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六十九

译邱濬认为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在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条目上还不完备，于是广泛采集群书加以补充。孝宗即位后，他上表献上这部书，皇帝称好，赏赐金银，命有关部门刊刻发行。特意升任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务。编修《宪宗实录》时，充任副总裁。弘治四年，实录修成，加授太子太保，不久又命他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尚书进入内阁，自邱濬开始，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邱濬认为《衍义补》中所记载的内容都可以落实为实际政务，于是请求摘取其中重要的部分上奏皇帝，交内阁商议施行。皇帝答复准许。第二年，邱濬上奏说：“我看成化年间彗星出现过三次，遍扫三垣；大地震动了五六百次。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津，地震、天鸣没有一天停止，禁宫中还有怪鸟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间，记载彗星、孛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异象两次。如今竟然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实在非常可怕。希望陛下体察上天仁爱，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端正自身、清净内心以确立根本，并应对政务。谨慎爱好，不被异端迷惑；节省财用，不至于耗空国库；公正任用使者，不因偏听而失当。禁止私下请托，阐明义理，谨守节俭的品德，勤于政务，那么迎合圣意、希求宠幸以及以旁门左道扰乱政事的人，自然不敢放肆作奸，天灾也就可以消除。”于是他列举当时的弊病二十二件。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弘治六年因眼疾免除朝参。邱濬在位时，曾经以宽大仁厚来启发皇帝的心志，以忠厚改变士人的习气。但他性情偏狭，曾与刘健议事意见不合，甚至把帽子扔到地上。言官提出的建议不合他的心意，他总是当面斥责。与王恕关系不合，甚至互不说一句话。弘治六年考核各级官吏，王恕上奏罢免二千人。邱濬请求让任职还不到三年的官员复任，除非有贪污暴虐的明显罪迹，不要斥退，于是留用了九十人。王恕争辩无效，请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往来邱濬家中，因王恕失职而攻击他；王恕怀疑刘文泰是受邱濬指使，言官们因此哗然，都说奏疏稿出自邱濬之手。王恕最终获罪被罢免，人们因此大多认为邱濬不公。给事中毛珵、御史宋惪、周津等交相上疏弹劾邱濬，不可让他居于宰相之位，皇帝没有追问。过了一年，加授少保。弘治八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追赠太傅，谥号文庄。邱濬清廉正直，所住的宅第极其狭小简陋，四十年都没有更换。他天性爱好学习，年老以后，右眼失明，仍然不停地翻阅书籍。他议论事情喜欢矫激偏峻，听到的人常感到惊骇诧异。到修撰《英宗实录》时，有人主张应当把于谦之死记作谋反。邱濬说：“己巳之变，如果没有于公，国家社稷就危险了。事情过去很久，结论已经确定，但诬陷的话不能不予以澄清。”他坚持正道又是如此。正德年间，巡按御史上言，朝廷赐给他家乡一座祠堂，称为“景贤”。刘健，字希贤，洛阳人。父亲刘亮，任三原教谕，有学问和品行。刘健年轻时端正稳重，与同乡阎禹锡、白良辅交游，得到河东薛瑄学术传统的传授。天顺四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任编修。他谢绝交游，关门读书，人们把他看作木讷刚强的人。然而他熟悉典章旧故，有经世济民的志向。成化初年，编修《英宗实录》，朝廷从服丧期间起用他，他坚决推辞，没有获准。实录修成后，升为修撰，三次升迁至少詹事，充任东宫讲官，受到孝宗的知遇。孝宗即位后，刘健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弘治四年升任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多次加授太子太保，改任武英殿大学士。弘治十一年春，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代替徐溥任首辅。刘健学问深厚精纯，神色严正，敢于直言，把天下的重任担当在自己身上。清宁宫发生火灾，太监李广因罪自杀。刘健与同列的李东阳、谢迁上疏说：“古代帝王没有不因遇到灾异而恐惧警惕的。过去奸佞之人迷惑圣听，贿赂公开流行，赏罚失当，灾异长期积累，正是由此造成的。如今幸而罪大恶极的人已经死亡，圣心已经觉悟，但余下的邪恶还没有清除，长期积累的弊病还没有革除。希望陛下振作精神、励精图治，进用贤能，贬黜奸邪，明确显示赏罚。凡是应当施行的事情，都要果断决定而不疑虑，不要再因循拖延，以留下后悔。”皇帝正准备嘉许采纳他们的意见，李广的党羽蔡昭等人却很快取得皇帝旨意，准许为李广祭葬并赐给祠额。刘健等人竭力进谏，皇帝只停止了赐祠额一事。南北各地的言官指陈时政，频繁有所论劾，皇帝一概不追问。国子监生江瑢弹劾刘健、李东阳压制言路。皇帝安慰挽留刘健、李东阳，却把江瑢下狱，两人竭力营救，江瑢才获释。弘治十三年四月，大同报告边境告急，京师实行戒严。兵部请求甄别京营各将领，皇帝召刘健、李东阳、谢迁到平台当面商议去留。于是罢免遂安伯陈韶等三人，召镇远侯顾溥负责督率团营。当时皇帝上朝视政很迟，刘健等人以此进言，皇帝只是点了点头。弘治十四年秋，皇帝因为战争兴起、军饷不足，多次交付朝廷议论。刘健等人说：“天下的财物，产生是有限的。如今光禄寺每年供应的数额增加了几十倍，各地织造专门追求新奇精巧，斋醮每天耗费数万。太仓储存的粮食不足以供给战士，而内府动辄取用四五十万。宗室藩王、皇亲贵戚请求土地、侵夺盐利的，也要以数千万计。土木工程天天兴建，征税搜刮没有止境。传奉冗官的俸禄，内府工匠的粮饷，每年增加、每月积累，没有穷尽之时，财物怎么能不匮乏？如今陕西、辽东边患正盛，湖广、贵州的军队又接连调动，不知用什么来应付。希望陛下断绝无益的费用，亲自实行节俭，为内外作出榜样，并令群臣能够尽情献出忠诚，讲求革除弊病的办法，天下就大幸了。”第二年四月，又因灾异陈述勤于临朝听政和讲学、节省财用、停止斋醮、公正赏罚等几件事。到冬天，南京、凤阳发生大水，朝廷大臣大多上言时政，过了很久仍未下发处理。刘健等人于是极力陈说怠于政事的过失，请求勤于听取裁决以振作纲纪，皇帝都嘉许采纳了。《大明会典》修成，加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与李东阳、谢迁一同获赐蟒衣。阁臣获赐蟒衣，是从刘健等人开始的。皇帝以孝道侍奉两宫太后非常恭谨，但两宫太后都喜好佛教和道教。此前，清宁宫建成，皇帝命灌顶国师设坛举行庆赞法事；又派宦官携带真武像，在武当山举行醮仪；派使者到泰山进献神袍；有时还在白天把灯笼撒在街市上。皇帝不愿违背太后的心意，委曲顺从，而刘健等人极力进谏。弘治十五年六月，皇帝下诏拟定《释迦哑塔像赞》；十七年二月，又下诏在朝阳门外修建延寿塔，并授道士杜永祺等五人为真人，这些事情都因刘健等人的竭力进谏而停止。

译这一年夏天，小王子谋划侵犯大同，皇帝召见内阁大臣。刘健请求选拔京营大将，趁机说京军怯弱，不能胜任作战，请从今以后停止让他们承担劳役，以保养锐气。皇帝认为他说得对。退朝后，刘健又分条上奏防守边境的事宜，皇帝全部答复准许。不久，边境警报接连传来，皇帝听信宦官苗逵的话，急于出兵。刘健与李东阳、谢迁委婉而坚决地阻止，皇帝的意图仍没有改变。兵部尚书刘大夏也说京军不能调动，皇帝这才停止出兵。皇帝自弘治十三年召见刘健等人以后，内阁大臣很少能够进见。到这时皇帝在位已久，更加明白熟悉政事，多次召见大臣，想逐步革除烦琐苛细的政令，除去长期积累的弊病。一次谈到理财，李东阳极力说盐政败坏，是因为请托求取盐引的人太多，因而私盐贩卖增加了数倍。刘健进言说：“太祖时茶法刚开始实行，驸马欧阳伦因私自贩运获罪处死，连高皇后也不能救他。像欧阳伦这样的事情，谁还敢替陛下进言呢？”皇帝说：“不是不敢说，而是不肯说罢了。”于是下诏户部核查盐政的利弊，详尽议论后上报。当时，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同心辅政，竭尽心思，知道的没有不说。起初皇帝有时听从、有时不听从，后来越来越信任他们，他们所奏请的事情没有不采纳的，皇帝称他们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每次进见，皇帝总屏退左右侍从。左右侍从有时从屏风间偷偷听，只听见皇帝一再称好。文武大臣的升降任免，以及屯田、盐、马等政务的整顿，刘健辅佐赞助的功劳很多。不久，皇帝病情恶化，召刘健等人进入乾清宫。皇帝勉强支撑着起身坐下，非常详细地叙述自己即位以来的始末，命近侍把它记录下来。随后，他握着刘健的手说：“先生们辅导我的辛苦，我很清楚。太子聪明，只是年纪还小，喜欢安逸享乐。先生们要经常劝他读书，辅佐他成为贤明的君主。”刘健等人抽泣叹息，叩头接受遗命后出来。第二天皇帝驾崩。武宗继位后，刘健等人整顿各种弊政，凡是孝宗想要兴办或停止的事情，都按照遗诏施行。刘瑾是东宫旧日的宦官，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一同掌权，当时称为“八党”。他们每天引导皇帝游玩嬉戏，诏书中的条款大多受到阻挠而不能实行。京师淫雨从六月一直下到八月。刘健等人于是上言：“陛下登极诏书颁布后，内外欢呼，都盼望太平。如今两个月过去了，却没有听说裁汰了多少冗员、节省了多少冗费。诏书所写的内容只是空文。这就是阴阳失调、雨水旱情不顺的原因。像监局、仓库、城门以及各地守备中增加的宦官，人数达到原来的几倍；朝廷供养军匠耗费数以万计，仅仅够供他们役使，难道不应裁汰吗？文武大臣旷废职守、办事失败、白白耗费俸禄的，难道不应罢黜吗？画史、工匠滥授官职的多达几百人，难道不应停止吗？内承运库多年来支出银两数百余万，却从来没有文簿；司钥库储藏钱财数百万，不知究竟有没有，难道不应查核吗？至于放纵内苑饲养珍禽奇兽，放遣先朝宫人，这些都是新政最应先办的事情，陛下却全被牵制而不能施行，凭什么来慰藉四海的希望呢？” 皇帝虽然用温和的诏书答复他们，但身边的宦官日益放纵，增加的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多。祭祀郊庙时，他们带刀披甲，拥护车驾走在后面。内府各监局的佥书，多的达到一百几十人；光禄寺每天供应的费用突然增加了几倍。刘健等人极力陈说其中的弊端，请求皇帝勤于政务、讲习经学，皇帝只是答复说知道了而已。正德元年二月，皇帝听从尚书韩文的建议，命畿甸的皇庄由有关部门征收赋税，但每个庄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刘健等人说：“皇庄既然是用来供奉两宫太后的，就应当全部交给有关部门管理，不应仍由私人主持，反而失去朝廷尊重亲亲之意。”于是详细说明内臣管理庄田扰害百姓的情况。皇帝没有采纳。吏部、户部、兵部以及都察院都分别上疏争论职掌，结果受到皇帝亲近宦官的阻挠。刘健等人拟定诏旨上呈，皇帝不听，命令他们重新拟定。刘健等人竭力进谏，说：“奸商谭景清阻坏盐政，北征将士没有功劳却授官，武臣神英犯罪却玩弄法令，御用监书篆滥收考较，这些都是因为一两个人的私恩，破坏了百年确定的制度。何况如今政令正在更新，却发生地震天鸣、白虹贯日、恒星白昼出现、太阳无光等灾异。内贼纵横，外寇猖獗。财物匮乏，百姓贫困，怨恨诽谤交相发生。而内外臣仆正趁机作奸，排斥忠直之臣如同仇敌，保护奸邪之人如同骨肉。一天比一天严重，祸患灾变恐怕就要到来了。我们承蒙先帝知遇，蒙受任用为心腹。近来诏旨从内廷发出，竟丝毫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所拟议，最终却被擅自改易。像这样的事情，不能一一列举。如果再顾惜自身和家族，共同阿谀顺从，那么欺骗皇上、误害国家，即使死了也罪有余辜。所拟的四道奏疏，我们不敢再改动，谨将原稿封缄进呈。”皇帝没有答复。过了几天，他们又说：“我们遭逢先帝，在先帝临终时接受顾命；先帝拳拳不已地把陛下托付给我们，我们痛心刻骨，发誓以死报答。即位诏书颁布后，天下伸长脖子盼望太平，可是朝廷早晨下令、晚上就更改，始终没有安宁之日。百官各府仿效成风，不仅把诏令搁置不办，甚至几乎全部改易。提出建议的人被认为是多嘴，办理事务的人被认为是惹事，多次上疏执奏被说成烦扰，整顿弊政被说成纷乱更改。忧虑关系到民生国计，就好像没有听见；事情涉及宠臣贵戚，就牢不可破。我们心里知道这样不行，在道义上应当把话全部说出来。近来我们针对盐法、赏功等事极力陈说利害，拱手等待了几天，却没有得到批答。如果认为我们说得对，就应当下令施行；如果认为不对，就应当斥责。如今却把奏疏留在宫中不答复，把它看得像不存在一样。政令从多个方面发出，过错却归到我们身上。宋代儒者朱子说过：‘一天处在这个职位上，就应当一天尽这个职位的职责；一天不能尽这个职位的职责，就不敢有一天还处在这个职位上。’如果冒用顾命大臣的名义，却不能尽到辅导的实际责任，既辜负先帝，又辜负陛下，天下后世会怎样评价我们呢？伏望圣明怜察，特准我们退休。”皇帝下优厚的诏书安慰挽留他们，但这道奏疏仍没有下发。过了五天，刘健等人再次上疏，逐条列举政令的十项过失，对贵戚、近幸的指斥尤其尖锐，于是再次申明先前退休的请求。皇帝不得已，才把前一封奏疏下发，命有关部门详细议论。刘健知道自己的主张最终不会实行，首先上疏请求告老，李东阳、谢迁随后也提出请求，皇帝都不准。不久，有关部门上报议定结果，完全依照刘健等人的意见。由于这个缘故，各种利益受损的人都对他们咬牙切齿。

译六月庚午日，刘健等人又上言：“近来免除上朝的次数太多，处理奏事逐渐迟晚，游玩逐渐增多，经筵和日讲竟然奉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道陛下宫中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些更紧急。滥行赏赐、任意浪费，并不能用来崇尚节俭的品德；射击、钓鱼、打猎，并不能用来培养仁心；鹰犬、狐狸、兔子等田野之物，不可以在朝廷中饲养；弓箭、铠甲、头盔等战斗的象征，不可以在宫禁中施用。如今圣学长期荒废，正直之人不得亲近，直言听不到，下情不能上达，而这几件事交错出现，臣实在忧惧不胜。”皇帝说：“我听说帝王不可能没有过错，贵在能够改过。你们说得对，我应当实行。”刘健等人于是抄录朝臣所陈述的切要时政，请求放在座位旁边，早晚省察阅览：一是不要单人骑马奔驰，轻率出入宫禁；二是不要频繁到各监局游幸，不要在海子泛舟；三是不要无事玩鹰放犬、射击；四是不要接受内侍进献的饮食。奏疏送入后，皇帝答复说知道了。此前，孝宗的山陵完工后，刘健等人立即请求开设经筵。武宗起初勉强答应，后来多次以朝拜两宫太后为由停止讲学，有时又说要选择日期骑马出行。刘健等人陈述劝谏，十分恳切。八月，皇帝大婚以后，刘健等人又请求开讲。皇帝命令等到九月，到了期限又命令停止午讲。刘健等人援引先帝的旧例，主张每天讲学两次，竭力争辩却没有成功。当时，刘健等人恳切上疏劝谏已经多次，但皇帝亲近一群小人，始终不能改正。不久，皇帝派宦官崔杲等人督办织造，要求盐引一万二千道。有关部门坚持上奏反对，给事中陶谐、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杨仪等先后进谏，刘健等人也说不可。皇帝召刘健等人到暖阁当面议论，提出了不少诘问，刘健等人都据理回答。皇帝无法驳倒他们，最后严肃地说：“天下的事情难道都是宦官败坏的吗？朝臣败坏事情的，十件中常有六七件，先生们自己也知道。”于是命令盐引全部照崔杲的请求办理。刘健等人退下后，再次上章说不可。皇帝自己惭愧于失言，于是批准了刘健等人的奏议。内外因此都很高兴，认为皇帝差不多能够改过了。刘健等人于是谋划除掉“八党”，接连上疏请求诛杀他们。言官也交相论述这些宦官的罪状，刘健、谢迁、李东阳极力坚持这些奏章。皇帝派司礼监宦官到内阁说：“朕将要改正了，你们替朕委曲赦免他们吧。”刘健等人说：“这些人都得罪了祖宗，不是陛下可以赦免的。”又上言说：“君主对于小人，不知道而错误任用，天下还希望君主知道后将他们除去。知道了却不除去，小人就会更加放肆，君子就会更加危险，直到国家动乱灭亡才会停止。况且邪正不能并立，如今全朝廷都想坚决除去这几个人，陛下又明知他们有罪却故意把他们留在身边，这不只是朝臣疑惧，这几个人自己也会不安。上下互相猜疑，内外不能协调，祸乱的根机就从这里开始了。”皇帝不听。刘健等人以去留相争。刘瑾等八人十分窘迫，相对流泪哭泣。而尚书韩文等人的奏疏又送了进来，于是皇帝命司礼监王岳等人到内阁商议，一天去了三次，想把刘瑾等人安置到南京。谢迁想乘机将他们诛杀，刘健推开案几哭道：“先帝临终时握着老臣的手，把大事托付给我。如今陵墓上的土还没有干，就让这些人败坏政事到这种地步，我死后还有什么脸面见先帝！”他的声音和脸色都非常严厉。王岳一向刚正、痛恨邪恶，慨然说：“内阁的议论是正确的。” 王岳的同僚范亨、徐智等人也认为这样是对的。当夜，八人更加急迫，环绕在皇帝面前哭泣。皇帝发怒，立即把王岳等人收捕下诏狱，而刘健等人并不知道，正依靠王岳在宫内接应。第二天，韩文倡议九卿跪伏在宫阙前坚决争辩，刘健迎上去对他们说：“事情将要成功了，诸位只管坚持。”不久，事情发生重大变化，八人都被宽赦而不追究，刘瑾掌管司礼监。刘健、谢迁于是请求退休，皇帝赐敕书、供给驿站让他们回乡，按旧例发给每月廪禄和每年夫役。刘健离开后，刘瑾一直怀恨不已。第二年三月辛未日，皇帝下诏把五十三人列为奸党，张榜公布在朝堂上，以刘健为首。又过了两年，削除刘健的名籍，贬为平民，追夺诰命。刘瑾被诛杀后，刘健恢复官职并退休。后来听说皇帝多次出巡游玩，刘健总是叹息得吃不下饭，说：“我辜负了先帝。”世宗即位后，命行人携敕书慰问他，并以司马光、文彦博为先例，赏赐格外丰厚。到了他年满九十岁，皇帝下诏命巡抚到宅第赐给束帛、饩羊和上等酒，并授他的孙子刘成学为中书舍人。嘉靖五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临终遗表数千言，劝皇帝端正自身、勤奋学习、亲近贤人、远离奸佞。皇帝震惊哀悼，赐给的抚恤十分丰厚，追赠太师，谥号文靖。刘健器度严整，先端正自己，以身作则率领下属。退朝以后，同僚来私下拜访，他一句话也不与他们交谈。许进等七人想推举焦芳进入吏部，刘健说：“老夫不久就要归田，这个职位即使让焦芳得到，只怕诸位都会受到他的祸害。”后来这七人果然被焦芳排挤。李东阳凭借诗文引导后辈，天下士人都拍掌谈论文学；刘健好像没有听见，只教人研治经书、探究义理。他的事业光明伟大，明代辅臣中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孙望之，进士。谢迁，字于乔，余姚人。成化十年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又取得第一名。授任修撰，多次升迁至左庶子。弘治元年春，宦官郭镛请求预先选取妃嫔，以充备六宫。谢迁上言：“山陵尚未完工，按礼制应当有所等待。祥禫之期也已相距不远。陛下正值盛年，请等服丧期满后再从容议论，也不算晚。”尚书周洪谟等人赞同谢迁的意见，皇帝听从了。皇帝居东宫时，谢迁已经担任讲官；到这时，他每天参与日讲，致力于积累诚意、启发皇帝的心意。前一天晚上一定整理衣冠、练习诵读；到进讲时，措辞详细恳切，皇帝多次称好。升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弘治八年，皇帝下诏让谢迁与李东阳一同进入内阁参与机要政务。谢迁当时正在服丧，竭力推辞，服丧期满后才接受任命。升任詹事，兼任原有官职；皇太子出阁读书，加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上疏劝太子亲近贤人、远离奸佞，勤奋学习，戒除安逸享乐，皇帝嘉许了他。尚书马文升因为大同边境告急、军饷供应不足，请求增加南方两税折银。谢迁说：“先朝因为南方赋税沉重，所以实行折银来宽减负担。如果再次议论增加，恐怕百姓承受不了。况且充实国库在于节省用度，用度没有节制，即使增加赋税又有什么益处？”尚书倪岳也争辩反对，这项议论于是搁置。孝宗晚年慨然想整顿弊政。但是内府各库以及仓场、马坊中的宦官作奸犯法，无法一一追究。御马监、腾骧四卫的勇士，仗着是禁军、不隶属于兵部，往往凭空名额领取军饷，弊病尤其严重。谢迁乘机进言，皇帝命他拟定诏旨加以禁止约束。谢迁说：“只说空话、设置禁令没有益处，应当命有关部门搜查剔除弊端，明确上奏。然后严格制定条约，有违犯的必定诛罚，这样或许可以除去长期积累的弊病。”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

译谢迁仪表俊伟，操守正直光明。他与刘健、李东阳一同辅政，而谢迁见识事情明敏，善于坚持自己的论议。当时人编了话称赞他说：“李公善谋划，刘公善决断，谢公尤其侃侃而谈。”天下人称他们为贤相。武宗即位后，多次加授谢迁少傅兼太子太傅。他多次进谏，皇帝不听。后来因天象变异，他极力请求离职，皇帝总是安慰挽留。等到请求诛杀刘瑾没有成功，他便与刘健一同退休回乡，礼遇和待遇都按照刘健的标准办理。但刘瑾对谢迁的怨恨仍未停止。焦芳依附刘瑾进入内阁后，也怨恨谢迁曾经举荐王鏊、吴宽作为自己的替代人选，却没有举荐焦芳，于是通过中旨强令罢免谢迁的弟弟兵部主事谢迪，把他的儿子编修谢丕斥退为平民。正德四年二月，浙江按照诏令举荐了怀才抱德之士：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彪，朝廷都升迁他们为同乡官。草拟诏书的事由李东阳主持，刘健想借此治谢迁、李东阳二人的罪，便伪造圣旨说：“余姚的隐士为什么这么多？这一定是徇私援引。”于是把周礼等人下到诏狱，供词牵连到李东阳和谢迁。刘瑾想逮捕李东阳、谢迁，抄没他们的家产，幸亏王鏊极力为他们辩解。焦芳在旁边厉声说：“即使从轻宽免，也应当削除名籍！”诏旨下达，果然如焦芳所说；周礼等人都被发配戍守边疆。尚书刘宇又弹劾两司以上负责访察举荐的人失实，判处罚米，有人被削籍。并且下令从今以后余姚人不得选任京官，载入法令。那年十二月，言官迎合刘瑾的意旨，请求剥夺李东阳、谢迁以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人的诰命，诏令一并追回此前赐给他们的玉带、服饰和物品。同时被夺去诰命的共有六百七十五人。当时人人都替谢迁担忧，而谢迁却和宾客围棋、赋诗，神态自若。刘瑾被诛后，谢迁恢复官职，后来退休。明世宗即位，派使者慰问谢迁，起用谢迪为参议，恢复谢丕的翰林官职。谢迁于是派儿子谢正入朝谢恩，并劝皇帝勤奋学习、效法祖宗、采纳谏言，皇帝用优厚的诏书答复他。嘉靖二年，又诏令有关官员慰问谢迁。嘉靖六年，大学士费宏举荐谢迁接替自己，杨一清想阻止张璁，也极力举荐谢迁。皇帝于是派行人携带亲笔敕书到谢迁家中起用他，并命巡抚、巡按官督促他上路。谢迁已经七十九岁，不得已接受诏命。等到他到京时，张璁已经入阁，而杨一清的官位高于谢迁，没有向他谦让的意思。谢迁任职几个月，极力请求离职。皇帝更加厚待谢迁，天气寒冷时免除他的朝参，除夕赐给他御制诗。谢迁因病请假，皇帝便派医生赐药，命光禄寺送酒肉，使者在道路上接连不断。谢迁最终于第二年三月辞职回乡。嘉靖十年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正。谢迪官至广东布政使。谢丕在乡试中名列第一，弘治末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至吏部左侍郎，死后追赠礼部尚书。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因为属于戍籍而居住在京师。他四岁时就能写一尺见方的字，景帝召见并试验他，非常高兴，把他抱到膝上，赐给他水果和钞币。后来两次召他讲解《尚书》的大义，都符合皇帝心意，于是命令他进入京学。天顺八年，他十八岁，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多次升迁，任侍讲学士，充任东宫讲官。弘治四年，《宪宗实录》修成，李东阳由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升任太常少卿，原兼任的官职不变。弘治五年，发生旱灾，皇帝征求谏言。李东阳摘录《孟子》七篇的大义，并附上当时政事的得失，写成几千字，进呈皇帝。皇帝称赞写得好。阁臣徐溥等认为诏敕太多，请求仿照前朝王直的旧例，设置专官负责此事。于是提升李东阳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门掌管诰敕。弘治八年，他以原官身份值守文渊阁，参与机要政务，与谢迁同一天被起用。过了很久，升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弘治十七年，重建阙里孔庙完工，李东阳奉命前往祭祀。回来后，上疏说：臣奉命出使，快速赶路，恰好遇到严重旱灾。天津这一带，夏麦已经枯死，秋禾还没有播种；拉船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扛锄头的人面露菜色。盗贼横行，青州尤其严重。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流民遍路，户口大量减少，军队空虚，仓库没有维持十天的储粮，官员多年没有领取俸禄。东南地区是国家财赋的来源，一年的饥荒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北方土地贫瘠，向来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又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发生的变故将无法预料。臣如果不是亲自经过这些地方，即使长久身在官署，每天处理章奏，也仍然不能知道其中详情，更何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呢？臣在道路上访察，人人都说冗食俸禄的人太多，国家财用没有常规。差役频繁，征派重复而繁重。京城大兴土木，供役的军士财力都已耗尽，每逢轮班操练，宁可死也不肯前往。权势之家和大族的田地连片遍及郡县，却仍不停地请求赏赐。亲王就藩，供给费用达到二三十万。游手之徒假托皇亲仆从的名义，每到关津和都会便大肆开设店铺，搜刮商税。国家把都城建在北方，仰赖东南供给，商人惊散，这实在是大事。还有负责织造的宦官，放纵一群小人肆意掊击勒索，闸河官吏无不奔逃惊骇，贩卖货物的穷民到处骚动；这些又都是臣亲眼看到的。民间百姓的情况，郡县不能知道；郡县的情况，朝廷不能知道；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能知道；事情起于容忍隐瞒，终于蒙蔽欺骗。容忍隐瞒的开端很小，蒙蔽欺骗造成的祸患却很深。臣在山东，私下听说陛下因为灾异屡次出现，命群臣尽量进言，不得有所隐讳。然而诏旨频繁降下，章疏也都陈述完毕，只要事情涉及内廷和贵戚，往往就受到牵制，多年累月都被阻止废弃。臣实在担心今天所说的话，又会成为空文。请求把过去内外臣下分条上奏的意见取来，详细考察选择，决定后务必实行。皇帝嘉许并感叹，全部交给主管部门办理。当时，皇帝多次召见阁臣，当面讨论政事。李东阳与首辅刘健等竭尽心力进言，有关时政的缺失一定全部直言极谏。李东阳擅长古文，内阁中的奏疏草稿大多交给他写。奏疏发出后，天下传诵。第二年，他与刘健、谢迁一同接受顾命。明武宗即位，多次加授李东阳少傅兼太子太傅。刘瑾进入司礼监任职后，李东阳与刘健、谢迁当天就请求辞去职位。宫中传出的诏旨罢免了刘健、谢迁，唯独留下李东阳。李东阳以此为耻，再次上疏恳请离职，皇帝不准。当初，刘健、谢迁主张诛杀刘瑾，言辞非常严厉，只有李东阳稍微缓和一些，所以独自留下。刘健、谢迁将要离京时，李东阳设宴送行，哭得流下眼泪。刘健神色严肃地说：“为什么哭呢？如果当日竭力抗争，就会和我们一起离去了。”李东阳默然无言。

译刘瑾得势以后，专门打击压制士大夫。焦芳入阁帮助他施虐，老臣和忠直之士几乎都被放逐。李东阳忧郁不得志，也只好周旋敷衍以躲避灾祸。但焦芳嫉妒李东阳的职位在自己之上，早晚都在刘瑾面前诋毁他。此前，李东阳奉命编纂《通鉴纂要》。书成后，刘瑾派人挑出其中用笔和文字的小毛病，除去几名誊录官的姓名，想借此牵连李东阳。李东阳十分窘迫，请焦芳和张彩替他解释，这件事才作罢。刘瑾越来越凶暴，什么都敢讥讽侮辱，但对李东阳表面上仍以礼相敬。凡是刘瑾所做的扰乱政事之事，李东阳都在其中设法弥补，也多有补救。尚宝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张玮因为违反制度乘坐肩舆，随从又擅自索要驿马；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因为核查边饷使刘瑾不满，他们都受到重刑拷打，几乎丧命。李东阳极力营救，崔璿等被贬谪戍边，安奎、张彧获释，降为平民。正德三年六月壬辰日，退朝后，有人在御道上留下匿名书，列举刘瑾的数项罪状。诏令百官全部跪在奉天门外。不久，逮捕三百多名普通官员，押入诏狱。第二天，李东阳等极力营救，恰好刘瑾也查明是自己的同党所为，于是众人得到宽赦。几天后，李东阳上疏请求宽恤几件事情，奏章下交主管部门办理。后来户部复奏说，粮草亏损自有专门部门负责，巡抚官总领大纲，应当从轻减免。刘瑾大怒，伪造圣旨，用几百字责问斥责，朝廷内外都惊骇叹息。刘瑾担心盗贼日益增多，想把盗贼的家属、邻里以及替盗贼窝藏财物的人都发配戍边。有人自称捕获盗贼七十人，主管部门想按照新例处理。李东阳说，如果这样，那么百年前的案件都可以追究了，于是这些人得以免罪。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以及平江伯陈熊等人几乎都遭遇大祸，全靠李东阳而得以解脱。他暗中改变和消解刘瑾的做法，保全了善良正直的人，天下人暗中都受到他的庇护。但有气节的人大多非难他。侍郎罗▯上书劝他早日退休，甚至请求把他的门生从名籍中削除。李东阳收到信，只低头长叹而已。焦芳已经和宦官结为一党，王鏊虽然坚持正道，也不能与刘瑾抗衡，李东阳于是援引杨廷和与自己共事，稍稍可以倚靠他来增强力量。不久王鏊辞职，接替他的刘宇、曹元都是刘瑾的党羽，李东阳的处境更加孤立。李东阳此前已经加授少师兼太子太师，后来刘瑾想给焦芳加官，诏令李东阳享受正一品俸禄。正德四年五月，《孝宗实录》修成，编纂诸臣按例应当升迁，主管部门援引《会典》的旧例。诏令说刘健等人此前编修《会典》浪费太多，全部夺去升迁资格，李东阳也因此被降俸。过了几天，又因编修《实录》的功劳恢复了他的待遇。正德五年春，久旱不雨，皇帝下诏审理并宽恤刑狱。李东阳等趁机提出诏书没有涉及的几项事情，皇帝全部采纳。但司法部门害怕刘瑾，判处死刑以下的减免者只有两人。那年秋天，刘瑾被诛杀，李东阳于是上疏自陈说：“臣充任宫禁近侍，与刘瑾的职掌有关。凡是根据宫中旨意撰写敕书，有时被驳回多次，有时被径自改写，有时被扣留在私室，假手他人办理；有时传出誊黄，逼迫臣交出钱财，真伪混杂，无法辨明。臣虽委婉曲折地匡正维持，希望稍有补益，但因循忍让，所造成的损失也很多。按理应当罢黜。”皇帝安慰挽留他。寘鐇被平定后，加授李东阳特进、左柱国，并荫封一个儿子为尚宝司丞；此事被御史张芹弹劾。皇帝发怒，夺去张芹的俸禄。李东阳也请求退休并辞去荫职，皇帝不准。当时焦芳、曹元已经罢职，刘忠、梁储入阁，政事为之一新。然而张永、魏彬、马永成、谷大用等人仍然掌权，皇帝照旧游玩。皇子尚未出生，皇帝常常住在宫外。又商议大规模兴建豹房，准备在禁宫中修建寺观。李东阳等人为此忧虑，前后多次上章切谏，皇帝没有答复。正德七年，李东阳等以京师以及山西、陕西、云南、福建接连发生地震为由上疏，而皇帝不举行经筵，长久不临朝，宗庙社稷的祭祀也不亲自参加，宫门出入没有节制，谷大用仍然开设西厂；他们多次上疏极力劝谏，皇帝始终不听。任职九年期满，李东阳兼领大学士俸禄。河南盗贼被平定后，荫封他的儿子世袭锦衣卫千户。他再次上疏极力辞谢，改为荫封六品文官。那年冬天，皇帝想调宣府军三千人入京护卫，再让京军轮番到边境戍守。李东阳等极力坚持不可，大臣和台谏官也都进言反对。宦官来往奔走，索要草拟敕书；皇帝坐在乾清宫门催促，李东阳等始终不奉诏。第二天，皇帝最终直接从宫中降旨执行此事，江彬等于是把边兵调入豹房。李东阳以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前后上疏多次，到这时才获准。赐给敕书，按旧例发给廪禄和仆役。又过了四年去世，享年七十岁。追赠太师，谥号文正。李东阳侍奉父亲李淳很有孝行。当初任翰林官时，他常常饮酒到深夜，父亲不肯睡觉，忍受寒冷等他回来；从此以后，他终身不在外面饮酒到深夜。他写文章典雅流丽，朝廷的大型著作大多出自他的手笔。他擅长篆书、隶书，所写碑版和文章书法流传到四方异域。他奖掖后进，提携有才之士，学士大夫中出自他门下的人，全都显著有所成就。自明朝建立以来，以文章成为缙绅领袖的大臣，继杨士奇之后，只有李东阳一人。他在朝廷任职五十年，清正的操守始终不变。罢政居家后，请他作诗文、写书法篆字的人挤满门槛，他也颇靠这些收入供给日常生活。一天，夫人正送来纸墨，李东阳面露疲倦。夫人笑着说：“今天要设宴待客，难道能让桌案上没有鱼肉菜肴吗？”李东阳于是欣然提笔，过了一会儿才停下。他的风度操守就是这样。王鏊，字济之，吴地人。父亲王琬，任光化知县。王鏊十六岁时，随父亲读书，国子监的学生争相传诵他的文章。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认为他非同寻常，称他为天下奇士。成化十年乡试，第二年会试，都考取第一。廷试列第三，授官编修。他闭门读书，躲避远离权势人物。弘治初年，升任侍讲学士，充任讲官。宦官李广引导皇帝到西苑游玩，王鏊讲解周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之事，反复恳切规劝，皇帝为之动容。讲学结束后，皇帝对李广说：“讲官是在指责你们这些人。”寿宁侯张峦过去与王鏊有交往，等到张峦显贵后，王鏊却断绝了与他的往来。东宫出阁读书，大臣请求选用正直的人担任东宫属官，王鏊以本官兼任谕德。不久转任少詹事，升为吏部右侍郎。

译王鏊曾上奏陈述边防策略，大意说：“昨天火筛入侵大同，陛下日夜忧劳不得安宁，可是边境各位将领都只守城防御，没有一个人敢于迎击其锋芒，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私下认为，今天的火筛、小王子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宠臣幸臣扰乱政事，功罪不能分明，任用不能专一，法令不能执行，边防空虚。近年来边将违犯法纪，往往让他们戴罪立功、杀敌赎罪。副总兵姚信拥兵不进，也能逃脱罪责。这就是人心日益懈怠、士气不能振作的原因。希望陛下大振乾纲，随时召见大臣，询问边将的勇敢或怯懦。有罪必罚，有功必赏，把主将的权力集中起来。起用退休尚书秦纮为总制，节制各边；让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镇京营，从远处为边军声援。优厚抚恤沿边战死者的家属，招募边地勇猛之士，使用离间计分化敌军部众。分兵袭击，出奇制胜，敌寇一定不敢长驱直入。”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他又说：“应当仿照前代设置制科，例如博学宏词一类，用来选取特殊人才。每六年举行一次，尤其优秀的人授予清要职位，已有官职的人加升品秩。几年以后，士人都受到磨炼，一定会把通晓经学、学习古代作为最高追求，摆脱见闻浅陋的弊病。” 当时未能实行。不久，王鏊因父亲去世服丧回乡。正德元年四月，起用王鏊为左侍郎，他与韩文等大臣请求诛杀刘瑾等“八党”。不久刘瑾进入司礼监掌权，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职，内阁只剩李东阳一人。刘瑾想引荐焦芳入阁，朝廷议论时却独独推举王鏊。刘瑾迫于舆论，只好命王鏊以本官兼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过了一个月，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第二年，加授少傅兼太子太傅。景帝汪后去世，礼仪问题有疑问。王鏊说：“汪妃被废不是因为罪过，应当恢复原来的称号，按妃的礼制安葬，按皇后的礼制祭祀。”于是命令停止朝会，依照制度致祭。宪宗废后吴氏去世时，刘瑾建议将她的遗体焚烧以灭绝痕迹，说“不可以让她成服”。王鏊说：“服丧礼可以不举行，但葬礼不能薄葬。”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尚宝卿崔璿等三人因受重刑拷打，几乎丧命。王鏊对刘瑾说：“士人可以杀，不可以侮辱。如今既侮辱又要杀害他们，我还有什么脸面留在这里？”李东阳也极力营救，崔璿等得以发配戍边。刘瑾痛恨尚书韩文，一定要杀他，又想借其他事情陷害刘健、谢迁，王鏊前后极力营救，使他们得以免罪。有人在刘瑾面前诋毁杨一清，说修筑边墙浪费钱财。王鏊争辩说：“杨一清是为国家修整边防，怎么能把功劳说成罪过？”刘瑾恼怒刘大夏，把他逮到京城，想以煽动变乱的罪名处死。王鏊争辩说：“岑猛只是拖延不出兵罢了，并没有叛乱，怎么能说是煽动变乱？”当时朝廷内外的大权全归刘瑾，王鏊起初坦诚地和他交谈，刘瑾有时还听取采纳；而焦芳专门阿谀奉承，刘瑾更加横暴，祸害波及缙绅。王鏊无法挽救，极力请求离职。正德四年，他连续上疏三次，皇帝准许了。赐玺书，准许乘驿传回乡，主管部门按旧例发给廪禄和仆役。王鏊在家居住了十四年，朝廷大臣接连举荐他，但他没有再被起用。明世宗即位，派行人慰问王鏊。王鏊上疏谢恩，趁机进呈讲学、亲政两篇文章。皇帝用优厚的诏书答复，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为中书舍人。嘉靖三年，又诏令有关官员慰问他。不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追赠太傅，谥号文恪。王鏊学识广博而有鉴别能力，文章典雅，议论明白流畅。他晚年写了一篇《性善论》，王守仁见后说：“王公的造诣很深，世人还不能完全理解。”他年轻时擅长八股制举文，后来多次主持乡试，所取的程文成为一代典范。他选取士人重视经学，凡是险怪诡异的文章一概摒弃。弘治、正德年间，文风因此发生了变化。刘忠，字司直，陈留人。成化十四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编修。弘治四年，《宪宗实录》修成，升任侍讲，值守经筵，不久兼任侍奉东宫讲读。又过九年，升为侍读学士。明武宗即位，因为东宫属官被提升为学士，刘忠掌管翰林院，仍然值守经筵。正德二年，刘瑾掌权，每天引导皇帝游玩，扰乱祖宗旧有制度。刘忠上书劝戒皇帝不要沉溺逸乐游玩、尊崇正统学问等几件事。后来，他趁进讲时与杨廷和讲解经义，规劝皇帝纠正过失，其中指斥宠臣幸臣尤其恳切。皇帝对刘瑾说：“经筵只是讲书罢了，说这些浮泛的话做什么？”刘瑾一向憎恨二人，于是暗示吏部尚书许进把他们调出京城。南京各部通常只有一名右侍郎，许进特意请求任命刘忠为礼部左侍郎。命令下达后，外界议论纷纷，许进担心此事，刚过两个月，就提升刘忠为南京礼部尚书。那年冬天，南京留守的御史一向骄横；有一名郎中又是张彩亲近的人，任期届满时，刘忠都把他们评为下等。刘忠痛恨吏员用假名字冒充、寄挂籍贯，督促各司核查裁汰一千人。考核京官时，被罢黜的人比过去更多。他又上疏请求不定期纠察弹劾，以显示奖惩，不必等到六年考核才罢黜。诏令同意了。刘忠在南京为人正直，很有风采。但当时刘瑾正用严酷苛刻的手段折辱士大夫，刘忠却按规矩对待下属，纠察弹劾又过于严厉。舆论于是说刘忠迎合刘瑾的意旨，对他颇多怨恨。正德五年二月，改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专门掌管制诏。两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没有答复。刘瑾被诛杀后，刘忠以本官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刚过几天，因为平定宁夏有功，加授少傅兼太子太傅。按照旧例，阁臣加官不会很快达到三孤的级别。刘忠没有功劳却突然得到高位，内心不安，接连上疏坚决辞让，皇帝不准。刘瑾虽已被杀，张永、魏彬等仍擅自掌权，大臣们又争相与他们交好，唯独刘忠毫不顾忌。张永曾派廖鹏拜访刘忠，刘忠让仆役按一般下人礼节对待他，又拒绝他的馈赠，因此与张永等人关系破裂。前后七八次上疏请求退休，都只得到皇帝的安慰挽留。第二年，命他主持会试。刚结束，皇帝认为试录中的文义多有错误，召李东阳把试录给他看。刘忠知道自己是被宦官排挤，于是请求回乡省墓。诏令准许他乘驿传回去。他到家后，再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答复准许。终身发给每月廪禄和每年仆役。明世宗即位后，多次有人举荐刘忠，但他没有再被起用。皇帝派行人慰问他，刘忠上奏谢恩，并趁机提出一些进言，皇帝褒奖他的忠诚和爱国之心。嘉靖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追赠太保，谥号文肃。

译赞曰：徐溥以宽厚著称，邱濬以博学综合闻名。看他们针对事情陈述意见，恳切地提出为国家兴盛、为明朝危亡而谋划的策略，可以说十分勤勉了。刘健、谢迁神色严正，奉行正道，勤勉不懈而不顾自身。宦官小人扰乱政事，他们坚持义理，始终据理力争。虽然志向没有实现，但刚正严明的节操始终不变。明朝贤能的宰辅，除三杨之外，前有彭时、商辂，后有刘健、谢迁，大概可以算是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吧。李东阳因为依违周旋而受到诟病，然而善良正直的人依靠他扶持，得到保全的并不少。大臣与国家同享安乐、共担忧患，不能把坚决离去说成高尚，也不能把远离朝廷说成清白，关键要看他的志向究竟怎样。王鏊、刘忠坚持正道而不阿谀，及早保全自身、退出朝廷。这才是明白进退取舍的节操，怎么能曲意周旋、俯仰迎合来取悦别人呢？列传第七十 王恕的儿子王承裕，马文升，刘大夏。王恕，字宗贯，三原人。正统十三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授任大理寺左评事，升为左寺副。他曾分条陈述刑罚不恰当的六件事，全部得到讨论施行。升任扬州知府，开仓发粮赈济饥民，不等候上级批复；又创办资政书院来督促士人学习。天顺四年，因为治理政务成绩最好，越级升任江西右布政使，平定赣州盗寇。明宪宗即位，下诏命大臣严格考核天下的方面官，于是罢免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以王恕代替侯臣。成化元年，南阳、荆州、襄阳的流民聚集呼啸作乱，提升王恕为右副都御史，前去巡抚治理。恰逢他遭母丧，诏令他奔丧两个月后立即起复处理政务。王恕推辞，皇帝不准。他与尚书白圭共同平定大盗刘通，又讨伐攻破刘通的党羽石龙。他严格约束部下不得滥杀，流民重新恢复生产。后来调任河南巡抚。论功升为左副都御史，稍后调任南京刑部右侍郎。父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以原官总督河道。疏浚高邮、邵伯等湖泊，修整雷公、上下句城、陈公四处塘坝水闸。又因灾异，请求研究消除灾害的办法。皇帝因此赐给山东免除一年的租税，京畿地区也有许多减免。不久改任南京户部左侍郎。成化十二年，大学士商辂等认为云南远在万里之外，西面控制各夷，南面连接交阯，而镇守宦官钱能贪婪放纵得厉害，便商议派有威望的大臣担任巡抚去镇压治理，于是改任王恕为左副都御史前往云南，并就地升为右都御史。起初，钱能派指挥郭景到京师奏事，说安南捕盗的军队闯入云南境内，皇帝立即命郭景携敕书前去告诫约束安南。旧制度规定，出使安南必须经过广西，但郭景却直接从云南前往。钱能借郭景之便，送给安南王黎灏玉带、宝绦、蟒衣和各种珍奇物品。黎灏派将领率兵护送郭景返回，想借此打通云南的道路。郭景害怕日后获罪，欺骗先行者去向守关官员报信，趁机脱身回来，扬言安南军队来犯，关吏于是戒严。黔国公沐琮派人向安南将帅说明情况，他们才返回。但各位大臣害怕钱能，都隐瞒不奏。钱能又多次派郭景以及指挥卢安、苏本等人与干崖、孟密的土官交通往来，收受他们无数金银财宝。王恕全都查访得知，派骑兵逮捕郭景。郭景害怕而自杀，王恕于是弹劾钱能私自与外国往来，罪当处死。诏令派刑部郎中潘蕃前去查办。钱能又利用这个机会驿送进献黄鹦鹉。王恕请求禁止此事，并且把钱能贪婪暴虐的情况全部揭发出来，说：“过去交阯因为镇守官员不得人，导致一方陷没。今天的事情恐怕又比这更严重了。陛下何必吝惜一个有才能的人，不让他来安定边疆呢？”汪能非常害怕，赶紧嘱托亲近显贵的大臣，请求召回恕。正当这时，商辂、项忠等正人（正直之士）正因为触犯汪直而被罢职，于是改任恕掌管南京都察院，参与协助处理守备事务。汪能的事情随即得到解决，潘勘上奏说明查得的确实情况，朝廷置之不问。王恕在云南任职九个月，威势施行到边境以外，黔国公以下都胆战心惊地奉行命令。他共上疏二十次，正直的声名震动天下。当时安南接纳江西的叛人王姓者作为谋主，暗中派间谍进入临安，又在蒙自买铜铸造兵器，准备伺机袭击云南。王恕请求增设两名副使，以整饬边防，这一阴谋于是被遏止。王恕回到南京几个月，升任兵部尚书，仍然参与协助守备事务。他考核选拔属官，严厉拒绝请托，同事们都不高兴。但钱能回到南京后，多次在皇帝面前诋毁王恕。皇帝也因王恕多次直言而怀恨，于是命他兼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南畿。旧制度规定，应天、镇江、太平、宁国、广德的官田征收一半租税，民田全部免税。后来民田大多转归豪强，官田的负担却落到贫民身上。王恕于是酌量减少官田的耗粮，稍微增加民田的征收。常州当时有多余的粮米，他便上奏用六万石补交夏税，又替其他府补交户口盐钞六百万贯，公私都感到便利。所辖地区发生水灾，他上奏免除秋粮六十多万石。他四处巡行赈济借贷，使二百多万口人得以存活。江南每年输送白粮，百姓多因此破产，而光禄寺却把它一概用来供给厨役和低贱工匠。又有宦官暴横，四方输送贡物，监收的人往往索取额外收入。织造丝帛和彩物以及采办花卉禽鸟的人，络绎不绝于道路。王恕前后多次列举论奏，皇帝都不采纳。宦官王敬带着妖人、千户王臣南下采办药物和珍玩，所到之处骚扰不安，长官多遭侮辱。到了苏州，他召集诸生替他书写妖书，诸生大为哗然。王敬上奏说诸生抗拒命令。王恕立即上疏说：“正值灾荒之年，应当派使者赈济百姓，反而横行索取珍玩。过去唐太宗暗示梁州进献名鹰，唐明皇命益州织造半臂褙子、进献琵琶杆拨和镂牙合子等物，李大亮、苏颋都没有奉诏办理。臣虽然没有才能，也仰慕这些人。”于是把王敬等人的罪状全部列举出来。王敬也诬奏王恕，并牵连常州知府孙仁，孙仁被逮捕。孙仁是新淦人，由进士历任知府，为人刚正严峻，王敬到时他不行礼，因此触怒王敬。王恕抗章营救，三次上疏弹劾王敬。恰逢宦官尚铭也揭发王敬的奸恶行径，于是将王敬等下狱，把他的党羽十九人发配戍边，并将王臣弃市，传首南京。孙仁也获释回乡，后来逐步升官至巡抚宁夏右副都御史。成化二十年，又改任王恕为南京兵部尚书。当时钱能也任南京守备，对人说：“王公是上天和人间的杰出人物，我只应当敬重地侍奉他。”王恕胸怀坦荡地对待钱能，钱能最终收敛了行为。林俊被捕入狱时，王恕说：“天地不过一个祭坛，祖宗不过一座宗庙，而佛寺却有一千多座。一座寺庙建立，就要迁走百姓数百家，耗费内库几十万，这是错误的。林俊说得对，不应治他的罪。”皇帝看到奏疏后很不高兴。王恕仍然侃侃直言，列举论述，毫不回避。前后奉诏陈述意见二十一件，提出建议三十九件，全都竭力阻止权贵幸臣。天下人都倾心仰慕他，遇到朝政有不妥之处，必定说：“王公为什么不说话呢？”又说：“王公的奏疏快到了。”过后，王恕的奏疏果然送到。当时民间歌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个王恕。”于是皇帝身边的贵近都对他侧目，皇帝也渐渐厌烦他。成化二十二年，朝廷起用传奉官，王恕劝谏更加恳切，皇帝越发不高兴。王恕此前已加授太子少保，恰逢南京兵部侍郎马显请求罢职，皇帝忽然在批示中把王恕降为宫保退休，朝廷内外大为震惊。王恕多次任巡抚，历任侍郎直到尚书，但都在留都南京。因为喜欢直言，始终不能在京朝任职。回乡后，他的名望更高，台省官员每月都有举荐他的。工部主事、仙居人王纯把王恕比作汲黯，结果受到杖刑，被贬为思南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