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六十七

译列传第六十七 罗伦、涂棐、章懋、章懋的侄子拯、黄仲昭、庄昶、邹智、舒芬、崔桐、马汝骥 罗伦，字彝正，吉安永丰人。他五岁时曾随母亲进入园中，果子掉落，众人争着拾取，罗伦却等别人赏给他后才接受。家里贫穷，他砍柴放牧，仍带着书诵读不停。成为诸生后，立志学习圣贤之道，曾说：“科举应试的学业本来不能败坏人，是人自己败坏自己罢了。”知府张瑄怜悯他贫穷，送给他粮食，他却辞谢不接受。父母去世后，他服丧，过了大祥之祭，才开始吃盐和乳酪。成化二年，参加廷试，写策论一万多字，直斥当时弊政，名声震动京城。升为进士第一名，授任翰林修撰。两个月后，大学士李贤服丧期满，奉诏回朝。罗伦前去劝阻李贤，没有被听从，于是上疏说：臣听说朝廷援引杨溥的旧例，起复大学士李贤。臣私下认为，李贤是大臣，起复是大事，纲常和教化都关系于此，不可不慎重。从前陛下在策试中说：“朕早晚诚心诚意，希望端正大纲，举张万目，使上面的人伦关系明白，使下面的风俗淳厚。”臣私下认为，要使人伦明白、风俗淳厚，没有比孝更优先的。在礼制中，儿子为父母服丧，君主三年不召见到他家。子夏问：“服三年之丧，即使有战争也不能回避，这是礼吗？”孔子说：“鲁公伯禽有特殊原因才这样做。如今有人因为三年之丧而追逐功利，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什么道理。”陛下对于李贤，是认为有战争之事所以起复他吗？那实际上并没有战争。是认为大臣可以起复吗？这也不是礼制所允许的。做君主的，应当奉行先王的礼制来教导臣下；做臣子的，应当遵守先王的礼制来侍奉君主。从前宋仁宗曾起复富弼，富弼推辞说：“我不敢遵循旧例来延续前代的错误，只应当依据《礼经》来实行今天正确的做法。”仁宗最终听从了他的请求。宋孝宗曾起复刘珙，刘珙推辞说：“我身处草土之中，国家又没有外敌入侵，实在难以借战争之名离开服丧之地，私下取得利禄的实际。”孝宗没有压抑他的心愿。这两位君主，从未拿旧例强迫臣子；这两位臣子，也从未拿旧例迎合君主。所以史书把这些记作盛事，士大夫把它们传为美谈。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能够用孝道教导臣子，臣子的孝心也能够转移来侍奉君主。从此以后，再没有礼义可言。王黼、史嵩之、陈宜中、贾似道这些人，都援引旧例起复。然而天下败坏动乱，国家倾覆危急，祸害流传当时，讥刺遗留后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不以孝道教导臣子，臣子也没有孝心可以转移来侍奉君主。陛下如果一定要李贤亲自承担天下政务，那么李贤本人不能留下，口头上却可以说得过去。应当下温和的诏书，使他像刘珙那样能够进言。这样李贤对于天下大事，知道了就一定进言，进言就一定全部说尽。陛下对于李贤的意见，听到就实行，实行就竭力贯彻，那么李贤即使没有起复，也等于起复了。如果知道事情却不能把话说尽，说了却不能竭力实行，那么李贤即使起复也没有益处。况且陛下不要认为朝廷没有贤能大臣，百官中没有贤能之士。君主好比盆，臣子好比水；水呈什么形状，实际上由盆决定。臣子正直还是奸佞，实际上是君主招致的。陛下如果确实能在退朝之余，亲近正直诚信、学识广博的臣子，讲论圣贤之学和君德的要领，询问政事的得失，考察百姓生活的利弊，访察人才的贤能与否，考察古今兴衰；舍弃偏听偏信的成见，接纳逆耳的苦言，那么众多贤臣的谋略都会汇聚朝廷，又何必违背先王的《礼经》、损害大臣的名节，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呢？臣又看到，近年来朝廷把夺情起复当作常规，士大夫把起复当作美名，那些吃精米、穿锦衣的人接连进入朝廷，我不知道这些人对天下最重要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况且儿媳对于公婆，服丧也是三年；孙子对于祖父母，服的是齐衰之服。夺情使丈夫离开丧制，起初与妻子没有关系；夺情使父亲离开丧制，起初与儿子没有关系。如今有的人住处依旧，妻子儿女也不回去，却向天下喊道：“我本来想服完丧，是朝廷命令我不许。”即使三尺高的孩子，臣也知道他不会相信。做父亲的原本希望得到儿子的报答，难道料到会这样吗？做儿子的原本想报答亲人的心，难道忍心这样吗？自己都不能端正，便不能使别人端正；忘记亲人，也不能忠于君主。陛下为什么还要任用这样的人并起复他们呢？如今大臣起复，群臣不认为这是错误，反而跟着称赞；群臣起复，大臣不认为这是错误，反而跟着促成。上下形成这种风气，混杂在一起随波逐流，几乎要把天下人都引向没有父亲的归宿。臣不忍心看到圣明的朝廷使纲常败坏、风俗弊坏竟达到这种极端地步。愿陛下亲自作出圣明决断，允许李贤回家服丧。其他已经起复的人，仍命令他们奔赴丧事；尚未起复的人，全部允许服满丧期。如果有战争变故，也可以权宜穿墨色丧服，使他们在外承担军事责任，在内尽心服丧。这样朝廷端正，天下就会归于一致；大臣守法，群臣就会效法；人伦由此明白，风俗由此淳厚了。奏疏送入后，罗伦被贬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御史陈选上疏营救，没有得到答复。御史杨琅再次上疏营救，皇帝严厉斥责他。尚书王翱用文彦博营救唐介的事暗示李贤，李贤说：“潞公这是以施恩给唐介来博取名声，却把怨恨归给朝廷，我不能效法他。”没过多久，李贤去世。第二年，因学士商辂进言，罗伦被召回恢复原职，改任南京官职。过了两年，以病为由回乡，从此不再出仕。罗伦为人刚正，严格要求自己。只要是义之所在，就坚定地一定去做，对富贵名利淡泊无心。他居住乡里时倡导实行乡约，乡人相互约束，没有人敢违反。衣食都很粗劣。有人送给他衣服，他在路上看到冻饿而死的人，便解下衣服覆盖尸体。早晨留客人饮酒，妻子儿女只好向邻家借粮，到中午才做饭，他也不放在心上。因为金牛山人迹罕至，他在那里筑屋著书，四方来向他求学的人很多。十四年去世，享年四十八岁。嘉靖初年，因御史唐龙请求，追赠左春坊谕德，谥号文毅。学者称他为一峰先生。当时罗伦任提举，御史丰城人涂棐巡按福建。司礼监宦官黄赐也是延平人，请求拜见涂棐，涂棐不答应。泉州知府李宗学因收受贿赂被涂棐查办，便诬告涂棐以自我解脱，黄赐从中主使他的奏疏。涂棐、李宗学都被征召，供词牵连罗伦，准备一并逮捕。镇抚司某官说：“罗先生难道会落到这种地步吗？”当天就审讯定案上报。罗伦得以免罪，涂棐也恢复官职。

译涂棐是天顺四年进士。成化年间，他曾进言说：“太祖、太宗朝，政事一定与大臣当面商议。自先帝年幼，不能亲自裁决，掌握国政的人担心政务有所缺漏，便借口简便易行以便宣布。凡是临朝奏事，诏旨总是说：‘有关部门知道了。’这只是当时的权宜办法，不可以沿袭成为固定制度。何况批答诏奏多掺杂宦官的意见，内阁有时也不能参与，更加违背祖制。请恢复当面商议，以杜绝蒙蔽阻塞的弊病。”宪宗没有采纳。最终任广东副使。章懋，字德懋，兰溪人。成化二年会试第一名，成为进士，改任庶吉士。第二年冬，授任编修。宪宗将要在元夕张灯，命令词臣撰写诗词进献。章懋与同官黄仲昭、检讨庄昶上疏进谏说：“近来陛下传谕让我们撰写鳌山烟火诗词，臣等私下商议，这一定不是陛下的本意，或许是因为两宫圣母在上，想极尽孝养来使她们欢心罢了。然而最大的孝在于奉养父母的心志，不能只是陈列供耳目玩赏的东西来奉养。如今川东尚未平定，辽东多有忧患，江西、湖广数千里土地荒芜，百姓哀号，张口等待哺养，这正是陛下日夜忧劳、两宫母后一同忧虑天下的时候。至于翰林官以论思为职责，粗俗鄙陋的话怎么适合进献给君上呢？臣恭敬地读宣宗皇帝所作《翰林箴》，其中说：‘启发君主、辅佐君主的言论，只应合乎义与仁。尧、舜之道，由邹、鲁来陈述。’张灯难道是尧、舜之道吗？诗词难道是仁义之言吗？如果说烟火是小事，不足以损害圣德，那么舜为什么不制造漆器，禹为什么不嗜好美酒，汉文帝为什么不修建露台？古代帝王慎重小事、谨慎细微处，必定重视细小行为，正是因为不想放纵欲望，不让坏事逐渐滋长。恭请停止烟火，把这些视听之娱用于明察事理、广听意见，节省这些财物来救济饥饿、抚恤困苦，那么灾祸就可以消除，太平就可以实现。” 皇帝认为元夕张灯是祖宗旧例，斥责章懋等人胡乱进言，并在宫阙下杖打他们，降调他们的官职。修撰罗伦先前也因进言获罪被贬，当时人称他们为“翰林四谏”。章懋被贬为临武知县后，还未出发，因给事中毛弘等人上疏论救，改任南京大理寺左评事。过了三年，升为福建佥事。平定泰宁、沙、尤等地的盗贼，允许福安百姓采矿以堵塞盗贼来源，建议与番货互通贸易来使商民富足，政绩非常显著。考核期满入京时，年仅四十一岁，便竭力请求退休。吏部尚书尹旻坚决挽留他，没有成功。回乡以后，他避居不入城府。奉养双亲之余，专心读书讲学，拿着经书来求学的弟子日益增多。家贫无力置办器具，只有粗米和菜羹而已。四方学士大夫都推重他的品行，称他为“枫山先生”。居家二十多年，朝廷内外屡次推荐，吏部檄令多次起用他，他因父母年老坚持不赴任。弘治年间，孝宗起用群贤。众人议论两京国学应当任用名儒，于是从北监起用谢铎。后来南京国子监缺祭酒，便让章懋补任。章懋当时正遭父丧，没有赴任。当时南京国子监缺司业将近二十年，皇帝特意下诏任命罗钦顺担任，并空出职位等待章懋。十六年，章懋服丧期满，又坚决推辞。皇帝不准，这才到任。六馆的士人个个都认为自己得到了好老师。监生尤樾的母亲生病，按惯例不能回家探望，他日夜哭泣。章懋派他回去，说：“我宁愿因违反制度获罪。”武宗即位后，他陈述勤勉学习圣学、发扬继承先业、谨慎办理大婚、重视诏令、敬畏上天警戒五件事。正德元年请求退休，五次上疏都未获准。又以病为由恳切辞职，第二年三月才获准。五年，起用为南京太常卿；第二年又起用为南京礼部右侍郎，都竭力推辞不就。进言的人多次陈述章懋的德行声望，请求加以优礼，皇帝下诏让有关官署按时慰问。世宗即位后，就在章懋家中晋升他为南京礼部尚书，并准许退休。这年冬天，派行人前去慰问，但章懋已经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懿。章懋治学，严格遵守先儒的训诫。有人劝他写文章，他说：“这是小技罢了，我没有闲暇。”有人劝他著书立说，他说：“先儒的话已经完备了，删去繁杂部分就可以了。”他进入仕籍五十多年，领取俸禄的时间总共只满三考。难以进取、容易退处，世人都推重他。他生了三个儿子，还让他们都从事农业。县令来访时，几个儿子放下农具跪着迎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贵公子。儿子到南京国子监探望章懋，徒步前往，路上被巡检鞭打；他知道后便请求治罪，章懋安慰他并让他回去。晚年，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去世了。八十二岁时生了小儿子章接，后来因父荫成为国子生。章懋的侄子章拯，字以道。小时候跟随章懋学习，弘治十五年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正德初年，因触犯刘瑾，被押入诏狱，贬为梧州府通判。刘瑾被诛后，升为南京兵部郎中。嘉靖年间，逐步升任工部尚书。桂萼想恢复海运，召集公卿讨论利弊，章拯说：“海运虽然有旧例，但风涛比河运凶险百倍。况且天津海口多淤塞，自古没有听说过疏浚大海的。”讨论于是停止。南郊、北郊祭祀的议论兴起，章拯进言认为不可，失去了皇帝的心意。不久因郊坛祭器供应不足获罪，降职回乡。很久以后恢复官职。退休后去世。黄仲昭，名潜，按字行世，莆田人。祖父黄寿生，任翰林检讨，有学问和品行。父亲黄嘉，任束鹿知县，以善政闻名。黄仲昭性情端正谨慎，十五六岁时就立志学习正统学问。成化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编修。与章懋、庄昶一同因直言进谏被杖打，贬为湘潭知县。在赴任途中，因谏官进言，改任南京大理寺评事。两京各官署的隶卒大多被放回而领取他们每月的钱，这已成为旧例，只有黄仲昭与罗伦不敢这样做。御史纵容子弟收受贿赂，刑部曲意为他们开脱，黄仲昭驳正了此事。有一群人掠夺民间妇女并转卖，刑部只把首恶一人定罪，黄仲昭请求把所有人都治罪。他接连遭遇父母丧事，四年不离开草垫土块。服丧期满后，因为双亲已经不能再接受奉养，便不再出仕。弘治改元，御史姜洪上疏推荐，吏部尚书王恕命有关官署敦促他赴任。等他到达时，王恕在大门外迎接他，两人作揖谦让后登堂，相对拜了两拜，当时人都认为他们十分尊贤敬士。授任江西提学佥事，用正统学问教诲士人。过了很久，他再次上疏请求退休，每天专心著述。学者称他为“未轩先生”。去世时七十四岁。黄仲昭的哥哥黄深，任御史。黄深的儿子黄乾亨，任行人。出使满剌加，死在海上。黄乾亨的儿子黄如金，任广西提学副使；黄希雍，任苏州同知。黄仲昭的孙子黄懋，任南京户部侍郎。

译庄昶，字孔抃，江浦人。自幼豪迈不群，喜爱古代典籍，学识广博。成化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授翰林检讨。与编修章懋、黄仲昭上疏进谏宫内张灯，触犯皇帝旨意，在朝廷上被杖打二十下，贬为桂阳州判官。不久因言官论救，改任南京行人司副。过了三年，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接着又遭父丧，哀伤过度，服丧期满后不再出仕。在定山选择居所二十多年，学者称他为“定山先生”。巡抚王恕曾想修缮他的房屋，他辞谢了。庄昶一生不重视著述，有所得意的地方，往往表现在诗中。推荐他的奏章有十多次，吏部檄令多次催促，他都没有赴任。大学士邱濬一向厌恶庄昶，对人说：“率领天下士人背离朝廷的，就是庄昶。”弘治七年，有人推荐庄昶，奉诏起用。庄昶想到邱濬当国，自己不出仕也会获罪，只得勉强起身入京。大学士徐溥对郎中邵宝说：“定山原是翰林，应当恢复他的旧职。”邱濬听说后说：“我不认识所谓的定山。”于是又把庄昶任为行人司副。不久升为南京吏部郎中。患风疾。第二年请求退休回乡，部臣没有替他上奏。又过一年，京察时尚书倪岳以他年老多病为由罢免了他。居家两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天启初年，追谥文节。邹智，字汝愚，合州人。十二岁就能写文章。家贫，读书时焚烧木叶来接续白昼，持续了三年。成化二十二年乡试考取第一名。当时皇帝越来越厌倦政务，而万安、刘吉、尹直掌管政府，邹智对此十分愤懑。他路过三原，拜见退休尚书王恕，慨然说：“治理天下，在于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如今小人身居高位，毒害遍及四海，而您却被弃置在乡里。邹智这次赴京不是为了科举功名，是想上书天子，分辨贤能和奸邪，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王恕认为他的话奇特，只笑着没有回答。第二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吉士，于是上疏说：陛下对于辅臣，遇到事情一定咨询，特别的恩典和待遇也一定给予，这可以说是任用了他们。然而有时进退一个人、处置一件事，往往下达中旨，使一两个小人暗中掌握权柄，这就是既任用他们又怀疑他们。陛下难道不想推诚相待吗？只是他们当初进身，多出自私人门路，先已使陛下对他们厌恶轻视。等到参与议事，又只是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畏畏缩缩，好像什么都不敢做，反而不如一两个庸俗官吏足以办事。这正是陛下所疑虑的地方，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从前宋仁宗知道夏竦心怀欺诈，便贬斥他；知道吕夷简能够改过，便容纳他；知道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可以任用，便破格提拔他们。所以能够北面拒绝契丹，西面使元昊称臣。从没有听说既任用又怀疑，能够成就天下大事的。愿陛下察看谁像夏竦，谁像吕夷简，对前者贬斥、对后者容纳；察看谁像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对他们加以提拔。每天与他们讲论治国之道，不让小人夹杂其中，那么上天赋予君主的职能就能得到彰明。臣又听说，天下的事情只有辅臣能够议论，只有谏官能够进言。谏官虽然地位低下，却与辅臣相等。如今的谏官把身材魁梧当作美，把应答敏捷当作贤能，把处理文书、刑狱当作职业。不畏惧天象变化，不怜恤百姓穷困。有人用忠义激励他们，他们却说：‘我不是不想进言，只是话一说出灾祸就会跟着来，谁会听我的呢？’唉！既不能尽力进言、履行职责，又把过错推给皇上。有良知的人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臣希望罢黜那些浮华冗员，广泛寻求有风骨节操的大臣。让他们在廷杖之后负责纠察弹劾，入阁参与议政；有时请皇帝单独召见，有时轮流召见，有时不定时召见；皇帝以和颜接待他们，以温和的话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把忠诚和心中所想全部说出，那么上天的听闻就会畅通。臣又听说，汲黯在朝，淮南王的谋划便停止了，君子对国家的益处实在很大。凭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君子可以任用，却故意压抑他们吗？只是小人用巧言谗毁来离间中伤他们罢了。如今像王恕这样德行深厚，像强珍这样忠诚刚直，像章懋、林俊、张吉这样明察正直、刚强方正的人，都是一时的人望，不应贬斥禁锢，辜负上天生育人才的用意。陛下如果确实召来这几个人，安置在重要而亲近的位置，使他们各自尽展平生才能，那么上天的心意就会协调了。臣又听说高皇帝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不让他们参与政事。近来旧有章法日益败坏，邪门歪道日益开启，君主的大权几乎全落到宦官手里。宫内依靠他们作为宰相，宫外依靠他们作为将领，藩镇方面依靠他们进行镇抚，伶人和卑贱工匠依靠他们制造奇巧淫靡之物，法王、佛子依靠他们任意出入宫禁，这难道是高皇帝所允许的吗？愿陛下以宰相为股肱，以谏官为耳目，以正人君子为腹心，深思熟虑，确定宗社长久的规划，那么国家大纲就端正了。然而根本还在于陛下明白道理达到什么程度。臣私下听说，侍臣进讲没有反复讨论辨析的功夫，陛下听讲也没有从容涵养心性的益处。这样却想靠明白道理来应对政事，臣不相信。愿陛下想到义理难以穷尽，珍惜时光容易流逝，考察经史，验证于自身心性，使这些事情终年不断，那么圣学就会明白，万事都能治理好，哪里只是四件事情的措施能够合宜而已呢？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邹智既然慷慨激昂、胸怀奇志，当时御史汤鼐、中书舍人吉人、进士李文祥也都意气不凡，邹智与他们都很友善。于是相互品评考核公卿，裁量人物。不久，孝宗继承帝位，许多弊政得到更改。邹智很高兴，认为自己的志向将要实现，于是又借星变上书说：臣恭敬地读到明发的诏书说：‘天下利弊中应当兴办或革除的事情，各地官员等逐条陈述上报。’这大概是陛下知道前次即位诏书被奸臣误导，禁止言官不得根据传闻、挟带私意进言，舆论喧闹，所以又下达这项诏令来自我解脱罢了。诏书不说‘朕自身有过错，朝政有缺失’，却说‘利弊应当兴革’；不说‘允许众人直言无隐’，却说‘官员等逐条陈述上报’。陛下这样求取意见，范围已经不广了。如今想兴办天下的利益、革除天下的弊端，应当寻求利弊的根源并加以兴革，不应当罗列细小事项，把它们当作利弊的根本。根源在哪里？就在内阁大臣。少师万安贪恋俸禄、倚仗宠幸，少保刘吉阿附下属、欺蒙皇上，太子少保尹直心怀欺诈奸邪，都是世上的小人。陛下留用他们，君德一定不能成就，朝政一定不能修治，这就是应当革除的弊端。退休尚书王恕忠诚明达，可以担当大事；尚书王竑刚强坚毅，可以压制大奸；都御史彭韶端方正直，可以决断重大疑难，都是世上的君子。陛下任用他们，君德就会开明，朝政就会清肃，这就是应当兴办的利益。

译然而君子不能进用、小人不能退斥，大多是因为宦官权力过重。汉元帝曾任用萧望之、周堪，最终却受制于弘恭、石显。宋孝宗曾任用刘俊卿、刘珙，最终却被陈源、甘昇离间。李林甫、牛仙客与高力士互相依附迎合，唐朝政纲因此败坏；贾似道、丁大全与董宋臣内外勾结，宋朝因此不能振兴。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没有不系于这些宦官势力的盛衰。愿陛下鉴察过去，谨慎对待将来，掌握上天赋予的纲纪，施展英明决断。凡是对待宦官的办法，一概以高皇帝为准则，那么君子可以进用，小人可以退斥，天下的治理就能统一。凭陛下的聪明冠绝天下，难道不知道宦官不可托付信任吗？然而仍不免误用他们，大概正是因为正心之学还没有讲明。内心发于天理，耳目就聪明，言语行动就合乎节度，宦官怎么能够迷惑他？内心发于人欲，自己一身便没有主宰，万事失去纲纪，小人乘隙钻营，蒙蔽就能施行。即使有神武的资质，也会日渐月渐地改变，逐步失去最初的本性。想要进用君子、退斥小人，兴办天下的利益、革除天下的弊端，难道能够做到吗？” 皇帝读到这篇奏疏，点头赞许。没过多久，万安、尹直相继被罢斥，而刘吉仍然像原来一样受到任用，恨邹智入骨。汤鼐常常在早朝时应当侍班，邹智告诉他说：“祖宗盛世时，御史侍班，可以当面陈述政务得失，立即得到皇帝的裁决。后来只在退朝后撰写奏疏，这正是君臣情意隔绝的原因。您幸好遇上革新的时代，为什么不仿照先朝旧例实行呢？”等到王恕奉召抵达京城，邹智前去拜见他说：“后世臣子不能经常见到天子，政事因此多半苟且。希望您暂且不要接受官职，先请求朝见皇帝，把时政中不好的地方逐条陈述，竭力请求革除，然后再接受任命，这或许能有所成就。如果先接受官职，就再也没有见到天子的机会了。”汤鼐和王恕也没有能够采纳他的意见。适逢刘概的案件发生，刘吉指使党羽魏璋把邹智列入罪名，于是邹智被押入诏狱。邹智亲身戴着三木刑具，只剩下喘息之力，仍慷慨地在审讯时说：“我看到经筵讲学因寒暑而停止，午朝用琐事敷衍塞责，纲纪废弛，风俗浮薄，百姓憔悴，边防空虚，私下实在为此忧虑。我与汤鼐等人往来议论这些事情确实有过，但不知道其他情况。”审讯官迎合刘吉的意旨，最终把他贬为广东石城县所吏目，事情详见《汤鼐传》。邹智到广东后，总督秦纮发布檄文召他修书，于是他住在会城。听说陈献章在新会讲道，便前往拜师，从此学问更加精纯。弘治四年十月，突然患病去世，享年二十六岁。同年出生的吴廷举当时任顺德知县，为他入殓并护送灵柩回乡。天启初年，追谥忠介。舒芬，字国裳，进贤人。十二岁时，把《驯雁赋》献给知府祝瀚，于是出了名。正德十二年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任修撰。当时武宗多次微服出行，打猎游玩没有节制。第二年，孝贞皇后去世刚过一个月，他想前往宣府，假称是去视察山陵，撤去沿途的兵卫。舒芬进言说：“陛下在三年之内应当深居宫中，不出外行走；即使脱去丧服之后，也应当庄严地保持哀痛。况且自古以来，万乘之尊，除非奔逃躲避，没有不严格设置侍卫的。又没有什么比车舆服饰更能显示等级威严的了，以天子的尊贵却降低到与平民相同，舍弃大辂、衮冕而乘坐破车、穿着亵服，这不是用来辨别上下、确定礼仪的做法。”皇帝没有听从。孝贞皇后的山陵修成后，迎接神主祔入太庙，从长安门进入。舒芬又进言说：“孝贞皇后配葬茂陵，没有听说她有失德之处。祖宗的制度是，安葬之后迎接神主，必须从正门进入。昨天孝贞皇后的神主却跟随陛下的车驾从旁门进入，将来史官记载说‘六月己丑，车驾从山陵回来，迎接孝贞纯皇后的神主进入长安门’，这将使人怀疑孝贞皇后不能得到正当的归宿，陛下将用什么向天下和后世解释呢？昨天祔庙的晚上，狂风、雷电和大雨非常猛烈，想来是圣祖列宗以及孝贞皇后的神灵在警告陛下。陛下应当立即向朝廷内外发布明确诏书，表示改正过错。”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请求回乡奉养母亲，没有获准。又过了一年，三月，皇帝商议南巡。当时宁王朱宸濠蓄谋叛乱已久，又同皇帝身边的近臣相互勾结，人心惶恐不安。言官们伏在宫阙前进谏，触犯圣旨而受到责斥。舒芬忧虑此事，便同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庶吉士汪应轸约集各曹官员，接连上章进谏，众人都答应了。于是舒芬和编修崔桐、庶吉士江晖、王廷陈、马汝骥、曹嘉以及汪应轸上疏说：古代帝王之所以巡狩，是为了协调音律制度，统一度量衡，访求遗老，询问百姓疾苦，黜退或升迁幽隐与显达之臣，按次序任用在位官员；因此诸侯畏服，百姓安宁。若陛下这次出行，不过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以奢侈之心寻欢作乐罢了，并不能实行巡狩的礼制。博浪沙、柏谷的祸患，也可以作为鉴戒。近来两次巡幸西北，六军得不到整顿，士农工商都诉说困苦。哀痛之声，上达苍天，传遍四方，人心震动。因此一听说南巡诏书，人人都像鸟兽受惊般逃散。然而有关部门却以迎接奉承为名，征发严急，江淮之间一片萧条，耗费烦多。万一不逞之徒乘机倡乱，造成的祸患就不小了。况且陛下自称镇国公，如果到了亲王封国境内，亲王或许依照勋臣的礼节来接待陛下，那么陛下将面向北方朝见他，还是面向南方接受他的朝见呢？假如按照名分追究实际，深入寻找悖谬的根源，那么左右宠幸之臣就没有活命的地方了。还有一些事情令人痛哭而不忍说出：宗室藩王积蓄着刘氵鼻之类的祸根，大臣怀有冯道那样反复求荣的心思；把俸禄官位当作自己的旧有财物，把朝廷官署当作市场店铺，把陛下当作棋子，把革除年间的事当作旧例。只是左右宠幸之臣见识浅薄、计术短拙，不能把这些话告诉陛下罢了。假使陛下能够听到这些话，即使在宫门之外，也将警跸出行，哪里还敢轻装骑马、任意游玩呢？奏疏呈入后，陆完迎上来说：“皇上听到有进谏的人就发怒，想要亲自拔剑自杀。诸位暂且停下吧，不要把过错归到皇上身上，以博取直名。”舒芬等不予理会，径直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夏良胜、万潮经过舒芬那里，扼腕痛恨陆完。舒芬于是邀请博士陈九川来，斟酒给他喝，说：“普通人的志向尚且不可夺取，诸位难道就这样算了吗？”第二天，舒芬等便同各曹官员接连上疏。皇帝大怒，命令他们在宫阙下跪五日，期满后又各杖打三十下。舒芬伤势很重，几乎死去，被抬到翰林院。掌院者害怕获罪，命人把他抬出去。舒芬说：“我既然在这里任官，就应当死在这里。”最终被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裹着伤口上路。

译世宗即位后，召回他，恢复原职。嘉靖三年春，昭圣太后寿辰，诏令免除各级命妇入朝庆贺。舒芬说：“从前兴国太后寿辰，命妇照常入朝庆贺。如今遇到皇太后寿节，却忽然传令免除，恐怕失去礼制轻重的适宜。请收回成命，以彰显圣上的孝道。”皇帝发怒，削夺他三个月的俸禄。当时皇帝想尊崇自己的生母，舒芬同他的僚属接连上章极力进谏。等到张璁、桂萼、方献夫突然升为学士，舒芬和同官杨维聪、编修王思认为与他们同列为官可耻，便叩拜上疏请求罢职。不久，又同杨慎等同官伏在左顺门哭着争谏。皇帝发怒，把他们下狱并施以廷杖，仍削夺三个月俸禄。不久舒芬遭逢母丧，回乡服丧，后来死在家中，享年四十四岁。世人称他为“忠孝状元”。舒芬仪表丰润俊秀，意气刚正严厉，整天端坐，始终没有疲倦的神色；夜里便计算自己的过失，自我责备。他把倡导阐明失传已久的学术作为自己的责任。他的学问贯通各部经书，又兼通天文、音律、历法，尤其精通《周礼》。他曾说：“《周礼》同《仪礼》《礼记》的关系，就像蜀地看待吴、魏一样。贾氏说《仪礼》是根本、《周礼》是末流，这是妄说。朱子为什么不加以订正呢？”病危时，他的儿子请他说遗言，他只以没有来得及为《周礼》上表申明为遗憾。学者称他为“梓溪先生”。万历年间，追赠谥号“文节”。在此以前，修撰罗伦因进谏被贬为福建提举，过了六十多年，舒芬又继承他的遭遇。他们同乡、同官，所贬之地和官职也相同，福建士大夫于是把舒芬附祀于罗伦，一同祭祀。崔桐，字来凤，海门人。乡试考取第一名，与舒芬同榜中进士。授官编修。进谏南巡时，他也一同跪在宫阙下，受廷杖并被削夺俸禄。嘉靖年间，以侍读身份出任湖广右参议，屡次升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马汝骥，字仲房，绥德人。正德十二年中进士。改任庶吉士。与舒芬等一起进谏南巡，被罚跪并受廷杖。教习期满，本应授官编修，却特意调任泽州知州。他惩治王府中欺压百姓的人。每当王府有所嘱托，他总是把文书扔进书箱里，不予理会。陵川知县贪赃，马汝骥想黜退他。巡按御史替那知县曲意解脱，马汝骥不听，最终被剥夺官职。世宗即位后，召回恢复编修职务，不久记录他直言进谏的功劳，提升一等品秩。参与编修《武宗实录》，晋升为修撰。历任两京国子监司业，升任南京右通政，随即改任国子监祭酒，召入朝廷授为礼部右侍郎。尚书严嵩很爱重马汝骥，入阁时称赞他，皇帝特加授他为侍读学士。马汝骥立身严峻刚厉，但性情一向平和易近人，士人望重归附于他。他死后追赠尚书，谥号“文简”。汪应轸等人另有本传。赞曰：词臣以文学侍从为职责，并没有专门的言责。可是他们激于名分大义，在朝廷上侃侃直谏，即使获罪被贬也不后悔，难道不是志向操守光明磊落的人吗？夺情起复的制度并不是从李贤开始的，但自从罗伦的奏疏传遍天下后，朝臣便不敢再把起复当作惯例；这对伦理道德的补益，难道还小吗？章懋等人引用宣宗的箴言，说明国家设置官职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显扬君主的过错。邹智列举贤臣奸臣，矫正并拂去偷安苟且的末流风气。舒芬发表危切直言，令人震动，颇有爰盎揽辔进谏的风范。何况像这些人一样清心自守、操节高峻，行为没有瑕疵过失，确实足以纠正文士浮夸的习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