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七十一

译列传第七十一 ○何乔新、彭韶、周经、耿裕、倪岳、闵珪、戴珊 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他的父亲何文渊，永乐十六年考中进士。授任御史，历任山东、四川巡按。乌蒙有个奸民什伽，私通知府禄昭的妻子，害怕被诛杀，便诬陷禄昭谋反。皇帝下诏调兵讨伐。何文渊发檄文阻止所调军队，并说明这是诬陷。宣德五年因顾佐推荐，赐敕任温州知府。在任六年，政绩考核为最优，增加俸禄并赐玺书。因胡滢推荐，升任刑部右侍郎，督理两淮盐课。正统三年，两次审议案件不当，他和尚书魏源一起下狱，后来都获释。朝廷议论征讨麓川时，何文渊上疏劝谏说：“麓川是边远境外的弹丸之地，不值得劳烦大军。如果派云南守将驻屯金齿，命三司官员前去抚谕，远方的人可以获得新生，而朝廷也免去调兵转运粮饷之劳，这是最好的策略。”皇帝把他的意见交付朝廷议论，朝臣大多主张用兵。于是西南骚动，最终才攻克麓川，但损失死亡很多。那年冬天，他因病请求归乡。景帝即位，起用为吏部左侍郎，不久升任尚书，辅佐王直处理吏部事务。东宫建立后，加授太子太保。灾异出现，给事中林聪等弹劾何文渊奸邪。左庶子周旋上疏说他受到冤枉，林聪连周旋一起弹劾。御史曹凯又在朝廷上争辩此事，于是何文渊和周旋一同下狱。林聪的奏疏中有“嘱托内臣”的话，太监兴安请求追问所指的姓名。林聪不敢坚持回答，于是何文渊被释放，命令退休。英宗复位后，削去何文渊增加的官职。但景泰年间更换太子的诏书中“父有天下传之子”这句话出自何文渊，有人传说朝廷下令逮捕他，他害怕而自缢。当时何乔新已经是景泰五年进士，任南京礼部主事，奔父丧回到家乡。乡里原任侍郎揭稽曾向何文渊学习，却与何乔新兄弟不和，便上奏说何文渊实际上是被几个儿子逼迫自尽的，又逼着把父亲宠爱的妾改嫁。何乔新也揭发揭稽任巡抚时曾推荐黄▯厷，并且代拟更换太子的奏疏。两人都被召来对簿受审。何文渊的妾割断手指，为几个儿子申诉冤屈，案件才稍稍缓解。皇帝又因遇到赦免，释放他们而不再追问。此后，何乔新又遭母丧。服丧期满，改任刑部主事，历任广东司郎中。锦衣卫士卒犯法，他捕捉治罪，毫不宽贷。都指挥袁彬有所请托，他坚持不听从。袁彬恼怒，派人搜罗他的过失，但没有所得。由此何乔新的名声大振。成化四年，升任福建副使。他所管辖的寿宁银矿，盗采者聚集一千多人，所经过的地方都进行抢掠，何乔新招募军队攻击并擒获首领。福宁的豪强尤氏杀人，出入时总有士兵和铠甲随从，拒捕已有二十年。福清薛氏时常出面同番人互市，事情败露后，图谋作乱。何乔新把他们全部捕杀。福安、宁德的银矿长期停产，有关部门仍责令缴纳课税，百姓多因此破产。何乔新据此进言，减免三分之二。兴化百姓自洪武初年从官府领取耕牛，到这时仍然每年缴纳牛租，他上奏请求免除。清流县归化里地处沙县、将乐之间，凭借险要不缴纳赋税，何乔新向都御史说明，请设置归化县，这里的百姓才开始遵守法令。升任河南按察使。当地发生大饥荒，按旧例，赈济借贷到秋收就停止，何乔新说：“只到秋收就停止，是认为秋天可以依靠；如今这样的秋收难道就可以满足了吗？”于是赈济一直到第二年麦子成熟才停止。都御史原杰因招抚流民来到南阳，邀请何乔新协助。起初，项忠驱赶流民过于严厉，百姓听说原杰到来，反而更多逃入山谷。何乔新亲自前往招抚，登记入籍的有六万多户。升任湖广右布政使。荆州百姓苦于徭役，他核验人口和贫富，分列为九等，百姓感到便利。成化十六年，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边地军民常常出塞砍伐树木、捕捉野兽，何乔新说：“这些人如果遇到敌人，一定会泄露情况、求活逃生，全都是给敌人引路的人。应当不许他们擅自出塞，违犯者治罪守将。”皇帝下诏准许。敌人侵犯边塞时，他和参将支玉在灰沟营设伏，攻击斩杀了很多敌人，升任左副都御史。发生饥荒，上奏请求免除杂办和户口盐钞的十分之四。弹劾佥事尚敬、刘源审理案件拖延，请求下敕全国审判官，案件拖延半年以上的全部议罪。皇帝称善，立即听从。召回任刑部右侍郎。山西发生大饥荒，甚至人吃人。命他前往赈济，救活三十多万人，回来时带回流散的十四万多户。回朝后，正好安宁宣抚使杨友想夺取嫡弟、播州宣慰使杨爱的爵位，诬陷杨爱有异谋。何乔新前往查勘，和巡抚刘璋共同证明杨爱受到诬陷。杨友被夺官，安置到其他府，播州人于是安定。孝宗继位，万安、刘吉等人忌惮何乔新的刚正，调任他为南京刑部尚书。沿江的芦洲大都被中官侵占，借口筹备进奉费用，何乔新上奏将它们归还百姓。起初，何乔新被调出京城时，中官怀恩为此不平。一天，他因事情到内阁，说：“新皇帝登基，通常任用正直的人，为什么要调出何公？”万安等人默然无言。不久刑部尚书杜铭被罢免，众望归于何乔新，但刘吉取代万安成为首辅，始终忌惮他，长期不予补任。弘治改元，因王恕推荐，才召回何乔新代替杜铭。他上奏说：“旧制规定，派官员勘察事情和逮捕人犯，必须携带精微批文，到当地官府验看后才能执行。近来只使用与符验不相合的驾帖，应当恢复旧制，以防止伪造欺诈。”皇帝立即答复准许。当时刘吉仇视正直之人，屡次制造大案，何乔新总是依据法律为他们主持公道。刘吉更加怀恨，多次罗织其他事情扣减他的俸禄。弘治二年夏，京城发大水，何乔新请求抚恤受灾人家，又担心刑狱裁判不公平，逐条上奏几件应当重新议定的法律条文，刘吉全部搁置不办。大理寺丞空缺，御史邹鲁希望升任，何乔新却推荐郎中魏绅。恰逢何乔新的外家与乡人打官司，邹鲁便诬陷何乔新收受贿赂、徇私庇护。刘吉从皇帝处取得中旨，把何乔新的外家下诏狱，何乔新于是上疏请求归乡。不久，彻底审查此案没有查出证据，邹鲁被罚停俸，何乔新也获准退休。何乔新性情清廉正直，在工部观政时，曾出使淮西。巢县令阎徽年轻时曾向何文渊学习，便送给何乔新金钱。何乔新推辞不受，阎徽说：“这是用来祝愿我老师长寿的。”何乔新说：“你想使我的父亲长寿，通过别人送来可以，通过我送来就不可以。”最终也没有接受。福建市舶司的中官去世，镇守官把他的财产分送给三司，只有何乔新坚决推辞。推辞不得，便把财物缴入库中。何乔新居家后，杨爱派使者厚重地送来礼物，还献上可以制作棺材的上等木材，何乔新坚决拒绝。

译何乔新十一岁时，陪侍父亲住在京城宅邸。修撰周旋来拜访他，当时何乔新正在读《通鉴续编》。周旋问：“这部书的书法比《纲目》怎么样？”何乔新回答：“吕文焕投降元朝，书中不写他叛变；张世杰沉海，不写他为节义而死；曹彬、包拯去世，不写他们当时的官职；而且记载伏羲、轩辕的事情大量采纳怪诞荒谬的说法，似乎不太恰当。”周旋大为惊异。何乔新长大后，广泛通晓各种典籍，听到有奇异的书就借来抄录，积累三万多卷，全部亲手校勘，著述十分丰富。他与人很少合得来，气节方面的朋友只有彭韶，学问方面的朋友只有邱濬。罢职归乡后，巡按江西御史陈诠上奏说：“何乔新始终保全节操，只是中间因为有接受亲友馈赠的嫌疑，被勒令退休；他的进退处理得含混不明，实在可惜。请求进行查勘，如果本官没有疾病，就征召任用；如果有疾病，就加以慰问，以保存对旧臣的恩情，保全进退的节操。”皇帝不准。后来朝廷内外多次论荐，最终也没有再被起用。弘治十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江西巡抚林俊替彭韶和何乔新请求谥号，吏部复议同意。皇帝下旨命令上报何乔新退休的原因，给事中吴世忠说：“何乔新的学问、品行、政绩没有一样不好，忠诚勤勉、刚正耿介，年老后更加坚定。御史邹鲁挟带私怨诬陷弹劾他，他一句也不辩解，安然退归。闭门著书，很少与人交往，士大夫没有不推重他的品行的。如果一定要查考他退职的原因，就会使表彰贤人的典制受到怀疑；这就像宋代蒋之奇曾经诬奏欧阳修，胡纮等人曾经诬奏朱熹一样，从未听说因为一个人的私情而废弃万世公论。”此事最终搁置。正德十一年，广昌知县张杰又为此进言，于是追赠太子太保，给予荫补。第二年赐谥号文肃。何乔新的五世孙何源，万历初年任刑部右侍郎，也有清廉的节操。彭韶，字凤仪，莆田人。天顺元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升为员外郎。成化二年上疏评论佥都御史张岐奸邪，认为应召回王竑、李秉、叶盛，因此触犯皇帝旨意，被下诏狱。给事中毛弘等人营救他，皇帝不听，最终交纳赎金获释。不久升任郎中。锦衣卫指挥周彧是太后的弟弟。他上奏请求把武强、武邑两地百姓中田产不足赋税定额的人家，将其田地登记为闲田。皇帝命韶和御史季琮复查。彭韶等人巡视一遍便径直返回，上疏弹劾自己说：“真定的田地，自祖宗时就允许百姓开垦耕种，已经成为他们世代承业的恒产，只征收租税赋役，以此勉励农耕。功臣、外戚之家与国同休，怎么能同百姓争夺一寸一尺的土地？臣实在不忍心夺走小民的衣食，使贵戚之家更加富厚，请求伏地接受奉使办事无能的罪责。”奏疏呈入后，皇帝下诏把田地归还百姓，却责备彭韶等人借机邀取名声、违抗命令，又把他们交付诏狱。言官争相上奏营救，才得以释放。当时，彭韶与何乔新同在朝中任职，都享有很高声望，时人称为“何彭”。升任四川按察副使。安岳县扈氏焚烧杀害刘某一家二十一人，定远县曹氏杀死其兄一家十二人，主管官员认为这是疑难案件，长久不能判决。彭韶一审讯便查明实情，两案犯都认罪伏法。升任按察使后，他把境内所有不合礼制的祠庙全部撤除。过去王府祭祀、安葬时，总要派宦官办理，公私费用和烦扰都很大，他上奏请求停止。云南镇守太监钱能进献金灯，扰乱道路，彭韶上疏弹劾他，没有得到答复。弘治十四年春，升任广东左布政使。宦官奉命出使，接连不断；镇守太监顾恒、市舶太监韦眷、珠池太监黄福，都以进奉为名，所到之处任意索取，百姓不堪其扰。彭韶先后上奏论列。最后，梁芳的弟弟、锦衣卫镇抚梁德认为广东是自己的故乡，回去搜取禽鸟花木，对百姓的祸害尤其惨重。彭韶上抗疏极力论说，言辞触犯了梁芳。梁芳大怒，向皇帝进谗构陷，皇帝便把彭韶调往贵州。弘治二十年，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第二年正月，发生星象变异，他上言：“彗星显示灾祸，在年末出现，随后又延续到正旦。年末是天道运行的终结，正旦是一年事务的开始。这是上天心怀仁爱，希望陛下善始善终。陛下继位初期，整顿家礼，防范细微过失周密，俭朴的德行显著，任用人才谨慎。然而近年以来，给贵妃的进奉超过嫡后，褒奖宠爱她的家族，几乎同先帝后族相等，这是整顿家政之道没有贯彻到底。监局宦官数以万计，财利来源和军权全都交给他们，犯法纵容奸邪，一概宽容赦免，这是防微杜渐之道没有贯彻到底。四方镇守宦官争相进献珍奇异物，动辄声称奉有敕旨，向小民征派骚扰，这是保持俭朴之道没有贯彻到底。六卿都加授师保之职，监寺官员又兼领崇高官阶，等到告老还乡，仍滥加廪食和车夫，任用庸鄙之人。爵禄赏赐一旦轻滥，谁还知道受到勉励，这也是任用人才之道没有贯彻到底。希望陛下谨慎地做到善始善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当时皇帝正要召他任大理卿，看到奏疏后很不高兴，命他仍任原职，巡抚顺天、永平二府。他均衡征发大兴、宛平、昌平等县的徭役，并上疏弹劾镇守宦官陶弘的罪行。孝宗即位，召彭韶任刑部右侍郎。嘉兴百户陈辅因盗窃贩卖而作乱，攻陷府城大肆抢掠，逃入太湖。朝廷派彭韶巡视。彭韶到达时，贼寇已经被消灭，于是命他兼任佥都御史，整顿盐法。不久升任刑部左侍郎。彭韶认为商人苦于被强行摊派，便制定折价标准，免除过去拖欠的债务。他怜悯灶户在煎盐办理、征收赔偿和折耗亏损方面的困苦，绘制八幅图献上，并分条陈述六件利弊之事，全部得到准许施行。弘治二年秋，回到朝廷。第二年，改任吏部官员，与尚书王恕甄别人才，核实功绩实效，仕进之路因而清明。彗星出现，他上言宦官势力过盛，不能不立即裁减削弱。于是请求在午朝当面议论大政，不要只徒具文书形式。后来又说滥授官职太多，请求严格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痛下决心整顿纠正。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但最终不能采用。弘治四年秋，代替何乔新任刑部尚书。已故安远侯柳景因贪赃败露，赃款达到数千两，追缴的只有十一两。因其母上诉而获免。彭韶坚持上奏说：“从前唐宣宗的舅父郑光没有缴纳官租，京兆尹韦澳便给他的庄吏戴上刑具。宣宗想宽免郑光，韦澳却不奉诏。柳景没有皇帝舅父那样的亲属关系，贪赃也不是拖欠租税可比，却独自蒙受宽宥免罪，这是我们执守法律而感到惭愧，因为不如韦澳。”皇帝没有听从。御史彭程因论说皇坛器物被捕入狱，彭韶上疏营救，并极力陈述光禄寺冗员白食、费用滥支的情形，皇帝于是命令把每年办理供给的数目详细上报。荆王见潚有罪，上奏揭发，但奏疏过了十多天仍未下发处理。宦官王明、苗通、高永杀人，只减免死罪，发配戍边。昌国公张峦营建坟墓超过制度，役使军队达数万人。京畿以内百姓冒充陵庙户及勇士、旗校，动辄免除徭役，导致现有户籍的百姓无法承担，流亡者日益增多。彭韶都上抗疏极力论列，但皇帝只是交给主管部门办理而已。

译彭韶任刑部尚书三年，公开直言，神色严正，持守节操而没有私心，与王恕、何乔新并称“三大老”，却受到贵戚和皇帝近臣的憎恨，大学士刘吉也不喜欢他。彭韶的志向不能全部施行，接连上奏请求退休，于是皇帝命他乘驿车回乡。按制度发给每月廪禄和每年供役的隶卒。第二年，南京发生地震，御史宗彝等人说彭韶、何乔新、强珍、谢铎、陈献章、章懋、彭程都应召回任用，皇帝没有答复。又过一年，彭韶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谥号惠安，追赠太子少保。彭韶酷爱学习，公务之余手中从不放下书。正德初年，林俊说彭韶的谥号与他的品行不相称，请求像魏骥、吴讷、叶盛那样改谥为“文”，最终没有实行。周经，字伯常，是刑部尚书周瑄的儿子。天顺四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检讨。成化年间，历任侍读、中允，在东宫侍奉孝宗。讲授《文华大训》时，太子起身站立，阁臣认为太子劳累，商议请求让太子坐着听讲。周经和各位讲官都不同意，这件事才作罢。孝宗即位，升任太常少卿兼侍读。弘治二年，升为礼部右侍郎。宦官请求修建黄村尼寺，奉祀孝穆太后。土鲁番进贡狮子，不经过甘肃，而是借道满剌加，渡海到达广东。周经倡议毁掉这座寺院，拒绝贡物，不与其往来。改任吏部，升为左侍郎。通政司经历沈禄是皇后的姑父。尚书王恕请假在家，宦官传旨升沈禄为通政司参议。周经说没有当面接受旨意，又没有皇帝亲笔诏书，不敢奉行诏令，便又和王恕上疏争辩此事。事情虽然不能阻止，但朝廷舆论认为他们做得对。灵寿有奸民把土地献给宦官李广，户部坚持不予办理。周经倡议九卿联名上疏争论，最终治罪献地的人。他曾上言：“外戚之家没有功劳却请求升迁，没有劳绩却请求赏赐，再加上斋醮、游宴等事，费用滥支而没有节制，以致国库耗尽空虚，应当大力节省。近来的惯例是，预备仓积粮多的地方，守令便赐给诰敕，不按常规升官，于是导致官员剥削下民以求进取。请按照洪武年间的旧例，全部从官府库藏中拿出粮食平价出售，不要夺取百姓财物，考核政绩也不要只把积粮多少作为能干的标准。至于清查军籍的弊端，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后在里胥。旗校造成的弊端，军籍册还保存着；里胥造成的弊端，则连军籍册也一并弄乱了，应当考察旧册，清除奸弊。” 对于遭受灾害的百姓，请求减省负担并加以抚恤。惜薪司所需薪炭，约定支用数年；遇到灾荒的郡县，应当全部停止征发并予以免除。四方所需颜料及各种杂办也应如此。这是救济百姓的当务之急。”皇帝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弘治八年，文武大臣因灾异陈述时政，周经替他们起草奏疏，其中斥责戏乐的一件事，言辞尤其切直。皇帝暗中命宦官查访起草奏疏的人，尚书耿裕说：“奏疏列名第一的是吏部，实在是我起草的。”周经说：“奏疏草稿出自我的手，即使有罪，也应当治我的罪。”世人因此把他们二人都视为贤者。第二年，周经代替叶淇任户部尚书。当时孝宗宽厚仁慈，但户部尤其聚集了奸猾贪蠹之人，倚仗权势营私舞弊的事情数不胜数。事情稍不如意，谗毁就随之而来。周经一概按照祖宗制定的成法办事，不顾忌任何人。他放宽拖欠，缓征税粮，裁减节省冗余滥费。四方报告灾情，他一定复查上奏，请求蠲免。每次派官员监督税课，都把收入多的人列为下等考核，因此苛刻急切的风气稍稍衰退。奉御赵瑄献出雄县土地作为东宫庄田。周经等人弹劾赵瑄违犯制度，赵瑄被交付诏狱。但皇帝又听从镇抚司的意见，派官员勘查核实。周经等人再次争辩说：“太祖、太宗制定的制度是，闲田任由百姓开垦。如果因为奸人的话就把它登记为官田，那么土地的取舍全都出自奸人的口中，小民将无以为生了。”不久，勘查官和巡抚高铨说，闲田只有七十顷，并且同百姓的田地错杂在一起。于是皇帝采纳周经的意见，仍把这些田地交给百姓纳税，并治赵瑄的罪。宦官何鼎弹劾外戚张鹤龄，张鹤龄被捕入狱，周经上疏营救，触怒皇帝，受到严厉责备。雍王祐枟请求衡州税课司和衡阳县河泊所，周经说不能答应。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命令从今以后四方税课，王府不得请求。宦官织造机构请求增加拨给两浙盐课二万引，周经等人说：“盐课是用来资助边防的，不应滥行拨给。而且祖宗朝织染各局供应御用物品都有固定数额；如果说御用取用增加，那么江南、两浙已经有额外奉命织造的旧例；如果说工匠不足，那么靠国家供养的工匠不下千余人，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由此可知，御用供应未必不足，只是徒然引导陛下去做劳民伤财的事情。”皇帝没有听从。周经担心这会年年成为惯例，又上疏请求断绝后患，皇帝才命令每年拨给五千引。此前，仓场监督宦官依照成化末年的惯例裁减。弘治十一年秋，皇帝又增加任用少监莫英等三人。周经上疏竭力争辩，皇帝以人已经派出为由不听。内灵台请求从锦衣卫余丁中选一百人供洒扫，周经等进谏，皇帝没有采纳。周经说：“祖宗设置内灵台，它所在的地方极为机密。如今一下增加一百人，将来必定会有泄露机密、妄发议论的人。”皇帝醒悟，立即停止了这件事。崇王见泽请求河南二十多里长的退滩地，周经说不应当给他。兴王祐杬前后请求赤马等河泊所和靠近湖泊的土地一千三百多顷，周经三次上疏争辩，最终也没有答应。皇帝把肃宁等县四百多顷土地赐给寿宁侯张鹤龄，他的家人又侵占三倍于此的民田，并把百姓殴打致死，于是交给巡抚高铨勘查上报。高铨说可以耕种的土地没有多少，请求仍让百姓纳税，皇帝不许。当时王府、勋戚的庄田按惯例每亩征银三分，只有张鹤龄上奏请求增加二分，而且连沙碱地也一概加征。周经上抗章坚持奏请，皇帝命侍郎许进和太监硃秀复查。周经说：“土地已经两次勘查，如今又派使者，只会徒然增加烦扰。从前太祖因为刘基的缘故减免青田赋税，每亩征米五合，是想让刘基乡里的子孙世世代代歌颂刘基。如今兴济是皇后诞生之地，正应当体恤百姓、减轻赋税，使他们世世代代感戴皇恩，为什么反而要使小民无休止地心怀怨恨呢？”不久，许进等人回来报告说，这些土地原是宪宗皇帝的皇亲柏权和百姓的世代恒产，不能夺取。皇帝最终仍把土地给了张鹤龄，照他的请求加征税赋，同时命令补偿柏权的地价，免除百姓的租税定额。周经等人又进谏说：“东宫、亲王的庄田征税自有定例，张鹤龄不应独自受到优待。柏权是先帝妃嫔的家族成员，也属于外戚。名义上说是补偿地价，实际上却是夺取他的土地。天下人将会认为陛下只优厚皇后的亲族，却不顾念先朝的外戚。”皇帝最终没有采纳。大同缺少战马，马文升请求动用太仓银两购买。周经说：“粮食和马匹各有主管机构。祖训规定六部不得相互侵夺职权，兵部侵夺户部的权力，不符合祖训。”皇帝于是改拨太仆寺的银两给大同。给事中鲁昂请求把全国税役所得钱财全部运送到太仓，周经说：“不节省织造、赏赐、斋醮、土木工程的费用，却想搜括天下财物，这是颠倒的做法。”宦官传旨索取太仓银三万两作为灯费，周经坚持不给。

译周经刚强正直，喜欢强力进谏，即使严重触犯皇帝旨意也不顾惜。宦官、贵戚都害怕并憎恨他。太监李广死后，皇帝得到朝臣向他馈赠财物的账册，大怒。科道官员便趁机弹劾诸臣与李广交往的情状，其中牵连到周经。周经上疏说：“前些日子科道官弹劾朝臣奔走竞争、投靠李广，把我的名字混入其中。虽然蒙受皇恩没有追究，但我实在含伤忍痛，无法自我申明。那些奔走投靠李广的人，是希望他在皇帝左右进言，图谋得到宠爱罢了。陛下请试想李广在世时，曾经提到过臣吗？况且交结馈赠的账册都在，请求查验其中是否有臣的姓名。再请严厉审讯李广的家人，如果臣只要有一寸金、一尺帛，就请治臣与李广交结的罪，在市曹斩首，以此作为奔走求进、毫无廉耻者的警戒。如果确实与此事无关，也请为臣洗清冤屈，使臣能够舒展四肢，终身侍奉圣明。若让臣含污忍垢，即使死后尸体填入沟壑，眼睛也不能闭上。”皇帝安慰答复了他。弘治十三年，发生星象变异，周经自陈请求退休。皇帝答复准许，赐敕书让他乘驿车迅速回乡，加授太子太保，由侣钟代替他。朝廷大臣争相上章挽留他，朝廷内外推荐他的奏疏多达八十余份，皇帝都答复搁置不办。武宗即位，言官再次推荐周经，召他任南京户部尚书，但他因继母去世服丧，未能赴任。正德三年，服丧期满。周经的女婿、兵部尚书曹元方与刘瑾交好，说周经虽年老仍可任用，于是召他任礼部尚书。他坚决推辞而未获准，只得被迫赴召。任职几个月便以病辞去。正德五年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追赠太保，谥号文端。儿子周曾，进士，官至浙江右参政。耿裕，字好问，是刑部尚书耿九畴的儿子。景泰五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后改任工科给事中。天顺初年，因耿九畴任右都御史，耿裕改任检讨。耿九畴因弹劾石亨获罪被贬，耿裕也被贬为泗州判官。服满父丧后，补任定州官职。成化初年，召回任检讨，历任国子监司业、祭酒。侯爵、伯爵中年幼的，都在国子监学习，耿裕采集古代诸侯、贵戚的言行中可以效法的内容，编成书授给他们，皇帝听说后称好。历任吏部左、右侍郎。因尚书尹旻牵连，两次被停发俸禄。后来代替尹旻任尚书。大学士万安与耿裕不和，李孜省又偏袒同乡李裕，想让李裕取代耿裕，便一起谋划陷害他。耿裕因一件事情获罪，黎淳被调任南京侍郎，耿裕被夺俸。言官又交相弹劾，皇帝宽宥了他。耿裕入朝谢恩，出来后，皇帝发怒说：“我两次宽免耿裕的罪，他应当两次谢恩。如今只谢恩一次，是因为被夺俸，心里不满吗？”李孜省等人便借机倾陷他，于是把他调任南京礼部，而让李裕取代他。过了一年，孝宗即位，转任南京兵部参赞机务。弘治改元，召回任命为礼部尚书。当时公私都奢侈浪费，耗费日益扩大。耿裕遇到事情便加以匡正，因灾异分条上奏时政，并为言官申理，前后陈述的意见很多，大体都归结于节俭。给事中郑宗仁上疏请求节省光禄寺的供应，耿裕等人请皇帝采纳他的奏疏。巡视光禄寺的御史田ＣＯ说供应费用不足，多次牵累户部，请求借太仓银偿还。耿裕等人说，恐怕其中有侵吞盗窃的弊端，请求命主管部门严加禁止防范，皇帝都听从了。南京守备宦官请求增加奉先殿每天供奉的物品，耿裕等人认为不可以。皇帝刚即位时，斥退番僧让他们返回本土，只留下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后来许多番僧暗中藏匿在京师，互相招引，斋醮活动又兴盛起来。言官以此进谏，耿裕等人趁机竭力请求驱逐斥退。皇帝于是留下了一百八十二人，其余全部驱逐。礼部官署失火，耿裕和侍郎倪岳、周经等请求治罪，被弹劾下狱。后来释放他们，停发俸禄。起初，撒马儿罕和土鲁番都进贡狮子，甘肃镇守太监傅德先画出狮子的图形进献，巡按御史陈瑶请求拒绝。耿裕等人请求采纳陈瑶的意见，并治傅德违抗诏令之罪，皇帝没有听从。后来番使再次来到，留在京师，皇帝多次下令召见。耿裕等人说：“番人不守道义，朝廷因为朝贡才允许他们自新。他们又暗中自称可汗，发兵侵犯朝廷。陛下优待宽纵他们的使者，正好遇上他们倔强的时候，他们将会认为天朝害怕他们，更加助长桀骜不驯。而且狮子只是野兽，没有什么值得珍视的。”皇帝立即遣送番使回去。不久，耿裕代替王恕任吏部尚书，加授太子太保。御用监匠人李纶等人通过皇帝直接降旨而获得官职，耿裕说：“先前已有诏令，文官如果不是经过吏部推举、传旨请求而授予官职，就要参送法司查办。如今任用李纶等人，是不信守先前的诏令，不可以。”给事中吕献等人都上奏论列，耿裕也两次上疏争辩，最终皇帝没有听从。耿裕为人坦荡平和、诚实正直，熟悉朝廷典章。他掌管铨选多年，没有偏爱或憎恶，也不徇从毁誉，铨选政务被称为公平。他生活俭朴。耿家两代都显贵兴盛，但家产却很萧条，父子二人都以声名和德行著称。弘治九年正月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太保，谥号文恪。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亲倪谦奉命祭祀北岳时，母亲梦见一位穿绯色衣服的神进入室内，生下倪岳，于是便以“岳”为他的名字。倪谦最终任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僖。倪岳于天顺八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编修。成化年间，历任侍读学士，在东宫担任讲官。成化二十二年升任礼部右侍郎，仍在经筵讲学。弘治初年，改任左侍郎。倪岳喜好学习，写文章敏捷，广泛通晓治理国家的事务。尚书耿裕为人方正，掌握大政原则，礼仪、文章和制度方面的事情大多要等倪岳裁决。弘治六年，耿裕改任吏部尚书，倪岳便代替他任礼部尚书。皇帝下诏召国师领占竹到四川，倪岳竭力进谏，皇帝不听。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人相继争辩此事，最终搁置。 当时正在营建各王府，规制宏伟华丽，超过永乐、宣德时期的旧制。倪岳请求颁布固定的营造格式。又因为四方报告的灾异，礼部往往在年终汇总上奏，大多只成为具文，于是详细排列发生的月日，并广泛引用经史来说明灾异的征应。他劝皇帝勤于讲学，广开言路，宽减赋役，慎重刑罚，贬黜奸贪，进用忠直，裁汰冗员，停止斋醮，减少营造，禁止滥赏。皇帝颇多采纳。左侍郎徐琼与皇后家族有姻亲关系，谋求取代倪岳。弘治九年，南京吏部缺少尚书，朝廷推举徐琼。皇帝下诏加倪岳太子太保，派他去任职，而徐琼果然代替了他。不久改任倪岳南京兵部参赞机务。回朝后，代替屠滽任吏部尚书，严格杜绝请托，不徇从名声舆论，铨选政务被称为公平。倪岳相貌魁梧高大，风度神采严肃峻厉，善于裁决重大事务。每当朝廷群臣满堂聚议，他往往用一句话作出决定，听到的人都心悦诚服。同列大臣中，他最推重谦让马文升，但讨论政事时从未苟且附和。前后陈述请求一百多件，把军国政务的弊端剔抉无遗。奏疏发出后，人们多争相传抄。论述西北用兵祸害尤其切中要害，大意说：

译近年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加思兰成为严重的边患。这大概是因为河套之中水草甘美肥沃，容易驻军放牧，所以贼寇频繁占据那里，聚集人众入境抢掠。各位将领怯懦，往往只关闭城门自守。即使偶然遇到敌人，也总是遭到挫败。既不敢挫折敌人的前锋，又不能截击敌人的归路。敌人进攻可以获得厚利，退走又没有后顾之忧，导致兵锋不得安定，边患无法平息。朝廷命将出征，四年中三次举兵，竟然没有取得一点功劳。有的高卧而归，有的安然返回。他们分封受爵，在朝廷官场悠游，车载丝帛、金银，塞满私人住宅。而且军队一有行动，便马上报告捷音，滥施赏赐，轻率授予官职。甚至任意杀害平民，错误地把他们说成敌军首级。敌人还没有败退，便总以逃跑为借口。所加的功赏，不是给私家子弟，就是给权贵门下的奴仆。而普通士卒、负责转运粮饷的百姓，却把尸骨丢在荒城，血肉涂满野草。天怒人怨，祸患一天比一天深重，这绝不是小事。京营向来被称为冗员多而怯弱。把它留在京师镇守，尚且担心不能壮大国家根本，反而轻率地派它出城迎敌，这是亵渎天威。临阵便逃跑，反而败坏边军的功劳，受到敌人的侮辱。而且延绥是边地，距离京师很远；宣府、大同也是边地，距离京师较近。那里有门户庭院的比喻，这里却没有宫门前盾卫般的严密防守，怎么可以呢？近来兵部建议命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合力援救延绥，却没有考虑三地相距遥远，往返来不及，民心苦于转运，马力疲于奔驰。声东击西，是贼寇的奸诈手段；攻击空虚、打击要害，是兵家取胜的良策。精锐部队全都调往西边后，老弱部队便只留在北边。万一北边有警，而西边军队又不能撤离，首尾横向决裂，远近都陷入困境，这能算得上好计策吗？至于延绥驻集的士兵和马匹，粮食干粮耗费无数，却让山西、河南的百姓承担飞运粮草的劳役。徒步行走千里，丈夫运送、妻子供给，父亲牵挽、儿子肩挑，道路上充满愁怨，村落因而空虚。幸而能够送到，一捆柴草要一百钱，一斗粮食价格加倍；不幸遇到贼寇，自身尚且死亡，其他还说什么呢？输送粮草不足，便有轻赍；轻赍不足，又有预征。水灾、旱灾不可能预先知道，丰收、歉收也不能提前占卜，怎么可以预先征收呢？又让百姓缴纳粮草来补充官职，而那些向权贵和皇帝亲近者献媚的人，有时开出空白文牒授予官职，粮仓里却没有一升一合的收入。至于缴粮换盐，豪强权贵通过请托，往往占据虚名再把它卖掉，商人所花费用还要增加数倍。官爵日益轻滥，盐法日益败坏，而边防储备仍然没有充足。朝廷又从国库拿钱供给边防，每年银两达数十万。山西、河南向边地运送轻赍，每年也不少于数十万。银子天天积聚而增多，银价就更加低贱；粮食天天散失而减少，粮价就更加昂贵。然而不明白这一点的人，竟在养兵之中，夹带着豢养猿猴的办法。有时用茶盐，有时用银布，名义上说是折算粮价，实际上却侵吞克扣军需。所以朝廷有耗费廪禄的忧虑，军士却没有吃饱肚子的快乐。至于军队经过的地方，按惯例都必须供应。平时每人每天一斗米，每匹马每天一束草。追击敌人时，一天之内有时经过一两个堡，有时经过三四座城，哪里能够全部供应呢？而主管守备的人又巧设偷窃侵吞的计谋，凡是经过的地方都列出开支，欺骗上级、营私舞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等到访求御敌的策略时，议论又纷纷不一。有人说应恢复受降城的旧险，守住东胜的旧城，使声援相互连接，形成犄角之势，便于控制。想要恢复黄河以北的城池，就必须在塞外驻兵。派出孤立而遥远的军队，跋涉荒漠之地，辎重会成为负担，粮饷供应也十分艰难。敌人或许从前面抄掠，随后又从后面追袭。时间拖得久了，军粮就会断绝。进不能攻下城池，退又不能回归，一旦失败，声威便大受损害。又有人说应统率十万大军，携带半个月的粮食，奋力扬威，扫荡敌人的巢穴，使河套空无一人。这件事并非不好。然而帝王用兵，是以全军取胜；孙武、吴起的用兵之法，是以逸待劳。如今想要鼓勇前进，彻底搜捕远击，冒着危险行走，只希望侥幸万一成功。携带粮食远行，辎重沉重，赶不上作战；率兵深入，军队孤立而无法得到援助。况且那里方圆千里，没有城郭可以居守，也没有仓积可以守备。敌人或许往来迁徙，使我军疲于奔命。我军的情势一旦暴露、力量一旦屈弱，就会被敌人困住。既然失去了安坐取胜的机会，必然走上覆没的道路。最没有策略的主张，是又想放弃延绥不守，让军民得到休息，却不知道每一名百姓、每一尺土地都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能轻忽。从前失去东胜，所以今天的祸害集中在延绥，使关陕震动。如今放弃延绥，那么将来的祸害就会集中到关陕，京师也会震动。贼寇越近，祸患就越大了。于是他陈述了加强将领权力、增修城堡、扩大侦察瞭望、招募民壮、撤去客兵、明确赏罚、严密防范间谍、充实屯田、恢复边地漕运等数件事情。当时兵部正主张用兵，不能全部采用他的建议。弘治十四年十月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少保，谥号文毅。明代父子都任翰林官且都谥号“文”，从倪岳开始。闵珪，字朝瑛，乌程人。天顺八年考中进士。授官御史。出任河南巡按，以有威势和才干闻名。成化六年升任江西副使，进升广东按察使。过了很久，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南昌、赣州各府盗贼很多，大多是强宗大族的家奴。闵珪请求捕获盗贼时连坐惩罚他们的主人，法司议定同意他的意见。尹直等人向李孜省谋划，取得皇帝内降的旨意，责备闵珪不能平息盗乱，把他降为广西按察使。孝宗即位，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入朝任刑部右侍郎，升为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与总兵官毛锐讨伐古田僮族。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从临桂深入敌境，战败身死，军队于是退却。皇帝下诏停发俸禄，命他们讨贼。闵珪再次进兵，连续攻破七寨，其余贼寇全部接受招抚。弘治七年，调任南京刑部尚书，不久召回任左都御史。弘治十一年，东宫出阁，加授太子少保。弘治十三年，代替白昂任刑部尚书，又加授太子太保。因灾异与都御史戴珊共同陈述八项时政，又陈述四项刑狱事务，多数得到皇帝答复准许。

译闵珪长期担任司法官，审议案件都综合案情、参照法律，归于仁慈宽恕。宣府妖人李道明聚众烧香，巡抚刘聪听信千户黄珍的话，株连数十家，说李道明将要引来北方敌寇攻打宣府。等到逮捕审讯却没有证据，闵珪于是只治李道明一人的罪，其余全部释放，并判黄珍有罪，刘聪也被下狱贬官。皇帝亲自审讯吴一贯时，将要判处死刑，闵珪进言：“吴一贯的案件推断审理不实，罪应判徒刑。”皇帝不答应，闵珪仍坚持原议。皇帝发怒，戴珊从旁替他解说。皇帝于是消解怒气，命令重新拟定罪名。闵珪最终仍按原拟罪名上奏，皇帝不高兴，召刘大夏来谈。刘大夏回答：“刑官执法是他的职责，不可以因此深加罪责。”皇帝沉默了很久，说：“朕也知道闵珪老成持重，难得这样的人，只是这件事太过于固执罢了。”最终还是按照闵珪的意见办理。正德元年六月，因年过七十再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不准。到刘瑾掌权时，九卿到宫阙前伏地坚持进谏，韩文被斥退，闵珪又接连上章请求退休。第二年二月，皇帝下诏加授少保，赐敕书让他乘驿车回乡。正德六年十月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追赠太保，谥号庄懿。从孙闵如霖，任南京礼部尚书。如霖的曾孙闵洪学，任吏部尚书。洪学的堂弟闵梦得，任兵部戎政尚书。他的其他后辈任庶官的还有数人。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亲戴哻通过乡试中举，任嘉兴教授，有学问和品行。富人家的几个子弟派遣他们的奴仆和儿子入学，戴哻不答应。他们行贿上官强迫戴哻，戴哻坚持得更加坚决，因触犯上官，被借其他事情罢职。戴珊年幼时就酷爱学习，天顺末年与刘大夏一同考中进士。过了很久，升任御史，负责南畿学政。成化十四年调任陕西副使，仍负责学政。他端正自身，率先教导，士人都爱戴仰慕他。历任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和右布政使，任期结束时不曾携带一件地方物品。弘治二年，因王恕推荐，升任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四川盗贼野王刚流窜抢掠竹山、平利。戴珊会合川、陕军队，发布檄文命副使硃汉等讨伐并擒获首领，其余人都按胁从论罪，因此保全性命的很多。入朝后历任刑部左、右侍郎，与尚书何乔新、彭韶共事。晋府宁化王朱钟鈵荒淫暴虐、不孝，第一次勘查没有得到实情，朝廷再次派戴珊等人勘查，于是夺去他的爵位，禁锢起来。升任南京刑部尚书。过了很久，召回任左都御史。弘治十七年，考察京官，戴珊清廉耿介，不肯苟且合群。给事中吴蕣、王盖自知将被黜退，接连上疏诋毁吏部尚书马文升，并说戴珊纵容妻子儿女收受贿赂。戴珊等请求罢职，皇帝安慰挽留他们。御史冯允中等人说：“马文升、戴珊历事数朝，清廉德行一向著称，不可以因为浮泛的言辞而废弃考察大典。”于是把吴蕣、王盖交付诏狱，命马文升、戴珊立即主持考察事务。戴珊等说：“这两人违背考察定议，本来就应当黜退，所以先弹劾我们。如果现在黜退他们，他们一定会说这是挟私报复。假如为了避嫌而不黜退，就辜负皇帝的委任，反而使欺诈诡谲的人得志。”皇帝命令上报两人的事迹，最终都将他们黜退。后来，刘健等人趁召见应对时，竭力说王盖罪行较轻，应当调任使用。皇帝当时正要重用马文升、戴珊，最终没有采纳这一意见。皇帝晚年召见大臣应对，戴珊与刘大夏屈身近前、设宴相见尤其频繁。一天，戴珊与刘大夏侍坐。皇帝说：“现在正值述职之时，各位大臣都闭门不出。像你们两位这样的人，即使每天接见客人又有什么妨害？”他从袖中拿出白金赏赐他们，说：“略微帮助你们，是因为你们廉洁。”并嘱咐他们不要在朝廷上谢恩，说：“恐怕会被别人嫉妒。”戴珊因年老多病，多次请求退休，皇帝总是下优诏勉励挽留，派御医为他治病，赐给饮食，慰问劝谕格外优厚。戴珊感激得流下眼泪，私下对刘大夏说：“我年老多病，儿子又年幼，恐怕一旦先于皇帝死去。您是我的同年好友，为什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呢？”刘大夏说：“是，是。”后来刘大夏宴见完毕，皇帝问戴珊的病情，刘大夏说戴珊确实有病，请求皇帝怜悯，允许他回乡。皇帝说：“是他嘱托你这样说的吗？主人挽留客人很坚决，客人就勉强留下。戴珊难道不能替朕留下吗？况且朕把天下大事托付给你们，如同一家人的父子。如今太平还没有征兆，怎么忍心说回乡呢！”刘大夏出来把这些话告诉戴珊，戴珊哭着说：“臣死在这个官位上了。”皇帝驾崩后，戴珊因为新君即位，不忍心再说离职，便勉强带病办公。疾病发作，于是去世。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恭简。赞曰：孝宗成为明代贤君，是有原因的啊。他恭敬节俭，自我约束，而且善于任用人才。刘健、谢迁等贤臣居于政府，王恕、何乔新、彭韶等担任六部九卿中的长官，共同维护辅佐、匡正帮助他。朝廷中君子很多，几乎可以与开元、庆历盛世相媲美了。何乔新、彭韶虽然没有得到充分任用，但在朝廷内外声望显著。史书称，宋仁宗时，国家未尝没有受宠幸的人，却不足以损害治世的体统；朝廷未尝没有小人，却不足以压倒善类的气势。孝宗初年的政治，也大略像这样。否则，承接宪宗末年的局面，却想使政事不受旁挠，财物不被滥费，逐渐培植国家元气，使朝廷内外安定，哪里是容易说到做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