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一百十八

译列传第一百十八 蔡时鼎、万国钦（王教）、饶伸（兄长王位、刘元震、刘元霖）、汤显祖（李琯）、逯中立（卢明诹）、杨恂（冀体、硃爵）、姜士昌（宋焘）、马孟祯、汪若霖。蔡时鼎，字台甫，漳浦人。万历二年进士。历任桐乡、元城知县，治理清廉严明。征召授任御史。太和山提督宦官田玉兼管分守事务，蔡时鼎说这样不可以，并列举田玉违法的情况。御史丁此吕因弹劾高启愚被贬，蔡时鼎上疏论救，言语牵涉杨巍、申时行。皇帝答复说知道了。不久，巡察两淮盐政。他把全部余利捐作疏浚河道的费用，又置办属县的学田。回到朝廷时，恰逢外戚亲属的子弟中有人想通过科举却没有考中，便诬告顺天考官张一桂偏袒他的门客冯诗、童维宁以及编修史钶的儿子史记纯，又说有五人冒籍滥取。皇帝大怒，命令冯诗、童维宁戴枷，解除张一桂、史钶的官职。申时行等人为他们解释。皇帝更加愤怒，夺去史钶的职务，将冯诗、童维宁交给吏部审问。司法部门在朝廷审讯，没有查出证据，违背圣旨而受到责备。最终给两人戴枷一个月，并把张一桂调任南京。蔡时鼎认为这件事最初的纠举不是出自外廷，而是直接从宫中传出，极力说：“小人的流言直接传到御前，这种趋势不能助长；而且如果完全怀疑大臣、言官有私心，那么股肱之臣和皇帝的耳目都不可信，还能信任谁呢？”皇帝大怒，亲笔写札子命令内阁大臣治他的罪。适逢申时行、王锡爵请假在家，许国、王家屏只拟议停发俸禄，还请求稍微缩短冯诗、童维宁戴枷的期限，以保全他们的性命。皇帝不听，责备蔡时鼎怀疑君主、讥讪皇上，贬为极边杂职。又派人查访，得知被发遣的冒籍者大多受到宽纵，便责问府尹沈思孝，命他说明情况。许国、王家屏再次上言：“君主贵在明察，不贵在暗中窥察。如果任凭个人的见闻，猜疑防范过于苛细，即使听取和裁决都精审，对治理又有什么补益？况且会使奸人趁机中伤善类，那危害怎么说得尽！” 希望停止这种访察，以尊重大体；宽免言官，以彰显圣上的气度。”皇帝不高兴，亲笔诏书责问斥责他们。这天，皇帝想起申时行，派中使到他的宅第慰问。而许国等既已受到责备，便上疏谢罪，同时像原来一样坚持争辩。恰逢皇帝的怒意稍稍缓解，才答复说知道了。蔡时鼎最终被贬为马邑典史，请假回乡。过了两年，吏部拟定按资历升迁，不准。御史王世扬请求按照石星、海瑞、邹元标的先例，从废籍中起用他，皇帝没有答复。后来起用为太平推官，升任南京刑部主事，随即改任吏部官员。万历十八年冬，蔡时鼎再次上疏弹劾申时行，大略说：“近年天灾频繁，百姓困苦，纲纪败坏，吏治混乱。陛下深居宫中，臣民的呼吁不能听闻。然而群臣进言，尚且蒙受宽贷；唯独辅臣申时行却培植党羽来巩固自己，越来越忌恨进言之人。不必明白指责他的过失，即使意向稍有不同，也常常遭到中伤；有的当时被公开斥退，有的日后逐渐退职。因此天下谄媚奸佞成为风气，正气消沉。还要在内假托这是宽宏大量，在外假托这是清明，这正是圣贤之所以重视防范似是而非、严厉警戒败坏德行的地方。谋求私利的念头越重，奉公的心意必然越衰；玩弄巧诈的机心越熟练，忠诚的节操必然越退缩。自从张居正去世，张四维因忧伤离职，申时行便成为首辅。他以往专横擅权为鉴，反而矫枉过正地表现谦退；以往严苛为鉴，反而矫枉过正地表现宽平。他不是不想显示宽厚恢宏的气度、培养和谐安定的福泽，只是患得患失的心太强，而知止知足的道义太微弱。表面退让而内心贪求竞争，外表包容而内心嫉妒刻薄。私心和虚伪开始萌发，想要遮掩反而更加明显。张居正的祸患在于徇私灭公，但他执法任事，尚且足以对国家有所补益；如今改革掉他的长处，却继承他的私心，完全除去他维系天下的心思，反而更加巧妙地继承欺骗天下的手段。只想着为自己求福，不顾国家的祸患，像这样的人，难道还可以让他辅相天下吗！”于是逐一列举申时行的十项过失，劝他反省改过。奏疏被留在宫中。随后升任南京礼部郎中。死于任上。家中贫穷，不能置办含殓之物，士大夫出资帮助办理他的丧事。万国钦，字二愚，新建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任婺源知县。征召授任御史。他议论政事慷慨激昂，不回避权贵。万历十八年，弹劾吏部尚书杨巍，受到责问。告老居乡的尚书董份，是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的座主，便嘱托浙江巡按御史上奏请求存问。万国钦说董份谄媚侍奉严嵩，又娶尚书吴鹏已经许配的女儿，居乡时行为不端，不应给予隆重礼遇，这件事于是搁置。起初，吏部员外郎赵南星、户部主事姜士昌上疏斥责政府中的私人行为。给事中李春开以越职为由纠劾赵南星、姜士昌，而他的党羽陈与郊从旁帮助。刑部主事吴正志上疏，说李春开、陈与郊谄媚政府，干扰清议，并论说御史林祖述请求保留大臣是不对的。于是御史赫瀛把诸御史召集到朝堂，商议联名上疏纠劾吴正志，以维护台谏体统为借口。万国钦与周孔教唯独不署名。赫瀛大怒，盛气凌人地责问万国钦。万国钦说：“头戴獬豸冠，身穿獬豸服，却天天把保留大臣、倾陷善类当作职责，我不能苟同。”赫瀛气势受挫，奏疏没有果真呈上，但吴正志最终仍被贬为宜君典史。宦官袁进等人殴打杀害平民，万国钦再次上疏弹劾他们。万历十八年夏，火落赤各部频繁侵犯临洮、巩昌。七月，皇帝在皇极门召见申时行等人，询问方略，说边防废弛，督抚缺乏调度，想大力振作整顿。申时行以番人接受招抚、进贡可以依靠为理由。皇帝说：“接受招抚、进贡也不值得依靠。如果一味只顾讨好敌人，使他们心骄气盛，难道会有满足的时候吗？”申时行等奉诏退下。不久，警报接连而来，于是推举郑洛为经略尚书，巡视边地，实际上是用他主持和议。万国钦抗疏弹劾申时行，说：“陛下因为西部战事十分紧急，特意召见辅臣商议战守，可是辅臣在召对时竟用饰词欺骗蒙蔽。陛下恼怒贼寇侵扰，他们却说只是攻打抢掠已经熟悉的番人。临洮、巩昌果真是番人土地吗？陛下责备督抚贻误战机，他们却说过错在武将。边疆败坏了事务，督抚果真没有关系吗？陛下说和议、进贡不值得依靠，他们却说通贡二十年，使百万百姓得以生存。西宁的失败、肃州的掠夺，难道唯独不是百姓吗？这是陛下的意图在于作战，而申时行必定不想作战；陛下的意图在于断绝和议，而申时行必定想要讲和。大概是因为九边将帅每年收受金钱，完全没有成谋定策。贼寇已经毁坏城堡、杀害官民，他们还说计策已经奏效。

译三边总督梅友松的心意在于专门讨好敌人。先前奏报说顺义的敌人已经向西谢恩离去，为什么又包围临洮、巩昌？后来奏疏大肆夸耀战功，为什么景古城却全军覆没？甘肃巡抚李廷仪放任贼寇进入关内，没有听说上奏报告，反而代替他们请求赎罪。计算马匹、牛只、布帛还不到三十金，而杀人掠物何止上万！还想继续互市，臣不知道这在国法上应当如何处理。这三个人都是申时行的私党，所以竟敢结党奸邪、误害国家到这种地步。”于是列举申时行收受贿赂的数件事上奏。皇帝说他扰乱国事、诬陷污蔑大臣，将他贬为剑州判官。当初，万国钦的奏疏呈上后，座主许国责问他说：“你这样做，是为了名节，还是为了国家？”万国钦说：“哪里敢为了名节，只是为了国家事务罢了。即使言论不当，生死利害任凭处置。”许国无法反驳。万历二十年，吏部尚书陆光祖拟议酌情调近万国钦为建宁推官，调饶伸为刑部主事。皇帝认为二人都是特意贬谪，不应升迁，严厉责备陆光祖，并把文选郎中王教、员外郎叶隆光、主事唐世尧、陈遴玮等人全部罢免。大学士赵志皋上疏营救，也受到斥责。万国钦后来历任南京刑部郎中，去世。王教，淄川人。他辅佐陆光祖澄清吏治。给事中胡汝宁迎合权贵的意旨弹劾他，事情很快真相大白。最终因推举万国钦、饶伸而获罪，被斥退为民。饶伸，字抑之，进贤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任工部主事。万历十六年，庶子黄洪宪主持顺天乡试，大学士王锡爵的儿子王衡考取第一，申时行的女婿李鸿也被录取。礼部主事于孔兼怀疑举人屠大壮和李鸿有私弊。尚书硃赓、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想把这件事压下。礼部郎中高桂于是愤怒地揭发此事，请求把可疑的八人贬斥，并牵涉王衡，请求进行复试。王锡爵上疏申辩，与申时行一起请求罢职。皇帝都慰留他们，却依从高桂的请求，命令复试。礼部侍郎于慎行认为屠大壮的文章特别差，拟定把他列为乙等。都御史吴时来和苗朝阳不同意。高桂上前极力争辩，于是按照于慎行的意见办理，列入甲乙等第以上。申时行、王锡爵请旨将他们全部留用，并扣罚高桂两个月俸禄。王衡实际上有才名，王锡爵非常愤怒，又上疏极力诋毁高桂。饶伸于是抗疏说：“张居正的三个儿子接连考取高等科名，于是辅臣的子弟便成了先例。黄洪宪还说一次考试不足以看重，竟然把王衡列为录取第一。儿子不能参加考试，就录取他的女婿；其他私弊也不断有所听闻。复试那天，很多人根本不会写文章。吴时来不分优劣，蒙着脸与高桂力争，最终糊里糊涂地拟议请求。至于王锡爵攻击高桂的那道奏疏，言辞如刀剑森然，违背了臣子面对君主应有的体统。王锡爵掌权任用三年，放逐贤士，援引奸邪小人。如今又巧妙地庇护自己的私情，欺骗蒙蔽皇上，势必要成为张居正的后继者。吴时来依附权势、蔑视纲纪，不配担任都御史。请把他们一并罢免。” 奏疏呈入后，王锡爵、申时行都闭门请求离职。而许国因主持会试进入考场，内阁中于是没有一个人。宦官把章奏送到申时行的私宅，申时行仍然封还。皇帝惊讶地说：“内阁中竟然没有人吗？”于是慰留申时行等人，却把饶伸交付诏狱。给事中胡汝宁、御史林祖述等又弹劾饶伸和高桂，说他们谄媚执政大臣。御史毛在又牵连于孔兼，说高桂的奏疏是于孔兼指使的。于孔兼上奏申辩，请求罢职。于是诏令各部门严格约束属官，不得越职沽名，同时削去饶伸的官籍，贬高桂三级，调往边地，于孔兼得以免罪。饶伸被斥退后，朝廷官员多责怪王锡爵。王锡爵心中不安，多次请求重新起用饶伸。起用饶伸为南京工部主事，改任南京吏部官员。饶伸以病请求归乡，此后不再出仕。熹宗即位后，起用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天启四年，累升至刑部左侍郎。魏忠贤扰乱政事时，请假归乡。他编纂的《学海》有六百多卷，当时人称赞其内容浩博。饶伸的兄长王位，累升至工部右侍郎。母亲年近百岁，他与饶伸先后因侍奉赡养母亲而归乡。在此以前，任丘人刘元震、刘元霖兄弟都官至九卿，因为母亲年近百岁，先后请求回乡奉养亲人，与饶伸兄弟相似。一时之间，大家都把这看作荣耀。刘元震，字元东，隆庆五年进士。由庶吉士起，万历年间历任吏部侍郎。天启年间，追赠礼部尚书，谥文庄。刘元霖，万历八年进士。历任工部尚书。福王在洛阳开设王府时，有一些营建工程，刘元霖坚持上奏，令其停止。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年轻时擅长写文章，很有当时的声名。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考取进士，便罗致天下名士来为他们铺路。听说汤显祖和沈懋学有名，便命令几个儿子邀请他们。汤显祖辞谢没有前往，沈懋学于是和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一起考中进士。汤显祖直到万历十一年才成为进士。授任南京太常寺博士，随即升任礼部主事。万历十八年，皇帝因星变严厉责备言官欺骗蒙蔽，并停发他们一年俸禄。汤显祖上言说：“言官难道全都不肖吗？大概是陛下威权和恩赏的权柄暗中被辅臣窃取，所以言官附从或违逆的情势，也被默默改变了。御史丁此吕首先揭发科场欺骗蒙蔽，申时行嘱托杨巍弹劾，使他被罢退。御史万国钦极力论说边疆事务中的欺骗蒙蔽，申时行暗示同僚许国把他远远贬谪。只要一句话有所牵涉，无不把人排挤到外地。于是无耻之徒只知道自行结交执政大臣。他们所得的爵禄，直接认为是执政大臣给的。即使将来不能保全自身名声，今天也已经得到富贵了。给事中杨文举奉诏治理荒政，征收贿赂数万。抵达杭州后，每天在西湖宴饮，出售狱讼裁决和买卖荐举来获取厚利。辅臣竟然还等到他复命时提拔他，使他成为谏垣之首。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是权门的鹰犬，因为是权贵的私人而被卑劣地任用。陛下正在责备言官欺骗蒙蔽，而辅臣却照样欺骗蒙蔽。若现在不加以治理，臣认为陛下可惜的有四件事：朝廷用爵禄来培植善类，如今却只成为私门培植党羽的工具，这是爵禄可惜。群臣随风倒伏，不知道廉耻，这是人才可惜。辅臣不越过常例给予人富贵，便不被看作恩惠，这是成法可惜。陛下统治天下二十年，前十年的政事，张居正刚强而贪欲多，凭借众多私人党羽，喧嚣着把它毁坏；后十年的政事，申时行柔弱而贪欲多，凭借众多私人党羽，颓靡地把它毁坏。这是圣明政事可惜。请求立即斥退杨文举、胡汝宁，告诫辅臣，反省过错、悔改。”皇帝大怒，将汤显祖贬为徐闻典史。稍后升为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入京接受考核，投递弹劾自己的辞呈后回乡。第二年考察官员时，主管者议论要罢黜他。李维祯任监司，极力争辩也不能改变，最终夺去他的官职。汤显祖在家居住二十年后去世。

译汤显祖意气慷慨，与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友善。后来这几人都通达显贵、建功立业，而汤显祖却仕途坎坷，穷困终老。李三才在淮上督运漕粮时，派书信迎接他，他辞谢没有前往。汤显祖建言的第二年，福建佥事李琯奉表入京，列举申时行的十项罪状，言语牵涉王锡爵。说只有王锡爵敢于恣意横行，所以申时行更加贪婪暴戾，请将二人一并斥退，以向天下谢罪。皇帝大怒，削去李琯的官籍。刚过两个月，申时行也被罢免。李琯，丰城人。万历五年进士。曾任御史。被斥退归乡后，在家居住三十年而死。汤显祖的儿子汤开远，另有传记。逯中立，字与权，聊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由行人升任吏科给事中。遇到事情敢于直言。行人高攀龙、御史吴弘济、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都因争论赵用贤罢官之事而被斥退，逯中立上抗疏说：“这些大臣都是努力修养品行的士人，却使他们隐伏在田野，实在可惜。陛下恼怒进言的人，就说‘这是出于朕的独断’；辅臣王锡爵也说‘这是至尊亲自裁决’。臣认为，被斥退的人如果不是正人君子，那么决定于圣上的心意，固然说明陛下去除邪恶的明察；即使是辅臣拟定后奉旨，也说明大臣是为了国家而作出的正确处理。如果被斥退的人果真是正人君子，出于辅臣调旨而有意斥逐他们，就是嫉妒贤能；即使出于至尊亲自裁决，而大臣不能匡正救援，就是窃居职位。大臣以人事奉君主的道理，应当这样吗？陛下想使辅臣安稳，便罢免进言的人；却不知道进言的人被罢免，辅臣反而更加不能自安。”奏疏呈入，违逆圣旨，停发一年俸禄。不久升任兵科右给事中。朝廷下诏修撰国史，王锡爵推举原詹事刘虞夔任总裁。刘虞夔是王锡爵的门生，因拾遗被弹劾罢官。诸御史说不应召用他。逯中立对刘虞夔的诋毁尤其用力，并牵涉王锡爵，于是召用的命令被搁置。不久，文选郎顾宪成等人因会推阁臣之事被斥退，给事中卢明诹上疏营救，也被贬降官秩。逯中立上言说：“两年以来，吏部铨选官员相继被排斥。尚书孙鑨已经离职，陈有年闭门请求罢职，文选司这个部门空置，官员被逐已经两三次，顾宪成又接踵而来。臣担心从今以后，不像王国光、杨巍那样，就不能有一天担任冢宰；不像徐一槚、谢廷寀、刘希孟那样，就不能有一天担任选郎。是非好坏混淆，任用罢黜颠倒，使黜陟这一重大典制交给权贵之家，任用、舍弃、斥退、惩罚都看一时的喜怒，公议被堵塞，烦乱的议论日益兴起。这是人才盛衰的关键，也是治道兴废的开端，不可不深思。况且会推阁臣，并不是从万历十九年才开始。皇祖万历二十八年廷推六人，其中张治、李本二人被任用；就是如今元辅王锡爵入阁，也经过会推。大概特旨简用和廷推，是祖宗并行已久的制度。” 廷推必须符合群臣共同的意见，特旨简用有时却是由于私人援引。如今辅臣赵志皋等不考察旧有典制，胡乱激怒皇上，即使只揭帖进言救解几句，也好比勉强装笑而神情不相称，想用这种办法打动皇上听取意见，实在很难。当今边境交相告急，公私财力都已耗尽，众人的情绪都在趋向动乱，有见识的人无不忧虑。可是朝廷的议论竟然纷乱到这种地步，难道能不长长叹息吗！”皇帝发怒，下严厉诏旨责备他，斥退明诹为民，并将中立贬为陕西按察司知事。中立以疾病为由辞官归乡，在家居住二十年后去世。熹宗时，追赠光禄少卿。卢明诹，黄岩人。万历十四年考中进士。杨恂，字伯纯，代州人。万历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任行人，升为刑科给事中。锦衣卫冗余官员多达二千人，他请求大力裁减，没有被采纳。多次升迁至户科都给事中。朝鲜发生战事，军费侵吞耗费国库钱财，数目无法计算。杨恂请求严令边臣，又弹劾武库郎刘黄裳侵吞耗费军费的罪行。刘黄裳最终被罢免离职。不久他上奏节省财用的四项建议，被搁置而未实行。王锡爵辞去政务，赵志皋代替他任首辅。御史柳佐、章守诚弹劾赵志皋。赵志皋请求罢职，皇帝不准。御史冀体极力论说赵志皋不可不罢免。皇帝发怒，责令他答复辩解。冀体抗言不屈，被贬三等官阶，调出京城；因为论救他的人很多，最终仍被斥退为民。杨恂又论劾赵志皋，并牵连张位。大意说：“如今议论执政大臣的人，都说他们拟定诏旨失当，贪鄙而无所作为。这当然值得忧虑，但还有比这更大的忧患。许茂橓被罢免闲住于锦衣卫，却用厚重的金玉财物行贿，被人查获。假使大臣一向清廉守节、声誉可信，他怎么敢这样冒昧行事！如今查获行贿物的人反而被责罚，行贿的人却不追问。想使天下澄清，难道能够做到吗？这是第一件可忧虑的事。杨应龙倚仗险固而不服，执政大臣贪图他的厚重贿赂，便同他勾结往来。比如近日綦江捕获奸人，搜得投给兵部尚书和提督巡捕的私信。其余四封信以及黄金五百、白银一千、虎豹皮几十张，都没有说明送给谁。我仔细询问播州人，他们才吞吞吐吐地说：‘只是求取票拟罢了。’票拟是辅臣的职权，难道能让小人用利益来驱使吗？这是第二件可忧虑的事。官员推升任用，是吏部的职权。近来却创出所谓专擅的说法来迷惑皇上的听闻，陛下听信他们的话而怀疑吏部。于是对内假托皇上的意思，对外推诿说是廷推；无论正选还是陪推，都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两种办法都不合意，就驳回命令重新推选；稍有不合意，就加以谴责贬谪。倘若说人选都是皇上心中简定的，不是政府所能预闻，那么所任用的人为什么不是同乡亲属，就是门生故旧和关系密切的盟友呢？这样还能够说是吏部专擅吗？这是第三件可忧虑的事。言官是皇上的耳目，纠察弹劾、进言纳谏，是他们的职责。近来有人提出朋党之说来激怒皇上，陛下听信他们的诬陷而厌恶言官。于是他们假托皇威，任意施展自己的意志；不是在言官上疏建言时公开斥责，就是在升迁任用时暗中加以陷害。倘若说一切都由皇上亲自裁断，无法挽救，那么所斥退的为什么不是过去长期结怨的人，就是近来结下深仇的人呢？这样还能够说言官结党吗？这是第四件可忧虑的事。首辅赵志皋已经日薄西山，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张位一向负有声望，却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且他的权术机心特别深，朋比奸邪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将来的祸患，更有难以说尽的。请罢免赵志皋而防范张位，严厉告诫陈于陛、沈一贯，不要效法这两人的作为。”奏疏呈上后，触犯了皇帝旨意。命令削去一级官阶，调出京城。赵志皋、张位上疏辩解，并请求宽宥杨恂，陈于陛、沈一贯也上疏论救。于是按原品级调任陕西按察经历。杨恂以疾病为由辞官归乡。过了很久，吏部尚书蔡国珍奉诏起用被废退的官员。轮到杨恂时，他尚未被召用便去世了。冀体，武安人。被废黜后，多次有人推荐，始终没有起用，死在家中。

译当时因论劾赵志皋而获罪的，还有硃爵，开州人。他由茌平知县被召任吏科给事中。曾经论说时政的缺失，又上疏论述赵志皋、张位压制蒙蔽言路的罪行，没有得到答复。不久，他恳切劝谏三王同时封王的事情，并论救硃维京、王如坚等人，又弹劾赵志皋、张位徇私把同年罗万化推任为吏部官员。因罪被贬为山西按察知事，死在家中。天启年间，追赠太仆少卿。姜士昌，字仲文，丹阳人。父亲姜宝，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考中进士。任编修。不依附严嵩，出任四川提学佥事。再调任福建提学副使，多次升迁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他请求废除纳粟入监的成例，恢复积分法，又请求下令公、侯、伯、子弟以及举人全部进入国子监学习，诏令都依从了他的建议。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曾经割出一千亩田地来供养宗族。姜士昌五岁开始读书，读到“只有善才是宝”时，因为这句话与父亲的名字相同，便停止诵读，拱手站立。老师大为惊异。万历八年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他请求皇帝杜绝把奏疏留中不发，记录遗直之臣，举行召对，崇尚节俭。不久升任郎中。因回家探亲辞官。返回朝廷后，上疏说吏部侍郎徐显卿构陷张位，少詹事黄洪宪极力排挤赵用贤，应当贬黜他们以警戒官场邪曲；主事邹元标、参政吕坤、副使李三才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应当提拔以砥砺士人的气节。又请求恢复连坐法，慎重选择巡抚，表彰苦守节操的人，加重对贪赃官吏的惩罚。奏疏呈上后，给事中李春开弹劾他越职言事。于是下诏禁止各司越过职权互相弹劾举荐。不久，姜士昌因发生风霾，请求早日确立国本。贵妃的父亲郑承宪请求改葬修造父亲的坟茔，皇帝下诏赐给五千两银子。姜士昌说：“太后的哥哥陈昌言只得到五百两银子，而贵妃家却是它的十倍，拿什么向天下表示公平呢？”皇帝没有采纳。稍后升任陕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一贯、沈鲤相继离开朝廷。第二年秋天，姜士昌带着奏表进入京城，上疏说：皇上听任沈一贯、沈鲤一同离去，舆论没有不庆幸沈一贯离开而惋惜沈鲤的。沈一贯招揽权势、谋求私利，大大败坏士人的风气和官场的风气，担心天下隐居的正直之士与自己不合，便一概阻挠排斥，以杜绝将来。即使是得罪张居正的那些大臣，皇上平素知道他们忠义并有意提拔的，也都排斥不用，甚至借别的事情处置他们。那些因坚持正道而被贬谪的人，以及长期辗转任职后请假在家的官员，沈一贯也排斥不用。在朝廷中守正不阿、魁伟磊落而老成的人，只要稍有意见不同，也用巧妙计策把他们罢免。并且使各部院空缺，以便选择自己想用的人；使言路空缺，以便任意施为；使天下各曹以及部院、言路都空缺，让人不产生怀疑。至于自己想任用、想施行的事情，又没有不能凭借权力而达到目的的；对于自己不想任用的人，常常流着眼泪对人说：‘不是我没有力量，而是我不能让皇上答应。’有了好处归自己，有了过错归皇上，人人都知道他不忠。沈鲤不肥厚自己的家产，不挑选有利可图的事情，只是一心把众多贤才推荐给皇上，与沈一贯相比，忠与邪相差太远。沈一贯回乡以后，财货堆积如山，金玉堆积满室；沈鲤家中却徒然四壁，贫穷得没有多余财产，沈一贯的贪婪与沈鲤的清廉相差太远。沈一贯担心沈鲤使忠邪相互显现，便借妖书一事倾陷加害他；若不是皇上圣明，几乎造成大错。我认为，辅臣中像沈一贯这样奸邪异常的人，正好可以和古今奸臣卢杞、章惇合称为三人。然而竟没有一个人把沈鲤、沈一贯的贤能与奸邪向皇上直言辨明，我私下对此深感痛惜。而且沈一贯的任用，是由王锡爵推荐提拔的。如今沈一贯离去，却用王锡爵代替他任首辅，这等于沈一贯并没有真正离去。王锡爵平素有很高的声望，不是沈一贯所能相比的。然而他器量狭窄，嫉恨善人如同仇敌。高桂、赵南星、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孙继有、安希范、谭一召、顾宪成、章嘉祯等人，一经罢黜便不再起用。近来听说王锡爵有奏疏，请求登记起用被遗弃的人才。应当依从他的请求，召回这些大臣，然后再敦促他上路赴任；否则恐怕王锡爵也没有再出任的道理了。至于那些论劾沈一贯的大臣，如刘元珍、庞时雍、陈嘉训、硃吾弼，也应赶快召回复职，用来鼓励那些尽忠、揭发奸邪的人。至于其他大臣，凡是因触犯皇帝、受到中伤，或因意见不同而被罢免的，请一律按次序重新考察任用。有人说，皇上对于这些大臣，虽然三次下过明诏，意思好像要起用他们，实际上并不想起用；我却认为不是这样。皇上起初曾罢免傅应祯、余懋学、邹元标、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硃鸿谟、孟一脉、赵世卿、郭惟贤、王用汲等人，后来又曾贬谪魏允贞、李三才、黄道瞻、谭希恩、周弘禴、江东之、李植、曾乾亨、冯景隆、马应图、王德新、顾宪成、李懋桧、董基、张鸣冈、饶伸、郭实、诸寿贤、顾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吴正志、王之栋等人，不久全都提拔任用。近几年又把铨曹官邹观光、刘学曾、李复阳、罗朝国、赵邦柱、洪文衡等改调到南京，也都逐渐回到清要的职位。前些时候邹元标从戍所起用，多次受到升迁提拔；后来他没有一句话违忤皇上，却说皇上忽然又对他发怒，把他调到南京，并禁锢不再任用，这难道不是严重诬蔑皇上吗？其实皇上本来没有不任用这些大臣的心意，真正决定不用他们的，是辅臣的策略。有人说世俗流弊、世道败坏，应当任用清廉纯洁的大臣来作为表率。然而古今清廉的宰相，只有杨绾、杜黄裳最受推崇，因为他们能够推举贤才、推荐士人。王安石也有清廉的名声，却用自己的学术排斥众多贤臣，最终给宋朝带来祸患。做辅臣的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他的意思是暗中讽刺李廷机。李廷机大为恼怒，上疏辩解说：“人才的起用，我们不但不敢干预皇上的权力，又哪里敢侵犯吏部的职权呢？”姜士昌看到这份奏疏后，又写信规劝他，李廷机更加不高兴，但皇帝当时还没有打算治姜士昌的罪。恰好硃赓也像李廷机所说的那样上疏辩解，皇帝于是下发姜士昌的奏疏，命令治他的罪。吏部侍郎杨时乔、副都御史詹沂请求从轻处罚，皇帝不准。下诏削去三等官阶，贬为广西佥事。御史宋焘上疏论救，又诋毁沈一贯，讥刺李廷机。皇帝更加愤怒，把宋焘贬为平定判官，又把姜士昌再贬为兴安典史。姜士昌喜欢学习，勉励自己保持名声和操守。他平居常常因时政而愤慨、因世俗风气而忧疾，想用自己的力量挽救这种局面。所以他虽然只是任职闲散的官员，却多次上疏论事建言，最终因与权势不合而终身困顿。姜士昌被贬的第二年，礼部主事郑振先弹劾硃赓等人十二条大罪，也被削去三等官阶，调往边地任用。

译宋焘，泰安人。万历二十九年考中进士。由庶吉士授任御史，意气刚强，喜欢攻击弹劾。出京巡按应天府等地，上疏斥责首辅硃赓。朝廷大臣接连请求，都是责备辅臣，这件事的开端是由宋焘引起的。等到获罪被贬后，不久便请假归乡，死在家中。天启初年，追赠姜士昌太常少卿，宋焘光禄少卿。马孟祯，字泰符，桐城人。万历二十六年考中进士。授任分宜知县。将要被召入京时，因为征收赋税不到应征额的四成，被户部尚书赵世卿弹劾，诏令削去两等官阶。刚过三天，百姓拖欠的赋税便全部缴清。邹元标、万国钦等人极力称赞他。随后授任御史。文选郎王永光、仪制郎张嗣诚、都给事中姚文蔚、陈治则因为依附政府而升任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近八十仍不辞政，马孟祯一并上疏论劾他们。大学士李廷机被弹劾后上疏辩解，说自己入仕以来从没有大的错误。马孟祯驳斥说：“李廷机在礼部时亲近邪恶，妄自任用司官彭遵古；聂云翰建言触犯时忌，他便压制聂云翰直到死去。他主持政务不久，姜士昌、宋焘、郑振先都获罪。姚文蔚等人滥授为京堂官，陈用宾等人却多次拟定宽宥的诏旨。这样还不能说是错误吗？”王锡爵推辞召用，秘密上疏痛骂进言者。马孟祯和南京给事中段然一同上疏极力论劾。不久，他陈述专任佥商的危害，揭发工部郎陈民志、范钫贪赃受贿的罪行。又陈述疏通壅塞蒙蔽、登记起用直臣、决定官员任用或罢免、体恤百姓困穷、急办边疆军饷五件事。请求召回任用邹元标、赵南星、王德完，放李廷机回乡。这些奏疏全都没有得到答复。万历三十九年夏天，怡神殿发生火灾。马孟祯说：“二十年来，郊祀宗庙、朝廷讲学、皇帝召对、当面议政全都废止了，沟通下情的只有章奏；而奏疏送入、诏旨发出，全都由宦官经手，是否送到皇帝御览、是否确实出自圣意，谁也无法知道，这是朝政中值得忧虑的事。臣子分成不同派别，各自依附主人、排斥异己，爱憎全凭自己的心意，随口任意褒贬，流言蜚语飞入宫禁，这是士人风气中值得忧虑的事。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接连多年干旱饥荒。民间卖女卖儿，甚至吃妻食子，铤而走险，危急之时哪里还能选择。一人呼喊，四方响应，小股盗贼便聚成群体，将来可能成为豪杰起事的凭借，这是民情中值得忧虑的事。”皇帝也没有省察。吏部侍郎萧云举协助京察时有所庇护，马孟祯首先上疏攻击他。论劾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萧云举辞职离去。山海关参将李获阳违逆税监，被关进狱中处死，马孟祯为他申诉冤屈，趁机请求赦免在狱中的卞孔时、王邦才、满朝荐、李嗣善等人，并说：“楚宗一案，死的人已经很多了；如今被禁锢在高墙之内的，哪一个不是高皇帝的子孙，竟然让他们落到这个地步。”皇帝都没有听从。万历四十二年冬天，考选科道官员，中书舍人张光房以及知县赵运昌、张廷拱、旷鸣鸾、濮中玉，因为言论触犯时忌，受到压制，不能参加选任。马孟祯愤愤不平，详细上疏论述此事。当时三党势力强盛，忌恨马孟祯正直敢言，便把他调任广东副使。他称病没有赴任。天启初年，起用为南京光禄少卿，召回改任太仆寺官员。因服丧归乡。魏忠贤得势后，被御史王业浩弹劾，于是削籍。崇祯初年，恢复官职。马孟祯年轻时贫穷。后来显贵通达，家中却没有多余财产。只是他对赵世卿压制自己的事情一直怀恨，进入都察院后便立即上疏弹劾赵世卿，人们认为他心胸狭窄。汪若霖，字时甫，光州人。父亲汪治，任保定知府。汪若霖考中万历二十年进士，授任行人。万历三十三年，升为户科给事中。他说：“有关官员贪婪残暴，大多从轻论罪，这不合刑律；边疆官吏榨取民脂民膏，对外讨好敌人，对内讨好权贵，而京军十万人中有一半是虚报冒名，这不是应有的计策。”兵部尚书萧大亨被弹劾请求离职，吏部议论挽留，汪若霖极力斥责吏部的议论。云南发生民变，杀死税使杨荣，皇帝采纳巡抚陈用宾的意见，下诏命四川的丘乘云兼管其事。汪若霖说：“陈用宾养成了杨荣的罪恶，如今不直接请求罢免税使，反而倡议由四川兼管此事，这是辜负国家太深了。请赶快斥退陈用宾，追究并撤销先前的命令。”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答复。升任礼科右给事中。从正月到四月没有下雨，汪若霖上疏说：“我考察《洪范传》，其中说，言论不被听从，叫作‘不晙’〔原文疑有讹误〕，上天的惩罚便是长期干旱。如今郊祀宗庙本应亲自举行，朝会本应举行，东宫讲习本应开始，这些都是臣下屡次进言而皇上不听从的事情。又有臣下上言后在中途改变的事情：税务归还有关官司管理，宦官仍然侵夺权力；起用废退官员已有明诏，启奏却仍然沉积在内廷阁中。这些就是臣下上言后中途改变的事情。还有臣下多次进言而长期不能决定、下面多次进言而上面始终不裁断的事情：中外大官的推选补授，以及被弹劾大臣的进退，都是这样。凡此都属于言论不被听从的情形。忧郁积累便形成灾害，这是天人之间一贯的道理。陛下怎么能漠然置之呢！”当时南京户部、工部缺少尚书，礼部缺少侍郎，廷推已故尚书徐元泰、贵州巡抚郭子章、已故詹事范醇敬。汪若霖说：“这三人都不能胜任，而且推荐者不可能没有私心。请从今以后廷推不要由一个人主持，应由众人共同署名同意。应当登记推荐者的姓名，并恢复祖宗时期的连坐法。”皇帝下诏依照汪若霖所说加以申饬，所推荐的人选全都批示搁置。兵部主事张汝霖，是大学士硃赓的女婿。他主持山东乡试，录取的士子中有文章不完整的人。汪若霖上疏弹劾张汝霖，朝廷停发他的俸禄。宦官杨致中违法拷打并杀死指挥郑光擢，汪若霖率领同僚列举他的十条罪状，没有得到答复。硃赓独自担任首辅，朝廷事务更加松弛。汪若霖说：“陛下只任用硃赓一人为宰相，却又对政务不闻不问，补充官员的奏牍也没有回应，这是最大的祸患。当今纲纪败坏，政事壅塞，人才耗损，许多职位空缺，民力困穷，边疆废弛，宦官横行，盗贼增多，士大夫几乎忘记廉耻礼义，而百姓愁苦冤痛的声音传遍天下。辅臣应当慨然承担天下的重任，收拢人心，把成果呈给皇上。如果只是谦让而无暇顾及政务，或者因为别人的议论而轻易考虑进退，那么陛下还依靠什么呢？”硃赓于是借着汪若霖奏疏中的意思，极力请求皇帝赶快实行新政。皇帝也没有省察。五月初一，下了大雨和冰雹。汪若霖认为这是用人不广、大臣专权的征兆，便详细上疏恳切陈说。不久京城长期下雨，田地房屋都被毁坏。汪若霖又说大臣们结党相互依靠，小臣们趋附风向，这种流弊越来越严重；意思仍是在诋毁硃赓和新任辅臣李廷机等人。万历三十六年，他巡视库藏，看见旧库中只剩银子八万两，而外库空空荡荡，各边军队拖欠的军饷达到一百多万两。上疏请求集中议定长远策略，也被留在宫中不发。

译此前，吏部列上考选后应当授任科道官的人选，知县新建汪元功、进贤黄汝亨、南昌黄一腾都在其中。硃赓一党的给事中陈治则推举汪元功、黄汝亨。汪若霖弹劾二人喧嚣争逐，吏部因此改拟他们为各部曹官。陈治则恼怒，弹劾黄一腾交相构陷。皇帝因言官互相争斗，把吏部奏疏留置不发。朝廷大臣多次请求，皇帝才下发奏疏，却责备首先挑起烦琐争论的汪若霖，并将汪元功、黄汝亨、黄一腾各贬一级，调出京城。朝臣上疏论救，全都没有得到省察。汪若霖于是出任颍州判官，后来去世。赞曰：明朝到了中叶以后，建言的官员分属各曹而结为朋党，大多把阁臣看作决定自己升降进退的人。依附逢迎以求宠信的，就同他们结党；不这样做的，就与他们争斗。结党依附的人不为清议所容，而争斗的人反而名声更高。所以当时宰辅所处的地位，竟成了众人攻击的中心，国家的是非也因此混淆了。然而，他们所说的是非，以及阁臣是否贤能，黑白分明，本来不是私人怨恨和厌恶所能歪曲的，也不能全都推给沽名求直、喜欢惹事的人，说天下人的议论不值得顾虑。列传第一百十九 顾宪成（欧阳东凤、吴炯），顾允成（张纳陛、贾岩、诸寿贤、彭遵古），钱一本（子春），于孔兼（陈泰来），史孟麟，薛敷教，安希范（吴弘济），谭一召，孙继有，刘元珍，庞时雍，叶茂才。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四年，在乡试中考取第一名。万历八年考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大学士张居正病重，朝廷官员纷纷为他祈祷，顾宪成不肯参加。同僚代替他署名，顾宪成亲手把名字删去。张居正去世后，改任吏部主事。他请求告假回乡三年，补任验封主事。万历十五年，考核京官，大都御史辛自修主持此事。工部尚书何起鸣被列入拾遗名单，辛自修因此失去了执政大臣的欢心。给事中陈与郊迎合上意，一并论劾何起鸣和辛自修，实际上是借攻击辛自修来庇护何起鸣。于是两人一同罢职，并且责罚弹劾何起鸣的四名御史。顾宪成对此不平，上疏时言语触及执政大臣，被皇帝严厉责备，贬为桂阳州判官。稍后升为处州推官。因母亲去世服丧，服满后补任泉州推官。考核为公正廉洁第一名。升任吏部考功主事，历任员外郎。恰逢诏令将三位皇子一并封王。顾宪成和同僚上疏说：皇上依据《祖训》中关于立嫡的条文，想暂时让三位皇子一同封王，等待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长子。臣等俯首思考，认为“等待”这一个字有极大的不妥。太子是天下的根本，预先确定太子，是为了巩固根本。因此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长子，适用于眼前的议论，不能留待将来。我朝建立储君的家法，东宫之位不必等待嫡子，元子也不能与其他皇子一同封王。朝廷大臣已经说得十分详细，皇上却一概不加省察，难道皇上新创的见解竟高过历代圣主吗？拥有天下的人称为天子，天子的长子称为太子。天子承接上天，君主与上天是一体的；太子承接父亲，父子也是一体的。主持祭祀、承继宗庙，在太子身上体现，不能再另行封爵。如今想同时封三位皇子为王，那么长子的封爵究竟凭借什么呢？如果没有所凭借的名义，就难以使名分成立；如果有所凭借，又难以使实际关系成立。皇上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罢了。所谓权宜之计，是不得已才实行的办法。长子做太子，其他儿子做藩王，在道理上顺当，在名分上相称，在感情上安稳，有什么不得已而这样做呢？地位相等、尊贵相同，逼迫和争端就由此产生。皇上把《祖训》作为法则，子孙就把皇上作为法则。皇上不惜创设祖宗没有的制度，后世难道还会害怕沿袭皇上创设的制度吗？从此以后，幸好都有嫡子，当然可以；否则，就等于没有东宫。又幸好后世都像皇上一样英明，当然可以；否则，所有皇子都可以成为东宫人选，岂不是会开启万世的大祸吗？皇后与皇上共同承继宗庙，只求宗庙后继有人罢了。皇上的长子和其他儿子，就是皇后的长子和其他儿子。恭妃、皇贵妃不能把他们私自据为己有，因为都统属于皇后的尊位之下。难道一定要像辅臣王锡爵所请求的那样，必须先拜皇后为母，然后才能称为皇后的儿子吗？” 况且起初奉到的旨意，只说稍等二三年罢了，不久改为二十年，又改成二十一年，但还可以用年限来预期。如今却说“等待嫡子”，这就无法用年月来预期了。命令刚公布便忽然改变，皇上的意思屡次变动而期限越来越迟缓。自从同时封王的命令下达后，叩击宫门上封事的人数不胜数，甚至里巷中的百姓也聚族私下议论，这是谁使事情变成这样的呢？这是人心共同的判断。皇上还责备辅臣没有担当。王锡爵日日夜夜催促召他入朝，于是排斥众人的议论而顺从皇上的旨意，这难道就是所谓担当吗？一定要积累诚意，使皇上有所感悟，把皇上引到没有过错的境地，才是真正的担当。否则，皇上尚且不能使天下人都服从，何况王锡爵呢！” 皇上天资神明，是上天赋予的英睿，不是沉溺宠爱亲昵之人的那类君主。然而不了解内情的人，只看见影子便怀疑实体，只听到回声便怀疑声音，即使臣等也有无法替皇上解释的地方。皇上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可以与三代、五帝相提并论，却偏偏出现这种意料之外的纷纷议论，岂不可惜！恳请下令让皇帝的长子早日正式确立储位，皇帝的第三子、第五子各自就封王爵。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君主像君主，臣下像臣下；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宗庙的福分、国家的庆幸，全都在这里了。顾宪成又写信给王锡爵，反复申辩论说。后来三王同时封王的议论便搁置了。万历二十一年进行京察。吏部尚书孙籥、考功郎中赵南星把执政大臣的亲信全部罢黜，顾宪成实际上从旁协助了他们。等到赵南星被斥退，顾宪成上疏请求与他一同罢职，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升任文选郎中。所推举的人大多与执政大臣相抵触。此前吏部缺少尚书，王锡爵想任用罗万化，顾宪成不同意，于是任用了陈有年。后来廷推阁臣，罗万化又没有被列入人选。王锡爵等人都很恼怒，罗万化于是被推举，恰好皇帝批示罢止此事才作罢。到这时，王锡爵将要辞政，朝廷廷推接替他的人。顾宪成推荐已故大学士王家屏，违逆了皇帝的意思，被削籍回乡。事情详见《陈有年传》。顾宪成被废退后，名声更加显著，朝廷内外推荐他的奏疏大约有一百多道，皇帝全都不予答复。到万历三十六年，才起用他为南京光禄少卿，他极力推辞没有赴任。万历四十年，死在家中。天启初年，追赠太常卿。魏忠贤扰乱政事时，他的党羽石三畏追究弹劾顾宪成，于是削夺他的官爵。崇祯初年，追赠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顾宪成的资质天性远超常人，年幼时就立志研究圣贤之学。被削籍闲居乡里后，更加深入精心地研究学问，极力驳斥王守仁“无善无恶是心的本体”的说法。县城原有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学的地方，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倡议修复它，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为此筹建营造。书院落成后，他和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在其中讲学，学者称他为泾阳先生。当时士大夫中怀抱道义而触犯时忌的人，大多退居山林旷野，听到风声便前来归附，学舍甚至容纳不下。顾宪成曾说：“在京城做官，志向却不在君主和父亲；在边疆做官，志向却不在百姓生计；居住在水边林下，志向却不在世道，这样的君子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所以他讲学之余，常常讽议朝政，评论人物。朝廷官员中仰慕他风范的人，大多从远处相互响应。由此东林的名声大为显著，而忌恨它的人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