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十九

译后来淮抚李三才被人论劾，顾宪成写信给叶向高、孙丕扬，请他们为李三才传播声誉。御史吴亮把这件事刻入邸报，攻击李三才的人大为喧哗。当时于玉立、黄正宾等人依附在其中，颇有轻浮好事的名声。徐兆魁一伙人于是把东林当作攻击的借口。徐兆魁上疏攻击顾宪成，肆意诬蔑，说浒墅有一条小河，东林专门把它的税收作为书院费用；关使来到，东林就用书信召请他，即使他不赴约，也一定送上厚礼；讲学所到之处，仆从像云一样多，县令提供馆舍粮食和各种供应，不花二百金就办不成；聚会时一定谈论时政，郡县的施政偶尔与他们相左，就一定要让对方改变主意；还说顾宪成接受了黄正宾的贿赂。这些话完全没有旁证。光禄丞吴炯上言替顾宪成逐一辨明，并说：“顾宪成写信营救李三才，确实是越职，我曾经责备过他，顾宪成自己也后悔。如今顾宪成遭到诬陷，天下人将以讲学为戒，闭口不再谈孔子、孟子的道理，国家的正气从此受到损害，这不是小事。”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此后攻击顾宪成的人接连不断，直到顾宪成去世，攻击者仍未停止。凡是营救李三才的人，争论辛亥年京察的人，维护国本的人，揭发韩敬科场弊端的人，请求查勘熊廷弼的人，抗言论劾张差梃击案的人，最后争论移宫、红丸事件的人，以及触犯魏忠贤的人，全都被指称为东林，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攻击。他们借助魏忠贤的狠毒势焰，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杀戮和禁锢接连而来，善良正直的人几乎被清除一空。崇祯即位后，才逐渐收录任用他们。然而朋党的势力已经形成，小人最终大为猖獗，祸害侵及国家，直到明朝灭亡才停止。欧阳东凤，字千仞，潜江人。十四岁时父亲去世，悲哀过度而形容憔悴。母亲生病吐血，他跪下把血食下。乡试中举，县令怜悯他贫穷，送给他二百亩田，他谢绝不接受。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授任兴化知县。大水冲毁堤坝，他向上级请求赈济而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亲自上疏朝廷。因越级奏报获罪，被停发俸禄，但最终还是按他的请求办理了。多次升任南京刑部郎中，升为平乐知府。他安抚劝谕瑶族百姓，彼此都亲近得如同子弟。于是向督学和监司说明情况，选择其中优秀的瑶族子弟入学，瑶族人逐渐懂得礼让。税使横行时，欧阳东凤极力抗拒。因才能调任常州。任内只用布制帷帐和瓦制器具，胥吏不能从中谋取一文钱，捕获的奸人和大盗几乎全部。顾宪成等人讲学，他为他们修建东林书院。任职四年，辞职归乡。起用为山西副使，升任南京太仆少卿，都推辞没有赴任。死在家中。吴炯，字晋明，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授任杭州推官。入朝任兵部主事，请假归乡。他性情恬静，端正耿介，不追求荣华利益。在家居住十二年，才以原官职重新起用。过了很久，升为光禄丞。天启年间，多次升任南京太仆卿。魏忠贤的亲信石三畏追论吴炯结党包庇顾宪成，吴炯被削职闲住。崇祯初年，恢复官职。吴炯家世一向富足，没有儿子，置办义田供养族人。郡中贫困的士人以及赴试的生员，很多都得到他的资助。他曾经捐出一万金帮助边疆，受到诏令表彰奖励。顾允成，字季时，顾宪成的弟弟。他性情耿介，勉励自己保持名节。万历十一年参加会试，直到万历十四年才赴殿试。策论中有这样的话：“陛下因为郑妃勤于侍奉，册立她为皇贵妃，朝廷大臣无不出于私忧而过度谋虑。请立东宫，进封王恭妃；如果不采纳，就应当严厉驱逐。假如不幸皇贵妃施展威权福分，她的亲属和左右近臣暗中窃取权力并加以扩张，内外的祸害哪里说得尽！近来张居正欺骗皇上、徇私行事，陛下认为他不值得信任，尚且把权力交给二三个坏人。恐怕张居正专权，还只是与陛下各占一半；这些人的专权，最终就会与陛下合为一体。两个人分权还容易离间，一个人独占权力就难以对付。”执政大臣惊骇而恼怒，把他列在末等。恰逢南京应天府督学御史、德清人房寰接连上疏诋毁都御史海瑞，顾允成愤怒不已。他和同年进士彭遵古、诸寿贤一同抗疏弹劾房寰。大意说：“房寰嫉妒贤能、丑诋正直，已经不知道人间的羞耻〔原文‘羞耽事’疑有讹误〕。臣等从小读书，就知道仰慕海瑞，认为他是当代伟人。房寰大肆贪污，听到海瑞的风范，本应惭愧而死，反而敢于编造谣言、肆意诬陷，臣等对此痛心不已。”于是弹劾房寰欺骗蒙蔽的七条罪行。起初房寰的奏疏发出后，朝廷内外都对他咬牙切齿。但政府庇护他，只拟定诏旨责备。等得到顾允成等人的奏疏，便说房寰已经受到严厉责备，顾允成等不应越职妄奏，剥夺三人的冠帽官带，命他们回家反省过错，并且命令九卿约束在各部观政的进士，不得妄议时政。南京太仆卿沈思孝上言：“两三年以来，今天以建言为由防范别人，明天又以越职为罪名加在别人身上，并且发文给各司，约束禁止；对于到各部观政的进士，又命令堂官加以钳制。禁止他们作奸犯科当然可以，但反而禁止他们发表正直言论、直率劝谏；教他们磨炼品行、树立节操当然可以，但反而教他们靠沉默来求得容身。这种风气一旦形成，流弊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谏官为了躲避灾祸、希望得到宠信而不再进言，普通官员也不应当进言；大臣为了保住俸禄、培植交情而不进言，小臣又不许进言。万一权奸专擅朝政，危害宗庙社稷，陛下又从哪里听得到这些事情呢？臣逐一考察前代的旧事，练纲、邹智、孙磐、张璁都以读书人的身份上书建言，从未听说因此被定罪，为什么偏偏要禁锢顾允成等人呢？”奏疏呈上，触犯皇帝旨意，沈思孝受到责罚，三人于是被废弃。房寰又诋毁海瑞和沈思孝，言论极其狂妄荒诞，从此为清议所不容，调出任江西副使。给事中张鼎思弹劾他奸邪贪婪，房寰也揭发张鼎思请托的事情。各位给事中对此不平，连续上疏攻击房寰，房寰与张鼎思一同被贬，从此再没有振作起来。过了很久，南京御史陈邦科请求登记起用顾允成等人，皇帝不准。巡按御史又进言，诏令允许以教授的职位起用。顾允成历任南康、保定。入朝任国子监博士，升为礼部主事。外戚和宦官来请托，他总是拒绝。患病后请假归乡，靠教授学生自给。过了很久去世。三王同时封王的制度下达后，他与同僚张纳陛、工部主事岳元声联名上疏劝谏：“册立太子的典礼，多年以来没有人敢再冒犯进言，是因为遵奉二十一年举行的明诏。如今期限已经到了，群臣无不翘首以待。而元辅王锡爵乘星夜赶赴朝廷，一见礼部尚书罗万化、仪制郎于孔兼，便告诫他们不要进言，慨然独自承担此事，臣等本来又喜悦又欣慰。没想到陛下从宫禁中发出密札，竟交给王锡爵的私人宅第，于是三王同时封王的议论便形成了；即使次辅赵志皋、张位也没有预先听闻。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人的私下议论。长子封王，祖宗以来从来没有这种礼制，王锡爵怎么能独自决定，陛下又怎么能创设呢！”当时光禄丞硃维京、给事中王如坚的奏疏先送入宫。皇帝震怒，把他们发往极远的边疆戍守。硃维京的同僚涂杰、王学曾接着进言，被斥退为民。到这时劝谏的人更加多了，皇帝知道不能把他们全部斥退，只回复说“遵照旨意办理”。不久事情最终还是搁置了。

译不久，吏部尚书孙鑨等人因拾遗之事受到责罚。顾允成认为这是阁臣张位所为，便上疏极力诋毁张位，并牵连王锡爵。张纳陛也抗章极力论劾，并攻击依附执政大臣的人。皇帝发怒，把顾允成贬为光州判官，把张纳陛贬为邓州判官。两人都请假归乡，此后没有再出仕。张纳陛，字以登，宜兴人。十六岁时跟随王畿讲学。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由刑部主事改任礼部官员。他一生崇尚风骨节操。乡里有利害得失，他总要替百姓向有关官府请求解决，然后才罢休。东林书院集会时，张纳陛负责此事。又和同乡史孟麟、吴正志举行丽泽大会，东南士人争相前来参加。当时与顾允成等人一起以各部官员身份争论三王同时封王、又争论拾遗之事的，还有户部主事、滁州人贾岩，他也被贬为曹州判官。他投递弹劾自己的状子归乡，后来去世。天启年间，追赠顾允成、张纳陛为光禄少卿，贾岩为尚宝丞。诸寿贤，字延之，昆山人。刚脱去布衣取得功名，便上疏希望放归田里，努力学习十年，然后再出来从政。奏疏下交有关部门后，被搁置没有上奏。后来他被斥退归乡。过了很久，起用为南阳教授。入朝任国子监助教，升任礼部主事。外戚和宦官请托，他总是拒绝。患病后请假归乡，靠教授学生自给。过了很久去世。彭遵古，麻城人，最终官至光禄少卿。钱一本，字国瑞，武进人。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庐陵知县，后征召授任御史。进入都察院即揭发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贪污受贿的罪状，祝大舟到任后被遣戍。不久，他上疏请求让曹端、陈真晟、罗伦、罗洪先从祀文庙。出任广西巡按。皇帝因张有德请求预备大礼所需的仪物，又改变册立太子的日期，而申时行掌握国政，不能匡正挽救。钱一本上疏评论宰相和建立太子一事，写了两篇奏疏。他评论宰相说：昨天皇帝的谕旨下达到辅臣，命令辅臣总理政务。朝廷的政务，辅臣怎么能总揽呢？内阁代替皇帝起草诏旨，本来只是沿袭顾问的旧制；遇到章奏，阁臣应各自拟定一份诏旨。如今一切都由申时行专断。皇上裁断的只有十分之一，申时行裁断的却有十分之九。皇上裁断的称为圣旨，申时行裁断的也称为圣旨。只要担心引起怨恨，就说是出自皇帝圣断，这样的罪行真是数不胜数。应当论罪的第一件事。评事雒于仁进呈劝诫皇帝戒用四种药物的箴言，陛下想要看它是否施行，辅臣却极力劝阻，留在宫中不发。既然有章奏谈到辅臣，也全都留在宫中不下发。像这样引导君主坚持错误、替过失文饰，怎么还指望他们尽忠补过呢？应当论罪的第二件事。科举场中的弊端，已经令人不齿，竟敢拟定所谓原本没有私弊的诏旨来欺骗君主。臣请求，执政大臣的子弟中有考中而被人指摘的，取消功名，改由荫补；又把已经列入仕籍的人暂时送回乡里，等父亲退休后，再议定他们能否出仕。不要让那些像狗一样摇尾乞怜、向君主献媚的人，满心盘算的只是自己的牛马子孙。应当论罪的第三件事。大臣应当以身殉国，哪里还能顾及家室？如今却把外臣当作近臣的府库，又把远近大臣合并成内阁的府库。开门受贿从执政大臣开始，那么每年重申禁止馈赠又有什么用呢？应当论罪的第四件事。墨敕斜封，是前代所忧虑的弊端；秘密上密启谈论政事，先臣从来不这样做。如今阁臣有时出面救援，有时谋划机密，大多都写成揭帖进呈，即使内容是格言正论、正直的议论和忠臣的谋略，也已经近似斜封密启的做法，不符合公开听取、共同考察的原则。况且所说的是公事，就应当与天下公开讨论；所说的是私事，忠臣也不应以此营私。为什么要援引中书省的旧例，开启留中不发的弊端，明白显示恩怨的由来，表明威权福泽都出自自己呢？应当论罪的第五件事。我国仿照古代治理国家，六部和都察院等部院，就是分掌职务的六卿；内阁，就是议论治道的三公。没听说三公可以完全侵夺六卿的权力，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低头屏息，只能唯唯听命于三公，必须请示后才能办事。应当论罪的第六件事。三公的职责在于议论治道。师，是负责教导道理的。如今讲筵多年不临幸，这是什么师呢？傅，是辅导德义的。如今国库空虚而私人财产充盈，却不能稍作救正，这是什么傅呢？保，是保卫身体的。如今圣体常年静养，还以多病为辞，这是什么保呢？他们兼任的官衔一定写作太子的师、傅、保，可是册立皇长子的礼仪至今又再度推迟，我不知道他们兼任的究竟是什么职务了。应当论罪的第七件事。翰林出身的仕途，被称作储相之途。他们积累资历、逐级升迁，按照次序达到卿位，认为一定能够入阁拜相。于是国家任命宰相的重大职责，竟只成了阁臣援引私人的工具。庸碌的人习惯于圆滑世故、结交钻营，狡黠的人则肆意凭借权势欺凌侵夺。外面推举、里面援引，宦官与阁臣内外勾结。起初用人不正，怎么能指望最后不出问题？所以自古以来，内阁大臣一旦占据职位，任职远的二十年，近的十年，不到败亡不会停止。严嵩的前车之鉴并不远，张居正却重蹈覆辙；张居正的前车之鉴也不远，申时行又重蹈覆辙。继任者有的庸碌无能，甚至超过申时行；有的心胸狭窄、固执执拗，又重蹈张居正的覆辙。如果不彻底打破常规，把选举人才的权力公开交给天下，宰相之道始终无从谈起。应当论罪的第八件事。古代先民还要询问樵夫的意见，贤明的君王设置诽谤木，让人进谏。如今大臣害怕别人攻击自己，想要堵住天下人的嘴；不把人斥为奸邪、邪恶、轻浮浅薄，就一定骂作进谗、诽谤、小人。眼前的耳目可以蒙蔽，身后的是非却难以欺瞒。应当论罪的第九件事。君臣之间的名分，等同于天地之间的区别。如今皇上称总理政务，申时行自己也把这件事称为总理政务。他身居恩宠利益的顶峰，能够忍受弹劾和屈辱，一定要老死在职位上才肯罢休。古人所说的元老大臣，难道就是这样不知进退、生死存亡的人吗？大臣既没有难以进仕、容易退处的操守，天下哪里还会有使贪婪者知廉耻、使怯懦者立志的风气！整个社会的人心风俗，都腐烂在乞祼登垄的坑中，滚滚而来却没有人制止。因而陛下前几年治理国家，过于急切严酷，权势声焰逼人；后几年又过于姑息疲弱，不论贤愚一概任用。前几年的政事由张居正总揽，如今的政事由申时行总揽，都是因为没有由朝廷依法总理的缘故。应当论罪的第十件事。然而，君主之道没有比评论宰相更优先的，而选用人才也取决于君主自身。希望陛下不要把国家根本当作儿戏。从前孔子以九条治国常道告诫君主，首先讲修身和劝勉贤才。大概谗言之人、女宠、请托和财利相互勾结，一旦使君主迷惑沉溺，内心志向必然不清明，外在身体也必然不强健。何况把艳丽的褒姒和善于进谗的骊姬放在一起，狐媚已经蛊惑他的心，鹿台又改变了他的志向。陛下的内心，臣知道有许多时候不能自我控制，又怎么能够尊崇德行、敬重士人，做到修身和选贤呢！他评论国家根本说：

译陛下之所以迟迟不建立太子，是认为想仿效皇祖世宗的做法。但皇祖在中年时曾立庄敬为太子，封皇考为裕王，并不是始终不立太子。何况今天的情势又完全不同。皇贵妃所受宠爱超过皇后。她处心积虑，没有一天不萌生夺取太子之位的念头，没有一天不考虑为援立自己的儿子而谋划。这是世宗时期没有的情况。凡是儿子都必然依靠母亲，皇长子的母亲地位又在皇贵妃之下。陛下说“长幼有序”，皇贵妃却说“贵贱有等”。如果有一天她终于实现夺嫡的心愿，不知陛下将如何处理？这是世宗时期没有的情况。景王就藩后，只剩皇考一人在京城。如今诸王服饰没有区别，名分也不正。弟弟依靠母亲的宠爱而早晚受到亲近宠幸，母亲又希望儿子被立为太子而日夜为他树立功劳。这是世宗时期没有的情况。传闻陛下以前曾对皇贵妃失言，皇贵妃便把这件事当作凭据。到了现在还不断然处理，迷惑日益加深，刚断日益衰弱，事情也日益难办。这是世宗时期没有的情况。先前有诏旨规定，不许各部门以激烈言辞扰乱，结果反而使册立太子更加拖延，这难道不是陛下预先设置陷阱，用来对付天下进谏的人吗？假如到期没有一个人提及，就假装不知道，希望继续拖延；若有一个人提及，就斥责他说“这是来激扰我的”，把日期改到一年以后。第二年又有一个人提及，就又说“这又是来激扰我的”，再改到两三年以后。一定要使天下没有一个人敢说才罢休，或许就能迁就徘徊，保全自己对宠妃的私情，却完全不顾国家根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陷入危乱。臣认为陛下驾驭人的手段极其巧妙，但谋划却十分拙劣。这种机智，难道连普通男女都不能欺骗，却想用来欺骗天下万世吗！奏疏上呈后，被留在宫中。此时朝廷大臣接连争论国家根本，只有钱一本说得最为鲁莽直率。皇帝对他怀恨。不久，皇帝杖责给事中孟养浩。中旨说孟养浩放肆的言辞根源在于钱一本，是捏造言论诬蔑君主、动摇扰乱大典，于是把钱一本斥退为民。钱一本屡次被推荐，最终也没有任用。钱一本罢官还乡后，潜心研读《六经》和濂、洛诸家著作，尤其精研《易》学。他与顾宪成等人分别主持东林讲席，学者称他为启新先生。在乡里居住二十五年，预先算定自己的去世日期，作诗记下，果然在预定日期去世。天启初年，追赠太仆寺少卿。钱一本的儿子钱春，字若木，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历任高阳、献二县知县，征召授任御史。太仆寺少卿徐兆魁攻击李三才，趁机狠狠诋毁顾宪成。钱春上三篇奏疏，首先揭发徐兆魁的奸邪。出任湖广巡按，请求给予礼部侍郎郭正域和光禄少卿顾宪成恤典。楚地宗室因告发伪王之事，被禁锢在高墙内的很多，钱春为他们申诉冤屈，不久又请求释放并送回原宗族的家属，言辞十分恳切。咸宁知县满朝荐被长期拘禁，钱春上奏请求释放，因而请求一并释放王邦才、卞孔时。又两次上疏弹劾守备太监杜茂，并详细陈述征税和专卖的危害，说：“臣不忍心皇上听信小人的谋划，使名声落在汉桓帝、唐德宗之下，成为给我大明奠定祸根的君主。”皇帝把湖广地区划作福王庄田。钱春三次上疏竭力争辩，皇帝下旨严厉斥责。叶向高退休离去，方从哲成为首辅。钱春抗疏说：“如今天下的人才，是朝廷空虚而民间充实；钱财，是民间空虚而朝廷充实。方从哲不能挽救纠正，却对福王之事无不曲意顺从。臣曾叹息皇上有成为尧、舜的资质，却没有辅佐之人。仅仅得到王家屏、沈鲤，又都不信用。其余人大多庸碌、恶劣、鄙陋，都是奸邪反复、嫉妒他人的人，没想到到了方从哲这里，风气更加低下。臣听说方从哲每次对人说话，总是说‘这是内相的意思’，这真是甘愿做万安、焦芳，甚至还不如赵志皋、沈一贯。从哲上疏为自己辩解并请求离职。皇帝安慰挽留他，却责备钱春妄言、冒犯上奏，出任福建右参议。不久遭逢父亲丧事。天启初年，起用为原官。召任尚宝少卿，历升光禄卿。天启五年，魏忠贤党羽门克新弹劾钱春依仗东林，父亲怎样做儿子就怎样说，削去名籍，遣返回乡。崇祯九年，召入任通政使。升任户部右侍郎，历任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分条提出并施行整顿弊端十件事。因劳累成疾请求退休。不久，起用为南京户部尚书。上疏请求让皇太子出阁读书，皇帝听从了。多次上疏以疾病请求离职，皇帝不准。崇祯九年，分条上奏作战和防守的策略，并论述贼寇有三种可以攻击的情形。皇帝依照他的意见下令施行。崇祯十一年，黄道周、刘同升等人因劝谏杨嗣昌夺情，被贬谪。范景文等上疏营救，钱春的名字也在其中。第二年正月，削去范景文的名籍，却没有追究钱春。钱春任御史时，很有声望；等到身居大官，只是循职办事，没有过失。适逢上疏请求改折白粮，违逆皇帝旨意，被罢官还乡。当年去世。于孔兼，字元时，金坛人。万历八年考中进士。授任九江推官。入朝任礼部主事，再升仪制司郎中。上疏评论都御史吴时来晚年不能保持操守，不应谥号忠恪，于是请求给杨爵、陈瓒、孟秋谥号。于是剥夺吴时来的谥号，给杨爵谥号忠介。大学士王家屏因争论册立太子请求离职。于孔兼上言：“陛下顺从对内宠的感情，却动摇主持祭祀大权的继承人。不采纳辅臣的意见，反而加重谏官的处罚；还迁怒吏部，削去三人的名籍。万国钦获罪于申时行，饶伸获罪于王锡爵，并不是获罪于陛下。辅臣身在数千里之外，却能这样遥相控制朝廷权力，难道不是陛下借此表示恩宠，想让他重新回来共同完成别的图谋吗？自从陛下有了近来的举动，善良正直的人寒心，邪臣却拍手称快。将来逢迎君主必定更加巧妙，预先教导也将没有期限，申生、杨广这样的事又会在今天重现。这对宗庙不利，并不只是臣等忧虑。”皇帝得到奏疏后非常愤怒。不久，竟把奏疏留在宫中。

译第二年正月，皇帝下诏同时册封三位亲王。于孔兼与员外郎陈泰来联合上疏争论说：“立嫡的训诫，自古就有。然而考察历代祖宗以来，从没有空着东宫之位来等待嫡子出生的。过去陛下正位东宫时，年龄才六岁，仁圣皇太后正值盛年，先皇帝也没有稍稍等待，陛下难道不记得吗？地位相逼就会产生嫌疑，礼制不同就会确定名分。希望收回新的谕旨，建立太子、册封诸王同时举行，这对宗庙社稷十分幸运。”没有得到答复。于孔兼又说：“陛下坚持等待嫡子的说法，既怀疑群臣诽谤讥讽，又说朝纲被臣下倒持，于是想以对君主无礼之罪治谏诤者。认为皇长子应当立即册立、不能拖延的，是君子；王如坚等人这样做，就是对君主有礼。认为同时册封诸王可以实行、迎合皇帝心意的，是小人；许梦熊一人这样做，就是对君主无礼。如今却想以无礼之罪加在那些对君主有礼的人身上，凭什么使人心服、彰明国法？臣又想到，巫蛊的诽谤始于尧的母亲；承乾被诛，是由于偏爱。自古以来的乱臣，没有不窥伺君主的漏洞并逢迎取悦、来实现奸谋的。当初王锡爵把两道谕旨一起拟定，他辜负国家、贻误君主的罪过太大了。既然不能在一开始就改变君心、使君主决断，于是便以闭门请求离职为计策。此前没有失策时，离去还可以成就名声；有了过失以后才争辩，争辩又不能成功，即使离去也不足以弥补责任。有人说王锡爵的言论没有不说尽的，只是苦于陛下听取裁断却不能实行。臣却说，陛下后悔的念头已经萌生，只是担忧王锡爵感化君主的诚意还没有达到。如果姑且说慢慢来，却坐视君主和父亲犯下错误，即使王锡爵不替宗庙社稷考虑，难道就不替自己的身名考虑吗？”适逢朝廷大臣中有许多人进谏，这件事最终搁置。不久，考功郎中赵南星因京察被削去名籍。于孔兼、陈泰来分别上疏营救。皇帝积累了过去的怨恨，把于孔兼贬为安吉判官，把陈泰来贬为饶平典史。于孔兼递交文书后回乡。在家居住二十年，闭门读书，行为准则严整端肃，乡人称赞他，没有一句非议。陈泰来，字伯符，平湖人。十九岁时考中万历五年进士，授任顺天府教授，升国子监博士。他见执政大臣与言官势同水火，便上书规劝，因此五年没有得到调任。南京礼部郎中马应图是陈泰来的同乡，又与他同年出生。万历十三年，马应图上疏讥讽并严厉批评执政大臣，又极力诋毁给事中齐世臣以及御史龚懋贤、蔡系周、孙愈贤、吴定，同时大力称赞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李植等人。因违逆皇帝旨意，被贬为大同典史。给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迎合执政大臣的意图，又接连上章弹劾马应图，并说陈泰来替马应图点定奏章。皇帝因马应图已经被贬而不再追究。陈泰来以病请求回乡。过了很久，起用为礼部主事，升员外郎。上疏请求建立太子，没有得到答复。过了一年便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天启年间，于孔兼、陈泰来都追赠光禄少卿。于氏是金坛的望族。于孔兼的祖父于湛，任户部侍郎。兄长于文熙，任大名兵备副使。再从弟于仕廉，任南京户部侍郎，享有清廉声望。史孟麟，字际明，宜兴人。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庶吉士，改任吏科给事中。上疏弹劾少詹事黄洪宪主持考试时营私舞弊，左都御史吴时来压制言路。执政大臣包庇他们，奏疏被搁置不行。员外郎赵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继弹劾这两人，并牵连到副都御史詹仰庇。执政大臣更加不满。吏科都给事中陈与郊一向依附执政大臣，嘱托同僚李春开三次上疏攻击赵南星、姜士昌妄言。皇帝只把李春开的奏疏发下，却把赵南星、姜士昌的奏疏留在宫中不发。给事中王继光、万自约愤愤不平，又抗疏评论吴时来等人，言辞十分严厉恳切。史孟麟也上疏极力攻击李春开，言语同时触及执政大臣，因而请求罢官，皇帝不准。史孟麟最终自行引退。李春开也以病辞职，后来因考察被罢免。史孟麟不久被召回，任兵科右给事中。万历二十年，大学士赵志皋、张位说：“凡是会议、会推，都命令朝廷大臣汇总上奏，听凭皇上裁决，以杜绝专权。”史孟麟上疏争辩说：“自从臣登记入仕以来，私下看到阁臣侵夺部院的权力，言官迎合阁臣的意旨，官员失去职守，言官失去责任，已经很久了。陛下重新设置辅臣，要与天下重新开始，政事归六部办理，公论交给言官，天下正欣然盼望太平，为什么忽然有这样的命令？从前太祖废除中书省，分设六部，是担心中书省专权；但官员各有职掌，不相互侵越，又只担心他们不能专权。因为一件事交给一个官员办理，专权就不会成为祸害；即使事情失败，也有明确的责任归属。这就是祖宗设置官职的本意。如今命令各位大臣各自写出所见，汇总上奏听皇上裁决，开始是把一个部门的事情分散给各个部门，最终却把各部门的权力合并收归宫禁秘密之中。事情虽说由皇上裁决，诏旨却由内阁拟定。如果其中有人夹带私意、从中作奸，内廷推托说是皇上旨意，外廷推托说是群臣意见，谁来承担罪责？再如果有冯保、张居正这样的人，借机作奸，向外廷授意，小人趋附承迎、相互附和欺骗皇上，朝廷不能察觉其中的错误，主管官员也不能争辩其中的是非，又由谁来承担罪责？” 臣私下认为，政权分归六部，不能算作专权；只有六部不专权，才必然会有某个人专权。这是逐渐收揽威权的开端，绝对不能听从。”因而违逆旨意，意见没有被采纳。史孟麟再次升任吏科都给事中。三王同时册封的议论兴起后，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到王锡爵府邸争辩。他又进呈一篇《或问》，辨析此事尤其有力。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主持癸巳年京察，史孟麟实际辅佐赵南星。赵南星因谗言被斥退，史孟麟也以病请求回乡。被召回授任太仆寺少卿，又因病离职。史孟麟一向磨砺名节，又参加东林讲会，当时的声望更加受到重视。在家居住十五年后，被召回任原职，督理四夷馆。适逢看见梃击一事，上疏请求册立皇太孙，断绝群小觊觎的希望，并营救御史刘光复。皇帝大怒，把他贬为两浙盐运判官。熹宗即位后，逐渐升任南京礼部主事。多次升迁至太仆卿，去世。

译薛敷教，字以身，武进人。祖父薛应旗，字仲常。嘉靖十四年考中进士。由慈溪知县多次升迁为南京考功郎中，主持京察。大学士严嵩曾被给事中王晔弹劾，便嘱托尚宝丞诸杰写信给薛应旗，命他罢黜王晔。薛应旗反而罢黜诸杰，严嵩大怒。薛应旗又罢黜常州知府符验，严嵩命御史桂荣弹劾薛应旗挟私罢黜郡守，于是薛应旗被贬为建昌通判。历任浙江提学副使。薛应旗一向擅长科场文章，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淳齐名。他评阅文章所作的品评，百次中很少有一次失误。后来因大计考察被罢官回乡，顾宪成兄弟当时还年轻，跟随他学习；薛敷教于是同他们结交，以风节相互期许。到薛敷教考中万历十七年进士时，与高攀龙同出赵南星门下，更加以弘扬名教自任。适逢南京御史王籓臣上疏弹劾巡抚周继，却没有按规定向都察院递交揭帖，因此被都察院长官耿定向弹劾。左都御史吴时来于是请求申明整饬宪规，王籓臣因此被停发俸禄。薛敷教上言：“吴时来阻塞言路，替别人像狼一样吞噬异议。而两三个辅臣曲解学术、阴险偏邪，又故意约束众多官员，以抬高九卿的地位，堵塞皇上的视听。应当严禁结党邪曲，更换两都的都御史，以澄清风纪。”奏疏上呈后，大学士申时行等上疏说：“按旧例，御史在北京提出意见，当天就要向都察院长官递交揭帖；在南京则限三天。王籓臣废弃旧例，处以轻罚并不过分。若一定照薛敷教所说，难道要把大臣全部压制之后才可以吗？”副都御史詹仰庇弹劾薛敷教煽动人心、混淆国是。皇帝下诏让薛敷教回乡，反省三年，按教职任用。大学士许国因为薛敷教是自己的门生，而奏疏言语又牵连自己，尤其愤怒，自请罢官斥退。并说：“近来上书建言已经成为风气，可以求取名声，可以越级升迁，也可以掩饰过错，所以人们竞相把它当作晋身的捷径。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无法挽救制止。如今京师流传东南地区赤旱的讹言，臣不为此忧虑，却唯独忧虑这种小事；赤旱只是暂时的灾害，这才是世道的忧患。” 吴时来也请求退休，竭力诋毁薛敷教和主事饶伸。皇帝安慰挽留许国、吴时来。都给事中陈与郊又上疏极力诋毁那些上书建言的大臣，皇帝也不追究。万历二十年夏，起用薛敷教为凤翔教授，不久升任国子监助教。第二年，他竭力争论三王同时册封一事，又上书给王锡爵。不久因营救赵南星，被贬为光州学正。回乡省母后，便不再出仕。薛敷教修身严谨刻苦，穿粗旧衣服，吃粗劣食物，终身从未接受别人的馈赠。在家居住二十年，竭力坚持清正的舆论；大官们有所举动，往往因采用薛敷教的意见而停止。后来与顾宪成兄弟及高攀龙等讲学。去世后，追赠尚宝司丞。安希范，字小范，无锡人。万历十四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升任礼部主事，请求就近奉养母亲，改任南京吏部。万历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龙因赵用贤被逐出朝廷而上疏争辩，与郑材、杨应宿互相攻击。高攀龙被贬为揭阳典史。御史吴弘济又为此争辩，也被罢黜。安希范上疏说：“近年以来，正直的大臣不能安居职位。赵南星、孟化鲤任选郎时，秉公持正，却相继被排斥。赵用贤的气节震动天下，只因吴镇这个小人一篇奏疏便被迫回乡，使杨应宿、郑材得以窥探皇帝的意图，交相上疏攻击他。至于孙鑨的清廉端正，李世达的干练刚明，李祯的孤高耿介、廉洁方正，都是朝廷的表率。孙鑨、李世达先后离开朝廷，李祯也坚定地怀有离职的志向，天下都惋惜朝廷不能任用这些大臣，却怀疑阁臣嫉妒他们，不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高攀龙的奏疏正直平和，是陛下的忠臣，也是辅臣的诤友。至于杨应宿的辩解奏疏，厚颜无耻、丧尽良心，已经没有人的道理。皇帝明发诏旨命部、科勘议，并没有不是高攀龙、而是杨应宿的意思。等到奉行处分的诏书时，杨应宿仅受到较轻的贬谪，高攀龙却又被流放到南方炎热荒远之地。辅臣误国而不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可是他们动不动就为自己文饰，把责任推给皇帝裁断。坐视君主和父亲做出错误举动，所谓辅弼纠正、弥补过失又有什么用！如果等到他们被贬斥后，才表面上装作上疏营救，不过是欺骗天下人的耳目；但天下人早已知道他们的内心了。吴弘济辨别君子和小人，黑白分明，却与高攀龙相继获罪。臣所惋惜的不是这两位大臣，正是担心君子都退避、小人都进用，那么将来由谁来承受祸害？请陛下立即斥退杨应宿、郑材，以此警戒那些向权贵献媚的小人；恢复高攀龙、吴弘济的官职，以奖励忠良；并且严厉告诫阁臣王锡爵，不要挟私结党，不要仇视正直之人。这样宰相的功业会光明，皇上的圣德也会光明。”当时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主事孙继有正因弹劾王锡爵而被谴责。安希范的奏疏上呈后，皇帝大怒，把他斥退为民。安希范性情恬淡安静，生活简朴，参加东林讲学会。熹宗即位后，正要起用他，他却先去世了。追赠光禄少卿。吴弘济，字春阳，秀水人。与安希范同年考中进士。由蒲圻知县升任御史。接连弹劾福建巡抚司汝济、大理卿吴定、戎政侍郎郝杰、蓟辽总督顾养谦，意见没有被采纳。三王同时册封的诏书下达后，他与同僚抗疏争辩。不久因评论杨应宿、高攀龙之事，被降两级调往外地任职。王锡爵等人上疏营救，但每当给事中、御史、执政大臣的奏疏上呈，皇帝就加重对他的处罚，最终把他斥退为民。不久去世。熹宗时，像安希范一样追赠官职。谭一召是大庾人。孙继有是余姚人。谭一召上疏说：“辅臣王锡爵再次辅政以来，没有一个月不斥逐言官。高攀龙、吴弘济被罢黜，何至于如此严重！自从赵南星主持公正考察，王锡爵便怀恨积愤。所以赵南星一被弹劾便遭斥退，于孔兼、薛敷教、张纳陛等人因上疏营救而被斥退，孟化鲤等人因推举张栋而被斥退，李世达、孙鑨又相继罢官。怒气横生，遇到事情就发作，又怎么知道什么是是非公论呢！”孙继有上疏说：“吴弘济营救高攀龙便被罢黜，黄纪贤、吴文梓营救吴弘济便受惩罚，郑材陷害善良之人，却没有受到贬黜和惩罚，为什么如此颠倒！如今所说的高攀龙的罪过，是因为高攀龙说陛下不亲自处理一件事情，批答全都出自辅臣。但他的奏疏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凭什么使高攀龙心服？然而这还只是小事。兵部尚书、经略关系国家安危，却任用石星、宋应昌这样的坏人，难道不是误了国家大计吗！”这两篇奏疏一同上呈。皇帝大怒说：“近来治罪高攀龙，是出自朕的独断。小臣无礼，诋毁诬陷阁臣，结交奸邪、党附恶人，不可不治罪。削去谭一召的名籍，把孙继有贬到极边任杂职。”

译给事中叶继美上疏为二人和希范求情。皇帝更加愤怒，又把继有的名字从名籍中除去，派官员逮捕希范和一召，罚叶继美停发俸禄一年。锡爵竭力营救，皇帝下诏免除逮捕。众人于是被废黜在家。继有最终做到知府。刘元珍，字伯先，无锡人。万历二十三年考中进士。起初授任南京礼部主事，升任郎中，因父母年老回乡奉养。起用为南京职方司官员，整顿裁汰老弱营军，每年节省银两二万多。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杨时乔、都御史温纯把政府中私人党羽钱梦皋等人全部罢黜。大学士沈一贯暗中为他们设法，皇帝下诏让被罢黜的给事中、御史都留下，并且不下发考察奏疏。刘元珍当时服丧期满，正等待补缺，抗疏说：“沈一贯自从掌政以来，亲近奸邪小人，聚集各种奸恶之徒，借至尊的权力谋取私利，窃取朝廷的恩典来买取自己的德名，欺骗君上而不忠，还有谁比他更严重！近来看到钱梦皋的奏疏，总是把结党之罪加在别人身上。自古以来的小人，没有不先用朋党的说法排空善类的。这关系到治理或混乱、安定或危亡的关键，不是小事。”奏疏上奏后，留在宫中。沈一贯急忙为自己辩解，请求皇帝明白表示这是独断，以消除众人的疑惑。钱梦皋也诋毁刘元珍是温纯的鹰犬。这些奏疏都没有得到答复。不久，皇帝下敕谕告知朝廷大臣留用言官的原因，降刘元珍一级，调往边地。沈一贯假装营救，给事中、御史侯庆远、叶永盛等也为他争辩，皇帝不听。当时员外郎贺灿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继评论考察制度，而主事庞时雍则直接攻击沈一贯欺骗蒙蔽皇帝十条、误国十条，并且说：“沈一贯的富贵一天天增高，陛下的社稷却一天天败坏。近来南郊雷震，正是在沈一贯奏请颁行敕谕的时候。想来是上天厌恶他的奸邪，借此警醒陛下，使您早日除掉谗邪之人吧！”皇帝得到奏疏后大怒，命令把刘元珍、贺灿然一并降三级，调往极边。不久，侯庆远和御史李柟等上疏营救。皇帝更加愤怒，扣除他们的俸禄，把刘元珍等人贬为极边杂职。不久御史周家栋评论时政，言辞过于激烈。皇帝把怒气迁到刘元珍等人身上，全部削去他们的名籍。然而考察奏疏也下发了，那些原本被留用的人都自行免职离去。光宗即位，起用刘元珍为光禄少卿。当时辽阳、沈阳已经失陷，原任赞画主事刘国缙进入南四卫，以招抚军民为名，向督饷侍郎递交文书，要求发给船只南渡。议论的人想推举他为东路巡抚，刘元珍上疏说：“刘国缙是李成梁的义子，李成梁丢弃边疆，刘国缙替他营救免罪，于是酿成祸患根源。杨镐、李如柏丧师后，刘国缙刚任赞画，便上奏保举二人，还想以违犯制度的罪名归罪于杜松。他首先提出使用辽人，冒领官府钱财二十万金，招募土兵三万人，却连一个士卒也没有派上用场。被弹劾解职后，忽然又聚集数万人，想借道登州、莱州，逃窜到内地。万一敌人的间谍混入其中，怎么防备呢？”奏疏交给兵部和巡抚议处，这件事于是搁置。不久，刘元珍在任上去世。起初，刘元珍罢官回乡，以讲学为业，表彰节义，救济鳏夫寡妇，行义之举在当时很受重视。庞时雍，汶上人。万历二十年考中进士。任丹徒知县，历任户部、兵部主事。削去名籍后，还没来得及起用便去世。叶茂才，字参之，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为便于奉养母亲改任南京工部。负责芜湖榷税时，税收完成，便常常放民船离去。后来税收有盈余，请求把它用来供给边军，不取一文钱。就地改任吏部，升为郎中，三次升迁为南京大理寺丞。又以病请求离职。万历四十年，起用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当时朝廷官员正结党争权。祭酒汤宾尹、修撰韩敬失败后，他们的党羽仍竭力庇护二人。御史汤世济是韩敬的同乡，上疏陈述时政，暗中诋毁揭发韩敬奸弊的人。叶茂才立即上疏驳斥。其党羽给事中官应震等便接连上疏竭力争辩。叶茂才又写成揭帖揭发他们隐藏的事情，因而称病请求退休。汤世济更加恼怒，与同年金汝谐、牟志夔一起不断攻击他。叶茂才再次上疏驳倒他们，最终自行引退。当时党羽全部占据言路，凡是其他部门有人发言，必定合力驱逐。叶茂才离去后，党羽更加专横，再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天启初年，召任太仆寺少卿，改任太常寺官员，都没有赴任。天启四年，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第二年到任。刚过三个月，因时政日益败坏，称病辞职回乡。友人高攀龙被逮捕，投水而死，使者将要逮捕他的儿子，叶茂才竭力营救，使其免于逮捕。不久去世。叶茂才性情恬淡，嗜好很少。登记入仕四十年，在家闲居的时间超过一半。起初同乡顾宪成、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以及高攀龙都因上书建言而离开朝廷，正直的声名震动一时，叶茂才只以醇厚的品德著称。等到他任太仆寺官员时，清正之士全被斥退，邪恶的议论更加纷乱，他于是奋起与之抗争，人们因此佩服他的勇气。当时称为“东林八君子”的，就是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武进的钱一本、薛敷教和叶茂才。赞曰：成化、弘治以前，学术醇正，士人的习气端正，那时讲学还没有盛行。正德、嘉靖年间，王守仁在军旅之中聚徒讲学，徐阶在担任宰辅时讲学；流传的风气所及，震动朝廷内外。于是士大夫和遗逸老人结成讲会，建立书院，远近相望。可是名声越高越容易招来诽谤，意气越盛越容易招致怨尤，社会议论纷纷而起，党争祸患接连发生，甚至众人共同射击的靶子，都指向东林。甘陵党部以及洛党、蜀党之争，没有比这更激烈的了。顾宪成等人清正有节、品德美好，是士林的标准。他们虽然未曾刻意激扬自己、标榜党派，列出“君宗”“顾”“俊”之类的名目，但那些负有众望的人把依附他们看作提高声望的途径，追逐时誉的人则把他们当作求取荣华的阶梯；依附吹捧之人混杂其中，香草与臭草混在一起，这难道真是讲学的初衷吗？古语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士君子也可以由此知道应当如何自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