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卷十五

译《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古诗中，唐虞时代有赓歌，夏代记述禹的告诫而作歌。商、周的诗都列在经书中，所以有训释。汉代以后，见于萧统《文选》的诗，以及高帝、项羽、韦孟、杨恽、梁鸿、赵壹这一类人的歌诗中见于史书者，也都有注释。唐代诗人最为兴盛，著名诗人多到上百人，只有注杜诗的有几家，但大都不被有识之士取用。近代有蜀人任渊，曾注释宋子京、黄鲁直、陈无己三家的诗，颇称详尽丰富。至于东坡先生的诗，则援引的材料宏博，旨趣深远，任渊唯独不敢为它作注解。我以前和范公至能在蜀地相会，因而一起谈论东坡诗，范公感慨地对我说：“您应当写一部书，阐明东坡的诗意，留给后来的学者。”我谢绝说不能。后来他又提起这件事，于是举出两三件事来询问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 新扫旧巢痕。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应当怎样解释？至能说：“东坡被贬黄州，自料不再被起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重新召用元祐旧人，所以说‘已致鲁诸生’。恐怕不过如此罢了。” 我说：“这正是我不敢接受您的嘱托的原因。过去祖宗朝用三馆来培养士人、储备将相之材；等到官制施行，三馆被撤销。东坡大概曾任直史馆，但自从被贬为散官，削去史馆职务已经很久了，到这时史馆也废除了，所以说‘新扫旧巢痕’。” 他用字的严密就是这样。而“凤巢西隔九重门”又是李义山的诗。建中初年，韩、曾二位宰相掌权，把元祐党人全部收用；没有被召用的，也补任大藩。只有东坡兄弟还兼领宫观祠禄。这句大概是含蓄地说有两个人不能召来，含意深沉，言辞舒缓，尤其不容易看出。至于“车中有布乎”，指的是当时掌权的人，就还比较浅近、容易看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是因为他的侍妾朝云曾感叹黄师是做官不能进用，所以这句的意思是戏说他地位僭越。若不是从故老那里听来，大概不可能知道。一定要都能理解这些，才没有遗憾。至能也叹息说：“这样看来，确实很难啊。” 二十五六年后，我告老居住在山阴泽中，吴兴人施宿武子拿出他先父司谏公所注的几十大编，请我作序。司谏公以见识卓绝、学问渊博闻名天下，而且用功深、历时久；又有顾君景蕃广博通达的学问相助，那么对于东坡的诗意，大概已经可以没有遗憾了。我虽不能像至能那样完成他的托付，但能够为这部著作作序，难道不是幸运吗？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阴老民陆某作序。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阴老民陆某作序。《达观堂诗》序 朝请郎致仕吴公景先，年轻时曾跟随洛川先生朱公希真问道，朱公为他居住的堂屋题名“达观”，亲手书写下来留给他。并且作了一首诗嘱咐他，说：“您为人深沉安静、简朴高远，即使不能富贵，也一定长寿，所以我以这些事来和您相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景先出仕五十年，不求迅速升迁，也不经营产业，官位只做到二千石。晚年做东方诸侯的宾客，便借年老辞官归乡；离八十岁已经不远了。看他的容貌，不胖不瘦，视力、听力和行走举止还像五六十岁的人；若不是得到朱公秘密传授、亲自付托，大概不能这样。朱公去世时十分奇异，世人认为他和尹先觉、谯天授、苏养直一样，已经解脱变化、成仙而去；那么我们的景先也属于这一类人吗？自朱公作诗以后，士大夫相继写作，共有若干篇，嘱托我作序。嘉泰二年十一月癸丑，放翁陆某务观作序。《梅圣俞别集》序 宛陵先生遗留下来的诗和文若干首，确实是某官李兼孟达编纂的。先生生逢我们宋朝太平最盛的时代，任官于京、洛，当时同朝有许多伟人名公；欧阳公的文章、蔡君谟的书法和先生的诗，三者鼎足而立，各自成为一家。文章如尹师鲁，书法如苏子美，诗歌如石曼卿等人，难道不足以流传后世吗？总之不能同这三家相比，这是万世公认的评论。先生天资卓越伟岸，作诗尤其如此，不必等待学习便已精工；但在学问方面，也没有人能超过他。他刚下笔时，安排字句如同大禹铸造九鼎；锤炼句子如同后夔制作音乐；写成篇章如同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使后来有才能的人想学习却无从学习，想赞美却无法赞美，何况还能够加以评议、取舍吗？欧阳公平生常自认为不能望先生项背，推尊他为“诗老”。王荆公自己说，《虎图诗》比不上先生包鼎画虎的作品，又作《哭先生诗》，推崇仰慕尤其深厚；晚年辑录古人诗句时，独独多取用先生的诗。苏翰林对古人多有不满，唯独反复唱和陶渊明和先生这两家的诗罢了。即使没有这三位公卿，先生又有什么可遗憾的？有了这三位公卿，又怎么能给先生增加丝毫光彩呢？我之所以把这些事论述记载下来，主要是为了表明前辈见识精确、评论公允，与后世妄人不同。恰逢李君来请我作序，所以写下来送给他。嘉泰三年正月己卯，山阴陆某作序。《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作文的关键方法，在于领会古代作者的意旨。意旨既然深远，不下精细深入的功夫，就不能达到。前辈对于《左氏传》、太史公的书、韩文、杜诗，都熟读成诵，即使靠着枕头、倚着马鞍，也和面对书卷没有不同。时间久了，才能超然自得。如今后生下的功夫有限，合上书卷站起来，已经忘掉十分之三四，却希望从古人那里有所收获，也就困难了。楚人杨梦锡才华很高，且深于诗道，尤其在杜诗上下功夫很多，平日涵泳积累，杜诗的意蕴不离胸中，所以他的句法严整而令人喜爱。因此有空闲时，他便以游戏的方式集取杜诗中的句子。梦锡的本意并不是为了集句而设，原本是要成就自己的诗。不然，手持火龙黼黻般的技艺，难道会去拼补百家衣服吗？所以我特意把这一点说明出来，告诉那些还不深知梦锡的人。嘉泰三年正月丁亥，笠泽陆某务观作序。

译《陆伯政山堂类稿》序 古代求学的人，开始于家塾、乡校，后来被荐举到天子的辟雍；开始只是守门击柝，后来做到公卿；开始作赋咏物、铭刻器物、撰写师旅会盟的文辞，后来进而陈述谋略、制作诰命。他们所处的际遇虽然不同，但在阐明圣人之道、阐发性命精微的道理方面，却是一样的。周道衰微以后，道术分裂为百家，士人各自按照所见著书授徒；于是考察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遗留下来的书籍，才开始出现很大的不相合。如今六经散佚残缺而不完整，诸子之书却往往保存完备；而且诸子的文辞奇异雄伟、辩丽有力，足以震动世人的耳目。因此想让学者的文章都合乎大道，又不违背经书，可以说是困难了。我的族人伯政，名焕之，是唐代丞相文公希声的九世孙。文公上溯到丞相元方，中间五代子孙遭逢五代之乱，却唯独没有失掉家谱；直到今天，世系次序都可以一一叙述。伯政家世代代以儒学为业，努力学习，笃实行事，到老年也一点没有衰退。他所作的文章都以六经为根本，没有一丝一毫被佛、老之说混淆。即使他的门徒中有人来求他作文，伯政尊重自己所闻所学，仍然坚定地不为他们降低标准。至于杨公时，是近世的名儒，只因立论稍稍涉及佛、老，伯政便正色斥责他，毫不遗余力。假使死后有知，我的伯政便有脸面去见周公、孔子了。他的遗孤把遗文编成二十卷，来请我作序。伯政的文章值得称述的地方很多，我只说他的学术和文辞纯正来作序，这样还不失此人的本意，也借此勉励他的子孙。嘉泰四年二月丁巳，笠泽陆某谨作序。嘉泰四年二月丁巳，笠泽陆某谨作序。《普灯录》序 自无量劫以来，直到诸佛神圣应化显迹、开示天人，从来没有不用文字语言来传授的。如今流传的七佛偈，就是其中之一。至于中原，三十万年以前，包牺氏兴起，已经画八卦、造书契了。释迦佛的兴起，本来也没有不同。如今一大藏教，可以说十分丰富；然而释迦在最后却拈花举示给上首弟子迦叶，迦叶欣然一笑，不立文字，不用言语表达，称为正法眼藏。老师举花传法，弟子一笑领受，后来已经把这件事写在木叶旁行之间了，也没有看出它与古代圣人有什么不同。难道可以说它是文字却不是文字，说它是语言却不是语言吗？从前有《景德传灯》三十卷，大概就是无文字之文、无言语之言。这个法门一经开启，继承者接连不断，其中尤其杰出、卓然自立的，是《续灯》《广灯》两部书。但它们都只是草创，内容简略，并且各自分类；即使圣君贤臣的事迹，也有不能完整记载的。只有零星地从各位祖师的文章中间或出现，识见高明的人都以此为遗憾。吴地僧人正受开始撰写《普灯》，总共用了十七年，完成三十卷，从前的遗憾一点也没有遗漏。尤其使它光明而尊崇显著的是，把我祖宗的明诏睿藻搜集得周详完备，一一都有依据，足以传示万世，珍视为最高训典；它对佛门的功劳最大。现在将正本进献御府，副本收藏在名山，又把副本给我，让我在后面记述大概。我从隆兴到嘉泰，五次充任史官，如今虽已告老，等待终老于山泽之间，仍想着对于祖宗的遗事，凭借尘露般微小的力量，仰望足以增益山海；只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实在不够。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宝谟阁待制致仕、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陆某谨作序。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宝谟阁待制致仕、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陆某谨作序。《澹斋居士诗》序 诗以《国风》开篇，没有不是变风的；即使周公的《豳风》，也是变风。大概人的感情，悲愤积聚在心中而无法言说，才开始发而为诗；否则，就没有诗了。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都是因感情激荡而不能自已，所以他们的诗成为百代的法式。本朝林逋、魏野以布衣身份去世，梅尧臣、石延年被弃置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被废黜的身份去世。近来江西的名家，一概因党籍而受到禁锢，却仍有才名；诗的兴起本来就是这样。绍兴年间，秦丞相桧掌权，动辄因言语治士大夫的罪。士人的气节受到压抑而不能伸展，大多暗中寄托在诗里，也多有不能免祸的。像澹斋居士陈公德召，过去和秦公有同学旧交，自己料定一定合不来，于是不再同他通消息，退居以文章自娱。他的诗尤其合乎声律，不怨恨也不暴怒，但愤世嫉邪的气概凛然存在，丝毫没有回避屈服。他没有因此获罪，也只是侥幸脱身罢了。等到秦氏失势，他才稍稍被起用，先后任吏部郎、国子司业、秘书少监，突然死在任上。四十多年后，他的儿子知津任高安守，编次他的诗，得到三卷，嘱托我作序。我年轻时在山阴认识陈公，正值陈公被召回朝廷，曾作诗赠别。等陈公任郎官时，故相汤岐公有一天对他说：“陆务观赠别您的诗正在流传于世。若不是您贤德，怎么能使他写出这样的诗句？” 那时是绍兴己卯年。因高安守的请求，我又深受感动而欷歔不已；我在这一年已经八十一岁了。开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致仕、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陆某作序。开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致仕、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陆某作序。《傅给事外制集》序 国家自崇宁以来，大臣专擅权力，政事和号令不合天下人心，最终因此导致祸乱。然而长期治理已经积累了很久，文风并未衰落，所以人才济济；进士中的高第者以及凭文辞进用于朝廷的人，也大多可称为任用得人，祖宗留下的恩泽还在。党籍中的各家被当时舆论贬抑，但他们的文章又自成一体，精深、典雅、刚健，追还了唐代元和年间的盛况。等到高皇帝中兴，虽然披荆斩棘建立朝廷，中原朝廷的人物都汇聚于行在。虽然中原尚未平定，但诏令已有太平盛世的气象，有识之士知道国家的基业正长久。太平并没有衰败。所以故给事中傅公在这个时代掌管西省文书，声名尤其显著。傅公天性忠义，超过常人。自从东夷寇乱滔天，建炎年间皇帝车驾南渡，敌虏竭力吞噬，几乎侵犯皇帝车驾。傅公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书生，地位尚未显达，却独自流泪激奋，请求率领一支孤军，横向阻挡敌虏的冲击，保卫皇帝车驾，论功劳可与各位大将相等。等到皇帝驻跸会稽，傅公于是担任浙东帅，开始隐然具有大臣的声望。声望虽然遭到排斥而不被容纳，但士人舆论却更加归附于他。

译等到他在尚书省任职时，御史极力诋毁他，使他离去；然而人们仍然知道公是一代大儒，可见公论是这样不可掩盖。可见公论是这样不可掩盖。公留下的文章有一百多卷，嗣孙十分贫困，亲手抄录，想把它流传给后世。还没有抄完，于是先辑录外制数百篇，嘱托 我为它作序。公的文章，本来就是天下人所愿意看到并取法的。我还没有成年时，公经过先少师那里，我每次都能出来拜见并侍立在旁，受到公的 教诲，距今竟已有七十多年了。幸而我还活在公之后，能够评论并为公的文章作序，也算幸运了。我听说文章以气为主，出仕或退处都无愧于心，气 于是不会屈服；韩愈、柳宗元也不能超过他，这是世人所知道的。公从政和年间直到绍兴年间，经历的世事变故很多了，但到老仍坚持操守，一点也没有在权 贵面前屈服，也不依附当时的舆论来苟且求得任用。每当谈到敌虏、谈到叛臣，就一定愤怒地握紧手腕、瞪裂双眼，显出不愿与他们同生于世的意思。士大夫稍微 有退缩的，他就总是严肃地斥责他们，像对待仇敌一样。一时之间的士气，因此振作起来。如今看他的制诰文辞，也可以大致看出来。公名崧 卿，字子骏。啊，真是贤德啊！开禧元年九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宝谟阁待制、致仕、山阴县开国子、食 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陆某谨慎作序。《闻鼙录》序 元丰初年，设置武学，先太师兼任三馆判学事。如今武学的制度规模，大多出自公；策问也都载在他的家集 中。一百多年以后，我的侄子朴作《闻鼙录》若干篇，论述孙武、吴起的遗意，想把它献给朝廷，并且请求我为它作序。我 既懦弱又年老，并不是懂得军事的人。朴为国奋发自强的志向，也是我感到惭愧的，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开禧元年十一月丁卯，陆某作序。《周益公文集》序 上天降生人才，本来就各不相同；而文人的才华尤其有差异。若要让他起草诏册、制定诏命，陈述谋略、奉行议论，就一定要给他宏富、深厚、贯通、温厚、典雅的才华，并把他安置在帷幄中参与机密政务的位置上。所以他的地位和才华常常相称，这样他的文章才足以记载非同寻常的事情，阐明难以譬喻的旨意，文饰政事制度，使天下受到感化；书写在黄麻上的诏书、镂刻在白玉上的文书，收藏在金匮石室中，这可以说是盛大了。所以他的地位和才华常常相称，这样他的文章才足以记载非同寻常的事情，阐明难以譬喻的旨意，文饰政事制度，使天下受到感化；书写在黄麻上的诏书、镂刻在白玉上的文书，收藏在金匮石室中，这可以说是盛大了。至于若要让他阐明道德的本源，揭示天地的奥秘，广泛推及鸟兽虫鱼草木的情状，那么给予他的才华也一定雄浑卓异，能够穷究幽深、极尽细微；又让他远游偏僻之地，受到排斥、摈弃、疏远，使他在磨砺和困顿中，濒临寒冷饥饿，以充分发挥他所蕴藏的才华。至于若要让他阐明道德的本源，揭示天地的奥秘，广泛推及鸟兽虫鱼草木的情状，那么给予他的才华也一定雄浑卓异，能够穷究幽深、极尽细微；又让他远游偏僻之地，受到排斥、摈弃、疏远，使他在磨砺和困顿中，濒临寒冷饥饿，以充分发挥他 所蕴藏的才华。所以他所赋有的才华和所处的地方，也仿佛是造物主有意安排在其中一样。即使当时不被任用，也自然足以流传后世。这两种情形，造物主难道真是有意安排的吗？也只是事理的自然如此，古今都是同一个道理。大丞相、太师益公，从少壮时起，凭进士和博学宏词两科接连登第而起家。没过几年，就历任太学、三馆。我 正是在这时同他结交的。当时固然有许多豪杰俊秀、不同凡俗的人，然而一落笔立论就能震动满座，使没有人敢于触犯他的锋芒的，只有公一人。中间虽然一度被斥退，但玉烟、剑气和三秀之芝，并不是穷山腐土所能埋没的；他又重新出现在当世，充分发挥文章、礼乐的作用。他卓绝一世、独立不群，于是登上宰辅之位。虽然离开了起草诏书的职位，但大诏令和典册，孝宗皇帝仍然特意交给公办理。唉！圣明君主的 心意，也像造物主一样，并不是偏爱公而给他富贵。大概官位高、责任重，而且不能达到极点、不能长久，就无法充分发挥公的才华。公去世一年多以后，公的儿子纶把公的遗文题为《省斋文稿》，嘱托我为它作序。公在位很久，崇高的议论、宏大的 谋议，丰厚的功劳、伟大的业绩，显现在朝廷，并流传到夷狄之地的，哪里数得清呢？我只评论他的文章，是因为墓上有碑，史书有传，不是 这些内容本应在文集序言中提到。开禧元年十二月甲子日，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致仕的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陆某谨慎作序。《宣城李虞部诗》序 宣城作为郡，从晋、唐直到本朝，地位和声望一向重要。来这里任太守的不知有多少人，但在风流吟咏方面，谢宣城实在是其中的第一人。出生在这里的人有多少呢？而在歌诗方面恢复古风，梅宛陵独自成为其中的宗师。这两位公，大概都将和敬亭山一样永不磨灭。因此 宣城的士人多擅长文章，而五言、七言诗尤其擅长。唐代有李推官，以诗名闻当代。他家中流传下来的遗诗有数百篇，据 诗作考察，大概和皮日休、陆龟蒙同时吧。自李推官以后，世世代代都有人以能诗著称。元丰年间，有虞部公作诗更加精工。李推 官的诗清新警拔，极尽锤炼之妙；而虞部则在构思立意上宏放简远，出自宛陵。像刘子骏的文学，不能完全和他的父亲相同，评论者也不能判定二人优劣。我从虞部的曾孙、临海太守兼那里得到他们两代的遗稿，兼字孟达。孟 达本来就是诗人，大概承继两位祖先的渊源而能够不使他们惭愧。李推官、虞部的家世、名讳、字号以及他们的学术、品行、政绩，大概各自见于墓刻和家谱，我只记述他们的诗。开禧三年六月丙午，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致仕、渭南县开国伯、食邑 八百户、赐紫金鱼袋陆某谨慎作序。《曾裘父诗集》序 古人论诗说“诗是表达志向的”。得志而把它表现在言辞中，像皋陶、周公、召公、尹吉甫，本来就是所谓的志。若是遭逢变故、遇到谗毁，流离困顿、憔悴不堪，自己说出不得志，这也是志。但能够感慨激愤、悲伤忧时、哀怜自身，寄托情感于事物，使人读来至于叹息流泪，本来就很难。至于安于时势、顺处境遇，超然置身事外，不因得意而自夸，不因挫折而沮丧，不诬蔑他人，也不怨恨，发而成为文章，冲淡简约而意味深远，使读者忘掉声名利禄，冥然忘却得失，仿佛见到东郭顺子，悠然之间心意消解，这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至于安于时势、顺处境遇，超然置身事外，不因得意而自夸，不因挫折而沮丧，不诬蔑他人，也不怨恨，发而成为文章，冲淡简约而意味深远，使读者忘掉声名利禄，冥然忘却得失，仿佛见到东郭顺子，悠然之间心意消解，这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像我临川曾裘父的诗，大概差不多达到这种境界了吧？我在绍兴己卯、庚辰年间，才在行在认识裘父。从此多次见到他的诗，他的修养越来越深，诗也越来越精进。等到 我来到临川任职时，裘父已经去世了。我想求得他的遗稿，却承蒙恩召回朝，直到今天仍以此为遗憾。友人赵去华、字彦禾，又把裘 父的《艇斋小集》一并寄来，说：“希望你写几十句话作序。”然而裘父得意而足以流传的作品，大概不止这些。遗珠弃璧，识货的人都会感到惋惜。去华任郡博士，如果还能广泛访求，就稍微增补篇帙，料想并不十分困难，冒昧以此请求。裘父名季狸，曾同建炎年间渡江的诸位贤人交游，尤其受到东湖徐公的赞赏。嘉定元年二月丁酉，山阴陆某作序。去华任郡博士，如果还能广泛访求，就稍微增补篇帙，料想并不十分困难，冒昧以此请求。裘父名季狸，曾同建炎年间渡江的诸位贤人交游，尤其受到东湖徐公的赞赏。嘉定元年二月丁酉，山阴陆某作序。裘父名季狸，曾同建炎年间渡江的诸位贤人交游，尤其受到东湖徐公的赞赏。嘉定元年二月丁酉，山阴陆某作序。

译《送岩电道人入蜀》序 王衍一生沉溺于富贵，却以自己嘴里不谈钱财而自我标榜。岩电本来是张氏的儿子，施药并为人相面，不收别人一文钱，却 自称姓钱，以诙谐来玩弄世人。古今相反竟有这样的事。忽然来告诉我放翁，说将要向西进入蜀地，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他日 到了青城、大峨、雾中、鹄鸣等名山，见到孙思邈、朱桃椎、张四郎、尔朱先生、姚小太尉、谯天授、尹先觉这些人，有人问起放翁是否安好，就可以拿出这卷文字，彼此相视一笑。《邢刍甫字》序 《卫诗》赞美武公的德行，有一章说：“看那淇水弯岸，绿竹茂盛。”结尾说：“有文采的君子，终究不可忘记啊。” 淇水是大河，看见淇水便想到武公，这还可以说得过去；王刍、矹竹只是微小的草木，也能一看见它们便想到武公，那就是思念到了极点。这 就是所谓“终不可谖兮”吧？我的朋友邢子名叫淇，请求我为他取字。我回答他说：士人出仕，能够使一个国家、一个 邑的百姓安于他的政令而没有怨恨、憎恶和讥讽，已经很难了；何况看到他的乡里还会叹息追慕，这难道不是更加困难吗？如今卫国人对于 武公，看见他的土地就想念他，看见他的草木就想念他，看见像王刍、矹竹这样微小的草也想念他，何况遇到他的子孙，又将会怎样呢？别人不忘记我，对我又增加了什么呢？然而能使人不怨恨、不憎恶、不讥讽，又叹息追慕，长久而不忘，必定是因为有 所成就。因此做士人的对此不可不知道勉励。我请字你为刍甫，刍甫，你要勉励自己。出仕而使一个国家、一个邑的人不 忘记你，与人相处而使乡里、同党、朋友不忘记你，大家共同记述你的行为作为法则，传述你的言论和旨趣，诵读学习并以行善自勉，难道不是 美好的事吗？嘉定元年四月己未，山阴陆某作序。《曾温伯字》序 尧、舜离我们今天已经很远了，他们的话流传到今天的大概很少，只有“正直而温和”和“宽厚而严肃”的话又出现了。正在那个时候，教化 所及的地方，人才所仰慕的，都是像夔、皋陶所说的全德之人，这难道是告诫他们德行还不够吗？到了商、周之间，才有人得到圣人的 清明，圣人的和顺。清明近于正直，和顺近于温和，于是已经分成两种德性了。像汉代汲黯侍奉君主从不隐瞒，天下人称他正直，然而距离古代那种全德，又更加遥远了。赣川曾君黯，当他进入家塾时，祖父大卿公采用苏子由、张芸叟给 子孙取字的惯例，给他取字温伯，大概是用古代的全德来教诲他。虽有其中的意义，却没有说明它的言说。温伯请求我说：“希望您能加以补充，以完成祖父的心意。”我感慨地叹息说：“从大卿到温伯，嫡系三代相传，德行也能够相似，他大概是有条件承受这番教诲的。” 我哪里敢推辞。嘉定元年五月辛酉，山阴陆某作序。《天童无用禅师语录》序 伏羲画出一画，揭示了天地的奥秘；迦叶一笑，完全传承了先佛的宗旨；净名一默，曾点一声“唯”，庖丁解牛的一把刀，轮扁制作车轮，临济的一声喝，德山的一棒，妙喜的一根竹篦子，都处在同一个关节上，只可惜缺少有人承当。伏羲画出一画，揭示了天地的奥秘；迦叶一笑，完全传承了先佛的宗旨；净名一默，曾点一声“唯”，庖丁解牛的一把刀，轮扁制作车轮，临济的一声喝，德山的一棒，妙喜的一根竹篦子，都处在同一个关节上，只可惜缺少有人承当。天童无用禅师大概就是卓然能够承当的人。若没有见到妙喜的大事已经完成，哪里会有把住山说法的话语可以累积编入简册呢？放翁说，如果不把它投入水火焚毁，就没有正确的处理办法。只有韩退之所说的“烧掉他的书”，说法稍微痛快一些，但又恐怕韩退之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五百 年以后，这番话大为流行，才知道无用与放翁原来是同一参学之人。嘉定元年秋九月丙辰作序。五百年以后，这番话大为流行，才知道无用与放翁原来是同一参学之人。嘉定元年秋九月丙辰作序。《陈长翁文集》序 汉代的文章，还留有六经的余味。到了建武中兴，礼乐法度灿然如同西京时期，只有文章顿然衰落了。即使班孟坚也已经不能望见太史公的淳厚深沉，崔瑗、蔡邕晚出，文章于是跌入卑弱，识者也只能屡屡叹息罢了。我宋经历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虽然处境艰难、颠沛流离，文章却一点也没有衰落。得志的人掌管诏令，功业垂于金石；流落而不得志的人，排遣忧愁、舒解愤懑，发而成为诗骚。和中原盛盛时期相比，都大致可以无愧，这可以说是盛况了。久而久之文风渐微，有的人把纤巧琐碎、割裂支离当作文，有的人把卑下鄙陋、粗俗浅近当诗，后来的年轻人有时随之改变却自己并不知道。正在这时，能够处身今日而实行古道，卓然挺立在衰颓文风之外，像我的长翁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呢？他的儿子师文来请我为长翁的文集作序，我于是把自己的感叹寄托其中来安慰他的儿子，也用来安慰地下的长翁。长翁是高邮陈氏，名造，字唐卿。嘉定二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陆务观作序。长翁是高邮陈氏，名造，字唐卿。嘉定二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陆务观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