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三刑政四治狱上

译批驳案件，不过是徒具文书形式罢了。为什么呢？因为依据成例来论定人的罪责，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分辨人的冤屈；而通过审察五种供词来公平听取双方的陈述，即使是狱吏也能昭雪人的冤屈。这就是于公之所以能超过陶恭的原因。这并非明智与昏暗的区别，而是见闻不同的缘故。如果州县有冤案，廷尉不可能没有冤案；如果州县没有冤案，廷尉自然也就没有冤案。近来的法令规定，州县的刑名案件，专门责成刑官秉公定案，年终奏报，如果有差错，按照次数参劾处罚，永远作为定例。这确实是皇上洞察幽微隐秘的深意，本来就已经超越虞舜而达到更高的境界了。况且案件没有比强盗和人命更重的，而关于人命检验的说法，千头万绪，最难彻底查究。近来检验的弊端，是由于问官不亲自体察研究，而仵作和胥吏，因此得以行其奸诈。案件尚未定论时，他们罗织罪名加以陷害；等到受到严厉驳斥时，又用饰词来抵赖，用文辞来证实。或者明明知道其中有冤，却因拘泥于旧案而不敢直言的情况比比皆是。唉！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拔一根头发就会心动，碰一根手指就会变色；而对于百姓，检验时却厌恶而不亲近，初次审讯时则主观臆断而多写文书，复审时又瞻前顾后而不揭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即使有一两个有心的人，也苦于没有方法，导致死者的冤屈不能伸张，否则生者的冤屈不能昭雪，而问官的冤屈，也以至于连死者和生者都无法解脱。我私下为此感到痛心。在刑部任职数年，每当移送案件时，未曾不反复推敲，寻求没有可生之路的，然后才给予死刑。而对于检验尤其兢兢业业。曾经拿疑难的各种说法，向共事的人请教，大多不了解其缘由。于是感叹检验的说法被埋没于世已经很久了。于是我不揣固陋，取所藏的《洗冤录》、《平冤录》、《无冤录》、《结案式》等几种书，进行参订并汇集。大体以《洗冤录》为主，不同的地方则在下书别录中加以区别，相同的地方不重复书写。并删去其繁复之处，收录其切要的内容，集成一书，命名为《洗冤录合刻》。使那些被纵容的案件，得到此书而死者的冤屈得以洗雪；那些被冤枉的案件，得到此书而生者的冤屈得以洗雪。冤枉者和被纵容者的冤屈得以洗雪，而问官的冤屈也就没有不能洗雪的了。由此而合并州县的无冤，以成就廷尉的无冤，对于好生的德意和刑名的职任，或许能有一点小小的补益吧。至于集中未尽之言，疑似之处，异同之辨，尤其在于临事者神明其意，不可以一概而论。这是作为例言。

译甘州审理案件偶记

黎士宏

仁义礼智，人性中本来都具备。只是被嗜欲所蒙蔽，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加深。就像火藏在石头里，不敲击就不会迸发；泉水在山下，不凿开就不会流淌。终究不能说石头里没有火，山下没有泉水。记得在甘州时，有一对兄弟白发苍苍却互相诉讼，我心里非常厌恶。哥哥控告弟弟种种不法行为，我说：“这应当立刻用杖刑打死。”随即命令哥哥自己行杖，或许能快意你的心。命令差役取来杖刑交给哥哥，他哥哥尽力一挥，简直想立刻打死弟弟。我正心中不悦，所以对他说：“必须打三杖才能了结你弟弟的性命。”弟弟从台阶下忽然抬头望着哥哥喊了一声。哥哥顿时良心触发，急忙放下杖刑上前，抱起弟弟起来。弟弟抓住哥哥的脚，哥哥抚摸着弟弟的背，放声大哭。我也为此流下眼泪。旁观的官吏差役，甚至不敢抬头看。当他们赴诉咆哮时，简直有不可化解的怨毒；即使在他举杖行刑时，也没有见到半点怜惜。问官含怒呵斥，也没有说一句话来解释劝解。只因为弟弟抬头一呼，不知道哥哥从前的怨恨消散到哪里去了。差役府吏，难道都是仁人孝子吗？被他们兄弟所触动，也都含辛落泪。此时堂上没有官吏，两旁没有差役，堂下也没有罪人，只有贤兄悌弟，和蔼仁孝之意，充满庭院。如果人人时时刻刻都有这样的念头和心思，真可以刑罚搁置不用，那距离三代的盛世就不远了。相信孟子所说的话：“如火刚开始燃烧，如泉水刚开始涌出，扩充它，足以安定天下。”无奈不能扩充啊。

请恢复派遣恤刑官员的奏疏 康熙十六年

御史陆祚蕃

刑狱之事，尤其关系到百姓的性命，也就是上天垂察的地方。感应之理，非常明显且迅速。如果确实能使狱讼不滥、刑罚不冤，远近内外，共同沐浴在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吉祥自然到来，灾祸自然消除，唐虞三代的盛世，不难达到。近来因为天气亢旱，特别派遣大臣将三法司已结的重案，详细审理，务必使情理与法律相协调，有冤屈必定申雪。审理刚进行，甘霖立刻降下，精诚感动上天，神速如此。只是直省的重案，比起三法司，不止多几倍。那些犯罪的情由，不过是从州县到府再到臬司，多次审讯形成供词，申报给巡抚，就成为不可更改的判决。抚臣也不过是批示臬司、批示府，一驳再驳，一审再审，就成为已定的判决书。其中平允的固然很多，难道没有因为事务繁杂而产生疏忽，案情隐晦而不再推求的情况吗？难道没有不肖的官吏，或者因为贿赂而随意出入罪名，或者顾念情面而轻重倒置的情况吗？虽然有三法司的审核拟罪，但供词册籍中的口供，未必都是各犯人的实情，又怎能亲自审讯他们的情词，从而为他们开释呢？一个人蒙受冤屈，也足以向上干扰天和，向下摧残民气，这都是圣主应当恻然动念的。现在皇上奉行天道，恩惠百姓，既然施行了旷世的仁政，就应当立即特别举荐恤刑之遣，分派到直省，将所有已结的重案一一详细察验。不要仅仅拘泥于成案的口供作为断案依据，不得顾及原问官的意见而犹豫不决。亲自审讯各犯人，察验他们的言辞神色，有无冤抑，细细推敲。如果确实有值得怜悯或可疑之处，就查明情况，开列事由上奏。这样天下就没有冤民，而皇上的恩泽就遍布宇宙了。至于应差的人员，向来使用刑部司官，臣请求更加精选，必须是公正廉洁、明察秋毫、才识素著的人，才能洞察隐微，昭示圣德。臣还有请求：派遣官员察审，是国家暂时施行、不常有的恩惠；敬慎狱讼、明正刑罚，是法吏经常不可改变的职守。现在各省依次平定，海内渴望治理正迫切，正应当加意安抚，培养元气。恳请皇上用天语申饬中外大小臣工，凡是有刑名职责的，务必都奉法秉公，仰体皇上省刑恤民之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有冤屈必定申雪，情理与法律相协调。这是臣又希望在矜恤之中，存有修省之意。这样，民心和谐快乐，上天降下福佑，水旱灾害没有听闻，盗贼不作，亿万世享受太平无疆的福气了。

慎刑七条疏 顺治十年

刑部侍郎龚鼎孳

近来正值皇上反省自身、征求言论，甘霖立刻应验，一时上天之心与君德感召非常微妙。但是侍奉上天在于实质而不在于文饰，修养德行在于恒常而不在于暂时。恭敬地就职务掌管的切要之处，列举为七件事。第一，定罪贵在依照法律。治理刑罚的人有法律，就像制作音乐的人有钟吕，分毫不能差错。如果舍弃法律而不遵守，将会轻重任意，人们无所适从。汉代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是这样，却加重它，这是法律不被百姓信任。”请求从今以后申饬各衙门，审讯拟判大小狱情，一律依照本等律文，确切议定上奏，不得舍弃律例，单独定罪。至于死刑、流放等大狱，动不动关系到圣德，尤其应当再三详细审察，使天下人明白用法的意思，大概出入没有过失，视听不混淆。第一，断案贵在得知实情。曾子说：“如果得知实情，就哀怜而不欢喜。”得知实情尚且哀怜，哪有疑似揣摩可以作为定论的呢？近如杨大用等一案，一经皇上睿照，都颂扬好生之德，就知道即使不承认，也不可立刻处以重典了。请求从今以后申饬，狱情

译虚实。各衙门务必反复推究详查。如果罪行确实虚假，就迅速为其申辩昭雪，以照亮被掩盖的冤屈；如果罪行确实属实，就彻底追究根源，以确立铁证。不要持有模棱两可的说法，务必归于“五听”的公正。情状与罪行既已真实，自然不会有冤屈和滥罚。这是第一，司法审查的规矩应当确定。

十四司的官员，满汉同时设置，原本期望同心协力商讨，共同砥砺公平，使案件没有隐藏的实情，官员没有荒废的职责。近来看到大小案件的情状，在回堂汇报时大多只有满文而没有汉文。在满洲同堂的各位大臣，虚心公共济助，事事与我们参详。然而仓促间片言只语，是非立刻判定，本源末节或许来不及深入剖析，底案也无从备查。至于重大事情，又多从满文翻译出汉文。在讯问审讯的时候，汉司官未必心里明白。等到案件已经形成，罪名已经确定，虽然想在一旁进言，却苦于为时已晚。为什么满司官独自辛劳，而汉司官独自安逸呢？

请求从今以后，一切狱讼，必须先从满汉司官共同质询，各自注明切口词，呈堂复审。判决既定，或拟罪，或释放，我们即将审过的情节，明确注明在口词之内，交付司衙存案，以备日后稽查。其有事关重大，偶尔从满文翻译出汉文的，必须仍然引用律招，我们再加看语，然后具题。事情因斟酌而没有差错，文书也精详而可以遵循。这是第二，决囚的制宜谨慎。

按照会典，死罪临决，须三次覆奏明白，然后加刑。又有一重囚三次覆奏完毕，仍请驾帖下锦衣卫，监刑官领校尉诣法司，取死囚赴市。又有一赴市曹称冤者，都令覆奏。罪行虽应死，尚且曲折顾虑其或许冤屈，在生路尽绝之时，曲加矜恤拯救。所以周书垂服念之文，唐制着五复之命，凡是怜悯人命而重视死刑。

请求参稽典制，取决重囚，必须仍然从该科佥发驾帖，将应决人犯名姓，逐一注明。其有情罪失当者，允许科臣应时执奏。驾帖既出，照例会集御史等官，公同监决，仍酌行复奏之法，以保全万一之仁。使断案者更加务求详明，死者可以没有遗憾。至于强盗土贼，赃证明确，及当时见获者，照例即决外，如赃未明，招扳续缉，涉于疑似，有不妨再审之条，稍示迟回，期望没有枉抑。这是第三，流徙的法宜斟酌。

笞杖徒流斩绞，具在律文。而流罪之中，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之分，就本犯原籍，计道里之远近，为佥发之轻重也。查大清律开载，有流无徒，惟向来隐匿逃人一，有流徙边远字样，业蒙圣慈浩荡，改从宽政，人庆更生矣。近见特恩免死，间有流徙盛京地方者，此固皇上法外之仁，亦罪人望外之幸。然在圣明曲垂三宥，间一行之，以示解网之殊恩则可。若臣等问刑衙门，持此以定人之罪案，则非律之初意也。

且盛京为圣朝发祥之地，卜年卜世，亿万载王气所首锺，一旦令罪人杂处其间，丰镐神区，有郁结未舒之情，非所以迓天庥也。请自今以往，除特恩免死仰听圣裁外，其余臣民罪应下死刑一等者，仍比照律文，引律例遣戍，分别烟瘴边远附近等项，一以罪人原籍为断，勿轻拟流徙盛京。庶律与罪符，而太和长在根本矣。这是第四，词讼之案宜清。

法司衙门，为皇上秉持天宪，京畿十四省狱情，咸取裁焉。案牍至为烦冗，非精心详酌，未易胜任也。近见畿辅一带，凡有争讼事涉满汉关连者，向刑部质成。臣谓有司不许擅责，以遵奉明旨。而督抚者则朝廷封疆之大吏，且皆从龙之旧人也。岂有身当节钺之寄，法行吏民之上，而田野勃谇之细故，一切不得与闻者乎。

译请趁现在斟酌商议。凡是涉及满汉双方的案件，除人命、强盗等重案照常送刑部质审外，其余一切争讼小事，应由州县官解释的，就立即解释；不能解释的，据实上报督抚，共同审明后判决。因为耳目相近，谁敢偏私？往返不劳，不妨碍耕作。用旧人治理旧人，最为公正；由大吏代替地方官，最为慎重；重大案件详审而细小案件略办，最为公平。这实在是为了国家崇尚大体，不仅仅是为了减少臣部繁杂的诉讼而已。

第一，收赎的条例应当施行。《周礼》有三赦，年幼、体弱、年老之人，都可以减死。律令规定，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患重病的人，杀人应判死刑的，拟议后奏闻，由皇上裁决。盗窃及伤人者，也可以收赎，其余都不追究。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即使有死罪，也不加刑。又规定，凡是谋反及大逆罪，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的人，年龄在十五岁以下的，发给功臣之家为奴。义理尽致，仁德至善，法律如此完备。请趁现在申明，有罪犯重大、应连坐家属的，就分别老幼及患重病者，据实上请，依律判决。在明确刑罚、整肃法纪之中，寓含下车泣罪的仁德。巨奸既不会因法网疏漏而逃脱，天威也不会穷尽于株连无辜。这样百姓才会敬畏法律，世间才能达到吉祥安康。

《申明三法司旧例疏》顺治十年 大理寺卿魏管

我私下认为，自古帝王，没有不把谨慎用刑、敬重狱讼放在首位的。考察古代设立官职，六卿分职，各管一事，司法部门唯独设立三个衙门，因为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而独断可能会造成偏颇，听取多方意见才能详尽周全，大概不至于因一时偶然的错误，留下日后的悔恨。我曾考察大理寺一职，与刑部、都察院的职掌不同。刑部、都察院都是问刑衙门，大理寺则是取他们所问的案件进行平反。这记载在《会典》中，关于大理寺的事务，除恤刑、热审奉有明旨，钦遵在案外，大略是问刑衙门凡是已成招供奏请定案的，连同犯人和卷宗，送大理寺复核。如果情真无词、罪名符合律法的，具奏按议施行；如果有罪不符合律法，中间招供未明的，依律驳回，再拟再问。而月报有限，照驳翻异有两次，大理寺押署平允，才执行判决。所以，持天下公平的是刑部，执法纠正的是都察院，辨理冤枉的是大理寺。所以决囚必差御史，恤刑则遣大理寺官，这其中的意义本来就很明显。现在大理寺虽然位列法司之末，但“平反”二字，向来未曾申明。我承乏此任，正值下诏清理狱讼之时，会审一次，看议的不下一两招。看议者大都在已成之案上写下看语，会审者也在片刻之间集合众目。《尚书》说：“不蔽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干旬时”，确实是谨慎啊。用成章累牍的案件，凭片言决疑信；两造无稽之词，听供招于纸上。刑部拟判确实没有不明允之事，但我却未尽了然于心，这是我非常恐惧的。近来见刑部覆奏有三法司均列看语的，这不是设官立法的初衷了。现在详细考察典故，恭请圣裁。凡是奉旨该部知道的，自应刑部直接回复；如奉旨下三法司，及至死罪者，似乎应当举行旧典，以完备一王之大法。然而我还有话说，久旷的典制，骤然举行容易惊骇。说到番驳的条例，恐怕涉及掣肘的嫌疑。更祈天语申饬，各矢虚公，我衙门不得苛举生事，刑部都察院不以异同为嫌，共同体恤钦恤之心，仰成刑措之盛，国法民生，未必没有小补。

《清理庶狱五条疏》顺治十年 刑部侍郎卫周祚

皇上近日下求言之诏，停刑减狱，中外洽鬯，甘霖沛然，这都是尧舜如天好生之仁，有感必应，应当奸慝格化，政简刑清了。然而愚民作孽，重案接连而至，囹圄未能空虚，缧绁犹然载道。我每次录对，都感到伤心惨目。何况我忝列司寇之席，怎敢不仰体圣人泣罪解网之心，以佐平允之治。谨就职掌，列为五条，为我皇上陈之。

第一，清理钦件之法。我部京案易结，外省详文有积至数年者。我阅招详，见有事未结而报监毙了。果系重犯，死不足惜；倘属连累，冤屈难伸。这都是承问衙门玩愒岁月，缓视刑狱，以致圜扉冤滥，人命草菅。我认为我部宜置钦件簿，每抚臣一扇，用我部之印钤之，将奉过的钦件簿十四扇，用堂印钤之。前件下，即开承问司官某日抄到，限某日审结，行外着开曾催几次，每月得以稽勤惰而别贤否，庶乎积案头绪可考矣。

第二，矜土贼之案。我部大案，人命强盗，俱有证佐，矜疑者少。惟土贼一案，每起至有数十人者。初解部审，或系县文，或系清字，总未成招。我认为土贼当场孥获者，必无冤情。惟展转攀诬，或借良民以缓狱，或挟私仇以报怨。一经贼诬，虽

译没有赃物证据，必定没有存活的道理了。贼情如果确实，即使杀一百人也不算多；稍有冤屈，错杀一人就已经是失误。臣认为应当派遣城守章京，凡是押解土匪，就近会同该道台，略作删节形成供词。那些没有章京的地方，该州县也务必由该道台略作删节上报刑部。如果确实是无关人员被牵连诬告的，就立即释放，不必押解到刑部。这样真正的贼人不会漏网，而善良百姓也能安心睡觉了。

一是严格诬告的法律。京城是四方杂居之地，奸诈之徒众多，挟制抓捕，视为平常。诉讼案件繁多兴起，都是由于这类人。臣常见旧案，有告御状却又逃跑的人，明显是心虚害怕获罪。就连前日恶棍杨大用，侥幸得到宽大的典制，实在是获得了非常之恩。臣认为今后有这类奸诈之徒，应当严格执行诬告加等处罚的法律。这样在京城之下，善良百姓和商贾都能安居乐业了。

一是推广赎刑的制度。臣查阅《会典》，杂犯死罪，以及笞刑、杖刑、流刑、徒刑，都有收赎的条例。有俸禄的人和无俸禄的人，情节可怜悯怀疑与情节不可怜悯怀疑，所以设立赎法以推究情理。现在赎刑的罪行，在外地实行的多，在京城实行的少。这是四海之内蒙受恩惠的人众多，而在京城受到法外仁爱的人却很少。况且用金钱作为赎刑，从尧舜时代就已经这样了。臣认为今后臣民有流徙等罪行，除首恶不赦外，如果确实可怜悯怀疑的，就准许收赎，不要直接遣发。这样能够培养世代的忠厚，而风俗就会大大改变了。

一是援引八议的条款。历来论断过失必须先推究功劳，申明法律尤其在于顾全体面。何况开国承家，一时追随皇帝的贤才，有功在国家的人，有出谋划策的人，一概与同辈论罪，不是法律的公平。臣认为有人臣犯罪，除大恶不道外，其余得以八议原宥的条款，开列上报请求，实在是为了尊崇国家体面而尊重朝廷。

以上五条，臣在刑部谈论刑罚。总之疏通滞塞，宣扬幽隐，体恤宁可失于不经之仁，铲除邪恶，迁善改过，成就刑期无刑的教化。如果有可采纳之处，祈请敕令刑部议覆施行。

译请求停止部院驳查以节省繁杂扰民的奏疏 康熙八年

御史高尔修

臣在康熙七年正月间，捧读皇上谕旨：部院衙门，所有事务，应当完结的，不立即完结，驳查拖延，处分条例繁多，任意轻重，以致属员及笔帖式，与书吏乘机作弊，也未可知。若有此类情况，即指名参奏，治罪示惩。钦此。仰见皇上清理政务的深切用意。臣愚以为政务中最重要的，无过于刑名和钱粮。或许因为款项不明，支解不清晰，势不得不驳查以求清楚。至于刑名则不是这样。臣担任刑部官员，将近五年，每见督抚因畏惧法令，凡遇重大案件，无不详细谨慎地参勘，层层批驳，亲自提审当面质对，然后形成供词上奏。实在是担心有一丝疑点，而忧虑部臣驳查。偶尔有部院因一两点不协调而驳查的，却未曾见过原本判轻的因部驳而加重，原本判重的因部驳而减轻。如果一经部驳，就能在轻重之间游移，那还依赖这些承审衙门的审判法则做什么呢？这是多一次驳查，徒增一次部覆，徒烦一次皇上的明鉴，而对于本犯罪行的轻重未曾加减。况且恐怕奸恶之徒，自知罪责难逃，反而借驳查开启侥幸的希望，而吏胥作奸，明知推敲已尽，又借驳查打开诈骗的道路。况且各省远近不等，有的限定四五月，有的限定六七月，案中犯人多，往返拘提，拖延时日，牵连拖累，无辜死于狱中的也有。等到上奏覆查到部之日，官员更替，案牍积尘，实在不是清理政务的方法。臣请求从今以后，督抚的审判既已详细，部臣只核查其有无错误。如果有故意出入人罪，徇私作弊的，即指名参处；引律拟罪稍有不符合的，上奏改正，停止驳查。这样案件文书得以澄清，而无辜者也能免于牵累了。

严厉批驳以清理积案的奏疏 顺治十二年

给事中武攀龙

古时候谨慎德行、宽缓刑罚，意图只在于明断公允，而重视期望以刑罚而不诉讼。因为上面堆积大量文书，因而下面有冤民。本源不清，即使忙碌也只是徒劳耗费精神而无益。从前大案停滞，臣有《京详宜复》一疏，已蒙皇上批准，似乎足以疏通其流弊了。还恐怕未清除其根源，其中事件，尚有拖延四五年不结案的。困死株连，都是批驳不慎所导致的。从来盗贼、人命等重大事情，院道不得不批给府厅，府厅不得不批给州县，这是形势所迫。府厅三四次驳查后才详报司道，司道三四次驳查后才详报抚按，这是惯例。此例牢不可破，即使层层上报，旷日费时，也不是一年多能了结的。况且批驳的危害更有不可言说的。或许事情多犹豫，就推卸给后人；情有异同，就模棱两可等待定论。或许暮夜之金可以进入，凭借贿赂作为拖延办理的资本；情面之缘可以借助，借驳审显示公道之大。或许心意先入为主而不顾情理是否恰当；或许想要翻案穷凶极恶之案，而不参考舆论的一致。甚至刻薄攻击作为威严，假借酷吏来发泄忿怒；罗织罪名作为明察，授意旨来助长贪婪。令无辜百姓，饮恨吞声，无处控诉。如《扶风县牛相坤势恶相济害人》一疏中，说抚院摘驳刑厅，刑厅转批经历。想那盗贼是何事，经历是何官，却任情颠倒，致使极冤无处控诉，匍匐到京城。这批驳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恳请皇上下令抚按，将原问刑厅，确切查清姓名，严厉诘问重究，以警戒失职。仍通行申饬，以后凡各省重大狱情，在外问刑衙门，初详批县亲审，其次选择属县中廉明者两三人会审，其次府厅公审。每审供词，一一通详道府司院，令其各出意见，细心查驳，不要沿袭仰候详行的旧例。狱成，全招达部。如有瞻徇，听任科道摘参。这样，即使有势力之家，能得之有司，断不能尽得之司道。而且府州县惟恐听断不明，关系到他们的考核，自有其谨慎之思。而各道司原情比律，极力推敲，也无凭臆率行之理。三招成而上报抚按，凭以入告，只需一个月罢了。其他如经历等官，严加禁止，无使得与刑名，恣意荼毒。那么积案可少结，民命可少苏，其于苏理狱，端本清源之道，庶几得之矣。

缓征宽刑的奏疏 顺治十年

给事中赵进美

私下认为王政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而百姓期待上面的恩泽，没有比刑罚和赋税更迫切的。近来改折清狱，屡次奉到皇上恩谕，海内已瞻仰圣慈。臣更有浅陋之识进言。如钱粮正课，丝粒皆关有司考成，谁肯为民受过。近见江南册报奉旨革职提问诸臣，皆以官役侵欺揶借，蠹国累民，法所当严。但恐新选有司，不体朝廷德意，功名念重，转相效尤，遂以催科为急，追呼敲扑，急如星火。奸役猾书，因势逞威，征求日急，杼轴

译日光虚空。怎能上达我皇上爱民如子的心意呢？臣请求皇上下令给相关部门，严厉告诫地方官吏，设法劝导晓谕，激励百姓乐于缴纳赋税，对上完成国家财政，对下不使百姓受苦。并将那些被革职斥退的官员，以及侵吞欺诈、挪用借贷、超额征收等各种弊端，明确公布告示，颁布到各省，务必使穷乡僻壤的百姓，清楚地知道朝廷剔除弊端、整顿奸邪的大法，地方官吏不敢借口暴敛，安抚养育百姓的政令，蕴含在催缴赋税之中，或许皇上的仁德能够下达到底，残存的百姓不至于再次陷入困境了。至于诉讼，是用来伸张冤屈、平息民情的。审理官员身在地方，原告被告双方都已齐备，有什么困难能早日审结，以避免牵连无辜、长期羁押的痛苦呢？然而阅览各省按察使审明定案、逐件奏报的疏文中，所载的罪行，从初次犯罪之时，有的经过四年五年案件才定下来。像山东按察使冯右京，钦奉恩诏，上疏开释张有成，其中说事情属于捕风捉影，各被告都已死亡，只有张有成奄奄一息在狱中。已死的不能从九泉之下复活，现存的应当急忙予以开释。于是奉到失入人罪各官着查明议处的旨意。推及其他省份，难道能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吗？而各省所报正犯未经判决先已死去的，如刘廉玉、沈一等，又接连不断地上报。正犯先已死去，既使国家法纪未能伸张，倘若其中有牵连冤屈诬告的，更是无辜可怜。臣请求皇上用天语申斥各处巡抚按察使，转行审理刑狱的衙门，从今岁遵旨清理之后，凡大小刑狱，无论下发处理还是自行审理，必须迅速勘验结案，不得像以前那样拖延，以致连累百姓性命。按察使逐件定案奏报的疏文中，审理官员呈报详文，必须明确列出初次告发、批审、驳审、定案的年月。如果有拖延太久的，外地的督抚可以据此纠劾，内地的部院科道可以据此参驳。或许各官府对上敬畏法令，百姓性命不至于被视如草芥，对我皇上好生之仁、感通帝王的诚意，不是小小的补益啊。

译关于清理狱讼、减轻刑罚的奏疏

周清原

近来因为京城春雨偶尔失时，以致牵动皇上圣明的忧思，屡次垂示咨询并加以警戒。臣反复思考，只有刑狱一事，关系极为重大。虽然宽恤的法令，屡次颁布施行，但关系到人的性命，不嫌过于慎重。根据臣所见的几条情况，有的法令因历时久远而逐渐松弛，有的弊端因沿袭而未加革除。似乎应当在已经禁止或已经施行的法令中，再次申明并推广。谨一一陈述如下：

一是仓铺的滥禁应当永远革除。凡是内外审理刑案的衙门，设有监狱，原本是用来拘禁重刑犯人的。案件中牵连的人犯，情罪稍轻的，准许取保释放，不得一概滥行拘禁。这已是定例，无可再议了。但查各府州县，在监狱之外，又设有仓、铺、所、栅、店等，各处地方名称不同。名义上是将犯人暂时寄放在公所，实际上却是高墙严密拘禁，戴上手铐脚镣，巡逻防守，与监狱毫无二致。况且监中的重囚，经过上司稽查释放，还有定期。只有这些被拘禁在仓铺的人，操纵权全在地方官手中，勒索欺诈任由胥吏役卒施行。甚至有被淹禁数年，死而后已的。不肖官员，凡是遇到殷实可榨取的户主，以及地方的老仇人，或是有权势豪强嘱托的，都一概填入其中，作为恐吓报复的地方。倘若遇到清廉明察的上司，偶尔稽查，就诡辩说是暂时寄放在公所。违例虐待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愚以为，此后各府州县除监狱外，一切私自拘禁的地方，似乎应当命令全部拆毁。这样贪婪残酷的坏人，就无处施展他们的陷阱了。

二是枷杖的制度应当命令统一。查定例记载，竹板长五尺五寸，大头宽二寸，小头宽一寸五分，重量不超过二斤。枷重二十五斤。判处杖一百的，折责到四十板为止。说这类情罪稍轻，原本不是徒刑、流刑、斩刑、绞刑那样严重，不过是为了让他们感到痛苦耻辱而知晓警戒罢了。然而酷吏逞刑立威，枷有重达百余斤的，板有重达十余斤的，大头宽四五寸，连根带须的。甚至有任意敲扑到五六十板的，或连日多次责打，责打后即戴枷的，或戴枷后强迫跪立的，或轻小事情，戴枷达数月之久的，或戴枷犯人患病，竟不释放医治，漠视致死的。这些受刑的人，狼狈的样子，无异于徒刑流刑；性命的危险，更比斩刑绞刑迅速。而官员却直接视为常刑，毫不介意。臣愚以为，此后大小衙门，除定例记载某罪用某枷，仍照旧遵行，或免死减等的各种犯人，仍酌情使用重枷，遵照定例期限外，平常所用的枷杖，似乎应当命令全部遵守定制，不得逾越分毫。至于责杖的数量，不得超过四十；戴枷示众的期限，也不得超过十天。责打后三天内不得再责打。应当戴枷责打的，都在枷期届满时进行，不得先责打后戴枷。戴枷犯人有病，立即保释医治，不得漠视致死。倘若不遵守格式、超过期限的，按照事情轻重，酌情给予处分。这样法令更加可信，刑罚也就公平了。

三是夹棍的滥用应当申明禁令。查定例内，只有谋反等十恶，以及真犯死罪及命案、盗案、棍徒、蠹吏，才应用夹棍。也只允许督抚、按察使及地方正印官酌情使用。说小事不可滥施，闲散官员不得擅用。但查前述所犯，都属于情罪重大。在下级官员既遇到这类案件，就应当通详上报院司了。无奈州县官相习成风，凡是遇到自理的词状，不肯公正推勘，辄用夹棍严讯。究其事情轻小，隐匿不报。又如学官、盐官、关差，都不是审理刑案的衙门，他们的衙役多系市井膏粱子弟，不懂用刑的次序，每致受刑的人，终身废疾。又有一种残酷的正印官，遇到应当用夹棍的事件，将犯人种种凌虐，或夹在阶下，另理别事，甚至直接退堂，终日不放的。并有明知律例，而恣行威福的，或将一人连夹七八次，又夹及膝盖的。凡此等类，都属于非刑。臣愚以为，此后似乎应当命令地方正印官，非遇通详上报的事件，不许用夹棍审讯。大小衙门应当用夹棍审讯的事，不许在刑外加刑。至于学官、盐官等，遇到应当用夹棍的事件，似乎应当发往审理刑案的衙门审理。倘有违犯，定议如何处分。这样残忍的官员，有所顾忌，而小民不至于横遭荼毒了。

四是代刑的恶习应当严惩警戒。江浙是财赋之地，有司专门以钱粮为重。那些有事催缴赋税的，往往以敲扑从事。于是有一种无赖之徒，专门受雇代受责打。凡是遇到比较日期，就呼朋引类，或顶替催差的差役，或代称花户，或趁官长昏倦之机，就换装重来，或暂委佐贰官一同征收，就分头受责。在有司看来，以严比作为得计，而这辈人反而以多受责打作为生计。况且民力有限，国家赋税难以宽免。杖钱的费用愈多，则正供的完成愈少。甚至有奸胥玩役，恣意私收，只恃雇人应比，拖延等待赦免的。蠹国害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愚以为，这种恶习，似乎应当严行禁止。但这辈代人受杖的人，如果仍予扑责，并非他们所惧怕的。伏请命令户部定议，与出银雇倩的人，一并严行治罪。那些有司不行觉察的，也酌情定下处分。这样，刑法不致

译混合施行。而顽劣的百姓也知道警惕了。

译问刑详慎疏 康熙元年

吏科给事中朱训诰

臣认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专门处理各类案件。法律条文的设立，旨在合乎情理，原本就不可以凭主观意愿来加重或减轻刑罚。我朝在开国之初，革除明朝末年的弊端，立法不得不严厉，但用法却未曾不宽仁。然而臣看到刑部各位官员，不能切实体察皇上好生恤民的心意，也不能严格遵守朝廷既定的法律。审理案件未必能查清实情，口供又没有全部记录，这是最大的弊端。比照判例未必符合罪行，引用的律文又缺乏确凿依据，他们居心太过欺瞒。常常专门使用那种看似如此、实则游移不定的言辞，而不切实判定其应当与否；并且沿袭以前那种先已如此、然后当然的苟且简略习气，而不仔细推敲刑罚的轻重。于是想要给人定罪，不该死的竟然死了；想要让人脱罪，不该活的竟然活了。国家法律不可徇私，人命最为重要。朝廷生杀的大权，岂能任由他们苟且轻率、敢于屡次滥用？如果各位官员错误地出入人罪，那就叫做不明；如果各位官员故意地出入人罪，那就叫做不公。对于不明和不公的罪责，臣不能为各位官员辩解。臣请求严厉告诫刑部各位官员，应当奉行朝廷立法的精神来用法，不得仍然沿袭苟且简略的习气，糊涂了事。应当体察皇上爱护百姓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得专门使用游移不定的言辞，轻易杀人。案件经过双方对质，口供没有全部记录的，就是作弊。引用一条律文，情节与罪行不确切相符的，就是欺公。如果有此类情况，以不称职的罪名严厉惩处。务必使他们虚心听取判决，用片言只语折服生者的口舌，依据律法定罪，使死者之心千秋信服。刑罚使用得当，冤屈压抑之气就能伸张，以此来挽回天变、接近刑罚搁置不用的境界就不难了。

请刑狱慎初招疏

朱裴

私下认为，巡察地方的职责，以阐明法令、公正刑罚为首要。而刑罚的公允恰当，以案情真实、罪刑相当为主。最终目的是没有冤民，没有积压的案件，这两点就概括了全部。臣入境以来，翻阅罪囚案卷堆积如山，因为民命关系最为重大，即使灯火将尽、漏壶将空，也不敢忽视一个字。但最可叹的是，有的案件长达十余年而不能定案，有的案件尚未定案，却已经有多人在监狱中死亡。推究其拖延停滞的原因，或者因为人命损伤的检验记录彼此参差，盗案嫌疑人的口供前后悬殊，导致屡次驳审屡次改变，茫然没有定论。近来如刑部驳出的蔺孟斗、李以茂等案件，都是元年的事情，至今未结。臣已遵照规定，将历年负责审讯的六十多名官员，请求朝廷下诏让刑部议处。又如刑部回复宪臣课罗科等人遵旨陈述意见的奏疏中说，审讯衙门审理拟定一切罪犯，必须证人佐证分明，口供确切，依据律法定罪，才能避免冤枉。至于年久未决的案件，务必迅速结案，才能使监狱没有积压停滞。相应地如宪臣等人所请，已通行申饬在案。臣认为，想要从头整顿，立法澄清，那么关键要从初审口供开始。请为皇上陈述。法律中最重大的，莫过于两类：人命和盗情。人命和盗情中最关键的，也莫过于两类：仵作和捕役。请用人命来说明。人命有谋杀、故杀、误杀、过失杀的不同，但总以检验为主。初审检验伤格，是人命定案的胚胎。必须由公正且明察的官员，推究审讯得到实情，那么到底就不会出错。否则，仵作得以操纵轻重，把轻的说成重的，把重的说成轻的，人命很少能不失去真相。后来即使批驳越多，口供越乱，臣认为检验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点。近来检验的官员，厌恶尸体的蒸臭，多将尸体放置在数十步之外，任凭仵作喊报伤情；甚至有数月不检验，经年不报告的。其中的弊端不胜枚举。请朝廷下诏刑部设立一条重法，凡是检验官员不亲自验尸，导致有误报的，严厉给予处分；检验超过五天，导致尸体腐烂变化的，严厉给予处分；再次检验仍然使用初次检验的仵作，导致其串通包庇的，严厉设立处分之法。这样，那么承审官员就知道警戒，初审口供没有不真实确切的。再查前朝有《洗冤录》一书，辨别人命伤痕，细致如牛毛。臣认为有大清律来敕令其法，兼参《洗冤录》来决断其疑，那么人命不至于被草菅，而一代之祥刑就确定了。请用盗情来说明。盗案有强盗、窃盗、窝盗，得财与不得财，同行与不同行的区别，但总以缉捕为主。缉捕初获时的口供和盗情，是定案的胚胎。必须由明察且果断的官员，审讯有法，那么彻底不会冤枉。否则，捕役得以在其中操纵，把有的说成没有，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而盗情很少能不失去真相。后来即使刑具越严，供词越妄，臣认为捕役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一点。近来督缉的方法，官员既然放任其参罚，完全假手于缉捕之人，不是刑讯拷打，就是指鹿为马，波及善良百姓；或者牵引其他案件，以消除积压件数。弊端难以尽究。请朝廷下诏刑部议定颁布木榜，凡是缉拿贼盗，有不等待官员审讯，擅自使用脑竹签等刑具，导致良民畏刑妄供的，官员和差役加等治罪；有不等待结案定罪，捶打致死，一案中多人死于监狱的，官员和差役加等治罪。初次供招已经确定，不许继续攀咬两案；未经当面质对，不许附会牵连。这样，那么承审官员就知道畏惧，而诉讼案件没有不清理的。再查应捕害人，前按程

译李衡曾上疏请求禁止革除某些规定。然而，对于盗贼的缉捕，也必须使用人力。法律条文中规定，凡是犯有窃盗罪的人，可以留用作为有前科的人员。臣请求也交由下部商议，凡是在窃盗案件中有罪的人，允许发配到当地担任捕盗人员。这样，盗贼的路径容易知晓，而捕盗人员诬告陷害的现象也就彻底断绝了。

此外，臣还有请求：凡是关押在监狱中的重犯，古代都有稀粥供给他们，这叫做囚粮。如今在中央的刑部，尚且不废弃这一制度；而在外地的州县，却完全没有。导致狱中囚犯不是死于公开的刑罚，而是死于幽禁之中的，十有八九。臣请求在各州县的赎罪银两中，于秋冬季节储存粮食，一半用来赈济饥民，一半用来供养囚犯。命令司狱、吏目、典史等官员掌管粮食的出入，按照数量登记核销。同时命令地方主官每五天到监狱一次，亲自查验。一方面是为了禁止狱卒凌虐囚犯的弊端，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囚犯反抗越狱的念头。如果有官员偷安怠惰，将此视为例行公事，臣查实后将参劾处理。这样，威严不掩盖恩德，而我们皇上好生之德所广泛浸润的地方就更多了。

译请求整顿道员清查诉讼案件的奏疏 乾隆十九年

陕西巡抚 陈宏谋

我私下认为，民间涉及婚姻、田土等纠纷，若得不到公正处理，百姓都会想要到官府控告。这是州县衙门每天必然发生的事，也是地方官员每天应当办理的事。无奈地方各官对于奉旨办理的案件，因为关系到参劾处分，尚且知道限期迅速办理；若有延误，上司也必定催促。但对于民间的诉状，却认为是自行处理的事务，可以拖延推诿。上司没有案件可查，常常导致经年累月，拖延搁置不结案。而双方当事人的守候拖累，胥吏衙役的差遣提审和勒索，地方讼棍的恐吓唆骗，各种弊端丛生。有的案件尚未审结，而双方已经家破人亡。那些含冤不甘的人，就会在案件之外寻找事端，借机报复。往往一个案件演变成数个案件，小案酿成大案。凡是谋害、故意杀人等命案，匿名揭帖，聚众械斗，殴打差役、抗拒抓捕，行贿营求等一切不法重案，大多是由小事不结案而引发的。

长久以来已有定例：州县自行处理的诉讼，限定二十日内完结。每月月底，将一个月内的案件，填写在循环簿上，并注明已结和未结的原因，送交管辖的府州查核注册。对于迟延不结、隐瞒混淆或遗漏的，详报督抚并参劾。因为这些诉讼案件情节繁杂冗长，各省大多难以遵照执行。即使有上报的，也不过是将已结案的几件送交以应付差事，对于稽查并无益处。

近来经台臣条陈奏报，兵部议定再次申明前例，恐怕上报的仍不齐全，依然沿袭旧习。就以福建省为例，如奉旨办理的案件，臣与总督清理开列清单，督促两司逐月稽查，数月之间，已经清理了十分之七八，往后不至于壅滞。但自行处理的诉讼未完结的，冲要繁剧的州县不下数百件。这其中胥吏舞弊，小民受累不少。臣巡行视察所到之处，查知这种情况，正想着责成清理，恰逢奉恩命，驰驿前往陕西。心中耿耿于怀。

臣想，人口日益繁衍，人情巧诈虚伪，诉讼争端日渐繁多，官员勤惰不一，各省大体相同。臣的愚见，只有责成高级官员就近稽查，专门负责督率，对事情或许能有成效。巡道职任监司，刑名钱谷都有经管，所辖州县不多，距离不远，原本就有分巡的先例。臣请求通行各省道员分巡，每到一县，就遵将该县的诉讼案件号簿提到查核。除了不准受理和已完结的外，未完结的逐一查核，勒令限期催审。有关积贼、刁棍、衙蠹的，也立即提到亲自审问。胥吏舞弊隐匿的，当下提审追究。道员查完一县，即将该县未完结几件，一方面开列清单移文司道报院，一方面行文县令限定日期完结。地方官结一件，即将某件已完，具报巡道，逐一注销。清单内只开某事某人告某人于某日审结，不必详细记载审断情由，以免繁琐难行。下次分巡，也如此稽核。知府、直隶州有未结诉讼，难以掩饰，不得不赶紧赶办。院司对于全省某县诉讼未完结的多少，以及各官办事的勤惰、才情的敏钝，都能得到实际情况。而道员分巡，每到一处，有这切实应办之事，为民间伸理冤屈，以弥补两司所不及，以收政平讼理之效。分巡不致虚行，督抚即以此观察道员的公私能否。这也是循名核实、察吏安民的一个方面。

请求禁止原官会审覆审的奏疏 乾隆二十九年

御史 吴绶绍

查州县一官，与百姓最亲近，凡诉讼全赖审理。但往往有听断不公，下情冤抑，因而赴诉上司的；也有逞刁健讼，在结案后复饰词越诉的。近来湖南新宁县民傅帙罢市一案，伏读圣谕，认为该署府既不亲自审问，又不委派官员，仍发交本县办理，将原告禁押，致成事端。仰见睿照如神，无微不烛。但外省积习，大抵皆然。臣常听说府道以上，收准呈词，多批本州县自行审详。即使另委他员，也让原问官会审。如本年二月间，山东高唐州民高上忠所控知州马而良等，蒙钦差前往审结。而据原呈所称，则一控于东昌府，仍批本州查报；两控于巡抚，批行司道，仍皆委员就本州会讯。以致有不审被告，独囚原告等词，其明证也。

夫小民如果受屈，必由州县偏向徇私，执意难回，不得已而上诉。今反令覆审，则其忿怒摧折，固不待言。若既委他员，仍复会同审讯，在原问官势必自护前非，且差役皆其牙爪，气忿刑求，小民恐无能毕其词，委员又何从证其枉。扶同瞻徇，亦遂不得不然。非惟冤抑莫伸，更增一诬告之罪。及上司依详批结案，而立案已不可动摇矣。

更使情真罪当，而屡折于原质之庭，重科于会鞫之地，且不足以服其心。又健讼者流，借口本官不肯自翻己案，词越渎，屡讦不休，则讼端更无由平。刁风因之益甚，甚至众肆横，抗官玩法，种种事端，皆缘此起。殊非

译这是为了仰体皇上慎重审理民间诉讼、明察各类案件的本意。我私下考虑，总督、巡抚等官员统辖全省，如果因为下属呈递诉状，就根据单方面的言辞，立即发函提审，尚且担心对百姓不便。至于道台则分管，知府则专辖，自然应当察明案件的真伪。情节严重的，亲自提审；其余的也专门委派其他官员隔别审讯，以避免冤假错案或放纵罪犯。臣请求皇上下令给各省督抚以下官员，凡是收到与本地州县有牵连的民间诉状，就委派该管道台、知府复审。道台、知府收到民间诉状，就立即调取卷宗案卷，召集人证，亲自审讯追究。至于案件中遇到需要检验、查勘、派遣差役等事务，命令他们挑选贤能的官员，不得仍然会同原审官员一起办理。这样，百姓中蒙受冤屈的人，就容易得到昭雪。那些越级上诉的人，等到上司另行审讯查实后，加以严厉惩处，自然会使他们低头畏惧法律，不敢冒险侥幸，而刁诈的风气也可以稍微平息了。

译请求停止初次供词上报刑部以及共同殴打案件中其余人犯免予解送的奏疏

秦蕙田

我私下认为，审理案件务必精细详实，而制定法律则期望达到尽善尽美。在外省的人命案件中，承审官员在犯人初次到案时，按例提取初次供词上报上司查核，以便作为复审的依据。倘若存在冤屈，经提刑按察使司、总督、巡抚审出，立即予以改正。向来没有依据初次供词先上报刑部、科道的先例。恐怕一旦上报刑部，就如同案件已经定论，不利于翻案以查明真相，这其中的法例用意非常深远。后来在乾隆二十二年，御史诸徐孙条陈奏议，认为州县承审官员，难免有更改供词、通融定案的情况，请求让州县讯取初次供词，由总督、巡抚立即据实上报刑部、科道查存，这也属于慎重审理案件的本意。经九卿会议批准。又担心案情暧昧不明，变化多端，导致产生拘束牵碍，因此在议定中声明，在形成供词定案时，如果最终查明实情，与初次供词不相符合，令将改拟的原因据实详报，各该上司不得以初次供词相互矛盾为借口，借端苛刻驳斥，确实担心产生包庇的弊端，以期做到不宽纵也不滥罚。只是各省承审命案的州县官员，因为初次提取的供词已经上报刑部，虽然随后审出犯人证人的确切情况，往往因为与初次供词不符，害怕受到驳斥诘问，或者存在苟且掩饰、企图结案的事情。经臣等详细查考乾隆二十二年定下的条例，此后凡有题结的命案中，复审与初次供词不符的情况，各省都有。其间如果不是上司再三驳斥命令，就是另外委派其他官员会审，才开始改正供词定案。那些承审的官员，在复审时能够自行查出确切情况并改正的很少。就像福建按察使奏报的贿赂买人顶替凶手等案件，如果拘泥于初次供词，那么移花接木、替代顶罪的情弊，不能保证一定没有。这是承审官员或许因为回护初次供词，因而隐瞒粉饰，多方罗织罪名，倘若出现出入，关系重大，这实在不符合仰体皇上明察秋毫、公正持平，慎重审理各类案件的本意。臣请求此后各州县在命案初次验尸讯问时，只提取供词招状，上报上司，以便作为复审查核的依据，等到查明确切情况，审拟定案后，连同初次供词一起上报，不允许事先上报刑部，以期公正勘断，案件归于公平允当。至于同谋共同殴打致死人命的案件，向来只将主凶解送审问。乾隆二十六年，江西布政使汤聘奏请将其余殴打致人重伤的人一并解送省城，经臣部议覆批准执行。但实行将近一年，并没有将其余人犯改作主凶的案件，而签票解送纷繁复杂，拖累很多，似乎应该只令总督、提刑按察使司，在主犯解送省城审讯时，如果有需要当面对质之处，指名提讯，其余殴打致人重伤的人解送审问的条例，请求一并停止，仍照旧例办理即可。

严厉告诫隐瞒盗贼案件连累百姓的奏疏

李之芳

我私下认为，近来盗贼日益增多，都是因为隐瞒盗贼案件；隐瞒盗贼案件日益增多，都是因为民间不敢报案。为什么呢？民间报案强盗，官府必定说是窃盗；民间报案强盗杀人，官府必定说是因奸杀人或因仇杀人。因为如果是强盗杀人，那么官员就有缉捕盗贼的处分责任；如果是窃盗或因奸杀人、因仇杀人，那么官员就没有缉捕盗贼的处分责任，所以如此。于是民间报案盗贼而官府不缉捕盗贼，反而拷打百姓，甚至有用拶指逼迫失主幼女，勒令供认其兄自杀父亲的，如夏县代理知县张屺等人的事情，奇冤异惨，控告无门，这是百姓不敢报案盗贼的原因之一。即使地方官员派遣捕快缉捕盗贼，而积弊已久的捕快不肯追踪盗贼踪迹，反而以压制勒索失主，先索要酒食，再讲定差役规费，不满足就不罢休，以至于上下比较考核，往来解送审问，杖责钱款路费，一切从失主身上索取。小民的身家财产，能有几何？强盗在前搜刮，兵丁捕快在后剥削，资财产业，加倍凋零。如武邑县失主李进才，被解役刘自玉等人逼迫索要盘费，情急之下殴打致死二人，甘心抵偿，那么是被盗时幸好没死，报案后反而不想活了，这是百姓不敢报案盗贼的原因之二。强盗大案，势必经过多次推审和六次审讯，失主处处跟随审问，抛弃产业抛家舍业，一天盗案未结，一天不得释放。而且解送到之处，问官又未必立即审问，累月经年，奔驰守候，累死在途中的有，淹毙在旅店的有，那么是强盗还未正法，失主先已入鬼门关，这是百姓不敢报案盗贼的原因之三。我私下想到民间被盗，已经极为痛苦，然而地方官员不能为民安定盗贼，反而责怪百姓因被盗而连累官员，虽然明知百姓痛苦，毫无体恤，以致各处地方失主纷纭，有一起盗案在审缉之际，就有一起失主在汤火之中。臣请求刑部确切议定，通行直省督抚，严加禁止告诫，此后民间被盗，只允许据报缉捕盗贼，不允许事外生情，故意拷问失主；捕役承缉，只允许访查真贼，不允许需索饮食费用，扰害失主；即使抓获盗贼究审，也只须失主在本地认赃，不允许逐处跟随审问，拖累无休。违者该督抚立即参劾处分，作为包庇盗贼、殃及百姓的警戒。从此被盗之家，稍得安生，应该报案的盗贼，宁可甘愿容忍，那么隐瞒盗贼的人自然减少，而抓获盗贼的人必定增多。

请求严格规定承审命案处分的奏疏

李光地

吏治民生的关键，没有比钱粮和刑名两件事更重要的了。倘若积压案件不清理，旷日持久，没有不成为弊端丛生的渊薮的。臣先前因为属员钱粮亏空，其中是侵吞还是挪用之处，积年不处理

译审查明确。曾经陈请严格规定承审期限的条例，已奉旨遵行并在案。伏查刑名中最重大的，乃是命案和盗案，而命案又与盗案不同。盗案中或许有首犯未抓获，等待提拿；或许有赃物证据未查明，须等待质对；更有官吏差役等人，挟私仇攀诬，贿赂买通以销案，指良民为盗贼等项，必须反复研审真情，原本就不是可以迅速结案的事情。至于人命一项，虽然有谋杀、故杀、仇杀的区别，但毙命告官之日，原告、被告及证佐，大多同邑同里之人，承问官立刻可以勾提质审。如果真凶确实有脱逃未获的，又按例不扣减期限，不像盗案未经抓获贼人，先行勒令限期缉拿那样可比。所以命案从前原本与盗案都扣限一年，后来因为人命案件容易结案，改限半年在案。如今各州县对于人命事件，告官通详后，或许已犯证提齐，情事真实，却积压一二年，不行招解；且有贿赂嘱托道府，托故翻驳，改招易罪等弊端，以致命案久悬，每难审结。秉公察审，断无难结之理。只因地方官遇有人命事件，或为权势制压，或以利欲熏心，故意迁延迟缓，以图出入开脱之法。况且事情重大，耳目难欺，一则牵于财势，一则怯于公论，遂拖延岁月，意在监毙原告，以灭口完案。更有听信恶役借端苛索，无故牵连邻里，株连无辜，名为研审真伪，实为借命居奇。种种弊窦，总以命案限满，不过以迟延题参，而承审有司，罪止罚俸，未有严定上下处分，以致任意稽延。历年积岁，事久则要挟营求者愈多，狱淹则疾病死亡者益众。而且波及累及良民，匍匐千里，一二年，不得耕商生理，一案之中，动辄十数人，实在不可不严立限期，以求速结而清除弊端。臣请将一切命案，照例勒限半年，专责道员严催府州县速行完结。如果初次违限不结，指参仍照常例议处外，自参迟延后，又有四月之限，尽可审解。如果再不结案，复行揭参迟延者，必将道府州县上下承问各官，也照臣题定承审亏空新例，以易结不结严行参处。如果有听讼不平，锻炼失实等项，另行严查究劾。这样命案就没有久稽的忧虑，而刑名之弊可清，官吏之奸可破，牢狱可无幽滞，而良善得以安生了。

译请求宽释难民的奏疏 嘉庆四年

御史马履泰

据查逆匪聚集众人，行为不法，苟延残喘，已逾三年。自从接连传来捷报，扫荡巢穴，大功告成，指日可待。恭读圣上训谕，尚以剿抚并用为权宜之计，以安抚辑录难民为当务之急。仰见仁恩普遍施及，中外臣民，不胜钦佩信服。只是查向来办理教匪的章程，凡是习教传徒、跟随贼寇助逆的罪犯，立即并处死刑；那些习教而未传徒、跟随贼寇而未助逆的，发配到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人为奴，都有案可查。臣愚以为，邪教人犯都能诵习经文，即使没有传徒，终究担心煽惑人心，理应远远遣送，以杜绝事端。至于教匪焚烧掠夺的地方，无不驱迫平民，供其役使。其间有不甘从逆，趁空逃出的人，还没来得及自首，已被官府差役抓获。等到审讯清楚，既不是邪教，又不是助贼抗拒官兵，也发往黑龙江为奴。这两三年来，都如此办理。臣曾任刑部郎中，承办此案，查阅其中有出门探亲被掳的，有避难不及被裹挟走的，有做买卖遇到贼寇被胁迫跟随的，有妇人丈夫被贼杀害，自身因躲避得以逃脱的，均一经盘查抓获，就发遣为奴。臣想，这些人既然没有习教，就是良民；家被焚毁，身遭驱掠，就是难民。幸而挺身逃归，重见天日，不蒙怜悯体恤，反而与逆案连坐，以及身习邪教等罪犯，一概同受重罪。核查其情节，深可怜悯。可否恳请皇上命令该省督抚，今后凡是抓获逆犯，果经审查明确，并无习教助逆的情事，不必拘泥于章程，一概停止发遣，妥善安置。那些从前已经发遣的，也望命令刑部详细查明，准许释放免罪。并请即将“胁从不问”的实政，颁布谕旨，刊印誊写黄榜，在贼寇附近处所，广为告示，使人们知道从贼人犯，业已发遣，如廖瑄甫等男女若干名，且得蒙恩追回释放，安居复业，还有什么畏惧疑虑，不早投出，坐待歼灭，玉石俱焚呢？臣以为人心莫不欲去危就安，贼党闻风，必能改过自新，争先归顺，这似乎也是瓦解贼党羽翼的方法。

与安溪李相国论亏空狱书

方苞

昨天听说某官上疏弹劾亏空，远近争相传骇。如果采用他的建议，那么一两个月内，被诛杀的旧吏就有数千人，被械系流放的有数千家。一年之内，天下郡县负责追缴亏空的官吏被夺官的十有八九。当今的官吏，谁是敬畏名节道义而轻视失去官职的人呢？操之过急，必定会巧立名目另寻途径以求自保。恐怕从今以后，愚民能安生者就很少了。听说大司寇韩城张公再三阻止他的建议，他对同僚尚且不忍心使其动于恶念，何况阁下每日与天子在庙堂议政，怎能让国家树立谤政，使百姓深受其毒害呢？又听说当事者多称天子不嗜杀人，将从轻减等放流而止罢了。唉，刑罚的施行，只看是否得当罢了。假如所亏空的库银，确实是官吏侵吞欺诈，以便肥己，那么即使诛戮他们也不算严酷。而陷入此境者，多因困于公事采办，以及大吏的索求，其中因骄奢不节制而获罪的，十不占一二。所以数十年来，执法者明知其弊端，而姑且宽假容忍。如果认为放流是轻罚而可以急施，那么不知道它与死刑相差无几罢了。就以某自身来说，圣主赦免我的死罪，又免予放流，而老母北行时，家人以赴任为借口，舟车之适，与无罪者等同，只是因水土不服，思念家乡，而染上重病。现在不直言某议之非，而只恃天子深仁厚泽，万一果如所料，采用其议而从末减，那么这数千家老弱无罪而死者，不知有多少呢？阁下曾对我说，圣人之心，即吾人之心也。现在假使吾人杀一无罪者而得为王侯，必定不会做，那么圣人不会以天下交换此理，无疑也。某常诵读此言，以为知道之言。那么阁下宜用此言于今日矣，以去就争之可也。荀子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体国之义，当重以为忧，非徒望阁下为盛德事，伏惟鉴察不宣。

与周侍御论禁州县私罚书

杭世骏

三月朔日，伏读侍御条陈内，有禁止州县私罚一事。侍御不敢议论赎刑之非，而特于州县发其端，其意主于禁止州县将罚款据为己有。而不知此议果行，则滥刑卖狱的弊端，将日益兴起而无法根除。先王制定法律，有五刑，有五罚，又有五过之审克。衡量当今州县所审理的诉讼，那些触犯法律的，固然无需罚款了。那些必须处以罚款的，大概不出于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这五种情况。鞭扑之刑不行，而令其罚款以自赎，其人必定不是可以施加刑罚的。或者是学校之士，或身上有爵禄，所犯者只是过错罢了。必定剥夺其章服，而予以笞刑，则疑于酷滥而不合情理。如果因其不可笞而遽然舍弃，则彼将益发恣肆而无所忌惮，而国家之法屈曲。那么罚赎

译这是州县通权达变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圣明的君主所不禁止的吧。况且刑罚是人们最忌讳的，而钱财是人们最珍爱的。一个人如果在公堂上受杖刑，同族的人会排斥他，不把他当作同类；同乡的人也会排斥他，不把他当作同类。父兄子弟，惶恐不安，唯恐别人路过时询问此事。如果只剥夺他们最珍爱的钱财，让他们赎罪，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来规定罚款的多寡，他们也会高兴能摆脱鞭打羞辱，低头顺从缴纳罚款而不敢推辞。这就是眉山苏氏所说的预先培养其羞耻之心的做法。我提议将这笔款项用于增修桥梁道路、赡养救济孤寡、养育婴儿，这难道不是圣明君王的政令吗？官府的开支，日益不足，借用他们的钱财来宽恕他们的过错，并且公开张贴他们受罚的原因，他们也会因此感到恐惧而引以为戒，不至于顽固不化、不知悔改。而路过的人已经清楚地知道原因，无法掩盖，哪里还会有所谓“富人侥幸免罪”的议论呢？况且民间诉讼极其繁杂，剥夺他们的官服不可行，给予鞭打刑罚不可行，罚款又不可行，豪强百姓因此有恃无恐，而软弱无能的官吏，必定多方设法为他们开脱；严酷苛刻的官吏，或许会借此罗织罪名、捏造事实。刑罚将无法做到适中，而贿赂由此产生。罚款既没有刑罚的名义，却又免于刑罚的波及，那么欺凌弱小、残害孤寡的风气，又凭什么来禁止呢？侍御史居家已有三年了，民间疾苦之事，军国优先的谋划，难道他都不加以筹划吗？却热衷于进献这种言论，他究竟是确实认为这是正确的呢，还是暂且借此来敷衍塞责呢？赎刑的得失，前代贤人论述得很完备了。侍御史唯独苛责州县，遗憾的是没有人为侍御史陈述经义。如果我这浅陋的言论值得采纳，希望原谅我的狂妄悖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