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七十九

译何况陛下以天下奉养他，使他心情快乐，不违背他的意志，这哪里是一家一国的奉养所能相比的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用礼来侍奉父母。其他推尊亲生父母的说法、称亲的主张，似乎都不合礼。推尊亲生父母不合礼的道理，魏明帝的诏书说得最详细；称亲不合礼的道理，宋代程颐的议论说得最详细。最恰当的礼制，总不超出这些道理。”并抄录魏明帝的诏书进呈。当时，皇帝一心想推尊亲生父母，进士张璁又上疏抗争，极力说明礼官的错误。皇帝心意有所动摇，把毛澄等人的奏疏扣留在宫中很久没有下发。到了八月初一庚辰，又命令召集群臣集议。毛澄等于是再次提出议案说：“先王制定礼制，以人情为根本。武宗没有子嗣，又很少有兄弟，是从宪宗诸孙中选立陛下。因此武宗把陛下当作同堂兄弟，奉孝宗为父，奉慈寿太后为母，这些都没有疑问，怎么还能顾念亲生父母呢？”奏疏呈入后，皇帝不高兴，又留在宫中不发。适逢给事中邢寰请求议定宪宗皇妃邵氏的徽号，毛澄上言：“王妃生下献王，确实是陛下的亲生母亲。但陛下既已承继大统，就应当奉孝宗为父，奉慈寿太后为母。孝宗对于宪宗皇妃，应当称皇太妃；那么对于陛下，她应当称太皇太妃。这样，伦理秩序既得以端正，恩义也深厚了。”奏疏呈入后，皇帝批示知道了。这月，皇帝因母妃将要到来，下令礼官讨论仪式。毛澄等请求从崇文门进入，经东安门入宫，皇帝不允许。于是议定从正阳左门进入，经大明东门，皇帝又不允许。毛澄等坚持原议。皇帝于是亲自制定仪式，一律从中门进入。当时尊崇亲生父母的礼制仍未确定，张璁又进呈《大礼或问》，皇帝更加倾向于他的主张。到了九月底，皇帝下发毛澄等人先前的奏疏，命令他们再广泛采纳舆论上报。毛澄等知道形势无法停止，于是与内阁谋划，增加称号，把兴王称为“帝”，把王妃称为“后”，并以皇太后的懿旨来施行。于是上疏说：“臣等一点愚见，已经全部说在先前的议论中。如今想仰承圣心，使这件事合于今天而不违背人情，合于古礼而不违背义理，就应当由内阁大臣来办理。臣等只是职司礼制的官员，不敢擅自承担。”皇帝于是于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寿皇太后的旨意给兴献王加号为“兴献帝”，给王妃加号为“兴国太后”，皇妃邵氏也尊为“皇太后”，向朝廷内外宣布。可是皇帝虽然勉强听从廷议，心中仍不满足。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又传旨要求加称皇帝。内阁杨廷和等人把御批封还，毛澄上疏抗争，又和九卿乔宇等联合进谏，皇帝都不允许。第二年嘉靖改元正月，清宁宫后三宫发生火灾。毛澄又借此进言，恰逢朝臣中也有很多人进谏，此事才得以停止。毛澄端正明达，有学问和品行，议论政事直言不讳，毫不屈挠。皇帝想推尊亲生父母，曾派宦官传达意旨，宦官甚至长跪叩头。毛澄惊愕，急忙把他扶起来。那人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要使我不能伸展孝亲之情？’一定希望您改变议论。”于是从袋中拿出金钱给毛澄。毛澄激愤地说：“老臣昏聩衰老，不能毁坏典礼。只有辞职这一条路，我不参与议论就是了。”他上疏抗争并称病请求离职，前后上了五六次，皇帝总是安慰挽留，不准离去。嘉靖二年二月，病情加重，他再次极力请求，皇帝才准许。船行到兴济时去世。此前，朝廷评定拥立皇帝的功劳，给毛澄加官太子太傅，并荫封他的一个儿子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毛澄极力推辞没有接受。皇帝一向敬重又有所忌惮毛澄，虽然毛澄多次违背旨意，但恩遇礼待始终没有衰减。毛澄患病后，皇帝派医生诊治，药物赏赐不断送来。他去世时，皇帝深为哀悼惋惜。追赠少傅，谥号文简。汪俊，字抑之，弋阳人。弘治六年会试考取第一名，授任庶吉士，升为编修。正德年间，参与编修《孝宗实录》，因为不依附刘瑾、焦芳，被调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刘瑾、焦芳失败后，朝廷召回他恢复原职。历次升任侍读学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转任吏部左侍郎。当时朝廷议论兴献王的尊号，汪俊与尚书乔宇、毛澄等极力争辩。毛澄称病离职，继任的罗钦顺没有到任，于是任命汪俊为礼部尚书。当时兴献王已经加上帝号，主事桂萼又请求称为皇考。奏章下交廷臣议论。嘉靖三年二月，汪俊召集七十三名廷臣提出议案说：“祖训所说‘兄终弟及’，指的是同胞兄弟。如今陛下是武宗的亲弟弟，理当奉孝宗为父，这是明白无疑的。谁说承继他人为后嗣，就要灭掉武宗的统绪呢？《仪礼》的传文说：‘作为别人的后嗣，继承谁？继承大宗。’汉宣帝从民间起身，仍然承继孝昭帝；光武帝中兴，仍然奉孝元帝为父。魏明帝诏令皇后没有儿子时，选择旁支之子来承继大宗。谁说入继的君主与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不同呢？宋代范纯仁认为英宗亲自接受诏命作为仁宗之子，与入继不同，是说这样恩义更加深厚，更应当不顾亲生父母，并不是说生前被立为儿子才算作为后嗣，死后入继就不算作为后嗣。桂萼说‘孝宗既然已有武宗作为儿子，怎么还能再为他立后嗣。’臣等认为，陛下是承继武宗之后再上奉孝宗为父，并不是替孝宗另立后嗣。桂萼又说‘武宗把完整的国家传给陛下，怎么忍心不承继他的统绪。’ 臣等认为，陛下既然已经称武宗为皇兄，难道一定要改称孝宗为伯父，才算承继武宗的统绪吗？桂萼又说‘礼官所坚持的不过是前宋濮王礼议。’臣等愚昧，所坚持的确实不超出这一点。宋代程颐的议论说：‘虽然应当专意于正统，怎么能完全断绝私人恩情？所以所承继的，依据大义；亲生父母，则保全至情。至于称号，统绪所系，如果没有区别，就会扰乱大伦。’这大概正是为今天的事情而发。谨将各份章奏汇集起来，只有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桂萼意见相同；其他八十多份奏疏、二百五十多人，都和臣等的意见相同。”

译议案呈上后，留在宫中没有下发。皇帝特旨召桂萼、张璁、席书到南京。过了十五天，才下谕说：“朕奉承宗庙正统，大义哪里敢违背？只是亲生父母的至情，也应当兼顾。再召集群臣议论上报。”汪俊不得已，于是召集群臣请求在称号上加“皇”字，以使尊号完备。议案呈上后，又留了十多天。到了三月初一，才下诏命礼官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选择日期祭告郊庙，向天下颁布诏书。又另下谕令在奉先殿旁修建房室，恭敬祭祀献皇。汪俊等再次争辩说：“陛下入朝承继大宗，不能祭祀小宗，这也如同小宗不能祭祀大宗一样。从前兴献帝奉藩安陆时，不能祭祀宪宗；如今陛下入继大统，也不能祭祀兴献帝。这都是用礼制抑制私情。然而兴献帝不能把寿安皇太后迎到藩邸奉养，陛下却能把兴国太后迎入大内，接受天下的奉养，并以天子的礼乐尊祀兴献帝，这样人子的感情就可以得到充分表达了。如今圣心的愿望没有止境，臣等岂敢不顺从；但必须对正统没有妨碍，才算合乎礼制。” 皇帝说：“朕只是想在奉先殿旁另建一室，以表达追念仰慕的感情罢了。把寿安皇太后迎到藩邸奉养，祖宗朝没有这样的先例，怎么能把它粉饰成理由？命令你们陈述情况。”汪俊写具奏疏引罪。皇帝用严厉的旨意痛加责备，同时催促修建庙宇，态度更加急迫。汪俊等于是上议说：“在大内修建庙宇，会妨碍正统。臣实在愚昧，不敢奉行诏令。”皇帝不采纳，命令召集廷臣进行大讨论。汪俊等再次上议说：“谨考察先朝设置奉慈别殿，是因为孝宗皇帝为孝穆皇太后举行附葬后，神主没有享祀的地方，所以才设立。当时议论的人，都依据周制特别祭祀姜嫄的事例。至于为亲生父母在大内建庙，自古从未听说。只有汉哀帝曾为定陶恭王在京师建庙，师丹认为不可，哀帝不听，最终留下后世讥议。陛下具备成为尧、舜的条件，臣等不敢引导陛下去做衰世的事情。请在安陆特建献帝永世不迁的庙，等将来承袭兴王封号的子孙世世代代献祭，陛下每年按时派遣官员持节奉祀，也足以表达陛下无穷的至情了。”皇帝仍命令遵照前旨再议，汪俊于是上疏抗争请求退休。他再次请求，态度更加坚决，皇帝发怒，责备他放肆傲慢，准许他离职。席书被召还没有到，朝廷命吴一鹏代理礼部事务。《明伦大典》编成后，汪俊被罢免官职，死在家中。隆庆初年，追赠少保，谥号文庄。汪俊品行端正洁白，在朝廷任职时光明正直、清廉耿介。他的学术以洛学、闽学为宗，与王守仁交情深厚，但不同意王守仁的学说。学者称他为“石潭先生”。他的弟弟汪伟，字器之。由庶吉士授任检讨。汪伟和汪俊都触犯刘瑾，被调任南京礼部主事。刘瑾被诛后，恢复原职。多次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武宗巡幸到南京时，汪伟率领诸生请求皇帝临幸国学，皇帝不听。江彬假传旨意索取玉砚，汪伟说：“有一方秀才时代使用的旧砚，可以拿去。”汪俊被罢官那一年，汪伟也升至吏部右侍郎，和廷臣多次争论“大礼”，又伏在宫阙前极力争辩。等到席书、张璁等人的议论施行后，他仍坚持原来的主张不改变。转任左侍郎，被陈洸弹劾罢官，死在家中。吴一鹏，字南夫，长洲人。弘治六年考中进士。升为庶吉士，授任编修。户部尚书周经因谗言被罢职，吴一鹏上疏请求挽留。正德初年，升任侍讲，充任经筵讲官。刘瑾把翰林官调出任各部曹属官，吴一鹏被调为南京刑部员外郎。升任礼部郎中。刘瑾被诛后，恢复侍讲职务。升为侍讲学士，历任国子监祭酒、太常卿，都在南京任职。服母丧期满后，起用恢复原职。世宗即位，召回任命他为礼部右侍郎。不久转任左侍郎。他多次与尚书毛澄、汪俊极力争论“大礼”。汪俊离开京城后，吴一鹏代理礼部事务，而皇帝催促修建献帝庙，十分急迫。吴一鹏召集廷臣上议说：“前代入继的君主，间或有为亲生父母在园陵或京师建庙的，只是每年按时派官员祭祀，不久也就上奏停止了。但这种做法当时仍被认为不恰当，并被后代议论。若在大内建庙并亲自祭享，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臣等宁可得罪陛下，也不愿陛下在天下和后世面前失礼。如今张璁、桂萼说‘继承统绪要公正，立亲生父母为后嗣属私情’，又说‘统绪重要，后嗣次要’。臣私下认为，正统所传承的称为宗，所以立宗是为了继承统绪，立嗣是为了承继宗统，统绪和宗统本来没有轻重之分。况且当今本朝是传子嗣的时代，却想仿效尧、舜传贤的先例，这是比拟不伦。又说‘孝不在于是否加皇字，只在于是否奉为父’，于是想改称孝宗为‘皇伯考’。臣等遍考前代，从没有神主称为‘皇伯考’的。只有天子称诸王为‘伯叔父’是有先例的，不能把这种称号加在宗庙神主上。此前称亲生父亲为皇考，实在是皇上亲自裁定的。却说臣等保留一个“皇”字是为了窥探陛下，又说‘一百个皇字也不抵父子的名分’，竟然放肆无忌到这种地步。请求立即停止修建别室的议论，在安陆建庙，并把张璁、桂萼等交给司法机关审查治罪。”皇帝答复说：“朕从亲王藩邸起身，奉祀宗庙，怎么敢违背礼制？只是亲生皇考的寝园远在安陆，这对你们来说就安心吗？诏命反复下达，你们却欺负朕年少，结党共同坚持违抗，败坏父子之情，伤害君臣之义。过去的事暂且不追究，奉先殿西室赶快修葺，以尽朕按时追念远祖的感情。”这时是嘉靖三年四月。

译不久，吴一鹏极力陈述四方灾异，说：“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二月，其间天空轰鸣三次，地震三十八次，秋冬雷电、降雨、冰雹十八次，暴风、白气、地裂、山崩、产妖各一次，百姓饥饿相食两次。这些异常灾变，是过去的两倍。希望陛下率先群臣，救济疾苦，停止营建修缮，信任大臣，采纳忠谏，以挽回上天的意旨。”皇帝用优厚的诏书答复他。一个多月后，皇帝亲笔下敕，命名奉先殿西室为观德殿，于是命吴一鹏和宦官赖义、京山侯崔元到安陆迎接献帝神主。吴一鹏等又上言：“遍考前代史书，从来没有从寝园迎神主进入大内的。这关系天下和后世的观瞻，不是小事。况且安陆是恭穆献帝受封的地方，是神灵所依恋之地，又是陛下兴起的地方，王气所聚。因此太祖重视中都，太宗重视留都，都是因为那里是王业的根基，所以永久修整世代祭祀。伏望陛下俯身采纳群臣意见，改写神主上的称号，供奉安置在旧宫，作为百世不迁的神主；在观德殿中另设神位和香案来慰藉孝思。这样亲生父母的感情既得到尊崇，正统的义理也得到完全维护。”奏疏呈入后，皇帝不采纳。吴一鹏于是出行。他担心使者在道路上遭遇祸患，上疏请求加以禁止约束，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便下令告诫使者。等到吴一鹏回到朝廷时，廷臣已经伏在宫阙前哭泣争辩，朝廷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而给事中陈[疑字]张的言辞尤其激烈。吴一鹏上疏抗争说：“大礼的议论是皇上亲自裁断的，正统与亲生关系，清清楚楚而不混乱。可是陈[疑字]妄称陛下出生在孝宗去世后三年、在武宗去世后二月即位，没有人传授承接，他的说法尤其荒诞无稽。谨按《春秋》，把接受天命作为正始，所以鲁隐公上无所承接、内无所接受，就不记载即位。如今陛下承接武宗遗诏，奉行昭圣皇太后的懿旨，正合《春秋》的义理。陈[疑字]却说不知道从谁那里接受传授承接，这是把陛下说成没有获得正始。陈[疑字]本是小人，如果不严加惩治，就无法杜绝后来效仿的趋势。”皇帝不听。这年九月，吴一鹏以本官入阁，专门掌管诰敕，并兼掌詹事府事务。《武宗实录》修成后，升任尚书，仍掌管原来的职务。不久因省视墓地回乡，回朝后仍主管诰敕。没过多久，出任礼部事务。此前掌管内阁诰敕的人，都要等候接掌政权。张璁、桂萼新近掌权，素来憎恨吴一鹏与自己意见不同，于是将他调出京城任南京吏部尚书，加官太子少保。任职两年，南京官员弹劾王琼等大臣不称职，吴一鹏也被牵连，于是请求退休。按旧例发给廪米。死后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端。儿子吴子孝，任湖广参政。硃希周，字懋忠，昆山人，后来迁居吴县。高祖硃吉，任户科给事中。父亲硃文云，任按察副使。希周考中弘治九年进士。孝宗喜欢他的姓名，提拔为第一名。授任修撰，升为侍讲，充任经筵讲官。刘瑾挑出他参与修订《会典》时的小毛病，降为修撰。《孝宗实录》修成后，恢复原职。过了很久，升为侍读学士，提拔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任职五年后，召回任礼部右侍郎。当时正议论“大礼”，硃希周多次和他的上级一起争辩。适逢左侍郎吴一鹏奉命出使安陆，尚书席书还没有到，希周独自处理礼部事务。而皇帝正在营建观德殿，命协律郎崔元开始在大内教习乐舞生。太常卿汪举弹劾此事。皇帝于是命太常官员一人一同入内教习。希周上言：“太常寺的乐舞生有固定人数，不应当另外设置。”皇帝不听。汪举又争辩，皇帝责备他妄加议论。当时张璁、桂萼已经被召回，进一步交相上奏请求去掉亲生父母的称号。皇帝高兴地听从了，催促礼官准备上册的仪式。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东等上疏进谏说：“陛下奉孝宗为父、奉昭圣为母已经三年了，如今忽然从宫中提出改变的议论，那么以前的明诏就成了空文，不足以取信天下；祭告也成了亵渎礼制，又凭什么感动神灵？况且‘本生’并不是贬低的称呼，既不妨碍正统，又寄托了亲亲之义。这有什么可嫌弃的，为什么一定要去掉，以增加天下人的议论？”当时进谏的群臣很多，奏疏全被留在宫中，于是相继到左顺门跪伏。希周跑去告诉各位阁臣：“群臣伏在宫阙前，你们难道能坐视不管吗？”也和群臣一起跪伏请求。皇帝听说后大怒，命希周与何孟春等一起待罪，并把所有低级官员关进诏狱。第二天，进呈章圣皇太后的册文，希周以及尚书秦金、金献民、赵鉴、赵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时中，大理少卿张缙、徐文华都没有前往。皇帝发怒，责令他们陈述情况。希周等人伏罪，皇帝又用严厉的旨意斥责，事情才停止。但当时被关押的低级官员仍未释放，希周上言：“诸臣狂妄轻率，固然不可宽宥。但如今献皇帝的神主将要到来，必须让百官斋戒迎接，才能完成礼仪。请求早日宽赦被囚禁的官员，以协助完成大典。”皇帝不采纳。“大礼”从此就这样确定了。第二年，硃希周由左侍郎升任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六年，考核京官，南京六科没有被黜退的。桂萼一向因议礼之事对希周怀恨，又厌恶两京言官曾经弹劾自己，于是说希周畏惧权势、曲意庇护。希周说：“南京六科只有七人，确实没有可以罢免的。臣若因私情偏袒言官，当然不可；但如果因为避嫌而责罚他们，更加不可。况且假使被考核的官员全都贤能，难道一定要去掉一两个人来显示公正？假使被考核的官员全都不肖，难道也只去掉一两个人来敷衍塞责吗？”于是极力称病请求退休。皇帝用温和的诏旨准许了，又命有关部门每年按时发给夫役和廪米。硃希周在乡里闲居三十年，朝廷内外推荐他的奏疏有三十多份，最终也没有再被起用。他性情恭敬谨慎，不随意收取或给予财物。去世时八十四岁。追赠太子少保。临终前，他嘱咐几个儿子说：“将来如果得到赐谥的典礼，不要触犯我家族的避讳。”于是避开“文”字，谥号为恭靖。

译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父何俊，任云南按察司佥事。父亲何说，任刑部郎中。何孟春年轻时在李东阳门下求学，学问广博。弘治六年考中进士，授任兵部主事。言官庞泮等被捕入狱，他上疏营救。皇帝下诏修建万岁山毓秀亭、乾清宫西室，征用军士九千人，估计费用一百多万。何孟春上疏极力进谏。清宁宫发生火灾，他陈述八件事，奏疏有一万多字。升任员外郎、郎中，出任陕西马政，所列各项事务都得到整顿。回朝后，上疏陈述整治弊端五件事，并弹劾巡抚大臣不称职。正德初年，请求整顿孔庙祭祀典礼，没有实行。出任河南参政，廉洁公正而有威严。提拔为太仆少卿，升任太仆卿。皇帝巡幸宣府，他飞驰上疏进谏。不久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云南。讨伐平定十八寨叛乱的蛮人阿勿、阿寺等，奏请设置永昌府，增设五个长官司、五个守御所。朝廷记录功劳，荫封他的一个儿子，他辞谢不接受。世宗即位后，何孟春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走到半路又被召回任吏部右侍郎。适逢苏州、松江各府旱灾和水灾相继发生，长江、淮河以北河水大涨，田地、房屋、人口、牲畜被冲毁淹没的数量无法计算。何孟春仿照汉代魏相的做法，条列上奏八件事，皇帝嘉奖并采纳。不久升任左侍郎。尚书乔宇被罢免后，他代理部务。在这以前，“大礼”的议论兴起。何孟春在云南听说后，上疏说：臣看邸报，见进士屈儒在奏疏中请求尊奉圣父为“皇叔考兴献大王”，圣母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得到圣旨交付礼部，知道还没有奉到批准的诏命。臣认为，前代帝王从旁支入朝承继大统，推尊亲生父母，其得失的事迹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中。汉宣帝不敢给史皇孙加尊号，光武帝不敢给南顿君加尊号，晋元帝不敢给恭王加尊号，都是抑制私情、遵守礼制。宋代司马光所说的，是当时归美、后世称颂圣德的事例。汉哀帝、安帝、桓帝、灵帝却追尊自己的父祖，违犯义理、侵越礼制，正是司马光所说的当时取讥、后世非议的事例。《仪礼·丧服》说：“作为别人的后嗣。”《传》解释说：“为什么服丧三年？接受了重大继承责任的人，必须用尊贵的丧服为所继承的人服丧。”又说：“作为别人的后嗣，要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服丧一年。”《传》解释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因为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重服；尊重大宗，就要降低对小宗的服制。”父母，是天下最尊贵的亲属。到了继承大宗时，就要减轻为亲生父母服的丧服，把重服转移到所继承的亲属身上，因为名分不能有两个。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做他的儿子，不敢再顾念亲生父母。圣人制定礼制，是因为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如果恭敬之心分给那一方，就不能专一地用于这一方。” 如今朝廷大臣详细议论此事，案件还没有定论，难道不是因为称兴献王为“皇叔考”有所不恰当吗？或者臣愚昧，也不能没有疑问。《礼》中，父母在世称“父母”，死后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的说法，却没有“世叔考”“世叔妣”的说法。如今想称兴献王为“皇叔考”，古代典籍有什么依据？宋英宗时，有人请求给濮王加上“皇伯考”的称号，宋敏求极力斥责这种说法荒谬。既然如此，“皇叔考”的称号，难道可以加在兴献王身上吗？即使称“皇叔父”，按义理说也不妥当。经书称伯父、叔父，都是在世时的称呼；等到他们去世，从来没有把亲属称谓通用于爵位之上。既然如此，“皇叔父”这个称号，难道还可以加在先朝已经有谥号的亲王身上吗？臣恭敬地看到前一份诏书，陛下称先皇帝为皇兄；如果对献王确实称皇叔，那么正如宋王珪、司马光所说，也已经很恰当了。可是议论此事的人有的却不这样认为，这是为什么呢？天下是太祖的天下。由太祖传到孝宗，孝宗又传给先皇帝，先皇帝特意选定陛下，把大业交给您。献王虽然是陛下血缘上最亲近的亲属，然而陛下之所以能够登临九重、富有四海，使子子孙孙万世面向南方为帝，都是先皇帝的恩德，也是孝宗留给您的基业。所以臣希望陛下以汉宣帝、光武帝、晋元帝三位皇帝为榜样；如果不是古代已有的名称、不是合乎正道的称号，臣不愿陛下采用。等到孟春任吏部官员时，已经把皇帝的生身父母尊称为“兴献帝”“兴国太后”。后来又改称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孟春三次上疏，请求遵从最初的诏令，都没有得到理会。于是皇帝更加采纳张璁、桂萼等人的意见，又想去掉“本生”二字。张璁正意气骄盛，列举礼官欺骗妄言的十三件事上奏，并且斥责他们结党。孟春与九卿秦金等人一同上疏，大意说：“伊尹说：‘有违逆心意的话，一定要到正道中去寻求；有顺合心志的话，一定要到不合正道之处去寻求。’近来关于大礼的议论，邪正各不相同。如果众位大臣匡正、谏止陛下，反复说了千万句话，这就是所谓违逆心意的话，陛下也曾经到正道中寻求过吗？一两个小人，竟敢借口顺从迎合，招来那些闲散、无学、无耻之徒，迷惑圣听，这就是所谓顺合心志的话，陛下也曾经到不合正道之处寻求过吗？为什么那些话容易实行，而这些话却难以被听进去呢？”于是发出十三条诘难，用来辩驳张璁；奏疏送入后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当时詹事、翰林、给事中、御史以及六部各司、大理寺、行人司的众位大臣，各自上疏争辩，也都被留在宫中而没有下发，群情更加汹涌。恰逢早朝刚刚结束，孟春向众人倡议说：“宪宗朝时，百官在文华门哭泣，争论慈懿皇太后的葬礼，宪宗听从了他们；这是本朝的旧例。”修撰杨慎说：“国家养育士人一百五十年，今天正是我们持守气节、为义而死的时候。”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于是拦住群臣，不让他们离开金水桥南，并说今天有谁不尽力争辩，大家一定共同攻击他。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又相互号召。于是九卿有尚书献民以及秦金、赵鉴、赵璜、俞琳，侍郎孟春以及硃希周、刘玉，都御史王时中、张润，寺卿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祺，通政张瓚、陈霑，少卿徐文华以及张缙、苏民、金瓚，府丞张仲贤，通政参议葛禬，寺丞袁宗儒，共二十三人；翰林有掌管詹事府的侍郎贾咏，学士丰熙，侍讲张璧，修撰舒芬、杨维聪、姚涞、张衍庆，编修许成名、刘栋、张潮、崔桐、叶桂章、王三锡、余承勋、陆釴、王相、应良、王思，检讨金皋、林时以及慎、元正，共二十二人。

译给事中有张翀、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谢蕡、毛玉、曹怀、张嵩、王瑄、张、郑一鹏、黄重、李锡、赵汉、陈时明、郑自璧、裴绍宗、韩楷、黄臣、胡纳，共二十一人；御史有王时柯、余翱、叶奇、郑本公、杨枢、刘颍、祁杲、杜民表、杨瑞、张英、刘谦亨、许中、陈克宅、谭缵、刘翀、张录、郭希愈、萧一中、张恂、倪宗枿、王璜、沈教、钟卿密、胡琼、张濂、何鰲、张曰韬、蓝田、张鹏翰、林有孚，共三十人；各司郎官中，吏部有郎中余宽、党承志、刘天民，员外郎马理、徐一鸣、刘勋，主事应大猷、李舜臣、马冕、彭泽、张鹍，司务洪伊，共十二人；户部有郎中黄待显、唐昇、贾继之、杨易、杨淮、胡宗明、栗登、党以平、何岩、马朝卿，员外郎申良、郑漳、顾可久、娄志德，主事徐嵩、张庠、高奎、安玺、王尚志、硃藻、黄一道、陈儒、陈腾鸾、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录、周诏、戴亢、缪宗周、邱其仁、俎琚、张希尹，司务金中夫，检校丁律，共三十六人。礼部有郎中余才、汪必东、张、张怀，员外郎翁磐、李文中、张澯，主事张镗、丰坊、仵瑜、丁汝夔、臧应奎，共十二人；兵部有郎中陶滋、贺缙、姚汝皋、刘淑相、万潮，员外郎刘漳、杨仪、王德明，主事汪溱、黄嘉宾、李春芳、卢襄、华钥、郑晓、刘一正、郭持平、余祯、陈赏，司务李可登、刘从学，共二十人；刑部有郎中相世芳、张峨、詹潮、胡琏、范录、陈力、张大轮、叶应骢、白辙、许路，员外郎戴钦、张俭、刘士奇，主事祁敕、赵廷松、熊宇、何鰲、杨濂、刘仕、萧樟、顾鐸、王国光、汪嘉会、殷承叙、陆铨、钱鐸、方一兰，共二十七人；工部有郎中赵儒、叶宽、张子衷、汪登、刘玑、江珊，员外郎金廷瑞、范钅▯、庞淳，主事伍余福、张凤来、张羽、车纯、蒋珙、郑骝，共十五人；大理寺所属官员有寺正母德纯、蒋同仁，寺副王▯、刘道，评事陈大纲、钟云瑞、王光济、张徽、王天民、郑重、杜鸾，共十一人。他们一同跪伏在左顺门。皇帝命司礼监宦官传谕让他们退下，众人都说：“一定要得到皇帝的允准旨意才敢退下。”从辰时一直到午时，前后传谕两次，他们仍跪伏不起。皇帝大怒，派锦衣卫先逮捕为首的人。于是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母德纯八人，一并被关进诏狱。杨慎、王元正便摇撼宫门大哭，众人也都哭泣，哭声震动宫廷。皇帝更加愤怒，命令逮捕关押五品以下的官员若干人，并让孟春等人等待治罪。第二天，编修王相等十八人都被杖打而死；丰熙等人以及杨慎、王元正都被贬谪戍边。这才下发孟春等人先前的奏疏，责问说：“朕继承大统，恭敬奉守宗庙，尊崇大礼，都是出自朕的本心。孟春等人诋毁君主、损害政事，颠倒混乱是非。况且张璁等人所上十三条还留在宫中没有发出，你们怎么能够事先知道？你们要据实回答。”于是孟春等人上疏认罪，说：“张璁等人所列举的条目，在尚未进呈的前一天就用私稿给人看过，而且通政司还保存着副本，所以臣等知道。臣等忝列大臣之后，得以参与议礼的末议。私下认为张璁等人欺骗蒙蔽，所以公开发表言论加以辩驳，以致冒犯天听，罪当万死。只希望圣明加以察辨，分清谁是正、谁是邪，那么臣等即使死了也感到幸运。”皇帝仍然愤怒，责备孟春倡导众人逞强泄愤，这不是大臣侍奉君主的道理，按法律应当从重惩治，姑且从轻处理，罚俸一个月。不久，孟春被调出任南京工部左侍郎。按旧例，南京六部只设一名侍郎，当时已经有右侍郎张琮，又任命孟春为左侍郎，大概是多设的员额。孟春多次上疏以疾病为由请求离职，到嘉靖六年春天才获准。等到《明伦大典》编成，削去了他的官籍。过了很久，他死在家中。隆庆初年，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简。孟春居所中有一眼泉水，因为燕子来去时泉水有时盈满、有时干涸而得名，于是称他为“燕泉先生”。丰熙，字原学，鄞县人，是布政司庆孙的儿子。他幼年便有非凡的禀赋。曾经在墙上大字书写：“立志应当以圣人为目标。把第一等的事业让给别人，便不是大丈夫。”十六岁时母亲去世，他几天不进饮食，服丧期间住在倚庐三年。弘治十二年殿试考取第二名。孝宗认为他的策论奇异，赐给他第一名的袍服腰带以示宠爱。授任编修，升为侍讲，迁任右谕德。因为不依附刘瑾，被调出掌管南京翰林院事务。父亲服丧期满后，起复为原官。世宗即位后，丰熙升为翰林学士。兴献王“大礼”的议论兴起，丰熙和礼官多次极力争辩。等到召张璁、桂萼任学士，方献夫任侍读学士时，丰熙在朝廷公开说道：“这是冷褒、段犹一流的人，我们这些人难道可以与他们并列吗？”上抗疏请求归家，皇帝不准。不久，尊称兴献王的礼仪确定，选择日期献上恭穆献皇帝的谥册。丰熙等人上疏劝谏说：“关于大礼的议论颁布天下已经三年了，如今却因为一两个人的妄言，想要去掉本生的称号，专门尊崇抚养之恩。臣等听到这个命令，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臣私下认为，陛下是宗庙神灵和天下人的主人，必须使宗庙之礼更加隆重，这样继承大统的义理才不会失掉。如果违背先王的礼制，给后世留下讥议，难道不是严重损害圣德吗？”没有得到答复，众人相继伏在左顺门哭泣。于是被关进诏狱拷掠治罪，又在宫阙前施以廷杖，发往边地戍守。丰熙被发往福建镇海卫。等到张璁等人得志后，便相继请求赦免被贬谪戍边诸臣的罪责，每次都首先提到丰熙，皇帝不听。最后谨身殿发生火灾，丰熙年近七十，给事中田濡又请求宽宥他，皇帝终究不听。他在那里住了十三年，最终死在戍所。隆庆初年，追赠官职并赐给抚恤。

译他的儿子丰坊，字存礼。乡试考取第一名。嘉靖二年成为进士。出任南京吏部考功主事。不久被贬为通州同知。后来免职回家。丰坊博学，擅长文章，也精通书法，但性情狂放荒诞。丰熙死后，家中贫困，他想仿效张璁、夏言，凭一句话取得通达显贵的地位。嘉靖十七年，他到宫阙上书，谈论建造明堂的事，又说应当给献皇帝加上庙号“宗”，配享上帝，世宗非常高兴。不久，献皇帝进号为睿宗，配享于玄极殿。这项议论大概始于丰坊，众人都厌恶丰坊背弃父亲。第二年，他又进呈《卿云雅诗》一章，皇帝下诏交给史馆。等待任命很久，最终也没有得到升迁，只得回家，郁郁不乐而死。晚年改名道生。另著《十三经训诂》，其中多有穿凿附会之语。有人说世间流传的《子贡诗传》，也是丰坊伪造编纂的。徐文华，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考中进士。授任大理评事。升为监察御史，巡按贵州。乖西苗族的阿杂等人倡导叛乱，他与巡抚魏英一同讨伐，攻破六百三十座寨子。皇帝下玺书嘉奖慰劳。江西副使胡世宁因论劾宁王朱宸濠而被关进诏狱，徐文华抗疏救援说：“胡世宁对上是为圣朝，对下是为宗室，竭尽忠诚、激愤进言，话刚一出口，灾祸便随之而来，也实在可悲。宁王的威势一天比一天张扬，隐藏的祸患也一天比一天严重。如今若不及时遏止，恐怕会发展到没有限度。如今反而把胡世宁置于重法之下，堵塞天下人的嘴，夺去忠直之士的勇气，削弱朝廷的势力，助长藩王的野心，招来意外的变乱，这一切都将从今天开始。”皇帝没有采纳。皇帝派宦官刘允到乌斯藏迎接佛像，徐文华极力劝谏，没有得到答复。马昂把怀孕的妹妹纳给皇帝，徐文华又上疏劝谏说：“普通人家尚且不娶再嫁的妇女。陛下贵为万乘之尊，却有这样的举动，反省于内心会不安，说到口头又不顺，把它传给天下后世更会成为丑闻。替陛下进献此人的人，罪可以灭族。万一防范疏忽，不幸有李园、吕不韦一类的人乘机钻空子，难道是小事吗？如今马昂的兄弟子侄出入宫禁，陛下降低君臣尊卑的界限，与他们穿杂乱的服装、混坐在一起，甚至同卧同起，破坏祖宗法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马氏女子在宫内专受宠爱，马昂等人在宫外玩弄权力，祸患暗中发生，简直说不尽。请求及早诛杀他们，以断绝祸患的根源。”这份奏疏也没有得到答复。徐文华多次进献直言，皇帝和各位受宠近臣都对他怀恨在心。恰逢徐文华分条上奏宗庙礼仪，涉及祧庙、禘祫、特享、出主、祔食五件事。他考证经义，认为都可以施行。皇帝大怒，责备他超越职权妄加议论，把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处理。礼官不通经术，又迎合皇帝的意旨，于是上奏说徐文华的意见不对。皇帝命令把他关进诏狱，贬为平民。当时是正德十一年十月。世宗即位后，起用徐文华恢复原官，历任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以治理政绩卓异被举荐，入朝任大理右少卿，不久转为左少卿。当时正在议论兴献帝“大礼”，徐文华多次与诸位大臣一同极力争辩。第二年七月，他又倡议朝廷大臣伏在宫阙前哭泣劝谏，因此获罪停发俸禄四个月。后来，席书、张璁、【缺字】、桂萼、方献夫会同朝臣举行大议，徐文华与汪伟、郑岳仍然极力争辩。武定侯郭勋突然说：“祖训是这样，古礼也是这样，张璁等人的话是对的。”

译《尚书》说：大臣侍奉君主，应当顺从并成就君主的美德。于是议论确定下来。等到改写宗庙神主的题称时，徐文华劝谏说：“孝宗对武宗有祖父之道，不能称为伯考；武宗对陛下有父亲之道，不能称为兄长。不如直接称作‘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这样仍然可以两全其美而没有妨害。”奏疏送入后，皇帝下令再次罚扣他的俸禄。嘉靖六年秋天，李福达案件发生。主持审理此案的是张璁、桂萼、方献夫，他们因为议礼的缘故对徐文华等人怀恨，于是把审案供词全部反过来解释，将徐文华和诸位司法官员交付狱中。案件审结后，责备徐文华依附御史杀人，发往辽阳戍守。遇到赦免时，死在赴戍途中。隆庆初年，追赠左佥都御史。自从大学士毛纪、侍郎何孟春离开官位后，先前争论“大礼”的大臣，有的犹豫不决而顺从圣旨；唯独徐文华坚持原来的议论，始终不变。他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有罪，士大夫舆论深深为他惋惜。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十二岁就能写诗。正德九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劝谏武宗不要南巡，受到廷杖并被罚扣俸禄。不久以疾病为由回乡。后来起复原官，改任吏部官员，历任考功郎中。嘉靖二年，朝廷大臣多次争论“大礼”，与张璁、桂萼等人相持不下。薛蕙撰写《为人后解》《为人后辨》，以及辨析张璁、桂萼所论七件事的文章，合计数万字，进呈朝廷。《为人后解》分上下两篇，推究阐明大宗的义理。其《为人后辨》说：陛下继承祖先的正统，承受嫡系的大统，符合为人后嗣的义理，坦然明确，没有疑问。却有两三个臣子，曲解经义、背离礼制，向上迷惑圣明的听闻。经传中细密详尽的旨意，他们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看明白，就急着凭借一点小聪明，施展夸张言辞，这可以说是不明白道理却强作议论。他们说：“陛下是献帝不可夺取的嫡嗣。”考察汉代《石渠议》说：“大宗没有后嗣，宗族中又没有庶子，自己已有一个嫡子，是否应当断绝父亲的嗣统而承继大宗？”戴圣说：“大宗的统绪不能断绝。《礼》中说嫡子不为后嗣，只是说不能先于庶子罢了。宗族中没有庶子，就应当断绝父亲的嗣统而承继大宗。”晋代范汪说：“废弃小宗，昭穆次序不会混乱；废弃大宗，昭穆次序就会混乱。先王之所以重视大宗，就是这个原因。难道可以不废弃小宗而去承继大宗吗？”一个人的孩子即使有嫡子、庶子之分，他亲爱父母的心本来是一样的。《礼》规定嫡子不能为后、庶子却可以为后，并不是因为对父母的亲疏厚薄不同，只是因为传承重任、收聚宗族的关系不同罢了。如今议论此事的人不知道推究祖先和父祖，只谈到父母便停止，这是不忍心薄待自己的亲生父母，却忍心遗弃自己的祖先吗？他们又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成为他的儿子，是汉代儒生的邪说。”考察这句话，其实是沿袭欧阳修的谬论。“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成为他的儿子”这句话出自《公羊传》，本来就是汉代儒生所传述的。然而它与《仪礼》实际上相互表里，古今之人都把它作为折中定论，从来没有异议。假使按照欧阳修的说法，那就严重违背礼制了。《礼》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服斩衰三年”，这是这个儿子为父母服丧。既然按照父母的丧服制度服丧，不是成为他们的儿子又是什么？这是他说法违背礼制的第一点。传文说：“为所承继之人的祖父母、妻子，以及妻子的父母和兄弟、兄弟的儿子，都按儿子对待。”所谓“按儿子对待”，正是因为成为他的儿子。传文明确说“按儿子对待”，如今他却反过来说“不成为他的儿子”，这是他说法违背礼制的第二点。况且，承继后嗣的人若不成为他的儿子，那么在称谓上，难道不称父亲，仍旧称伯父、叔父吗？这是他说法违背礼制的第三点。又立了后嗣却不让他成为儿子，那么古代凡是立后嗣的人，都不曾真正把他当作儿子，只是假装立这个人为后罢了。这就成了圣人虚假地教人立后嗣，实际上却没有后嗣。他的说法违背礼制的第四点。没有后嗣的人，最看重的是祖先祭祀断绝，所以才立后嗣来奉祀祖先。如今所承继的人既然不能作为儿子，那么祖先也不能有孙子了。难道还可以让他进入祖庙奉祀祖先吗？这是他的说法违背礼制的第五点。由此看来，把汉代大臣说成传播邪说的人，难道不正是他自己在自我命名吗？或者那两三个臣子也自知他们的说法必然走不通，于是又编造遁词，倡言说：“继承统绪与继承嗣位不同，陛下继承二宗，应当继承统绪而不是继承嗣位。”这句话难道是想废弃先王关于为人后嗣的礼义吗？那就更加严重地违背礼制了。然而他们牵强附会，被名义和实际迷惑；如果不加辨析并断然制止，恐怕将给后世带来祸患。《礼》为大宗立后嗣，是因为重视大宗的统绪。由于重视其统绪、不能使它断绝，所以才为它立后。至于小宗不为别人之后，是因为其统绪可以断绝，所以嗣位可以不承继。这样看来，正因为承继统绪所以要承继嗣位，而承继嗣位正是为了延续统绪。因此，《礼》说“为人后”，讲的是承继嗣位；说“后大宗”，讲的是承继统绪。统绪和嗣位并不是两回事，哪里有什么不同呢？自古帝王入继大统，都必须先明确为人后嗣的义理，然后才能承继统绪。因为不成为后嗣，就不能成为儿子；如果不能成为儿子，又从哪里取得统绪来承继呢？所以成为后嗣，就是成为儿子；成为儿子以后再承继统绪，同时还可以断绝同宗之人觊觎帝位的心。圣人制定礼制，不是很完善吗？但成为儿子以后再承继统绪，并不只是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如此。《礼》说没有人生来就尊贵。即使是天子、诸侯的儿子，如果没有接受君父的命令，也不敢自行确立尊贵的地位。《春秋》重视授受的道理，认为做儿子要接受父亲的授予，做臣子要接受君主的授予。所以谷梁子说：“臣子一定要接受君父的命令。”这个道理不只是为了尊崇君父，也是为了使自己获得尊贵。尊崇自己的君父，也将使别人尊崇自己。这样一来，义理和礼制就清楚了，祸乱也会消失。如今议论的人说“伦常次序应当确立谁就立谁”，他们哪里知道《礼》和《春秋》的本意呢！至于前代的君主，间或有弟弟死后由兄长继位、侄子死后由伯父或叔父继位的情况，那是遭逢变故而不合正常礼制的做法。但他们大多仍然是先君的嗣子。先君对于自己是父亲，自己对于先君是儿子。因此不能把后来的君主称为考，也没有两个统绪、两个父亲的嫌疑，晋哀帝、唐宣宗就是这样。有时诸王入朝承继帝位，也从来没有仍以诸王为考而不以天子为考的。陛下在亲属关系上不先于武宗，正统也不是从献帝而来；这些是非取舍，实在很容易辨明。然而那两三个臣子竟想把陛下比作遭逢变故而不合礼制的事例，所以说这是最为违背礼制的做法。其余所辨析的七件事，也大体如此。

译奏疏呈上后，天子大怒，下令镇抚司审讯。后来把他赦出，罚扣三个月俸禄。适逢给事中陈洸调任外职，怀疑这件事是文选郎夏良胜和薛蕙造成的。夏良胜已经被人揭发而遭斥退，薛蕙却仍在任。当时亳州知州颜木正因罪获罪，于是诬陷薛蕙与颜木同年交往相通，怀疑其中有奸利。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处理，薛蕙也上奏申辩。皇帝不听，命他解除职务听候审查。薛蕙于是南归。不久事情真相大白，吏部多次发文催促薛蕙起复。薛蕙见张璁、桂萼等人掌权，便坚持卧病在家，不肯出仕。嘉靖十八年，诏令选拔宫廷属官，拟任薛蕙为春坊司直兼翰林检讨。皇帝仍因过去的嫌怨而作罢，而薛蕙也去世了。薛蕙面容清瘦、气质清逸，操守严峻高洁，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学者敬重他的学问和品行，称他为“西原先生”。当时，朝廷大臣竭力坚持“大礼”，而张璁、桂萼提出不同意见，满朝都非难他们。没有能够参与朝廷议论、却因张璁、桂萼而获罪的，还有胡侍、王禄、侯廷训。胡侍，宁夏人。考中进士。历任鸿胪寺少卿。张璁、桂萼升任学士后，胡侍弹劾二人违越礼制、背弃经义。于是根据他们所上奏的内容，反复论辩，共有一千多字。皇帝大怒，命令逮捕治罪。言官上疏论救，他被贬为潞州同知。沈府宗室勋注因事对他怀恨，上奏说胡侍在考试生员时出的题目含有讥刺，并且诽谤“大礼”。胡侍被逮到京城，审讯后斥退为民。王禄，新城人。乡试中举，任福建平和知县。嘉靖九年，上疏请求在安陆建立献帝庙，封崇仁王主持祭祀；不应把献帝作为考、把孝宗作为伯父，否则会有两个本统的嫌疑。藩王宗室子弟中如果有年幼而聪慧的人，应当养在宫中，作为储贰人选。奏疏上呈后，他立即弃官归家。皇帝命令按察使逮捕治罪，也斥退为民。侯廷训，乐清人。与张璁同郡，同科考中进士，但持论不合。最初授官时，便上疏请求以孝宗为考，并且说不应偏爱藩王府旧臣，言语最为切直。授任南京礼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天，“大礼”确定，侯廷训心中非难此事。他私下刊刻自己所著的议礼书，暗中寄往京城，于是被下诏狱拷讯。他的儿子一元，十三岁，伏在宫阙前申诉冤屈，侯廷训因此获释。后来起复为官，做到漳南佥事。因贪婪暴虐，被弹劾而贬为平民。一元考中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赞曰：“关于大礼的议论，是杨廷和首先倡导的，满朝大臣一致附和，大体依据的是宋代司马光、程颐关于濮园的议论。然而英宗是在宫中长大，名分称号一向已经确定；世宗则是奉诏承继帝位，接续武宗之后，事情的形势各不相同。众位大臣只是看到先贤大儒已经形成的说法可以作为依据，想求得不获罪于天下后世，却没有时间替世宗仔细筹划、审慎处理，依据情理斟酌，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结果。争得越用力，失误就越深，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