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八十五

译列传第八十五 席书（弟席春、席篆），霍韬（子霍与瑕），熊浃、黄宗明、黄绾（陆澄）。席书，字文同，遂宁人。弘治三年考中进士。授任郯城知县。入朝任工部主事，调任户部，升为员外郎。弘治十六年，云南白天昏暗并发生地震，朝廷命侍郎樊莹巡视，樊莹上奏将监司以下三百多人罢黜。席书上疏说：“灾异关系到朝廷，不只是云南的事情。就像人的元气在内部受损，然后疮疡才会在四肢发作一样。朝廷是元气，云南是四肢。怎么可以舍弃产生毒害的根源，只专门医治四肢末端呢？如今内府的供应是往年的数倍，冗食俸禄的官员有几千人，投充校尉的有几万人，斋醮和寺观的活动没有停止的时候，织造频繁，赏赐超过限度；皇亲侵夺民田，宦官不断增加派遣；重大案件即使招供词中有疑点也不敢辩驳，刑官也不敢伸张公正；贤能的大臣没有得到起用，被贬谪而上书言事的小臣也没有恢复官职；文武官员越级升迁，官爵名器泛滥。灾异的警告偶然在云南泄露出来，就想让远方的地方官承担责任，这是什么道理？汉代派遣八名使者巡视天下，张纲独自说：‘豺狼正当道路，为什么还要查问狐狸？’如今樊莹职在巡察，却不能弹劾外戚和大臣，只考察罢黜云南官吏，这是舍弃根本而治理末端。请陛下把我所说的这些弊政，全部整顿革除。” 其他应当祛除的大害、应当兴办的大政，也都命主管官署分别列举上奏，予以兴革。”当时朝廷没有采纳。武宗时，席书历任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当时王守仁被贬为龙场驿丞，席书挑选州县子弟，请王守仁来教导他们，士人才开始懂得求学。席书多次升迁，任福建左布政使。宁王朱宸濠反叛，他紧急招募士兵二万人前去讨伐。到达时叛贼已经平定，于是返回。不久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湖广。宦官李镇、张旸借进贡和征收御盐的名义搜刮钱财十多万，席书上疏揭发了他们。嘉靖元年，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江北发生大饥荒，席书奉命赈济江北。他命州县每十里设一处赈济所，煮粥供给灾民，使无数人得以活命。起初，席书在湖广时，看见朝廷关于“大礼”的议论尚未确定，揣知皇帝倾向张璁、霍韬，便提出意见说：“从前宋英宗作为濮王的第十三子出继为人后，如今皇上作为兴献王的长子入朝继承大统。英宗入嗣是在穿着衮衣临朝之后，皇上入继是在先帝驾崩之后。议论者认为，陛下继承武宗的统绪，仍然是兴献帝的儿子，另立庙祭祀兴献帝，张璁、霍韬的主张不能说错。然而尊号不能同时属于两个皇帝。陛下对武宗，亲属关系是兄弟，名分关系是君臣。既然奉孝宗为宗庙之主，还能再有别的称号吗？应当称为‘皇考兴献王’，这是万世不可更改的典制。礼官三四次坚持上奏，并没有错。但礼制根本在于人情，陛下尊为天子，若对生母慈圣没有尊号，可以吗？所以应尊崇生父生母为帝后，在上面安慰慈圣太后，这是人情所不能停止的。为今日之计，应当确定称号为‘皇考兴献帝’。在大内另立庙宇，每年四时祭祀太庙完毕后，仍以天子的礼仪祭祀兴献帝，这样或许是一种办法。另立庙祭祀，可以使大统名分端正而昭穆次序不乱；加上特殊尊号，可以使至亲之爱深厚而本支不至于沦落。尊敬尊长和亲爱亲属同时实行，并不相互违背。至于慈圣太后，应称为‘皇母某后’，不能把‘兴献’二字加在她的称号上。‘献’是谥号，怎么适合加在今天的称号中呢？”这份议论已经写成，适逢朝廷大臣竞相斥责张璁，说他的主张是邪说，席书害怕，不敢上奏，只秘密拿给桂萼看，桂萼认为他的议论正确。嘉靖三年正月，桂萼把这份议论连同自己的奏疏一起上奏。皇帝非常高兴，催促召席书入朝应对。不久，诏令改称献帝为“本生皇考”，于是停止了召席书入朝的命令。恰逢礼部尚书汪俊因争论建庙而离职，皇帝特旨任用席书代替他。按照旧例，礼部长官和副长官通常任用翰林官。当时廷臣更加竭力排斥异议，席书升任又不是经过廷推，于是群臣纷纷上章诋毁席书，甚至诬说他赈荒毫无成绩，反而多有侵吞。席书也多次辞去新职，并把《大礼考议》一并呈上，还请求派官员查勘赈荒情形。皇帝于是派司礼监宦官、户部和刑部侍郎、锦衣卫指挥前往查勘，同时更加急切地催促席书入朝。等到席书到达德州，廷臣已经跪在宫阙前哭泣抗争，全部被拘入诏狱。席书急忙上疏说：“议论礼制的人，名义上是聚集争辩。两种主张相持，必定有一个正确。陛下选择正确的即可，错误的一方不必深究。请宽赦他们的过失，使他们能够改过自新。”皇帝不准。这年八月，席书入朝，皇帝对他的慰劳格外优厚。过了一个月，才同廷臣举行大规模议论，席书上奏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父死子继承，兄长去世弟弟继承；从夏代历经汉代两千年，从未有立堂侄为皇子的。汉成帝凭个人意愿立定陶王，才开始破坏三代传统礼制。宋仁宗立濮王的儿子为继承人，英宗即位后，始终不称濮王为伯父。如今陛下出生在孝宗去世后二年，却不继承武宗的大统，反而越过十六年尊孝宗为父，这已经违背天伦大义。况且陛下从未被立为皇子，同汉、宋的情形不同。自古天子没有大宗、小宗之分，也没有生父、继父之称。《礼经》中记载的，是大夫、士的礼制，不能用来谈论帝王。伯父、父亲、子侄之间的关系都是天经地义，不能改变。如今把伯父当作父亲，把父亲当作叔父，是使伦理改变常道，这是极大的变故。要说得到三代传统礼义、远远超出汉、唐继嗣私情的典籍，没有比《祖训》更合适的了。《祖训》说：‘朝廷没有皇子，必然由兄长去世、弟弟继承。’那么继承皇位的人实际是继承帝统，而不是继承后嗣。伯父自然应称皇伯考，父亲自然应称皇考，兄长自然应称皇兄。如今陛下已经去掉对献帝、章圣太后的‘本生’称号，又命令我们大臣举行大议。臣席书、臣张璁、臣桂萼、臣方献夫以及文武群臣都议论说：世上不能有两个首领，人不能有两个根本。孝宗皇帝是伯父，应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是伯母，应称皇伯母；献皇帝是父亲，应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是母亲，应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应称皇嫂。尤其希望陛下仰承孝宗仁圣的德行，顾念昭圣太后拥立辅佐之功，使孝敬更加隆厚，始终不间断，这样大伦和大统就都有归属了。奉迎神主，另立祢庙，对于至亲并不废弃；提高尊号而不把神主列入太庙，对于正统也没有妨碍。尊崇正统与亲爱亲属两不相悖。完全遵循《祖训》，确实符合圣人经典。恢复三代数千年来未能彰明的典礼，洗刷汉、宋违背经义礼制的陋习，若不是圣人，还有谁能做到呢？” 议论上奏后，诏令公布天下，尊称于是确定下来。

译皇帝已经隆重尊崇生父后，朝廷内外献媚求宠、希图恩惠的人纷纷而来。锦衣卫百户随全、光禄寺录事钱子勋已经因罪被革职，却迎合皇帝旨意，请求把献帝显陵中的梓宫迁到北方，安葬在天寿山。工部尚书赵璜等人斥责这是荒谬之举，皇帝又交付廷臣议论。席书于是会同廷臣上奏说：“显陵是先帝遗体安藏之处，不可轻易移动。从前高皇帝没有迁移祖陵，文皇帝也没有迁移孝陵。随全等是谄媚的小人，妄自议论山陵，应交司法官审问。”皇帝答复说：“先帝陵寝远在外地，朕早晚思念遥望，悲痛不能自胜，你们再详细议论后上报。”席书再次集合众人议论，极力说明不可迁移，事情才停止。席书认为“大礼”议定成功，应当有所作为以回应天下人的期望，于是分条提出十二项新政献上，皇帝下优厚的诏旨答复他。大同发生军队变乱，杀死巡抚张文锦，毁掉总兵官江桓的印信，并从狱中放出旧将朱振，让他代替江桓。皇帝因此任命朱振，并谕令礼部铸造新印。席书坚持认为不可，请求讨伐叛军，因此同内阁相违背。当时执政的是费宏、石珤、贾咏，席书心中并不认为他们合适，于是极力推荐杨一清、王守仁入阁，并且说：‘如今诸位大臣都只是中等才干，没有足以同他们谋划天下大事的人。平定动乱、救济时局，非王守仁不可。’皇帝说：‘席书身为大臣，应当施展谋略，共同渡过时局的艰难，怎么能把自己推托为中等才干呢？’王守仁最终没有得到掌握权柄、发挥作用的机会。嘉靖四年，光禄寺丞何渊请求建立世室，在太庙祭祀献皇帝。皇帝命礼官集合议论，席书等上奏说：‘《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周代因为文王、武王有大功德，才建立世室，同后稷庙一样，百世不迁。我太祖建立四亲庙，德祖居于北面，后来改为同堂异室。议论迁祧时，才把太祖比作文王世室，把太宗比作武王世室。如今献皇帝以藩王身份追尊帝号，何渊却想把他比作太祖、太宗，在太庙建立世室，实在没有依据。’皇帝没有答复。不久，张璁特意上奏，竭力说明不可，席书也三次上疏，意见同张璁一样。皇帝派宦官到席书家中晓谕他，席书又秘密上疏严厉劝谏。皇帝不高兴，责备他畏惧众议、借此掩饰奸心。于是议定另立祢庙，建立世室的议论最终搁置。嘉靖五年秋，章圣太后将要拜谒世庙，礼官的议论不能一致。席书因眼疾请假，上奏说：‘太后拜谒世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礼官实际上没有依据可遵循，只能请圣明裁决斟酌。况且世庙既已建成，应该有大赦的典礼，请把因议礼而被发配戍边的诸位大臣全部召还。这就是所谓使天下万国都欢欣而祭祀先王，是天子的大孝。’皇帝答复说知道了。席书因议论礼制而得到皇帝的知遇，被倚为亲信大臣。他最初进呈《大礼集议》时，被加授太子太保；不久因《献帝实录》修成，升为少保。皇帝对他的眷顾隆重而特殊，即使各位辅臣也没有谁敢相比。但席书患病，不能处理政务，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并推荐罗钦顺代替自己，皇帝总是慰留，不准他的请求。后来病情加重，他请求得更加恳切，皇帝下诏加授他武英殿大学士，赐给京城宅第，俸禄照旧支给。他刚听到诏命便去世了。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允许他的一个儿子任尚宝丞，这是特殊的恩典。席书遇到事情敢于作为，性情颇为偏执刚愎。起初，长沙人李鉴被指为盗贼，知府宋卿判他死罪。席书当时巡抚湖广，揭发宋卿的贪赃行为，于是弹劾宋卿故意把李鉴定成重罪。皇帝派大臣审查，结果与席书所说不相同。但席书当时已经得到皇帝宠信，于是命令把李鉴逮捕到京城重新审讯。席书于是说：“臣因为议论礼制而触犯众怒，所以刑官大都偏袒宋卿，加重李鉴的罪名，请敕令司法部门为他辨明冤屈。” 等到司法部门审议上报，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皇帝念及席书的心意难以违背，特意减免李鉴的死罪，改为发配戍边。其他如庇护陈洸、排挤费宏等事情，也大多是任意推行自己的私意，受到当时舆论斥责。席书的弟弟叫席春、席篆。席春由庶吉士授任御史，巡视云南。因为席书任都御史，席春改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编修《武宗实录》完成后，按理应当升迁。内阁费宏因为席春是由其他官职转入翰林，便把他同检讨刘夔一起拟授按察佥事。刘夔也原任御史，是因为避开其兄任侍郎龙而改授此职的。

译席书大怒，上疏说：“按照旧例，没有修撰史书完成后出任外职的人。” 皇帝因为席书的缘故留下席春，提拔为修撰；刘夔也被留下，提拔为编修。席书因此怨恨费宏，多次诋毁他。席书去世后，皇帝念及他议礼的功劳，屡次升迁席春为翰林学士。嘉靖十二年，席春由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官员。皇帝诏令推举适合任翰林官的人，席春想召回原翰林杨惟聪、陈沂，尚书汪鋐不同意，于是两人产生嫌隙。后来汪鋐有所推举，不同席春商议，席春发怒辱骂汪鋐。汪鋐揭发席春从前依附杨廷和、排挤议礼诸臣的事情，于是席春被降职。最终死在家中。席篆任户科给事中。黔国公沐昆弹劾按察使沈恩等人，席篆私下同同僚李长说沐昆的奏疏有许多诬陷之辞，李长随即弹劾沐昆。武宗责备李长诬陷重臣，把他下入诏狱。供词牵连席篆，席篆也被拘捕审治并贬到外地，任夷陵判官。世宗即位后，恢复他的原职，但他还未赴任便去世了。赐祭，追赠光禄少卿。霍韬，字渭先，南海人。正德九年会试考取第一名。拜见皇帝后回乡完婚，在西樵山读书，对经史学问十分广博。世宗即位，授任职方主事。杨廷和正在掌握政权，霍韬上言：“内阁大臣的职责是参与机要政务，如今却只负责票拟，裁决权归于近侍。辅臣失去了参赞政务的权力，近侍开始干预政事的趋势就会形成。从今以后，章奏请召大臣当面裁决施行；讲官、台谏官列于左右，让众人共同议论并公开驳正。这样宰相可以得到采纳善策的名声，内臣也可以免除招揽权力的毁谤。”他还说，锦衣卫不应掌管刑狱，东厂不应参与朝廷议政，巡抚、巡按和兵备官不应仅凭军功授予官秩、恩荫，兴王府护卫军不应全部调入京城而一概授官，御史谢源、伍希儒赴难有功不应罢黜，平定叛藩的功劳除安庆、南昌之外不应滥加叙录。皇帝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等到“大礼”议论兴起，礼部尚书毛澄竭力坚持应以孝宗为考，霍韬私下写成《大礼议》加以驳斥。毛澄写信来同他辩难，霍韬三次上书，极力辨明毛澄主张的错误。后来，他知道毛澄的意见无法改变，这年十月上疏说：考察廷议所说，认为陛下应当以孝宗为父、以兴献王为叔父，另外选择崇仁王的儿子作为兴献王的后嗣；用古代礼制来考察，这是不合适的；用圣贤之道来衡量，这是说不通的；按今日的实际情势来推究，这也是不顺当的。考察《仪礼·丧服》篇说：“为继承自己宗族的人服斩衰。”又说：“成为别人后嗣的人，要为自己的亲生父母服丧。”这说明对于所继承的宗族，并没有称其为父母的说法；对于亲生父母，也没有改称伯父、叔父的说法。汉代儒生不明白其中的意义，错误地提出邪说，说：“为别人后嗣的人，就是成为他的儿子。”如果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么汉宣帝就应当成为汉昭帝的后嗣了。然而汉昭帝是宣帝的从祖，宣帝是昭帝的从孙，孙子将祖父称作父亲，可以吗？唐宣宗就应当成为唐武宗的后嗣了。然而武宗是宣宗的侄子，宣宗是武宗的叔叔，叔叔反过来把侄子称作父亲，可以吗？吴国的诸樊兄弟四人相互传授国统，大概就是轮流互为后嗣了；这样兄弟各自都同时具备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难道可以吗？所以说，用古代礼制考察是不合适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可以私自占有的。宋代人劝告他们的君主说：“仁宗在宗室中专门选择圣明之人，把大业授给他；陛下之所以背靠屏风、端正衣冠，拥有四海，子孙万世相承，全都是先帝的恩德。”这就是说，仁宗把天下授给英宗，英宗应当舍弃亲生父母而以仁宗为父母。臣从圣贤之道来看，孟子说，舜做天子时，瞽瞍杀了人，皋陶要逮捕他，舜便背着父亲逃走；这说明父母更重要而天下较轻。如果按照宋儒的说法，就是天下更重要而父母较轻。所以说，按圣贤之道推求也是说不通的。武宗继承孝宗的统绪已经十六年，孝宗并不是没有后嗣。如今强行要陛下重新成为孝宗的后嗣，这是为什么呢？陛下既然成为孝宗的儿子，那么谁来做武宗的儿子呢？孝宗已经有两个继承人，武宗却独独没有后嗣，可以吗？臣子对于君父的关系是一样的，既然不忍心孝宗没有后嗣，难道唯独忍心武宗没有后嗣吗？如果说武宗是兄长，本来就可以享用弟弟的祭祀，那么孝宗是伯父，难道就不能享用侄子的祭祀吗？既然可以越过武宗直接继承孝宗，难道就不能再越过孝宗直接继承宪宗吗？武宗没有后嗣，确实无可奈何；孝宗有后嗣，却又强行让别人继承他的后嗣，从而断绝兴献王的后嗣，这对孝宗没有任何增加，却对兴献王不是有很大的损害吗？所以说，按今天的实际情势来衡量是不顺的。然而臣下提出这种议论，有三个原因：一是拘泥于前代旧例，二是不忘孝宗的恩德，三是为了避开迎合皇帝的嫌疑。如今陛下既然已经以孝宗为考，又以帝号尊崇兴献王，难道就打算这样结束吗？臣私下认为，帝王相互继承，只是继承帝统罢了，本来不必拘泥于父子称呼。只要继承的是帝统，那么不仅孝宗的统绪不会断绝，武宗的统绪也不会断绝。既然如此，怎样做才可以呢？只要陛下对兴献王恢复正当的父子称呼，以不割断上天赋予的亲情；对迎接国母一事遵守天子之母的礼制；又妥善对待昭圣太后、武宗皇后，以至诚侍奉她们，那么尊崇尊长和亲爱亲属两方面就都不会违背了。皇帝得到奏疏后非常高兴，但迫于群臣的议论，没有立即施行。朝廷士人都指责霍韬，说他的主张是邪说。霍韬心中不安，不久便以病为由辞职回乡。嘉靖三年，皇帝加紧议论尊崇生父，两次下诏召霍韬入朝。霍韬以病推辞不去，急忙上疏说：今天关于大礼的议论，不过有两个方面：一是尊崇正统的大义，二是端正天伦的大经。只求尊崇正统，弊端会发展到利天下而舍弃父母；只重视天伦，弊端会发展到以小加大、使卑者超越尊者。所以臣认为，陛下应称孝宗为皇伯考，称献帝为皇考。这是天伦关系应当辨明的地方。至于尊崇的议论，可以暂且缓办，这是大统应当尊崇的地方。现在廷议却想让陛下尊孝宗为父，同时又以献帝为父，这是汉代人两统并立的错误。根本一旦错了，越议论就错得越厉害。臣愚昧的考虑，只希望陛下预先防止尚未发生的错误，不要加重将来的悔恨而已。当初陛下尊昭圣皇太后为母，虽然不合礼制，但宫闱之内已经相安无事。如今突然改变称呼，是极不合人情、难以承受的。希望陛下把我们提出建议的本意，上奏说明给皇太后，使她内心喜悦，预先消除疑虑和猜忌的缝隙。万一她仍不明白，也可以把罪责归到我们身上，加以诛责斥退，然后再委婉地申请，务必取得她的欢心。陛下早晚承顺她的心意、安慰消除她忧虑的事情，也应当竭尽一切办法。这样或许名分能够端正，嫌隙能够消除，天下万世都没有可以非议之处，这是臣的第一个考虑。

译昭圣太后的嫡系继承人只有武宗一人。武宗没有后嗣，庄肃皇后的希望也就断绝了。臣认为，陛下侍奉昭圣太后，礼秩虽然极为尊崇，但她的形势会日益减弱；陛下侍奉圣母，尊号虽然或许还没有达到最高，但她的形势会日益增强。所以今天廷臣们诚恳地请求尊崇大统、尊奉昭圣太后为母，大概是预先防止陛下将来的过失，也是替孝宗履行报答的职分。臣曾恭敬地读过明诏，正统大义不敢违背。臣知道陛下尊敬昭圣太后、敬重庄肃皇后，这份心意上可以对天地说明，下可以使士民相信。只是担心身边的人不理解圣意，妄自产生疑间；或者借着繁文小节，构成两宫之间的嫌隙，这是不能不及早考虑并预先防范的。希望陛下把我们提出建议的本意，上奏说明给圣母说：昭圣皇太后确实是大统的嫡系宗主，至尊而无可匹敌，伏望圣母时时自我谦抑，表示尊敬的至诚心意。庄肃皇后以母仪治理天下十六年，圣母接见她的礼仪不可轻忽；凡是正旦、祝贺寿辰时，圣母每次都应表示谦让，不敢接受她的礼敬。这样使宫闱的大权全都归于昭圣太后，而圣母仿佛不参与其中，那么天下万世都会称颂圣母的美德，与天地同样无穷。万一圣母心中仍不明白，也可以把罪责归到我们身上，加以诛责斥退，然后委婉申请，务必取得她的同意。这样或许宗统能够端正，嫌隙能够消除，天下万世都没有可以非议之处，这是臣的第二个考虑。皇帝深深赞许他的忠义，催促他赶快入朝。第二年，升任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霍韬坚决推辞，并且请求让六部的长官和副长官、翰林官、给事中、御史都调到外地任职，以锻炼政务；监司、守令政绩特别优异的，就提拔为卿、丞；有文学才华的就提拔入翰林；通过举人、贡生进入仕途的人都可以提拔入翰林、升任部院官，不应困于资历资格。皇帝不准他辞职，催促他赴任，并把他的奏疏交给主管部门，但全部被搁置不用。嘉靖六年，霍韬回到朝廷，命他在经筵任职，参加每日讲学。霍韬认为自己说的是南方口音，坚决辞去日讲，请求撰写《古今政要》和《诗书直解》进呈。皇帝褒奖并答应了他。这年九月，升任詹事兼翰林学士，霍韬又坚决推辞，说：“自杨荣、杨士奇、杨溥以及李东阳、杨廷和专权结党以来，笼络翰林作为自己的属官，笼络中书作为自己的门吏，因此翰林官的升迁不经过吏部，而中书官甚至有升秩为尚书的。臣曾经建议，认为翰林官的留任和调动全应归吏部管理，这样才能使他们不暗中依附内阁作为心腹，内阁也不暗中结交翰林作为羽翼。况且还想让京官补任外职，以使劳逸均衡；这个建议尚未立即实行，我自己却先这样做了，而且又越过学士徐缙居于其上，我还有什么羞愧比这更大呢？”皇帝下优诏不准。第二年四月，升任礼部右侍郎。霍韬竭力辞职，并推荐康海、王九思、李梦阳、魏校、颜木、王廷陈、何瑭代替自己，皇帝不准。霍韬再次辞职，皇帝才答应。六月，“大礼”议定，破格任命霍韬为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务。霍韬于是指出翰林院修书后升官、日讲官荫补子弟、巡抚的子弟荫补武职等做法不当，并认为自己不能竭力挽救这些弊端，不可以随波逐流。他还称给事中陈洸有冤，推荐监生陈云章，说他有才可以任用。皇帝下优诏褒奖答复，不准霍韬辞职。霍韬又上奏说：“如今持异议的人说，陛下只是想特别尊崇皇考，于是用官爵来诱惑臣下；我们几个臣子如果只图官爵，就会迎合陛下的意思。臣曾经感慨，如果大礼能够议定，决不接受官职，要让天下万世知道议论礼制的人并不是为了谋取官职。假如人们怀疑议论礼制的人是为了谋取官职，那么即使议论正确，他们仍会认为不正确，怎么堵住天下人的嘴呢？”于是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皇帝仍不答应。霍韬辞让三次，皇帝才答应。霍韬先后推荐王守仁、王琼等人，皇帝都采纳任用。他曾因灾异陈述时政弊端十多件，多数得到议行。张璁、桂萼被罢免政务时，霍韬认为言官陆粲等人受杨一清指使，连续两次上疏猛烈攻击杨一清，杨一清被夺职，而张璁、桂萼被召回。皇帝听从夏言的建议，准备把天地分开祭祀，修建两个郊坛，霍韬极力说明这种做法不对。皇帝不高兴，责备霍韬欺罔皇上、任意妄为。夏言也上疏辩解，竭力诋毁霍韬。霍韬一向护持自己的成见、任性行事，见皇帝发怒，不敢辩解，于是写信给夏言，痛骂他，又抄录这封信送交司法部门。夏言大怒，上疏陈述事情经过，并弹劾霍韬不忠君的七项罪状，同时把他的信呈给皇帝。皇帝大怒，责备霍韬诽谤讥刺君上、表面装正直而心怀邪念，于是将他下入都察院监狱。霍韬在狱中上书哀求，张璁也再次申辩救助，皇帝都不接受。南京御史邓文宪说，应当察看霍韬的本心，容忍他的刚直；况且把天地分开祭祀，是把父母置于不同地方，郊外亲蚕则废弃了内外防范。皇帝发怒，把邓文宪贬到边远地区。霍韬在狱中关押一个多月，皇帝最终念及他议礼的功劳，命他交纳赎金后恢复官职。不久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广东佥事龚大稔揭发霍韬和方献夫在乡里违法的事情，龚大稔反而被逮捕并削籍。嘉靖十二年，霍韬被起用，历任吏部左侍郎、右侍郎。当时吏部事务多由尚书主持，两位侍郎通常不能参与。霍韬同尚书汪鋐争论后，侍郎才获得参与部务的权力。霍韬一向刚愎，多次同汪鋐争执，汪鋐等人也严肃畏惧他。后来汪鋐被罢免，皇帝很久没有任命尚书，便让霍韬掌管吏部事务。内阁大臣李时传达皇帝旨意，准备任用鸿胪卿王道中为顺天府丞。霍韬说：“辅臣承受皇帝的口谕，当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我们仍应上奏请示，以杜绝假传矫饰。”于是遵守旧例，把王道中和应天府丞郭登庸两人的姓名列上奏报。皇帝赞许他守法，于是任用郭登庸，改任王道中为大理少卿。过了很久，霍韬被调任南京礼部尚书。顺天府尹刘淑相因他亲近的人有贪赃行为而被审讯，他怀疑礼部尚书夏言通过姻亲关系指使判官费完陷害自己，便揭发夏言，请求追究这件事。皇帝发怒，把刘淑相下入诏狱。刘淑相同霍韬交好，夏言也怀疑是霍韬主使，于是揭发霍韬随从皇帝车驾拜谒陵墓时，远游银山寺，犯有大不敬之罪。霍韬为自己申诉，并趁机议论夏言说：“请给已故少师费宏谥号文宪，却不叙述费宏多次被弹劾的情况。按照法律，增减关键情节的人应处斩刑。况且‘宪’是纯皇帝的庙号，人臣怎么可以使用？”恰逢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不避让尚书刘龙、潘珍的轿子，刘龙和曾钧互相上奏揭发。霍韬弹劾曾钧，并请求禁止小臣乘轿。给事中李充浊、曹迈等人连续上章，说近侍之臣不应避让道路，还杂举公会宴饮时可以同尚书并列的情况作为证据，言辞颇有侵犯霍韬之意。霍韬怀疑李充浊倚仗夏言作为内应，揭发李充浊是奸党，又搜集夏言的其他事情。夏言更加愤怒，上奏列举霍韬十多项大罪。并且说彭时、宋濂都在正德年间获谥文宪，并没有避开庙号，霍韬浅陋，不知道旧例。皇帝正不认为霍韬正确，刘淑相又从狱中搜集夏言的其他事情，皇帝更加愤怒，审讯拷问刘淑相。刘淑相供认是霍韬主使，于是贬刘淑相为平民，霍韬俸禄降一级。

译当初议论乘轿的事情时，夏言因被弹劾没有参与，都御史王廷相会同礼部侍郎黄宗明、张璧，请求禁止并整饬小臣乘轿，正如霍韬奏请的那样；但南京各位给事中、御史仍旧照常。霍韬把这件事上奏，皇帝又加以申饬，众人的情绪更加不满。曹迈和同僚尹相等人于是同霍韬愤怒争执。尹相弹劾霍韬调任南京礼部后心怀怨望；擅自取用海子的鱼，同乡人聚集在郊坛松树下饮酒；侍郎袁宗儒服丧期限尚未满，不应进呈表章，霍韬却逼迫他这样做。霍韬上疏为自己申辩。事情交付廷臣议论。皇帝因此停发霍韬俸禄四个月，尹相等人也停发两个月。霍韬同夏言交恶后，等夏言掌权，霍韬常想借事陷害他。霍韬上言：“近来吏部选刘文光等人为给事中，不久忽然传报停止任命，人们都说是内阁大臣压制他们。给事中李鹤鸣考察后被贬官，不久又恢复原职，人们都说是用钱买通了关系。应当告谕吏部，不要接受当权者的暗示，使天下知道威福都出自朝廷；即使大臣中有李林甫、秦桧那样的人，也不能在皇帝身边任意摆布。”他的用意也是要揭发夏言。于是李鹤鸣上疏自我辩白，并搜集揭发霍韬在乡里违法的各种事情。皇帝把两件事都搁置不问。不久，霍韬弹劾南京御史龚湜、郭本。龚湜等人为自己辩解，也弹劾霍韬。皇帝把双方的奏疏一并搁置，不予追问。嘉靖十八年，朝廷选拔补充宫僚，命霍韬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身份协同掌管詹事府事务。他上疏辞谢增加官秩，并且诋毁那些接受俸禄却不推辞、升迁官秩却不辞让的大臣，说他们或许像狐鼠一样钻营勾结，暗中巩固宠信和权力，怨气会招来灾祸。这些话确实有所指。他的用意也是要借机揭发夏言。多次攻击夏言没有成功后，最后发现郭勋同夏言有嫌隙，便暗中结交郭勋，同他一起排斥攻击夏言。当时朝廷内外有传言说皇帝又要南巡，霍韬于是公开称颂郭勋，说：‘皇帝六龙驾车南巡时，臣下多有收受贿赂、违法乱纪的。文官中只有袁宗儒，武官中只有郭勋没有接受馈赠。如今流言又传播开来，应当采取办法禁止平息。’皇帝已经下诏安抚众情，便责问霍韬说：‘朕上次南巡时，你没有随行，收受贿赂的事情是从什么人那里听来的？据实上奏。’霍韬回答，请求皇帝询问郭勋。皇帝责备他用支吾的言辞回答，务必让他指出实情。霍韬窘迫，于是说：‘随从的臣僚没有不接受馈赠、折价取用夫役和仆隶的，陛下只要询问夏言，让他自己陈述即可。至于各官收受贿赂的确实情形，郭勋完全知道始末，应当不会欺骗陛下。如果一定要臣说明，请暂时授予臣风宪官的职权，让臣沿途查访审问，臣将详细列举上奏。’奏章交给主管部门处理。霍韬害怕不符合皇帝的旨意，不久赶赴京城，列举自己所遇到的运送鲜物船只中宦官贪横的情状，皇帝也没有追问。第二年十月，霍韬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四岁。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敏。霍韬学问广博、才华很高，但气量狭窄，到哪里都同人争斗。皇帝心里很厌恶他，所以没有重用他。他前后提出过许多建议，其中也有不少涉及国家大计。他还曾推荐因“大礼”大狱获罪的臣子，以及被废除名籍的李梦阳、康海等人。在南京时，他禁止丧家宴饮，禁止妇女进入寺观，惩治娼户把良家女子卖入市场，毁掉淫祠，建立社学，遣散僧尼，表彰忠臣节妇。离任后，士人百姓都思念他。他起初同张璁、桂萼结交，后来又依附郭勋。他考中进士，出自毛澄门下，平素对毛澄执弟子礼；议礼意见不合后，便不再称毛澄为座主。等到他任会试总裁，主持己丑科会试时，也不再把唐顺之等人列为门生。他议论礼制时，曾诋毁司马光；后来议论薛瑄配享孔庙，甚至追论司马光不可祭祀孔庙。他这样不顾公论。霍与瑕是霍韬的儿子，考中进士。授任慈溪知县。鄢懋卿巡行盐务、巡视所属地区时，霍与瑕对他无礼，鄢懋卿因此被弹劾罢职。后来霍与瑕被起用为鄞县知县，最终任广西佥事。熊浃，字悦之，南昌人。正德九年考中进士。授任礼科给事中。宁王朱宸濠将要发动变乱时，熊浃同乡人御史熊兰起草奏疏，由御史萧淮上奏。朱宸濠仓促起兵，最终失败，本来就是靠两人提前揭发的力量。熊浃出任官员，核查松潘边境军饷。副总兵张杰倚仗江彬的势力，贪赃累计达数万万，诱杀熟番，冒领战功，挑起边境事端，并杖打致死千户以下官员直到五百人。他还曾率领家中众人拦截攻击副使胡澧。巡抚、巡按都不敢说话。熊浃到任后，把他的罪状全部揭发出来，张杰于是被革职。世宗即位后，朝廷关于追尊礼制的议论尚未确定。熊浃急忙上疏说：“陛下从藩王身份起身，进入朝廷登上帝位。假如一定坚持为后嗣的说法，以孝宗为父、以慈寿皇太后为母，那么兴献王的妃子就应当降格称为伯母或叔母。臣不知道陛下在内宫承欢侍奉时，是仍旧使用原来的称呼，还是改用现在的称呼？如果仍用旧称，却不能尊她为皇后，那么对慈寿皇太后只是徒有成为皇后的虚文，对生母妃子又缺少尊崇的大典，无论哪一种都不可行。臣愚见，应尊兴献王为皇帝，另建一座庙，以表示不敢把他提升到列圣之上；对生母妃子则尊为皇太后，但稍稍降低她的美称，以表示不敢让她同慈寿皇太后处于相同地位。这样对大统本来没有妨害，而对天性的恩爱也可以两方面都尽到。”奏疏送达时，恰逢兴王及其王妃已经被称为帝、后，奏疏便交给礼官处理。嘉靖初年，他由右给事中外调为河南参议。因父母丧服丧回乡。嘉靖六年，服丧期满，被召入修撰《明伦大典》。越级升任右佥都御史，协助处理都察院事务。第二年四月，升大理寺卿，不久又升右副都御史。《明伦大典》修成后，转任左副都御史。嘉靖八年二月，终于升任右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事务。京师百姓张福控告同里人张柱杀害其母，东厂把此事上报，刑部判张柱死罪。张柱不服，张福的姐姐也哭诉于官府，说母亲是张福自己杀的，邻人的证词也这样说。皇帝下诏命郎中魏应召复查，改判张福有罪。东厂上奏说司法部门擅自释放罪人，皇帝大怒，把魏应召关进诏狱。熊浃为应召辩论，坚持原来的判议。皇帝更加愤怒，剥夺熊浃的官职。给事中陆粲、刘希简为此争辩，皇帝大怒，把两人也一并关进诏狱。侍郎许赞等人于是判张柱死罪，魏应召和邻人都充军，杖责张福的姐姐一百下，人们都认为这是冤案。当时，皇帝正深深憎恨孝宗、武宗两位皇后的外戚，张柱实际上是武宗皇后夏氏家中的仆人，所以皇帝一定要杀他。熊浃闲居家中十年。直到皇帝驾临承天，和近臣谈论旧日臣僚，才召他任南京礼部尚书，后改任兵部尚书，参与协助处理机务。嘉靖二十一年，召入任兵部尚书，掌管都察院事务。任职两年，代替许赞任吏部尚书。皇帝在宫禁中修筑乩仙台，间或依据降神者的话来决定赏罚祸福，熊浃上疏批评这种做法荒诞。皇帝大怒，想治他的罪，但因他过去议礼有功，没有立即斥退。任二品官满六年，加太子太保；又两次因事被罚扣俸禄。熊浃知道皇帝始终不会放过自己，于是称病请求退休。皇帝大怒，剥夺他的官职，贬为平民。又过了十年去世。熊浃年轻时就有志气和节操，自我操守十分严格。他虽因议礼而显贵，但并不很结党依附，尤其爱惜保护人才。因此他离开吏部时，许多正直人士都思念他。隆庆初年，恢复他的官职，赐祭葬，谥号恭肃。

译黄宗明，字诚甫，鄞县人。正德九年中进士。授任南京兵部主事，升员外郎。曾跟从王守仁学习并讨论学问。宁王朱宸濠反叛时，上奏江防三项策略。武宗南征，他上抗疏进谏，不久请求告假回乡。嘉靖二年，起用为南京刑部郎中。张璁、桂萼争论“大礼”，黄宗明从南京被召入京，还没有上任。嘉靖三年四月，张璁、桂萼、黄绾和黄宗明联名上疏说：“今天关于尊崇谁的议论，认为陛下应作为别人的后嗣，是礼官出于私心的附和；认为陛下是入继大统的人，这是我们考察经义所得出的结论。有人说，两种议论互相抗衡，形成了大小、人数众寡悬殊的形势。我们则说，只有依据道理而已。舜作为君主是多么伟大啊！他看到天下人喜悦地归附自己，仍把这一切看得如草芥，唯独不能顺从父母，就像穷困之人没有归宿一样。如今发言者徇私结党，夺去天子的父母而不顾，陛下难道能安坐帝位一天而不设法解决吗？这次圣旨命令廷臣集议，大家整日面面相觑，没有人敢先发言，是因为形势有所压制、道理有所屈抑。臣等非常害怕这种蒙蔽和因循，最终不能帮助陛下成就大孝。陛下为什么不亲临朝堂，召集百官询问他们：‘朕是宪宗皇帝的孙子、孝宗皇帝的侄子、兴献帝的儿子，遵循太祖关于兄终弟及的规定，奉行武宗按伦理次序应当即位的诏令，入继大统，并不是作为别人的后嗣。以前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就仓促诏告天下，尊孝宗皇帝为皇考，昭圣太后为圣母，而另给兴献帝加上‘本生’的称号，朕对此深深悔恨。现在应当彰明父子的大伦和继承统绪的大义，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为皇伯母，去掉‘本生’的称号，尊兴献帝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兴献帝后为圣母章圣皇太后；这才是万世通行的礼制。你们文武廷臣还请念及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和朕共同向天下彰明大伦。’这样一来，在朝的百官有谁不会感动哭泣、奉行诏令呢？再把这些话告知天下百姓，难道还有谁不会感动哭泣、奉行诏令吗？这就是《周礼》所说询问群臣、询问百姓的意思。”奏章送入后，皇帝非常高兴，最终照他们说的办。黄宗明也因此得到皇帝的宠信。第二年，黄宗明外调任吉安知府，升福建盐运使。嘉靖六年，被召入修撰《明伦大典》，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服丧期满后，被征召授任光禄卿。嘉靖十一年，升兵部右侍郎。这年冬天，编修杨名因弹劾汪鋐被关进诏狱，供词牵连同僚程文德，也被定罪拘押。诏书对主谋者的责问更加急迫。黄宗明上抗疏营救，并说：‘株连并不是好的政治。如今因为一个人妄言，就一定要追究幕后主使，廷臣谁不害怕？何况杨名已经被拷打得很厉害，严冬之中可能困顿而死，这将成为皇帝仁明的污点。’皇帝大怒，认为黄宗明就是他的主使者，也把他关进诏狱，贬为福建右参政。皇帝最终念及黄宗明议礼的功劳，第二年召回，授任礼部右侍郎。辽东发生兵变，士兵捶打侮辱巡抚吕经，而皇帝一味姑息，采纳镇守中官王纯等人的意见，准备逮捕吕经。黄宗明说：‘以前辽阳的变乱，是由于有人受到激怒而发生的。如今重税苛役都已经整顿纠正，广宁又发生变乱，那么又是谁激怒了他们？法律不应再次赦免。请命令新任巡抚韩邦奇整顿军队压近边境，公开声讨罪行，擒获首恶，以振扬国威，不要只顾姑息。’皇帝没有采纳。吕经最终还是被逮捕。黄宗明不久转任左侍郎，死于任上。起初，参与议礼的各位大臣倚仗皇帝的恩宠，借助声势，任意施展自己的意愿。黄宗明虽因此骤然显贵，但立论颇为平允，在这些人中间，唯独没有人畏惧或憎恨他。黄绾，字宗贤，黄岩人，是侍郎黄孔昭的孙子。因承袭祖上的恩荫，任后府都事。曾拜谢铎、王守仁为师。嘉靖初年，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张璁、桂萼争论“大礼”，皇帝内心支持他们。嘉靖三年二月，黄绾也上疏说：‘武宗承继孝宗的统绪十六年，如今又把陛下当作孝宗的儿子，继承孝宗的统绪，那么武宗就不应有宗庙。这等于使孝宗不能把武宗当作儿子，实际上就是断绝了孝宗的后嗣。由此看来，使兴献帝不能把陛下当作儿子，实际上就是断绝了兴献帝的后嗣。这岂不是三纲沦丧、九法毁坏吗！’奏章送入后，皇帝大喜，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当月，他再次上疏申述先前的主张。不久听说皇帝下诏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又上抗疏竭力辨析。后来又与张璁、桂萼以及黄宗明联名上疏争论，“大礼”于是确定下来。黄绾从此深受皇帝知遇。第二年，何渊请求建立世室，黄绾和黄宗明斥责他的说法荒谬。不久升南京刑部员外郎，又以病请假回乡。皇帝念及他议礼的功劳，嘉靖六年六月召回，升为光禄少卿，参与修撰《明伦大典》。王守仁受到忌恨他的人排挤，虽然封为伯爵，却不给予诰券和岁禄；那些有功劳的人，如知府邢珣、徐琏、陈槐，御史伍希儒、谢源，也大多因考察而被罢黜。黄绾在朝廷上为他们申诉，并请求召王守仁回来辅政。王守仁获得了按制度应有的赏赐，邢珣等人也得到重新叙功录用。黄绾不久升大理寺左少卿。这年十月，张璁、桂萼把各位翰林排挤到外地，引荐自己亲善的人补缺，于是任黄绾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值班经筵。以任子身份做翰林官，此前从未有过。第二年，《明伦大典》修成，黄绾升任詹事。锦衣卫佥事聂能迁起初依附钱宁而得官，后来按照登极诏书的条例，降回百户。此后他又依附张璁、桂萼议论“大礼”，并通过交结权贵崔文，得以恢复原职。《明伦大典》修成后，众人都晋升品秩，唯独聂能迁没有得到升迁，十分怨恨。他嘱托闲散主事翁洪起草奏章，诬告王守仁贿赂席书而获召用，供词牵连黄绾和张璁。黄绾上疏辨明，并请求辞职避嫌。皇帝下宽厚的诏旨挽留他，把聂能迁交司法部门处理，发配戍边；翁洪也被编入原籍，贬为平民。

译黄绾和张璁一党关系非常密切。张璁想任用他为吏部侍郎，并让他主持南京的考试，但都被杨一清压制；又因为黄绾带有南方口音，不让他参与经筵。黄绾大为恼怒，上疏丑诋杨一清，却不直呼其名。皇帝心里知道他指的是杨一清，只以言辞浮夸责备他。这年十月，外调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兼摄各部印务。嘉靖十二年，召回授任礼部左侍郎。起初，黄绾与张璁深相结交。到这时，夏言主持礼部，皇帝正要重用他，黄绾便暗中依附夏言，与张璁关系疏远。他任南京礼部侍郎时，郎中邹守益称病请辞，皇帝下诏命黄绾核查实情。过了很久没有上报，邹守益最终离职。吏部尚书汪鋐迎合张璁的意旨，上疏揭发此事，皇帝下诏夺去邹守益的官职，命汪鋐复查，汪鋐于是弹劾黄绾欺瞒蒙蔽。张璁调动皇帝旨意削去黄绾三等品秩，将他调出京城。恰逢礼部请求任命祈谷仪式的导引官，皇帝留下黄绾供职。汪鋐于是再次上疏攻击黄绾，并牵连其他事情，皇帝又命令把黄绾调往外地。黄绾上疏申辩，趁机诋毁汪鋐是张璁的鹰犬，请求皇帝罢免自己以避祸。皇帝最终念及黄绾议礼的功劳，仍照旧留任。黄绾从此公开与张璁决裂。起初，大同发生军队变乱，士兵杀死总兵官李瑾，占据城池拒不投降。总制侍郎刘源清、提督郤永商议屠杀他们。城中人惊恐不安，向外联络蒙古作为援助，边塞上大为震动。巡抚潘亻放急忙请求停止用兵，刘源清大怒，飞马上疏极力诋毁潘亻放。张璁和廷议都支持刘源清，唯独黄绾说这不是良策。刘源清被罢免后，侍郎张瓒前往代替他。张瓒尚未到达，郎中詹荣等人已经平定了叛乱。叛卒尚未全部捕获，军民遭受的创伤很重，代王请求派大臣前往安抚并清剿。奏疏交给礼部，夏言认为应当准许，并极力诋毁先前用兵的错误，言语牵涉张璁。张璁大怒，竭力坚持不愿派人前往。皇帝委婉地劝解他，于是特意命令黄绾前往，并让他察访军情、查核功劳和罪过，必要时可以便宜行事。黄绾飞驰到大同，宗室和军民控告官军暴虐抢掠的文书多达几百份，却没有一份控告叛军。黄绾一概不加追问，以此安定民心。有人替叛军出使蒙古，让蒙古军队撤回，黄绾逮捕并杀了他，心怀反侧的人又互相煽动。黄绾召集军民，向他们说明祸福。受害者递交诉状，黄绾假装不予追问，暗中把诉状交给赈济官，按里逐一核实，一天之内就捕获首恶数十人。叛卒尚钦杀了一家三人，害怕不能逃脱，夜里鸣金倡乱，却没有人响应，于是被擒获。黄绾又绘制首恶的画像悬赏捉拿，军民于是不再担心受到牵连误捕。随即命有关部门在各处竖立木栅，在四角设置保甲，创办社学，教育军民子弟，城中大为安定。回到朝廷后，他列举上报文武将吏的功劳和罪过，极力诋毁刘源清、郤永。黄绾因劳绩增加一等俸禄，张璁和兵部包庇刘源清，暗中压制黄绾。黄绾多次上疏论述此事，皇帝也有意支持他，刘源清、郤永最终被逮捕。黄绾不久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嘉靖十八年，礼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号和皇祖谥号为由，请求派官员诏谕朝鲜。当时皇帝正商议征讨安南，想借此观察朝鲜，于是说：‘安南也是朝贡之国，不能因为近年时而叛乱、时而归服，就不让它参与知悉此事。应选择有学识的大臣前往。’廷臣多次把人选上报，都没有被采用。皇帝特意起用黄绾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任正使，谕德张治任副使。皇帝正驾临承天，催促黄绾到行在接受任命。黄绾害怕前往，到了徐州先派使者飞驰上奏说自己有病不能前进，因此误了期限。皇帝责备黄绾没有飞驰赶赴行在，却乘船前往京师，这是大不敬，命他陈述情况，后来又释放了他。黄绾多次陈述便宜之策，请求让他节制两广、云南、贵州的重臣，派给事中和御史共同办理，吏部、礼部、兵部各选郎官二人备用。皇帝全部同意。最后，黄绾为父母请求追赠，并援引建立储君的恩例，请求按照他的官职赐给诰命。皇帝大怒，剥夺他新授的尚书职，命他以侍郎身份闲住，使者之事也最终搁置。过了很久，黄绾死在家中。黄绾以任子身份起家，最终做到九卿之副职。起初依附张璁，晚年背弃张璁而依附夏言，当时人都以倾险狡诈看待他。“大礼”之争兴起时，第一个继张璁上疏的人是襄府枣阳王朱祐楒。他说：‘孝宗只应称为“皇伯考”，圣父应称为“皇考兴献大王”。即使在兴国王陵寝和宗庙中，也应使用天子礼乐，祝文称“孝子皇帝某”。圣母应上尊号称太妃，迎入宫中奉养。这样或许既不失继承帝统的道理，也不泯灭天然的亲情。’这时正是世宗登极那一年的八月。从此以后，各种希望邀宠、谋求进身的人纷纷出现。失职的武夫、闲散的小吏，也都撸起袖子、瞪大眼睛，抗辩议论宗庙大事。即使张璁、桂萼这些人也以此为羞，不愿与他们为伍。因此，除了张璁等八人之外，大多没有得到特别升迁。直到退休的教谕王价，竟请求对各位大臣施加贬谪、流放、诛杀之刑，以惩罚结党蒙蔽的罪行。其中最卑劣的是南京刑部主事、归安人陆澄。起初他极力陈说追尊兴献帝不对，服丧期满入京时，《明伦大典》已经确定，张璁、桂萼正掌握大权，陆澄便说当初是被别人误导，向自己的老师王守仁询问后非常后悔。桂萼喜欢他的说法，请求授他礼部主事。但皇帝看过陆澄以前的奏疏而厌恶他，便把他贬为高州通判赶出京城。嘉靖四年七月，席书准备编纂《大礼集议》，于是说：‘近来题请刊布的奏疏，大多是在三年以前提出的建议。像臣席书以及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所真正选取的，不过五人。礼科右给事中熊浃、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经历黄绾、通政司经历金述、监生陈云章、儒士张少琏，以及楚王、枣阳王两位宗室之外，附带选取的不过六人。有些人同时提出建议，如监生何渊、主事王国光、同知马时中、巡检房濬，他们的言论有的并不纯正，意义多有不正确，也不予选取。其他被罢职闲居的人，在张璁、桂萼等人被召用以后才提出建议的，都是望风迎合圣旨，另有所图，也一概不收录。锦衣百户聂能迁、昌平退休教谕王价的建议，是在三年二月、三月提出的，尚未收入。如今两位大臣上奏请求附列姓名，应当依从他们的请求。’皇帝同意了。于是下诏说：“大礼”既已确定，从今以后有人借假话上奏陈述，必定治罪，不能宽赦。

译到嘉靖十二年正月，蒲州诸生秦镗跪伏宫阙上书，说：‘孝宗的统绪终结于武宗，那么献皇帝对于孝宗，实际上是兄终弟及。陛下承继献皇帝的统绪，应当把他供奉在太庙中；而张孚敬议礼，却另建世庙来祭祀他，使他不能列入昭穆次序，这是把他幽闭隔绝起来。’他又说：‘把天、地、日、月分开祭祀于四方，失去了尊卑大小的次序；去掉先师的王号，撤去他的塑像，减少他的礼乐，增加启圣祠，都不是圣祖的本意。请恢复原来的制度。’皇帝看到奏章后大怒，责骂他毁谤皇上、大逆不道，把他关进诏狱严加审讯，命令他说出主谋。秦镗承认自己妄加议论，是为了求得恩宠，确实没有主使者。于是按照妖言律判处死罪，关在狱中。后来皇帝又采纳丰坊的请求，入太庙称宗，配享上帝；那时张璁等人已经去世，来不及看到了。赞曰：席书等人也因议礼而受到皇帝知遇，但他们的立论较为平允。然而事情是在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到了后期变化很多。大概到入太庙称宗时，也已经不是这些人当初倡议的本意了。席书、霍韬在任官期间颇有建树，熊浃、黄宗明能够自我收敛，时论认为他们较好。至于黄绾的倾险狡诈，就不值得称道了。列传第八十六 杨一清、王琼、彭泽、毛伯温、（汪文盛）、（鲍象贤）、翁万达 杨一清，字应宁，他的祖先是云南安宁人。父亲杨景，任化州同知后退休，带着他迁居巴陵。杨一清年少时就能作文，因被荐举为奇童，任翰林秀才。宪宗命内阁选择老师教导他。十四岁考中乡试，成化八年考中进士。父亲去世后，葬在丹徒，于是就在当地安家。服丧期满，授任中书舍人。过了很久，升山西按察佥事，又以副使身份督理陕西学政。杨一清相貌丑陋而性情机警敏捷，喜欢谈论经世济民的大略。他在陕西八年，利用空闲时间详细研究边防事务。入朝任太常寺少卿，升南京太常寺卿。弘治十五年，因刘大夏推荐，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西番一向盛产马匹，又依靠从中国得到茶叶饮用来祛病。太祖制定法令，用蜀地茶叶交换番马，供军中使用。时间一久制度逐渐松弛，奸人多带着私茶偷运出境牟利，番马不能按时到来。杨一清严厉禁绝这种行为，把茶叶的利益全部收归官府，用茶叶招抚各番部，番马于是大量聚集。适逢敌寇大举进犯花马池，皇帝命杨一清巡抚陕西，仍督理马政。他刚接任，敌寇已经退去。于是选拔士卒、训练军队，修建平虏、红古二城来支援固原；沿河修筑城墙来防守靖虏；弹劾罢免贪婪庸碌的总兵、武安侯郑宏；裁减镇守中官的冗费，军纪于是严肃整齐。武宗初年，数万骑敌寇抵达固原，总兵曹雄的军队与外界隔绝，彼此不能通报。杨一清率轻骑从平凉昼夜兼程，赶到曹雄军中，为他调度指挥，多设置疑兵威胁敌寇，敌寇于是转而进犯隆德。杨一清夜里发射火炮，使声响在山谷间互相响应。敌寇疑心大军到来，逃出塞外。杨一清认为延绥、宁夏、甘肃有警时互不救援，忧虑没有统一统辖，请求派大臣兼管三地军务。刘大夏请求立即任命杨一清总制三镇军务。不久升任右都御史。杨一清于是建议修治边防，大意说：陕西各边防地区，延绥凭借险要地势，宁夏、甘肃扼守河山，只有从花马池到灵州一带地势宽阔绵延，城堡又很稀疏。敌寇毁坏边墙进入后，固原、庆阳、平凉、巩昌都会遭受祸患。成化初年，宁夏巡抚徐廷璋修筑边墙，绵延二百多里。在延绥的边墙，余子俊修得十分坚固。因此敌寇二十多年不能进入河套。后来边防设备疏略，墙壕日渐毁坏。弘治末年至今，敌寇连年侵扰。都御史史琳请求在花马池、韦州设置营卫，总制尚书秦纮只修了四五座小堡，以及从靖虏到环庆的七百里壕堑，认为这样可以无患。不出一两年，敌寇又深入进犯。这说明秦纮修筑的边防不足以抵御敌人。臣长期任官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