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五十二

译列传第五十二 邹缉、郑维桓、柯暹、弋谦、黄骥、黄泽、孔友谅、范济、聊让、郭佑、胡仲伦、华敏、贾斌、左鼎、练纲、曹凯、许仕达、刘炜、尚褫、单宇、姚显、杨浩、张昭、贺炀 高瑶，字虎臣。邹缉，字仲熙，吉水人。洪武年间以明经科举荐，授任星子县教谕。建文年间入朝任国子监助教。成祖即位，提升为翰林院侍讲。东宫建立后，兼任左中允，多次代理国子监事务。永乐十九年，三座宫殿发生火灾，皇帝下诏征求直言，邹缉上疏说：陛下开始营建北京，耗费心力，使圣心焦劳，几乎二十年了。工程浩大，费用繁多，调度范围极广，冗余官员像蚕食桑叶一样耗费国库储蓄。服役的工匠，动辄达到数百万人，终年服役，不能亲自耕种田地从事劳作。即使这样，征求物资仍没有限度，甚至砍伐桑树枣树供应柴薪，剥取桑树皮制作楮纸。加上官吏横征暴敛，一天比一天严重。比如前一年采买颜料，本来不是当地特产，却动辄征取数百上千斤。百姓相继收集钞票，到别处购买。大青一斤，价格竟达到一万六千贯。送来缴纳时，又受到多方留难，来回辗转，必须花二万贯钞，却还不够供应一根柱子的使用。后来既然已经派官员到产地采办，采买仍没有停止。大概是因为工匠多方派取、从中谋利，完全不顾百姓的艰难，才到了这种地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百姓安定，京师就安定；京师安定，国家根本就稳固，天下也就安定。自从营建北京以来，工匠和小人假借威势驱赶迫使百姓迁徙，命令刚一下达，房屋已经被毁坏。孤儿寡妇哭泣呼号，仓促间暴露在外，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刚刚迁移安定，又再次驱赶他们迁往别处，以至于有的人三四次迁徙仍不得安息。等到他们离开后，空出的土地过了一个多月，工程还没有动工。这些都是陛下所不知道、而百姓痛苦怨恨的事情。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深入百姓骨髓。朝廷每派来一个人，就成了当地供养这个人的办法。残酷索取、苛刻求取，开始时根本没有限度。有关部门承奉上意，只怕做得不够。间或有廉洁刚强、坚持操守而不钻营谄媚的人，他们就肆意造谣诋毁，动辄获罪受谴，无法为自己申辩。因此使者所到之处，有司公开行贿送礼，剥削下民、谄媚上级，简直像做买卖一样。百姓积蓄能有多少，而内外上下却这样无休止地索取。如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灾旱灾接连不断，百姓甚至剥树皮、挖草根来吃。老人和孩子流离迁徙，跌倒在道路上，卖妻卖子只求勉强活命。而京师聚集僧人道士一万多人，每天消耗官仓粮米一百多石，这是夺取百姓的粮食来供养无用之人。至于报效军士，朝廷给他们丰厚的粮食和赏赐。等到派他们服役时，他们却骄横放纵，闲游往来。这些都是奸诈之人，害怕回到原来的军籍，借此规避军役，并不是真有报效国家的心。朝廷每年命令天下织造锦缎、铸造钱币，又派内官到外蕃买马，支出常常达数千万，而获得的东西竟连一二成也不到。马匹运来虽多，大多都是劣马。还责令百姓牧养，骚扰非常严重。等到马匹死亡受伤，往往又命令百姓赔补。养马户贫困不堪，甚至卖妻卖子。这是危害尤其严重的事情。漠北投降的人，朝廷赐给他们住宅，丰厚供应帐幕和物资，本意是招来他们的同类。却不知道来的人都怀有窥伺侦察之心，并不是真心仰慕王化、甘愿离开乡土。应该在他们来朝之后，派他们返回本国，不必留下来成为后世子孙的祸患。至于宫观祈祷祭祀之事，是拥有国家的人应当深切戒惧的。古人说，滥行祭祀不会带来福气。何况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耗费财物、胡乱花费呢？以上这些事情，都是下民失去民心、上天违背天意的原因。怨恨和责骂的兴起，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奉天殿，是用来朝见群臣、发布号令的地方，就是古人所说的明堂。如今灾祸首先波及这里，实在是非同寻常的变故。若不反省自身、责备自己，大力施恩于天下，改革政治教化，疏通救济天下贫困之人，就不能挽回上天的谴怒。此前有监生、生员以家中只有自己一个男丁为由，请求侍奉父母，却因此获罪、被发遣戍边，这实在有损于治国的体制。近来实行大赦，法司却拘泥于通常的法条，按理应当赦免的人仍然被拘捕关押。还请一并加重洗刷罪名的措施，免除租赋，一概不要征收。有司和百官应当保全他们的廪禄，选拔贤能，恢复实行荐举制度；对于官吏贪赃枉法、败坏政事的，应核查其罪行，予以罢免贬黜。这样人心就会欢悦，和气也可以达到，从而保全安定宗社，成为国家千万年无穷无尽的根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况且国家能够长久依靠的，只有天命和人心，而天命常常根据人心来决定是否离去。如今上天的意旨已经如此，不应当劳烦百姓。应当把都城迁回南京，前往拜谒陵墓和宗庙，把这次灾变的缘故告知祖先。保养圣体，在无为中休息。不要听信小人的话，再兴起什么工程，以免日后误导陛下。奏疏呈上后，皇帝没有省察采纳。当时三座宫殿刚刚建成，皇帝正因为定都北京而向天下颁诏，忽然遭遇火灾，颇为害怕，于是下诏征求直言。等到言官大多斥责时政，皇帝很不高兴，大臣们又迎合皇帝旨意诋毁进言的人。皇帝于是发怒，说议论政事的人是在诽谤讥刺，下诏严加禁止，违犯者不赦免。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都被投入监狱；御史郑维桓、何忠、罗通、徐瑢，给事中柯暹都被降职调往交阯。只有邹缉和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杨复没有获罪。这年冬天，邹缉升任右庶子兼侍讲。第二年九月，他在任上去世。邹缉博览群书，任官勤勉谨慎，清廉操守如同贫寒的读书人。他的儿子邹循，宣德年间任翰林待诏，请求追赠父母。皇帝对吏部说：“从前皇祖征讨沙漠时，朕守卫北京，邹缉在朕左右，他所陈说的都是正道，是贤良之臣，应当给他追赠。” 郑维桓，慈溪人。永乐十三年考中进士，出任交阯南清州知州，死于任上。柯暹，池州建德人。由乡试举人出任交阯酹州知州，多次升任浙江、云南按察使。弋谦，代州人。永乐九年考中进士，授监察御史。出任江西巡按，因议论政事违背皇帝旨意，被贬为峡山县知县。又因犯法获罪，被免职回乡。

译仁宗在东宫时，一向知道弋谦刚直鲠介。继承皇位后，召他任大理寺少卿。弋谦直陈时政，说官吏贪婪残暴，政事多不合洪武旧制，以及有关部门无休止地搜刮求取。皇帝大多采纳。后来他又陈述五件事，言辞过于激烈，皇帝很不高兴。尚书吕震、吴中，侍郎吴廷用，大理寺卿虞谦等人于是弹劾弋谦虚妄欺罔，都御史刘观命令众御史联合弹劾弋谦。皇帝召杨士奇等人谈论此事，杨士奇回答说：“弋谦不懂得大体，但他感念陛下破格提升的恩德，只是想图谋报答罢了。君主圣明，臣子才会直言，希望陛下宽容他。”皇帝于是没有治弋谦的罪。然而每次见到弋谦，言辞和脸色都十分严厉。杨士奇从容进言：“陛下下诏征求直言，弋谦的言论虽然不当，触怒了陛下，外廷因此恐惧戒慎，把进言当作警戒。如今四方朝觐的臣子都聚集在宫阙之下，看到陛下这样对待弋谦，将会认为陛下不能容纳直言。”皇帝警醒地说：“这固然是朕不能容纳直言，也有吕震等人迎合朕意、加重朕的过错的原因。从今以后应当把他们置于一边。”于是免除弋谦的朝参，命令他专门处理所属机构的事务。不久，皇帝因为进言议事的人越来越少，又召见杨士奇说：“朕只是恼怒弋谦言辞矫激、过于失实罢了，朝臣竟然一个多月没有进言。你告诉群臣，说明朕的心意。”杨士奇说：“臣口头传达的话不足以使人相信，请陛下亲自降下玺书。”于是皇帝命人在榻前书写敕书，承认过错说：“朕自从即位以来，臣民上奏章数以百计，朕没有不欣然听取采纳的。如果有不恰当之处，也不加以斥责，这是群臣共同知道的。近来大理寺少卿弋谦所说的，多不是事实，群臣迎合朕意，交相上奏说他沽名直谏，请求按法律处置。朕都拒绝而不听，只是免除弋谦的朝参。但从此以后，进言的人越来越少。如今从去年冬天起没有下雪，春天雨也很少，阴阳失调，一定有原因，难道没有可以进言的吗？臣子却怀着保全自己的打算，退下后默默无言，这怎么能算忠诚？朕对于一时不能包容弋谦，从来没有不感到惭愧自责的。你们群臣不要把以前的事情当作戒条，对于国家的利弊、政令的不当之处，要直言无所忌讳。弋谦照旧参加朝会。”当时宦官在四川采伐木材，贪婪横暴。皇帝因弋谦清廉正直，命他前往治理此事。提升弋谦为副都御史，赐给钞币让他出行，于是停止了采木工程。宣德初年，交阯右布政使戚逊因贪婪淫乱被罢黜，命弋谦前去代任。王通放弃交阯，弋谦也被论罪处死。正统初年，弋谦被释放为民。土木之变时，弋谦穿着平民服装赶到宫阙之下，推荐王通以及甯懋、阮迁等十三人，认为他们都是奇才，可以任用。众人议论让王通辅助石亨，弋谦请求专门任用王通，此事于是搁置。廷臣认为弋谦声望很高，上奏请求留下他，皇帝也没有答复。景泰二年，弋谦再次到京城，上疏推荐王通等人，皇帝没有采纳。他被罢职回乡，不久去世。仁宗性情宽厚，能够容纳直言，弋谦因此没有获罪，反而责备吕震等人。黄骥谈论西域事务时，仁宗也责备吕震而采纳了他的意见。黄骥，全州人。洪武年间中乡试，任沙县教谕。永乐年间提升为礼科给事中，曾三次出使西域。仁宗初年，上疏说：“西域的贡使中有许多是假借贡使名义的商人，无赖小人也投靠进去充当随从，乘坐驿传，运送贡物到京师，朝廷给予丰厚赏赐。蕃人羡慕利益，贡使没有一个月中断，导致百姓失业、妨碍农业。等到贡使返回时，大多携带货物，车辆运到一百多辆。成年男子不够使用，劳役甚至涉及妇女。他们所到之处侮辱驿官，鞭打夫役和差役，没有人敢与他们较量。请求敕令陕西行都司：只有哈密等国王派遣使者入贡，才允许他们来京；并且只准正使、副使乘坐驿马，这样陕西百姓或许可以稍得苏息。至于西域所产之物，只有马匹是边境急需的，应当就地供给甘肃军士。至于▯冈砂、梧桐、硷之类，都对国家用处不大，请一概不要接受；这样来的人自然会减少，浮费也会更加节省。”皇帝把奏疏给尚书吕震看，并责备他说：“黄骥曾经出使，熟悉西域事务。你是西方人，难道反而不熟悉吗？黄骥说得对，就立即商议施行。”后来升任右通政，和李琦、罗汝敬一起抚慰晓谕交阯，没有辱没使命。出使回来后，不久去世。黄泽，闽县人。永乐十年考中进士，提升为河南左参政。南阳有许多流民，他安抚他们，使他们恢复生产。曾经率领民夫到北京服役，周到地抚恤救济他们。过了很久，调任湖广。仁宗即位，他入朝觐见，谈论时政，意见多被采纳。宣宗即位，下诏征求意见。黄泽上疏陈述端正心术、体恤百姓、敬畏上天、采纳谏言、训练军队、重视农业、停止贡奉、明确赏罚、远离宠幸、裁汰冗官十件事。他在“远离宠幸”一事中说：“受过刑的人，内心阴暗，思虑险诈。大奸人似乎忠诚，大骗子似乎守信，大机巧似乎愚笨。一旦同他们亲近，就像饮用醇酒，不知不觉便醉了；像咬食甜腊，不知道其中有毒。宠信他们非常容易，疏远他们却非常困难。因此古代不让宦官掌管军队、干预政务，是为了在祸患尚未发生时防范。涓涓细流不堵塞，最终会成为江河。这些人应当一概疏远，不要让他们掌权办事。汉、唐的前车之鉴，清清楚楚可以察看。”成祖时期，宦官已经渐渐掌权，宣宗又逐渐亲近宠幸他们。黄泽在十件事中，这一条说得尤其恳切。皇帝虽然赞叹，却不能采用。后来设置内书堂，宦官中有许多人通晓书写和文章义理。宦官势力的兴盛，就是从宣宗开始的。宣德三年，提升为浙江布政使。他又上奏说，平阳、丽水等七县的银矿应该停止开采，并请求把各处矿冶全部停止，言辞非常恳切。皇帝叹息说：“百姓困苦到了这种地步，朕怎么会知道？派官员去查验视察，斟酌议定后报告。”黄泽任官有政绩，但常常暴怒，盐运使丁鎡没有避让他的车道，他便鞭打丁鎡，结果被丁鎡上奏弹劾。巡按御史马谨又弹劾黄泽任满九年后，亲自出巡各县，收取白金三千两补偿官物，并且越过辖境回家。于是黄泽被逮捕下狱。正统六年，降为平民。当初，黄泽上奏说金华、台州的户口比洪武时期减少，而每年制造弓箭仍和过去一样，请求减免。奏议交给有关部门讨论，已经获得准许，但黄泽已经罢官一个多月了。孔友谅，长洲人。永乐十六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出任双流县知县。宣宗初年，他上奏陈述六件事：第一，守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古代不拘泥于资格，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也不限制任职年限，使他们充分施展才能。如今任职的官员大多不知道抚养教化百姓的方法，而那些廉洁能干、得到民心的人，又经常调动，差遣不一。有的因小事受到牵连，早晚忙于处理，往来道路，每天都应接不暇。请求敕令吏部，选择一向才干声望优秀以及长期任过京官的人担任。告诫上司，不得擅自差遣，给他们一定年限，考核治理成效。至于偏远地区的佐贰官职位，多次裁减后只剩一名官员任职。有时遇到事情要进京，便多委托杂职官代理，因循苟且，政令没有常规，百姓不知道敬畏。今后偏远地区的职位，应当常留一名正员处理事务，不得擅自离职，这样或许法律就有固定的遵守者。

译第二，科举是用来求取贤才的，必须名实相符，不能只是夸耀取士人数多。如今秋闱取士动辄一两百人。弊端既多，靠侥幸取中的超过一半。会试落第的人，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而那些考中者，实际品行有时却不相合。请在开科考试的年份，详细核查诸生的品行经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学业优良的人，才允许入试。这样或许轻浮浅薄之人不至于被滥收，国家也能得到真正人才来任用。第三，俸禄是用来养成廉洁的，俸禄收入过于微薄，就无法维持生活。国家制定俸禄的制度，比前代微薄。如今京官和方面官稍微增加了俸禄，其余大小官员除折发钞币外，每月不过两石米，不够几个人吃用。上奉父母、下养子女，加上道路往来，费用从哪里取得？贪婪的人便放利营私，廉洁的人最终贫困却无处申诉。请敕令户部核实天下粮储，根据每年支出剩余的数额，酌量增加官员俸禄。仍命内外掌管监察法纪的官员，访察廉洁官吏，重加旌表赏赐。这样廉洁的人知道受到鼓励，贪婪的人知道有所戒惧。第四，古代征收赋税、差役，按照土地所宜，查验成年男子，不责求当地没有的东西，不穷尽百姓所有的财物。如今在正常赋税之外，又有和买、采办等事务。在朝廷看来，不过是命令有司支出官钱公平收买。但无赖之徒勾结吏胥，垄断货物，巧立名目，设置辨验、折耗等名目，征取数倍财物，奸弊有无数种。请求全部停止采买，减少各种不急迫的事务，这样国家赋税有常规，百姓也不会受到额外骚扰。其中另外两件事是裁汰冗员、任用监察法纪官员，进言的人大多谈到过，这里不详细记载。宣德八年，命令吏部选取外任官员中有文学才能的六十八人加以考试，选中孔友谅和进士胡端祯等七人，都命令他们在六科办事。过了两年，七人都授任给事中，只有孔友谅还没有授官就去世了。范济，元代进士。洪武年间，以文学才能被举荐，任广信知府，因牵连获罪，贬谪戍守兴州。宣宗即位时，范济已经八十多岁，仍到宫阙之下陈述八件事：第一，楮币制度起源于汉、唐。元代制造元统交钞，后来又制造中统钞。时间久了，物价贵而钞币贬值，公私都困弊，于是制造至元钞，和中统钞并行使用。新旧钞相互调节，新的旧的都通用。又命民间把昏钞送到平准库，中统钞五贯可以兑换至元钞一贯。按照当时的制度，每天制造一万锭，分别计算官吏俸禄、内府供用若干，以及天下正税杂课若干，收取和发放都有办法，流通周转没有阻滞，因此能够长久通行。太祖皇帝制造大明宝钞，以一贯钞票相当于白银一两，百姓都欢喜地使用它。到如今五十多年，这一制度逐渐衰弊，也是由于物价贵而钞币贬值造成的。希望陛下因时制宜加以变通，重新制造宝钞，一概依照洪武初年的制度，使新旧钞币并行。以元代制造的数量为依据加以增减，审察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而权衡决定。使钞币少而物品多时钞币升值，使钞币多而物品少时钞币贬值。严惩伪造钞币的条例，开通兑换制度，推陈出新，使流通没有损耗、没有阻碍，那么钞币制度就能流通，永远没有弊病。第二，防备边境的方法，以守住险要为关键。像朔州、大同、开平、宣府、大宁，都是京师的屏藩、边境的门户。士兵可以耕种，城池可以防守。应当充实军队进行防御，广泛开辟屯田，修缮城堡，谨慎传递烽火，明确设置侦察哨。不要贪图小利，不要轻易远行求战，坚守营垒，清空野外，使敌人无所得。等敌人疲惫后再攻击，取得利益就停止，不要穷追深入。这是守边的大原则。第三，军队不在于人数多，而在于能够作战。近来常常把因犯法充军的官吏和百姓发往边塞，他们不是白面书生，就是老弱病残。遇到征发出战时，有势力的人能够免除，贫弱的人充数。器械不完备，干粮军粮不齐全。敌人一有动静便吓得两腿发抖，怎么能拼死效命？如今应当选拔强壮勇敢的人，勤加训练；其余人只命令他们登城守望、击柝巡夜、在军门奔走办事，这样或许各人都能发挥作用。第四，百姓的痛苦没有比征勾军士更严重的。卫所派出的官员有六七人，百户派出的军旗也有两三人，都是有势力、能够托关系以及害怕逃避征调的人，拿重金贿赂就能被派遣。到了州县，他们擅自作威作福，胁迫里甲，任意做奸私之事。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他们不断索取；有成年男子的家庭，则诈称人已经死亡。他们借故拖延滞留，长久不返回。等返回后，就把所得财物遍送给官吏，蒙混填写覆文。追究他们所征取的成年男子，十人中连一个也得不到，想要军伍不缺员就困难了。从今以后，军士有变故，应令各卫报告都督府和兵部，再由府、部通报布政司、按察司。命府州县按照户籍、籍贯和姓名勾取送到卫所，那么差役骚扰的弊端自然就会断绝。第五，洪武年间命令军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是最好的策略。近来调度一天比一天繁多，兴建工程一天比一天广泛，徒有屯田耕种的名义，田地大多荒芜。再加上养马、采草、砍柴、烧炭，各种杂役纷至沓来，兵力怎么能不疲惫，农业怎么能不荒废？希望敕令边将督促士卒开垦荒地，限定亩数，官府供应耕牛和种子，考核勤惰，明确赏罚以表示劝勉和惩戒。这样塞下田地就可以全部开垦，转运粮饷也更加宽松，各边都能富足充实，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第六，学校是风俗教化的源头，是人才产生的地方，贵在明白根本、适合实用，不只是比较文章技艺罢了。洪武年间精心选拔师儒，教育培养十分完备，人才济济，成效可观。近来士人的风气衰败，志向不宏大，操守不坚定。平时没有刚正宏大的气概，怎么能指望他们入朝成为有名望的公卿呢？应当选拔优秀士人为郡县学官，选择民间品行端谨的子弟为生徒，用经史教导他们，以节操品行勉励他们。等他们有所成就，贡送到国学。磨炼砥砺，使他们气度充实、志向坚定，卓然成为人才，然后选拔任用他们，那么担当天下国家的事务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译第七，兵器和战争是凶险之物，圣人不得已才使用。汉高祖解除平城之围，没有听说萧何、曹参劝他报仇；唐太宗在便桥抵御突厥，也没有听说房玄龄、杜如晦劝他报怨。古代英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宰相，不愿意使百姓疲惫来夸耀武功，他们的谋虑是长远的。洪武初年曾经声势赫赫地命令将领，想要肃清沙漠。后来因为粮饷运输接续不上，很快就收兵。于是从大同撤去东胜卫，扼守山西阳武谷口，选拔将领、训练军队，扼守险要等待敌人。对内修明政教，对外严整边防，广泛实行屯田，兴办学校，治罪贪官，迁徙顽民。没有几年，朵儿只巴献出女儿，伯颜帖木儿、乃儿不花等相继被擒获，纳哈出也投降了。这是专心整治内部、不致力于远方谋略的明显成效。希望陛下长远地借鉴汉、唐，近处效法太祖，不要把穷兵黩武当作快意，不要把扫平敌巢当作功业。放弃不毛之地，休养华夏百姓，使他们竭力从事农桑，尽心于学校。边塞不再有受伤困苦，乡里不再有呻吟之声。将领不再侥幸求功，士卒不再夭折受阻，远方之人自然归服，荒远之外自然归附。国家的福祚就可以延续万年了。第八，官员不在于多，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国家承受大乱之后，因时制宜地增减改革，把府改为州，把州改为县。后来又裁并粮食收入不足以供给俸禄的小县，按照百姓人数设置官员。百姓多的县设置县丞、主簿，百姓少的县只有知县、典史而已。当时官员没有闲废的事务，百姓也不为劳役忧愁。如今藩、臬二司以及府、州、县的官员，比洪武年间增加了一倍，政务却越来越不能治理，百姓越来越不得安宁，奸弊丛生，欺诈伪造日益增多。甚至有官员不能审理裁断，吏员不熟悉公文，于是容留书写之人，让他们在官府中冒名顶替，公然行贿受贿，案件诉讼拖延不决，这些都是官员冗多、吏员滥设造成的。希望陛下从内心决断，内外官吏一律依照洪武年间的员额，冗余滥设的全部裁汰，那么上天授予的职事没有空缺，各项功业都能兴盛，天下就可以大治了。奏疏呈上后，皇帝命廷臣讨论。尚书吕震认为文章冗长，而且所说的事情大多已经实行，没有多少可采纳之处。皇帝说：“他所说的很有学识，多数符合朕的心意，应当考察他平素的操守经历后报告。”吕震于是说：“范济原是元代进士，曾经镇守郡府，因犯事被发配边疆戍守。”皇帝说：“可惜这个人！让他长久淹没在军伍之中，如今仍然可以任用。”吕震说：“他已经年老了。”皇帝说：“国家任用人才，正需要老成之人，只是不宜让他担任繁重复杂的职务。”于是任命范济为儒学训导。聊让，兰州人，是肃王府仪卫司的余丁。他喜好学习，有志向和操守，熟悉当时的政务。景帝继位后，惩治王振的蒙蔽误国，广泛打开进言渠道，官吏百姓都可以上书议论政事。景泰元年六月，聊让到宫阙前陈述数件事情，大意说：近几年土木工程频繁兴建，异端邪说盛行，番僧络绎不绝，贪污官吏横行，宰相不纠正他们的错误，御史不弹劾他们的罪行，上下相互蒙蔽，百姓生活凋敝困苦。狡猾的敌寇侵犯边境，太上皇流离播迁。陛下正处于枕戈尝胆、励精图治的时候，难道不应该选拔贤能，彻底更新政治吗？从前宗泽、岳飞任将，敌国不敢直呼他们的名字；韩世忠、范仲淹镇守边疆，西方敌寇听到他们就吓破了胆；司马光位居宰相，强大的邻国告诫自己不要侵犯边境。如今文武大臣中有威名德望的人，应当让他们掌管枢要，并且延请访问有智谋才干的人，使他们遍布朝廷，那么也先一定会畏惧归服，太上皇也可以指日返回了。大臣属阳，宦官属阴；君子属阳，小人属阴。近日发生日食、地震，是阴气盛、阳气微，天地出现了谴责。希望陛下总揽乾纲，抑制宦官，使他们不得参与政务；遏制小人，使他们不得居于官位，那么阴阳就会顺调，天变也会平息。天下的治乱，在于君心的邪正。田猎是娱乐，宫室是奢侈，亲近宦官是狎昵，这三者只要有一个，就足以蛊惑君心。希望陛下涵养德性、克制私欲，多接近贤士大夫，少亲近宦官和宫妾，自然能够革除奢靡、戒除游荡放纵，内心也就没有不正的地方了。尧设置诽谤木，是担心人们不进言，所以成为圣君；秦朝废除谥法，是害怕人们议论自己，所以灭亡。陛下扩大听从劝谏的气度，表彰直言进谏的臣子，那么国家的利弊、民间百姓的安乐忧患，臣下就没有什么顾忌，进言也就能够全部说尽了。苏轼说：“平时没有敢于冒犯君颜进谏的臣子，遇到危难时一定没有守节而死、以身殉义的志士。”希望陛下经常记住这句话并认真省察。奏疏呈上后，皇帝颇为赞许并采纳。四年以后，聊让考中进士，任知县，死于任上。景泰二年，监生郭佑也上书谈论军事，大意说：叛贼侵犯顺境，太上皇蒙受尘辱，这是千古以来非同寻常的变故，也是百代之后都必须报复的仇恨。如今瓦剌使臣前来，动辄带着几千人，务必以骄横傲慢的态度向我责求，而我们却一味隐忍姑息，以致贼势日益壮大，我方气力日益衰竭；他们要求议和就和，要求交战就战，这样一来，和战的权力不在我们而在贼方了。愿陛下团结人心，亲近贤良，以巩固国家根本；扩大储蓄，训练将士，以壮大国家声势。端正名分，按照义理裁断。若有桀骜不驯、侵扰越界的行为，就发兵问罪。使大漠以南不敢有一匹马擅自闯入，才可以保障百年平安无忧。否则西北兵力疲敝，东南财力枯竭，将不能有一天安稳地睡觉了。昨天因为国用耗尽匮乏，谋划国事的大臣想解除一时的急难，命令百姓缴纳粮食的赐给冠带。如今军务稍稍安定，却仍照旧实行。农、工、商、贩等人，不论贤能愚昧，只要有钱就授给官职。使他们在亲戚面前骄傲，在乡里夸耀，滋长非分的邪念。贪赃枉法的官吏被罢职退为平民，想掩盖乡里宗族的耻辱，便缴纳粮食或草料，戴着冠带回去。从前因贪赃而被免职，如今却因输送财物而得到官职，凭什么禁止贪婪残暴、尊重名位爵禄呢？何况天下已经统一，财富本来就藏在百姓之中，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却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用空虚贫乏来启发贼人的野心啊。这道奏章交付廷臣议论，却被搁置，没有施行。

译又有个胡仲伦，是云南盐课提举司的吏目。他因公事进京，恰逢太上皇北行被俘，也先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太上皇，太上皇于是派广宁伯刘安入朝向皇帝进言。仲伦上疏争辩说：“今天有七件事不可屈从。降低万乘之尊，同意与敌人结婚，这是第一件；敌人借和议为名，使我国没有防备，这是第二件；如果一定要结为姻亲，便会使敌人骄傲自大，这是第三件；索取金帛，使我国陷入困境，这是第四件；以送回皇帝为名，乘机入侵，这是第五件；逼迫太上皇亲自下诏，诱骗索取边城，这是第六件；想求取山后地区，这是第七件。只要稍微答应其中一件，大事就完了。从前太上皇在位时，王振专权，忠诚进谏的人被杀，耿直的人被发配戍边；君子遭到斥退，小人却突然升迁。奏章大多由皇帝直接裁决，黑白混淆，邪正颠倒。闽、浙的盗寇正盛，瓦剌的事变又大举发生。陛下应当亲近贤臣、远离奸邪，赏罚分明，沟通上情，传达下情。卖国的奸臣没有可乘之隙，仓促发生的变乱也没有发动的机会，朝廷从此尊严，天下从此安定。”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又有个华敏，是南京锦衣卫的军余。他意气慷慨，读书通晓大义，对王振扰乱国家十分愤恨，同伴们谈起此事时，他总是瞪裂双眼，愤怒地责骂。景泰三年九月，他上书说：近年来，宦官袁琦、唐受、喜宁、王振专权，危害政事，导致国事倾危。希望陛下防微杜渐，总揽权力纲纪，成为子孙万世效法的榜样。不然恐怕祸患在宫墙内部酿成，曹节、侯览造成的祸害又会在今天重现。臣虽然卑贱浅陋，也禁不住痛哭流泪。谨将虐待军队、危害百姓的十件事，痛切地向陛下陈述。宦官家中积存金银珠玉，房屋一间接一间、箱笼一层又一层，这些财物从哪里来？不是从内部盗取府库财物，就是从外部搜刮百姓脂膏。这是第一害。依仗权势、夸耀宠幸，占据公侯的宅第，兴办工程劳役，使军民劳苦不安。这是第二害。宦官的家人和外亲，都是市井中没有名籍的子弟，他们横行霸道、强悍蛮横，任意作奸犯科，又缴纳粮食来补授官职，使贵贱混杂。这是第三害。修建佛寺，耗费不可计算，经营一己私利，耗破万家的财产。这是第四害。广泛设置田庄，不缴纳赋税；把户籍寄托在郡县名下，不承担征发和徭役；田界纵横相连，而百姓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这是第五害。宦官家人插手盐业，虚占盐引数额，再转卖给别人，成倍支取巨额钱财，破坏国家法令，强夺商人的利益。这是第六害。上奏请求塌房，借机接纳商旅；凭借权势赊买货物，依仗强力不偿还，使经商的人坐受破产，谁也不敢追究。这是第七害。卖掉、放走军匠，名义上称作家中的伴当，让他们缴办每月的钱，导致内府各监局的营造缺少人手，劳役繁重，合力也不足。这是第八害。宦官家人买卖、置办物料，主管部门害怕他们，往往征收一份却按十份计算，使官府亏损、百姓受害。这是第九害。凡是监工所到之处，便施行非法酷刑，军匠陷于水深火热，无法忍受怨恨和残酷。这是第十害。”奏章交给礼部，最终搁置，没有施行。又有个贾斌，是商河人，任山西都司令史。他也上疏说明宦官的祸害，引用汉桓帝、唐文宗、宋徽宗和宋钦宗的事作为警戒。并且献上自己辑录的《忠义集》四卷，采集史传所记载的直言进谏、竭尽忠诚、守持节操的人士；对于宦官倚仗宠幸、败坏政事、可以作为鉴戒的事例，也附在书中，请求命令工匠刊刻发行。礼部认为他的言论有道理，请求皇帝明察采纳，但不必刊行此书。皇帝答复说知道了。左鼎，字周器，永新人。正统七年考中进士。第二年，都御史王文因为御史缺额很多，请求会同吏部从进士中选补。皇帝同意了。尚书王直考察左鼎以及白圭等十多人，认为他们通晓刑名，都授为御史。左鼎被派任南京御史。不久改任北方，巡按山西。当时英宗北行被俘，战争和灾荒接连而来。左鼎请求免除太原各府的税粮，停止征发运送大同粮饷的民夫，以缓解当地困苦。也先请求议和，左鼎直言反对。不久山东、河南发生饥荒，朝廷派左鼎巡视，百姓因此得到安定。按照法律，官吏故意审讯平民致其死亡的，应抵罪；当时因为给事中于泰进言，竟都得到宽赦。左鼎说：‘平民无知，按情理宽免可以；官吏援引苛细法律、巧言诋毁，和故意杀人有什么不同？法律是天下共同的准则，不能任意决定轻重。’从此以后，判决都按照法律执行。景泰四年，他上疏说：瓦剌变乱发生，将士不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军政没有建立起来。都说必须严惩从前的弊端，可到现在又过去五年了。貂蝉冠充满朝堂座席，都是公侯；鞍马堵塞道路，没有不是将帅的。百姓财力年年耗损，国家府库日益空虚。凭天下这样广大、土地和兵甲这样众多，竟不能振扬威武，这说明军政仍未建立。过去太祖制定法律，到了太宗，暂时允许有罪的人赎罪，大概只是权宜之计。可是执法官拘泥牵制，沿袭成了惯例，官吏收受违法财物，竟都可以减罪赎刑。如此弯曲败坏，还有什么值得顾忌的呢？国家初建时，设置官职有固定数额，近来才因事增设。各司主事原来每司二人，如今有的增加到十人。御史原有六十人，如今却有一百多人。甚至一个部有两个尚书，侍郎也超过通常定额，都御史多到几十人，这是京官冗滥。外地又增设抚民、管屯等官。比如河南参议增加二人，由二人变成四人；佥事增加三人，由四人变成七人，这些是外官冗滥。天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各有十多人，每年又派御史巡视，再派大臣巡抚、镇守。现在的巡抚、镇守，就是过去的方面御史。担任方面御史，是集合众人的长处还嫌不足；担任巡抚、镇守，却只凭一个人的才智反而绰绰有余。有这样的道理吗？至于御史升迁调转太快，应当以六年为期限。让他们通晓政务，然后才可以治理百姓。巡按所负责任尤其重大，不要让初次任职的人漫不经心地拿它来试手。其余各类官员，也都应当慎重选择并长期任用。”皇帝很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他又说：“国家太平了几十年，公家和私人的积蓄还没有充足。一旦发生战争，就强行摊派、横征暴敛，卖官鬻爵，动辄施行衰乱时代敷衍苟且的政策，这是掌管国家财政的大臣的过错。臣请求严厉抑制末业，严格禁止游荡懒惰，让信奉异端的人回到农田，裁减冗员以节省无谓耗费。开垦屯田以充实边防，核查军士名额以减轻粮饷运输。寺观营造、供奉佛事、供养僧人，以及不急需的工程、没有益处的花费，全部停止。专门把务农、重视粮食作为根本，并亲自实行节俭来作表率，然后才可以使百姓富足、国家宽裕。倘若忍心不加以努力，任由搜刮聚敛的大臣施行朝三暮四的办法，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却仍无休止地征发，百姓的财产已经枯竭却还日益增加赋税。只顾缓解眼前的急难，却不顾意料之外的忧患，臣私下对此感到害怕。”奏章交给户部。尚书金濂请求解除职务，皇帝不准。左鼎的建议也没有全部施行。

译过了一个月，因为发生灾异，左鼎与同僚共同陈述救济弊病、抚恤百姓的七件事。最后说：“大臣中并不缺少奸邪之人，应当罢黜其中最严重的，以清理政治根本。”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下诏加以甄别，但大臣们提出辞职，皇帝又慰留了他们。给事中林聪请求明确告谕左鼎等人，让他们指明事实加以弹劾，于是左鼎、林聪等共同弹劾吏部尚书何文渊、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侍郎张敏、通政使李锡不称职的情状。李锡被罢职，何文渊退休。左鼎任官清廉勤勉，声誉尤其卓著。御史练纲以敢于进言闻名，而左鼎尤其善于撰写奏章。京城有话说：“左鼎的手，练纲的嘴。”从公卿以下都畏惧他们。左鼎出任广东右参政。适逢英宗复位，因郭登进言，召回任左佥都御史。过了一年去世。练纲，字从道，长洲人。他的祖父练则成，洪武年间任御史。练纲考中乡试，进入国子监。历任都察院属官。郕王监国时，他上陈中兴八策。也先将要入侵时，他又说：“和议不可接受，迁都南方不可听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应立即杀掉。国家安危所倚重的，只在于谦、石亨，应当让他们主持中军；再分派大臣守卫九门，选择以忠孝闻名的亲王，命他们和守臣共同守城、勤王。发布檄文，命陕西守将调集番兵入京护卫。”皇帝全部听从了。练纲有才华、善辩论，急于追求功名。都御史陈镒、尚书俞士悦都是练纲的同乡，想到练纲多次陈述政事而有声誉，又害怕他的口才，于是推荐他，授为御史。景泰改元后，他上陈时政五件事。巡视两淮盐政。驸马都尉赵辉侵夺盐利，他上奏弹劾。景泰三年冬天，他与同僚奉诏陈述八件事，皇帝都准许施行。不久，他又和同僚上言：“吏部推选官员不公，任凭个人好恶决定高下，请将尚书何文渊、右侍郎项文曜交付法司审理。尚书王直、左侍郎俞山平素品行端正，却被项文曜等蒙蔽，也应当查问。”皇帝虽然没有治他们的罪，但最终认为练纲等人是正直的。第二年，命他出任延绥军务赞理，他自陈名望低而责任重，请求授予佥都御史。皇帝说：“升官也可以自己请求吗？”于是搁置了这项任命。当初京城戒严，招募各地民壮，分营训练。时间久了，很多人逃亡，有的参加操练也不按期，于是廷臣商议把他们编入正式军籍。练纲等说：“当初招募时，是用忠义激励他们，并答应事情平定后遣散。如今反复轮流操练，已经辜负了原来的期望，何况他们逃亡，实在是被寒冷和饥饿逼迫，怎么可以立即登记为军籍？边疆多有变故，倘若以后再招募，谁还会响应呢？”诏令立即废除先前的命令。景泰五年，他巡按福建，与按察使杨珏互相弹劾，一同交给司法官审理。杨珏被贬为黄州知府，练纲被贬为邠州判官。过了很久去世。曹凯，字宗元，益都人。正统十年考中进士。授任刑科给事中。为人磊落，颇有壮烈气节。英宗北征时，曹凯极力进谏，并说：“今天的形势，与澶渊之战大不相同。敌方文武忠勇，士卒战马强劲剽悍；如今宦官窃取权力，人心懈怠苟安。这些人不但把陛下当作孤注一掷，难道还会有空闲顾念怀帝、愍帝、徽宗、钦宗吗？”皇帝没有听从，车驾果然陷入敌手。曹凯痛哭了一整天，声音传到宫禁之内，并与王竑一起把马顺打死。景泰年间，曹凯升任左给事中。给事中林聪弹劾何文渊、周旋，诏令宽宥他们。曹凯上殿极力争辩，两人于是交给司法官审理。当时命令缴纳豆粮就可以补授官职，曹凯争辩说：“近来的惯例，缴纳四千石以上豆粮，就授予指挥官职。他们领取俸禄十多年，费用已经抵偿了，却还让官职世袭，这是用百姓的血汗供养没有功劳的子孙，而他们取得的利息长久无穷。有功劳的人一定会互相说：我冒死拼命才得到这个，别人缴纳豆粮也得到这个；这是朝廷把我的性命看得和豆子、菽麦一样，谁还不会离心呢？请求从今以后只让他们带俸，不得实际任事，也不得传给子孙；文职则只准在原籍带俸。”皇帝认为有道理，下令已经授官的照旧，尚未授官的全部依照曹凯的意见办理。福建巡按许仕达与侍郎薛希琏互相弹劾，命曹凯前往审查。因推荐之故，曹凯升任浙江右参政。当时各卫武职役使军士，要求他们缴纳每月钱，达到四千五百多人，因曹凯进言而禁止。镇守都督李信擅自招募百姓为军，耗费粮饷一万多石，曹凯上奏弹劾他。李信虽然得到宽宥，帮助李信招募军队的人却都获罪。曹凯在浙江任职数年，声望很高。起初曹凯任给事中时，常常弹劾武清侯石亨。石亨得势后，报复以前的怨恨，将曹凯贬为卫经历，曹凯在那里去世。许仕达，歙县人。正统十年考中进士。升任御史。景泰元年四月上疏说灾害多次出现，请皇帝痛切地自我修养反省。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他又请求皇帝在经筵之外，每天延请儒臣讲论经史。皇帝也下优厚的诏书嘉奖答复。许仕达巡按福建，弹劾镇守中官廖秀，将他交付狱官。廖秀反过来弹劾许仕达，朝廷命镇守侍郎薛希琏等查问。恰逢许仕达也弹劾薛希琏贪婪放纵，于是命曹凯和御史王豪前往审查。回来上奏说，两人各有虚假，也各有真实。几千名地方父老请求留下许仕达，给事中林聪也是闽人，也替许仕达进言。于是命令许仕达留任，并告诫薛希琏不要构陷排斥他。许仕达整肃风纪，逮捕漳州知府马嗣宗，押送京师。大理寺弹劾他擅自拘捕，皇帝认为他所捕是贪赃官吏，便不追究。任期届满应当由人替代时，父老到宫阙请求挽留，皇帝没有同意。不久，即任命他为福建左参政。天顺年间，历任山东、贵州左布政使和右布政使。刘炜，字有融，慈溪人。正统四年考中进士。授任南京刑科给事中。副都御史周铨因个人怨恨鞭打御史，御史范霖、杨永与尚褫等十人共同弹劾周铨，刘炜又与同僚卢祥等再次弹劾他。周铨被投入诏狱，也反过来弹劾范霖、杨永以及刘炜、卢祥等人。王振一向厌恶言官，把他们全部逮捕投入诏狱。范霖、杨永按罪应处绞刑，后来减免死罪。其他御史有的戍边，有的贬谪。刘炜、卢祥的事情查明无罪，留任，而周铨已经先在狱中病死。刘炜逐步升任都给事中。

译景泰四年，户部因边疆储粮不足，上奏命令被考核罢退、但不是因贪赃获罪的官员缴纳二十石米，给他们诰敕。刘炜等说：“被考核罢退的官员中，有许多是软弱无能、残酷暴虐、沉溺酒色、没有廉耻的人，并不只是犯贪赃罪而已。赐给他们诰敕，应该用什么名义？如果只是褒奖他们缴纳米粮，那就是朝廷的诰敕只值二十石米，凭什么向天下后世显示呢？这是尚书金濂不识大体，才有这样的荒谬举措。”皇帝立即认为这是自己的过错。山东年年歉收，户部认为尚书沈翼熟悉当地百姓的疾苦，请求派他前往赈济。沈翼到了那里，起初却没有任何办法。刘炜于是弹劾沈翼，并说：“当地已经有尚书薛希琏、少卿张固镇抚，又有侍郎邹干、都御史王竑赈济，却又增加沈翼，这就是所谓‘十羊九牧’。请求把沈翼调回南京户部，只专门命薛希琏等办理。”皇帝听从了。平江侯陈豫镇守临清，许多事情违背制度。刘炜弹劾他，陈豫受到责备。第二年，都督黄竑因为提出更换太子的建议而得到皇帝宠信，上奏请求霸州、武清县的土地。刘炜等抗章说：“黄竑本是蛮夷属人，却突然蒙受重任。他倚仗宠幸妄自干求，请求六七十里土地，难道这些土地全都没有主人吗？请依法治他的罪。”皇帝宽宥黄竑，派户部主事黄冈、谢昶前往查勘。回来上奏，果然是百姓的产业。户部再次请求治黄竑的罪，皇帝最终仍宽宥了他。谢昶官至贵州巡抚，以清廉谨慎著称。刘炜在天顺初年出任云南参政，改任广东，分守惠州、潮州二府。潮州有大盗，招抚不肯服从，恰逢调集军队进剿，便杀了盗贼首领。后来改任南韶。适逢大军征讨两广，他因劳累过度死在任上。尚褫，字景福，罗山人。正统四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上书请求不要囚禁大臣。升任南京御史。因弹劾周铨入狱，与其他御史都被贬为驿丞，获得云南虚仁驿。景泰五年冬因灾异上书陈述数件事，其中说：“忠直之士冒死进言，执政者却用条例加以阻挠，轻则批示不准，重则加以中伤，这样一来，言论道路虽已开放却仍等于没有开放。佛教盛行，诱惑煽动愚昧百姓，是因为掌管国家礼制的人畏惧王振的势力。度僧人数多到这种地步，应当全部勒令还俗务农。”奏章交给礼部，尚书胡濙厌恶他刺责自己，全部搁置不施行。尚褫后来调任丰城知县，被县中豪强诬陷构罪，拘押入狱，不久获释。成化初年，大臣会同推荐，尚褫升任湖广佥事。起初朝廷下诏，允许荆州、襄阳的流民在所在地附入户籍。都御史项忠却又派他们返回故乡，催逼得很急，许多人死在路上。尚褫同情他们，写公文给巡抚吴琛，请求决定是否停止遣返。吴琛把此事报告项忠，项忠恼怒，弹劾尚褫。朝廷中有人知道他的本意在于救济百姓，最终重新下令：流民愿意附入当地户籍的听其自便，不愿意的才遣返回乡。尚褫任佥事十年，主管部门上报他的政绩，朝廷赐给诰敕以表彰他的突出表现。退休后去世。单宇，字时泰，临川人。正统四年进士。授任嵊县知县。驾驭属吏严厉。属吏想诬告上奏单宇，单宇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因没有把属吏的奏章一并上报，单宇获罪，被逮捕下狱。事情查明后，调任诸暨。单宇遭遇丧事，服丧期满后，在京城等待吏部铨选。恰逢英宗北行被俘，单宇痛恨宦官监军，认为各将领不能专断进退，以致军队失败。于是上疏请求全部罢除宦官监军，以加强将领权力。景帝没有采纳。当初，王振信奉佛教，请求皇帝每年剃度僧人。他修建的大兴隆寺每天役使一万人，耗费国库数十万，宏伟华丽冠绝京都。英宗赐给它“第一丛林”的名号，命令僧人大举举行佛事，亲自临幸，因此佛教更加盛行。到这时单宇上书说：“前代君主尊奉佛教，最终导致祸乱。近来男女出家，累计数百千万，不耕不织，蚕食民间。修建寺院遍布京城，费用不可胜数。请拆取木石修建军营，熔化铜铁铸造兵器，罢遣僧尼，使他们回归民间习俗，这样或许可以使皇上的风化清明和穆，异教不再流行。”奏章上呈后，被廷议阻止。又任侯官知县。咸阳人姚显因乡试中举进入国子监，也上言：“从前修治大兴隆寺，极尽壮丽，又尊奉僧人杨某为上师，仪仗侍从等同于王者。他吃精美膳食，穿锦绣衣服，把万乘之尊视如弟子。如今太上皇被留在贼庭，请命令他前往瓦剌，教化劝谕也先。如果果真能奉送太上皇南归，或许还能看见佛教护国的力量；否则，佛不足信就明明白白了。”景泰年间，廷臣进谏反对事奉佛教的很多，皇帝最终还是不能听从。而宦官兴安最掌权，信佛比王振更甚。他请皇帝修建大隆福寺，严整壮丽，与大兴隆寺相当。景泰四年三月，寺成，皇帝定期准备临幸。河东盐运判官、济宁人杨浩极力进谏，皇帝才停止前往。单宇喜好学习，有文才声名，三次任县令，都以慈爱宽惠闻名。他任侯官知县，过了很久去世。姚显后来任齐东知县，调任武城，公正廉洁、刚强正直。因巡抚翁世资推荐，升任太仆寺丞。杨浩起初因乡试中举进入国子监，授官尚未赴任，便上抗疏，声誉极盛。后来屡升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张昭，不知是哪里人。天顺初年任忠义前卫吏。英宗复辟才几个月，想派都指挥马云等出使西洋，廷臣没有人敢进谏。张昭听说后上疏说：“安定内部、救济百姓，是国家的急务；羡慕外域、劳师远行，是朝廷的下策。汉光武帝闭关拒绝西域，唐太宗不接受康国归附，都是深知根本计策的人。如今京畿、山东仍年年灾荒歉收，百姓断粮逃窜，妻子儿女衣不蔽体，裹着草席，卖儿女也无人购买。家室不能保全，辗转死于沟壑，尚未埋葬，尸体已经被割食，这是令人痛哭的惨状。希望陛下把用于和番的费用，加上府库的钱财，赶快派使者赈济抚恤，这样或许可以救活饥民。”奏章下交公卿广泛议论，认为马云等已轻率派遣出去，应该登记所购买的物品，等待命令。皇帝命令暂且停止此事。

译天顺三年秋，建安老人贺炀也上书评论时事，说：“如今吏部铨选县令，多是年老的监生。等任满九年，年纪将近七十，往往苟且贪污。应选择年富有才的人；下级官吏和隐居山林、抱有德行的士人，也应当推举。景泰朝录用颜回、孟子、程颢、朱熹等先贤的子孙，授翰林博士，让他们奉祀先贤。然而有官无禄，应按等级发给俸禄，以彰显尊崇儒学的意思。黄干、刘爚、蔡沈、真德秀配祀朱子，也是景泰年间听从佥事吕昌的请求办理的，但尚未列入祝辞，应当增补。预备义仓本来是赈济贫民的，可豪强奸猾者多冒领不偿，导致粮仓空虚。请命令出粮的义民，各自开列乡里饥民，与主管官员共同发放。”不久，他又说：“朝廷兴办学校、设立教师，是要陶冶培养士人。然而师儒很少有学问深厚的，乡野小人却钻营进入要害部门，刚从免除服役的名册中脱身，已经列入推荐士人的行列。等到任职学校，又猥琐贪婪，百般索求；至于传授学业、解答疑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学生也往往荒废岁月，轻佻放纵于城阙之间，等待按次序、循资历升迁，滥行升入太学，日渐老迈，只求侥幸谋得一个官职。但【原文“{厂堇}”字有疑】身家之谋，再没有功名之念。如果现在还不严格甄选，人才将一天比一天低劣，士人的风气也将一天比一天败坏。”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下令主管部门施行。高瑶，字庭坚，闽县人。由乡试中举任荆门州学训导。成化三年五月上抗疏陈述十件事。第一件说：“正统己巳年发生变故，先帝北行被俘，陛下当时还在东宫，国家和宗庙危急如同一根头发悬着。假如不是郕王继承皇位，国家有了年长君主，那么祸乱凭什么平定，太上皇的车驾凭什么返回？这六七年间，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他的功劳并不小。等先帝复辟，那些贪夺上天功劳的人便加以深重诬陷，使他不能得到应有的身后评价；节惠、升祀也不合礼典。希望特意命礼官集议，追加庙号，以尽亲亲之恩。”奏章交廷议，长久不能决定。到十二月才上奏说：“追尊庙号，不是臣下敢擅自议论的，只有陛下裁决。”左庶子黎淳极力争辩，认为不应恢复，并说：“高瑶有两项死罪：一是诬蔑先帝不明，二是使陛下陷入不孝。臣认为高瑶这样做不是想尊崇郕王，只是给群邪提供进用的阶梯，一定有小人在背后主使。”皇帝说：“景泰过去的过错，朕从未放在心上，哪里是臣子应当议论的？黎淳作这样的奏章，是想献媚邀宠吗？”议论于是搁置。但皇帝最终还是因高瑶的进言而有所感动。过了很久，终于恢复了郕王的帝号。高瑶后来任番禺知县，政绩有许多不同寻常之处。他揭发宦官韦眷私通番邦的事情，把价值数万的财物没收入官府。韦眷十分怨恨，向朝廷诬告上奏。高瑶和布政使陈选都被逮捕，士人百姓哭泣送行，挤满道路。高瑶最终被贬谪戍守永州。获释返回后去世。黎淳，华容人。天顺元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颇有声誉。他与高瑶争论郕王庙号，专想迎合宪宗的心意，甚至把昌邑王、更始帝比作景帝，因此受到士人舆论轻视。成化年间，进谏之路大受阻塞，给事中、御史多遭谴责。只有高瑶以卑微官职提出重大议论，最终没有获罪。当时人们都称颂皇帝盛德。又有虎臣，是麟游人。成化年间贡入太学。他上言说，天下士大夫经过先圣庙，应当下车下马。皇帝听从了。他回乡探亲，恰逢陕西大饥荒，巡抚郑时将要请求赈济，虎臣带着奏章前往，陈述饥荒歉收情状，言辞激切，大量获得赈济借贷。事情办完后，他上言：“臣的家乡连年灾伤，人吃人，是因为长官贪残，赋税徭役分配不均。请敕令主管部门审查百姓户籍，编成三等，以确定科派和徭役。”皇帝听从了。孝宗即位，将在万岁山修建棕棚，以备登高远眺。虎臣上抗疏极力进谏。祭酒费訚害怕祸及自身，把虎臣锁住捆在堂屋树下。不久，官校传召虎臣到左顺门，传旨慰问说：“如果你的话是对的，棕棚已经毁掉了。”费訚非常惭愧，虎臣的名声于是传遍京城。不久，命令授予他七品官，便任为云南柷嘉知县，死在任上。赞曰：明朝自太祖开创基业以来，广泛开辟进言之路。朝廷内外臣僚提出建议不拘职务，即使乡野微贱之人，奏章也都能上达皇帝。延续到宣宗、英宗时期，这种遗风没有改变。虽太平日久，朝堂和宫阶深严，但儒服平民、刀笔属吏、守关闲吏、持戈戍卒，都能早晨陈述密封奏章，晚上便送达宫门。被采纳的人荣显自身，被驳回的人也不因此获罪。像仁宗恢复弋谦朝参资格，亲自引咎自责，又悬挂木铎、设置金铎，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呢？以此招揽人才，慷慨激愤的人扼腕议论天下事务，实在是理所当然。英宗、景帝之际，《实录》所载不可胜数。如今选取其中著名的列在本篇。到了宪宗晚年，宦官专擅朝政，形势屡变，另编一卷，以便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