不能守护先帝的灵几、举行大礼，这名分该怎么说呢？李选侍侍奉先皇，没有摘下簪珥、早起警戒的德行；对于殿下，也没有抚育养育之恩。这样的人，难道可以把圣上的身体托付给她吗？况且殿下已经十六岁了，内有忠诚正直、老成持重的人辅佐，外有公孤卿贰等大臣辅佐，哪里会担心无人可用，还需要把他像婴儿一样乳哺并用襁褓背负吗？何况殿下刚开始显露聪慧，正应当不接触容易引起欲望的事物，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托付给妇人女子呢？现在如果不及早决断，她将借抚养的名义，实行专制的事实。武氏之祸将再次出现在今日，将来会有令人不忍说出的事情。”当时李选侍想专擅大权，朝廷大臣上笺奏，要求她先进入乾清宫，再进入慈庆宫。她得到左光斗的笺奏后大怒，准备加以严厉谴责。她多次派使者召左光斗，左光斗说：“我是天子的执法官，不是天子亲自召见，我不会赴召。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东西？”李选侍更加愤怒，邀请熹宗到乾清宫商议此事。熹宗不肯前往，只派使者取来笺奏观看，心里认为说得对，催促选择日期迁移宫殿，左光斗才得以免祸。当时宫廷和官府都处在危险疑惧之中，人心惶恐不安。左光斗与杨涟同心协力提出建议，排斥宦官奴才，扶助年幼的皇帝，使皇位名分得以端正，两人的功劳很大。从此朝廷内外一并称他们为“杨左”。不久，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说皇帝不应当薄待庶母。左光斗听说后，立即上言说：“先帝去世时，大臣们从乾清宫奉皇上出来，移居慈庆宫，臣等认为不应当回避选侍。因此臣在初二日上了《慎守典礼肃清宫禁》一疏，宫中震怒，灾祸几乎不可测。幸赖皇上保全，把臣的奏疏发给内阁。初五日，阁臣具文再次催促，奉旨迁移宫殿。到初六日，皇上登极，车驾回到乾清宫。宫禁肃穆，内外安宁。皇上既然应当回宫，那么选侍应当迁移，理由明白易懂。只是迁宫以后，自然应当顾全大体，宽恕小过。如果再牵连扩展，使宫闱不得安宁，就会损害国体。请立即诛杀盗取宝物的宫奴刘逊等人，而把其余人全部宽免。”皇帝于是向百官宣谕，详细说明选侍凌辱虐待圣母的各种情况。等到召见时，皇帝又说：“朕和选侍有仇。”贾继春因此获罪离职。当时朝廷大臣商议改年号。有人主张删去泰昌、不予纪年；有人主张去掉万历四十八年，把今年定为泰昌；有人主张把明年定为泰昌，后年定为天启。左光斗竭力排斥这些说法，请求以今年八月以前仍为万历，八月以后改为泰昌，议论于是确定。孙如游凭内廷传旨进入内阁，左光斗抗疏请求斥退他。后来出任畿辅学政，竭力杜绝请托，识见判断如同神明。天启初年，朝廷商议起用熊廷弼，并要治罪言官魏应嘉等人。左光斗独自上抗疏争辩，说熊廷弼才能优长却器量不大，过去用来守卫辽东还绰绰有余，如今用来收复辽东却不足。后来熊廷弼果然失败。天启三年秋，左光斗上疏请求召回文震孟、满朝荐、毛士龙、徐大相等人，并请求召回贾继春和范济世。范济世在“移宫”一事上的观点与左光斗不同，他的奏疏上呈后没有被采纳。这年左光斗升任大理丞，进而升为少卿。第二年二月，授任左佥都御史。当时，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郑三俊、李邦华、魏大中等人都身居要职，光斗与他们相处融洽，致力于发表危切之言、考核议论，甄别人物的流品，正人都依赖他，而那些忌恨他的人渐渐不能容忍他。光斗与给事中阮大铖是同乡，便招他到京城。恰逢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按次序应当升迁的人，第一是周士朴，第二是阮大铖，第三是魏大中。阮大铖请托皇帝的中旨，强行阻止周士朴升迁，把这个职位留给自己。赵南星厌恶他，想按照惯例调任阮大铖，阮大铖怀疑是光斗揭发了他的谋划，因此十分怨恨光斗。熊明遇、徐良彦也都想得到佥都御史一职，但赵南星推荐光斗担任此职，两人也因此怨恨光斗。江西人又因其他缘故怨恨魏大中，于是共同唆使给事中傅櫆弹劾光斗，称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勾结作奸。光斗上疏申辩，并且斥责傅櫆与东厂理刑傅继教结为兄弟。傅櫆恼怒，再次上疏攻击光斗。光斗请求罢职，这件事才得以平息。杨涟弹劾魏忠贤，左光斗参与谋划；又与高攀龙一起揭发崔呈秀的贪赃私弊，魏忠贤及其党羽都很愤怒。等魏忠贤驱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后，接下来就要轮到杨涟和左光斗。左光斗非常愤怒，起草奏疏弹劾魏忠贤和魏广微三十二条应当斩杀的罪状，准备在十一月二日上奏，并先派妻子儿女南归。魏忠贤侦知此事，提前两天借廷推之事，和杨涟一起被削去官籍。群小仍然怨恨不已，又构成汪文言之狱，把左光斗的名字列入其中，派使者前去逮捕。父老子弟拥住马头哭号，声音震动原野，缇骑也为之流泪。到达后，左光斗被押入诏狱严刑审讯。许显纯诬陷他收受杨镐、熊廷弼的贿赂，杨涟等起初不承认，后来担心因不承认而被酷刑杀死，希望交给司法部门审理，可以稍稍延缓死亡，以便以后设法。众人都被迫自诬服罪，左光斗被定罪收受赃款二万。魏忠贤于是又假传圣旨，仍命许显纯每五天追比一次，不交司法部门审理，众人才开始后悔失策。容城人孙奇逢，是有节操侠义的人；他和定兴人鹿正认为左光斗对畿辅有恩，倡议集资，诸生争相响应。筹得几千金，准备代他缴纳赃款、缓解狱事，但左光斗和杨涟已经在同一天被狱卒杀死了，时间是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左光斗时年五十一岁。

译左光斗死后，赃款追缴仍未结束。魏忠贤命巡抚、巡按严厉追缴，拘捕他的同族十四人。长兄左光霁因受牵连而死，他的母亲也因哭泣儿子而死。都御史周应秋还认为主管官员追缴不力，上疏催促，因此左光斗家族全部破败。等魏忠贤编定《三朝要典》时，把“移宫”一案说成杨涟、左光斗是罪魁，准备开棺戮尸。有人为他们说情，才得以免除。魏忠贤被诛杀后，追赠左光斗右都御史，录用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又追赠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谥忠毅。他的弟弟左光先，由乡试中举后任御史，巡按浙江。任期届满，已经出了浙江境内，许都在东阳反叛。左光先听到变乱，带病返回，讨伐平定了叛乱。福王即位后，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左光先争辩认为不可。后来阮大铖得势，逮捕左光先。战乱紧急、道路阻断，左光先从小路翻越徽岭逃走。缇骑搜捕不到他，只得停止。魏大中，字孔时，嘉善人。还是诸生时，就读书磨炼品行，跟随高攀龙学习。家境极其贫困，但他心胸豁达。乡试中举后，家人替他换上新的衣帽，他却发怒把它们毁掉。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任行人。多次奉命出使，丝毫没有扰民。天启元年，升任工科给事中。杨镐、李如桢已经被议定死刑，大学士韩爌根据佥都御史王德完的意见，仓促拟定诏旨减免死罪。魏大中愤怒，上抗疏竭力争辩，斥责王德完晚年气节衰败，完全丧失了作为臣子的典范，言辞也牵连攻击韩爌。皇帝因此责问魏大中，而王德完更加恼怒，说自己过去没有举荐李三才，是被魏大中责怒的原因。两人互相攻击揭发，奏疏多次上呈，韩爌也引咎辞去职位。御史周宗建、徐扬先、张捷、徐景濂、温皋谟，给事中硃钦相等人支持王德完，交相上章弹劾魏大中，事情过了很久才定下来。第二年，魏大中和同僚周朝瑞等两次上疏弹劾大学士沈纮，言辞牵连魏进忠、客氏。等到讨论“红丸”一事时，他竭力请求诛杀方从哲、崔文升、李可灼，并追究郑国泰倾害东宫的罪行。他坚持的意见严厉切直，深受邪党忌恨。太常少卿王绍徽一向与东林党为难，谋求巡抚之职；魏大中厌恶其为人，特意上疏请求斥退王绍徽，王绍徽最终自行引退。魏大中再次升任礼科左给事中。当时抚恤和追赠的典制被滥用，每逢大臣去世，他的子弟便通过权要请求，无不如愿。魏大中一向痛恨这种现象，全部按照典章制度裁定。天启四年，升任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任官不把家属带在身边，只有两个苍头奴仆供做饭而已；他入朝后就锁住房门，屋里寂静得没有一个人。有外地官员带着贿赂来到他家，他便揭发此事，从此没有人敢再登魏大中的门。吏部尚书赵南星知道他贤能，遇事多向他咨询。朝廷官员不能得到赵南星的欢心，大多怨恨魏大中。当时许多反对东林党的人被斥退废黜，早已对赵南星等人恨之入骨。东林党内部又各以地域分成左右。魏大中曾驳斥苏松巡抚王象恒的抚恤和追赠请求，山东籍的言官都十分愤怒；等到他又驳斥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籍官员也大为恼怒。给事中章允儒也是江西人，性情尤其凶狠，唆使同僚傅櫆借汪文言之事发难。汪文言是歙县人。起初任县吏，机智巧诈，善于运用权术，自负有侠义气概。于玉立派他入京刺探事情，他出资捐纳成为监生，并用计击破齐党、楚党、浙党。后来他察知东宫伴读王安贤能而且有学问，便倾心结交，与他谈论当时人物的品流。光宗、熹宗时期，外廷依靠刘一燝，王安在宫中依次推行各种善政，汪文言在其中往来联络、出力甚多。魏忠贤杀死王安后，府丞邵辅忠便弹劾汪文言，剥夺他的监生资格。汪文言离开京城后，又被逮捕交给司法官审理，最终从轻发落。他更加频繁地出入公卿之间，车马常常塞满门外。大学士叶向高任用他为内阁中书，魏大中以及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都与他交往，因而留下了不少踪迹。适逢给事中阮大铖与左光斗、魏大中有嫌隙，于是与章允儒定下计策，嘱咐傅櫆弹劾汪文言，并弹劾魏大中相貌丑陋、内心险恶，靠脸色取悦权贵而行为背道，与左光斗等人勾结汪文言，肆意作奸谋利。奏疏上呈后，魏忠贤大喜，立即把汪文言押入诏狱。魏大中当时刚升任吏科，便上疏竭力辩解，诏令准许他到任。御史袁化中、给事中甄淑等人相继为魏大中、左光斗辩护。大学士叶向高因为举荐任用汪文言，也引咎请求罢职。狱案正急迫时，御史黄尊素对镇抚刘侨说：“汪文言不值得怜惜，但不能让士大夫的祸患由此开始。”刘侨点头同意，审讯供词没有牵连他人。汪文言受廷杖并被剥夺官职，受牵连的人得以免罪。魏大中于是遵照诏旨到任。第二天，鸿胪寺报名请他入朝面谢皇恩，魏忠贤忽然假传圣旨责备魏大中，说相互揭发尚未结束，不得赴任。按照旧例，鸿胪寺报名的文书没有批示诏谕，整个朝廷都惊骇愕然。傅櫆也说内廷传出的诏旨不应旁出，魏大中才又恢复处理政务。不久，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魏大中也率同僚上言说：“自古君主身边的奸邪之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祸害国家。只是有忠臣不惜牺牲自己把情况告诉君主，而君主没有觉察，终于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如今魏忠贤擅自掌握威权和恩福，结党营私，首先杀死王安，以便在内廷树立威势；接着驱逐刘一燝、周嘉谟、王纪，以便在外廷树立威势；近来又杀死三宫外戚的家人，以便在三宫树立威势。他深深勾结保姆客氏，窥伺陛下的起居；又广泛安插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之流，沟通朝廷中的消息。下层民众怨恨，上天也愤怒，所以杨涟不惜粉身碎骨为陛下陈述。如今魏忠贤种种罪状，陛下全都说是亲自裁决，替他承担责任。恐怕魏忠贤所以能够得到温和的诏旨，正是出自魏忠贤之手，而杨涟的奏疏，陛下还没有来得及阅览。陛下贵为天子，却使三宫和各位嫔妃都把性命寄托在魏忠贤、客氏手中，难道不令人寒心吗？陛下说宫禁严密，外廷怎么会知道；枚乘曾说：‘想要别人不知道，不如不去做。’从来没有做了事情而别人不知道的。又说如果排斥左右，圣上的身体将会孤立。陛下一人有大小臣工拥护保卫，哪里需要依靠魏忠贤呢？

译如果魏忠贤、客氏一天不被除去，恐怕宫禁内外和左右近侍全都是魏忠贤、客氏的人，而不是陛下的人，陛下实际上只会孤立地处在上面罢了。”魏忠贤得到这份奏疏后大怒，假传圣旨严厉斥责他，但当时还没有找到罪名加以治罪。大学士魏广微结交巴结魏忠贤，内外勾结作奸，大中每每想要弹劾他。适逢孟冬举行时享之祭，魏广微傲慢怠慢，最后才到，大中于是上抗疏弹劾他。魏广微恼怒，更加同魏忠贤合谋。魏忠贤的势力更加嚣张，见廷臣相互攻击，便表面上表示收敛约束，而且对各项奏请都委曲顺从，暗中却伺机寻找他们的漏洞。等到吏部推举谢应祥巡抚山西时，魏广微便唆使亲近的人陈九畴弹劾大中，说他曾出入谢应祥的门下，推举不公；于是大中被降三秩，逐出朝廷，并把吏部尚书赵南星等诸正人全部驱逐出去，天下大权从此全都归于魏忠贤。第二年，逆党梁梦环再次弹劾汪文言，汪文言又被押入诏狱。镇抚许显纯从自己削改的审讯记录起，牵连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以及李若星、毛士龙、袁化中、缪昌期、邹维琏、邓渼、卢化鰲、钱士晋、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彦、熊明遇、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李三才、惠世扬、施天德、黄正宾等人，几乎无不牵扯；又诬称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收受杨镐、熊廷弼的贿赂。魏大中被定罪三千两，魏忠贤假传圣旨，把他们全都逮捕押入诏狱。乡人听说魏大中被捕，哭号相送的有几千人。等进入镇抚司，许显纯用酷刑拷问，打得血肉模糊。这年七月，狱卒奉命在夜间把他与杨涟、左光斗一同杀死，所以过了几天才上报。魏大中的尸体腐烂破败，已经无法辨认。庄烈帝即位后，魏忠贤被诛杀，魏广微、傅櫆、陈九畴、梁梦环一并列入逆案。魏大中追赠太常卿，谥号忠节，录用他的一个儿子。长子学洢，字子敬。是诸生，喜欢学习，擅长文章，具有深厚的天性孝心。魏大中被捕时，学洢号哭悲痛，想跟随前往。魏大中说：“父子一起被杀，没有这个必要。”于是学洢换上平民服装，秘密行动，刺探父亲的起居。到达京城后，巡逻的士卒遍布各处，他便改换姓名藏在旅舍里，白天躲藏、夜间出行，借钱来缴清父亲的赃款。赃款尚未缴清，魏大中就死了，学洢悲痛得几乎昏绝。他扶着灵柩回乡，早晚号哭，于是病倒。家人送来米浆，他总是挥手让人拿走，说：“诏狱之中，谁曾在半夜送来一碗米浆呢？”最终哭泣而死。崇祯初年，有关官员把他的事迹上报，诏令表彰他为孝子。次子魏学濂，享有很高的声望。崇祯十六年考中进士。选拔为庶吉士。第二年，李自成逼近京师，他与同僚吴尔壎慷慨陈词，提出了一些建议，大学士范景文将此事报告给皇帝。庄烈帝特意召见他们二人，准备任用他们。不久，京师陷落，他们没能以死殉国，接受了贼军户部司务的职务，使家族声誉衰败。后来魏学濂感到惭愧，写下绝命词二章，最终上吊而死。距离庄烈帝殉社稷的时候，已经只有四十天了。汪文言第二次被押入诏狱时，许显纯逼迫他牵连杨涟等人。汪文言受尽五毒刑罚，仍不承认，许显纯于是亲手撰写汪文言的供状。汪文言临死时睁大眼睛大声说：“你不要胡乱书写，将来我一定要和你当面对质。”许显纯当天就把他杀死。杨涟、魏大中等人被捕到案后，已经没有可以对质的人，只是悬空定下赃罪而已。凡是汪文言诬陷的赵南星、缪昌期等人，也都命令巡抚、巡按追缴赃款。士大夫的灾祸由此遍及天下。起初熊廷弼被论定死刑已经很久，皇帝因孙承宗请求，下诏暂且不杀他。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人于是想借朝审放宽他的罪行，魏大中竭力坚持不可。等魏忠贤杀死魏大中后，便说他收受熊廷弼的贿赂而定罪。周朝瑞，字思永，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光宗即位，升任吏科给事中，上疏请求收录先朝遗留下来的正直官员。不久他陈述当时应当谨慎处理的三件要事：信任仁贤之人，广施恩德，远离邪佞之徒。于是请求保留上供的金花银，以资助军费。奏词中多有斥责宦官的话。宦官们都憎恨他，激怒皇帝，将他贬秩调往外地；当时他进入谏官行列才四天。还未离开京城，熹宗即位，诏令恢复他的原职。他上疏请求容纳直言，又陈述考选制度的各种弊端。每日讲学将要举行时，他提出君臣相互警戒的规章。皇帝都予以褒奖并采纳。贾继春请求安置李选侍时，周朝瑞竭力驳斥，与贾继春往复辩论了好几次。天启元年，再升任礼科左给事中。当时辽东战事正危急，周朝瑞请求从阁臣中推选两名通晓军事的人专门负责此事，再由职方郎中一人专门处理军务机宜，给事中两人专门负责封还驳正，皇帝同意了。雄县知县王纳谏被宦官诬陷，内廷传旨降级。给事中毛士龙因为纠劾驳斥宦官，被府丞邵辅忠陷害，内廷传旨削除名籍。周朝瑞一并上抗疏加以论列。十二月辛巳日，太阳上有一物覆盖压迫，忽然大风扬起沙尘，天空一片赤红，京城人惊骇错愕，有关官员却没有上报。周朝瑞请求皇帝修身反省，并严令内外臣工不要争斗而误国，又责问有关部门不奏报的罪过，皇帝采纳了。当时皇帝即位一年多，从未亲自处理政务，权力大多旁落，周朝瑞请求皇帝亲自阅览和处理各项政务。皇帝下旨说政务委托阁臣办理，是祖宗旧制，不可紊乱；然而当时政权实际上并不在内阁。第二年二月，广宁失守，诏令停止经筵日讲。周朝瑞等上言说：“这如果确实出自圣意，辅臣应当据理力争；如果辅臣迎合宦官的意思，那么他们的过错就更大了。况且皇上年纪幼小，心志还没有确定，完全依赖不断举行的朝讲，使群臣能够一同面见天颜，共同揭露指鹿为马的奸邪。如今日常朝会已经逐渐传令免除，倘若连讲筵也废止，九重宫门既然隔绝，便没有谒见皇上的时候，司马门的奏报会被阻挡而无法进入，吕大防被贬也来不及让皇帝知道，国家大事就要失去了。”恰逢礼部也这样进言，于是下令照旧举行日讲。

译后来，周朝瑞和各位给事中、御史惠世扬、左光斗等极力论劾大学士沈纮与宦官结交、训练军队，成为身边的祸患。沈纮上疏辩解。周朝瑞等人全部揭发他向魏进忠、卢受、刘朝、客氏行贿交结，最后又牵连攻击他的私人党羽邵辅忠、徐大化。由于言辞过于激烈，夺去领衔上疏的惠世扬的俸禄。徐大化曾经奉权要的意旨，竭力攻击熊廷弼，周朝瑞厌恶他。不久王化贞弃守广宁逃走，徐大化又请求立即诛杀熊廷弼。周朝瑞认为熊廷弼的才干可以任用，请求让他戴罪驻守山海关，四次上疏，全部被压下不施行。徐大化于是竭力诋毁周朝瑞，周朝瑞愤怒，也丑诋徐大化，有关部门为两人调解。周朝瑞刚升任太仆少卿，而徐大化作为魏忠贤的心腹，必欲杀死周朝瑞，便把他的名字塞进汪文言狱案中，与杨涟等五人一同逮捕，押入镇抚狱，定罪说他们妄议“移宫”并收受熊廷弼万金贿赂。每隔五日审讯一次，各种拷打都用尽，最终死在狱中。崇祯初年，追赠大理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福王时，谥号忠毅。袁化中，字民谐，武定人。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内黄、泾阳知县，都有良好的政绩。泰昌元年，升任御史。当时熹宗年幼即位，皇宫和官府都处在危疑之中。袁化中上疏弹劾辅臣方从哲，皇帝下令知道了。天启元年二月，他陈述当时值得忧虑的八件事：宫禁逐渐松弛，言路逐渐被轻视，法纪逐渐废弛，贿赂逐渐公开，边疆逐渐败坏，职掌逐渐丧失，宦官势力逐渐强盛，人心逐渐离散。言辞都恳切直截。他出任宣府、大同巡按，因为忧虑时局而请假归乡。服丧期满后，起复掌管河南道。杨涟弹劾魏忠贤，袁化中也率同僚上疏说：“魏忠贤遮蔽太阳月亮，逞威作福，把大臣看作奴隶，把言官斥为孤雏，杀害内廷外廷的人如同割草。朝廷内外共同感到危惧，神人都愤怒，只是陛下还不知道，所以魏忠贤仍有畏惧之心。如今杨涟已经以刚直的言辞上奏告发，陛下念及他在潜邸时的微小功劳，或许会宽免魏忠贤不死。但魏忠贤实际上只是害怕一死，害怕死亡的念头越深，就越会铤而走险，骑虎难下。臣恐怕他横行逞凶的毒害不只会施加于士大夫，也会施加到陛下身上。陛下试想，深宫之内，怎么能让一个多疑多惧的人每天侍奉左右，却不加防范和控制呢？”奏疏送入后，魏忠贤大为怨恨。锦衣卫陈居恭，是魏忠贤的爪牙，也被杨涟弹劾，便反过来攻击魏忠贤为自己辩解。袁化中特意上疏弹劾他，使他被罢免官职。毛文龙献上俘虏十二人，其中幼童、儿童和妇女占了八人。袁化中竭力请求释放他们，并指出毛文龙叙功有滥报之处。魏忠贤一向庇护毛文龙，因此更加不高兴。崔呈秀巡按淮安、扬州时，贪赃私弊狼藉；回道接受考核时，袁化中据实上报，崔呈秀大为怨恨。恰逢谢应祥在廷推时被揭发，袁化中参与了此事，崔呈秀便唆使魏忠贤贬降袁化中的官秩，调往外地。后来又把袁化中的名字塞进汪文言狱案供词中，逮捕押入诏狱。崔呈秀让许显纯把袁化中定罪为收受杨镐、熊廷弼六千金贿赂，用酷刑拷打，袁化中死在狱中。崇祯初年，追赠太仆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福王时，追谥忠愍。顾大章，字伯钦，常熟人。父亲顾云程，任南京太常卿。顾大章与弟弟顾大韶是孪生兄弟。顾大章考中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任泉州推官，请求改任常州教授。父亲服丧期满时，正赶上朝中朋党对立，正直之士日益受到摧残。顾大章慨然说：“过去贾彪没有被列入‘顾’‘厨’之目，最终向西行去解除他们的困难。我过去与东林党有交往，可以拿贾彪自比。”于是进入京城，补任国子博士。他与朝廷官员交往，暗中察访他们交结往来的关键情况，清正之士依赖他。不久升任刑部主事。因奉命出使而归来。回朝时，天启已经改元，升任员外郎。尚书王纪命他代理山东司事务。山东司管辖京城地区，最难任职。自辽阳失守后，五城兵马司和京营巡捕每天都以侦察奸细为事，稍有踪迹，通常就判处死刑。没有任何旁证而被拘押的有二百多人，有关部门不敢审理，许多人因此调任离去，囚犯中未被杀死的仅有四分之一。顾大章对王纪说：“拿我一人的性命换五十人的性命，我尚且甘愿，何况只是一个官职呢！”当天便会同审理，拘押三人，其余全部移交大理寺释放。王纪非常感叹佩服。佟卜年一案，王纪采用顾大章的意见，拟判佟卜年流放，尚未上报，王纪就被斥退。侍郎杨东明代理事务，想把佟卜年置于死刑，顾大章竭力争辩，最终仍拟判流放。他违背圣旨，受到责问，最终还是判佟卜年死刑，佟卜年死在狱中。魏忠贤想借【刘一▯献】之事株连刘一燝，顾大章竭力辨明其中错误，魏忠贤大为怨恨。佟卜年、【刘一▯献】的事情，详见《王纪传》《刘一燝传》。熊廷弼、王化贞被交给司法部门审理时，法司各属官二十八人共同审议，其中有不少人主张从宽处理熊廷弼。顾大章于是援引“议能”“议劳”的条例，说王化贞应当诛杀，熊廷弼应当判处戍边。然而两人最终都被定罪处死。顾大章也调任兵部，没有人提出异议。适逢王纪弹劾罢免徐大化，又上疏讥刺客氏，徐大化的党羽怀疑王纪的奏疏出自顾大章之手，便怨恨他。徐大化命亲近的御史杨维垣攻击顾大章，说他妄自倡议“八议”、出卖大狱。顾大章上疏辩解。杨维垣四次上疏竭力攻击，说顾大章收受熊廷弼四万金贿赂，并列举他出卖狱案的几件事，反复诋毁揭发，始终不休。顾大章处境十分危险，幸赖座主叶向高保护他，交给有关部门查验审问，都御史孙玮等人为他澄清诬陷。皇帝认为顾大章反复辩解而有失礼数，稍稍扣减他的俸禄，顾大章于是以请假归乡为由离开。万历五年，被起用为官。历任礼部郎中、陕西副使。大化已经升任大理丞，他和维垣一起做了魏忠贤的鹰犬，借汪文言一案牵连到大章，将他逮捕交给镇抚司拷打，定罪侵吞赃款四万。等到杨涟等五人已经死去，群小聚集谋划，说诸人暗中死在狱中，无法平息人心，应交给法司定罪，明白昭告天下。于是把大章移送刑部监狱，由此杨涟等惨死的情状，外人才开始听闻。等到审讯对质时，大章言辞气概不屈。刑部尚书李养正等完全按照镇抚司原来的口供，以“移宫”之事牵连封疆大吏，判定六人处死。判决文书上呈后，魏忠贤大喜，假传诏旨向四方发布，仍把大章移回镇抚司。大章慨然说：“我怎么能再次进入这个监狱！”叫来酒与大韶诀别，催促把药和酒调在一起喝下去，但没有死，便上吊而死。崇祯初年，追赠太仆卿，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福王时，追谥为裕愍。起初，大章等人被逮捕后，秘密监狱中忽然长出黄色灵芝，光彩远远映照，有人认为这是祥瑞。等到六个人全部入狱，灵芝恰好长成六瓣，有人把它看作祥瑞。大章叹息说：“灵芝是祥瑞之物，却在这里受到辱没，我们这些人难道会有幸吗？”后来果然如此。

译大韶，字仲恭，年长于诸生。他通晓经史百家和佛教经典，对《诗》《礼》《仪礼》《周官》多有阐发，他辨析驳论的文字又有数万字。他曾认为，宋、元以来学者所述之事已经完备，后学只应诵读而不必另作撰述；将死时，才开始整理自己为《诗》《礼》《庄子》所作的笺注，称为《炳烛斋随笔》。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任清苑知县，升任刑部主事。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时，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拿着枣木棍进入慈庆宫门，打伤守门内侍李鉴。到了前殿檐下，被内侍韩本用等抓住，交给东华门守卫指挥硃雄等收押。慈庆宫是皇太子居住的宫殿。第二天，皇太子上奏报告，皇帝命法司审问。巡察皇城御史刘廷元审讯后奏报：“犯人名叫张差，蓟州人。只说自己吃斋、来讨封赏，言语没有条理。考察他的行为，像是疯癫；观察他的相貌，实际上是狡猾奸诈。请交法司严加审讯。”当时东宫虽然早已确定，皇帝却对皇太子很冷淡。朝廷内外都怀疑郑贵妃和她弟弟国泰谋害太子，只是尚未找到事由，而方从哲等人也多与外戚相互勾结来保全自己。张差被捕后，满朝震惊，刘廷元却以疯癫上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和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同审讯，供词与刘廷元所说完全相同，说：“张差积存柴草，被人烧掉，因愤怒而发疯。他在四月间进京申诉冤屈，遇到两个不知姓名的男子，骗他拿棍子装作申冤的样子。于是从东华门进入，一直来到慈庆宫门，打得守门人倒地。宫中的老公很多，于是被抓住。按法律应当斩首，并加重等次立即处决。” 判决稿已经拟定，却还没有上报。山东司主管京师事务，署理刑部侍郎张问达把这件事交给他们办理。但士相、永嘉和廷元都是浙江人，士相又是廷元的姻亲；他们把疯癫写成完整的案狱，王之寀心中怀疑事情并非如此。这月十一日，王之寀当值提牢，在狱中分发饭食，最后才到张差那里，私下追问实情。他起初说“来告状”，又说“凉死罢，已经没有用了”。王之寀命人把饭放在张差面前，说：“说出实情才给你饭，否则就饿死。”他挥手让左右退下，只留下两个狱吏扶着张差审问。张差才说：“小名叫张五儿。有个马三舅、一个李外父，叫我跟随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说事情办成后给你几亩地。到了京城，进入一所不知街道的大宅子。一个老公给我饭吃，说：‘你先冲一次，遇到人就打死，死了我们救你。’给我枣木棍，领我从后宰门一直到宫门上，把守门人打倒。老公很多，于是我被抓住。”王之寀把他的话详细写成奏揭，借此让张问达上报，并且说张差既不疯也不狂，是有心机、有胆量的人。请求把凶犯绑到文华殿前由朝廷审讯，或者敕令九卿、科道和三法司会同审问。奏疏送入后没有下达，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永济等接连上疏催促。陆大受的奏疏中有“奸戚”二字，皇帝厌恶这些话，与王之寀的奏疏一并不予答复。刘廷元又请求赶快检查各份奏疏，交法司审讯判决。御史过庭训说祸患发生在肘腋之间，应当赶紧剪除，也都没有得到答复。过庭训于是发文到蓟州追查张差的踪迹。知州戚延龄详细说明他发疯的始末，说：“贵妃派遣内侍修建佛寺，内侍置办陶器、烧造砖瓦，居民中有许多人靠卖柴获利。张差卖田买柴，拿到内侍那里去卖，当地人嫉恨他，烧了他的柴。张差向内侍控告，反被责骂，愤怒难忍，拿着棍子想要上京申诉御状。”于是原先审讯的那些大臣便把这些话作为口实。二十一日，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桢、劳永嘉、王之寀、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沣、硃瑞凤等再次审讯。张差供说：“马三舅名叫三道，李外父名叫守才，那个不知姓名的老公就是修铁瓦殿的庞保，那所不知街道的大宅子就是住在朝外大宅的刘成。两人叫我打到宫门上，打倒小爷，有饭吃，有衣穿。”所谓“小爷”，是内监对皇太子的称呼。他又说：“有姊夫孔道共同谋划，总共五人。”于是刑部发文到蓟州，提拿马三道等人；上疏请求法司提拿庞保、刘成对质审讯，给事中何士晋和方从哲等人也都这样说。皇帝于是下谕追究主使者，会同法司拟定罪名。这天，刑部依据蓟州的回文上报。之后，皇帝又下谕严刑审讯，迅速依法处决。当时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言语大多涉及国泰，国泰出具奏揭自我辩白。何士晋又上疏攻击国泰，具体内容载在《何士晋传》中。此前，百户王曰乾上报变故，说奸人孔学等施行巫蛊，将对皇太子不利，供词已经牵连到刘成。刘成和庞保都是贵妃宫中的内侍。到了这时，事情又牵涉刘成。皇帝内心动摇，下谕贵妃好好设法。贵妃窘迫，请求皇太子哀怜，表明自己没有别的意图；皇帝也多次安慰晓谕她，让太子向廷臣说明。太子也因事情牵连贵妃而非常害怕，于是顺着皇帝和贵妃的意思，希望迅速结案。二十八日，皇帝亲临慈宁宫，皇太子侍立在御座右侧，三个皇孙像雁行一样站在左边台阶下。皇帝召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以及文武大臣入内，责备他们离间父子，下谕命令将张差、庞保、刘成磔刑处死，不得再牵连其他人。于是握着太子的手说：“这个孩子极其孝顺，我非常爱惜他。”又用手按着太子的身体说：“从襁褓中把他养大成人，假如他使我产生别的想法，为什么不早些另立他人？况且福王已经到封国去了，距离这里数千里，若不是奉诏召见，难道还能插翅飞来吗？”接着命内侍把三个皇孙领到石阶上，让大臣们仔细观看，说：“朕的孙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回头问皇太子有什么话，要他把一切都向诸臣说清，不得隐瞒。皇太子详细说道：“疯癫的人应当赶快处决，不要牵连别人。” 皇帝又责备诸臣说：“我们父子是何等亲爱，而外廷的议论却纷纷不止，你们做了无君之臣，使我成为不孝之子。”皇帝又对诸臣说：“你们听见皇太子的话了吗？”并且接连重申太子的意思。大臣们跪着听命，叩头退出，于是命法司处决张差。第二天，张差在市中受磔刑。又过一天，司礼监会同廷臣在文华门审讯庞保、刘成。当时已经没有旁证，庞保、刘成反复推诿，不肯承认。适逢太子传谕要求从轻拟罪，廷臣于是散去。十多天后，刑部议定将马三道、李守才、孔道流放，皇帝同意了；而庞保、刘成则死在内廷。此事于是停止。

译当时，皇帝已经二十五年没有召见群臣了，因为王之寀揭发庞保、刘成的事情，皇帝特意出来一次，以解除群臣的疑惑，同时调和贵妃与太子的关系。他想到这件事似乎确有迹象，所以没有立即治罪王之寀。万历四十五年京察时，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以“拾遗”的名义弹劾王之寀贪污，于是削去他的官籍。天启初年，廷臣多为王之寀申诉冤屈，朝廷召回他，恢复原官。天启二年二月，他上《复仇疏》，说：《礼》说，君主和父亲的仇敌，不能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齐襄公报了九代以前的仇，《春秋》对此大加赞许。从前李选侍气势凌人地殴打圣母，陛下再三向朝廷内外公布此事，停止册封她为贵妃；圣母在天之灵一定因此心安而瞑目。这是报仇的一项大义。先帝一生遭遇许多灾难，临终之时含恨而死。试问：李可灼错误用药，推荐他进用的人是谁？崔文升故意用药，主使他的人是谁？恐怕方从哲的罪过并不在李可灼、崔文升之下。这是先帝的大仇尚未报复的第一件事。张差拿棍子侵犯宫禁，安危只在一呼一吸之间。在这种关系天下安危的时刻，刘廷元竟曲意掩盖奸谋，把案件写成疯癫；胡士相等改写口供，又把它定成卖柴的招供。后来再次审理，张差供出有同谋发动事变，内外布置了许多人伏兵。李守才、马三道也供出结党连谋，但胡士相等人全都抹掉了。当时有内应，也有外援。一个人发动祸乱，九庙都为之震惊，是什么凶徒，竟敢如此放肆地进行不道之事！这是因为外戚郑国泰私下结交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等人，珠玉金钱充满他们的房屋。言官闭口不言，没有人敢追究，于是更加无所顾忌，觊觎神器罢了。郑国泰虽已死，罪行也不容诛灭。按法律应当开棺戮尸，灭其宗族，烧毁其宫室，但直到今天还没有议论及此。这是先帝的大仇尚未报复的第二件事。总而言之，错误用药的阴谋，就是梃击事件的阴谋。棍子没有打中，却用药来催害先帝；崔文升的药，比张差的棍子更加惨毒。张差以前，难道从来没有张差这种人吗？刘成以后，难道还会缺少刘成这种人吗？我看见陛下孤立在皇位之上了。他又说：郎中胡士相等，是主张疯癫说的人；堂官张问达，是调和疯癫说的人；大理寺官员王士昌，奏疏表面忠诚而内心谄媚，评论此事没有一个字，申诉时却有许多过分的言辞。堂官张问达言辞转圜而用意圆滑，先承认疯癫，后来又宽纵奸人。劳永嘉、岳骏声等与恶人同谋，相互助成。张差供出“三十六头儿”，胡士相便停笔不记；供出“东边有一伙人一起做事”，岳骏声便说会牵连无辜；供出“红封票、高真人”，劳永嘉便说不涉及追究红封教。如今高一奎正在蓟州监狱中，他是镇朔卫人。大概高一奎就是主持红封教的人；马三道是负责发放红票的人；庞保、刘成是供给红封教许多人棍棒的人。诸奸臣增删会审公文，实在大逆不道。奏疏送入后，皇帝不予追问，却先前主张疯癫说的人恨王之寀入骨。不久，王之寀升任尚宝少卿。过了一年，升任太仆少卿，不久又转任太仆寺卿。刘廷元以及岳骏声、曾道唯认为王之寀侵犯了自己，先后上疏辩解。王之寀也接连上疏极力驳斥，并揭发这些人在先前讨论张差案件时，曾在红庙中分赃，以及居中调停、主谋者的姓名，十分详细。事情虽然没有办成，这些人更加憎恨他。天启四年秋，任命为刑部右侍郎。第二年二月，魏忠贤的势力大盛，他的党羽杨维垣首先翻起“梃击”案件，极力诋毁王之寀，定罪罢官。不久又把他牵入汪文言案件，交给巡抚、巡按提审。岳骏声再次攻讦他，还说他逼取郑国泰二万两金银，皇帝下诏追究。等到编修《三朝要典》时，把“梃击”之事列为王之寀的首要罪状。府尹刘志选又重重弹劾他，于是把他逮捕交诏狱，定罪侵吞赃款八千，王之寀最终死于狱中。崇祯初年，恢复官职，赐给抚恤。自从“梃击”案件的争论兴起，“红丸”“移宫”两件事又接连发生。两党争论是非、竞相取胜，灾祸接连不断，直到明朝灭亡以后才停止。赞曰：国家将要灭亡时，往往先自我残害贤良之士，然后水灾、旱灾、盗贼便乘机而起。因此，祸乱的开端，士人君子总是先遭受它的毒害。奇怪啊，明朝所称的“三案”！满朝士大夫喋喋不休地谈论它，而元凶大恶却借此剪除贤良之士，最终使杨涟、左光斗等人身陷牢狱，与东汉末年仿佛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

译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周起元、缪昌期、周顺昌（儿子茂兰，硃祖文、颜佩韦等）、周宗建（蒋英）、黄尊素、李应升、万燝（丁乾学等）。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万历二十八年乡试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历任浮梁、南昌知县，以清廉仁惠著称。经行取入京，拟任湖广道御史。正在等待任命时，恰逢京察。御史刘国缙怀疑郑继芳伪造书信，冒用周起元以及李邦华、李炳恭、徐缙芳、徐良彦的名义，于是把他们称为“五鬼”，郑继芳还把此事写入奏疏。周起元愤怒，上奏章说明自己。过了两年，御史的任命才下达。适逢太仆少卿徐兆魁因攻击东林而被御史钱春弹劾，周起元也上疏弹劾他。奸人刘世学，是诚意伯刘荩臣的从祖，曾上疏诋毁顾宪成，周起元愤怒，极力斥责其谬误。刘荩臣于是攻讦周起元，更加诋毁顾宪成。周起元再次上疏严厉论列，他的同僚翟凤翀、余懋衡、徐良彦、魏云中、李邦华、王时熙、潘之祥也交相上章论奏。并且下令逮捕刘世学，刘世学于是逃走。吏部侍郎方从哲奉中旨被起用，周起元极力说不可以，并讥刺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以及吏部侍郎李养正、郭士望等人。吏部尚书赵焕把魏云中、王时熙调到外地，周起元弹劾他违背圣旨、擅自用权，被定罪停发俸禄。赵焕离职后，郑继之接任，又把潘之祥和张键调出。周起元也抗疏纠正驳斥，并说张光房等五人不应被排斥在部曹之外。他与党人抵触，忌恨他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巡按陕西，声望和风采十分显著。最终因为东林的缘故，被调任广西参议，分守右江道。柳州发生大饥荒，群盗蜂起，周起元单骑招抚最凶悍的盗贼，同时极力赈济抚恤饥民。调任四川副使，还没有赴任。适逢辽阳失守，朝廷议论认为通州是重要地区，应设置监司，于是命周起元以参政身份治理那里。天启三年入朝任太仆少卿。不久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苏州、松江等十府。他公正清廉，爱护百姓，丝毫财物都不取。遇到大水灾，想尽办法救济抚恤，百姓忘记了困苦。织造中官李实一向贪婪蛮横，擅自增加定额，任意搜刮。苏州同知杨姜代理府事，李实厌恶他不肯屈服，便搜罗其他事情弹劾他。周起元到任后，立即替杨姜申辩冤屈，并上奏革除弊害七事，言语多有触犯李实之处。李实想让杨姜行属吏之礼，又上疏诬陷并逮捕他。周起元再次上疏为杨姜昭雪，言辞更加切直。魏忠贤庇护李实，传达严厉的诏旨责备周起元，命他赶快上报杨姜贪污恶劣的罪状。周起元反而更加称颂杨姜廉洁谨慎，斥责李实诬陷毁谤，并因此引咎请求罢职。魏忠贤大怒，假传诏旨把杨姜斥退为民。周起元又弹劾李实贪婪放纵、违法乱纪的数件事，并为杨姜请求宽免。李实因此收敛了威势，而魏忠贤便一直记恨周起元。分守参政硃童蒙，先前任兵科都给事中，因为攻击邹元标讲学而被调到外地，失意后变得狂暴，每次出行都鞭打几十人，弄得血肉狼藉。周起元想弹劾他，硃童蒙便称病离去，周起元于是把他的贪婪暴虐情状列奏上报。魏忠贤便假传诏旨削去周起元的官籍，却升任硃童蒙为京卿。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想杀害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宗建六人，拿出实际为空白的奏疏，命党羽李永贞、李朝钦诬陷周起元任巡抚时侵吞库银十多万，又天天和高攀龙等往来讲学，因而从中牟利。魏忠贤假传诏旨逮捕周起元，等他到达时，周顺昌等人已经死在狱中。许显纯严酷拷打，终于按照那份奏疏定案，虚悬赃款十万。周起元的全部财产也不足以抵偿，亲友中很多人因此家产破败。九月，周起元死在狱中，吴地士民和他的乡人没有不流泪的。庄烈帝即位后，追赠兵部右侍郎，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福王时，追谥为忠惠。缪昌期，字当时，江阴人。他作为诸生时就有很大声望，考中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改任庶吉士，当时已经五十二岁。有同年考中的人嫉妒他，散布说他是于玉立推荐的，从此被列入东林党人的名目。张差梃击宫门一事发生后，刘廷元倡导疯癫之说，刘光复附和他；他们上疏诋毁揭发此事的人，说不应把这件事夸耀成奇货，也不应把它视作首功。缪昌期愤怒，对朝廷官员说：“奸徒持棍袭击东宫，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情，竟然用‘疯癫’两个字庇护天下的乱臣贼子，用‘奇货、首功’四个字埋没天下的忠臣义士吗！”刘廷元等听到这些话，深深憎恨他。给事中刘文炳弹劾大学士吴道南，于是暗中诋毁缪昌期。当时缪昌期正授任检讨，刘文炳又上疏公开攻击，他便托病离职。不久进行京察，刘廷元等又想中伤他，幸亏学士刘一燝极力坚持，他才得以免祸。天启元年回到朝廷。刘一燝以次辅身份主持政务。这年冬天，首辅叶向高到任。小人离间刘一燝和叶向高，说刘一燝想阻止叶向高到来，叶向高很不高兴。适逢给事中孙杰奉魏忠贤之意，弹劾刘一燝和周嘉谟，魏忠贤立即传达旨意，准许罢免放逐他们。缪昌期急忙到叶向高那里，极力说两人是受顾命的大臣，不可轻易驱逐，宫中传出的旨意不能奉行。叶向高不高兴地说：“皇上所传的旨意，怎么敢不奉行？”缪昌期说：“您是历经三朝的老臣。您刚到任那天，就应当以去留相争，一定可以争取成功。若一次传旨就放逐两位大臣，将来天子随意处置大臣，就再也无法制止了。”叶向高默然不语。缪昌期于是详细说明刘一燝质朴正直、没有别的心思，叶向高的心意稍有缓解。适逢顾大章也替刘一燝向叶向高说情，刘一燝才得以体面离去。这两人原本都是叶向高门下的士人。缪昌期不久升任左赞善，又升任谕德。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上呈时，缪昌期恰好经过叶向高那里。叶向高说：“杨君这份奏疏太轻率了。这个人在皇上面前曾多次匡正皇帝。有鸟飞入宫中，皇上登梯亲手去抓它，他拉住皇帝的衣服，使皇帝不能上去。有一个被赐穿绯服的小内侍，他呵斥说：‘这不是你应得的身份，即使赐给你，也不能穿。’他就是这样刚强正直。若这份奏疏发布出去，哪里还能有这样谨慎小心的人在皇上身边？”缪昌期惊愕地说：“是谁用这种话误导您？这个人可以杀。”叶向高脸色变了，缪昌期慢慢起身离开。此话传到杨涟那里，杨涟很愤怒。叶向高内心也惭愧，秘密写好奏揭，请皇帝准许魏忠贤辞职，魏忠贤非常恼怒。适逢有人说杨涟的奏疏是缪昌期代拟的，魏忠贤于是怒不可遏。叶向高离职后，韩爌主持政务，魏忠贤驱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以及杨涟、左光斗，韩爌都写奏揭恳切挽留。魏忠贤和他的党羽认为缪昌期实际上在背后支持这些事。而缪昌期在这些人离开京城时，常常到郊外为他们送行，握手叹息，因此魏忠贤更加憎恨他。缪昌期知道形势不允许自己留下，便上疏请求休假，于是被罢职闲居。

译天启五年春，因为汪文言案件的供词牵连到他，被削职交付审问。魏忠贤对他恨之不已。第二年二月，又借另一份奏疏责备缪昌期已经削籍却仍乘车戴帽、延请宾客，命缇骑逮捕审问。过了一个月，又把他牵入李实的奏疏中，交诏狱审讯。缪昌期慷慨面对审讯，言辞气概不屈，最终被定罪收受赃款三千，五毒刑具全部施用。四月底，死在狱中。庄烈帝即位后，追赠詹事兼侍读学士，录用他的一个儿子，并下诏一并赐予谥号。但当时姚希孟以词臣身份主持舆论，向来不与左光斗、周宗建友善，竭力阻挠，于是缪昌期和周起元、李应升、黄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都没有得到谥号。福王时，才追谥为文贞。周顺昌，字景文，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任福州推官。他逮捕惩治税监高寀的爪牙，一个也没有宽免。高寀激起民变，劫持并侮辱巡抚袁一骥，扣押他的两个儿子，又扣押副使吕纯如。有人提议让周顺昌代替袁一骥，周顺昌不肯，吕纯如因此记恨他。升任吏部稽勋主事。天启年间，历任文选员外郎，代理选官事务。他极力杜绝请托，压制侥幸求进，清廉操守十分显著。请求休假回乡。周顺昌为人刚正方直、坚贞清介，痛恨恶人如同痛恨仇敌。巡抚周起元触犯魏忠贤而被削籍，周顺昌写文章为他送行，指斥魏忠贤毫不避讳。魏大中被逮捕，经过吴门时，周顺昌出来为他饯行，并和他同卧同起三天，还答应把女儿许配给魏大中的孙子。旗尉多次催促他出发，周顺昌怒目说道：“你难道不知道世间有不怕死的男子吗？回去告诉忠贤，我就是原吏部郎周顺昌。”于是伸手指着魏忠贤的名字，连续不停地骂他。旗尉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魏忠贤。御史倪文焕是魏忠贤的义子，曾诬陷同僚夏之令，致使他被处死。周顺昌曾对人说，将来倪御史应当偿还夏御史的性命。倪文焕大怒，于是奉魏忠贤之意，弹劾周顺昌与罪犯通婚，并且诬陷他收受赃贿，魏忠贤立即假传诏旨削夺他的官职。此前得罪过的副使吕纯如与周顺昌同郡，此时以京卿身份居家，挟带过去的仇恨，多次向织造中官李实和巡抚毛一鹭进谗。后来李实追论周起元，便诬陷周顺昌请托并有所侵吞，和周起元等一同逮捕。周顺昌喜欢在乡里行善，有冤屈压抑之事以及郡中的重大利害，常常替百姓向主管官员陈述，因此士民非常感激他。等听说逮捕他的官差到来，众人都愤怒了，喊冤的人挤满道路。到了宣读诏令那天，未经约定便聚集了数万人，都手持香火为周吏部请求活命。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上前拜见毛一鹭和巡按御史徐吉，请求把民情上报。旗尉厉声骂道：“东厂来抓人，你们这些鼠辈竟敢这样！”大声喊：“囚犯在哪里？”把手中的刑具扔在地上，声音铿锵作响。众人更加愤怒，说：“起初我们以为是天子的命令，原来是东厂！”众人蜂拥而上大声呼喊，势头像山崩一样。旗尉向东西两边逃窜，众人从各处殴打，打死一人，其余人身负重伤，翻墙逃走。毛一鹭、徐吉都说不出话来。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平素深得民心，委婉地加以解释劝导，众人才散去。周顺昌于是自行到官府投案。又过三天，他向北出发，毛一鹭飞速上奏报告发生变乱，东厂刺探事务的人说吴地人全都反叛，谋划截断水道、劫掠漕运船只，魏忠贤非常害怕。不久毛一鹭又说已经捆拿了倡乱者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人，叛乱已经平定，魏忠贤才安心。然而从此以后，缇骑再也没有出京城辖境。周顺昌到京师后，被交付诏狱。许显纯罗织罪名，定罪收受赃款三千；每隔五天严酷拷打一次，每次拷打，他都必定大骂魏忠贤。许显纯用椎子打落他的牙齿，亲自起身问道：“你还能不能骂不识一丁的魏上公？”周顺昌含着血吐在他的脸上，骂得更加厉害。许显纯于是趁夜秘密把他杀死。当时是天启六年六月十七日。第二年，庄烈帝即位，倪文焕伏法，李实交司法官审讯，毛一鹭、徐吉因建造魏忠贤生祠获罪，吕纯如因歌颂内侍获罪，他们都被列入逆案。周顺昌追赠太常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给事中瞿式耜为诸臣申诉冤屈，称周顺昌以及杨涟、魏大中的清白忠贞尤其显著，皇帝下诏追谥周顺昌为忠介。长子茂兰，字子佩，刺破手指取血书写奏疏，到宫阙申诉冤屈，皇帝下诏把追赠给周顺昌的官职推及他的祖父。茂兰又上疏，请求颁给三代诰命，修建祠堂并赐匾额。皇帝全部答复准许，并命令此前后惨死的诸位大臣，都按照这个先例办理。茂兰喜好学习，砥砺品行，不接受荫袭任官。国家变乱后，隐居不出，终以高寿去世。诸生硃祖文，是都督硃先的孙子。周顺昌被逮捕时，他从小路前往京城，替他送去稀粥和汤药。等到追赃的命令紧急下达，他奔走在各位公卿之间借贷。周顺昌的灵柩归来后，硃祖文悲痛哀伤，因而发病而死。颜佩韦等人都是市民，周文元则是周顺昌的轿夫和仆役，都被判处死刑。临刑时，五人伸长脖子接受刀刃，对寇慎说：“您是好官，知道我们是喜好义举，并不是作乱。”监司张孝流着泪将他们斩杀。吴地人感念他们的义举，把他们合葬在虎丘旁，题名为“五人之墓”。那里正是毛一鹭所建魏忠贤普惠祠的旧址。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是尚书周用的曾孙。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任武康知县，调任事务繁重的仁和县，施行政绩卓异，入朝任御史。天启元年，他为顾存仁、王世贞、陶望龄、顾宪成请求谥号，追论万历朝小人的罪行，逐一列举钱梦皋、康丕扬、亓诗教、赵兴邦扰乱政务的罪过，并诋毁李三才、王图。当时辽东战事正紧急，他上疏责备辅臣。不久沈阳失守，周宗建更加急切地责备掌权大臣，于是请求破格任用人才，召回熊廷弼。后来，他论奏兵部尚书崔景荣不应相信奸人刘保，辅臣刘一燝不应压制言路，同时讥刺右通政林材、光禄卿李本固。林材、李本固托病离职。魏大中弹劾王德完包庇杨镐、李如桢，周宗建替王德完极力攻击魏大中，他的论点多次与东林党人相左。正值这年冬天，奉圣夫人客氏先出宫又重新入宫，周宗建首先抗疏极力劝谏，其中说：“天子已经说定的话，却如同儿戏。宫禁内廷只像普通人家。圣朝的一举一动有所违背，内外防范全都废弛。这类人一旦得到隆厚恩宠，便想超越本分，亲近溺爱而没有法纪，逐渐形成骄横放纵，祸端日益萌发，后患难以杜绝。王圣、硃娥、陆令萱覆亡的旧例，可以作为殷切的借鉴。”他违逆圣旨，受到诘问责备。清议因此更加看重他。

译第二年，广宁失守。廷臣多包庇王化贞，想加重熊廷弼的罪责。周宗建心中不平，替两人剖析罪案，颇为支持熊廷弼，包庇王化贞的人于是深深憎恨周宗建。京师长期干旱，五月下了雨雹。周宗建认为这是阴气盛、阳气衰的征兆，逐条陈述四件事：第一，专门讥刺大学士沈纮；第二，请求宽免因进言而被废黜的诸臣；第三，说熊廷弼的案件已经定案，不应借此罗织朝臣，暗中讥刺兵部尚书张鹤鸣、给事中郭巩；第四，专门攻击魏进忠，大意说：“近来的政事，外廷议论纷纷，都说深宫之中无法测知，诏谕下达时，仿佛有某种力量凭借其中。像魏进忠这样连一个丁字也不认识的人，陛下却任凭他左右喜怒，天天和他亲近。一切用人行政，都听从他的说法，方向东移西改却不知道，邪正颠倒却没有察觉。何况内廷借题发挥，外廷又迎合投靠，彼此勾结。离间的渐变将从蝇营狗苟开始，谗言构陷的祸端必从长舌滋生。这种隐伏的祸患，哪里说得完呢！”进忠就是魏忠贤原来的名字。当时魏进忠正与客氏结为“对食”，廷臣多暗中依附他们，势力逐渐炽盛；他看见周宗建的奏疏，恨入骨髓，只是还没有发作。邹元标创建首善书院，周宗建实际上负责办理此事。邹元标被罢职后，周宗建请求和他一起罢职，皇帝没有同意。他巡视光禄寺时，和给事中罗尚忠极力清除奸弊，节省下来的费用很多。不久他请求核查上供的器物，宦官大怒，取得圣旨诘问责备。周宗建等再次上疏极力坚持，宦官更加不满。给事中郭巩，先前因弹劾熊廷弼而被贬谪。熊廷弼失败后，郭巩恢复官职，于是和魏进忠深相结交。他知道魏进忠最憎恶周宗建，便上疏诋毁熊廷弼，又由此诋毁朝廷中推荐熊廷弼的人，周宗建也被牵连其中。他的言锋十分锐利，南京御史涂世业附和他，诋毁周宗建误了熊廷弼，也误了边疆。周宗建愤怒，上疏驳斥涂世业，言辞牵涉郭巩，揭发他结交魏忠贤的事情。郭巩也很愤怒，上疏数千言，更加用力地诋毁周宗建，并牵连刘一燝、邹元标、周嘉谟、杨涟、周朝瑞、毛士龙、方震孺、江秉谦、熊德阳等数十人，全都指为熊廷弼的逆党。周宗建更加愤怒，抗疏极力驳斥他的谬论，并说：“李维翰、杨镐、袁应泰、王化贞，都是败坏边疆的人；亓诗教极力主张催促出战，赵兴邦受贿出卖边臣，都是误害边疆的人；其他推荐李维翰、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的人，也都是误害边疆的人。郭巩为什么不一并攻击他们，却只苛刻追究熊廷弼，还诋毁推荐熊廷弼的人为逆党呢？”这时魏忠贤的势力更加壮大。周宗建担心内外合谋，灾祸将要扩大，于是在天启三年二月抗疏直接攻击魏忠贤，大意说：我在去年指名弹劾上奏，魏进忠没有一天忘记我。于是他趁私人郭巩进入京城，唆使他倾陷我，也倾陷所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郭巩便创立“新幽大幽”的说法，把持京察大典，把几十名廷臣的姓名编成一册，想一网打尽。又写匿名信，罗织五十多人，投到道路旁；给事中以刘弘化为首，其次有周朝瑞、熊德阳等若干人；御史以方震孺为首，其次有江秉谦等若干人，而我也是其中一人。他既想罗织诸臣，以满足自己报复的私心，又想专门陷害我，以消解魏进忠的怨恨。这次京察不再出自朝廷，而是郭巩和魏进忠的京察。幸亏正直之道尚在人间，郭巩的说法没有实行，他才另行借熊廷弼一事，想设下一个陷阱把我一举陷害。郭巩又因为我谈到王安，嘲笑我和王安有什么瓜葛。陛下也知道王安为什么死吗？他的身首分离，血肉被乌鸦老鹰吃掉，骨头被投入黄狗之口，这是古今未有的惨状。郭巩既然心里亲近魏进忠，怎么至于背弃公义、灭绝天理，还牵连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等人，说他们全都是王安的党羽。请陛下彻底追究王安之死究竟是出于谁的倾害，那么这件事就是魏进忠的一大罪案。郭巩谄媚魏进忠，也可以从这件事得到证明。先朝的汪直、刘瑾，虽然都是凶恶残暴之人，幸好当时言路清明，臣僚与他们隔绝，所以不久便失败了。如今有权势的宦官借言官来报复伸张私怨，言官的声势又借权宦来增强。几个月以来，熊德阳、江秉谦、侯震旸、王纪、满朝荐被斥退了，邹元标、冯从吾被罢职了，文震孟、郑鄤被驱逐了，近来又压制孙慎行、盛以弘，使他们不能进入宰辅之途。摘下一个瓜还要牵连藤蔓，正直的人都小心谨慎。满朝大臣各自只求保全性命，没有人敢公开触犯他们的锋芒。假如我还顾惜自己的微贱身躯，不肯入朝告发，那么内有魏进忠为他们指挥，旁有客氏为他们羽翼，外有刘朝等掌握兵权来示威，又有郭巩等人像蚂蚁苍蝇一样聚集，内外勾结，驱除贤良之士，天下的事情还怎么忍心说下去呢！”奏疏送入后，魏进忠更加愤怒，带着刘朝等人围在皇帝面前哭泣，请求自行剃发来激怒皇帝。皇帝于是命周宗建陈述内外交通的真实情况，准备加重责罚；周宗建回奏时更加刚直。魏进忠议论要施廷杖，大臣们极力争辩，才得以停止，只剥夺周宗建的俸禄。适逢给事中刘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人交相上章，帮助周宗建攻击魏进忠、郭巩，郭巩又竭力诋毁这些人。皇帝下诏把各份奏疏一并评议，廷臣替双方调解。于是皇帝下严厉诏旨切责，夺去郭巩、周宗建三个月的俸禄。当时刘朝主管内操，便谋划出兵边地。廷臣隐约听到此事，却没有人敢说。周宗建说：“郭巩自称从未与内廷交通，如今如果他真的能拿出一张纸来阻止刘朝出兵，我愿替他洗清结交内廷的名声。”郭巩闭口不敢发言。周宗建于是抗疏极力劝谏，逐条陈述三项不可行、九项危害。适逢刘朝与魏进忠发生嫌隙，此事也因此搁置。这年冬天，他出任湖广巡按，因父母之忧回乡。天启五年三月，大学士冯铨记恨御史张慎言曾经议论自己，便指使门生曹钦程诬陷弹劾张慎言，以周宗建为首要对象，并牵连李应升、黄尊素。魏忠贤于是矫传诏旨削去他们的官籍，交给巡抚、巡按追查赃款。第二年，因为主管官员拟定的案狱迟缓，便派缇骑逮捕审治。不久又把周宗建牵入李实的奏疏中，交诏狱严刑审讯。许显纯厉声骂道：“你还能不能骂一个连丁字也不认识的魏上公？”最终定罪收受熊廷弼贿赂一万三千，死在狱中。周宗建死后，追缴赃款更加急迫。他的亲友副使蒋英替他缴纳赃款，也因此被定罪削籍。魏忠贤失败后，诏令追赠周宗建为太仆寺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福王时，追谥为忠毅。

译蒋英，嘉善人。考中进士，历任松溪、漳浦、宜兴知县。天启年间，由南京验封郎中出任福建副使，于是遭到宦官之祸。魏忠贤失败后，以原官分巡苏州、松江，因事获罪而降级。尚未赴任，宜兴发生民变，上级官员因为蒋英先前治理过宜兴、得到民心，便发文命他前往安抚治理。宜兴不属蒋英管辖，他推辞不得，只好单骑前往晓谕百姓，惩治了几名豪强家的僮仆和门客，命乱民自行交出首恶，叛乱于是平定。宜兴过去豪强很多，修撰陈于泰、编修陈于鼎兄弟尤其横暴，终于激起民变，众人拿着兵器击鼓喧闹，声势汹汹。幸亏蒋英，事情很快平定。但当时周延儒执掌国政，与陈氏有关系，便记恨蒋英，又降了他两级，于是蒋英回乡。郭巩，迁安人。因为依附魏忠贤，突然升到兵部侍郎。庄烈帝确定逆案后，削去他的官籍，判处充军。我大清攻取迁安时，郭巩逃走；后来到宫阙前自称拒绝清廷征聘，并把自己写的《却聘书》呈上。兵部尚书梁廷栋论罪，郭巩被下狱并判死刑。巡抚杨嗣昌替他申诉冤屈，于是改为遣戍。黄尊素，字真长，余姚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任宁国推官，精明敏捷而刚强执着。天启二年，他升任御史，请假回乡。第二年冬天回到朝廷，上疏请求召回余懋衡、曹于汴、刘宗周、周洪谟、王纪、邹元标、冯从吾，并弹劾尚书赵秉忠、侍郎牛应元、通政丁启睿顽固愚钝。赵秉忠、牛应元都引退了。山东妖贼平定后，余党又煽动闹事，巡抚王惟俭不能安抚控制，尊素上疏评论此事，因而说：“巡抚本来应当兼用内外官员，如今全都任用京官，不如任用历任外职、熟悉地方事务的人。”他又多次陈述边疆事务，极力指责大将马世龙，因而违背了枢辅孙承宗的意旨。当时皇帝即位已有数年，却从未召见过大臣。尊素请求恢复在便殿召见大臣、当面回答政事的旧例；否则就在讲筵休息时，让大臣当面商议政事可行与否。皇帝没有采纳。天启四年二月，大风卷起沙尘，白天昏暗，天空像击鼓一样发出声响，这样持续了十天。三月初一，京城发生三次地震，乾清宫震动尤其厉害。正好皇帝身体不适，人心惶恐。尊素极力陈述时政的十项过失，最后说：“陛下厌恶轻视言官，人人心存顾忌，于是只剽窃一些表面话语，没有人敢触犯宫禁。如今阿保的权势重于赵娆，禁军近似唐朝末年，宫墙内部的忧患比敌国还惨烈。朝廷内没有谋划国事的人，边疆没有抵御敌人的力量，执掌国政的人不明白安危的关键，误国的人却维护已经造成的耻辱和败局。陛下难道不在此时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却把刚强正直的人视为仇敌吗？难道陛下独独不替国家考虑吗？”奏疏送入后，魏忠贤大怒，谋划在朝廷上杖打他。韩爌极力营救，于是只罚扣一年俸禄。不久杨涟弹劾魏忠贤，受到皇帝严旨责斥。尊素愤怒，立即上疏支持，略说：“天下有把政权归于近幸之人、把威势和赏罚旁移，而仍能保持清明的国家吗？天下有内外人心汹汹、人人都想吃他的肉，却还可以把他置于身边的人吗？陛下一定认为只要谨慎小心就可以任用，却不知道小心谨慎不能做到，就会变成无所顾忌；一定认为只有自己能够驾驭他，却不知道一旦不能驾驭，就会无法收拾。陛下登极以来，公卿和台谏官接连被罢职遣归，使在位者没有坚定的意志。陛下不在这里称说自己孤立无援，却把罢免一个近侍说成孤立无援吗？如今魏忠贤的不法情状，朝廷大臣已经揭露得没有遗漏。陛下如果不早作决断，等他罪状显露、势力穷尽时，还会顾忌什么呢？魏忠贤一定不会收回已经放纵的缰绳、清洗自己的心腹；魏忠贤的党羽也一定不会掉转已经驶出的船桨、默默消除自己的靠山。他们开始还只是与士大夫为敌，接着就要把至尊皇帝也作为赌注。篱笆一旦筑牢，毒蛇咬伤的又会是谁呢？到那时，不仅台谏官难以制服他，即使动用武力也难以擒获了。”魏忠贤看到奏疏后更加痛恨他。万燝已经受过廷杖后，魏忠贤又想杖打御史林汝翥，众言官到内阁争辩。数百名小宦官拥入内阁，挽袖挥臂，肆意辱骂，众阁臣低头不敢说话。尊素厉声说：“内阁是发布诏令的地方，即使司礼监也非奉诏不得擅自到来，你们竟敢无礼到这种地步！”小宦官才逐渐散去。不久，万燝因伤势过重去世。尊素上疏说：“按照律例，除叛逆、十恶等罪外，没有处死人的法律。如今一个披肝沥胆的忠臣，竟死在磨牙磨齿的凶恶宦官手里。这些人一定会欣喜地互相告知：我们借着皇帝的威权，可以鞭打所有官员。后世如果有执掌董狐之笔、继承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人，记载说‘某月某日，郎中万燝因进谏而被廷杖打死’，这难道不会给圣德增添污点吗？提出廷杖建议的人一定说这是祖宗制度，却不知道明英宗、武宗两朝，是王振、刘瑾实行的；世宗、神宗两朝，是张璁、严嵩、张居正实行的。奸人想要逞强作恶，害怕忠臣义士牵制自己，必定借廷杖来满足私欲，使君主蒙受拒绝进谏的名声，自己得到凭借权势的实际利益，也使仁人贤士遭受株连。这样一来，他们便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顾忌，祸患也随即转移到国家身上。万燝如今已经死了，但侮辱士人、杀害士人的势头，不能逐渐开启。” 请求恢复万燝原来的官职，破格给予抚恤，使他的遗孤能够扶柩还乡；这样万燝即使死了，也将永垂不朽。”奏疏送入后，更加违逆了魏忠贤的意旨。八月，河南进献玉玺。魏忠贤想要夸大这件事，命令玉玺从大明门进入，举行接受玉玺的礼仪，让百官上表庆贺。尊素上疏说：“从前宋哲宗得到玉玺，蔡确等人争相说是祥瑞，于是改年号为元符，但宋朝的国运最终仍未兴盛。本朝弘治年间，陕西进献玉玺，只命令将它送进宫，赏赐五金。这是祖宗的旧例，应当遵从。”这件事于是中止。天启五年春，朝廷派他巡视陕西茶马事务。他刚出京城，逆党曹钦程便弹劾他专门攻击善良官员、助长高攀龙和魏大中的嚣张气焰，于是削除他的名籍。尊素正直敢言，尤其有深远的见识和谋虑。刚进入都察院时，邹元标确实曾援引推荐他，他立即进言说：“京城不是讲学的地方，徐文贞已经因为讲学而在此前受到群议了。”邹元标没有采纳。杨涟将要攻击魏忠贤时，魏大中把这件事告诉了尊素，尊素说：“要铲除君主身边的奸邪，必须有内应。杨公有内应吗？一旦失败，我们这些人就没有活路了。”万▯景死后，尊素劝杨涟离开，杨涟不听，最终也遭遇了灾祸。魏大中将要弹劾魏广微时，尊素说：“魏广微是小人中善于包藏羞耻的人。逼迫得太急，他就会挺身而出、走险犯难了。”魏大中没有听从，魏广微于是更加与魏忠贤勾结，酿成了大祸。

译这时，东林党人充满朝廷，他们还按照乡里关系结成朋党。江西的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嫌隙，而大中想驳回给尚书南师仲的恤典，秦地人也多不高兴。尊素急忙向大中进言，劝他停止此事。最后，山西的尹同皋、潘云翼想任用他们的座主郭尚友为山西巡抚，大中因为郭尚友多次向朝廷权贵馈送礼物，坚持不同意。尊素便引用杜征南多次馈赠洛阳权贵要人的事来劝说，大中最终仍不同意，于是商议改用谢应祥，争端就此发生。汪文言刚被投入狱中，魏忠贤就想罗织罪名陷害众人。不久，他得知汪文言是被李应升解救的，十分怨恨。魏忠贤的党羽也认为李应升足智多谋，想杀掉他。适逢吴中流传谣言，说李应升想仿效杨一清诛杀刘瑾，把李实当作张永，授给他秘密计策。魏忠贤大为恐惧，派出刺探事情的人前往吴中，共四批。侍郎乌程人沈演在家闲居，上奏给魏忠贤说：“事情已经有迹象了。”于是魏忠贤每天派使者责骂李实，索取他空白的印记奏疏，把李应升等七人的姓名写入其中，于是李应升等人被逮捕。使者到了苏州，正赶上城中有人打死前来逮捕周顺昌的旗尉，城外的人也打击前来逮捕李应升的人。逮捕者丢失了驾帖，不敢进城。李应升听说后，立即穿着囚服到官府，自投诏狱。许显纯、崔应元对他用尽拷打，勒令他承认赃款二千八百，每五日追比一次。不久，他得知狱卒将要害死自己，便叩首感谢君父，作诗一章，随即死去；当时是天启六年闰六月朔日，即闰六月初一，享年四十三岁。崇祯初年，追赠太仆卿，任用他的一个儿子。福王时，追谥忠端。李应升，字仲达，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南康推官。他使十九名无辜者免于死刑，又把几名大奸猾判处重罪。士人和百姓都佩服他的公正清廉，为他编歌谣说：“前有林，后有李，清廉和善无比。”林，指晋江人林学曾，他死于南京户部侍郎任上，以清廉谨慎著称。九江、南康之间有柯、陈两个大族，相传是陈友谅的后裔，他们凭恃险固，强横顽固，曾经拒捕，有关官府商议出兵讨伐他们。李应升单骑前往晓谕，众人都叩头听命，交出他们藏匿的罪犯，一方因此安定下来。天启二年，征召授任御史，他请假回乡。第二年秋天，回到朝廷。当时天子昏暗软弱，各项政务懈怠废弛。李应升上疏说：“如今辽土沦陷，黔、蜀正在用兵，红夷的战火还没有平息，西部军队的赏赐却日益增加；逃兵在京畿附近肆意抢掠，穷苦百姓在催征赋税中等着被逼迫殆尽。军队拖延观望已经成为习惯，大将害怕敌人而不敢前进；法纪日益衰败，骄横的军队擂鼓喧闹，却没有人能够追究。到处都在增加官员，天天都在开会；批答奏疏流于敷衍，已经成为旧套，严厉的诏旨也等同于空话。陛下如果不先振作精神、发扬志气，群臣中谁肯承担怨恨，来打破这种顾全面子、徇私情的局面呢？祖宗时期早朝、午朝、晚朝三朝并行，还不时驾临便殿，询问时政。希望陛下俯身采纳臣下的意见，奋发实行，那么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有所作为。”皇帝批示知道了。不久，他又陈述时政，大意说：“如今天下的弊病已经到了极点，关键在于君臣振作奋发，竭力谋划治理。陛下振举纲纪，那么一张纸也会像雷霆一样有威力；大臣抛弃私心曲意，那么千里之外也如在掌握之中；台谏官尽职纠察弹劾，那么百官都会如饮冰水般戒惧。现在动辄议论增加官员，替人营造藏身牟利的巢窟，官员纷纷调动迁转，名分与实际相违背。自从增设登莱巡抚以来，侵吞冒领了一百多万；增加招募训练监军以来，侵吞冒领又有十多万。边关和内地的将领多如蚂蚁，剥削军队、侵吞军饷，又不知有几十万。增设总督，对边塞防务有什么补益；增设京堂官，对政务有什么帮助。枢密院的副职增加了任命，谁能慷慨赴边；司空一职增加了任命，谁能竭力储备；大将增加了任命，只会专门制造诬陷、放纵逃兵；礼部、兵部的司属官增加了二三十人，谁来储备边疆人才、精通礼制？滥开边疆俸禄的口子，求取官职的捷径如同灰烬燃烧，吏治就会日益败坏；没有官职的白身人挽袖挥臂，邪恶之人进入幕府，奸邪的官吏就会充斥其中。臣请求陛下亲自裁断，一律下令停止。”他又说：“如今事情交给各部曹官办理，十件中有九件被搁置，应当重新申明国家法典，明正将领的罪责。锦衣卫的旗尉，有一半归附权贵，应当派官员巡视，按照京营的制度办理。卫所官员承袭职位，比试又不严格，应当申明旧有章程，不要让侥幸进用的将校逐渐侵蚀军队。逃军不予招抚，却私自招募乞丐，侵分一半军饷，应当竭力创立惩罚。穷苦百姓遭受敲打拷问，号哭之声充满庭院，奸吏侵吞搜刮，福堂却安坐无事，应当严明法制。”当时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不久，他弹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包庇部郎范得志，颠倒公共舆论，王永光不久自行引退。天启四年正月，他上疏陈述外部夷患、内部盗乱和小人当道三种祸患，讥刺并严厉攻击皇帝身边的近臣，魏忠贤对此十分厌恶。后来，他又上疏陈述百姓的隐忧，说有十种祸害应当赶快铲除，五种弊端应当赶快革去，皇帝因此告诫并责令有关官员。京城一天之内发生三次地震，他上疏请求保护圣上的身体，赶快停止宫内操练。魏忠贤掌管东厂，喜欢使用立枷，有的立枷重达三百斤，受刑者没过几天就死去，前后死了六七十人。李应升极力陈说应当停止这种刑罚，魏忠贤非常怨恨他。李应升知道魏忠贤一定会祸害国家，秘密起草奏疏，列举魏忠贤十六条罪状，准备上奏，却被他的哥哥知道，夺去奏疏并毁掉了，他只得怏怏作罢。杨涟弹劾魏忠贤，得到严厉的诏旨，李应升愤怒之下立即上疏抗辩，接着弹劾魏忠贤。奏疏中说：“自古以来，宦官造成的祸患，开始时没有不是用小小的忠诚和小小的信用来巩固、结纳君主的心；根基一旦深厚，毒辣的手段就会肆意施展。如今陛下明明知道他的罪行，却委曲地加以包容。他缓下来时，就图谋保全自己的办法；情势紧急时，就制造铤而走险的谋略。宫廷内部，难道能没有隐藏的祸患吗？所以魏忠贤一天不除去，陛下就一天不得安宁。臣替陛下谋划，不如听任魏忠贤引退，以保全他的性命；替魏忠贤谋划，也不如早早自行了断，以求得陛下恩准收葬的恩典。否则罪恶积累到极点，将来想保住首领，也不可能了。”他又说：“君主身边不清明，还要宰相做什么？一时的宠爱和利益终究会有尽头，千秋青史却难以欺骗。不愿意成为刘健、谢迁那样的人，难道反而能成为李东阳那样的人吗？倘若替人出谋划策、博取欢心，岂不是要和焦芳一同被史书传述吗？”

译当时魏广微正与魏忠贤深相结交，是替他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知道李应升在讥刺自己，十分怨恨。万燝被打死时，李应升极力陈说廷杖不可再施，士气不可摧折，并且对魏忠贤一党讥刺攻击得非常厉害。后来，他代替高攀龙起草奏疏，弹劾崔呈秀。崔呈秀处境窘迫，趁着昏暗的夜色登门，长跪请求怜悯，李应升神色严肃，坚决拒绝，崔呈秀含怒离去。十月初一，皇帝到太庙祭祀并颁发历书，魏广微后来才到，被魏大中等人纠察。魏广微恼怒，上辨解疏诋毁纠察他的人。李应升又上疏抗辩弹劾他，并且说：“魏广微的父亲魏允贞曾任言官，因为得罪辅臣而离职，声誉流传至今。魏广微怎么能把言官比作拦路的马，斥骂他们为这类人？不愿与这类人为伍的人，必然会同另一类人为伍。请求陛下告诫魏广微，让他退下来读读父亲的著作，保全家族声誉，不要倚仗三处藏身之所而与言官为难，这样将来或许还能在地下见到他的父亲。”魏广微更加愤怒，便与魏忠贤谋划，想削减李应升的官阶。首辅韩爌竭力营救，于是只削夺他一年的俸禄。这一月，赵南星等人全部被驱逐，朝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第二年三月，工部主事曹钦程弹劾李应升庇护东林党，于是李应升被削除官籍。魏忠贤的怨恨仍未消除。天启六年三月，李实假借弹劾周起元的奏疏，把李应升的名字列入其中。于是李应升被逮捕投入诏狱，遭受严酷拷打，被定罪贪赃三千。没过多久，他在闰六月二日被打死，年仅三十四岁。崇祯初年，追赠太仆卿，录用他的一个儿子。福王时，追谥忠毅。万燝，字暗夫，南昌人，是兵部侍郎万恭的孙子。他年轻时喜好学习，磨炼品德和名节。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他曾上疏论述刑狱之事会伤害天地和气。天启初年，战事紧急，工部需要人才，便调万燝任工部营缮主事。他督促修治九门的城墙，负责到江南采购铜，都勤勉履行职务。后来升任虞衡司员外郎，主管鼓铸事务。当时庆陵的大型工程尚未完工，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万燝知道内府废铜积存很多，可以发出来帮助铸造，便移文内官监说明此事。魏忠贤大怒，不肯发铜，万燝于是具疏请求。魏忠贤更加愤怒，假传皇帝的中旨责问他。不久，万燝升任屯田郎中，督办陵墓事务。那时，魏忠贤更加肆意妄为，朝廷大臣杨涟等人交相上疏攻击他，大多受到严厉诏旨。万燝愤怒，上疏极力弹劾，大意说：“君主掌有政权和财利之权，不可以交给臣下，何况是受过刑的宦官呢？魏忠贤性情狡猾而贪婪，胆大妄为，口中声称奉行上天的法令，手中掌握君王的爵位；他所喜欢的人就给他增添羽翼，所厌恶的人就使其遍体创伤。荫封子弟，可以延续一世、两世；赏赐仆役，动辄千金、万金。他毒害士人百姓，使一百多人死亡；威势压倒士绅，使十多个官署空置。一切生杀予夺的权力都被魏忠贤窃取了，陛下还不醒悟吗？况且魏忠贤本来就是侍奉先帝的人，陛下宠信魏忠贤，也是因为魏忠贤曾侍奉先帝。可是对于先帝的陵墓工程，他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臣曾多次请求拨发铜料，他吝惜不肯给。臣有一次经过香山碧云寺，看见魏忠贤亲自营造坟墓，规模宏大宽敞，可与帝王陵寝相比。墓前排列着生祠，前面又建造佛寺，玉石题额在阳光下闪耀，珠帘般的装饰如星辰悬挂，耗费金钱几百万。为自己的坟墓却如此用心，对先帝陵寝却那样冷淡，难道不该把他杀死吗？如今魏忠贤已经完全窃取了陛下的权力，以致内廷外朝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陛下，难道还可以让他一天留在陛下身边吗？”奏疏送入后，魏忠贤大怒，假传圣旨命令廷杖一百，将万燝贬为平民。执政大臣和言官都上疏论救万燝，但皇帝一概不听。当时，魏忠贤憎恶朝廷大臣接连上奏弹劾自己，却没有地方发泄愤怒，便想借熊燝来树立威势。于是命令一群宦官到熊燝的宅邸，揪住他殴打；等到押到宫阙下面时，熊燝已经气息奄奄。杖刑结束后，他昏死过去又苏醒。那群宦官更加肆意地踢打践踏，过了四日便去世了；当时是天启四年七月七日。魏忠贤的怨恨仍未停止，又罗织万燝的罪名，诬陷他收受三百两赃贿。万燝是清廉的官吏，以至于家产破尽才算结案。崇祯初年，追赠光禄卿，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福王时，谥号忠贞。万燝被廷杖打死后不久，巡城御史、福清人林汝翥曾经鞭打宦官曹进、傅国兴，魏忠贤便假传圣旨，下令像处置万燝那样杖打林汝翥。林汝翥害怕，逃到遵化，向巡抚邓渼自首。邓渼把此事上报，林汝翥最终还是被杖打。林汝翥以乡试中举出身，任沛县知县；徐鸿儒进攻沛县非常急迫，他坚守不降，因此升任御史。崇祯年间，官做到浙江副使。林汝翥虽然受了杖刑，幸而没有死。但在这时，丁乾学、夏之令、吴裕中、刘鐸、吴怀贤、苏继欧、张汶等人，都因触犯魏忠贤而死。丁乾学是浙江山阴人，寄籍京师，官任检讨。天启四年，他和给事中郝土膏主持江西乡试，出题时讥刺魏忠贤。魏忠贤大怒，假传圣旨削减他的官阶三等，又革除了他的名籍。后来，魏忠贤派人假扮校尉前去逮捕他，对他羞辱折磨，他最终因愤懑忧郁而死。崇祯初年，追赠侍读学士。夏之令是光山人。曾任攸县、歙县知县，征召授任御史。他曾上疏论述边疆事务，竭力批评毛文龙不值得依靠。魏忠贤庇护毛文龙，传旨削除夏之令的官籍，阁臣出面营救，他才得以免罪。等到夏之令巡视皇城时，内使冯忠等人犯法，他弹劾并依法惩治他们，因此更加被魏忠贤记恨，崔呈秀也因另一件事记恨他。于是魏忠贤指使御史卓迈弹劾夏之令，说他与熊廷弼结党，皇帝下诏削夺他的官职。不久，御史倪文焕又弹劾夏之令谋划陷害毛文龙，几乎误坏边疆大事。于是夏之令被逮捕投入诏狱，以贪赃罪遭拷打而死。吴裕中是江夏人。任顺德知县时，征召授任御史。大学士丁绍轼陷害熊廷弼，使他获罪而死，吴裕中上疏批评丁绍轼。魏忠贤传旨责问吴裕中，说他是熊廷弼的姻亲，替熊廷弼报仇，命令廷杖一百；吴裕中伤势严重而死。崇祯初年，赐予追赠和荫封。刘铎，庐陵人。由刑部郎中出任扬州知府。他痛恨魏忠贤扰乱政务，作诗写在僧人的扇子上，其中有“阴霾国事非”一句，被侦察者得到并报告魏忠贤。倪文焕是扬州人，平素就怨恨刘铎，于是唆使魏忠贤逮捕审治他。刘铎一向与魏忠贤的儿子魏良卿友善，事情因此得到解脱，魏良卿答应让他恢复原职。魏良卿从容地问刘铎：“先前锦衣卫前来逮捕你，索要了多少钱？”刘铎回答：“不过三千金罢了。”魏良卿命令锦衣卫把钱还给他。那名锦衣卫因此恼怒，日夜伺机寻找刘铎的过错，说刘铎被关押时曾与囚犯方震孺同谋，想从中周旋，于是又把他投入监狱。正好刘铎家人在夜间举行道场，参将张体乾诬陷刘铎诅咒魏忠贤，刑部尚书薛贞以大逆罪判处他死刑。魏忠贤被诛后，薛贞、张体乾也都被治罪，刘铎追赠太仆寺少卿。

译吴怀贤，休宁人。由国子监生授任内阁中书舍人。同僚傅应升是魏忠贤的外甥，吴怀贤对他没有格外礼遇，傅应升因此怨恨他。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发出后，吴怀贤在上面批写道：“应当按照韩魏公处置任守忠的旧例，立即发配戍边。”他又给工部主事吴昌期写信，其中有“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反转，反转恢复正常的日子不会远了”的话。魏忠贤侦知此事，大怒说：“什么东西，一个小吏也敢诽谤我！”于是伪造诏旨把吴怀贤投入诏狱，以结交汪文言、充当左光斗和魏大中的鹰犬论罪，拷打致死。崇祯初年，追赠工部主事。苏继欧，许州人。历任元氏、真定、柏乡知县，入朝任吏部稽勋主事，多次升迁至考功郎中。将要调任文选司时，宫中传出旨意说他是杨涟的私党，削除名籍遣归。当时锦衣卫骑士四处出动，同乡副使孙织锦平素依附魏忠贤，派人恐吓苏继欧说：“逮捕你的人已经到了。”苏继欧于是上吊而死。崇祯初年，追赠太常寺卿。张汶，邯郸人，是尚书张国彦的曾孙。由荫叙授任后军都督府经历。曾经酒后辱骂魏忠贤，被投入监狱，拷打致死。也获得追赠和抚恤。赞说：自古以来，宦官真心要杀害善良官员的，没有比汉、唐末年更严重的了；但那都只是仓促一时之事，不过是为了自我保全。魏忠贤杀害这些人，却是为了宣扬毒焰、满足私欲，肆无忌惮。大概由于君主荒怠、政务败坏之后，公道沦亡，人心败坏，凶恶之气汇聚，群邪共同谋划，所以士大夫遭受的祸患比古代更加惨烈。这些人所受的灾祸，真是残酷啊！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满朝荐、江秉谦、侯震旸、倪思辉、朱钦相、王心一、王允成、李希孔、毛士龙 满朝荐，字震东，麻阳人。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授任咸宁知县，以清廉能干闻名。税监梁永放纵手下抢劫诸生的行囊，满朝荐将他们捕获治罪。梁永大怒，弹劾他擅自刑罚税务人员，皇帝下诏削去他一级官职。大学士沈鲤等人上疏论救，皇帝不听。正好巡抚顾其志极力揭露梁永贪婪残暴的情状，于是恢复满朝荐的官职，罚扣一年俸禄。不久，梁永派人煽动巡按御史余懋衡。事情败露，满朝荐捕获了那人。梁永害怕，率领众人披甲进入县衙。吏卒早有防备，他没有抢到东西便离去。城中连续几夜惊恐不安，有人说梁永反叛，也有人说梁永应当自己表明情况。梁永于是发布教令，自我辩白说没有反叛，但他确实蓄养了数百名披甲之人。满朝荐帮助余懋衡严厉追捕，梁永的许多恶党逃走。满朝荐追到渭南，颇有杀伤。梁永害怕，派使者带着书信秘密送入京城，控告满朝荐抢劫上贡物资、杀死数人并把尸体投入河中。皇帝震怒，立即派使者逮捕审治他，当时是万历三十五年七月。满朝荐到京后，被投入诏狱拷打，于是长期监禁。朝廷内外上疏营救，从大学士朱赓以下，共有一百多份奏疏。最后，万历四十一年秋天，万寿节将要到来，因大学士叶向高请求，才与王邦才、卞孔时一同释放回乡。光宗即位后，起用他为南京刑部郎中，再升任尚宝卿。天启二年，辽东土地全部丧失，天下多事，而朝廷大臣正结党营私、逞论浮议。满朝荐深深忧虑，上疏陈述时事中十件可忧虑、七件可怪异之处，言辞极其危急恳切。不久升任太仆寺少卿，又上疏说：近来风尘雾霾，天色昏暗，白天可以看见星星和月亮，太白星横过天空，四月下冰雹，六月结冰，山东发生地震，京畿内长期淫雨成灾，天地的变异到了极点。四川有奢崇明叛乱，贵州有安邦彦叛乱，山东有徐鸿儒作乱，百姓的变乱也到了极点。然而朝廷的政令却日益颠倒混乱。一件是请求告老还乡：周嘉谟、刘一燝都是先帝顾命的元老，却因听信谗言离职；孙慎行是恪守礼法的礼部尚书，却因封赠之事离职；王纪是执法如山的刑部尚书，却因平反案件离职；对他们全都漠然不顾。唯独对三十多次上疏弹劾他的沈纮，却依依不舍，即使他离职，仍给

译予格外的恩典。祖宗朝有这样颠倒的吗？一件是进言：倪思辉、朱钦相等被削除名籍，已经使人感叹言路受到严重钳制；周朝瑞、惠世扬等拂袖离去，又中了把人一网打尽的计策。祖宗朝有这样颠倒的吗？一件是边疆策略：西部索取百万钱财，边臣还担心他们没有吃饱；勇士请求微薄的军饷，度支官却认为他们要求过分。祖宗朝有这样颠倒的吗？一件是弃守城池：多年议定、罪行明确的犯人，有的因庇护深厚而缓慢追究；十天内犹豫不决的人，反而因嫉妒深重而被严厉督责。祖宗朝有这样颠倒的吗？一件是搜捕奸细：正当的罪名自有固定法律，平反本来没有滥用的条文。辽阳之祸，起因是袁应泰大量接纳投降者，投降者占尽当地居民的妇女，所以辽东百姓愤怒，招引敌人攻城。事情仓促发生，从未听说有人献送财物的说法。广宁之变，起因是王化贞错误地信任西部人，拿军饷金钱给朵颜部，却不给士卒，所以人心离散。敌兵渡过河后，又没有听说西部人前来策应，于是军队手足无措，抱头鼠窜。这也是事情仓促发生，从未听说有人献送财物的说法。深究奸细，不过是给王化贞推卸罪责找个借口罢了。王纪不愿杀人来讨好别人，反而因此被削除名籍。祖宗朝有这样颠倒的吗？至于阁臣的职责，在于主持清正的舆论。如今奏疏中有嫉妒人才、破坏政务的，不但不斥退，轻则模棱两可，重则竟照其意见实行。有诛除奸邪、报效国家的，不但不采纳，轻则受到责备，重则接连加以贬黜惩罚。尤其令人痛恨的是，沈纮收受卢受得的贿赂使他进用，等到卢受得失败，又勾结跋扈的宦官来树立威势。王振、刘瑾败坏朝政的祸患，都是沈纮开了先例，却只把他放逐而不加重惩罚。至于外戚，难道不应当约束吗？怎么竟因宦官的谗言杀死他的三个仆人？三宫各有固定的尊位，怎么竟因倾覆国家的亲昵关系而僭越逼近母后的尊严？这些都是极其颠倒的事情。陛下造成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掌权大臣造成的却有十分之八九。臣实在不忍看见神州陆沉，祈求陛下读完这篇奏疏，与阁部大臣一起改弦更张，全部遵循祖宗旧章；臣即使到逢蒙、后羿地下，也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 奏疏上奏后，魏忠贤激怒皇帝，皇帝下旨严厉责备，剥夺满朝荐的官职，让他成为平民。大学士叶向高极力申救，皇帝不采纳。后来，魏忠贤党羽编写《东林同志录》，满朝荐列在其中，最终再未被起用。崇祯二年，朝廷推荐起用他原来的官职，但他尚未上任便去世了。江秉谦，字兆豫，歙县人。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授任鄞县知县。因廉洁能干被征召，拟授御史。很久没有得到任命，因安葬父母而回乡。光宗即位后，任命才下达，他进入都察院，直言不讳地议论政事。天启元年，他首先陈述君臣谦抑自持、奉公办事的道理，规劝责切到了极点。户部尚书李汝华建议兴办屯田，请专门派遣御史，三年考核成绩，所开垦田地的收入足以抵充每年常例军饷的，就升任京卿。江秉谦极力驳斥其荒谬，因而说李汝华尸位素餐，应当赶快罢免。李汝华上疏辩解，江秉谦再次弹劾他。沈阳失守以后，朝廷官员大多思念熊廷弼，只有给事中郭巩独自上奏议论熊廷弼，说他丧师误国，请求把阁臣刘一燝一并治罪。孙承宗愤怒了，极力称颂熊廷弼保卫守护危急边疆的功劳，并且说：“如今对熊廷弼的勘察核实已经清楚，议论的人却还因为一人的私情而抹杀天下的公论，难道宁可毁坏朝廷的封疆，也不忘记心中的界限吗？”奏章交给朝廷廷议。适逢辽阳再次失守，熊廷弼不久又被起用为经略。郭巩因妄加议论获罪，被夺去官职，于是与孙承宗结为仇敌。熊廷弼镇守山海关以后，朝廷商议派使者向朝鲜宣示晓谕，出兵牵制后金。副使梁之垣请求前往，熊廷弼很高兴，请求拨给二十万金作为军费。兵部尚书张鹤鸣不答应，孙承宗上抗疏争辩。张鹤鸣大怒，极力诋毁孙承宗结党。孙承宗

译上疏申辩，皇帝没有治他的罪。

译张鹤鸣压制熊廷弼后，专门庇护巡抚王化贞，朝廷士大夫多附和他。皇帝认为经略与巡抚不和，下诏让朝臣议论。江秉谦说：“陛下重新起用熊廷弼，把重大任务交给他，并说‘边疆事务不受朝廷中途节制’。然而几个月以来，熊廷弼却无法施展手脚，天天听到他的呼号，申辩驳斥的奏疏接连不断。主张这一说法的人说：‘经略与巡抚不和，王化贞主张进攻，熊廷弼主张防守。’熊廷弼并不是只说防守，他是说先守定阵脚然后才可以进攻。王化贞一心进攻，即使打胜了，难道可以不需要防守吗？万一打不胜，又将凭什么防守？其中的利害，人人都知道。然而一方面王化贞说什么都听从，另一方面熊廷弼的策略却没有一项不被抛弃。这难道真是不了解战守的道理吗？只是偏听王化贞、熊廷弼各自一方的意见罢了。陛下既然命令熊廷弼节制三方，那么三方进攻或退守，都应当一一听从他的指挥。可是王化贞想前进，就让熊廷弼跟着前进；王化贞想后退，就让熊廷弼跟着后退。王化贞忽进忽退，就使熊廷弼前进时不知道怎样作战，后退时不知道怎样防守。这样，王化贞有节制熊廷弼的权力，而熊廷弼却从来没有节制三方的权力。所以今天的事情，不是经略与巡抚不和，而是喜欢或厌恶经略、巡抚的人彼此不和；不是战守的议论不一致，而是站在经略、巡抚一边的人意见不一致。请专门责成熊廷弼，切实谋划战守。”最后他讥刺首辅叶向高遇事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势必因两面讨好而互相掣肘，怎么能够责成他们取得成功。言辞极其切直。后来朝廷正商议撤换熊廷弼，王化贞已经放弃广宁逃走。江秉谦更加愤怒，认为职方郎耿如杞附和张鹤鸣、极力帮助王化贞排斥熊廷弼，导致疆土丧失，连续上疏攻击他们。又援引世宗朝杀丁汝夔的旧例，请求立即依法处置张鹤鸣。皇帝认为张鹤鸣正在出兵边疆，不应轻易诋毁，罚扣江秉谦半年俸禄，耿如杞则不予追究。江秉谦又上疏说：“张鹤鸣一进入中枢，起初不过是鲁莽而没有远见，后来竟凶狠到产生杀机。他明知西部人的间谍情报全是虚假的，战守安排彼此难以协调，却反而顾自欺骗来欺骗朝廷。哪里有机会？他却说机会可以利用。什么时候渡河？他却说渡河必胜。他既想驱使经略出关，却不肯把节制权交给经略；既想把熊廷弼放在广宁，却从未把王化贞调往别处。破坏疆土的罪行，难道可以置之不问吗？况且王化贞先弃地、先逃跑，他还说功劳和罪过各占一半。仅凭这一句话，即使把张鹤鸣寸寸斩杀，也不足以赎清他欺君误国的罪行；他竟还敢张口为别人议定罪案吗！”当时，大学士沈纮暗中结交宦官刘朝和乳母客氏，招募士兵进入禁宫，兴办宫内操练。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等十二人再次上疏极力攻击，江秉谦也参与其中，并一同诋毁刘朝和客氏。朝廷内外都怨恨他们，于是借弹劾张鹤鸣的奏疏，把江秉谦调到外地。不久，郭巩被召回，勾结魏忠贤，极力阻挠江秉谦。这年冬天，皇子出生，所有因进谏被贬谪的言官都被召回，唯独江秉谦没有被召回。他在家闲居四年，听说魏忠贤更加扰乱政务，忧愤而死。过了几个月，魏忠贤一党的御史卓迈追究弹劾江秉谦保护熊廷弼，于是削除他的名籍。崇祯初年，恢复他的官职。侯震旸，字得一，嘉定人。祖父侯尧封曾任监察御史，因触犯大学士张居正而调任外地。后来官至福建右参政，有清廉正直的声誉。侯震旸考中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任行人。天启初年，升任吏科给事中。当时保姆奉圣夫人客氏正专受宠信，与魏忠贤及大学士沈纮内外勾结，势焰极盛。客氏被送出宫后，熹宗思念她而流泪，甚至到了日已西斜还不吃饭的地步，于是下令让她重新入宫。侯震旸上疏说：“宫禁之地，奸邪宦官和群小正在一旁窥伺，内外勾连，借此不断增添火势，其中有些事情实在不忍说出口。王圣宠受到宠信而煽动江京、李闰作奸，赵娆受到宠信而酿成曹节、皇甫之乱。一个卑微的乡间妇人，哪里承受得起屡次亲近至尊呢？”皇帝没有理会。正逢辽东战事紧急，经略熊廷弼与巡抚王化贞互相抵牾，兵部尚书张鹤鸣支持王化贞，议论者于是想调走熊廷弼，让他与王化贞划分地界、各自办事。侯震旸预先知道这样一定会失败，上疏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陛下应当派人询问经略大臣。如果他果真能够专心训练军队，那么进退缓急不受朝廷中途节制，即使撤换巡抚，也全部交给他办理，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不是这样，就督促他详细陈奏，听凭有关官员议论，收拾残局，专任王化贞。这是一种办法。否则就把熊廷弼调到密云，调出兵部尚书担任经略。这又是一种办法。否则就把经略一职交给王化贞，选择深沉有谋略的人替代巡抚，以资助后续力量。这又是一种办法。否则就直接把熊廷弼调到登州、莱州，完成他部署三方的谋略，与王化贞互相呼应。这又是一种办法。如果仍然拖延犹豫，必定会败坏国家大事。”奏疏上去后，朝廷刚下旨召集议论，清军已经攻破广宁了。王化贞、熊廷弼相继进入山海关，仍多次得到温和的诏旨，责令他们戴罪立功。侯震旸非常愤懑，再次上疏说：“臣的意见不幸被验证了。为今天的局势考虑，应当依法论罪，不论私情。河西失守以前，满朝所爱惜的人有十分之七在王化贞，如今不能再替王化贞惋惜。河西失守以后，满朝所宽容的人有十分之九在熊廷弼，如今也不能再宽待熊廷弼。为巡抚出谋划策的人说，应当责令他回到广宁，联合西部人。然而粮库已经枯竭，他难道还能空手效法申包胥吗？为经略出谋划策的人说，应当仍然责令他守关。但所谓守关，是要像熊廷弼先前所议那样，准备三十万士兵、几十万军饷，以图日后再战吗？还是只命令他率领残余士卒出关，姑且表示不杀他？这些办法没有一个可行。到了现在还不确定逃跑大臣应受的法律惩罚，残破的疆土还能依靠什么呢？”后来处理失事之罪，大致正如侯震旸奏疏所说。后来，他弹劾大学士沈纮结交奉圣夫人和各宦官形成朋党，详细揭发沈纮构陷并杀害原监官王安的情状。魏忠贤当天就传旨贬谪侯震旸。侯震旸在辞别皇帝时，又上奏田赋、河渠两项建议。因为被贬大臣不应提出建议，又削降两级官阶遣归。侯震旸任言官八个月，共上奏几十次。崇祯初年，朝廷召回并恢复他的原职，但侯震旸已经在此前去世。因他的儿子主事侯峒曾请求，特别追赠太常寺少卿。

译侯震旸议论客氏时，给事中、祁门人倪思辉和临川人朱钦相上疏接着弹劾。皇帝大怒，把三人一同贬官三级。大学士刘一燝、尚书周嘉谟等交相上疏营救，都没有被采纳。御史、吴县人王心一说得尤其切直，皇帝发怒，也照样贬官。王心一的同僚、龙溪人马鸣起又上疏抗谏，并说客氏有六条不可留宫的理由。皇帝本想加重处罚，因刘一燝等人进言，只罚扣一年俸禄。此前，天启元年正月，客氏尚未出宫，皇帝下诏赐给她田地二十顷，作为守护坟墓、供奉香火的费用。又下诏说魏进忠侍卫有功，等陵墓工程完工后，一并叙功录用。王心一抗疏说：“陛下眷念这两个人，增加赐给田地，公开表示优待录用，恐怕东征将士听说后会军心瓦解。何况先帝的棺柩尚未安葬，陛下却先想到保姆的香火；陵墓工程尚未完成，却强行计入宦官侍奉的劳绩，这在道理上不顺，在情理上也不合适。”皇帝没有答复。到这时，王心一与倪思辉、朱钦相一同被贬，朝廷大臣请求召回他们的奏疏有十多份。皇子出生后，皇帝下诏让倪思辉、朱钦相、王心一、马鸣起都恢复原官。朱钦相不久升任太仆寺少卿。杨涟弹劾魏忠贤后，朱钦相也上疏极力弹劾。天启五年，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讨伐杨六、蔡三、钟六等贼人有功。不久因触犯魏忠贤，被革除名籍。倪思辉在崇祯年间最终官至南京户部尚书，王心一最终官至刑部侍郎，马鸣起最终官至南京右都御史。王允成，字述文，泽州人。万历年间中乡试，授任获鹿知县。因治理政务成绩优异，被征召授任南京御史。当时甲科进士势力很大，往往轻视乙科出身的人。王允成身材魁梧，才气奔放，想压过甲科进士、出人头地，首次上疏就议论辽东失事的诸位大臣，请求依法惩处。熹宗即位时，朝廷大臣正在争论“梃击”“移宫”两件事，皇帝又下两道谕旨责罚选侍，并因此说明移宫后彼此相安的情形。大学士方从哲把上谕封还。顾允成陈述保卫国政的十件事，其中说：“张差闯入宫禁，有人说他是疯子。青宫难道是发疯的地方吗？庞保、刘成难道是同时发疯的人吗？想到这里，真令人寒心。如今郑氏四十年来施加的恩威还在，她培植的亲信党羽实在很多，陛下应当思考防范她的办法。近来圣谕多从宫中传出，若内容恰当，就开了宦官干预政事的先例；若不恰当，而臣下争辩执奏，必然形成反复收回成命的局面。哪里比得上无论事情大小，都交由内阁处理呢？至于元辅方从哲，多次被弹劾却不肯退去。陛下在选侍移宫以后发布一道敕谕，不过像常人一样表明自己的心意罢了，从哲却偏偏封还。封立皇后的命令、任命都督的命令、贬谪周朝瑞的命令，为什么都不封还？司马昭的野心，路人都知道了。”姚宗文巡视辽东，与熊廷弼意见不合，回来后便煽动同僚攻击熊廷弼。顾允成厌恶他的奸诈，又上疏列举罪状弹劾他。天启元年，顾允成上疏请求抚恤先朝正直的大臣，列举杨天民等三十六人，皇帝采纳了。不久，他又陈述任用辅弼、选择经略、慎重处理中枢事务、专任大将、改革军政、严明赏罚等几件事，最后说：“如今最值得忧虑的，是陛下孤身处在禁中。先朝那些倚仗权势、依恃宠幸的宦官，与今日左右的近侍互相猜忌嫉妒，恐怕会乘机放肆施毒，彼此残害。防护宫禁，责任在内阁和司礼监。务必要使祸患暗中消除、默默化解，使圣上和皇弟都能高枕无忧，这才是根本性的长远计策。”当时人们都认为他说得对。后来，他弹劾刑部尚书黄克缵倡议保护选侍，贻误了贾继春，又曲意庇护盗窃宝物的宦官；至于辨论御史焦源溥关于纲常的一篇奏疏，措辞荒谬尤其严重。后来，他又极力论述内降和留中不发的危害，最后再次规劝并严厉批评内阁及各部大臣。因违逆皇帝旨意，被停发俸禄。给事中毛士龙弹劾府丞邵辅忠，顾允成也和同僚李希孔一起斥责邵辅忠。后来，他又极力指出纲纪废弛，请求戒除姑息，打破因循，对时事的指责十分详尽。当时，宦官刘朝、魏进忠和乳母客氏互相倚仗，结党作奸。顾允成抗疏逐条列举他们的罪行，大略说：“宫内受顾命的宦官，连狗都只吃他们剩下的东西，却得不到皇帝恩泽的庇护；外朝受顾命的老臣，宫中一道旨意催促发出，立即就要被收归田里。把小马当作驰骋的资本，谁开启了在游猎田野中逐渐滋长的祸端？把大臣当作发泄愤怒的对象，谁开启了违逆年长大臣之心的祸端？刘朝等人起初也不干预外朝事务，自从沈纮、邵辅忠引导他们以后，便肆意妄为、毫无顾忌。长此以往，王心一、倪思辉、朱钦相就会互相排斥；长此以往，司空职位就会用陪推的方式任命；长此以往，宫中传出的旨意就会用来考选官员。这就是把更换大臣的权力交给两个小宦官。近来他们玩弄权力更加厉害，驱逐大臣如同抖落树叶，王纪、满朝荐都被削去官职，降为编户百姓。这就是把驱除大臣的权力交给两个小宦官。科道官员的升迁调动本有固定次序，给假推升，历来都是如此。只是因为厌恶周朝瑞的正直，忽然下旨不许推举任用他。这就是把百官迁转的权力交给两个小宦官。秦王藩以小宗继承大宗，诸子不得封为郡王，祖制明白无误。可是礼部和科道官员争论而不能获准，便相继离职。这就是把诸藩王的升降进退权交给两个小宦官。他们招揽权势、接受贿赂，任意施恩逞威；两个小宦官在外朝玩弄权力，客氏在宫中主谋。王振、刘瑾造成的祸患将要在今天重现了。”奏疏送入后，魏进忠等人恨得咬牙切齿。顾允成又专门上疏论述秦王府滥施恩典的错误，但皇帝始终没有醒悟。天启三年六月，顾允成又弹劾魏进忠，魏进忠更加痛恨他。第二年，赵南星任吏部尚书，知道顾允成贤能，便把他调到北方。不久赵南星被驱逐，御史张讷弹劾赵南星调任顾允成违法，于是顾允成被除名。后来给事中陈维新又弹劾顾允成贪婪阴险，诏令巡抚、巡按提审查问，以贪赃徇私定罪。庄烈帝即位后，因为顾允成曾请求保护皇弟，记得他的名字，召他恢复原官。不久去世。天启初年，东林党正盛，主张联络东林的人，大多在言官之列。顾允成身在南方，却与北方相呼应，当时的权贵大多畏惧他的锋芒。然而他直言敢谏，屡次触犯皇帝宠幸的近臣，他的风采实在值得称道。李希孔，字子铸，三水人。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升为南京御史。给事中姚宗文巡视辽东军队时，排挤经略熊廷弼，李希孔接连上疏弹劾姚宗文。后来，他又检举姚宗文阻挠压制考选，以“令旨”二字抗辩，缴还诏令，认为这是阻遏先帝非同寻常的恩德。泰昌元年冬，陈述时政七件事。天启改元后，与顾允成一起弹劾邵辅忠。后来，请求宽宥言官倪思辉、朱钦相、王心一。天启三年上呈《折邪议》，用来确定两朝实录，奏疏说：

译从前郑氏图谋危害国本，而替她袒护的人，没有什么比三王同时封王这件事更显著的了。如今执笔修史的人不认为这件事有错，反而推许它的功劳，甚至把它同陈平、狄仁杰相提并论。这种说法实在无法理解。当时同时封王还没有诏旨，是辅臣王锡爵大概先秘密上疏请求的。等到诏旨下达礼部，王如坚、朱维京、涂一臻、王学曾、岳元声、顾允成、于孔兼等人苦口婆心地极力争辩，又一起在朝房责备王锡爵。于是王锡爵才知道大义不可违，也知道天下人不赞成自己，便上疏检举此事，同时封王的事情才停止。假如王如坚等人不拼死争辩、不责备王锡爵，那么同时封王一事就会因此确定，“子因母贵”的说法也将逐渐取得‘定策国老’的功勋。可是他竟粉饰说：‘很快便下令，又很快引咎自责，所以事情就停止了。’唉，这难道可以替王锡爵隐讳吗？而且听说王锡爵曾对人说：‘王给事中有没有后悔？’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国本，诸位大臣都忧愤得面黄肌瘦，王锡爵一生也不再起用。难道他不知道前代安定刘氏、恢复唐室的人中，谁压制了王陵，使他不得见天日？谁曾剪除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使他们抱恨而死？我之所以驳斥这种邪说，是第一个理由。其次，没有什么比张差闯宫一事更为明显的了。然而执笔修史的人仍说他无罪，而且轻描淡写地看待此事，拿王大臣和贯高的事情作为说辞。这种说法更加无法理解。王大臣等人赤手空拳闯到乾清宫门前；说冯保因为怨恨旧辅高拱，把刀藏在衣袖中，挟迫王大臣供认，并非事实。张差手中的棍棒，是谁给他的，又是谁指使他的呢？贯高遍体鳞伤，供词中却没有牵连张敖，所以汉高祖释放张敖而不追究。此事能同张差案件中，制造阴谋和主使者的口供清清楚楚相比较吗？从前宽大处理贯高，是为了保全人伦；如今据实直书，是为了保存事实、警戒后世；两者本来并不冲突，为什么偏要隐讳呢？如果是为了替君父隐讳，还可以；若是替作乱的贼人隐讳，那又是为什么？我之所以驳斥这种邪说，是第二个理由。至于追封皇后的遗诏，自古以来从没有皇帝驾崩后才册立皇后的事。这不过是贵妃的私人谋划，想借用皇太后的尊号来消弭自己的罪状，所以称作遗诏，以求一定实行。为什么还要说这是先帝的遗志，严重诬蔑神宗，又暗中替赞成并传达册封的人打开方便之门呢？我之所以驳斥这种邪说，是第三个理由。皇帝有美好的德行，临终而死，本来不应说他是因药物而驾崩，使他蒙受不好的名声。但当时在宫内诊视病情的人，怎么可以在先帝长期劳累、身体极度虚弱之后，给他服用攻伐克制的药剂？群臣议论纷纷，正积蓄着对事变的深深疑虑，忽然又遇到先帝去世，而且恰好发生了投药之事，怎能不痛恨、不愤怒，捶胸顿足而深深责望呢？于是讨伐奸人的人因愤激而把话说得更重，庇护奸人的人却借此逃脱惩罚。君父是什么人，臣子难道可以侥幸拿他来试药吗？我之所以驳斥这种邪说，是第四个理由。先帝继承神宗之后，神宗便弃群臣而去；两个月之内，鼎湖又传来哀号。陛下孤身一人，没有父母可以依恃，宫禁幽深封闭，狐鼠般的奸邪之徒实在很多，对于杜绝祸患于未然、防范细微变化，自然不得不加倍严格谨慎。即使不是这样，新天子庄严地避居正殿，却要把正殿让给先朝宫嫔，后世万代将如何评价国体？这正是杨涟等大臣权衡轻重，急切请求移宫的原因。宫已经移去了，杨涟等人的心愿已经完成，他们本来从未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功劳，为什么反而要把它当作罪过而拘禁、斥逐他们？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即使选侍长期侍奉先帝，又生育了公主，群臣也未必不会向陛下极力请求，给她增加恩典礼遇。如今陛下已经安定，选侍也并非不安，她有什么冤屈压抑，竟要急急忙忙为一个没有疾病的人呻吟？我之所以驳斥这种邪说，是第五个理由。或者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神宗和先帝处理父子骨肉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仁义、孝慈，本来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置喙的。即使当年母亲疼爱儿子、抱持儿子，外界议论喧闹，然而即便有凭借宫禁势力作祟的奸人，最终也没有因此改变祖训所规定的立长子继承次序，更足以看出神宗的英明圣德和先帝的大孝。这有什么值得隐讳的，又何必隐讳，怎么可以隐讳？如果说提到郑氏的过错，便会损害神宗的英明，那么我朝仁宗监国时处于危疑局面，何曾成为成祖的累赘？而当时史臣直截了当地把它写在史册上，也没有听说要避嫌疑。为什么偏偏到今天要确立这种说法，巧妙地替奸人推卸责任，使过去不能依法处罪的人，今天又不允许写入史书，这有什么可以作为训诫的呢？如今史局已经开设，公道应当彰明，却坐视奸人的阴谋，用诡辩扰乱义理，将使三纲紊乱，九法败坏，天下人只知道有私下交情，却不知道有君父。请特别下令给修史诸臣，按照事实直书，无所疑虑，也不隐瞒，那么继承和发扬大孝就会超过周武王、周公，世道人心也将有所依赖。” 皇帝下诏交给史馆斟酌办理，但后来最终还是不能改动。后来，他又请求把客氏送出宫外，请求诛杀崔文升。忌恨他的人很多，指称他是东林党。不久，他死在任上，因此没有遭受宦官之祸。毛士龙，字伯高，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授任杭州推官。熹宗即位后，升为刑科给事中，首先弹劾姚宗文巡视辽东时行为乖张。杨涟离开京城时，他抗疏请求挽留。天启改元正月，上疏论述“三案”，极力指出孙慎行、陆梦龙、陆大受、何士晋、马德沣、王之寀、杨涟等人有功于社稷，而魏浚等人丑化正人、陷害直臣有罪。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李选侍移宫时，她的宦官刘朝、田诏、刘进忠等五人因盗窃财物被关进刑部监狱。尚书黄克缵庇护他们，多次称说他们有冤。皇帝不听，判处死刑。这年五月，王安被罢免，魏进忠开始掌权。田诏等人进献重金贿赂，命令其属下李文盛等上疏替他们申冤，魏进忠立即传旨免去死罪。大学士刘一燝等人两次坚持上奏。诏旨下到刑科，毛士龙抄录参劾材料上呈了三次，诏令几乎因此中止。黄克缵于是陈述他们的冤情，请求交付热审。魏进忠不同意，传旨立即释放。毛士龙愤怒，弹劾黄克缵迎合旨意、枉曲法律，不配做大臣，并且把刘朝等人的罪行详细列举出来。从此魏进忠及宦官们对毛士龙恨之入骨。魏进忠大规模开放告密，诬陷天津废将陈天爵与李承芳勾结，逮捕他全家五十多人，押入诏狱。毛士龙立即弹劾锦衣卫骆思恭及诬告者的罪行。魏进忠因张皇后压制自己而怀恨，诬称流言是死囚孙二散布的，又到处传播。毛士龙请求查究惩治妖言和奸党，以及主使他们的叛逆徒党，魏进忠更加怨恨。

译到了九月，毛士龙弹劾顺天府丞邵辅忠奸诈贪婪，李希孔、顾允成也一起弹劾他，邵辅忠非常害怕。刘朝等人趁机诱使他以超常升迁为条件，让他攻击毛士龙。邵辅忠于是揭发毛士龙任杭州官员时盗窃库物、收纳妓女，魏进忠从中把他的奏疏送入。尚书周嘉谟等人说，两人互相揭发的事只是传闻，请求宽免。魏进忠不同意，削除毛士龙的名籍；邵辅忠被罢职闲住。魏进忠后来改名为魏忠贤，公然盗取国柄，对毛士龙的怨恨仍未消除。天启四年冬，命其亲信张讷弹劾毛士龙，又命令削除他的名籍。第二年三月，把他列入汪文言案的供词中，说他收受李三才三千两贿赂，图谋起任南京吏部官职，交给巡抚、巡按提审并追赃，发配戍守平阳卫。不久邵辅忠被起用，突然升为兵部侍郎。天启六年十二月，御史刘徽又搜取邵辅忠以前的奏疏，弹劾毛士龙收受访犯一万两，交法司逮捕审治。毛士龙知道魏忠贤一定会杀自己，夜里翻墙逃走，他的妾并不知道，还以为他已被有关官府杀死，披头散发在道路上号哭，有关官府也无可奈何。毛士龙于是暗中回到家中，带着妻子儿女乘船渡过太湖而逃脱。庄烈帝即位后，魏忠贤伏法被诛。朝廷官员替毛士龙申冤，诏令完全赦免他的罪。毛士龙这才到宫门谢恩，并陈述自己被陷害的原因。皇帝怜悯他，命令恢复他的官职并让他退休，最终没有召用他。到崇祯十四年，同乡周延儒再次任宰相，才起用他为漕储副使，督运苏州、松江诸郡的粮食。第二年冬，入朝任太仆少卿。又过一年春天，升任左佥都御史。当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惠世扬都还没有到任，只有毛士龙掌管都察院事务。皇帝曾对辅臣说：“按照以往惯例，御史巡行地方，大多穿便服访察民间。近来却高张牙旗大纛，气势压过巡抚，而且公署前后都开通暗道收受贿赂，每次奉命出巡，都富可敌国，应当从重惩处。”毛士龙听说后，弹劾并逮捕福建巡按李嗣京。十月，以病请假回乡。明朝覆亡后去世。赞曰：满朝荐是强干有能力的官员，拼死抵抗凶恶的锋芒，被关进幽深牢狱也不后悔。等到进入言官行列，更加为时事发愤，或许可以说是坚强自立而不屈服的人吧。江秉谦、侯震旸论述经略、巡抚，李希孔论述“三案”，都切中事理。王允成直截了当地攻击刘朝、魏进忠，却没有同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黄克缵等人一起遭难。毛士龙则因为机智而得以免祸。大概魏忠贤杀人，都是由依附宦官的奸党促成的；那些人甘心残害善类，把刀递给魏忠贤而借他的手杀人，并且从中加功，他们的罪行实际上直接超过魏忠贤了。

译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刘綎（乔一琦）、李应祥（童元镇）、陈璘（吴广）、邓子龙、马孔英。刘綎，字省吾，是都督刘显的儿子。他勇敢，有父亲的风范，凭借父亲的军功荫补为指挥使。万历初年，跟随刘显讨伐九丝蛮。他首先登城，擒获其首领阿大。凭借功劳升任云南迤东守备，改任南京小教场坐营。万历十年冬，缅甸侵犯永昌、腾越，巡抚刘世曾请求增援。第二年春天，升刘綎为游击将军，代理腾冲守备事务。缅甸距离云南很远，自从其首领莽瑞体用武力降服各部后，势力便强盛起来，多次侵扰边境。江西人岳凤在陇川经商，勇悍而多智，是宣抚多士宁的幕僚，多士宁把妹妹嫁给他。岳凤诱骗多士宁去见莽瑞体，暗中与其子曩乌用鸩毒杀死多士宁，并杀掉他的妻子儿女，夺取金牌、印信，接受莽瑞体的伪命，代替多士宁做宣抚。莽瑞体死后，他的儿子应里继位。岳凤联合耿马的贼首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参、芒市土舍放正堂，以及应里的叔父猛别、弟弟阿瓦等人，各自率领数十万象兵，进攻雷弄、盏达、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等地，杀戮抢掠不可计数。他们窥伺腾越、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元江等地。后来攻陷顺宁，攻破盏达，又命曩乌率缅兵突然袭击猛淋。指挥吴继勋等战死。邓川土官知州何钰是岳凤的姻亲，岳凤派使者招诱他，何钰便将岳凤捆绑起来献给应里。当时，车里、八百、孟养、木邦、孟艮、孟密、蛮莫都出兵帮助贼军，贼军势力更加壮大。黔国公沐昌祚听到警报，移驻洱海；巡抚刘世曾也移驻楚雄。朝廷大规模征发汉族和土司军队数万人，命参政赵睿驻守蒙化，副使胡心得驻守腾冲，陆通霄驻守赵州，佥事杨际熙驻守永昌，与监军副使傅宠、江忻以及督率参将胡大宾等分路进击。大小十多次战斗，共积累首级一千六百多，猛别、刀落参都被杀死。参将邓子龙在姚关攻击并斩杀罕虔。应里催促岳凤向东侵犯姚关，向北占据湾甸、芒市。适逢刘綎抵达军中，军队声势大振。岳凤害怕了，于是让妻子儿女和部属来投降。刘綎责令他献出金牌、印信以及蛮莫、孟密的土地。刘綎以护送岳凤妻儿回陇川为名，分兵赶往沙木笼山，占据险要之地，自己则飞驰进入陇川境内。岳凤估计四面都是明军，便到军门投降。刘綎又率军进攻缅甸，缅军将领先行逃走，只留下少量军队驻守陇川。刘綎攻打他们，岳凤的儿子曩乌也投降了。刘綎于是带着岳凤父子去进攻蛮莫，乘胜突袭。贼军困窘，捆绑缅人和象、马前来献上，蛮莫于是平定。随后招抚孟养的贼军，贼军将领骑象逃走，追赶后将其擒获。又调兵包围孟琏，活捉了那里的首领。云南平定后，把俘虏献到朝廷。皇帝为此祭告郊外天地和太庙、社稷，接受百官祝贺。大学士申时行以下的官员，全都晋升官职，并荫补子弟。刘綎也升为副总兵，准许世袭荫补。于是把孟密安抚司改为宣抚司，增设两个安抚司，分别叫蛮莫、耿马；增设两个长官司，分别叫孟琏、孟养；增设两个千户所，一个驻在姚关，一个驻在猛淋，都称作“镇安”。命刘綎以副总兵身份代理临元参将，移镇蛮莫。起初，岳凤投降本来是刘綎用计诱骗的，但巡抚刘世曾却称作在阵前擒获，于是举行献俘礼，并把功劳记在内阁和有关官员名下。不久，缅甸人又大举侵犯孟密。孟密军战败，贼军于是包围五章。把总高国春率领五百人救援，击破数万贼军，接连摧毁六座营寨，成为西南战功第一，晋升官职，世袭荫补副千户。刘綎也得到优厚的叙功。蛮莫设置安抚司，因为土官思顺有功，特意授给他。刘綎收受思顺重金贿赂，又放纵部将谢世禄等人淫乱暴虐，思顺非常怨恨。刘綎是将门子弟。父亲刘显的部下多是勇健之士，刘綎凭借他们自我壮大。征讨缅甸时，他在金沙江部署军队，并在王骥旧日驻军的地方修筑将台，威名十分显赫。但他性情贪婪，统御部下没有法度。军队撤回到腾冲时，士兵披甲喧闹，焚烧百姓住宅。刘綎在蛮莫听说后，飞驰前往，用金钱犒赏他们，事情才平定。思顺害怕祸及自身，叛逃归附莽酋。诏令革除刘綎的职务，以游击将军身份等待调遣。不久，罗雄发生变乱。罗雄是曲靖所属的州，者氏世代担任知州。嘉靖年间，者浚承袭职位，杀死营长并夺取他的妻子，生下儿子继荣。者浚年老且没有其他儿子，继荣得以承袭职位，便杀死了者浚。妖僧王道、张道认为继荣有奇异相貌，奉他为首领。他们用符箓法术训练丁甲，煽动聚集党徒，只有继荣的外弟隆有义不肯服从。嘉靖十三年冬，继荣分兵四处劫掠，广西师宗、陆凉等府州都受到祸害。巡抚刘世曾发布檄文调集汉军、土军，交给监司程正谊、郑璧等人分路抵御。适逢刘綎被解除官职来到沾益，刘世曾很高兴，命他和裨将刘绍桂、万鏊分路进讨。刘綎直捣继荣的营寨，攻克它，俘获他的妻妾数人，继荣逃走。刘綎接连攻克三座寨堡，斩杀王道、张道，追击逃军直到阿拜江。隆有义的部下斩下继荣的首级献上，贼乱全部平定。当时只以五十多个首级记为首功，但安抚投降者有一万多人，评论者称赞他没有滥杀。起初，刘綎攻破继荣后，有人指责他私自夺取财物，因此功劳没有被记录。刘世曾替他辨明诬陷，于是赏赐白金。不久任命他为广西参将，后来调往四川。万历二十年，召入授任五军三营参将。适逢朝鲜出兵，刘綎请求率领五千川兵前往援助，诏令让他以副总兵身份随军出征。抵达时，倭寇已经放弃王京逃走，刘綎进军尚州乌岭。乌岭绵延七十里，峭壁间只有一条狭窄通道，倭寇据险抵抗。副将查大受、祖承训等从小路越过槐山，出现在乌岭后方。倭寇大惊，于是转移驻扎到釜山浦。刘綎与祖承训等进军驻扎大邱、忠州，又以金罗水军布置在釜山海口，朝鲜局势大致平定。不久，倭寇派小西飞来表示归顺，却又侵犯咸安、晋州，逼近全罗。提督李如松急忙派李平胡、查大受驻扎南原，祖承训、李宁驻扎咸阳，刘綎驻扎陕川，扼守他们。倭寇果然分路进犯，各将领都有斩获。倭寇于是从釜山移驻西生浦，送王子回朝鲜。皇帝命令撤回李如松的大军，只留下刘綎和游击吴惟忠共七千六百人，分路扼守要口。总督顾养谦极力主张全部撤军，刘綎、吴惟忠也先后撤回。适逢播州首领杨应龙作乱，刘綎升任四川总兵官。刘綎在朝鲜戍守两年，劳苦很大，希望在考核功劳时得到优厚叙功，于是贿赂御史宋兴祖。宋兴祖把这件事报告上去，依法应当剥夺官职。兵部议论认为刘綎功劳很多，请求只革除他在云南增加的功级，仍以副总兵镇守四川。不久杨应龙输诚归顺，而青海贼寇多次侵扰边境，朝廷特设临洮总兵官一职，调刘綎担任。

译万历二十四年三月，火落赤、真相、昆都鲁、歹成、他卜囊等人抢掠番地，窥伺内地。刘綎的部将周国柱等在莽剌川脑攻击他们，斩首一百三十多级，缴获马、牛和各种牲畜约两万头。皇帝为此祭告郊庙，宣布捷报。刘綎等人分别晋升官阶并荫补子弟。第二年五月，朝鲜再次出兵。诏令刘綎充任御倭总兵官，提督汉军、土军前往征讨。又过一年二月抵达朝鲜时，杨镐、李如梅已经战败。经略邢玠于是把军队分为三路，中路由董一元统领，东路由麻贵统领，西路由刘綎统领，陈璘专门统率水军。刘綎驻扎在水源。倭寇也分为三路，西路由行长占据顺天，壕沟营寨深固。刘綎想诱捕行长，派使者请求约期会面。使者往返三次，刘綎每次都单骑在路中等候。行长窥探后知道此事，才相信刘綎，约定八月初一订立盟约。到了约定日期，刘綎的士卒泄露了他的计划，行长大惊逃走。刘綎进攻失利。监军参政王士琦发怒，把刘綎的中军捆绑起来。刘綎害怕，奋力作战将其击破，贼军退却，不敢出战。各路将领从三面进攻，刘綎出战击破敌军，把贼军赶入大城。后来，贼军听说丰臣秀吉死了，准备逃走。刘綎半夜攻占栗林、曳桥，斩获很多。石曼子率水军来救，陈璘在海上拦击。行长于是放弃顺天，乘小船逃走。军队回师后，刘綎晋升为都督同知，准许世袭荫补千户。于是调军征讨杨应龙。适逢四川总兵官万鏊被罢免，便由刘綎代替他。此时军队分八路，四川军队占其中四路。四川东部又分为两路，其中綦江一路最为重要，命刘綎负责。杨应龙熟知刘綎的才能，很是害怕，增加兵力守卫险要。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各将领攻克丁山、铜鼓、严村，便直捣楠木、山羊、简台三峒。三峒极其险要，贼将穆照等率数万人连营驻守，各将领都很忌惮。刘綎分兵从三面进攻，在李汉坝展开大战，活捉贼军首领，其余贼军逃入山峒。刘綎乘势攻克三关，直捣峒前，焚烧营寨，贼军死伤很多。三峒全部攻克，擒获穆照和贼首吴尚华。这天刘綎督战，左手拿着金锤，右手挺着宝剑，大声说：‘听命奋战的人赏，不听命作战的人就让剑咬他！’有四十人战斗至死，于是取得大胜。杨应龙便派儿子朝栋、惟栋及其党羽杨珠率领数万精锐，从松坎、鱼渡、罗古池三路同时进军。刘綎在罗古埋伏一万人，等候松坎的贼军；又在营寨外埋伏一万人，等候鱼渡的贼军；另外派一支军队策应。贼军果然到来，伏兵全部出击。刘綎率部下转战，斩首数百，追击败军五十里。贼军聚集在石虎关防守，刘綎也挖掘壕沟坚守。起初，刘綎听到征讨播州的命令后故意拖延，设置许多困难来要挟朝廷。言官交相弹劾，朝廷议论调他任南京右府佥书。刘綎此时听说后，立即请求辞职。总督李化龙认为平定播州非刘綎不可，坚持挽留他，并竭力向朝廷推荐。刘綎于是重新接受职务，越过夜郎旧城，攻克贼军的滴泪、三坡、瓦窑坪、石虎等关隘，直抵娄山关。娄山群峰插天，茂密竹林中只有一条几尺宽的小路，贼军设置十三座木关，排列栅栏、挖置深坑，种种险阻全都具备。刘綎分派奇兵从左右两路，沿小路赶到关后，自己督率大军仰攻，夺取关隘，追到永安庄，两路军也会合了。刘綎是老将，谨慎稳重，担心贼军冲击，于是联结各营：一营据守娄山关作为老营，一营据守白石口作为腰营，一营据守永安庄作为前营。都指挥王芬勇敢却缺乏谋略，每次作战都请求担任前锋，连连获胜后产生轻敌之心，独自驻营在松门垭的要冲，距离大营数里。贼军刚取得乌江之战的胜利，正谋划再次夺取娄山。恰好穆照派使者泄露王芬孤军驻扎的情况，贼军于是突袭杀死王芬，守备陈大刚、天全招讨杨愈也战死，士卒损失二千人。刘綎听说后，亲自率骑兵前去救援，部将周以德、周敦吉分从两翼夹击，贼军才开始大败逃跑，追到养马城才返回。这一天，杨应龙几乎被擒，于是不敢再窥伺娄山。刘綎惩罚先前的失误，在靠近关隘处修筑坚固营垒防守，并请求增援军队。十多天后，攻克后水囤，在冠子山扎营。不久与马孔英、吴广等军会合，逼近海龙囤下方，和各将领共同平定贼军，刘綎的功劳最多。起初，李化龙推荐刘綎时，言官说刘綎曾收受杨应龙的贿赂，应当夺去官职，戴罪从军。兵部议定降为事官，戴罪办理贼事。刘綎感激李化龙，派使者带着玉带一条、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送到李化龙家中，被李化龙的父亲斥责。又送到巡按御史崔景荣家中，也遭到同样的拒绝。李化龙、崔景荣一起上奏报告此事，诏令革除刘綎的职务，永远不再录用，并将这些财物没收入官。后来朝廷记录他平定播州的功劳，升为左都督，准许世袭荫补指挥使。万历三十六年，云南阿克反叛，起用刘綎为讨贼总兵官。还未到达，贼军已经平定，先前的任命便停止。万历四十年，四川建昌的倮人作乱，命刘綎任总兵官讨伐。刘綎和参政王之机分八路督率各将，而自己居中调度，攻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等寨，大小五十六战，斩首三千三百多级，各倮人的巢穴全部荡平。刘綎做将领时，多次被罢黜压制，但性情仍像从前一样骄横放纵。他曾用拳头殴打马湖知府詹淑，詹淑改任他职，刘綎被扣除半年俸禄。过了很久，因军政考核中被列为遗漏者而罢官回乡。万历四十六年，皇帝想到辽东有警，召刘綎任左府佥书。第二年二月，经略杨镐命令刘綎、杜松、李如柏、马林分四路出兵。刘綎率四万人从宽佃出发，副使康应乾监军，游击乔一琦另行监领朝鲜军一同进军。刘綎镇守四川已久，喜欢使用四川兵。因等待援军很久仍未到，便先行出发。但他所分到的道路特别险远，重重山冈、层层山岭，马匹无法排成队列。军队驻扎在深河，接连攻克牛毛、马家两座寨堡。大清军五百人守卫董鄂路，听说刘綎军到来，便迎战。刘綎放兵包围数层，大清兵寡不敌众，损失两名副将，五十人受伤，其余冲破包围逃出。刘綎已经深入三百里，却还不知道杜松的军队已经覆没。他重新整顿军队前进，遇到大清军，便带兵登上阿布达里冈，正要布阵，大清军也登上山冈，出现在他军队上方，另派一军向刘綎西侧进逼。山冈上的大清军从高处冲下，奋力攻击刘綎军，刘綎拼死作战。向西侧进逼的军队又从旁夹击，刘綎军无法支撑。大清军乘势追击，遇到刘綎后面的两营军队。他们还没来得及列阵，又被大清军乘隙攻击，因而大败溃逃，刘綎战死。他的养子刘招孙最为勇猛，冲出包围，亲手格杀数人，也战死了。逃脱的士卒没有多少。

译当时康应乾和朝鲜军驻扎在富察之野，大清军于是移师拦击他们。康应乾的军队和朝鲜军列好兵器将要交战时，狂风突然刮起，卷扬沙石。康应乾发射火器，反而击中了自己的营地，军中大乱。大清军趁机进攻，将其大败并几乎全部杀尽，康应乾带数百骑兵逃脱。乔一琦也被大清军击败，逃入朝鲜军营。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害怕了，率军投降，乔一琦跳崖而死。杨镐听到杜松、马林的军队战败，急驰召刘綎和李如柏回军。骑兵还没有到，刘綎的军队已经覆没，只有李如柏的军队完整。事情传到朝廷，皇帝派宦官祭祀阵亡将士，抚恤刘綎的家属。刘綎在各将领中最为勇猛。他平定缅甸入侵、罗雄之乱、朝鲜倭寇、播州首领杨应龙之乱和倮人之乱，大小战斗数百次，威名震动天下。刘綎死后，满朝极为震惊，边疆事务一天比一天难以处理。刘綎使用一把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在马上轮转起来快如飞转，天下人称它为“刘大刀”。天启初年，追赠少保，准许世袭荫补指挥佥事，建立祠庙，称为“表忠”。乔一琦，字伯珪，上海人。李应祥，湖广九溪卫人。以武生身份从军，积累功劳升至广西思恩参将。万历七年，巡抚张任大举征讨十寨，李应祥参与作战并立功。于是就在当地设置三镇，修筑城池，部署戍军。李应祥当时负责营建事务，适逢升任松潘副总兵，有关官员上奏请求留下他，让他以新的官阶担任原来的职务。他跟随总兵王尚文大破马平贼首韦王明，不久以署理都督佥事身份入朝任五军营副将。万历十三年，改任南京左府佥事，出任四川总兵官。松州、茂州等地的番人修筑了四十八座寨堡，每年都成为官吏百姓的祸患。王廷瞻抚治四川时，曾派副将吴子忠攻破丢骨、人荒、没舌三寨，各部首领才投降。按照旧例，各番部每年都有赏赐，番人倚仗强势，索取无度。他们来到堡寨时，有下马钱、上马钱、解渴钱、过堡酒钱、热衣钱和气力偏手钱；戍军轮换时，也要送给他们钱，名目有新班、架梁、放狗、屣草、挂彩。王廷瞻把这些全都废除了，西部边境稍稍安定。仅仅六七年，番人势力又猖獗起来。这年夏天，杨柳番出兵攻打普安堡，侵犯归水崖、石门坎，接着进入金瓶堡，杀死守将。巡抚雒遵命令李应祥讨伐。李应祥率三千士卒进入茂州，攻克一座山岩。番人倚仗险要地势，仍像从前一样抢掠。不久，雒遵被罢免，徐元泰接替他。徐元泰发布檄文劝谕番人，反复三次，番人都不回应。他们窥伺蒲江关，截断归水崖、黄土坎的道路，筑墙设置五处哨所，断绝东南方向的声援。看到官军人数少，彼此相视而笑说：‘就凭这样反复转动、人数却不增加的磨子兵，能把我怎么样？’所谓磨子，是说军队反复旋转调动而人数始终没有增加。这年冬天，他们突然攻破平夷堡，抢掠良民，剖开他们的肠子，缠在两头牛角上，牛一奔跑，肠子便一寸寸地断裂。第二年正月，于是包围蒲江关，用炮火轰毁城墙上的雉堞。守将朱文达出战，斩杀数十人。贼军稍稍解围，东南道路才重新通畅。徐元泰决定大举征讨。各路军队全部集结后，便命游击周于德率播州军为前锋，游击边之垣率酉阳军断后，原总兵郭成率叙州、马兵扼守敌军要道，参将朱文达率平茶军攻击敌军侧翼，而由李应祥居中调度，参议王凤监军。李应祥命令军中各立一面红旗和一面白旗：陷入贼军的百姓空手站到红旗下，不依附贼军的熟番空手站到白旗下，便可免罪。番人虽然很多，遇到危急却互不救援。国师喇嘛十分狡猾，他联姻青海首领丙兔以及湾仲、占柯等人，刻木为信，联合大小各姓，歃血发誓结盟。到了这时，他邀约湾仲、占柯先侵犯归化，来试探官军。周于德诱捕了喇嘛、湾仲，守备曹希彬又攻击斩杀占柯。丢骨、人荒、没舌三寨最为强悍，周于德全都攻克，又接连攻破卜洞王等各寨。朱文达、郭成、边之垣也各自攻下数寨，与周于德的军队会合，于是攻破蜈蚣、茹儿等巢穴。嘉靖初年，边之垣的祖父边轮曾以指挥身份讨伐茹儿贼，结果被杀，敌人把他的头漆成饮酒器皿。到现在过了六十年，边之垣才得到这个头颅，把它带回安葬。贼军屡次败退，陷入困境，便全部丢弃辎重来诱使官军。官军不予理会，砍破关门攻入，贼军死伤很多，河东于是平定。不久官军渡河向西，接连攻破西坡、西革、歪地、乾沟、树底等巢穴。有个叫小粟谷的人首先作乱，窥探大军向西行进，便没有设防。郭成趁夜袭击，大获全胜。牛尾寨尤其险恶，将士分三路夹攻，焚烧栅栏，斩杀首领合儿结父子。河西也平定了。各军得到番人积存的青稞，停留十天，把他们的寨堡全部焚毁，于六月回师。那些逃入穷僻山谷的人，请求偏头结赛出面投降，李应祥命令他们实行‘埋奴’并发誓，然后才允许投降。所谓埋奴，是番人把自己的奴仆反绑起来，献到军前，呼天发誓，随即牵到要道，挖坑埋起来，只露出头来，共埋了二十三人。偏头结赛很擅长结交天竺僧人，僧人说鸡年、狗年番人会有灾祸。偏头相信了这话，预先藏在山谷中，逃亡的贼人把他当作神灵，寻踪拜求，所以偏头替他们请求投降。这次战役焚烧碉房一千六百多座，生擒贼首三十多人，俘获、斩杀的敌人以千人计。从此各番部震惊，不敢再作祸，边地百姓立碑记载功绩。建昌、越巂诸卫中，番人和倮人杂居。建昌的叛逆首领有安守、五咱、王大咱，他们与越巂邛部的黑骨夷一同起兵作乱。巡抚徐元泰商议讨伐，征发一万八千兵。仍由朱文达、边之垣分路统领，李应祥总领全军，副使周光镐监军。十一月，周光镐先渡过泸水时，黑骨夷和王大咱已经占据相岭，焚烧三峡桥；五咱等人也侵犯礼州、德昌两个千户所。当时征发的军队尚未全部集齐，周光镐先设置疑兵，试探相岭的贼军，贼军果然退守桐槽。桐槽是王大咱的巢穴。不久各路军队全部抵达越巂，李应祥命朱文达进攻五咱，边之垣进攻王大咱，暂且不追究黑骨夷。朱文达连夜行军三百里抵达礼州，贼军有一半已经渡河，朱文达将其击败，随即渡河捣毁他们的巢穴。边之垣也多次攻破桐槽，王大咱逃入山谷之中。

译不久，五咱占据磨旗山挑战官军。官军从两面夹击，贼军退守毛牛山。此山绵延六七百里，连接大小西番的边界，文达率兵将其大败。五咱向西逃走，与安守会合，在西溪修筑营寨。恰逢征调的盐井剌马兵三千人到达，他们面目狰狞、跳跃勇猛，形状仿佛不是人，诸番都非常畏惧。应祥侦知贼军将要劫营，便暗中转移自己的营地，却命剌马兵驻守原处。半夜贼军前来袭击，剌马兵起兵迎战，贼尸横七竖八。各将于是进攻西溪，追击败军直到磨砦七板番，连续进兵图谋擒获五咱，同时命副将田中科驻营麦达，逼迫安守。恰有间谍报告安守谋划袭击田中科，应祥夜里劝材官高逢胜喝下三大杯酒，命他率三百名敢死之士迅速奔行七十里，到达麦达后埋伏起来。安守夜间到达，遇到伏兵，被擒获。安守是群贼的首领，他一死，西南的邛笮、苴兰、靡莫各部酋长都震惊恐惧。商山四堡的番人向之垣请求投降，大小七板番向文达请求投降；他们把奴隶埋在道路左边，呼号叩头，发誓世世代代不敢反叛。五咱的势力穷尽，逃往昌州，也被副将王言擒获。土木安四儿住在连昌城中，暗中到外面抢掠。到这时，他知道祸患已经临头，便率党羽数百人逃到虚郎沟据守。各路军队消灭五咱以后，应祥派兵向北，假装要去征讨黑骨者，四儿于是放松了戒备。将士们突然回军袭击，擒获了四儿。又征讨大咱。当初，大咱战败后藏在亲近的普雄酋长姑咱那里。大军到达，姑咱害怕，秘密告诉副将王之翰，王之翰搜捕到了大咱；黑夷酋长阿弓等七人藏在大孤山，也先被王之翰擒获。于是建昌、越巂各番部全部平定。上报斩获首级二千多，安抚投降者三千多人。这时是万历十五年七月。邛部所属的夷人腻乃，居住地靠近马湖。他的酋长撒假与表兄安兴、木瓜夷白禄、雷坡贼杨九乍等人，多次侵扰内地。巡抚曾省吾商议征讨他们。恰逢发生都蛮之役，没有成功。于是修建六座堡垒，增派戍兵一千二百人，但各蛮部仍像鸱鸟张翼一样猖獗。等到建昌、越巂出兵时，他们又窝藏叛乱分子。元泰于是命都指挥李献忠等人分路围剿。贼军假装投降，诱捕李献忠等三名将领，杀死士卒数千人，势力更加猖獗。应祥等军队回师后，元泰又征调播州、酉阳等地的土兵，共五万人，命应祥督率文达、之垣以及周于德等将领分三路进入，原总兵郭成也随军征讨。十一月，周于德首先击败白禄的军队，追到马蝗山，悬绳攀登，贼军溃败。周于德乘势进攻木瓜夷，射杀白禄。追到利济山时，积雪数尺深，周于德率先登山，再次大败贼军，捣毁他们的巢穴。当初，撒假和杨九乍率一万人占据山地，播州军将他们击退。到这时，文达又在大田坝击破他们，与周于德的军队合兵追击，所到之处都取胜。游击万鏊在鼠囤追击撒假，擒获他的妻子儿女。郭成又到三宝山大战，生擒撒假。安兴据守巢穴，文达、万鏊分路进攻，擒获了他的母亲和妻子。安兴把金子扔在路上，以拖延追兵，因而得以逃脱。后来各军深入追捕，终于将他擒获。其他夷人倮畏惧军威而投降的有二千多人，全都献还土地，愿意恢复职贡，于是军队才停止进攻。总计斩首一千六百九十多人，俘获七百三十多人；在当地设置屏山县。论功行赏，应祥多次加官至都督同知，元泰也升至兵部尚书。当时，四川境内的凶悍贼寇全都平定，应祥的威名很盛。御史傅霈巡按所属地区时，责问应祥冒领军饷。应祥用千金贿赂他，反而被傅霈上奏弹劾，罢免官职。兵部推荐应祥任南京右府佥书，给事中薛三才坚持认为不可。万历二十八年，大举征讨播州。贵州总兵官童元镇停留拖延，总督李化龙弹劾他，推荐应祥代替。那时军队分为八路，贵州分为乌江、兴隆两路。诏令童元镇充任为事官，从乌江进入；应祥从兴隆进入，各路军队约定在二月十五日前后进兵。应祥尚未正式接受任命，副将陈寅等已接连攻克几处囤寨，在四牌高囤下抵抗贼军；又另派军队从小路直捣龙水囤。另一将领蔡兆吉又从乾坪抵达箐冈，经过四牌。贼首谢朝俸在这里扎营，四面都是峭壁深箐，前面有两道关口。贼军登高呐喊，官军拼死作战，俘获谢朝俸的妻子儿女，乘势抵达河边。恰逢乌江战败的文书传来，军队收拢不进十多天。等到应祥接受任命后，他更加催促各将迅速渡河。陈寅等便从另一条道路渡河，同时暗中架设浮桥以便军队通过。各军渡河后，贼军失去险要，投降者接连而来，应祥全部接受。贼军所倚仗的只剩黄滩一关，关隘陡峭如立壁，贼众拼死防守。恰逢贼党石胜俸等率一万多人投降，报告说：“距离黄滩三十里有三道关，是进入播州的门户。若先袭击攻破它们，黄滩便成为孤立之地，很难守住。”应祥认为这个计策正确，命石胜俸和陈寅率精兵四千，夜间抵达关下。石胜俸带几十名骑兵诱使关门打开，消灭守关士卒。黄滩的贼军害怕了。陈寅督率各将渡河攻打关前，石胜俸从坟林暗中渡河袭击关后，贼军于是大败。应祥直抵海龙囤，会合各路军队共同消灭杨应龙。播州平定后，应祥回师镇守铜仁。第二年，改为镇守四川。播州残贼吴洪、卢文秀等人厌恶司法严厉，而遵义知县萧鸣世又失去民心。吴洪等便声称应龙还有儿子，聚众作乱。应祥与副使傅光宅一起捕捉他们，将其全部擒获。应祥不久死于任所。因平定播州有功，追赠左都督，世袭荫补千户。应祥作为将领，谋略和勇气兼备，所到之处都能建立功绩。平定四川三大贼寇，他的功劳最多。童元镇是桂林右卫人。万历年间任指挥，跟随征讨平定乐贼莫天龙，因功多次升任游击将军。高江瑶反叛时，他跟随呼良朋将其击败平定。历任永宁、浔州、梧州参将，升任副总兵。提升为署都督佥事，任广西总兵官。不久，改任广东总兵官。

译万历二十三年，总督陈大科因为元镇熟悉蛮族事务，仍将他调回广西。岑溪西北有上七山、下七山，夹在苍梧、藤县之间，有平田、黎峒、白板、九密等三十七处巢寨。东南有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园、古榄、鱼修等一百多处巢寨，与广东罗旁相接。山势险峻，竹木丛生的深箐密布，周围数百里不见日光。贼首潘积善等占据那里，长期成为百姓的祸患。等到罗旁平定，潘积善害怕，请求投降。官府在大峒设置参将，派一千多人驻守。后来将领多有搜刮克扣，士卒又疲弱，贼人重新生出反抗之心，时常出来抢掠。恰逢年成饥荒，粤东逃亡的亡命贼徒数百人偷偷进入七山，诱使各瑶族作乱。元镇先前以参将身份戍守岑溪，已经取得各瑶族的信任。到这时，潘积善及其党羽韦月咸都愿意接受招抚、为官府效力，六十三山的瑶人也多受约束。后来有讹传说将要围剿北科瑶，瑶人认为官府欺骗自己，非常怨恨，于是和孔亮山的贼人进攻韦月咸，杀死他，并放火烧毁大峒参将署。督抚陈大科、戴耀命元镇征讨他们。当时副将陈璘、参将吴广因罢官居乡，陈大科起用他们，命其率兵，与元镇并进。贼人砍伐大树堵塞道路，又遍布竹签，元镇假装督军开路，暗中却从小路攀登上山。孔亮山的贼人凭借高处据守，弩箭像雨一样射下。各军使用火器进攻，将他们大败。俘获并斩首一千五百多人，其余人被招抚，恢复原业。当时府江的韦扶仲等人也据险作乱，元镇与参政陆长庚谋划，招募瑶人充当间谍，趁夜擒获他们的妻子儿女，以此诱使贼人出来劫掠，再设伏兵将其擒获。其余党羽全部平定。元镇因功加官并获赐金帛。恰逢日本攻破朝鲜。朝廷商议从浙江、福建渡海捣毁日本巢穴，以牵制其军，于是改任元镇镇守浙江。后来此事搁置，调他镇守贵州。万历二十八年，李化龙大举征讨杨应龙，命元镇督率永顺、镇雄、泗城等地的土军，从乌江进军。元镇畏惧应龙，长期驻扎铜仁不进，屡次催促才出发。当时刘綎、吴广等军已经进军，群贼商议分兵防守，其党羽孙时泰说：“分兵就会力量薄弱。趁官军尚未会集，先击破其中较弱的部队，其余自然会退走。”应龙认为有理。听说元镇从乌江出发，应龙高兴地说：“这容易对付。”于是谋划放他们渡江，再暗中用计取胜。监军按察使杨寅秋说乌江距离播州不远，应等待各路军深入后一起进攻，元镇不听。于是永顺兵先夺取乌江，贼军派一千多人沿江叫骂诱敌。各军渡过江后，又夺取老君关。前哨参将谢崇爵乘势督率泗城和水西军再次攻占河渡关。三月十五日前后，贼军以数千步骑兵首先冲击水西军，军中赶出战象迎战，贼军多人受伤。不久，驾象的人战死，大象反而逃走，投掷火器的人又误击己方营地，军阵混乱。泗城兵先逃，谢崇爵也逃走，争相抢渡浮桥，浮桥断裂，数千人被杀或溺死。河渡关战败的消息，乌江相距六十里，仍然不知道。第二天，参将杨显派永顺兵三百人出外侦察，路上遇到几万贼军，他们全都穿着水西军的服装。永顺兵没有怀疑，贼军突然袭击，杀死三百人，又夺取他们的服装，直奔乌江。乌江守军以为他们是水西、永顺军，没有设防，于是被贼军攻破，争先恐后渡江。贼军先砍断浮桥，士卒多溺死，杨显和他的两个儿子也在其中。元镇所率三万人，剩下不到十分之一，将校只剩谢崇爵等三人，江水甚至被尸体堵得不能流动。贵阳听到警报，居民全都躲进城里，远近震动。李化龙用尚方剑斩杀谢崇爵，又增加征兵，发檄文命镇雄土官陇澄截击贼军退路。陇澄就是安尧臣，是水西安疆臣的弟弟。他的军队没有和元镇会合，却独自保全，因此有关方面很怀疑他与贼军勾通。杨寅秋认为镇雄距离播州只有两天路程，命陇澄捣毁贼巢以立即建立功效，陇澄答应了。河渡关尚未战败时，陇澄已经派部将刘岳、王嘉猷攻下苦竹关和半坝岭。河渡关战败后，两将移军新站。贼军在大水田设伏，另派五千人来袭，战败退走。王嘉猷于是扬言要捣毁大水田，暗中却率一军攻下大夫关，直抵马坎，截断贼军退路，与安疆臣会合，贼军于是逃走。恰逢都指挥徐成率兵到达，会合泗城土官岑绍勋的军队，再次攻克河渡关。贼将张守钦、袁五受占据长箐、万丈林，永顺兵击败他们，生擒张守钦。进攻清潭洞，又擒获袁五受。恰逢朝廷责问元镇战败的罪责，命李应祥兼统他的军队，于是会合水西、镇雄各部，直抵海龙囤，终于消灭贼军。战事刚开始时，元镇因停留拖延获罪，被贬为为事官。到这时，他被押送到京城，交给司法官审理，罪当处死。法司援引他此前在岑溪的功劳，改判谪戍烟瘴之地。遇到赦免时，广西巡抚戴耀替他请求赦免，兵部议论后不准，元镇最终死在戍所。陈璘，字朝爵，广东翁源人。嘉靖末年任指挥佥事，跟随征讨英德贼寇有功，升任广东守备。又参与平定大盗赖元爵以及岭东残余贼寇。万历初年，征讨平定高要贼邓胜龙，又平定揭阳贼寇和山贼钟月泉，多次升任署都指挥佥事，任广东都司佥书。官军进攻诸良宝时，副将李成立战败。总督殷正茂请求任命陈璘为参将，亲自率一军进攻。贼军平定后，授予陈璘肇庆游击将军，调任高州参将。总督凌云翼将要大举征讨罗旁，先下令分区围剿。陈璘共攻破九十处巢寨。后来分十路大举进攻，陈璘从信宜进入，与各军会合，将贼军彻底消灭，并在其地设置罗定州及东安、西宁二县。随即升陈璘为副总兵，署理东安参将事务。不久，余党杀害官吏百姓，责令陈璘戴罪办理贼寇。陈璘会同另一将领朱文达攻破石牛、青水等巢寨，斩杀、擒获三百六十多人，仍按原官职领取俸禄。当时东安刚刚平定，陈璘大兴土木，营造寺庙，役使部下士卒，并且强迫他们出钱。士卒都很愤怒，借事倡导作乱，抢掠州县，被巡按御史罗应鹤弹劾，诏令剥夺陈璘官职。后来贼军被擒获，才免除他的罪责，改任狼山副总兵。陈璘有谋略，善于统率军队，但所到之处都贪婪贪污，又被弹劾剥夺官职。废居很久，朝廷官员多为他的才干惋惜，却不敢推荐他。万历二十年，朝鲜发生战事，因为陈璘熟悉倭寇情况，任命他为添注神机七营参将；到任后改任神枢右副将。不久，提升为署都督佥事，充任副总兵官，协同镇守蓟镇。第二年正月，诏令他以原官职统率蓟州、辽东、保定、山东军队，防御倭寇、守卫海疆。恰逢朝廷商议封贡之事，暂时停止战事，改任陈璘协守漳州、潮州。陈璘因贿赂石星获罪，被石星上奏，重新罢官归乡。

译万历二十五年，封贡之事失败，起用陈璘恢复原官，统率广东五千军队援助朝鲜。第二年二月，提升为御倭总兵官，与麻贵、刘綎并肩统兵。部下士卒驻扎山海关时喧闹，陈璘受到责罚。不久，命他提督水军，与麻贵、刘綎及董一元分路进军，副将陈蚕、邓子龙，游击马文焕、季金、张良相等都归他统属，共有军队一万三千多人、战舰数百艘，分布在忠清、全罗、庆尚各海口。起初，贼军在海上往来出没，官军缺少船只，所以让他们得逞。等到看到陈璘的水军，便害怕不敢在海上往来。恰逢丰臣秀吉死去，贼将准备逃走，陈璘急忙派邓子龙与朝鲜将领李舜臣拦截。邓子龙战死，陈蚕、季金等军队到达后拦击贼军，倭寇已无斗志，官军焚烧了他们的船只。贼军大败，逃上岸的人又被陆军消灭，被焚烧、溺死的以万人计。当时刘綎正在进攻行长，把他逼入顺天大城。陈璘用水军夹击，又烧毁他的船一百多艘。石曼子向西援救行长，陈璘在半洋拦截，击杀石曼子，消灭其部下三百多人。贼军退守锦山，官军挑战而贼军不出。后来他们渡过乙山躲藏。山崖深、道路险，将士不敢进入。陈璘夜间暗中进入，包围他们藏身的岩洞。天快亮时，炮火发射，倭寇大惊，奔向后山，凭借高处抵抗。将士们拼死进攻，贼军逃走。陈璘分路追击，贼军没有一人逃脱。论功时，陈璘列为第一，刘綎第二，麻贵又次之。晋升陈璘为都督同知，世袭荫补指挥佥事。军队刚刚回师，恰逢发生征讨播州的战事。任命陈璘为湖广总兵官，从偏桥进军，副将陈良玭从龙泉进军，受陈璘节制。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军队驻扎白泥，杨应龙的儿子朝栋率两万人渡过乌江迎战。陈璘在前面抵御，同时分兵两翼跟踪袭击其后。贼军稍受挫败，官军追击败军直到龙溪山，贼军会合四牌贼众共同抵抗。四牌在江外，与江内七牌都是五司的遗民、九股的凶恶苗人，平时帮助贼军。陈璘广泛招抚，于是进军龙溪。侦知贼军设有伏兵，命游击陈策用火器攻击，贼军据险防守，箭和石头像雨一样落下。陈璘率先登山，斩杀后退的小校以示众；把总吴应龙等冲入敌阵，贼军大溃，退守四牌的儿囤。陈璘的两名副将逼近敌军，中了伏兵。陈璘招募敢死士卒，跟随吴应龙等奋力攻击，贼军再次溃败，逃到囤顶据守，夜里从山后逃走。黎明时追上他们于袁家渡，再次击败他们。四牌的贼军于是全部消灭。三月十五日前后，各军架设浮桥渡江。得知贼将张佑、谢朝俸、石胜俸等驻扎七牌野猪山，陈璘当夜出发抵达苦练坪。前锋与贼交战，后军到达后夹击，贼军败逃进入深箐，官军于是进入苦菜关。恰逢童元镇的乌江军战败，陈璘害怕，请求退兵，总督李化龙不同意。陈璘于是进军驻营楠木桥，驻扎在湄潭。贼军全部聚集在青蛇、长坎、玛瑙、保子四囤，这些地方都极其险要，其中青蛇尤其险峻。陈璘认为，如果同日进攻，兵力会分散；只进攻一囤，其他三囤一定会互相援助。因此先攻三囤，再进攻青蛇。陈良玭的军队也来会合，陈璘命其埋伏在囤后，另派一军守住板角关，防止贼军逃逸。陈璘督率各将奋力攻打三天，贼军死伤无数，三囤于是攻下。青蛇四面陡峭险绝，陈璘包围三面，悬赏招募敢死士卒从玛瑙后面攀葛藤到山背上举炮，贼军惊慌，诸军发动进攻，烧毁他们的茅屋。贼军退入囤内，木头石块交相落下。将士们冒死登上，毁掉两重大栅栏，从前后夹击，贼军大败，斩首一千九百多人，七牌的贼军也全部消灭。于是分兵六路，攻克大小三渡关，乘胜抵达海龙囤下。各将都从囤前进攻，只有水西安疆臣从后面进攻，双方相持四十多天。安疆臣的部下接受了贼军重金贿赂，多与贼军勾通，并且暗中把火药送给贼军，所以贼军没有防备。后来陈璘知道了这件事，便与监军商议，命安疆臣退后一舍，陈璘移驻他的原处，设置一百多面铁牌，距离囤寨一丈多，贼军的强弩无法施展；又在栅栏前设置带刺的箛板，贼军每夜出来劫营，都被钉刺伤，不敢再出来。应龙的势力穷途末路，众人相聚哭泣。李化龙起初有命令，规定各将按日期轮流进攻。六月六日，轮到陈璘和吴广进兵。陈璘夜间四更时口衔枚，悄悄登山，贼军正在熟睡，他斩杀守关者，竖起白旗，鸣放火炮，贼军大惊溃散，应龙自焚而死。吴广的军队也赶到，贼军全部平定。于是移军征讨皮林。皮林位于湖广、贵州交界处，与九股苗相连。有个叫吴国佐的人，是洪州司特峒寨的苗人，凶悍狡猾、游手好闲。他的从父大荣因叛乱被诛，吴国佐便收纳了大荣的妾。黎平府逼迫得很急，他于是反叛，自称“天皇上将”，他的党羽石纂太自称“太保”。他们合兵进攻上黄堡，诱使参将黄冲霄战败，追到永从县，杀死守备张世忠，把他的尸体烤熟后吃掉；又抢掠七十多座屯堡，焚毁五开南城，攻陷永从，包围中潮所。当时正征讨播州，没有时间讨伐他们。播州平定后，偏沅巡抚江鐸命陈璘与陈良玭合兵征讨，陈良玭战败。第二年，江鐸移驻靖州，命陈璘率副将李遇文等分七路进军，陈璘擒获苗酋银贡等人。游击宋大斌攻破特峒，将其焚毁。吴国佐逃到天浦四十八寨，又进入古州毛洞，官军追捕并将他擒获。石纂太逃到广西上岩山，指挥徐时达诱骗并捆绑了他。贼党杨永禄率一万多人驻扎白冲。游击沈弘猷等夹击，生擒杨永禄。各苗部全部平定。征讨播州时，陈璘曾向李化龙家送贿赂。恰逢刘綎被李化龙的父亲斥退，陈璘派人让刘綎离开。李化龙上疏朝廷，刘綎获罪，唯独陈璘免罪。后来兵部尚书田乐推荐陈璘镇守贵州，给事中洪瞻祖便弹劾陈璘钻营谋求职位。皇帝认为陈璘东西各地积累了战功，最终仍按田乐的意见办理。贵州东西两路有苗人：一种叫仲家苗，盘踞在贵龙、平新之间，是各苗部的首领；在水硍山、处于铜仁和思石之间的叫山苗，是红苗的羽翼。播州平定以后，贵州物力大为耗损，苗人更加生出反抗之心，抢掠没有一天停止。万历三十三年冬，巡抚郭子章向朝廷请求。第二年四月，命陈璘率一万人进攻水硍，游击刘岳督率宣慰安疆臣的军队一万人进攻西路，均攻克。于是命陈璘移军新添，单独进攻东路，又攻克。生擒苗酋十二人，斩首三千多级，招降一万三千多人，辖区内于是安定。改任镇守广东，死于任上。先前因平定播州的功劳，加授左都督，世袭荫补指挥使。死后又因平定苗乱的功劳，追赠太子太保，再荫补百户。

译吴广，广东人。凭武学生身份从军，多次建立战功，历任福建南路参将，因事获罪罢官归乡。恰逢岑溪瑶人反叛，总督陈大科发檄文命吴广跟随总兵童元镇征讨。将士稍有退却，吴广亲手斩杀一名士卒示众，于是大败贼军。论功后，恢复原官。万历二十五年，吴广以副总兵身份跟随刘綎在朝鲜抵御倭寇，统领水军与陈璘相互配合，俘获、斩杀很多敌人。刚刚班师，又大举征讨播州，提升吴广为总兵官，率一军从合江出发。副将曹希彬率一军从永宁出发，受吴广节制。吴广驻扎二郎坝，大力招抚归顺者。贼军骁将郭通绪迎战，将士袭击并将他击退。陶洪、安村、罗村三寨土官各自出降，其他部落前来归附的有数万人，吴广挑选其中强壮者编入军队。郭通绪扼守穿崖囤，吴广督率土、汉军队将其击破。刘綎、马孔英已经进入播州，吴广仍停留在二郎坝，总督李化龙催促他进军。于是商议分四路哨队进攻崖门，另派永宁女土官奢世续等督率夷兵二千人，扼守桑木垭等要害，以防守军粮道。各将连续攻破几处囤寨，进军驻扎母猪塘。杨应龙害怕，命郭通绪调集关外全部军队抵抗。吴广在磨抢垭外南冈下埋伏五百名炮手，又派副将赵应科挑战。山垭夹在两山之间，十分狭窄，郭通绪横举长矛冲向赵应科，赵应科假装败退。郭通绪追出山垭，遇到伏兵，急忙回马，被炮火击中坠落；正要跳上另一匹马时，被伏兵密集刺杀而死，其余贼军大败逃窜。官军追击败军，贼军全部投降，于是逼近崖门。道路狭窄，只能容一名骑兵通过，贼军一万多人出关拒战。曹希彬悬赏千金，士卒攀崖争相前进，追到第四关，关上的男人和女人全都哭泣。贼党杀死首领罗进恩，率一万多人出关投降。第一关仍然拒不投降，吴广乘夜急速进军，夺取关隘，关内百姓争相献上牛肉和酒。刘綎、马孔英已经进入关内，李应祥、陈璘还在关外。吴广会合曹希彬的军队，连续在红碗、水土崖、分水关作战取胜，于是进军驻扎水牛塘，杨应龙非常恐惧。他知道吴广的军队孤军深入，谋划袭击，便派人假装投降。吴广察觉其中有诈，坚守营垒等待，杨应龙率三万人直冲大营，各将拼死作战。恰逢其他将领前来援助，贼军才退走。吴广于是与各路军队逼近海龙囤。贼军假令妇人请求投降，在囤上哭泣，又假报应龙服药自杀，吴广信以为真。后来知道是骗局，便急忙焚烧第二关，夺取三山，断绝贼军砍柴取水的道路，贼军更加困窘。不久，吴广与陈璘从囤后登山，应龙急忙自焚而死。官军擒获他的儿子朝栋，从烈火中取出应龙的尸体。吴广中了毒箭，失声昏绝后又苏醒，于是以原官职镇守四川。过了一年，吴广去世。起初，吴广停留在二郎坝时，有人说他接受贿赂、养寇自重，诏令将他贬为为事官。后来论功追赠都督同知，世袭荫补千户。邓子龙，丰城人。身材魁梧，勇猛敏捷，无人能比。嘉靖年间，江西贼寇起兵，抢掠樟树镇。邓子龙响应有关部门招募，将其击败平定。因累积功劳授任广东把总。万历初年，邓子龙跟随大帅张元勋征讨平定大盗赖元爵。后来又跟随平定陈金莺、罗绍清。贼首黄高晖逃走，邓子龙进入山中将他生擒。升任铜鼓石守备。不久，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掌管浙江都司。被弹劾后应当夺职，皇帝认为邓子龙所犯较轻，恰逢麻阳苗人金道侣等作乱，便提升他为参将，命其征讨。邓子龙大败贼军，解散其党羽。五开卫士卒胡若卢等焚烧监司行署，打跑守备和黎平守。靖州、铜鼓、龙里各地苗人都响应作乱。邓子龙焚烧东门以诱使贼军前来，却暗中派兵进入北门，贼军于是被消灭。万历十一年闰二月，缅甸侵犯云南。诏令调邓子龙镇守永昌。木邦部的奸人罕虔与岳凤一同叛乱，劝说缅甸酋长莽应里向内地侵犯，罕虔跟随缅军抢掠千崖、南甸。后来，他引导缅军渡过查理江，直攻姚关，湾甸土知州景宗真及其弟宗材帮助他们。邓子龙在攀枝树下迅速交战，阵前斩杀景宗真、罕虔，生擒宗材。罕虔的儿子招罕、招色逃到三尖山，邓子龙命叔父罕老率蒲人药弩手五百人阻守要害。邓子龙用金钱利诱蒲人，完全打听到贼军的小路，于是命副将邓勇等率北胜、蒗渠各番部军队直捣贼巢，又预先在山后设伏夹击。半夜登山，生擒招罕、招色、罕老及其党羽一百三十多人，斩首五百多级，三尖山巢穴已经空虚，于是安抚流离迁徙的百姓数千人。恰逢刘綎也俘获岳凤献给朝廷。皇帝很高兴，提升邓子龙为副总兵，给予世袭荫补。不久，缅甸人又侵犯猛密，把总高国春将其大败。邓子龙因配合作战有功，也受到优厚叙功。从此，原先依附缅甸的蛮人，多来归附明朝。永昌、腾冲一向号称乐土，自从岳凤、罕虔猖狂作乱，才开始商议招募士兵。所招募的多是亡命之徒，于是设立腾冲、姚安两营。刘綎统率腾军，邓子龙统率姚军，双方互不服气，两军发生争斗。皇帝认为两位将领都有功，便置之不问。后来刘綎罢职，刘天俸接替；刘天俸被逮捕后，便由邓子龙兼统两军。邓子龙压制腾军，每逢劳役总是苛虐使用他们，却偏袒姚军。等到在陇川用兵时，邓子龙故意厚薄不均，杀牛犒赏士卒，给姚军的数量是腾军的两倍，腾军极为不能忍受，想要散去。副使姜忻命另一将领统辖他们，事情才安定下来。但姚军长期骄纵，因索要军饷而作乱，从永昌、大理一直到会城，沿途抢掠。各路军队夹击他们，斩首八十四级，俘获四百多人，叛乱才平定。邓子龙因此获罪，被剥夺官职交司法官审理。万历十八年，孟养的贼人思{▯固}反叛。邓子龙当时正在接受审讯，巡抚吴定请求让他立功赎罪，皇帝准许了。诏令尚未到达，吴定已经与黔国公沐昌祚派将领将其击退。不久，丁改十寨的贼人普应春、霸生等作乱，势力大为扩张。吴定大举征调汉军和土军，命邓子龙统领右军，游击杨威统领左军，将其大败，斩首一千二百级，招降六千六百人。皇帝为此向郊庙告谢，宣布捷报并接受朝贺，恢复邓子龙副总兵之职，署理金山参将事务。在此以前，猛广土官思仁奸淫自己的嫂子甘线姑，想娶她为妻，没有成功。他与党羽丙测叛逃归附缅甸，多次引导缅军入境侵犯。万历二十年，缅军进攻孟养，侵犯蛮莫，土同知思纪奔逃到练山。邓子龙将其击败，他们才退走。邓子龙不久又被弹劾，罢官归乡。

译二十六年，朝鲜出兵作战。朝廷下诏让他以原任官职统领水军，跟随陈璘东征。倭寇将要渡海逃走，陈璘派子龙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统率水军千人，驾着三艘巨舰担任前锋，在釜山南海拦截倭寇。子龙一向慷慨豪勇，年过七十，意气更加激昂，想要夺取首功，便急忙带领二百名壮士跃上朝鲜战船，径直向前奋勇攻击，倭寇死伤无数。其他船只误将火器投进子龙的船中，船内起火，倭寇乘机进攻，子龙战死。李舜臣前往救援，也战死了。此事上报朝廷后，追赠子龙为都督佥事，世袭荫封一子，并由朝鲜建庙祭祀。马孔英，是宣府塞外归降的士兵，凭累积战功升任宁夏参将。万历二十年，哱拜反叛，引导套寇入境抢掠，马孔英多次将其击败。卜失兔进入下马关时，马孔英跟随麻贵拦截攻击，获得大胜。升任本镇副总兵。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着力兔、宰僧侵犯平虏、横城。马孔英与参将邓凤奋力作战，斩首二百七十多人，获赐金帛。朝廷命他推补大将的空缺，于是提升为署都督佥事，以总兵官身份任原职，不久升为正式官职。万历二十七年，着力兔、宰僧再次侵犯平虏、兴武，马孔英与杜桐等分路袭击，将其击败。贼军再次入侵，又被击败。恰逢大举征讨播州杨应龙。诏令调陕西四镇军队，命马孔英率军前往。军队分为八路，马孔英从南川一路进军，这一路独自险远，距离应龙的海龙囤六七百里。尚未到达时，重庆推官高折枝负责监察记录军务，请求独当一路。于是他与参将周国柱先率石砫宣抚马千乘的军队击败贼军于金筑，又督率酉阳宣抚冉御龙的军队在官坝击败贼军。马孔英到达军中后，平茶、邑梅的军队也已会集，军容十分壮盛。大军比预定日期提前一天进入真州，任用土官郑葵、路麟作乡导，另派边兵一千人扼守明月关。各军击鼓前进，接连攻破四座寨子，驻扎赤崖，抵达清水坪、封宁关，攻破十多处贼营，逼近桑木关，关内百姓每天投降的有上千人。高折枝修筑三座大营安置他们，禁止杀戮抢掠，投降者日益增多，贼军更加孤立。桑木关是贼军的要害，山势险峻，竹木深密，贼军凭高抵抗。于是命马千乘、冉御龙从关外左右两侧进攻，周国柱捣击中路。贼军使用标枪和毒药箭，攻势非常锐利。官军拼死作战，夺取关隘，追击败军直到风坎关，贼军再次大败。接连攻破九杵、黑水等关，以及苦竹、羊崖、铜鼓等寨。周国柱进攻金子坝时，那里没有一个人，他怀疑有伏兵，于是焚烧十九座空寨，严密布兵等待。贼军果然突然冲出，被官军击败。马孔英于是留下王之翰的军队守卫白玉台，保护粮道；留下平茶、邑梅的军队守卫桑木关，自己亲自率大军进营金子坝。应龙听说桑木关被攻破，非常恐惧，派弟弟世龙和杨珠率精锐士卒劫袭王之翰的营地。王之翰逃走，贼军杀死运粮士卒无数。平茶军前来援助，贼军才退走；马孔英回兵攻击世龙，又将他击退。副将刘胜奋力进攻，贼军才逃奔。官军进至朗山口，从郎山进入蒙子桥，那里深箐茂密、遮天蔽日，贼军到处设伏，官军将其全部剿平。应龙更加害怕，派党羽假装投降，谋划作为内应，高折枝将他们全部斩杀，并设伏等待。杨珠果然夜间劫营，伏兵发动，贼军惊慌溃败，官军追击败军直到高坪。后来夺取贼军的养马城，直抵海龙第二关下，贼军守兵更加增多。马孔英的军队已经深入，而其他各路尚未到达。酉阳、延绥军队都退走，贼军追击杀死官军六十人。过了几天，刘綎的军队到达，于是合兵连续攻克海崖、海门等关。贼军逃到囤顶据守，最终被彻底消灭。起初，总督李化龙规定了进军期限，各将都不愿让别人抢先进入。马孔英所率边兵和各路土兵都强悍勇猛，负责监察记录军务的高折枝勇敢而有谋略，所以这一军独自率先前进。八路军包围海龙囤时，各将认为囤后容易进攻，争相奔向后面，只有马孔英在关前筑垒。记功时，升任都督同知，世袭荫补千户。过了很久，马孔英以总兵官身份镇守贵州。平定金筑、定番的叛苗，生擒首恶阿包、阿牙等人。后来想要袭击黄柏山的苗人。苗人得知后先发兵，打败官兵，却隐瞒不报。马孔英又诱骗擒获苗酋石阿四，却声称是在阵中擒获，以冒领战功。因此被巡抚胡桂芳弹劾，罢官归乡后去世。赞曰：播州之役，各将都听命用力，八路军合兵，历时五个月，才终于攻克，可以说劳苦极大。刘綎的勇武谋略冠绝诸将，功劳最多，后来为国战死也最为壮烈。邓子龙起初任职姚安，声名与刘綎相当，年老时仍以死效命，在海边受到祭祀。古人说“武官不惜死”，这两个人大概都无愧于这句话了。

译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梅之焕、刘策（徐缙芳、陈一元）、李若星、耿如杞（胡士容）、颜继祖（王应豸等）、李继贞、方震孺、徐从治（谢琏、余大成等。梅之焕，字彬父，麻城人，是侍郎梅国桢的侄子。十四岁时成为诸生。御史巡行所属地区检阅武艺，梅之焕骑马冲入教场。御史大怒，命他与材官比试射箭，他九发九中，长揖行礼后上马离去。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任职七年后，授任吏科给事中。东厂太监李浚诬陷拷打商人，梅之焕弹劾他的罪行。不久，他上书说：“如今天下百姓困穷，军饷匮乏，贼寇横行，士兵疲惫。言官舍弃国事，只争论时局；部曹舍弃职掌，只发表空话；天下全被空洞的文辞束缚。有意振作整顿的人，不是被说成惹事，就是被说成苛求。事情尚未办成，诽谤已经兴起；法令尚未伸张，怨恨已经聚集；豪杰灰心，庸人安于保守，国事将无法办理了。请陛下严格考核名实以责成实事，疏通言路以重振纲纪，分别善恶以珍惜人才，或许对国事有所帮助。”当时朝廷大臣各分朋党，彼此对立，梅之焕清廉刚正，自信胜过众人，曾说：“依附小人的一定是小人，依附君子的却未必是君子。苍蝇依附骏马，即使随马走了千里，也仍然只是苍蝇罢了。”当时有人追论故相张居正，梅之焕说：“假如今天有像江陵张居正那样综核名实、振兴纲纪的人，搬弄是非的一帮人敢这样做吗？”他就是这样持守公平，不愿迎合附会他人。出任广东副使时，擒杀残害烈女的豪强百姓，百姓佩服他的威严。海寇袁进抢掠潮州，梅之焕扼守海道，招抚遣散他的党羽，最终使袁进投降。改任山东学政。天启元年，以通政参议身份被召回，升任太常少卿，又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因父母内外丧服，回家居住。当时魏忠贤、客氏扰乱朝政，应山人杨涟首先揭发魏忠贤的奸恶。魏忠贤十分恼怒，拷打杀害杨涟。从此他悍然更加诛杀排斥善类，对楚人[原文“忄买慀”字样有误，含义不明]。有人说杨涟被逮捕时经过麻城，杨涟是罪人，梅之焕却同他盘桓并流泪，按律应当削除仕籍；其实杨涟从未经过麻城。不久，逆党梁克顺诬陷梅之焕贪赃营私，诏令追查赃物。庄烈帝即位后，便免除他的征发，起用他担任原来的官职，出任甘肃巡抚。他大败套寇，斩首七百多级，生擒部长三人，招降六百多人。第二年春天，寇贼再次大举入侵，正遭豌豆疮之患，围绕大黄山一带患病。诸将请求乘机袭击他们，梅之焕不同意，说：“趁人灾祸是不仁，乘人危急是不武，不如放过他们，借此施以恩德。”于是没有交战。过了一个月，群寇望着边城，捶额哭泣着离去。冬天，京师戒严，朝廷下诏命他入卫京师。他将要出发时，西部敌人乘虚侵犯河西。梅之焕留下不走，派兵埋伏在贺兰山后，截击敌人的归路；大军从水泉峡口出击，两战两次击败敌人，斩首八百四十多级，然后率军向东。不久，悍卒王进才杀死参将孙怀忠等人叛乱，逃往兰州。梅之焕于是向西平定这场变乱，再次整军东进。第二年五月抵达京师时，已经误了期限，朝廷下诏命梅之焕入朝。第二天又下诏罢免梅之焕的官职，等候审查；这时温体仁已经掌握朝政了。当初，温体仁攻击钱谦益，梅之焕曾写信给朝廷中的大臣，支持钱谦益。到这时，温体仁报复旧怨，梅之焕于是获罪。梅之焕虽然是文士，却有才干武略，擅长射箭；被罢职后，便没有机会表现才能。他居住的县地多山，盗贼很多。梅之焕一有空闲，就常率领健儿帮助官吏捕盗，没有一个盗贼能够逃脱。在此以前，甘肃发生兵变，溃散的士兵害怕被捕杀，往往逃入山谷，沦为群盗，盗贼的势力更加壮大。到这时，几万盗贼来攻打麻城，看见梅之焕的部署，便立即退去。庄烈帝追叙梅之焕前后在甘肃的功劳，恢复他的官职，并荫封他的儿子，但最终没有召用他。第二年，梅之焕因病去世。刘策，字范董，武定人。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由保定新城县知县入朝任御史，上疏弹劾太仆寺少卿徐兆魁，又竭力争辩熊廷弼应当接受审查以及汤宾尹科场案。汤宾尹虽然闲居在家，却遥控朝廷权柄，唆使他的党羽轮番攻击弹劾者孙振基、王时熙。不久，给事中刘文炳弹劾两淮巡盐御史徐缙芳，说刘策进入叶向高的幕府，干预票拟；刘策的同僚陈一元是叶向高的姻亲，却只顾争权逐利。当时刘策巡按宣府、大同，上疏说：“刘文炳是汤宾尹的死党，替韩敬反咬他人。从前揭发奸邪的孙振基、王时熙一类人，如今都在哪里？”叶向高也因为刘策与自己没有私交，替他辨白洗雪。刘文炳、刘策多次上疏互相攻击，南京御史吴良辅说：“刘文炳一封奏疏，就弹劾了御史徐缙芳、陈一元、刘策和李若星；第二封奏疏，又弹劾了词臣蔡毅中、焦竑以及监司李维桢，受到牵连的还很多。摧残人才太容易了，像刘策这样品行清正的人，像焦竑这样有高雅声望的人，也免不了遭到诋毁斥责，天下难道还有完人吗？”刘策又攻击刘文炳倚靠方从哲这座“冰山”，只图一时富贵，不顾清正舆论。陈一元曾议论铨选政务，讥刺过叶向高；当时他巡按江西，看见刘文炳的奏疏，十分愤怒，于是揭发刘文炳暗中的事情。他还说：“叶向高将要离职了。如今掌政的是方从哲，刘文炳是他的同乡，奴颜婢膝，任凭他去做吧。”御史马孟桢也说：“韩敬通关节的事情确实是真的，已经斥退两名侍郎、两名给事中来向天下谢罪了。可是刚直的刘策仍然不停攻击，而同样揭发奸邪的张笃敬又将被驱逐，这未免太过分了！” 奏疏送入后，皇帝都没有理会。刘策愤怒之下，以病为由辞职离去。当时，攻击徐兆魁、熊廷弼、汤宾尹等人的人，党人往往指斥为东林党，按惯例将他们调出京城。到万历四十六年秋天，在朝任职的人已经没有可以驱逐的了，于是就地把刘策调任河南按察司副使，刘策以疾病为由推辞不赴任。天启元年春天，刘策被起用为天津兵备。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召回朝廷，任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天启五年冬天，党人弹劾刘策是东林党遗留下来的奸人，于是削除他的官籍。崇祯二年夏天，起用他担任原官，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理蓟州、辽东、保定军务。大清兵从大安口进入内地，刘策不能抵御，被弹劾。祖大寿向东溃逃，刘策与孙承宗一起招抚，使他返回。第二年正月，刘策与总兵张士显一同被逮捕，判处死刑，在市集弃市处死。徐缙芳，晋江人。任御史时，首先替顾宪成请求赐谥；弹劾天津税监马堂九条大罪，因此以敢于进言闻名。巡按两淮时，颇多接受宾客的贿赂馈赠，被弹劾，因贪赃获罪。天启年间，被遣送戍边。陈一元，侯官人。在江西任职时，赈济饥民很有办法。因病请求离职。天启初年，被起用，历任应天府丞。御史余文缙弹劾叶向高以及陈一元，于是被罢职。崇祯初年，恢复官职。温体仁掌握国政，厌恶他依附东林党，又把他看作自己的门生，因避嫌而不召用。他死于家中。

译李若星，字紫垣，息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历任枣强、真定知县。升任御史，首先弹劾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巡视库藏时，陈述损害国计、困扰商人的四项弊病，请求允许稽查十库的收支，以杜绝侵吞牟利之事，奏疏没有得到答复。巡按山西时，请求撤去税使。又再次弹劾黄克缵是沈一贯的私人、汤宾尹的死党，应该罢免，皇帝没有听从。回朝后，出任福建右参议，因病辞归。天启初年，李若星被起用在陕西任职，召回任尚宝寺少卿，再升大理寺右少卿。天启三年春天，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入朝辞行时，揭发魏忠贤、客氏的奸恶。第二年，派遣将领丁孟科、官维贤攻打河套松山一带的诸部和镇番，斩首二百四十多级。捷报传来后，他没有得到叙功，反而有人传言李若星将要起义兵清除皇帝身边的奸恶。魏忠贤听说后，立即命许显纯把这件事写入汪文言的狱词，诬陷李若星贿赂赵南星而取得节钺。天启五年三月，于是削去李若星的姓名，交给河南巡抚和巡按审问。第二年，案件审结，上报朝廷，李若星被杖打一百，发配廉州戍守。庄烈帝即位后，赦免他回家。崇祯元年，起用为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追叙他在甘肃的功劳，晋升为二品官。黄河决口，淹没泗州，睢宁城也被水淹没。李若星请求修缮祖陵，把睢宁县治迁到别处，皇帝听从了。都城戒严，派兵入京卫戍。李若星因病回乡，遇到父亲去世服丧。过了很久，召回任兵部右侍郎。崇祯十一年，以本官兼右佥都御史，代替硃燮元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兼任贵州巡抚。讨伐安位余党安陇璧以及苗仲等盗贼有功。福王时期，李若星被解除职务。因家乡残破，寄居贵州。桂王迁到武冈后，召任他为吏部尚书。他尚未赴任，就遭逢战乱，死于兵乱之中。耿如杞，字楚材，馆陶人。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天启初年，凭才干历任职方郎中。军务文书纷至沓来，每天要处理几十件。他出任陕西参议，升为遵化兵备副使。当时，逆宦魏忠贤窃取权柄，谄媚奉承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修建祠堂为他祈福。巡抚刘诏把魏忠贤的画像悬挂在喜峰行署，率文武将吏五拜三叩首，高呼“九千岁”。耿如杞看见画像上魏忠贤戴着冕旒，只作半揖便离开。魏忠贤命刘诏弹劾他，将他逮捕送入诏狱，定罪贪赃六千三百，判处死刑。当时又有胡士容，是蓟州参议，多次触犯他的同乡官员崔呈秀，崔呈秀因此怀恨在心。将要为魏忠贤修建祠堂时，胡士容又不奉命。等到胡士容升任江西副使，路过通州，崔呈秀便诬陷他大量乘用驿马、侵吞盗窃仓储，逮捕送入诏狱拷打审讯，定罪贪赃七千，判处死刑。到了秋天，将要执行刑罚时，庄烈帝即位，崔呈秀、魏忠贤相继伏法。皇帝说：“厂卫之人罗织深文，牵强附会，严刑锻炼，朕对此深感痛恨。赦免耿如杞，使他恢复原官。胡士容等人改判。”于是耿如杞上疏说：“臣自从进入镇抚司，五种酷刑一齐施加，捆绑押往刑场的人，每天都有听闻。幸蒙皇上赦臣不死，惊魂才略微安定，乞求放臣回家养病。”皇帝不准许，立即升任耿如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插汉虎墩兔占据顺义王的土地，成为边患，战与和没有确定的方略。耿如杞说守边是上策，于是修筑边墙，整修战垒，铲平山岭、填塞沟谷，事情已有头绪。崇祯二年，京师戒严，耿如杞率总兵官张鸿功带领五千名精锐士兵前往援救，最先抵达京师。军令规定，士兵到达的第二天，哨防地划定后，才能发给粮饷。耿如杞的军队到达后，兵部命令他们守通州，第二天又调往昌平，第三天又调往良乡，哨防地点屡次变更，军队三天领不到粮饷，于是喧闹并大肆抢掠。皇帝听说后大怒，下诏逮捕耿如杞、张鸿功，朝廷大臣没有敢营救他们的。崇祯四年，耿如杞最终在西市被斩首。当耿如杞担任职方郎中时，曾与主事鹿善继结党支持张鹤鸣，排挤熊廷弼而庇护王化贞，边疆事务因此大为败坏，到这时便因此获罪。胡士容获释出狱后，崇祯二年授任陕西副使，升为右参政，死于任上。胡士容当初任长洲县令时，捕捉豪强恶人，修筑娄江石塘，颇有政绩声望。福王时期，追赠耿如杞为右佥都御史。他的儿子章光，进士出身，任尚宝寺卿。胡士容，字仁常，广济人。颜继祖，漳州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工科给事中。崇祯元年正月，评议工部冗员以及三大殿叙功过滥之处，裁汰加秩寄俸二百多人。又极力论列魏党李鲁生、霍维华的罪状。另有御史袁弘勋弹劾大学士刘鸿训，锦衣卫张道浚从旁帮助。颜继祖说这两人结党邪曲、扰乱政务，如果不予重创，祸患没有尽头。皇帝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工科右给事中。崇祯三年，巡视京城十六座城门的濠沟壕堑，上疏列举八件事，弹劾监督主事方应明玩忽职守。皇帝杖打并斥退方应明。外城低矮单薄，朝廷议论加高加厚，颜继祖说当时财力困乏，难以兴办盈余工程，于是停止。再次升任吏科都给事中，上疏陈述时政十大弊端。因忧虑父母而回乡服丧。崇祯八年，起用原官。颜继祖上言：“六部的政务掌握在尚书手中，各司的事务由正郎掌管，而侍郎、副郎、主事只是在旁陪列、共同签押题本，政事怎么能不废弛？督抚大臣获罪的人接连不断，起初都是由于会推。可是会推只以六科掌印者为主，卿贰、台臣很少参加。而且九卿、台谏只选择郎官传达意见，有唯唯诺诺，没有提出异议，这叫什么会推呢？”皇帝称赞他说得好。不久，升任太常寺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分兵扼守边境，河南盗贼不敢窥伺青州、济南。弹劾前任巡抚李懋芳侵吞军饷二万多，得到皇帝诏令嘉奖。崇祯十一年，京畿戒严，命颜继祖移驻德州。当时他部下只有三千人，却奉本兵杨嗣昌的命令，五十天内三次调动。后来命令他专门防守德州，济南因此兵力空虚。颜继祖多次请求敕令诸将刘泽清、倪宠等前往援救，他们都拖延不进。第二年正月，大清兵攻克济南，俘获德王。颜继祖一人不能兼顾，言官接连上章弹劾颜继祖；颜继祖归罪于杨嗣昌，并且说：“臣兵力少、力量弱，不敢占有守住德州的功劳，也不敢不分担失守济南的罪责。请把爵禄归还朝廷，把尸骨归还父母。”皇帝不听，逮捕下狱，在市集弃市处死。整个崇祯年间，被杀的巡抚共有十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河南李仙风被逮捕后自缢，不列入其中。

译王应豸，掖县人。任户部主事时谄媚魏忠贤，才三年便突然升到巡抚，加右都御史衔。崇祯二年春天，蓟州士兵索要粮饷，喧闹着披挂铠甲，参政徐从治劝说遣散了他们。王应豸把毒药放进饭里，想诱骗他们后全部杀死，诸军再次大乱。皇帝命巡按方大任查明他克扣粮饷的情况，判处死刑。李养冲，永年人。历任兵部右侍郎、宣府巡抚。崇祯二年已经离任后，御史吴玉弹劾他侵吞盗取抚赏银七万两，以及冒领功劳、隐瞒败绩等罪状。判处死刑，死在狱中。张翼明，永城人。以兵部右侍郎身份巡抚大同。崇祯元年，插汉虎墩兔入侵，杀人抢掠达万人。张翼明与总兵官渠家桢不能抵御，一并因罪判死。陈祖苞，海宁人。崇祯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第二年因失误军务被捕入狱，饮鸩而死。皇帝恼怒陈祖苞逃避刑罚，把他的儿子、编修陈之遴禁锢，永不叙用。张其平，偃师人。历任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崇祯十一年冬天，因所属州县损失、逃亡人数太多获罪，与颜继祖一同在西市被处死。马成名，溧阳人。潘永图，金坛人，与马成名是姻亲。崇祯十四年冬天，马成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潘永图也由昌平兵备佥事被起用，不到一年便升任巡抚。京畿遭受兵乱，马成名、潘永图都因贻误战机，于崇祯十六年在西市被斩首。其余事迹另见本传。李继贞，字征尹，太仓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大名推官，历次升迁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天启四年秋天，主持山东乡试，因试录中讥刺魏忠贤获罪，降级，不久又被削除官籍。崇祯元年，起用为武选司员外郎，升任职方郎中。当时军务文书纷繁，职方司特意增设郎中，协助处理司务。李继贞办事干练精敏，尚书熊明遇非常倚重信任他，说：“副将以下如果需要推举选择，我只需画诺而已。”崇祯四年，孔有德在山东反叛，熊明遇主张招抚，李继贞上疏陈述不可，并请求调关外军队入内剿贼。熊明遇不能听从，后来最终还是采用他的意见消灭了盗贼。起初延绥盗贼兴起，李继贞请求发放国库钱财，采用董抟霄的人运法，购买米粮运到军前；又命令各地用赎罪金和捐纳事例所得的钱，购买粮食运到边地，以安抚饥民。他还说：“兵法是招抚、剿杀并用，并不是招抚盗贼，而是招抚那些跟随盗贼的饥民罢了。如今一斗米卖四钱，已经跟随盗贼的人还少，而尚未跟随盗贼、却势必会跟随盗贼的人无穷无尽。请依照神宗朝特派御史赈济的旧例，带三十万石粮食前往，安抚安置饥民，使他们不成为盗贼，以削弱盗贼的势力。”皇帝被他的话打动，派御史吴甡带十万金前往。李继贞认为数量太少，皇帝不听，后来盗贼果然一天比一天强盛。李继贞为人刚强，在任职时清正执法，请托说情都不能行得通。大学士周延儒与李继贞是同年进士，曾托总兵官向李继贞说情。李继贞瞪眼拒绝说：“我若不奉命，必然获罪。刑部的监狱很宽敞，容得下我李继贞。”周延儒因此怀恨。后来李继贞加授尚宝寺卿。按例应当升迁时，皇帝却总让他长期任职。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因门功请求优先叙功，没有得到批准，便多次上疏诋毁李继贞，皇帝不听。宦官曹化淳想任用自己的亲信为把总，李继贞不同意；曹化淳便嘱托戎政尚书陆完学向尚书张凤翼进言，命令李继贞办理此事，李继贞仍不同意，张凤翼便排斥李继贞的意见而任用了那人。曹化淳大怒，与田弘遇天天伺机寻找他的过错，向皇帝进谗言，李继贞因一点小过失被贬三级。适逢叙录甘肃功劳，李继贞请求起用前巡抚梅之焕，皇帝于是发怒，削去李继贞的官籍。不久，因评议四川桃红坝战功，恢复他的官职，后来退休。崇祯十一年，经人推荐而被起用，历任两京尚宝寺卿。第二年春天召见对答，他把水利、屯田的情况陈述得十分详尽，升任顺天府丞。不久破格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督办蓟州、辽东军饷。于是大力兴办屯田，分条上奏整治土地、招募佃农、利用水利、任用人员、减轻赋税五项建议。白塘、葛沽之间数十里，田地获得大丰收。崇祯十四年冬天，诏令调发水师援救辽东，李继贞因战舰没有准备好而获罪，被除去姓名。第二年夏天，召任兵部添注右侍郎。得病后，死在赴任途中。当天晚上，有星坠落在庭院中央。追赠右都御史，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后来迁家到寿州。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由沙县知县入朝任御史。熹宗继位，逆宦魏忠贤在宫内勾结客氏。方震孺上疏陈述三朝的艰难危急，说：“宫妾和近侍，皱眉或微笑都容易作假，窥探伺察令人忧虑。宫中频繁传出内旨，恐怕会重蹈斜封诏书所隐藏的祸患。”天启元年，他上《拔本塞源论》说：“从前梃击案中，王之寀、陆大受、张庭、李俸都遭到罢斥，而东林党中的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等贤人，终身被废黜禁锢，应当赶快召回复职。至于杨涟争论移宫之事，幸好没有获罪，却不知为什么又有争功的说法，还有勾交通谋的怀疑？难道要使天下后世认为尧、舜在上，而竟有能够勾结外廷、假传圣旨的宦官吗？”奏疏送入后，他直言敢谏的声名震动朝廷。这年春天，他巡视南城。宦官张晔、刘朝被人讼告，魏忠贤替他们求情，方震孺不听从，最终上报皇帝，魏忠贤更加恼怒怨恨。辽阳失守后，方震孺一天上疏十三次，请求增派巡抚、开通海运、调动边军、更换司马。他每天五更敲打公卿的门，筹划军务，痛哭流涕，并主动请求犒劳军队。当时，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断绝，军民全都逃散，文武将吏没有一人骑马向东去。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壮烈，发给国库二十万金让方震孺犒劳军队。六月，方震孺出关，接见将士，慰问死者，扶助伤员，军民都非常高兴。于是上言：“河面宽不过七十步，一根芦苇就可以渡过，并没有惊涛骇浪的险阻，这是第一条不足以依靠的理由。敌兵到来后，砍树制成木排，浮在铺土的水面上，许多人推着它前进，如同走平地，这是第二条不足以依靠的理由。河流距离代子河不远，敌兵可以从代子河径直渡过；守河的士兵不到两万人，能够等敌兵渡过一半时就拦截他们吗？这是第三条不足以依靠的理由。沿河一百六十里，筑城来不及，排列栅栏也没有用，这是第四条不足以依靠的理由。黄泥洼、张叉站等水浅的地方可以修筑防守设施，但如今这些地方不在我方手中，这是第五条不足以依靠的理由。转眼间河水结冰，就成了平地；即使隔段设置防守，也要用五十万人，军队从哪里来？这是第六条不足以依靠的理由。”他又说：“我把退却当作防守，那么防守力量就不足；我把进攻当作防守，那么防守力量就有余。专门依靠三岔河作为屏障，万一时局偶然发生变化，榆关这一条防线难道就足以锁住蓟门吗？”奏疏送入后，皇帝命方震孺巡按辽东，监督记录军务。

译方震孺巡按辽东时，七个月不搭房屋、不生火做饭。有人主张放弃三岔河，退守广宁，方震孺请求驻兵振武。军法不严，方震孺请求敕令宁前监军，专门斩杀逃兵和逃将，皇帝一并听从了他的意见。然而当时经略、巡抚不和，边疆事务更加败坏。方震孺再次上疏说山海关没有外围屏障，应当赶快在中前所驻兵，作为耳目，皇帝没有理会。第二年正月，方震孺任期届满，正在前屯等待接任者，而大清兵已经再次渡过三岔河。先锋孙得功不作战，反而在振武高喊“军队败了”，于是逃走。巡抚王化贞在广宁，也仓皇逃跑。各座城池听到消息都逃走，只有方震孺驻守的前屯没有动摇。当时，西平守将罗一贯已经战死，参将祖大寿拥带残兵驻扎在觉华岛。于是方震孺召来水师统帅张国卿，一同谋划说：“如今东师从四面搜集粮食，听说祖将军在岛上有二十多万石米豆、十多万士兵、数万百姓，战舰、器械、马牛无数。东师如果招降岛上军队，再利用岛上军队攻打榆关，哪里还有幸理？”于是方震孺、张国卿航海去见祖大寿，慷慨地说：“将军归顺，我们相互保全，共享富贵；如果不归顺，我方震孺请求用脖颈中的鲜血溅到将军身上。”祖大寿哭泣，方震孺也哭泣，于是相互扶携归顺，获得军民的辎重无数。有个主事徐大化，是魏忠贤的党羽，弹劾方震孺，说他“攘差”。都御史邹元标奋笔写道：“方御史保全了山海关，没有过错，而且有安定社稷的功劳。”给事中郭兴治于是借道学之名排挤邹元标。邹元标离职后，方震孺也立即罢职回乡。第二年，魏忠贤、王体乾等人兴起大狱，再次招人弹劾方御史，郭兴治又论列方震孺在河西的赃私。方震孺被逮捕审问、拷打治罪，定罪贪赃六千多，拟判绞刑。此时扬州守刘铎咒诅案又发生，便诬陷方震孺与此案相互勾结，定为大逆死罪，关入狱中。有个巡逻士兵常常帮助方震孺饮食，问他原因，他说：“小人有妻子，听说公忠心精诚，亲手做了这些食物来献给您。”他总是向魏忠贤报告说：“某人病势危急，某人濒临死亡。”魏忠贤因此防备逐渐松懈。第二年，庄烈帝继位，方震孺获释回家。崇祯八年春天，流寇侵犯寿州，寿州长吏正好升任离职，方震孺倡导士民坚守，盗贼从此不敢逼近寿州。巡抚史可法上报他的功劳，任命他为广西参议。不久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京师陷落，福王在南京即位，方震孺当天就上疏请求勤王。马士英、阮大铖害怕他，敕令他返回广西镇守。方震孺最终忧郁愤懑而死。徐从治，字仲华，海盐人。他的母亲曾梦见神人在庭院中舞戈，醒来后便生下他。徐从治考中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任桐城知县。多次升迁，任济南知府，因政绩卓异升为兖东副使，驻守沂州。天启元年，妖贼徐鸿儒在郓城反叛，接连攻陷邹县、滕县、峄县。徐从治捕获并杀死了潜伏在沂州的徐鸿儒党羽，请求就地起用前总兵杨肇基主持军事，并提出捣毁盗贼核心的策略，于是消灭了徐鸿儒。事情详见《赵彦传》。徐从治机警敏锐，善于随机应变，他抵御盗贼时大多主张剿杀而不主张招抚，所以往往能够消灭盗贼。不久，以右参政分守济南。记录功劳时，徐从治列为第一，升任右布政使，督办江南漕运。妖贼再次兴起，巡抚王惟俭上奏请求留下徐从治，仍然镇守沂州。按察官主张招抚，徐从治的意见与之不合，于是告病归乡。朝廷内外筹划调动军队，崇祯初年，徐从治以原来的品秩任蓟州兵备。蓟州军队长期缺少粮饷，把巡抚王应豸包围在遵化。徐从治单骑奔驰进入，暗中部署夷丁、标兵，分营驻守四门，披甲按兵不动，登上城墙喊道：“发给你们三个月的粮食，赶快回去守卫哨地，否则将攻打你们！”众人应声散去。他应付突发变故，大多像这样。升任左布政使，再次请假归乡。崇祯四年，起用徐从治整饬武德兵备。孔有德在山东反叛，巡抚余大成传檄命徐从治监督军队。第二年正月，他奔驰前往莱州，而登州已经陷落。余大成被削除官籍，于是升任徐从治为右副都御史代替他，与登莱巡抚谢琏一同受命。诏令谢琏驻守莱州，徐从治驻守青州，调度军队和粮食。徐从治说：“我驻守青州，不足以镇定莱州人心；驻守莱州，才足以维系整个山东的命运。”于是与谢琏一同到莱州接受职事。孔有德是辽人。他与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等人都是毛文龙部下的士兵。毛文龙死后，他们逃入登州。登莱巡抚孙元化在辽东任官已久，平素认为辽人可以任用，于是任毛承禄为副将，孔有德、耿仲明为游击，李九成为偏裨将领，并且大量收用辽人充当亲兵。这一年，大凌河新城被围，军部檄令孙元化派精锐士兵渡海，赶往耀州盐场，以显示牵制之势。孔有德谎称风向逆行，改从陆路前往宁远。十月月底，孔有德以及李九成的儿子、千总李应元率领一千多人出发，过了一个月抵达吴桥，县中居民停止营业，军队没有得到食物。一名士兵与儒生争斗，孔有德鞭打了他，众人于是大为喧哗。李九成先带着孙元化的银子到关外买马，银子用尽后无力偿还，恰好来到吴桥。听到众人的怨言后，便与李应元谋划，劫持孔有德，一同发动叛乱，攻陷陵县、临邑、商河，残害齐东地区，包围德平。不久舍弃这些地方离去，又攻陷青城、新城，整顿队伍向东进发。余大成是江宁人，不懂军事。起初任职方司官员时，曾上奏揭发大学士刘一燝的私人书信，使刘一燝被排挤离职。后来又因事情触犯魏忠贤，被削除官籍归乡，获得清正执法的名声。可是他巡抚山东时，白莲教妖贼正盛，又发生逃兵变乱，都不能讨平。听说孔有德叛乱后，他借口有病，几天不能出门；不得已派中军沈廷谕、参将陶廷鑨前往抵御，结果都失败逃走。余大成害怕了，于是决定实行招抚，孙元化的军队也已到达。孙元化原来就是以擅长西洋大炮而闻名的人，到这时也主张招抚，并发布檄文，命令盗贼经过的州县不要拦截攻击。盗贼长驱直入，没有人敢向他们射一箭。盗贼假意答应向孙元化投降。孙元化的军队驻扎在黄山馆后返回，盗贼于是抵达登州。孙元化派将领张焘率辽兵驻扎城外，总兵张可大率南兵抵御盗贼。孙元化仍然招降盗贼，盗贼不答应。天启五年正月，在城东交战，辽兵突然退却，南兵于是败退。张焘的部下多投降盗贼，盗贼放他们回来，士民争相请求拒绝接纳他们，孙元化不听，盗贼于是入城。当晚，城中燃起大火，中军耿仲明、都司陈光福等人引导盗贼从东门进入，城池于是陷落。张可大战死。孙元化自刎未死，与参议宋光兰、佥事王征以及府县官员全都被擒。余大成奔驰进入莱州。

译此前，登州被围，朝廷将余大成、孙元化各降三级，命令他们办理剿贼之事。等到登州失守，罢免孙元化的官职，改由谢琏代替。孔有德攻破登州后，推举李九成为首领，自己居次，耿仲明又居次。孔有德利用巡抚印信向州县发布檄文催运粮饷，催促孙元化写信向余大成求和，说：“把登州一个郡交给我们，我们就解围。”余大成把这件事报告朝廷。皇帝大怒，命令革去余大成的官职，改由徐从治代替。此前，盗贼攻破黄县，知县吴世扬为之殉死。到这时，盗贼进攻莱州，徐从治、谢琏与总兵杨御蕃等分守城墙。杨御蕃是杨肇基的儿子。杨肇基是徐从治共同剿灭邹县、滕县妖贼的人。杨御蕃积累战功，升至通州副总兵。适逢登州陷落，兵部尚书熊明遇上奏暂署杨御蕃为总兵官，统率山东全部军队，与保定总兵刘国柱、天津总兵王洪兼程前进。遇到盗贼在新城，王洪先逃。杨御蕃抵抗两天，不能取胜，突围而出，便进入莱州城，徐从治、谢琏依靠他来剿贼。盗贼攻打莱州没有攻下，分兵攻陷平度，知州陈所问自缢。盗贼更加猛烈地进攻莱州，搬来孙元化制造的西洋大炮，每天轰击城墙，城墙多处坍塌。徐从治等人投掷火器、灌水灭火，炮洞中的盗贼死了无数；又派敢死之士不时出城袭击，摧毁盗贼炮台，斩获很多。然而熊明遇最终被余大成的招抚主张迷惑，命主事张国臣作为赞画前往招抚，说是“安置山东境内的辽人”，因为张国臣也是辽人。张国臣先派废将金一鲸进入盗贼营中，不久自己也进入，为盗贼写信，派金一鲸回来报告说：“不要出兵，破坏招抚大局。”徐从治等人知道这是欺诈，斥退金一鲸，派间使三次上疏，说明盗贼不可招抚。最后他说：“莱州城被围五十天，危险得像堆叠的鸡蛋。我们日夜盼望援兵，却始终没有到，知道一定是被招抚的主张耽误了。张国臣给臣写信，信中抄有诏旨和兵部谕帖，这才知道部臣已经根据张国臣的报告上奏，传达给圣上。张国臣乡土之情太重，竟忍心欺骗圣明、陷害边疆。他当初派金一鲸进入盗贼营中，哪里曾有停止进攻的事情？如果果真停止进攻，或者稍稍退让，我们为什么不乐意接受招抚？只是张国臣把招抚当成替盗贼解围，而盗贼实际上借招抚作为缓兵之计。金一鲸接受了盗贼的贿赂，对援军就谎称盗贼有几万人，不可轻易前进；对诸将又谎称盗贼使用西洋大炮进攻，城池将要陷落，幸亏我出面招抚，盗贼才停止进攻。金一鲸三次进入盗贼营中，每次进入后，盗贼的攻势都更加猛烈。可是张国臣却说，是盗贼恼怒我们从城上放人下去攻击他们，才导致他们进攻。难道要任凭盗贼随意攻击，而我们连一支箭也不射，像孙元化那样断送登州之后，才算实现张国臣的招抚吗？盗贼经过青州时，余大成拥有三千士兵，剿灭盗贼十分容易。孙元化写信说‘盗贼已经接受招抚，你的军队不要向东’，余大成于是停止追击，导致盗贼蔓延。如今盗贼把我们看作孙元化，于是替盗贼解脱，说吴桥激变是有原因的，一路封刀不杀人，听到天子的诏令就停止攻掠。这究竟要欺骗谁！满朝的中国臣子竟然胡乱上报，必定认为一纸招抚书胜过十万军队；援军没有到来，正是这个缘故。臣死后一定要做厉鬼杀贼，决不敢用招抚欺骗至尊，混淆国家大事，贻误边疆，残害生命。”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这时，外围形势一天比一天危急，刘国柱、王洪以及山东援军都停驻在昌邑，不敢前进，两位巡抚被困在城中。于是朝廷商议另设一名总督，任命兵部右侍郎刘宇烈担任；调蓟门、四川军队，由总兵邓▯统率；调密云军队，由副将牟文绶统率；由右布政使杨作楫监督，一同前往援救莱州。三月，刘宇烈、杨作楫、刘国柱、王洪、邓▯以及监视中官吕直、巡按御史王道纯、义勇副将刘泽清、新兵参将刘永昌、硃廷禄、监纪推官汪惟效等一同聚集在昌邑。邓▯、刘国柱、王洪、刘泽清等抵达莱州，马步军共二万五千人，气势很盛。但刘宇烈没有谋略，各军又怯弱，抵达沙河后，每天派十批人去商议招抚，还放回俘获的盗贼陈文才。于是盗贼完全掌握了我军的虚实，更加用招抚来愚弄我们，并暗中派兵绕到我军后方，把我们的辎重全部烧毁。刘宇烈害怕了，于是逃往青州，撤下三将的军队去就食。邓▯等半夜拔营散去，盗贼乘机追击，大败官军。王洪、刘国柱逃往青州、潍州，邓▯逃往昌邑，刘泽清在莱州城下接战，伤了两根手指，也败逃到平度，只有杨作楫还能统领军队。三将败后，整个朝廷哗然，而熊明遇看见官军不可任用，招抚的主张更加坚定。此前，登州总兵张可大死去，由副将吴安邦代替，吴安邦尤其胆怯迟钝。他奉命驻扎宁海，谋划夺取登州。耿仲明扬言要献城投降，吴安邦信以为真，离城二十五里驻军。中军徐树声逼近城池后被擒，吴安邦逃回宁海。登州既然不能攻下，而盗贼长期困住莱州，谢琏、徐从治、杨御蕃每天坚守等待救兵。到四月十六日，徐从治被炮弹击中身亡，莱州人举行大规模悼丧，守城墙的人都哭了。山东在南京任职的士官联合上疏攻击刘宇烈，请求增加兵力。于是调昌平军三千人，由总兵陈洪范统率，陈洪范也是辽人。熊明遇每天踮脚盼望，说：“去吧，这次或许可以招抚成功。”天津旧将孙应龙向众人夸口说：“耿仲明兄弟和我关系很好，我能让他们绑着孔有德、李九成来。”巡抚郑宗周给他两千兵，他从海道前往。耿仲明听说后，伪造信件，用另一个死人的头颅欺骗孙应龙说：“这就是孔有德。”孙应龙率水师抵达水城。盗贼引诱他入城，突然将他捆绑杀死，没有一人逃脱。盗贼得到大船，势力更加壮大。岛上统帅黄龙进攻他们没有取胜，退了回来。盗贼于是攻破招远，包围莱阳。知县梁衡坚守，盗贼败退。

译刘宇烈又到达昌邑，陈洪范、牟文绶等人也到了。莱州推官屈宜阳请求进入盗贼营中商议招抚，盗贼假意以礼相待。屈宜阳派人说盗贼已经接受诏命，刘宇烈上奏获准，于是亲自写信劝告盗贼解围。盗贼邀请刘宇烈前往，刘宇烈害怕不敢去。营将严正中抬着龙亭到河边，盗贼拥着龙亭离去，却命屈宜阳返回莱州，让文武官员出城宣读诏书，包围便解除。杨御蕃不同意，谢琏说：“包围将近六个月，既然已经无可奈何，不如暂且顺从他们。”于是与监视中官徐得时、翟升、知府硃万年一同出城。孔有德等人叩头匍匐，眼泪交错流过面颊，谢琏安慰劝谕他们很久后返回。第二天又命屈宜阳进入，请求谢琏、杨御蕃一同出城。杨御蕃说：“我是将门之后，只知道杀贼，哪里懂得招抚的事？”谢琏等于是出城。孔有德把他们抓住，突然攻城，却命硃万年呼喊投降。硃万年喊道：“我必死了，你们应当坚守。”他不停地辱骂盗贼而死。盗贼把谢琏和两名中官送到登州囚禁，严正中、屈宜阳都被杀死。起初招抚的主张兴起时，只有徐从治坚持不可招抚。刘宇烈等将领相信了招抚，而尚书熊明遇主持这一主张。徐从治死后，谢琏也被擒。于是满朝愤怒，逮捕刘宇烈下狱，调关外精锐军队来剿灭盗贼，停止设置总督及登莱巡抚，专门任命代替徐从治的硃大典出兵。熊明遇因主持招抚、贻误国家获罪，罢职归乡，招抚之议于是彻底停止。八月，硃大典会合军队援救莱州。军队刚一交战，盗贼就大败，包围解除。孔有德逃往登州，李九成杀死谢琏和两名中官。硃大典包围登州，李九成战死。城池攻破后继续追剿，孔有德、耿仲明入海逃遁。生擒毛承禄等人，斩杀李应元，盗贼全部平定。事情详见《硃大典传》。诏令追赠徐从治为兵部尚书，赐祭葬，荫封其子为锦衣卫百户，建祠称“忠烈”；追赠谢琏为兵部右侍郎，也赐祭葬，建祠，荫封其子；因杨御蕃功劳多，加授署都督同知、总兵，镇守登州、莱州。刘宇烈第二年被遣送戍边。谢琏，字君实，监利人。刘宇烈，绵竹人，是大学士刘宇亮的哥哥。他被遣戍时，人们认为判罚失当。余大成被逮捕下狱，遣送戍边。获赦回家后，死于家中。孙元化，字初阳，嘉定人。天启年间考中乡试。所擅长的西洋大炮技术，大概是从徐光启那里学来的。广宁失陷后，他分条提出备战京城、防守边疆两项策略。孙承宗向朝廷请求，获准让孙元化到军前担任赞画，协助经略军务。他主张修建炮台、训练火炮，于是请求据守宁远、前屯，并把这一策略告诉王在晋，王在晋没有采用。孙承宗巡视边境回来后上奏，授孙元化为兵部司务。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后，便说明王在晋不重视关隘的错误，修筑炮台、制造火炮，完全按照孙元化所说的办理。回朝后授孙元化为职方司主事，不久，孙元化到宁远协助袁崇焕办理军务。回朝后，不久被罢职。崇祯初年，起用他为武选司员外郎，升任职方司郎中。此时袁崇焕已经担任经略，请求让元化来辅佐自己，于是改任元化为山东右参议，整饬宁前兵备。崇祯三年，皮岛副将刘兴治作乱，朝廷议论重新设置登莱巡抚，于是擢升元化为右佥都御史，任命他担任巡抚，驻守登州。第二年，岛上军民杀死刘兴治，元化上奏请求由副将黄龙接替，并裁汰其部兵六千人。等到孔有德反叛后，朝廷内外因此怨恨元化不能讨平叛乱。叛军放回元化，诏令逮捕他。首辅周延儒谋划使他免死，没有成功；于是援引他的老师光启入阁来谋划此事，最终仍未成功，元化与张焘一同被处死于市。光兰、征充军。赞说：边疆多有变故，就会想到任事担当的大臣。梅之焕等人的风采和才略，远比那些柔弱怯懦之徒高明得多，却受到文法的束缚，有的被废黜，有的被处死，真令人悲痛啊！叛将横行时，把他们捆绑起来斩首，不过是一个偏将所能做到的力量罢了。中途受到抚议的阻挠，把坚固的城池交给他们，援军却观望不前，只是纷纷扰扰而已。设置官职、任命将领，有什么益处呢？抚议误国，哪里说得尽啊！

译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硃燮元（徐如珂、刘可训、胡平表、卢安世、林兆鼎）李枟（史永安、刘锡元）王三善（岳具仰等、硃家民）蔡复一（沈儆炌）（袁善、周鸿图、段伯炌、胡从仪 硃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授任大理评事。升任苏州知府、四川副使，改任广东提督学校。以右参政身份因病请归。起用为陕西按察使，调任四川右布政使。天启元年，就地升任左布政使。将要入朝觐见时，恰逢永宁的奢崇明反叛，蜀王请求燮元主持军务。永宁是古代兰州的地域。奢氏属于倮罗族，洪武年间归附，世代担任宣抚使。传到奢崇周时没有儿子，奢崇明以疏远宗族的身份承袭职位；他表面恭敬，内心阴险凶狠，他的儿子奢寅尤其勇猛强悍而喜好作乱。当时诏令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征调四川军队援助辽东，奢崇明父子请求同行，先派土目樊龙、樊虎率军到重庆。巡抚徐可求裁汰其中的老弱士兵，军饷又接济不上，樊龙等人于是反叛。他们杀死徐可求以及参政孙好古、总兵官黄守魁等人，明时举、李达负伤逃走。当时是九月十七日。叛军于是占据重庆，播州的余党以及各地逃亡的奸恶之徒纷纷起兵响应。叛军首领符国祯袭击攻陷遵义，各座城池大多守不住。奢崇明擅自僭用伪号，设置丞相、五府等官职，统领所属部众以及边境以外的各族蛮人几万人，分路进攻成都。攻陷新都、内江，完全占据木椑、龙泉等关隘。指挥周邦太投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战死。成都守兵只有两千人，军饷又不足。燮元下令征调石砫、罗纲、龙安、松州、茂州等各路军队入援，并征收成都方圆二百里以内的粮食运入城中。他与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别登城防守。叛军用革皮包裹的竹牌、钩梯攀附城墙，堆土筑山，在上面架设蓬荜，埋伏弩手射击城内。燮元用火器将其击退，又派人挖开都江堰，使水流入护城壕。叛军修桥时，守军得以稍作休息，于是斩杀城中与叛军相通的人二百名，叛军失去了内应。叛军在四面设置望楼，高度与城墙相齐，燮元命敢死之士突击出城，击杀三名叛军统帅，烧毁他们的望楼。不久，援兵逐渐集结。登莱副使杨述程率募兵到达湖广，于是联合安绵副使刘芬谦、石砫土官秦良玉的军队，在牛头镇击败叛军，收复新都。其他各路援兵也接连战胜叛军。然而叛军也越来越多，每天挖掘坟墓，抛掷枯骨。忽然从树林中传来大声喧嚣，几千人拥着一个形状像船的器械，高一丈多，长五十丈，有数层楼，左右用牛皮遮蔽，铺设木板如同平地。一个披头散发、手持宝剑的人站在上面，载着羽旗；中间有几百人拿着机弩和毒箭；两侧有两座云楼，用牛牵引，俯视城中，城里的人都哭了。燮元说：“这是吕公车。”于是用巨木制成机关，转动绳索发射炮弹，飞出千钧重石击打它；又用大炮轰击牛，牛掉头逃走，器械也随之败退。有个生员陷入贼军之中，派人传话说，贼将罗象乾想要反正。燮元命令他和罗象乾一同前来，在戍楼中招呼他们饮酒，既不解下佩刀，还和他同睡，酣然入眠。罗象乾发誓至死报答，随后又从城上缒绳出去。从此，贼军的一举一动没有不知道的。于是派部将假装投降，引诱崇明来到城下。伏兵突然出击，崇明跳跃逃脱。正好各道援军到达，燮元料定贼军将要逃走，便把数百块木牌投入锦江，任其顺流而下，又命有关官府沉船断桥，部署重兵等候。罗象乾于是从城内放火，崇明父子逃往泸州，罗象乾便率众前来归顺。城池被围百二日，围困才解除。起初，朝廷听说重庆发生变乱，立即擢升燮元为佥都御史，巡抚四川；任命杨愈懋为总兵官，又擢升河南巡抚张我续总督四川、贵州、云南、湖广诸军。张我续尚未到任，成都的包围就已经解除。官军乘势收复州县、卫所共四十多处，只有重庆还被樊龙等人占据。重庆三面阻隔江水，一面通向陆地，副使徐如珂率军绕到佛图关后方，与秦良玉合力攻克重庆。奢崇明派几万士卒前来救援，徐如珂迎战，并下令同知越其杰从叛军后方追击，杀死一万多人。监军佥事戴君恩命守备金富廉进攻并斩杀叛军将领张彤，樊龙也战死。皇帝到太庙告祭并接受祝贺，晋升戴君恩三级。燮元派遣的其他将领又收复建武、长宁，擒获伪丞相何若海，泸州也很快收复。此前，符国祯攻陷遵义，贵州巡抚李枟已经派兵收复了它。永宁人李忠臣曾任松潘副使，退居家中时被叛军俘获，便写信约请杨愈懋作为内应，事情败露后全家遇害。叛军随即利用他的家僮欺骗杨愈懋，袭击并杀死了他，又杀死顺庆推官郭象仪等人，再次攻陷遵义，杀死推官冯凤雏。这时，奢崇明尚未平定，而贵州的安邦彦又起兵。安氏世代占有水西，宣慰使安位当时年幼，安邦彦因此得以倡导作乱。朝廷议论录用燮元守城的功劳，加授兵部侍郎，总督四川以及湖广荆、岳、郧、襄、陕西汉中五府的军务，兼任四川巡抚；又任命杨述中总督贵州军务，兼管云南及湖广辰、常、衡、永十一府，代替张我续共同办理奢崇明、安邦彦两股叛军的事务。然而两处督府分据一方统兵，四川和贵州互不配合，叛军更加能够任意行动。天启三年，燮元谋划直接攻取永宁，召集将领和属官说：“我长期不能在叛军那里取得志向，这是因为我们分散，而叛军集中。”于是抽调全部军队会集长宁，接连攻破麻塘坎、观音庵、青山崖、天蓬洞等营寨。与秦良玉的军队会合后，进攻永宁。在土地坎击败奢寅，追到老军营、凉伞铺，把他的营寨全部烧毁。奢寅中两枪逃走，樊虎也中枪而死。又在横山追击击败叛军，进入青岗坪，抵达城下，攻克城池，擒获叛将周邦太，招降叛军两万人。副总兵秦衍祚等人也攻克遵义。奢崇明父子逃入红崖大囤，官军逼近并攻克了那里。官军接连攻克天台、白崖、楠木等囤寨，安抚平定红潦四十八寨。叛军逃入旧蔺州城，五月间被参将罗象乾攻克。奢崇明父子率领残余部众逃往水西的龙场客仲坝，依靠他的妹妹奢社辉守卫。起初，叛军失去永宁后，就向安邦彦求救。安邦彦派两支军队窥伺遵义、永宁，燮元将其击退。总兵官李维新等人于是攻破客仲的巢穴，奢崇明父子逃入深山密林。李维新与副使李仙品、佥事刘可训、参将林兆鼎等人袭击龙场，生擒奢崇明的妻子安氏和弟弟奢崇辉，奢寅、符国祯都受伤逃走。朝廷记录功劳，晋升燮元为右都御史。

译当时蜀中的军队有十六万人，土兵和汉兵各占一半。汉兵不能胜任作战，土兵又骄横放纵，不肯尽力。成都解围后，没有立即攻取重庆；重庆收复后，没有立即攻打永宁；等到永宁、蔺州都被攻下，叛军失去巢穴，却又放任他们逃往远方。大体说来，土官从养寇中获利，官军也仿效他们，叛军因此能够辗转策划。奢崇明父子正处于极度窘迫之时，燮元认为蜀中已经没有叛军，于是没有穷追。永宁攻克后，拓展土地千里。燮元把肥沃土地划归永宁卫，把其余土地设置为四十八屯，赐给有功的降贼，命他们每年向官府缴纳赋税，称为“屯将”，隶属于叙州府，增设一名同知统领。又把叙州兵备道移到卫城，与贵州参将一同驻守，蜀中于是安定。然而安邦彦的势力却大为张扬。天启四年春，安邦彦攻陷贵州，巡抚王三善的军队覆没。第二年，总理鲁钦在织金战败，贵州总督蔡复一的军队又战败。朝廷大臣认为王三善等人败事是由于四川军队没有协助，于是商议合并两处督府。便命燮元以兵部尚书兼任总督贵州、云南、广西各军，移驻遵义；又以尹同皋代任四川巡抚。燮元赶赴重庆，安邦彦侦知了这件事。天启六年二月，安邦彦谋划趁官军尚未出发，分路进犯云南和遵义，并命奢寅专门进攻永宁。计划尚未实行，奢寅就被杀死，于是作罢。奢寅凶暴淫乱得厉害，有个叫阿引的人接受燮元的钱财，趁奢寅醉酒时杀了他。奢寅死后，奢崇明年老无力再有所作为，安邦彦也请求招抚。燮元把此事报告朝廷，朝廷答应了，于是派参将杨明辉前往招抚。燮元不久因父亲去世回乡守丧，偏沅巡抚闵梦得前来接替。此前，贵州巡抚王瑊说督臣移驻贵阳有十项便利，朝廷议论同意了。闵梦得于是陈述用兵的办法，请求从永宁开始，其次攻取普市、摩泥、赤水，这一百五十里都是平坦道路；赤水有城可以驻兵，再进攻白岩、层台、毕节、大方，只有二百多里。我们既然驻扎重兵，各蛮部往来的道路就会断绝，然后贵阳、遵义的军队按期进攻，叛军一定不能支撑。奏疏尚未得到答复，闵梦得就被召回，改以尚书张鹤鸣接替，这项计划于是搁置。张鹤鸣尚未到达，杨明辉奉诏书前往，只招抚安位，没有说赦免安邦彦。安邦彦大怒，杀死杨明辉，招抚的议论从此断绝。张鹤鸣察看军队一年多，从未交战，叛军得以养精蓄锐。崇祯元年六月，朝廷再次召燮元接替张鹤鸣，兼任贵州巡抚，仍赐尚方剑。记录他此前的功劳，晋升为少保，世代荫袭锦衣卫指挥使。当时寇乱已经很久，乡里和村落一片萧条，贵阳百姓不到五百家，山谷中全是苗、仲各族。将士又多杀害投降者来报功，苗民不肯归附。燮元招集流亡百姓，广泛开垦土地，招募勇敢之士；采用闵梦得先前的计划，下令云南军从乌撒进军，四川军从永宁进军，攻下毕节，自己亲率大军驻扎陆广，逼近大方。总兵官许成名、参政郑朝栋从永宁收复赤水。安邦彦听说后，分别据守陆广、鸭池、三岔等要害，另派一军进趋遵义，自称四裔大长老，号称崇明大梁王，集合十多万军队，先行进攻赤水。燮元把计策交给许成名，诱使叛军到永宁，于是派总兵官林兆鼎从三岔进入，副将王国祯从陆广进入，刘养鲲从遵义进入，合力摧毁叛军巢穴。安邦彦自恃勇猛，打算先击破永宁军，再回头抵挡各将，急于求战。四川总兵官侯良柱、副使刘可训在五峰山、桃红坝与十万叛军相遇，大败叛军。叛军逃去占据山顶。各将乘着大雾奋力进攻，叛军再次大败。官军又在红土川追击并击败叛军，安邦彦、奢崇明都被斩首，当时是崇祯二年八月十七日。捷报传来，皇帝非常高兴。由于许成名和侯良柱争夺功劳，赏赐长期没有实行。乌撒的安效良死后，他的妻子安氏招来原沾益土酋安远的弟弟安边作为丈夫，倚仗险固地势不肯服从。燮元借助军威迫使安边逃走，于是收复乌撒。燮元认为境内叛军已经所剩无几，不想穷兵黩武，于是下令招抚安位，安位犹豫不决。燮元召集将领和官吏商议说：“水西地区深远险要，到处是竹木密林，蛮地烟雾、僰地雨水，使人分不清昼夜，深入后很难出来。现在应当扼守它的要害，从四面轮番进攻，叛军缺乏粮食，就会自行灭亡。”于是攻打了一百多天，斩首一万多人。刘养鲲又派人进入大方，烧毁叛军的房屋。安位非常恐惧，崇祯三年春，派使者请求投降。燮元与他约定四件事：第一，降低官秩；第二，把水西以外六目的土地削归朝廷；第三，献出杀死王巡抚者的首级；第四，开放毕节等九处驿站。安位请求按照约定办理，率领四十八目出降。燮元接受了投降，贵州也安定下来。于是上奏善后事宜说：“水西从河流以外的土地，全都纳入版图。沿河要害之处，臣修筑城堡三十六所，近处控制蛮、苗，远处联络滇、蜀，都设置馆舍，修缮驿亭，修建仓库，叛军一定不敢突然进入作乱。鸭池、安庄靠河可以屯田的土地，不少于二千顷；让百姓缴纳人丁赋税给土官，使他们自行供养，盐、奶酪、草料、柴薪都从那里出产。各位将士亲身经历了数百次战斗，都希望得到一小块土地以传给子孙，请把新开拓的土地划分给他们，使他们知道有所激励和劝勉。”皇帝答复同意。起初，奢崇明、安邦彦被杀，实际上是四川将领的功劳，但贵州将领争夺这份功劳。燮元很偏袒贵州将领，多次上奏朝廷，因此受到四川巡按御史马如蛟弹劾。燮元竭力请求罢职，皇帝安慰挽留他。这年冬天，他讨平定番、镇宁的叛苗，于是打通通威、清等上六卫以及平越、清平、偏桥、镇远四卫的道路，共一千六百多里，修缮亭障，设置巡逻人员。贵阳东北有洪边十二马头，是过去宣慰使宋嗣殷的土地。宋嗣殷因为帮助安邦彦而被剿灭，于是就在他的土地上设置开州，又上奏请求恢复旧施秉县，招集流民充实那里。崇祯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声作乱，攻陷弥勒州曲江所，又进攻临安和宁州，远近震动。巡抚王伉、总兵官沐天波不能抵御，王伉被逮捕并发往边地戍守。燮元派兵逼近，普名声于是接受招抚。

译龙场坝邻近大方，是安邦彦借给奢崇明的地方。奢崇明灭亡后，总兵侯良柱想在那里设置官府、屯兵守卫，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安位却认为那是自己的旧地，多次出兵争夺，燮元没有禁止。适逢燮元弹劾侯良柱不称职，侯良柱也揭发燮元曲意庇护安氏、收受安氏重贿。奏章交给四川巡按御史刘宗祥处理。刘宗祥也弹劾燮元受贿，并且指责他没有在龙场、永宁设置城邑和卫所，欺骗蒙蔽朝廷。皇帝因此责问燮元，燮元于是上奏说：“防御夷人的办法，是他们归附就安抚他们，并不专在于攻取。如今水西已经接受归顺，只应明确划定疆界，让他们自行耕种放牧，以缴纳国家赋税。如果设置官府、屯驻军队，这个地方四面孤立悬远，中间又被河水阻隔，不利于救援；筑城守渡，运输供给烦琐而费用巨大。而且对内会激起蔺州拼死决战，对外会引发水西扼守咽喉的疑虑。一旦兵端开启，就不容易突然停止，这不是国家长远的计策。”皇帝仍未答应。后来勘察那片土地，果然如燮元所说。评定桃红坝的功劳，晋升为少师，世代荫袭锦衣卫指挥使。一品官任满六年，加授左柱国。再次评定平贼功劳，世代荫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崇祯十年，安位死去，没有继承人，族人争着拥立。朝廷议论又想把他的土地改设郡县，燮元竭力争辩。于是向各土目传达檄文，宣扬朝廷的威势和恩德。各蛮部争相献纳土地，进献贵重器物。燮元于是划分疆域，分立众多蛮部。又上奏说：水西有宣慰使的土地，也有各目的土地。宣慰使的公有土地，应当归还朝廷；各目的私有土地，应当交给分守官管理，登记户口，征收赋税，使风俗不同的民众归附朝廷，把他们同编户百姓一样对待。大方、西溪、谷里、北那等要害之地，筑城驻兵，足以消除反复不定的祸患。西南边境都属于荒服之地。杨氏在播州反叛，奢氏在蔺州反叛，安氏在水西反叛。滇地的定番只是小州，却有十七个长官司，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反叛。并不是其他苗人喜欢叛乱，而是定番人的性情忠顺；土地广大的，是跋扈的凭借，势力弱小的，是保全世代的策略。如今臣把水西的土地分给酋长和有功的汉人，让他们都世代守护。虐政和苛重的征敛全部免除，参照采用汉法，可以作为长久的计策。于是说这样做有九项好处：不设置郡县而设置军卫，沿用当地旧有习俗，使土人和汉人相安，这是第一项便利。土地得到更多开垦，聚落日益繁盛；疆界划定后，土酋不能侵夺百姓土地，这是第二项便利。贵州土地荒瘠，要依赖外地供给；如今在当地自给自足，可以省去转运劳苦，这是第三项便利。有功将士若用金钱酬赏，国家钱币正匮乏；若用爵位酬赏，爵位名器又会变得轻滥；赐给他们土地，对国家没有损害，这是第四项便利。既然让他们世代拥有土地，就都会为长远打算，为子孙谋划，反复叛乱不会发生，这是第五项便利。大小势力相互维系，轻重彼此制约；无事时容易安抚，有事时容易控制，这是第六项便利。教导农耕，整治军队，在河上显示武力，使叛军余孽不敢窥伺，这是第七项便利。军民中愿意耕种的人给予田地，让他们一边耕种一边守卫，卫所自然充实，也没有勾取壮丁的负担，这是第八项便利。军队耕种用来抵充军饷，百姓耕种用来缴纳粮食；以屯田考核耕作，不拘泥于户籍，以耕种聚集人口，不让他们世代固定在军伍中，这是第九项便利。皇帝全部答复同意。不久，被招抚的土目中有人反叛，诸将方国安等人的军队战败，燮元因此被降一级。不久，终于将叛军攻破消灭。崇祯十一年春，燮元死于任上，享年七十三岁。燮元身高八尺，腹部粗大到十围，饮食相当于二十个人的食量。他镇守西南很久，军费、赎金等每年不少于数十万，都登记归入官府。处理政务明断果决，军书往来不断，也不假手于幕僚辅佐。行军用兵务求稳重，谋划确定后才作战，尤其善于使用间谍。用人各尽其才，犯法时即使是亲近喜爱的人也必定诛罚；有功时，即使是奴仆也不会遗漏奖赏。统治蛮人凭借忠诚信用，不随意杀戮，苗民都感念他。起初他任陕西官员时，遇到一位老人，便带他回去，完全学到了风角、占候、遁甲等术。临别时，老人对燮元说：“幸好你自己珍重，将来西南有事，必定由你来担当。”内江人牟康民是奇异之士，战乱尚未发生时，曾对人说：“蜀地将要发生变乱，平定它的人大概是硃公吧？”后来果然如此。徐如珂，字季鸣，吴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历任郎中。刑部主事谢廷赞上疏请求册立太子。皇帝震怒，把刑部官员全部贬黜，徐如珂降为云南布政司照磨。多次升迁，任南京礼部郎中、广东岭南道右参议。暹罗贡使送给他犀角、象牙，徐如珂没有接受。天启元年，升任川东兵备副使。他攻杀奢崇明的党羽樊龙，收复重庆。奉檄令攻打蔺州土城，叛军借水西兵十万人来援，前军稍稍退却，捍子军覃懋勋拉开白竹弩，连续射中叛军，叛军大败。转战几十里，斩首一万多级，于是攻克蔺州，奢崇明父子逃往水西。朝廷召徐如珂任太仆少卿，转任左通政。魏忠贤驱逐杨涟，徐如珂到郊外为杨涟饯行，魏忠贤对此十分怨恨。徐如珂升任光禄卿，修缮官署完毕后，上疏却没有一句称颂魏忠贤。天启六年九月，朝廷推举他任南京工部右侍郎，于是削除他的官籍。回乡三个月后，他置办酒食招待宾客。不久去世。崇祯初年，朝廷按照原先的推举起用他，但他已经死了一年多。随后记录他攻破叛军的功劳，赐祭葬，晋升一级，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刘可训，澧州人。万历年间考中乡试。历任刑部员外郎。天启元年，任四川恤刑官。适逢奢崇明反叛，成都被围，刘可训辅佐守城有功，擢升为佥事，负责监军讨贼。奢崇明逃到龙场坝，刘可训督率各将进剿，功劳最大。总督硃燮元汇总上奏文武将吏的功劳，大力推举刘可训，于是升任威茂兵备参议。崇祯元年，改任叙泸副使，仍负责监领各将军队。第二年，他与总兵侯良柱在五峰山击败十万叛军，斩杀奢崇明和安邦彦。御史毛羽健说：“刘可训率领孤军，多年出入蛮烟瘴雨之地。起初没有守土的责任，只因奉命审录囚犯，却在危急时刻献出生命，解成都之围，奏捷永宁，扫除蔺州叛穴，奢寅也被斩首。五路大战、十道并攻，他都抱病督军，发誓以死报国。授给他节钺，谁说不合适呢？”皇帝很接受他的意见。不久，京畿受到兵灾，刘可训率军入卫。崇祯三年五月收复遵化，擢升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永平，督理蓟镇边务。兵部尚书梁廷栋把私人沈敏托付给刘可训，沈敏于是相互勾结谋取奸利。御史水佳允弹劾刘可训，他被免职回乡。后来叙定四川平寇的功劳，恢复官职，世代荫袭锦衣卫千户。尚未来得及起用，便死在家中。

译胡平表，云南临安人。万历年间考中乡试，历任忠州判官。天启元年秋，樊龙攻陷重庆，胡平表从城上缒下，前往石砫土官秦良玉处请求援兵，号哭不吃不喝达五昼夜，秦良玉于是发兵。巡抚硃燮元下令胡平表监领秦良玉的军队。恰逢他擢任新郑知县，燮元上奏请求留用他，改任重庆推官，监军兼副总兵，统领并护卫各军将领。他多次作战有功，擢升四川监军佥事，兼理屯田。升任贵州右参议。崇祯元年，总督张鹤鸣说：“平表只是偏远州县的小吏，却慷慨赴义。收复新都，解成都之围，接连在白市驿、马庙作战，进军占据两岭，俘虏斩杀的叛军数不清。夺取二郎关，擒获叛军首领黑蓬头，追击并降服樊龙，于是攻克重庆。凭六千人击败奢、安两位首领的十万军队。请在其原有官职上加授督师御史衔，赐给专敕，他一定能够斩下逆贼首级献到宫阙之下。”有关部门议论认为制度不允许，未能实行，于是晋升他为右参政，分守贵宁道，荫袭其子为锦衣卫世袭千户。过了很久，擢升贵州布政使。崇祯四年大计考核时，他因不谨慎获罪而免职。崇祯十三年，督师杨嗣昌推荐他，诏令让他以武昌通判身份监领标下军务。杨嗣昌死后，胡平表便罢职回乡。卢安世，贵州赤水卫人。万历四十年考中乡试，任富顺教谕。天启初年，奢崇明反叛，派叛军逼迫县令交出县印，代理县令弃城逃走。卢安世收取县印，率壮士攻击并斩杀叛军。不久，几万叛军突然到来，卢安世单骑作战，亲手斩杀数人，前往上级官员处请求军队收复县城。皇帝采纳大学士孙承宗的意见，破格擢升他为佥事，监军讨贼，多次作战有功。天启五年四月，总督硃燮元上奏说：“自遵义五路进兵、永宁攻破叛军巢穴以后，大小数百战，擒获将近四万人，降服叛军将领一百三十四人，招抚叛军以及土人、汉人、苗人、仲人共二十九万三千二百多人，这些都是监司李仙品、刘可训、郑朝栋以及卢安世等人的功劳；武将则有林兆鼎、秦翼明、罗象乾，土官则有陈治安、冉绍文、悦先民等。”皇帝采纳了他的奏议。卢安世升任贵州右参议，调任四川副使、遵义监军，功劳又增多。崇祯初年，给予世代荫袭武职，升任右参政。过了很久，解除官职，回乡后去世。林兆鼎，福建人。天启年间任四川参将，累积功劳升至总兵官、都督同知。崇祯三年，派将领讨伐定番州的苗人，接连攻破十多个寨子，擒获其首领。崇祯四年，派将领讨伐湖广的苗人黑酋，攻克二百多个寨子。加授左都督，召入任南京右府佥书。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李枟，字长孺，鄞县人。曾祖父李循义，任衡州知府；祖父李生威，任凤阳推官。李枟考中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任行人，擢升御史。按惯例转任广东盐法佥事，历任山东参议、陕西提学副使、山东参政、按察使。万历四十七年秋，擢升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是宣慰使安尧臣的族侄。安尧臣死后，儿子安位年幼，他的母亲奢社辉代为主持事务。奢社辉是永宁宣抚使奢崇明的妹妹，安邦彦于是独掌兵权。适逢朝廷议论征调西南军队援助辽东，安邦彦一向强悍狡黠，想借此机会起事，便到李枟那里请求出征，李枟劝止了他。安邦彦回去后，更加谋划反叛。李枟多次上疏请求增兵增饷，朝廷正急于处理辽东事务，置之不理。适逢李枟被弹劾，于是六次上疏请求退休。天启元年才获准，以王三善代替他。但奢崇明已经反叛重庆，攻陷遵义，贵阳大为震动，李枟于是留下处理政务。当时城中兵力不到三千人，仓库空虚。李枟与巡按御史史永安向云南、湖广借得四万多两银，招募士兵四千人，储备米二万石，修治作战和守城器具，并紧急派总兵官张彦方、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监军副使硃芹、提学佥事刘锡元等人援助四川。多次获胜，于是收复遵义、绥阳、湄潭、真安、桐梓。天启二年二月，有人传说奢崇明攻陷成都，安邦彦于是挟持安位反叛，自称罗甸王。四十八支以及其他部族首领安邦俊、陈其愚等纷纷起兵响应，乌撒土目安效良也与他们相通。安邦彦首先袭击毕节，都司杨明廷坚守，击杀数百人。安效良帮助安邦彦攻陷毕节城，杨明廷战败而死。叛军于是分兵攻陷安顺、平坝，安效良又向西攻陷沾益；安邦彦亲自统领水西军以及罗鬼、苗、仲等族几万人，向东渡过陆广河，直趋贵阳；另派王伦等人攻下瓮安，袭击偏桥，以截断援军。洪边土司宋万化纠集苗、仲九股，攻陷龙里。李枟、史永安听到变乱消息，急忙商议守城。适逢藩、臬两司官员和守令都入朝觐见，张彦方镇守铜仁，黄运清驻扎遵义。城中没有多少文武官员，于是把军队分成五路，命刘锡元及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原副总兵刘岳分别防守四座城门，李枟亲自扼守北门要冲。史永安住在谯楼，集合街市上的士兵，防备内部变乱。学官和生员也督率民兵分守城墙。叛军到达后，把全部精锐用来进攻北城，李枟迎战并击败他们。叛军转而进攻东门，被刘锡元击退。于是日夜轮番奔驰突击，企图使官兵疲惫。叛军筑造三丈高的楼逼近城墙，使用妇人、鸡犬施行厌胜之术。李枟、史永安煮猪肉拌杂米饭投喂鸡犬，又把虎豹皮张挂在城楼上来驱邪，于是才能施放炮石；夜间用绳索缒下敢死之士烧毁叛军的楼。叛军又制作一万多只竹笼，用土堆筑，高过城墙的女墙。史永安急忙拆下大寺的钟楼，搬到城上设置；叛军丢弃竹笼离去，官军出城将其烧毁。官军多次出城截击叛军粮道，叛军大怒，把城外的坟墓全部挖开，焚烧遍地村寨。叛军又先后攻陷广顺、普定、威清、普安、安南等卫。贵阳以西几千里，全都被叛军占据。

译刚被围困时，张彦方、黄运清前来救援，在新添击败叛军。叛军诱骗他们进入龙里，两位将领都战败，于是放他们进入城中，说：“让你们耗尽粮食。”城中果然极度困乏。川贵总督张我续、巡抚王三善拥兵不进，李枟、史永安接连上疏告急，诏令督促责备他们。适逢张彦方等人多次出战获利，叛军退守泽溪，于是派偏将商士杰等率九千人分别控制威清、新添二卫，并请求援兵。叛军认为城池一定能够攻下，沿山排列营寨栅栏，隔断内外，每隔十天前来进攻一次，总是战败离去。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前往救援，在瓮城河遇到叛军。范仲仁作战不利，徐时逢拥兵不救，于是大败，将领马一龙、白自强等都被歼灭，援军从此断绝。叛军听说王三善将要进兵，更加日夜进攻，架起长梯像蚂蚁一样攀登，城池多次几乎陷落。李枟奋臂高呼，士卒虽然疲惫困顿，也都勉强起身砍杀叛军，叛军全都跌倒，死在城下。王三善多次受到严厉诏旨，才率军突破重围前进。十二月七日，到达贵阳城下，包围才解除。李枟于是辞去军务，解职离去。王三善击破叛军后，张我续没有一点功劳，却侵吞军费物资六十万，言官交相弹劾，被解除职务等待查勘。张我续，邯郸人，是刑部尚书张国彦的儿子。后来依附魏忠贤而起任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名列逆案。当官府的粮仓告罄时，一升米的价格达到二十金。糠、果核、草木、破败的皮革都吃光了，后来开始吃死人的肉，最终发展到活人相互吞食，甚至至亲也彼此吞食。张彦方、黄运清所属士卒公然在市肆屠杀百姓，每斤人肉换银一两。李枟把书籍和冠服全部烧掉，预先告诫家人，危急时就自杀，并把刀和绳套都交给他们。城中有十万户，被围困三百天，最后只剩一千多人。孤城最终得以守住，全是李枟、史永安、刘锡元的功劳。熹宗采纳都御史邹元标的意见，晋升李枟为兵部右侍郎，史永安为太仆少卿，刘锡元为右参政。包围解除后，本应再次评定功劳，御史蒋允仪说安位承袭职位时，李枟索取他的金盆，导致事变发生。奏章交给贵州巡按侯恂核查，尚未报告，御史张应辰极力称颂李枟的功劳。侯恂复核上奏，也证明蒋允仪的指控是诬陷。皇帝责备蒋允仪。起初，史永安派黄运清前往新添、平越催促援兵，担心援兵不能成功到达，想出城督促。刘锡元怀疑史永安有离去的打算，把这件事告诉李枟，李枟制止史永安。等到刘锡元认为粮食将要断绝时，商议派兵护送李枟、史永安出城，自己留下死守，史永安也怀疑刘锡元。黄运清又趁机在其中挑拨离间，三人于是互相失和。史永安指责刘锡元提出留下自己守城的建议，是想把城交给叛军；李枟也参与谋划此事。两人上奏为自己辩解。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孙玮等人竭力为三人解脱，并说史永安的功劳第一，应当破格重用；李枟已经升官，应当召回；刘锡元已经升为参政，也应当进一步优待叙功。诏令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然而李枟最终没有被召回，刘锡元也没有得到其他升迁，两人一同回乡。只有史永安留在朝廷，接连升任太常卿、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又以兵部右侍郎身份总督三边；李枟以及其他将吏的功劳始终没有得到叙录。天启六年秋，御史田景新称颂李枟的功劳，皇帝没有采纳。崇祯元年，给事中许誉卿又因金盆一事弹劾李枟。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咨询，只有御史毛羽健为李枟辩解；吏部尚书王永光等人的议论与毛羽健相同，给事中余昌祚却指责毛羽健曲意包庇。皇帝下令川贵总督硃燮元等人再次核查，毛羽健于是上疏说：“安氏、奢氏世代联姻，共同谋划已经很久。奢寅进犯蜀地，安邦彦随即进犯贵州，哪里还需要有人激变？当贵阳告急时，正值广宁刚刚失陷之日，满朝惊慌，已经把这件事搁置不问。后来得知李枟没有死，孤城还存在，才开始命王三善前往救援；等他到达时，贵阳已经被围十个月。安氏酋长最初发动祸乱，奢崇明想夺取成都作为根基，安邦彦想图谋贵阳作为巢穴，向西夺取云南，向东骚扰偏桥、沅州、荆州、襄阳；如果不是李枟扼守要冲，东南地区早已全部遭受涂炭。可是按察御史史永安不过两三年就升到卿贰，统领三边军队；李枟却被闲置在山林，又因为史永安诽谤的奏书而获罪。金盆之说是蒋允仪首先提出的，他当年已经承认只是听到传闻，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要把它当作事实坚持呢？”贵州人也争相为李枟称颂冤屈。燮元于是与巡按御史越洪范一同上奏，交相为李枟洗雪冤屈，李枟的事情才得以澄清。崇祯九年冬，叙定守城的功劳，晋升一级，赏赐银币。过了很久，死在家中。刘锡元，长洲人。崇祯年间，任宁夏参政。史永安，武定人。与李枟共同守城，功劳很多。因为在边地任职时为魏忠贤修建生祠，后来被御史甯光先弹劾罢职，世人并不看重他。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由荆州推官入朝任吏部主事。齐党、楚党、浙党共同抨击李三才，王三善主动请求单骑前往查勘，于是被这些党人推举。历任考功司郎中、文选司郎中，升任太常少卿。天启元年十月，擢升右佥都御史，代替李枟巡抚贵州。当时奢崇明已经攻陷重庆。第二年二月，安邦彦也反叛，包围贵阳。李枟和巡按御史史永安接连上奏告急，催促王三善迅速驰援。王三善起初驻扎沅州，调集军队和粮食。后来到达镇远，再次到达平越，距离贵阳一百八十里，才派知府硃家民向四川请求援兵。援兵尚未到达，不敢前进。上疏请求临机处置，给予空名部牒，使他能够根据才能任用人员。皇帝全部答复同意。到了十二月初一，得知贵阳城的包围更加危急，王三善召集众人商议说：“失掉城池依法当死，进兵援救也会死于敌手，同样都是死罢了，为什么不死在敌人手里呢？”于是把兵力分成三部：副使何天麟等从清水江进军，作为右部；佥事杨世赏等从都匀进军，作为左部；他亲自率领二万人，与参议向日升、副总兵刘超、参将杨明楷、刘志敏、孙元谟、王建中等从中路进发，正面迎击贼军。船行到新安，抵达龙头营。刘超的前锋遇到贼军，众人想退兵，斩杀二人后军心才稳定。贼首阿成勇猛，刘超率步卒张良俊直冲上去斩下他的首级，贼军于是溃败。王三善等的大军也赶到，便夺取了龙里城。众将商议驻军观望形势，王三善不同意，策马先行。安邦彦疑心王三善有几十万兵众，便暗中逃走，其余贼军退驻龙洞。官军于是夺取七里冲，进兵毕节铺。孙元谟、杨明楷接连击败贼军，贼军首领安邦俊中炮身亡，并生擒安邦彦的弟弟阿伦，于是抵达贵阳城下，贼军解除包围撤走。▯云、永安请王三善入城，王三善说：“贼兵离这里不远，我不能马上安逸下来。”于是驻扎在南门外。第二天，官军攻破贼军于泽溪，贼军逃走，渡过陆广河。

译过了几天，左、右两部的军队以及湖广、广西、四川的援军先后到达。王三善以二万人击败十万贼军，产生了轻敌之心，想就地取用敌人的粮食。他任命刘超为总兵官，命他渡过陆广河，奔袭大方，捣毁安邦彦的巢穴，并让杨世赏监军；总兵官张彦方渡过鸭池河，捣毁安邦彦的巢穴，并让何天麟监军。汉兵、土兵各三万人。另派都司线补衮从黄沙渡出兵。约定日期同时进军。刘超等抵达陆广河，连续交战都获胜；张彦方部将秦民屏也攻破贼军五座大寨，众将更加轻敌。安邦彦先联合崇明、效良的兵力诱使官军深入。天启三年正月，刘超渡过陆广河，贼军逼近攻击他，独山土官蒙诏先行逃走，官军大败，争相渡河，刘超逃脱，杨明楷被擒，众将姚旺等二十六人全部战死。贼军于是攻破鸭池的官军，部将覃弘化先逃，所有营寨全都溃败，张彦方退守威清，只有线补衮的军队完整无损。各支苗人见官军失利，又纷纷起兵。土酋何中尉进据龙里，而安邦彦派李阿二包围青岩，切断定番的粮道，命宋万化、吴楚汉分任左右翼，自己率军奔向贵阳，远近都大为震动。王三善急忙派游击祁继祖等夺取龙里，派王建中、刘志敏救援青岩。祁继祖焚毁上、中、下三牌以及贼军一百五十座营寨，王建中也焚毁贼军四十八个村庄，龙里、定番的道路都被打通。王三善又在夜间派王建中、祁继祖捣毁吴楚汉在八姑荡的营寨，焚毁村庄、营寨二百多处，逼近并进攻贼军。贼军溺死者不计其数。宋万化不知道吴楚汉已经战败，假装投降，王三善假意答应，却命众将卷起铠甲快速进攻。宋万化仓促出战，被擒获，安邦彦因此士气受挫。各部苗人又表示服从，王三善发给他们黄色旗帜，命令插在营中。安邦彦望见后不敢出战，增兵守卫鸭池、陆广等各处要害。当时崇明父子屡次战败，安邦彦前去救援，被四川军队击败逃走。总理鲁钦等剿灭并擒获何中尉，张彦方也追击鸭池的贼军，但贼军又趁机攻陷普安。总督杨述中驻在沅州，害怕贼军。朝廷多次命令催促，他才移驻镇远。朝廷商议让他与王三善共同办理军务，王三善多次请求退职，没有获准。正逢崇明被四川军队逼迫，逃入贵州龙场，投奔安邦彦。王三善提议会合军队进讨，杨述中和众将大多坚持不可。王三善排除众议，在闰十月亲自率领六万人渡过乌江，驻扎在黑石，接连击败贼军，并将先前逃跑的将领覃弘化斩首示众。贼军于是用栅栏封锁漆山，每天派游骑掠夺砍柴、采集的人。军中缺粮，众将请求退兵。王三善怒道：“你们想退兵，不如斩下我的头送给贼军投降！”众将这才不敢再说。王三善招募壮士逼近漆山。他穿绯色衣服、戴高冠，乘坐肩舆，张起车盖，亲自督战，对将士说：“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这里就是我献身的地方。”旁边有一座山很险峻，他指挥左军占据山顶。贼军仓皇拔掉栅栏争夺山地，将士们拼死作战，贼军大败，安邦彦狼狈逃走。王三善渡过渭河，投降者接连不断。军队抵达大方，进入并居住在安位的府第。安位和母亲奢社辉逃到火灼堡，安邦彦逃往织金，先前被贼军攻陷的将领杨明楷才得以回来。安位处境窘迫，派使者到杨述中那里请求投降。杨述中命令他捆送崇明父子来赎罪，王三善责令他连同安邦彦一起献出；在使者往返期间，贼军得以利用计谋做好防备。王三善认为贼军已经平定，商议把当地改设为郡县，各部苗人和土司都惴惴不安，更加联合安邦彦。王三善先约四川总兵官李维新共同消灭贼军，李维新以军饷缺乏为由推辞。王三善在大方驻扎了很久，粮食吃尽，杨述中又不予援助，不得已商议退兵。天启四年正月，官军把大方的房屋全部焚毁后向东撤退，贼军尾随追击。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战死。官军边走边战，到了内庄，后军被贼军截断。王三善回军救援，士卒大多逃跑。陈其愚是贼军的亲信，先前假装投降，王三善相信了他，与他商议军务，因此军中的虚实贼军无不知晓。到这时遇到贼军，陈其愚故意纵马冲撞，使王三善坠马。王三善知道发生了变故，急忙解下印绶交给家人，拔刀自刎，但没有立即死去，群贼拥着他离开。他一路痛骂贼军，宁死不屈，最终遇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多人也都战死。贼军拘押监军副使岳具仰，想以此要挟朝廷招抚；岳具仰派人带着蜡封密信送到外面，后来被杀。王三善为人洒脱豪迈，胸怀意气，富有权谋策略。他家在中州，喜欢结交四方的奇士侠客，后来往往能够任用他们。救援贵阳时，他得到邸报却不看，说：“我正在办理贼乱，哪有空顾及这些？况且朝廷关于战守的议论纷纷，看了只会扰乱人的心意。”他的坚决就是如此。然而他性情急躁，不能持重，最终因此失败。此前因解贵阳之围的功劳，加授兵部右侍郎；他死后，巡按御史陆献明请求优厚抚恤，主管部门却阻止不办。崇祯改元，追赠兵部尚书，世袭荫任锦衣卫佥事，建立祠庙祭祀。崇祯九年冬，再次追叙解围功劳，追赠太子少保。大方战役时，贵阳御史徐卿伯上疏说：“安邦彦招集四方奸邪盗贼，诡计很多。巡抚王三善刚刚取得胜利便仓促进兵，把愚蠢的苗人看得不值得平定。却不知道泽溪以西直到渡过陆广河，都是仅容鸟飞的小道，深山密林、丛生的竹木；他们诱使我军深入，用木石堵塞道路，截断传递文书的道路，阻断粮道，遮断援军，那么他们不用劳累一个士卒，不需耗费一支箭，我军就已经困窘不堪了。”后来事情全都如他所说。岳具仰是延安人。乡试中举，历任泸州知州、户部郎中。贵州发生叛乱，朝廷认为岳具仰懂军事，任命他为监军副使。内庄战败时，四名监军中三人得以脱身返回，只有岳具仰最终战死。田景猷是贵州思南人。天启二年刚刚释褐出仕，因痛恨安邦彦反叛，上疏请求携带敕书前去宣谕。朝廷大臣认为他勇壮可嘉，当即提拔为职方主事。贼军正包围贵阳，田景猷单人单骑前往，向安邦彦说明祸福，命他撤兵归顺朝廷。安邦彦不听，想使田景猷屈服，每天陈列珍宝玩物诱惑他，田景猷不为所动。贼军于是扣留田景猷，派同党以灾祸威胁他，田景猷发怒，拔刀砍击，那人逃走才免于一死。田景猷被拘在贼军中两年，到这时遇害。岳具仰追赠光禄卿，田景猷追赠太常少卿，并各自录用他们的一名儿子。杨明楷是铜仁乌罗司人。内庄战败时，杨明楷任中军，免于一死。后来跟随鲁钦讨伐长田的贼军，功劳最大，最终官至副总兵。

译硃家民，字同人，曲靖人。万历三十四年乡试中举，任涪州知州。天启二年任贵阳知府。他奉王三善之命，向四川请求援兵，又借调河南军队，共同解除了贵阳之围。于是抚恤伤残，招回流亡，减轻徭役赋税，远近百姓都欢喜服从。父亲去世服丧期间，他被夺情起复，升任安普监军副使，加授右参政。崇祯年间，就地升任按察使、左布政使，因平定贼寇有功，加俸禄一级。过了很久，他辞官回乡，后来去世。自从安邦彦开始作乱，云、贵各地的土酋全都反叛，攻陷安南等上六卫，云南的道路断绝。后来道路虽然打通，各部苗人仍然出没作乱。硃家民率领参将许成名等讨平盘江以外的阿野、鲁颇等营寨，于是勘察盘江西坡、板桥、海子、马场等要害，修筑五座石城，驻兵守卫百姓。又在这些地方之间修筑六座城，官署、房屋、水井全都齐备。各部苗人惊惧屏息，行旅安然无事。盘江位于云南、贵州交界处，两山对峙，中间隔着一条河，水流湍急凶猛，渡河的船只大多沉没。硃家民仿照澜沧桥的制度，炼铁制成三十六条铁索，长达数百丈，穿入两岸岩石并悬挂起来，上面铺盖木板，形制类似蜀地的栈道，道路才得以贯通。蔡复一，字敬夫，同安人。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历任兵部郎中。他在郎署任职十七年，才升为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后来升任按察使、右布政使，因病回乡。光宗即位，起用他担任原职，升任山西左布政使。天启二年，他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治理郧阳。当年发生大旱，他穿布衣、戴白帽，把自己捆绑在狱中，于是天降大雨。奢崇明、安邦彦反叛，贵州巡抚王三善战败身亡，蔡复一升任兵部右侍郎接替他。战乱之后，米价一斗值一两银子，蔡复一又辛劳地招徕安抚百姓，人心才安定下来。不久，他代替杨述中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兼任贵州巡抚，获赐尚方剑，可以便宜行事。蔡复一于是召集将吏，申明并严肃军纪，派总理鲁钦等救援凯里，斩杀贼军五百多人。贼军包围普定，他派参将尹伸、副使杨世赏救援，击退贼军并捣毁其巢穴，斩首一千二百级。又发兵打通盘江道路，斩杀叛酋沙国珍及其同党五百人。鲁钦与总兵黄钺等又在汪家冲、蒋义寨击败贼军，斩首二千二百级，长驱进军织金。织金是安邦彦的巢穴，沿途全是重重关隘，贼军用木石堵塞山路，将士们用巨斧劈开，有的攀援藤蔓、穿过洞穴进入。贼军战败，逃入深密竹林，又斩首一千级。搜遍各处仍找不到安邦彦，于是回师。这一战焚毁贼军巢穴延绵数十里，缴获牛马、铠甲兵器等不计其数。蔡复一认为邻境各军不相配合，导致贼军没有被消灭，请求下令四川出兵从遵义进军到水西，云南出兵从沾益进军到乌撒，形成犄角之势平定贼军。皇帝完全同意了，于是命令广西、云南、四川各郡中邻近贵州的地区，都听从蔡复一的节制。天启五年正月，鲁钦等回师渡河。贼军从后面袭击，所有营寨全部溃败，死者数千人。当时蔡复一任总督，但硃燮元也以尚书身份总督四川、湖广、陕西各军，因此蔡复一的节制不能施行于境外。鲁钦等深入敌境，四川、云南的军队都没有到达。蔡复一自我弹劾，并趁机说明军权不统一，所以导致失败。巡按御史傅宗龙也这样上言，朝廷商议调硃燮元督理河道，命蔡复一专门统督五路军队。御史杨维垣却独自上言说硃燮元不可更换，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解除蔡复一的职务，听候查勘，并任命王瑊为右佥都御史，代替他巡抚贵州。蔡复一等待接替者期间，仍然操持军务，与傅宗龙谋划，剿灭攻破乌粟、螺虾、长田以及两江的十五座叛苗营寨，斩首七百多人。贼党安效良最先帮助安邦彦攻陷沾益，云南巡抚沈儆炌派兵讨伐他，尚未平定，便升任侍郎离开。接任者闵洪学招抚安效良，也没有平定。到这时，安效良见云南出兵，感到害怕，便约安邦彦进犯曲靖、寻甸。蔡复一派许成名前往援救，贼军望见军势便逃走。又派刘超等讨平越地苗人阿秩等，攻破一百七十座营寨，斩首二千三百多人。到了十月，蔡复一在平越军中去世。讣告传来，皇帝嘉奖他的忠诚勤劳，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清宪，任用他的一名儿子做官。蔡复一喜好古代典籍，学识广博，擅长写文章，正直不阿而胸怀大节。他死后，行囊中没有留下财产。王瑊到任后，见安邦彦不是容易平定的，便想解职离去。他通过魏党李鲁生的关系，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崇祯初年，被弹劾后回乡。流贼攻陷应城时，他遭到杀害。沈儆炌，字叔永，归安人。他的父亲沈子木，官至南京右都御史。沈儆炌考中万历十七年进士。历任河南左布政使，入朝任光禄卿。万历四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神宗末年，诏令增加每年进贡黄金二千，沈儆炌上疏争辩。恰逢光宗即位，便依照他的请求办理。云龙州土舍段进志抢掠永昌、大理，沈儆炌出兵讨伐并擒获他。安邦彦反叛，各地土目一同起兵。安效良攻陷沾益，李贤攻陷平夷，禄千钟侵犯寻甸、嵩明，张世臣攻打武定，安邦彦的妹妹设科抢掠曲靖，又转而进犯陆凉。沈儆炌起用原任参将、云南人袁善，命他率守备金为贵、土官沙源等疾驰救援嵩明，大败贼军。贼军转而进犯寻甸，又被大败逃走。于是沈儆炌请求恢复袁善原来的官职，和众将分路讨伐贼军，屡次立功。适逢沈儆炌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而接任的闵洪学到达，于是把军务交给他，自己离开。后来授任南京工部尚书，被魏忠贤党羽石三畏弹劾，丢官闲居。崇祯初年恢复官职，死于家中。他的儿子沈允培，任礼科都给事中。闵洪学到任后，也任用袁善。贼军攻陷普安、包围安南，袁善攻破贼军，打通上六卫的道路。王三善战死后，上六卫的道路又被阻断，袁善护送御史傅宗龙前往贵州，道路再次畅通。不久，他在沾益击败安效良，又在炎方、马龙击败贼军。天启七年，御史硃泰祯核实上报武定、嵩明、寻甸各地破贼功劳，共大小一百三十三战，斩首四千六百多人，请求宣布捷报并告祭太庙，皇帝同意。魏忠贤等人一并晋升官阶，给子孙加荫。袁善加授都督同知，世袭荫任锦衣卫指挥佥事。崇祯初年，死于任上。

译周鸿图，字子固，即墨人。以岁贡生出身，任宿迁县知县。因侯恂推荐，升任贵阳同知，负责监理军纪军务，积累军功升至知府。正逢匀哈叛苗与安邦彦互相依附作乱。天启六年春，巡抚王瑊和御史傅宗龙派他监领胡从仪和都司张云鹏的军队，分路搜山，所到之处都击溃贼军。恰好听说鲁钦战败，贼军又奔赴龙场援助安邦彦。不久安邦彦屡次战败，贼军返回旧巢。周鸿图、胡从仪等进攻，攻破并焚毁一百多座营寨，斩首一千二百多级。周鸿图升任副使，分巡新镇道；胡从仪升任副总兵。当时周鸿图驻守平越，管辖下六卫；参议段伯炌驻守安庄，管辖上六卫。在千余里范围内，奸邪盗贼都销声匿迹，这是两人的功劳。周鸿图最终官至陕西参政。段伯炌是云南晋宁人。由乡试中举任镇宁知州。他竭力抵抗安邦彦，破格升任佥事，分巡镇宁。安邦彦进犯普定时，他和胡从仪一起击败贼军，因此升任参议。胡从仪是山西人。天启四年，以游击身份援救普定，立下很多功劳。后来攻破长田的贼军。以参将身份讨平匀哈，后来又与众将平定老虫添。崇祯三年，讨平苗贼汪狂、抱角，被召入朝任保定总兵官，死于京城住所。追赠都督佥事。贵州人爱戴他，为他建立“真将军碑”。赞曰：奢崇明、安邦彦之乱，从四川偷偷发动，蔓延到贵州，使军队劳苦了将近几十年。硃燮元用武力平定他们，又根据当地风俗采取相应措施，开设屯田、设置卫所，不急于把当地改成郡县，以免重蹈王三善失败的覆辙；这样看来，西南地区因此可以长久安宁，或许可以和赵营平平定羌族、韦南康镇守四川的功业相比吧。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孙承宗（儿子孙鉁等）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他相貌奇伟，胡须像戟一样张开。和人谈话时，声音震响墙壁。起初是县学生，在边郡讲授经书。他往来于飞狐、拒马之间，直走白登，又沿纥干、清波的旧道南下。他喜欢跟从有才能的军官和老兵详细询问险要关塞，因此通晓边疆事务。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第二名，授任编修，升为中允。“梃击”事件发生后，大学士吴道南向孙承宗征询意见。孙承宗回答说：“事情牵涉东宫，不能不追问；事情牵涉贵妃，却不能深究。庞保、刘成以下的人，不能不追问；庞保、刘成以上的人，不能深究。”吴道南依照他的话办理，写成奏揭上报，事情于是平定。他出任应天乡试主考时，在策问中写下了这番话。因而触犯党人的忌恨，他们想借大计考察把他调到外任，学士刘一▯景极力保护，他才得以免于外调。历任谕德、洗马。熹宗即位后，孙承宗以左庶子身份充任日讲官。皇帝每次听孙承宗讲解，常常说“心里豁然开朗”，所以对他的恩宠关注特别深厚。天启元年，升任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守，满朝大臣喧嚷不安。御史方震孺请求罢免兵部尚书崔景荣，改由孙承宗接替。朝廷大臣也都认为孙承宗懂军事，于是推举他为兵部添设侍郎，主持辽东事务。皇帝不愿孙承宗离开讲筵，孙承宗两次上疏请求，都没有获准。天启二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协助管理詹事府。不久，大清兵逼近广宁，王化贞弃城逃走，熊廷弼也和他一起入关。兵部尚书张鹤鸣害怕获罪，出发巡行边境。皇帝也急于处理辽东事务，于是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当值办事。过了几天，又命他以阁臣身份掌管兵部事务。孙承宗上疏说：“近些年军队大多没有训练，军饷大多没有核查。任用将领来用兵，却让文官招募训练；让将领临阵作战，却让文官指挥调发；本应用武略守备边境，却日益增加幕府中的文官；边境事务本应由经略、巡抚负责，却每天向朝廷询问战守之策；这是最大的弊病。如今天下应当加强将领的权力，选择一个沉着雄毅而有气魄谋略的人，授予他节钺，使他能够自行任用偏将、裨将以下的军官，不要让文吏凭着浅陋见解沾沾自喜，凌驾在将领之上。边疆的小胜小败，都不值得过问，关键是要使守关军队不让敌人侵入

译，然后慢慢谋划恢复失地。”于是又分条上奏抚治西部、救济辽东百姓、选练京军、增设永平大帅、修筑蓟镇亭障、开垦京东屯田等策略，皇帝赞许并采纳了。当时边境警报接连传来，内阁、兵部大臣庆幸早晚能无事，而言官的议论却一天比一天喧闹。孙承宗于是请求把熊廷弼交给司法官审理，与王化贞一同审讯，用来整肃朝廷中结党包庇的人。又请求逮捕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以惩罚四川招募兵员而招致贼寇的人。他又请求诘问责备辽东巡按方震孺、登莱监军梁之垣、蓟州兵备邵可立，以警戒在任而行为不正的人。这些人依次受到谴责，朝廷大臣都为之震动，但侧目怨恨、叹息抱怨的人也很多了。兵部尚书王在晋代替熊廷弼经略辽东，与总督王象乾结交依附得很深。王象乾长期在蓟门，熟悉西部各部族的种类和性情，西部人也爱戴他；但他实际上没有其他才能，只是用财物诱使他们相互羁縻，希望借此安稳地拖到年老后辞职罢了。王在晋谋划利用西部袭击广宁，王象乾劝阻说：“即使得到广宁，也不能守住，获罪会更大。不如设置重重关隘险要，守卫山海关来保卫京师。”王在晋于是请求在山海关外八里铺修筑重关，派四万人守卫。他的僚佐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竭力争辩仍不能改变，于是把意见写成奏记送给首辅叶向高。叶向高说：“这件事不能凭空推测。”孙承宗请求亲自前去裁决。皇帝非常高兴，加授太子太保，赐蟒袍玉带、银币。孙承宗抵达关口，责问王在晋说：“新城建成后，是不是把旧城的四万人调来守卫？”王在晋说：“不是，应当另外设置军队。”孙承宗说：“这样一来，八里以内就有八万守兵了。一片石西北难道不应该设兵吗？而且关修在八里以内，新城的后面就是旧城的城基；旧城的品字坑、地雷，是给敌人设置的，还是给新兵设置的？既然新城可以守，要旧城做什么？” 孙承宗又说：“如果新城不能守，那么四万新兵在旧城下面倒戈，是要打开关门放敌人进来，还是关闭关门把旧城交给敌人？”王在晋说：“关外还有三道关可以进入。”孙承宗说：“如果这样，敌人一来，士兵仍会像过去一样逃跑，那还要重关做什么？”王在晋说：“将要在山上修建三座营寨，等待溃败的士兵。”孙承宗说：“士兵还没有溃败就修寨等待他们，这是在教他们溃败。而且溃兵可以进入，敌人也可以尾随进来。如今不谋划收复失地，只划定关口防守，那就等于把所有藩篱都撤掉，天天在内室门前喧闹，京畿以东还有安宁之地吗？”王在晋无法辩驳。孙承宗于是主张守卫关外。监军阎鸣泰主张守觉华岛，袁崇焕主张守宁远卫，王在晋坚持不可，主张守中前所。原任监司邢慎言、张应吾逃到关内，都附和王在晋。起初，王化贞等逃走后，从宁远以西的五座城、七十二座堡，全都被哈喇慎各部占据，他们声称要帮助守边。前哨游击左辅名义上驻在中前所，实际上没有走出八里铺。孙承宗知道各部不值得信任，而宁远、觉华可以守住，已经决定把王在晋调走。他推心置腹地劝说了整整七昼夜，王在晋最终仍不答应。孙承宗回朝后说：“敌人还没有抵达镇武，我军却自行焚烧宁远、中前所，这是前任经略、巡抚的罪过；我军放弃宁远、中前所，敌人最终并未到来，而我军却不敢跨出关门一步，这是今天将领和官吏的罪过。将领和官吏躲在关内，没有能力把怕敌人的心转化为怕法律，把谋求私利的聪明转化为谋算敌人的智慧，这是我和经略大臣的罪过。与其把百万金钱白白浪费在无用的版筑工程上，哪里比得上修筑宁远的要害之处？用守八里铺的四万人抵挡宁远的正面进攻，使宁远与觉华互成犄角。敌人窥伺城池时，就命岛上的士兵从侧面出动，截断浮桥，绕到敌后横击他们。即使没有战事，也可以收复二百里疆土。总之

译，敌人的帐幕绝不能靠近关门，杏山的难民也绝不能安置在关外。不彻底驳倒庸人的议论，辽东事务就无法办好。”关于其他军事部署，他又上疏十多次。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皇帝亲临讲筵，孙承宗当面奏报王在晋不堪任用，于是改任王在晋为南京兵部尚书，并斥责逃跑的邢慎言等人，八里铺筑城的议论也就停止了。

译王在晋离职后，孙承宗自己请求督师。皇帝下诏给他关防和敕书，让他以原任官职总督山海关以及蓟、辽、天津、登、莱等地的军务，可以便宜行事，不受朝廷中枢节制；又任命阎鸣泰为辽东巡抚。孙承宗于是征召职方主事鹿善继、王则古担任赞画，请求拨帑金八十万出发。皇帝特意亲临午门送行，赐尚方剑、坐蟒服，阁臣把他送到崇文门外。到达关口后，他命总兵江应诏制定军制，命佥事袁崇焕修建营舍，命废将李秉诚训练火器，命赞画鹿善继、王则古管理军需，命沈棨、杜应芳修缮铠甲兵器，命司务孙元化修筑炮台，命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仑主管买马，命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管采伐木材，又命游击祖大寿在觉华协助金冠，命副将陈谏在前屯协助赵率教，命游击鲁之甲救济难民，命副将李承先训练骑兵，命参将杨应乾招募辽人充军。当时关内外名义上有七万士兵，但没有纪律，冒领军饷的人很多。孙承宗进行大阅兵，淘汰逃跑的将领数百人，遣返河南、真定的疲弱士兵一万多人，把鲁之甲救出的难民七千人送到前屯编为士兵。杨应乾招募的辽兵出戍宁远，又知会朝鲜使者，请朝鲜协助声援。在东江犒劳毛文龙，命他收复四卫。传檄登州统帅沈有容进占广鹿岛。他想在春季防务时亲自前往登州、莱州商议进取，但朝廷正急于处理辽东事务，不准许。江应诏被弹劾，孙承宗请求用马世龙代替他，以尤世禄、王世钦分别担任南、北两路统帅，听从马世龙节制，并为马世龙请求尚方剑。皇帝全都同意了。马世龙接受职务后，孙承宗为他修筑坛场，举行拜授钺节的仪式。赵率教已经守卫前屯，把哈喇慎各部全部驱逐出去；巡抚的驻地仍在八里铺。王象乾提议打开水关，把巡抚安置在关内，孙承宗不同意，于是确定驻在高台堡。当时大清兵离开广宁，辽东遗民进入广宁居住。插汉部把情况报告给万有孚，万有孚谋划挟制西部各部，乘机把他们消灭，冒领收复失地的功劳。孙承宗下檄文说：“西部杀害我方人员的，按盟约规定予以惩罚。”这次行动使一千多人得以保全性命。皇帝喜欢察知边境情况，常常命东厂派人到关门，把事情经过详细上报，称为“较事”。等到魏忠贤窃取政权，派他的党羽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带着内库的神炮、铠甲、兵器、弓箭等数万件到关门，供军中使用；又拿出白金十万两，以及蟒、麒麟、狮子、虎、豹等图案的币帛赏赐将士，同时赐孙承宗蟒袍、白金以示慰劳，实际上是窥探军情。孙承宗正出关巡视宁远，在中途听说此事，立即上疏说：“宦官使者来观看军队，自古以来就有戒备。”皇帝用温和的诏旨答复他。使者到达后，孙承宗只准备了茶水。阎鸣泰任巡抚，是孙承宗推荐的。后来孙承宗知道他没有实际才干，许多军务都不再与他商议。阎鸣泰闷闷不乐，请求离职，孙承宗也以疾病为由请求辞职。言官共同挽留孙承宗，攻击阎鸣泰；巡关御史潘云翼又上疏弹劾阎鸣泰。皇帝于是罢免阎鸣泰，改任张凤翼代替他。张凤翼胆怯，又主张守关的意见。孙承宗不高兴，于是再次出关巡视。抵达宁远后，召集将吏商议守卫地点。众人多数赞同张凤翼的意见，只有马世龙请求守中后所；袁崇焕、鹿善继以及副将茅元仪竭力请求守宁远，孙承宗认为他们说得对，意见于是确定。命祖大寿兴建工程，由袁崇焕、满桂守卫。此前，虎部偷偷出动抢掠，赵率教捕杀四人。王象乾想斩杀赵率教来向虎部谢罪，孙承宗不同意。孙承宗派王楹戍守中右，护送士兵外出采木，被西部朗素杀害。孙承宗发怒，派马世龙讨伐朗素。王象乾害怕破坏招抚大局，命朗素捆绑一个逃人，声称此人就是杀害王楹的人，送来献上，并增加赏金一千两。孙承宗正上疏争辩，王象乾却因父丧离职。孙承宗担心主张议和的人妨碍自己的权力，上言说督师、总督可以不同时设置，请求罢免自己；如果不能罢免，就不要推举总督。又请求把辽东巡抚的驻地移到宁远。皇帝命令停止推举总督，但张凤翼认为这是把自己置于死地，因此十分怨恨。他和同乡潘云翼、万有孚等竭力诋毁马世龙，以动摇孙承宗。不久，万有孚被蓟抚岳和声弹劾，更加怀疑马世龙和袁崇焕相互构陷，于是共同散布流言，阻挠出关计划。给事中解学龙便极力论列马世龙的罪状。孙承宗愤怒，上抗疏陈述守御策略，说：“在京城门庭之中拒敌，和在各道门庭之外拒敌，形势已经不同；我把敌人阻挡在二百里之外，敌人把我逼在二百里之内，形势又不同。大概广宁是我军距离远而敌军距离近，宁远则是我军距离近而敌军距离远。我不向前逼近敌人，敌人就会进来逼近我。今天即使不能恢复辽东，也终究不能放弃宁远、觉华。请下令朝廷大臣共同议论：主兵、客兵是否能够长期驻守，本地和折色军饷是否能够长期输送，关外土地人民是否可以抛弃，屯田、修筑、作战、防守是否可以兴办；再考察敌人的情形，是否果真只等着坐待就能消灭。我不敢谋划百年长远之计，只考虑五年之内究竟会怎样。倘若我的话不对，就立即斥退我，以确定大计；不要回旋犹豫、迟迟不决，使那些只想保全自身、妻儿，便附和众人议论的大臣，借杀害我一人而贻误天下。” 他又为马世龙辩护，并揭发万有孚等相互构陷的情状。万有孚是已故侍郎万世德的儿子，任广宁理饷同知。广宁城陷落后，他逃回，王象乾上疏任命他为广宁道佥事，专门招抚插汉部，侵吞了很多财物。到这时，他因孙承宗的上言被斥退。张凤翼也因父丧回乡，喻安性接替他。朝廷大臣说总督不可裁撤，于是命吴用先总督蓟、辽，代替王象乾。孙承宗厌恶本兵越权而且屡次从中制约，称病请求罢职，举荐越彦多中替代自己来使他为难，朝廷商议认为不可，事情才停止。当时宁远城的工程完工，关外的守备设施全都准备齐全。孙承宗谋划大举进攻，上奏说：“前哨已经设置在连山、大凌河，赶快拨给我军饷二十四万，功业就可以立即奏报。”皇帝命主管部门发给这笔军饷。兵部、工部却相互谋划说：“军饷充足，他就会胡乱行动，不如答应下来却不给，来往文书故意拖延。”孙承宗再次上疏催促，把实际情况全部说明。皇帝为此整饬各部门，但军队最终没有出动。起初，方震孺、游士任、李达、明时举获罪，实际上是孙承宗弹劾他们；后来孙承宗又替他们请求宽宥。他还称赞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的功劳，请求免除死刑，改为发配戍边，朝廷上下哗然。给事中顾其仁、许誉卿，御史袁化中接连上疏论驳，皇帝都置之不理。适逢孙承宗为五防效力的各位大臣叙功，并且以疾病请求罢职，于是皇帝派宦官刘应坤等携带帑金十万犒赏将士，又赐孙承宗坐蟒服、膝襕，并辅助赏给金银。

译这时魏忠贤更加窃取权柄。因为孙承宗功劳很高，想亲近拉拢他，便命刘应坤等转达自己的意思。孙承宗不肯同他说一句话，魏忠贤因此十分怨恨。正逢魏忠贤驱逐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人，孙承宗正在西行巡视蓟州、昌平。他想到自己上疏皇帝未必亲自阅览，过去在讲筵时，每次奏对往往都能被皇帝听取，于是请求借祝贺皇帝寿辰入朝，当面奏报机密要务，想趁机论说魏忠贤的罪行。魏广微听说后，赶忙告诉魏忠贤：“孙承宗拥兵数万，准备清除皇帝身边的奸邪，兵部侍郎李邦华在内呼应，您马上就要粉身碎骨了！”魏忠贤非常惊恐，绕着御床哭泣。皇帝也因此心意动摇，命内阁拟定诏旨。次辅顾秉谦奋笔写道：“没有诏旨擅自离开驻地，不合祖宗法制，违犯者不得宽赦。”夜间打开禁门召见兵部尚书，命三路快骑去阻止孙承宗。又伪造诏旨告谕九门守门宦官，如果孙承宗到达齐化门，就把他反绑押入。孙承宗到达通州，听到命令便返回。魏忠贤派人侦察，见只有一床被褥放在车中，后车跟着鹿善继而已，心意稍稍宽解。但他的党羽李蕃、崔呈秀、徐大化接连上疏诋毁孙承宗，甚至把他比作王敦、李怀光。孙承宗于是闭门请求罢职。天启五年四月，给事中郭兴治请求让朝廷大臣议论孙承宗的去留，又有人接连弹劾冒领军饷的事情，于是下令朝廷大臣共同议论。吏部尚书崔景荣坚持挽留孙承宗，朝廷便下诏勉励挽留，同时以选拔将领、裁汰士兵、清查军饷三件事责成孙承宗。奏报上来时，孙承宗正派众将分守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等要害，拓展土地收复二百里，罢免大将王世钦、尤世禄，副将李秉诚、孙谏，裁汰军队一万七千多人，节省度支六十八万。可是言官仍不停地议论马世龙。到了九月，于是发生柳河之败，死者四百多人，详情见《马世龙传》。于是台省官员弹劾马世龙并牵连孙承宗，奏章几十份接连上来。孙承宗更加竭力请求离职，十月才获准。此前他已经多次加授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等职，于是又加授特进光禄大夫，荫任其子为中书舍人，赐蟒袍、银币，派行人护送他回乡。又以兵部尚书高第代替他任经略。不久，喻安性也被罢免，于是巡抚一职也废止，不再设置。起初，高第竭力阻止孙承宗，请求撤出关外军队来防守关内，孙承宗驳斥了他，高第因此深深怨恨。第二年，宁远被围，高第上疏说关门只剩五万士兵，议论者更加把这归罪于孙承宗。孙承宗告诉户部说：“高第刚到关时，曾经供给十一万七千人的军饷，如今只供给五万人，军饷已经足够了。”高第果然因妄言而引罪。后来魏忠贤派党羽梁梦环巡查关口，想牵连构成孙承宗的罪行，没有找到证据才停止。孙承宗在关上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训练士兵十一万人，建立车营十二座、水营五座、火营二座、前锋后劲营八座，制造铠甲、器械、弓箭、炮石、渠答、卤楯等器具共数百万件，拓展土地四百里，开垦屯田五千顷，每年收入十五万。后来叙定宁远功劳，荫任其子为锦衣卫世袭千户。庄烈帝即位后，王在晋入朝任兵部尚书，因痛恨孙承宗，极力议论马世龙和茅元仪蛊惑枢辅、败坏关防之事，又唆使台省官员交相诋毁孙承宗，以阻止他出任。崇祯二年十月，大清兵从大安口入境，攻取遵化，将要逼近都城，朝廷大臣争相请求召回孙承宗。皇帝下诏让他以原官兼任兵部尚书，守卫通州，仍入朝接受皇帝召见。孙承宗到达后，皇帝在平台召见他对答。慰劳完毕，询问方略。孙承宗奏道：“我听说袁崇焕驻守蓟州，满桂驻守顺义，侯世禄驻守三河，这是正确的部署。又听说尤世威返回昌平，侯世禄驻守通州，似乎不合适。”皇帝问：“你想守三河，是什么意思？”孙承宗回答：“守三河可以阻止敌军向西逃窜，也可以拦截敌军南下。”皇帝称赞说好，又问：“那么你准备怎样替朕保卫京师？”孙承宗说：“在形势紧急时，让守城墙的士兵忍受饥寒，并不是万全之策。请整修器械，厚加犒劳，以此巩固人心。”他所陈列规划的各项措施都符合皇帝的旨意。皇帝说：“你不必前往通州，替朕总督京城内外的守御事务，仍然参与军机谋划。”皇帝催促首辅韩爌起草敕令，交主管部门铸造关防。孙承宗出宫时，已经过了二十刻；他立即周遍巡视都城，到五更时完成，又出城巡视外城。第二天半夜，忽然传旨命他守通州。当时烽火已经遍及京郊，孙承宗带着二十七名骑兵从东便门出发，途中损失了三人，飞驰抵达通州，守门的人几乎不肯放他们进去。入城后，他与保定巡抚解经传、御史方大任、总兵杨国栋登上城墙，坚守防御。可是大清兵已经逼近京城，于是紧急派游击尤岱率三千骑兵前往援救。随后又派副将刘国柱统率两千军队与尤岱会合，同时调密云兵三千驻守东直门，保定兵五千驻守广宁门。又从这期间派将领收复马兰、三屯两城。到了十二月四日，发生了祖大寿叛变。祖大寿是辽东前锋总兵官，曾与袁崇焕一起入京防卫。他见袁崇焕被交给司法官吏审讯，害怕被诛杀，于是便与副将何可纲等率领所属一万五千人向东溃逃，远近人心大为震动。孙承宗听说后，立即派都司贾登科带亲笔信去安慰劝谕祖大寿，又命游击石柱国骑马急驰，去安抚各军。祖大寿见到贾登科，说：“我部下的士兵前往援救，接连作战都获胜，本希望得到丰厚赏赐。城上的人却群起骂我们是贼，还投石打死了几个人。派去巡逻的士兵，又被指作间谍而杀死。辛苦作战反而获罪，所以我们才逃回来。我们准备出兵攻打朵颜，然后捆缚自己归顺请罪。”石柱国追上各军时，将士们拿弓刀相对，都流着眼泪说：“督师已经被杀，朝廷又要用大炮把我们的军队打死，所以才到了这一步。”石柱国再次上前追赶，但祖大寿已经走远，只好返回。孙承宗上奏说：“祖大寿已经十分危险疑惧，又不肯接受满桂的节制，因为谣言煽动众人向东逃奔，并不是部下全都想反叛。应当大开生路，委曲收拢众人的心。辽东将领大多是马世龙过去的部属，我谨慎地采取权宜办法，派马世龙骑马前往劝谕，他们的将士一定会脱下铠甲归顺，祖大寿不值得忧虑。”皇帝很高兴，采纳了他的意见。孙承宗秘密写信劝祖大寿赶快上奏章陈述自己的情况，并且立功赎回督师获罪的责任；祖大寿自身的辩白，则由孙承宗代为说明。祖大寿答应了，详细列举向东逃奔的原因，全部与将士们所说相同。皇帝下诏优厚地答复他，命孙承宗移镇关门。各将领听说孙承宗、马世龙到来后，许多人自行脱离原部前来归顺。祖大寿的妻子左氏也以大义责备丈夫，祖大寿于是收拢军队等待命令。

译溃兵出关时，关城遭到劫掠，城门关闭，市场也停止营业。孙承宗到达后，人心才安定下来。关城原有十六里，卫城只有二里。如今敌人在关内，关城已经没有可以防守的意义，卫城与关城相连，可以步行登上。于是另行修筑城墙，横向连接在关城之间，并开凿炮孔，使大炮能够平射出去。城中缺水，一昼夜之间就挖凿了一百口井。过去被裁汰、寄居在此的牙门将有一千人，他们生活困苦而想作乱，孙承宗便都由官府供给粮饷，让他们巡行街道、守卫城台、保护仓库，各人都有事情做。城内的奸细无法行动，外来人员一到就被巡逻骑兵捕获，因此关门的防守得以完整。于是派马世龙统率步、骑兵一万五千人入关援救，又命游击祖可法等率四营骑兵向西驻守抚宁。崇祯三年正月，祖大寿入关拜见孙承宗，五百名亲军披甲在门口等候。孙承宗推诚相待，与他交谈，当天就把祖大寿统率的步、骑兵三万人列在教场，举行誓师仪式，众人的疑虑顿时消除。当时我大清已经攻取遵化并在那里驻守。这一月四日攻取永平，八日攻取迁安，随即攻下滦州。清军分兵攻打抚宁，史可法等坚守不降，清军未能攻下。于是清军转向山海关，距离关城三十里扎营，副将官惟贤等奋力作战。清军于是回头攻打抚宁和昌黎，也都没有攻下。当时，通往京师的道路阻塞不通，孙承宗、吴三桂的军队在东面，马世龙以及各地援军在西面。孙承宗招募敢死之士，沿海路抵达京师，这才知道山海关城还没有失守。山海关西南有三个县：抚宁、昌黎、乐亭；西北有三座城：石门、台头、燕河。这六城东面护卫山海关关门，西面环绕永平，都是接近山海关的要地。孙承宗命令各城严加防守，又派将领戍守开平，收复建昌，彼此声援的通道才开始接通。京师正实行戒严时，天下各地先后到达的勤王军队有二十万人，都驻扎在蓟门及京城附近，没有谁认为先出兵有利。诏令多次督促催进，各将领也不时出兵交战进攻，但都不能取胜收复失地。马世龙请求先收复遵化，孙承宗说：“不能这样。遵化在北面，容易攻取却难以守住，不如暂且留下它，以分散敌人的力量，而先谋取滦州。现在应当多制造声势，显出要谋取遵化的样子来牵制敌人。各镇军队前往丰润、开平，与关内军队联合谋取滦州。攻下滦州后，就用开平的军队守住它，再用骑兵决战以谋取永平。取得滦州、永平后，关内与永平相互连接，收复遵化就容易多了。”议定后，便命东西两面的各营同时进军，孙承宗亲自到抚宁督战。五月十日，祖大寿以及张春、邱禾嘉等军队先到达滦城下，马世龙以及尤世禄、吴自勉、杨麒、王承恩随后赶到，过了两天攻克滦州；副将王维城等也进入迁安。驻守永平的大清兵全部撤退向北返回，孙承宗于是进入永平。十六日，各将领谢尚政等也进入遵化，四座城都收复了。皇帝为此到郊外祭祀天地和宗庙，举行告谢，并大加赏赐：加授孙承宗太傅，赐蟒袍、白银，并准许其子孙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孙承宗竭力推辞太傅一职，不肯接受，又多次上疏称病请求退休，皇帝下优诏慰留，不准他退休。朵颜束不的反复无常，孙承宗命大将王威将其击败，皇帝又赏赐银币。此前因册立东宫，加授太保；到《神宗实录》修成时，加官也与此相同。他都推辞不受，却不停地请求退休。皇帝命内阁大臣讨论他的去留，不能决定，便特意派中书官带着亲笔诏书慰问他，他才起身处理政务。崇祯四年正月，他出关向东巡视，到达松山、锦州后返回关内；又向西巡视，遍察三协十二路后回来。随后分条上奏东西边防政务八件事，皇帝全都采纳。五月，因考核任期届满，诏令加授太傅，兼支领尚书俸禄，荫任尚宝司丞，并赏赐蟒袍、银币、羊和酒；他再次推辞太傅，不肯接受。起初，右屯、大凌河两座城，孙承宗已经设置军队戍守。后来高第来接替他，把守军全部撤走，两城于是被毁。到这时，辽东巡抚邱禾嘉商议重新攻取广宁、义州、右屯三城。孙承宗说，广宁路途遥远，应当先占据右屯，在大凌河筑城，逐步推进。兵部尚书梁廷栋支持这一主张，于是七月开工。工程刚刚完毕，大清军队大举到来，包围数周。孙承宗听说后，急驰到锦州，派吴襄、宋伟前往救援。邱禾嘉多次更改出兵日期，宋伟和吴襄又彼此不和，于是在长山大败。到了十月，城中粮食耗尽，援军断绝，守将祖大寿力量耗尽，出城投降，城池又被毁掉。朝廷大臣追究责任，认为筑城不是良策，纷纷上章弹劾邱禾嘉和孙承宗；孙承宗再次接连上疏，以生病为由请求退休。十一月获准，皇帝赐银币，让他乘驿车回乡。言官又追论他丧失军队、使国家受辱，削夺官职，闲居；同时削夺宁远世袭的荫职。孙承宗再次上呈边防计策十六条，并极力指出邱禾嘉在军事谋划上互相抵牾的过失，皇帝只答复说知道了。孙承宗在家居住了七年，朝廷内外多次请求召用他，皇帝都没有答复。崇祯十一年，大清军队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攻打高阳，孙承宗率领家人抵抗守城。大清军本来将要撤走，绕城三次高声呐喊，守军也三次回应，说：“这座城是在嘲笑我们，按军法应当攻破它。”于是大清军重新合围。第二天城池陷落，孙承宗被俘。他朝着宫阙叩头，然后上吊而死，享年七十六岁。他的儿子举人孙鉁、尚宝丞孙钥、官生孙铈、生员孙鋡和孙镐、侄子孙炼，以及孙子孙之沆、孙之滂、孙之澋、孙之洁、孙之氵宪，侄孙孙之澈、孙之氵美、孙之泳、孙之泽、孙之涣、孙之瀚，都战死了。督师中官高起潜把此事上报。皇帝感叹悲悼，命有关部门优厚抚恤。掌权的杨嗣昌、薛国观等人暗中压制孙承宗一门，只恢复他的原官，给予祭祀和安葬，除此之外没有更多抚恤。福王时，才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赞语说：孙承宗以宰相身份两次担任督师，都取得了大致可以称道的成效。然而那些像小人一样的宦官前后夹击排挤他，最终使他退居田野，以至于全家都遭到刀斧杀戮，而抚恤的典礼也没有增加。国家大事到了这个地步，还想求得没有危险，怎么可能呢？进攻的能力不足，防守却有余力；按照孙承宗的才干，想要恢复失地固然不能轻易谈论，但如果让他专任其职，仍然足以谨慎稳固边防。可是朝廷上的议论纷乱喧嚣，急于进行剪除。大概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气运将要更替，有些事情并没有人刻意去做，却自然这样发生了吧。

译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李标（李国▯普、周道登、刘鸿训、钱龙锡〔钱士升、钱士晋、成基命〕、何如宠〔兄长何如申、钱象坤〕、徐光启〔郑以伟、林钎〕、文震孟〔周炳谟〕、蒋德璟、黄景昉、方岳贡、邱瑜；邱瑜之子邱之陶1111） 李标，字汝立，是高邑人。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检讨。泰昌年间，屡次升任少詹事。天启年间，升任礼部右侍郎，协助管理詹事府。李标曾拜同乡越南星为师，党人嫉恨他，把他的名字列入《东林同志录》。李标害怕招来灾祸，以疾病为由辞官回乡。庄烈帝继位后，立即在李标家中授予他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元年三月入朝。不久，李国▯普、来宗道、杨景辰相继离职，李标于是成为首辅。皇帝锐意谋求治理国家，常常召见大臣当面裁决各种政务。宣府巡抚李养冲上疏说，旗尉往来如织，行踪难以凭信，而且担心经费没有出处。皇帝把奏疏给李标等人看，说：“边境情况危急，派旗尉侦察探听，怎么能认为他们是在作假？况且祖宗朝设立厂卫，是为了什么？”李标回答：“事情本来就应当谨慎。李养冲认为，不送礼恐怕毁谤的话天天传来，送礼又难以承受财力。”皇帝默然不语。同僚刘鸿训因增改敕书的事情被御史吴玉弹劾，皇帝想依法处置刘鸿训，李标竭力为他辩解，说明受贿的指控是诬陷。温体仁攻击钱谦益，说他以引荐自己、结交浙江科场人士的事作为借口；给事中章允儒在朝廷上驳斥温体仁。皇帝发怒，想连同钱谦益一起严惩，又想治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人的罪。李标说：“陛下处分钱谦益、章允儒，本来是由于温体仁的话；温体仁自己既然感到不安而请求罢职，就请陛下念及钱谦益的事情已经得到恩诏宽免，姑且让他回原籍；对章允儒仍准许他改过自新，对瞿式耜等人则一概从轻处罚。” 这样，各位大臣可以安定，温体仁也可以安定。”皇帝没有听从。从此深深怀疑朝廷大臣结党，李标等人便不能施行自己的意图。这年冬天，韩爌回朝，李标让出首辅职位给他，不久又与韩爌等人共同议定逆案。崇祯三年正月，韩爌被罢职，李标再次成为首辅，屡次加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在此以前，与李标一同任宰相的共有六人：来宗道、杨景辰因依附宦官被斥退，刘鸿训因增改敕书被发往戍所，周道登、钱龙锡受到攻击而离职，只有李标还在任，于是他五次上疏请求退休。到三月才获准。他在家居住六年后去世，追赠少傅，谥号文节。李国▯普，字元治，是高阳人。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历任至詹事。天启六年七月，越级升任礼部尚书并进入内阁。他考中进士后仅十四年便成为宰辅，是因为魏忠贤以同乡关系援引他。然而李国▯普常常坚持正直的意见。刘志选弹劾张国纪，想以此动摇中宫，李国▯普说：“儿子不应当帮助父亲为难母亲，更何况父母之间并没有嫌隙呢！”张国纪于是得以免罪。御史方震孺和高阳县令唐绍尧被关进监狱，李国▯普都竭力设法保全他们。崇祯初年，因皇帝即位的恩典，晋升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国子监生胡焕猷弹劾李国▯普等人，要求剥夺他们的官服和官籍；李国▯普推荐让他们复职，当时的人称赞他宽厚仁慈。崇祯元年五月获准回乡，并推荐韩爌、孙承宗代替自己。去世后，追赠太保，谥号文敏。来宗道、杨景辰的事情见《黄立极传》。周道登，是吴江人。万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历次升任少詹事。天启年间，任礼部左侍郎，曾有不少争执。因病回乡。天启五年秋，朝廷推举礼部尚书，魏忠贤削去了他的官籍。崇祯初年，他与李标等一同进入内阁。周道登没有学问，奏对鄙陋浅薄，传闻出来后被人当作笑话。御史田时震、刘士祯、王道直、吴之仁、任赞化，给事中阎可陛交相弹劾他，全部交付廷议。吏部尚书王永光等人说，周道登党护枢臣王在晋，以及在乡试、馆选等事上袒护同乡朱统饰、陈于鼎，都有确实的事迹，于是周道登被罢职回乡。过了五年去世。刘鸿训，字默承，是长山人。他的父亲刘一相，由进士历任南京吏科给事中。后来追论已故宰相张居正的事情，掌权者嫉恨他，出任陇右佥事，最后任陕西副使。万历四十一年，刘鸿训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授官编修。神宗、光宗相继去世，他奉诏出使朝鲜。刚进入朝鲜境内，辽阳就陷落了。朝鲜为他制造两艘海船，让他从海路返回。他们沿途收载难民，船因过重而损坏。船跳过浅滩，改乘小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才抵达登州复命。刘鸿训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升任右中允，转任左谕德；父亲去世，又回乡服丧。天启六年冬，起任少詹事，因触犯魏忠贤，被斥退为平民。庄烈帝即位后，授予刘鸿训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要政务，并派行人官召他入朝。他三次推辞，皇帝不准。崇祯元年四月回到朝廷。当时魏忠贤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党羽仍然势力很盛，新近进入言官行列的人纷纷起来攻击他们。各位执政大臣过去曾与魏忠贤共事，不敢公开为他们辨明是非。刘鸿训到任后，毅然主持正义，斥退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人们都非常痛快。然而御史袁弘勋、史褷、高捷原本是由杨维垣等人提拔的，想联合起来攻击罢免刘鸿训，这样党人才可以安稳。袁弘勋于是说，杨所修、贾继春、杨维垣内外勾结、互相攻讦，都是奸邪之徒，有功无罪，而诛杀清除应从三人开始；又诋毁刘鸿训出使朝鲜时满载貂皮、人参回来。锦衣卫佥事张道浚也攻击刘鸿训，刘鸿训上疏辩解。给事中颜继祖说：“刘鸿训在先朝已经被削职夺俸。出使朝鲜时船只毁坏，仅仅保住性命。请下令刘鸿训入直，与他共同筹划安定内乱、抵御外患的策略。至于袁弘勋借题发挥倾陷他人，张道浚越职扰乱政务，如果不重重打击，他们就不会停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给事中邓英于是把袁弘勋贪赃和私弊全部揭发出来，并且说袁弘勋用千金作为见面礼送给杨维垣，才得到御史之职。皇帝发怒，罢免袁弘勋的官职，等候审查。不久，高捷上疏说，刘鸿训斥责攻击奸人的杨维垣、杨所修、贾继春、阮大铖，却不接受孙之獬流泪陈说的忠言；又错误地主张焚毁《要典》，以便让私党孙慎行得到任用。皇帝斥责他胡乱发言，停发他的俸禄。史褷又帮助高捷攻击刘鸿训。言官大多认为这两人不正直，两人于是被罢职离去。

译七月，因四川的贼寇被平定，加授刘鸿训太子太保，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皇帝多次召见朝廷大臣，刘鸿训的应答尤其敏捷。他说百姓困苦是由于官吏失职，请皇帝让官员长期任职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又说尚书毕自严擅长治理赋税，王在晋擅长治理军队，请皇帝更加信任倚重他们。皇帝起初非常赞许他。关门军队因为缺少粮饷而鼓噪，皇帝想责罚户部，刘鸿训却请求从国库拨出三十万，显示皇帝不可预料的恩德，因此违背了皇帝的意旨。到了九月，发生了改写敕书的事情。按照旧例，负责督察京营的人不统辖巡捕军。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敕书中却有“兼辖捕营”的话，提督郑其心认为这是侵犯职权。皇帝命令查究中书官受贿改写敕书的原因，把舍人田佳璧交付狱官审讯。给事中李觉斯说：“敕书稿件由兵部拟定，送给辅臣裁定，然后才命中书官缮写。写完后还要重新审阅进呈。兵部和辅臣都应当接受追问。”十月，皇帝在便殿召见阁臣，大家都谢罪说不知道。皇帝发怒，命朝廷大臣弹劾上奏；尚书毕自严等也谢罪说不知道，皇帝更加愤怒。给事中张鼎延、御史王道直都说张庆臻行贿已有迹象，但不知道是谁指使。御史刘玉说：“指使者就是刘鸿训。”张庆臻说：“改写敕书是中书官的事情，臣确实不知道。而且增加统辖巡捕士兵，能得到多少利益，怎么会因此行重贿呢？”皇帝斥责他。等到兵部的揭帖中查到刘鸿训批示西司房的言语，田佳璧也供认是接受刘鸿训的指示，事情于是已经无法解释清楚；而侍郎张凤翔尤其用力诋毁刘鸿训。阁臣李标、钱龙锡说刘鸿训不应有这样的行为，请求再加查访。皇帝说：“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了，还要再查访什么？”催促他们拟定诏旨。李标等人迟疑不敢上呈，礼部尚书何如宠竭力为刘鸿训辩解，但皇帝的态度最终无法挽回。于是拟定诏旨，刘鸿训、张庆臻一并革职，等候审查。不久，御史田时震弹劾刘鸿训任用田仰为四川巡抚，收受贿赂二千金；给事中阎可陛弹劾副都御史贾毓祥是因为贿赂刘鸿训才得到提拔。刘鸿训多次遭到弹劾，接连上章竭力辩解，并说：“京城中有一个姓狄的神奸之人，狡猾欺骗张庆臻一千金，导致臣无辜遭祸。”皇帝不听，把此事交给朝廷大臣议罪。第二年正月，吏部尚书王永光等人说：“刘鸿训、张庆臻的罪行无可推辞，但法律中有对贵臣议罪宽免的条文，请求宽赦。兵部尚书王在晋、职方郎中苗思顺的赃证尚未确实，不应无根据地连坐。”皇帝不准。刘鸿训被降职发往代州戍守，王在晋、苗思顺一并削去官籍，张庆臻因是世代为臣的勋贵，停发俸禄三年。李觉斯、张鼎延、王道直、刘玉、田时震因直言进谏各加官阶一级。刘鸿训身居政府，锐意任事。皇帝有不同意的地方，他退下后说：“皇上毕竟还是年轻的君主。”皇帝听说后，深深记恨他，想置他于死地。幸赖各位大臣竭力营救，才稍稍从宽。崇祯七年五月，他死于戍所。福王时，恢复了他的官职。钱龙锡，字稚文，是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授官编修，屡次升任少詹事。天启四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协助管理詹事府。第二年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因触犯魏忠贤，被削去官籍。庄烈帝即位后，认为内阁大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都是魏忠贤任用的人，不值得倚重，于是下诏让朝廷大臣推举人才，列名上报十人。皇帝仿照古代枚卜的制度，把姓名放入金瓯中，焚香肃拜，依次探取，首先取到钱龙锡，其次是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事为由，请求再增加一两个人，又取出周道登、刘鸿训，于是都授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第二年六月，钱龙锡入朝时，黄立极等四人都已经先后罢职，来宗道、杨景辰也在这月离去。李标任首辅，钱龙锡、刘鸿训同心辅政，朝政逐渐清明。不久因四川盗寇平定，加授太子太保，改任文渊阁大学士。皇帝喜欢察问边境事务，频繁派遣旗尉侦察。钱龙锡说：“按照旧制度，只在京城内外执行；如果派往远方，恐怕难以完全信任。”海寇侵犯中左所，总兵官俞咨皋弃城逃走，罪当处死。皇帝想把巡抚硃一冯也一并治罪。钱龙锡说：“硃一冯驻守的地方距离很远，不能和弃城逃走的人相提并论，罢职已经足以抵偿罪责。”瑞王出封汉中，请求供应四川盐。钱龙锡说：“汉中一向食用山西盐，唯独瑞王藩地使用四川盐，恐怕奸徒借此名义私自贩盐，使人不敢查问。”按照旧例，修纂实录时，分派国子监生到四方采集事迹，钱龙锡说：“实录所需的材料在邸报和各司奏疏中，派使者出去没有益处，只会徒然扰民，应当停止。”乌撒土官安效良死后，他的妻子改嫁沾益土官安边，想兼并乌撒，兵部商议准备答应她。钱龙锡说：“安效良有儿子，应让他的儿子承袭爵位，以收复乌撒；使绝嗣者有后，这在道理上是顺当的。安边淫乱，不能让他长久如此。”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年，皇帝因为漕船违禁越过关卡，想重新设置漕运总兵官。钱龙锡说：“这个职位已经裁撤很久，如今重新设置，应当召集朝廷大臣讨论利弊。”事情最终停止。朝廷议论裁减冗余官员，皇帝认为学官尤其多余。钱龙锡说：“学官过去使用岁贡生，近来因为举人请求恩准选为贡生，许多纂修人员占用了名额，岁贡生积累到二千六百多人，有的人白发苍苍直到死去，实在值得怜悯。而且祖宗设置这个官职，对资格稍稍放宽，是因为培养士人需要年长老成的人。”皇帝也采纳了他的意见。言官邹毓祚、韩一良、章允儒、刘斯琜受到责罚，钱龙锡都为他们申辩救援。御史高捷、史褷被罢职后，王永光竭力援引他们，颇受钱龙锡压制，两人十分怨恨。逆案议定时，其中一半是由钱龙锡主持的，奸党对他恨之入骨。袁崇焕杀死毛文龙后，奏报中说：“辅臣钱龙锡为了这件事，曾在我的住处徘徊不决。”他又上善后奏疏说：“阁臣和枢臣反复商量，我因此才能奉行而没有失误。”当时毛文龙拥兵自重，声势跋扈，袁崇焕突然除掉他，皇帝本来就不应因此治袁崇焕的罪。这年冬天十二月，大清兵逼近京城。皇帝恼怒袁崇焕作战不力，将他逮捕下狱；这时高捷、史褷已经被王永光援引起用。高捷于是上章，指责钱龙锡与敌人私下通款、杀害将领，并且说祖大寿军队溃败向东，是钱龙锡挑动激发的结果。皇帝认为钱龙锡忠诚谨慎，告诫高捷不要过分求实。钱龙锡上奏辩解，说：“袁崇焕觐见陛下时，臣见他相貌寝陋，退下后对同僚说‘这个人恐怕不能胜任’。后来袁崇焕夸称五年之内恢复辽东，臣去询问方略，袁崇焕说：‘恢复辽东应当从东江开始。毛文龙可用就用，不可用就除掉，非常容易。’等到袁崇焕突然杀死毛文龙，奏疏中有‘臣低徊’一句。臣考虑毛文龙的功劳和罪过，朝廷内外都知道，因此把这句话搁置没有处理。

译怎么能凭袁崇焕夸耀自得的话，就判定臣有共同谋划的罪名呢？”钱龙锡又辩解说自己挑动激怒祖大寿的罪名是诬陷，请求赐准罢免。皇帝安慰劝谕他，钱龙锡便起身处理政务。高捷再次上疏攻击，皇帝的态度颇为动摇。钱龙锡再次辩解，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于是被放归。当时军事事务繁忙，朝廷还没有时间审结袁崇焕的案件。到了崇祯三年八月，史褷又上疏说：“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杀将帅，导致军队出事；又倡议与敌人议和，以取信于五年成功的说法。他卖国欺君，罪不可逃。钱龙锡离开京城时，把袁崇焕送给他的数万重贿转寄给姻亲，巧妙地为自己经营活动，致使国法不能伸张。”皇帝发怒，下令刑官五日内审定案情。于是锦衣卫刘侨上呈袁崇焕案件的供词。皇帝在平台召见各位大臣，将袁崇焕置于重刑。又责备钱龙锡私下结交边臣，蒙蔽隐瞒而不检举，命朝廷大臣议罪。这天，众臣在中府集议，说：“斩杀毛文龙虽然是钱龙锡首先提出，但两封书信中有‘处置慎重’的话，意思并不是擅自杀人，杀死毛文龙是袁崇焕做得过分。至于议和，是袁崇焕首先提出的，钱龙锡开始只回答‘酌量’，后来回答‘天子神武，不宜议和’。然而军国大事私下自行商议，不上疏揭发奸情，怎么能逃脱罪责？”皇帝于是派使者逮捕钱龙锡。十二月，钱龙锡被押到，交付狱中。他再次上疏辩解，把袁崇焕原来的书信以及自己的答复全部封存上呈，皇帝不予理会。当时一些小人想在逆案上增添名目，聚集谋划，指称袁崇焕为逆首，钱龙锡等为逆党，另立一个逆案来相互抵消。谋划已经确定后，他们想从兵部发出此案；尚书梁廷栋畏惧皇帝英明，不敢承担，因此作罢。于是议定处钱龙锡以大辟之刑，并仿照夏言的旧例，在西市设置厂署等待行刑。皇帝认为钱龙锡没有谋逆，命令长期监禁他。崇祯四年正月，右中允黄道周上疏说钱龙锡不应按死罪论处。他违抗圣旨，被降级调往外地，但皇帝的怒意也渐渐消解了。这年夏五月大旱，刑部尚书胡应台等请求宽免钱龙锡，给事中刘斯琜接着进言，皇帝诏令有关部门重新审判。于是钱龙锡获释出狱，发往定海卫戍守。他在戍所十二年，遇到两次赦免都没有得到宽赦。他的儿子请求缴纳粮食赎罪，恰逢周延儒再次掌国政，阻止此事实行。福王时，钱龙锡恢复官职，回到家乡。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钱士升，字抑之，是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殿试考取第一名，授官修撰。天启初年，以奉养母亲为由请求回乡。过了很久，升任左中允，但没有赴任。高邑人赵南星、同乡魏大中遭到宦官祸害，以及江西同年进士万燝被杖打致死、追缴财产时，他都竭力设法保护，甚至倾尽家产帮助他们，因此受到东林党的推重。崇祯元年起任少詹事，掌管南京翰林院。第二年以詹事身份被召入朝。正好他的座主钱龙锡被逮捕，他送钱龙锡到河边，便称病回乡。崇祯四年，起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代理尚书事务。他奉命祭告凤阳陵寝，上疏极其详细地陈述户口流亡的情况。崇祯六年九月，召入朝廷，授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第二年春天入朝。他请求停止事例捐纳，停止铸造钱币，严厉处死贪赃官吏，停止派官员督促催收新旧军饷，只责成巡抚、巡按办理。皇帝全部听从了他。皇帝办事急躁，温体仁又用刻薄的办法辅佐他，朝廷上下都喧嚣不安。钱士升于是撰写《四箴》进献，大意是说应当以宽厚统御众人，以简约治理下属，以虚心存养内心，以公平施行政令。这些话深刻切中了当时的弊病。皇帝虽然用优厚的诏旨答复说知道了，心里却很不高兴。不久，武生李璡请求搜括江南富户，让他们报名缴纳给官府，实行首先登记、随后抄没财产的办法。钱士升厌恶这种做法，拟定诏旨交刑部审问李璡，皇帝不准；同僚温体仁于是改为从轻拟罪。钱士升说：“这是祸乱的根源，应当以辞职与否来争辩。”于是上疏说：“自从陈启新上书议论政事，便被提拔安置在省闼。近来借机求取进用的人，实在很多，但从没有像李璡这样荒诞放肆的。他说，缙绅豪强之家，大的有数百万，中等的有数十万，财产以万计的更是数不胜数。臣不知道他指的是哪里。就江南来说，富家拥有数亩田地的相互对应，拥有百亩的占十分之六七，拥有千亩的占十分之三四，拥有万亩的，在一千一百家中也不过一两家。江南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省份。而且郡县有富家，本来就是贫民衣食的来源。地方遭遇水旱灾害，有司命令富家出钱出粮，平价出售以救济饥民；一遇盗寇警报，又命令他们帮助城堡守御，富家从来并非对国家没有益处。《周礼》所说的十二项荒政中，也有保护富户使其安居的一项。如今把兵荒之祸归罪于富家，削夺他们的财产，商议搜括并抄没他们，这种做法是秦始皇没有对巴清实行、汉武帝没有对卜式实行的，却想在圣明的时代推行吗？如今秦、晋、楚、豫已经没有安宁之地，只有江南几个郡稍微安定。这种议论一旦倡导起来，无赖和亡命之徒就会相互跟随，向富家找麻烦；如果不把天下百姓都赶成流寇，他们是不会停止的。有人怀疑这些人本来就是流寇的心腹，故意倡导荒谬的议论来动摇人心，难道只是借机求取进用而已吗？”奏疏送入时，李璡已经交给司法部门审问。皇帝答复说：“即使只是想博取名声，前一封奏疏也已经足够达到目的了，不必急急忙忙。”这里说的前一封奏疏，就是《四箴》。钱士升惊惧不安，引咎请求退休，皇帝立即批准了。钱士升刚进入内阁时，温体仁颇为援助他。温体仁推举谢升、唐世济，钱士升都出力相助。文震孟受到排挤，钱士升没能救助他，议论者因此责怪钱士升。到了这时，他终于因直言进谏而离开职位。他的弟弟士晋，万历年间由进士授任刑部主事。他到京畿地区审理和复核刑狱案件，为千百人平反冤屈。崇祯年间，他因山东右布政使的身份升任云南巡抚。他修筑师宗、新化等六城，疏浚金针、白沙等河流，平定土官岑、侬两姓的叛乱，颇有劳绩。不久，经历吴鲲化揭发他经营贿赂之事，杨嗣昌？（原文“体仁”）立即拟定严厉的诏旨，并嘱咐同僚林钎不要泄露，想借弟弟的事情来驱逐他的兄长。诏令下达时，士晋已经去世，此事才作罢。士升在国变后七年才去世。成基命，字靖之，是大名人，后来为避宣宗的名讳，以字行世。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历任司经局洗马，代理国子监司业事务。天启元年，上疏请求皇帝临幸学校，却没有先向政府报告，执政者不高兴，命令他以原官回司经局，于是他请求告假回乡。不久起任少詹事。屡次升任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改任掌管南京翰林院事务。天启六年，魏忠贤因为成基命是杨涟的同门学生，削去他的官职，让他闲居。

译崇祯元年，起任吏部左侍郎。第二年十月，京师戒严，成基命请求召回旧辅孙承宗，停止一切浮泛议论，仿照嘉靖朝的旧例，增设枢臣，皇帝都同意了。过了一个多月，授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辅政。庶吉士金声推荐僧人申甫担任将领，皇帝命成基命检阅他所统率的军队；成基命极力说不可任用，后来果然一战就败。袁崇焕、祖大寿入京防卫，皇帝在平台召见他们，把袁崇焕逮捕交给司法官吏，祖大寿在旁边大腿战栗。只有成基命两次叩头请求慎重处理，皇帝说：“慎重就是因循拖延，有什么用？”成基命又叩头说：“敌人已经在城下，这和其他时候不同。”皇帝始终没有理会。祖大寿到军中后，立即拥众向东溃逃，皇帝对此忧虑万分。成基命说：“命袁崇焕写亲笔信招抚他，他就会归顺。”当时军务十分紧急，成基命多次提出意见，都得到允许施行。戒严后，皇帝在文华殿召见他，谈到法纪废弛，认为应当大力整顿。成基命说：“治理之道要避免太过分，就像整理乱丝，应当先找到头绪，突然频繁更改反而会增加混乱。”皇帝说：“行动迟缓就用猛烈手段纠正，怎么能说是频繁更改？”后来温体仁更加引导皇帝采取急躁强硬的办法，天下终于大乱。崇祯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弹劾成基命想要替袁崇焕脱罪，所以请求慎重处理。成基命请求罢职，皇帝因此把李逢申降一级。韩爌、李标相继离职，成基命于是成为首辅，与周延儒、何如宠、钱象坤共事。因收复永平而叙功，又加授太子太保，晋升文渊阁大学士。到了六月，温体仁、吴宗达入阁，周延儒、温体仁最受皇帝宠信，他们联合起来倾陷成基命，成基命于是无法安居其位。袁崇焕议罪时，成基命因脚病没有入直。锦衣卫张道浚以推卸责任弹劾他，工部主事陆澄源接着上疏。成基命上奏辩解说：“陆澄源说臣主持两次廷推，都是韩爌等人想借此救袁崇焕。当廷推时，袁崇焕正受到倚重，谁能知道他日后会失败，怎么会预先谋划救他？他们的说法不过是附和李逢申、张道浚，不赶走臣就不会停止，请求放臣回乡。”皇帝安慰挽留他。成基命最终连续三次上疏，自请离职。成基命性情宽厚，每件事都坚持顾全大局。此前，四座城还没有收复时，兵部尚书梁廷栋怨恨总理马世龙，想更换他，以此动摇枢辅孙承宗；成基命竭力从中调解，马世龙最终取得收复遵化、永平的功劳。尚书张凤翔、乔允升、韩继思相继被交给司法官吏审理，成基命都替他们申辩。副都御史易应昌被交入诏狱，因成基命进言，改由司法部门审理。御史李长春、给事中杜齐芳因私下通信的事情获罪，将要处以重刑。成基命竭力营救，皇帝不听，他便在会极门长跪，说：“祖宗制定法律，即使真正犯了死罪，也还要三次复奏，哪里有在诏狱中只审问一次就立即处以极刑的道理？”从辰时一直到酉时，他都没有起身。皇帝的怒意消解了，李长春、杜齐芳得以发往戍所。李逢申起初弹劾成基命，后来因炮弹爆炸被关入狱中，拟判戍边；皇帝还认为处罚太轻，也因成基命进言才按原拟处理。成基命任首辅几个月，皇帝想把政务交给周延儒，于是成基命被周延儒的党羽排挤出去。崇祯八年在家中去世，追赠少保，谥号文穆。何如宠，字康侯，是桐城人。他的父亲何思鰲，任栖霞县知县，对百姓有恩德。何如宠在万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屡次升任国子监祭酒。天启年间，任礼部右侍郎，协助管理詹事府。天启五年正月，朝廷推举左侍郎，魏广微说何如宠与左光斗是同乡且友善，于是何如宠被夺职闲居。崇祯元年，起任吏部右侍郎。尚未到任，便授任礼部尚书。宗室藩王的婚嫁、命名，按例都要请示朝廷。贫困的宗室常被礼部搁置，从万历末年到这时，积累的奏疏多达千件，有的人到了白头还不能完婚，甚至尸骨已朽仍未获得名号。采纳何如宠的请求后，贫困宗室中得以婚嫁的有六百多人。大学士刘鸿训因增改敕书之事，皇帝怒不可测，何如宠竭力为他剖析辩解，使他免于死罪和边疆戍守。第二年冬天，京师戒严，京城中强悍狡黠的人请求拿出私财聚集众人帮助官军，朝廷认为这是壮举。何如宠竭力说此事意图难测，使用不当必然引发内乱。皇帝召见询问，他仍像原来一样回答。皇帝拿出一张纸给他看，原来那是侦察所得的情报，与何如宠所说相合，因此受到皇帝的知遇。十二月，命令他与周延儒、钱象坤都以原官兼任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辅政。皇帝想诛灭袁崇焕全族，何如宠申辩营救，使三百多人免于死罪。屡次加官至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崇祯四年春天，何如宠辅助周延儒主持会试。事情办完后，他立即请求退休，连续上了九道奏疏才获准。辞别皇帝时，他陈述敦厚广大、振作有为的治国之道。回到家后，又请求皇帝时时阅读《资治通鉴》，考察古今治乱和忠臣奸臣，言语十分恳切。崇祯六年，周延儒被罢政，温体仁将要成为首辅。周延儒怨恨温体仁排挤自己，谋划起用何如宠来压制温体仁；何如宠害怕温体仁，连续六次上疏推辞，温体仁于是成为首辅。何如宠性情孝顺友爱。母亲九十岁时，他奉养母亲的孝心仍未衰减。他操守端正，性情恬淡高雅，不与人争竞；难以进取官场，却容易退处，世人尤其推重他。崇祯十四年去世。福王时，追赠太保，谥号文端。他的哥哥何如申，与何如宠同年考中进士。任户部郎中，负责督运粮饷到辽东。他有清廉的操守，军士请求让他再留任两年。最终任浙江右布政使。钱象坤，字弘载，是会稽人。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检讨，升任谕德，转任庶子。泰昌改元时，任少詹事，负责在讲筵值班。讲课结束后，他看见宦官王安正在与执政大臣议事，便快步退出。王安派人挽留他，他坚决不肯进去。天启年间，给事中弹劾织造事务，言语触犯了权贵宦官，皇帝下诏杖责，阁臣营救也没有成功。钱象坤把这件事告诉叶向高，请叶向高在讲筵上当面奏报，于是得以免杖。当时实行立枷法，惨酷至极，钱象坤把情况告诉皇帝，皇帝因此宽释了许多人。钱象坤再次升任礼部右侍郎兼太子宾客。崇祯四年七月，向高辞去官位。御史黄公辅担心象坤掌握政权，请求挽留向高，并极力指斥象坤。象坤于是辞职离去。崇祯六年，朝廷推举他任南京礼部尚书。魏忠贤的党羽指称他是缪昌期一党，削去他的官职，让他闲居。崇祯元年，朝廷召他入朝，授任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第二年冬天，都城遭到兵乱，他条陈御敌三项策略。奉命登上城墙分段防守，即使严寒也毫不懈怠。皇帝暗中察知此事，于是让他和何如宠一同担任宰相。第二年，温体仁入阁，象坤是他的门生，便谦让自己居于温体仁之下。屡次加官至少保，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象坤在翰林院时，与龙锡、谦益、士升都享有声望，被称为“四钱”。温体仁任相后，他没有附和温体仁的迹象。

译崇祯四年，御史水佳允接连弹劾兵部尚书梁廷栋，梁廷栋不等候圣旨便上奏辩解。梁廷栋原是象坤的门生，水佳允怀疑是象坤泄露了此事，言语中便牵涉并攻击象坤。周延儒因为梁廷栋曾揭发他的亲信贪赃之罪，憎恨梁廷栋，也连带憎恨象坤。象坤于是五次上疏以疾病为由请求退职，梁廷栋则被削职。给事中吴执御、傅朝佑称象坤难以进取却容易退让，不应因门生关系受到牵累，皇帝没有听从。他在家闲居十年，没有生病便去世。追赠太保，谥号文贞，荫封一个儿子为中书舍人。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乡试考取第一名，又过了七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历任赞善。他跟随西洋人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法、算术和火器，掌握了利玛窦所传的全部技艺。于是又广泛学习兵法、屯田、盐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杨镐四路军队丧师，京城大为震动。徐光启多次上疏请求训练军队来效力，神宗认为他有胆识，破格提拔为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他在通州训练军队，分条上奏十项建议。当时辽东战事正紧急，不能完全按照他的请求办理。光启上疏争辩，朝廷才稍微拨给他一些民兵和武器。不久，熹宗即位。光启的志向无法施展，请求裁撤自己的官职，皇帝没有同意。后来他因病回乡。辽阳失陷后，朝廷召他起用。他回到朝廷，极力请求多铸造西洋大炮，用来资助城池防守。皇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好。正要商议采用时，光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意见不合，御史邱兆麟弹劾他，他又以疾病为由回乡。天启三年，起复原官，不久升任礼部右侍郎。天启五年，魏忠贤党羽智铤弹劾他，他被削职闲居。崇祯元年，朝廷召他回京，他再次申述训练军队的主张。不久，以左侍郎身份主持礼部事务。皇帝忧虑国库用度不足，命群臣献上屯田、盐政方面的良策。光启说，屯田政务在于开垦荒地，盐政在于严禁私自贩盐。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提拔他为本部尚书。当时皇帝因为日食预测失误，想治罪钦天监官员。光启说：“钦天监官员推测天象，依据的是郭守敬的方法。元代也曾经预测有日食而实际没有发生，郭守敬尚且出现过这种情况，不必奇怪台官预测失误。臣听说历法久用必然产生误差，应当及时修订。”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下诏命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负责监督。崇祯四年春正月，光启进呈《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这年冬十月辛丑朔日发生日食，他又上奏说明观测推算的四项方法。其中辨析时差、里差的方法，最为详尽严密。崇祯五年五月，光启以原官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与郑以伟一同受命。不久加任太子太保，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光启一向自负有经世济民的才能，有志于为世所用。等到掌权任用时，年纪已经老了，又遇到周延儒、温体仁专权，不能提出什么建树。第二年十月去世。追赠少保。郑以伟，字子器，上饶人。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检讨，屡次升迁至少詹事。泰昌元年，任礼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光宗附祭太庙，按礼应当迁出宪宗的神主，太常少卿洪文衡认为睿宗不应入太庙，请将宪宗神主迁出并奉祀于玉芝宫，以伟认为不可，这件事才停止，评论此事的人最终认为文衡是对的。不久，以左侍郎身份协理詹事府。天启四年，以伟在经筵任直讲，因为触犯宦官，上疏请求归乡。崇祯二年，召入任礼部尚书。过了很久，他与光启一同入阁任相，又两次辞让，皇帝不准。以伟品行清正自守，读过的书过目不忘，文章深奥博大，但票拟并不是他的长处。他曾说：“我在万卷书方面很富足，在几行批答方面却很窘迫，竟被后辈轻视。”有一次章疏中出现“何况”二字，他误以为是人名，便拟写旨意要提问，皇帝驳回改正后他才醒悟。从此词臣被皇帝轻视，于是有了馆员必须历任推官、知县的谕令，阁臣也不再专门从翰林院选用。以伟多次请求退休，皇帝不准。第二年六月，死于任上，追赠太子太保。御史说，光启、以伟相继去世，到下葬时，家中都没有多余财产，请求优厚抚恤，以使贪污者感到惭愧。皇帝采纳了，于是谥光启为文定，以伟为文恪。此后两年，同安人林钎任大学士，不到半年就去世了。也有人说他清廉，于是得到文穆的谥号。林钎，字实甫，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三名，授官编修。天启年间，任国子司业。监生陆万龄请求在太学旁边为魏忠贤修建祠堂，准备簿册筹集钱财，强迫林钎带头。林钎提笔把文书涂抹掉，当晚便挂冠从棂星门直接回家，魏忠贤假传圣旨削去了他的仕籍。崇祯改元后，起用为少詹事。崇祯九年，由礼部侍郎入阁，获得谨慎诚实恭敬的称誉。后来，皇帝想到光启学识广博、记忆力强，便索取他家中留下的著作。光启的儿子徐骥入朝致谢，进呈《农政全书》六十卷。皇帝下诏命有关部门刊刻发行，加赠光启太保，并让他的孙子任中书舍人。文震孟，字文起，吴县人，是待诏文征明的曾孙。祖父文彭任国子博士，父亲文元发任卫辉同知，都以声名和品行著称。文震孟二十岁时凭《春秋》学问考取乡试，十次参加会试。到天启二年，殿试考取第一名，授官修撰。当时魏忠贤逐渐掌权，外廷官员迎合他，多次斥逐大臣。文震孟对此愤慨，于是当年冬十月上《勤政讲学疏》，说：“如今四方多有变故，没有一年不失地陷城、军队覆没、将领被杀，这正是大小臣工卧薪尝胆的时候。可是如果因循敷衍、粉饰太平，就会使祖宗的天下日益消弱。若不是陛下大大打破常规，鼓舞豪杰之心，天下大事将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陛下天未明就临朝，寒暑都不停止，政务不能说不勤勉；然而鸿胪寺引导奏事，群臣跪拜起立，就像木偶登台一样罢了。请按照祖宗的制度，唱名召集六部、六科官员，让六部、六科依次陈述政事，纠察弹劾、陈奏事务，由陛下和辅弼大臣当面裁决。这样圣明智慧会日益明达熟练，而百官也各自有奋发之心。若只是揭帖一张，长跪答应，向北面一拜，保留这些身着鸳行豸绣、腰系横玉金带的人又有什么用呢？经筵日讲，临朝讲学都有规定日期，学问不能说没有讲授；然而侍臣进读，只是铺陈文辞，就像蒙师诵读讲解一样罢了。祖宗朝廷之上，君臣相对，像一家人父子一样。询问军国大事和民间隐情，情况全都能够照见，奸诈没有藏身之处，左右近臣也没有机会蒙蔽圣听。若只是把皇帝尊奉得如神明，上下拱手而立，让经传典籍徒然循守故事，那么保留这些手执笏板、垂着绅带、展开书卷、簪笔侍立的人又有什么用呢？”

译况且陛下既然与群臣关系不融洽，早晚侍奉在身边的不过是宦官之流，怎么会知道帝王宏大长远的规划呢？于是形势危急如山海压来，阁臣一出面，却没有人能挽回苟且偷安的习气；局势惨烈如黔地被围，而巡抚大臣坐视不救，也听不到严厉谴责。近来的举动尤其令人奇怪。邹元标离职，冯从吾闭门不出，首辅、吏部尚书也相继请求退休。掏空国家来经营自己的私窟，几乎像把污水投入清流；辱骂道学来驱逐名臣，比伪学之禁还要厉害。唐、宋末年的情形，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奏疏送入后，魏忠贤压下不立即上奏。趁皇帝观看戏剧时，他摘取奏疏中“傀儡登场”的话，说这是把皇帝比作木偶，不杀文震孟就不足以向天下显示威严，皇帝点头同意。一天，经筵结束后，魏忠贤传旨，在朝廷上杖责文震孟八十杖。首辅叶向高正在告假，次辅韩爌极力争辩。适逢庶吉士郑鄤的奏疏也送入宫中，宫中批示将二人都降级调往外地。言官纷纷上疏论救，皇帝不接受。文震孟也没有赴任调令，回乡去了。天启六年冬，太仓进士顾同寅、生员孙文豸因为作诗悼念熊廷弼，被兵马司缉捕。御史门克新指称这是妖言，牵连到文震孟，又把他与编修陈仁锡、庶吉士郑鄤一同斥退为民。崇祯元年，以侍读身份被召回。改任左中允，充任日讲官。崇祯三年春，负责审定逆案的辅臣相继离开朝廷，魏忠贤的余党王永光等人天天寻找机会报复，文震孟上疏抗议弹劾他们。皇帝当时正宠信王永光，没有答复。文震孟不久升任左谕德，掌管司经局，仍像以前一样担任直讲。五月，他又上疏说：“群小合谋，想借边疆人才之名翻改逆案。天下可以有因无才而误事的君子，却绝不会有怀着忠心、想报效国家的小人。如今有一个平生无耻、惨杀名贤的吕纯如，还想凭借内廷靠山申辩洗雪罪名。王永光身为六卿之长，假借窃取威权和福柄，颠倒任用和罢黜；没有一件事不专断，又用凶狠手段来助成；一有念头就必然欺骗，却用朴实来掩饰；借年例大典改变祖制，借考选这一盛举排斥清正人才。满朝震恐，没有人敢公开申辩。臣下只知随声附和，难道是国家的福气吗！”皇帝命令他指明实情后再奏。文震孟说：“杀害名贤的，原任吏部郎周顺昌就是一例。所谓年例，就是压制吏科都给事中陈良训；所谓考选，就是排斥中书舍人陈士奇、潘有功。”王永光窘迫万分，暗中联络大宦官王永祚，说陈士奇出自姚希孟门下，而文震孟是姚希孟的舅舅。皇帝心中因此怀疑文震孟。王永光的辩解奏疏得到温和的批示，皇帝却责备文震孟任性妄为、牵连诋毁他人。然而，群小企图翻改逆案的阴谋也因此受到阻挠。文震孟在经筵讲学时，最为严肃正直。当时大臣屡遭逮捕拘禁，文震孟讲解《鲁论》中“君使臣以礼”一章，反复规劝讽谏，皇帝立即下旨把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从狱中释放出来。皇帝曾把脚放在膝上，恰好文震孟讲到《五子之歌》中“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便用眼睛看着皇帝的脚，皇帝立即用衣袖遮住脚，慢慢把脚放了下来。当时人称他为“真讲官”。他已经触犯权臣，想离开以避祸。出京为益王府册封使，顺路回乡，于是不再出仕。崇祯五年，就在家中提拔为右庶子。过了很久，升任少詹事。当初天启年间，皇帝下诏修纂《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记载神宗时期太子储位动摇以及“妖书”“梃击”等事，秉笔直书而不逢迎。后来魏忠贤窃取权柄，御史石三畏弹劾并削去了周炳谟的官职。魏忠贤指使党羽重新修纂，颠倒是非。文震孟摘出其中尤其荒谬的几条，上疏请求改正。皇帝特意登临平台，召集朝臣当面商议，最终却被温体仁、王应熊阻挠。崇祯八年正月，贼军侵犯凤阳皇陵。文震孟逐条陈述导致祸乱的根源，趁机说：“掌权的诸位大臣不能忧虑国家、奉公办事，本来统一的朝廷却强行划分界限，对人忽而宠爱、忽而陷害，全都出于恩怨。多年以来，振兴纲纪、整肃法令做了什么事，推举贤能、任用人才用了什么人，安定内部、抵御外敌采取了什么办法，富国强兵制定了什么策略？陛下应当奋然震怒，发布哀痛的诏书，按照军法追究失职者的罪责，纠正误国者的罪过，实行安抚百姓的实际政令，宽免民间长期拖欠的赋税。先收拢人心来遏制寇盗，再慢慢谋求增加财源，不要只顾竭泽而渔。把患得患失的鄙陋之人全部斥退，广泛集合众人的策略和力量来平定乱事，国事或许还有救吧！”皇帝用优厚的诏旨答复他，但也不能全部实行。按照旧例，经筵不讲《春秋》。皇帝认为讲《春秋》有助于治理乱世，命令选择人选进讲。文震孟是讲《春秋》的名家，温体仁忌恨他，暗中不推荐。次辅钱士升提到了他，温体仁假装惊讶说：“差一点就错过这个人了！”于是把他的名字上报。等到文震孟进讲时，果然符合皇帝的旨意。六月，皇帝将增加阁臣名额，召集几十名朝臣，以票拟试考。文震孟称病没有参加，温体仁当时也在告假。七月，皇帝特意提拔文震孟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政务。他两次上疏坚决辞让，皇帝不准。阁臣奉命入阁后，都要投递名帖给司礼监大宦官，并同时送上礼仪状文，只有文震孟不这样做。掌管司礼监的是曹化淳，他过去隶属于王安门下，也是宦官，一向仰慕文震孟，便让人辗转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文震孟最终没有前往。文震孟入阁当值后，温体仁每次拟旨都一定与他商议，只要有修改就听从他的意见，还高兴地对人说：“温公胸怀虚己，怎么能说他是奸臣呢？”同僚何吾驺说：“这个人心机深沉，怎么可以轻易相信？”十多天后，温体仁窥见文震孟的奏疏，凡是认为拟旨不当的，就命令改写；文震孟不听，他便直接涂掉。文震孟大怒，把多份奏疏扔在温体仁面前，温体仁也不理会。都给事中许誉卿过去曾因弹劾魏忠贤而有声望，文震孟和何吾驺想任用他为南京太常卿。温体仁忌惮许誉卿刚强正直，暗示吏部尚书谢升弹劾许誉卿与福建布政使申绍芳谋求优等官职。温体仁拟定将许誉卿贬谪，估计皇帝想重新拟定、必定会发回修改，后来果然如此。于是改拟斥退许誉卿为民，令申绍芳接受审问。文震孟争辩而未能获胜，忿然说：“科道官被斥退为民，是天下最光荣的事，依靠您的力量成全了这件事。”温体仁立即把这话报告皇帝。皇帝果然大怒，责备何吾驺、文震孟徇私舞弊、扰乱政务。何吾驺被罢官，文震孟被削职闲居。正当文震孟接受任命时，皇帝下旨撤除各地镇守太监。等到次辅王应熊离职后，忌恨文震孟的人说这是文震孟造成的。因此有人诬陷文震孟居功自傲，皇帝的态度于是改变了。文震孟刚正方直、坚贞耿介，有古代大臣的风范，可惜任职三个月就被斥退，没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回乡半年，正好他的外甥姚希孟去世，他悲痛哭泣，也随之去世。朝廷大臣请求抚恤，皇帝没有答应。崇祯十二年，皇帝下诏恢复他的原官。十五年，追赠礼部尚书，赐祭葬，授予一个儿子官职。福王时期，追谥文肃。他有两个儿子，名为秉、乘。文乘遭遇国变，在战乱中死难。

译周炳谟，字仲觐，无锡人。父亲周子义，嘉靖年间任庶吉士，万历年间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谥文恪。周炳谟是万历三十二年进士。重新修纂《光宗实录》时，周炳谟已经先去世了。崇祯初年，追赠礼部尚书，谥文简。父子二人都凭学问和品行受到世人称誉。蒋德璟，字申葆，晋江人。父亲蒋光彦，任江西副使。蒋德璟是天启二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编修。崇祯年间，他由侍读逐步升任少詹事，分条上奏救济灾荒的事宜。不久升任礼部右侍郎。当时朝廷商议限制民田，蒋德璟说：“民田不可以夺取，而要使粮食充足，没有比重视粮食生产更好的办法。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江北等地，应当听任百姓开垦荒地，并督促种植桑树、枣树，修治农田水利。府县官员考核任满时，把这些作为考定优劣的依据。至于常平仓、义仓，每年缴纳本色粮，依照法令甲等规定执行就足够了。”崇祯十四年春，杨嗣昌死在军中，皇帝命九卿商议他的罪责。蒋德璟议论说：“杨嗣昌倡导聚敛财物的主张，增加剿饷、练饷，导致天下百姓贫穷、财物耗尽，最终都成为盗贼；又隐瞒战事失利，粉饰所谓首功。应当按照追究仇鸾的先例，追查并确定他的罪责。”皇帝没有采纳。十五年二月，耕耤礼（皇帝亲自举行籍田耕作之礼）完成后，请求召回原任侍郎陈子壮、祭酒倪元璐等人，皇帝都予以录用。六月，朝廷推举阁臣，首先推荐德璟。德璟入朝应对时说，边疆大臣必须长期任职；蓟州督师半年内更换了五个人，政事将更加废弛。皇帝说：“不称职就应当更换。”德璟回答说：“与其事后更换，哪里比得上起初就谨慎选择呢？”皇帝问：“天灾变异由什么来消除？”德璟回答说：“没有比拯救百姓更好的办法了。近来又增加辽饷一千万、练饷七百万，百姓怎么承受得了！按照祖制，三协只设置一名督师、一名巡抚、一名总兵；如今增加了二名督师、三名巡抚、六名总兵，又设置了几十名副将，权力不能统一，怎么能够取胜！”皇帝点头赞许。首辅周延儒曾经推荐德璟，说他学识渊博，可以充任顾问，文章风格华美丰赡，适合任职替皇帝起草诏令。因此提升德璟以及黄景昉、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一同入内阁当值。周延儒、吴甡各自培植党羽，德璟却没有依附任何一派。他性情耿直，黄道周被召回任用、刘宗周获免罪责，大多是他的力量所促成。开封被围困已久，德璟自己请求迅速赶去督促诸将作战，皇帝下优诏嘉奖并未准许。第二年，进呈《御览备边册》，其中详细记载九边十六镇新旧军队和军粮的数目，以及屯田、盐政、民运、漕粮、马价等情况。随后又进呈《诸边抚赏册》和《御览简明册》。皇帝十分嘉奖。各边把士兵和马匹报送户部的数目，超过兵部所报一半，耗费粮食很多；而屯田、盐引、民运，每镇多达数十万、数百万，全都听任边臣处置。天津海道每年向蓟州、辽东运输米豆三百万石，只有仓场督臣和天津巡抚办理收支，户部完全不加审核。德璟对户部官员说，应把户部运输、天津运输、各边民运、屯田、盐政合起来统筹规划，这样军饷数额就可以充足，也可以裁减加派的军饷。于是又分条提出十件事来责成户部官员办理，但最终还是不能全部整顿。一天召见对答时，皇帝谈到训练军队。德璟说：“《会典》记载，高皇帝教练军士，完全以弓、弩、刀、枪的使用来实行赏罚，这就是训练士兵的方法。卫所总旗、小旗补充服役，也以使用枪械的胜负来决定升降。凡是武官考核比试，必须骑马射箭精熟，才准许承袭替代，这就是训练将领的方法。难道到了今天才设置军队吗？”皇帝听后悚然。德璟又说：“祖制规定，各边养军只依靠屯田、盐政、民运三项，原本没有京运银。从正统年间开始才有数万两，到万历末年也不过三百多万两。如今辽饷、练饷加上旧饷共计二千多万两，军队反而比过去少，耗费侵蚀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又说：“文皇帝设置京卫七十二个，计算军队四十万人。京畿内八府，有军二十八万人。又有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的班军十六万人，春秋两季入京操练，深得以重地控制轻地的形势。如今这些都成了虚报冒领。况且历来征讨都使用卫所官军，嘉靖末年才开始募兵，于是把卫所军队搁置不用。直到加派日益增加，军民都陷入困境。希望遵循二祖的典章，恢复旧制。”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却最终没有实行。崇祯十七年，户部主事蒋臣请求实行钞法，说每年制造三千万贯钞票，一贯价值一两银子，每年可以得到三千万两银。侍郎王鳌永赞成实行。皇帝特意设置内宝钞局，日夜督造，并招募商人发行销售，却没有一个人响应。德璟说：“百姓虽然愚昧，谁肯用一两金子买一张纸呢？”皇帝不听。又因为宝钞局官员的建议，责令京畿、山东、河南、浙江缴纳桑穰二百万斤。德璟极力争辩，皇帝扣下他的揭帖不发，后来此事最终得以免除。先前因为军粮储备不足，每年征调京畿、山东、河南的富户，给钱让他们买米豆运到天津，多达百万，百姓大受扰乱。德璟于是被召见时当面陈述其危害，皇帝立即命令拟定谕旨停止此事。二月，皇帝因为贼军势力逐渐逼近，命群臣会议，在二十二日上奏。都御史李邦华密奏说辅臣知道此事却不敢说。第二天，皇帝亲手拿着他的奏疏询问是什么事。陈演以少詹事项煜关于东宫南迁的议论作答，皇帝拿来一看，默然不语。德璟在旁边极力赞成，皇帝没有回答。给事中光时亨追论练饷的危害。德璟拟定诏旨说：“从前聚敛钱财的小人倡议实行练饷，导致百姓贫困、祸乱积聚，误国实在太深。”皇帝不高兴，责问道：“聚敛钱财的小人是谁？”德璟不敢斥责杨嗣昌，便以故尚书李待问作答。皇帝说：“朕不是聚敛钱财，只是想训练军队罢了。”德璟说：“陛下当然不会聚敛钱财。然而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多万，又增加练饷七百三十万，臣部实在难以推卸责任。而且所训练的兵马在哪里？蓟州督抚原计划训练四万五千人，现在只剩二万五千；保定督抚原计划训练三万人，现在只剩二千五百；保定镇原计划训练一万人，现在只剩二百。至于山西、永平的兵七万八千，蓟州、密云的兵十万人，昌平的兵四万人，宣府、大同、山西以及陕西三边各二十多万人，一经抽调训练，原有额数的兵马全都不再过问，连抽调出来的也没有训练，不过白白增加七百多万练饷，成为百姓的负担罢了。”皇帝说：“如今已经把三种军饷合并为一种，何必多说！”德璟说：“户部虽然把它们合并为一种，州县催逼百姓缴纳时，仍然是三种军饷。”皇帝震怒，责备他结党营私。德璟极力辩解，各位辅臣替他申辩求救。尚书倪元璐说钞饷属于户部职责，主动承担责任，皇帝的怒意才稍稍缓解。

译第二天，德璟写好奏疏引咎请罪。皇帝虽然随即停止练饷，但德璟最终还是在三月二日离开官位。给事中汪惟效、检讨傅鼎铨等人纷纷上疏请求挽留，皇帝不听。德璟听说山西失陷，不敢离开。等到知道朝臣要挽留自己，便辞别朝廷，搬到外城居住。贼军到来后，他得以逃亡。福王在南京即位，召他入阁。他自己陈述三项罪过，坚决辞让。第二年，唐王在福州即位，与何吾驺、黄景昉一同召他入朝。又过了一年，他因脚病辞职回乡。九月，唐王的事业失败，而德璟恰好病重，于是当月去世。黄景昉，字太稚，也是晋江人。天启五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逐步升任庶子，担任日讲官。崇祯十一年，皇帝亲临经筵，询问任用人才的方法。景昉说：“近来考选不公平，推官成勇、朱天麟一向以廉洁能干著称，却不能参加清华官职的选拔。”又说：“刑部尚书郑三俊是历经四朝的元老，清廉无比，不应长期关在狱中。”退朝后又上章论述此事，郑三俊不久获释，成勇等人也都改任其他官职。景昉不久升任少詹事。曾被召见对答，说：“近来撤回监视太监高起潜后，关外就不断传来警报，我怀疑其中有隐情。臣家住海滨，看见沿海将吏每逢调动征发，就报告海上有警，希望能够再次留任。由此类推，其中的情况自然可以看出来。”皇帝点头。崇祯十四年，以詹事兼掌翰林院。当时庶常馆停止选任已经很久，景昉上疏请求恢复，又请求召回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都没有得到答复。崇祯十五年六月，召见对答符合皇帝心意，他与蒋德璟、吴甡一同入阁任相。第二年，一同加任太子少保，改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南京操江原来设置文官、武官各一人，皇帝想裁去文官，专门任用诚意伯刘孔昭。副都御史惠世扬迟迟不到，皇帝命令削去他的仕籍。景昉一同上揭帖争辩，皇帝不高兴，于是他连续上疏以病请求归乡。唐王时期，召他入阁当值，不久又请求归乡。国变后，他在家居住十多年才去世。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天启二年考中进士。授官户部主事，升为郎中。历任主管仓库，督理永平粮储，并以廉洁谨慎闻名。崇祯元年，出任松江知府。海滨盗贼很多，捕获后往往杖打处死。松江郡东南濒临大海，飓风和潮水冲击，常常成为百姓的灾患，于是修筑石堤约二十里，后来成为长久的利益。松江每年向京师漕运数十万石粮食，而各粮仓彼此相距五里，方岳贡便修筑城墙加以保护，称为“仓城”。他在救济灾荒、帮助劳役、修建学校、督促士子学习等方面，都有成绩，多次被举荐为卓异。薛国观败亡后，他的亲信、上海人王陛彦被交给司法官审讯；王陛彦平素与方岳贡有嫌隙，便说方岳贡曾送给薛国观三千两金子，于是方岳贡被逮捕。士民到宫阙申诉冤屈，巡抚黄希也说明这是诬陷，交给司法部门审理上奏。一天，皇帝在傍晚召见辅臣，问：“有一个知府积累俸禄十多年，多次被举荐为卓异，他是谁？”蒋德璟回答是方岳贡。皇帝问：“他现在在哪里？”德璟又以王陛彦牵连他作答，皇帝点头。司法部门审理上奏，说没有行贿的实际证据，应当恢复官职。皇帝称奖他的清廉正直，批复准许。不久，给事中方士亮推荐方岳贡和苏州知府陈洪谧，于是提拔方岳贡为山东副使兼右参议，总理江南粮储。他所督运的漕船，都按期抵达通州。皇帝大喜。吏部尚书郑三俊从天下廉洁能干的监司中举荐五人，方岳贡也在其中。皇帝催促他入朝对答，在平台召见他，问治理政务首先应当做什么，他回答：“想使天下太平，在于选择好守令；考察守令贤能与否，在于监司；考察监司贤能与否，在于巡方；考察巡方贤能与否，在于总宪。总宪任用得人，御史怎敢以身试法。”皇帝认为他说得好，赐他饮食，直到下午才让他出宫。过了六天，就破格提拔为左副都御史。曾被召见对答，当时皇帝正因事情责问吏部尚书李遇知。李遇知说：“臣正在纠察驳正。”方岳贡说：“为什么不立即题奏弹劾？”这句话很合皇帝心意。第二天，命他以原官兼任东阁大学士，当时是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按照旧例，阁臣没有兼带都御史官衔的，从方岳贡开始。方岳贡本来是擅长吏治的人。等到任宰相后，专心勾稽核查簿册，请求核查赦免以前的旧赋税，意在搜刮财物，声望因此大受损害。崇祯十七年二月，命他以户部、兵部两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漕运、屯田、练兵等事务，驻在济宁。后来没有成行。李自成攻陷京师，方岳贡和邱瑜被捕，被囚禁在刘宗敏处。贼军索要银钱，方岳贡一向廉洁，贫穷得无法应付，遭受了各种拷打。搜查他的宅邸，什么也没有找到，松江商人替他缴纳了一千两金子。四月初一，他与邱瑜一同被释放。十二日，贼军杀死陈演等人后，命令看守者把这两人也杀掉，看守者奉命用绳子勒住他们，两人一同被勒死。邱瑜，宜城人。天启五年进士。由庶吉士授官检讨。崇祯年间，多次升任少詹事。襄阳失陷后，邱瑜上奏提出抚恤遭难宗室、选用有才官吏、表彰死节之士、停止催征赋税、缓解驿站困苦、禁止劳役六件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历任礼部左、右侍郎。因召见对答时，他说：“督师孙传庭出关，关系到全局安危，务必谨慎，不要催促他轻率出关。让他镇定关中，仍然可以号召各路将领，等待时机进剿。”皇帝没能听从。崇祯十七年正月，以原官兼任东阁大学士，与范景文一同入阁。都城陷落后，他两次遭受拷打，搜出的钱只到二千两，后来被杀害。邱瑜的儿子邱之陶，年少而有才干谋略。李自成攻陷宜城时，邱瑜的父亲邱民忠辱骂贼军而死。邱之陶被捕后，被任命为兵政府从事，不久又以本府侍郎身份守卫襄阳。襄阳尹【人名有疑】是贼军丞相金星子的亲信，金星子对他的倚重却不如邱之陶。邱之陶用蜡丸密信送给孙传庭，说：“督师与贼军交战时，我假称左镇援兵大举到来，动摇他的军心，他一定会回头顾看。督师从后面攻击，我从中间发动，贼军就可以消灭。”孙传庭大喜，按信中所说回信，却被贼军的侦察者得到。孙传庭依仗内应，连续向前推进，邱之陶果然举火报告左镇援兵大举到来。李自成查明这是他的欺骗，召来邱之陶给他看孙传庭的信，责备他背叛自己。邱之陶大骂道：“我只恨不能把你斩成万段，难道会跟随你反叛吗！”贼军发怒，把他肢解了。赞曰：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辅相竟有五十多人。其中能够保全美好名声的，只有几个人，像标等人就是这样。基命能够推举旧日辅臣来平定危难，震孟凭风骨气节显名，德璟熟悉旧有典章。由陆机评论薛莹的话来看，他们大概就是所谓正直地以国事为重，坚持正道而不畏惧，斟酌时势，时时提出一些小有益处的建议的人吧。至于扶救危局、安定倾覆的国家，大概就不是容易说到的了。唉，国运正处于艰难之中，人才也随之消耗殆尽；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是逐渐积累而来的。

译列传第一百四十　杨嗣昌、吴甡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考中进士。改任杭州府教授。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多次升迁至户部郎中。天启初年，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崇祯元年，起用为河南副使，加任右参政，调任霸州。崇祯四年，调任山海关，负责整饬兵备。他的父亲杨鹤任陕西总督时被捕，嗣昌三次上疏请求代父受罪，得以减免死罪。崇祯五年夏，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等地。嗣昌父子都不依附宦官，也没有被视为东林党人。侍郎迁安人郭巩因列入逆案被贬谪戍守广西，他的同乡为他申诉冤屈。嗣昌因为郭巩是自己部下的缘故，把此事报告朝廷，给事中姚思孝驳斥了他，从此嗣昌与东林党结下仇怨。崇祯七年秋，授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当时中原饥荒，群盗蜂拥而起，嗣昌请求开采金、银、铜、锡矿，以便瓦解盗贼党羽。又六次上疏陈述边疆事务，提出了许多规划。皇帝惊异于他的才能。他因父亲去世离职，后来又遭逢继母丧事。崇祯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去世，皇帝看朝廷大臣没有可任用的人，便从家中起用嗣昌。嗣昌三次上疏辞让，皇帝不准。第二年三月抵达京城，皇帝召见他对答。嗣昌取得仕籍后，多年居住林下，广泛涉猎典籍，熟悉前朝旧事，擅长书写文书，口才善辩。皇帝与他交谈后，非常信任喜爱他。张凤翼原来软弱无能，对军事没有规划。嗣昌锐意振作整顿，皇帝更加认为他有才干。每次对答必定持续很长时间，他提出的请求没有不被听从的，皇帝说：“遗憾任用你太晚了。”嗣昌于是谋划大举平定贼寇。他请求把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作为“四正”，由四名巡抚分别负责进剿并专门防守；把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作为“六隅”，由六名巡抚分别防守并协同进剿；这称为“十面之网”。再由总督、总理两位大臣随着贼军去向，专门负责征讨。福建巡抚熊文灿讨伐海盗有功，夸口说自己完全能够平定贼寇。嗣昌听说后认为他说得好。正好总督洪承畴、王家桢分别驻守陕西、河南。王家桢原本是平庸之才，不能胜任，嗣昌便推荐熊文灿代替他。于是又提议增加士兵十二万人，增加军饷二百八十万。筹措军饷的办法有四项，叫作因粮、溢地、事例、驿递。所谓因粮，就是根据原有粮额酌量加派，每亩缴粮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受灾的土地不计入，每年可得银一百九十二万九千多两；所谓溢地，就是民间田地超过原有额数的，核实后缴纳赋税，每年可得银四十万六千多两；所谓事例，就是富民出资取得监生资格，只收一年；所谓驿递，就是把此前裁减驿站省下的银两拿出二十万充作军饷。奏议上报后，皇帝传谕说：“流窜的贼寇蔓延，百姓遭受涂炭；不集中军队就无法平定贼寇，不增加赋税就无法供给军饷。勉强听从朝廷的议论，暂时使我的百姓困苦一年，以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应把因粮改为均输，向天下公布，使百姓知道这是为他们除害的意思。”不久又议定各州县训练壮丁来保卫本土，皇帝下诏命巡抚、巡按整饬执行。贼军攻打淅川，左良玉不救援，淅川城陷。山西总兵王忠援救河南，声称有病不肯前进，军队喧闹着返回。嗣昌请求逮捕并杀掉贻误战机的各位将帅，以整肃军令，于是逮捕王忠和原总兵张全昌。左良玉因为六安的功劳，被削职并戴罪自我赎罪。嗣昌提出“四正六隅”的主张后，想把重任专门交给熊文灿，但熊文灿却主张招抚，与先前的策略相抵触。皇帝责备熊文灿，嗣昌心中也对他不满。但既然已经任用了他，便曲意为他解释，于是上疏说：“十面之网张开后，必须把河南、陕西作为歼灭贼寇的地方。然而陕西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股贼军，尚未完全剿灭，按法应当驱使关东的贼军，不让它们会合：让陕西巡抚截断商州、洛南，让郧阳巡抚截断郧阳、襄阳，让安庆巡抚截断英山、六安，让凤阳巡抚截断亳州、颍州；同时让应天巡抚的军队从灵州、陕西出动，让保定巡抚的军队渡过延津。然后由总理率领边军，监臣率领禁军，河南巡抚率领陈永福等军队，合力进剿。若关中的大股贼军逃出关东，则由陕西总督率领曹变蛟等出关协同攻击。限期三个月消灭所有凶猛的贼寇。巡抚不听命，立即解除他的兵权，另选一名监司代替；总兵不听命，立即夺去他的帅印，另选一名副将代替；监司、副将以下官员，全都凭尚方剑处置。这样人人都会效力，什么贼不能平定呢！”于是规定从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为消灭贼寇的期限。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这时，贼军大举进入四川，朝廷官员尤其指责洪承畴放纵贼寇。嗣昌因此对皇帝说：“熊文灿任职三个月，洪承畴七年都没有成效。

译议论的人严厉追究熊文灿，却没有人替洪承畴放纵寇贼说话。” 皇帝知道嗣昌有意替他们左右周旋，变了脸色说：“督师、总理两位大臣只应被要求及时平定贼寇，怎么能拿任职时间长短作为借口！”嗣昌于是再也不敢说了。熊文灿既然主张招抚，皇帝派一名侍郎负责督理所增加的军饷，本来是要借此剿灭贼寇的，熊文灿却把全部钱财都用来招抚。皇帝既然不再追问，朝廷大臣也没有人谈论这件事。”}], 到了第二年三月，杨嗣昌因灭贼超过期限，上疏引咎，请求推荐别人代替自己。皇帝不准许，却命令考察军中各人的功过。于是杨嗣昌上疏说：“洪承畴专门负责秦地的贼寇，贼人往来秦、蜀之间自在如常，剿、抚都没有成效，不能免罪。熊文灿兼管江北、河南、湖广的贼寇，招抚刘国能、张献忠，在舞阳、光山作战，剿、抚都有功，应当免罪。各巡抚中，河南常道立、湖广余应桂有功；陕西孙传庭、山西宋贤、山东颜继祖、保定张其平、江南张国维、江西解学龙、浙江喻思恂有劳绩；郧阳戴东旻无功无过；凤阳硃大典、安庆史可法应当策励，使他们谋求立功。总兵中，河南左良玉有功；陕西曹变蛟、左光先无功；山西虎大威、山东倪宠、江北牟文绶、保定钱中选有劳而无功；河南张任学、宁夏祖大弼无功无过。洪承畴应当派人逮捕，但因军民爱戴他，请削去宫保、尚书的官衔，以侍郎身份办理事务。曹变蛟、左光先各降五级，和祖大弼限期五月平定贼寇，超过期限就连同洪承畴一起逮捕治罪。硃大典降三级，史可法戴罪自我赎罪。” 议论结果上报后，皇帝全部采纳了。杨嗣昌既然始终袒护熊文灿，而熊文灿实际上不懂军事。熊文灿招降刘国能、张献忠后，认为招抚是可以依靠的。杨嗣昌也暗中赞成这种做法，熊文灿所请求的事没有不曲意顺从的，从此不再谈“十面张网”的策略。这月，皇帝在经筵讲读结束后，杨嗣昌奏对时说了“善于作战就使敌人服从上刑”等话，皇帝不高兴，责问他说：“如今天下一统，不是战国时各国用兵争战的情形。小丑跳梁，不能施行大司马九伐之法，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杨嗣昌感到惭愧。当时，流贼已经大肆猖獗，朝廷又有忧虑东边的事情，杨嗣昌再次暗中赞成互市的策略。恰逢太阴遮掩荧惑星，皇帝减少膳食，修身反省，杨嗣昌便逐一引述汉代永平、唐代元和、宋代太平兴国年间的事情，实际上是为了给互市寻找依据。给事中何楷上疏驳斥，给事中钱增、御史林兰友又相继上疏论列，皇帝没有过问。六月，改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仍掌管兵部事务。杨嗣昌因夺情而入政府，又因夺情起用陈新甲为总督，于是何楷、林兰友以及少詹事黄道周上抗疏诋毁斥责，修撰刘同升、编修越士春接着进言。皇帝发怒，把他们都降三级，仍留在翰林院。刑部主事张若麒上疏丑诋黄道周，于是黄道周被降六级，刘同升、越士春也都被贬到外地。不久，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书范景文等人进言，也受到谴责。杨嗣昌从此更加不被舆论容纳。我大清的军队进入墙子岭、青口山时，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正喝醉，不能统军，战败而死。京城戒严，召卢象升率军入京护卫。卢象升主张作战，杨嗣昌和负责监督的宦官高起潜主张议和，意见不合，彼此交恶。编修杨廷麟弹劾杨嗣昌误国，杨嗣昌大怒，改任杨廷麟为职方主事，监督卢象升的军队，并告诫各将领不要轻率出战。各将领本来就怯弱，大多借口持重而观望，所到之处许多城池都被攻破。杨嗣昌依据军中的报告，请求皇帝下旨授予方略。等诏令下达到军前时，军机和形势已经改变，进退措施彼此违背，边疆局势更加恶化。卢象升阵亡后，杨嗣昌也被降三级，戴罪办理事务。十二年正月，济南报告陷落，德王被擒，游骑向北抵达兖州。二月，大清军队向北撤回，给事中李希沆说：“自从圣明皇帝登极以来，北方军队三次到来。己巳之变的罪责没有得到惩处，导致了丙子之变；丙子之变的罪责没有得到惩处，于是导致了今天。”话语涉及并指向杨嗣昌。御史王志举也弹劾杨嗣昌误国的四大罪状，请求按照丁汝夔、袁崇焕旧例办理。皇帝发怒，降李希沆的官级，剥夺王志举的官职。当初，皇帝认为杨嗣昌有才而任用他，这并非廷臣的意见，知道一定会有人进言，所以进言的人往往被斥退。杨嗣昌既然有罪，皇帝又多次驱逐言官，朝廷内外更加不平。杨嗣昌自己也不得安心，多次上疏引咎，于是被削去官职，仍戴原来的冠带办理事务。不久，又因叙功恢复官职。在此以前，京师遭受兵乱，枢臣都因罪获咎。崇祯二年，王洽下狱而死，仍被追论应处死刑。崇祯九年，张凤翼出任督师，服毒自杀，仍被削去名籍。到了这时，已有七十多座城池失陷，但皇帝对杨嗣昌的宠信仍未减退。杨嗣昌于是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代替自己。皇帝命杨嗣昌议定文武诸臣因战事失误的罪责，分为五等：一是守边时错失战机，二是使城邑残破，三是使藩王封地失陷，四是使主帅失亡，五是放任敌人出塞。于是，宦官中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中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中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以及援剿将领祖宽、李重镇和其他副将以下官员，直到州县官吏，共三十六人，在同一天被押赴市曹处死。然而杨嗣昌没有受到降职削爵的处分，舆论更加哗然。戒严期间，廷臣多请求训练边军。杨嗣昌于是议定：宣府、大同、山西三镇有兵十七万八千八百多人，三名总兵各训练一万人，总督训练三万人，其中两万人驻扎怀来，一万人驻扎阳和，东西两面相互策应；其余交给镇监、巡抚以下各级官员分头训练。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有兵十五万五千七百多人，五名总兵各训练一万人，总督训练三万人，其中两万人驻扎固原，一万人驻扎延安，东西两面相互策应；其余交给巡抚、副将以下各级官员分头训练。辽东、蓟镇有兵二十四万多人，五名总兵各训练一万人，总督训练五万人，外边从锦州起，内边抵达居庸关，东西两面相互策应；其余交给镇监、巡抚以下各级官员分头训练。裁撤通州、昌平督治的两名侍郎，设置保定一名总督，合并畿辅、山东、河北的军队，共有十五万七千多人，四名总兵各训练两万人，总督训练三万人，北起昌平，南到河北，听到警报便相互策应；其余交给巡抚以下各级官员分头训练。又因为畿辅是重要地区，议定增加四名监司。于是大名、广平、顺德各增加一人，真定、保定、河间各增加一人。蓟辽总督属下增加三名监军。议案上报后，皇帝全部采纳。杨嗣昌所议定的军队共七十三万多人，但百姓流亡、军饷困乏，实际上从未真正做到。

译皇帝又采纳副将杨德政的建议：府裁减通判，设置练备，官阶次于守备；州裁减判官，县裁减主簿，设置练总，官阶次于把总；这些官员都受正官管辖，专门训练民兵。府级一千人，州级七百人，县级五百人，用来保卫乡土，不调往别处。杨嗣昌认为形势有缓有急，请求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皇帝同意了。于是有了征收练饷的议案。当初，杨嗣昌增加剿饷，规定征收一年便停止。后来军饷用尽而贼寇尚未平定，诏令征收原额的一半。到了这时，督理军饷的侍郎张伯鲸请求全部征收。皇帝担心失信，杨嗣昌说：“没有妨碍，增加赋税出自田地，田地都归有势力的人家所有，每一百亩增加三四钱银子，只是稍微抑制兼并罢了。”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都赞同。于是，在剿饷之外又增加练饷七百三十万。评论者说：“九边本来有定额军饷，如果一概再发新饷，那么旧饷将归到哪里？边军中有许多空额，如今却把它们指作实数，军饷全被虚耗，而训练人数仍然不足。况且军队因为分散防守，不能经常集中，所以才有抽调训练的议案；抽调训练后，其余士兵便不再过问。而且抽调训练仍只是空文，边防更加削弱。至于州县民兵，更加没有实效，只是白白耗费丰厚的军饷。” 因为杨嗣昌主持这件事，事情重大，没有人敢反对。神宗末年增加赋税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年又增加一百四十万，总称为辽饷。到这时，又增加剿饷、练饷，赋税定额超过了限度。前后增加赋税一千六百七十万，百姓无法生活，因而更加纷纷起而做盗贼。五月，熊文灿招抚的贼寇张献忠在谷城反叛，罗汝才等九营也都反叛。八月，傅宗龙到达京城，杨嗣昌解除所掌部务，回到内阁。不久，传来[此处原文“罗犭英山败”疑有讹误]的败报。皇帝大为震惊，下诏逮捕熊文灿。特地下旨命杨嗣昌督师，赐给他尚方剑，使他可以临机处置诛杀和赏赐。九月初一，皇帝在平台召见他。杨嗣昌说：“您的话我不敢留宿家中，臣早晨接受诏命，晚上就启程；军需物资、铠甲兵器，希望敕令有关部门迅速发给。”皇帝很高兴，说：“你能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第二天，赐给白金一百两、大红绉丝四表里、斗牛衣一件，赏功银四万两、银牌一千五百面、币帛一千匹。杨嗣昌列举七件事献上，皇帝全部批示可行。四日，皇帝召见他并赐宴，亲自劝酒三爵，又御制赠行诗一章。杨嗣昌跪着诵读，拜谢并且流泪。过了两日，他入宫辞行，皇帝赐宴膳。二十九日到达襄阳，进入熊文灿的军营。熊文灿被逮捕后，杨嗣昌仍上疏为他辩护。十月初一，杨嗣昌向全军举行大誓，负责督理的宦官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炤、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全部会集。贼寇贺一龙等抢掠叶县，包围沈丘，焚烧项城外郭，侵扰光山。副将张琮、刁明忠率领京军翻山行军九十里，抵达贼巢。先锋射杀贼军，杀死两名穿绛色战袍、骑马奔驰的人，追击败军四十里，斩首一千七百五十级。杨嗣昌称这是奉诏颁发的赏赐。十一月，兴世王王国宁率一千人归降，杨嗣昌在襄阳接受他们，把他的妻子儿女安置在樊城。上表推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各将领长期骄纵怠惰，毫无斗志。张献忠、罗汝才、惠登相等八营逃到郧阳、兴安山中，抢掠南漳、谷城、房县、竹山、竹溪。杨嗣昌鞭打刁明忠，斩杀监军佥事殷大白示众。传檄巡抚方孔炤派杨世恩、罗万邦去剿灭罗汝才、惠登相，结果全军在香油坪覆没。杨嗣昌弹劾并逮捕方孔炤，上奏征召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纪，皇帝同意了。当时，李自成潜伏在陕右，贺一龙、左金王等四营在汉东一带猖獗，杨嗣昌专门进剿张献忠。张献忠在兴安屡次战败，请求招抚，杨嗣昌不答应。他的党羽托天王常国安、金翅鹏刘希原前来投降，张献忠逃入四川，左良玉追击他。杨嗣昌发文命令左良玉返回，左良玉不听。崇祯十三年二月七日，左良玉与陕西副将贺人龙、李国奇在玛瑙山夹击张献忠，大败张献忠，斩杀三千六百二十人，从山岩峡谷坠落摔死的无法计数。他的党羽扫地王曹威等人投降，十反王杨友贤率众投降。这月，皇帝念及杨嗣昌，拨发白银一万两犒劳军队，赐斗牛服、良马、金鞍各两件。使者刚出京城，玛瑙山的捷报便传到，皇帝大为高兴，又拨发白银五万两、币帛一千匹犒劳军队。论功加授太子少保。湖广将领张应元、汪之凤在水石坝击败贼军，俘获其军师。四川将领张令、方国安在千江河击败贼军。李国奇、贺人龙等又在寒溪寺、盐井击败贼军。四川、陕西、湖广各路将领全部会合，又接连在黄墩、木瓜溪击败贼军，军威大振。罗汝才、惠登相请求招抚，张献忠控制着他们，收拢军队驻扎在南漳、远安之间，杀死安抚官姚宗中，逃往大宁、大昌，进犯巫山，成为四川境内的祸患。张献忠逃到兴安、平利的山中，左良玉包围他却不进攻，贼寇得以收集失散的部众，从兴安、房县逃往白羊山以西，同罗汝才等会合。杨嗣昌认为群贼会合后，势力又壮大起来，于是从襄阳前往夷陵，扼守他们的要害。皇帝念及杨嗣昌行军劳苦，赐敕拨发赏功银一万两，赐鞍马两匹。罢免郧阳抚治王鳌永，诏令废止将领猛如虎在军前立功的规定。黄得功、宋纪在商城大败贼军，贺一龙的五个大部投降后又叛乱。郑嘉栋、贺人龙在开县大败罗汝才、惠登相。罗汝才和小秦王向东逃奔，惠登相越过开县向西逃走，从此两个贼寇开始分开。当时，各部士兵和战马驻扎在山谷中，遭受炎热暑气和瘴毒，死亡十分之二三。驻扎在荆门的京军、驻扎在简坪的云南军、驻扎在马蝗坡的湖广军长期屯驻，想要回去，许多人夜间逃亡。关中、黄河流域遭遇大旱，人吃人，地方盗寇蜂起，陕西窦开远、河南李际遇是首领，饥民跟随他们，各处纷纷告警。杨嗣昌把这些情况上报。皇帝拨出内库白银五万两，设置营地和医药，责令各将领进兵。然而陕西长武、四川新宁和大竹、湖广罗田又相继报告陷落。杨嗣昌于是下达招抚令，印发告谕一万张，散发到贼军中。七月，监军孔贞会等在丰邑坪大败罗汝才。其党羽混世王、小秦王率部投降，贼首整十万以及惠登相、王光恩也相继投降，于是群贼全都聚集在四川。杨嗣昌于是进入四川，八月沿江乘船上行，认为四川地势险要闭塞，各军会合后逼迫贼军，就可以全部消灭他们。然而贺人龙率陕西军从开县喧闹着向西返回，张应元等在夔州土地岭战败，张献忠的势力又壮大起来，罗汝才与他会合。听说督师向西而来，张献忠等便急速赶往大昌，进犯观音岩，守将邵仲光不能抵御，于是突破净壁，攻陷大昌。

译杨嗣昌斩杀邵仲光，弹劾并逮捕四川巡抚邵捷春。贼军于是渡过河到达通江，杨嗣昌抵达万县。贼军攻打巴州没有攻下，杨嗣昌抵达梁山，传檄各将领分头进击。贼军已经攻陷剑州，向保宁进发，准备从小路进入汉中。赵光远、贺人龙抵抗他们，贼军于是转而抢掠，攻陷梓潼、昭化，到达绵州，准备进趋成都。十一月，杨嗣昌抵达重庆。贼军攻打罗江没有成功，逃往绵竹。杨嗣昌抵达顺庆，各将领却没有会师。贼军转而抢掠到汉州，距离中江一百里，守将方国安避开贼军逃走，贼军于是纵兵抢掠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一带，所到之处城池空虚，贼军随即逃走，整个四川大为震动。贼军又从水路下到简州、资阳。杨嗣昌征召各将领合击，他们都退缩不前。多次征调左良玉的军队，他又不来。贼军于是攻陷荣昌、永川。十二月，攻陷泸州。自从贼军再次进入四川，各将领没有一个拦截进击的。杨嗣昌虽然多次发檄文，命令却无法执行。他在重庆时，下令赦免罗汝才的罪，投降就授予官职；只有张献忠不赦免，擒获或斩杀他的人赏白银一万两，封侯。第二天，从正堂到厨房、浴室，到处题写“有能斩杀督师张献忠的人，赏白银三钱”。杨嗣昌惊骇错愕，怀疑身边人都是贼，于是勒令三日内进兵。恰逢雨雪阻断道路，又重新限定日期。他三次传檄贺人龙，贺人龙不奉命令。当初，杨嗣昌上表推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左良玉渐渐骄横，想抬高贺人龙的地位来抗衡左良玉。后来因玛瑙山的功劳没有实现，贺人龙怨恨，反而把实情告诉左良玉，左良玉也很恼怒，相关言论记载在《左良玉传》和《贺人龙传》中。杨嗣昌虽然有才干，但喜欢自作主张，亲自处理文书，过于繁琐。军队行动一定要由他亲自裁定进退，千里之外等待回报，因而坐失机会。王鳌永曾劝谏他，他不采纳。等到王鳌永被罢官后，上书朝廷说：“杨嗣昌用兵一年，还没有奏报荡平贼寇，这不是谋划不够长远，正是因为操心过度。天下的事情，总揽大纲就容易，独自周密处理所有细目就困难。何况贼情瞬息变化，如今几千里范围内征伐的军机要务，全都出自杨嗣昌一人之手，文书往返，动辄超过十天半月，坐失战机，难怪一年到头不能交战。其中能够自行出奇制胜的，只有玛瑙山一战。如果一定遵守督、辅的号令，左良玉应当退守兴安，就不会有这次胜利了。臣认为陛下任用杨嗣昌，不必让他同各将领一起承担功罪，只需责成他衡量各将领的功罪。杨嗣昌统御各将领，不必把军机都逐一交给他们，只需考核他们军机处置是否恰当。这样杨嗣昌就有余暇，自然能够决定奇谋、制服敌人取胜。怎么会长期拖延岁月，白白耗费老兵和军饷呢？”在此以前，杨嗣昌因为各将领进退不一致，采纳幕府评事万元吉的意见，任用猛如虎为总统，张应元为副职。等到贼军进入泸州，猛如虎以及贺人龙、赵光远的军队抵达，贼军又渡过南溪，越过成都，逃往汉州、德阳、绵州、剑州、昭化到达广元，又逃往巴州、达州。各路军队疲惫到了极点，只有猛如虎的军队跟在贼军后面。十四年正月，杨嗣昌知道贼军一定会离开四川，于是统率水军顺流而下到云阳，传檄各军从陆路追击贼军。贺人龙的军队既然喧闹着向西退走，便停驻广元不再前进，杨嗣昌所能依靠的只有猛如虎。等到在开县、黄陵城同贼军交战，大败，将士死亡超过一半。猛如虎突围逃脱，马匹、骡子和关防文书全被贼军夺去。当初，贼军逃窜到南溪，万元吉想从小路出兵到梓潼，扼守贼军归路以等待他们。杨嗣昌传檄各军紧紧跟随贼军快速追击，不能让贼军远远拒守，使其他贼军逃脱。各将领于是全都从泸州追随贼军后面前进。贼军折向东返回时，归路已经完全空虚，再也无法阻挡，杨嗣昌这才后悔没有采用万元吉的建议。贼军于是攻下夔门，到达兴山，进攻当阳，侵犯荆门。杨嗣昌抵达夷陵，传檄左良玉出兵，却使他十九次返回。左良玉撤出兴安、房县的军队赶往汉中，好像有意回避贼军。贼军所到之处，焚烧驿舍，杀害塘卒，使东西两面的消息往来中断。郧阳抚治袁继咸听说贼军到达当阳，急忙谋划发兵。张献忠命令罗汝才同官军相持，自己却率轻骑一天一夜奔驰三百里，在路上杀死督师的使者，夺取军符。二月十一日，他抵达襄阳近郊，派二十八名骑兵拿着军符先行奔驰，呼喊城门，称督师调兵。守门者核对军符后信以为真，让他们进入。半夜时分，贼军从城内发动袭击，襄阳城于是陷落。张献忠把襄王捆起来放在堂下，给他酒喝，说：“我想砍下杨嗣昌的头，可是杨嗣昌在远方。现在借用大王的头，使杨嗣昌因藩王封地陷落而伏法。大王努力把这杯酒喝完。”于是杀死了襄王。不久，张献忠渡过汉水，逃往河南，同贺一龙、左金王等贼寇会合。杨嗣昌起初认为襄阳是重要重镇，挖深沟、修方形壕渠，设置三重环绕，又建造飞桥，设置横向木障，陈列锋利兵器并严加呵斥，不是符信相合的人不得渡过。长江、汉水之间排列着几十座城池，依靠襄阳作为天然险阻，贼军却出其不意地攻破了它。杨嗣昌在夷陵听到消息后惊恐不安，上疏请求处死自己；下行到荆州沙市时，听说洛阳已经在正月陷落，福王被杀，更加忧惧，于是不吃饭。三月初一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廷臣听到襄阳发生变故，纷纷上章论列，而杨嗣昌已经死了。袁继咸和河南巡按高名衡据说已经自杀；他的儿子则报告说他因病去世，究竟如何无人能够查明。皇帝非常悲伤悼念，命丁启睿代替杨嗣昌督师。

译皇帝传谕廷臣：“辅臣辛劳了两年，一旦以死终结生命，但功劳不能掩盖过错，把议定他的罪责上报。” 定国公徐允祯等人请求按照失陷城寨的法律议处斩刑。皇帝颁下诏令说：“已故辅臣杨嗣昌奉命督师进剿，并没有专门守城的责任；这是由于贼军诈取城池、夜间袭击，朕再三严加训诫，地方官却好像完全没有听见。等到违背制度而使城池陷落，把罪责专归督、辅臣，并不是通行的论断。况且他临战两年，多次建立战功，竭尽心力而死，他的勤劳不能磨灭。”于是为杨嗣昌昭雪，赐予祭葬，允许把他的灵柩送回武陵。杨嗣昌先因剿贼功劳晋升为太子少傅，死后论定临、蓝地区平定盗贼的功劳，晋升为太子太傅。廷臣仍然不断追论他的罪过，皇帝始终念及他。后来张献忠攻陷武陵，心中怨恨杨嗣昌，挖掘他的七世祖坟墓，焚烧杨嗣昌夫妇的棺柩，砍断他的尸体直到见血；他的子孙只找到半截遗体，改葬了他。吴甡，字鹿友，扬州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历任邵武、晋江、潍县知县。天启二年征召授予御史。刚进入御史台时，赵南星打算按年例将他外放，吴甡于是推荐方震孺等人，又追论崔文升、李可灼的罪行，才得以留任。后来又劝谏应当废止内操，请求召回邹元标、冯从吾、文震孟，因此逐渐与魏忠贤发生冲突。天启七年二月，被削去名籍。崇祯改元后，起用他担任原来的官职。温体仁攻讦钱谦益，周延儒帮助温体仁。吴甡担心皇帝立即任用这两人，便说大典选拔阁臣应当在廷推中选拔任用，事情才停止。当时正大力整治魏忠贤的党羽，又恰逢京察，吴甡说这些人的罪恶不是考功法所能全部查明的，应当先定他们的罪，不要混同于京察制度。御史任赞化因弹劾温体仁被贬，吴甡上疏论救，又竭力指斥王永光媚事魏忠贤，请求罢免他，都没有被采纳。吴甡出任河南巡按。妖人聚集徒众抢劫村落，吴甡把贼首全部捕获诛杀。奉命赈济延绥的饥民，趁机晓谕并遣散贼党。皇帝听说后，立即命他巡按陕西。他弹劾大将杜文焕冒领战功，依法处置。多次替百姓请命，上奏的请求没有不获准的。升任大理寺丞，进为左通政。崇祯七年九月，破格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吴甡详细陈述防御、边寇、练兵、恤民四件难事，以及议兵、议将、议饷、议用人四件事情。每年年末扼守黄河防线，防御秦、豫的贼寇，连续三年没有一个贼寇偷偷渡河，因此得以抽出空闲修筑边墙。崇祯八年四月上疏说：“山西百姓有三种苦处：一苦于灾荒，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二苦于官府催逼，没有力量缴纳租税；三苦于杀掠，没有办法保全自己。由于这些原因，百姓全都成了盗贼，请免除破坏最严重的十个州县的租税。”皇帝立即敕令商议实行。户部请求征收间架税，吴甡极力争辩，皇帝没有听从。当年秋天，我大清平定察哈尔国，随即回军掠过朔州，直抵忻州、代州，守将屡次战败。总督杨嗣昌派副将从代州前往侦察，也战败逃走。吴甡被降五级，杨嗣昌及大同巡抚叶廷桂被降三级，都戴罪办理事务。在这以前，定襄县发生过两次地震，吴甡说：“这一定预示东方军队将来。”他命有关官员修缮守御器具，不久大清军果然入境。定襄县因为有所准备，唯独没有遭受兵祸。山西大盗贺宗汉、刘浩然、高加计都是前巡抚戴君恩招抚的，他们拥兵自重，任意妄为。吴甡表面上安抚他们，暗中命令参将虎大威、刘光祚等设法消灭他们，三人先后都被歼灭。吴甡行军时树立两面白旗，被胁从的以及老弱妇女跪在旗帜下面，就免除死罪，因此使很多人得以活命。他在山西四年，军民爱戴他如同慈母。后来以疾病为由辞官回乡。十一年二月，起用为兵部左侍郎。这年冬天，尚书杨嗣昌说边关戒严，吴甡和添注侍郎惠世杨长久没有到任，请求改任他人。皇帝发怒，罢免吴甡官职，让他闲住。十三年冬天起用原官，第二年命他协理戎政。皇帝曾问京营军队怎样才能使被训练的人都精良，使被裁汰的人不喧哗。吴甡回答说：“京营边勇营有一万二千人，专门训练骑射；壮丁有两万人，专门训练火器；给养丰厚，但技艺却同散兵没有区别。应当实行分头训练法，技艺精良的散兵提拔为边勇，否则边勇降为散兵，壮丁也照此办理。老弱者裁汰后补充新人，革除弊端应当逐渐进行，不能让他们知道有裁汰士兵的意图。”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又问另设战营，能不能得到五万名能作战的士兵。吴甡回答：“京营士兵中本来就有足以作战的。太平日子长久以来，发兵剿贼时，往往沿途雇人充数。将领贪图按月领取军饷，游民贪图抢掠，回到营中后，原来的军队又重新充数。如今训练军队的关键在于选将，有能作战的将领自然就有能作战的士兵，五万人并不难得到。但军法忌讳纷繁更改，不必另设战营。”皇帝看着兵部尚书陈新甲，命令他赶快选将，又告诉吴甡写成奏疏上报。皇帝赐给他果品和饵食，吴甡拜谢后出去。十五年六月，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周延儒再次任宰相，冯铨出力很多，周延儒答应恢复他的冠带。冯铨果然以捐资赈济饥民的事请巡抚、巡按上报叙功，周延儒拟定优厚的诏旨下发户部。舆论大为沸腾，周延儒为此忧虑。冯元飙替吴甡谋划，劝周延儒引吴甡一同为冯铨谋求便利，周延儒暗中支持，吴甡于是得以掌权任用。等到周延儒谈到冯铨的事情，吴甡只是连声答应；退下后召见户部尚书傅淑训，告诉他逆案不能翻案，将冯铨的奏疏压下不予答复。周延儒这才明白被吴甡欺骗。周延儒想起用张捷为南京右都御史，吴甡竭力阻止。吴甡居于江北，周延儒居于江南，各自树立党羽。周延儒想引荐锦衣卫都督骆养性，吴甡坚持认为不可。后来皇帝评论各部门的弊端，吴甡说锦衣卫尤其严重，周延儒也说缇骑的危害，皇帝一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十六年三月，皇帝因襄阳、荆州、承天接连陷落，召见廷臣对答，流着泪对吴甡说：“你过去历任险要边疆的官职，可以前往督率湖广军队。”吴甡上疏请求得到精兵三万人，从金陵赶往武昌，扼守贼军南下的道路。皇帝正忧虑湖北的事情，看了奏疏后不高兴，把奏疏留在宫中不发。吴甡请求当面陈奏，皇帝到昭文阁，告诉他所需要的兵力太多，仓促之间难以召集。南京相隔遥远，不必退守。吴甡奏说：“左良玉跋扈得厉害，督师杨嗣昌九次传檄征兵，他一支部队也没有发出。臣不如杨嗣昌，而左良玉盘踞江、汉，比过去更加严重，臣无法节制他，只会白白损伤督师的威望。南京顺着襄阳水路而下，很容易窥伺敌情，应当兼顾防守，并不是退守南京。”大学士陈演说：“督师一出，督、抚的军队就都是他的军队。”吴甡说：“臣请求兵力，正是因为督、抚手中没有军队。假使让臣束手等待贼军，错过战机，后果有不忍说的。”皇帝于是命令兵部赶快商议发兵。尚书张国维请求把总兵唐通、马科和京营军队共一万人交给吴甡，又说这支军队正在向北征战，要等敌人退走后才能调动。皇帝命令暂且等待。吴甡多次请求，皇帝说：“慢一些，敌人退走后军队自然会聚集，你一个人前去又有什么益处？”

译过了一个月，周延儒出任督师，早晨接受任命，晚上便启程。蒋德璟对倪元璐说：“皇上想让吴公迅速出发，那些缓言安慰的话只是试探他罢了，看首辅快速赶路就知道了。”吴甡最终迟疑不决，不肯出行。兵部拨给他的唐通部队，陈演又请求留下，说关门不能没有防备。吴甡不得已，于五月辞别朝廷。出发前一天，他派人出城慰劳随行骑兵，皇帝仍命宦官赐银牌给他们赏赐；过了一夜，忽然下诏责备吴甡逗留，命令他停止出发，入朝值班。吴甡惶恐不安，两次上疏引罪，于是获准退休。吴甡出发后，陈演和骆养性彼此交相构陷他，皇帝更加恼怒。到了七月，皇帝亲自审问吴昌时，变了脸色说：“两个辅臣辜负了朕。朕优厚对待周延儒，他却接受贿赂、徇私舞弊，完全不知国法。命令吴甡督师，他百般拖延，是为了推卸责任。周延儒被弹劾，吴甡为什么偏偏没有被弹劾？”随后又说：“朕虽然这样说，最终必定没有人弹劾他，锦衣卫可以传召吴甡等候旨意。”吴甡进入都城，皇帝命司法部门议定他的罪。十一月，遣送到金齿戍边。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迅速上疏营救他，皇帝不准。第二年，吴甡行军途中到达南康，听说都城发生变故。不久，福王在南京即位，赦免吴甡召回，恢复原来的官阶。吏部尚书张慎言商议召用吴甡，被勋臣刘孔昭等人阻止。国家发生变故后很久，吴甡在家中去世。赞曰：明朝末年，士大夫被问到钱粮就不了解，被问到武器军队也不了解，因此杨嗣昌得以凭才干显露头角。然而直到最后也没有成功，这难道不是因为功罪混杂于个人的爱憎，军机要务又因遥相控制而失误吗？吴甡巡按山西时很有声望，等到做了宰相，却终于不能有所作为。他的升迁不是出于正道，难道能够使国家走上正道吗？还是当时的形势实在艰难，不是能担当一代重任的人才，本来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呢？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王应熊（何吾驺）、张至发（孔贞运、黄士俊、刘宇亮）、薛国观（袁恺）、程国祥（蔡国用、范复粹、方逢年、张四知等）、陈演、魏藻德（李建泰）。王应熊，字非熊，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天启年间，历任詹事，因父母丧事回乡。崇祯三年，召回任命为礼部右侍郎。第二年冬天，皇帝派宦官出守边镇，王应熊上言：“陛下焦虑劳苦地寻求治理天下的方法，哪一件事不是依靠信任群臣，然而群臣却不肯任劳任怨，以致陛下万般不得已，只能权宜地派近侍宦官监督办理。把这件事写入青史，人们会说有圣明而世所罕见的君主，却有不能仰承圣意的群臣，群臣实在应当惭愧而死。况且自神宗以来，士人的习气、人心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职掌是什么，有人拿《会典》律例告诉他们，他们反而惊讶，认为这是申不害、韩非那样的刑名之学。近来诸臣的弊病，不是遇到事情不敢担当的缘故，而是平时没有讲求学习的过错；也不只是因循旧习的缘故，实际上是忘记旧有章程的过错。”这些话都迎合了皇帝的心意，于是受到宠信。他曾经因酗酒辱骂尚书黄汝良，被给事中冯元飙弹劾，黄汝良替他隐瞒，这才得以解脱。崇祯五年，升任左侍郎，冯元飙揭发他的贪污情状，皇帝没有理会。王应熊博学多才，熟悉典章掌故，但性情刻薄强横，人们大多害怕他。周延儒、温体仁援引他来帮助自己，都同他亲近友善。等到周延儒被罢相，温体仁更加用力援引他。崇祯六年冬天，朝廷推举阁臣，王应熊声望较轻，没有被选中，皇帝特旨提拔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和何吾驺一同入阁参与机务。任命下达后，朝廷内外都惊骇。给事中章正宸弹劾他说：“王应熊刚愎自用，张扬跋扈，习惯于纵横行事；小才足以掩饰短处，巧辩足以帮助贪婪之举。如今重用他，他必定铲除异己，报复恩仇，混淆毁誉。何况他的声名已经狼藉，品行堕落到市井商贩的地步。希望收回成命，另行选用忠良。况且传言说，是皇帝身边的人事先替他说情，使他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晋升，这会使天下那

译些利欲熏心、只图抢先的人纷纷奔走而起，对圣德造成的损害不小。”皇帝大怒，把章正宸下诏狱，削去名籍遣返回乡。有人劝王应熊学习文彦博，王应熊很不高兴，假装上疏请求退职，言语多有愤激。给事中范淑泰、御史吴履中多次攻击他，皇帝都不理会。崇祯八年正月，流贼攻陷凤阳，毁坏皇陵。巡抚杨一鹏是王应熊的座主，巡按吴振缨是温体仁的姻亲。两人害怕皇帝震怒，把杨一鹏、吴振缨的奏疏留下没有上报，等到收复凤阳后再把两件事一同上奏，于是拟定诏旨命令巡抚、巡按戴罪办事。主事郑尔说、胡江交相上疏诋毁王应熊、温体仁结党误国，皇帝发怒，贬谪两人；而给事中何楷、许誉卿、范淑泰，御史张缵曾、吴履中、张肯堂不断进言。范淑泰说：“杨一鹏的《恢复疏》在正月二十一日，吴振缨的《核察失事情形疏》在正月二十八日，天下哪有事情尚未发生就先行恢复的呢？王应熊篡改填写月日，欺骗皇上的罪责难以推卸。”并且弹劾他其他受贿的事情。皇帝厚待王应熊，都不听从，反而降何楷、张缵曾的官级，慰谕王应熊。王应熊也多次上疏辩解，说：“座主和门生之间，情谊不容淡薄，我不敢推辞结党之名。票拟确实是臣起草的，我不敢推辞造成错误的罪责。”何楷更加愤怒，多次上疏纠弹他，最后又上疏说：“按照旧例，奏章如果没有发抄，外人没有途径听到；没有奉到圣旨，邸报不许抄录传播。臣的奏疏六月初十上呈，十四日才奉到明旨，王应熊却在十三日上疏辩解。圣旨尚未下达，王应熊是从哪里知道的？臣不能理解的第一件事是：况且圣旨下达后，必定要由六科抄发。臣的奏疏十四日下发，而百户赵光修却先送给锦衣卫堂上官，这样看来奏疏可以不经过六科抄发。臣不能理解的第二件事就是这个。”王应熊开始害怕，具疏引罪。皇帝把他的家人和当值的七名中书官下狱。案件审理完毕后，他的家人被发往边地戍守，中书官降两级。王应熊于是多次上疏请求退休离去，皇帝让他乘驿站车马，赐给路费，并派行人护送。皇帝也知道王应熊不合乎人望，只是他是皇帝特意提拔的，不愿因为舆论而罢免他。崇祯十二年，皇帝派官员慰问存问王应熊。他的弟弟王应熙在乡里横行，乡人到宫门击登闻鼓，列举的状词多达四百八十多条，涉及赃款一百七十多万，词状也牵连到王应熊。皇帝下诏交给巡抚、巡按审查追究。恰逢王应熊再次被召回，事情才得以解脱。当时周延儒再次任宰相，担心言官攻击自己，唯独想到王应熊刚强凶狠，可以借此控制言官，便竭力向皇帝进言。崇祯十五年冬天，派行人召回王应熊。第二年六月，王应熊还没有到，周延儒已经被罢相回乡。给事中龚鼎孳秘密上疏说：“陛下召王应熊，一定是因为他掌握国政时，众人交相攻击，认为他孤立无党；谁知道他和周延儒是同年进士，关系秘密而密切，内心深处联系很深，是倚仗周延儒还在朝中。臣去年进入京城，听说王应熊贿赂周延儒，为的是谋求再次召用。周延儒当众夸口说，皇上想起用巴县人。巴县人就是王应熊。不久，召命果然下达。身居政治根本之地，却私下互相援引，这样看来，周延儒虽然离开了，却好像仍未离开，天下的事情怎么经得起再次被耽误！”皇帝看到奏疏后内心动摇，把奏疏留下没有下发。不久，周延儒被逮捕，却没有立即赴京，等王应熊到达后，才跟在他后面同行。一天，皇帝看着宦官说：“周延儒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到？”宦官回答：“要等王应熊先入京。”皇帝更加怀疑。九月，王应熊到达，住宿在朝房。他请求入朝对答，皇帝不准；请求回乡务农，皇帝准许了，他于是惭愧沮丧地返回。崇祯十七年三月，京师陷落。五月，福王在南京即位。八月，张献忠攻陷四川。于是改任王应熊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湖、云、贵军务，专门办理川中剿寇之事。当时四川各郡，只有遵义尚未攻下，王应熊进入遵义防守，身穿白衣，誓师出征，开设幕府，发布檄文讨伐贼寇。第二年，他上奏提出作战方略，请求敕令川陕、湖贵两位总督以及郧阳、湖广、贵州、云南四位巡抚出兵会合讨贼；又弹劾四川巡抚马体乾纵

译容军队奸淫掳掠，要求革职审问。诏命尚未送达，南京便已灭亡，马体乾仍照旧任职。不久张献忠死去，诸将杨展等各自占据州县，自立逞强，王应熊无法控制。其部将曾英功劳最大，收复重庆，多次击败贼兵。王祥也出兵到綦江，与曾英形成犄角之势。王祥的才干武略不及曾英，但王应熊却对他委任过重。又过一年十月，张献忠的余党孙可望、李定国等向南逃到重庆，曾英战死。孙可望乘势攻破遵义，王应熊逃入永宁山中，不久死于毕节卫。他有一个儿子王阳禧，也死于战乱，最终没有后代。

译何吾驺，香山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历任官职，做到少詹事。崇祯五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六年十一月，加授尚书衔，与王应熊一同入阁。温体仁长期掌握政权，想排斥给事中许誉卿。诏旨已经拟好，文震孟出面争辩，何吾驺也帮助他说话。温体仁上疏攻击他们，皇帝削去文震孟的官职，同时罢免何吾驺。详见《文震孟传》。过了很久，唐王在福州自行即位，召何吾驺为首辅；他与郑芝龙商议政事时，总是互相抵牾。福建疆土丧失后，他仓促返回广州。永明王以原任官职召用他，却受到给事中金堡、大理寺少卿赵昱等人的攻击。他以生病为由辞职离去，死在家中。张至发，淄川人。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历任玉田、遵化知县。经行取入京，授礼部主事，改任御史。当时齐党、楚党、浙党正盛，张至发属于齐党。他上疏陈述内降诏旨造成的弊端，趁机说：“陛下憎恶结党，但主持政务的大臣首先就不能超然于门户之见之外。近来我读科臣的奏疏，其中说：‘近日慰问辅臣的诏旨，是辅臣与司礼监自行商定后，才听候皇帝批示。’如果果真像人们所说的这样，天下的事情还值得过问吗？”这些话全都讥刺叶向高，皇帝没有答复。当时言官争相排斥东林党，户部郎中李朴对此不平，上疏抗辩。张至发于是弹劾李朴，说他背弃公义、死心追随党徒，用虚妄言语欺骗君主，皇帝也没有答复。不久，张至发出任河南巡按。福王就藩洛阳时，宦官使者接连不断地在道路上往来，张至发依据礼法加以裁抑，没有人敢横行。他看到宗室禄米供应不足，便设置义田，用来赈济贫困宗室。万历四十三年，河南省发生饥荒，他请求留下军饷以备赈灾，又请求改折漕粮，这些意见都得到皇帝答复并知悉。回朝后，他以病为由辞官归乡。天启元年，升任大理寺丞。三年，请求回家终养父母。魏忠贤的党羽推荐他，便假传诏旨命令吏部提拔任用张至发，但当时张至发正在家奉养亲人，没有出仕。崇祯五年，起用为顺天府丞，升任光禄卿。他精细核查长期积累的弊病，纠正了许多问题，于是得到皇帝的知遇。八年春，升任刑部右侍郎。六月，皇帝准备增设阁臣，认为翰林不熟悉世务，想任用其他官员参与其中，便召集朝廷大臣几十人，各发给一份策问，命他们拟写诏旨。于是提拔张至发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文震孟一同入阁当值。自世宗朝许赞之后，外廷官员入阁，从张至发开始。当时温体仁任首辅，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驺依次居后。又过两年，温体仁等人全部离去，张至发便成为首辅。万历年间，申时行、王锡爵先后掌政，大体上彼此承袭，被称为“传衣钵”。张至发接替温体仁后，对温体仁所做的一切都照样奉行，但才智和权变能力比不上温体仁；他只是因为官位次序居于首位，并不是皇帝真正属意的人。他曾经挑选东宫讲官，排斥黄道周，被给事中冯元飙讥刺。张至发发怒，连续上两道奏疏诋毁黄道周，同时极力称颂温体仁孤立专断而不欺骗君主，又被编修吴伟业弹劾。讲官项煜又指责张至发把持考选，庇护儿女亲家任浚而压制成勇。张至发上章申辩，皇帝于是将项煜逐出朝廷。内阁中书黄应恩性情强悍暴戾，温体仁、张至发等人倚重任用他，使他凭借权势肆意横行。等他担任正字后，按理不应再兼任东宫侍书，但因为担心皇帝与太子在同一天开讲，张至发不熟悉旧例，仍命他兼任。黄应恩无法兼顾，讲官便撰写讲义送给黄应恩，让他誊写记录，他却拒不接受。检讨杨士聪上疏论劾此事，张至发用揭帖压下他的奏疏；杨士聪又向内阁上书，极力论述此事，张至发始终庇护黄应恩。适逢恢复原总督杨鹤的官职，并允许给他颁发诰命，黄应恩应当撰写诰命文书。因为他的儿子黄道周？〔原文作“嗣昌”，疑涉人名〕得到皇帝宠信，黄应恩便竭力为自己洗刷罪名。黄应恩违背圣旨，将要被加罪，张至发拟写公揭营救他。同僚孔贞运、傅冠说：“从前许士柔的事情，我们没有救他，为什么偏偏要救黄应恩呢？”张至发愤然说：“你们不救，我自己救他。”于是连续上了三份揭帖。皇帝不听，特地下谕削去黄应恩的籍贯和官籍；黄嗣昌上疏营救，也没有被采纳。不久，大理寺副曹荃揭发黄应恩行贿请托之事，供词牵连到张至发。张至发愤怒，连续上疏请求审查。皇帝虽然用优厚的诏旨褒奖答复，最终还是把黄应恩下狱。张至发于是上疏自陈，说自己应当离职的理由有三条，但从未以病请辞；忽然得到诏令，命他回籍调养。当时人们传为笑谈，认为他是奉旨“患病”。张至发颇为清廉刚强。他从外任官员起家，许多翰林都不服他；他又始终憎恨异己，不能虚心、公正地延揽人才。皇帝也厌恶他泄露机密，便听任他离去。而且没有派行人护送，只命他乘驿传车，赏赐路费白金六十两、彩币二表里；按照首辅离开京城的旧典，他所得仅有一半。回乡后，他捐出钱财改建淄城，皇帝赐敕褒奖。不久徽号礼完成，皇帝又派官员前去慰问。十四年夏，皇帝想起用旧臣，特地下令召周延儒、贺逢圣和张至发，唯独张至发连续上四道奏疏推辞。第二年七月病死。他生前屡次加授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死后，追赠少保，赐祭葬，按制度荫封他的儿子。接替张至发担任首辅的是孔贞运，接替孔贞运的是刘宇亮。孔贞运是句容人，是孔子第十三代孙。万历四十七年，他以殿试第二名授任编修。天启年间，充任经筵展书官，参与编纂《两朝实录》。庄烈帝即位后，孔贞运进讲《皇明宝训》，称述祖宗勤于政事、讲习学问的事迹，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崇祯元年，升任国子监祭酒，不久又升为少詹事，仍然主管国子监事务。二年正月，皇帝亲临国子监，孔贞运进讲《书经》。唐太宗贞观年间，祭酒孔颖达讲授《孝经》，曾有释奠颂。孔氏子孙以国师身份进讲，到孔贞运时才再次出现。皇帝因为他是圣人后裔，特优厚赐给他一品官服。冬十月，京畿地区遭受兵乱，他分条上奏防御敌人、守城和救援的几项策略。不久因父母丧事辞官归乡。六年服丧期满，起用为南京礼部侍郎。又过两年，升任吏部左侍郎。崇祯九年六月，孔贞运与贺逢圣、黄士俊一同进入内阁。当时温体仁掌国政，想严厉惩治复社成员，正逢孔贞运请假在家，孔贞运便从宽拟定处理意见。温体仁对人发怒说：“句容也任凭别人提取索求了。”从此孔贞运不敢再提出任何意见。张至发离开职位后，孔贞运接替他，便用揭帖营救郑三俊、钱谦益，两人都从宽拟罪。皇帝亲自决定考选的各位大臣，把名单交给辅臣再次阅看，孔贞运和薛国观有所改动。等到诏命下达，内阁拟定的意见全未被采纳，皇帝却把选定的十八份试卷交给有关部门议定施行。正好新任御史郭景昌等人在朝房拜见孔贞运，孔贞运说皇帝下发的那些试卷中，许多主张难以实行。郭景昌与他争辩，退下后立即上疏弹劾孔贞运。皇帝虽然扣罚郭景昌的俸禄，孔贞运最终还是引退归乡。崇祯十七年五月，庄烈帝的哀诏传到，孔贞运哭临哀悼，悲痛得昏厥，不能起身。人们抬他回家，他因而得病，很快去世。

译黄士俊，顺德人。万历三十五年殿试第一名。授任修撰，历任官职做到礼部尚书。崇祯九年入阁，屡次加授少傅，获准告老还乡。他的父母都健在，便穿着锦衣侍奉赡养双亲，人们以此为荣。唐王以原任官职召他，他没有赴任。后来辅佐永明王，年老昏聩，不能决断政事，多次被台省官员论劾。辞官回乡后去世。刘宇亮，绵竹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升任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一同入阁。刘宇亮身材矮小而精明强干，擅长击剑。在翰林院任职时，常和家僮互相比试，以此为乐。他天性不喜读书，翰林院中的编纂、经筵直讲、主持考试等事务，都没有参与。座主钱士升为他援引，又极力排斥同乡王应熊，扩大自己的声誉，刘宇亮最终得到重用。第二年六月，孔贞运罢职归乡，刘宇亮便接替他成为首辅。这年冬天，京城戒严，皇帝命他巡视三大营和勇卫营的军士，他两天便完成了。又巡视内城九门、外城七门，也都草草敷衍了事。当时大清军队深入内地，皇帝十分忧虑，刘宇亮主动请求督察军情。皇帝很高兴，立即革去总督卢象升的职务，命刘宇亮前往接替。刘宇亮本来请求督察军情，皇帝却突然改为任命他做总督，他十分害怕，便与薛国观、杨嗣昌谋划，并且写好奏疏自我说明。于是皇帝留下卢象升，而刘宇亮仍前往督察，各镇前来勤王的军队都归他统辖。刘宇亮刚到保定，便听说卢象升战死；经过安平时，侦察人员报告大清军队将要到来，众人面面相觑，吓得脸无人色，急忙赶往晋州躲避。知州陈弘绪关闭城门不接纳，军民也歃血发誓，坚决不让一兵入城。刘宇亮大怒，传令箭说：“赶快接纳军队，否则按军法处置。”陈弘绪也传话说：“督师到来是为了抵御敌人。如今敌人将要到来，您为什么反而躲避？草料军粮接济不上，责任在有关官员；您想进城，我不敢奉命。”刘宇亮于是急驰上疏弹劾陈弘绪，皇帝下诏逮捕治罪。州中百姓到朝廷申诉冤屈，愿意用自身代替陈弘绪受罪的有上千人，陈弘绪最终仅被降级调用。皇帝从此怀疑刘宇亮不能办事，只会徒然扰害百姓。第二年正月，刘宇亮到达天津。他对诸将退避感到愤怒，上疏论劾他们，并趁机牵连总兵刘光祚迟延观望的罪状。薛国观正希望成为首辅，便与杨嗣昌谋划倾陷刘宇亮，立即拟定诏旨，命在军前斩杀刘光祚。等诏旨下达时，刘光祚恰好取得武清战役的胜利，刘宇亮于是把刘光祚关进监狱，同时上疏请求宽宥，并接着上报武清获胜的消息。薛国观便拟定严厉诏旨，责备刘宇亮前后言行矛盾，交九卿、科道官员议论。众人都说刘宇亮玩弄国家法制，是大不敬。刘宇亮上疏申辩，部议决定削职闲住；给事中陈启新、沈迅又重新严厉弹劾他，改拟削去籍贯和官籍。皇帝命他戴罪立功，事情平定后再议。刘宇亮最终因此离开职位，薛国观于是接替他成为首辅。不久，朝廷判定失职误事的五起案件，刘宇亮最终免于议罪。过了很久，他死在家中。薛国观，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授任莱州推官。天启四年，升为户部给事中，多次提出政见。魏忠贤专权时，朝廷官员争相攻击东林党。薛国观所弹劾的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抚张凤翔、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都属于东林党。不久升为兵科右给事中，对边疆事务也多有论奏。魏忠贤派宦官出任镇守，他与同僚上疏争辩。天启七年，再升为刑科都给事中。崇祯改元时，魏忠贤的余党有人想起用王化贞、宽高，放出胡嘉栋，薛国观坚决认为不可。他奉命祭祀北镇医无闾山，回来后又说关内外军营空虚耗损、将领官吏侵吞克扣军饷的弊端，于是推荐大将满桂的才能。皇帝称赞他忠诚正直，命他指名列出侵吞克扣军饷的将领官吏；他上报副将王应晖等六人，诏令将这些人都交给吏部办理。陕西盗贼兴起，他与在朝任职的同乡一起请求设置防务、迅速剿灭，并追究前任巡抚乔应甲收受贿赂、纵容盗贼的罪行。朝廷削去乔应甲的官籍，籍没他的赃物。薛国观先前依附魏忠贤，到这时却大力整治魏忠贤党羽，被南京御史袁耀然弹劾。薛国观害怕，又担心被列入考察典例，便想办法阻挠，于是弹劾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说：“这两人主持东林党，与瞿式耜掌握枚卜之权。文华殿召对时，陛下憎恶章允儒胡乱发言，降下严旨处分。许誉卿便拿一份奏疏交给沈惟炳，又让同僚刘斯珣邀请我署名，我拒绝不答应，于是袁耀然便弹劾我。我自立品行，不加入东林党，所以遭受他们的祸害。如今朝廷局势只讨论是否与东林党同异、向背，借崔、魏之事为题来报仇陷害。如今他们又把持京察，而瞿式耜作为被斥退的人，长期住在城外，远距离操纵考察事务，满朝没有人敢说话。” 最后，他又诬陷袁耀然，说袁耀然贿赂刘鸿训才得到御史之职。皇帝虽然责备他阻挠考察事务，薛国观最终还是免于考察。但清议不容纳他，不久便以终养父母为由离职。崇祯三年秋天，因御史陈其猷推荐，起用为兵科都给事中。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起用为礼科都给事中，升任太常少卿。九年，升任左佥都御史。第二年八月，授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薛国观为人阴险狠毒、刻薄寡恩，不读书，文才也少。温体仁因为他一向仇视东林党，暗中向皇帝推荐他，于是越级提拔，予以重用。崇祯十一年六月，升任礼部尚书。这年冬天，首辅刘宇亮出任督师，薛国观与杨嗣昌结党，〔原文“扌冓罢”疑为“构罢”，字样有误〕设法罢免刘宇亮。第二年二月，薛国观接替刘宇亮的职位。朝廷叙议剿寇功劳，加授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叙议守城功劳，又加授少保、吏部尚书，升为武英殿大学士。此前担任首辅的人中，温体仁最合皇帝的心意，在位时间也最长。等到张至发、孔贞运、刘宇亮相继接任，他们都不是皇帝真正属意的人，所以很快便被罢免离去。薛国观得志以后，完全承袭温体仁的做法，引导皇帝采取严酷刻薄的手段，但才智更加不如温体仁，操守也比不上他。皇帝起初很信任他，时间久了察觉他的奸诈，于是薛国观终于遭祸。起初，皇帝在便殿召见薛国观，谈到朝廷官员贪婪的问题。薛国观回答说：“如果厂卫能任用得人，他们怎么敢这样做呢？”东厂太监王德化正在旁边，吓得汗流浃背，从此专门侦察薛国观的隐秘事情。薛国观任用内阁中书王陛彦，却厌恶中书周国兴、杨余洪，以泄露诏旨、招权纳贿为由弹劾他们，并把他们交入诏狱。两人都已年老，死在廷杖之下；他们的家人暗中搜集薛国观与人通贿的事情，报告给东厂。原来薛国观曾私藏史褷寄放的银子，周、杨两家又诱使史褷的苍头出面首告。于是各项事情都被皇帝听闻，皇帝对薛国观的态度逐渐改变。

译史褷是清苑人。他任御史时品行不端，善于结交、笼络宦官，是王永光的死党。他巡按淮安、扬州时，把库中十多万两赃罚银装入自己的口袋。代理巡盐时，又掩取前任官员张锡命存放在库中的二十多万两银子。后来以少卿身份居家，检讨杨士聪弹劾吏部尚书田唯嘉收受周汝弼八千两银子，推举其任延绥巡抚，史褷从中斡旋；杨士聪又揭发史褷盗取盐课的事情。史褷奉诏自我申辩，便反过来攻击杨士聪；至于盐课一事，他请求敕令淮安、扬州监督宦官杨显名核查上奏。不久张锡命的儿子张沆攻击史褷，给事中刘焜芳又弹劾史褷侵吞盗取财物，证据确凿。史褷还曾勒索富人于承祖一万两黄金，事情败露后，便派家人携带重金向狡猾的官吏行贿，图谋修改旧档案。皇帝于是震怒，夺去史褷的官职。史褷急忙携带数万两银子进京，住进薛国观的宅邸。阴谋定下后，他上疏攻击刘焜芳及其弟刘炳芳、刘炜芳。阁臣多半顺从史褷，拟定严厉诏旨，皇帝不听，只夺去刘焜芳的官职，等候审讯。等杨显名核查的奏疏上报后，薛国观极力为史褷辩解，但无法隐瞒的银子就有六万两；史褷于是下狱。正逢发生军事战事，案件长期没有结案，史褷死于狱中。京城人纷纷传说，史褷携带的财物全都被薛国观占有；史褷的家人也作证，事情因此更加昭著。薛国观仍极力辩解，说史褷的赃物是党人诬陷构成的，皇帝不予采纳。皇帝起初忧虑国库用度不足，薛国观请求借助外力，说：“在外的群臣，由我们来任用；在内的外戚贵戚，则不是皇帝独断不可。”于是以武清侯李国瑞为例。李国瑞是孝定太后的兄孙，属于皇帝曾祖母一家的亲属。李国瑞轻视同父异母的兄长李国臣，李国臣愤怒，便诡称：“父亲的财产有四十万两，我应当得到一半，如今请求借助这些财产充作军费。”皇帝起初没有答应，因薛国观进言，便想把所说的四十万两全部借来；李国瑞不答应，就限定期限严厉追缴。有人教李国瑞藏匿财产，不要献出，于是他拆毁住宅，把各种器物摆到大街上出售，以表示自己一无所有。嘉定伯周奎与李国瑞有姻亲关系，代他请求。皇帝震怒，夺去李国瑞的爵位，李国瑞惊惧而死。有关官员仍不停追缴，外戚贵戚都感到自身危险。正逢皇帝第五个儿子生病，有人通过宦官和宫妾散布说法，声称孝定太后已经成为九莲菩萨，在空中责怪皇帝薄待外戚，所有皇子都将早夭，并降神附身于皇五子。不久皇子死亡，皇帝大为恐惧，急忙封李国瑞七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把已经缴纳的金银全部退还，却因此更加怨恨薛国观，只等待机会发作。薛国观一向厌恶行人吴昌时。考选官员时，吴昌时担心薛国观压制自己，便通过薛国观的门人请求拜见。薛国观假装与他交好，把他拟定为第一名，吴昌时本应得到吏科的职位。等任命下来，他却只得到礼部主事。吴昌时十分怨恨，认为薛国观出卖了自己，便与交好的东厂理刑吴道正谋划，揭发丁忧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的事情。皇帝听说后，对薛国观更加怀疑。崇祯十三年六月，杨嗣昌出任督师，曾有奏陈。皇帝命薛国观拟写谕旨，薛国观于是拟好诏旨呈上。皇帝便大发怒，下令交五府、九卿、科道官员议奏。掌都督府魏国公徐允祯、吏部尚书傅永淳等没有揣测出皇帝的心意，议论得相当宽缓，只请求令薛国观致仕或闲住。皇帝料定科道官员一定会这样说，只有给事中袁恺参加会议时不署名，并且上疏论述傅永淳徇私的情况，同时含蓄地指责薛国观轻慢放肆、嫉妒他人。皇帝很不高兴，把奏疏摔在地上说：“这成什么纠弹奏疏！”于是夺去薛国观的官职，放他回乡，怒气仍未消除。薛国观离开京城时，装载财物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负责侦察的人又把情况报告给皇帝。东厂派去监视薛国观宅邸的人，正好遇到王陛彦到来，便将他抓住，查得他招摇撞骗、通行贿赂的情况。供词牵连到傅永淳、蔡奕琛，以及通政使李梦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十一人。诏令下达后，将王陛彦关入诏狱彻底审讯。不久，袁恺再次上疏，把薛国观收受贿赂的各项事情全部揭发，傅永淳、蔡奕琛也被牵连其中。薛国观连续上疏极力辩解，诋毁袁恺是受吴昌时指使，皇帝不予采纳。到了十月，王陛彦的案件还没有审结，皇帝认为行贿证据确凿，立即下令将他弃市，并派使者逮捕薛国观。薛国观拖延很久不肯赴京，第二年七月才进入京城。皇帝命他在外邸等候，不把他交给司法官吏，薛国观自以为一定不会死。八月初八日傍晚，监刑人员来到门前，他还在打鼾睡觉。听说诏使都穿着绯色衣服，便突然说：“我死定了！”他慌忙寻找小帽却找不到，只好拿家中苍头的帽子盖在头上。诏书宣读完毕，他叩头后说不出声音，只说“吴昌时害死我”，便上吊自尽。第二天，使者回来复命。又过一天，才允许收殓；他已经悬在梁上两天了。辅臣被处死，自世宗朝夏言之后，这是第二次出现。司法部门判定他的赃款为九千两，籍没田地六百亩和旧宅一所。薛国观阴险狠毒，但罪行并没有达到死罪，皇帝只是因为个人愤恨而杀了他；至于赃款，又判得过重，因此不少人替他感到冤屈。袁恺，聊城人。弹劾薛国观定罪后，后来被给事中宋之普倾陷，罢官离去。福王时期，起用原任官职，赴任途中去世。程国祥，字仲若，上元人。考中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任确山、光山两县知县，以清廉著称。升任南京吏部主事，请求回家奉养父母。服丧期满后，起用为礼部主事。天启四年，吏部尚书赵南星认为他可以任用，调来做自己的属官，历任吏部四司官职。御史杨玉珂请求将他列入属官，杨玉珂被贬，程国祥也以病为由辞官归乡。这年冬天，魏忠贤已经驱逐赵南星，御史张讷弹劾程国祥是赵南星的邪党，于是将他除名。崇祯二年，起用为稽勋司员外郎。升任考功司郎中，主持对外任官员的考察，当时人称赞他公正谨慎。御史龚守忠诋毁程国祥收受贿赂，程国祥上疏辩解。皇帝称赞他清廉持正，下令都察院核查上奏，事情得以查明，龚守忠因此被剥夺官职。不久升任大理寺右寺丞。历任太常卿、南京通政使，随后升任工部侍郎，又调任户部。崇祯九年冬，皇帝召见并任命程国祥为户部尚书。杨嗣昌提出增加赋饷，程国祥不敢违抗。但当时国家财政更加困乏，各地上报灾害和歉收的奏疏接连不断。程国祥多方筹划，也不时有所减免，最后建议借收京城租赁房屋一个季度的租金，可以得到五十万两，皇帝于是施行。勋戚和宦官都隐瞒不报，最终只得到十三万两，怨声却传遍道路。然而皇帝因此更加宠信程国祥。

译崇祯十一年六月，皇帝准备增设阁臣，亲临中极殿，召集朝廷大臣七十多人亲自考试他们。策问说：“近年来天灾不断，今年夏天旱情尤其严重，金星在白天出现了五十天，四月山西下了大雪。朝廷的心腹耳目之臣，都务求避免嫌疑和怨恨。有关部门举发弹劾官员，实情和贿赂却牵动他们的心。限定日期平定贼寇，却没有功效；剿贼军队又难以撤回。外敌产生异心，边疆军饷日益短缺。百姓已经极度贫困，正常赋税仍然难以缴纳。有关官员从各方面侵削百姓，情况如同火上加热。应当怎样处置才恰当，禁约制止要有法度，你们都要尽心回答。”适逢天下大雨，众大臣答对后，时间已经很晚，最终参加考试的只有三十七人。但皇帝的心意早已预定，只是借这件事作为名目罢了。过了几天，改任程国祥为礼部尚书，与杨嗣昌、方逢年、蔡国用、范复粹都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当时刘宇亮任首辅，傅冠、薛国观依次居后，皇帝又突然增加程国祥等五人。薛国观、杨嗣昌最能掌握权力，程国祥在他们之间周旋，只求自守而已。第二年四月皇帝召见群臣，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皇帝传谕责备程国祥沉默不言，严重辜负委任，程国祥于是请求退休离去。程国祥起初向焦竑学习，历任卿相之职，仍穿布衣、吃蔬食，不改变儒者的朴素生活。他与儿子程上都编有诗集。程国祥死后，家境贫寒，甚至不能生火做饭。程上筹办完父亲的葬事后，因感伤得病而死，没有后代。蔡国用，金溪人。万历三十八年考中进士。由中书舍人升任御史。天启五年，陈述当时政事六条，诋毁叶向高、赵南星，同时推荐亓诗教、赵兴邦、邵辅忠、姚宗文等七人，魏忠贤很高兴，便假传诏旨加以褒奖采纳。不久违逆魏忠贤的心意，被勒令闲住。崇祯元年，起用原任官职，多次升迁为工部右侍郎。督修都城时，急需石料，却无法办成。蔡国用建议取用牙石。牙石是过去排列在崇文、宣武两条街上的石料，用来准备皇帝车驾出行时清除道路。皇帝巡视城墙，嘉奖他的功劳，于是想重用他。十一年六月，朝廷推举阁臣，蔡国用声望较低，未能入选，皇帝特旨提拔他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屡次加授少保，改任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六月死于任上，追赠太保，谥号文恪。蔡国用居官清廉谨慎，与同列的张四知都是庸才，平庸无能，没有值得称道之处。范复粹，黄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授任开封府推官。崇祯元年任御史。朝廷讨论把毛文龙迁到内地，范复粹说：“海外亿万百姓，哪一个不是皇上的赤子？如果他们无处栖身，必然各自占据一座岛屿成为盗贼，后患将更加深重。”又说：“袁崇焕的功劳在于保全辽东，而尚宝卿董懋中却诋毁他，说他受到逆党庇护，持论狂妄荒谬。”董懋中于是被免职，毛文龙也没有迁往内地。他巡按江西时，请求禁止有关官员危害百姓的六件事。当时朝廷大力整顿驿传积弊，削减过度，反而连累百姓，范复粹极力陈述其中的不便。因父母丧事辞官归乡。服丧期满后，回朝任职，出任陕西巡按。他提出治理标本兼治的策略：任用将领、设置防务、留存军饷，是治标；扩大屯田、减免赋税、招抚百姓，是治本。皇帝褒奖并采纳了这些意见。朝廷讨论有关官员督促追缴赋税不足，同时治罪巡抚和巡按，范复粹极力表示不可。由大理寺右寺丞升任左少卿。过了不久，越级授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当时一同受命的共有五人，翰林出身的只有方逢年，其余都是外廷官员；范复粹从少卿直接入阁，更是罕见的特例。这是因为皇帝想让阁臣通晓六部事务，所以每个部门选一人：首辅刘宇亮出身吏部，程国祥代表户部，方逢年代表礼部，杨嗣昌代表兵部，蔡国用代表工部，刑部无人，于是用范复粹以大理寺官员代替。屡次加授少保，升任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崇祯十三年六月，薛国观被罢免，范复粹成为首辅。给事中黄云师说：“宰相必须具备才干、见识、器度三种条件。”范复粹恼怒，便自我陈述说自己三者一项也没有，请求罢职，皇帝用温和的诏旨安慰挽留。御史魏景琦弹劾范复粹和张四知学识浅薄、才干低下，只是在内阁陪坐吃饭，使天下人讥笑。皇帝认为这是妄加诋毁，便把魏景琦交给司法官吏审理。第二年，加授少傅兼太子太傅，改任建极殿大学士。贼寇攻陷洛阳，范复粹等引咎请求罢职，皇帝不准。皇帝亲临乾清宫左室，召见廷臣，谈到福王被害时流下眼泪。范复粹说：“这就是天命气数。”皇帝说：“即使是气数，也要依靠人事来挽回。”范复粹等人无法回答。皇帝病情刚刚痊愈，大赦天下，命范复粹审录囚犯，从尚书傅宗龙以下，许多人得到减刑或免罪。这年五月，范复粹退休。明朝覆亡后，死在家中。方逢年，遂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天启四年，以编修身份主持湖广乡试，策问中有“巨珰大蠹”的话，又说：“天下难道没有人才吗？竟然轻视士大夫，却到穿黄衣的宦官一流中去寻找皋陶、夔、后稷、契那样的人。”魏忠贤看到后大怒，把他贬降三级，调到外地。御史徐复阳迎合魏忠贤的意旨弹劾他，削去他的官籍，降为平民。崇祯初年，起用原任官职，多次升任礼部侍郎。十一年，皇帝下诏让朝廷大臣推荐边疆人才，方逢年推荐汪乔年。不久，升任礼部尚书，入阁辅政。这年冬天，刑科上奏摘录弹劾而尚未办完的奏疏，方逢年认为犯有赃罪的人，既已死亡、家产也已荡尽，亲属还要受到牵连，几乎像瓜蔓一样牵连不休，于是将处理意见拟得较轻上报。但皇帝本想治刑部尚书刘之凤的罪，便责备方逢年疏忽。方逢年引罪自责，立即罢官归乡。福王时期，恢复原任官职，但没有召他赴任。鲁王三次召请他，采纳他的意见，确定使用“鲁监国”的称号。绍兴被攻破后，鲁王乘船入海，方逢年追赶不及，便与方国安等人投降我大清。不久，他用蜡丸密信与福建方面联络，事情泄露后被杀。张四知是费县人。天启二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授任检讨。崇祯年间，历任礼部右侍郎等官职。他相貌非常丑陋，曾患恶性疮疡。十一年六月，朝廷推举阁臣时，忽然提到他。给事中张淳弹劾他任祭酒时贪污的情状，张四知愤怒，在皇帝面前极力辩解，说自己孤立无援，受到朝廷大臣嫉妒。皇帝的态度颇为动摇，薛国观便趁机极力援助他。第二年五月，他与姚明恭、魏照乘一同被授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姚明恭，蕲水人。出自赵兴邦门下，向来不受舆论认可。崇祯十一年，由詹事升为礼部侍郎，负责教习庶吉士。给事中耿始然弹劾他与副都御史袁鲸勾结，谋取奸利，皇帝不予理会。第二年便掌握了政权。魏照乘，滑县人。天启年间，任吏部都给事中。崇祯十一年，历任兵部侍郎。第二年，薛国观引荐他进入内阁。

译这三个人都是庸碌无能、占据职位而已。张四知加授太子太保，升任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姚明恭加授太子太保，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魏照乘加授太子少傅，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皇帝自即位以来，一心压制言官，不愿因为言官的意见而斥退免除大臣。弹劾奏章越多，他们的地位反而越稳固。张四知掌政四年，受到给事中马嘉植、御史郑昆贞、曹溶等人弹劾，皇帝都不采纳，直到崇祯十五年六月才退休。魏照乘掌政也有四年，受到御史杨仁愿、徐殿臣、刘之渤相继弹劾，便以病为由离去。姚明恭刚任职一年，同乡到朝廷申诉他的罪状，他请求告假归乡。后来张四知投降我大清。陈演，井研人。他的祖父陈效，万历年间以御史身份监督征讨倭寇的军队，死在朝鲜，追赠光禄卿。陈演考中天启二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任编修。崇祯年间，历任少詹事，掌管翰林院，担任经筵直讲。十三年正月，升任礼部右侍郎，协助管理詹事府。陈演才干平庸、学识浅薄，却善于结交权贵。刚进入翰林院，便与宦官往来。庄烈帝选用阁臣时，每次都亲自出题，以大臣分条作答的内容来窥察他们是否有才干。这年四月，宦官探知皇帝想询问的几件事，暗中交给陈演，陈演的条陈答对独合皇帝心意，于是被授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谢升一同入阁。第二年，升任礼部尚书，改任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十五年，因山东平定盗贼的功劳，加授太子少保，改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受到弹劾后请求罢职，皇帝用优厚诏旨安慰挽留。第二年五月，周延儒离开职位，陈演便成为首辅。不久因守城功劳，加授太子太保。十七年正月考核任期届满，加授少保，改任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过了一个月被罢去政务。又过一个月，京城陷落，陈演也遭遇灾难。陈演为人既平庸又刻薄。他厌恶副都御史房可壮、河南道御史张煊不接受他的请托，便在会推阁臣时向皇帝进谗言，房可壮等六人都被交给司法官吏审理。王应熊奉召来到京城后，不久又被放回，陈演在其中出了力。周延儒罢职后，皇帝最倚重信任陈演。台省中依附周延儒的人，全都投奔陈演门下。当时国势危如累卵，朝廷内外都知道国家已经难以支撑。陈演没有任何筹划，却只被人听说收受贿赂。李自成攻陷陕西、逼近山西后，朝廷讨论撤回宁远的吴三桂军队，入关驻守山海关，以策应京师。皇帝的意见也赞成，陈演却坚持不可。后来皇帝决定实行，吴三桂才用海船把辽东百姓渡入关内，往返两次，但贼军已经攻陷宣府、大同了。陈演害怕，内心不能自安，便以病为由请求罢职。诏令准许，赏赐路费白金五十两、彩币四表里，乘驿传车离开。陈演辞职后，蓟辽总督王永吉上疏极力指斥他的罪行，请求依法处死他，给事中汪惟效、孙承泽也极力论劾。陈演入朝辞行时，说自己辅佐治理毫无成绩，罪应当死。皇帝怒斥说：“你只死一次还不足以掩盖罪过！”喝令他退下。陈演财物很多，不能立即启程。贼军攻陷京师后，他与魏藻德等人一起被捕，囚禁在贼将刘宗敏的营中。当天献出白银四万两，贼军很高兴，没有加刑。四月八日，他已经获释。十二日，李自成将要向东进攻吴三桂，担心这些大臣日后成为祸患，便把他们全部杀死，陈演也被杀害。魏藻德，顺天通州人。崇祯十三年考中进士。殿试后，皇帝想得到奇异的人才，又召集四十八人到文华殿，问道：“如今内外交相争乱，凭什么报仇雪耻？”魏藻德立即以“知耻”作答，又叙述自己崇祯十一年守卫通州的功劳。皇帝认为回答很好，提拔他列为第一名，授任修撰。崇祯十五年，京城戒严，魏藻德上疏陈述军事事务。第二年三月，皇帝召见他，他的回答符合皇帝心意。魏藻德很有口才。皇帝认为他是自己亲自提拔的人，又以为他有抱负，五月，突然提拔他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魏藻德极力辞去礼部官衔，于是改任少詹事。正统末年，军事形势非常紧急，彭时以殿试第一名的身份，过了一年便进入内阁，但仍任原来的修撰官职，尚未有越级授任大学士的人。陈演见皇帝厚待魏藻德，便曲意与他结交依附。八月，补行会试，任命魏藻德为副总裁，越过蒋德璟、黄景昉而任用他。魏藻德在职期间，一件政事也没有提出，只倡议命令百官捐款资助而已。十七年二月，诏令加授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总督河道、屯田、练兵等事务，驻守天津；又命方岳贡驻守济宁，大概是想让太子出奔南京，好让他先清理道路。有人说百官不能让他们出城，一旦出城就会暗中逃跑，于是此事停止，没有实行。陈演罢职后，魏藻德便成为首辅。与他共事的李建泰、方岳贡、范景文、邱瑜，都刚进入内阁，没人能够挽救局势。到了三月，京城陷落，范景文为国死难，魏藻德、方岳贡、邱瑜一同被捕，囚禁在刘宗敏处。贼军下令勒索内阁十万两，京卿、锦衣卫七万两，有的五万、三万两；给事中、御史、吏部官员、翰林官五万至一万两不等；各部曹官数千两；勋戚则没有固定数额。魏藻德缴纳一万两，贼军认为太少，对他严刑拷打五天五夜，脑裂而死。贼军又逮捕他的儿子追缴财物，儿子哭诉说：“家产已经全部耗尽了。父亲活着时，还可以向他的门生故旧乞求。如今父亲已经死了，还能向谁借贷呢？”贼军挥刀将他杀死。李建泰，曲沃人。天启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国子监祭酒等官，颇有声望。崇祯十六年五月，升任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原任官职兼任东阁大学士，与方岳贡一同受命。他上疏陈述当时政务中最紧要的十件事，皇帝全部准许施行。第二年正月，李自成进逼山西。陈建泰担心乡里遭受祸患，又想到自己家中资财丰厚，可以借此资助军队，于是毅然立下消灭贼寇的志向，常常对同僚谈起此事。适逢平阳失陷，皇帝临朝叹息说：“朕不是亡国之君，可是事事都呈现出亡国的征兆。祖宗栉风沐雨打下的天下，一旦在这一朝丧失，朕还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祖宗！朕愿意亲自督师决战一场，即使死在战场上也没有遗憾，只是死后不能瞑目罢了！”说完痛哭起来。陈演、蒋德璟等辅臣请求代替皇帝出征，都没有获准。陈建泰叩头说：“臣家在曲沃，愿意拿出私财供应军队，不劳烦国库，请允许臣率军向西。”皇帝大喜，再三慰劳他说：“卿如果出征，朕将仿照古代君王为将帅推车送行的礼节为卿送行。”陈建泰退下后，立即请求恢复原御史卫桢固的官职；授进士凌駉为职方主事，并兼任监军；任命参将郭中杰为副总兵，统领中军；推荐进士石釭联络延、宁、甘、固一带的义士，讨伐贼寇以建立功勋。皇帝全部采纳了。加授陈建泰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准许他便宜行事。

译二十六日，举行遣将出征的仪式。驸马都尉万炜用特牲祭告太庙。太阳将近正午时，皇帝登上正阳门城楼，卫士分列东西，从午门一直排列到城外，旌旗、铠甲和仪仗陈设得十分齐整。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的掌印官以及京营文武大臣侍立在旁，鸿胪寺官员赞礼，御史纠察仪仗。陈建泰上前致辞，皇帝对他大加褒奖慰劳，并赐宴。御席在中央，群臣陪侍；酒过七巡，皇帝亲手拿金杯给陈建泰斟酒三次，随即把金杯赐给他，又亲自写下手敕：“代替朕亲自出征。”宴会结束后，宦官替他披上红绸、簪上花，鸣鼓奏乐，引导着尚方剑出行。陈建泰叩头谢恩，并向皇帝辞行，皇帝目送他离去。走了几里路，所乘的肩舆忽然折断，众人都认为是不祥之兆。陈建泰以宰辅身份督师，但兵力和粮饷都很缺乏，所带的只有五百人。刚出京城，就听说曲沃已经失陷，家中财产全部被没收，惊惧悲痛之下生了病。每天行军三十里，士卒多半在路上逃亡。到达定兴时，城门关闭，不让他们进入。他们停留三天后攻破城门，鞭打了定兴的长吏。到达保定时，贼军的锋芒已经逼近，陈建泰不敢继续前进，便进入城中驻扎。不久保定城陷，知府何复、乡官张罗彦等人一同战死。陈建泰自刎但没有立即死去，被贼将刘方亮擒获，押送到贼军那里。贼军失败后，大清召陈建泰任内院大学士。不久，他被罢官回乡。姜瓖在大同反叛，陈建泰从远处响应他。兵败被擒后，伏法被杀。赞曰：天下的治乱，系于宰辅。自从温体仁引导皇帝采取刻薄严酷的作风，治理崇尚急切严厉，于是后来的人一个接一个沿袭同样的做法。陈演刚愎强横，甚至发展到施展阴险嫉妒的手段。国观阴险狠毒，只是仿效温体仁的所作所为，而国家的元气已经几乎耗尽了。至于陈演、蒋德璟等人，才智比不上前者，却更加庸碌无能；他们的祸害先殃及国家，随即又祸及自身，真可悲啊！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乔允升、易应昌等；曹于汴、孙居相、孙居相弟鼎相、曹珖、陈于廷、郑三俊、李日宣、张玮、金光辰。乔允升，字吉甫，洛阳人。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授任太谷知县。因治理政绩考核为优等，被征召授任御史。先后巡按宣府、大同、山西以及畿辅地区，都很有声望。万历三十九年，考核京官。乔允升协助掌理河南道，极力铲除奸邪之类的人。但主事秦聚奎、给事中硃一桂都替受到考察处分的人申诉冤屈。考察奏疏还没有下发，乔允升担心皇帝的意志动摇，便三次上疏分别说明其中缘故，并弹劾吏部侍郎萧云举在协助考察时徇私舞弊，此事才得以办完，萧云举也借机辞职离去。不久升任顺天府丞，进而升为顺天府尹。齐党、楚党、浙党掌权后，他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天启初年，起用他，先后任刑部左侍郎、右侍郎。天启三年，升任刑部尚书。魏忠贤驱逐吏部尚书赵南星，朝廷推举乔允升接替。魏忠贤认为乔允升是赵南星一党，便连同主持推举的人一起驱逐，乔允升又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不久给事中薛国观弹劾乔允升，说他是邪党主谋，诏令削去官职，闲居。崇祯初年，召回恢复原官。当时诉讼案件越来越多，皇帝一概使用严刑重典。乔允升执法不屈，多次为冤案平反。此前，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有奸人金保元、徐时敏伪造考场关节，交给举子钱千秋；钱千秋本来就有文才，因此被推荐。事情败露后，金保元、徐时敏的欺诈行为被察觉，他们与钱千秋发生争吵。此事传到京城，被刑部、科道负责磨勘的人揭发。钱谦益大为惊恐，追问得知是两个奸人所为，便上疏弹劾他们，并将钱千秋一同交给司法官审理。按罪应当充军，两个奸人死于狱中，钱千秋后来被赦免释放回家。事情已经过去七年了，温体仁因为没有被列入内阁推选名单，怀疑是钱谦益主使，于是再次揭发这件事。诏令逮捕钱千秋重新审讯。皇帝深深怀疑朝廷大臣结党，积蓄怒气等待发作；温体仁又暗中在旁窥伺，群臣面面相觑，屏息惧怕。乔允升于是会同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卿康新民等审理此案，两次审讯钱千秋；钱千秋受刑拷问，供词没有改变，乔

译允升等把情况全部上报。皇帝不高兴，命令重新查勘。温体仁担心钱谦益的事情真相大白，自己也将受到责罚，于是再次上疏弹劾审理此案的六名官员有六项欺骗罪，并且说案情供词全是钱谦益亲手写的。乔允升愤怒，请求离职。皇帝虽然慰留他，最终还是依照温体仁的意见，夺去钱谦益官职，让他闲居。钱千秋戴着刑具死去。崇祯二年冬，我大清军队逼近都城，囚犯刘仲金等一百七十人砸破刑具逃出，想翻越城墙，被捕获。皇帝震怒，将乔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赏、提牢主事敖继荣下狱，想置他们于死地。中书沈自植趁机搜集材料弹劾乔允升其他罪行，奏章也一并交付审问。副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事务的易应昌认为乔允升等没有死罪，坚持上奏请求宽免，再三申说，皇帝更加愤怒，连易应昌也下狱；降削佥都御史高弘图、大理寺卿金世俊的官阶，夺去少卿周邦基以下官员的俸禄，命令重新审理。高弘图等于是判乔允升绞刑，但委婉地说他年老，值得顾念。皇帝说乔允升依法应当处死，只因他年纪很大且患有重病，才特别减免死罪；让他与敖继荣一同戍守边疆，胡世赏缴纳赎金后削为平民。尚书胡应台等人上奏论列易应昌的罪行，皇帝认为判得太轻。在朝廷上杖打郎中徐元嘏，降削胡应台的官阶并令其照常办事，判易应昌死罪。崇祯四年四月，长期旱灾，皇帝下诏求言，许多人请求缓刑，于是免除易应昌、工部尚书张凤翔、御史李长春、给事中杜齐芳、都督李如桢的死罪，遣送边卫戍守。乔允升到达戍所，不久便死了。乔允升为人端正廉洁刚直，在朝廷内外任职历练，都有声望和政绩，却因牵连误获重罚，天下人都为他惋惜。易应昌，字瑞芝，临川人。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熹宗时，由御史多次升迁至大理少卿。逆党弹劾他是东林党人，削去官籍。崇祯二年，起用为左佥都御史，升左副都御史；他与曹于汴主持史褷、高捷起复任官之事，因此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后来却因这件事获罪。福王时，召回恢复原官，升任工部右侍郎。国家变乱后去世。皇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更换尚书十七人。薛贞因依附宦官党羽而死，苏茂相任职半年便罢官；王在晋尚未正式任职就改任兵部而离去；乔允升被遣戍；韩继思因参与议论案件被除名；只有胡应台得以平安离职；冯英被弹劾后遣戍；郑三俊因参与议论案件被逮捕；刘之凤因参与议论案件被判绞刑，死在狱中；甄淑因收受贿赂下诏狱，后改送刑部，死在狱中；李觉斯因参与议论案件被削籍离去；刘泽深死于任上；郑三俊再次任尚书，后改任吏部尚书；范景文尚未任职便改任工部尚书；徐石麒因参与议论案件被罢职闲居；胡应台再次被召而不赴任；接替他的是张忻，贼军攻陷京师后，张忻与儿子、庶吉士张端一同投降。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万历十九年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任淮安推官。因治理政绩考核为优等，授任吏科给事中。他上疏弹劾南京、北京两地的兵部尚书田乐、邢玠以及云南巡抚陈用宾，田乐、邢玠于是辞职离去。吏部郎中赵邦清被诬陷，曹于汴上疏为他洗雪冤屈。他请假回乡，租房居住，房屋连风雨和日光都遮挡不住。起用后，先后任刑科左给事中、右给事中。朝房发生火灾，他请求立即补充空缺官员，整顿废弛的政务。辽东发生警报，朝廷商议增兵，曹于汴说：“国家每三年派遣使者巡视边防，总是极力褒奖边臣的功劳，蟒衣、金帛的赏赐以及官阶的提升，从来没有吝惜过。如今边防废弛到这种地步，应该加重追究审问。边防官员越级提拔，应当在任期届满时核实其政绩，不要只按资历和俸禄循序升迁，白白坐享建牙开府的待遇。”升任吏科都给事中。给事中胡嘉栋揭发宦官陈永寿兄弟的奸恶，陈永寿反过来诬告胡嘉栋。曹于汴极力论列陈永寿的罪行。按照旧例，奏疏送入会极门后，由宦官直接送到皇帝面前；到这时，必须先打开查看后才进呈。曹于汴认为这违背祖制，泄露机密，极力请求禁止。万历三十八年，他主持外官考察，官员的去留都处理得恰当。第二年主持京察

译，斥退汤宾尹、刘国缙等人，又按照年例把王绍徽、乔庆甲调到外地。他们的党羽群起攻击，曹于汴坚持不让步，最终没有人能够改变决定。因任职资历深，升为太常少卿；他上疏请求，奏疏却被搁置不下发，再次请假也不获答复，等待命令一年多，只好以疾病为由回乡。光宗即位后，才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召回曹于汴。到任后改任大理少卿，升左佥都御史，协助赵南星主持京察。事情办完后，升任左副都御史。天启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朝廷推举冯从吾，以曹于汴为副人选，皇帝却从中旨特意任用曹于汴。曹于汴认为冯从吾的名望和官位在自己之前，按道义不能越过他，四次辞让都未获准，于是便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第二年，起用为南京右都御史，他辞谢不就。此时王绍徽、乔庆甲依附魏忠贤得势，一定要加害曹于汴，指使党羽石三畏以曹于汴是东林党领袖为由弹劾他，于是削职夺禄。

译崇祯元年，召回授任左都御史。他整顿振作宪规，约束告诫属官和吏员，都察院内肃然有序。第二年京察，他极力淘汰奸邪之徒，魏忠贤的余党几乎被清除，仕途因此清明。温体仁攻击钱谦益，司法机关审问钱千秋，审讯却没有得到事实根据；温体仁因为曹于汴是钱谦益的座主，也一同攻击曹于汴。曹于汴也揭发温体仁欺骗蒙蔽皇帝的情状。皇帝最终相信温体仁，钱谦益果然获罪。此前，皇帝下诏审定逆案。曹于汴与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平心静气地参与裁决，不过分株连，小人仍然憎恨他们。原御史高捷、史褷一向奸邪，被清议排斥，吏部尚书王永光却极力推荐他们。按照旧例，御史起复任官，必须由都察院出具意见；曹于汴厌恶这两个人，长期不肯出具意见。王永光愤怒，两次上疏极力争辩。事情已经获准后，曹于汴仍依据旧例坚持，两人于是递交文书自行请求起复，曹于汴更加厌恶，最终坚持不予办理。两人最后通过吏部奏疏起复任官，于是日夜谋划倾覆曹于汴。中书原抱奇是商人的儿子，曾经诬陷弹劾大学士韩爌。到这时，他再次弹劾韩爌和曹于汴，并牵连尚书孙居相、侍郎程启南、府丞魏光绪，把他们指为“西党”，请求全部放逐罢黜，因为这五人都是山西籍。皇帝贬斥原抱奇的说法，没有采纳。可是工部主事陆澄源又弹劾曹于汴交结奸党的六项罪状。皇帝虽然贬谪陆澄源，曹于汴最终还是辞去职务离开。临朝辞别时，他以敦厚宏大的道理进献规劝。崇祯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太子太保。曹于汴专心研习正统学问，操守品行纯洁无瑕。他在朝廷任职时，神色严肃，正直不阿，崇尚并奖掖名教，具有古代大臣的风范。孙居相，字伯辅，沁水人。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授任恩县知县。被征召授任南京御史。意气刚强，敢于直言。他曾上疏陈述时政，说：“如今内至宰辅，外至郡守、县令，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政事一天天废弛，治理之道一天天偏离，天灾变异频繁、百姓怨恨积聚，最终必将土崩瓦解。即使珍珠玉石、金银财宝铺满大地、充塞天空，又怎么能挽救危乱！”皇帝没有省察。诚意伯刘世延屡次触犯死罪，被废为庶人，禁锢在原籍。他不奉诏令，长期居住在南京，行为更加违法，还妄称出现星变，打算率兵赶赴宫阙。孙居相上疏揭发他的奸谋，并连带揭发南京勋臣子弟横暴不法的情况。诏令下达后，刘世延交司法机关审理；安远、东宁、忻城等侯伯的子弟全部接受审问，强暴行为因此收敛。税使杨荣在云南激起变乱，镇守太和山的宦官黄勋唆使道士殴打侮辱知府，孙居相都极力论列他们的罪行。当时朝廷内外有许多官职空缺，孙居相兼任七项差事，代理各道印信，事情都办理得当。大学士沈一贯多次受到舆论攻击，孙居相极力指斥他奸诈贪婪、培植党羽，沈一贯于是离职，孙居相也被罚停禄一年。接连遭遇父母丧事。服丧期满后，起用复职，出任漕运巡察，回朝后又揭发汤宾尹、韩敬科场作弊之事。朝廷议定应当剥夺他们的官职，但他们的党羽替他们营救，皇帝下旨交司法机关复查。孙居相再次揭发韩敬通贿的情状，韩敬于是彻底失势。按照旧例，御史按年例调任外地，吏部和都察院共同商议。王时熙、魏云中被调离，都御史孙玮却没有参与。孙居相再次上疏弹劾尚书赵焕，赵焕辞职退去。郑继之接替赵焕后，又凭私意把宋槃、潘之祥调到外地，孙居相也依据法律极力争辩。吏部侍郎方从哲由中旨起复任官，中书张光房等五人因为持有不同于当时权贵的意见，被排斥在科道选任之外，孙居相一并上疏论列。当时朋党势力已经形成，言路中不肖的人大多依附吏部，借此排斥异己，势力非常嚣张。孙居相挺身与他们抗争，气势丝毫没有受挫。于是过庭训、唐世济、李征仪、刘光复、赵兴邦、周永春、姚宗文、吴亮嗣、汪有功、王万祚等人群起刁难，孙居相连续上疏抗争，他们始终不能加害于他。到万历四十五年，他也按照年例被调任江西参政，以疾病为由没有赴任。天启改元，起用为光禄少卿。改任太仆寺官职，升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天启四年春，召回授任兵部右侍郎。这年冬天，魏忠贤窃取权柄，孙居相又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不久，给事中陈序说孙居相出自赵南星门下，与杨涟交情深厚；陈序的同僚虞廷陛又弹劾孙居相极力推荐李三才，暗中与史记事结交，于是削职夺禄。崇祯元年，起用为户部右侍郎，专门督理铸钱。不久改任吏部，升左侍郎，又以户部尚书身份总督仓场。漕运多雇用民船，百姓疲惫不堪，因孙居相进言而得到缓解。高平知县乔淳贪婪暴虐，被给事中杨时化弹劾，按罪涉及赃款二万多。乔淳的家属在京城，背后有权势援助，便请求移交司法机关复审，并反过来诬告杨时化因请托不成而结怨。杨时化当时正因服丧居家，写信给孙居相；孙居相回信中有“国事日益恶化，邪恶气氛更加严重”的话，被侦查人员得到，报告朝廷。皇帝大怒，将孙居相下狱，贬谪戍守边疆。崇祯七年，死在戍所。他的弟弟孙鼎相，历任吏部郎中、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在东林党人中也很有声望。曹珖，字用韦，益都人。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督理皇城四门。仓卫军队向宦官们的子弟借钱，用每月军饷偿还，结果军队有三年拿不到军饷。到了发饷日期，那些宦官子弟拿着借券前来，曹珖命令减少利息，宦官们大声喧闹。曹珖说：“把这些私下订立的借券一并上报，请皇上裁决罢了。”宦官们只好请求照他的命令办理，军队的困境稍有缓解。因父母丧事离职。起用补任兵部武选主事，历任职方郎中。大宦官的亲信私下请求任命大帅，曹珖不答应。东厂太监卢受上疏申明自己的职掌，曹珖也请求下诏约束卢受手下的士卒，不要使良民陷入罪网。稍后升任河东参政，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过了很久，起用为南京太常少卿。光宗突然驾崩，他迅速上疏说：“先帝年纪正盛，却突然抛弃群臣，路上人人都知道是奸党暗中谋划，杂进各种药物，才导致了这个结果。天下弑逆之事，有用毒药而不是鸩毒、用伤害而不是刀刃的，这与前些年的梃击案一样，都是奸人的罪行。请求下明诏给辅臣，彻底查明奸人的罪状，以洗雪先帝的仇恨。”皇帝只批示知道了。天启初年，因他任职方郎中时有边功，叙功加官为光禄卿，升任太常卿、大理卿。魏忠贤扰乱政事，大案纷纷发生，曹珖请假回乡。不久被给事中潘士闻弹劾，罢职闲居。御史卢承钦屡次攻击东林党人，诋毁曹珖亲近主持邪恶结盟的人，于是曹珖被削职夺禄。崇祯元年，起用为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不久升为左侍郎。崇祯三年，授任工部尚书。曹珖起初名叫曹珍，为避仁宗的讳，才改名为曹珖。崇祯五年，陵墓工程完工，加授太子少保。桂王重新修建府第，商议向江西、河南、山东、山西加征田赋十二万多；浙江拖欠织造银十多万，巡抚陆完学请求把它编入正常赋额。曹珖都坚持认为不可。

译宦官张彝宪总管户部、工部两部事务，提议在部堂设置座位，曹珖不同意。右侍郎高弘图到任后，张彝宪想共同设置公座，曹珖与高弘图约定，等张彝宪到来时，两人都说“事情已经办完了”，撤去座位离开，张彝宪闷闷不乐。后来主事金铉、冯元飏联名上疏弹劾张彝宪，张彝宪怀疑是曹珖指使，便天天搜集他的过失。适逢山永巡抚刘宇烈请求拨给料价银一万五千两、铅五万斤，工部没有拨银的先例，只给了铅的一半，刘宇烈大怒，上奏说所给的铅全是劣质废铅。张彝宪拿粗铅进呈，说“库中的铅全是这样”，想借此治曹珖的罪。皇帝下严旨命令把库铅全部熔化，负责此事的官员中有三人中毒而死，内外官员很多获罪。张彝宪于是弹劾巡视科道许国荣等十一人，曹珖上疏营救，违逆皇帝旨意而受到诘问责备。张彝宪又抓住水闸工程中虚报冒领、互相倾轧的事情攻击曹珖，曹珖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回乡，五月获准。朝廷屡次推荐他，他都不肯出仕。居家十四年后去世。陈于廷，字孟谔，宜兴人。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历任光山、唐山、秀水三县知县，被征召授任御史。刚接受任命，就上疏论救给事中汪若霖，并极力抨击大学士硃赓，因此获罪，被夺俸一年。不久，弹劾职方郎中申用懋、赵拱极、黄克谦是宰相的私人，不应当居于要职；又弹劾硃赓、王锡爵应当斥退。后来，他说谕德顾天飐一向违背清议，不应长期玷污翰林词林。所说的话都严厉而切中要害。他巡视河东盐政，弹劾税使张忠扰乱盐政。正阳门发生火灾，他极力陈述时政的缺失。因父亲去世回乡。服丧期满后，起用巡按江西。当时税务已经归有司管理，中官潘相却想亲自督理湖口税务，陈于廷弹劾他违背诏旨、虐待百姓。淮府庶子常洪作奸犯科，陈于廷论罪将他依法处置。改任山东巡按。光宗即位，升任太仆少卿，调任太常寺官职。他参与议论“红丸”案，极力主张崔文升、李可灼应当斩首。尚书王纪被斥退，他特意上疏为王纪申辩营救。再次升任大理卿、户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升左侍郎。赵南星被驱逐后，陈于廷代理吏部事务。大学士魏广微传达魏忠贤的意图，想用自己的亲信代替赵南星，并答应提拔陈于廷总理都察院；陈于廷不同意，便把乔允升、冯从吾、汪应蛟三人的名字上报。魏忠贤大怒，说所推举的仍是赵南星的余党，便假传圣旨严厉斥责，并把杨涟、左光斗一同斥退为民。文选郎张可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壮也因此被贬黜。从此清正之士全部被驱逐，小人一天天掌权了。崇祯初年，起用为南京右都御史。他与郑三俊主持京察，把所有不肖官员全部罢黜。南京御史的差事办完后，按规定应当听候北方考察，陈于廷请求先在南京考察，皇帝批示准许。召回授任左都御史。他认为巡察地方责任重大，列举上奏八件事：纠察大官、推荐人才、修治荒政、核查屯田和盐政、禁止耗羡、清理囚犯、访察奸豪、平息寇盗，请求在回到本职时核实情况、考核功效。皇帝下优诏褒奖并采纳。给事中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缙因事下司法机关，陈于廷都上疏营救。任期届满，加授太子少保。三次上疏请求退休，都没有获准。两浙巡盐御史祝徽、广西巡按御史毕佐周都擅自鞭打指挥，这不合旧例。事情上报后，皇帝正考虑边疆多事，想倚重武臣，于是下旨交有关部门核查。陈于廷等人说：“军官出身于世代承袭的勋贵，大多不遵守法度，如果一概列入弹劾奏章，将会造成无穷骚扰，所以对小过只给予轻微责罚，以示惩戒。凡是在外任职的御史都是这样做的，并不是从这两位开始。”皇帝认为指挥官品秩尊崇，不是御史可以杖打的，命令会同兵部查考典制上报。典制中确实没有杖打指挥官的规定，于是他们援引巡抚敕书中关于审问四品武职的说法来答复。皇帝认为援引比附不合适，责令重新核查；陈于廷等人始终支持两位御史，所引用的依据全都不合皇帝心意。奏疏三次上呈，三次都被驳回，最终削籍回乡。居家两年后去世。福王时，追赠少保。陈于廷端正明亮，有操守。周延儒主持国政，陈于廷与他是同乡，却没有依附他。他又与温体仁不合，所以最终受到重罚而离职。郑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万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授任元氏知县。多次升迁，历任南京礼部郎中、归德知府、福建提学副使。居家七年后，起用恢复原官，督理浙江粮储。天启初年，召任光禄少卿，改任太常寺官职。尚未赴任时，上疏陈述宦官侵吞冒领的六件事。当时魏忠贤、客氏离间皇后和妃嫔，使她们很少有机会见到皇帝；郑三俊的奏疏中有“使三宫关系笃厚，不让妖冶之人进入宫禁”的话。魏忠贤派两个宦官到内阁，摘取“妖冶”二字，命令加重郑三俊的罪责；阁臣极力争辩，但拟定诏旨时却以先朝旧例为说辞。郑三俊又上疏说：“近来使国家糜烂、百姓受毒害的事情，没有超过宦官的；阁臣却都把它说成旧例。古人说，宦官声名显赫，并不是国家的福分。如今已经有人声名显赫，他们内外勾结，倚仗阁臣压制、削弱正直力量，而阁臣总是阿谀奉承，自陷于失职，实在令人寒心。”魏忠贤更加愤怒，认为这些话侵犯内阁，把奏疏留在宫中不下发。郑三俊升任左佥都御史，上疏陈述兵粮大计，规劝并严责内外各部门。吏部郎中徐大相因上书言事被贬，郑三俊上抗疏营救。天启四年正月，升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杨涟弹劾魏忠贤，郑三俊也上疏极力论列魏忠贤的罪行。不久代理仓场事务。太仓没有储存一年的粮食，郑三俊上奏提出增加储备的几项措施。魏忠贤把杨涟等人全部驱逐，郑三俊于是以疾病为由辞职离去。第二年，魏忠贤党羽张讷请求毁掉天下书院，弹劾郑三俊与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同流合污，剥夺官职，闲居。崇祯元年，起用为南京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务。南京各部门的官员中有许多魏忠贤的余党，这一年京察时，郑三俊把他们全部澄清淘汰。京城遭受兵祸，大臣们受到严厉谴责。第二年春天，郑三俊因皇太子册立入朝庆贺，极力进言：“皇上忧劳过度，超过常人；人们心中的郁结还没有得到宣泄。百官各司其职，却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上下离心孤立，足以成为隐患。愿皇上保重圣体以保全天下，收拢人心以守护疆土。”皇帝褒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南京粮食每年的定额是八十二万七千多，积欠达到几百万，而兵部又不断增加兵额。郑三俊刚到任时，仓库中的粮饷不足一个月的供应。他极力革除长期积弊，纠察有司中尤其怠惰玩忽职守的几个人，多次与兵部争论虚报冒领的问题，过了很久，士卒才得以长期吃饱。万历年间，税使四处设置关卡，芜湖开始设关，每年征税六七万；泰昌年间已经停止。到这时，财政更加困窘，科臣解学龙请求增加天下关税，南京宣课司也增加二万。郑三俊认为这是扰民，请求减去一半，把另一半向芜湖的坐贾征收；户部于是给芜湖派定三万税额，又重新设关征收商税。郑三俊请求停止征税，改由工部分司按船只计算运输税，不征货物税，但都没有被采纳，于是成为永久制度。

译芜湖、淮安、杭州三关都隶属南京户部，所派的司官李友兰、霍化鹏、任亻叔都贪污，郑三俊把他们全部弹劾罢免。过了七年，调任吏部。崇祯八年正月，再次主持京察，斥退七十八人，当时人们都佩服他的公正。不久，他上疏提出官员考评、杜绝请托、慎重差遣三件事，皇帝都采纳了。流寇大肆扰乱江北，南京震动，郑三俊多次陈述防御策略。礼部侍郎陈子壮下狱，他上抗疏营救。考核政绩后入京，被留任为刑部尚书，加授太子少保。皇帝因为阴阳失调、灾异不和，命司礼监宦官登记囚犯，流放、徒刑以下的罪犯都减轻一等。郑三俊认为文武群臣中因牵连误判而长期被拘押的人很多，请求让他们先出狱，到外地等待审判。又论述告发、株连蔓延的弊端，请求下令：“内外各官实行体恤怜悯的实际政令。京城五城审讯案件，不是死刑重罪，不必全部送法司；地方巡抚、巡按提审追捕，不是真正罪犯，不必全部押解到京；刑部审判裁决，以十天为期限。”皇帝都采纳了。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象异常，请求实行寒审的旧典，皇帝命令查考旧例。郑三俊查阅历代《宝训》，找到祖宗冬月审录囚犯的几件事，详细列举上奏，但此事被搁置，没有施行。前尚书冯英因事获罪被遣戍，他的母亲已经九十一岁，郑三俊请求释放冯英回去奉养老母，没有获准。起初，户部尚书侯恂因屯豆一事下狱，皇帝想加重处罚他。郑三俊多次审理上奏，都不合皇帝旨意。进谗言的人说侯恂和郑三俊都是东林党人，枉法徇私，任意放纵。工部钱局有人从墙上打洞盗窃，皇帝命令追究主管官员的罪，郑三俊也拟定了较轻的刑罚。皇帝大怒，剥夺他的官职，交司法机关审理。应天府丞徐石麒正好在京城，上疏极力营救，违逆旨意而受到严厉责备。皇帝御临经筵时，讲官黄景昉称赞郑三俊极其清正，又与黄道周分别上疏营救。皇帝不采纳，严厉责备郑三俊欺骗蒙蔽。因为没有查出贪赃和私罪，命他出狱等待审讯。宣大总督卢象升再次营救他，大学士孔贞运等人又为他说情，于是皇帝才允许他以缴纳赎金的方式结案。崇祯十五年正月，召回恢复原官。适逢吏部尚书李日宣获罪，立即命郑三俊接替他。当时正值考选，许多外任官员假借修缮城墙、开垦荒地的名义，减俸后请求考选入京；都御史刘宗周上疏论列此事。这些人于是钻营依附周延儒，托请兵部尚书张国维以“通晓军事”为由推荐他们，皇帝便想召见他们亲自考问后提拔。郑三俊说：“考选是吏部、都察院的事务，天子尚且不能独断，何况兵部呢？请先由吏部、都察院考定，然后再请圣上裁决。”皇帝不高兴，召见郑三俊责备他，他回答时不肯屈服。刘宗周又说：“郑三俊想等吏部、都察院考核后，排列他们的优劣、纯正与瑕疵，再恭请皇上亲自决定。如果只凭奏对来选人，怎么能得到真正的人才？”皇帝不听，因此幸进求宠的人很多。皇帝下诏求贤，郑三俊推荐李邦华、刘宗周代替自己，并推荐黄道周、史可法、冯元飏、陈士奇四人。姜埰、熊开元因上书言事下狱，以及刘宗周受到严厉谴责时，郑三俊都恳切请求营救。他先后上奏罢免数名不称职的司官，铨选部门全都惶恐谨慎。高级官员有空缺时，郑三俊多次举荐人才，那些被废黜斥退的贤士大多重新得到任用。刑部尚书徐石麒获罪，郑三俊率同僚联名上疏请求留任。郑三俊为人端庄严肃、清正明朗，面色严正地立于朝廷。只是他曾引荐吴昌时做属官，颇受世人诟病。当时文选司缺少郎中，仪制郎中吴昌时想得到这个职位。首辅周延儒极力向皇帝推荐，又托请郑三俊，其他辅臣和言官也多称赞吴昌时贤能，郑三俊于是请求调任补缺。皇帝特意召见询问，郑三俊又顺从众意回答。皇帝点头同意，第二天命令就下达了。由其他部门调任来担任文选郎中，此前从未有过。皇帝厌恶言官不称职，想大量淘汰他们，曾把这个意思告诉郑三俊；郑三俊与吴昌时谋划，把四名给事中、六名御史调到外地。给事中、御史大为喧哗，说吴昌时扰乱制度、玩弄权力，并连章极力攻击他，也诋毁郑三俊。郑三俊恳切请求退休，诏令准许他乘驿传回乡。国家变乱后，他居家十多年才去世。李日宣，字晦伯，吉水人。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升任御史。天启元年，辽阳失陷。他请求皇帝不时召见大臣，当面裁决各项政务。不久请求宽赦侯震旸，以便畅通言路；厚待中宫，以严肃名分。违逆旨意，受到严厉责备。后来，他又推荐丁元荐、邹维琏、麻僖等十多人，请求召回硃钦相、刘廷宣等人，皇帝认为他滥行推荐罪臣，罚停俸三个月。不久出任河东盐政。回朝后，因为族父李邦华在兵部任职，便以避嫌为由回乡。天启五年七月，逆党倪文焕弹劾李邦华、李日宣是东林邪党，于是李日宣被削籍。庄烈帝即位，恢复他的原官；因为李邦华还在朝中，他长期没有出来任职。崇祯三年，起用恢复原官，巡按河南。回朝后，掌理河南道事务。宦官王坤诬告大学士周延儒，李日宣率同僚进言：“宦官监掌军队，不应侵犯辅臣，而且在奏疏中夹杂疑惑之词；边疆多事，王坤的责罚也不能逃避。”皇帝批示知道了。升任大理丞，多次升为太常卿。崇祯九年冬，升任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不久升左侍郎，协助管理军政。后来因护卫陵墓有功叙功，加授兵部尚书。崇祯十三年九月，升任吏部尚书。崇祯十五年五月，会同推举内阁大臣，李日宣等把蒋德璟、黄景昉、姜曰广、王锡衮、倪元璐、杨汝成、杨观光、李绍贤、郑三俊、刘宗周、吴甡、惠世扬、王道直的名字上报。皇帝命令再推举几人，副都御史房可壮、工部右侍郎宋玫、大理寺卿张三谟也在其中。没有被推举的大臣散布流言传入宫中，又提出所谓“二十四气”之说，皇帝深受迷惑。一个多月后，皇帝召李日宣以及参与推举的大臣从中左门入宫，与辅臣一同赐食。随后皇帝到中极殿，命群臣奏对。宋玫陈述九边形势，非常明白详尽，皇帝厌恶他借机求进，斥责他，于是命蒋德璟、黄景昉、吴甡入阁，却责备李日宣等徇私滥行推荐，命他们回奏。奏疏呈上后，皇帝怒气仍未消，又到中左门，太子以及定王、永王侍立。皇帝召李日宣，声音十分严厉。接着召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张煊，以及宋玫、房可壮、张三谟，责问他们妄行推荐。李日宣上奏辩解。皇帝说：“你曾说要秉公执法，如今这件事为什么不徇私？”章正宸奏道：“李日宣多有犹豫反复，臣等常常弹劾他；但是推举这件事，确实没有徇私。”

译李日宣又替宋玫等三人解释。皇帝命锦衣卫官员把李日宣等六人押下去，并剥去他们的冠帽服带，押解受拘。当时皇帝怒气极盛，侍臣都两腿发抖、面色失常。蒋德璟、黄景昉、吴甡叩头辞谢新任，趁机说：“臣等也都参加了会推。如果各位大臣有罪，臣等怎么能够安心？”大学士周延儒等人也请求皇帝宽容。皇帝都不答应，于是把他们交给刑部。朝廷大臣纷纷上疏申救，皇帝不采纳，怀疑他们还没有正式入狱，责令刑部官员限期三天定案。侍郎惠世扬、徐石麒拟定较轻的罪名，皇帝大怒，革去惠世扬官职，削徐石麒两级官阶，郎中以下官员按罪轻重分别处理。御史王汉说：“枚卜一案，李日宣等并没有徇私。陛下心存疑虑而加重他们的罪责，刑官不知道应当依据什么办理。”皇帝不听。案件审结后，李日宣、章正宸、张煊被遣戍边疆，宋玫、房可壮、张三谟被削籍。过了很久，他们获赦回乡，李日宣后来去世。张玮，字席之，武进人。年少时父亲早逝，家境贫寒，靠吃糠秕维持生活，从不轻易接受别人一顿饭，因此被同乡薛敷教所了解。他在东林书院讲学，以孙慎行为老师。他的学问以慎独、研究事物的细微处为宗旨。万历四十年，考取应天乡试第一名。过了七年，考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调任兵部职方，历任郎中，出任广东提学佥事。广东风俗奢侈华丽，学政到任时，宫室、供应、车马和牲畜等侍奉，比其他省份优厚；象牙、犀角、花纹美石、名花和珠宝器物，堆积得斑斓璀璨。张玮全部屏弃，不看一眼。大官吏修建魏忠贤生祠，请张玮撰写上梁文，张玮当天便辞职离去。张玮廉洁，回乡后穿布袍、着草鞋，在家中教授学生。庄烈帝即位，起用为江西参议，历任福建、山东副使。大学士吴宗达说张玮难以进取却容易退让，便把这话告诉吏部；朝廷召他任尚宝卿，升任太仆少卿。因事获罪调任南京大理丞，以疾病为由离职。过了很久，起用为应天府丞。这一年四方大旱，张玮担心军粮供应，奏请说：“禁止江西、湖广阻止粮食外运，同时命应天、常州、镇江、淮安、扬州五郡把应缴漕粮折算成银，运到那里换取米粮，这样百姓可以免除催征赋税的痛苦，太仓也不会损失一粒粮食。其他各库所收的铜、锡、颜料、皮革、布帛，如果不是州县土产，全部改为折色征收，并且全部把民间解送改为官府解送，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主管部门大多议论施行。升任南京光禄卿，召回京任右佥都御史，升左副都御史。当时刘宗周、金光辰一同总理宪纪，张玮于是上《风励台班疏》说：“惩治过去的正直官员，来警示后来者。如今最贪婪的，是原任巡按苏松的御史王志举；最廉洁的，是原任南京试御史成勇。成勇与臣从来不相识，臣居家时听说成勇被捕，士人百姓哭泣相送的有成千上万，走了一百里还没有停止。后来进入南京，才知道成勇任御史时，不滥听一件诉词，不轻易接受一锾赎金，不收属吏一蔬一果；对危害百姓的豪强士绅、凶悍吏员，丝毫不宽纵；还耐心委婉地教导百姓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臣离开南京时，百姓总是拉住车辕，希望借用成御史来恩惠我们南京人。成勇虽然先前受到严厉谴责，也应召回任职，作为各位御史的劝勉。”奏疏呈上后，当时人人称快。诏令将王志举交司法机关逮捕治罪，成勇按功叙用。张玮不久因病辞职回乡，没过多久就去世了。福王时，追赠左都御史，谥号清惠。金光辰，字居垣，全椒人。崇祯元年考中进士，被授予行人。升任御史，巡视西城。内使周二杀了人，金光辰发文书给司礼监，要求逮捕他；周二当时正在御前，叩头求饶。皇帝说：“这是国家的法律，朕不能徇私。”最终周二获罪。金光辰出任河南巡按，分条上奏三百多件，弹劾官员不回避权势。崇祯九年，回到朝廷。京师戒严，金光辰分守东直门，弹劾兵部尚书张凤翼有三件事无法解释，另有一件事非常值得忧虑。皇帝认为张凤翼当时正在军中，便搁置了他的奏疏。当时皇帝已经很久停止派遣宦官，但由于边境告警，诸臣大多萎靡软弱，不能担当职事，于是仍分派中官卢维宁等总管监督通州、天津、临清、德州等处的兵马粮饷，只是皇帝心里很忌讳谈到这件事。金光辰上疏请求停止派遣宦官，皇帝大怒，召他到平台当面答问。突然风雨大作，侍臣们站在雨中，甚至要用衣袖遮挡檐水。过了很久，皇帝召见金光辰斥责他。金光辰回答说：“皇上认为文武诸臣没有实心任事，所以委任内臣。臣愚昧地认为，任用内臣后，诸臣更加懈怠推卸，不能任事。”皇帝大怒，声色俱厉，准备重重谴责金光辰；这时迅雷正好震响在御座旁，风雨声也大作。金光辰于是说：“臣过去在河南时，看到皇上撤回内臣，心中很高兴。”话还没有说完，皇帝沉吟了一会儿，随即说：“你不要再这样说了。”但他的怒意也稍稍缓和了。人们都说金光辰是有上天保佑。当时张元佐以兵部右侍郎出任昌平守臣，同时负责天寿山的内臣当天就出发了。皇帝回头对阁臣说：“内臣当天就能出发，侍臣三天还没有出京，难道朕任用内臣过分了吗？”第二天降诏，金光辰降三级调往外地任职。过了很久，金光辰由浙江按察司照磨被召回，任大理寺正，升为太仆寺丞。崇祯十三年五月，他又和诸大臣一起在平台接受召见，皇帝询问御边、救荒、安民的策略。金光辰排在最后，时间已经到了夜里，他独自在烛影中从容回答了数百句话，皇帝听后十分震动。第二天皇帝告诉诸臣，各自整治奏疏进呈。不久，金光辰调任尚宝寺丞。他上陈停止练总、换授、私派、佥报等几件事，皇帝答复知道了。历任光禄寺少卿、左通政。崇祯十五年五月，他又和诸臣在德政殿接受召见，详尽陈述贼寇的形势。皇帝高兴，提升他为左佥都御史。不久，他因为营救刘宗周，又降三级调往外地任职，事情详见《刘宗周传》。第二年遭父丧。福王时，起用他任原职。还没有赴任，国家发生变故，他居家二十多年后去世。赞曰：明朝自神宗以后，士大夫严分门户而看重意气。其中贤能的人勉励自己，重视名声和操守，做官时有所坚持和争辩，清议便一致归向他们。即使他们的才识不够深远，所见所闻又受日常习见的限制，不能不受当时风气的局限，但也仍然是一时的贤良之士。时局极其艰难，甚至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责求他们完成挽救时局、办理政务的大业呢？

译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刘宗周（祝渊、王毓蓍）黄道周（叶廷秀） 刘宗周，字起东，山阴人。父亲刘坡，是诸生。母亲章氏怀孕五个月时，刘坡去世。刘宗周出生后，家里极其贫困，母亲便带着他到外祖家抚养。后来因为刘宗周的祖父年老多病，他回家侍奉祖父，劈柴、挑水、端药、煮粥。但他的身体非常孱弱，母亲常常忧虑挂念，终于因此成病。又因为贫穷，只能忍着不医治。万历二十九年，刘宗周考中进士，母亲在家中去世。刘宗周奔丧，在中门外搭设垩室，每天在里面哭泣。服丧期满后，被选为行人，请求回家奉养祖父母。后来又遭丧事，居丧七年后才赴京补任。其母亲因守节闻名于朝廷。当时有昆党、宣党与东林党为难。刘宗周上言：“东林，是顾宪成讲学的地方。高攀龙、刘永澄、姜士昌、刘元珍，都是贤人。于玉立、丁元荐，明确地不欺骗自己的志向，有国士的风范。诸臣摘取流品加以批评可以，争论个人意见却不可以；攻击东林可以，结党于昆党、宣党却不可以。”党人们大为喧哗，刘宗周于是请求告假回乡。天启元年，起用为仪制司主事。他上疏说：“魏进忠引导皇上驰马射箭、观看戏剧，奉圣夫人可以自由出入。一次就逐出三名谏臣，罚了一人，都是出自皇帝的中旨，势必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掌握国家的大权。如今东西两方都在用兵，为什么要把天下托付给阉宦呢？”魏进忠就是魏忠贤，他大怒，停发刘宗周俸禄半年。不久，刘宗周又请求依国法惩处崔文升，以彰明弑君之罪；惩处卢受，以彰明结交私党的罪；惩处杨镐、李如桢、李维翰、郑之范，以彰明丧师失地之罪；惩处高出、胡嘉栋、康应乾、牛维曜、刘国缙、傅国，以彰明弃城逃溃之罪；急忙起用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录用清议所推重的贤者丁元荐、李朴等人，以及诤臣杨涟、刘重庆等人，以振作守持节操、追求正义的风气。皇帝严厉责备他。他屡次升任光禄寺丞、尚宝寺卿、太仆寺少卿，因病请求归乡。天启四年，起用为右通政；到任时，魏忠贤已经把东林党几乎全部逐尽，刘宗周再次坚决辞让。魏忠贤责备他矫情厌世，削去他的名籍。崇祯元年冬，召他任顺天府尹。他辞让，皇帝不准。第二年九月，他进入京城，上疏说：陛下振作精神寻求治理，早晚忧劳而不得安宁。然而谋求成效过于急切，难免只看重小利而追求眼前功效，凭什么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理呢？今天急于追求眼前功效的事情，不就是军事吗？如果确实把屯田守御作为上策，精简士卒、节省粮饷，修明刑法政令并布施威信，只需等待几年，没有不望风披甲投降的；可是陛下正锐意图谋中兴，限定日期出兵塞外。在三空四尽的时刻，竭尽天下力量供养饥饿的军队，军队反而更加骄纵；聚集天下军队，企图求得一战，却没有确定交战日期，这就是错误的计策。今天拘泥于眼前小利的事情，不就是国家财政吗？陛下留心民间疾苦，悲痛同情百姓，却因为司农寺报告财用匮乏，暂时所讲求的全是搜刮聚敛的政策。正额赋税不够，接着增加杂派；科罚收入不够，又加征火耗。水旱灾害和歉收，一概不加过问，鞭打刑罚日益严酷，道路上的百姓都不敢出声，小民甚至卖妻卖子来应付。有司把搜刮聚敛当作循良政绩，于是抚恤教养百姓的政策断绝；上官把催征赋税作为考核，于是升降官员的法令也不存在了。想求国家拥有府库财物，是不可能的。功利的观念一被触动，朝廷上就日益出现烦琐苛细的政务。件件纠察不胜纠察，人人摘过不胜摘过，于是名实混乱，法令越来越繁多。近来特意严厉惩处贪赃官吏，从宰执以下因重典获罪的有十多人，但贪污风气还没有完全止息，这是因为引导他们的方法不恰当。贾谊说：‘礼是在事情发生以前禁止，法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施行。’如果确实用礼来引导，就会人人具有士君子的行为，而没有猪狗般的贪心，这就是所谓防患于未然。如今一切受到牵连误判以及被指称受贿的人，即使已经昭雪，仍然听凭吏议，使用深文巧辩加以诋毁，断绝天下官员升迁改任的道路，使人更加习惯于顽钝无耻，只能矫饰外表来欺骗陛下。士人的节操日益败坏，官场的邪恶日益显露，陛下又怎么能一一察觉呢？况且陛下在上面劳心焦思，是因为没有得到贤人君子来任用；可是陛下所嘉奖、提拔、委任的，大多是奔走办事之人：把揭发问题看作精明，把告密攻讦看作正直，把口才敏捷看作才智，这样又到哪里去得到贤人来任用呢？即使得到合适的人，要求也过于完备，有时因为他的短处而废弃他的长处；责求过于苛刻，有时又因为一次过失而把事情办坏。况且陛下所筹划的事情，往往超出诸臣的意料，难免有自作主张的心意。臣下补救过失还来不及，进谗奉承的人便趁机从中离间，猜忌的端绪于是由此产生。倚仗一个人的聪明，却使臣下不能竭尽忠诚，那么耳目有时会受到堵塞；凭借一个人的英明决断，却使大夫和国人不能说出他们认为正确的意见，那么意见有时就会改变。如今还不断有内降诏旨、留中不发的做法，凭什么追得上喜起那样的盛况呢？数十年来，因为门户之争杀害了天下多少正直之人，至今还蔓延不止。陛下如果想折损君子来平息小人的气焰，又任用小人来成就君子的公正，前日的覆辙将再次显现在天下人面前。陛下求治的心情，操持得过于急切。酝酿下去便成为功利，功利不止便转为刑名，刑名不止便流为猜忌，猜忌不止便积成蒙蔽。这正是人心危乱、潜滋暗长而自己还不知道的情形。如果真能建立中正的原则，默默纠正这颗心，使心中发出的念头全都是仁义的善念，用仁来养育天下，用义来端正万民，从朝廷直到四海，没有不是仁义教化的，陛下一天之间就已经达到尧、舜的境界了。皇帝认为这些话迂腐空疏，却感叹他的忠诚。不久，京城遭到兵乱，皇帝不上朝，奏章大多留在宫中不作答复。宫中传旨办理布囊八百个，中官争相进献马骡，又命令百官进马。刘宗周说：“这一定是有人想以迁都出巡来动摇皇上的心意。”于是到午门叩头进谏说：“国家形势的强弱，取决于人心的安危。请陛下出临皇极门，召见百官，明白告诉他们宗庙山陵都在这里，坚守此地，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他俯伏在那里等待答复，从早晨直到傍晚，中官传旨后他才退下。米价飞涨，他请求停止九门税，修整商贾区域以安置贫民，煮粥救济老人病人，严格施行保甲法，人心才稍稍安定。

译当时枢辅诸臣中有许多人被关进监狱，刘宗周说：“国事到了这个地步，诸臣承担任使，没有地方逃避罪责，陛下也应当分担责任。夏禹、商汤归罪于自己，国家于是迅速兴盛。过去皇上因为情面而怀疑群臣，群臣全都处在被怀疑之中，日积月累，结成阴沉的痞结，有见识的人对此忧虑。今天应当敞开诚心，作为济救危难的根本；到便殿召见士大夫，把票拟归还阁臣，把各项政务归还部、院，把可否献替的言责归给言官。如果没有成效，再予以更换，不要因禁锢而使他们的罪责坐实。近来朝廷把文官捆缚得像孤雏，却把勇武健壮的武士视若骄子，渐渐使恩威错置。文武官员都不值得信任，于是专门任用一两个内臣，把关外事务依次交给他们。自古以来从没有宦官掌兵而不误国的。”他又弹劾马世龙、张凤翼、吴阿衡等人的罪行，违逆了皇帝的心意。崇祯三年，他因病请假在家，进献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主张，说：效法上天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重视民命更重要的，所以刑罚应当适宜而公平。陛下用重典约束臣下，谋逆党徒有诛，边疆失事也有诛。一切受到牵连误判的，重者杖毙，轻者贬谪，朝廷官署中有一半人都穿上了赭色囚衣。而最伤害国体的，没有比诏狱更严重的了。副都御史易应昌因为平反案件而被交给司法官，法司却一定要把他锻炼成招、罗织罪名当作忠直，于是如苍鹰、乳虎般的酷吏接连出现在天下。愿陛下体察上天好生之心，首先废除诏狱，并且宽赦易应昌，这就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一条道路。效法上天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比厚待民生更重要的，所以赋税征敛应当缓和而轻薄。如今既征收过去拖欠的赋税，又预征来年的赋税，层层催逼，乡里困顿凋敝，贪官更加成为百姓的祸害。贵州巡按苏琰因为行李财物被监司揭发。巡按地方而贪污财货，为什么还要追问下级官吏呢？吸取百姓膏血脂脂的贪官，接连遍布天下。愿陛下体察上天好生之心，首先废除新饷，并且严格整饬官场风气，这又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一条道路。然而，大君是上天的宗子；辅臣是宗子家的家相。陛下设置辅臣，通常都出于特别选拔。也希望陛下体察一人爱惜生命的心意，不要排斥异己，罗织朝廷官员制造大案，酿成国家朋党之祸；不要贪恋利益、居功自满，引导君主一味追求富强，酿成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周延儒、温体仁看到奏疏后很不高兴。当时正值祈雨，刘宗周却称病，周延儒、温体仁指责他傲慢怠惰，激怒皇帝，准备拟旨责问他。并且命令他陈述兵力充足、粮饷充足的策略，刘宗周分条筹划回答，周延儒、温体仁无法驳难。他任京尹后，政令焕然一新，尤其有力地打击豪强之家。阉人上奏事情，他往往不予答应，有时还互相辱骂，刘宗周办理政务自如。武清伯的苍头殴打诸生，刘宗周杖打他，又把武清伯枷锁在门外。他曾外出，看到优人装着箱笼，便在大街上烧掉。对于贫困的单丁和下户，他尤其周到地加以抚恤。任职一年后，以病辞职归乡，京城百姓因此停市。崇祯八年七月，内阁缺人，皇帝命吏部推举在籍官员，把孙慎行、林钎和刘宗周的名字上报。皇帝下诏令有关部门敦促他们速来，刘宗周坚决辞让，诏令不准。第二年正月，他进入京城，孙慎行已经去世，他便与林钎入朝。皇帝询问人才、兵粮以及流寇猖獗的情形。刘宗周说：“陛下求治过于急切，使用法令过于严厉，发布政令过于烦琐，进退天下士人过于轻率。诸臣害怕获罪而掩饰错误，不肯尽力履行职责，所以有了人却不能发挥有人的作用，有了粮饷却不能发挥粮饷的作用，有将领却不能整治军队，有军队却不能杀贼。流寇本来是朝廷的赤子，安抚得法，就会重新成为百姓。如今应当赶紧以收拾人心为根本，而收拾人心在于先宽待有司。参劾和罚处过重，吏治就会败坏；吏治败坏，民生就会困苦；盗贼便由此日益增多。”皇帝又询问军事。刘宗周说：“抵御外患要以治理内部为根本。内部治理修明，远方的人自然归服，就像舞干羽而有苗来朝。愿陛下以尧、舜的心意施行尧、舜的政事，天下自然安定。”答毕便快步退出。皇帝对温体仁说刘宗周的话迂阔，命林钎辅理政务，另行任用刘宗周。不久授他工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上《痛愤时艰疏》，说：陛下锐意求治，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还没有来得及讲求，施政的先后次序也有许多尚未掌握要领的地方。起初把心思放在边疆战功上，罪督于是进呈五年恢复的说法，这便成了祸乱的根源。己巳之役，谋划国事没有良策，朝廷从此开始产生轻视士大夫的心态。自此以后，皇帝的耳目交给近侍，心腹重任托付给守卫国家的将领；治理方法崇尚刑名，政务体制归于琐碎繁杂，天下的事情一天天败坏而无法挽救。厂卫负责侦察纠察，于是告发攻讦的风气盛行；诏狱牵连士绅，于是朝廷内外、上下尊卑的界限被抹平；人人忙于补救过失还来不及，而欺骗蒙蔽的习气反而更加严重；事事都仰赖君主独断办理，于是阿谀奉承的风气日益滋长。三尺法不能在司法官那里得到伸张，因此犯法的人一天天增多；诏旨混杂使用五刑，每年亲自审断的案件有数千件，而爱惜生命的德意泯灭了。文书官吏处理诏令，使君王的话语受到亵渎；追索征求扩展到琐碎细事，使政体受到损伤。考核处罚集中在钱粮方面，于是官员更加贪婪，吏役更加横暴，赋税更加拖欠；鞭打刑罚频繁，百姓生活困苦，严刑和重税交相困扰，盗贼也一天天兴起。任用总理之官，使臣下的办事能力受到削弱；派遣监视之官，使边疆大吏的责任感变得淡薄。督、抚没有权力，将领日益懦弱；武官废弃法令，士兵日益骄横；将领懦弱、士兵骄横，以至朝廷的威势和命令也一并受制于督、抚。朝廷限定期限平定贼寇，军中却天天杀害良民来报功，百姓更加陷于涂炭。假如有一天上天启发圣明的心意，撤销总监的任命，重视守令的选拔，下诏征召贤才，收敛酷吏的威势，施布革新的教化，正好可以和几位大臣洗心涤虑，联合上下的和谐关系，却没有想到君臣相遇竟如此艰难。得到一个文震孟，却因为几句话便罢免他，使大臣失去同心协力的情谊；得到一个陈子壮，却因为过于刚直被定罪，使朝廷没有了直言争辩的风气。这些事情关系到国体和人心，影响并不小。陛下必须体察上天生育万物的心意来敬天，而不只是依靠风雷；必须顾念祖宗借鉴古制的制度来遵循祖宗，而不要轻易改变制度。以简明扼要发布政令，以宽厚博大培养人才，以忠厚仁慈培植国家根本。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收拢天下离散的人心；同时撤去内廷扫除的差役，端正懦弱将帅失律的惩罚，慎重对待宗室子弟改授官职的途径。派廷臣携带内帑钱财巡行各郡国，担任招抚使，赦免那些没有罪而流亡的人。陈兵于险要关隘，坚守营垒，清空野外，听任贼寇困穷后自行归降。除了诛杀首领之外，甚至可以不杀一人而完成这场战事，何必等到出兵示威呢？奏疏送入后，皇帝大怒，命阁臣反复拟定严厉诏旨。每次拟好送上，皇帝总是亲手拿着他的奏疏重新阅读，起身来回走了几周。后来怒意消解，降旨责问，说大臣议论政事应当体察国家、考虑时势，不应当像小臣那样把过错归给朝廷来博取清高的名声；同时又称许他的清廉正直。

译当时太仆寺缺少买马的钱，皇帝下诏说愿意捐助的人听凭自愿，温体仁以及成国公硃纯臣以下都捐了钱。又商议停止第二年的朝觐。刘宗周认为捐钱、免除朝觐是极大的辱国之事。皇帝虽然不高兴，心里却认为他的忠诚可嘉，更想重用他。温体仁担心这件事，便招募山阴人许瑚上疏议论刘宗周，说刘宗周讲道学有余，才智不足。皇帝因为许瑚与刘宗周同乡，认为他所知应当真实，于是最终没有重用刘宗周。那年秋天，他连续三次上疏请求告假离职。到了天津，听说京城遭到兵乱，于是留下养病。十月，事情稍稍平定，才上疏说：己巳之变，误国的只是袁崇焕一人。小人们争相发泄门户之争的怨恨，把异己者一概归罪为袁崇焕的党羽，每天制造流言，逐一排斥他们。从此小人得势而君子退处，中官掌权而外廷逐渐被疏远。文法日益繁密，欺骗蒙蔽日益严重，朝政日益败坏，边防日益崩坏。今天的祸患，实在是从己巳年以来酿成的。张凤翼在中枢任职却玩忽职守，反而让他专门负责征讨，凭什么使王洽的死得到交代？丁魁楚等人在边疆失事，却只责令他们戴罪任职，凭什么使刘策的死得到交代？各镇前来勤王的军队中，有几人争先入卫？却没有听说谁因逗留而受到责罚，凭什么使耿如杞的死得到交代？如今又要把二州八县的百姓置于危难之中，造成一个仓促轻率的结局，那么朝廷中那些累累失职却侥幸无罪的人，又将用什么向韩爌、张凤翔、李邦华等或被戍边、或被罢免的大臣谢罪？难道过去因为他们是异己而加以排斥，如今便不难因为他们是同党而互相包庇吗？臣由此知道，小人给国家造成的祸害没有止境。过去唐德宗对群臣说：“人们都说卢杞奸邪，朕却一点也没有察觉。”群臣回答说：“这正是卢杞之所以奸邪的地方。”臣每当反复思考这句话三遍，都把它看作万世辨别奸人的要诀。所以说：“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近年以来，陛下厌恶私下交结，臣下大多靠告密攻讦来进用；陛下录用清廉守节之人，臣下大多靠曲意谨慎来容身；陛下崇尚勤勉精明，臣下便奔走承顺，把这当作恭敬；陛下重视综合考核，臣下便在琐碎小事上吹毛求疵来显示明察。凡是这些做法，正是似乎可信、似乎忠诚的类型，追究其用心，无不出于自身和家族的利禄。陛下不加察觉而任用他们，天下的小人就会聚集在朝廷，陛下将有所不知。天下即使缺少人才，怎么会到了人才全都出自宦官之下的地步？可是陛下每逢缓急，总要把重任交给他们。三协有宦官派遣，通州、天津、临清、德州也有宦官派遣；又提高他们的体统，把他们等同于总督。中官总督，那么总督还放在哪里？总督没有权力，那么巡抚、巡按又放在哪里？这就是拿边疆来试验。而且小人常常与小人相互勾结，以此互相抬高，君子却独自高岸自守，不肯与他们同流。因此自古以来，君子中有任用小人的，却没有君子中有与小人结党勾结的。陛下如果真想提拔君子、斥退小人，决定治乱消长的关键，却仍然任用宦官参与牵制，这就是明白向天下表示偏袒一方。有明白治理之道的人起来争辩，陛下即使不采纳他的意见，又何至于连他这个人也一并驱逐？御史金光辰竟因此被逐，如果只是唯恐伤害宦官的心意，就更不是向天下昭示公正的办法。至于今天刑政中最乖谬的事情，成德是傲慢的官吏，却因贪赃被戍边，凭什么整肃惩治贪污的法令？申绍芳做了十多年监司，却因没有根据的钻刺之罪被戍边，凭什么彰明抑制争权竞进的法典？郑鄤的案件，有人因诬告而获罪，凭什么显示敦厚人伦的教化？这几件事，都是已故辅臣文震孟主持纠察、追究根由，仍是过去排除异己的旧手段，而廷臣没有人敢于发言。陛下也因此无从知道实情。唉，八年之间，谁掌握着国家政权，竟到了这种地步！臣不能替首辅温体仁解释了。俗话说：‘是谁制造了祸患的根源，使它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说的就是温体仁。奏疏上奏后，皇帝大怒，温体仁又上章极力诋毁刘宗周，于是刘宗周被斥退为民。崇祯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少左侍郎，廷推的人选不合皇帝心意。皇帝临朝叹息，对大臣说：“刘宗周清正敢言，可以任用。”于是任命他。刘宗周再次辞让而未获准，只好赶赴朝廷。途中进呈三篇札文：一是阐明圣学来端正治理的根本，二是亲自实践圣学来建立治理的要领，三是重视圣学来等待治理教化，共数千字。皇帝以优厚的诏旨答复他。第二年八月，他还未到任便升为左都御史。他极力辞让，皇帝下诏敦促他速来。过了一个月，他在文华殿入见。皇帝问都察院的职掌在哪里，他回答说：“在于端正自己来端正百官。内心必须存有可以上对君父、下可面对天下士大夫的道德，然后百官才会以此为准则并效法。大臣守法，小臣廉洁，纲纪振作严肃，职掌就在这里，而巡察地方是首要任务。巡方得人，吏治就清明，民生就会顺遂。”皇帝说：“你要努力实行，以符合朕对你的期望。”于是刘宗周列举建立治道、坚守法度、尊崇国体、清除潜伏奸邪、惩治官场邪恶、整饬吏治六件事进献，皇帝嘉奖并采纳了。过了不久，他弹劾御史喻上猷、严云京，推荐袁恺、成勇，皇帝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喻上猷接受李自成授予的显要职务，最终成为世人极大的耻笑对象。冬十月，京师遭到兵乱。他请求表彰为国事而死的卢象升，追究并诛杀误国的奸臣杨嗣昌，逮捕跋扈凶悍的将领左良玉；防守关隘以防敌军反攻，防守潞州以防敌军渡河突入，防守通州、天津、临清、德州以防敌军南下。皇帝不能全部实行。闰月最后一天，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当时姜埰、熊开元因议论政事被关入诏狱，刘宗周约集九卿共同营救。入朝后，听说密旨要把二人处死。刘宗周惊愕地对众人说：“今天应当当面争辩，务必改送刑部审理才算完。”及至入内答问，御史杨若桥推荐西洋人汤若望，说他擅长火器，请求召来试用。刘宗周说：“边臣不讲求战守屯戍的办法，专门依靠火器。近来城池陷落、州邑攻破，难道是因为没有火器吗？我们用火器制约别人，别人得到火器也可以制约我们，难道没有看到河间反而被火器攻破吗？国家大计，应以法纪为主。大帅跋扈，援军逗留，为什么反而姑息他们，做这些纷纷扰扰而没有益处的举动呢？”于是议论督、抚官员的去留，他请求先罢免督师范志完。并且说：“十五年来，陛下的处分不恰当，才造成今天的败局。不追究祸患的根源，却改变弦索、另走道路，想用一切苟且的政务来弥补眼前的漏洞，不是长久治理的办法。”皇帝变了脸色说：“从前的事无法追究，那么善后办法在哪里？”刘宗周说：“在于陛下开诚布公，把天下公义作为好恶的标准，使全国的人共同参与任用和罢免，进用贤能，开放言路，依次与天下重新开始。”

译皇帝说：“眼下烽火逼近京畿，况且国家败坏已经到了极点，应当怎么办？”刘宗周说：“武备必须先训练士兵，训练士兵必须先选将，选将必须先选贤能的督、抚，选择贤能的督、抚必须先让吏部、兵部任用得人。宋朝大臣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这句话正是今天的针砭。议论的人只谈才华声望，不问操守；从没有操守不谨慎，却遇事敢于向前、使军士畏服威严的人。如果只因为议论敏捷、举止张扬，便称为有才有望，取得爵位绰绰有余，要求他建立事功却不足，这对成败有什么益处呢？”皇帝说：“救济时局的日子，应当先看才干，后看操守。”刘宗周说：“从前的败坏，都是由于贪婪放纵造成的；因此从救济时局来说，更应当先看操守，后看才干。”皇帝说：“大将另有才局，不是仅凭操守就能希望成功。”刘宗周说：“其他方面暂且不论，像范志完操守不谨慎，大将和偏将、裨将没有不是靠贿赂进用的，所以全军离心离德。由此看来，操守应当是根本。”皇帝的脸色缓和下来，说：“朕已经知道了。”命令刘宗周起身。于是刘宗周出来上奏说：“陛下正下诏求贤，姜埰、熊开元二位大臣却突然因为进言获罪。本朝没有言官被关入诏狱的事，有这种事是从二位大臣开始的。陛下度量卓越，像臣刘宗周这样妄直的人，像臣黄道周这样刚直的人，尚且都蒙受允许犯过的法典，二位大臣为什么这样不幸，不能得到法外的恩典呢？”皇帝说：“黄道周有学问、有操守，不是二臣可比。”刘宗周说：“二臣确实比不上黄道周，然而朝廷对待言官应有体制；言论可用就采用，不可用就搁置。即使有应得的罪，也应当交给法司处理。如今突然把他们下诏狱，终究会损害国体。”皇帝大怒说：“法司和锦衣卫都是掌刑的官署，有什么公私之分？况且惩处一两个言官，怎么就会损害国体？如果有人贪赃枉法、欺君蒙上，难道都可以不追问吗？”刘宗周说：“锦衣卫不过是膏粱子弟，哪里懂得礼义？只是听宦官驱使。即使陛下要追问贪赃枉法、欺君蒙上的罪，也不能不交给法司处理。”皇帝大怒说：“这样偏袒党派，哪里能担任宪职！”过了一会儿又说：“熊开元这篇奏疏，一定有人主使，怀疑就是刘宗周。”金光辰为刘宗周争辩。皇帝斥责金光辰，并命令议处他们。第二天，金光辰降三级调任，刘宗周被革职，由刑部议定罪名。阁臣坚持不发出诏旨，捧着原诏旨到御前恳求营救，刘宗周才免于治罪，但被斥退为民。刘宗周归乡两年后，京师陷落。他徒步扛着武器，前往杭州，责令巡抚黄鸣骏发布讣告、讨伐贼寇。黄鸣骏以镇静相劝，刘宗周勃然大怒说：“君父遭遇非常变故，您专掌阃外军政，却不想枕戈泣血、激励共同仇敌，反而借口镇静，打算退让逃避吗？”黄鸣骏唯唯应答。第二天，刘宗周又催促他。黄鸣骏说：“发布讣告必须等待哀诏。”刘宗周说：“唉，这是什么时候了，哪里还能得到哀诏！”黄鸣骏于是发布讣告。刘宗周询问出兵日期，黄鸣骏却说：“军械还没有备齐。”刘宗周叹息说：“唉，这哪里值得和他一起有所作为呢！”于是他与原侍郎硃大典、原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义军。将要出发时，福王在南京监国，起用刘宗周任原职。刘宗周因为大仇尚未报，不敢接受官职，自称草莽中的孤臣，上疏陈述时政，说：今天的国家大计，除了讨伐贼寇、报仇雪恨，没有什么可以表明陛下渡江的意志；如果不果断决策、亲自出征，也没有什么可以振作天下忠臣义士的气概。第一，凭借有利地形筹划进取。江左不能只求偏安，请向江北进军谋取。凤阳号称中都，东面扼守徐州、淮安，北面控制豫州，西面顾及荆州、襄阳，距离南面的金陵又不远，请把这里作为亲征军队的驻地。大小官员的选任，暂且称作行在，稍微保存臣子负罪自责的心意。从这里逐渐进取，秦、晋、燕、齐必然有响应起兵的人。第一，重视藩屏，以资助弹压。淮安、扬州数百里地，设置两名节钺，却不能抵御叛乱，反而争先南逃，以致江北一块土地拱手交给贼寇。督漕路振飞坐守淮城，却长期带着家属乘船逃往远地，这是带头逃跑；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便有了把家属寄居江南的说法。军法规定临阵逃跑者斩，臣认为一名巡抚、两名镇臣都可以斩首。第一，慎重爵位赏赐，以整肃军心。请分别考察各位将帅的封赏，哪些应当、哪些滥赏；轻的收回侯爵，重的夺去伯爵。左帅因为收复失地而受封，高杰、刘泽清因败逃也受封，那么还有谁不应当受封？武臣封赏既然泛滥，文臣也会跟随；外臣封赏既然泛滥，中官也会跟随，恐怕天下听闻后会离心离德。第一，核查旧官，以树立臣下的纲纪。燕京被攻破后，有接受伪朝官职而叛变的，有接受伪朝官职而逃跑的，有在封守之地却逃跑的，有奉使命出行却逃跑的，法律都不赦免。应当赶紧分别定罪，作为警戒后人。至于伪朝的命令传到南方，在顺从和反抗之间徘徊的人，实在很多；他们一定还会倡导曲解的说法来迷惑人心，更应当诛杀铲除。他又说：当贼寇进入秦地、流窜晋地，逐渐越过京畿以南时，远近人心汹汹，唯独大江南北安然无事，而几位督抚没有听说派出一名骑兵来壮大声势援助，贼寇于是得以长驱直入侵犯京城。坐视君父危亡而不救，这是边疆诸臣中应当诛杀的第一类。凶讯已经确实，诸臣应当奋起执戈，以决一战来赎前罪，本来应当连早饭也不等就出发。可是他们却仰仗南中的消息，争相谈论固守边疆的策略，在关外交卸兵权，首先图谋获得拥立定策之功，这是边疆诸臣中又一类应当诛杀的。新朝建立以后，应该不等一天结束，首先派遣北伐军队；否则就应赶紧派一名使者，取小路向北进军，传檄燕地父老，起用塞上的名王，哭祭九庙，安置皇帝棺椁，访求各地诸王。再不然，就起用福建将领郑芝龙，率海军攻下直沽，使九边督镇共同谋划、奋力作战，事情或许还可以有所作为。但诸臣的计策没有一项想到这些，这是满朝谋国不忠者中又一类应当诛杀的。被定罪废黜的诸臣，酌情予以昭雪，本来应当援引先帝遗诏来办理，现在却一概使用新朝恩典。诛杀宦官、确定案件的前后诏书含混不清，势必使彪虎之类的人全都得到平反才肯罢休，这又是满朝谋国不忠者中一类应当诛杀的。臣认为，今天追究罪责，应当从朝廷内外不称职的诸臣开始。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宣布交付史馆记录，朝廷内外都受到震动。而马士英、高杰、刘泽清更加痛恨他，越发想杀死刘宗周。刘宗周接连上疏请求告假，始终没有得到批准，于是抗疏弹劾马士英，说：

译陛下在淮地登基，实在是上天赐予您的。可是有人不过有护卫车驾的微小功劳，却进入内阁、升入中枢，享有世袭宫衔和荫职，安然接受而毫不怀疑，这个人不是马士英吗？于是李沾夸大宣扬定策之功，挑动激化廷臣了。刘孔昭因为功劳赏赐不均，发怒攻击冢宰，朝廷上喧哗争论，而群阴也纷纷兴起。借知兵的名义，便可以把逆党说成死灰复燃；放宽投奔正统的门路，便可以提拔逃亡臣子；阁部诸臣也将依次称病离去。朝廷中的党争正兴起，哪里有时间谋划河北的贼寇？立国的纲纪已经疏弛，又怎么谈匡正攘除的谋略？高杰只是一个逃跑的将领，却被奉若骄子，渐渐有尾大不掉的忧患。淮扬失事，不难谴责巡抚、巡按来向众人交代；但如果不助长他的桀骜，怎么会如此？这也是因为仰仗马士英的卵翼。刘良佐、黄得功等将领各有原来的防区，却被当作棋子任意调动，气势汹汹地形成彼此牵制的局面，甚至分割江北四镇来安抚他们；他们怎么会不生出雄心？这全是高杰一人倡导的。京营自祖宗以来都由勋臣主持，枢辅官员辅佐。陛下建国之初，却又有任命内臣卢九德的诏令，那么马士英不能推卸责任。总而言之，战争和盗贼，都是受到小人同类气势感召而产生的，而小人与宦官又往往里外勾结。自古以来，从没有宦官掌权而将帅能够在地方建立功业的。只要陛下首先辨明阴阳消长的关键，仍让马士英督理凤阳，联络各镇，决定用兵策略；史可法即使不回到中枢，也应当从淮地向北推进，经过黄河以南，另设幕府，与马士英形成牵制。京营提督一职，则应独断停止任命。把这些写入史册，可称为弘光朝第一件美政。福王下优厚诏旨答复他，却催促他赶快入朝。马士英大怒，当天上疏辞去职位，并在朝廷上扬言：“刘公自称草莽孤臣，不书写新朝任命，明明是在表示不臣服于天子。”他的亲信硃统钅类于是弹劾刘宗周上疏请求迁驾凤阳，说：“凤阳是高墙所在之地，他想借罪名安置皇上，并与史可法拥立潞王。他的军队已经埋伏在丹阳，应当赶快防备。”刘泽清、高杰日夜谋划杀死刘宗周的办法却没有成功，于是派十名刺客前往刺杀刘宗周。刘宗周当时在丹阳，整天端坐戒备，从没有懈怠的神色；刺客前后到来，都不敢加害而离去。黄鸣骏入朝觐见，军队抵达京口，与防守长江的军队发生交战。马士英认为硃统钅类的话可信，也震惊恐惧。于是刘泽清上疏弹劾说：“刘宗周暗中阻挠恢复，想诛杀我们，激变士心，招致百姓的灾祸。”刘良佐也上疏说刘宗周极力坚持“三案”，是门户党争的主盟者，倡议亲征，图谋像晁错那样自行留守，像司马懿那样闭城拒绝君主。奏疏还没有下发，刘泽清又起草一篇奏疏，署上高杰、刘良佐、黄得功的名字进呈，说：“刘宗周劝皇上亲征，图谋危害君父，想把陛下安置在烽火和凶险危难之地。” 这并不是刘宗周一人的阴谋，姜曰广、吴甡也共同谋划。姜曰广心雄胆大，拥立辅佐皇帝并不是他的本意，所以暗中结交死党，先铲除各位忠臣，然后逼迫劫持皇帝车驾，把皇帝迁往别郡。等吴甡、刘宗周进入京城，我们这些人就渡江奔赴京城，当面揭发奸臣，履行《春秋》讨伐贼寇的正义。”奏疏送入后，满朝大为惊骇，皇帝传谕要他们和衷共济、共同办事。刘宗周不得已，于七月十八日入朝。起初刘泽清的奏疏发出后，派人抄录给高杰看。高杰说：“我们这些武人，难道也参与朝廷政事吗？”黄得功上疏辩解：“臣没有预先听闻此事。”马士英把奏疏压下没有上奏。史可法对此不平，派使者遍问各镇，大家都说不知道，于是据此入朝报告，刘泽清等人因此气势受挫。马士英既然嫉恨刘宗周，更想排斥他，于是推荐阮大铖，说他懂得军事。皇帝下诏让阮大铖戴冠束带入见。不久，皇帝从宫中直接下旨，特别授予阮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刘宗周说：“阮大铖的进退，关系到江左的兴亡，老臣不敢不争辩一次。皇上不听，臣也将归去。”奏疏送入，皇帝不听，刘宗周于是告假归乡，诏令允许他乘驿传回去。将要出发时，他上疏陈述五件事：第一是整治圣政，不要因为眼前的享乐而忽略长远的谋划。国家不幸，遭逢这样的巨变，如今各项制作纷纷兴起，似乎已经不再有恢复中原的志向了。土木工程越来越宏大，珍奇异宝聚集一处，俳优和杂剧纷纷陈列；宦官充斥朝廷，锦衣卫官员满座，外戚亲属络绎不绝；进谗言的人得势，言论渠道受到压制，官府常规也混乱了。这就是所谓沉溺眼前享乐而忽略长远谋划。第一是振举王纲，不要因为君主的恩宠而损伤臣下的纲纪。自从陛下即位，朝廷内外的臣工不是说自己是“从龙”之臣，就是说自己是“佐命”之臣。一旦对近侍推恩，左右近臣便趁机掌握权力；再次对大臣推恩，内阁和各部官员便可以兼掌大权；第三次对功臣旧臣推恩，他们陈请求取至今没有停止；第四次对武官推恩，将边疆战事视同儿戏。朝廷内外相互呼应，动辄生出藐视朝廷的心思；彼此争强称雄，便形成犯上无等的习气。礼乐刑赏和征伐大事，渐渐不再出自天子，这就是所谓亵渎君主恩宠而损伤臣下纲纪。第一是明确国家大是大非，不要让邪恶的锋芒危害正气。“朋党”的说法，是小人用来加害君子的，酿成国家空虚的祸患，先帝末年的情形足以作为鉴戒。如今又替一两个罪大恶极的人申诉冤屈，以至于那些前后因党争而死、因殉国而死的君子，仿佛还要再遭杀戮。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任用一个人，动辄援引三朝旧事，排斥压制旧臣。私人交情重，君父大义轻，自己树立党羽，却反过来把党人的罪名加给别人，这就是所谓助长邪恶锋芒而危害正气。第一是端正治国之术，不要把刑名法术置于教化之先。先帝颇为崇尚刑名法术，而杀戮的念头首先在温体仁那里发动。杀戮之势一天天扩大，怨恨毒害充满天下。近来如惩治贪官，不经过审问调查，便立即定下罪名；还没有定罪，先追缴赃物并处罚。假使有像大禹那样好善的巡方官，借着成德之名来讨好权相，又有谁能辨别呢？况且职方和戎政中的奸弊，沿途议论纷纷，即使卫所官员也有不敢过问的，那么设置厂卫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使君主亏损最高的德行，损伤治国的体制，这就是所谓急于刑名而忘记教化。第一是巩固国家的根本，不要因外部冲突酿成内部忧患。此前淮安、扬州报告发生变乱，不久高、黄二镇便出兵相攻。四镇额定兵力各三万人，不用来杀敌，反而自相残杀，又天天烦劳朝廷出面讲和，这究竟是为什么！拿十二万不杀敌的军队，索取十二万不杀敌的军饷，必然只是使国家陷入困穷的办法。不稍加裁减抑制，只是一味加派横征。豢养一两个像苍鹰乳虎般凶悍的官员，便足以使天下百姓为之受害，这就是所谓累积外部冲突而酿成内部忧患。皇帝下达优厚的诏书，表示已经知悉。

译第二年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潞王投降，杭州也失守了。刘宗周正在吃饭，推开饭案痛哭，从此便不再进食。他迁居城外，有人劝他仿效文天祥、谢枋得的旧例。宗周说：“北京的变故，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因为我身在乡野，还对中兴抱有希望。南京的变故，君主亲自抛弃了他的社稷，仍然可以说可以死，也可以不死，以等待后来有人继起。如今我的越地又投降了，老臣还不死，还等待什么呢？如果说我不在官位上，不应当同城池共存亡，难道独独不应当同土地共存亡吗？这就是江万里所以赴死的原因。”他出发辞别祖墓，船经过西洋港时，跳入水中；水浅，没能淹死，船夫把他扶了出来。他绝食二十三天，开始还进一些茶水，后来十三天连一勺水也咽不下去，却仍和门人像平常一样问答。闰六月八日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他的门人中以身殉义的有祝渊、王毓蓍。祝渊，字开美，海宁人。崇祯六年乡试中举。他自认为年纪还轻、学问未充足，便住在山顶的僧舍中，读书三年，山僧很少见到他的面。崇祯十五年冬天，他参加会试进京，正赶上刘宗周在朝廷上争辩姜埰、熊开元被削籍之事。祝渊上抗疏说：“刘宗周生性戆直，忠孝出于天性，接受任职以来，粗茶淡饭也吃不饱，整夜不能入睡，只想着报答国恩。如今四方多难，贪污成风，要寻找一个清正刚直、掌管风纪的臣子，谁比得上刘宗周？如果因迂腐戆直而斥退宗周，继任者必定卑污软弱；如果因偏执而斥退宗周，继任者必定圆滑便捷。卑污软弱、圆滑便捷之人一旦进用，必将营私受贿，颠倒忠贞与邪恶。请求收回成命，恢复他的原职，这是天下的大幸。”皇帝看到奏疏后很不高兴，暂停祝渊的会试，交给礼官议处。祝渊原来并不认识宗周，奉命后前去拜访。宗周说：“你做这件事，是无所图谋而这样做，还是被求取名声的心思驱使而这样做呢？”祝渊惶然起身，离开座位长揖说：“先生名满天下，我确实以不能列入门墙为耻，只愿奉上拜师礼，做您的弟子。”第二年，他跟随宗周到山阴。礼官将议论上报后，祝渊被逮捕下诏狱，审问指使者的姓名。祝渊说：“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了，哪里能听人指使呢！” 案件移交刑部后，进士们共同上疏请求释放祝渊。不久，京城陷落，他为殉难的太常少卿吴麟征营办丧事，护送灵柩归葬。他到南京刑部，竟要继续追究前一案件，尚书劝止了他。他上疏请求诛杀奸邪辅臣，通政司压下奏疏没有上报。给事中陈子龙上疏推荐祝渊和待诏涂仲吉，说他们是义士，可以担任台谏官。涂仲吉是漳浦人，曾以诸生身份跋涉万里上书，为黄道周申诉冤屈，因此获罪，被杖责贬斥。皇帝没有同意。刘宗周被罢官后在家居住，祝渊多次前去向他请教学问。他曾经有过错，进入内室长跪流泪，自我责罚〔原文“自扌过”字样有疑〕。杭州失守时，祝渊正在安葬母亲，便催促赶快完工。安葬完毕，他回家设祭，随即上吊而死，年仅三十五岁。过了两天，刘宗周也绝食而死。王毓蓍，字元趾，会稽人。作为诸生时，性情放达不受拘束。后来，他到刘宗周门下受业，同门学生都嘲笑他。杭州没有守住，刘宗周绝食尚未死，王毓蓍上书说：“愿先生早早自裁，不要成为王炎午所凭吊的人。”不久一位朋友来探望，王毓蓍问：“你怎么样？”朋友说：“还有陶渊明的旧例在。”王毓蓍说：“不是这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沉溺声色的人，考虑得久了就难以坚持。”一天，他把旧日朋友全部召来欢饮，让伶人奏乐。酒宴结束后，他提灯出门，投水于柳桥下，在刘宗周之前一个月去世。乡里人私下谥称他为正义先生。刘宗周起初向许孚远学习。后来进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人讲学研习。冯从吾主持首善书院的讲会时，宗周也参加了。越地自王守仁以后，第一代传人为王畿，第二代传人为周汝登、陶望龄，第三代传人为陶奭龄，这些人的学说都夹杂着禅学。陶奭龄在白马山讲学，宣讲因果之说，与王守仁的学说更加远离。宗周为此忧虑，修建证人书院，召集志同道合者讲习。将死时，他对门人说：“学问的要旨，只在一个‘诚’字，以主敬作为工夫。敬就能诚，诚就合乎天理。讲良知之说的，很少有不流入禅学的。”宗周在官任上的时间很少，他侍奉君主，不把当面顺从当作恭敬。入朝时，即使身处暗室，也不敢面向南方。遇到审讯重大案件、参加重大议事、面对皇帝明旨时，一定退后坐着，拱手站立很久。有时以病辞职，徒步回家居住，穿布袍，吃粗饭，以讲道守贫为乐。听到召令便立即上路，有时甚至不能备齐冠帽衣裳。学者称他为念台先生。他的儿子刘汋，字伯绳。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启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编修，任经筵展书官。按旧例，展书官必须跪行上前，只有黄道周不这样做，魏忠贤便以目光威吓他。不久，因母亲去世服丧回乡。崇祯二年，朝廷起用他担任原职，晋升为右中允。他三次上疏营救前任宰相钱龙锡，因此被降职调任，钱龙锡得以减免死罪。崇祯五年正月，他正等待补缺，染病请求离职。临行前，上疏说：臣自幼学习《易经》，以天道作为准则。向上向下查考史籍所载的二千四百年历史，考察其中的治乱，几乎百无一失。陛下登极的第一年，正当《师》卦上九爻，爻辞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求贤才却不能立即得到，想惩治小人却不能轻易铲除，大概是陛下有大君的实际，却有小人怀抱违抗天命的心思。臣入京以来，所见各位大臣都没有长远谋略，动辄寻求琐细之事；治理朝廷安宁的，把督促责罚当作高明的言论；治理边疆的，把姑息迁就当作上策。讲仁义道德，就认为迂腐昏昧而不合实际；办理文书账册，就认为通达而懂得事务。一切考核纠察，纠葛终年不断；一件事情不能调和，便牵连四起。陛下想整顿纲纪、排斥外患，群臣却借此增繁法令、摧折士大夫；陛下想清除弊端、防止奸邪、惩罚一人以警戒百人，群臣却借题发挥、修补私怨、收敛怨恨以谋求权力。况且外廷臣子敢欺骗陛下的，必定不是拘泥守文的人，而是掌权而机巧的人；内廷臣子敢欺骗陛下的，必定不是计较锥刀钱币的小人，而是阿谀权柄、攀附神灵般权势的大奸。希望陛下超然省察，广泛考查史籍；从古到今，决没有靠数米量柴这类琐碎办法成就远大谋略的，也没有靠吹毛数睫般苛察细节而取得三代五帝那样治理成效的。

译那些小人遇到事情，事前的智慧往往短浅，事后的言论却很多。不救援凌围，却说凌城一定不能修筑；不治理岛民，却说岛上民众一定不能任用；士兵因长期驻守而逃亡，却说祸乱产生于没有军队；军饷因地方亏空而耗散，却说功业失败是因为没有军饷。对混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逐渐受到浸染而彼此欺骗，终于发展到极坏的地步，再也无法挽救，臣私下对此感到危险。崇祯二年以来，以考察来革除弊端，弊端反而更多；以威势制服顽民，威势反而更加耗尽。这也正是应当反过来取法申不害、商鞅而归向周公、孔子的时代，应当抛弃琐碎苛细而崇尚敦厚宏大的时代。皇帝不高兴，摘出“葛藤”“株连”等几句话，命令他详细陈述。黄道周上言说：近年来群臣所注目经营、劳心谋划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真正为了朝廷。他们任用人、办事情，不过是推求报复罢了。自前年春天以后，大肆谈论边疆，实际上不是为了陛下的边疆，而是为了替逆阉翻案而翻动边疆问题；自去年春天以后，大肆谈论科场，实际上不是为了陛下的科场，而是为了仇怨而翻动科场问题。这不就是所谓“葛藤”“株连”吗？自古以来外患没有平息，大臣便一心忧虑外患；小人没有退去，大臣便一心忧虑小人。如今却唯独把君父遗忘，大臣自己处在催征钱粮、考核比较这些末事之中。办事而事情失败，便说事情不可做；用人而人选失败，便说人才不足任用。这就是臣所说的乖舛。三十年来，酿成门户之祸，如今又把士大夫中稍有才器见识的人一概投入罗网陷阱，到了缓急关头，哪里还能得到一个士人的作用呢！凡是断绝诱饵而离去的，必定不是小鱼；留恋禄位而来的，必定不是骏马。用利禄豢养士人，所豢养的必定是贪利的臣子；用鞭子刑罚驱使人，肯被驱使的必定是劣马般的庸才。如今群臣的才具和心术，陛下已经知道了。明知他是小人，却又用小人去纠正他，小人的气焰就会更加张扬；明知他是君子，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君子的功业就无法建立。天下的人才总共就是这些，不在朝廷，也在山林。臣所认识的有马如蛟、毛羽健、任赞化，所听闻而熟悉的有惠世扬、李邦华，在仕籍中的有徐良彦、曾樱、硃大典、陆梦龙、邹嘉生，他们都卓异杰出、才干雄伟，假如让他们独当一面，必定会有可观的成就。这些话都是在讥刺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皇帝更加不高兴，斥退黄道周为民。崇祯九年，因推荐而召回，恢复原职。第二年闰月，因久旱而修省，黄道周上言：“近日朝廷内外斋戒住宿，为百姓祈求生存，可五天之内却逮捕了两位尚书，没听说有人上疏申救。还怎能指望他们平定叛乱、铲除凶恶，辅佐实现太平清明的政治呢？陛下在上面焦劳，小民在下面辗转，而群臣却在中间闭口自保，只要稍有人心，就不应当到这种地步。”他又上疏说：“陛下宽仁而广施宽宥，有些人身负重大寄托，任职七八年却毫无成效，仍然拥权自如。积弊日久以来，国家没有是非，朝廷没有曲直，内外臣工大都苟且办事，实在令人痛心愤恨。然而他们的视听，一概取决于上面的态度。上面急于催征钱粮，下面就急于行贿；上面喜欢苛刻核查，下面就喜欢尖刻险诈；上面喜欢告发攻讦，下面就喜欢诬陷。当今南北交相争乱，为什么还要同市井小民一样，争论口角、修结睚眦之怨呢？”当时温体仁正在招引奸人构陷东林、复社，制造党狱，所以黄道周提到了这件事。不久，晋升为右谕德，掌管司经局，上疏辞谢。于是说自己有三项罪过、四种羞耻、七方面不如别人。三罪四耻，是用来责备自己的。所谓七不如，是说：“品行高尚峻拔、卓绝于众人之上，不如刘宗周；性情至真至诚、奇特深厚，无愧于纯孝，不如倪元璐；学问深厚、谋虑深远，不如魏呈润；敢于犯颜进谏、清正裁断而超绝世俗，不如詹尔选、吴执御；志趣高雅、博学多闻，不如华亭布衣陈继儒、龙溪举人张燮；至于身陷囹圄、屡受拘系的臣子，心地朴实、品行纯正，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气概、处境坎坷而胸怀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当时郑鄤正因杖打母亲而被母亲大骂，皇帝看到奏疏，惊异不已，责备黄道周颠倒是非。道周上疏辩解，言语又有替郑鄤营救之意。皇帝发怒，下严厉诏旨切责。黄道周文章和气节名高天下，严肃冷峻、方正刚直，不与流俗合拍。公卿大多畏惧并忌恨他，于是借“还不如郑鄤”这句话作为攻击他的口实。那年冬天，朝廷选任东宫讲官。温体仁已经罢相，张至发主持国政，排斥黄道周，不让他参与。同僚项煜、杨廷麟为此不平，上疏推举并谦让黄道周。张至发说：“郑鄤杖打母亲，皇帝明白昭示的旨意如此显著，黄道周自己还说不如郑鄤，怎么可以辅导太子呢？”黄道周于是托病请求退休，皇帝不准。崇祯十一年二月，皇帝亲临经筵。刑部尚书郑三俊刚被交给吏部审理，讲官黄景昉为他求情，皇帝没有答应。恰好皇帝又追究旧讲官姚希孟曾请求漕粮全额折银一事，认为那是不对的。黄道周听得不仔细，以为皇帝将因念及姚希孟而宽免郑三俊，便说：“前辅臣文震孟一生艰难正直，也没有蒙受皇帝亲临吊唁的恩典。天下士人，活着像郑三俊，死后像文震孟、姚希孟的，寻求与他们相似的人，也不可多得。”皇帝认为他的回答不符合事实，责令他回奏。黄道周再次上奏，又被诘问，直到第三次上奏才停止。凡是黄道周提出的建议，从未得到皇帝一份准许的批示，但黄道周仍然不停进言。六月，朝廷推举内阁大臣。黄道周已经充任日讲官，升为少詹事，获得参与推举的资格。皇帝没有任用他，而任用了杨嗣昌等五人。黄道周于是起草三道奏疏，一道弹劾杨嗣昌，一道弹劾陈新甲，一道弹劾辽东巡抚方一藻，在同一天上奏。他弹劾杨嗣昌时说：天下没有没有父亲的儿子，也没有不做臣子的儿子。卫开方不顾念自己的父亲，管仲甚至把他比作猪狗；李定没有为继母服丧，宋朝人都指责他是禽兽。如今竟有像杨嗣昌这样不服两种丧服，却坐在司马堂办公的人。宣大督臣卢象升的父亲灵柩还在路上，他捶胸饮血，请求就近推补官职，朝廷却忽然下旨，连同那些在籍守制的人一并推举。既然守制的人可以推举，那么听到丧事的人也可以不离职；听到丧事的人可以不离职，那么做儿子的可以不把父亲当父亲，做臣子的可以不把君主当君主。即使人才非常缺乏，怎么能让不忠不孝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滋生，种下不祥，使天下蒙受污秽呢？杨嗣昌任事两年，所谓“张网遍地”的言论、所谓“以款市求乐天”的主张，他的才智也可看到了；现在又起用一个不祥之人，同他内外相应。陛下以孝治理天下，士大夫家庭中小小的争闹，尚且用法律处理；有人冒犯丧制、败坏伦理，却独独说没有禁令，臣私下认为不可。他论说陈新甲时说：

译他守丧没有守到底，走邪门歪道，依靠所谓行动迅捷的人。天下即使确实没有人才，也不应当宽纵到这种地步。古代有忠臣孝子在艰难局势中不能成事的，决没有不忠不孝却能够进入功名道德之门的。臣二十岁时亲自耕田，手脚都磨出了老茧，用来奉养两个人；四十多岁被削籍，徒步挑担走了二千里，鞋子也没有脱下〔原文“ＣＳ屦”有乱码〕。如今虽然超过五十岁，却没有妻子的奉养，也没有婢仆的拖累。天下即使无人可用，臣愿意解除清华馆职，出去掌管关隘钥匙，何必让身上带着荆棘、背负污泥的人，驱除不祥而玷污王化呢！他论说方一藻时，则竭力抨击和议的错误。皇帝怀疑黄道周因为没有被任用而怨望，又因为他用了“缙绅”“勃谿”等话，想替郑鄤脱罪，便交给吏部办理谴责。杨嗣昌于是上言：“郑鄤杖打母亲，连禽兽都不如。如今黄道周又说自己不如郑鄤，而且他的心意只是想庇护凶徒、掩饰前面言论的错误，他的用心已经可以看出了。”于是自行请求罢免，皇帝下宽慰的诏旨安抚他。七月五日，皇帝在平台召见内阁和各位大臣，也召黄道周参加。皇帝同群臣谈论有关部门的事务，过了很久，问黄道周：“凡是无所图谋而做事，叫作天理；有所图谋而做事，叫作人欲。你的三道奏疏正好在廷推不用你的时候上奏，果真是无所图谋吗？”黄道周回答：“臣的三道奏疏都是为了国家纲常，我相信自己没有私图。”皇帝说：“先前为什么不说？”回答：“先前还可以不说，到了简用之后还不说，就再也没有应当说话的日子了。”皇帝说：“清正固然是美德，但不能因此傲视别人、坚持错误。况且只有伯夷才是圣人所说的清；如果只是小廉小谨，那只是廉洁，不是清正。”当时黄道周的回答不合皇帝的意旨，皇帝多次驳斥他。黄道周又进言：“只有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才能治理天下、养育万物。不孝不悌的人，根本既然没有，哪里会有枝叶呢？”杨嗣昌出奏说：“臣难道不是生在空桑的孤儿，岂会不知道父母？只是想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关系本来就在父子关系之前。况且古代列国的君臣，可以离开这里投奔那里；如今是统一天下的君臣，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而且仁不遗弃亲人，义不把君主置于后面，难以偏重一方。” 臣曾四次上疏竭力辞谢，心想词臣中有像刘定之、罗伦这样的人，会抗疏替臣请求，使臣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等到抵达京城门口，听说黄道周的品德学问足以成为众人的宗师，竟然还说他不如郑鄤。”皇帝说：“是的，朕正准备问你这件事。”于是问黄道周：“古人的内心无所图谋，如今人各有自己的主张，所以孟子想端正人心、止息邪说。古代的邪说另立为一种教派，如今却直接附会在圣贤经典中，关系到世道人心就更大了。况且你说自己不如郑鄤，为什么？”黄道周回答：“匡章被全国人所抛弃，孟子却没有失去对他的礼貌；臣说的是文章不如郑鄤。”皇帝说：“匡章只是不得父亲欢心，哪里能同杖打母亲的郑鄤相比？你说不如他，难道不是结党相互勾结吗？”黄道周说：“众人厌恶的人，也必须加以考察。”皇帝说：“陈新甲为什么走邪门歪道、依靠行动迅捷的人？况且你所说的柔软圆滑、讨好取悦、叩头弯腰的人，究竟是谁？”黄道周无法回答，只说：“人心邪恶，行为道路就都会邪恶。”皇帝说：“丧礼固然是凶礼，难道遭遇丧事的人就是凶人，都是不祥之人吗？”黄道周说：“古代服三年丧时，君主的命令不能越过服丧者的门。人们自己称丧事为凶、不祥，所以军礼规定从凶门凿开通行。” 在边疆之外可以夺情起复，在朝廷之中则不可以。”皇帝说：“既然这个人可以任用，为什么还要区分内外？”黄道周说：“我朝自罗伦议论夺情以来，前后有五十多人，大多在边疆。因此杨嗣昌在边疆可以，在中枢不可以；在中枢尚且可以，在政府则不可以。只起复杨嗣昌一人还可以，又召集同党、引进同类，竟然形成一个人人夺情的世界，更加不可。”皇帝又诘问了很久。皇帝说：“少正卯当时也被称为闻名之士，但他内心叛逆险恶，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论虚伪却善于雄辩，顺从错误而文饰，记诵丑事却博闻广识，仍然免不了圣人的诛杀。如今的人大多类似这样。”黄道周说：“少正卯心术不正，臣的心是正的，没有一丝私心。”皇帝大怒。过了一会儿，命令他出去等候旨意。黄道周说：“臣今天不把话说尽，是臣辜负陛下；陛下今天杀臣，是陛下辜负臣。”皇帝说：“你一生的学问，只成了奸佞罢了！”斥责他退下。黄道周叩头起身，又跪下奏说：“臣斗胆把忠、佞二字剖析说明。人在君父面前独立敢言叫作佞，难道在君父面前谗谄奉承、当面阿谀才叫作忠吗？忠和佞不能区分，邪正就会混淆，凭什么达到治理呢？” 皇帝说：“确实如此，朕并不是随便把佞臣的罪名加给你。只是朕问的是这一件事，你回答的却是另一件事，不是佞臣又是什么？”再次斥责他退下。皇帝回头对杨嗣昌说：“人心竟然如此偷薄。黄道周放纵恣肆到这种程度，他难道能没有一点正气吗？”于是召来文武群臣，让他们都听取训诫后退下。当时皇帝忧虑军事，认为能够托付大事的只有杨嗣昌，便破格任用他。黄道周恪守经义，失去了皇帝的心意；到奏对时，又不谦逊。皇帝非常愤怒，想给他加重罪，又顾忌他的名望很高，不敢立即决定。恰逢刘同升、赵士春也弹劾杨嗣昌，皇帝将要给他们重谴，而有关部门拟定对黄道周的处分反而较轻。杨嗣昌害怕黄道周受罚太轻，那么弹劾自己的人将会没有尽头，便急忙收买人来弹劾黄道周。有刑部主事张若麒谋求改任兵部，于是迎合杨嗣昌的意图上疏说：“臣听说君主的尊贵，是尊贵到没有第二个上者；臣下不可有反叛之心，有了这种心就必定诛杀。如今黄道周及其同党编造言语，损害圣德。古今一切没有过的好话都从黄道周口中说出，却没有什么过错不能归到君父身上。若不公布前日召见奏对的始末，那些背弃公义、死守党羽的人就会鼓动煽惑以迷乱四方，私下记录以使后世怀疑，掩盖圣明天子端正人心、止息邪说的深意，实在非常不利。”皇帝立即传谕朝廷群臣，不要被黄道周劫持而相互结党，诏谕有数百字。黄道周被贬六级，任江西按察司照磨，张若麒果然得到兵部职务。

译过了很久，江西巡抚解学龙推荐所属官员，极力推奖黄道周。按旧例，只需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皇帝也不再复阅。但大学士魏照乘非常憎恶黄道周，便拟定诏旨责备解学龙滥行推荐。皇帝于是发怒，立即削去两人的官籍，逮捕交刑部监狱，责以结党邪恶、扰乱政事，并各杖八十，追究党羽。案词牵连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一并下狱。户部主事叶廷秀、监生涂仲吉为他们求救，也被关进监狱。尚书李觉斯审议罪情较轻，皇帝下严旨切责；再次拟定发往烟瘴之地戍守，皇帝仍认为这是遗漏重罪，削去李觉斯的姓名，移交镇抚司拷问治罪，随后才还押刑部狱。过了一年，尚书刘泽深等人说：“两人的罪到永远戍守就止了，超过此限只能论死。论死的罪名不是谋害封疆大臣，就是贪污残酷，从未有因进言而被处死的。黄道周没有谋害封疆或贪酷的罪，却有因进言而遭杀戮的名声；这样对待黄道周，实在不是我圣主覆载万物的气量。陛下所怀疑的只是结党，而结党应当从实际行为中看出。黄道周抗疏，不过托于空言，只有一两个知交跟随他一同被罢斥，哪里看得到所谓党羽，却要烦动朝廷大法吗？况且陛下难道对黄道周积有深恨吗？万一圣意回转，而臣下已经论定罪名，到时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 仍按原拟处分请求，皇帝于是改为永远戍守广西。崇祯十五年八月，黄道周戍守已经满一年。一天，皇帝召五位辅臣进入文华殿后殿，手拿一篇文字，从容地问：“张溥、张采是什么样的人？”众人都回答：“是读书好学的人。”皇帝说：“张溥已经死了，张采不过是小臣，科道官为什么急切地称赞他？”回答：“他们胸中有学问，科道官因为他的才能尚未完全施展而惋惜。”皇帝说：“也不免有偏见。”当时周延儒自以为杨嗣昌已经先死，自己又重新入相，想借公议参与其中，为黄道周说话，便回答：“张溥、黄道周都不能免于偏见，只是因为他们善于学习，所以人人惋惜。”皇帝默然不语。德璟说：“黄道周前些日子承受戍守处分，蒙受皇上宽大的恩典，只是他的家境贫困、儿子年幼，实在值得怜悯。”皇帝微微一笑。演说：“他侍奉双亲也极其孝顺。”行甡说：“黄道周的学问没有不通晓的，而且极其清苦。”皇帝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罢了。第二天便传旨恢复黄道周原职。黄道周在路上上疏谢恩，称赞解学龙、叶廷秀贤能。回京后，皇帝召见黄道周，黄道周见到皇帝便哭泣说：“臣没想到今天还能再次见到陛下，臣从前患有犬马般的疾病。”请求告假，皇帝准许了。过了很久，福王监国，任命黄道周为吏部左侍郎。黄道周不想出任，马士英讽刺他说：“天下人的希望在您身上，您不起而任职，难道想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黄道周于是不得已赶赴朝廷。他陈述九条进取方略，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协同办理詹事府事务。但朝政一天比一天败坏，大臣相继离开国家，有见识的人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了。第二年三月，朝廷派他祭告禹陵。临行前，他陈述进取策略，当时不能被采用。刚办完祭祀事务，南京便陷落了。他在衢州见到唐王朱聿键，奉上表章劝其即帝位。唐王任命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学问和品行很高，唐王对他敬重礼遇尤其优厚，并赐宴款待。郑芝龙爵封通侯，地位在黄道周之上，众人议论要压制郑芝龙，文官武将因此不和。有一个诸生上书诋毁黄道周，说他迂腐，不可以居相位。唐王知道这是郑芝龙的意思，便交给督学御史鞭打他。这时，国势衰弱，政权归于郑氏，大帅们倚仗恩宠观望不前，不肯出关招募军队。黄道周请求亲自前往江西谋求恢复。七月启程后，所到之处远近纷纷响应，得到义军九千多人，从广信出发到衢州。十二月进军到婺源，遇到清军。战败后被俘，押送到江宁，囚禁在单独的房间里，穿着囚服著书。临刑时，经过东华门，他坐下不肯起来，说：“这里靠近高皇帝的陵寝，可以死了。”监刑官答应了他。幕下士、中书赖雍、蔡绍谨，兵部主事赵士超等人都死了。黄道周的学问贯通古今，所到之处学者云集。铜山在孤岛之中，有一间石室，黄道周自幼便坐卧其中，所以学者称他为石斋先生。他精通天文、历数和《皇极》等书，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玑》和《太函经》，学者穷尽多年也不能通晓其中的学说，而黄道周却用它们来推求验证政治的治乱。他死后，家人得到他的一本小册子，里面自称终于丙戌年，享年六十二岁，这才相信他能够预知未来。叶廷秀，濮州人。天启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乐、衡水、获鹿三县知县，入朝任顺天府推官。英国公张惟贤同百姓争田，叶廷秀判决把田归还百姓。张惟贤嘱托御史袁弘勋驳回重勘，叶廷秀仍坚持原判。张惟贤向朝廷申诉，皇帝最终采用叶廷秀的奏议，把田地还给百姓。崇祯年间，升任南京户部主事，遭逢父母丧事。服丧期满，进京后尚未补任官职，便上疏陈述吏治的弊端，说：“催征钱粮这件事，正常赋税之外还有杂派，新增加的赋税之外还有暗中加征，额定办理之外还有摊派资助，小民破产倾家，怎么能不成为盗贼？要挽救州县的弊病，应当从监司、郡守开始。如果不澄清源头，水流怎么能够清洁？保举官员的命令施行已经几年了，但称职的人很少见，这说明连坐法不能不严厉。”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授任他为户部主事。皇帝任命傅永淳为吏部尚书。叶廷秀说傅永淳是庸才，不应当任统辖选用之职。刚过四个月，傅永淳果然败露。黄道周被逮捕下狱，叶廷秀抗疏营救。皇帝发怒，杖打一百，关入诏狱。第二年冬天，发配戍守福建。叶廷秀曾在刘宗周门下受业，造诣深厚精邃，刘宗周的门人把叶廷秀视为首位。他与黄道周并不相识，却冒死上疏论救，获重罪后处之泰然。等到黄道周获释回归，给事中左懋第、御史李悦心又相继上疏推荐，执政大臣也称赞他的贤能，黄道周在路上又替他请求。皇帝命有关部门核议，不久执政大臣又推荐他。崇祯十六年冬天，皇帝特旨起用他担任原职。恰逢京城陷落，他没有赴任。福王时期，兵部侍郎解学龙推荐黄道周，并提到叶廷秀，命以佥都御史任用。等到回朝，马士英憎恶他，压制他，只授予光禄少卿。南京覆亡后，唐王召见并授任他为左佥都御史，升为兵部右侍郎。事情失败后，他出家为僧，终此一生。赞说：刘宗周、黄道周所指出和陈述的事情，深深切中了当时的弊病。他们关于人才和操守的议论、关于辨别忠臣和奸佞的主张，足以作为万世的借鉴。然而听取这些话的人却认为迂腐而疏远他们，这是被所谓挽救时局、平定变乱的说法迷惑了。《左传》说：“即使起居处境危急，最终仍信守自己的志向，也还会不忘百姓的疾苦。”这两位大臣正是这样的人。牺牲自身来成全仁德，不违背平素的操守，他们所坚持的难道不卓绝吗！

译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崔景荣、黄克缵、毕自严、李长庚（王志道）、刘之凤 崔景荣，字自强，长垣人。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平阳府推官。升任御史，弹劾东厂太监张鲸的罪行。巡按甘肃、湖广、河南，最后巡按四川，累计任台谏官十八年。播州发生叛乱，崔景荣作为监军监督大帅，遇到刘綎、吴广等人的军队。刘綎把金帛送到崔景荣家，为他的父亲祝寿，崔景荣上疏弹劾刘綎。播州平定后，有人请求把播州北部赐给安氏，崔景荣不同意。适逢总督李化龙因父母丧事离职，崔景荣请求免除四川一年的租税，抚恤上东五路，废止矿使。李化龙上疏叙述监军的功劳，却没有提及崔景荣。后来，崔景荣晋升为太仆寺少卿。任职三年期满，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银定一向骄横，每年入境劫掠。崔景荣亲自督战将他击败，于是提议革除引导贼寇的各部族所享有的赏赐，各部族害怕了，请求同银定断绝关系。银定失去各部族的引导后，也叩关请求通商。宁夏每年互市费用非常巨大，崔景荣提议节省。在任三年，仅举行过一次互市。后来延镇、吉能等人挟带议和条件请求恢复互市，最终也没有答应，每年节省金钱十多万。万历四十一年，入朝任兵部右侍郎，总管京营军政。改任吏部官职，因病辞职离去。过了一年，起用为宣府、大同总督。召回朝廷，晋升兵部尚书。适逢辽阳、沈阳失守，熊廷弼、王化贞意见不合，朝廷命廷臣议论经略、巡抚的去留，崔景荣多次被言官弹劾。御史方震孺请求罢免崔景荣，以孙承宗代替他。崔景荣于是以病引退回乡。天启四年十一月，朝廷特意起用他为吏部尚书。当时魏忠贤窃取国家权柄，群小相互依附，排斥尚书赵南星。朝廷从家中起用崔景荣，是想倚重他作为助力。等他到任，魏忠贤修饰大宅等候他，崔景荣不肯前往。锦衣卫指挥田尔耕来拜访，他也推辞不见。皇帝临幸太学，魏忠贤想提前一天听祭酒讲学，朝廷议论裁减听讲大臣赐座赐茶的礼仪；又议论减少考选官员的名额，裁汰京堂添注官。崔景荣都竭力坚持不实行，逐渐违逆魏忠贤的意旨。他又写信给魏广微，劝他申救杨涟、左光斗。魏广微不得已，替他们写了揭帖。不久，魏广微拿崔景荣的信作为证据，说：“是崔景荣教我的。”于是御史倪文焕、门克新先后弹劾崔景荣暗中庇护东林，向奸邪献媚以求将来的福报。皇帝下旨，削去他的官籍，罢职为民。崇祯改元后，恢复原职。崇祯四年去世，追赠少保。黄克缵，字绍夫，晋江人。万历八年考中进士。授任寿州知州，入朝任刑部员外郎。屡次升官至山东左布政使，随后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他请求停止矿税，弹劾税使陈增、马堂，施行的惠民政绩非常显著。多次因平定盗贼有功，加官至兵部尚书。万历四十年，皇帝下诏让他以原职参与辅佐南京军政，被御史李若星、魏云中弹劾，回家等待命令。过了三年，才到任。万历四十四年冬天，隆德殿发生火灾，他上疏陈述时政，言辞极为痛切。皇帝没有答复。朝廷召他来管理京营军政，改任刑部尚书，预先接受两朝皇帝的顾命。李选侍将要移宫时，她的内侍王永福、姚进忠等八人因盗窃乾清宫珠宝而交给司法官吏审理。黄克缵拟定将王永福、姚进忠二人处死，其余人都从轻减罪。皇帝不接受，命令处死六人，其余发配戍守。黄克缵说：“姜升、郑稳山、刘尚理没有拿取一件东西，刘逊还捡起地上的珠子归还李选侍，却要同王永福、姚进忠一起被杀，轻重失去了伦次。况且李选侍箱中的物品，怎么知道不是先朝所赐？”当时各宦官罪行严重，谋求脱罪没有办法，只有请求皇帝厚待李选侍，这样案件情势自然会缓和。于是流言四处传播，说皇帝薄待先朝妃嫔，而黄克缵首先接受并说出了这种话。皇帝不高兴，责备黄克缵偏听偏信，命令仍按先前的旨意办理。事情办完后，杨涟上疏陈述“移宫”事件的始末。熹宗立即召见廷臣，详细说明选侍凌辱圣母的情状，并说：“大小臣工，只知道偏袒李氏党羽，反而责备朕自身。”克缵惶恐地上言：“按礼制，父母同样尊贵。事情如果出于思念母亲的诚心，但迹象或许会牵涉到彰显父亲的过错，就必须委婉周全地处理，使一切浑然无迹，这才是大孝。若说臣等结党庇护李氏、责备圣上，臣即使万死也不敢这样做。”御史焦源溥极力驳斥他的论点荒谬，最后说：“群小拿着百万资财，借安置选侍为名，妄想脱罪，克缵却落入他们的诡计而不自知。”克缵上疏申辩，因而请求罢职。大意说：“焦源溥认为，在神宗时支持元子的是忠臣，支持福王藩府的就不是忠臣。臣斗胆把这话推广来说：神宗既然保护先帝，授予他大位，那么替神考保全他的贵妃，使他所爱的儿子富贵，更是最大的忠诚。焦源溥又认为，在先帝时支持两位皇后的是忠臣，支持选侍的就不是忠臣。臣也把这话推广来说：既然圣母已经正名定位，就应当光大彰明她足以作为表率的美德，不要虚传宫闱中争执愤怒之事，这更是最大的忠诚。若按焦源溥所说，必须先帝不能在开始时确立名分，圣母不能在最后得到正位，然后才能议论这桩案件。” 奏疏送入后，皇帝大怒，斥责他轻率放肆、毫无顾忌，不明白忠孝之道。克缵惶恐地引罪自责，大学士刘一燝等也替他说情，皇帝才作罢。不久，给事中董承业、孙杰、毛士龙，御史潘云翼、杨新期，以及南京御史王允成，一同弹劾克缵是非颠倒、论说荒谬。克缵不服，说自己从前没有举荐李三才，所以被这些人憎恨。焦源溥又弹劾克缵借李三才之事来倾陷言官。克缵上疏申辩，再次请求退休，皇帝没有追究。天启元年冬，加授太子太保。不久又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廷臣议论“红丸案”时，克缵陈述进药的始末，竭力替方从哲辩护。给事中薛文周斥责他灭绝伦理纲常、亲昵私交、蒙蔽大义。克缵愤怒，以《春秋》不记载隐公、闵公被弑之事为援引，极力诋毁薛文周，并且说明选侍并没有殴打圣母。给事中沈惟炳帮助薛文周，再次弹劾克缵。此前，皇帝向百官宣谕，明确说选侍打死了圣母。等到沈惟炳的奏疏上达，皇帝下旨说：“选侍过去确有触犯忤逆之处，朕一时传谕，未免过于激烈。追念皇考，难道能漠然置之吗？”于是外间议论纷纷，都说先前的上谕全是王安假托皇帝之意传出的，而那些请求安置选侍的人，更得到借此作说辞的依据。原来这时王安已经死了，魏忠贤正窃取权柄，所以前后谕旨才这样互相抵牾。

译克缵历任京内外官职，清廉刚强而且有操守。他的主张与那些争论“三案”的人不同，攻击他的言论纷纷而起。从此，群小排斥东林，编造《要典》，往往把克缵推为首要功臣。当时东林正势力强盛，克缵以病请假。诏令加授太子太傅，乘驿传车回乡。天启四年十二月，魏忠贤把东林党人全部逐出朝廷，召克缵任工部尚书。他任职几个月后，又以病请假回乡。三殿建成后，加授太子太师。崇祯元年，起用为南京吏部尚书。有人弹劾他，他没有赴任，最终死在家中。毕自严，字景曾，淄川人。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授任松江推官。他年轻而有才干，被征召授任刑部主事。历任工部员外郎、郎中，升任淮徐道参议。服父母丧期满后，分守冀宁。改任河东副使，称病辞去。起用为洮岷兵备参政。因按察使调任而移治榆林西路，升任右布政使。泰昌年间，召任太仆卿。天启元年四月，辽阳失陷。朝廷商议设置天津巡抚，专门整顿海防，改任自严为右佥都御史前往任职。他设置水军，修缮战舰，储备兵器。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策略后，天津是其中一方，于是增设镇海等营，采用戚继光遗留下来的方法，先让水军练习陆战，军队从此可以使用。魏忠贤命锦衣卫千户刘侨逮捕天津的废将，毕自严认为没有驾帖便上疏论奏此事，皇帝答复知道了。各地招募的士兵每天都有逃亡，朝廷采用毕自严的意见，征调逃兵的亲属补充军伍。兵部主事来斯行有军事谋略，毕自严请求任命他为监军。山东白莲教妖贼起事，命来斯行率五千人前往，他立下很多功劳。起初，万历四十六年，辽东用兵，朝廷商议实行登州、莱州海运。第二年二月，特意设置户部侍郎一人，兼任右佥都御史，出任督运辽饷，相关情况详见《李长庚传》。到这时，李长庚升迁，于是命毕自严代替他。叙录此前平定贼寇的功劳，升任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当时朝廷商议裁撤天津巡抚，命督饷侍郎兼管其事，于是把这件事交给毕自严。又商议讨伐朝鲜，毕自严说不可以仓促出兵，应等朝鲜请求进贡、表示诚意并出兵助战，再慢慢答应封赏。京师多次发生地震，他趁机进言说，内批应当谨慎，恩泽应当节制，人才应当珍惜，内操应当停止，言辞十分恳切正直。毕自严任职数年，全面核查并厉行节约，公私都依赖他。天启五年，以右都御史掌管南京都察院。第二年正月，就地改任户部尚书。魏忠贤提议出售南太仆寺的牧马草场，用来帮助修建宫殿。毕自严坚持认为不可，于是称病回乡。崇祯元年，召回任命为户部尚书。毕自严因财政极度匮乏，请求核查拖欠的赋税，督促屯田，严格考核成效，裁汰多余士卒，停止蓟、密、昌、永四镇新增的盐菜银二十二万两，这些请求都得到批准。崇祯二年三月，他上疏说：“各边镇每年的定额支出，除辽饷外，共有银三百二十七万八千余两。如今蓟、密等镇节省三十三万两，还应支出二百九十四万八千两。统计京师和边地每年的收入，田赋一百六十九万二千两，盐课一百一十万三千两，关税十六万一千两，杂税十万三千两，事例银约二十万两，共三百二十六万五千余两。然而拖欠相沿已久，实际收入不足二百万两，即使全部充作边饷，仍没有剩余。可是京师支出的杂项八十四万两，辽东提塘三十余万两，蓟、辽抚赏十四万两，辽东旧饷改为新饷二十万两，支出超过收入，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三万六千两。何况内供召买、宣府大同抚赏以及一切临时需要，还有超出常额的支出。请下令廷臣，各自陈述意见。”于是廷臣争相提出理财方案。毕自严选择其中可行的，先列上十二项，名为：增加盐引，议定鼓铸，征收杂税，核查隐田，征收寺院田产税，核查牙行，停止修缮仓廒，停止修葺官署，南马协济，崇文铺税，京运拨兑，板木折价。不久，他又列上十二项，名为：增加关税，捐出公费，出售生祠，酌量征收市税，裁汰多余差役，核查虚报冒领，加征抵赎银，班军折银，吏胥缴纳班役银，河滨滩荡，京东水田，殿工冠带。皇帝全部允许施行。皇帝下诏编纂《赋役全书》。毕自严说：“《全书》的编纂，自从实行一条鞭法开始，距今已经四十五年。有同一项赋役在这里多、在那里少的，弊端叫作混派；有关官府听任奸吏暗中洒派、分割侵吞的，弊端叫作花派。应当大力申令整顿。”于是分条提出八种格式献上。皇帝立即命令颁行天下。给事中汪始亨极力论述盗占屯田、损耗军饷的弊端。毕自严说：“这种情况沿袭已久，很难核实。请不论军屯还是民屯，一律按照民田征收赋税。”皇帝认为他的建议正确。此前，魏忠贤扰乱政事，边饷多有缺额，毕自严都按期发放。又上疏说：“最耗费财力的，没有比客饷更严重的。各镇每年定额共三百二十七万两，其中客饷占三分之一，应当大幅裁减。其次是抚赏、召买、修筑等费用，也都不能不节省。”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话。那年冬天，京师遭到兵祸，皇帝为国事忧劳，常在半夜多次下旨。毕自严上奏答复没有迟滞，不敢安睡，以至头部和眼目浮肿，但政务幸而没有缺失。第二年夏天，他以六项罪责自劾，请求罢职，皇帝下优厚诏旨安慰挽留。此前因考满加授太子少保，叙录遵化、永平收复的功劳，又升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梁廷栋请求增加天下田赋，毕自严无法阻止。于是除原先增加的五百二十万两之外，又增加一百六十五万余两，天下更加困敝了。不久，毕自严陈述当务之急十件事，主旨在于使百姓得利，皇帝全部采纳。又因军饷日益增加，他多次请求清查核实，但兵部和督抚大多把奏疏搁置。毕自严又请求裁汰内地无用的军队，皇帝立即命令严加整顿，但不能全部实行。御史余应桂弹劾毕自严主持殿试读卷，首先推荐陈于泰，而陈于泰是辅臣周延儒的姻亲。毕自严称病请求退休，四次上疏，皇帝都不准。当时有诏令规定，县令将要行取入京的，户部先核查其钱粮。华亭知县郑友元已经入朝任御史，他先前任青浦知县时，拖欠金花银二千九百两。皇帝因此诘问户部，毕自严说郑友元已经缴纳十分之七，储存在太仓。皇帝命掌管库藏的人核实，却没有这回事，皇帝大怒，斥责毕自严。毕自严用掩饰之词申辩，皇帝更加愤怒，于是把毕自严投入狱中，派使者逮捕郑友元。御史李若谠上疏营救，皇帝不接受。过了一个多月，给事中吴甘来又抗疏论救，皇帝才释放毕自严。崇祯八年五月，叙录四川平贼功劳，恢复官职后退休。又过三年去世，按制度赐予抚恤。

译李长庚，字酉卿，麻城人。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历任江西左、右布政使，所到之处都勉励自己保持清廉操守。入朝任顺天府尹。改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他尽心治理灾荒，百姓因此得以复苏。盗贼蔓延到武定等州县，他出兵讨伐并擒获首领。万历四十六年，辽东用兵，朝廷商议实行登州、莱州海运。李长庚起初说此事不便，后来又说：“从登州远望铁山西北口，到羊头凹，经过中岛、长行岛抵达北信口，再经过兔儿岛到深井，抵达盖州，转运一百二十里到娘娘宫，陆路行走到广宁一百八十里，到辽阳一百六十里，每石粮食耗费一金。”户部议论认为可行，于是实行了这项运输。第二年二月，特意设置户部侍郎一人兼任右佥都御史，出任督运辽饷，驻扎天津，于是任命李长庚担任此职。他上奏请求实行制造淮船、疏通津路、议定牛车运输、酌定海运、截留帮运、议定钱法、设置按察臣、开办事例、严肃海防九件事。当时朝廷议定每年运输米一百八十万石、豆九十万石、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银三百二十四万两。李长庚请求留用金花银，实行改折，并借用税课银，说：“臣考察《会计录》，每年本色、折色合计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余两。收入内府的有六百多万两，收入太仓的，除本色外，折色有四百多万两。内府的六百万两，除金花、籽粒银外，都是丝绵、布帛、蜡、茶、颜料之类，年久都会腐朽败坏。若改折一年，对上面没有损失，对下面却有好处。其他如陕西羊绒、江浙织造，也应当暂时停止一年，以救济军国急需。”皇帝不高兴，说：“金花、籽粒银是祖宗的旧制度，用于内供正额和军官月俸，费用非常大，怎么能借用留存？应把今年天津、通州、江西、四川、广西上供的税银全部充作军费。” 于是户科给事中官应震上言：“考察《会典》，关于内库说：金花银，国初由南京解送，用来供给武官俸禄，各边有紧急情况时，也从其中支取。正统元年，才开始由南京改为解送内库。此后除武官俸禄外，都成为皇帝御用。因此，金花银在国初常常用来救济边疆，正统以后才供皇帝御用。《会典》关于太仓库说：嘉靖二十二年，议准各地运往京师的钱粮，不论金花还是籽粒，凡应解送内府的都解存太仓库，以备各边使用。这说明世宗朝金花银全都充作军饷，不知陛下即位初年为什么又把它收进内库。如今不考察各边支取使用的旧例，反而说这是正供旧额，为什么相差竟这样大？至于武官月俸，每年不过十余万两，竟说费用巨大吗？而且原数是一百万两，陛下起初又增加二十万两，年深日久，事情始末全被忘却了。按臣的计算，不要说今年应当借用，就是以后年年借用也可以；不要说将来应当用来救济边疆，就是现在内库中已有的也都可以退还太仓。至于物料改折，隆庆元年曾经实行过，用来解送户部救济边疆；隆庆六年又在南京各监局实行，也同样是为了救济边疆。这就是祖宗的旧制度，难道陛下唯独没有听说过吗？”皇帝最终没有听从。当时各项事务刚开始办理，百务纷集，李长庚全都办理整治。天启二年，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就地调任户部尚书。第二年，召回任命为户部尚书，还未到任，因母忧回乡。崇祯元年，起用为工部尚书，又因母忧离职。过了很久，代替闵洪学任吏部尚书。崇祯六年正月，修撰陈于泰上疏陈述时弊，宣府监视中官王坤极力诋毁他，并牵连首辅周延儒。李长庚率同僚上言：“陛下博览古今，曾见过有内臣参与议论辅臣的吗？从今以后，廷臣拱手屏息，这岂是盛世朝廷所应有的现象。臣等失职，请立即赐予谴责罢黜；但我们终究不忍开启内臣轻率议论朝政的先例，否则祸患流传无穷，成为万世的口实。”皇帝不高兴。第二天在平台召见对答。当时副都御史王志道弹劾王坤，言辞更加切直，皇帝责令他回奏。奏疏上达后，皇帝更加愤怒。等到当面召对，皇帝责问斥责了很久，最终削除他的官籍。王志道，漳浦人，天启年间任给事中。他议论“三案”时被高攀龙驳斥，称病回乡。后来依附魏忠贤，历次升任左通政，议论此事的人都鄙薄他。到这时，因为触犯中官而被罢职。李长庚不培植党羽援助，与温体仁不太合得来。朝廷推举郎中王茂学任真定知府，皇帝不准。又推举他任顺德知府，皇帝大怒，责备他们欺骗蒙蔽，并追究冠带监生授职之事，责令回奏。奏疏上达后，李长庚被斥为平民。他在家闲居十年，国家发生变故，过了很久去世。刘之凤，字雍鸣，中牟人。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南京御史。天启三年六月，上疏辨明孙承宗、王象乾、阎鸣泰事情的始末，请求决定他们的去留，并撤除毛文龙在海外的军队，命令他驻居关内。又请求赶快停止内操。他触犯魏忠贤，魏忠贤传旨严厉责备他，又向廷臣宣谕，再有冒犯上奏的人，一律罪无可赦。天启六年，刘之凤正在督察江防，任期届满后上奏报告。魏忠贤夺去了他的官职。崇祯二年，起用他恢复原官。皇帝召周延儒入宫宴见，直到半夜才出来。刘之凤与同僚上疏说：“臣等在陪都任职待罪，距离延儒的原籍只有三百里；他在朝廷立身、在乡里处世，实在不值得一提。如今却特别受到皇帝的宠信，他一定会说满朝都在欺骗皇上，只有延儒一人舍身为国，使陛下真以为廷臣没有一个可以信任，而延儒便可以剪除所忌恨的人、树立自己的私党，并说这是替冯铨、霍维华等人报仇。这一次召见，对国事没有丝毫益处，却使圣德受到丘山般的损害。”他触犯圣旨，受到诘问斥责。不久，他又列举五件事上奏：举荐有谋略勇气的人，停止援兵，训练土著，秘密侦察，选用守令；这些意见都被采纳。

译刘之凤多次升任刑部侍郎，后来代替郑三俊任本部尚书。刘之凤认为天下囚徒都每五年审录一次，唯独高墙罪犯不在其中，便上疏说明，得到批准。他曾与左侍郎王命璿在平台接受召对，议论法律条例和狱讼情形，皇帝训诫一番后退朝。当时发生火星异常出现的灾变，刘之凤特意请求修明刑法，说：“从今以后，大案狱情一个月奏报判决，小案半个月奏报判决。赃款数额重大的人犯，如果结案在数年前，大概本犯已经没有骨髓可以敲取，亲属也没有油脂可以吸取。请全部宽宥免罪，以成全上天好生之仁。”皇帝听从了。但刘之凤虽然这样上奏，此后每次上报狱词，皇帝必定严厉驳斥，刘之凤非常恐惧，各司呈送案稿时，他迟疑不敢立即发出，多次上疏称病，皇帝不答应。适逢尚书范景文弹劾南京给事中荆可栋贪污受贿，交刑部审讯，刘之凤判处他较轻的罪名。皇帝怀疑他收受贿赂，把他交给狱吏审理，司法官为了迎合皇帝旨意判处绞刑。给事中李清说这与法律不合，同僚葛枢又上疏论救。皇帝大怒，降葛枢官阶，调到外地。崇祯十三年四月，刘之凤在狱中上书申明自己没有收受赃贿，情状值得怜悯宽赦。皇帝也置之不理，最终死于狱中。统计崇祯一朝，刑部更换尚书十七人。薛贞因属于宦官党羽而被判死。苏茂相任职半年便罢官。王在晋尚未到任，就改任兵部。乔允升因逃脱囚犯之罪被发配戍边。韩继思因议论案件而被除名。只有胡应台得以善终离任。冯英被弹劾后发配戍边。郑三俊因议论案件被逮捕拘禁。刘之凤被判绞刑，死于狱中的疾病。甄淑因收受贿赂被投入诏狱，后改送刑部关押，死于狱中疾病。李觉斯因议论案件被削除官籍。刘泽深死在任上。郑三俊再次任尚书，改任吏部。范景文尚未到任，就改任工部。徐石麒因议论案件丢官，闲居家中。胡应台再次被召而没有赴任。继任他的是张忻，贼寇攻陷京师后，他与儿子、庶吉士张端一起投降。赞曰：崔景荣、黄克缵都不被东林党人所接纳，但也只是没有依附东林而已。当东林势力强盛时，网罗天下清流，士人中有孤立自守、特意与之不同的，辱骂诋毁也随之而来。攻击东林的人，庆幸这些人接近自己，便援引他们来抬高自身。于是保持中立的人大多不能免受小人的玷污。考察人物品行的人，竟专门把他们与东林关系的亲疏作为品第高下的标准，这难道是公允的评论吗？毕自严、李长庚都是计臣中有办事才能的人，但毕自严提出增加赋税的建议，明眼人认为这是他的缺点。刘之凤审议案件不当，罪责本来只应贬谪罢职，最终却给了重罪，刑罚不适当，想求得国家治理好，能办得到吗！

译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张鹤鸣（弟弟张鹤腾）、董汉儒（汪泗论）、赵彦、王洽（王在晋的门生中的佼佼者）、梁廷栋、熊明遇、张凤翼、陈新甲、冯元飙（兄长冯元飏）。张鹤鸣，字元平，颍州人。考中万历十四年会试时，父亲生病，他赶快回家。过了六年，才考中进士。授任历城知县，调任南京兵部主事。多次升任陕西右参政，分巡临、巩二道，以才干谋略闻名。再次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杨应龙平定后，裁减军队过多，苗人仲氏部落到处成为盗寇。张鹤鸣说：“仲贼本是粤西瑶族的一支，流入贵州中部。从贵阳直到云南，人数以三万计，寨子有一千四百七十处；分散时就是百姓，聚合时就是盗贼。又有红苗，环绕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人数达几十万；而镇远、清平之间的大江、小江、九股等部族，都是杨应龙留下的余孽，人数有一万多。臣所属的士卒只有一万三千人，凭什么抵御贼寇？”于是列举增加兵力、增加军饷等九项建议上奏。他会合各地土兵，进剿洪边十二马头，大败红苗，又追击到猱坪。贼首老蜡鸡占据峰顶的仰天窝，窝中有九口井，地势平坦开阔，可以容纳数千人；下方通向三条道路，每条都设有三道关隘，老蜡鸡僭越自称王号。张鹤鸣攻取关隘，老蜡鸡被杀，安抚招降其余部众后返回。不久又发兵攻平定广、威平、安笼等地的贼寇，威名十分显著。升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尚未赴任，转任左侍郎，协助处理部务。当时军情紧急，兵部增设两名侍郎，但张鹤鸣与祁伯裕、王在晋都躺在家中不赴任。到天启元年，辽阳失陷，军情更加紧急。右侍郎张经世督率援军出关后，兵部中便没有侍郎。言官请求催促张鹤鸣等人，奏章上了几十道，皇帝才限定日期，命兵部骑马督促，张鹤鸣等人才开始赴任。到任后，朝廷论定他平定苗乱的功劳，升为本部尚书，仍办理侍郎事务。尚书王象乾出任蓟、辽军务总督，张鹤鸣于是接替他的位置。给事中韦蕃请求留下王象乾，派张鹤鸣出任督师。张鹤鸣触犯圣旨，被贬到外地。当时熊廷弼经略辽东，性情刚强而意气用事，喜欢谩骂，欺凌朝士。张鹤鸣与他失和，事情多有龃龉，唯独喜欢巡抚王化贞。王化贞本是平庸之才，却喜欢说大话，张鹤鸣支持他，他所奏请的事情无不获准，还命令王化贞不受熊廷弼节制。朝廷内外都知道经略与巡抚不和，必然会误害边疆，但张鹤鸣更加坚定地信任王化贞，最终导致边疆战事大坏。天启二年正月，朝廷讨论熊廷弼、王化贞的去留。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主张由张鹤鸣代替熊廷弼，其他人多说经略、巡抚应当一并留任，只有张鹤鸣毅然主张撤掉熊廷弼，专任王化贞。议案刚上奏，王化贞已经放弃广宁逃走。张鹤鸣内心惭愧，又害怕获罪，于是自行请求前往边疆，诏令加授太子太保，赐蟒袍、玉带和尚方剑。张鹤鸣害怕前往，拖延十七天，才抵达山海关。到达后没有提出任何筹划，只是每天发布命令逮捕间谍，优厚款待蒙古炒花、宰赛等部落罢了。起初，广宁战败的文书传到后，廷臣聚集讨论军务。张鹤鸣盛气凌人地辱骂熊廷弼，为自己开脱。给事中刘弘化首先弹劾他，因此被扣除俸禄。御史江秉谦、何荐可接着弹劾，也被贬官。廷臣更加愤怒。御史谢文锦，以及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萧良佐、侯震旸、熊德阳等交相上疏极力论劾，请求援用世宗杀丁汝夔、神宗逮捕石星的旧例，将王化贞一并审理。张鹤鸣反过来说，熊廷弼败坏边疆战事，是因为故大学士刘一燝、尚书周嘉谟结党庇护，不让他出关所导致的，于是诋毁言官是刘一燝的鹰犬。并且说：“祖宗旧例，大司马不因边疆之事而论功定罪。”于是周朝瑞等又联合上疏弹劾他，御史周宗文也列举他的八项罪状。皇帝没有追究。张鹤鸣拖延了几个月，以病请假回乡。天启六年春，魏忠贤的势力极其炽盛，起用张鹤鸣为南京工部尚书。不久因安邦彦尚未平定，张鹤鸣先前有平定苗乱的功劳，改任兵部尚书，总督贵州、四川、云南、湖广、广西军务，赐尚方剑。功业尚未完成，庄烈帝继位。给事中瞿式耜、胡永顺、万鹏认为张鹤鸣是因魏忠贤而升迁，连续上疏攻击他。张鹤鸣请求离职，诏令加授太子太师，乘驿传车回乡。崇祯八年，流贼攻陷颍州，抓住张鹤鸣，按惯例把他悬挂在树上；他一直辱骂贼寇而死，享年八十五岁。弟弟张鹤腾，字元汉，考中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任云南副使。他品行淳厚笃实，声誉超过哥哥。城池陷落后被捕，始终不停地辱骂贼寇而死。董汉儒，开州人。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授任河南府推官，入朝任户部主事。他上疏陈述减少织造、裁减冒滥等事项，并且说：“近来九重宫门、三殿之间，只听说纵酒、滥施刑罚、贪赃受贿。时局值得忧虑，不只是国家财政日益困窘而已。”皇帝没有答复。朝鲜再次发生战事，他以郎中身份出任督理粮饷。不久升任山东佥事，进为副使，历任湖广左、右布政使，所到之处都有声誉。万历四十年，就地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皇帝赐给福王庄田，责令湖广提供四千四百余顷土地，董汉儒因无法取得田地，请求每年缴纳万金代替租税，皇帝不听。楚王宗室五十多人因告发假王之事获罪，被囚禁十年，董汉儒极力进言说，所谓王其实是假的，请释放被囚的人。又替满朝荐、卞孔时等请求宽赦。都没有得到答复。因母忧回乡。光宗即位，召回任命为工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兵部，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天启改元，辽阳失陷，他挑选精锐士卒二千人入京护卫，诏令褒奖他。第二年秋，以左侍郎协理戎政。尚未赴任，升为兵部尚书。当时辽地全部丧失，董汉儒请求逮捕治罪降将刘世勋等二十九人的家属，立即诛杀逃将蔡汝贤等，皇帝答复准许。毛文龙驻在海外，多次用虚假言辞欺骗朝廷，登莱巡抚袁可立常常替他上奏请求。董汉儒说毛文龙的谋划空疏，虚假的声势不可长久依靠；又请求诛杀逃将管大籓、张思任、孟淑孔等，言辞十分恳切。皇帝命令逮捕治罪张思任等人，但管大籓最终搁置不问。各镇援助辽东的军队多有逃跑，有的出关投奔插部，董汉儒请求捕获后立即诛杀，同伍中互相擒捕逃兵的给予重赏；并且按时发放军饷，这样逃兵自然会减少。皇帝也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宦官王体乾、宋晋、魏忠贤等十二人有旧日功劳，皇帝命令凡因他们受荫而任锦衣卫官职的，都给予世袭。董汉儒依据祖制极力争辩，皇帝不听。给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论等联合上疏劝谏，给事中朱大典、周之纲，御史宋师襄、胡良机又专门上疏接着劝谏，最终都没有被采纳。董汉儒不久因母丧回乡。后来魏忠贤专横跋扈，董汉儒服丧期满，朝廷便不再召用。追叙他在甘肃的功劳，就在家中加授太子太保，荫封儿子为锦衣卫百户。死后追赠少保，谥号肃敏。汪泗论，字自鲁，休宁人。他的祖父▯自，嘉靖年间考中进士，历任福建兵备佥事，分守福宁。倭寇侵犯同安时，▯自释放七名重囚，让他们充任军队先锋，出击击退倭寇。捷报传到朝廷后，获得金帛赏赐。汪泗论考中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任漳浦知县，调任福清，施行政绩惠及百姓，清理屯田，修缮城堡。被征召升任御史，首先请求杜绝内批，以防止祸患由微小征兆逐渐发展；又请求召回科臣杨涟等人，以振作士气。巡按江西时，敦厚持重、顾全大局，奸邪盗贼都肃然收敛。宗室人员俸禄供应不足，他上疏请求保留桥税和赎锾，用来接济他们。历任太仆寺少卿。他曾在诸生中识得黄道周，众人都佩服他精于鉴识人才。赵彦，肤施人。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多次升任山西左布政使。光宗继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辽阳失陷后，赵彦请求增加兵力戍守各岛，特意设置登州大将，在登州、莱州设置镇守，自此开始。天启二年，广宁又失陷。赵彦认为山东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列举八件事上奏，诏令大多准许施行。此前，蓟州人王森得到妖狐和奇异香物，倡导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他的徒众有大小传头、会主等称号，势力蔓延到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王森住在滦州石佛庄，徒党缴纳金钱，称为朝贡；用飞传竹筹报告机密事务，一天可以传送数百里。万历二十三年，有关官府逮捕王森，判处死刑；他用贿赂获释。于是进入京师，结交外戚和宦官，任意传播教法。后来王森的徒弟李国用另立教门，使用符咒召鬼。两教互相仇恨，事情全部暴露。万历四十二年，王森又被官府逮捕，过了五年，死在狱中。他的儿子王好贤，以及钜野的徐鸿儒、武邑的于弘志等人继承他的教法，徒党更加众多。到这时，王好贤见辽东全部失陷，各地奸民都想乘机逞强，便与徐鸿儒等约定在这一年中秋同时起兵。恰逢谋划泄露，徐鸿儒于是提前反叛，自称中兴福烈帝，称年号为大成兴胜元年，以红巾作为标志。五月戊申，攻陷郓城，不久又攻陷邹、滕、峄，人数达到几万。当时太平日久，郡县没有防守准备，山东原本就没有部署重兵。赵彦任用都司杨国栋、廖栋，同时檄令所属地区训练民兵，增加各要地的守军。他请求留下京操班军和广东援助辽东的军队，以备征调。又推荐起用原大同总兵官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官，讨伐贼寇。贼寇趁杨肇基尚未到达，袭击兖州，被滋阳知县杨炳击退。杨国栋等击败贼寇，收复郓城。贼寇的另一支进犯钜野，知县赵延庆坚守不降，杨国栋的军队到达后击败他们，又击败进犯兖州的贼寇。于是与廖栋等合力攻打邹县。官军溃败，游击张榜战死，贼寇于是包围曲阜、郯城。不久贼寇败退，官军便收复峄县。七月，赵彦到兖州督察军队。刚出城，就遇到一万多名贼寇，赵彦从城墙上缒下入城。杨肇基急忙迎战，同时命杨国栋和廖栋从两面夹击，在横河大败贼寇。当时贼寇的精锐聚集在邹、滕之间，赵彦想攻打邹、滕。副使徐从治说：“邹、滕难以攻下，不如捣击他们的中坚力量，这两座城也就可以图取了。”赵彦于是与杨肇基命游兵牵制邹城的贼寇，亲率大军在黄阴、纪王城攻击贼寇精锐，大败贼寇，追逼并在峄山歼灭他们，于是包围邹县。大小数十战，邹城仍未攻下，便命天津佥事来斯行和杨国栋等乘机收复滕县。杨国栋又在沙河大败贼寇，于是修筑长围攻打邹县。徐鸿儒抵抗坚守三个月，粮食吃尽，贼党全部出城投降；徐鸿儒单骑逃走，被擒获。赵彦安抚他的部众四万七千多人。于是记录战功，告祭太庙并献俘，把徐鸿儒在市中肢解示众。徐鸿儒蹂躏山东二十年，徒党不下二百万人，到这时才伏法诛死。于弘志也在这一年六月占据武邑白家屯，准备攻取景州以响应徐鸿儒。来斯行正要前往山东援救，便回军讨伐于弘志。于弘志突围逃走，被诸生叶廷珍擒获，这次起事共七天便被消灭。王好贤也被捕获后伏法诛死。赵彦已经加授兵部侍郎，论功后升为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再加授太子太保，荫封儿子为锦衣卫世袭佥事，赏赐银币并加等。他上奏请求赈济百姓，并请求免除邹、滕赋税三年，郓城、峄、滋阳、曲阜一年，钜野免除一半，都得到皇帝批准。天启三年八月，召回赵彦，代替董汉儒任兵部尚书。他极力陈述边将克扣军饷、役使士兵、虚报军额、侵占军马等弊端，并分条列举全面核查的办法。皇帝称好，立即下令各边实行。参将王楹巡视边地时，被哈剌慎部袭击杀死，赵彦请求核实情况、依法治罪，并敕令各边的抚赏不得增加原有定额。有传闻说我大清兵想从喜峰口入关，赵彦为此忧虑，拟定八项措施上奏，皇帝都嘉奖并采纳。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项罪状，赵彦也抗疏弹劾魏忠贤，从此被魏忠贤憎恨。贵州征讨苗人屡次失败，赵彦列举八项策略献上，诏令颁示军中。赵彦有谋略，熟悉军事。可是征讨妖贼时，各将领多杀害良民冒充战功，而他的儿子任锦衣卫官，在都市中很是张扬。给事中、御史交相弹劾他。赵彦三次上疏请求罢职，魏忠贤挟带以前的怨恨，命他乘驿传车回乡，并削去他儿子的官籍。起初妖贼起事时，辽东经略王在晋派兵协助讨伐，赵彦论功时没有提到王在晋，王在晋因此怨恨他；到这时王在晋任南京吏部官员，多次诋毁赵彦。给事中袁玉佩于是弹劾赵彦冒领功劳、滥行荫封，并且说不应当修筑京观。诏令削去赵彦的世袭荫职，并毁掉京观。不久追叙他任兵部时的边疆功劳，就在家中升为太子太傅。没过多久去世。王洽，字和仲，临邑人。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历任东光、任丘知县。服丧期满后，补任长垣知县。他治理地方仪表堂堂、身材高大，端坐在大堂上，吏民望见他如同望见神明。他的清廉能干在一方官员中最为突出。升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历任考功司、文选司郎中。天启初年，众多贤能之士得到推荐升用，王洽出了力。升任太常寺少卿。天启三年冬，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王洽本来是赵南星引荐的，等到魏忠贤驱逐赵南星，王洽请求罢职，未获准许。天启五年四月，御史李应公迎合魏忠贤的意旨弹劾王洽，于是王洽被夺职闲住。

译崇祯元年，召回任命为工部右侍郎，代理部务。兵部尚书王在晋被罢职后，皇帝召见群臣，看到王洽相貌奇伟，立即提升任用他。王洽上疏陈述军政十件事：严惩克扣军饷的将帅，修整武备，核实兵员，衡量将领才干，核查欺骗蒙蔽，惩治剥削侵吞，勤加训练，清理积弊，举荐特殊人才，平息盗贼；皇帝全部嘉奖并采纳。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争论插汉部议和、作战之事，皇帝在平台召集大臣，长久诘问，王洽和其他执政大臣都主张采用王象乾的策略，确定议和方案，详情见《王象乾传》《张宗衡传》。不久他上言：“祖宗养兵百万，不耗费朝廷一文钱，靠的就是屯田。如今辽东、永平、天津、登州、莱州沿海的荒地，以及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等县的闲田，共有百万顷。元代虞集曾提出京东水田的建议，本朝万历初年，总督张佳允、巡抚张国彦在蓟镇实行过，却受到豪强阻挠。后来巡抚汪应蛟又在河间实行。如今已经开垦的田地荒废，尚未开垦的也置之不问，白白丢弃上天施予、土地生长的利益，却每天讲求生财之术，用来供养军队，这不是大大的失策吗！请下令各道监司遵照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垦的制度，切实用心推行，希望国家财政有所补益，军粮不致缺乏。”皇帝称好，立即命令实行。王洽曾上奏裁汰任职年久而没有人举荐的武官四十八人，并以边疆才干举荐监司杨嗣昌、梁廷栋，后来二人都受到重用。崇祯二年十月，我大清兵从大安口入关，京城戒严。王洽急忙征调四方军队入京护卫，督师袁崇焕，巡抚解经传、郭之琮，总兵官祖大寿、赵率教、满桂、侯世禄、尤世威、曹鸣雷等先后到达，却不能抵挡，大清兵于是深入。皇帝十分忧虑，十一月召见廷臣。侍郎周延儒说：“主管兵部的人防御疏忽，调度失当。”检讨项煜接着说：“世宗杀掉丁汝夔，将士震惊恐惧，强敌连夜逃走。”皇帝点头赞同，于是把王洽投入监狱，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替他。第二年四月，王洽最终死于狱中疾病。不久论定他的罪，又以死刑罪名追究。洽为人清廉修洁、刚正直率，素来很有当时的声望，但不擅长应付突发变化。突然遭逢重大变故，因时局艰难而显出无能。遵化陷落，过了两天才得到消息。皇帝恼怒他侦察探听不明，又认为朝廷大臣玩忽职守，拟用重法治罪，因此对王洽一点也不宽贷。后来京城又三次遭受兵灾，枢密大臣都得以免罪，许多人都替王洽感到惋惜。在晋，字明初，太仓人。万历二十年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由各部曹官历任监司，凭江西布政使升任山东巡抚、右副都御史，进而负责督理河道。泰昌年间，升任添设的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代理兵部事务。三月，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负责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接替熊廷弼。八月，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不久请求告假回乡。天启五年，起用为南京吏部尚书，不久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元年，召任刑部尚书，不久升任兵部尚书。因张庆臻改动敕书一事获罪，被削去官籍回乡，后来去世。高第，字登之，滦州人。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兵部尚书，负责经略蓟州、辽东。任职不到几个月，就因怯懦畏缩被弹劾罢官离去。崇祯二年冬，大清兵攻破滦州，高第逃窜得免。梁廷栋，鄢陵人。他的父亲梁克从，官至太常少卿。梁廷栋中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授任南京兵部主事，召回改任礼部官员，历任仪制郎中。天启五年，升任抚治西宁参议。七年，调任永平兵备副使。督抚以下的官员都为魏忠贤修建生祠，只有梁廷栋不去，便请求回乡奉养父母。崇祯元年，起用原职，分巡口北道。第二年，加任右参政。十一月，大清兵攻克遵化，巡抚王元雅自缢，朝廷立即提升梁廷栋为右佥都御史，接替他。梁廷栋请求赐予召见，当面陈述方略，皇帝答复准许。不久，督师袁崇焕下狱，梁廷栋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任原来的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辽东、保定军务以及各地援军。梁廷栋有才干，懂得军事，奏对明白爽利，皇帝对他十分器重。崇祯三年正月，兵部尚书申用懋被罢免，皇帝特意召梁廷栋掌管兵部事务。当时京师虽然解除戒严，但军情文书接连不断，梁廷栋处理决断没有滞碍。然而朝廷大臣见他突然受到重用，心中嫉妒。给事中陈良训首先刺责梁廷栋，同僚陶崇道又说：“梁廷栋几个月前还只是一个监司，转眼就成了巡抚、总督、掌兵部的大臣，对于国士般的待遇，他应当怎样报答？他在通州时说，遵化、永平容易收复，良乡、固安难以攻破，自以为是神机妙算。现在为什么难的反而容易，容易的反而困难了？而且他曾经请求亲自到军中，跟随敌人追击，说这是报答君主的热血。如今安然坐在中枢，热血又消失到哪里去了？他说制敌不只在于交战，这话似乎有道理；可是攻伐敌人的谋略、使用间谍，他的计策又在哪里呢？”皇帝没有听从陶崇道的话。梁廷栋上疏申辩，请求到一个险要边疆效力，皇帝下优厚诏书安慰挽留他。不久，工部主事李逢申弹劾梁廷栋徒有虚名，陶崇道又说梁廷栋轻率发言，导致临洮、固原入卫的军队发生兵变。皇帝都没有采纳。五月，永平四城收复，因梁廷栋调度有功，赏赐他，加太子少保，世袭荫任锦衣卫佥事。那年秋天，梁廷栋因为军粮不足，准备增加赋税，于是说：“如今闾左百姓虽然贫困，却不是因为辽饷而贫困。一年之中，暗中加派的赋税，不知有多少。例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等事，花费少的也有五六千金；把全国合计起来，国家每选派一批守令，天下便加派数百万元。巡按查盘、访缉、馈赠、谢荐等事，花费多的达到二三万金；把全国合计起来，国家每派出一批巡方官，天下便加派一百多万，却说百姓因辽饷而贫困，这是什么道理？臣考察九边规定的兵饷，士兵不过五十万人，军饷不过一千五百三十多万，有什么可忧虑不足的？所以如今百姓贫困的原因，只在于官吏贪污。假使贪污之风不除，即使不加派，百姓仍然照样忧愁痛苦；假使贪污之风稍息，即使再次加派，百姓也仍然照样欢欣。”奏疏呈上后，皇帝赞同他的话，下令交户部商议。户部尚书毕自严迎合梁廷栋的意思，便说如今的办法没有超过加赋的，请在每亩加九厘之外，再增加三厘。于是增税一百六十五万有余，天下一同怨恨。此后，梁廷栋陈述革除积弊的五件事：屯田、盐法、钱法、茶马、积粟。他又极力陈述陕西导致贼寇兴起的原因，请求重惩贪污的将领和官吏，以疏解军民的愤怒，堵塞叛乱的根源。皇帝都嘉奖并采纳了。

译梁廷栋在中枢任职一年多，所陈述的军事事务大多符合军机和实际需要，皇帝非常倚重任用他。然而他颇有心机并营求私利，不受朝廷舆论的尊重。给事中葛应斗弹劾御史袁弘勋接受参将胡宗明的贿金，请托兵部；梁廷栋也弹劾袁弘勋和锦衣卫张道濬相互勾结收受贿赂的情状。两人于是都被下狱。这两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的亲信。梁廷栋谋划把王永光也一并排除，以自己取代他；由于他摆脱了兵部事务，王永光最终因此离职。御史水佳允是袁弘勋的同郡人，上两道奏疏极力攻击梁廷栋，揭发他写给有关官员的亲笔信，并且说他放纵奸人沈敏勾连蓟州巡抚刘可训，收受贿赂、营求私利。梁廷栋上疏辩解，请求离职，皇帝仍安慰挽留。不久有个叫安国栋的人，起初以通判身份主持插汉部抚赏事务，梁廷栋推荐他的才能，特意提升他为职方主事，仍主持抚赏，颇多奸诈牟利之事，梁廷栋包庇他。后来水佳允因其他事情获罪，降为行人司副，又上疏揭发两人交往勾结的情况，并列举他们贿赂、买通将领的几件事，事情都有迹可查。梁廷栋处境十分危险，依靠宦官从中周旋，得以被罢职闲住，以熊明遇代替他。天启八年冬，召任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接替杨嗣昌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第二年七月，我大清兵从间道越过天寿山，攻克昌平，逼近京师。山后地区是梁廷栋管辖的地方，朝廷命他戴罪入京援救。兵部尚书张凤翼害怕获罪，自请担任督师。两人都怯懦不敢交战，京城附近许多地方遭到残破，言官接连上疏弹劾他们。两人更加害怕，估计解除戒严后必定遭受重谴，便每天服用大黄药求死。八月十九日，大清兵出塞。到九月初一，张凤翼去世。过了十多天，梁廷栋也去世了。后来司法官署议定罪名，梁廷栋被判大辟，因已经死亡而不再追究。梁廷栋死后，他的父亲梁克从还在世。后来贼寇攻破鄢陵，梁克从逃避到开封。等到开封被水淹没，他死于水灾。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万历二十九年中进士。任长兴县知县。万历四十三年，升任兵科给事中，不久掌管科务。他上疏极力陈述当时的弊病，说：今年春天以来，晋地两次响起天鼓，流星白天坠落在清丰，发生二十八次地震，九次天火，石首下了菽豆般的雨，河内出现女子妖异之事，辽东出现的兵事征兆吐出火来；即使把《春秋》二百四十年间的灾异合计起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的。况且山东发生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事，黄河水涨到天边，又有太白星横贯天空，辅星忽明忽暗，荧惑星侵犯月亮，金星、水星运行失常，有时日光没有光芒，日月同现光晕，成为长期的大风和旱灾。上天的谴责越来越深，而陛下所做的事情却都是欺诬上天、违背常经的事，这确实是禽息撞碎头颅、贾生痛哭的时候了。臣斗胆进献“八忧、五渐、三无”的说法。如今内库太充实，外库太空虚，这是第一忧；负责军饷的大臣缺少军饷，边疆大臣却开启边衅，这是第二忧；套部图谋称王，插部觊觎赏赐，这是第三忧；黄河泛滥，运河阻塞淤积，这是第四忧；齐地苦于荒年，楚地苦于土地贫瘠，这是第五忧；宰辅大臣人选不足，栋梁之臣常受牵制，这是第六忧；众人喧哗充满街道，讹言到处流传，这是第七忧；吴地百姓喜好作乱，尊卑秩序颠倒，这是第八忧。八种忧患还没有结束，五种渐变又接着出现。太阿之柄，即国家大权，渐渐落入宦官手中；杰出刚正的人，渐渐像凋落的竹箨一样被弃置；科举取士的制度，渐渐成为奸邪滋生的场所；武库中的兵器，渐渐销毁散失；商旅通行的道路，渐渐到了阻塞不通的地步。五种渐变还没有结束，三种“无”又接着出现。一个平民就可以迷惑天子，一个低级军官就可以滥发诏令，这是说朝廷没有纲纪。滇、黔的守令都走投无路，扬州、广东的监司大多规避责任，这是说远方没有吏治。进谗构陷的言语比戈戟更厉害，倾覆危亡的祸患比苏秦、张仪所造成的祸害更惨烈，这是说士大夫没有人心。天下的事情难道不令人寒心吗？” 皇帝没有醒悟。亓诗教等人认为熊明遇与东林党相通，便把他调出京城任福建佥事，升任宁夏参议。天启元年，熊明遇由尚宝少卿升任太仆少卿，不久又升任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他在伏虎山修建营寨，选练苍头军，用来加强防守。永乐年间，齐王朱榑因罪被废黜，他的子孙居住在南京，号称齐庶人。有个叫朱睿爁的人，自负相貌奇异，与奸人谋划叛乱，熊明遇将他捕获，把他的党羽十多人依法处置。魏忠贤的党羽谋划把东林党人全部逐出，因熊明遇曾经营救御史游士任，天启五年三月，给事中薛国观于是弹劾他包庇徇私，魏忠贤立即假传圣旨革除他的官职。不久，熊明遇又因汪文言案件获罪，被追缴赃款一千二百金，贬谪戍守贵州平溪卫。庄烈帝即位后，熊明遇获释回归。崇祯元年，起用为兵部右侍郎。第二年升任左侍郎，调任南京刑部尚书。崇祯四年，召任兵部尚书，他上疏陈述兵部四司长期存在的弊病，都得到采纳。杨鹤被逮捕，熊明遇说：“秦中流寇，圣旨明许安抚和剿讨同时进行。臣认为，首领请求投降的也应当安抚，被胁迫而跟随、负险固守的也应当剿讨。如今杨鹤因为安抚贼寇没有功效而被逮捕，如果各位大臣因杨鹤的缘故要把无辜者全部杀掉，那么被胁迫的人就断绝了活路。应当赶快命令新任督臣洪承畴，晓谕贼党杀贼立功自效，即使是神一魁、刘金这一类人，如果果真建立奇功，也应一体加以记功录用。至于善于安抚驾驭部下的将领，如吴弘器等，仍应升迁，这样贼党才会一天天孤立。”皇帝也采纳了他的意见。崇祯五年正月，山东叛将李九成等攻陷登州，熊明遇误信巡抚余大成的话，极力主张安抚，结果贼势日益猖獗，莱州城被围，几乎陷落，于是调关外军队讨伐平定。详情见《徐从治传》。当时，我大清兵进入宣府，巡抚沈棨与宦官王坤等派使者议和，馈送金帛、牢牲和酒醴，大军才回去。事情传到朝廷后，皇帝厌恶沈棨专擅，召熊明遇等到平台召对。熊明遇曲意为沈棨解脱，皇帝不高兴，逮捕沈棨交给司法官吏。于是给事中孙三杰极力诋毁熊明遇、沈棨相互勾结而误国，同僚陈赞化、吕黄钟以及御史赵继鼎接连弹劾他。熊明遇再次上疏请求罢职，皇帝责备他才疏学浅、败坏政事，命他解任听候查勘。不久以原官致仕。过了很久，因推荐起用为南京兵部尚书，改任工部尚书，称病回乡。国家发生变故后去世。张凤翼，代州人。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历任广宁兵备副使，因父母丧事回乡。

译天启初年，起用为右参政，整饬遵化兵备。天启三年五月，辽东巡抚阎鸣泰被罢免，提升张凤翼为右佥都御史接替他。自从王化贞放弃广宁以后，关外八座城全都空虚，枢辅孙承宗决意修复，但还没有开始筑城。张凤翼接到任命，怀疑孙承宗想回朝，把辽东事务交给自己，十分害怕，立即上疏请求专门守卫山海关。由于他的座主叶向高、同乡韩爌掌权，压下了这道奏疏。张凤翼到达关内后，于八月出巡前屯、宁远等城，上疏极力称颂孙承宗经营治理的功劳，并说：“八城的挖土筑墙，不是一年能够完成的工程；六年来留下的创伤，不是一时能够恢复的疾病。如今议论进剿却不能进剿，谈论进攻也无法进攻，计策只有坚守。应当以山海关为根基，以宁远为门户，以广宁作为侦察哨所。”他的主意专门支持守关，与孙承宗意见不同。当时赵率教驻守前屯，开垦田地、训练士卒都有成效。等到袁崇焕、满桂守卫宁远，关外的部署大致安定。忽然有传闻说中左所遭到兵灾，永平的官民喧嚣不安，想要逃窜，张凤翼心中动摇，急忙把妻子儿女送回西边。孙承宗说：“我不出关，人心就不能安定。”于是天启四年正月向东进发。张凤翼对人说：“枢辅想让我住在宁远、前屯的荒塞之地，这是要杀我。国家即使放弃辽东，也还不会失去全盛局面，像大宁、河套，放弃它们又有什么危害？如今全天下都不想恢复辽东，难道他一个人偏偏想恢复吗？”他秘密命令在言路任职的熟人诋毁马世龙贪婪好色以及三位大将建立军府的错误，借此动摇孙承宗。孙承宗不高兴，把这些话上报朝廷。恰逢张凤翼遭遇母丧，于是解除职务离去。孙承宗又上疏为马世龙等人辩解，趁机诋毁张凤翼才能鄙陋而胆怯，见识昏暗而狡猾，善于趋利，巧于避祸。朝廷讨论后认为他已经离职，便不再追究。天启六年秋，起用原官，巡抚保定。第二年冬，蓟辽总督刘诏被罢免，提升张凤翼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接替他。崇祯元年二月，御史甯光先弹劾张凤翼此前巡抚保定时为魏忠贤修建生祠。张凤翼引罪请求罢职，皇帝不准。不久，他称病离去。那些修建生祠的人都列入逆案，张凤翼因为是边疆大臣而获得宽免。崇祯三年，起用原官，接替刘策总督蓟州、辽东、保定军务。遵化、永平四城收复后，叙定功劳，升任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世袭荫任锦衣卫佥事。张凤翼认为西部防线单薄衰弱，分条上奏增加良将、驻扎重兵、配备火器、预先储备军粮、扩大侦察范围等数件事，皇帝听从了。此后，他又称病离去。过了很久，召任兵部尚书。第二年二月，皇帝在平台召对，与吏部尚书李长庚一同接受“为国任事，洁己率属”的谕旨。不久，因宣府、大同兵力少，他上言：“国家初建时的定额军队，宣府十五万一千人，如今只剩六万七千人；大同十三万五千人，如今只剩七万五千人。请两镇各增募一万人，分营训练。而且每月军饷只发五钱，怎么能招来勇武强悍的士卒？请每人发两份军饷。”皇帝一并听从了。给事中周纯修、御史葛征奇等人因军务日益紧急，弹劾张凤翼失职。张凤翼接连上疏请求退休，都没有得到允许。崇祯七年，因收复登州有功，加任太子少保。七月，我大清向西征讨插汉部，军队回师后进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内。皇帝恼怒守边大臣错失战机，把案件交给兵部议罪。兵部建议巡抚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职赎杖，总督张宗衡闲住。皇帝认为处罚太轻，责令张凤翼答复说明。于是总督、巡抚以及三镇总兵睦自强、曹文诏、张全昌都被发配戍边，监视军务的宦官刘允中、刘文中、王坤也被充入净军。当时讨贼总督陈奇瑜因招抚失败而坏事，给事中顾国宝弹劾张凤翼任用非人，皇帝也没有追究。陈奇瑜被罢后，皇帝立即命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督河南、山西、湖广军务，剿灭中原群盗。言官认为洪承畴势必难以兼顾，请另派一人为总督，张凤翼不能决定，后来洪承畴果然没有功效。等到贼寇将要向南进犯时，张凤翼请求任命江北巡抚杨一鹏镇守凤阳，保护皇陵，温体仁不听，张凤翼也不能再次力争。崇祯八年正月，贼寇果然毁坏凤阳皇陵。言官接连上疏弹劾张凤翼，张凤翼也感到自身危险，引罪请求罢职。皇帝不准，命他戴罪办事。起初，贼寇进犯江北时，桐城人给事中孙晋因乡土安危而忧虑。张凤翼说：“您是南方人，有什么可忧虑贼寇的？贼寇起于西北，不吃稻米，贼寇的马也不吃江南的草。”听到的人都笑他。事情更加紧急后，才命朱大典镇守凤阳。不久又推举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头讨伐南北贼寇，但贼势已经蔓延，无法控制。给事中刘昌弹劾张凤翼推荐总兵陈壮猷，是因为收受了他的重金贿赂。张凤翼极力辩解，刘昌被降级调往外地。后来张凤翼说：“剿灭贼寇的战役，原先计划集合七万二千兵力，随着贼寇的去向行动，以彻底消灭他们为期限。督臣洪承畴把三万人分布在方圆数千里的豫、楚地区，力量薄弱，又长期戍守而生病，所以尤世威、徐来朝都溃败了。把两万人分散在三秦方圆千里之内，兵势分散，又是孤军没有援助，所以艾万年、曹文诏都失败了。如今又增加祖宽、李重镇、倪宠、牟文绶的军队一万二千人，再招募楚兵七千人，合计九万多人，兵力已经雄厚了。请把关内的贼寇交给洪承畴，把关外的贼寇交给卢象升；如果贼寇全部出关，就由洪承畴在豫地合兵围剿；如果全部入关，就由卢象升在秦地合兵围剿。臣还有忧虑之处：贼寇号称三四十万人，轮番出兵侵犯，兵势众多而力量集中；我军零散地从四面应战，兵势少而力量分散。贼寇所到之处都能从我方取得粮食，人人都能吃饱过夜；我军所到之处还要砍柴做饭，动不动就要呼喊借粮。贼寇的马大多行动迅速，一两天就能走到十舍之地；我军步兵大多行动迟缓，走三天脚上结满重茧也难以前进。双方人数、饥饱、劳逸的形势相差如此悬殊，贼寇什么时候才能平定？请严令督师、总理两位大臣，选派将领统率军队，每军各一二万人，使前锋、后劲、中军彼此联络贯通，这样才可以制服贼寇，而不被贼寇制服。如今贼寇的大势向东而行，北面有黄河，南面有长江，东面有漕渠，他们没有船只，难道能够飞越过去吗？我军从西北方向一路追击，仍然容易施展力量。这是防守黄河、扼守险要的当前重要策略，应当加以申令整饬。”皇帝称善，命令立即施行。张凤翼自己请求担任督师讨贼，皇帝下优诏不准。

译崇祯九年二月，给事中陈昌文上言：“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些可以不接受。如今既然授予督师、总理两位大臣便宜行事的权力，那么行军作战的机要就不应当受中途制约。如果今天议定不许斩获敌级，明天又议定必须斩获敌级；今天议定征兵援救凤阳，明天又议定撤兵防守黄河，使人心无所适从。愿枢臣今后凡是能够牵制督抚的事情，都放宽文法，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干。兵法说：防守敌人不能进攻的地方，进攻敌人不能防守的地方，奇兵、正兵交错出动，消灭贼寇有什么困难？如今不但不能消灭贼寇，反而今天军队被打败、将领被杀，明天又城邑陷落、州郡残破，只治守令的罪而不追究巡抚，难道法律公平吗？愿枢臣今后凡是可以责成各巡抚取得成效的事情，不要宽纵文法，使他们受到磨砺。”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江北的贼寇在滁州、归德两次失败后，全都奔向永宁、卢氏、内乡、淅川的大山之中，关中的贼寇也从阌乡、灵宝与他们会合。张凤翼请求下令河南、郧阳、陕西三位巡抚各自督率将领和官吏扼守防御，不让贼寇逃出；四川、湖广两位巡抚移军靠近边界，听候援助和围剿；督师、总理两位大臣率大军入山逼迫攻击，同时严禁米商向贼寇贩运粮食，贼寇就可以全部消灭。皇帝深表赞同，限定五月平定，若劳师费财，督抚以下一律罪无可赦。张凤翼虽然提出了这个策略，但卢象升所部多为骑兵，不善于入山作战，贼寇最终没有被消灭。到了七月，我大清兵从天寿山后方进入昌平，京城戒严。给事中王家彦因为皇陵寝宫受到震扰，弹劾张凤翼坐视不救。张凤翼害怕了，自己请求担任督师。朝廷赐给他尚方剑，让他全面督率各镇勤王军队。任命左侍郎王业浩代理兵部事务，命宦官罗维宁监督通州、天津、临清、德州军务，宣大总督梁廷栋也率兵入援。三人彼此牵制，全都退缩畏怯不敢交战，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县、安肃、定兴诸县以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言官上疏弹劾五六次，张凤翼忧虑非常。己巳之变中，尚书王洽下狱而死，张凤翼又因此被判大辟。张凤翼知道自己不能免罪，每天服用大黄药，病势已经危急，却仍不停地处理军书。到八月底，京城解除戒严，张凤翼就在九月初一去世。后来朝廷议罪，剥夺他的官职。崇祯十一年七月，因他从前剿寇有功，皇帝下诏恢复并叙定他的功劳。皇帝在位十七年间，先后更换中枢大臣十四人，这些人都不久便获罪。张凤翼善于迎合温体仁，独自任职五年。他担任督师时，本想逃避责任，最终却因为畏惧法令而死。陈新甲，长寿人。万历年间乡试中举，任定州知州。崇祯元年，入朝任刑部员外郎，升为郎中。调任宁前兵备佥事。宁前是关外的重要地点，陈新甲以才能著称。崇祯四年，大凌新城被围，援军云集，征集修缮事务全都依赖他。城池攻破后，他因罪被削去官籍。巡抚方一藻爱惜他的才能，请求留用他，没有得到答复。监视宦官马云程也替他说话，皇帝才答复准许。陈新甲说：“臣承蒙宽赦过失的恩典，是由于监视宦官上疏才得到的，这片心意没有得到昭雪，清议也会随之而来，臣不敢接受。”皇帝不准。不久升为副使，仍然管理宁远。崇祯七年九月，提升为右佥都御史，接替焦源清巡抚宣府。陈新甲认为军备长期废弛，亲自巡视边塞城垣，走遍前人足迹未到的地方，详细掌握了士兵、战马的损耗以及城堡倾圮、弓箭铠甲兵器腐朽破损的情况。他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加强整饬，边防因此得到保障。杨嗣昌任总督时，与陈新甲共事，也因此了解他的才能。崇祯九年五月，因母丧回乡。崇祯十一年六月，宣大总督卢象升遭父丧，杨嗣昌当时任中枢大臣，推荐陈新甲可以接替。皇帝下诏提升陈新甲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夺情起复任职。恰逢大清兵深入内地，皇帝命陈新甲接受卢象升的职务，立即督率所部军队协同防御。不久，卢象升战死，孙传庭接替统率他的军队，陈新甲与孙传庭互相倚仗，始终不敢交战。第二年春天，京城附近解除戒严。顺天巡按刘呈瑞弹劾陈新甲前后拖延阻挠。陈新甲详细陈述功劳情状，并说刘呈瑞怀有仇怨，皇帝没有追问。他到任后，分条上奏编组队伍、严密侦察、明确训练、整顿马政、训练火器、禁止侵扰百姓等事，皇帝答复准许。部下士卒夜间喧哗，陈新甲请求治罪，皇帝也没有追究。给事中戴明说曾经弹劾他，皇帝认为戴明说轻率议论重臣，停发他的俸禄。崇祯十三年正月，召陈新甲接替傅宗龙任兵部尚书。自弘治初年贾俊以后，乙榜出身的人没有做到尚书的。军务正紧急，各位大臣都躲避中枢职位，所以陈新甲得以担任兵部尚书。入宫陛见完毕后，他陈述保卫国家的十条策略，其中很多是朝廷大臣曾经说过的。只有他说天寿山后应当设置总兵，徐州也应当设立重镇，以沟通两京咽喉，南面保护凤阳皇陵，中间防护漕运，皇帝一并采纳了。陈新甲又陈述中枢政务四项要点以及军事事务四项过失，皇帝立即命令整饬施行。崇祯十四年三月，贼寇攻陷雒阳、襄阳，福王、襄王遭难，陈新甲被削去三个品级后仍任职。旧制度规定，府、州、县城失守，长吏判处死刑。宛平知县陈景建言，村镇有三处被焚掠，长吏应当戍守边疆。陈新甲支持他的建议，说：“有关官员如果能兼顾乡村和城池，就应当给予优厚的叙功；如果只是四郊遭到贼寇侵犯，就与失去战机同罪。”皇帝立即听从了。但当时中原到处都是盗寇，这项法律也无法实行。杨嗣昌死于军中，陈新甲举荐丁启睿前往接替，议论者认为他又一次用人失当。然而傅宗龙、孙传庭都因小过失被关进监狱，陈新甲在召对时称许他们的才能，退朝后又上疏极力推荐，两人得以任用，也是陈新甲出力的结果。不久议定秋防功劳，恢复了他被削去的品级。

译当时锦州被围困很久，声援和联系都断绝了。有士卒逃出，传达祖大寿的话，请求用车营逼近，不要轻易交战。总督洪承畴集合数万军队援救锦州，也不敢决定交战。皇帝召陈新甲询问计策，陈新甲请求与阁臣及侍郎吴甡商议，于是陈述十件值得忧虑的事、十件可以议论的事，并派职方郎张若麒当面与洪承畴商议。张若麒没有回来，陈新甲请求分四路夹攻，洪承畴认为分兵会使力量薄弱，主张持重等待。皇帝认为洪承畴说得对，但陈新甲坚持原来的建议。张若麒素来狂躁，见各军稍有斩获，就说包围可以立即解除，秘密上奏让皇帝知道。陈新甲又写信催促洪承畴，洪承畴被陈新甲的话激怒，又接到密敕，于是不敢支持原来的建议。张若麒更加催促各将进兵。各将于八月驻军松山，被我大清兵击败，大败溃散，士卒死亡数万人。张若麒从海路逃回，言官请求治他的罪，陈新甲极力庇护，朝廷又命他出关监军。锦州的包围还未解除，洪承畴又在松山被围，皇帝十分忧虑，陈新甲却无法救援。崇祯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爃弹劾陈新甲缺乏谋略、误国，请求赶快命贤能的人接替他，皇帝不采纳。三月，松山、锦州相继失守，张若麒又从宁远逃回。弹劾张若麒的言官，都牵连弹劾陈新甲。陈新甲多次请求罢职，都没有获准。陈新甲素来有才干，熟悉边疆事务，但不能保持廉洁，任用的多是依靠负债的将领。他与权贵宦官深相结交作为援助，尤其与司礼监王德化亲近，所以言官的攻击不能奏效。当时，闯贼蹂躏河南，开封多次被围，其他郡县接连失陷，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出关讨贼，先后陷入敌手而死，贼势更加扩张。弹劾陈新甲的言官，奏章多达几十份。陈新甲请罪的奏章也上了十多次，皇帝总是安慰挽留。起初，陈新甲因为南北都陷入困境，派使者与大清议和，并私下把这件事告诉傅宗龙。傅宗龙离开京城那天，把这话告诉大学士谢升。后来谢升看到边疆局势大坏，便把傅宗龙的话转告皇帝。皇帝召陈新甲来责问，陈新甲叩头谢罪。谢升进言说：“如果肯议和，和议也可以依靠。”皇帝默然，不久传谕陈新甲秘密谋划议和，但外廷并不知道。后来，言官拜访谢升。谢升说：“皇上的意思是主张议和，各位幸勿多言。”言官惊骇诧异，接连上疏弹劾谢升，谢升于是被斥退。皇帝既然把和议交给陈新甲办理，亲自下诏往返数十次，都告诫他不得泄露。外廷渐渐知道了这件事，因此屡次上疏争辩，但没有得到旁证。一天，所派的职方郎马绍愉把密谈内容报告给陈新甲，陈新甲看后把它放在案几上。他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拿去抄传，于是言路一片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先上疏论劾，皇帝非常恼怒，把奏疏留下不发。后来皇帝下严厉诏旨，严厉责备陈新甲，命他自己陈述。陈新甲不承认罪过，反而自夸功劳，皇帝更加愤怒。到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再次弹劾他，于是把陈新甲下狱。陈新甲从狱中上书请求宽赦，皇帝不准。陈新甲知道自己不能免罪，便把金钱在内廷外廷到处行贿。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人向刑部侍郎徐石麒求情营救，徐石麒拒绝听从。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在皇帝面前极力营救，并且说：“按照国家法律，敌兵没有逼近城池时，不应杀死大司马。”皇帝说：“其他事情暂且不论，敌军杀辱我的七位亲藩，难道不比逼近城池更严重吗？”于是把陈新甲弃置在市集处死。陈新甲是杨嗣昌提拔任用的，他的才能、品行和心术与杨嗣昌相似，军书纷至沓来，他裁决答复没有迟滞。皇帝起初非常倚重他，晚年却特别厌恶他泄露机密、又彰显君主的过失，所以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后来给事中沈迅极力诋毁陈新甲的过失，皇帝说：“让你来做陈新甲，恐怕还不如他。”沈迅惭愧地退下。陈新甲当初从阳和进入京城时，黄雾四处弥漫，有见识的人认为不吉祥，到这时果然应验。冯元飙，字尔韬，慈溪人。父亲冯若愚，官至南京太仆少卿。天启元年，冯元飙与兄长冯元飏一同乡试中举。第二年，冯元飙中进士，历任澄海、揭阳知县。崇祯四年，征召授任户科给事中。皇帝派宦官出任镇守，冯元飙极力争辩。当时冯元飏也上疏论说宦官，兄弟二人都以正直敢言闻名。不久，冯元飙上疏极力诋毁周延儒，受到严厉责备。不久又议论山东总督刘宇烈放纵贼寇、主张招抚的罪过。又说礼部侍郎王应熊没有大臣的体统，应当罢免。又推荐词臣姚希孟孤忠独立，不应夺去讲官职位；科臣赵东曦言辞正直、议论忠谠，不应剥夺其言官资格。皇帝都没有采纳。王应熊谋求改任吏部，冯元飙又揭发弹劾他贪污污秽的几件事。冯元飙受到诏旨斥责，于是请求休假回乡。崇祯八年春，冯元飙回到朝廷。当时凤阳皇陵被毁，朝廷大臣纷纷议论温体仁、王应熊结党营私、误国。冯元飙上言：“掌握政务根本的大臣，实际上逃避责任却争取名声，接受功劳却推卸罪责。平时培养威势、以自重，遇到天下有事，就说：‘本朝本来没有宰相这个名分，我们这些人只负责票拟。’对上把责任推给圣上裁决，对下把责任推给六部，拿着片言只语，聚集百般欺骗。朝廷内外的责任，哪一样比票拟更重大？他们有汉、唐宰相的名义，却代替天子发言；有开国初年顾问大臣的荣宠，又兼有尊崇的官号；地位亲近、势力尊贵，言语能被听取、意志能得到施行，权柄专一而且重大，没有比今日更甚的了，难道还可以推辞天下的责难吗？”升任礼科右给事中，再升任刑科左给事中。他多次说刑部囚犯中有许多罪轻之人，请求皇帝宽宥，皇帝采纳了。皇帝下诏选拔东宫讲官，左谕德黄道周被首辅张至发压制，并且上疏诋毁张至发。冯元飙说：“黄道周极其清正，没有党徒；他的忠诚足以感动君主，只是不能得到执政大臣的欢心。”张至发恼怒，两次上疏诋毁冯元飙，皇帝都置之不问。冯元飙由户科都给事中升任太常少卿，改任南京太仆卿，就地升任通政使。崇祯十五年六月，召任兵部右侍郎，转任左侍郎。冯元飙多有智谋，崇尚权术诡诈，和兄长冯元飏都喜欢结交权贵，一时人们纷纷称他们为“二冯”。但他过去与冯铨有同族谱系的交情。起初在言官任上，他诋毁周延儒；等到任侍郎时，周延儒正第二次担任宰相，冯元飙便与他友善。周延儒想把赈济饥荒作为冯铨的功劳，恢复他的官服冠带，又害怕众人非议，冯元飙便让吴甡入阁帮助他，后来吴甡却违背了周延儒的主张。熊开元想把周延儒的罪过全部揭发出来，冯元飙阻止了他，熊开元因此受到重罚。兵部尚书陈新甲被弃市后，冯元飙代理兵部事务。一天，皇帝召集各位大臣游览西苑，在明德殿赐宴，趁机谈论军务。过了很久，皇帝拿出一百多匹优良御马以及宫中制造的火箭，依次给冯元飙观看，冯元飙替他辨别优劣。皇帝说：“大司马一职空缺很久，没有谁比得上你。”冯元飙以多病为由推辞，于是任用了张国维。

译崇祯十六年五月，张国维下狱，于是任命冯元飙为兵部尚书。皇帝对他倚重到了极点，但冯元飙却不能有所作为。河南、湖广的土地全部陷落，关内、宁远又每天告警。到八月，他因病势加重请求退休。皇帝安慰挽留他，赏赐瓜果食物，派医生诊视。他请求离职的态度更加坚决，皇帝才准许他离去。冯元飙很能预料事情。孙传庭在关中整治军队时，冯元飙认为不可轻易交战。朝廷大臣多说不交战贼势就会更加扩大，军队久不作战容易怯懦。冯元飙认为将士已经习惯怯懦，没有经过战阵，应当引贼来战，而不应主动把军队送到贼寇面前。于是他在皇帝面前争辩说：“请先把臣下狱，等一战获胜后，再斩臣来谢罪。”他又写信给孙传庭，告诫不要轻易交战，白、高二将不可任用。孙传庭果然失败。临将回京时，推荐李邦华、史可法接替自己。皇帝没有任用，反而任用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京城于是不能守住。福王时期，冯元飙去世，他的家人请求给予抚恤。给事中吴适说：“冯元飙身受皇帝特别选拔，却没有施展任何谋略；若给他祭祀安葬的待遇，就是让误国的大臣生前死后都能得志。”有关部门议定，最终仍按家人的请求办理。冯元飏，字尔赓，崇祯元年中进士，授任都水主事。皇帝派宦官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两部事务。冯元飙抗疏说：“内臣应当另设公署，不应占据两部的公堂；两部所属官员也不得到张彝宪门下，触犯官员交结的禁令。”皇帝责备他沽名钓誉，张彝宪也恼怒，冯元飏请求告假回乡。不久起用为礼部主事，升员外郎、中郎，调任苏松兵备参议。温体仁掌国政时，唐世济任都御史，两人都是乌程人；他们的同乡盗窃太湖，以两家为后台。冯元飏捕获盗贼首领，原来是唐世济的族侄，便依法处置。升任福建提学副使，巡抚张国维上奏请求留用他。太仓人陆文声诬告同乡官员张溥、张采倡导复社、扰乱天下。巡按倪元珙把此事交给冯元飏办理，冯元飏极力称赞张溥等人，倪元珙据此上报。温体仁包庇陆文声，结果两人都获罪，冯元飏被贬为山东盐运司判官。崇祯十一年，济南遭受兵灾，他代理济宁兵备事务。十四年，升任天津兵备副使。十月，提升为右佥都御史，接替李继贞巡抚天津，兼督辽饷。第二年叙定军功，荫任一个儿子为锦衣卫官员。当时冯元飙已经掌管中枢。皇帝很厚待他们兄弟，曾经赏赐宫中人参给冯元飏治病。但冯元飏以衰老为由请求退休。皇帝下诏派李希沆接替他，李希沆还未到任，京城就陷落了，冯元飏于是从海路逃回。那年秋天九月去世。赞语说：明朝末年边疆战事多变，因此朝廷看重兵部尚书等掌管军务者的权力，可居此位的人却多是庸碌、昏暗、怯懦无能之辈。像张鹤鸣任用王化贞，陈新甲举荐丁启睿，都是不善于识别人才。到了松山战役，他们误国的罪过，哪里说得尽呢！梁廷栋说，百姓困穷的原因在于官员贪婪，这话似乎有道理；但他却借此兜售增加赋税的主张，这正是所谓亡国之言。

译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许誉卿、华允诚、魏呈润（胡良机、李曰辅、赵东曦）、毛羽健（黄宗昌、韩一良）、吴执御（吴彦芳、王绩灿）、章正宸、黄绍杰（李世祺）、傅朝佑 庄鳌献、李汝璨、姜埰、姜垓、熊开元、方士亮、詹尔选、汤开远、成勇、陈龙正 许誉卿，字公实，华亭人。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金华推官。天启三年，征召授任吏科给事中。他上疏说，锦衣卫世袭官职，不应滥授给保姆和宦官。织造太监李实诬陷弹劾苏州同知杨姜侵夺巡抚、巡按的职权。内廷直接传旨说杨姜贿赂许誉卿让他上疏，于是停发许誉卿半年俸禄。杨涟弹劾魏忠贤，许誉卿也抗疏极力抨击魏忠贤大逆不道，说：“看他与汉朝朋党勾结赵娆、唐朝权势倾动内外，以及宋朝掌握兵权、假传诏令并图谋离间两宫，有什么不同！”魏忠贤大怒。许誉卿又说：“内阁是处理政务的根本重地，票拟的重大权力却拱手交给内廷。厂卫一旦奉到拷问的旨意，砍头、杖打、幽禁、饿死、毒刑等五种酷刑全都施用。近来又恢复已经几十年没有施行的立枷法，被枷死的士人百姓不知有多少。又施行数十年未行的廷杖，使毒害流及士大夫，这难道是彰明君德的办法吗？祖制规定，宦官不得掌管军队。如今禁军日益增多，内操又没有停止，把虎狼聚集在宫墙之内，在宫禁中炫耀兵器军甲；如果不早日除掉这些祸患，必定留下后患。”于是魏忠贤更加愤怒。适逢赵南星、高攀龙被逐，许誉卿与同僚一起上疏论救，于是被降职，回到家乡。庄烈帝即位后，诛杀崔呈秀、魏忠贤，准备大规模整治天下官吏。宦官党羽房壮丽、安伸、杨维垣等人希望收拾残余势力，多次下诏起用被废黜的官员，却总是把持阻挠，使他们不能进用，并引进自己的同党。许誉卿当时已经被起用为兵科给事中，便上疏据理争辩。吏部尚书王永光一向依附宦官，仇视东林党人，尤其阴险狠毒。皇帝诏定逆案，凡歌颂宦官的人都列为逆党。王永光曾经歌颂宦官，审理逆案时便暗中保护他们。南京给事中陈尧言上疏弹劾王永光是宦官余孽，不应主持铨选。可是皇帝正宠信王永光，便责备陈尧言。许誉卿又抗疏争辩，于是都给事中薛国观因为自己也是宦官余孽，便诬告许誉卿和同官沈惟炳是东林党的首领，结党扰乱政务。许誉卿上疏申辩，当天便辞官离去。崇祯七年，许誉卿被起用为原职，历任工科都给事中。第二年正月，流贼攻陷颍州，许誉卿请求紧急调五千人守卫凤阳。奏疏送入时凤阳已经失陷，皇陵也被毁了。许誉卿悲痛愤怒，直言揭发掌管军务的张凤翼固守职位却贻误军机，以及大学士温体仁、王应熊玩忽敌寇而招致祸患的罪责。他说：“流贼在秦、晋时，若早设总督，阻止他们渡河，祸患只会局限在西北一隅；可是侍郎彭汝楠逃避推辞不肯前往。等流贼进入楚、豫，众人纷纷责难，才不得已商议设置总督。侍郎汪庆百又逃避不肯赴任，于是推给处在极边的陈奇瑜。鞭子太长，打不到马身，酿成今天的祸患，这难道不是枢臣固守职位、贻误军机造成的吗？流寇发动叛乱已经很久，枢臣因为东南震动邻近，才上疏请求让淮抚兼管操江并移镇，有见识的人已经痛恨他太晚了。等到奉旨后，却又说不必移镇。我看各地只要稍有兵力，贼就不敢轻易侵犯。凤阳是什么地方，假如巡抚早日移镇，哪里会有今天！如今枢臣以自己曾请求移镇为借口，巡抚又以不必移镇为说辞，辅臣想要隐瞒玩忽敌寇、招致祸患的罪过，难道办得到吗！”皇帝认为他要求过于苛刻，责备了他。这时言官吴履中等人又接连上疏弹劾温体仁、王应熊互相吹捧，说：“他们拟定诏旨慰留二人，称其为忠诚竭尽、谋划忠勤、绝无私心而奉公、能够广泛救济时局艰难。却不知道时事到了这个地步，忠诚在哪里，奉公济困又做了什么？”许誉卿再次上疏论述，皇帝仍不追问。许誉卿说：“皇上临朝执政多年，法律从不宽贷，唯独对误国的辅臣一概不问。如今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尚且相继被捕，辅臣却从容入值，退朝后安闲吃饭，难道以为可以超然置身事外吗？”皇帝始终不听。许誉卿在天启年间，谢升正任文选郎。到这时，谢升主持吏部，许誉卿仍滞留在都察院。按照资历，许誉卿应当升任京官，谢升迎合温体仁的意图，把他调往南京。大学士文震孟用不满的言语冒犯谢升，谢升也很恼怒。正好山东布政使劳永嘉贿赂关系，谋求担任登莱巡抚，并主持给事中宋之普的家事；谢升等人把他列为首先推荐的人选，却被给事中张第元揭发。皇帝责问谢升，言官便想攻击谢升和都御史唐世济。许誉卿认为唐世济倚仗温体仁，罪恶尤其严重，应当先罢免他。御史张缵曾却只弹劾谢升。谢升怀疑这是许誉卿和文震孟的意思，宋之普又在谢升面前构陷他们。此前，福建布政使申绍芳也想得到登莱巡抚之职，许誉卿曾把这件事告诉谢升。谢升于是上疏攻击许誉卿，说他谋求北京的职位，不愿南迁，是为了把持朝政，并牵连到他嘱托申绍芳的事情。温体仁从中支持，许誉卿于是被削除籍籍，申绍芳被逮捕审问后发配戍边。崇祯十五年，御史刘逵和给事中杨枝起相继上疏推荐，最终也没有被任用。福王即位，起用他为光禄卿，他没有赴任。国家覆亡后，他剃发做了和尚，过了很久去世。华允诚，字汝立，无锡人。曾祖父华舜钦，任瑞州知府；祖父华启直，任四川参政。华允诚在天启二年考中进士。他跟随同乡高攀龙在首善书院讲学，后来先后回乡，便拜高攀龙为老师，成为弟子，传承他以主静为核心的学说。天启四年春，他跟随高攀龙进入京城，授任都水司主事。高攀龙被罢官后，华允诚也告假回乡。崇祯改元，华允诚被起用为营缮主事，升任员外郎。崇祯二年冬，京师戒严，他分守德胜门，四十多天毫不懈怠。皇帝微服出行时察知此事，赏赐白金，按功劳叙升，加发一年俸禄，改任职方员外郎。崇祯五年六月，他因温体仁、闵洪学扰乱政务，上疏陈述三件可惜的事、四件可忧虑的事。大略说：当权者借助皇上的刚严，又用舞文弄法、任意断罪的手段；倚仗皇上综核名实，又施展罗织罪名、追究拖欠、掌握财计的本领，于是使太平和谐的时代竞相崇尚刑法，把圣明清明的自身渐渐变成琐碎纷乱。把圣主谋求治理天下的宏大心愿，变成群臣争斗智谋的捷径。这是第一件可惜的事。统帅和属官等大臣，被吓得魂不附体，只求在回奏中认罪；负责封还驳正的重臣，则奔忙于接收奏本、守候六科。于是使巡按御史的风裁只用来搜求案件，长官考核只询问钱粮。把众多士人尽职共事的精神，变成在案牍中钩稽计较的本领。这是第二件可惜的事。朝廷不把人心视为忧患，政府不把人才看得重要。天下逐渐呈现土崩瓦解的形势，群臣却只想着划分门户、彼此争斗。意见互相抵触，议论越来越扰乱。于是使剿贼和招抚如同临时筑屋，任用或罢免官员像下棋一样反复。把振兴国家、启发圣明的大好时光，变成听任昏聩、随从蒙昧的举动。这是第三件可惜的事。

译君主用来统一天下的，是法令。丧师误国的王化贞，和杨镐一样被另行处置；清廉自守、爱护百姓的余大成，却与孙元化一同被逮捕。甚至偶然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也会立即受到拘讯。于是刑罚失当，斧钺的威严荡然无存。这是第一件可忧虑的事。国家所凭借以维持元气的，是公论。敢于直言进谏的人一开口就被斥责，指斥奸佞、推荐贤能的奏章被视为奸党言论；不仅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还禁锢本人，甚至加以罪名。于是人人沉默以求容身，是非一同被蒙蔽。这是第二件可忧虑的事。国家所依靠以防止败坏的，是廉耻。近来宦官一被派出，就妄自尊大，群臣奔走趋奉，只怕落后。皇上认为近臣可以倚靠，却不知道宠幸幸进的门路已经打开；认为操纵一切都在自己手中，却不知道士大夫受到的屈辱已经太深。于是阿谀奉承成为风气，羞耻之心全部丧失。这是第三件可忧虑的事。国家借以进用贤能、罢退不肖的，是铨衡。我国朝废除丞相，把任用人的权力归给吏部，阁臣不得侵犯。如今次辅温体仁和吏部尚书闵洪学是同乡，结党营私，只顾排斥异己。阁臣兼掌吏部权力，吏部只迎合阁臣的意思，登门请示，连夜间也成了常事。升降官员的大权，只供他们私人报复。甚至为了庇护同乡，逆党竟公然保举，而弹劾清白官员的奏章反倒成为罪案；为了排斥正直之士，讲官借题发挥逼他们离职，推荐人才的奏章竟变成定罪文书。欺骗没有比这更大的，专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党羽没有比这更牢固的了。于是权威和恩宠下移，任用处置全都颠倒。这是第四件可忧虑的事。奏疏送入后，皇帝责问他是不是另有受人指使。华允诚于是列举闵洪学徇私的几件事，并说：“温体仁平生【原文有缺损】、廉耻节操扫地。陛下排除众议而任用他，只因为他刚强乖僻、少有人缘，哪里知道他包藏祸心，暗中肆意施毒？又有像闵洪学这样的人做他的羽翼，到处安插私人，残害尽正直之士，没有一个人敢触犯他的锋芒，我又受什么人指使呢？”皇帝认为温体仁纯忠而有亮节，只摘取奏疏中“握定机关”一语，命令他再次陈述。华允诚又上疏说：“这两人结党营私，满朝都知道。温体仁不识一个丁字，却凭家产而首先被提拔。邓英因为议论沈演而被贬，罗喻义因为说了一句‘左右非人’而被驱逐。这难道不是事情明白显著的例子吗？”皇帝也醒悟到两人同乡而有私情，于是夺去华允诚半年俸禄，闵洪学也很快被罢免。那年冬天，他回乡省亲，孝敬奉养母亲。母亲八十三岁去世。后来他任福王朝验封司员外郎，十多天便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华允诚为人实践笃实，不羡慕荣华显达。周延儒再次被征召时，派人用升任京卿来诱劝他，华允诚拒绝不答应。进入南京后，马士英先登门拜访，他也不回报致谢。国家变乱后，他隐居在墓田，不肯剃发，最终与堂孙华尚濂一同在南京被砍头。魏呈润，字中严，龙溪人。崇祯元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改任兵科给事中。崇祯三年冬，他上疏陈述屯兵的策略：“请下令顺天、保定两位巡抚挑选所属部队中的壮士，大州县五百人，小州县二三百人，分营训练。天津由翟凤翀、通州由范景文、昌平由侯恂一同建立节钺权威，应该命令他们在练兵之外兼办屯田。”他又陈述福建沿海剿贼和招抚的六条机宜。皇帝都同意施行。第二年夏天，因久旱而下诏求言。他上疏说：“驿站裁减的经费才六十万，不足以补充军饷的十分之一，而邮驿传递更加疲敝，势必再次编派里甲。这就像剜肉医疮，疮还没有痊愈，肉却先溃烂了。关外旧有士兵十八万人，定额军饷七百多万；如今士兵只有十万七千人，加上蓟门援兵，不但没有超过原来的数目，除加派五百九十万之外，新增加的又有一百四十多万，仍担心不足，难道可以不加以稽核吗！边关报告紧急，并不是臣子夸耀功劳的时候，可是小小胜利却频频传来，便越级加授高官；门客、仆役改用虚假姓名列入军籍，不经正常阶次便升官，全部耗费俸禄钱粮，我担心这种做法难以为继。江淮遭受旱灾，五湖之间，海岸竟成了谷地；旧谷没有收成，新丝还未成熟，朝廷供应织造的物资，应该暂且停止。铨选法败坏在各种成例上，正常仕进的道路一天比一天堵塞，不可不加以疏通。巡抚、巡按等臣捐出资财帮助军饷，大多还是向民间索取，却反而得到奉公济急的褒奖。上面蒙受名声，下面受到削夺，这种做法不可不禁止整顿。”他又分条陈述数项策略，请求大力整治北方水利。皇帝全都采纳了他的意见。熹宗时，司业朱之俊提议在国子学旁修建魏忠贤祠堂，下发的教令中有“功劳不在大禹之下”的话，并设置名册，责令诸生捐助。到庄烈帝即位时，他把过错推给诸生陆万龄、曹代何，想以此为自己解脱；首辅韩爌因为同乡而庇护他，使他漏过逆案。此时朱之俊已经升任侍讲。魏呈润揭发他的奸邪，请求把朱之俊与陆万龄一同押赴西市处死，朱之俊因此被罢废。宣府监视太监王坤因为册籍荒废，弹劾巡按御史胡良机。皇帝夺去胡良机的官职，立即命王坤查核。魏呈润上疏说：“我国设置御史巡察九边，官阶虽低而责任重大。胡良机先朝因为纠劾逆宦而被削除籍籍，如今即使确实有罪，也有巡按回道考核的办法，却竟然把这件事交给王坤办理。况且边事日益败坏，毛病在于十个官员管一个地方。既有将帅，又有监司；既有督抚，又有巡方御史，还有监视太监。每增加一个官员，就增加一重扰乱；宦官的威势又会增加十倍。御史偶然获罪，尚且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今后谁还会以国事抗争？将来九边的消息，以及监视太监的善恶，从哪里听得到呢？请召回胡良机，不要让他仰仗宦官的鼻息。”皇帝认为魏呈润结党营私，将他贬官三级，调出京城。胡良机是南昌人，字省之。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天启年间任御史，曾经弹劾魏忠贤的罪恶，说他不亚于汪直、刘瑾。魏忠贤对此怀恨，借考核调任的惯例把他升为广东参议。胡良机当时正在巡按贵州，没有等候接替者便离职，于是被斥退为平民。崇祯元年起用原职，巡按宣府、大同二镇。任期满应当更换，但因他才敏干练，又让他继续巡察一年。到这时，终于被王坤弹劾罢职。当时又有御史李曰辅，也因议论宦官而获罪，朝廷大臣纷纷上疏营救，皇帝不听。御史赵东曦又上疏弹劾王坤，也获罪，事情就是这样。

译李曰辅，字元卿，也是南昌人，与胡良机是同乡。万历年间乡试中举，任成都推官。他与巡抚朱燮元谋划军务，和各位将领一起进攻收复重庆。崇祯四年，升任南京御史。当时宦官纷纷出任外差：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监理宣府军饷，刘文忠监理大同军饷，刘允中监理山西军饷；又命王应期监军关宁，张国元监军东协，王之心监军中协，邓希诏监军西协；又命吴直监理登州海岛军饷，李茂奇监理陕西茶马事务。李曰辅上疏劝谏说：“近来一天派出内臣四人，不久又派用五人，所管的不是军事机密，就是重要地方。朝廷大臣正纷纷上疏，登州海岛、陕西又有两名宦官被派出。这样把专擅的权力交给他们，使内外震惊，造成水火不容的缝隙，打开依附权势的门路，打击任事者的信心，也给推卸责任留下借口。我实在为此寒心。陛下刚即位时，全部撤回内臣，内外都称赞圣明。过去为什么撤回，如今为什么又派出？天下多事，首先应当选择将领。陛下不修筑黄金台招纳廉颇、李牧，却急忙派遣内臣，这对治理乱局究竟有什么补益呢！” 皇帝大怒，将李曰辅贬为广东布政司照磨。赵东曦，字驭初，上海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崇祯五年，由知县被征召任刑科给事中，请求在边塞下屯田，以充军用，没有得到答复。正好宣府边塞发生私下议和的事情，王坤当时监理宣府军饷，还请求代替巡抚。赵东曦上疏说：“宣府边塞发生失误，陛下震怒，逮捕巡抚沈棨，罢免掌管军务的熊明遇。可是监视太监王坤正在城楼上聚饮，商议和谈，边臣倚仗庇护，欺瞒蒙蔽日益严重。王坤本来不能逃脱共同犯罪，反而夸耀边境烽火已经熄灭，把这说成自己的功劳，还请求代任巡抚。派遣内臣，陛下一旦任用，便成为不可轻易更改的成例；如今即使全部撤回，仍有人说撤得太晚。王坤却请求代任，是想在离任后图谋弥补掩饰。愿陛下治王坤之罪，撤回各处使者，召他们回京。”皇帝说：“宣镇擅自议和，确实是王坤上奏揭发的，怎么能说他欺瞒隐匿？”调赵东曦出任外职，贬为福建布政司都事。后来魏呈润被起用做官，最终以光禄寺署丞任满。胡良机被起用为光禄寺典簿，最终任南京吏部主事。赵东曦逐渐升任行人司正、礼部郎中，奉命出使后回到家乡。福王时期，召赵东曦任给事中，李曰辅任御史，但这两个人都已经去世了。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启二年考中进士。崇祯元年，由知县被征召授任御史。他喜欢议论政事，首先弹劾杨维垣八大罪状以及阮大铖反复无常、变幻不定的情状，两人于是都被斥退。朝廷军队讨伐安邦彦很久仍没有功效。毛羽健说：“贼人的巢穴在大方，黔地是它的前门，蜀地的遵义、永宁是它的后门。从贵州进兵，必定要渡过陆广的险要奇绝之地，七天七夜才能到达大方；一人把守关口，千人也会自行废止前进，这就是王三善、蔡复一屡次失败的原因。遵义距离大方只需三天路程，而毕节不过一百多里平坦之地，从那里进兵，还怕不能取胜吗？”于是绘制并献上补足兵力、筹措军饷的方略，又推荐旧总督朱燮元、闵梦得等人。皇帝立即商议施行，后来果然平定了贼乱。事后，他陈述驿递的弊害：“兵部的勘合文书有发出的，却没有缴回的。士绅相互借用，一张文书要涂改补缀四五次。差役的威势如虎，小民的性命如丝。”皇帝立即命有关部门严格整顿改革，长期积累的困苦因此得到缓解。当时，阉党已经失败，东林党势力大盛。然而朝廷中的王永光暗中反复摇摆，温体仁奸猾狠毒，周延儒回旋谄媚。言路中新进的标榜正直者，尤其竞相抨击别人，以此获得清高名声。温体仁诬陷钱谦益，借科场旧事攻击他，周延儒也帮助温体仁作恶，并且把攻击自己的人说成结党欺君，皇帝发怒，因而罢除了会同推举的制度。御史黄宗昌上疏弹劾温体仁热衷于谋求入阁，想用“结党”二字推翻此前公论不支持他的意见，并钳制后来言官众多的言论。毛羽健也对朋党之说愤怒，说：“那些依附逆党的奸臣既然不能任用，势必要任用被奸臣排斥的人。如果把现在成群结队升迁的人说成结党而来，那么是不是也要把过去接连被削职夺官的人说成结党而去呢！陛下不清楚在朝群臣和奸党群臣谁正谁邪，难道不看看天启七年以前与崇祯元年以后的天下吗，哪时危险，哪时安定？如今若说太平还不够，若说革除弊病却绰绰有余，群臣又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呢！一个人声势张扬，便怀疑满朝都是朋党，那么株连牵引，岂不是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吗！”皇帝责备毛羽健只是猜疑臆测，但因为他此前陈述驿递问题有功，便原谅了他。太常少卿谢升向王永光请求巡抚职位。王永光主持吏部时，谢升应当被推举为蓟镇巡抚，却害怕而以生病为由回避；后来推举太仆寺职位时，他又没有生病。毛羽健弹劾谢升、王永光结党营私，应该一并治罪。王永光被召到文华殿回答皇帝的询问，极力诋毁毛羽健，请求追究在背后指使他的人。大学士韩爌说：“追究言官，不合体制。”皇帝没有听从，不久又宽赦了王永光。有一天，皇帝驾临文华殿，单独召见周延儒谈了很久，事情秘密，满朝都疑惑惊骇。毛羽健说：“召见他，不让群臣同在而只让他独自侍奉；询问政事，不在朝会而在闲暇私处；夜漏已深，阁门仍然开启。汉代臣子有句话说：‘所说的是公事，就应公开说；所说的是私事，王者不接受私下请托。’”奏疏送入后，皇帝严厉斥责他。毛羽健已经多次触犯权要，他们的党羽想借事除掉他。等到袁崇焕入狱，主事陆澄源因为毛羽健曾上疏称赞袁崇焕而弹劾他，毛羽健被罢职回乡，后来去世。黄宗昌，字长倩，即墨人。天启二年考中进士。崇祯初年任御史，请求斥退假传诏旨授予的伪官，说：“先帝在八月二十三日去世。三殿叙功只在前一天，正是皇帝病情危重之时，怎么可能安闲地下诏？凡是加官进阶的，都是魏氏一党的官员。”皇帝下旨说：“淘汰那些冒滥叙功的人。”黄宗昌争辩说：“臣所纠劾的是假传诏旨，不是冒滥。冒滥还可以宽容，矫造伪诏却不可宽赦。”于是列举黄克缵、范济世、霍维华、邵辅忠、吕纯如等六十一人，请求罢免。皇帝认为列举的人太多，不听。不久又弹劾罢免逆党尚书张我续、侍郎吕图南、通政使岳骏声、给事中潘士闻、御史王珙。又弹劾周延儒贪污污秽的几件事，皇帝发怒，停发他半年俸禄。后来弹劾温体仁，皇帝不采纳。

译崇祯二年冬，黄宗昌巡按湖广。岷王禋洪被校尉侍圣以及善化王长子企鋀等人杀害，参政龚承荐等不据实上报，案件长期不能判决。黄宗昌到任后，群奸才伏法。皇帝责问此前各位臣子故意放纵罪犯的过失，黄宗昌便纠劾龚承荐等人。当时温体仁、周延儒都已经入阁，而王永光心中嫉恨，认为黄宗昌没有先弹劾龚承荐。于是黄宗昌被降四级，便回乡去了。崇祯十五年，即墨遭受兵乱，黄宗昌率领乡人抵抗守城，保全了城池。他的次子黄基中流箭而死，妻子周氏以及三个妾郭氏、刘氏二人也殉死，称为“一门五烈”。庄烈帝刚即位时，锐意谋求治理天下，多次召见群臣讨论政事。然而言语稍有不合，便斥责降罪。王永光主持吏部，尤其喜欢从中阻挠。澄城人韩一良，崇祯元年授任户科给事中，说：“陛下在平台召见臣下时，曾说过‘文官不爱钱’的话，但如今哪里不是用钱的地方？哪个官员不是爱钱的人？过去靠钱财升官，怎么能不靠钱财偿还？就官职而言，县官是行贿的首要，给事中是收贿的尤其严重者。现在言官都责怪地方长官不廉洁，可是地方长官又怎么能够廉洁？俸禄有多少，上司督促索取，过往官员有馈赠，任满考核、入朝觐见的费用，动辄数千金。这些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却想让地方长官廉洁，办得到吗？臣近两个月来，推辞掉的书仪、缎帕等馈赠就有五百金；臣交往的人还少，尚且如此，其他人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大力惩治，逮捕处理其中最严重的人。”皇帝大为高兴，召见廷臣，立即命韩一良宣读奏疏。读完后，他把奏疏给阁臣们传看，说：“韩一良忠诚鲠直，可以授任佥都御史。”王永光请求让韩一良指出具体的人。韩一良只是唯唯应答，好像不愿告发他人，于是皇帝命他秘密上奏。五天后他仍没有上奏，只拿周应秋、阎鸣泰过去的一两件事来回答，言语颇有冒犯王永光之处。皇帝于是再次召见韩一良、王永光和廷臣，亲手反复朗读先前的奏疏，声音清亮；读到“这些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时，便合上奏疏叹息。他问韩一良：“五百金是谁送给你的？”韩一良始终不肯指出姓名。皇帝坚持追问，他仍像前面一样回答。皇帝想让韩一良指出具体事实，以便惩治相关人员，但韩一良最终以只是听到传闻为由推辞，皇帝非常不高兴。皇帝对大学士刘鸿训说：“佥都御史难道可以轻易授予吗？”又斥责韩一良前后矛盾，剥夺了他的官职。吴执御，字朗公，黄岩人。天启二年考中进士。授任济南推官。德州修建魏忠贤祠堂时，他没有前往。崇祯三年，征召授任刑科给事中。第二年，他请求废除掣签法，使任官者与地方相匹配，但提议被搁置，没有实行。他请求免除京畿地区的加派，向四方表明停止、免除赋役的期限，使百姓明白不久就能减轻负担，不至于因此招致变乱。又请求停止捐助和搜括，不要让它成为贪官藏匿奸恶的渊薮。皇帝以沽名钓誉、收买德行责备他。他弹劾吏部尚书王永光与匪类勾结：“任用王元雅导致边疆误事，听从张道浚的贿赂举荐尹同皋，导致祖制紊乱。国家制定法律惩治贪污，王永光却教人贪污；官场邪恶什么时候才能端正，受宠和行贿什么时候才能清除？”皇帝认为王永光清廉谨慎，不采纳他的话。他请求召回黄克缵、刘宗周、郑鄤，违背皇帝旨意而受到斥责。又说：“过去边境报警，袁崇焕、王元雅拥有数百万金钱、数十万士马，却狼狈失守；史应聘、王象云、张星、左应选却凭一座县城抵抗强敌。所以说筹划边防不在于增加兵力和军饷，而在于选择人才。请在京畿东北以及秦、晋沿边的州县，选授精明干练的甲科进士，赐给玺书，交给他们本地租赋，使他们抚恤训练军民，自行防御贼寇。边关文武官员除负责修缮战守设施外，还要责成他们理财，像先臣王翱、叶盛等人那样。客兵可以撤回，军饷可以节省数百万。”皇帝当时没有弄清吴执御所说的京畿、秦、晋地区，却说：“把每年的赋税留在当地，国用靠什么取得？”没有听从。他又弹劾首辅周延儒揽权，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以及幕客李元功等人相互勾连，谋求奸利。当初吴执御被行取入京，周延儒派李元功招揽他，他没有赴约，到这时竟然弹劾周延儒。又陈述内外阴阳的情况：“九边、中原、朝廷之上，无不充满阴气；皇帝心腹大臣，也不全是君子。”皇帝认为他所说的“阳刚君子”没有指明姓名，命他指出具体的人。吴执御于是以此前推荐的刘宗周三人，以及姜曰广、文震孟、陈仁锡、黄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扬、罗喻义、易应昌等人作答。正好御史吴彦芳说：“吴执御所举的固然是真君子，此外像侍郎李瑾、李邦华、毕懋康、倪思辉、程绍，也都是忠良，应当任用；通政使章光岳奸邪谄媚，应当斥退。”皇帝恼怒他们结党营私，执政大臣又从中构陷，于是削除二人的籍贯身份，交法司审讯。当时御史王绩灿正因为推荐李邦华、刘宗周等人而入狱，吴执御、吴彦芳又接连被捕，满朝震惊。言官为他们申辩营救，最终三人被判赎刑，服徒刑三年。吴彦芳，字延祖，歙县人，任御史。大凌被围时，他上疏议论孙承宗。又驳斥逆案中吕纯如为自己辨冤的谬论。登州用兵时，请求设置监岛太监。到这时被贬回乡。王绩灿，字伟奏，安福人。曾与给事中邓英陈述奸吏私自加派的弊端，又提出赐环、起废、容谏三项主张。他推荐张凤翔、李邦华、刘宗周、惠世扬，最终因此获罪而死。福王时期，恢复他的官职。吴彦芳、王绩灿二人，都是天启五年考中进士。吴彦芳授任莆田知县，王绩灿授任兴化知县，又都因政绩考核优良，在崇祯四年升任御史，并且都有声望。他们被免官，也是因为所推荐的人才不合皇帝心意，和吴执御一同被论罪贬谪，事情就是这样。章正宸，字羽侯，会稽人。跟随同乡刘宗周学习，具有学问和品行。崇祯四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改任礼科给事中。他劝皇帝效法周公、孔子，罢黜管仲、商鞅，崇尚仁义，轻视以财富和强力取胜。礼部侍郎王应熊是温体仁的私人党羽，朝廷推举阁臣时，声望轻微，不能参与。温体仁引他作为助力，为他谋求进入内阁。章正宸上疏说：“王应熊刚强任性、自我张扬，有什么理由特别选用他？事情因为繁多而更加扰乱，改革又因刻薄而造成；综合考核容易伤害察察求明，应当保存宽厚。为什么要让一个蛮横傲慢的人，来辅助平和清明的政治呢？”皇帝大怒，将章正宸下狱拷问，最终削除籍籍，遣返回乡。

译崇祯九年冬，召任户科给事中，升任吏科都给事中。周延儒再次任宰相，皇帝对他特别尊敬礼遇。章正宸出自周延儒门下，却常常与他抗争。元旦朝会时，皇帝隆重行师傅之礼，召进周延儒等人向他们作揖，说：“朕把天下政事听凭先生。”章正宸说：“陛下隆重礼遇阁臣，希望阁臣积累诚意来感化君心。不要借助宦官，不要经营恩怨，不要凭宠幸和利益占有成功，不要把爵禄私下给予亲近之人。”这些话都是讽刺周延儒。周延儒想任用宣府巡抚江禹绪为宣大总督，章正宸坚持认为不可，吏部迎合周延儒的意旨，仍然任用了江禹绪。周延儒想起用江陵知县史调元，章正宸加以阻止。周延儒因为冯铨获罪，竭力使他再次被召回，想借守卫涿州的功劳恢复冯铨的官职和冠带，章正宸据理争辩，此事便搁置下来。他不肯阿谀顺从，就是这样。不久，朝廷会同推举阁臣，他为营救李日宣获罪，被谪戍均州。详情见《李日宣传》。福王即位，召回章正宸，恢复原职。章正宸痛心于满朝没有讨伐贼寇的决心，上疏说：“近来河北、山东各地纷纷结寨，擒杀伪官，为朝廷拼死效力。忠义受到激发，四方都会响应。应当立即檄令江北四镇，分别渡过黄河、淮河，联络各路军队，同心协力，互相声援。使南北两京的血脉相通，然后堵塞井陉，截断孟津，占据武关以进攻陇右。陛下穿着丧服，亲自率领六军，驻跸淮河之上，声威震动天下，人人都痛切地怀着共同仇恨，勇气将会自然加倍。整治车辆军队，选拔将帅，修缮城墙壕沟，前进一寸就占一寸，前进一尺就占一尺，占据险要之地，以谋取中原。天下如此广大，难道会没有人应时而出吗？”魏国公徐弘基推荐逆案中的张捷，吏部商议一并起用邹之麟、张孙振、刘光斗；安远侯柳祚昌等人推荐起用阮大铖，章正宸都上疏劝谏，皇帝不采纳。改任大理寺丞，章正宸请假回乡。鲁王监国时，暂任原官。事情失败后，他舍弃家产出家为僧。黄绍杰，万安人。天启五年考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崇祯元年，考选为给事中。等待补缺期间，弹劾罢免阉党南京御史李时馨、徐复阳。补授兵科给事中。崇祯五年，蓟辽总督曹文衡与监视太监邓希诏互相弹劾。黄绍杰说：“曹文衡是刚烈之士，受到内臣指摘，哪还有脸站在三军之上？邓希诏是宦官，弹劾边臣而使国家受辱，非常不妥。应当赶快更换曹文衡，罢免邓希诏。”皇帝不听。过了很久，曹文衡因闲住离职，黄绍杰升任刑科左给事中。崇祯七年五月，因旱灾下诏求言。黄绍杰上疏议论大学士温体仁说：“汉代遇到灾异，便策免三公，宰相也引罪请求罢免。如今长期旱灾，陛下修明政治，采纳正直的言论，可以说是真实地顺应天意了，可是雨水仍不降下，这是为什么？是上天有极为愤怒的事情还没有消解。次辅温体仁主持政务多年，向上触犯天和，年年旱灾【原文有OCR疑误】，天天风霾，到处有盗贼，人人都有愁怨。他主持政务既久，窥伺揣摩皇帝心意更加精巧，内外趋奉逢迎也更加巧妙。一个人应当任用，便说：‘温体仁的意思恐怕不是这样。’一件事应当施行，便说：‘温体仁听说后恐怕不高兴。’驳回一篇奏疏，提出一个建议，又说：‘恐怕温体仁另有归属。’否则便说：‘温体仁有所忌讳，不要触犯他的凶锋。’这些都是招致灾变最严重的原因。希望陛下罢免温体仁，以挽回上天的意旨。如果罢免温体仁后仍不降甘霖，就杀掉臣，以端正欺君之罪。”皇帝正宠信温体仁，便将黄绍杰贬官一级。温体仁为自己辩解，并且诬告黄绍杰另有受人指使。黄绍杰说：“朝廷大臣议论政事，即使涉及皇帝，也还承蒙宽容；一字涉及温体仁，必然遭到贬黜。谁不爱惜自己，会受人指使去告发他吗？” 于是黄绍杰列举温体仁的罪状：东南不肯设置总督，庇护兵部侍郎彭汝楠，导致错失军机；任用贪污肮脏的胡钟麟为职方郎，却贬退李继贞；嘱托尚书闵洪学起用私人唐世济为南京都御史，禁锢正直的瞿式耜等人；庇护姻亲沈棨担任宣抚，私下议和而辱没国家；庇护主考丁进，使他从宽通过复核。并且说：“臣所仰赖圣明、洞察温体仁奸诈欺骗的祝愿，具体说来有两方面：向下只要用‘朋党’一词，就可以钳制言官的嘴，给正直之士制造灾祸；向上只要用‘票拟’一词，就可以激起圣明的怒火，掩盖错误失败的罪责。”温体仁仍然辩解，又拿朋党说事。黄绍杰于是说：“温体仁接受铜商王诚的金钱，温体仁的长子接受巡抚沈棨以及两淮巡盐高钦顺等人的金钱，都是以万计。温体仁任用门干王治，东南的利益都由他转运。温体仁的私宅两次被盗，丢失黄金珠玉无数，却隐瞒不敢上报。”皇帝大怒，调他任上林苑署丞，升任行人司副。崇祯八年，贼寇侵犯皇陵，黄绍杰再次弹劾温体仁误国招致贼寇，又被贬为应天府检校。后来多次升迁，任南京吏部郎中，去世。在此以前，崇祯七年正月，给事中李世祺曾议论温体仁和大学士吴宗达，并弹劾兵部尚书张凤翼玩忽职守的情状。皇帝发怒，将他贬为福建按察司检校。李世祺，字寿生，青浦人。天启二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崇祯三年，升任刑科给事中，陈述两项应当确定的大计：一是兵力和粮饷的筹划，二是百姓生计的筹划；又说三项应当整顿的大弊：六部的弊病在于吏胥，边地官吏的弊病在于欺瞒隐匿，贪污的弊病在于奢侈靡费。夏天发生旱灾，祈雨没有应验，于是提出三项修明政务的主张：抚恤京畿，商议催征赋税，预先储备物资。皇帝都采纳了。宦官出任镇守时，李世祺上疏说：“祖宗立法，把钱粮、兵马的事务分别交给军队和百姓管理，以防止专擅。内阁入内接受皇帝召见，出外掌管兵粮；内廷既得到皇帝的意旨，又暗中窥伺外廷，外廷的事权也被公开操持。魏忠贤盗窃玩弄神器，幸赖圣天子亲自剪除；为什么如今又要亲自走上这条路呢？”皇帝不听。

译五年八月，淫雨损害了山陵，昌平发生地震。世祺上书说：“近来辅佐治理、调和阴阳没有成效，精神都用来巩固恩宠；统率军队、衡量人才没有办法，遇到紧急情况没有可以倚仗的人。中枢作决策，是掩耳盗铃；主管财计的人筹划钱粮，是割肉补疮。州县迫于考核功令，鞭打催逼也不能使事情前进；六部曹司困于文书，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那些执笔掌简的臣子，接连被关进监狱；那些退居闲处、埋首经籍的士人，却高声抗议、远走高飞。一个人提出议论，就怀疑到众人；一件事受到指责，就怀疑到所有事情。穿黄衣的宦官使者，在卿贰官员的厅堂上相互抗衡；戴貂蝉冠的宦官，竟雄踞在掌握兵权的官员之上。低头顺从就使士气受挫，强硬抗争就引发祸端。各边派出的监视使者，已经将近一个月，起初虽然偶尔有揭发，最后却都归于含糊敷衍，成效如何已经一望可知。伏望撤回这些使者，以表明阴不干犯阳的区别。然后采纳公论来决定大臣的进退，根据实际情况衡量小臣，消除猜疑忌惮的根源，打开建立功名的道路，这样或许可以挽回天变，挽救时局的艰难。”皇帝认为他借题发挥、轻慢冒犯而上奏，严厉斥责了他。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说：“周延儒曾对人说：‘当今皇上，是羲皇以上的圣人。’这成什么话？这是我从世祺那里听来的。”皇帝追问世祺，世祺便说是从赞化那里听来的。皇帝再三诘责，世祺始终坚持原来的说法，这才作罢。到这时，皇帝评定温体仁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奸臣、最大的贪官，于是把他贬了官。过了很久，又起用为行人司副，屡次升迁至太仆寺卿。他奉命祭祀鲁王，事情办完后回到故乡。国家发生变故后，他闭门不出，过了很久去世。傅朝佑，字右君，临川人。他有孝行。万历年间乡试考中第一名，拜邹元标为老师。天启二年考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崇祯三年，考选为给事中。永平刚刚收复时，他上奏陈列善后七件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补授他为兵科给事中。第二年八月，他上疏弹劾首辅周延儒：“他怀着机巧欺诈的心思，运用严刑峻法、督责臣下的手段。见到佞臣就屈膝奉承，结交袁弘勋、张道浚作为心腹；遇到贤人就把他们推入深渊，把钱象坤、刘宗周排斥到民间。陷害正直之士，甚至施以极刑，却说‘皇上的心意不可测’；窃取皇帝的明白诏旨，传播到朝廷内外，却说‘这是我的本意’。皇上因旱灾求臣下进言，他就害怕别人宣扬自己的过失，所以削弱言官来树立威势；皇上慎重处理军事机密，他就想堵住众人的嘴，所以挫折正直大臣来恐吓众人。过去纠察他罪恶的人都遭到斥退，而他的亲友和同乡却遍布要津。大臣之道本来就是这样吗？”因违逆圣旨受到严厉斥责。他多次升迁为工科左给事中，陈述当前应办的十二件事：一是采纳劝谏，二是体恤百姓，三是选择宰相，四是不要以内批任用辅臣，五是不要让宦官掌管弹劾之事，六是不要在法律之外滥施刑罚，七是停止缇骑侦缉，八是停止宫内操练，九是压制武臣的骄纵玩忽，十是广泛起用被废黜的官员，十一是命有关部门修缮城池、积储粮食，十二是讲解圣谕六条。出使册封益王藩国，事情办完后回到故乡。崇祯九年，就在家中晋升为刑科都给事中。他回朝迟误了期限，被给事中陈启新弹劾，降级调往外地。尚未成行，他上疏论述温体仁的六大罪行。大意说：陛下在边境有警报时，特意选拔温体仁入阁。温体仁却不按照正道侍奉君主，只致力于刑法名分。窥知陛下有振作朝政的意图，他便借此发泄私人恩怨；窥知陛下崇尚精明治理，他便借此扩张自己的威权。这叫作得罪天子。凤阳、昌平是钟灵毓秀之地，温体仁却从未预先筹划防备，致使两地失守，陵寝震动惊扰。这叫作得罪祖宗。调和治理的职责在三公，温体仁任宰相时，日月交食，星辰运行失常，风尘雾霾接连出现，四方不断报告灾害，年年歉收，地震河决，城池陷落、水井干涸，却从来没有因此受到惩罚，反而每天寻求报复恩怨、图谋报复细小仇隙。这叫作得罪天地。强敌逼近内部，大盗四处兴起，高丽早晚也将陷落。温体仁冒领赏赐、冒受荫官，中外离心离德都是由此造成的。这叫作得罪边疆。温体仁的儿子被复社诸生排斥，便招募人手进行纠弹，牵连株连不止。而且七年又议论裁减茂才，国家三百年取士的制度，一旦毁坏在温体仁手中。这叫作得罪圣贤。同生于天地之间，谁没有本心？温体仁明明有自己的心肠，却偏要残害忠良。如今文武臣僚将近数百人，成排地被关在监狱中，天良全都丧失。这叫作得罪心性。君主辨别奸臣在于明察，除去奸臣在于果断。伏望陛下大施明察和决断，赶快除掉温体仁。不要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不要认为人们的言论不值得体恤，不要认为小人的逢迎就一定值得任用，不要认为自己的清明就一定可以倚仗。大赦天下，革除苛政，这样或许可以解除百姓倒悬之苦，达到太平。皇帝大怒，革除他的名籍，交给司法官吏审查治罪。过了一个多月，温体仁也被罢免。宦官杜勋一向敬重朝佑，让朝佑上疏请罪，自己从中主持此事，说这样可以恢复原来的官职，朝佑没有答应。十一年冬，国事更加危急，获罪的人越来越多，监狱几乎住满。朝佑于是从狱中上书，请求宽缓体恤，言辞过于激烈。适逢边境有警，奏疏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年春，皇帝责怪他颠倒贤人和奸人，任意讥讽侮辱，廷杖六十下，伤势严重而死。当时都察院和六科的官员争相议论政事，进言不合皇帝心意的，大多获罪。章正宸、庄鳌献、李汝璨等人喜欢直言进谏，朝佑曾上疏称许他们。庄鳌献，字任公，晋江人。崇祯六年，由庶吉士改任兵科给事中，上呈《太平十二策》，极力论述东厂的危害。违逆圣旨，被贬为浙江布政司照磨。李汝璨，字用章，南昌人。崇祯年间任刑科给事中。十年闰月，皇帝因旱灾征求意见，他陈述扭转局势的四项要务，论说财政和政务方面的弊端。又说：“八九年以来，干犯天和、招致灾祸，起始于首辅，积累到四海。水灾、旱灾、盗贼频繁出现、层出不穷，势头将不会停止，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皇帝大怒，削除他的名籍，令他回乡。国家发生变故后，他穿着丧服面向北方哀号，作《祈死文》祈求死亡，最终果然死去。李汝璨、傅朝佑死后，福王在位时，都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官职。庄鳌献侍奉福王，也恢复官职，过了很久去世。姜埰，字如农，莱阳人。崇祯四年考中进士。授任密云知县，调任仪真知县，升为礼部主事。十五年，升任礼科给事中。

译山阳人武举陈启新在崇祯九年到宫阙上书，说：“天下有三大弊病。士子作文时高谈孝悌仁义，等到做官以后，却任意作奸违法。这是科举的弊病。国初典史可以授为都御史，贡士可以授为布政使，秀才可以授为尚书，嘉靖年间三条仕进途径还同时使用，如今却只有一条。举人、贡士不能做到显官，一旦考中进士，便横行放纵。这是资格制度的弊病。旧制中，给事中、御史，教官都可以担任；后来仕进途径逐渐狭窄，而举人、推官、知县仍可列入其中，如今却只从进士中选任。他们接受任命时，先自认为应当担任给事中、御史，监司、郡守忙于奉承他们还来不及，于是剥削下民、虐待百姓，任意妄为。这是行取考选的弊病。请停止科举以抑制空洞文章，举用孝廉以崇尚实际品行，废止行取考选以革除积久的横暴习气，减免遭灾田地的赋税以缓解百姓困苦，专门任命大将，使其能够节制有关官吏并便宜行事。”他捧着奏疏在正阳门跪了三天，宦官取走奏疏进呈。皇帝非常高兴，立即升任他为吏科给事中，后来历任兵科左给事中。刘宗周、詹尔选等人先后弹劾他。歙县人杨光先揭发他出身于卑贱的差役，并揭发他徇私受贿的情状。皇帝一概不追究。然而陈启新任职期间所条陈奏报的事情，大多与国家大计无关。御史王聚奎弹劾他玩忽职守，皇帝大怒，贬谪王聚奎。又因佥都御史李先春认为对王聚奎的处罚太轻，便连李先春的职务也一并剥夺。过了很久，御史伦之楷弹劾陈启新请托受贿、回乡后骄横，皇帝这才下诏进行调查。诏令尚未上报，陈启新便遭逢母丧，姜埰于是弹劾他不忠不孝、大奸大诈。于是削除陈启新的名籍，交给巡抚、巡按追查赃物、拟定罪名。陈启新最终逃走，不知去了哪里。国家变故后，他出家为僧而死。当时皇帝认为贼寇气焰尚未平息，百姓遭受兵灾，于是在南城修建斋宫。姜埰上疏劝谏，没有得到答复。后来，他陈述荡平寇贼的两项策略，说要发展农业、收用勇敢之士。皇帝认为他说得很好。起初，温体仁和薛国观排斥异己以及上书进言的人。周延儒第二次任相后，把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部反过来，广泛引荐清正之士，言路上的官员也蜂拥而起议论政事。忌恨他们的人于是编造“二十四气”的说法，用来指代朝廷中的二十四个人，直接送到御前。皇帝正好下诏告诫百官，对言路官员责备尤其严厉。姜埰怀疑皇帝已经相信了这种说法，便上书说：“陛下重视言官，所以责备得严厉。像圣谕所说的‘替别人规避责任、替别人营求缺额’之类的事，臣敢说并不存在。然而陛下见到了什么，才这样说？倘若是关于二十四气的流言，这一定是大奸大恶之人，恐怕是因为进言者不利于自己，便想借此中伤他们，激怒皇上，箝制言官的嘴，使人人都沉默，那么还有谁替陛下议论天下之事呢？”在此以前，给事中方士亮论奏密云巡抚王继谟不能胜任，保定参政钱天锡通过给事中杨枝起、廖国遴托请，依附周延儒，等到朝廷推举时，便得到皇帝批准。恰好皇帝有‘替别人营求缺额’的谕旨，大概是列举廷臣长期形成的习惯加以告诫，并不是针对钱天锡发出的。姜埰没有查明实情，认为皇帝确实指的是这件事，仓促上疏。而皇帝当时正为天下忧劳，默默向上帝祷告，戴罪反省过失；所颁布的告诫诏谕，言辞旨意都十分哀痛，读到的人无不感伤。姜埰反而反复诘问责难，仿佛深深怀疑皇帝，皇帝于是大怒，说：“姜埰竟敢诘问诏旨，蔑视玩忽得太过分了。”立即把他交付诏狱审讯。掌镇抚司梁清宏把狱词呈上，皇帝说：“姜埰的情节和罪行特别严重。况且‘二十四气’之说类似匿名文书，见到就应当毁掉，为什么还要一再抄录在奏牍中？赶快查实上报。”当时行人熊开元也因上书进言被交给锦衣卫。皇帝对两人都非常愤怒，秘密下旨给锦衣卫指挥骆养性，命他暗中把两人杀死在狱中。骆养性害怕了，把这件事告诉同僚。同僚说：‘难道没见过田尔耕、许显纯的事吗？’骆养性于是不敢奉命，私下把这件事告诉同乡给事中廖国遴，廖国遴又告诉同僚曹良直。曹良直立即上疏弹劾骆养性，说他‘把过错推给君主，自己却把它当成功劳。陛下如果没有这道旨意，就不应诬陷诽谤；即使有这道旨意，也不应泄露。’并请求连同骆养性、熊开元一起诛杀。骆养性非常恐惧，皇帝也不想杀害进谏之臣，这道奏疏最终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恰逢镇抚司再次上报姜埰的狱案，说已经拷问两次，供词没有不同。骆养性也把秘密诏旨封还。于是皇帝命刑官重新定罪，尚书徐石麒等拟定姜埰戍边、熊开元赎刑服徒的罪名。皇帝责怪他们徇私枉法，命他们对质陈述。于是夺去徐石麒和郎中刘沂春的官职，并把姜埰、熊开元押到午门，各杖一百。姜埰已经被打死，姜埰的弟弟姜垓从他口中灌入液体，他才又苏醒过来，仍被关押在刑部监狱。第二年秋天，发生大瘟疫，皇帝命令各囚犯出狱，由外人收领保释。姜埰、熊开元出狱后，立即拜访宾客道谢。皇帝把这件事告诉刑部尚书张忻，张忻害怕了，又把他们关回监狱。十七年二月，才释放姜埰，发配宣州卫戍守。将要前往戍所时，都城陷落。福王即位后，姜埰遇到赦免，恢复原来的官职。他遭逢父亲丧事，没有赴任。国家变故后，流寓苏州而死。临死时，他对两个儿子说：“我奉先帝的命令戍守宣州，死后一定要把我葬在敬亭山脚下。”两个儿子按照他的话办了。姜垓，字如须，崇祯十三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姜埰入狱后，姜垓竭尽全力营救保护他。后来听说乡邑被攻破，父亲殉难，一家死了二十多人。姜垓请求代替兄长入狱，使姜埰获释回乡安葬父亲，没有获准。当日便奔赴丧事，奉母亲向南逃到苏州。起初，姜垓任行人时，看见官署中的题名碑上崔呈秀、阮大铖和魏大中并列，立即拜上奏疏，请求删去其中两人的名字。等到阮大铖得势后，更加想杀姜垓。姜垓于是改名换姓，逃往宁波。国家灭亡后才解除隐匿。熊开元，字鱼山，嘉鱼人。天启五年考中进士。授任崇明知县，调任事务繁剧的吴江知县。崇祯四年，征召授任吏科给事中。皇帝派宦官王应期等人监视关、宁一带的军队和马匹，熊开元抗疏争辩，皇帝没有采纳。王化贞长期被拘押而没有定罪，奸人张应时等上疏称颂他的功劳，请求以自己代替他去死，使王化贞戴罪立功。熊开元上疏驳斥，说：“王化贞家产多达数万，每逢朝廷会审，总是买通燕市的年轻人，夹杂站在道路两旁，向熊廷弼投掷瓦砾，不停地哀叹王化贞，以此迷惑皇上的听闻。如今张应时竟又敢提出这样的请求，应当立即在市朝公开处死王化贞。”王化贞最终依法处死。当时有命令规定，有关官员征收赋税达不到定额的，不得参加考选。给事中周瑞豹参加考选后才补足赋税，皇帝大怒，贬谪了他，并命令把像周瑞豹这样的人全部上报。于是熊开元和御史郑友元等三人一并降两级调往外地，熊开元没有赴任。过了很久，起用为山西按察司照磨，升任光禄寺监事。

译十三年，升任行人司副。被降职的官员大多很快升迁，熊开元因长期不得升迁而颇为失望。正逢光禄寺丞出缺，熊开元到首辅周延儒那里陈述自己的困顿处境。周延儒恰好因别的事情立即命人驾车外出，熊开元大为恼怒。适逢皇帝因京畿地区遭受兵灾而征求意见，官员和百姓陈述事情的，只要在会极门报名，当天就召见答对。熊开元想要论奏周延儒，第二天就请求召见。皇帝召他进入文昭阁，熊开元请求秘密议论军事。皇帝屏退左右，只留下辅臣在场，熊开元不敢开口，只奏陈军事便出来了。过了十多天，他再次请求召见。皇帝在德政殿，手持蜡烛坐着；熊开元跟随辅臣入内，进言说：“《易经》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请辅臣暂且退下。”周延儒等人两次引退，皇帝都不允许。熊开元于是说：“陛下求得治理天下已经十五年，天下却一天比一天混乱，一定有它的原因。”皇帝说：“原因在哪里？”熊开元说：“如今所谋划的，只有军队、粮食和盗贼。不了解根本，却只图谋枝末，即使日夜不睡不食，寻求天下安定也没有益处。陛下即位以来，辅臣多达几十人，不过是陛下说贤能、左右说贤能罢了，未必所有大夫和国人都说贤能。天子的心腹股肱，却如此轻易任用。庸碌之人位居高位，接连成为奸臣，人的祸患和上天的灾殃一直没有停止。等到言官揭发他们的罪状，诛杀他们、斥退他们时，朝政已经败坏到无法挽救了。”皇帝同他诘问了很久，怀疑熊开元另有打算，说：“你的意思是有人想要任用吗？” 熊开元辩解说没有，并且一面奏对一面频频看向周延儒。周延儒道谢，皇帝说：“天下不能治理好都是我的过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熊开元说：“陛下命令大小臣工可以随时当面奏陈，而辅臣就在身边，谁敢提出不同意见来招致祸患？而且从前的辅臣，繁刑厚敛、排斥忠良，贤人君子都会攻击他们。如今的辅臣奉行皇上的仁德意旨，释放长期囚禁的人，免除拖欠的赋税，起用废黜的官员，贤人君子都成了他们所引荐任用的人。偶尔有不平之处，也只是私下叹息罢了。”皇帝责怪熊开元存有私心。熊开元辩解，周延儒等人也上前替他解说。熊开元又请求把廷臣全部召来，询问辅臣是否贤能。“辅臣的内心和作为是否光明，诸臣的流品也各有区别。陛下如果不察看，将领和官吏习惯于讲情面、收贿赂，丢失土地、损失军队，都可以不获罪，今后还有谁肯为陛下捐躯报国呢？”周延儒等人奏称，讲情面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收受贿赂则没有。熊开元又说：“敌兵进入国境四十多天，没有听说逮捕治罪一个督抚。”皇帝说：“督抚刚被推举时，人们认为贤能，几个月后又认为不贤，非要罢免他们才痛快。边疆与内地不同，怎么能让人施展才干呢？”熊开元说：“四方督抚大多出自监司。明天朝廷推举，今天就传发名单，但名单上不列出候选人的姓名。到了推举之日，吏部从袖中取出名单，诸臣只有唯唯诺诺而已。推举之后，言官相互访察，而候选人的伎俩也会在几个月内自行暴露，所以人们才能指责他。并不是起初认为贤能，后来才认为不贤能。”皇帝命他退下。周延儒等请求允许他补写奏疏，皇帝同意了。当时，熊开元想要揭发周延儒的罪行，但因周延儒在旁边而不敢说；周延儒则担心他补写奏疏，谋划阻止他。大理卿孙晋、兵部侍郎冯元飙责备熊开元说：“首辅多次引荐贤人。首辅一旦退职，贤人也将被全部驱逐。”熊开元的想法有所动摇。大理丞吴履中到来，也认为熊开元的话过于突然。礼部郎中吴昌时，是熊开元任吴江知县时提拔的士人，也写信劝说他。熊开元于是只叙述原来奏疏中的话，不再涉及周延儒的其他事情。皇帝正信任周延儒，清军又没有退去，因而非常焦虑疲惫。看到奏疏后，皇帝大怒，命锦衣卫逮捕审治。锦衣卫指挥骆养性是熊开元的同乡，一向怨恨周延儒，第二天就把狱案上报。皇帝更加愤怒，说：“熊开元诬陷诽谤辅弼大臣，必定想使我在上面孤立，方便他实行私心，一定有幕后主使。骆养性不加刑讯，玩忽职守太严重了，再严加审讯上报。”十二月初一，严刑审问主谋。熊开元坚决不承认，却把周延儒隐秘的罪行全部揭发出来，骆养性将这些一一上报。皇帝于是廷杖熊开元，把他关进监狱。起初，方士亮弹劾罢免密云巡抚王继谟，参政钱天锡得到巡抚一职。御史孙凤毛揭发此事，弹劾给事中杨枝起、廖国遴为钱天锡托请谋求职位，并说熊开元当面奏陈此事，实际上是杨枝起、廖国遴在背后主使，想让邱瑜执掌政务、陈演担任首辅。御史李陈玉也这样说。皇帝因为熊开元已经交给司法官吏，不再追问，但责令孙凤毛陈奏。孙凤毛死后，他的儿子申诉冤屈，说是廖国遴、杨枝起用毒酒杀死了他。两人和钱天锡一同被削职下狱。方士亮又说，恐怕代替王继谟的人不能胜过王继谟，于是王继谟得以留任。十六年六月，周延儒罢相，言官多为熊开元求情，皇帝没有答复。刑部拟定赎刑服徒，不准。第二年正月，熊开元被发配戍守杭州。不久，京城陷落，福王召用他为吏科给事中。他遭逢母丧，没有赴任。唐王即位后，起用他为工科左给事中，接连升任太常卿、左佥都御史，随军征讨，任东阁大学士。他请求休假回乡。汀州被攻破后，他抛弃家产出家为僧，隐居在苏州灵岩直到去世。方士亮，歙县人。崇祯四年考中进士。历任嘉兴、福州推官，升为兵科给事中。他与同僚朱徽、倪仁祯等人在朝房拜见大学士谢升，谢升说：“君主以不使用聪明才智为高明。如今皇上太过使用聪明才智，以致天下完全败坏。”又说：“关于款待之事，你们不必进言，皇上在奉先殿求签，心意已经决定了。”众人退出后，认为谢升诽谤君父、泄露宫禁中的话。倪仁祯、廖国遴等交相上疏弹劾他，斥责谢升大逆不道，没有臣子之礼。方士亮和其他言官接着弹劾，奏疏上了几十道。皇帝大怒，削除谢升的名籍。不久方士亮接连弹劾各地督抚张福臻、徐世廕、朱大典、叶廷贵，以及兵部侍郎吕大器、甘肃总兵马爌，所涉及的事情多得到施行。他又请求召回旧日的谏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龙、张作楫、张焜芳、李模、詹尔选、李右谠、林兰友、成勇、傅元初，并抚恤已经死去的吴执御、魏呈润、傅朝佑、吴彦芳、王绩灿、葛枢，皇帝多有采纳。周延儒出任督师，请方士亮协助谋划军务。周延儒获罪受谴，方士亮也被削职下狱，过了很久才获释回乡。福王在位时，恢复了他的官职。国家发生变故后去世。

译詹尔选，字思吉，抚安人。崇祯四年考中进士。授任太常博士。八年，升任御史。当时皇帝下诏让廷臣举荐郡守、县令，詹尔选说：“县令人数太多而难以选择，不如精心选择郡守。郡守贤能，县令没有不贤能的。”于是请求起用侍郎陈子壮、推官汤开远，皇帝下令知悉。第二年，他上疏弹劾陈启新：“应当召集九卿、科道官员，让他当面陈述，彻底说明他的底细。如果果真有其他长处，然后再授官。仓促授官，不是用来重视官职名器的办法。吏部尚书谢升、大学士温体仁不加以驳正，尸位素餐，实在可愧。”皇帝大怒。不久，大学士钱士升因争论武生李璡搜括富户之事，违逆圣旨，引咎请求退休离去。詹尔选上疏说：辅臣引咎请求罢免，皇帝立即下达让他回籍的谕旨。臣子之所以不肯进言，根源在于不肯离开职位。辅臣肯进言、肯离去，臣实在为此感到光荣，只是不能不替朝廷惋惜这一举动。李璡用非法手段诱导皇上，这个口子一旦打开，大乱就要到来。辅臣忧心如焚，忽然接到改拟的命令，于是坚持上奏。皇上正来不及嘉奖赞许，难道反而认为这是怀疑君主、求取名誉吗？臣子无故怀疑自己的君主，不是忠诚；如果说自己的君主做任何事都正确，只是容纳取悦、借此博名，也一定不是忠诚。臣子沽名钓誉，按义理是不敢做的；君主如果不以名誉鼓励天下，反而使臣下尸位保宠、少廉寡耻，也一定不利于国家。何况如今天下怀疑皇上的人已经不少。将领骄纵、士卒懈怠，尚方的权力不能发挥作用，亿万百姓的性命徒然供武夫贪功冒进，这或许会使人怀疑朝廷过分崇尚武力。把穿甲和作文一同考核，不合格的就不录用。人们看见卖牛买马、削弱道德而只求齐力，徒然使强寇混迹于道路，父兄不能保证子弟的安全，这或许会使人怀疑朝廷轻视文治。免除朝觐的说法实行后，皇上的本意在于使百姓困苦得到缓解，却有人怀疑朝廷宗庙朝见的大义抵不过数万路费；反复驳问的事情增多，皇上的本意在于惩治奸顽，却有人怀疑这是明目张胆启用刑书，几乎要禁止加等刑罚的纷乱。君子忧虑驱策臣下不得其当，小人害怕陷害牵连的门路太多；他们明知一切苟且的政令，有的捶胸惭愧悔恨，有的当众叹息。辅臣不过偶然因一件事替天下发泄愤懑，却竟郁郁不乐地离去，恐怕以后大臣再也没有敢进言的人了。大臣不敢进言，小臣就更加难以指望进言。如今每天对皇上说话的，只有那些苛细刻薄、不识大体的人；他们似乎忠诚、似乎正直，像狂人、像疯子，得势时挺身招摇，失败时隐匿逃窜，震骇人心、蒙蔽视听，毁坏既成法制、酿成潜在忧患，天下的事情还怎么忍心说下去！祈望皇上以长远宏大的胸怀存心，以简约清静作为治理准则，要求大臣履行辅弼纠正过失的义务，树立言官敢于进谏的风气。宁可进献可行之策、废止错误之举，不要借口圣明独断，掩盖圣主的谦逊；宁可进礼而退义，不要借口君恩尚未报答，掩饰自己退身迟滞。臣愚昧，心中忧惧不安。奏疏送入后，皇帝震怒，在武英殿召见他，责问说：“辅臣离去，前一道旨意已经说得很明白，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他回答：“皇上大开言路，辅臣却因为进言而离开国家，恐怕后来大臣会把进言当作戒忌，这不是皇上求言的本意。”皇帝说：“建言是谏官的事情，大臣进什么言？”他回答：“大臣虽然承担格心辅弼的职责，但不进言也没有办法格心。大臣只说大事，决没有不进言的道理。大臣不说，谁应当来说？”皇帝说：“我这样焦虑劳苦，天下还要怀疑我吗？尚方剑什么时候没有赐给他们？他们不能使用，怎么能说尚方之权不灵？”他回答：“确实如圣谕所说。但臣看见督理官有弹劾奏疏，却没有蒙受皇上严厉处分，这与没有赐予尚方剑有什么不同？”皇帝说：“刑官拟定的罪名不合适，我难道不应当驳正吗？”他回答：“刑官不称职，只应更换其人，不应当干预他所掌管的事务。”皇帝说：“你说一切苟且的政令，哪一项是苟且？”他回答：“加派。”皇帝说：“加派是因为贼寇没有平定，贼寇平定后有什么难以停止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回答：“搜括、抽扣也算。”皇帝说：“这些是供给军国使用的，并不是送入内库。”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即使捐助也算。”皇帝说：“本来就下令听凭愿意捐助的人，什么时候强迫过别人？”当时皇帝声色俱厉，左右侍从都震恐畏惧，但詹尔选的言辞气势没有屈服。皇帝又追问他所谓“发愤”等话，以及帖黄过于简略，斥责他欺骗蒙蔽，命锦衣卫提押审治。詹尔选叩头说：“臣死不足惜，皇上如果幸而听取臣的话，事情还可以挽救；即使不听，也可以留下来作为日后思考的依据。”皇帝更加愤怒，罪罚将不可预测，众大臣竭力营救，于是命令把他关在直庐。第二天交都察院议罪，议定只停发俸禄。皇帝认为奏疏涉及夸耀自诩，连起草诏书的御史张三谟一同治罪，命吏部会同议处。吏部请求降五级，以杂职任用。皇帝仍不准，于是削除詹尔选名籍，让他回乡。此后进言者多次举荐他，皇帝都不听。十五年，给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继举荐。有诏召回，但尚未赴任都城便陷落。福王即位后，首先起用他恢复原官。还没有赴任，群小掌权，害怕詹尔选耿直，便命他补任外地官员，于是他没有出仕。国家变故后，又过了十二年才去世。汤开远，字伯开，是主事汤显祖的儿子。他年少时就很有才器见识，以治理国家自许。崇祯五年，由举人任河南府推官。皇帝厌恶廷臣玩忽职守，执法过于严厉。汤开远上疏劝谏说：陛下即位以来，严明赏罚、整饬法令。从小臣到大臣，被重重谴责、关进禁狱的人接连不断，几乎到了以严刑峻法治理乱国的地步。看见廷臣荐举不当，就怀疑他们结党徇私；厌恶廷臣坚持奏议而不改变，就怀疑他们轻慢抗拒。用策励来期望诸臣，于是戴罪任职的人很多，却不给他们打开立功的道路；用详慎来责求诸臣，于是引罪的人很多，却不体谅他们造成错误的原因。贪官当然应当逮捕，但希望稍微放宽进退取舍的尺度，不要贬斥有才能的臣子。到了三时多灾、五方交相告警之时，诸臣害怕被弹劾处罚，只急于催征赋税，百姓穷困就容易作乱。陛下对臣子宽容一分，就是对民生宽容一分，这是不能不再三考虑后决定的。尤其希望以诚心推待诸臣，以礼相待诸臣，告诫中外司法官员做到公平允当。至于锦衣卫的禁狱，不是寇贼和奸恶之徒，不应轻易关入。皇帝大怒，摘取他奏疏中“桁杨惨毒，遍施劳臣”的话，责令他指出具体所指。于是他上奏说：

译当前时局非常危急，诸臣有过错可以议论，也有劳绩可以抵偿；有罪行可以依标准惩处，也有情由可以原谅。追究过错如果不足以真正惩罚过错，后来的人就会因前人的遭遇而灰心；声讨罪行如果不足以使罪人服罪，旧有的错误反而会借助新的错误来充塞口舌。综合考核过于苛细，就会失去纲领要领；惩罚创伤过深，就会使根本实际多有缺失。往往上面认为应当详细、应当创新的事情，下面却认为应当简略、应当沿用；朝廷所做的拘禁、羞辱、排弃之事，减少了不少应当爱护的人，乡野所做的推重、愤叹之事，又增加了不少不应推重的人。上下离心，朝廷与民间意见不同，想使天下安定太平，是不可能的。苏州佥事左应选任昌黎县令时，率领当地人守卫孤城。战事平定的那天，升任监司。后来却因为小过失，最终按贪赃罪拟判。城池失守的人既然有不少没有得到宽免，守御有功的人又不能得到原谅，诸臣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做法呢？事情紧急时，数万钱财都可以捐出；事情平定后，一丝一毫都要计较。假使当初昌黎没有守住，和遵化、永平一样失陷，不知道要耗费朝廷多少金钱，又怎么能追究那一点点得失呢？臣所痛惜的事情，这是其中一件。给事中马思理、御史高倬遇到草场失火，狂奔尽力，耗尽气力，却没有能够扑灭蔓延的火势，这不过是依法承担过失罢了；还要再以其他罪名论处，就太过分了。今年盛夏降下冰雹，京畿发生地震，草场没有被点燃却自行焚烧。陛下不宽减刑罚、修身反省，反而严加审讯、长期拘禁他们，这不是用来招致天和、成就善政的办法。臣所痛惜的事情，这是其中一件。宣大巡按胡良机，陛下知道他熟悉练达，曾两次任职于险要边疆，不久却因过失错误被革职，舆论都为他惋惜，难道已经颁布的成命就终究不能收回吗？臣所痛惜的事情，这是其中一件。监兑主事吴澧，早晚都在河边，经营漕运事务；运弁有迟误违期，只按情节责备告诫即可，却要革去他的职务，还要追究治罪。军队哗变就更换将领，将领哗变就压制武臣；对哗变勇敢、对作战胆怯，这样的骄兵骄将要来做什么！臣所痛惜的事情，又是其中一件。最后，他又替都御史陈于廷、易应昌申诉辨明。皇帝大怒，严厉斥责他。河南流窜的贼寇极其猖獗，汤开远监视左良玉的军队，亲自穿上铠甲头盔，多次取得胜利。皇帝因为天下正在用兵，心中颇为重视武臣，对失职的督抚大多逮捕关押，对大将却往往姑息。汤开远认为这是偏颇，八年十月上疏说：近年来寇贼横行，抚臣、镇臣是关键。然而陛下对于抚臣就惩罚，对于镇臣却优待。试看近来的各位抚臣，有没有不被夺职、不被囚禁的？各位帅臣及偏将、副将，有没有一个礼遇不高、升官受荫不顺利的？即使那些观望而败退、罪状明显的人，有没有不被宽待优容的？惩罚抚臣，是想使他们警惕戒备；优待武臣，是想使他们感激奋发。然而边疆日益破坏、寇贼日益蔓延，是因为区别对待的法令不公。抚臣中，清廉操守如沈棨、办事有才干如练国事、守御两河且亲自为将如元默、艰苦经营军务并阻止贼寇长驱直入如吴甡的人，有的被列入判罪文书，有的登上弹劾奏章，其他人更无法一一列举。武臣却桀骜放纵，无日不上疏陈说，争论身份体统；一旦有警，往往迟疑退缩，即使严厉诏旨屡次颁布，也像充耳不闻。像王朴、尤世勋、王世恩这些人，他们的罪过难道还杀不胜杀吗？陕西巡抚甘学阔有一篇《法纪全疏》，请求依法惩治放纵贼寇的各位将领，皇帝反而明白严厉地责备他。这样看来，从今以后，败将都可以不追究了。文臣未必没有才能，却有人宁愿被斥退，也不肯任职、不敢任职，因为任职也获罪，不任职也获罪；不任职的罪还轻，任职的罪反而更重。如果确实想使诸臣踊跃任事，就应当宽缓文法，原谅实际情由，分别决定去留，不要因为一次过失便抛弃贤才。至于穿着韎韐的武夫，如果不让怯懦而又欺诈的人侥幸混在其中，那么赏罚就会公平，文臣武将都会听命效力。皇帝认为他所说不称职的抚臣没有指明实情，责令他再次陈述。于是他上奏说：朝廷赏罚没有章法，于是诸臣不肯任职、不敢任职的获罪，肯任职、敢任职的也获罪，而且后者的罪反而更重。劝勉和惩罚都不得当，却想平定大乱，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历来没有压制督臣来伸张庸劣帅臣的，到了今天却连杨嗣昌也不能说明这一道理；历来没有压制言路来维护劣弁的，到了今天王肇坤却不能保住自己的品秩。王朴的怯懦暴露无遗，任凭敌人吃饱后离去，竟还得以同吴甡并论，并传播天下，难道不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吗？至于那些不肯任职、不敢任职的抚臣，如陕西的胡廷晏、山西的仙克谨、宋统殷、许鼎臣，为什么当时的处分反而都比后来轻？练国事、元默是在极度败坏之后竭力支撑，为什么当时的处分反而比前人更重？况且近来为了办理寇贼而诛杀督臣一人，逮捕督臣、抚臣二人，革去抚臣职务的也有二人。甚至巡按与抚臣一同被议罪，连两个按臣也一并逮捕；考核之典与失事牵连，连南枢臣也一并革职。至于监司、守令受到重罚的，更是数不胜数。试问前后各位帅臣，有一个被诛杀并逮捕的吗？即使降到偏将、副将，有一个被诛杀并逮捕的吗？甚至那些躲避寇贼、放纵寇贼、养成寇患、帮助寇贼的人，也都置之不问。即使有处分，也不过是降级戴罪任职罢了。这样看来，诸将不肯任职、不敢任职，难道可以直接说他们没有罪吗？这就是陛下对于文武两条仕进途径，任用相同，责成却不同。圣旨所谓文武一体，终究并不是一体。不只是这样。按臣曾周在原任巡抚因父母丧事离职时，竭力阻挡寇贼锋芒，起初并没有失职，却最终仍被逮捕发配；将来就不会再有肯任职、敢任职的按臣了。道臣祝万龄艰苦筹措军粮，废寝忘食，直到背上长疽，却突然被削除名籍；将来就不会再有肯任职、敢任职的监司了。史洪谟任宜阳知县时，平时备有战守之策，贼寇渡过渑池，不敢逼近城池；等到任六安知县，又有保全城池的功绩，却突然加以革职夺官；将来就不会再有肯任职、敢任职的州县官了。贼寇逼近永宁，原四川巡抚张论和他的儿子给事中张鼎延倾尽家财招募士卒，日夜登城守卫；等到张论去世，张鼎延请求抚恤，朝廷却连他儿子的官职也一并夺去；将来就不会再有肯任职、敢任职的乡官了。吏部只是各种杂职弊端很多，我同乡吴羽文竭力整治清理，以致刀笔吏和商贩出身的小人喧然群起，吴羽文毫不动摇，却因为起用废官一件事而长期被关押、严加追究；将来就不会再有肯任职、敢任职的部曹官了。

译臣读到圣旨，说各项事情都经过了确实核查：议定处分有铨部，议定罪责有法司，稽查核实、纠察检举有按臣。我却不知道，诏旨一下，铨部便议定降职、革职，有谁肯坚持上奏说“这不应当这样处分”吗？一下法司，便拟定发配、戍边，有谁肯坚持上奏说“这不应当定罪”吗？至于查核失职之事，按臣不过据实上报，有谁会在功劳中找出罪过、在罪过中看到功劳，向朝廷请求宽免吗？这并不是诸臣不肯分别是非，而是知道陛下一心只想严厉惩创，说了也一定不听，甚至反而会因此加重他们的罪。所以军中发生失误，没有一天不在议论处分、议论定罪，却对扫除盗寇、安定百姓丝毫没有补益。那么今天所缺少的，难道不是最公正的赏罚吗？皇帝看到奏疏后大怒，下令削去他的官籍，命巡抚、巡按将他解送京城审讯治罪。河南人听说后，仿佛失去了慈母。左良玉和七十多名将士联名上奏，请求留下他，巡按金光辰也详细列举他的功绩和事状上报。皇帝因此改变了脸色，下令释放他，让他戴罪办理讨贼事务。崇祯十年正月，讨伐平定舞阳大盗杨四。论功本应晋升官阶，总理王家祯又推荐他，于是提升为按察佥事，监督安、庐二郡军务。这年冬天，太子将要出阁就学。他上奏说：“陛下说，言语教导不如亲身示范。请您在幽居独处时谨慎自持，体恤百姓困穷，优待大臣，容纳直谏，宽容拙劣的官吏，减少对财货的看重，疏通长期积压的案件，使太子能够经常看到、听到这些事情，作为将来出治、临民的根本。”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这时盗贼大肆扰乱江北，汤开远多次立功。巡抚史可法推荐他政绩卓异，晋升为副使，仍旧监督军务。崇祯十三年，他与总兵官黄得功等大败革里眼等盗贼，盗贼于是请求投降。朝廷商议将任用他为河南巡抚，但他最终因劳累过度死在任上，军民都为之流泪。追赠太仆少卿。成勇，字仁有，安乐人。天启五年考中进士，授任饶州推官。他到吉水拜见邹元标，拜邹元标为师。宫中使者到来时，知府以下的官员都到郊外迎接，成勇却不去，还逮捕并鞭打使者的随从。后来遭逢父母丧事。历任开封、归德二府推官。流贼进攻归德，他出兵将其击退。崇祯十年，奉行取之令入京。当时改变考选官员的惯例，考选优等者可以任翰林。舆论把成勇列为第一，但吏部尚书田唯嘉压制他，成勇只得到南京吏部主事的职位，便离京赴任。第二年二月，皇帝亲临经筵，询问讲官关于保举、考选得失的情况，谕德黄景昉为成勇和硃天麟申诉他们受到的冤屈。皇帝亲自策问诸臣，硃天麟得以进入翰林，而成勇因为已经先赴南京，未能参加。不久因御史涂必泓的进言，授任南京御史。杨嗣昌不顾服丧礼制而入阁，进言的人都受到谴责。成勇对此愤怒，当年九月上疏说：“杨嗣昌掌握枢机两年，一条计策也没有施展，边境警报屡次震动，群盗遍布原野。他不怕清议，不怕名教，不怕万世公义，臣私下里实在为青史忧虑。”奏疏递入后，皇帝大怒，削去他的官籍，提解审讯，追问主使者的姓名。成勇在狱中上书说：“臣在外任官十二年，在南台任职几十天，没有权力可以招揽谁，也没有贿赂可以收受，不知道有什么党派。”皇帝更加愤怒，最终把他发配戍守宁波卫。朝廷内外推荐他的奏疏有十多封，皇帝不召用。后来因御史张玮进言，执政大臣联名请求起用他，皇帝认为成勇刚刚被赦免罪责，不应立即恢复原职，命令以其他官职起用。刚听到任命的消息，京师便陷落了。福王时期，起用他为御史，他没有赴任。后来剃发出家为僧，过了十五年去世。陈龙正，字惕龙，嘉善人。他的父亲陈于王，任福建按察使。陈龙正曾在高攀龙门下游学。崇祯七年考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当时朝政崇尚综合考核，朝廷内外争相罗织深文周纳来逃避罪责，东厂的缉事官尤其冤枉滥捕。崇祯十一年五月，荧惑星停留在心宿，皇帝下诏自我反省，其中有“哀恳上帝”的话。陈龙正读后哭泣，上《养和》《好生》两篇奏疏。大意说：“挽回天意在于爱护生灵，爱护生灵没有比减轻死刑更重要的了。皋陶辅佐舜时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处罚’，这说明圣人在审理案件时也不能没有失误。因为案件的实情极其隐秘，而人的性命极其重要，所以不以单方面确信为可贵，而采取兼顾疑虑的办法；不一味追求必定判断准确，而甘愿偶尔有所失误。臣在家中所见所闻，四方的罪犯中，并没有特别穷凶极恶、策划奇谋的人；可是到了京师，这类人竟没有一个月是空缺的。况且罪案一经定成，立即就要诛杀、肢解，也应当有所惩戒，为什么犯人会这样接连不断？臣希望陛下心怀帝舜审慎疑罪的态度，宁可使圣明的君主有过于仁厚的举动，也不要使臣下蒙受不合常理的罪过。”这实际上是暗中指斥东厂的事情。过了几天，皇帝果然告谕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轻视人的性命。这年冬天，京师戒严，皇帝诏令廷臣推荐能够担任督、抚的人。御史叶绍颙推荐陈龙正。过了很久，刑部主事赵奕昌请求访求天下真正贤能的人才。皇帝命赵奕昌自己推荐，他也推荐了陈龙正。皇帝都没有采用。陈龙正身处清冷的曹司，喜欢议论政事。崇祯十二年十月，彗星出现。这年冬至，雷电交加，下雨雹。十三年二月，京师刮大风，天空发黄，太阳出现异常，接连十天没有消解。陈龙正都奉诏分条上奏，主要意见在于听取言论、减少刑罚。崇祯十五年夏天，皇帝再次下诏征求意见，说“要拯救困苦、使残破者复苏，却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陈龙正上奏说：“拯救困苦、使残破者复苏，应以增加财物生产为根本，但所谓财物不能只是折色。把折色当作财物，就是从百姓那里取得，容易耗尽；必须懂得把本色当作财物，财物才会由土地生产出来而不会穷尽。如今掌管钱财的大臣所说的设法处置、搜刮、加派，都是损害下层百姓的事，不过是聚敛的不同名称。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国家凭什么能够充足？臣认为应专心开垦荒地，申明历朝规定永不起科征税的制度，招集南方的大商人，全部开垦荒田，使京畿、河南、山东的豆类粮食日益增多，那么京仓的储积、边军的粮饷，都可以因地制宜地取得供应。或者实行平籴，或者授予爵位，或者允许纳粟入监。国家的命脉不专门依靠数千里外的转运，那么民间的加派自然可以全部革除。”然而当时中原多已残破，有田地也无法耕种，陈龙正所坚持的只是通常的道理罢了。第二天，他又进呈《用人探本疏》，皇帝都宽容地对待了他。给事中黄云师弹劾他，说他的学问错误却很广博，言论虚伪却善于辩说，又以提出开垦荒地的建议为凌辱争竞。皇帝没有追问。当时朝廷议论想任用陈龙正为吏部官员，御史黄澍却以伪学诋毁他。崇祯十七年正月，他被降调为南京国子监丞。刚到家，京师便陷落了。福王在南京即位时，任用他为祠祭员外郎，他没有接受。南京失守时，陈龙正已经得病，于是去世。

译赞曰：崇祯年间，奸邪小人相继掌握政权，天下多有变故，值得议论的事情很多。许誉卿等人抨击当时的宰相，有直臣的风范。然而傅朝佑死在杖刑之下，姜埰、熊开元受到重罚，而詹尔选敢于抗拒皇帝的雷霆威势，反而获得释放。议论天子容易，议论大臣困难，确实如此。汤开远以关系疏远的身份处在属官之列，却慷慨直言地议论政事，愤懑悲叹之情溢于言辞之外。就他所列举的国势来看，也实在令人深为感慨啊！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杨镐（李维翰、周永春），袁应泰（薛国用），熊廷弼（王化贞），袁崇焕（毛文龙），赵光抃（范志完）。杨镐，商丘人。万历八年考中进士。历任南昌、蠡两县知县。入朝任御史，因事获罪，调任大理评事。再升为山东参议，分守辽海道。他曾与大帅董一元在雪夜越过墨山，袭击蒙古炒花的营帐，缴获很多。升任副使。开垦荒田一百三十多顷，每年积存粮食一万八千多石。升任参政。万历二十五年春天，他与副将李如梅出塞，损失部将十人、士卒一百六十多人。恰逢朝鲜再次用兵，朝廷下令免除杨镐的罪责，提升为右佥都御史，负责经营朝鲜军务。杨镐尚未到任，先上奏陈述十件事，请求命令朝鲜官民输送粮食即可增加官阶、授予官职、赎免罪过，以及乡吏、奴丁可以免除差役，大多都是苟且应付的办法。他又以朝鲜君臣隐藏储蓄、不供给军队为由，弹劾上奏他们的罪行。因此朝鲜人多有怨恨。当时倭将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已经攻占南原、全州，率兵进犯全罗、庆尚，逼近王京，声势正盛。幸亏沈惟敬被擒，倭军的向导才断绝。可是朝鲜经过战火，千里萧条，盗贼掠夺不到东西，所以只在全罗积存粮食，打算长期驻留；中国军队也逐渐集结。九月初一，杨镐才抵达王京。恰逢副将解生等屡次挫败盗贼，朝鲜军也多次立功，倭军于是退屯蔚山。十二月，杨镐会同总督邢玠、提督麻贵商议进兵策略，把四万人分为三协：副将高策统领中军，李如梅统领左军，李芳春、解生统领右军，合力进攻蔚山。先派少量军队试探敌情，盗贼出战，大败，全部逃入岛山，在城外筑起三道栅栏固守。杨镐任辽东官员时，与李如梅关系很深。到这时，游击陈寅接连攻破两道栅栏，第三道也将要攻下，杨镐却因为李如梅还未到，不愿让陈寅的功劳超过自己，突然鸣金收兵。盗贼于是关闭城门不出，坚守等待援军。官兵从四面包围，地面泥泞，又正值隆冬，风雪刺骨，士卒没有坚守的意志。盗贼日夜发炮，把炮弹用药煮过，碰到的人就死，官兵围攻十天也不能攻下。贼军知道官兵已经松懈，便假装请求投降来拖延他们。第二年正月二日，行长的援兵突然到达。镐非常害怕，狼狈地率先逃跑，各军也相继逃走。贼军从前面发动袭击，死者不计其数。副将吴惟忠、游击茅国器负责断后，贼军才退回去，但军需辎重损失了很多。这次战役，谋划了一年，倾尽天下的全部力量，又联合朝鲜全国的军队，却在一天之内全部抛弃，满朝都叹息悔恨。杨镐逃跑后，带着麻贵奔向庆州，害怕盗贼乘机袭击，便全部撤兵退回王京，与总督邢玠用欺骗手段把战胜的消息上报。各营上报军籍，士卒死亡将近两万人，杨镐大怒，将奏报压下不发，只说死伤一百多人。杨镐遭逢父丧，诏令他夺情处理政务。御史汪先岸曾弹劾他的其他罪行，阁臣庇护他，草拟了褒奖诏旨，诏旨却长久没有下达。赞画主事丁应泰听说杨镐战败，前往杨镐处询问后续计策。杨镐给他看张位、沈一贯的亲笔信以及拟好但尚未下达的诏旨，得意洋洋地夸耀功劳。丁应泰愤怒，上抗疏把失败的情状全部列出，说杨镐应当获罪的有二十八项、可耻的有十项，并弹劾张位、沈一贯共同作奸。皇帝震怒，想依法惩处。首辅赵志皋设法营救，于是罢免杨镐，命令听候勘问，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代替他。后来东征事务结束，给事中杨应文为杨镐叙功，诏令允许再次起用。万历三十八年，起用他巡抚辽东。他在镇安袭击炒花，将其击败，御史田生金弹劾他挑起边衅。当时辽东左部多事，杨镐极力推荐李如梅，请求重新起用他为大将，被给事中麻僖、御史杨州鹤弹劾。杨镐上疏申辩并请求退休，皇帝不予理会，杨镐最终自行引退。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军兴兵，攻破抚顺，守将王命印战死。辽东巡抚李维翰催促总兵官张承允前往救援，张承允与副总兵颇廷相等都战死，远近大为震动。廷议认为杨镐熟悉辽东事务，起用他为兵部右侍郎，前往负责经营。到任后，他申明军纪，征集四方军队，准备大举进攻。到七月，大清兵从鸦鹘关攻克清河，副将邹储贤战死。诏令赐杨镐尚方剑，可以斩杀总兵以下的官员，于是杨镐在军中斩杀清河逃将陈大道、高炫示众。这年冬天，四方援兵大批集结，于是商议进军。当时蚩尤旗长达整个天空，东方出现彗星，星辰坠落、地震，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战败的征兆。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都认为军队久战、粮饷匮乏，便发出红旗，每天催促杨镐进兵。第二年正月，杨镐才会同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议定计划，约定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军队分为四路：总兵官马林从开原出兵进攻北面，杜松从抚顺出兵进攻西面，李如柏从鸦鹘关出兵奔向清河进攻南面，东南一路则由刘綎从宽奠出兵，经凉马佃袭击后方，并让朝鲜军队协助。号称大军四十七万人，约定三月初二在二道关会师并进。天降大雪，军队不能前进，出师日期泄露。杜松想抢先立功，提前渡过浑河，进到二道关，伏兵发动，军队全部覆没。马林统领开原军从三岔口出兵，听说杜松败亡，便扎营固守。大清兵凭借高处奋力攻击，马林支撑不住，于是大败逃走。杨镐听说后，急忙下檄文阻止李如柏、刘綎两军，李如柏于是没有前进。刘綎已经深入三百里，到达深河，大清兵攻击他，他没有移动。后来大清兵才竖起杜松的旗帜，穿上他的衣甲，欺骗刘綎。进入营中后，营内大乱，刘綎奋力战斗而死。只有李如柏的军队得以保全。文武将吏前后死亡三百一十多人，士兵四万五千八百多人，丢失的马、骆驼、铠甲和兵器无法计算。败报传到京师，京城大为震动。御史杨鹤上疏弹劾杨镐，皇帝没有答复。不久，开原、铁岭又相继失守。言官交相上章弹劾杨镐，朝廷将他逮捕下诏狱，判处死刑。崇祯二年依法处死。李维翰，睢州人。万历四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辽东。辽东三面受敌，没有一年不发生战争；自从税使高淮盘剥十多年后，军民更加困苦。而前后担任巡抚的都是庸才，苟且敷衍，混日子。天子又把万事置之不理，边臣呼吁，也漠然不闻，导致辽东事务极度败坏。等到张承允覆没，李维翰却仍能平安退回。到天启初年，才交给司法部门审议，判处死刑。

译周永春，金乡人。官至礼科都给事中。当时齐党正盛，周永春与亓诗教是其中的首领。不久由太常少卿升为右佥都御史，代替李维翰任巡抚。正值辽东遭受丧败之后，他协助经略调度军粮，处境艰难，劳累憔悴。过了两年，罢官回乡。天启初年，言官追究开原失陷的罪责，将他发配戍边。袁应泰，字大来，凤翔人。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授任临漳知县。修筑四十多里长的大堤，防御漳水。调任事务繁重的河内县后，穿凿太行山，引沁水，修成二十五道堰，灌溉田地数万顷，邻近各县都享受到它的好处。硃旺发生河决，役夫死了很多。袁应泰设置席棚作为住所，饮食、劳作、休息都有节度，百姓高兴地赶来做事，政绩冠绝两河地区。升任工部主事，历任兵部武选郎中。淘汰遣返冒充世袭官职的数百人。升任淮徐兵备参议。山东发生大饥荒，他设置粥厂赈济流民，修缮城池、疏浚护城河，修复先圣孔子的庙宇，使饥民全都得到食物。又查出额外税收以及漕粮折色、马价等数万金，先后发放赈济。户部弹劾他擅自挪用官府粮饷，当时他已经升为副使，于是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过了很久，起用为河南右参政，并以按察使的身份在永平统领军队。辽东局势正十分危急，袁应泰训练军队、修缮铠甲，修筑亭障，整治楼橹，关外所需的草料、火药等物资，一有要求便立即供应。经略熊廷弼非常依赖他。泰昌元年九月，升任右佥都御史，代替周永春巡抚辽东。过了一个多月，升任兵部右侍郎，仍兼原职，代替熊廷弼任经略，以薛国用为巡抚。袁应泰接受职务后，便杀白马祭神，发誓把自身托付给辽东。上疏说：“臣愿意和辽东共始终，更愿文武诸臣都不要怀有二心，和臣共始终。有借故推辞职务的，罪无赦免。”熹宗下优诏褒奖答复，赐尚方剑。于是杀掉贪婪的将领何光先，淘汰大将李光荣以下十多人，便谋划进攻夺取抚顺。议定出兵十八万人，十名大将，向上奏陈作战方略。袁应泰历任官职，精明敏捷，刚强坚毅，但用兵不是他的长处，谋划颇为疏略。熊廷弼在边境时，执法严厉，部队整齐肃穆；袁应泰却用宽松来矫正这种做法，改动了许多制度。当时蒙古各部发生大饥荒，很多人进入边塞乞食。袁应泰说：“我们如果不赶紧救济他们，他们一定会归附敌人，这等于增加敌人的兵力。”于是下令招抚投降。这样一来归附的人日益增多，朝廷把他们安置在辽、沈二城，优厚地供给每月粮饷，让他们与百姓杂居；他们暗中进行奸淫抢掠，居民深受其苦。议论的人说，收降的人太多，有的可能暗中被敌人利用，有的可能是敌人混入的间谍，充当内应，灾祸将无法预料。袁应泰正自夸计策成功，准备借此抵抗大清兵。恰逢三岔儿之战，投降者充当前锋，战阵中死了二十多人，袁应泰于是用这件事来平息众人的议论。第二年，天启改元。三月十二日，我大清兵来攻打沈阳。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出城奋力作战，战败退回。第二天，投降者果然在城内接应，沈阳城于是被攻破，两名将领战死。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等前往救援，也战死了。袁应泰于是撤回奉集、威宁等处的军队，合力守卫辽阳，引水注入护城河，沿河排列火器，军队环绕四面防守。十九日，大清兵抵达城下。袁应泰亲自督率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硃万良出城五里迎战，军队战败，死伤很多。当晚，袁应泰在营中住宿，没有进城。第二天，大清兵挖开城西的水闸泄去濠水，分兵堵塞城东的水口，击败各将领的军队，于是渡过护城河，大声呼喊着攻入。激战很久，赶来的骑兵越来越多，各将领的军队全都败退，望着城池奔逃，死于杀戮和溺水的人无法计算。袁应泰于是进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守城墙坚守。各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以及督饷郎中傅国都翻越城墙逃走，人心离散沮丧。又过了一天，敌军猛烈攻城，袁应泰督率各军排列盾牌大战，又一次失败。傍晚，谯楼起火，大清兵从小西门攻入，城中大乱，许多百姓人家打开门、举着火把等待，妇女穿戴盛装站在门口迎接，有人说是投降者给他们带路。袁应泰住在城楼上，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叹息着对张铨说：“您没有守城的责任，应当赶快离去；我将在这里死去。”于是佩剑、持官印自缢而死。他妻子的弟弟姚居秀也跟随他自尽。仆人唐世明伏在尸体上大哭，放火焚烧城楼而死。事情上报后，追赠兵部尚书，赐给祭祀和安葬的待遇，并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薛国用，洛南人。历任山东右参政，分守辽海道；以右佥都御史代替袁应泰巡抚辽东。袁应泰死后，朝廷商议起用熊廷弼，但路途遥远尚未到达，于是提升薛国用为兵部右侍郎，代替袁应泰任经略。他历任官职，为人醇厚谨慎，长期在辽东，日夜忧虑战守和防备。恰逢大清兵没有到来，得以安稳地任职。不久请假告归，最终死在任上。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任保定推官，升任御史。三十六年，担任巡按辽东。巡抚赵楫和总兵官李成梁放弃宽奠新疆八百里，把编入户籍的百姓六万家迁往内地。不久，他们因功劳受到赏赐，给事中宋一韩上疏弹劾此事。朝廷下令让廷弼重新勘查，他详细查明了弃地驱民的情况，弹劾两人的罪行，并牵连弹劾前任按臣何尔健、康丕扬结党包庇。奏疏最终没有下发。其时正有诏令兴办屯田，廷弼说辽东有很多荒地，每年可在额定的八万军士中抽出三分之一屯田耕种，这样可以收获粟米一百三十万石。皇帝下优厚的诏书加以褒奖，命令在各边疆推行。边将喜欢捣毁敌巢，动不动就制造事端。廷弼说，防守边境应以守御为上策，修缮城墙、修建堡垒，有十五项好处，皇帝便下令实行。那年大旱，廷弼巡视部属到金州，向城隍神祈祷，约定七日之内下雨，如果不下雨就毁掉它的庙宇。到了广宁，超过三日仍未下雨，他就在白牌上大字书写此事，封起宝剑，派使者前去斩杀城隍神。使者还未到，风雷大作，大雨倾注而下，辽地人都认为城隍神显灵了。廷弼在辽东任职数年，杜绝馈赠，核查军队的实际情况，查办弹劾将领和官吏，不实行姑息迁就，因而风纪大为振作。他负责南畿学政时，严明有声誉。因为杖毙诸生的事情，与巡按御史荆养乔互相上奏指责。荆养乔自投弹劾奏章而离职，熊廷弼也听候勘问后回乡。

译万历四十七年，杨镐已经丧师，朝廷认为熊廷弼熟悉边疆事务，起用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前往辽东宣慰。不久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替杨镐任经略。尚未出京，开原失守，熊廷弼上奏说：“辽东左部是京师的肩背；河东是辽镇的腹心；开原又是河东的根本。想要保住辽东，开原绝不能放弃。敌人未攻破开原时，北关、朝鲜还足以成为敌人的腹背之患。如今开原已经被攻破，北关不敢不服，派一个使者去，朝鲜也不敢不听从。既然没有腹背之忧，敌人一定会合并东西两面的力量交相进攻，那么辽阳、沈阳怎么能够守住呢？请赶快派遣将士，准备草料粮食，修理器械，不要使臣所需困窘，不要延误臣规定的期限，不要层层阻挠而挫伤臣的士气，不要从旁干扰而牵制臣的行动，不要把臣单独遗弃在艰危之中，以致贻误臣、贻误辽东，同时也贻误国家。”奏疏上达后，皇帝全部答复准许，并赐尚方剑以加重他的权力。刚出关，铁岭又失守，沈阳以及各城堡的军民一时全都逃窜，辽阳人心惶惶。熊廷弼日夜兼程前进，遇到逃亡者，便告谕他们回去。斩杀逃跑的将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此祭告死节之士。诛杀贪婪的将领陈伦，弹劾罢免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替。熊廷弼督率士兵制造战车，整治火器，疏浚护城河、修缮城池，为防守作准备。命令严明，法令得到执行，几个月后防备大为巩固。于是上奏方略，请求集合十八万军队，分布在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等要地，首尾相互呼应；小规模警报就自行堵截防御，大敌来犯则互相援助。再挑选精锐强悍者担任游徼，乘机袭击零散骑兵，扰乱敌人的耕种、放牧，轮番出动，使敌人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奏疏上达，皇帝同意了。熊廷弼刚到辽东时，命佥事韩原善前往安抚沈阳，韩原善害怕，不肯前往。后来又命佥事阎鸣泰前往，阎鸣泰到了虎皮驿便痛哭着返回。熊廷弼于是亲自巡行，从虎皮驿到沈阳，又冒着雪夜赶往抚顺。总兵贺世贤以接近敌境为由阻止他，熊廷弼说：“冰雪铺满大地，敌人料不到我会来。”于是吹鼓奏乐入城。当时战火之后，数百里没有人烟，熊廷弼祭奠各位死难者并为之哭泣。于是到奉集耀兵示威，察看地势后返回；所到之处招回流亡百姓，修缮防守器具，分别安置士兵和马匹，因此人心重新稳固。熊廷弼身高七尺，有胆识，懂得军事，善于左右开弓。他自从巡按辽东起就坚持守边的主张，到这时更加坚定地主张防守。然而他性情刚强、意气用事，喜欢谩骂，不肯居于人下，因此人情对他并不十分亲附。第二年五月，我大清兵攻掠花岭。六月，攻掠王大人屯。八月，攻掠蒲河。将士损失七百多人，诸将贺世贤等也有斩获的功劳。然而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诽谤，熊廷弼于是不能安居其位。姚宗文原任户科给事中，因父母丧事回乡。回朝后想补任官职，但吏部请求任用他的奏疏连续几年都没有批下，他为此忧虑。于是借招徕西部人的名义，请托有关官员推荐自己。奏疏屡次上呈，也没有得到任命。姚宗文计策用尽，便写信给熊廷弼，让熊廷弼代他请求；熊廷弼不答应，姚宗文因此怨恨。后来姚宗文通过关系重新任吏科官员，巡视辽东士马，与熊廷弼的意见多有不合。辽东人刘国缙原先任御史，因考核获罪被贬官。辽东战事发生后，朝廷商议任用辽东人，于是让他以兵部主事身份参与筹划军务。刘国缙主张招募辽人为兵，所招一万七千多人逃亡了一半以上。熊廷弼把这件事报告朝廷，刘国缙也因此怨恨。熊廷弼任御史时，与刘国缙、姚宗文同在言官之列，彼此意气相投，一同以排斥东林、攻击道学为事。刘国缙等人因此对熊廷弼寄予厚望，但熊廷弼不能像从前那样与他们相合，彼此更加疏远。姚宗文原来出自刘国缙门下，两人更加相互勾结，一同倾陷熊廷弼。等到姚宗文回朝后，上疏陈述辽东土地日益缩小，诋毁熊廷弼废弃众人的谋略而自以为只有自己的智慧，并且说：“军马没有训练，将领没有部署，人心没有亲附，刑罚威势有时也会穷尽，工程又没有停止的时候。”他又煽动同党攻击熊廷弼，想一定把他赶走。御史顾慥首先弹劾熊廷弼出关一年多，完全没有确定的谋划；蒲河失守，却隐瞒不上报；扛着武器的士兵只是白白供他挑土、疏浚，尚方剑被他用来逞意志、作威势。这时光宗去世，熹宗刚即位，朝廷正多事，关于边疆的争论也兴起了。御史冯三元弹劾熊廷弼没有谋略八条、欺骗君主三条，说如果不罢免他，辽东一定保不住。诏令交给廷臣讨论。熊廷弼愤怒，抗疏极力申辩，并请求罢职。御史张修德又弹劾他破坏辽阳。熊廷弼更加愤怒，再次上疏申明自己，说：“辽东军队覆没后，臣当初只驱赶几千名疲弱士卒，踉踉跄跄地出关，到达杏山，而铁岭又失守了。廷臣都说辽东必亡，如今地方却将要安定，满朝都安然高枕。这不是不训练、不部署的人能够做到的。若说臣拥兵十万，却不能斩将擒王，确实是臣的罪过。然而在今天要求做到这一点，难道又容易说吗？传令箭催促，张帅便丧命；在马上催战，三路军队便全军覆没，臣怎么敢再走以前的老路？”冯三元、魏应嘉、张修德等又接连上章极力议论，熊廷弼便请求让三人前往勘察。皇帝同意了。御史吴应奇、给事中杨涟等竭力说不可，于是改命兵科给事中硃童蒙前往。熊廷弼又上疏说：“臣蒙受恩典回籍听候勘问，已经要出发了。但台省官员责怪臣把破坏的辽东交给别人，臣不得不把情况一一向皇上陈明。如今朝廷上的议论，完全不懂军事。冬春之际，敌人因冰雪而稍稍缓慢，众人便哄然说军队疲惫、财力匮乏，催促在马上作战。等到军队战败，才忧惧失色，不敢再说；等臣把局面刚刚收拾安定，那些忧惧的人又重新哄然责怪臣不出战。自从辽东发生祸乱以来，任用武将、任用文官，哪一件不是台省官员提出的，什么时候真正见过一件奏效？疆场上的事情，应当听任疆场官员自行处理，何必拾取科举文章中的套话，白白扰乱人心；一旦不听从，就勃然发怒吗？”等到硃童蒙回来上奏，详细陈述熊廷弼的功绩和事状，最后说：“臣进入辽东时，士民流着泪在道路上说，几十万生灵全靠熊廷弼一人留在辽东，他们的罪过怎么可以轻易议论？只是熊廷弼受到皇上知遇最深，蒲河战役时，敌人进攻沈阳，他策马赶去救援，是多么壮烈！等到看见官兵疲弱，便突然请求退休回去，把君主的恩德置于何地？熊廷弼的功劳在于保全辽东，微小的劳绩虽有可记之处；他的罪过在于辜负君主，大义上实在无法逃避。这就是罪过超过功劳了。”皇帝因为熊廷弼奋力保卫危城，仍然议论起用他。

译天启元年，沈阳失守、袁应泰死后，廷臣又想起熊廷弼。给事中郭巩极力诋毁他，并牵连阁臣刘一燝。等到辽阳失守，河西的军民全部逃奔，从塔山到闾阳二百多里，烟火断绝，京师大为震动。刘一燝说：“如果熊廷弼在辽东，事情不会到这个地步。”御史江秉谦追述熊廷弼保守危急辽东的功劳，并把排挤劳臣作为郭巩的罪过。皇帝于是追究先前弹劾熊廷弼的人，贬低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郭巩各三级，革除姚宗文的名籍。御史刘廷宣为他们求情，也遭到斥责。于是皇帝再次下诏从家中起用熊廷弼，同时提升王化贞为巡抚。王化贞，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考中进士。由户部主事历任右参议，分守广宁。蒙古炒花等部落的首领乘机窥伺边塞，王化贞安抚他们，他们都不敢行动。硃童蒙勘察事务回来，极力说王化贞得到西部人的拥护，不要轻易调动他，以免破坏安抚之事。王化贞也说辽东事务将要败坏，只有拿出帑银一百万两，赶紧安抚西部人，敌人才会有所顾忌，不敢深入。恰逢辽阳、沈阳相继失守，朝廷商议起用熊廷弼，御史方震孺请求提升王化贞的官阶，允许他便宜行事，让他与薛国用共同守卫河西。于是提升王化贞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广宁城位于山脚，登上山可以俯视城内；它依靠三岔河作为阻隔，但三岔河的黄泥洼水浅，可以涉水渡过。广宁只有一千名羸弱士卒，王化贞招集散亡，又得到一万多人，激励士民，联络西部各部，人心稍稍安定。辽阳刚失守时，远近震惊，都说河西一定守不住。王化贞带着弱兵，守着孤城，气势并不恐惧，一时声望显赫。朝廷也认为他的才干足以依靠，把河西的事情全交给他。而王化贞又认为登莱、天津可以不设防，各镇入卫的军队也可以停止。当权者更加相信他有才干，他提出的请求往往都得到批准。当时金州、复州各卫的军民以及东山的矿工，大多结寨自守，等待官军到来；那些逃入朝鲜的人，也不少于两万人。王化贞请求鼓舞这些人，以优厚的爵位俸禄待遇他们，使他们自己奋发追求功名；又诏告朝鲜，褒奖他们的忠义，勉励他们共同抗敌。皇帝也同意了。到了六月，熊廷弼入朝，首先请求免除对言官的贬谪，皇帝不同意。于是他提出三方布置的策略：广宁使用骑兵、步兵在河上排列营垒，凭借地势阻挡敌人，牵制敌人的全部力量；天津、登州、莱州各自设置水师，乘虚进入南卫，动摇敌人的人心，敌人一定会回头顾虑内部，这样辽阳就可以收复。于是朝廷商议在登州、莱州设置像天津那样的巡抚，以陶朗先担任；又在山海关特设经略，节制三方，统一事权。于是提升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驻守山海关，负责经略辽东军务。熊廷弼又请求赐尚方剑，请求调兵二十多万，并把兵马、粮草、器械等事务分别责成户部、兵部、工部。熊廷弼说明监军道臣高出、胡嘉栋以及督饷郎中傅国没有罪，请求恢复他们的官职，让他们任事。朝廷议论任用原先担任赞画主事的辽人刘国缙为登莱招练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为登莱监军佥事，原临洮推官洪敷教为职方主事、军前赞画，用来收拾辽人的人心，皇帝都答复准许。七月，熊廷弼将要出发，皇帝特赐麒麟服一套、彩币四匹，在郊外设宴为他送行，命文武大臣陪同饯行，这是特别的礼遇。又从京营选拔五千名精锐护送熊廷弼出行。在这之前，袁应泰死后，薛国用代替他任经略，但因病不能处理政务。王化贞于是部署各将领，沿河设置六座营寨，每营设置一名参将、两名守备，划分地段分别防守；在西平、镇武、柳河、盘山等要害处，各自设置戍兵和防御设施。议案刚上报，熊廷弼便认为不对，上疏说：“河道狭窄，难以依靠；堡垒很小，难以容纳军队。今天只应当坚固防守广宁。如果把军队驻扎在河上，军队一分开，力量就弱了；敌人的轻骑兵暗中渡河，直接进攻一座营寨，力量一定支撑不住。一营溃败，各营就会全部溃败，西平等处的戍兵也不能守住。河上只适宜设置游徼兵，轮番出入，使敌人无法预料，不应当聚集在一处，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从河边到广宁，只应多设置烽火台；西平等处只应少量设置戍兵，用来传递烽火、侦察敌情。大军则全部聚集在广宁，察看城外地势，建立互相掎角的营垒，挖深壕、筑高栅等待敌人。辽阳距离广宁三百六十里，敌人的骑兵不可能一天赶到；一有消息，我们一定能够预先知道。绝不应分兵防守河道，先采取削弱自己的办法。”奏疏上达，皇帝下优旨褒奖答复。恰逢御史方震孺也说防守河道的六座营寨不值得依靠，议案于是搁置。然而王化贞因为计策没有实行，非常恼怒，把军事事务全部交给熊廷弼。熊廷弼于是请求再次告谕王化贞，不得借口节制军队而坐失战机。在这以前，四方援助辽东的军队，王化贞都改称为“平辽”，辽人多不高兴。熊廷弼说：“辽人尚未叛乱，请改称‘平东’或‘征东’，以安慰他们的人心。”从此王化贞与熊廷弼有了隔阂，经略与巡抚不和的议论也由此兴起。八月初一，熊廷弼说：“三方的设置，必须联络朝鲜。请赶快派遣敕使前往慰劳朝鲜君臣，使他们调集八道的全部军队，连营驻扎在江边，帮助我军壮大声势。又发布诏书，怜悯救济逃到朝鲜的辽人，招集并训练他们，另编为一军，与朝鲜军队合力作战。我国使臣可以暂时驻扎义州，控制联络，使它与登莱互通消息，这对事情会有帮助。还应当发给银六万两，分别犒赏朝鲜人和辽人；给臣一百道空名札付，使臣可以承制授官。东山矿工中能够聚集一千人的，立即授为都司；能聚集五百人的，授为守备。这样一声号召就能立即响应，一两万名精锐士兵也可以马上得到。”于是他推荐监军副使梁之垣。梁之垣生长在海滨，熟悉朝鲜事务，可以充任使者。皇帝立即同意，并且命令按照行人奉使的旧例，赐给一品服饰，以此荣耀他的出使。梁之垣于是列举上奏八件关于加重事权、确定职掌的事项，皇帝也答复准许。

译熊廷弼正在同有关部门商议军饷时，袁化贞派遣的都司毛文龙已经袭取镇江，奏报胜利。全朝廷都大为高兴，立即命令登州、莱州、天津发水师二万人响应毛文龙；袁化贞督率广宁四万兵进据河上，联合蒙古军乘机进取，熊廷弼居中节制。命令下达后，经略、巡抚和各镇彼此观望，军队终于没有进发。不久，袁化贞详细陈述东西两面的情况，说：“敌人放弃辽阳不守，河东失陷的将士日夜盼望官军到来，到时就会擒住敌将投降。而西部的虎墩兔、炒花都愿意帮助出兵。敌人在海州驻守的不过二千人，河上只有辽东降卒三千人，如果暗中派兵夜袭，形势上必定能够取胜。敌军南面的守军听说后会向北返回，我们占据险要攻击他们的懈怠，便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兵部尚书张鹤鸣认为有理，上奏说时机不可错过。御史徐卿伯又催促此事，请求命令熊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关。正好袁化贞又飞驰上奏：“敌人因为官军收复镇江，便驱赶抢掠四卫的屯民。屯民据守铁山拼死抵抗，杀伤敌军三四千人，敌军包围他们更加紧急，应该赶快前去救援。”于是兵部更加催促出兵。袁化贞就在这个月渡过河去。熊廷弼不得已出关，驻扎在右屯，随即飞驰上奏说海州容易进攻却难以守住，不宜轻率行动。袁化贞最终没有取得功绩，退了回来。袁化贞为人愚钝而刚愎自用，平素不熟悉军事，轻视强大的敌人，喜欢说大话。文武将吏前来劝谏，他全都听不进去，尤其同熊廷弼互相抵牾。他妄想降敌的李永芳会作为内应，听信西部蒙古的说法，认为虎墩兔将率四十万兵来助战，于是想不经过交战就取得全胜。他对士马、铠甲兵器、军粮、营垒等一概不闻不问，只顾说大话欺骗朝廷。张鹤鸣非常相信他，他提出的请求没有不答应的，因此熊廷弼无法实行自己的主张。广宁有十四万军队，而熊廷弼在关上一个士卒也没有，只是徒有经略的名号罢了。延绥来援的军队不能任用，熊廷弼请求治他们统帅杜文焕的罪，张鹤鸣却议论从宽处理；熊廷弼请求任用卜年，张鹤鸣上奏驳议；熊廷弼奏请派遣熊之垣，张鹤鸣故意拖延他的军饷。两人于是彼此怨恨，凡事都发生龃龉。但熊廷弼也心胸狭窄、见识浅薄而刚愎自用，受到触犯就一定发作，盛气凌人，朝廷官员多半厌恶他。毛文龙镇江取胜后，袁化贞自以为建立了发现战机、发动奇袭的奇功。熊廷弼说：“三方面的兵力还没有会合，毛文龙出动得太早，导致敌人怨恨辽人，把四卫的军民几乎杀戮殆尽，使东山的民心灰冷，使朝鲜胆寒，挫伤河西方面的士气，破坏三路并进的计划，耽误联络属国的谋划；把这看作奇功，其实是奇祸！”他写信送到京师，极力诋毁袁化贞。朝廷官员当时正把镇江之战看作奇捷，听到这番话，也多半不服。熊廷弼又公开诋毁张鹤鸣，说：“臣既然担任经略，四方援军本应听臣调遣，可是张鹤鸣擅自调发戍卒，不让臣知道。七月中旬，臣写信给兵部询问调军的数目，经过两个月，兵部置之不答。臣有经略的名义，却没有经略的实际，辽东的事务只是枢臣和抚臣共同办理。”张鹤鸣更加怨恨。到了九月，袁化贞还说虎墩兔的四十万军队将要到来，请求赶快增援。熊廷弼说：“巡抚依仗西部蒙古，想把不交战当作作战的计策。西部蒙古和我军即使同时前进，也不会走同一路；他们进入北道，我军进入南道，相距二百多里，敌人分兵来应战，也还得由我军自行抵挡。臣不敢轻视敌人，说什么可以不战而胜。臣起初谋划三路部署，必须使兵马、器械、舟车、草料和柴薪没有一样不完备，然后按照约定日期同时举兵；进攻时足以交战，退守时也足以防守。如今临到事情发生却中途混乱，即使枢臣在朝中主持谋划，巡抚在外面作出决定，想以一次行动取得成功，臣仍然有万一不能成功的忧虑。”不久，西部蒙古果然没有到来，袁化贞的军队也不敢前进。熊廷弼既已同袁化贞产生嫌隙，朝廷中支持袁化贞的人多半诋毁熊廷弼。给事中杨道寅说熊之垣、熊嘉栋不宜任用。御史徐景濂极力称赞袁化贞，讥刺熊廷弼，诋毁熊之垣在故乡逍遥自在，不称职、不堪任用。御史苏琰则说熊廷弼应当驻守广宁，不应远驻山海关，并因此说登州、莱州的水师没有用处。熊廷弼大怒，上奏抗辩，极力诋毁三人。皇帝都没有过问。皇帝在讲筵时忽然问道：“卜年是叛乱部族的人，为什么提拔为佥事？李国缙多次被论劾，为什么又起用？熊嘉栋以立功赎罪，为什么还在天津？”熊廷弼知道身边有人进谗言，便上奏抗辩，言辞颇为愤激。当时，熊廷弼主张防守，认为辽人不能任用，西部蒙古不能依靠，李永芳不可信，广宁又有许多间谍，值得忧虑。袁化贞却完全相反，闭口不谈防守，认为我军一渡过河，河东人必定在内部响应；还不断写信给朝廷，说仲秋时节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等待捷报。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一定会把事情办坏，但边疆事务重大，没有人敢指出他的缺点。到了十月，河面结冰，广宁人认为大清兵一定会渡河，纷纷打算逃跑。袁化贞于是同王在晋谋划，分兵防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等城堡，另以大军守卫广宁。张鹤鸣也认为广宁值得忧虑，请求下诏熊廷弼出关。熊廷弼上奏说：“枢臣只知道经略一出动，就足以安定人心，却不知道一个徒手无兵的经略出动，反而更会动摇人心。况且臣驻在广宁，袁化贞驻在哪里？张鹤鸣责备经略、巡抚应当同心协力，难道枢臣和经略却不应同心协力吗？为今天的计策，只有枢部俯首同意臣的意见，臣才有可能替陛下承担东方的事务。”这番话十分恳切，张鹤鸣更加不高兴。熊廷弼于是再次出关，到了右屯，商议用重兵在内护卫广宁，在外扼守镇武、闾阳，于是命令刘渠率二万人守镇武，祁秉忠率一万人守闾阳。又命令罗一贯率三千人守西平。再次申明命令说：“敌人来攻，越过镇武一步的，文武将吏一律处死，绝不赦免。敌人到了广宁，而镇武、闾阳不从两面夹攻；敌人抢掠右屯的粮饷通道，而三路不去救援的，也同样处死。”部署刚刚确定，袁化贞又听信间谍的话，仓促派兵袭击海州，随即也退了回来。

译熊廷弼于是上奏说：“巡抚出兵，到现在已经五次了。八、九月间屡次进兵又屡次停止，臣还没有上疏请求过。至于十月二十五日那次行动，巡抚刚刚上疏便立即出发，臣急忙赶出关去，巡抚却已经回来了。在西平会合时，双方共同同心商议防守，形成掎角之势、设置营寨，可进兵的文书又在月底送到了。巡抚在十一月二日前往镇武，臣便在第二天前往杜家屯，等到走到半路，军队和马匹又被遣返回去了。初五日，巡抚又想派轻兵袭击牛庄，夺取马圈并据守，以作为明年进兵的门户。当时马圈没有一个敌兵，即使取得牛庄，我军也不能守住，敌人有什么损失，我军又有什么好处？正好将吏们极力坚持不可，巡抚也闷闷不乐地回去了。军队屡次进退，敌人已经把我们的伎俩看得一清二楚，而臣的虚名也因为轻率出动而受损。愿陛下明白告谕巡抚，行动要慎重，不要被敌人讥笑。”袁化贞看了奏疏很不高兴，飞驰上奏申辩。并且说：“我愿请求六万军队，一举荡平敌人。臣不敢贪图上天之功，只希望厚赏随征将士，使辽民免除赋役十年，使天下百姓免受加派，臣的愿望就满足了。即使战果不相称，也一定能杀伤相当，敌人不再振作，保证不会成为河西的忧患。” 因此请求给予临机处置、便宜行事的权力。这时叶向高再次主持国政，他又是袁化贞的座主，所以颇为偏袒袁化贞。朝廷大臣中，只有太仆少卿何乔远说应当专心守卫广宁；御史夏之令说蒙古不可信，议和赏赐没有益处；给事中赵时用说李永芳必定不可信，和熊廷弼的意见相合。其余大多支持袁化贞，命令他不要受熊廷弼节制。给事中李精白想授予袁化贞尚方剑，使他可以便宜行事、自由控制军务。孙杰弹劾一燝以任用熊之垣、熊嘉栋、卜年为罪，并说熊廷弼不宜驻在关内。熊廷弼愤怒，上奏说：“臣成了东西南北都想杀掉的人，偏偏又遇到事情难以处理的时候。诸位大臣如果能为边疆大局容忍，就请容忍；如果不能为边疆容忍，就请让我离去，何必在内借助阁部、在外借助抚道来困扰我？”又说：“经略、巡抚不和，依靠的是言官；言官相互攻击，依靠的是枢部；枢部帮助他们争斗，依靠的是阁臣。臣如今没有希望了。”皇帝因为两位大臣互相争论，派兵部堂官和给事中各一人前往告谕，抗拒不遵的治罪。命令下达后，朝廷大臣说派官前往不便，于是下令让朝廷大臣集合议论。起初，熊廷弼出关时，袁化贞担心失去自己的兵权，假装把军务委托给熊廷弼。熊廷弼上奏说：“臣奉命控制扼守山海关，并不是可以被广宁巡抚私自支配的。巡抚不应把责任推卸给臣。”正好王在晋上奏说经略、巡抚不和，其中有说袁化贞意志消沉、懒散怠惰的话，熊廷弼便据此讥刺袁化贞，袁化贞更加不高兴。等到袁化贞请求一举荡平敌人，熊廷弼便说：“应当按照巡抚的约定，赶快罢免臣，以此鼓舞士气。”当时朝廷内外都知道经略、巡抚不和，必定会耽误边疆事务，奏疏每天都上报。张鹤鸣却坚定地相信袁化贞，于是想除掉熊廷弼。天启二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迎合张鹤鸣的意旨弹劾熊廷弼，说他大言欺世、嫉贤妒能，不除掉他必定会坏了辽东的事情。奏疏一并交给有关部门，张鹤鸣于是召集朝廷大臣展开大讨论。主张撤掉熊廷弼的有几个人，其余大多请求分担责任、各负其责。张鹤鸣却独自说，袁化贞一旦离职，毛文龙必定不听命，辽人中充当士兵的必定溃散，西部蒙古必定瓦解；应当赐给袁化贞尚方剑，专门把广宁交给他，而撤掉熊廷弼，另行任用。议论上报后，皇帝不听从，责令吏部、兵部重新上奏。正好大清兵逼近西平，于是停止了这场议论，仍让两人兼任，责令他们对功罪共同负责。不久，西平的包围十分危急。袁化贞听信中军孙得功的计策，把广宁的军队全部调出，交给孙得功和祖大寿，前往会合祁秉忠出战。熊廷弼也飞驰下檄文，命刘渠撤营前往救援。二十二日，在平阳桥遇到大清兵。刚一交锋，孙得功和参将鲍承先等先逃跑，镇武、闾阳的军队于是大败溃散；刘渠、祁秉忠战死在沙岭，祖大寿逃往觉华岛。西平守将罗一贯等不到援兵，同参将黑云鹤一起战死。熊廷弼已经离开右屯，驻扎在闾阳。参议邢慎言劝他赶快救援广宁，却被佥事韩初命阻止，于是退了回来。当时大清兵驻在沙岭，没有继续前进。袁化贞平时把孙得功当作心腹，而孙得功暗中投降了大清，想把袁化贞活捉来邀功，于是散布敌兵已经逼近城下的谣言。城中大乱，众人奔逃，参政高邦佐想禁止也制止不了。袁化贞正关起门来处理军书，对此还不知道。参将江朝栋推门闯入，袁化贞愤怒地呵斥他，江朝栋大声说：“事情危急了，请您赶快逃走。”袁化贞不知所措。江朝栋扶着他出来上马，两个仆人步行跟随，于是放弃广宁，踉踉跄跄逃走，在大凌河遇到了熊廷弼。袁化贞哭泣，熊廷弼微笑说：“六万军队一举荡平敌人，结果怎么样了？” 袁化贞感到惭愧，商议防守宁远和前屯。熊廷弼说：“唉，已经晚了，现在只能护送溃散的百姓进入关内罢了。”于是把自己率领的五千人交给袁化贞断后，烧尽了积聚的物资。二十六日，熊廷弼同韩初命一起护送溃民入关。袁化贞、熊之垣、熊嘉栋先后入关，只有高邦佐上吊自杀。孙得功率领广宁的叛将迎接大清兵进入广宁，而袁化贞已经逃走两天了。大清兵追赶袁化贞等二百里，因为没有粮食才返回。消息传到京师，京城大为震动，张鹤鸣害怕了，自己请求前往督察军队。二月，逮捕袁化贞，罢免熊廷弼，听候审查。四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上奏狱案判词，熊廷弼、袁化贞一并判处死刑。后来到了行刑时，熊廷弼让汪文言向内廷行贿四万两黄金，请求缓刑，后来又背弃了这件事。魏忠贤极为怨恨，发誓要赶快斩杀熊廷弼。等到杨涟等人被投入狱中时，魏忠贤诬陷他们收受熊廷弼的贿赂，把他们的罪行说得更加严重。不久，巡逻者抓到市民蒋应旸，说他曾同熊廷弼的儿子出入禁狱，暗中谋划不可测的事情。魏忠贤更加想迅速杀掉熊廷弼，他的党羽门克新、郭兴治、石三畏、卓迈等便迎合他的意旨催促办理此案。正好冯铨也怨恨熊廷弼，便同顾秉谦等侍奉皇帝讲筵时，拿出市面上刊刻的《辽东传》向皇帝进谗说：“这是熊廷弼写的，只是想求得脱罪罢了。”皇帝发怒，于是到了天启五年八月，将熊廷弼押赴刑场斩首，并把首级传示九边。不久，御史梁梦环说熊廷弼侵吞盗取军资十七万。御史刘徽说熊廷弼家产百万，应当籍没用来资助军队。魏忠贤立即假传圣旨严厉追查，抄尽财产还不够偿还，姻亲宗族的家产也全被破坏。江夏知县王尔玉责问熊廷弼的儿子索取貂裘珍玩，没有得到，便要鞭打他。熊廷弼的长子熊兆珪自刎而死，熊兆珪的母亲喊冤。王尔玉剥去熊廷弼两个婢女的衣服，鞭打她们四十下。远近的人没有不叹息愤怒的。崇祯元年，皇帝下诏免除追缴赃款。这年秋天，工部主事徐尔一替熊廷弼申诉冤屈，说：

译熊廷弼因为失陷封疆，直到被传首示众、暴尸，并被籍没家产、追缴赃款。但臣考察当年的情况，只觉得他的罪名没有足够依据，而他的劳绩却值得怜悯。广宁有十三万军队、数百万石粮食，全都归袁化贞统领；熊廷弼只有援辽的五千人，驻扎在右屯，距离广宁不过四十里罢了。袁化贞忽然同三四百万辽民在一时之间全部溃散，熊廷弼的五千人没有跟着溃散就已经很难得了，难道还要指望他们坚定地闭营固守吗？熊廷弼的罪在哪里？袁化贞依仗西部蒙古，熊廷弼说“西部蒙古一定不值得依仗”；袁化贞相信李永芳会率众归附，熊廷弼说“李永芳一定不值得信任”。没有一件事他不极力争辩，没有一句话不是出奇地说中。熊廷弼的罪在哪里？况且他多次上疏争取节制各镇的权力，多次上疏争取原先调派的兵马，却都没有得到。只是拥有空洞的权力、抱着虚名，熊廷弼的罪在哪里？唐朝郭子仪、李光弼同九位节度使的军队一起溃败，本来就应当收拢溃兵，扼守河阳桥，哪有再次前往河阳坐等史思明来捆走的道理？如今从广宁向西，只有山海关一门可以阻挡，不能赶快扼守关门还要等什么？史书称慕容垂的一支三万人军队独自保全，也没有再驻军淝水同晋人决战的道理。熊廷弼能够使五千人不溃散，到了大凌河又把他们交给袁化贞，这件事与那些情况正相类似，怎么能把他同袁化贞相提并论呢！” 所谓劳绩值得怜悯，是因为当三路军队同时陷没、开原、铁岭、北关相继溃败时，熊廷弼主持辽东事务还不到一年，就很快推进修筑了奉集、沈阳，又很快推进在虎皮驿屯驻，接着又很快在横河上迎击扼守敌军；在辽阳城下开凿壕沟、排列栅栏、埋设火炮，巍然建立起坚固如金城汤池的防线。如果让他最终施展自己的才能，怎么会到了榆口关外便拱手把土地交给敌人？然而如今这些功劳全被抹杀而不予论及，这就是他最终必死的原因。他的才能足以盖过一时之人，他的气势又凌厉傲岸、压倒一世之人；他纷纷上奏申辩，终于触犯众怒，使大家共同产生杀机，这就是他必定被杀的根由。当熊廷弼被审查、被逮捕时，连日光都仿佛失去了光彩，足以说明他的冤屈。请求赐予昭雪，以此劝勉有功劳的大臣。皇帝没有同意。第二年五月，大学士韩爌等人说：熊廷弼的遗骸至今不能归葬，这是历来国法中从未有过的事。如今他的儿子上疏请求归葬，臣等拟定票拟同意。因为国家典章和皇上的仁德可以同时实行，并不相悖，按理应当如此。至于熊廷弼罪行的始末，也有可以说明的地方。皇祖在位时，戊申、己酉年间，熊廷弼以御史巡按辽东，早就把辽东的祸患当作忧虑，请求核查地界、整顿营伍、联络南关和北关，大声疾呼，却没有人响应。十年之后事实验证，像左券一样准确，这是可以说的第一点。戊午、己未年间，杨镐三路出兵丧师，抚顺、清河陷落，皇祖采纳杨鹤的意见，召回熊廷弼，让他代替杨镐。一年多时间里，他修整防守器具，边患稍稍安宁。正好皇祖去世，朝廷议论认为熊廷弼没有战功，攻击他而使他离职，让袁应泰代替他，四个月后辽东便沦亡。假如熊廷弼还在，未必会到这种地步，这是可以说的第二点。辽阳失守后，先帝想起熊廷弼的意见，又把他从民间起用，重新任命为经略。袁化贞主张作战，熊廷弼主张防守，群臣的议论都支持袁化贞。熊廷弼多次说轻率用兵必定失败，应当防备奸细，却没有人听从；他迟疑徘徊，只带五千人驻守右屯，而袁化贞带十三万军队驻守广宁。广宁溃败，右屯才跟着一起溃败，这是可以说的第三点。假如熊廷弼在这时死守右屯，捐躯殉守疆土，难道不是节操壮烈的奇男子吗？即使不是这样，只要在宁远、前屯、锦州、义州之间支撑局面，扶助伤兵、救援败军、收拾残存百姓，仍然可以谋求晚年的功效。可是他却仓皇听到风声鹤唳，和袁化贞并马入关；他的想法是：我本来已经说过这些话，既然说了却没人听，罪责应当减轻。正是这种偏私的想法和短浅的见识，使他因此丧命；他死而不能在公论中获得辩解，也正因为如此。他被传首边疆，身首异处，也足以作为临难时少有忠节之人的警戒。然而，如果杀熊廷弼的人是按照失陷封疆的条例，同参与此事的诸位大臣一起依法伏法，熊廷弼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可是他们先以受贿赃款的罪名拷问并定罪杨涟、魏大中等人，设置陷害清流的圈套；随后又刊刻书籍迷惑众人，借题发挥，曲意杀人。熊廷弼死后还被追究十七万赃款，辱及妻子儿女，长子熊兆珪被逼到极点而自刎。这就是熊廷弼死后仍不心服，天下忠臣义士也多有愤懑叹息的原因。只是因为“封疆”两个字，大家闭口不敢在皇帝面前申诉陈说。臣等平心而论，自从发生辽东事务以来，欺骗官府、营求私利的人不知有多少；熊廷弼没有拿过一文钱，没有接受过一次馈赠问候，只是焦唇敝舌、苦苦争辩国家大计。魏忠贤窃取威权福柄，士大夫纷纷随风倒向他。熊廷弼作为长期被拘系、等待处决的人，委曲求全就能活，抗拒违逆就会死，但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强直任性的本性，以致独自遭受显著的刑戮，慷慨走赴刑场，而那耿耿不平、刚强正直的心肠还没有完全泯灭。如今即使不敢把话说得过分，但传首已经超过三年，收取遗骸安葬本来没有禁令，圣明的皇帝必定应当施加仁恩。臣之所以反复谈到这些，是因为这件事虽然属于边疆失陷，却实际上暗中关系着朝廷中邪正双方的根本和始末。皇上天资英明睿哲，也许不会认为臣等错得太厉害。皇帝下诏允许他的儿子带着首级回去安葬。天启五年，袁化贞才被依法诛杀。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授任邵武知县。他为人慷慨，有胆识谋略，喜欢谈论军事。遇到年老的军校和退伍士卒，便常常同他们讨论边塞事务，了解边塞险要和敌情，认为自己有边才，自我期许很高。天启二年正月，袁崇焕在京城朝觐，御史侯恂请求破格任用他，于是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广宁军队溃败，朝廷商议扼守山海关，袁崇焕立即单骑出关巡视关内外。兵部里失去了袁主事，大家都很惊讶，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他回到朝廷，详细说明关上的形势，说：“给我军队、马匹、钱粮，我一个人就足以守住这里。”朝廷大臣更加称赞他的才能，于是破格提升为佥事，监督关外军队，发放帑金二十万，让他招募士兵。当时关外土地全被哈剌慎各部占据，袁崇焕便驻守关内。不久，各部接受招抚，经略王在晋命袁崇焕移驻中前所，监督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的军队，办理前屯卫的事务。很快又命他前往前屯，安置失业的辽人，袁崇焕当夜就在荆棘和虎豹出没之中赶路，四更时进入城中，将士没有不赞叹他的胆量的。王在晋非常倚重他，上题任命他为宁前兵备佥事，但袁崇焕认为王在晋没有长远谋略，不完全遵守他的命令。等到王在晋商议在八里铺修筑重城时，袁崇焕认为不是好办法，争论无效，便把意见写信告诉首辅叶向高。

译十三山有十多万难民，长期困在那里不能出来。大学士孙承宗巡视边疆时，袁崇焕请求说：“派五千人驻守宁远，以壮大十三山的声势，另派骁将去救援。宁远距离十三山二百里，形势有利就进兵占据锦州，否则就退守宁远，怎么能把十万人置于不顾呢？”孙承宗同总督王象乾商议。王象乾认为关上的军队正因战败而士气低落，提议调发三千名护卫关隘的插部士兵前往，孙承宗认为可行，便告知王在晋。王在晋最终没能救援，难民于是全部陷没，逃回来的仅有六千人。等到孙承宗驳回修筑重城的建议，便召集将吏商议守卫地点。阎鸣泰主张守觉华，袁崇焕主张守宁远，王在晋、张应吾、邢慎言坚持认为不可，孙承宗最终采纳了袁崇焕的意见。后来，孙承宗镇守关门，更加倚重袁崇焕；袁崇焕对内安抚军民，对外整顿边防，劳绩非常显著。袁崇焕曾核查虚报的军伍，立即斩杀了一名军校。孙承宗怒道：“监军可以擅自杀人吗？”袁崇焕叩头谢罪，他在执法上的果断大致就是这样。天启三年九月，孙承宗决定防守宁远。佥事万有孚、刘诏极力阻止，他不听，命令满桂同袁崇焕前往。起初，孙承宗命祖大寿修筑宁远城，祖大寿估计朝廷不能长期在远方守城，只修了十一尺，而且稀疏单薄，不合工程标准。袁崇焕于是确定规制：城墙高三丈二尺，城垛高六尺，墙基宽三丈，顶部宽二丈四尺。祖大寿同参将高见、贺谦分别督修，第二年完工，宁远于是成为关外重镇。满桂是良将，袁崇焕又勤于职守，发誓同城池共存亡；他还善于安抚人心，将士都乐意为他竭尽力量。因此商人旅客纷纷聚集，流亡迁徙的人接连聚来，远近都把这里看作安乐之地。袁崇焕遭逢父亲丧事，却奉特旨夺情留任。天启四年九月，他同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领水陆马步军一万二千人，向东巡视广宁，拜谒北镇祠，经过十三山，到达右屯，随后从水路渡过三岔河返回。不久因五项防务功劳叙功，晋升为兵备副使，又晋升为右参政。袁崇焕东巡时，请求立即收复锦州、右屯等城，孙承宗认为时机还不到，于是作罢。到了天启五年夏天，孙承宗同袁崇焕商议，派将领分别占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以及大凌河、小凌河，修缮城郭并居守其中。从此宁远将成为内地，疆域恢复了二百里。十月，孙承宗被罢免，高第来代替他；高第认为关外绝对守不住，命令全部撤除锦州、右屯等城的防守设施，把将士转移到关内。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袁崇焕说：“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都是前锋要地。假如收兵退回，已经安定的百姓又要迁徙，已经得到的疆土再次沦陷，关内外还能经得起几次退守呢？”袁崇焕也极力争辩不可撤退，说：“兵法讲究有进无退。三城已经收复，怎么可以轻易撤除？锦州、右屯一旦动摇，宁远、前屯就会震惊，关门也失去屏障。如今只要选择良将守住它们，必定没有其他忧虑。”高第的主意很坚定，并且想连宁远、前屯两城也一起撤掉。袁崇焕说：“我是宁前道的官员，既然在这里任职，就应当死在这里，我一定不离开。”高第无法反驳，于是撤掉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的防守设施，把屯兵全部驱赶入关，丢弃米粮十多万，沿途尸体遍地，哭声震动原野，百姓怨恨，军队士气更加低落。袁崇焕于是请求服满父丧后再任职，皇帝不准。十二月，晋升为按察使，仍照旧处理事务。大清得知明朝经略容易对付，天启六年正月率大军向西渡过辽河，二十三日抵达宁远。袁崇焕听说后，立即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召集将士，发誓拼死守城。袁崇焕又刺血写成文书，用忠义激励将士，并向他们下拜，将士们都请求拼死效战。于是烧尽城外百姓的房屋，带着守城器具进入城内，实行清野以等待敌人。命令同知程维楧查究奸细，通判金启倧准备守城士卒的粮食，疏通道路让行人通过。下檄文给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逃到他们那里的将士一律斩杀，人心这才安定下来。第二天，大清军进攻，运载盾牌掘地攻城，箭和石头都不能使他们退却。袁崇焕命福建士卒罗立发射西洋巨炮，杀伤城外的敌军。第二天，大清军再次进攻，又被击退，包围于是解除，金启倧也因点燃火炮而死。金启倧从小吏做起，官至经历，主管叙赏战功的事务，勤敏而有志气、操守。孙承宗很器重他，任用他为通判，核查兵马钱粮，督办城工，审理军民的诉讼，很得众人拥护。他死后，追赠光禄少卿，世袭荫任锦衣卫试百户。起初，朝廷听到警报，兵部尚书王永光大规模召集朝廷大臣商议战守，却没有良策。经略高第、总兵杨麒都拥兵在关上，不肯救援，朝廷内外都认为宁远一定守不住。等到袁崇焕把战况写信报告朝廷，全朝廷大为高兴，立即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赐玺书奖励，满桂等人也分别晋升官阶。大清军刚解除宁远之围，就分兵数万人攻掠觉华岛，杀死参将金冠等人以及军民数万人。袁崇焕当时正在修补城池，力量耗尽，无法救援。高第镇守关门后，极力反对孙承宗的政务，侮辱折辱各位将领，将领们全都离心离德；他把总兵杨麒当作偏将副将对待，杨麒到任后，连他的士卒也遭到侮辱。到这时，他们因坐失援军而获罪，高第、杨麒一同被剥夺官职离开，改由王之臣代替高第，赵率教代替杨麒。大清军出兵后，所向之处没有不摧毁攻破的，各位将领都不敢再议论作战或防守。主张议论战守，是从袁崇焕开始的。三月，朝廷重新设置辽东巡抚，任命袁崇焕担任。魏忠贤派他的党羽刘应坤、纪用等人出镇辽东。袁崇焕上奏抗议劝谏，魏忠贤不采纳。朝廷叙定功劳，袁崇焕加授兵部右侍郎，赏赐银币，世袭荫任锦衣卫千户。袁崇焕解除宁远之围后，志意渐渐骄傲，同满桂不和，请求把满桂调往其他镇，于是朝廷召满桂回来。袁崇焕又因王之臣上奏请求留下满桂而同他不和。朝廷担心事情办坏，命王之臣专门督辖关内，把关外事务交给袁崇焕规划防守。袁崇焕担心朝廷大臣嫉恨自己，上奏说：“陛下把关内外分开交给两位大臣负责，用辽人守卫辽土，一边防守一边作战，一边修筑一边屯田。屯田收入可以逐渐减少海运。大体上，以坚壁清野为根本，以乘隙攻击敌人的弱点为作用；作战力量即使不足，防守却有余；防守既然有余力，作战也就不会不足。只是勇猛地谋求攻击敌人，敌人必定仇恨；奋勇迅速地建立功劳，众人必定嫉妒。承担劳苦必定招来怨恨，蒙受罪责才可能建立功劳；怨恨不深，劳绩就不显著，罪责不大，功劳也不会成就。诽谤的奏书装满箱子，毁谤的话每天传来，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希望圣明的皇帝和朝廷大臣能够始终支持我。”皇帝下优厚的诏书褒奖答复。

译这年冬天，袁崇焕同刘应坤、纪用、赵率教巡视锦州、大凌河、小凌河，商议大力兴办屯田，逐步收复高第所放弃的旧土地。魏忠贤和刘应坤等人都因此获得世袭荫职，袁崇焕也把自己原来的荫职提升为指挥佥事。袁崇焕于是说：“辽东的败坏，虽然因为人心不稳，也由于失去了有形的险要，没有办法使人心稳固。军队不利于野战，只有凭借坚城、使用大炮这一条办法。如今山海关四城已经新建，还应当进一步修筑松山等城；班军四万人，一个也不能缺少。”皇帝答复同意。在此以前，八月中旬，我大清太祖高皇帝去世，袁崇焕派使者前往吊唁，同时借机侦察虚实。我大清太宗文皇帝派使者回报，袁崇焕想商议议和，便把书信交给使者带回答复。我大清军队将要讨伐朝鲜，想借此阻止明军，使自己可以专心南下。天启七年正月，大清再次派使者答复，随即大举出兵渡过鸭绿江向南征讨。朝廷认为袁崇焕和王之臣不能相处，召回王之臣，不再设置经略一职，把关内外全部交给袁崇焕，并让镇守太监刘应坤、纪用同他一起便宜行事。袁崇焕锐意恢复辽东，于是趁大清大军出动之时，派将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又第二次派使者带信商议议和。正好朝鲜和毛文龙都告急，朝廷命令袁崇焕发兵救援；袁崇焕派水师援助毛文龙，又派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率精兵九千人，先后逼近三岔河，形成牵制态势；但朝鲜已经被大清降服，各位将领于是返回。袁崇焕起初议和，朝廷并不知道。等到奏报上来，皇帝下优厚诏旨准许；后来又认为这不是好计策，频频下旨告诫。袁崇焕想借议和修复原来的疆土，坚持得更加有力。朝鲜和毛文龙遭到兵祸后，言官便说这是议和造成的。四月，袁崇焕上奏说：“关外四城虽然纵横延伸二百里，北面背靠山，南面阻隔海，宽度不过四十里罢了。如今屯兵六万人，商民数十万人，土地狭窄、人口密集，到哪里取得粮食？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修筑绝不能停止。现在已经迁移商民，广泛开垦屯田。假如城池没有完工而敌人到来，形势必然迫使我们撤回，这就是放弃将要成功的事情。所以趁敌人在江东有事，暂且用议和的说法拖延他们。等敌人知道时，三城已经完工，战守线又在关门以外四百里，防御就更加牢固了。”皇帝下优厚诏旨答复，表示知道了。当时赵率教驻守锦州，负责护卫筑城工程。朝廷命尤世禄前来代替，又任命左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守大凌河。尤世禄尚未到达，左辅还没有进入大凌河，五月十一日，大清兵便直抵锦州，从四面合围。赵率教同太监纪用登城防守，同时派使者议和，想拖延大清军队以等待救援；使者往返三次仍未定议，包围更加紧急。袁崇焕认为宁远的军队不能调动，便选精锐骑兵四千人，命尤世禄、祖大寿率领，绕到大清军队后方决战；另派水师向东出动，形成牵制；并请求调发蓟镇、宣府、大同的军队，向东护卫关门。朝廷已经命山海关的满桂移驻前屯，三屯的孙祖寿移驻山海关，宣府的黑云龙移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驻关城；又调发昌平、天津、保定的军队赶赴上关；下檄命令山西、河南、山东的守臣整顿军队听候调遣。尤世禄等人正要出发时，大清军队已在二十八日分兵奔赴宁远。袁崇焕同太监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率将士登上城墙防守，在护城壕内列营，用大炮隔着距离轰击；同时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在城外同大清军激战，士卒死伤很多，满桂身中数箭，大清军也很快撤走，转而增加兵力进攻锦州。由于酷暑难以攻克，士卒多有损伤，六月五日大清军也撤回，并乘机毁掉大凌河、小凌河两座城。当时人称这是宁远、锦州大捷，满桂、赵率教的功劳最多。魏忠贤于是让他的党羽议论袁崇焕不救锦州，称他暮气沉沉，袁崇焕便请求退休。当时朝廷内外正争相歌颂魏忠贤，袁崇焕不得已也请求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但最终仍没有得到魏忠贤的欢心。七月，朝廷准许他回乡，任命王之臣代替他担任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守宁远。叙定功劳时，文武官员中增加官阶、赐予世袭荫职的有数百人，魏忠贤的儿子也被封为伯爵，而袁崇焕只增加了一个官阶。尚书霍维华对此不平，上疏请求把自己的荫职让给袁崇焕，魏忠贤也不准许。不久，熹宗去世。庄烈帝即位，魏忠贤被依法诛杀，削除那些冒领功劳者的官爵。朝廷大臣争相请求召回袁崇焕。这年十一月，袁崇焕升任右都御史，主持兵部添注左侍郎的事务。崇祯元年四月，命他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有关部门催促他上路。七月，袁崇焕进入京城，先上奏陈述军事事务，皇帝在平台召见他，慰劳非常优厚，向他询问方略。袁崇焕回答：“方略已经写在奏疏中了。臣承受陛下特别的恩宠，希望获得便宜行事的权力，计划五年，整个辽东可以收复。”皇帝说：“收复辽东，朕不吝惜封侯和赏赐。卿努力解救天下百姓倒悬般的困苦，卿的子孙也将享受这份福泽。”袁崇焕叩头谢恩。皇帝退朝稍作休息，给事中许誉卿追问五年计划的具体内容。袁崇焕说：“圣心焦虑忧劳，我只是姑且用这句话来安慰圣上罢了。”许誉卿说：“皇上英明，怎么可以随便这样回答？将来按期限责问成效，怎么办？”袁崇焕茫然若失。不久，皇帝出来，他便上奏说：“东方的事情本来就不容易完成。陛下既然把它交给臣，臣怎么敢推辞困难？但五年之内，户部转运军饷，工部供应器械，吏部任用人员，兵部调兵选将，必须朝廷内外各方面事事配合，才能取得成效。” 皇帝于是命令户部、工部、吏部、兵部的大臣按照袁崇焕所说的办理。袁崇焕又说：“以臣的力量，控制整个辽东是有余的，但应付众人的议论却不足。臣一走出国门，就仿佛相隔万里；嫉妒才能、妒忌功劳的人，难道会没有吗？即使他们不用权力牵制臣，也能用意见扰乱臣的谋划。”皇帝站起身倾听，告谕他说：“卿不要疑虑，朕自有主张。”大学士刘鸿训等人请求收回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剑，赐给袁崇焕，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皇帝全部同意，赐给袁崇焕酒食后让他离开。袁崇焕想到从前熊廷弼、孙承宗都受到他人排挤构陷，不能完成自己的志向，便上奏说：“恢复辽东的计划，不外乎臣过去所说的：用辽人守卫辽土，用辽土供养辽人；防守是正着，作战是奇着，议和是旁着。办法贵在逐渐推进而不在骤然求成，贵在务实而不在空虚，这些是臣和各边臣能够做到的。至于任用人的人，以及被人任用的人，都由至尊掌握关键。怎样才能做到任用而不使其怀有二心，信任而不加怀疑？因为驾驭边臣同驾驭朝廷大臣不同，军中容易引起惊疑的事情很多，只应当从成败的大局判断，不必摘取一句话、一件小事来挑剔细微过失。所承担的事情既然重大，招来的怨恨就很多；凡是有利于边疆的事情，往往都对自身不利。何况急于谋取敌人，敌人也会乘机离间，因此做边臣非常困难。

译陛下爱护臣、了解臣，臣何必过分疑虑恐惧？只是内心有所担忧，不敢不向您报告。”皇帝下优厚诏书答复，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袁崇焕上疏辞谢蟒袍、玉带，没有接受。这个月，驻守宁远的川、湖军队因为四个月没有发饷而大声喧闹，余下的十三营也起兵响应，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硃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捆绑起来，系在谯楼上。毕自肃伤势很重，兵备副使郭广刚到，亲自扶助毕自肃，拿出抚恤赏金以及朋椿二万两金子发给士兵，但仍不能满足他们，于是向商民借款，凑足五万两，士兵才解散。毕自肃上疏引罪，逃到中左所，自缢而死。袁崇焕在八月初抵达山海关，听到变乱，骑马赶去和郭广秘密商议，宽赦首恶张正朝、张思顺，命令逮捕十五人，在市场斩首示众；斩杀知情的中军吴国琦，责罚参将彭簪古，罢免都司左良玉等四人。又派张正朝、张思顺到前锋立功；世荣、涵淳因贪婪暴虐导致变乱，也被斥退。只有都司程大乐的一营没有参与变乱，特意给予奖励。当地于是安定下来。关外的大将有四五人，彼此牵制，事情多受阻碍。后来决定设置两人：由硃梅镇守宁远，祖大寿仍驻守锦州。到这时，硃梅将要卸任，袁崇焕请求把宁远、锦州合为一个镇，祖大寿仍驻锦州；加授中军副将何可刚为都督佥事，代替硃梅驻守宁远；又把蓟镇的总兵官率教调到山海关门，于是关内外只设置两名大将。袁崇焕趁机极力称赞三人的才干，说：‘我自己限定五年，完全依靠这三个人；这五年中，我应当和他们同甘共苦、始终相随。到期如果没有成效，我亲手杀掉这三人，并且自己回到朝廷接受司败之官的死刑。’皇帝同意了，袁崇焕于是留在宁远镇守。毕自肃死后，袁崇焕请求停止设置巡抚；等到登莱巡抚孙国桢被免职，袁崇焕又请求不再设置巡抚，皇帝也答复同意。哈剌慎三十六家原先接受朝廷的招抚和赏赐，后来受到插汉的逼迫，加上年年饥荒，已有叛乱的意图。袁崇焕把他们召到边地，亲自安抚慰劳，他们全都听从命令。崇祯二年闰四月，评定春、秋两季防守的功劳，袁崇焕加授太子太保，赐给蟒衣、银币，荫封其子为锦衣卫千户。袁崇焕一开始接掌事务，就想杀掉毛文龙。毛文龙是仁和人。他以都司身份援助朝鲜，滞留辽东；辽东失守后，从海路逃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将，为巡抚王化贞报仇，却没有为经略熊廷弼报仇，两人的嫌隙从此开始。掌权者当时正支持王化贞，于是授予毛文龙总兵官，屡次加官至左都督，授予将军印，赐尚方剑，并在皮岛设置军镇，规格如同内地。皮岛也称东江，在登州、莱州外的大海中，绵延八十里，不生草木；它远离南岸，靠近北岸，北岸海面距此八十里就是大清边界，岛的东北海面则是朝鲜。岛上的士兵原本是河东百姓，自天启元年河东失守后，百姓大多逃到岛上。毛文龙招集这些百姓编为士兵，分派哨船，并与登州相互联络，作为夹击呼应的策略。明朝和朝鲜都认为这样可行，东江的事务便由此兴起。天启四年五月，毛文龙派将领沿鸭绿江越过长白山，侵入大清国东部边境，被守将击败，军队全部覆没。八月，他派兵从义州城西渡江，进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察觉后，暗中派兵袭击，斩首五百多人，岛中的粮食也全被焚烧。五年六月，派兵袭击耀州的官屯寨，战败返回。六年五月，派兵袭击鞍山驿，损失士兵一千多人。过了几天，又派兵袭击撤尔河，进攻城南，被大清守将击退。七年正月，大清军队征讨朝鲜，同时谋划剿灭毛文龙。三月，大清军攻克义州，分兵在夜间袭击铁山的毛文龙。毛文龙战败，逃回岛中。当时大清厌恶毛文龙从后方袭扰，所以发动征讨朝鲜，把朝鲜帮助毛文龙作为战争的借口。不过，毛文龙所据的东江，地势虽然足以牵制敌人，但毛文龙本人原本没有远大谋略，出兵往往失败，而且每年耗费的军饷多得无法计算；他又只致力于广泛招徕商人，贩卖交易禁物，名义上说是救济朝鲜，实际上是私自把物资运出关塞；没有战事时就以贩卖人参、布匹为业，有战事时也很少能发挥作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弹劾毛文龙浪费军饷、杀害投降者，尚宝卿董茂忠请求撤换毛文龙，整顿关、宁军务。兵部商议后认为不可行，但袁崇焕心里很不满意，曾上疏请求派遣兵部官员管理军饷。毛文龙厌恶文臣监督控制自己，便上疏抗辩驳斥，袁崇焕因此不高兴。等毛文龙来拜见时，袁崇焕用接待宾客的礼节对待他，毛文龙又不肯谦让，袁崇焕诛杀他的谋划就更加坚定了。到这时，袁崇焕便以检阅军队为名，渡海抵达双岛，毛文龙前来会面。袁崇焕和他饮宴，每次一直到深夜，毛文龙都没有察觉。袁崇焕商议更改营制、设置监司，毛文龙勃然不悦。袁崇焕用让他回乡来试探他，毛文龙说：‘我先前也有这个想法，只是东江的事务只有我了解。等东江事务办完，朝鲜衰弱了，就可以袭取并占有它。’袁崇焕更加不高兴。六月五日，袁崇焕邀请毛文龙观看将士射箭，事先在山上设置帐篷，命参将谢尚政等人在帐外埋伏甲士。毛文龙到达后，他的部下不能进入。袁崇焕说：‘我明天早晨就要出发，您承担着海外的重要使命，请接受我一拜。’互相行拜礼后，一同登山。袁崇焕询问随从官员的姓名，发现大多姓毛。毛文龙说：‘这些都是我的孙子。’袁崇焕笑了笑，便说：‘你们长期在海外辛劳，每月所得米粮只有一斛，说起来令人痛心。也请接受我一拜，为国家尽力吧。’众人都叩头致谢。袁崇焕于是责问毛文龙违抗命令的几件事，毛文龙抗辩。袁崇焕厉声斥责他，命人摘去他的冠带、捆绑起来，毛文龙仍然倔强。袁崇焕说：‘你有十二条应当斩首的罪状，知道吗？祖制规定，大将在外，必须由文臣监军。你独断专行于一方，军队、马匹、钱粮不接受审核，这是第一条应斩之罪。人臣的罪过没有比欺骗君主更大的；你上报的奏章全是欺骗蒙蔽，杀害投降者和难民冒充军功，这是第二条应斩之罪。人臣不能有反叛之心，有反叛之心就必须诛杀。你奏章中说在登州牧马便可取南京易如反掌，这是大逆不道之言，第三条应斩之罪。每年几十万两饷银，你不拿来供给士兵，每月只发米三斗半，侵吞盗窃军粮，第四条应斩之罪。擅自在皮岛开设马市，私下与外国往来，第五条应斩之罪。几千名部将全都冒用自己的姓氏，副将以下滥发千张札付，连走卒、轿夫也都穿金色、绯色官服，第六条应斩之罪。自宁远返回后，抢掠商船，自己做起盗贼，第七条应斩之罪。强行掳取民间子女，没有节制，部下也跟着仿效，使百姓无法安居，第八条应斩之罪。驱使难民到远方偷挖人参，不服从的就饿死，岛上的白骨多得像野草，第九条应斩之罪。把金钱运到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并在岛中塑造魏忠贤戴冕旒的像，第十条应斩之罪。’

译铁山战败，损失军队多得无法计算，却掩盖败绩冒充功劳，这是第十一条应斩之罪。开设军镇八年，不能收复一寸土地，坐观等待、养大敌患，这是第十二条应斩之罪。’列举完罪状后，毛文龙魂不附体，不能说话，只能叩头请求免死。袁崇焕召集并告诫他的部将说：‘毛文龙的罪状应不应该斩首？’众人都惊恐不安，只能唯唯应答。其中有人称说毛文龙多年劳苦，袁崇焕斥责他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平民，却官至极品，满门都得到封赠和荫袭，这已经足以酬报他的劳苦了，为什么还这样悖逆！’于是袁崇焕叩头请求皇帝旨意说：‘臣今天诛杀毛文龙，是为了整肃军队。诸将中如果有像毛文龙这样的人，一律诛杀。臣若不能成功，皇上也请把臣和诛杀毛文龙的人一同诛杀。’于是取出尚方剑，在帐前斩杀毛文龙。随后出来告诉将士们：‘诛杀的只是毛文龙，其他人没有罪。’当时，毛文龙部下的精锐军校和强悍士卒有几万人，他们畏惧袁崇焕的威势，没有一个敢行动，于是袁崇焕命人装殓毛文龙。第二天，备办牲畜和酒醴前去拜祭，说：‘昨天斩你，是朝廷的大法；今天祭你，是同僚朋友的私情。’说完流下眼泪。随后把他的士兵二万八千人分为四协，由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统领。收缴毛文龙的敕书、印信和尚方剑，命陈继盛代为掌管。犒劳军士，发布檄文抚慰诸岛，全部革除毛文龙的暴虐政令。回到镇所后，把事情经过上报朝廷，最后说：“毛文龙是大将，不是臣下能够擅自诛杀的，臣谨铺席陈稿，等待治罪。”这是崇祯二年五月的事。皇帝突然听闻此事，心中十分惊骇；想到毛文龙已经死了，而且正要倚重袁崇焕，于是下达优厚的诏旨褒奖答复。不久又传谕公布毛文龙的罪行，以安定袁崇焕的心；对他那些潜伏在京师的爪牙，命有关官署捕拿。袁崇焕上奏说：“毛文龙一匹夫，违法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海外容易发生动乱。他的部众连老弱幼童共有四万七千人，却妄称十万人；而且百姓很多，军队不可能超过两万人，却妄设将领一千人。现在不应当再另置统帅，就让沈有容代理此职，这在谋划上更为便利。”皇帝答复批准了。袁崇焕虽然诛杀了毛文龙，却担心他的部下发生变乱，于是把军饷增加到十八万两。然而岛上的军官失去主帅，人心逐渐离散，更加不能使用，后来终于有人叛逃。袁崇焕说：‘东江这个军镇，是牵制敌人所必须依靠的。现在确定设置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营，每年军饷四十二万两，米十三万六千石。’皇帝很怀疑兵力减少而军饷增加，但因为袁崇焕的缘故，特意照准了他的请求。袁崇焕在辽东，和率教、祖大寿、何可刚共同制定军制，逐渐推广到登莱、天津；等到制定东江军制时，四镇合计兵力十五万三千多人，马匹八万一千多匹，每年由度支支出的费用四百八十多万两，比原来减少一百二十多万两。皇帝嘉奖了他。毛文龙死后，刚过三个月，大清军队几十万人分路进入龙井关、大安口。袁崇焕听到消息，立即督率祖大寿、何可刚等入京护卫。十一月十日抵达蓟州，沿途经过的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各城，都留下士兵防守。皇帝听说他到达，非常高兴，下温和的诏旨褒奖勉励，发出国库银钱犒赏将士，命他统领各路援军。不久听说率教战死，遵化、三屯营都被攻破，巡抚王元雅、总兵硃国彦自尽，大清军队请求越过蓟州向西进军。袁崇焕害怕京城有危险，急忙带兵进入京师护卫，在广渠门外扎营。皇帝立即召见他，深加慰劳，向他询问作战和防守的策略，赐给御膳和貂裘。袁崇焕因士兵和马匹疲惫不堪，请求进入城中休整，皇帝不准许。他出城与大清军激战，双方都有杀伤。当时大清军进入的隘口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管辖，而袁崇焕刚听到变乱就赶赴千里之外救援，自认为有功无罪。然而京城百姓突然遭受兵祸，怨恨和诽谤纷纷出现，说袁崇焕放纵敌人、拥兵自重。朝廷官员又因为他先前主张与后金议和，诬陷他引敌人来威胁朝廷议和，想要订立城下之盟。皇帝听到这些话，也不能不疑惑。正好大清设下反间计，说袁崇焕暗中已经与大清订立盟约，并让俘获的宦官知道此事，暗中放他逃走。这个宦官奔回京城告诉皇帝，皇帝深信不疑。十二月初一再次召见袁崇焕对答，于是把他捆绑起来，押入诏狱。祖大寿在旁边，战栗失措，出城后立即拥兵叛逃回锦州。祖大寿过去曾犯罪，孙承宗想杀他，但爱惜他的才能，暗中命袁崇焕为他解脱。祖大寿因此感激袁崇焕，害怕一同被杀，于是叛逃。皇帝拿袁崇焕在狱中亲手写的信，前往召见祖大寿，祖大寿才回来听命。袁崇焕在朝廷时，曾经同大学士钱龙锡交谈，隐约提到想要杀毛文龙的情形。等到袁崇焕想促成和议时，钱龙锡曾写信劝阻他。钱龙锡原来主张审定逆案，魏忠贤的余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等人图谋兴起大狱，为逆党报仇；见袁崇焕被交付司法官审理，便把擅自主持和议、专擅杀戮大帅两件事作为两人的罪行。高捷首先上疏极力攻击，史褷、袁弘勋接着进言，一定要把钱龙锡一并诛杀。司法官判定袁崇焕谋反，钱龙锡也被论罪处死。崇祯三年八月，袁崇焕终于在市集被磔刑处死，他的兄弟、妻子和子女流放三千里，家产也被籍没。袁崇焕没有儿子，家中也没有剩余财产，天下人都为他感到冤屈。袁崇焕被捆绑后，祖大寿溃逃离去。武经略满桂因为急于求战，与大清军交战，最终战死；这距离袁崇焕被捆绑才刚刚半个月。当初袁崇焕错误地杀了毛文龙，到这时皇帝又错误地杀了袁崇焕。自袁崇焕死后，边防事务更加无人负责，明朝灭亡的征兆已经确定了。赵光抃，字彦清，九江德化人。父亲赵赞化，任工部郎中。赵光抃考中天启五年进士。同乡曹钦程以父亲的礼节侍奉魏忠贤，突然升任太仆寺少卿。赵光抃对他说：‘富贵只是一时的，名节却流传千古，您不能不慎重。’曹钦程憎恨他，当天就把赵赞化调任南宁知府。南宁是恶劣之地，赵赞化因【原文疑误：“亻宅亻祭”】而死，赵光抃奔赴治丧，回到家乡。崇祯初年，服丧期满，授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历任兵部职方司郎中。崇祯十年秋，派他巡视蓟州、辽东的军务，他完全掌握了边塞的形势以及作战、防守的关键，列举十二件事上奏。第二年冬，大清军进入密云，总督吴阿衡战败身亡，朝廷商议增设一名巡抚，驻守密云，于是提拔赵光抃为右佥都御史担任此职。他到任后立即揭发监视军务的宦官邓希诏的奸谋。皇帝召邓希诏回京，却命分守宦官孙茂霖核实。孙茂霖替邓希诏解脱，赵光抃反而获罪，被发往广东戍守。

译崇祯十五年，军事形势更加危急，朝廷大臣推荐赵光抃恢复官职。赵光抃家中一向富裕，听到命令后，带着几万两银子进京作为军资。到京后，皇帝在德政殿召见他。他奏对符合皇帝心意，于是授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关、通州、天津各镇军务。而大清军已经攻克蓟州，分兵四处出击，皇帝命赵光抃兼督各路援军。各路援军观望不前，河间以南都失守，赵光抃不敢救援，只跟在敌军后面向南走。后来听说塞上有警报，又赶忙向北行进。朝廷大臣接连上疏弹劾赵光抃，说各城遭受攻击时他不去救援，退回高阳，坐看城池陷落。第二年，又重新追究赵光抃和范志完的罪责。四月，大清军北撤，赵光抃、唐通、白广恩等八镇军队在螺山拦截，都败退逃走。皇帝听说后大怒。解除戒严后，赵光抃和范志完一同受到谴责。皇帝召见雷縯祚，雷縯祚诋毁范志完，却称赞赵光抃。皇帝说：‘范志完、赵光抃在河间逗留不进，唯独治范志完的罪，他难道会心服吗？’于是把赵光抃一并逮捕。赵光抃曾经推荐白广恩，白广恩抗命不赴召见，皇帝因此更加憎恨赵光抃，最终和范志完在同一天于西市斩首。赵光抃才气豪迈，但对于重大谋略也很疏忽。他在职方司任职时，深受尚书杨嗣昌倚重，杨嗣昌说：‘我的才干不如赵光抃。’在此以前，毛文龙据守东江，海疆依赖他的力量。毛文龙死后，陈继盛、黄龙、沈世魁接替统领他的部众，往往作乱，朝廷一向又担心耗费军饷。等沈世魁死后，岛中没有主帅，赵光抃鼓动杨嗣昌撤掉东江军镇。二十年积累的祸患在一天之内被消除，但在边防谋划上也做错了。赵光抃虽是文士，却有胆量和决断；曾经遇到敌军，众将想要逃跑，赵光抃坐在地上不动，过了很久才带兵撤回。他从戍所被起用时，将士彼此不熟悉，突然遇到强敌，先已胆怯，所以每次交战都失败。然而他在军队战败之后接掌事务，亲自冲锋而受伤，却与范志完一同被诛杀，人人都认为他死得冤枉。福王时，太仆寺卿万元吉上奏请求恢复他的官职。范志完是虞城人。崇祯四年考中进士。授任永平推官，专门负责插汉部的招抚赏赐，但他内心不想执行，上疏说自己的权力太轻，请求获得特别奏报军事事务的权力。掌权者厌恶他，把他贬为湖广布政司检校。后来升任宁国推官，历任分巡关内佥事。崇祯十四年冬，破格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他的座主周延儒掌握朝政，于是授范志完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关、通州、天津各镇军务，代替杨绳武。杨绳武是云南弥勒人。由庶吉士改授御史。崇祯十一年冬，因为杨嗣昌推荐而被召见，他说话流利，能在地上画图。皇帝认为他很了不起，于是破格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洪承畴被困在松山，于是提拔杨绳武为总督，不久又由范志完代替他，并命杨绳武总督辽东、宁远各军，出关救援松山、锦州，加授督师衔。第二年正月，杨绳武在任上去世，追赠兵部尚书，荫封锦衣卫世袭百户。于是晋升范志完为左侍郎，像杨绳武一样出关督师；又让张福臻督领蓟镇，驻守关内。自从王朴等各军战败后，兵力更加单薄，松山、锦州相继失守，范志完便在宁远城南修筑五座城堡，保护运输，并招募当地人充实其中。又商议修筑觉华岛城，形成互相掎角的态势，皇帝非常倚重他。六月，改授钦命督师，总督蓟州、辽东、昌平、通州等地军务，节制登州、天津的巡抚和镇守官。辽东有紧急情况，就移驻中后所、前屯卫；关内有紧急情况，就飞速入援；三协有警报，就会同蓟州、昌平两位总督合力策应。当时关内外同时设置两位总督，关外的总督又加授督师衔，地位和声望尤其尊贵；又在昌平、保定设置两位总督，于是方圆千里之内有四位总督大臣，还有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位巡抚，以及宁远、山海关、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位总兵。各处像星星一样罗列、棋子一样布置，没有一个地方不设防，但事务权力反而不能统一。崇祯十五年，给事中方士亮弹劾张福臻昏庸，趁机说如果把督师调到关内，就可以裁撤蓟州总督，张福臻也可以罢免。于是召回张福臻，命范志完兼管关内事务，移驻山海关。范志完推辞，皇帝不准；请求离职，也不准。他上疏说自己不能兼管蓟州，请仍然设置蓟州总督。一个多月后，才任命赵光抃担任蓟州总督。而大清军已经从墙子岭进入，攻克蓟州，兵部弹劾范志完疏于防守，朝廷大臣也说范志完贪婪懦弱。皇帝因为敌军尚未退去，责令他戴罪立功。然而范志完没有谋略，十分胆怯，不敢交战，所到之处州县都陷落，只是跟在敌军后面叫喊，敌军到哪里就抢掠俘获到哪里。到了德州，佥事雷縯祚弹劾他，从此上疏列举他罪状的人越来越多。皇帝仍责令范志完后来立功，范志完最终也不敢作战。第二年，大清军攻下海州、赣榆、沭阳、丰县，不久向北撤退。范志完、赵光抃始终观望，最终都没有前进。事情平定后，朝廷议论治罪，召雷縯祚到朝廷当面对质，询问范志完逗留不进、纵兵淫掠的情况，范志完为自己辩解。又询问御史吴履中，吴履中的回答和雷縯祚所说一样。当时范志完的座主周延儒担任督师也没有功劳，于是命令把范志完投入监狱，十二月斩杀范志完。在此以前，崇祯十二年封疆案件中，被判罪的有三十六人。到这时，失守误事比以前更严重，但诛杀的只限于范志完、赵光抃、巡抚马成名、潘永图、总兵薛敏忠、副将柏永镇，其他人全都置之不问。而保定巡抚杨进却得以善意离任，山东巡抚王永吉反而获得升迁。皇帝用刑到了这个地步，已经到了极限。赞曰：三路军队丧失，收受投降却导致失败，杨镐和袁应泰罪责相同。然而君子重重追究杨镐，却宽缓评论袁应泰，难道不正是因为士人最看重的是气节吗！可惜熊廷弼凭借盖世的才干，却因性情褊狭而招人忌恨；他的功名在辽东显赫，也在辽东毁掉。假使熊廷弼在边城拼死效命，守义而不回头，难道不是刚毅坚贞的丈夫吗！广宁失守，罪责在王化贞，却因为门户之见曲意杀害熊廷弼；王化贞拖延诛杀，竟达数年之久。袁崇焕智谋虽然疏略，多少还有胆略，庄烈帝又听信谗言、受人离间而杀了他。国运将要转移，刑法和法纪颠倒败坏，难道不是天意吗！

译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杨鹤（堂弟杨鹗）、陈奇瑜（字元默）、熊文灿（字洪云蒸）、练国事、丁启睿（堂叔丁魁楚）、郑崇俭、方孔炤、杨一鹏、邵捷春、余应桂、高斗枢、张任学。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授任雒南知县，调任长安知县。万历四十年，升任御史，上疏请求让太子讲学。又说：‘近来，皇帝宠爱的女儿在宫奴手中受到凌辱，馆甥在朝市受到鞭打；叩击宫门无人听见，上书也无法送达，蒙蔽堵塞已经到了极点。’当时寿宁公主的女婿冉兴让被掌家宫人梁盈的女儿、内官彭进朝等人殴打羞辱，公主三次上奏都没有送达，冉兴让便挂冠离职，离开长安门，所以杨鹤提到了这件事。不久，杨鹤出任两淮盐法的督理，又巡按贵州。贵州与乌撒接壤，距离川南叙州千里，节制管理很困难。土官安云龙死后，他的族人与沾益的安效良争夺印信，交战三十年，后来终于被安效良占据；安效良的父亲安绍庆又占据沾益州，这些地方都是四川、云南、贵州的咽喉要地。杨鹤请求把乌撒划归贵州管辖，因为距离较近、管理方便，可以消除后患，朝廷商议却没有决定。不久，安效良果然作乱，正如杨鹤所说。贵州土官有一百多人，水西安氏最大，但土地、户口、贡赋等情况没有户籍可查。杨鹤于是发布檄文，命宣慰安位把这些情况全部登记入册，并把各首领、目把的姓名以及承袭的来历经过全部列出，上报有关官府。从此文书账册才清楚，奸弊也容易查核。事情办完后，他不等命令便直接回乡。过了很久，才回到朝廷。杨镐统率的四路军队战败后，杨鹤推荐熊廷弼、张鹤鸣、李长庚、薛国用、袁应泰，并说：‘辽东事务失败，是没有料到敌我形势，导致丧师辱国，错误在经略；不了解军事机宜，催促军队骑马作战，错误在辅臣；调度军务无人过问、束手无策，错误在枢部。皇上优柔寡断，也是皇上自己造成的错误。’掌权者厌恶他的直率，想借其他事情赶走他，他便以疾病为由离职。服父丧。天启初年，起用为太仆寺少卿，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尚未到任，又服母丧；这时广宁再次战败。魏忠贤因为杨鹤结党庇护熊廷弼，便削去杨鹤的官籍。崇祯元年，召回任左佥都御史，升为左副都御史。杨鹤上言：‘谋求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培育元气。自从大规模用兵、兴办大工程以来，加派赋税频繁不断，公家和私人都耗尽了，小民的元气受到损伤；自从辽东、贵州、四川军队丧败、军纪失守，尸骨暴露堆成山丘，边疆的元气受到损伤；自从士大夫结党，彼此倾轧，逆党宦官趁机而入，诛杀铲除善良之士，士大夫的元气受到损伤。这就好比重病刚刚缓解，人体各脉尚未调和，风邪很容易乘虚而入；当务之道在于培养元气。’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名言。在此以前，辽东用兵，逃跑的士兵害怕，不敢回到队伍中，聚集起来抢掠。到这时，关中连续多年【原文疑误：“昆”】；有关官员又不体恤百姓。白水的王二聚集众人，在脸上刺墨，闯入澄城，杀死知县张耀采。由此，府谷的王嘉允、汉南的王大梁、阶州的周大旺等成群盗贼蜂拥而起，三边的饥民和士兵响应他们，这就是流寇祸乱的开端。当时太平日子已久，突然遭遇兵乱，百姓没有坚定的意志。大官们厌恶听到盗贼的消息，说：‘这些不过是饥民，慢慢自然会平定。’第二年，总督武之望去世。过了很久，朝廷大臣没有人肯前往，众人便推举杨鹤。皇帝召见杨鹤，询问方略。杨鹤回答：‘清廉谨慎地约束自己，抚恤将士罢了。’于是授任杨鹤为兵部右侍郎，代替武之望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到任时，王大梁、周大旺、王二已经先后被诛灭，但后来兴起的盗贼更多。杨鹤一向有清正的声望，但不懂军事。那年冬天，京城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官都因勤王出兵。延绥士兵走到半路逃回，甘肃士兵也发生哗变，害怕被诛杀，便和盗贼合并，盗贼的势力更加壮大。崇祯三年正月，王左挂等进攻宜川，被知县成材击退，转而进攻韩城。军中没有主帅，杨鹤命参政洪承畴抵御他们。洪承畴俘获并斩杀三百多人，解除了包围，盗贼逃到清涧。杨鹤接连上疏请求各将领返回镇所，没有成功，便起用旧将杜文焕担任此职。二月，延安知府张辇、都司艾穆在延川逼迫盗贼，招降了首领王子顺、张述圣、姬三儿。另一支盗贼王嘉允抢掠延安、庆阳，杨鹤隐瞒不报，却发给投降的盗贼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免死文书，把他们安置在延绥、河曲之间。盗贼仍像以前一样奸淫抢掠，有关官员不敢过问。盗寇的祸患由此形成。七月，王嘉允攻陷黄甫、清水、木瓜，接着攻陷府谷，杜文焕将其击退，盗贼流窜进入山西。已经接受招抚的王左挂以白汝学进攻绥德州，企图在城内接应。事情败露后，巡按李应期和洪承畴商议，在绥德诛杀王左挂等人，五十七人全部被杀。十二月，盗贼神一元攻陷新安、宁塞、柳树涧等堡。宁塞是杜文焕居住的地方，宗族中很多人死去。第二年正月，盗贼放弃宁塞，攻陷保安。神一元死后，他的弟弟神一魁包围庆阳，攻陷合水。杨鹤听说后，移驻宁州。神一魁请求招抚，送还合水知县蒋应昌；另一批盗贼拓先龄、金翅鹏、过天星、田近庵、独头虎、上天龙等也先后投降。杨鹤在城楼上设置御座，盗贼跪拜高呼万岁。杨鹤宣读皇帝的诏谕，命他们发誓，或者回到军队，或者回乡务农。盗贼假意答应，杨鹤便立即赦免他们的罪过，从此群盗把总督看得如同儿戏。杨鹤又认为神一魁最强，便把他的女婿请到帐中，与他同卧同起，神一魁果然来了。杨鹤数说他的十条罪状，神一魁便叩头谢罪。杨鹤立即宣读诏书赦免他，授给他官职，把他的部众四千多人安置在宁塞，让守备吴弘器保护他们。杜文焕听说后，叹息说：‘宁塞之战时，盗贼害怕我而逃走。如今盗贼假意投降，杨公却相信他们，借着守城之名给盗贼提供资助。我的宗族，难道能和盗贼一起被迫住在这里吗！’于是带着全族离开。五月，杨鹤移驻耀州。盗贼攻破金锁关，杀死都司王廉。七月，另一支盗贼李老柴、独行狼攻陷中部，田近庵带六百人守在马栏山响应他们。已经投降的首领神一魁的党羽茹成名尤其桀骜不驯，杨鹤命神一魁把他诱骗到耀州杀死；他的党羽猜疑恐惧，挟持神一魁反叛。御史谢三宾说：‘杨鹤认为庆阳招抚的事务已经完成，盗贼全都遣散了。中部的盗贼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奏疏交给巡按御史吴甡核查后，吴甡上奏说杨鹤主张招抚，误了国家。皇帝大怒，逮捕杨鹤下狱，发往袁州戍守。

译崇祯七年秋，杨鹤的儿子杨嗣昌升任宣大山西总督，上疏推辞，说：‘臣的父亲杨鹤担任总督获罪，已经三年了，臣哪里还有心情再担任这个职务。’皇帝下优厚的诏书答复他，却不赦免杨鹤的罪。崇祯八年冬，杨鹤死于戍所，杨嗣昌请求抚恤。皇帝恢复杨鹤的官职，却不给予抚恤。杨鹤起初因尤世禄在宁夏大捷中的功劳，晋升为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世袭荫封锦衣卫千户。崇祯十年，评定贺虎臣在宁夏破贼的功劳，又追加杨鹤太子少傅。十三年，又因甘肃的功劳，任用他的一个儿子为官。杨鹗是杨鹤的堂弟，崇祯四年考中进士。任御史，有才干的声名，升任顺天巡抚。京城陷落后，南归；福王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四川、湖广军务。陈奇瑜，字玉铉，保德州人。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洛阳知县。天启二年，升任礼科给事中。杨涟弹劾魏忠贤，陈奇瑜也上抗疏竭力诋毁魏忠贤。天启六年春，由户科左给事中出任陕西副使，升为右参政，分守南阳。崇祯改元后，加授按察使职衔，不久历任陕西左、右布政使。崇祯五年，升为右佥都御史，代替张福臻巡抚延绥。当时大盗神一魁、不沾泥等已经被歼灭，但余党仍很多。那年大旱，百姓多跟随盗贼。第二年五月，陈奇瑜上疏，极力陈说鄜州、延安直到各镇城一千多里之间饥荒和盗贼的情形，皇帝下诏免除延安、庆阳的田租。陈奇瑜于是派副将卢文善讨伐并斩杀截山虎、柳盗跖、金翅鹏等。不久又派游击常怀德斩杀薛仁贵，参政戴君恩斩杀一条龙、金刚钻、开山鹞、黑煞神、人中虎、五阎王、马上飞，都司贺思贤斩杀王登槐，巡检罗圣楚斩杀马红狼、满天飞，参政张伯鲸斩杀满鹅，擒获黄参耀、隔沟飞，守备阎士衡斩杀张聪、樊登科、樊计荣、一块铁、青背狼、穿山甲、老将军、二将军、满天星、上山虎，把总白士祥斩杀扫地虎，守备郭金城斩杀扒地虎、括天飞，守备郭太斩杀跳山虎、新来将、就地滚、小黄莺、房日兔，游击罗世勋斩杀贾总管、逼上天、小红旗，其他将领又斩杀草上飞、一只虎、一翅飞、云里手、四天王、薛红旗、独尾狼，各个首领大致都被消灭了。奇瑜于是上疏说：“流窜的盗寇制造祸乱，起因是年成歉收、饥荒，而最终由于元凶煽动诱骗，导致两郡三路都成了盗贼聚集的地方。如今还没有调动一名士兵，还没有断开一根弓弦，就擒获、斩杀头目百七十七人，以及他们的党羽一千多人。头目既已铲除，其余党羽自然会解散；先前那些砍树作兵器、举竿起事的人，现在将要扛锄头、背耒耜下田了。”皇帝嘉奖他，命令记录有功将士的姓名上报。延绥的群盗大多被瓦解，只有钻天哨、开山斧据守永宁关。永宁关在镇城东面，前面有山阻挡，下面临近黄河，多年来没有攻下。陈奇瑜认为不能用强攻，于是暗中挑选精锐士兵，表面上说总制已发布檄文调兵，命贺人龙率军向西，他自己作为后续主力，直抵延川。不久他策马向东，说：‘看我马头指向哪里。’然后暗中率军迅速进入山中，盗贼没有料到大军到来，惊慌溃败。官军焚烧盗贼的巢穴，斩首一千六百多人，两个盗贼首领都被割下首级。又分兵攻击并斩杀金翅鹏、一座城，俘获首级五百五十个。延水一带的群盗全部平定，陈奇瑜的威名传遍关中、陕西。于是群盗全都聚集到山西，流窜突袭河北、京畿以南。冬天冰层坚固，盗贼从渑池渡河，蹂躏河南、湖广，并窥伺四川。第二年，朝廷商议认为各镇巡抚的事权不统一，应当设置大臣统领，很多人推荐洪承畴。因为洪承畴正在总督三边，不能调换，于是提拔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专门办理流寇事务。陈奇瑜发布檄文，命各将领在陕州会合出兵。在此以前，老回回、过天星、满天星、闯塌天、混世王五大营从湖广进入四川，攻陷夔州。由于道路险阻，他们又退回湖广，分成三路：一路进犯均州，前往河南；一路进犯郧阳，前往淅川；一路进犯金漆坪，渡河进犯商南。陈奇瑜于是驰赴均州，发布檄文命四位巡抚会合讨伐。陕西的练国事驻守商南，阻截西北方向；郧阳的卢象升驻守房县、竹溪县，阻截西面；河南的元默驻守卢氏，阻截东北方向；湖广的唐晖驻守南漳，阻截东南方向。陈奇瑜便和卢象升一起督率将士从竹溪到平利的乌林关，交战十多次，斩杀盗贼一千七百多人。过了七天，在乜家沟大败盗贼，斩杀一千零八十多人，总兵邓▯的功劳最大。后来在蚋溪设下埋伏，连续交战，斩杀三百多人。到达狮子山，又斩杀七百二十多人。另一批将领杨化麟、杨世恩、周任凤、杨正芳等分路攻击杀死盗贼，擒获他们的首领闯王、翻山虎等。陈奇瑜上言：‘湖广之中接连获胜，一时之间大盗几乎全被消灭；那些逃窜潜伏的，臣督率乡兵作为向导，搜遍所有洞穴，没有一处不搜索，湖广境内逐渐恢复安宁。’皇帝嘉奖慰劳他。于是陈奇瑜督率副将刘迁等搜捕竹溪、平利的盗贼，追到五狼河，擒获他们的首领十二人。又派参将贺人龙等追赶八个昼夜到紫阳，盗贼死亡一万多人。在此以前，盗贼进入四川，又从四川进入陕西，由阳平关奔向巩昌，洪承畴在秦州抵御他们。盗贼于是越过两当，袭击攻破凤县，分成两路：一路向汉中，走间道进犯城固、洋县；一路由凤县奔向宝鸡、汧阳。于是，在平利、洵阳之间的盗贼有几万人，从四川进入西乡的有两三万人。进犯城固、洋县的盗贼，又向东攻下石泉、汉阴，会合于汉中、兴安，窥伺商州、雒南。当时陈奇瑜认为湖广的盗贼已经全部平定，便击鼓向西进军，认为盗贼不足以平定。于是派游击唐通防守汉中，以保护藩王封地；派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扼守略阳、沔县，防止盗贼向西逃窜；派副将杨正芳、余世任扼守褒城，防止盗贼向北逃窜；自己督率副将杨化麟、柳国镇等驻守洋县，防止盗贼向东逃窜；又发布檄文命练国事、卢象升、元默各自守住要害，截击逃跑的盗贼。

译盗贼见官军从四面会集，非常害怕，全都逃入兴安的车厢峡，李自成、张献忠等各个首领都在那里。峡谷四面山峰陡峭耸立，中间绵延四十里，容易进入却难以出去。盗贼误入其中，山上的居民从上面投石攻击，有的还投下火把；山口又被层层堆石堵塞，道路断绝，无法获得食物，困苦不堪。又连续下了两旬大雨，弓箭全部脱坏，马匹缺少草料，死亡者超过一半。当时官军逼迫他们，本来可以全部歼灭；李自成等见形势不利，便采纳党羽顾君恩的计谋，用重宝贿赂陈奇瑜的左右及各将领，假装请求投降。陈奇瑜没有长远谋略，立即答应，前后登记三万六千多人，全部慰劳后遣返回乡务农。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抚官护送，发布檄文命沿途州县准备干粮和粮食接送，并命各将领不得阻挠招抚事务。盗贼没有受到重创，投降并不是真实的；他们走出栈道后，便不再接受约束，把安抚官五十多人全部杀死，攻打抢掠各州县，关中大为震动。陈奇瑜后悔失策，于是把罪责推给别人来为自己解脱。盗贼刚刚反叛时，突然来到凤翔，诱骗守军打开城门；守城官知道这是诡计，便欺骗他们说可用绳索把人吊上城墙，杀死了最先登城的三十六人，其余盗贼喧哗着离去。他们进犯宝鸡时，也被知县李嘉彦挫败。陈奇瑜于是弹劾李嘉彦和凤翔乡官孙鹏等人，说他们妨碍招抚，抚按官也怀有异心。皇帝大怒，严厉责备抚按官，逮捕李嘉彦、孙鹏以及士民五十多人。陈奇瑜又请求命令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山西五位巡抚各自守住要害，如有失守就治这些大臣的罪，希望借此分担自己的过错。又把罪责推给巡抚练国事，练国事也被逮捕。给事中顾国宝弹劾陈奇瑜误了边疆大事，诏令解除他的职务，等候查勘。御史傅永淳又弹劾陈奇瑜解陇州之围、上报首功不实，皇帝下诏削除他的官籍，命锦衣卫官员逮捕审讯。崇祯九年六月，贬谪到边地戍守。起初，奇瑜任职南阳时，唐王杀了自己的世子，还想连世子之子聿键也废掉。幸赖奇瑜竭力相救，聿键才得以成为世孙。后来聿键在闽地自立，召奇瑜任东阁大学士。由于路途遥远，奇瑜没有听到任命的消息，便死在家中。元默，字中象，静海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授任怀庆推官，升为吏科给事中。魏忠贤的势焰正盛，想凭同乡关系招揽他，元默谢绝不肯。言官迎合魏忠贤的意旨，弹劾他，使他被罢官回乡。崇祯初年，元默恢复官职，历次升任太常卿。崇祯六年春，以佥都御史巡抚河南。流寇从均州进犯河内，元默率左良玉、汤九州、李卑、邓▯的军队在边境上防守；又率汤九州乘雪夜逼近吴城的贼营，将其大败。嵩山、雒水以北几十座著名城邑，贼军都躲避不敢进攻。陈奇瑜在车箱峡失去李自成后，元默从汝州移驻卢氏，发檄文命左良玉、汤九州各自陈兵守卫要害，因而得以稍稍安宁数月。当时贼势壮大，左良玉等接受督师的檄令，防守还很牢固。元默率领诸将斩杀俘获很多贼军，贼军大多逃向秦、楚一带。后来，贼军分成三路，从颍州进犯凤阳皇陵，中州各地纷纷告急。崇祯八年夏，元默被逮捕押走。过了很久才获释回乡，同年去世。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授任贵州推官，升任礼部主事，历任郎中。出使册封琉球回来后，升任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因父母丧事回乡，从此把家迁到蕲水。崇祯元年，起用为福建左布政使。三月，就地任命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海上过去有很多凶恶的盗贼，袁进、李忠投降后，杨六、杨七以及郑芝龙又相继起兵。总兵官俞咨皋招降杨六、杨七，郑芝龙却仍旧猖獗。但郑芝龙常常打败都司洪先春，却释放他不加追赶；俘获一名游击将，也没有杀死；俞咨皋战败后，他又放任其逃走。有关官员知道郑芝龙可以招抚，便派使者晓谕他投降。熊文灿到任后，优厚地对待郑芝龙，使他为自己所用。他的党羽李魁奇再次投降，后来又反叛逃走，郑芝龙将他攻打并擒获。海上警患渐渐平息，钟斌又起兵。钟斌起初也接受招抚，后来再次反叛，进犯福州。熊文灿诱使钟斌前往泉州，命郑芝龙将他击败。随后又把他逼到大洋，钟斌投海而死。闽中屡次平定大盗，都是郑芝龙的功劳，熊文灿也因此叙功加官。崇祯五年二月，熊文灿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任广东巡抚。在此以前，海盗钟灵秀投降后又反叛，被郑芝龙擒获；他的党羽溃逃进入长汀，转而劫掠江西所属各县，熊文灿发檄文命郑芝龙多次击败贼军。福建又有红夷之患，海盗刘香乘机而起，接连进犯闽、广沿海各县，皇帝因此责备熊文灿。熊文灿不能讨伐，便商议招抚，贼军假装答应。参政洪云蒸是长沙人，起初任广西参政，曾搜捕钟灵秀的余党，斩首三十多级，把他们的巢穴全部毁掉。熊文灿于是命洪云蒸与副使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进入贼船宣读招抚诏令，四人都被贼军擒获。熊文灿害怕获罪，上奏说这些臣子轻信贼人，自己陷入险境。给事中硃国栋弹劾熊文灿，诏令将他降秩，戴罪立功。崇祯八年，郑芝龙联合广东军队在田尾远洋攻击刘香。刘香胁迫洪云蒸停止进攻，洪云蒸大声呼喊：“我宁死报国，赶快进攻，不要错过机会！”于是被杀害。刘香的形势窘迫，便自焚并投水而死，康承祖等人脱身回来。贼党一千多人到浙江投降，海盗于是全部平定。熊文灿在闽、广任职很久，积聚了数不清的财产，用珍宝厚礼结交朝廷内外的权贵，谋求长期镇守岭南。正好皇帝怀疑刘香没有死，而且不了解熊文灿的为人，便派中使假借广西采办的名义前去窥探他。中使到达后，熊文灿盛情赠送礼物，留他饮酒十天。中使很高兴，谈到中原贼乱时，熊文灿正喝得兴起，拍案骂道：“都是那些大臣误国罢了。假如我熊文灿前去，怎么会让鼠辈发展到这种地步呢！”中使站起来说：“我不是去广西采办的，而是奉皇上的命令来窥探您。皇上相信您有当世的才能，除了您没有人能够平定这个贼寇。”熊文灿出乎意料，后悔失言，随即说有五件困难、四件不可行的事。中使说：“我见到皇上后会亲自请求这件事；如果皇上没有什么顾虑，您就不能推辞了。”熊文灿无话可说，只得回答：“好。”中使回朝后，果然把这件事告诉了皇帝。起初，熊文灿迁居蕲水时，与当地人姚明恭结为姻亲（原文“姻妮”疑有讹字）。姚明恭任詹事，又与杨嗣昌友善。杨嗣昌掌握兵权，受到皇帝宠信，因皇帝急于平定贼乱，希望找到一个人来帮助自己，姚明恭便推荐熊文灿，并且说：“这个人还有内援可以引荐。”杨嗣昌很高兴，于是推荐了熊文灿。

译崇祯十年四月，任命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替王家祯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的军务。熊文灿接受任命后，立即请求把左良玉所率的六千人作为自己的军队，又大量招募广东人以及乌蛮中精通火器的一两千人作为护卫，弓、刀、铠甲、头盔都很整齐。驻扎在庐山时，拜访他所交好的僧人空隐。空隐迎接他说：“您错了。”熊文灿屏退旁人询问原因，空隐说：“您自己估量一下，所率的军队足以拼死制服贼寇吗？”熊文灿说：“不能。”空隐说：“诸将中有能够托付大事、独当一面、不必烦劳指挥便能平定贼寇的人吗？”熊文灿说：“不知道他们究竟怎样。”空隐说：“这两点既然都不能胜过贼寇，皇上只是以您的名望派您去，又对您寄予厚望；一旦不能成功，就要被诛杀了。”熊文灿退立了很久，说：“招抚他们怎么样？”空隐说：“我料想您一定会招抚。然而流寇不同于海盗，您可要慎重。”熊文灿离开后，到达安庆，皇帝派遣的中官刘元斌、卢九德监领勇卫营军队，也在这时到达。老将左良玉性情桀骜，不接受文官的节制，恰逢他的部下与粤军不和，大声辱骂。熊文灿不得已遣返南方军队，但左良玉的军队实际上也没有被他使用。杨嗣昌向皇帝进言，于是把边将冯举、苗有才所率的五千人划归熊文灿统辖。苗有才在真阳战败，而京营将领黄得功接连击破贼军，威名大振。当时，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的策略，增加了大半的兵饷，准备消灭贼寇，贼军颇为害怕。等到熊文灿到任，京军屡次取胜，贼军更加恐惧。熊文灿却决意招降。刚到安庆，就派人招抚张献忠、刘国能，两人都听命。于是又大量刊印招降檄文，散发到各地。熊文灿还请求把百姓和粮食全部迁入城中、关闭城门，使贼军无处抢掠，自然会退走。皇帝大怒，斥责熊文灿。杨嗣昌心里也认为不对，但既然已经任用了熊文灿，便曲意替他辩解。因应熊文灿的请求，又拨给他畿辅、山西各三千兵。第二年，刘国能果然投降，而张献忠袭击并占据谷城。正好黄得功又在舞阳大败贼军，马士秀、杜应金半夜在信阳城下投降。张献忠被左良玉击伤，几乎被擒，他的部下因饥困大多离散。张献忠陷入穷困窘迫，也通过陈洪范投降。于是杨嗣昌评议功罪，贬黜洪承畴、曹变蛟等人，却称赞熊文灿的功劳。不久，京军解除遂平之围，斩杀俘获三千多人。当时熊文灿在裕州，马进忠、罗汝才等十三家贼寇聚集在南阳，熊文灿下令，杀贼者抵命。贼军不肯听从，他就送给他们金帛、酒和牢牲慰劳，名义上称为“求贼”。皇帝察知此事，说：“熊文灿说了许多大话，却没有实际作为。”熊文灿害怕了。孙传庭出关攻击贼军，熊文灿没有救援，而杨嗣昌已经进入内阁掌管中枢。九月，熊文灿驻军襄阳，贼军分别占据郧、襄一带的险要之地。诸将请求出战，熊文灿却主张分兵。卢九德说：“分兵后力量就会削弱，一旦失利，全军都会动摇。不如集中优势兵力合力进攻。”众人说：“好。”于是任命佥事张大经监领大将左良玉、陈洪范的军队，任命通判孔贞会监领副将龙在田的军队，在双沟作战，大败贼军，斩首二千多级。罗汝才、惠登相率九营逃往均州，李万庆率三营逃往光州、固始。十一月，京师戒严，召洪承畴、孙传庭入京防卫。罗汝才等以为朝廷要讨伐自己，害怕了，便叩见太和山提督中官，向熊文灿请求招抚，并得到答应。熊文灿把罗汝才以及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四营安置在郧县，把惠登相以及王国宁、常德安、杨友贤、王光恩五营安置在均州。他上奏说：“臣对李万庆、贺一龙、马光玉以及顺天王主张剿灭，对其他人都主张招抚。请赦免罗汝才等人的罪，授予他们官职。”皇帝同意了。当时京军、左良玉的军队都因入京防卫而出动，马士秀、杜应金于是又在许州反叛。起初，马士秀等投降后，左良玉把他们的人安置在许州城郊。许州是大州，左良玉的诸将把家属和财物寄放在那里。左良玉长期出征不能回来，马士秀、杜应金在熊文灿军中，假装请求紧急出兵，借用左良玉军队的名号进入城中。半夜，士兵从府第冲出，焚烧城南楼，抢劫府库，杀死官吏，带着财物投奔李万庆。李万庆就是贼首“射塌天”。崇祯十二年三月，左良玉回来，击败并招降马进忠；又派刘国能击败并招降李万庆，马士秀、杜应金也再次投降。顺天王此前已经死去，他的党羽顺义王被部下杀死。熊文灿于是上奏说：“臣的军威震慑了贼寇，投降的人接连而来。十三家贼寇中，只有革、左以及马光玉三部还没有接受天诛，但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平定。”皇帝下优厚的诏书答复他。起初，张献忠投降时，拥兵一万人占据谷城，索要十万人的军饷，熊文灿和朝廷内外的权要都说给他。朝廷已经为他请求官职、土地和关防，他却列出军队情况说请求整顿遣散；不久，朝廷三次发檄文召集他的军队，他都不响应，朝廷内外知道张献忠一定会反叛。后来，罗汝才投降，却不肯解除武装。等到马进忠、李万庆等人都投降后，熊文灿认为自己找到了策略，以为天下将没有贼寇了。五月，张献忠果然在谷城反叛，在房县劫持罗汝才，于是九营全部反叛。起初，均州的五营害怕受到讨伐，彼此猜疑，互相歃血结盟抵抗张献忠，不久也反叛离去。皇帝听到变故，大为震惊，削去熊文灿的官职，让他戴罪办事。七月，左良玉在罗英山攻击张献忠，遭到惨败。皇帝大怒，命杨嗣昌前来取代熊文灿。杨嗣昌已经到军中，立即派使者逮捕熊文灿下狱，判处死刑；熊文灿的亲近者姚明恭掌管国政，也不能救他。崇祯十三年十月，熊文灿最终被押到市集处死。练国事，字君豫，永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沛县知县，调任山阳县知县。天启二年，征召授任御史。广宁失守后，练国事请求蓟州、宣府、大同以及山东、山西、河南的巡抚各自训练一万兵，以壮大对山海关的声援。又请求逮捕诛杀大同的妖人。又上疏弹劾魏忠贤派群阉侮辱尚书钟羽正，索取冬衣，损害国家体面。练国事在谏官任上，进行了许多匡正补救。给事中赵兴邦是魏忠贤的私人党羽，认为练国事是赵南星一党，便弹劾他，使他被削去官籍。

译崇祯元年恢复官职，升任太仆寺少卿，进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陕西。关中连年饥荒，盗贼蜂起。崇祯四年正月，神一元攻陷保安。练国事派贺虎臣援救延安，自己率副将张全昌接连在中部、合阝阳、韩城击破点灯子，又在宜君、雒川击破另一部贼军，招降其首领李应鰲。诸将张全昌、赵大允、王承恩、杜文焕、贺虎臣等分别在澄城、宜川、耀州、白水、合阝阳围剿贼军，斩首一千九百多人。总督杨鹤已经接受群贼投降，不久他们又相继反叛，田近庵、李老柴攻陷中部。练国事与王承恩围攻五个月，攻克该城，但他所统辖的部队也屡次出事，杨鹤被征召回京，练国事也戴罪自我赎罪。崇祯五年，红军友、李都司等率军进犯平凉。练国事从泾州赶往固原，发檄文命大帅杨嘉谟斩杀贼军的塘马，切断他们的侦察。贼军于是逃往庆阳西壕，杨嘉谟、曹文诏截击，大败贼军。从三月到五月，大小几十次战斗，贼军最终被击破消灭。练国事免除戴罪处分。当时，关中五镇的大帅曹文诏、杨嘉谟、王承恩、杨麟、贺虎臣各自统率边军协同讨贼，总督洪承畴尤其善于调度。贼寇首领大多被歼灭，其余全部逃往山西，关中稍稍安定。六年冬天，贼军已经从渑池渡过黄河，进入卢氏。第二年，贼军于是从河南、湖广进入汉南。总督陈奇瑜发檄文命国事驻扎商州，协同剿灭商南、卢氏的贼军。汉南的贼军于是从宁羌到达两当，劫掠凤县，走出栈道，攻陷宝鸡，关中的贼军又重新猖獗起来。不久，陈奇瑜接受了贼军投降，下檄文命令各军不要进攻。贼军走出险要之地，于是大肆劫掠凤翔、麟游、宝鸡、扶风、汧阳、乾州、泾阳、醴泉。陈奇瑜把罪责推给国事来为自己解脱，国事上奏说：“汉南的贼军全都进入了栈道，陈奇瑜却下檄文命令停止进兵，我不知道实际上招抚了多少人。等到看到陈奇瑜的奏疏，八大王部有一万三千多人，蝎子塊部有一万零五百多人，张妙手部有九千一百多人，八大王又有一部八千三百多人，我不禁仰天长叹。一个月内，招抚了四万多名强悍的贼寇，他们全都从栈道进入内地，吃的喝的从哪里来，怎么能没有劫掠？况且一个大帅统领三千人，而一个贼首反倒拥有人数过万的部众，怎么能够接受军纪约束？即使借口要返回原籍，延安各州县突然增加四万多人，又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合计各处征讨剿匪的军队还不到两万人，而投降的贼军超过四万人，难道是内地的兵力所能支撑的吗？难怪他们接连攻陷著名城池，却无法救援。” 奏疏送入朝廷时，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于是练国事被逮捕下狱。崇祯九年正月，遣戍广西。过了很久，朝廷评定他以前的功劳，赦免他回来，恢复他的冠带。福王在位时，召练国事任户部左侍郎，不久改任兵部。十二月，加任尚书，仍办理侍郎的事务。第二年二月退休，不久去世。丁启睿，永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崇祯初年，历任山东右参政，因事获罪，降为陕西副使。崇祯九年，宁夏发生兵变，丁启睿逮捕并斩杀杀害巡抚王楫的六名首恶，军中于是完全安定。再次升任右布政使，分守关南，跟随巡抚孙传庭讨伐贼寇。崇祯十一年冬，就地任命为右佥都御史，代替孙传庭巡抚陕西。连年干旱，百姓更加沦为盗贼，长武、环县、白水、长安、临潼、咸阳等地的贼寇像刺猬毛一样纷纷起来。崇祯十三年，因督师杨嗣昌推荐，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替郑崇俭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讨伐贼寇。第二年，杨嗣昌去世，加丁启睿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代替杨嗣昌总督陕西、湖广、河南、四川、山西以及江南、江北各军，仍兼任陕西三边军务总督，赐给剑、敕书、印信，如同杨嗣昌的待遇。丁启睿自从被贬为河西副使以来，多次升迁都在陕西，但实际上是个庸才。他任督抚时，奉督师约定的期限出兵，谨慎行事，没有功劳也没有过错；等到担任督师，责任重大而且可以专断时，就不知道该如何谋划了。丁启睿接受命令出潼关后，将从承天前往荆州杨嗣昌的军营。湖广巡按汪承诏说大贼在河南，荆州、襄阳幸而已经解除警报，不必劳烦大军，应把汉津的船只全部藏起来。丁启睿到达后，五天不能渡河，只得转向邓州，邓州人关闭城门辱骂他；经过内乡时，地方长官关闭城门不让他买粮。军队行进在荒山之间，只能杀马骡，用野草烧煮，士兵吃不饱。当时李自成已经攻陷洛阳，包围开封，拥有七十万人，丁启睿害怕，不敢前去救援。听说张献忠在光山、固始之间，势力少而弱，便对诸将谋划说：“皇上命我剿灭河南的贼寇，张献忠也是河南的贼寇。”于是发檄文命左良玉在麻城击破张献忠，斩首一千二百级。开封每天告急，他却说：“我正忙于对付张献忠，不能前往。”听说傅宗龙将入关督率秦军，丁启睿说：“三边已经设置了总督。”于是请求皇帝改发敕书，皇帝便改命傅宗龙负责李自成。九月，傅宗龙在项城战败身亡，丁启睿不能救援。贼军乘胜攻陷南阳，杀死唐王，开州、汝州两郡闻风归降。十二月，李自成再次包围开封。河南巡抚高名衡的檄文飞驰而来，丁启睿督率军队前往救援，却躲避贼军进入城中，部下大肆抢掠。总兵陈永福射中李自成的左眼。第二年正月，贼军解除包围离去。

译丁启睿在许州时，害怕贼军逼近，才前往开封。距离开封城三十里时，城池就已经被攻破了。他到达开封，打开城门进去，贼军乘机进攻，城池几乎陷落。四月，李自成联合群贼再次进攻开封。六月，皇帝把侯恂从狱中释放出来，命他督率援救、剿贼各军救援开封。援军尚未到达，开封的包围已经更加紧急。皇帝多次下诏严厉责备丁启睿。丁启睿不得已，于是大规模集结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的军队，与保定总督杨文岳一起，于七月在硃仙镇会合，与贼军营垒遥遥相望。贼军有一百万人，丁启睿想要交战，左良玉说：“贼军锋芒正盛，还不能攻击。”丁启睿说：“包围已经十分危急，必须进攻。”诸将都害怕。左良玉回到营中就先逃走，各营也都逃走，丁启睿、杨文岳联骑奔向汝宁。贼军渡河追赶，追击逃军四百里。官军损失马骡七千匹，将士数万人，丁启睿的敕书、印信、佩剑也全部丢失。事情上报后，诏令剥夺他的官职，等待接替者。九月，贼军掘开马家口的河堤灌淹开封，开封于是陷落，朝廷便将丁启睿交给司法官审问，过了很久才释放回乡。杨嗣昌死后两年丁启睿战败，丁启睿战败后又过了两年，明朝就灭亡了。福王在位时，丁启睿通过攀附马士英，被充任为事官，督理河南劝农、剿寇等事务。不久因擒获、斩杀归德的伪官，授任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事情失败后，他脱身返回故里，过了很久去世。丁启睿的从父丁魁楚，崇祯四年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崇祯七年，升任兵部右侍郎，代替傅宗龙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崇祯九年七月，京畿遭受兵乱，丁魁楚因罪交司法官审问，过了很久才释放回乡。福王在位时，起用原来的官职，总督河南、湖广，兼任承天、德安、襄阳巡抚。还未赴任，恰逢两广总督沈犹龙入朝任侍郎，丁魁楚便最终接替了他的职务。不久加任兵部尚书。唐王在福州自立，命丁魁楚仍以原官协理军政。靖江王亨嘉在桂林反叛，攻下梧州，擒获巡抚瞿式耜。丁魁楚发檄文命思恩参将陈邦传等袭击，赶走靖江王，并在桂林将他擒获。朝廷封丁魁楚为平粤伯，仍留镇两广。闽中事变失败后，丁魁楚与瞿式耜拥立桂王于肇庆，升任东阁大学士，兼理军政。大清军队攻下广州，逐渐逼近肇庆。丁魁楚奉桂王逃往梧州，后来又放弃梧州，逃往岑溪。由于辎重很多，船只首尾相接，被大将李成栋追上擒获，丁魁楚于是投降。李成栋与他有嫌隙，登记他的家属数百人，将他们全部杀死。丁魁楚请求留下一个儿子，李成栋笑道：“你自身尚且不能保全，还想请求留下活人吗？”于是连这个儿子也一并杀死。郑崇俭，字大章，宁乡人。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河南府推官，历任济南兵备副使。崇祯初年，升任陕西右参政。多次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多次击败塞外贼寇，朝廷赏赐银币，并让其后代世袭锦衣卫副千户。崇祯十二年正月，升任兵部右侍郎，代替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反叛，罗汝才等九营全部反叛，兴安告急。总理熊文灿请求皇帝下敕，命楚地巡抚方孔炤防守荆门、当阳，郧地巡抚王鰲永防守江陵、远安，陕西巡抚丁启睿、四川巡抚邵捷春各自在本地严整军队。但郑崇俭主张率兵合击。当时固原、临洮、宁夏三位总兵左光先、曹变蛟、马科跟随洪承畴入京防卫，柴时华在途中返回甘肃，征召他也不响应，郑崇俭于是发檄文命副将贺人龙、李国奇等率军从西安出发。李国奇到达洛阳后，士卒大声喧闹，抢掠瑞王的租税。李国奇已经升任陕西总兵官，却因此事被停止新任命，郑崇俭也降一级。张献忠反叛后，在房县罗英山大败左良玉的军队，谋划进入陕西。郑崇俭率贺人龙、李国奇的军队在兴安扼守，贼军退走兴山、太平，处在楚、蜀交界之地。当时杨嗣昌已经出兵，进入熊文灿的军队并取代了他。在此以前，尚书傅宗龙提议命郑崇俭兼督四川军队，杨嗣昌也发檄文命秦军进入四川。郑崇俭于是于崇祯十三年二月率贺人龙、李国奇与左良玉会合，在玛瑙山大败贼军，斩获首级一千三百三十三级，招降贼将二十五人，缴获马骡、铠甲、兵器等不计其数。这一战，郑崇俭亲自随军出征，而杨嗣昌远在襄阳。评定功劳时，郑崇俭所得赏赐只有杨嗣昌的一半，只增加一级官秩，又恢复此前被降的一秩而已。张献忠战败后，逃窜到柯家坪，四川将领张令追击他，反被贼军包围。郑崇俭派兵击退贼军，贺人龙、李国奇等又在寒溪寺、盐井追击并击败贼军，前后斩首一千五百级，他的党羽顺天王、一条龙、一只龙都投降了。郑崇俭的军队五天内三次获胜，威名大振。他因年老请求退休，皇帝不准，命他率总兵郑家栋返回关中，留下贺人龙、李国奇讨伐贼寇。当时，张献忠逃窜藏匿在兴安、归州的山中。秦、楚两地军队都集中到夔州，诸将同心协力搜捕深山密林，原本可以把一千多名残余贼寇全部歼灭。郑崇俭离开后不久，贺人龙的军队也从开县喧闹着向西返回，楚军于是败于土地岭，四川从此大乱。杨嗣昌乘机说郑崇俭撤兵太早，导致贼军猖獗。皇帝起初认为郑崇俭不能驾驭军队，对他不满；到了这时，便下令削去他的官籍，让丁启睿前往军前代理，并怀疑郑崇俭托病，命巡按御史核实。第二年春，张献忠攻陷襄阳，杨嗣昌去世，皇帝更加痛恨郑崇俭没有与各军协同夹击平贼，逮捕他下狱，责备他放纵军队擅自返回、违反军纪。没有等到秋后，便在五月将他押到市集处死。皇帝自即位以来，诛杀了七名总督，即郑崇俭以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皇帝因愤恨贼寇日益猖獗，执法更加严峻，功罪一概不予宽贷，但边疆事务逐渐败坏，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福王在位时，给事中李清说：“郑崇俭没有丢失一座城，也没有损失一支军队，却因他人巧妙推卸责任，竟遭受极刑。群臣虽然略知他的冤屈，却没有人敢出面申辩，我对此非常痛心。”郑崇俭的冤屈这才开始昭雪。方孔炤，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考中进士。天启初年，任职方司员外郎。因违逆崔呈秀，被削去官籍。

译崇祯元年，起用原官。因父母丧事归乡。平定桐城民变后，返回朝廷。崇祯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在承天击打李万庆、马光玉、罗汝才的贼军，八战八胜。当时熊文灿接受张献忠投降，把他安置在谷城。方孔炤分条上奏八项意见，指出主张招抚的错误，皇帝没有听从，但他暗中加强军队和战马，准备防守。不久贼军果然反叛，正如方孔炤所说。贼军一向害怕方孔炤，不敢向东进攻，熊文灿于是发檄文命方孔炤防守荆门、当阳，王鳌永防守江陵、远安，秦、蜀各自严整军队。郑崇俭主张合兵攻击，方孔炤于是请求专断德州、黄州事务，守卫承天，保护献陵；江、汉以南则交给王鳌永负责。恰逢杨嗣昌取代熊文灿，命方孔炤仍驻守当阳。惠王常润说：“方孔炤遏制张献忠，在来家河、神通堡取得胜利，并射中贼首马光玉，使陵寝得以安全。请给他增加官秩，长期任用。”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还没有上奏，方孔炤的部将杨世恩、罗安邦奉调，率川、沅军队去剿灭竹山贼寇。两将深入敌境，到达香油坪后战败。杨嗣昌既因方孔炤在招抚问题上的意见与自己不同，又嫉恨他的话应验，便借此事单独弹劾方孔炤，逮捕他下诏狱。方孔炤的儿子检讨方以智，在国变后舍弃家业出家为僧，法号无可；他到宫阙前申诉父亲的冤屈，跪行在沙土中达两年。皇帝因此内心有所触动，交付有关部门议论，认为方孔炤保护陵寝功劳很多，减免死罪，发配绍兴戍守。过了很久，因推荐而恢复官职，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在山东、河北屯田。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到济南，又奉命兼理军务，督率大名、广平两地的监司抵御贼寇。命令刚下达，京师就陷落了，方孔炤向南逃走。马士英、阮大铖扰乱朝政后，方孔炤归隐十多年而死。在这以前，曾有人因陵寝失守而受到严厉惩罚，此人是杨一鹏。杨一鹏，临湘人。历任大理寺丞，后来被削去官籍。崇祯六年，以兵部左侍郎身份任户部尚书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江北四府。凤阳军民一向痛恨守陵太监杨泽贪婪暴虐，便引来贼军进犯。崇祯八年正月，贼军果然攻陷凤阳，焚烧皇陵，烧毁龙兴寺，焚烧公私邸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所，杀害中都留守硃国相、指挥使程永宁等四十一名官员，杀死军民数万人。在这以前，贼军逐渐逼近江北，兵部尚书张凤翼请求下敕命杨一鹏移镇凤阳，温体仁阻止了这项建议。贼军突然到来时，杨一鹏在淮安，距离太远来不及救援。皇帝听到变故大为震惊，穿素服避开正殿，亲自到太庙祭告，于是逮捕杨一鹏、巡按御史吴振缨以及守陵官杨泽。杨泽先自杀，杨一鹏被押到市集处死，吴振缨发配边疆。邵捷春，字肇复，侯官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多次升迁，任至稽勋郎中。崇祯二年，出任四川右参政，分守川南，安抚平定天全六番的高、杨两氏。升任浙江按察使。大计考核时，因事获罪被贬。过了很久，起用为四川副使，于崇祯十年秋到达成都。当时陕西贼军已经进入四川，巡抚王维章、总兵侯良柱率全部军队向北抵御，城中只有屯田军和蜀王府护卫军，民情惶恐。邵捷春打开城门，接纳躲避贼军的乡民。中尉奉鐕勾结贼军到达城下，邵捷春与御史陈廷谟擒获并攻击奉鐕，同时招募市民、起用废将坚守城池。贼军离去后，蜀王上疏说明他的功劳。正好王维章被罢免，傅宗龙接替他，命邵捷春监军，与总兵罗尚文一起攻击贼军。第二年，罗尚文以及安锦副使吴麟征大败过天星等贼军。邵捷春升为右参政，仍然监军。崇祯十二年五月，傅宗龙入朝掌管中枢，立即升邵捷春为右佥都御史取代自己。当时张献忠、罗汝才已经反叛，谋划进入陕西。秦军在兴安扼守，他们于是进犯兴山和蜀地太平，进而窥伺大宁。邵捷春派副将王之纶、方国安分路扼守。方国安接连击破贼军，贼军于是退回秦、楚。十月初一，杨嗣昌在襄阳誓师，发檄文命四川军队接受节制。杨嗣昌认为楚地广大平坦，贼军难以控制，便驱赶他们进入四川；四川地势险阻，贼军无法施展，围困他们可以取得全胜。但他又担心四川重兵扼守险要，贼军将返回楚地荼毒，于是调四川精锐一万多人供自己使用，四川军队从此更加疲弱，无法支撑。邵捷春愤怒地说：“按照法令，丢失一座城，巡抚就要获罪。如今把四川交给贼军，这是督师要害死我。”他据理力争，却不能获准。于是罗汝才、惠登相从兴山、远安进犯大宁、大昌，张献忠也向西到达太平。第二年二月，左良玉在玛瑙山大败张献忠，其他将领张应元、张令等又多次击败他。张献忠于是逃入兴安、归州山中。过了很久，他的势力又重新振作，沿罗汝才进入宁昌的旧路向西逃走。起初，罗汝才在宁昌阻挡江水，被刘贵、秦良玉、秦翼明、杨茂选等诸将拒于江外，不能渡江。正好张献忠向西进军，罗汝才便与他会合。刘贵等交战都退却，贼军于是渡江，在万顷山、苦桃湾扎营；他们的另一支部队在红茨崖、青平砦扎营，归州、巫山之间大为震动。杨嗣昌于是进驻夷陵，又发檄文命邵捷春扼守夔门。四川的大宁、大昌与楚地的竹溪、房县接界，有三十二处关隘。杨嗣昌想集中兵力专门守住夔门，放弃宁州、大昌让贼军攻取，再由官军四面围攻。邵捷春说：“放弃关隘不守，这是引贼入户。”于是派杨茂选、覃思岱等出关分头防守。两位将领互不和睦，覃思岱暗中杀死杨茂选，邵捷春命他兼统杨茂选的部众，但这些部众相继离去。贼军进入关隘，守军溃败；贼军夜间砍开夔门，官军将士大为惊恐溃散，新宁、大竹都被攻陷。罗汝才、惠登相越过巴雾河，攻陷开县，被郑家栋、贺人龙击败。罗汝才于是与小秦王、混世王向东逃走，惠登相独自从开县向西经过。贺人龙、李国奇又向西追击，罗汝才等逃回兴山，多次受挫。正好杨嗣昌下达招降令，小秦王、混世王都投降，只有罗汝才逃走。杨嗣昌见楚地已经没有贼军，便在八月末率军进入四川，于是各路贼军全部聚集到四川。

译当时，邵捷春率领两万名弱兵守卫重庆，所依靠的只有秦良玉、张令的军队。不久，秦军喧闹着向西返回，楚将张应元等在夔州土地岭战败。于是邵捷春认为大昌的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一带水浅地平，难以长期坚守，便扼守水寨观音岩作为第一道关隘，派部将邵仲光守卫。夜叉岩、三黄岭、磨子岩、鱼河洞、下涌等地，也各自分派三四百人防守。万元吉担心分兵会使力量削弱，邵捷春不听。九月，张献忠突然击败邵仲光的军队，攻破上马渡。万元吉急忙发檄文命诸将分路截击，又命张奏凯驻守净壁，邵捷春派罗洪政、沈应龙两将前去援助。十月，张献忠突然进攻净壁，于是攻陷大昌，驻军开县。秦良玉、张令的两支军队都覆灭了。贼军行进时就派哨探，停下时就休息马匹、抄掠粮食。关隘的侦察警戒不明，防守军队有时远离戍所，贼军便乘机从无人防守的地方通过。杨嗣昌于是收捕并斩杀邵仲光，上疏弹劾邵捷春失职误事。邵捷春收拢军队扼守梁山。当时惠登相已经归顺，而罗汝才又与张献忠会合，因梁山河水深不能渡过，便从开县向西逃往达州。邵捷春退守绵州，扼守涪江。贼军迅速行进，攻陷剑州，随即奔向广元，准备从小路进入汉中，被秦军扼守，只得又逃往巴西。张应元等各军在梓潼截击他们，交战时略占小利，后来却遭受挫败，四川将领曹志耀等奋力作战将其击退。降将张一川、张载福冲入敌阵战死，涪江的军队于是溃败，贼军屠杀绵州。邵捷春回到成都，贼军逼近成都。十一月，逮捕邵捷春的使者到达，他便把军务交给接替者廖大亨后离开。邵捷春为人清廉谨慎，治理四川有惠民政绩。士民哭泣送行，沿途都是送行的人，船无法行驶，人们争相追赶，扯下散官的旗帜。蜀王上疏为他求救，皇帝不听。皇帝命巡按御史派官员押送他到京师，下狱判处死刑。邵捷春知道不能脱身，第二年八月在狱中服毒而死。福王在位时，恢复他的官职，追赠兵部右侍郎。余应桂，字二矶，都昌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历任武康、龙岩、海澄三县知县。崇祯四年，征召授任御史。弹劾户部尚书毕自严结党营私；主持殿试读卷时，选陈于泰为第一名。陈于泰是首辅周延儒的姻亲。余应桂又弹劾周延儒收受孙元化的参、貂以及杨鹤的重贿。皇帝正宠信周延儒，便责备余应桂。不久，贼军攻陷登州，孙元化被擒，余应桂再次上疏弹劾周延儒。皇帝大怒，将余应桂降三级办事，余应桂以疾病为由辞职回乡。崇祯七年回朝，出任湖广巡按，驻守承天。他捐出赎罪金十多万，招募壮士，修缮城墙，整治器械，贼军不敢逼近献陵。皇帝听说后嘉奖他。任期届满，命他再巡抚一年。他又拿出一万五千赎罪金帮助卢象升筹办军需；对于所属州县的失事，则如实奏报。皇帝因此知道巡抚王梦尹欺诈，更加信任余应桂。任期届满，命他再巡抚一年。崇祯十年，立即升余应桂为右佥都御史，代替王梦尹。当时，诸位监司袁继咸、包凤起、高斗枢等已经平定湖南各地群贼，但江北贼势日益猖獗，诸将虽然上奏报捷，却不能给贼军以重大打击。皇帝任命熊文灿为总理，熊文灿主张招抚。第二年，刘国能、张献忠这两个贼首投降。马进忠向西逃往潼关，马光玉、贺一龙、李万庆、顺义王、九条龙等十多万人聚集在麻城、黄安。余应桂晓谕马光玉、贺一龙投降，还没有到达时，却派将领在黄福店攻击顺天王等，贼军于是逃往黄安。正好熊文灿到达麻城，余应桂请求协同进攻，熊文灿不听。贼军又向东逃往江北，被左良玉阻挡，转而逃向广济、蕲水。熊文灿发檄文命各路军队在茶山合击贼军，贼军从余应桂分兵防守的地方逃走，熊文灿于是弹劾余应桂延误军期、贻误军队。兵部尚书杨嗣昌因为余应桂曾经弹劾过他的父亲杨鹤，便上奏请求逮捕他。余应桂于是陈述招抚、剿灭的始末，说明自己无罪，同时指责熊文灿，说：正月初，朝廷商议招抚刘国能，他的党羽李万庆等大股贼寇全都逃往泌阳、枣阳。当时熊文灿、左良玉都在德安。我认为军势正盛，应当乘机追击剿灭，但熊文灿调集左良玉等各军全部赶赴信阳剿捕马进忠。我说马进忠只是小股寇贼，战胜他也算不上武功，熊文灿不听。从此错失战机，贼军向西逃，熊文灿却向东进，以至张献忠攻陷谷城来要挟朝廷招抚，李万庆的五部收集残余力量，声势又振作起来。于是河南、湖广的祸患，终于是熊文灿刚愎自用、不听劝谏造成的。等到贼军向西溃败以后，他还遮掩事实向皇帝报告，妄称斩获了首级。他所倚仗的本领只有火炮和火攻，每经过一个州县就征用民夫多达八百人，沿途死者遍地，却从未见他真正使用过一次。况且熊文灿处理贼寇的策略说是“先招抚后剿灭”。然而在茶山招抚没有成效，在麻城也没有成效，只见招抚的旗帜在道路上络绎不绝。他曾派使者招抚贺一龙，使者却被杀；又派使者招抚李万庆，反而送去盐、椒、鱼肉，并同贼人通商，贼人借此焚烧劫掠，却没有见到一个贼人归顺。天下有这样的招抚办法吗！军需一切都从所经过地方的主管官府征取，名义上叫“借办”，以致城市空虚，残存的百姓也全被逼得无法存活。三月，他到了麻城，百姓不堪忍受他的淫掠，想要焚烧他的官署，他才踉踉跄跄地逃走。麻城是熊文灿女婿的家乡，亲戚乡里尚且如此，其余地方便可以想见了。三月他在蕲水时，他的士兵杀害乡民来报功，百姓围着死者家哭泣，却终究不敢惩治一个士兵。蕲水是熊文灿的家园，乡亲邻里尚且如此，其余地方便可以想见了。因此捷报一天比一天夸大，贼寇的势力却越来越强。十三家贼寇蹂躏南阳、汝宁，如同进入无人之境。熊文灿驻扎宛城、汝宁已经很久，却听不到任何调度行动；天下有这样的剿贼方法吗！张献忠在谷城招纳亡命之徒、买马置办武器，人人都知道他心怀叵测。熊文灿却想借助他作为前锋，派官员调遣他；张献忠不但不听命，还扣留押送军饷的官员，要求湖广总兵的职位。如今浮桥已经造好，横跨汉水了。熊文灿先前既然夸大其词地叙述功劳，后来又隐瞒事实不作报告，难道不可以说他欺骗君主吗！把总理军务的重大权柄交给这样一个颠沛失措的老朽之人，我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皇帝没有采纳。后来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熊文灿被逮捕下狱。起初，余应桂写信给熊文灿，说张献忠一定会反叛，可以在他尚未发动之前设法除掉他。信被张献忠的侦察人员得到，张献忠于是发文给郧阳巡抚戴东旻，说：“抚军想杀我。”戴东旻把这件事告诉熊文灿，熊文灿再次弹劾余应桂。余应桂再次上疏申辩，皇帝也不采纳。余应桂最终被遣送戍边。不久，张献忠果然反叛，朝廷大臣纷纷上疏推荐余应桂。

译崇祯十六年，起用余应桂为兵部右侍郎。十月，潼关失陷，皇帝召集大臣询问。陈演说：“贼军进入关中，一定会贪恋子女和金帛，就像老虎掉进陷阱一样。”余应桂斥责他说：“关西尽是壮士和良马，贼军得到这些，必定长驱直入、横行无阻，大臣怎么能当面欺骗皇帝！”陈演吓得双腿发抖，脸色变了。十一月，督师孙传庭战死，命余应桂兼任右佥都御史，前往接替他。余应桂因为没有军队、没有军饷，入宫见皇帝时哭泣。皇帝只派一千名京军护送他，给御用银一万两、银花四百、银牌二百、蟒币二百，杂币加倍，仅仅作为军前赏功之用。余应桂接受任命后，日夜悲伤疑惧，走到山西时，伪官到处都是，他徘徊不前。皇帝责备他逗留不进，削夺他的官职，命新近升任的陕西巡抚李化熙代替他，李化熙也不能前往。不久，京师陷落。余应桂居家不出，过了很久，在战乱中死去。高斗枢，字象先，鄞县人。崇祯元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因参与议论巡抚耿如杞案件获罪，和同列四人一起被押入诏狱。不久恢复官职，升任员外郎。崇祯五年，调任荆州知府。过了很久，升为长沙兵备副使。湖北的楚地各郡全都遭受贼寇祸害，贼势将要波及湖南，临、蓝、湖、湘之间土寇纷纷兴起。长沙只有五百名老弱卫卒，又派二百人戍守攸县，城墙、府库和城垛全都坍塌。高斗枢到任后，修建望楼四十座，大力整修防守器具。临、蓝贼军的二百多艘船从衡州、湘潭抵达城下，双方对峙十多天，贼军才退去，转而进攻袁州。高斗枢派都司陈上才从后追击，贼军也解围离去。不久，他又攻杀乱贼刘高峰等人，招抚安定其余部众。皇帝下诏记录他的功劳。巡抚陈睿谟大举征讨临、蓝贼寇，高斗枢负责南面，大小十多次交战，贼寇全部平定。皇帝下诏赏赐银币。崇祯十四年六月，升任按察使，调任郧阳守臣。郧阳遭受贼寇侵扰将近十年，所属六个县，居民不到四千人，方圆数百里荆棘丛生。抚治王永祚因为襄阳危急，调兵驻守那里。高斗枢到任才六天，张献忠从陕西率军向东而来。高斗枢和知府徐启元派游击王光恩及其弟王光兴分头扼守，屡战屡胜，贼军不敢侵犯。王光恩原是均州投降的贼首，号称小秦王。起初，他和张献忠、罗汝才等一起为贼，张献忠、罗汝才投降后又反叛，均州五营害怕受到讨伐，心中疑惧；又因为张献忠势力强大，担心被他吞并，王光恩便收拢部众占据险要来抵抗张献忠。过了很久，有些人陆续离去，王光恩也离开了，不久又再次投降。王光恩善于驾驭部下，部下也乐意为他效力。高斗枢察觉到他的诚意，招他入郡中任职。当时，高斗枢、徐启元善于谋划，王光恩善于作战，郧城转危为安。崇祯十五年冬，李自成攻陷襄阳、均州，进攻郧阳四天后离去。第二年春天，他又来进攻，十多天不能攻克，便退兵驻扎在杨溪。五月，高斗枢召游击刘调元入城，十天之内杀贼三千多人。李自成将要再次进攻，最终仍未能攻克而离去。于是高斗枢命王光恩收复均州，命刘调元攻取光化，亲自率将士收复谷城。正准备袭击襄阳，听说孙传庭战败，便回师，均州又被贼军占据。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派部将路应标等率三万人进攻郧阳。高斗枢派人进入均州，烧毁贼军的储藏物资，贼军缺粮而退。当时，湖南、湖北十四郡都已陷落，只有郧阳还在。崇祯十五年冬，抚治王永祚被逮捕后，朝廷接连任命李乾德、郭景昌接替他，但道路断绝，两人都不能到任，朝廷以为郧阳已经陷落，不再设置抚治。崇祯十六年夏，高斗枢上疏请求援兵，朝廷才知道郧阳尚存，众臣商议立即任用高斗枢。但陈演与高斗枢有嫌隙，于是提升徐启元为右佥都御史任抚治，加授高斗枢太仆少卿，但道路阻塞，高斗枢也不能到任。这年二月，朝廷商议设置汉中巡抚，兼督川北军务，升高斗枢为右副都御史前往，诏命也没有送达。到三月才听到任太仆少卿的诏命，于是把军务交给徐启元。七月，才听到北都发生变故的消息，同时也听到任命他为汉中巡抚的诏命，但汉中已经失守，无法前往。福王即位后，调高斗枢任湖广巡抚，代替何腾蛟。又因为道路不通，改用王骥，高斗枢对此都没有听说。国家变故后数年，高斗枢去世。徐启元、王光恩也都以功名善终。张任学，安岳人，天启五年进士。授任太原知县，因才干出众调任榆次。崇祯四年，因政绩卓异被举荐入朝任御史。他上陈蜀中私税、催科、诉讼三大弊病，皇帝因此下令整顿施行。他出任两浙盐法巡察使，多次上疏陈述盐法利弊。崇祯八年，流贼攻陷凤阳，皇帝下诏逮捕巡按吴振缨，命张任学前往接替。回朝后，又巡按河南，负责监督军队讨贼。当时群盗横行，各路将领畏缩不敢进攻。张任学慨然说：“事情即使艰难也不推辞，是臣子的职责。贼势已经这样，我们这些人难道还能从容坐镇吗！”崇祯十一年二月，他于是上疏极力斥责各将领，请求改授武职，亲自拿起武器，为国家平定贼寇。皇帝认为他很有胆识，交给吏部、兵部和都察院议论。大臣们认为从未有文官改任武职，请仍让他以监军御史兼理总兵事务。皇帝不听，命授署都督佥事，任河南总兵官。河南过去没有总兵，左良玉、陈永福都率外来军队负责援助剿贼。到这时，朝廷专门设置大将，但他部下没有一个文官，兵部便把署镇许定国的军队交给他，任参将罗岱为中军。罗岱是健将，多次建立战功，张任学倚重他来增强自己。当时熊文灿专门主持招抚，刘国能、张献忠都已投降，但罗汝才、马进忠、李万庆等仍旧蹂躏中原。河南百姓据守坞堡自保的有几十处，贼军全都摧毁，盘踞息县、光州，把人肢解后投入汝水，河水都变红了，张任学却不能给他们以重大打击。马进忠势力衰弱，假装请求招抚，熊文灿和巡抚常道立答应了他，他却乘机逃走。事情传到朝廷，张任学与熊文灿、常道立一同被降职。七月，张任学督率罗岱等前往罗山，会合左良玉的军队攻击罗汝才、李万庆以及紫微星、顺义王，大败他们，追击逃兵五十里，斩首一千四百多人，俘获黑虎狼、满天星，贼军逃往遂平。九月，马进忠侵犯开封，到了瓦子坡。罗岱奋力攻击，贼军全部丢弃辎重逃入大隗山，官军俘获了他们的妻子儿女。

译这年冬天，京师戒严，张任学入京护卫，途中拜见熊文灿，说：“张献忠狼子野心，终究会成为国家的祸患。我可以打着勤王的名义出兵，出其不意地进攻，立即就能把他捆绑起来。”熊文灿不能采纳。张任学到达京城南郊时，接到诏令退兵返回。巡抚常道立把左良玉的军队调到陕州，贼军乘卢氏空虚，逃入内乡、淅川，因此被熊文灿弹劾。第二年，朝廷革除常道立的名籍，张任学也被降一级。游击宋怀智、都司孔道兴再次在陈州击败贼军，部将王应龙、尤之龙等在襄城击败贼军，五战全胜。副将罗岱又与王应龙、宋怀智等在叶县击败贼军，十天内上报八次捷报，皇帝命有关部门核实。不久，又在裕州挫败贼军。当时总兵孙应元、黄得功统率京军讨贼，多次上报大捷。凯旋后记录功劳，张任学也恢复两级官阶。不久，张任学和左良玉、陈洪范在内乡逼迫李万庆。李万庆刚刚投降，张献忠已经反叛，熊文灿把河南军队全部调去援助剿贼，只留下张任学驻守汝南。川贵总督李若星论述熊文灿专主招抚的错误，请求恢复张任学原来的官职，代理大将，督察军事。皇帝没有同意。七月，张献忠与罗汝才会合，从房县向西逃走，罗岱和左良玉追击。左良玉命罗岱任前锋，自己跟在后面。到达罗犭英山时，军队缺粮。贼军在险要处设下伏兵，罗岱与副将刘元捷鼓足勇气直冲上去，四面伏兵同时出现。罗岱的马脚被藤蔓缠住，他抽刀砍断藤蔓，战马跌倒后又继续前进，于是弃马步战。过了很久，箭也用尽，罗岱陷入贼军之中，左良玉的军队也大败。事情传到朝廷，张任学因此被剥夺官职。崇祯十五年，言官请求起用被废官员，张任学也在其中，但还没有来得及任用就去世了。赞曰：流贼肆虐造成的毒害，起始于杨鹤，形成于陈奇瑜，到熊文灿、丁启睿时更加猖獗。然而练国事、郑崇俭先遭受了惩罚，邵捷春、余应桂也有的死去、有的被遣戍。战场上剿抚措施失当，朝廷中赏罚不公，军队败溃而又纵容贼寇，贼势一天比一天壮大，难道不是由于人的谋划不善，实际促成了这种局面吗！

译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卢象升（弟弟卢象晋、卢象观，堂弟卢象同）、刘之纶、邱民仰（邱禾嘉）。卢象升，字建斗，宜兴人。祖父卢立志，曾任仪封知县。卢象升皮肤白皙而身体瘦削，唯独臂膀骨骼突出，却有非凡的力气。考中天启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逐渐升为大名知府。崇祯二年，京师戒严，招募一万人入京护卫。第二年，升任右参政兼副使，整顿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兵备，号称“天雄军”。又过了一年，因政绩卓异被举荐，升任按察使，仍旧负责军务。卢象升虽然是文士，却善于射箭，熟悉将帅谋略，能够治理军队。崇祯六年，山西贼寇流窜进入京畿，盘踞在临城西山。卢象升将其击退，又和总兵梁甫、参议寇从化接连击败贼军。贼军逃回西山，包围游击董维坤驻守的冷水村。卢象升在石城南面设伏，大败贼军；又在青龙冈、武安击败他们。接连斩杀贼首十一人，消灭其党羽，收回男女二万人。三郡百姓因此数年安居。卢象升每次临阵，总是身先士卒，与贼军近身搏斗，刀刃砍到马鞍也不顾，失去战马就步战，追赶贼军直到险峻山崖。有一个贼人从山顶射中卢象升的额头，另一支箭又射倒仆夫、杀死马匹，卢象升提刀战斗得更加猛烈。贼军惊骇逃走，互相告诫说：“卢廉使一遇到我们就会杀人，不能招惹。”卢象升因此有了善于用兵的名声。贼军害怕，向南渡过黄河。第二年，贼军进入湖广，攻陷郧阳六县。命卢象升以右佥都御史身份代替蒋允仪抚治郧阳。当时从四川返回湖广的贼军驻扎在郧阳黄龙滩，卢象升与总督陈奇瑜分路夹击，从乌林关、乜家沟、石泉坝、康宁坪、狮子山、太平河、竹木砭、箐口等地连续作战，全都取胜，斩杀五千六百多人，汉水以南的贼寇几乎被消灭。于是他请求增加郧阳的驻军，减免税赋，修缮城郭，借用邻郡仓粮，招募商人采铜铸钱，郧阳得以恢复安定。崇祯八年五月，升卢象升为右副都御史，代替唐晖巡抚湖广。八月，命他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任湖广巡抚。总督洪承畴负责西北，卢象升负责东南。不久解除他的巡抚职务，升任兵部侍郎，加任督理山西、陕西军务，赐尚方剑，允许他便宜行事。汝州、洛阳告急，卢象升日夜兼程赶到汝州。贼军有三十多万人，连营百里，声势非常强盛。卢象升督率副将李重镇、雷时声等在城西攻击高迎祥，用强弩射杀贼军一千多人。高迎祥、李自成逃走，攻陷光州，卢象升又在确山大败他们。此前大将曹文诏、艾万年阵亡，尤世威战败，各将领大多害怕贼军不敢前进，卢象升常常慷慨流泪，以忠义激励他们。军中曾经三天没有军饷，卢象升也滴水不进，因此赢得将士拥戴，每次作战都建立功劳。崇祯九年正月，在凤阳大会各路将领。卢象升上疏说：“贼寇横行之后才调兵，贼寇增多之后才增兵，这是造成后患；军队到了之后才商议军饷，军队集结之后才请求军饷，这是危险的形势。何况请求的军饷尚未足额发放，士兵将领就会跟随贼寇成为盗匪，这样一来，八年来请求的军队全成了贼党，所用的军饷全成了盗贼的粮食。”又说：“总督、总理应当各有专属的军队和军饷。请把咸宁、甘州、固原的军队归总督统辖，把蓟州、辽东、山海关、宁远的军队归总理统辖。”又说：“各直省巡抚都负有守护疆土的重大责任，不得一听到贼情警报就请求援军、请求调兵。如果不予救援，吴、越等地怎么办；如果分头救援，又怎么支撑得住。”又说：“台谏诸臣不问事情难易、不顾个人生死，只是一味求全责备。即使有才能卓异的人，又从哪里施展。臣和督臣只有剿贼的办法，没有堵截的办法；只有作战的办法，没有守备的办法。”这些话都切中时局的需要。这时高迎祥包围庐州，未能攻克，便分兵攻陷含山、和州，进而包围滁州。卢象升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救援滁州，在城东五里桥大战，斩杀贼首摇天动，夺得他的骏马。贼军各处营寨都溃败，官军追击败兵五十里，从硃龙桥直到关山，尸体堆满沟渠壕堑，滁水也被尸体堵得无法流动。贼军于是向北奔往凤阳，包围寿州，突袭颍州、霍州、萧县、砀山、灵璧、虹县，窥伺曹县、单县。总兵刘泽清在黄河抵挡，贼军便劫掠考城、仪封后向西进发。进犯亳州的贼军转入归德。永宁总兵官祖大乐拦截攻击，贼军于是向北奔向开封。陈永福在硃仙镇击败他们，贼军便逃到登封，与其他贼军会合，分路奔向裕州、南阳。卢象升会合祖宽、祖大乐、罗岱的军队，在七顶山大败贼军，几乎消灭了李自成的精锐骑兵。不久，军队驻扎南阳，他命祖大乐防守汝宁，祖宽防守邓州，自己亲自率领各军逼迫贼军。他派使者告诉湖广巡抚王梦尹、郧阳抚治宋祖舜：“贼军已经疲惫了，从东西两面拦击，前面又有汉江阻挡，可以一战将其消灭。”两人最终都不能抵挡，贼军于是从光化偷偷渡过汉水进入郧阳。卢象升派总兵秦翼明、副将雷时声从南漳、谷城进入山中攻击贼军。祖宽等人的骑兵遇到险隘，作战不利；副将王进忠的军队发生哗变，罗岱、刘肇基的士兵大多逃跑，追赶他们时，他们反而弯弓向内射击。卢象升于是调来四川兵和筸子土兵，搜捕均州的贼军。当时，湖广、河南的贼军以及高迎祥等都在陕西、湖广、四川交界的万山之中。卢象升从南阳赶往襄阳进兵。贼多兵少，加上河南发生大饥荒，军饷缺乏，边兵更加喧闹不安。洪承畴和卢象升商议，关中地势平旷，有利于骑兵，应让祖宽、李重镇的军队进入陕西；而襄阳、均州、宜城、谷城、上津、南漳一带四面环山，到处都是贼军。七月，卢象升渡过淅河向南。九月，追击贼军到了郧西。京师戒严，有诏令他入京护卫，又一次赐给他尚方剑。他出发后，贼军便大肆猖獗，迅猛得几乎无法再加以控制。解除戒严后，皇帝下诏升他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他大力兴办屯田，粮食成熟后，每亩收获一钟，积存粮食二十多万石。皇帝告谕九边，都要以宣府、大同为榜样。

译第二年春天，听说宣府告警，卢象升连夜驰抵天城。告警文书纷至沓来，说二百里外的乞炭部骑兵马蹄阔踏，足迹延伸四十里。卢象升说：“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他问：“已经进入边境了吗？”回答说：“还没有。”卢象升说：“恐怕他们想从右侧窥伺云中、山西，故意让我们的军队聚集在宣府，然后乘虚进入。”于是发文命令云中、山西的军队不要行动，自己率军驻扎右卫，告诫边吏不要轻易谈论交战。坚持了一个月，卢象升说：“他们已经松懈，可以进攻了。”侦察得知乞炭的三十六营离边墙六十里，卢象升暗中召云中军队向西而来、宣府军队向东而来，亲自督军直取子午山，从羊房堡出兵，约定日期决战。乞炭听说后便逃走。卢象升在阳和时，乞炭不敢靠近边境。五月，卢象升遭逢父亲去世，十次上疏请求奔丧。当时杨嗣昌夺情留任中枢，也起用陈新甲在军中主持事务，却命卢象升守丧等待替代者。卢象升升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在远方，不能立即到任。九月，大清军进入墙子岭、青口山，杀死总督吴阿衡，毁坏正关，到达营城、石匣，驻扎在牛兰。皇帝召宣府、大同、山西三位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京护卫，第三次赐卢象升尚方剑，督率天下援军。卢象升穿麻衣、着草鞋，在郊外誓师后，驰马上疏报告：“臣并非善于军事的人才，只是出于愚诚承担此事，按道义不能逃避困难。但自从臣父突然去世，长途奔波又悲痛伤心，五官已经衰败，不再像从前；加之臣身穿丧服，却处在三军之上，这岂只是仪容不足以振奋人心，更担心军中的号令不能奏效。”后来听说总监宦官高起潜也身穿丧服参战，卢象升对亲近的人说：“我们三人都是不祥之身。臣子如果没有父母，哪里还会有君主？枢辅杨嗣昌夺情任职，难道也想让我改变礼制来替他分担过错吗？他存心如此，怎么能和他一起侍奉君主。日后我一定当面责问他。”当时，杨嗣昌、高起潜主张议和。卢象升听说后，跺脚叹息说：“我受国家恩德，只恨不能死得其所；如果有万分之一的不幸，我宁愿捐躯断颈而死。”到了京城，皇帝召见并询问方略。他回答说：“臣主张作战。”皇帝脸色变了，过了很久说：“招抚只是外廷的议论，你出去同杨嗣昌、高起潜商议。” 卢象升出去商议，意见不合。第二天，皇帝发给军队万两黄金犒赏军队，杨嗣昌前往送达，屏退左右，告诫卢象升不要轻率作战，便告别离去。军队驻扎昌平，皇帝又派宦官带着内帑银三万两犒赏军队。第二天，又赏赐御马一百匹、太仆寺马一千匹、银鞭铁鞭五百根。卢象升说：“果然只是外廷的议论，皇帝的战意已经很强了。”于是决定商议作战，但许多事情受到杨嗣昌、高起潜的阻挠。卢象升上疏请求分兵，于是议定宣府、大同、山西三位总兵归他统辖，山海关、宁远各路归高起潜统辖。卢象升名义上督率天下军队，实际上不到两万人。军队驻扎顺义。此前，有个双目失明、以卖卜为生的人周元忠，熟悉辽地情况，常派他去进行议和。适逢杨嗣昌来到军中，卢象升责备他道：“文弱，你没有听说城下结盟是《春秋》所耻的吗，却天天去议和。长安城里的言论锋利如刀，袁崇焕的祸患难道能够避免吗？”杨嗣昌脸红了，说：“您这是直接用尚方剑指着我了。”卢象升说：“既不能奔丧，又不能作战，应该被剑斩的是我，怎么能用剑加在别人身上？”杨嗣昌告辞逃走。卢象升立即上疏说：“周元忠讲和，往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事情起于蓟门的督监，最后由兵部尚书决定，全国都听说了，谁能避讳呢？”杨嗣昌无言以对，离去。又过了几天，正逢高起潜到安定门，两人各自坚持一种主张。陈新甲也到了昌平，卢象升分兵给他。当时卢象升亲自率领马军、步军，在都城外列营，冲锋陷阵，军纪十分严整。大清军南下，分三路出兵：一路从涞水进攻易州，一路从新城进攻雄县，一路从定兴进攻安肃。卢象升于是从涿州进军，占据保定，命各将分路出击，在庆都大战。编修杨廷麟上疏说：“南仲留在朝廷内部，李纲便不能建立功业；汪伯彦、黄潜善掌握政权，宗泽只能含恨而死。国家有这样的人，并不是边疆之福。”杨嗣昌大怒，把杨廷麟改任兵部主事，作为赞画参与行营事务；又削去卢象升的尚书职务，改以侍郎身份办事。命大学士刘宇亮作为辅臣督师，巡抚张其平关闭城门、断绝军饷。不久又因为云中、山西告警，催促军队出关，王朴径自带兵离去。卢象升带着残余士兵，驻扎在三宫野外。京畿南部三郡的父老听说后，都到军门叩拜请求说：“天下动荡将近十年，您冒着万死而不顾一生，为天下人率先出征。然而奸臣在朝廷内部，孤忠之士反而受到嫉恨。三军捧着出关的檄文，将士却怀有向西归去的心，滞留在荒野，连一顿饱饭也没有时间得到。士兵脱下头巾狂叫，云中统帅王朴已经知道了。您如果真能听从我们的愚见，把军队移到广顺，召集义军。三郡子弟都高兴您到来，都认为过去没有您就会死于贼寇之手，如今没有您就会死于官兵之手；大家同心协力，您一声号令，带粮跟随的人可以有十万，这和孤军无援、站着等死相比，哪个更好呢！”卢象升流着眼泪对父老说：“感谢父老的义举。不过，自从我同贼军交战以来，经历几十上百次战斗，从未失败。如今我只分得疲惫的士卒五千人，大敌从西面冲来，援军又被隔在东面，事情受到朝廷内部牵制，粮食用尽、力量穷竭，早晚都会死，不要再连累你们父老了。”众人号哭如雷，各自拿出床头的一斗粮食供给军队，有的送来一升枣子，说：“请您煮了作为粮食。”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军到钜鹿贾庄。高起潜带着关宁军驻扎鸡泽，距离贾庄不到五十里，卢象升派杨廷麟前往请求援助，高起潜不答应。军队到达蒿水桥，遇到大清军。卢象升率领中军，虎大威统率左军，杨国柱统率右军，随即交战。半夜，四面响起觱篥声。第二天早晨，数万骑兵把他们包围了三层。卢象升指挥士兵奋力作战，喊声震天，从辰时一直战到未时，炮弹用尽、箭也射完。他奋身搏斗，后面的骑兵都冲上前来，亲手杀死数十人；身中四箭、三处刀伤，终于倒下。掌牧杨陆凯害怕众贼残害他的尸体，便伏在尸体上，背负二十四支箭而死。仆顾显也殉死，全军覆没。虎大威、杨国柱冲出包围，才得以逃脱。高起潜听说战败，仓皇逃走，却不说卢象升战死的情形。杨嗣昌对此生疑，皇帝下诏验看。杨廷麟在战场找到卢象升的尸体，尸体穿着麻衣、戴着白网巾。一个士兵远远看见，立即号哭说：“这是我们的卢公！”三郡百姓听说后，哭得失声。顺德知府于颍写了情况报告，杨嗣昌故意扣留，过了八十天才收殓。第二年，卢象升的妻子王氏请求抚恤；又过一年，他的弟弟卢象晋、卢象观再次请求，朝廷没有允许。很久以后，杨嗣昌失败，朝廷大臣多次替卢象升申辩，才追赠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并安葬，世袭荫封锦衣卫千户。福王时期，追谥“忠烈”，建立祠庙供奉祭祀。

译卢象升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读书不拘泥于章句。任官时勤劳，超过属下官吏；夜里点着蜡烛，鸡鸣时便洗漱梳理，一旦得到一件机要事务，便披衣起身，立即执行。有空就练习角弓射箭，箭头衔着花，在五十步之外发射，箭箭命中。他爱惜人才、体恤下属，唯恐做得不够；三次获赐尚方剑，却从未杀过一个偏将或裨将。高平知县侯弘文，是个奇才。他寄居襄阳，散尽家财，招募滇军跟随卢象升讨贼。卢象升调往宣府、大同后，侯弘文率募兵来到湖广，巡抚王梦尹以扰乱驿站的罪名上报。卢象升上疏为他申救，没有成功，侯弘文最终被遣送戍边。天下人因此惋惜侯弘文，更赞许卢象升。卢象升喜欢蓄养骏马，每匹都有名字。他曾在南漳追击贼军，战败后，追兵赶到沙河，河面宽数丈，那匹马一跃而过，就是名叫“五明骥”的马。卢象升战死时，杨嗣昌派三名侦察士卒查验他的死状。其中一人俞振龙回来报告说卢象升确实已经战死。杨嗣昌大怒，鞭打他三天三夜。俞振龙将死时仍睁大眼睛说：“天道神明，不会冤枉忠臣。”于是天下人听说此事，没有不抽泣叹息的，对杨嗣昌更加愤恨。后来南都灭亡，卢象观投水而死，卢象晋出家为僧。一家前后遇难而死的有一百多人。堂弟卢象同和他的部将陈安死得尤其壮烈。卢象观在崇祯十五年乡试中名列第一，成为进士，任中书。卢象晋、卢象同都是诸生。卢象升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刘之纶，字元诚，宜宾人。家世代务农。刘之纶年轻时跟随父兄努力耕田，间或割艾草、打柴，拿到市场上出售。回家后学习文字，在座位上刻下“必为圣人”四字，乡里因此称他为“刘圣人”。天启初年，考中乡试。奢崇明反叛时，他献策给监司，建议扼守贼军的归路，监司没有采纳。崇祯元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他和同馆的金声以及寄居此地的申甫三人相互结为朋友，制造单轮火车、偏厢车、兽车，挖空木头制成西洋式大小火炮，没有花费户部的钱。第二年冬天，京师戒严。金声上书后得到皇帝召见，推荐刘之纶和申甫。皇帝立即召见刘之纶、申甫。刘之纶谈论军事，口才清楚明白。皇帝非常高兴，授申甫京营副总兵，拨给他十七万钱作为招募费用；改金声为御史，监督他的军队；授刘之纶兵部右侍郎，协助尚书闵梦得办理京营军政。这样，刘之纶以新进之臣的身份，迅速升到了卿贰的地位。起初，正月元日有一股黑气从东北方升起，横贯到西方。甫一看见，大为惊骇，赶忙告诉之纶、声说：“天象变异到了这种地步，你们知道吗？今年京城之下将要血流成河，实在可怕。”听到这话的人都笑了。到了冬季十一月三日，大清兵攻破遵化，十五日抵达坝上，二十日逼近都城，从北向西而行。城中人登城远望，只见大军如云，约有万余，像碎片一样随风奔驰，转眼间就已经过去了。于是大清兵攻克良乡，返回到芦沟，夜间杀死甫所率的一军七千余人；黎明时又乘势掩杀大帅满桂、孙祖寿，活捉黑云龙、麻登云而去。之纶说：“元日所说的话应验了。”他请求出兵，没有兵力，就请求调京营兵，不获准许；又请求调关外川兵，仍不获准许；于是商议招募士兵，招募到一万人，便出发了。抵达通州时，永平已经陷落，天上下着大雨雪。之纶上奏陈述军机大事，先后七次，都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年正月，军队驻扎蓟州。当时，大清军和蒙古各部号称十多万人，驻扎在永平；各路勤王军数万人在蓟州。刘之纶于是和总兵马世龙、吴自勉约定，从蓟州赶往永平牵制敌军，使其不能行动，而自己率军分八路进攻遵化。军队经过石门到达白草顶，在距离遵化八里的娘娘山扎营，马世龙、吴自勉没有按约前来。二十二日，大清军从永平奔向三屯营，三万精锐骑兵望见山上的军队，纵马攻击。刘之纶发炮，炮弹爆炸，军营自己先乱了。左右请他结阵缓退，以便日后再图进取，刘之纶斥责说：“不要多说！我受国家恩德，死而已！”于是严令击鼓再战，四面飞来的箭密集如雨。刘之纶解下所佩官印交给家人，说：“拿着它回去报告天子。”随即战死。全军都哭泣，拔营在野外作战，也全部战死。尸体运回时，箭已经射入头骨，无法拔出，金声用牙齿把箭咬出来，交给他的家人。起初，讲官文震孟入京，刘之纶、金声前去拜见他，文震孟教导他们应当持重。刘之纶接受督师任命后，骤然显贵，朝廷大臣压制他。文震孟派人暗示他，认为他应辞去侍郎职务，改换其他品秩后再出行，刘之纶没有听从。出发后，通州守军不让他进入，他冒着雨雪住在古庙中，御史董羽宸弹劾他行止失当。刘之纶说：“小人心怀嫉妒，有事时就推卸责任，无事时就议论纷纷，只是从一个侍郎的身份出发看待事情罢了。请削去臣现在的官职，赐臣告老还乡。”皇帝不准。等到刘之纶战死，皇帝嘉奖他的忠诚，准备从优抚恤，追赠兵部尚书。文震孟阻止说：“战死殉职，是臣子的本分，侍郎的职位也并不卑微。”于是没有追赠尚书，只赐一次祭祀、半份葬礼待遇，任用他的一个儿子。刘之纶的母亲年老，两个儿子年幼，家贫不能把灵柩运回，便向朝廷请求，朝廷供给驿站车马送回。过了很久，才追赠尚书。后来过了十五年，金声战死殉难。邱民仰，字长白，渭南人。万历年间考中乡试。由教谕升任顺天府东安县知县，整顿长期积弊十二件。河水冲毁堤岸，年年干旱蝗灾，他撰文祭祀祈祷。后来河道改道，蝗灾也全部消失。调任事务繁重的保定府新城县。崇祯二年，县城遭受兵乱，他早晚登上城墙防守。各地勤王军都经过这里，邱民仰调度得当，百姓没有感到骚扰。升任御史，号称敢于进言。当时各地盗贼很多，镇守、抚治官员大多怯懦不敢作战，酿成大乱。吴桥兵变后，许多城池陷落，巡抚余大成、孙元化都主张招抚。流贼侵扰山西，巡抚宋统殷下令，杀贼者抵偿死罪。邱民仰先后上疏论说这种做法不对，后来事情果然都如他所说。遭遇妻子丧事，请假回乡。后来出任河间知府，升为天津副使，调任大同监军、汝宁，升为永平右参政，调任督理宁前兵备。邱民仰善于治理复杂难办的事务，因此调任的地方都是要地。

译崇祯十三年三月，升任右佥都御史，代替方一藻巡抚辽东，巡察关外八城，驻扎宁远。十四年春天，锦州被围，城外壕沟被填平，防御工事被毁，声援也断绝。有传言说守将祖大寿说过：“用车营逼近，不要轻易作战。”总督洪承畴集结军队，邱民仰负责转运军饷，但军队还没有出发。皇帝对此忧虑。朝廷的意见分成两派。命郎中张若麒到行营商议，张若麒到后，便催促军队进兵。七月，军队驻扎乳峰，距离锦州五六里扎营，第二天，杨国柱的军队溃败。一个月后，王朴的军队也溃败。不久，马科等五位将领全都溃败。大清军挖掘松山，截断明军退路，于是明军大败，被践踏、杀死、淹死的人数不清，只得退守松山。包围越来越紧，外援不到，草料粮食都耗尽。到第二年二月，已经将近半年，城池攻破，洪承畴投降，邱民仰战死；张若麒从海上跳入渔船逃回，宁远和关门的精锐部队全部丧失。事情传到朝廷，皇帝震惊悲悼，在都城设坛，给洪承畴十六份祭祀礼，给邱民仰六份，尽力表达哀悼。追赠邱民仰右副都御史，由官府负责营葬，录用他的一个儿子。不久，命令在都城外建祠，将他和洪承畴并列供奉，皇帝准备亲自前往祭祀。临祭之前，听说洪承畴投降，便停止了祭祀。邱禾嘉，贵州新添卫人。万历四十一年考中乡试，喜欢谈论军事。天启年间，安邦彦反叛，他捐出钱财制造武器，协助擒获安邦彦的党羽何中蔚。选任祁门教谕，因贵州巡抚蔡复一请求，调任翰林待诏，参与蔡复一的军务。崇祯元年，有人推荐他熟悉军事，皇帝命他分条上陈方略。皇帝称好，立即授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崇祯三年正月，蓟辽总督梁廷栋入朝主持中枢，因不满总理马世龙违抗节制，命邱禾嘉监军并整顿其军纪。当时永平四城失守，枢辅孙承宗在关门，消息往来断绝。蓟辽总督张凤翼尚未到任，顺天巡抚方大任年老多病不能领兵，只有邱禾嘉谋划打通关门、取得声援，率军进入开平。二月，大清军来攻，邱禾嘉奋力拒守，大清军才退去。不久，邱禾嘉分兵攻取古治乡，命副将何可纲、张洪谟、金国奇、刘光祚等迎战，抵达滦州。军队刚返回，大清军又进攻牛门、水门，邱禾嘉又督率参将曹文诏等转战，抵达遵化后返回。不久，失陷的四座城池全都收复。宁远自从毕自肃遇害后，便废除了巡抚一职，由经略兼任，到这时又商议恢复设置。廷栋极力推荐禾嘉的才能，破格授予他右佥都御史，巡抚当地，并兼管山海关等处。禾嘉刚到任，大清兵便以两万骑兵包围锦州，禾嘉督率各将领前往救援，锦州城得以保全。登莱巡抚孙元化提议把岛上的军队撤到关外，谋求收复广宁以及金、海、盖三卫；禾嘉则主张利用岛兵收复广宁、义州、右屯。廷栋担心难以办到，便把此事咨询孙承宗。承宗上奏说：“广宁距海一百八十里，距河一百六十里，陆路运输困难。义州地处偏远，距离广宁很远，必须先占据右屯，聚集军队、储备粮食，才可以逐步逼近广宁。”他又说：“右屯城已经毁坏，修筑以后才能防守。修筑城池，敌人必定来攻；必须重新控制大凌河、小凌河，才能与松山、杏山、锦州相接。锦州四面临海而被敌人包围，陆路运输困难。而右屯后面就是海，占据这里，粮食便可以供应，军队可以聚集，才有资格作为进攻的起点。”奏章送入朝廷后，廷栋极力主张此议，于是便有了在大凌河筑城的议论。适逢禾嘉揭发祖大寿，祖大寿也揭发禾嘉贪赃营私。孙承宗不愿因为武将而罢免文臣，压下此事不让上奏，只秘密告知朝廷，请求改任禾嘉其他职务。崇祯四年五月，朝廷命禾嘉调任南京太仆卿，以孙谷代替他。孙谷还没有到任，兵部公文便催促大凌河筑城，催得十分急迫。祖大寿率四千士兵据守当地，征发班军一万四千人修筑城池，又用一万名石砌、土兵加以护卫。禾嘉前往视察，分条提出九项建议。工程将要完成时，廷栋被罢职离去。朝廷议论认为大凌河荒远，不应筑城，便撤回班军前往蓟州，责备巡抚、镇守官擅自兴举此事，命他们回奏。禾嘉害怕了，全部撤去防守军队，只留下班军一万人，并运送一万石粮食接济他们。八月，大清兵抵达城下，挖掘壕沟、修筑围墙，从四面合围，又另外派一支军队截断通往锦州的大道。城外的瞭望台全都被攻下，城中军队出战，全部战败退回。禾嘉听到消息，驰入锦州，与总兵官吴襄、宋伟合兵出援。距离松山三十多里时，和大清兵相遇，在长山、小凌河之间展开大战，双方都有伤亡。九月十五日，大清兵逼近锦州，分成五队直抵城下。吴襄、宋伟出战不能取胜，于是退入城中。二十四日，监军张春会合吴襄、宋伟的军队，经过小凌河以东五里处，修筑营垒，排列车营，为大凌河声援。大清兵扼守长山，使明军无法前进。禾嘉派副将张洪谟、祖大寿、靳国臣、孟道等在五里庄出战，也没有取胜；夜间奔赴小凌河，到长山接战，大败。张春以及副将洪谟、杨华征、薛大湖等三十三人全都被擒，副将张吉甫、满库、王之敬等战死。祖大寿不敢出战，大凌城的援军从此断绝。败报传来，满朝震惊。孙谷代替禾嘉，尚未到任便被罢免，改命谢琏接任。谢琏畏惧，迟迟不到。后来战事紧急，召谢琏驻守关外，留下禾嘉代理治理。到这时听到战败的消息，禾嘉移驻松山，谋划再次出兵，言官以推诿责任斥责他。皇帝认为禾嘉独自守卫松山，并不是推卸责任，只加以告诫责备而已。大凌河粮食吃尽，甚至吃人和马。大清多次写信招降，大寿答应了，唯独副将可纲不肯服从。十月二十七日，祖大寿杀死可纲，与副将张存仁等三十九人递上誓书，约定投降。当晚他出城会见清军，以妻子儿女还在锦州为由，请求设法诱降锦州守将，却把自己的几个儿子留在大清。禾嘉听到大凌城的炮声，以为祖大寿已经脱身，便和吴襄以及宦官李明臣、高起潜发兵前去迎接。恰好祖大寿假装逃回，于是众人一起进入锦州。大凌城中的居民、商人、旅客三万多人，只剩下三分之一，其余全被大清占有，城池也被毁坏。十一月六日，大清再次进攻杏山，第二天进攻中左所。明军在城上开炮轰击，清军才退去。祖大寿进入锦州后，还没有找到机会，禾嘉却得知他接受投降条件的情况，便写成奏疏上报朝廷。由于自己先前奏报说祖大寿突围而出，前后说法不相符，便归罪于己，请求处死。于是言官交相弹劾，皇帝下严厉诏旨斥责禾嘉。但皇帝想笼络祖大寿，所以没有治他的罪。

译新任巡抚谢琏已经到任，禾嘉还在锦州，适逢朝廷议论山海关另设巡抚。皇帝下诏罢免谢琏，命方一藻巡抚宁远，禾嘉仍以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山海、永平。不久朝廷追究他筑城招致敌衅的罪责，降职两级，但巡抚职务不变。禾嘉请求为负责监视的宦官设置标兵。御史宋贤斥责他谄媚依附宦官，皇帝发怒，将宋贤降职三级。禾嘉的意见常常与孙承宗不同，不受孙承宗喜欢，孙承宗有时便诋毁他。禾嘉遭遇战败后，朝廷的议论更加容不下他，于是坚决以患病为由请求离职。崇祯五年四月，皇帝下诏准许他回京，以杨嗣昌代替他，并命他的妻子代为呈报病情。后来命他退职归田，他还没有离开京城便去世了。明代由乡试中举而做到巡抚的人，隆庆朝只有海瑞，万历朝有张守中、艾穆。庄烈帝破格寻求人才，得到十人：邱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称，刘可训以武功闻名，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都凭勤劳做到高位，而陈新甲的官位最显赫。赞说：在危乱的时代，从来不缺少人才，只是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即使任用了他们，有的人又被人牵制、排挤，最终被逼入死地。像这样，固然是人为造成的，但归根究底也有天意。卢象升在庄烈帝时，难道不是世所罕见的人才吗？却被困顿压抑以至于死去，这是为什么呢！至于忠义激发，危急时刻不顾自身安危，像刘之纶、邱民仰这一类人，又相继一同殉难，那么天意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列传第一百五十 傅宗龙、汪乔年（张国钦等）、杨文岳（傅汝为等）、孙传庭 傅宗龙，字仲纶，昆明人。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授任铜梁知县，调任巴县知县，经行取后，入朝任户部主事。过了很久，授任御史。天启元年，辽阳失陷，皇帝下令招募军队，傅宗龙请求前往。一月多，招得精锐士兵五千人。第二年，安邦彦反叛，包围贵阳，土寇纷纷起兵。傅宗龙请求拨发国库银钱救济云南将士，开通建昌，打通由四川进入云南的道路；另设偏沅巡抚，罢免湖广总兵薛来允，认为他退缩怯战。皇帝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又上疏自请讨伐贼寇，说：“成为武定、寻甸祸患的，是东川土酋禄千钟；成为沾益、罗平祸患的，是贼妇设科及其党羽李贤等人；攻打、围困普安，成为云南、贵州门户祸患的，是龙文治的妻子及其党羽尹二；使安南困窘、占据关索岭的，是沙国珍及罗应魁等人；使乌撒困窘的，是安效良。这些人的平生臣都清楚，他们不是臣的对手。臣愿以四川巡按兼任贵州监军，消灭这些群丑。”皇帝非常高兴，交给有关部门议论。适逢傅宗龙因病回乡，最终没有成行。崇祯四年正月，贵州巡抚王三善被投降的贼人陈其愚欺骗，战败身亡。当年夏天，朝廷从家中起用傅宗龙，任贵州巡按，兼任监军。起初，兵部公文命云南巡抚闵洪学援助贵州，闵洪学因为不能渡过盘江而停止前进。傅宗龙受命后，闵洪学命参政谢存仁、参将袁善以及土官普名声、沙如玉等率五千兵送他。傅宗龙直接渡过盘江，一边作战一边前进，贼寇全被击破。于是辞谢遣回谢存仁、袁善，只带普名声等七百名土兵进入贵阳，擒获并斩杀陈其愚，军民都十分高兴。傅宗龙完全了解贵州境内的险要之处以及各土酋的逆顺，也知道将士的勇怯。巡抚蔡复一信任倚重他，请求敕令傅宗龙专门处理军务，设置中军旗鼓，副将以下听凭他赏罚，皇帝批准了。傅宗龙于是分条上奏作战方略，又详细陈述贵州的艰苦情形，请求大量发放军饷银两，也得到批准。起初，王三善命监军道臣节制各将领，文臣武将不和，进退受到牵制。傅宗龙反其道而行，命监军负责供应草料粮食、核查功劳罪过，不得专擅决定进退。因此各将领听命作战，连续攻破贼军在汪家冲、蒋义寨的据点，直抵织金。崇祯五年正月，总理鲁钦在陆广河战败。傅宗龙上奏说：“如果云南、四川不能联合，贵州就不能平定贼寇；如果不专门任命总督，就不能 объедин合云南、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