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治体七用人
吾则好之。不能谄吾之目。吾则恶之。锥之处囊也。其颖立出。襓剑弢弓。虽有长技不得见。是故必谨持其所谄。毋忽其所不足。骛于耳奈何。十人誉之。则吾不敢恶。十人毁之。则吾不敢好。且夫好恶者必慎于所先入。先者主之。后者奴之。殉其虚必丧其寔。执其先必距其后。域于智奈何。一人之智匹十人。絜以百人则诎矣。智匹千人。万人絜之又诎矣。故守一人之智者必愚。一人之好恶出于性欤。性则惧其悖也。因于习欤。习则惧其慝也。用目则眩。用耳则骛也。其何敢以吾为然。四者免矣。惧智之所域也。其何敢以吾为然。
译我喜爱它，是因为它不能取悦我的眼睛；我厌恶它，是因为它像锥子放在口袋里，尖端立刻显露出来。把剑装在鞘里，把弓放在弓袋中，即使有高超的技艺也无法显现。因此，一定要谨慎地保持那些取悦自己的事物，不要忽视那些不足之处。耳朵被外界声音所迷惑该怎么办？十个人称赞它，我就不敢厌恶；十个人诋毁它，我就不敢喜爱。况且，人的喜好与厌恶，一定要对最先接触的事物保持谨慎。先入为主的事物占据主导地位，后接触的事物则沦为从属。追随虚妄必然丧失真实，执着于先入之见必然排斥后来的事物。智慧被局限该怎么办？一个人的智慧抵得上十个人，用一百人来衡量就显得不足了；智慧抵得上千个人，用一万人来衡量又显得不足了。所以，固守一人智慧的人必定愚昧。一个人的喜好与厌恶是出于本性吗？若是出于本性，就担心它违背常理；是源于习惯吗？若是源于习惯，就担心它产生邪恶。用眼睛观察就会眼花缭乱，用耳朵听闻就会心神不定。我怎敢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这四种情况都避免了，还担心智慧被局限吗？我怎敢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
平论三
魏禧
是非定则好恶正。好恶正则毁誉平矣。虽然毁誉有道。画姝丽者必极天下之粲。画鬼怪者必极天下之丑。非德于姝而▯于鬼。以为否则不足成吾画。是故誉人者腴其骨。而毁人者瘠其肉。必如是。然后可以成其毁誉之说而已。天道善善而恶恶。圣人之道。善善长而恶恶短。故君子有誉人而无毁人。与其失诸毁。宁失诸誉。虽然毁能贼人。誉亦能贼人。善毁者如饮之瞑眩之药。不善誉者如饷炮炙。有毒焉腊其中而不觉也。是故以誉之不平为恐失[己](已)者。小也。誉人而失[己](已)。他日吾有誉。人不我信而止。又其甚则我不自信。终其身不敢誉一人而止。大贤之人。知为善而已。故其于毁也呺然。然而誉之也呺然。中材之人。其始也歆于善。毁焉则辍矣。曰是则然乌乎然为之。或誉则辍焉。曰苟能然然且足矣。虽然士之伏于蓬蒿也。呿口而言。莫或然之。刻躬而行。莫或先之。然砥节不衰。好学而善下。矗然公卿之上。愎过拂众。则莫之敢京。何前后之戾也。此无他。富贵者人所不敢忤。而誉之者众也。
平论四
魏禧
古今赏罚。未有一成而不变者。故平赏罚者平其义而已矣。先赏后罚奈何。不狃之以恩而趥以威。则从我者惧而解。●然如石之脱。不可合也。是道也。其在造国。先罚后赏奈何。国偷民玩。不摘其桀。不可慑也。先之以赏。是以水济水也。迄其后而朿之。则弃前惠。怨黩生。是道也。其在乱国。赏克厥罚奈何。天下摄然。大兵不兴。大岳不作。大役不发。于是乎抉网而疏之。天下不弛。是道也。其在治国。罚克厥赏奈何。国可弱不可亡。民可涣不可叛也。峻法以敕之。毋敢作乱。是道也。其在衰国。疑赏疑罚奈何。赏疑则从重。罚疑则从轻。是道也。仁主以之。功同而赏异。罪同而罚异奈何。不能者生民心。其能者有机焉。以操天下之智勇。非赏罚之平也。是道也。权主以之数赏而不勉奈何。国无纲纪。臣不共君。民不畏吏。于赏则往。如僦市佣。可以缓不可以急。是道也。闇主以之。数罚而不慑奈何。君以徼为明。吏以多杀人为能。民习搒掠。视斧钻若耒耜。不护其生。惵而思动。可以战不可以守。是道也。鸷主以之。一举而已。功则赏之。有罪议罚奈何。功大从赏。罪大从罚。或薄其赏以塞其罚。是道也。厥谓以大蔽小。罪则罚之。有功议赏奈何。缓则从罚。急则从赏。或薄其罚焉售之可也。是道也。厥谓以急易缓。亲丽于罚奈何。可议者议之。不可议者不以亲骫法。是道也。厥谓以公灭私。▯丽于赏奈何。赏之而已矣。是道也。厥谓以直报怨。赏于亲。罚于▯奈何。吾无怍于吾心。断之可也。违其迹焉不可。或虞其时焉訾之可也。是道也。厥谓以义制事。赏尽则恩穷。罚尽则威穷。大赏大罚。不可以轻用也。故摩世者必先之小赏小罚以持其心。是故善用赏罚者有余。骤赏奈何。赏极而不盈。是谓大受。骤罚奈何。诛不待教。是谓大憝。骤赏其魁则不足赏已。骤罚其魁则不足罚已。当赏而财绌奈何。吾罚其不用命者。则用命者荣矣。是之谓以不罚为赏。或曰非啬之也。丰之以情。故仁人之言温于缋纩。富于车马。诗曰。非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是道也以之。当罚而势绌奈何。吾赏其用命者。则不用命者愧。是之谓以不赏为罚。或曰谨持其礼以正之。则人不敢犯也。故仁义可以为干橹。尊俎之间折冲。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是道也以之。
为君难为臣不易论
陶贞一
夫君臣之义。固交儆而相成者也。使君独为其难。而臣下拱手受成。则其弊仍有面从莫违之患。而所谓难者何所资以出治。是有君而无臣也。故君道以用人为最难。而臣下称职之难。即与之俱见。今夫觇欢愠。候惨舒。动中主情。举无谬旨。此软媚之士。以称使令可矣。若大臣而出此。括囊容身。自幸无过。人主乐其无过而近幸之。士之立朝者。见夫如是之得君也。从而慕效之。久之臣节隳而天下遂无任
译平论三
魏禧
是非确定，好恶就端正了。好恶端正，毁谤与赞誉就公平了。虽然如此，毁誉也有其规律。画美女一定要极尽天下的艳丽，画鬼怪一定要极尽天下的丑恶。这并不是对美女有德而对鬼怪无德，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成就我的画作。所以赞誉别人要丰满他的骨相，毁谤别人要消瘦他的血肉。一定要像这样，然后才能成就毁誉的说法罢了。天道崇尚善而厌恶恶。圣人的道理，是使善的长久而恶的短促。所以君子只有赞誉别人而没有毁谤别人。与其在毁谤上出错，宁愿在赞誉上出错。虽然如此，毁谤能伤害人，赞誉也能伤害人。善于毁谤的人，如同让人喝下令人头晕目眩的药；不善于赞誉的人，如同赠送炮制过的肉，有毒藏在里面而人不觉察。所以，因为担心赞誉不公平而失于自己（指失于公正）的人，见识是浅陋的。赞誉别人而失于自己，将来我有赞誉，别人不相信我就罢了；更严重的，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终身不敢赞誉一个人也就罢了。大贤之人，知道行善罢了。所以他对毁谤淡然处之，对赞誉也淡然处之。中等才能的人，开始时羡慕善行，被毁谤就停止了，说“是这样吗？怎么会这样呢？”或者被赞誉就停止了，说“如果能这样也就足够了。”虽然如此，士人潜伏在草野中，张口说话，没有人赞同他；刻苦修身，没有人推崇他。然而磨砺节操不衰退，好学且谦下，高耸在公卿之上；固执过错违背众人，就没有人敢轻视他。为什么前后如此矛盾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富贵之人是人们不敢违抗的，而赞誉他的人众多罢了。
平论四
魏禧
古今的赏罚，没有一成不变的情况。所以平衡赏罚，只是平衡其义理罢了。先赏后罚会怎样？不先用恩惠使人习惯，而突然用威严，那么跟随我的人就会恐惧而离散，像石头脱落一样，无法再聚合了。这种道理，适用于建国之初。先罚后赏会怎样？国家苟且，百姓玩忽，不摘除那些凶暴的人，就无法震慑他们。先进行赏赐，就像用水去济水一样（毫无作用）。等到后来再约束他们，就会抛弃之前的恩惠，怨恨和污浊就会产生。这种道理，适用于乱世。赏赐胜过惩罚会怎样？天下肃然，大兵不兴起，大山不崩塌，大役不发动，于是解开网罗而疏通它，天下不会松弛。这种道理，适用于治国。惩罚胜过赏赐会怎样？国家可以削弱但不能灭亡，百姓可以离散但不能叛乱。用严酷的法律来告诫他们，不敢作乱。这种道理，适用于衰世。对赏罚犹豫不决会怎样？赏赐犹豫就从重，惩罚犹豫就从轻。这种道理，仁爱的君主以此行事。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罪过相同而惩罚不同会怎样？无能的人能生出民心，有能力的人有机谋，用来驾驭天下的智勇，这不是赏罚公平的问题。这种道理，权术之君以此行事。多次赏赐而不能勉励会怎样？国家没有纲纪，臣子不忠于君主，百姓不畏惧官吏，对于赏赐就前往，像雇佣的市场劳工，可以缓急随意。这种道理，昏庸之君以此行事。多次惩罚而不能震慑会怎样？君主以苛刻为明察，官吏以多杀人为能事，百姓习惯鞭打掠夺，看待斧锯如同农具，不爱护自己的生命，恐惧而想动乱，可以作战但不能防守。这种道理，凶暴之君以此行事。一举而定，有功则赏，有罪则议罚会怎样？大功从赏，大罪从罚，或者减少赏赐以弥补惩罚。这种道理，叫做以大蔽小。有罪则罚，有功则议赏会怎样？缓急从罚，急迫从赏，或者减少惩罚以出售（宽恕）也可以。这种道理，叫做以急易缓。亲近的人涉及惩罚会怎样？可以议论的就议论，不可议论的不因亲近而枉法。这种道理，叫做以公灭私。疏远的人涉及赏赐会怎样？赏赐罢了。这种道理，叫做以直报怨。赏赐亲近的人，惩罚疏远的人会怎样？我心中没有惭愧，决断就可以了。违背迹象不可以，或者担忧时势而指责也可以。这种道理，叫做以义制事。赏赐用尽则恩惠穷尽，惩罚用尽则威严穷尽。大赏大罚，不可以轻易使用。所以顺应时势的人一定要先用小赏小罚来持守人心。所以善用赏罚的人有余力。突然赏赐会怎样？赏赐到了极点而不盈满，这叫大受。突然惩罚会怎样？诛杀不等待教化，这叫大憝。突然赏赐其首领则不足以赏，突然惩罚其首领则不足以罚。应当赏赐而财力不足会怎样？我惩罚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那么服从命令的人就光荣了。这叫以不罚为赏。有人说这不是吝啬，而是以情感丰富它。所以仁人的言语比丝絮温暖，比车马丰富。《诗经》说：“不是你的容貌美，而是美人赠送的。”这种道理以此行事。应当惩罚而势力不足会怎样？我赏赐那些服从命令的人，那么不服从命令的人就惭愧了。这叫以不赏为罚。有人说谨慎持守礼制以端正它，那么人就不敢冒犯了。所以仁义可以作为盾牌，在尊俎之间折冲御侮。《易经》说：“威严的吉祥，在于反求自身。”这种道理以此行事。
为君难为臣不易论
陶贞一
君臣的道义，本来就是互相警戒而相辅相成的。如果君主独自承担艰难，而臣下拱手接受现成的成果，那么弊端就会有当面顺从而内心违背的祸患，而所谓的艰难，凭借什么来治理国家呢？这就只有君主而没有臣子了。所以君道以用人最为艰难，而臣下称职的艰难，也就随之显现了。现在那些窥探喜怒，等候脸色，行动符合君主心意，举动没有违背旨意的人，这是软媚的士人，用来听从使唤就可以了。如果大臣也这样，缄口不言以保全自身，庆幸自己没有过错，君主喜欢他没有过错而亲近宠幸他，士人在朝廷上，看到像这样得到君主的信任，从而羡慕效仿，久而久之臣子的节操败坏而天下就没有担当的人了。
事之人。人主将独以其身任安危之寄也而可乎。鲍宣有言。朝廷亡有大儒骨鲠耆艾魁垒之士。议论通古今。喟然动众心。忧国如饥渴者。每诵斯语。未尝不为掩卷太息也。史册所纪。论用人之道详矣。而其最要者有两言焉。谓当求晓事之人。不当求办事之人。而仗节死义之士。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用人者知此。可以言治道矣。夫勤敏无过者。所谓办事之人也。通达政体者。所谓晓事之人也。汉之盛时。朝廷定大事。决大疑。议郎博士。皆得引经义力争。是通达政体之识。即寓于犯颜敢谏之中也。及其衰也。而韦匡之徒。负海内重名。天下之所尊礼。依违瑟缩。不敢出一辞。吐一气。臣节之不振。其效旋见于哀平之朝。人主不可不深察乎此也。虽然世诚有大有为之主。侧席求贤。岂不愿得其人而用之。而卒不可得者何也。其积习然也。汉汲黯奉使河内。不至而返。而擅发仓以赈流民。唐魏征谏不纳。而太宗与之言。辄不应。裴谞奏事。上问榷酤之利。久之不对。夫违命矫制则专甚也。若魏征裴谞之为。是不敬也。其在后世。岂能一日容于朝廷之上哉。惟明主有特达之识。不责以苛细。而有以激扬其气。夫然后磊落奇伟晓事之人出。骨鲠之臣进。得数人焉。而天下可得而理矣。今夫帷幄之地。是宗社所由寄也。而但奉职循理焉。曰是亦可以无患矣。风宪之任。是法纪所由立也。而但毛举细故焉。曰是亦不为无补矣。设讽以古之名臣。如汲黯诸人之节概。则震悚色变。若将陷于大戮者。且以是为过激之行。沽名市直之所为。宁纯臣小心翼翼而敢出此。试问夫纯臣之小心翼翼者果何事也。曰吾知办事而已。诚有如朱子所云。名为大臣。而其实不过供给唯诺。奉行文书。如吏卒之为。苟如是则为臣亦何不易之有。苟如是则君之用人亦何难之有。嗟夫。世诚有大有为之主。忧勤天下。不得其人。而与若辈图治。不重可惜欤。故用人之道得。人主以忧勤致无为不难也。用人之道失。人主以忧勤济丛脞无益也。治忽之机。直决于此而已矣。论者曰。今用人者率由选举。人材其出于是乎。曰是君子小人杂进之途也。夫吾所谓用人之难。亦难于数人而已。苟得其人。其余者将委之此数人。而人主之聪明。不必其及也。虽封疆大臣。亦将与数人共择之。而百司执事。所谓慎简乃僚者。固将使分择之。臣道亦惟以人事君。尤不易耳。论者曰。古今人不相及。世无其人。人主将谁与图治。曰王褒尝言之矣。世必有圣智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
译侍奉君主的人。君主将独自以自身承担安危的重托，这可以吗？鲍宣曾说：“朝廷如果没有大儒、刚正不阿的老成之士、魁伟杰出的人才，能够通晓古今议论，慨然打动众人之心，忧国如饥似渴的人。”每次诵读这些话，没有不掩卷长叹的。史册所记载的，论述用人的道理很详细了。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句话：说应当寻求通晓事理的人，不应当寻求只会办事的人；而仗义执节、为义而死的人，应当在敢于冒犯君主脸色、直言进谏的人中寻求。用人的人懂得这一点，就可以谈论治国之道了。
勤勉敏捷没有过错的人，就是所谓的办事之人；通晓政体的人，就是所谓的晓事之人。汉朝兴盛时期，朝廷决定大事、决断大疑，议郎、博士都能引用经义极力争辩。这是通晓政体的见识，就蕴含在冒犯君主脸色、敢于直谏之中了。等到汉朝衰败时，韦匡之流，背负着海内的盛名，是天下所尊崇礼遇的，却模棱两可、畏缩不前，不敢说一句话，吐出一口气。臣子节操的不振，其后果很快在哀帝、平帝时期显现出来。君主不能不对此深入考察啊。
虽然如此，世上如果真的有大作为的君主，虚心求贤，难道不愿意得到合适的人而任用吗？但最终得不到，为什么呢？这是积习造成的。汉朝汲黯奉命出使河内，未到任就返回，却擅自开仓赈济流民；唐朝魏征的谏言不被采纳，太宗与他说话，他往往不应答；裴谞上奏事情，皇上询问专卖酒类的利润，他很久不回答。违背命令、矫诏行事，专断得很厉害；像魏征、裴谞那样，是不恭敬。这在后世，难道能在朝廷上容身一天吗？只有英明的君主有独到的见识，不苛责细微之处，而有办法激励发扬他们的志气。这样之后，磊落奇伟、通晓事理的人才才会出现，刚正不阿的臣子才会进用。得到几个人，天下就可以治理了。
如今，帷幄之地，是宗庙社稷所寄托的地方，却只是奉行职守、遵循常理，说这样也可以没有祸患了。风宪之任，是法纪所赖以建立的地方，却只是罗列细枝末节，说这样也不算没有补益。如果用古代名臣如汲黯等人的节操气概来讽喻他们，就会震惊恐惧、脸色大变，好像将要陷入大罪一样，并且认为这是过激的行为，是沽名钓誉、直率的表现，宁愿做纯臣小心翼翼而不敢这样做。试问那些小心翼翼的纯臣究竟做什么事呢？回答说：“我只知道办事罢了。”真的像朱子所说，名义上是大臣，实际上不过是供给唯唯诺诺，奉行文书，像吏卒一样。如果真是这样，做臣子也太容易了；如果真是这样，君主用人也太难了。唉，世上如果真的有大作为的君主，忧劳天下，得不到合适的人，却与这类人谋划治国，不非常可惜吗？
所以，用人的道理得当，君主以忧劳达到无为而治并不难；用人的道理失当，君主以忧劳来弥补琐碎事务是没有益处的。治乱的关键，直接取决于此罢了。评论的人说：“如今用人大多通过选举，人才是从这里产生的吗？”回答说：“这是君子和小人混杂进用的途径。”我所说的用人难，也只是难在几个人罢了。如果得到了这几个人，其余的人将委托给这几个人，君主的聪明才智，不必事事都顾及。即使是封疆大臣，也将与这几个人共同选择，而百官执事，所谓慎重选择僚属的，本来就会让他们分别选择。臣子的道理也只是以人事君，尤其不容易啊。评论的人说：“古今人不能相比，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君主将与谁谋划治国？”回答说：“王褒曾经说过了：世上一定有圣明的君主，然后才有贤明的臣子。”
读李文饶近幸论
张英
文饶论近幸之害。举桓灵元成为至鉴。以为人君少欲英明者。则能反是。如汉文虽有邓通赵谈。所信者贾谊张释之袁盎。此所谓少欲也。武帝虽有韩嫣李延年。所贵者公孙宏卜式儿宽。此所谓英明也。故君听不惑。政无颇颣。近则开元初。内有姜皎崔涤。以极宫中之乐。外有姚卢苏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幸臣不得干政事也。后代能如汉之文武。及开元致理之要。虽有幸臣。亦何害于理哉。文饶之意。以谓人君诚能少欲英明。则虽有近幸。苟得骨鲠贤相。辅理于外。而亦可以无伤于治理。予窃以为不然。人君苟不能绝去声色狗马游宴沈湎之乐。则此辈连茹并进。托处于肺腑隐深之地。必不能安分循理。势且招权纳贿。藉僭威福。以行其私。此等之事。又断不能为骨鲠之大臣所容。使此辈小人。明愬于人君之前。短长大臣。非毁朝政。刖人君虽至喑。必不必近幸小臣微竖之言。遽加罪于大臣。则此辈之术亦浅矣。惟投间抵隙。窥貌伺颜。或为无意之游谈。或为侪偶之传说。或因一事之短而类及其余。或因一时之疏而构成其衅。人君方以为自己明察所及中外无遁情。而不知已入小人之彀中而不觉矣。文饶论文帝之邓通赵谈。武帝之韩嫣李延年。开元之姜皎崔涤。无害于治理。不能有加于当时之贤士大夫。余以为此特举其小人之愿者耳。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而文帝不之问。万一此数辈者皆奸佞狡诈之尤。申屠嘉虽贤。能终辱之乎。江充初见。被服轻靡。及乎构祸既深。卒成巫蛊之祸。天宝末年。社稷倾危。卒坏于近幸之手。恭显处内。萧望之以贤傅而不免于见杀。人君之明。果能如汉文汉武。未可必也。近幸小人之稍愿。果能如邓通韩嫣辈。未可必也。以稍闇之主而近尤佞之徒。几何其不颠倒邪正。变易是非。窃权干纪。尽驱天下正人。缘引奸邪不止也。而谓虽有幸臣。亦何害于理。果通论哉。文饶又谓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是谓游宴非僻。无伤于理。予窃以为不然。人君之一心。天下之权衡。四海九州岛之明鉴也。衡一差则轻重失矣。鉴一翳则妍媸乱矣。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以临御之。犹惧有所偏有所弊。书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非谓此数者一事遂足以亡其国。谓此端一开。则缘此而进者不可禁御。不可测度。不可谏救。以至于败亡必然也。盖游宴非僻者。小人之门也。小人者君子之敌也。小人进。君子退。小人亲。君子。小人众。君子寡。乱亡之本也。乃谓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是古帝王之兢兢业业。毋冒贡于非几者。皆不知乐其身。而过为检束以自苦也。岂通论哉。苏子之论始皇。彼自谓聪明人杰。视斯高辈刀锯之余智。何足以惑我乱我。而不知其祸若斯之烈也。人君而知此。则视此辈如鸩酒毒脯。不敢近之矣。
明太祖待解缙方孝孺论
陈祖范
异哉高帝之用人也。识方孝孺为异人。而曰吾不能用。为子孙辅太平。仅除汉中教授。擢解缙为御史。及缙诋袁泰之奸。又虑其少涵养。将为众所倾。遣归。谕曰。大器晚成。其益进于学。行大用尔。夫贤者之于世。患其不生。生之患求而未得。未有得之矣。又姑之为异日用也。观缙所上封事。指帝之阙失。可谓切中。非学既有成者不能道也。监察御史。以纠恶击邪为职。诸御史欲纠袁泰。无敢执笔。缙独奋然为之。可谓能举其职矣。乌得为少涵养耶。且贤者必忤于不贤。所赖君上保持之耳。何众倾之足虑。若逆虑其为众倾也。而先罢去之。是贾生不待谮于绛灌。而长沙之谪。乃汉文帝之所以厚贾生而玉成之也。岂不谬哉。幸而数年之间。缙未死而复用于文皇耳。倘不幸早死。则奈之何。相文皇未几。忤高煦。斥交趾。继又以赵王之谗。下狱以死。是信乎其为众所倾矣。夫不为众倾。其人必不贤。为众倾。又咎其少涵养。
译读李文饶《近幸论》
张英
李文饶论述亲近宠幸之人的危害。列举汉桓帝、汉灵帝、汉元帝、汉成帝作为最深刻的鉴戒。认为君主如果欲望少且英明，就能反过来避免这种危害。比如汉文帝虽然有邓通、赵谈，但他所信任的是贾谊、张释之、袁盎，这就是所说的欲望少。汉武帝虽然有韩嫣、李延年，但他所看重的是公孙弘、卜式、儿宽，这就是所说的英明。所以君主听政不迷惑，政治没有偏差和瑕疵。近代如开元初年，宫内有姜皎、崔涤，用来极尽宫中的享乐；外有姚崇、卢怀慎、苏颋、宋璟，用来治理天下的政务。得到了汉元帝、汉成帝那样的欲望，却享有舜、禹那样的美名，天下安宁，千古莫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宠臣不能干预政事。后代如果能像汉文帝、汉武帝，以及开元盛世治理的关键那样，即使有宠臣，对治理又有什么危害呢？李文饶的意思是，认为君主如果真的能欲望少且英明，那么即使有亲近宠幸之人，只要得到刚直贤能的宰相在外部辅助治理，也可以不损害国家的治理。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君主如果不能断绝声色、狗马、游宴、沉湎的享乐，那么这类人就会接连不断地进用，依托处于君主身边隐秘深邃的地方，必定不能安分守己、遵循道理，势必招揽权势、收受贿赂，凭借僭越的威福来行其私欲。这种事，又断然不能被刚直的大臣所容忍。如果让这类小人，在君主面前公然控告，说大臣的长短，诋毁朝政，即使君主愚钝到极点，也必定不会因为宠幸小臣、微贱竖子的话，就立刻加罪于大臣，那么这类人的手段也太浅薄了。只有他们寻找间隙、窥探君主的面色表情，或者进行无意的游谈，或者转述同辈的传言，或者因为一件事的短处而类推到其他方面，或者因为一时的疏忽而构陷其罪过。君主正自以为自己的明察所及，内外没有隐瞒的情报，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小人的圈套而不觉悟。李文饶论述汉文帝的邓通、赵谈，汉武帝的韩嫣、李延年，开元时的姜皎、崔涤，对治理没有危害，不能超过当时贤士大夫的作用。我认为这不过是举出那些小人中比较老实的罢了。比如申屠嘉在朝廷上羞辱邓通，而汉文帝不过问。万一这几个人都是奸佞狡诈之尤，申屠嘉虽然贤能，能始终羞辱他们吗？江充刚被召见时，穿着轻靡，等到构陷的祸患已经很深，最终酿成巫蛊之祸。天宝末年，国家倾危，最终败坏在宠幸之手。恭显在内，萧望之作为贤能的太傅而不能免于被杀。君主的英明，果真能像汉文帝、汉武帝那样吗？未必。宠幸小人的稍微老实，果真能像邓通、韩嫣那样吗？未必。以稍微昏暗的君主而亲近尤其奸佞的徒众，怎么能不颠倒邪正，改变是非，窃取权柄、干预纲纪，把天下的正直之人全部驱逐，引荐奸邪之人不止呢？却说即使有宠臣，对治理又有什么危害，这果真是通论吗？李文饶又说得到了汉元帝、汉成帝那样的欲望，享有舜、禹那样的美名，天下安宁，千古莫及，这是说游宴非僻，对治理没有伤害。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君主的一颗心，是天下的权衡，是四海九州的明镜。权衡一旦有偏差，轻重就失准了；镜子一旦有遮蔽，美丑就混乱了。清明在身，志气如神，以此临御天下，还担心有所偏颇有所弊病。《尚书》说：“在内沉溺女色，在外沉迷田猎，嗜酒好乐，建造高屋雕墙。”有其中一项，没有不灭亡的。不是说这几件事一件就足以亡国，是说这个开端一打开，那么顺着这个进用的人就不可禁止、不可测度、不可劝谏挽救，以至于败亡是必然的。大概游宴非僻，是小人的门户。小人是君子的敌人。小人进用，君子退避；小人亲近，君子疏远；小人众多，君子稀少，这是乱亡的根本。却说得到了汉元帝、汉成帝那样的欲望，享有舜禹那样的美名，这是说古代帝王兢兢业业，不冒进于非礼之事，都是不知道快乐自身，而过度检束自己来受苦。这难道是通论吗？苏东坡论述秦始皇，他自认为聪明人杰，看吕不韦、李斯这些人不过是刀锯之余的智巧，哪里足以迷惑我、扰乱我，却不知道他的祸患如此猛烈。君主如果知道这一点，就会把这类人看作鸩酒毒脯，不敢亲近他们了。
明太祖对待解缙、方孝孺论
陈祖范
奇怪啊，高帝用人。识别方孝孺是异人，却说我不能用他，为子孙辅佐太平，仅仅任命为汉中教授。提拔解缙为御史，等到解缙指责袁泰的奸恶，又担心他缺乏涵养，将被众人倾轧，遣送回家，告诫说：“大器晚成，你更加致力于学问，将来会有大用。”贤者对于世间，担心他不出生，他出生了担心寻求而未得到，没有已经得到了，又暂且留作日后使用的。看解缙所上的封事，指出帝王的缺失，可以说切中要害，不是学问已有成就的人不能道出的。监察御史，以纠察邪恶、打击奸邪为职责，众御史想纠察袁泰，没有敢执笔的，解缙独自奋然为之，可以说能履行他的职责了，怎么能说是缺乏涵养呢？况且贤者必定忤逆不贤之人，所依赖的是君主保持他罢了，何必担心被众人倾轧？如果预先担心他被众人倾轧，而先罢免他，这是贾谊不等到被绛侯、灌婴谗言，而长沙的贬谪，乃是汉文帝用来厚待贾谊而玉成他的，难道不荒谬吗？幸运的是在数年之间，解缙未死而被文皇再次任用。倘若不幸早死，那该怎么办？辅佐文皇不久，忤逆高煦，被贬到交趾，接着又因为赵王的谗言，下狱而死。这确实是被众人倾轧了。如果不被众人倾轧，那人必定不贤；被众人倾轧，又怪罪他缺乏涵养。
然则所谓涵养者。必周容而诡随者也。窥帝之意。岂真虑其为众倾哉。诚恐置之于朝。屡发其敢言之气。批吾逆鳞。则旋就诛戮耳。是以急遣去之。使吾无杀贤士之失。帝亦可谓巧于藏拙者也。孝孺之学。正大纯粹。又进于缙。而欲为子孙辅太平。帝若曰。乃翁以马上治天下。安事诗书。待太平之世而用汝耳。今观高帝之手。武臣宿将。诛夷殆尽。所任者大扺贪鄙嗜利之人。可以笞棰而驱使之。他如宋濂王祎。不过备文学制述之末而已。有能杰出于其间而讲二帝三王之道者。宜乎其不能屈[己](已)而用之也。若谓贤以贻子孙。所以爱其子孙。孰与夫用贤人以教育人才。而致人才于不可胜用之为尤爱其子孙也。呜呼。以高帝之英明果毅。使能虚己纳聪。而倚任一二大贤。一代之治。唯轶汉唐而几三代不难焉。何至身甫殁而燕难发。同室操戈。而天下之被其毒哉。
译那么，所谓的涵养，必定是宽容包容、随声附和的人。揣度皇帝的心意，难道真的是担心他会被众人倾轧吗？实在是害怕把他留在朝廷，屡次激发他敢于直言的气概，触犯我的逆鳞，就会随即遭到杀戮罢了。因此急忙将他遣走，使我没有杀害贤士的过失。皇帝也可以说是善于掩饰自己的短处了。方孝孺的学问，正大纯粹，又超过杨缙，而想要为子孙辅佐太平盛世。皇帝如果说：“你父亲靠马上治天下，哪里用得着诗书，等到太平盛世再用你罢了。”如今看高帝手下，武臣宿将，诛杀灭绝殆尽，所任用的大致是贪婪卑鄙、嗜利之人，可以用鞭打驱使。其他如宋濂、王祎，不过是充任文学制述的末职罢了。有能杰出于其间而讲求二帝三王道统的人，当然不能委屈自己而任用他。如果说留下贤人是为了留给子孙，以此来爱护子孙，哪里比得上任用贤人来教育人才，从而使人才不可胜用，这才是更爱护子孙呢。唉，凭借高帝的英明果毅，假如能虚怀若谷、采纳忠言，而倚重一二位大贤，一代的治理，超越汉唐而接近夏商周三代并不难。为什么到了刚去世就发生燕王谋反，同室操戈，而天下遭受其毒害呢？
德才论
王友亮
谚有之。无德不可为君子。无才不可为小人。辨人之大端似矣。余谓君子蕴于中为德。发于外为才。非有二也。分之者其自小人始乎。譬诸水然。才出于德者。乃有本之泉。不出于德者。若无根之潦。即小人亦自知其为不及也。自知为不及。顾反至于相抗而相倾者。此何故哉。德者人之所不见。可见者独才耳。才非君子所尚。而不能禁世之无尚。小人方暴其才以投世尚。又虞君子之弗能容也。于是益自结于世。所立固而所助多。率之以攻异己者。其势遂操乎必胜。何则。三代以还。才德兼优者不数见。德优而才不足。往往有之。小人则一于用才者也。世推其所长。而愈形夫君子之短。则小人胜矣。君子有才。不欲自见。藏之若虚。出之以逊。小人则急于见才者也。世震乎其外。而莫察夫君子之衷。则小人又胜矣。且夫小人之才。与君子未尝异也。所异在用之邪正。执此以观。当百不失一矣。乃有不尽然者。宋王钦若判三司。请免积逋千余万。真宗问先帝何弗知。对曰。留与陛下以收人心耳。卒免之。其恤民可谓仁。温公议复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蔡京独如约以行。其治事可谓敏。蔡知广州。宝货一无所取。及去。夷人以蔷薇露洒衣送之。其持己可谓廉。哲宗崩。臣议所立。章惇独谓端王轻佻。不可主天下。其论人可谓智。金人欲帝张邦昌。秦桧抗言请立赵氏宗。被胁北去。其临变可谓忠而勇。五者皆人所难能也。而钦若辈能之。则亦何以异于君子哉。然其卒异者。假公义以市高名。而私欲锢于中。利害讧于外。不能常守也。故虽矫激于一时。终焉倒行逆施。身败名裂而不顾。嗟夫。自古人君。未有不以进君子退小人为先务者。然每至于相反。岂非外惑其才。不复深观其德欤。夫君子势孤。难进而易退。小人亟于求进。植党以排善类。善类既空。所植者贪鄙成。并求小有才而不得。其极也以巽懦无能为德。浮夸喜事为才。则又交失之矣。如赵宋之末。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重臣论
徐旭旦
国有大事。重臣一言镇之。重臣之益于国也如是。泛论名实者谓时危乃见重臣。夫国家何日无大事。疆场何以警。盗贼何以兴。赋何以增。兵何以叛。官何以贪不息。民何以穷无日。此重臣之职也。重臣一言则大纲理。重臣不言则百官言之。进之者杂。人君之听之者不专。事之几泄。纲目乱矣。大事安得成。人君其敬大臣哉。大臣其善自重哉。
储大文曰。汉文帝时。陈平为左丞相。文帝问君所任何职。平对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外镇抚四夷。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此诚识宰相之体者也。唐太宗时。房乔杜如晦为仆射。太宗尝责之曰。公为宰相。当须开耳目。求访贤哲。有武艺谋略才堪抚众者。任以边事。有经明德修立性明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干清处事公平者。任以剧务。有学通古今识达政术者。任以治人。此乃宰相之裨益也。比闻听受词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哉。语尤明切。故宋文彦博请继上奏封▯。爰述二说以陈之。后世譔史序宰相表者。不▯烦辞。书此二则足矣。
用人
储大文
陆贽奏唐德宗曰。当天后时。非惟人得荐士。亦令士得自荐。又曰。天后以宽得人。陛下以精失士。盖德宗自文艺外。它政率庸闇缪。赵憬卢迈贾耽高郢郑珣瑜。辅政胥多历年所。而韩全义李说李锜辈之节钺。不知以何名授之。然而在德宗方自谓取士之精。其效乃如此也。武后改制。凡狄仁杰娄师德姚崇宋璟郭元振张仁愿唐休璟薛讷郭知运张说杨炯崔融辈。内外文武百余人。率其所擢以遗之子孙。遂以救高宗之弱势。而启唐开元天宝之盛。而中宗睿宗暨明皇之所自擢者。率多庸妄也。然则令人得荐士。士得自荐。而以宽收之。固治天下者之宝符也。陈止斋论季布魏尚孟舒。谓李广贾生。皆奇才也。文帝徒叹其不遇而之。布亦以一言而疑。尚舒以一战而夺爵。惩羹者吹齑。惩噎者废食。文帝惩高帝
译德才论
王友亮
谚语说：没有德行不能成为君子，没有才能不能成为小人。辨别人的主要标准似乎就是这样。我认为，君子内蕴的是德行，外显的是才能，并非两回事。将德与才分开，大概是从小人开始吧。拿水来作比喻，才能出自德行的，就像有源头的泉水；才能不出自德行的，就像没有根基的积水。即使是小人也自知自己比不上君子。既自知比不上，却反而达到相互抗衡、相互倾轧的地步，这是什么原因呢？德行是别人看不见的，能看见的只有才能罢了。才能并非君子所崇尚，但却不能禁止世俗不崇尚。小人正炫耀他们的才能来迎合世俗的崇尚，又担心君子不能容纳他们。于是更加依附于世俗，所建立的根基牢固，所帮助的人众多，率领这些人来攻击异己者，他们的势力于是掌握了必胜的优势。为什么呢？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才能和德行都优秀的人不多见，德行优秀而才能不足的，往往有之。小人则只专注于运用才能。世人推崇他们的长处，而越发显露出君子的短处，那么小人就胜利了。君子有才能，不想自我表现，隐藏起来好像空虚，表现出来则谦逊。小人则急于表现才能。世人震惊于他们的外在表现，而不能体察君子的内心，那么小人又胜利了。况且小人的才能，与君子并没有不同。不同的是运用的邪正。拿着这个观点来看，应当百无一失。然而也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宋朝的王钦若担任三司使，请求免除积欠的赋税一千多万。宋真宗问为什么先帝不知道，他回答说：“留着给陛下用来收买人心罢了。”最终免除了赋税，他体恤百姓可以说是仁。司马光议论恢复差役制，限期五天，同僚认为太紧迫，只有蔡京独自按照约定执行，他处理事务可以说是敏捷。蔡京在广州任职，珍宝货物一概不取，等到离任时，夷人用蔷薇露洒在衣服上送给他，他约束自己可以说是廉洁。宋哲宗去世，臣子议论拥立谁，只有章惇说端王轻浮，不能主持天下，他评论人可以说是明智。金人想要拥立张邦昌为帝，秦桧直言请求拥立赵氏宗室，被胁迫北去，他面对变故可以说是忠诚而勇敢。这五点都是别人难以做到的，而王钦若等人能做到，那么他们与君子又有什么不同呢？然而他们最终不同的原因，是假借公义来博取高名，而私欲禁锢在心中，利害冲突在外，不能长久坚守。所以虽然一时矫饰激切，最终却倒行逆施，身败名裂而不顾惜。唉！自古以来的君主，没有不以进用君子、斥退小人为首要任务的。然而每每达到相反的结果，难道不是被外在的才能迷惑，不再深入观察他们的德行吗？君子势力孤单，难以进用而容易退隐。小人急于求进，结党营私来排斥善良的人。善良的人既已空无一人，所培植的人贪婪鄙陋已成定局，即使想求得稍有才能的人也得不到。极端的情况是，把懦弱无能当作德行，把浮夸喜事当作才能，那么两者都失去了。像赵宋末年那样，值得感叹的事还少吗？值得感叹的事还少吗？
重臣论
徐旭旦
国家有大事，重臣一句话就能安定局面。重臣对国家的益处就是这样。泛泛议论名实的人说，时局危急时才显现出重臣。然而国家哪一天没有大事？边疆为什么报警？盗贼为什么兴起？赋税为什么增加？士兵为什么叛乱？官吏为什么贪腐不止？百姓为什么日益贫困？这是重臣的职责。重臣一句话，大纲就理清了；重臣不说话，百官就纷纷议论。进言的人杂乱，君主听信的人不专一，事情的机密泄露，纲纪目次混乱了。大事怎么能成功？君主应当敬重大臣啊，大臣应当善于自重啊。
储大文说：汉文帝时，陈平担任左丞相。文帝问你所担任的是什么职务，陈平回答说：“宰相，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季；对外镇抚四方蛮夷，使卿大夫各自胜任他们的职务。”这确实是懂得宰相体制的人。唐太宗时，房玄龄、杜如晦担任仆射。太宗曾经责备他们说：“你们作为宰相，应当开阔耳目，访求贤哲。有武艺谋略、才能足以安抚众人的，任用他们处理边疆事务；有经明德行、立性明悟的，任用他们担任侍臣；有明干清廉、处事公平的，任用他们处理繁重事务；有学通古今、识达政术的，任用他们治理百姓。这才是宰相的益处。近来听说你们听受诉讼，日不暇给，怎么能帮助朕求贤呢？”话语尤其明确深切。所以宋代的文彦博请求继承上奏封事，于是叙述这两段话来陈述。后世撰写史书序宰相表的人，不必烦琐言辞，记下这两则就足够了。
用人
储大文
陆贽上奏唐德宗说：“在武则天时期，不仅人们可以推荐士人，也让士人可以自我推荐。”又说：“武则天以宽厚得到人才，陛下以精严失去人才。”大概德宗除了文艺方面，其他政事大多平庸昏暗错误。赵憬、卢迈、贾耽、高郢、郑珣瑜辅佐政事都历经多年，而韩全义、李说、李锜等人的节度使印信，不知道以什么名义授予他们。然而在德宗当时自认为选拔人才精严，其效果却像这样。武则天改制，凡是狄仁杰、娄师德、姚崇、宋璟、郭元振、张仁愿、唐休璟、薛讷、郭知运、张说、杨炯、崔融等人，内外文武一百多人，都是武则天提拔并留给子孙的，于是挽救了高宗的弱势，开启了唐朝开元、天宝的盛世。而中宗、睿宗以及明皇所亲自提拔的人，大多平庸虚妄。那么让人推荐士人，士人自我推荐，并以宽厚来收揽他们，确实是治理天下的法宝。陈止斋评论季布、魏尚、孟舒，说李广、贾谊都是奇才。文帝只是感叹他们不遇而罢了，季布也因为一句话而被怀疑，魏尚、孟舒因为一次战斗而被剥夺爵位。被热汤烫过的人吹凉粥，被食物噎过的人废掉饮食。文帝因为高帝……
之宽而过于审。不知高祖以易得人。文帝以审失士。夫以文帝之贤。而终为负李贾二子。然则爱惜人才者。奚可不宽其格以收之也哉。若夫李沆之抑梅询。曾致尧刘健之抑何景明王九思。则又近于娼嫉。而欲貌附文帝之详审焉。抑又非矣。
译选拔人才过于宽泛，而考察又过于审慎。不知道汉高祖因为用人宽泛而容易得到人才，汉文帝因为考察审慎而失去了士人。即使是像汉文帝那样贤明，最终却辜负了李广、贾谊二人。既然如此，爱惜人才的人，怎么可以不放宽标准来招收他们呢？至于李沆压制梅询，曾致尧、刘健压制何景明、王九思，那就近乎嫉妒了，想要表面上附和汉文帝的详加审慎，这更是错误的。
知人难
张望
知人难。何谓知人难。同其是而喜者情也。不同其是而怫者情也。有不同其是而无怫者。宁有同其是而不喜者。今有两人于此。其一人助我者也。同其是也。其一人挠我者也。不同其是也。助我者大都君子也。挠我者大都小人也。又有两人于此。其一人挠我者也。不同其是也。其一人助我者也。同其是也。挠我者大都君子也。助我者大都小人也。是何也。彼之助我者。有利于事而已。彼之挠我者。勿便于己而已。此之挠我者。不利于事而已。此之助我者。求便于己而已。学成行尊。名字大起。宰相知之。天子用之。显要系天下之望。朝廷不能有君子无小人。不能使君子当事。而小人无为。于是乎同声相应。同类相从。而助之者至矣。于是乎异臭相反。异色相乱。而挠之者至矣。此其固然。然而吾之心一耳。天下万有也。人之贤不肖。事之成败利钝。知之而岂尽无遗。其从而挠之者。开吾之智也。其因而助之者。蔽吾之明也。夫谓因而助之而蔽吾之明者何也。非其心之果是。之所以然者。求便于己而已。知其贤不肖矣。与其成败利钝矣。曹辈尚或杳默。未同其是。而此一人已依依兴叹同其是矣。出于非望矣。此岂其情哉。夫贤者快心恢廓。固自信。固不疑人。方且假借地望。设吾道之援。究大事如此。赞王室如此。而孰知是人之非其情也。养爪锐为搏击之资。洗垢求瑕。輆吾遵路。异时以败大名。亦悔之矣。其小者点名隳色。冒不知人之诮。其大者妄生羽毛。祸人国家。古今亦何可支哉。故曰知人难。
好名论
阙名
人君不可有独好其名之心。不可使天下无好名之心。好其实故不得独好其名。因名以责实。故不得不使天下好名。今夫天下善恶二端而已矣。治天下。使天下迁善远恶而已矣。有善无恶者。人之性。名为善而喜。名为恶而恶者。人之情。今使天下浑浑焉不知名之可好。则善不足以为喜。恶不足以为恶。喜与恶不加于其情。则其为恶也。与为善无以别。而亦渐失其性。故夫名者先王动天下之微权也。先王因民之所好而采章服物以荣之。爵禄庆赏以劝之。表宅锡闾以奖异之。若曰使人迁善而恶自远。是以不纯任刑罚而任礼教。名与礼相近而远于刑。故名者所以助礼之行。而操于刑之先者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之民。日循循焉归于吾礼教之中。则刑罚可以措而不用。而天下固已大治。故曰名者先王动天下之微权也。然其始特不可有自好其名之心。自好其名则直以为名焉已耳。自好其名而或靳天下之名。此其意已近于刑而远于礼。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故王道以无欲为本。
乡愿论
阙名
乡愿最恶者狂獧。有问于乡愿者曰。是人也可杀与。曰可。可举而用之与。曰可。问于狂獧。狂獧不然。可可否否。无所隐避。于是乡愿好其与己同。恶其与己异。故曰乡愿最恶者狂獧也。夫人至于可杀。恨之至也。至于可举而用之。爱之至也。使其不顾人之可杀与否。因其恨而杀之。则所杀者或为君子。不顾其人之可举用与否。因其好而举而用之。则所举用者或为小人。乡愿之心。阴私险巧。惟知趋利避害。不察事之可否。理之是非。阉然自媚于世。佯为无所甚好。无所甚恶。而阴以行其所好所恶之心。故天下之好恶。莫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以为德之贼。不信然与。夫使天下无狂獧。则是君子可杀。而小人可举用也。幸而有一狂者獧者。乃不幸而为乡愿之所恶。则是乡愿之祸。不至尽杀天下之君子不尽举用天下之小人不止。始于一人之好恶。而流毒于天下国家。自古以还。天下之事坏于小人者十二三。坏于乡愿者十常八九。乡愿者小人之渠魁也。而其祸自恶狂獧始。有天下国家者。当亟黜乡愿。乡愿黜则狂獧兴矣。狂獧兴则天下之为君子小人者。各得其理矣。易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书曰惇德允元。而难壬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谓也。然则何以辨之。书不云乎。有言逆于女心。必
译了解人很难。
张望
了解人很难。为什么说了解人很难呢？赞同我的观点而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不赞同我的观点而恼怒，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不赞同我的观点却不恼怒的人吗？难道有赞同我的观点却不高兴的人吗？现在假设有两个人在这里，其中一个人帮助我，是因为赞同我的观点；另一个人阻挠我，是因为不赞同我的观点。帮助我的人大多都是君子，阻挠我的人大多都是小人。又假设有另外两个人在这里，其中一个人阻挠我，是因为不赞同我的观点；另一个人帮助我，是因为赞同我的观点。阻挠我的人大多都是君子，帮助我的人大多都是小人。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些帮助我的人，只是为了对事情有利罢了；那些阻挠我的人，只是为了对自己不便罢了。那些阻挠我的人，只是为了对事情不利罢了；那些帮助我的人，只是为了对自己有利罢了。学问有成，德行尊贵，名声大振，宰相了解他，天子任用他，身居显要之位，系天下人之期望。朝廷不可能只有君子而没有小人，也不可能让君子处理政事而小人无所作为。于是，声音相同的人互相呼应，同类的人互相追随，那些帮助他的人就来了。于是，气味不同的人互相排斥，颜色不同的人互相扰乱，那些阻挠他的人就来了。这是必然的情况。然而我的心只有一个，天下的万物众多。人的贤良与不肖，事情的成败利钝，虽然知道了，难道能毫无遗漏吗？那些跟随并阻挠我的人，开启了我的心智；那些因为赞同而帮助我的人，蒙蔽了我的明智。为什么说因为赞同而帮助我却蒙蔽了我的明智呢？并不是他们的心确实正确，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对自己有利罢了。知道了人的贤良与不肖，知道了事情的成败利钝，同辈的人或许还沉默不语，没有赞同我的观点，而这个人却已经依恋地感叹赞同我的观点了，这出乎意料之外。这难道是真情吗？贤能的人心胸开阔，本来自信，本来不怀疑别人，正打算借助地位声望，设立对我道义的援助，成就大事如此，赞佐王室如此，然而谁知道这个人并不是出于真情呢？养成爪牙的锐利作为搏击的资本，洗去污垢寻找瑕疵，阻碍我遵循正道，将来败坏我的大名，也会后悔了。小的方面是点名毁色，冒着不了解人的讥讽；大的方面是凭空生事，祸害国家。古今以来，这样的例子哪里能数得尽呢。所以说了解人很难。
好名论
佚名
君主不可以独自喜好名声，不可以让天下人没有喜好名声的心。喜好实际所以不能独自喜好名声，凭借名声来要求实际，所以不得不让天下人喜好名声。现在天下的善恶只有两端罢了。治理天下，让天下人向善远离恶罢了。有善无恶，是人的本性；名为善而喜欢，名为恶而厌恶，是人的情感。现在让天下人浑浑噩噩不知道名声值得喜好，那么善不足以成为喜欢的原因，恶不足以成为厌恶的原因。喜欢与厌恶不施加于他们的情感，那么他们做恶与做善就没有区别，从而逐渐失去他们的本性。所以名声是先王调动天下的微妙权柄。先王顺应百姓所喜好而采用服饰器物来荣耀他们，用爵位俸禄庆贺赏赐来鼓励他们，用表彰住宅赏赐里巷来奖赏特异之人，好像是说让人向善而恶自然远离。因此不单纯依靠刑罚而依靠礼教。名声与礼相近而远离刑罚，所以名声是用来辅助礼的实施，而在刑罚之前操作的。孔子说：“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道，不可以让他们知道道。”让天下的百姓，每天循循善诱地归于我的礼教之中，那么刑罚可以搁置而不用，而天下本来已经大治。所以说名声是先王调动天下的微妙权柄。然而起初特别不可以有自我喜好名声的心。自我喜好名声就直接把它当作名声罢了。自我喜好名声而或许吝惜天下的名声，这心意已经接近刑罚而远离礼了，想要天下大治是不可能的。所以王道以无欲为根本。
乡愿论
佚名
乡愿最厌恶的是狂者和狷者。有人问乡愿说：“这个人可以杀吗？”回答说：“可以。”“可以举荐任用吗？”回答说：“可以。”问狂者和狷者，狂者和狷者不这样，可以就是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没有什么隐瞒回避。于是乡愿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所以说乡愿最厌恶的是狂者和狷者。人到了可以杀的地步，是恨到了极点；到了可以举荐任用的地步，是爱到了极点。如果他不顾那人是否该杀，因为恨而杀他，那么被杀的或许是君子；不顾那人是否该举荐任用，因为喜欢而举荐任用他，那么被举荐任用的或许是小人。乡愿的心，阴私险恶巧妙，只知道趋利避害，不考察事情是否可行，道理的是非。谄媚地自我取悦于世，假装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没有什么特别厌恶的，而暗中实行他所喜欢所厌恶的心。所以天下的好恶，没有比乡愿更厉害的了。孔子认为他是道德的贼，不确实是这样吗？如果天下没有狂者和狷者，那么君子可以被杀，而小人可以被举荐任用。幸好有一个狂者或狷者，却不幸被乡愿所厌恶，那么乡愿的祸害，不至于杀尽天下的君子、举尽天下的小人不停止。开始于一人的好恶，而流毒于天下国家。自古以来，天下的事情被小人破坏的占十分之二三，被乡愿破坏的占十分之八九。乡愿是小人的首领，而他的祸害从厌恶狂者和狷者开始。拥有天下国家的人，应当迅速罢黜乡愿。乡愿被罢黜那么狂者和狷者就兴起了。狂者和狷者兴起那么天下作为君子和小人的，各自得到他们的道理了。《易经》说：“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消减。”《尚书》说：“敦厚德行诚信善良，而难以听信奸佞之人。”害怕什么巧言令色极其奸佞的人呢？说的就是这个。然而怎么辨别呢？《尚书》不说过吗：“有言语违背你的心意，必定……”
求诸道。有言孙于女志。必求诸非道。求诸道者。所以辨狂獧也。求诸非道者。所以辨乡愿也。昔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饶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遣之。观楚文王之御二臣者。是又辨乡愿狂獧之大端也。辨之。则乡愿之好恶。岂至毒天下哉。
译向正道寻求评判。有人会说，这有损于女性的志向。必定要向非正道寻求评判。向正道寻求评判，是用来辨别狂妄轻率之人的；向非正道寻求评判，是用来辨别伪善乡愿之人的。从前楚文王生病，告诉大夫说：“筦饶用道义触犯我，用礼制违背我，和他相处心里不安，不见他时也不思念他。然而我从中有所收获，一定要在他该受封赏的时候封赏他。申侯伯对于我想做的事，鼓励我去做；对于我高兴的事，先于我去实行。和他相处心里安稳，不见他时就会思念他。然而我从中有所损失，一定要在他该被遣退的时候遣退他。”观察楚文王对待这两位臣子的做法，这又是辨别伪善乡愿与狂妄轻率的大致准则。加以辨别，那么伪善乡愿的好恶，难道会毒害天下吗？
除奸异之文集
管同
君子与小人。不可以并处。君子与小人并处。非君子去小人。则小人必害君子。然自吾观之。自古及今。小人害君子。如善射者然。发十而中者八九。君子欲去小人。发矢者十。幸而中者一二而已。甚矣小人之难除。而君子之易见伤也。虽然。此何故也。君子持正。不能如小人之善悦其君。孤立无朋。不能如其多羽翼。临事则听命。无金帛货财。赂要人而求辅助。直于言而刚于色。不能诡伪欺诈。宛转以求必胜。是数者皆不及小人。而小人兼之。此胜负之所以不战而分已。而吾以为犹不止此。天下之事有道焉。有机焉。非道也无以得事之正。非机也无以济事之成。自古君子于小人。平时则疾怒之状。见于颜色。若不可与朝夕处。一旦欲攻击。则谋之他人。考其事实。迟濡隐忍。不能遽发。至于起而攻之。又必昌言于朝。细数其罪。若结讼而上待听断者然。吁。吾谋未成。而彼也预防而为之地者。亦已久矣。若夫小人则不然。彼平日自知不为君子喜。朝夕思虑经营。待君子之攻吾而为之备。一旦决发。则骤如雷霆。疾如风雨。巧乎若逢羿弯弓。射跛挛之童稚。呜呼。窦武屠于曹节。王涯戮于仇士良。元佑诸贤窜于惇京。天启诸贤戮于崔魏。吾读史至此。未尝不废书而流涕也。彼君子者何其失机。而小人者何其机之捷也。天下之人。死于病者十仅三四。而死于医者十尝七八。痈疽大病也。而未尝遽死也。无扁鹊之技。而决而溃之。则其人乃立死。世之小人。其始意止于患得失。彼既知不为君子所容。则日夜谋为自保之计。而倒行逆施。无所不至。窦武王涯之难。身虽死。国犹延。若夫何进之诛宦官。则身死君奔。而国祚几亡于是日矣。且夫遇小人者。不攻则已。茍欲攻之。则势当必胜。胜之如何。曰深警捷速。如小人之所以害君子者。而其术得已。夫深警捷速在小人害君子则为奸为邪。而君子用以去小人则为忠为正。吾请证之。昔宋丁谓陷寇准。排李迪。天下哗然不安。莫能去也。及真宗崩。谓为山陵使。王曾乃入白太后。谓谓包藏祸心。故擅移皇堂于绝地。太后大怒。而谓几立诛。明御史攻严世蕃也。疏入沈炼杨继盛事。徐阶曰。若如是。严公子骑段出都门矣。手削其▯。独用通海寇。及南昌地有王气。购为嵩茔等事。疏一上而世蕃弃市。夫谓固奸邪。曾所言岂事实哉。然而必如是者。不出此则谓不可去。其用意正与徐阶同。所谓机也。而儒者或曰。事不当求必成。曾所为不足法。呜呼。去小人者为身耶。为家耶。为一己之名节耶。为君父之忧国家之患耶。今夫擒虎豹者毒弓矢。设械。以求必获。而人不以为非者。除害故也。进猎者而告之曰。是非仁术。汝其袒裼搏之。猎者死而虎豹之害日深矣。
论用人
陆世仪
人才极难得也。善用人者必审定其才之所宜。授之以职。而终身任之。务使竭尽其材。以唐虞之际。而致治止于五人。此人才之难得也。以五臣之圣而各专一事。此才之各有所宜也。且各专一事而至于终身不易。此任之而竭尽其才也。今治不及唐虞。而三岁试士。多至四百。则人才何其多。圣不及五臣。而吏户兵刑无所不堪。则才何其大。历官如传舍。旦至暮去。而动辄奏绩。又何其才之易竭也。噫。
近行荐举。最是良法。然有三弊。一曰行之太拘。荐举之法。所以通科目之穷。破资格之弊也。今必曰某官得荐。某官不得荐。某官荐得任某职。某官荐不得任某职。是仍重科目。仍拘资格也。一曰任之无法。善恶有类。邪正有党。君子所荐。大抵多君子。小人所荐。大扺多小人。今不立法详试而任之。且宜兵而工。宜礼而刑。用违其才者。又不可胜计也。即有真才。亦乌能用乎。一曰绳之太急。连坐之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故同是人也。或始终变节。或穷达易操。当其举之。未可谓非也。举之而受举者变节易操。则非举之者之罪也。而乌得一概论也。且仕途倾险。诡谲百出。或丛忌举
译除去奸邪异端文集
管同
君子与小人，不能共同相处。君子与小人若共同相处，不是君子离开小人，就是小人必定伤害君子。然而从我看来，从古至今，小人伤害君子，就像善于射箭的人一样，射十箭能中八九箭。君子想要除去小人，射十箭，侥幸能中的只有一两箭罢了。小人之难以除去，君子之容易受到伤害，真是严重啊！虽然如此，这是什么缘故呢？君子秉持正道，不能像小人那样善于取悦君主；孤立无朋，不能像小人那样多有羽翼；遇事则听从命令，没有金钱财物去贿赂权贵以寻求辅助；言语正直而神色刚毅，不能诡诈虚伪、欺诈圆滑以求必胜。这几方面都赶不上小人，而小人却兼而有之。这就是胜负不战而分的原因。但我认为还不止于此。天下的事有“道”，也有“机”。没有“道”就无法得到事物的正道，没有“机”就无法促成事物的成功。自古君子对待小人，平时憎恶愤怒的神情就表现在脸上，好像不能与他们朝夕相处。一旦想要攻击，就谋划于他人，考察其事实，迟疑隐忍，不能立即发动。等到起来攻击他们，又一定在朝廷上公开宣扬，详细列举其罪状，好像打官司等待上级裁决一样。唉！我的计谋还未成功，而对方早已预防并做好了准备。至于小人则不然。他们平日自知不被君子喜欢，朝夕思虑经营，等待君子攻击自己而做准备。一旦决意发动，就迅猛如雷霆，急速如风雨，巧妙得像逢蒙拉弓，射那跛脚挛缩的孩童。唉！窦武被曹节所杀，王涯被仇士良所杀，元祐年间的各位贤臣被章惇、蔡京所流放，天启年间的各位贤臣被崔呈秀、魏忠贤所杀。我读史书到这里，没有不放下书而流泪的。那些君子多么失于时机，而小人多么善于抓住时机啊！天下的人，死于疾病的十人中仅三四，而死于医生的十人中常七八。痈疽是大病，但未曾立即致死。没有扁鹊那样的医术，却去刺破溃烂它，那人就会立即死去。世上的小人，起初意图只在于患得患失。他们既然知道不被君子所容，就日夜谋划自保之计，从而倒行逆施，无所不至。窦武、王涯的灾难，身体虽然死了，国家还能延续。至于何进诛杀宦官，则是自身死亡、君主出逃，而国运几乎在那一天灭亡了。况且遇到小人，不攻击也就罢了。如果打算攻击，那么形势应当必胜。如何能胜？回答说：要深谋、警觉、快捷、迅速，像小人伤害君子那样，而他们的计谋就成功了。深谋、警觉、快捷、迅速，在小人伤害君子时是奸邪，而君子用来除去小人时就是忠正。我请证明这一点。从前宋朝丁谓陷害寇准，排挤李迪，天下哗然不安，没有人能除去他。等到真宗去世，丁谓担任山陵使，王曾于是入宫禀告太后，说丁谓包藏祸心，所以擅自将皇堂移到绝地。太后大怒，丁谓几乎立即被杀。明朝御史攻击严世蕃时，奏疏中写入了沈炼、杨继盛的事，徐阶说：“如果这样，严世蕃的儿子骑马出都门了。”亲手删去这些，只用通海寇、南昌地有王气、购买作为严嵩墓地等事。奏疏一上，严世蕃就被处死。丁谓固然奸邪，王曾所说的难道是事实吗？然而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丁谓就不能除去。他的用意正与徐阶相同。这就是所谓的“机”。而儒者有人说，做事不应当追求必定成功，王曾的做法不值得效法。唉！除去小人是为了自身吗？为了家庭吗？为了个人的名节吗？为了君主和父辈担忧国家的祸患吗？现在捕捉虎豹的人毒化弓箭，设置器械，以求必定捕获，而人们不认为不对，是因为除去祸害的缘故。如果告诉猎人说：“这不是仁爱的方法，你应当赤身肉搏。”猎人死了，而虎豹的祸害日益加深了。
论用人
陆世仪
人才极难得到。善于用人的人必定审定其才能所适宜的地方，授予他职位，并且终身任用他，务必使他竭尽他的才能。以唐尧虞舜的时代，而达到大治的只有五个人，这是人才难得啊。以五位大臣的圣明而各专一事，这是才能各有适宜之处啊。而且各专一事以至于终身不变，这是任用他而竭尽他的才能啊。现在治理不及唐尧虞舜，而三年考核士人，多达四百人，那么人才何其多啊。圣明不及五位大臣，而吏、户、兵、刑无所不能胜任，那么才能何其大啊。做官像住旅店，早上到晚上走，动不动就奏报政绩，又何其容易竭尽才能啊。唉。
近来实行荐举，最是好方法。然而有三个弊端。一是实行得太拘泥。荐举的方法，是用来疏通科举的穷途，打破资历的弊端的。现在必定说某官可以荐举，某官不能荐举，某官荐举可以担任某职，某官荐举不能担任某职，这还是重视科举，还是拘泥资历啊。二是任用没有法度。善恶有类别，邪正有党羽。君子所荐举的，大多多是君子；小人所荐举的，大多多是小人。现在不立法详细考核而任用他们，况且适宜兵部却任工部，适宜礼部却任刑部，用违其才能的，又不可胜计啊。即使有真才，又怎么能任用呢？三是约束得太急切。连坐的法度，是用来对待小人的，不是用来对待君子的。所以同是一个人，有的始终变节，有的穷达易操。当他被荐举时，不能说不是对的。荐举了他而受荐举的人变节易操，那就不是荐举者的罪过啊。怎么能一概而论呢？况且仕途倾险，诡谲百出，或者丛忌举
主。而阴中伤所举之人。或倾排所举之人。而并累及乎举主。种种株连。为害不可胜道。则虽有贤士在下。举主亦安能不顾身家。不惜禄位。奋然以举之乎。无怪乎勉强塞责。而以柔滑善媚之徒。虚应故事也。
译如果暗中伤害被举荐的人，或者排挤倾轧被举荐的人，并且连累到举荐者，种种株连之祸，造成的危害不可胜数。那么，即使有贤能之士在下层，举荐者又怎能不顾及自身家室，不吝惜官位俸禄，奋然将他们举荐出来呢？难怪他们只是勉强应付差事，而任用那些圆滑善于谄媚的人，来敷衍了事罢了。
观筛米得取人之法焉。虽节阔目。不无遗珠之叹。然往往拔十得五。又观匠人得教人与器使之道焉。材之大小枉直不一。而规矩绳墨之法无不一。故能使之咸就条理。至于奇瑰之材。不可拘以绳墨者。则又随材而器使之。故天下无不可用之才。而亦无不可成之事。今之时教法废矣。而器使之道。则又弃而不讲。使细者为梁。短者为柱。大者为椽。长者为节。乃谓天下无材。谓天下之事必不可成。岂不冤哉。然则如之何。曰宽收而严试。久任而超迁。用人之要。无以外此矣。
旧制。举进士。必分试九卿衙门观政。每衙门约三十余人。堂长司僚。与之朝夕而试之事。会其实以上于天官。天官籍注以定铨选。随材授职。职必久任。故洪永时得人为盛。今之观政。则不过随班作揖而已。名存实亡。可慨也夫。
用人之法。古今不同。三代以上开诚布公。主于用君子。虽或间容小人。然君子易于展布。三代以后。禁制束缚。主于防小人。小人终不能防。而君子之进退掣肘。为已极矣。问设有小人如何。曰。小人惟有不用法。更无防法。中庸曰。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则知古人治天下全在怀诸侯。今人治天下全在择守令。
人非圣人。不能无过。故君有过臣谏之。父有过子谏之。代不乏人。独为长吏令一邑。未闻辟一言路。令下得言其过失。近为民父母。而骄亢反过于至尊。无拒谏之名。而有弭谤之实。诚所不解也。今后吾党得第为县令时。必尊礼有道。祈闻得失。月朔必置一柜。令士民投于柜中。言我一月中过差。庶无冒昧妄行之弊。
潜邱札记论治
阎若璩
蔡襄曰。天子之尊。下视民人。远绝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泽。使之速致而均被者。盖其所关行有以始而终之者也。恶乎始。宰相以始之。恶乎终。县令以终之。宰相近天子。而令近于民。其势固殊。然其相与贯连以为本末。是必动而相济者也。
后蒙古取襄邓。入汉济江。长驱南下。多用郝经策。得宋之奏议。周知其形胜要害。与其守御之策。用其所保反而攻之。我无借箸聚米之劳。而彼之地图兵略。皆转而授于吾矣。此亦后事之师。不可以不戒也。
大清律田宅条例。屯田人等。将屯田典卖与人。军丁人等。发边卫充军。民发边外为民。夫典卖尚不可。况挖废之乎。此又律例所未载之大罪也。韦孟既归。犹梦而争王室之事。虞世南既死。帝犹梦其进我谠言。真谏苑之异闻。忠臣之盛节也。
史称吕正献平生以人物为己任。凡当世名贤。无不汲引。予所尤异者。濂洛关陕诸贤。皆为所荐。周茂叔传。熙宁初知郴州。用赵抃及吕公着荐为广东转运判官。程伯传。用吕公着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正叔之荐。则与司马光共疏其行义。诏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寻擢崇政殿说书郎。张子厚传。公着言其有古学。神宗召见。授崇文院校书。子厚弟戬亦荐焉。邵尧夫虽未为所荐。公着居洛中。雅敬尧夫。恒相从游。为市园宅。夫道学诸公之在当世。贵近大臣。能不出力排击诋侮者已难。又从而荐诸朝廷。使一一获其用焉。呜呼。若正献者。不独得以人事君之义。其增光吾道为何如哉。
立储与用人。同一关纽。宋王成器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犹丁度对宋仁宗曰。承平无事则守资格。缓急有大事大疑则先材能之论是也。然二者俱以人用法。不以法胜人。即在承平之世。要当以治人为急耳。岂真先嫡长而不问贤愚。据资格而不核功罪乎。
欧阳公议濮礼。为台谏所共非。独蒋之奇傅会之。而后之劾欧公者即之奇也。张柱议大礼。为举朝所不容。独杨文襄极称之。而后之倾文襄者即张桂也。故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
宋元佑中。朝士以类相从。有洛党蜀党朔党之分。又有不立党者。又有戆直无党者。至章蔡用而诸贤尽锢为奸党。是君子始异而终未尝不同也。万历中与东林相角者。有昆党宣党。又有齐党楚党浙党。三方鼎峙之名。至魏阉
译观察筛米，可以从中领悟选拔人才的道理。虽然筛孔有宽有窄，难免有遗漏珍珠的遗憾，但往往能十中取五。又观察工匠，可以从中领悟教导他人和根据才能使用人的道理。木材的大小、弯曲或笔直各不相同，但圆规、曲尺、墨线等规范方法却是统一的。因此能使木材都符合条理。至于那些奇特瑰丽的木材，不能用常规墨线来约束的，就根据木材的特性来加以利用。所以天下没有不可使用的人才，也没有不可成就的事业。如今选拔教育的制度废弛了，而根据才能使用人的道理，又被抛弃而不加讲求。让细小的木材做房梁，短的木材做柱子，大的木材做椽子，长的木材做榫头，却还说天下没有人才，说天下的事情必定不能成功，难道不是冤枉吗？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广泛地招收人才而严格地考核，长期任用而破格提拔，用人的关键，没有超出这些的了。
旧制规定，考中进士，必须分配到九卿衙门实习政务。每个衙门大约三十多人，长官和属官与他们朝夕相处，通过实际事务来考察他们，汇总他们的实际情况上报给吏部。吏部登记备注，以此确定选拔任用，根据才能授予职位，职位必须长期担任。所以洪武、永乐年间，得到合适的人才最为兴盛。如今的实习政务，不过是跟随班列作揖罢了，名存实亡，令人感慨啊。
用人的方法，古今不同。夏商周三代以上，开诚布公，主要在于任用君子。虽然有时偶尔容留小人，但君子容易施展抱负。三代以后，禁令束缚，主要在于防范小人。小人终究不能防范，而君子在进退上受到掣肘，已经到了极点。问：假设有小人怎么办？回答说：小人只有不任用的方法，没有防范的方法。《中庸》说：“延续断绝的世系，举荐废弃的国家，治理乱世，扶持危局，按时朝见聘问，厚往薄来，以此来安抚诸侯。”由此可知，古人治理天下，全在于安抚诸侯；今人治理天下，全在于选择郡守县令。
人不是圣人，不可能没有过错。所以君主有过错，臣子劝谏；父亲有过错，儿子劝谏，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人。唯独作为长官治理一个县，没听说开辟一条言路，让下属能够指出他的过失。近来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却骄傲自大反而超过了至尊的君主，没有拒绝劝谏的名义，却有消除诽谤的实质，实在令人不解。今后我们同党考中进士担任县令时，一定要尊重礼遇有道德的人，祈求听到自己的得失。每月初一，一定要设置一个箱子，让士人百姓把意见投进箱中，指出我一个月内的过错偏差，希望没有轻率妄行的弊端。
潜邱札记论治
阎若璩
蔡襄说：天子的尊贵，俯视百姓，遥远隔绝，不相接近。然而推行政教，施行恩德，使之迅速达到并均匀覆盖的，大概是因为有关联执行的人从头到尾贯彻到底。从哪里开始呢？由宰相开始。在哪里结束呢？由县令结束。宰相接近天子，而县令接近百姓，他们的地位固然不同，但他们相互贯通作为根本和末端，这一定是行动相互协调互补的。
后来蒙古夺取襄樊、邓州，进入汉水渡过长江，长驱直下南下，多采用郝经的策略。得到了宋朝的奏议，完全了解了地形险要和防御策略，利用他们保护的地方反而去攻打。我们没有借箸聚米谋划的辛劳，而他们的地图兵略，都转而交给我们了。这也是后事的教训，不可以不警戒。
大清律田宅条例规定，屯田人等，将屯田典当卖给他人，军丁人等，发配到边卫充军，百姓发配到边外为民。既然典当卖断尚且不可以，何况挖废屯田呢？这又是律例中没有记载的大罪。韦孟已经归隐，还在梦中争论王室的事情；虞世南已经去世，皇帝还在梦中听到他进献正直的言论。真是谏苑中的奇异传闻，忠臣的盛大节操啊。
史书称吕公著平生以选拔人才为己任，凡是当世的名贤，没有不汲引推荐的。我特别感到惊奇的是，濂洛关陕的各位贤人，都被他推荐。周敦颐传记载，熙宁初年任郴州知州，因为赵抃和吕公著的推荐，担任广东转运判官。程颢传记载，因为吕公著的推荐，担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颐的推荐，则是与司马光共同上疏陈述他的品行义理，诏令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不久提拔为崇政殿说书郎。张载传记载，吕公著说他通晓古学，神宗召见，授予崇文院校书。张载的弟弟张戬也被推荐。邵雍虽然没有被他推荐，吕公著居住在洛阳时，非常尊敬邵雍，常常与他交往，为他购买园宅。道学各位先生在当世，权贵近臣，能不极力排击诋毁的已经很难，又进而向朝廷推荐，使他们一一得到任用。唉，像吕公著这样的人，不仅得以履行事奉君主的道义，他为我们的道义增添光彩又是怎样的呢！
确立太子和用人，是同一个关键。宋王成器说：国家安定就先立嫡长子，国家危难就先立有功之人。就像丁度回答宋仁宗说：太平无事时就遵守资历等级，紧急重大或有重大疑难时就先任用有才能的人，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两者都是以人运用法律，不以法律胜过人。即使在太平盛世，也应当以治理人为急务。难道真的先立嫡长子而不问贤愚，依据资历而不考核功罪吗？
欧阳修议论濮安懿王礼仪，被台谏官共同非议，只有蒋之奇迎合附会他，而后来弹劾欧阳修的人就是蒋之奇。张璁议论大礼，被满朝大臣所不容，只有杨廷和极力称赞他，而后来倾覆杨廷和的人就是张璁。所以说小人都不可与之结下因缘。
宋朝元佑年间，朝臣按类别互相结党，有洛党、蜀党、朔党之分，又有不结党的，又有刚直不阿不结党的。等到章惇、蔡卞用事，各位贤人全部被禁锢为奸党。这是君子起初不同而最终未曾不同。万历年间与东林党相抗衡的，有昆党、宣党，又有齐党、楚党、浙党，三方鼎峙的名号，等到魏忠贤……
出而诸党尽化为逆案。是小人始异而终未尝不同也。然君子始异而终同。同归于祸。小人始异而终同。同归于利。则其是非固不待辨而知矣。
译一旦事发，各派党羽便全被划入逆党案。这说明小人起初意见不同，但最终其实并无不同。然而君子起初意见不同，最终却走向一致，一同招致灾祸；小人起初意见不同，最终也走向一致，一同谋取利益。那么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本来不用分辨就能知道了。
徐文贞当国。毕公在言路。举朝严毕公。甚于文贞。议且出毕公于外。文贞曰。诸公畏之耶。皆踧踖曰。岂谓畏之。黄门切直。虑其府祸耳。文贞曰不然。吾亦畏之。顾念人孰无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纵。可寡过也。闻者叹服。
韩魏公判大名。上疏极论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便甚。潞公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真可以为人主之龟鉴矣。予因思当仁宗之时。文潞公则能斩史志聪。当英宗之时。韩魏公则能窜任守忠。而天子不以为专。宰相亦不自以为嫌。何一再传之后。二公之人犹故也。宰相之权犹故也。而其言则不能与宦者争胜负。此无他。人主之敬大臣与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则诚。诚则明。明则左右不得关其说。不敬大臣则疑。疑则闇。闇则左右得以窃其柄。故神宗之弊。不在于过信大臣。而在不信大臣。然则神宗之于安石。亦为不信乎。曰以宦者而信安石。吾犹以为不信安石也。
新安程元初曰。昔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吴。曾筑读书台。藉多士之力。考华阳国志。木牛流马。亦一士人所献。武侯采而用之。李德裕曰。帝王之雄辩。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诤臣之口。德裕又曰。桓灵之主。与小人气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亲结不可解也。
论官制
陆世仪
设官分职。所以为民极也。故官制清则民志定。周制。在天下惟公侯伯子男。在一国惟卿大夫士而已。自秦罢侯置守。分爵二十级。而汉唐宋因之。愈棼愈乱。其制有爵有职官有加官。又有散阶勋爵。或一官而兼数衔。或一事而设数官。或古贵而今卑。或古卑而今贵。名目混淆。等第杂乱。欲居官者顾名思义。难矣。于以治民。不亦谬哉。故愚谓治天下断自清官制始。三代以官为治事之司。故其制简而清。后世以官为赏人之物。故其制繁而乱。
周制。地官司徒主教养万民。今之户部。但主户口田赋贡役经费。非古制也。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以封诸侯。而千里之内。又分采地。九赋之敛。其入无多。故可专意教养。今则海内之田赋皆属户部。势不得不以教之一字。听之学校。而全部专心会计矣。明初止分四司。而其后又分十三司。十三司各分四科。诚以庶务之浩繁也。然古者有教有养。而后世但闻取民。世代升降。感慨系之矣。
夏殷周皆有九卿。即少师少傅少保及六官。外此无卿。今制六部都通大。谓之大九卿。而鸿胪太常光禄寺。又谓之小九卿。以今观之。殊可并省。如鸿胪太常光禄国子监。可并入礼部。太仆苑马。可并入兵部。翰林尚宝钦天。可并入吏部。此势之至便。而制之至善者也。昔宋初虽有九卿之名。皆以为命官之品秩而无执事。元丰正名。始有执掌。中兴初并省冗职。卫尉太仆并兵部。太府司农并户部。光禄鸿胪并礼部。亦恶其头绪之纷也。立官制而能使头绪井然。则治天下之道。思过半矣。
昔人谓周礼无谏官。凡官皆可谏者。其言似是而实非也。地官之属师氏诏王善。保氏谏王恶。则保氏便是谏官。故后世之设谏官。非周礼意也。其必复师氏保氏之旧。而在于王所乎。
翰林院始于唐。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医卜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燕见。而文书诏令。则掌于中书舍人。未之及也。干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等草文辞。谓之北门学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九龄张说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荅。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为天子私人。而翰林院始大重。然所谓学士。皆以亲远近为贵贱。未尝有一定之品秩也。宋始有定制。职始贵显。至于明制。则直以为储相之地。土子登高第者竟入翰林。不数年可坐致馆阁。夫宰相天下安危之所寄也。人主择相。当务取洞悉国体民情者。岂可徒取文章华国乎。窃谓翰林既为储相地。当即以相
译徐阶执掌朝政时，毕恭在言官任上。满朝大臣对毕恭的敬畏，甚至超过对徐阶的敬畏，并且商议将毕恭外放。徐阶说：“各位是怕他吗？”众人都局促不安地说：“哪里是怕他，只是黄门官（太监）言辞急切正直，担心他招致祸患罢了。”徐阶说：“不是这样。我也怕他。只是想到人谁没有私心，私心必定损害公义。有像他这样的人在，就不敢放纵自己，可以少犯过错。”听到这话的人赞叹佩服。
韩琦任大名府知府时，上疏极力批评青苗法。不久，文彦博也为此进言。皇帝说：“我派了两个中使亲自去民间询问，都说便利得很。”文彦博说：“韩琦是历经三朝的宰相，您不信他，却信两个宦官吗？”这话真是深刻啊，真可以作为君主的借鉴。我因此想到，在仁宗时期，文彦博能够斩杀史志聪；在英宗时期，韩琦能够贬谪任守忠，而天子不认为他们专断，宰相也不自认为有嫌隙。为什么传到后来，两位公卿的人还是原来的人，宰相的权力还是原来的权力，但他们的言论却不能与宦官争胜负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敬重大臣与不敬重大臣罢了。敬重大臣则真诚，真诚则明察，明察则左右近臣不能蒙蔽君主；不敬重大臣则猜疑，猜疑则昏暗，昏暗则左右近臣得以窃取权柄。所以神宗的弊病，不在于过分信任大臣，而在于不信任大臣。那么神宗对于王安石，也是不信任吗？回答说：用宦官来信任王安石，我还认为是不信任王安石呢。
新安程元初说：“从前诸葛武侯凭借一隅之地与魏、吴抗衡，曾修筑读书台，借助众多士人的力量。考察《华阳国志》，木牛流马也是由一位士人进献的，武侯采纳并使用它。李德裕说：‘帝王的雄辩，不足以使奸臣心服，只能堵住诤臣的嘴。’德裕又说：‘桓帝、灵帝这样的君主，与小人气性相合，就像水往低处流、火向干燥处烧一样，都是自然亲近结合不可解开的。’”
论官制
陆世仪
设立官职、分配职务，是为了给百姓确立准则。所以官制清明，百姓的心志就安定。周代的制度，在天下只有公、侯、伯、子、男，在一国只有卿、大夫、士罢了。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将爵位分为二十级，而汉、唐、宋沿袭它，越来越纷乱。其制度有爵位、有职官、有加官，又有散阶、勋爵。有的一个官员兼任数个头衔，有的同一件事设置数个官员，有的古代尊贵而现在低贱，有的古代低贱而现在尊贵。名目混淆，等级杂乱，想担任官职的人顾名思义，很难了。以此来治理百姓，不也很荒谬吗？所以我认为治理天下一定要从澄清官制开始。三代把官职作为处理事务的机构，所以其制度简单而清明；后世把官职作为赏赐人的物品，所以其制度繁杂而混乱。
周代制度，地官司徒主管教化养育万民。现在的户部，只主管户口、田赋、贡赋、徭役、经费，不是古代的制度。古代王畿方圆千里，千里之外分封诸侯，而千里之内又分封采地，九赋的征收，收入不多，所以可以专心于教化养育。现在天下的田赋都归属户部，形势不得不把“教”这一项交给学校，而整个部门专心于会计了。明朝初年只分四个司，后来又分为十三个司，十三个司各分四个科，实在是因为事务浩繁。然而古代有教化有养育，而后世只听说索取百姓，世代兴衰更替，感慨随之而来。
夏、商、周都有九卿，即少师、少傅、少保及六官，除此之外没有卿。现在的制度，六部都通大，称为大九卿，而鸿胪寺、太常寺、光禄寺又称为小九卿。以现在的眼光看，完全可以合并裁减。比如鸿胪寺、太常寺、光禄寺、国子监，可以并入礼部；太仆寺、苑马寺，可以并入兵部；翰林院、尚宝司、钦天监，可以并入吏部。这是形势上最便利、制度上最完善的。从前宋朝初年虽然有九卿的名称，都作为任命官员的品级而没有实际职务。元丰年间正名，才开始有执掌。南宋初年合并裁减冗职，卫尉寺、太仆寺并入兵部，太府寺、司农寺并入户部，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也是厌恶其头绪纷杂。确立官制而能使头绪井然有序，那么治理天下的道理，就思考过半了。
从前有人说《周礼》没有谏官，凡是官员都可以进谏，这话似乎有理但实际上不对。地官的属官师氏劝谏君王向善，保氏劝谏君王去恶，那么保氏就是谏官。所以后世设置谏官，不符合《周礼》的本意。一定要恢复师氏、保氏的旧制，而且设在君王身边吗？
翰林院始于唐代。唐制，皇帝所在之处，必须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医卜技艺之流，都在别院值班，以备召见。而文书诏令，则由中书舍人掌管，还未涉及翰林。干封以后，开始召见文士元万顷等人起草文辞，称为北门学士。玄宗初年设置翰林待诏，由张九龄、张说等人担任，掌管四方表疏的批答。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另外设置学士院，专门掌管内命。凡是拜免将相、号令征伐都用白麻纸。后来选用更加重视，礼遇更加亲近，以至于号称内相，又成为天子的私人，而翰林院才开始变得重要。然而所谓的学士，都以亲近远近决定贵贱，从未有固定的品级。宋朝开始有定制，职位才显贵。至于明朝制度，则直接把它作为储备宰相的地方，举子考中高科者竟然进入翰林，不出几年就可以坐致馆阁。宰相是天下安危所寄托的人，君主选择宰相，应当务必选取通晓国体民情的人，岂能仅仅选取文章华美的人呢？我私下认为翰林既然作为储备宰相的地方，就应当立即以宰相的标准……
春秋论
孙宝侗
国有与立。亲与贤二者而已。亲不亲则本危。贤不用则政乱。此天道人情之极。而不可偏废者也。是故一于用亲者。其国可久而势必流于弱。一于用贤者。其势必强而国不免于先亡。观于春秋之诸国可知矣。用亲者鲁卫郑宋是也。鲁之大夫。无非公族。即有一孔子而不能用也。卫事不详。大扺视鲁。郑之七穆。与国终始。宋之六卿。无异姓矣。之四国者。皆孱国也。而郑亡于春秋之后。犹垂百年。而宋次之。而鲁又次之。唯卫为最久。然则用亲之效可知矣。其政也必尚恩。而其敝也则以姑息。情之所洽而相睦。衅之所激而相忍。其君臣上下大扺联络顾望。才足自全。不能就功。亦不敢始祸。如人之羸而寿考者。唯从容以尽其天年而已。用贤者齐晋是也。齐之同姓。前有国崔。后有栾高。而桓公之所以首霸者。则管氏之力也。又自树一陈氏而卒夺之齐。晋自献公尽杀公子。所用皆异姓也。韩栾疏属。仅同行路。文悼继霸。天下莫强。即三卿亦文所自树也。而卒夺之晋。然则用贤之效又可知矣。其政也必尚功。而其敝也则以诈力。欲专其威。则去亲之偪而不疑。欲广其地。则灭人之国而不惭。其君臣上下唯务胜人。相倾以力。相尚以谋。而其祸适反中之。如人之元气脱而暴亡者。虽良医之所忧。而膂力方刚。势常足以自豪也。然则两除其敝。而独收其利者。其惟楚之为国也乎。夫楚者圣人之所绝。春秋之所摈也。而何以许之。明天讨者则不可不正其无王之诛。而衡国是者则又不可不权其用人之法也。夫子元子玉子囊子庚子冯子木子西以及春秋以后之屈原皆亲也。亲可用则用之。观丁父彭仲爽谷于菟孙叔敖伯州犁然丹沈诸梁以及春秋以后之吴起皆贤也。贤可用则用之。贤以代亲。则同姓不偪。亲以参贤。则异姓有所顾忌。于是亲疏相维。恩义相济。无畸重之势。无偏蔽之情。谋易以尽。政易以举。而国势以长振矣。是楚之所以负罪逋诛。而竟能崛强荆蛮。拥天下之半而延九百之祀者。岂非此道之得也哉。然则立国者亦唯亲贤并用而可矣。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亦有论楚用亲贤一条。谓其执兵柄者皆同姓。而一有罪则诛之无赦。故有其益而无其弊云云。当与此论参观之。
读后汉书书后
程晋芳
三代以降。士气之盛。无过于东京。论者谓明章尚道崇儒所积而致。愚则谓儒林一派。开自西京。其所由来者渐矣。自武帝立五经学。登用儒士。由秦以来。风气为之一变。特不能择取真儒。舍仲舒之醇雅。用平津之矫伪。致饰儒术饰浅行以干大用者接踵而起。匡张孔马辈。历事元成。遂拱手而授人以家国。然而草野之间。讲习传授自若也。莽之篡也。拒聘不仕以死者。史不绝书。光武明章。远承末绪。又从而重之。拜老临雍。宪言馈食。所谓设诚而致行之者。儒术盛而士气奋矣。假令取鉴前车。谓文儒适足以误国。讲搏击钩摘之法。崇黄老申韩之术。东京之士习果有以优于西京乎。噫。由汉武以迄桓灵。三百余年。积之如此其厚。而上无精明浚哲之君。柄臣椓人。迤逦用事。清议在下。党祸遂兴。举端人正士一举而空之。良可惜也。夫国家须才至急。方其求之之始。下之应也且或真少而伪多。苟无术以择之。必且舍麦菽而取糠稗。及其积之既久。真行着而风俗成。虽复抑之屈之。务使革而从我。而有所不得。贤者果无益于人国也哉。余论古每以东京士习之醇。为西汉之所酿而成。有明士气之盛。为两宋程朱之学所蕴而发。后有识者当不谓斯言河汉也。
论两汉权要之职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
仲长统昌言曰。光武忿强臣窃命。矫枉过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是以来。三公备员而已。所云台阁。谓尚书也。尚书令尚书仆射与尚书。皆宦者与士人迭为之。权归于此。有事可直达上前。故三公无权。有事反藉尚书以达。公卿之权分于近幸。上下否隔。祸有不可胜言者。然尚书固为权要。而汉又别有中书。为尚书者。士人
译春秋论
孙宝侗
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不过是亲族与贤才这两者罢了。亲族不被亲近，则根本危殆；贤才不被任用，则政事混乱。这是天道与人情的极致，不可以偏废的。所以，专一任用亲族的国家，虽然可以长久，但势必流于软弱；专一任用贤才的国家，虽然势必强盛，但国家不免于先亡。观察春秋时期的各国就可以知道了。任用亲族的是鲁、卫、郑、宋等国。鲁国的大夫，没有不是公族成员的，即使有一个孔子也不能被任用。卫国的事例不详，大致与鲁国相似。郑国的七穆家族，与国家始终共存。宋国的六卿，没有异姓了。这四个国家，都是孱弱的国家。而郑国在春秋之后灭亡，尚且延续了一百年；宋国其次；鲁国又其次；只有卫国最长久。那么任用亲族的效果就可以知道了。他们的政事一定崇尚恩惠，而其弊端则在于姑息养奸。情感融洽则互相和睦，嫌隙激发则互相隐忍。他们的君臣上下大致联络观望，才能足以保全自身，不能成就功业，也不敢挑起祸端。就像人身体瘦弱而长寿的一样，只是从容地享尽天年罢了。任用贤才的是齐、晋两国。齐国的同姓，前有国氏、崔氏，后有栾氏、高氏，而齐桓公之所以首先称霸，则是管仲的力量。后来又树立了一个陈氏，最终夺取了齐国。晋国自从晋献公杀尽公子，所用的都是异姓。韩氏、栾氏是疏远的亲属，仅仅如同路人。晋文公、晋悼公相继称霸，天下没有比他们更强的。即使后来的三卿也是晋文公自己所树立的，而最终夺取了晋国。那么任用贤才的效果也可以知道了。他们的政事一定崇尚功利，而其弊端则在于欺诈与强力。想要专断威权，就除去亲族的威胁而不怀疑；想要扩大疆土，就灭掉别人的国家而不惭愧。他们的君臣上下只务求战胜别人，以力量互相倾轧，以谋略互相标榜，而祸患恰好反过来中伤自己。就像人元气脱失而突然死亡的一样，虽然是良医所担忧的，但体力正刚强，形势常常足以自傲。那么，两者都除去弊端，而独自收取利益的，大概只有楚国的治国之道吧。楚国是圣人所断绝、《春秋》所排斥的，为什么赞许它呢？因为阐明天讨的人，不可以不正其无王者的诛伐；而衡量国家是非的人，又不可以不权衡其用人之法。子元、子玉、子囊、子庚、子冯、子木、子西，以及春秋以后的屈原，都是亲族。亲族可以任用就任用他们。丁父、彭仲爽、谷于菟、孙叔敖、伯州犁、然丹、沈诸梁，以及春秋以后的吴起，都是贤才。贤才可以任用就任用他们。用贤才来替代亲族，那么同姓就不会构成威胁；用亲族来参预贤才，那么异姓有所顾忌。于是亲疏相互维系，恩义相互补救，没有偏重一方的形势，没有偏蔽的情感，谋划容易穷尽，政事容易推行，而国势因此长期振兴。这是楚国之所以背负罪责逃避诛伐，而竟然能在荆蛮之地崛起，拥有天下的一半而延续九百年的祭祀的原因。难道不是得此道之故吗？那么建立国家的人，也只有亲族与贤才并用才可以了。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也有论述楚国任用亲族与贤才的一条，说掌握兵权的人都是同姓，而一旦有罪就诛杀他们而不赦免，所以有好处而没有弊端等等。应当与此论对照参看。
读后汉书书后
程晋芳
夏商周三代以后，士气的旺盛，没有超过东汉的。评论的人说是因为明帝、章帝崇尚道德、尊崇儒学所积累而导致的。我却认为儒学一派，开创于西汉，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自从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提拔任用儒士，从秦朝以来，风气为之一变。只是不能选择真正的儒者，舍弃董仲舒的纯正典雅，任用公孙弘的矫饰虚伪，导致装饰儒术、以浅薄品行谋求大用的人接踵而起。匡衡、张禹、孔光、马融等人，历经元帝、成帝，于是拱手将国家大权交给他人。然而草野之间，讲习传授依然如故。王莽篡位时，拒绝征聘不仕而死的人，史书上记载不绝。光武帝、明帝、章帝，远承余绪，又从而重视他们，拜老尊贤，亲临太学，宪章言教，馈赠饮食，所谓诚心诚意而致力实行的人。儒术兴盛而士气振奋了。假如吸取前车的教训，认为文儒恰好足以误国，讲求搏击钩摘的方法，推崇黄老申韩的术数，东汉的士风果真有什么优于西汉的吗？唉。从汉武帝到桓帝、灵帝，三百多年，积累得如此深厚，而上没有精明睿智的君主，权臣小人，接连用事，清议在下，党祸于是兴起，将端方正直的士人一举而空之，实在可惜啊。国家需要人才最为急切，在刚开始寻求的时候，下面响应的人或许真才少而伪才多，如果没有方法来选择，必定舍弃麦豆而选取糠稗。等到积累久了，真才实学显著而风俗形成，即使再压制他们、委屈他们，务求使他们改变而顺从我，也有所不能。贤者果真对人国没有益处吗？我评论古人，常常认为东汉士风的醇厚，是由西汉酝酿而成的；明朝士气的旺盛，是由两宋程朱之学蕴积而爆发的。后来的有识之士，应当不会认为这些话是荒诞不经的。
论两汉权要之职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
仲长统《昌言》说：光武帝愤恨强臣窃取政权，矫枉过正，虽然设置了三公，但政事归于台阁。从此以后，三公只是充数罢了。所说的台阁，是指尚书。尚书令、尚书仆射与尚书，都是由宦官与士人交替担任。权力归于这里，有事可以直接到达皇帝面前。所以三公没有权力，有事反而借助尚书来传达。公卿的权力被近幸之人分割，上下隔绝，祸患不可胜言。然而尚书固然为权要之职，而汉朝又有中书。担任尚书的人，是士人
多。宦者少。中书则皆宦者也。以尚书与三公对言。三公权不及尚书。以尚书与中书对言。尚书又不及中书矣。前汉萧望之。以前将军领尚书事。而宏恭石显则中书令仆射也。望之卒为恭显所杀矣。尚书中书皆管机密。出纳王命。其职皆要而官则微。百官公卿表篇首九卿。于郎中令之属官仆射下。唯有尚书。少府之属官。虽有中书谒者。而表中无尚书中书官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将军。而其要则在尚书。故恭显使张朋告其罪。必候其假归洗沐方上之。要之士人必不如宦者之亲密。故尚书尤不及中书。万斯同补东汉将相大臣年表。有尚书令。尚无中书。此官侍直宫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其后魏文帝黄初中。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监。孙资为令。各加给事中。遂掌机密。见三国志放传。中书令之为宰相。始于此矣。王肃传注明帝太和中秘书丞薛夏。以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秘书署耳。谓夏为不得仪。当坐。夏报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何不相移之有。然则台阁之名。本在尚书也。而又属之中书矣。官不论贵贱。惟视其职之闲要。而闲要惟视时主之意向。其制无时不改。是以书之史籍。纷若乱丝。使人眩目。因论台阁连及之。
译多。宦官少。中书则都是宦官。将尚书与三公相对比而言，三公的权力不及尚书。将尚书与中书相对比而言，尚书的权力又不及中书了。西汉萧望之以前将军身份兼任尚书事，而宏恭、石显则是中书令、仆射。萧望之最终被宏恭、石显杀害。尚书和中书都掌管机密，传达王命，其职务都很重要，但官位却很低微。《百官公卿表》篇首列举九卿，在郎中令的属官仆射之下，只有尚书；少府的属官中，虽然有中书谒者，但表中并没有尚书和中书的官职。萧望之官位尊贵在于前将军，而其权要则在于尚书。所以宏恭、石显派张朋告发他的罪行，一定要等到他休假回家洗澡时才上报。总之，士人必定不如宦官那样亲密，所以尚书尤其不及中书。万斯同补撰《东汉将相大臣年表》，有尚书令，尚没有中书。这个官职侍从直宿宫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后来魏文帝黄初年间，将秘书改为中书，任命刘放为监，孙资为令，各自加授给事中，于是掌管机密，见《三国志·刘放传》。中书令成为宰相，是从这时开始的。《王肃传》注记载明帝太和年间，秘书丞薛夏因公事移文给兰台。兰台自认为是台，而秘书只是署，认为薛夏不合礼仪，应当治罪。薛夏回答说：“兰台是外台，秘书是内阁，台阁是一样的，为什么不能移文呢？”既然如此，那么台阁的名称，原本在尚书，后来又归属于中书了。官职不论贵贱，只看其职务的闲散或重要，而闲散或重要只看当时君主的意向。其制度没有不随时改变的，因此记载在史籍中，纷乱如丝，使人眼花缭乱。于是论述台阁连带提及这些。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考
赵翼
有唐一代。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迥相悬绝者。太宗时马周疏云。朝廷独重内官。而轻刺史县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称职者。边远之任。用人更轻。是贞观时已有重内轻外之弊。武后时李峤唐休璟奏言朝廷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所遣外任者多是贬累之人。今请选贤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县令刺史。不加拣择。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笔者。乃拟县。卢怀慎亦言比见官犯赃者。任以江淮岭碛。粗示惩贬。其人内怀自弃。殉货掊克。益无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远州陬邑。何负圣化。而独受其恶政乎。明皇时。张九龄奏言。今刺史。京辅雄望之郡。犹少加选。浙江淮陇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无状。用牧守为斥逐之地。或其先附会高位。及势衰谓之不称京职。出以为州。武夫流外。积资而得。不计其才。刺史尚尔。何论县令。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师衣冠所聚。声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为刺史县令哉。是时源干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职。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请以己子三人任京职者。出二子于外。以示近始。诏褒之。倪若水传亦云。时天下承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若水饯之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可见唐初以至开元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及肃代以后。京师凋敝。俸料寡薄。则有大反是者。通鉴。元载当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偪己。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衮虽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六万缗。然风会所积。利常在外。京官之贫如故。唐书嗣曹王传云。为秘书少监。上元中。京师饥。斗米值数千。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李泌传亦云。是时州刺史月俸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薄。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谪之晚。崔佑甫任吏部员外郎。至求为洪州别驾。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忤者。荐为郎官。当迁台阁者。皆不赴。取罪去。李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为窦参沮而止。此距开元天宝时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大臣荐举
赵翼
吏治条内所载况锺翟溥等出守。皆由大臣荐。然洪宣正统间。大臣所荐不特外吏也。如顾佐以杨士奇杨荣荐。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陈勉以士奇荐。由副使擢副都御史。高谷以士奇荐。由侍讲进工部侍郎。入内阁。曹鼐亦以杨荣杨士奇荐。由侍讲入内阁。王来以士奇荐。由巡按擢左参政。彭勖以士奇荐。由教职擢御史。督学南畿。孙鼎以杨溥荐。亦由教职擢御史。督学南畿。金纯以蹇义荐。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陈寿以夏原吉荐。由参政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荐。由副使擢礼部侍郎。刘球以胡荐。由主事改翰林侍讲。周宣以王直荐。由郎中擢刑部侍郎。杨信民以王直荐。由刑科擢左参议。后又以于谦荐。巡抚广东。罗绮以于谦金濂荐。由谪戍复大理右寺丞。罗通以于谦陈循荐。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员外郎。李贤谪官参政。以王翱奏贤可大用。遂为吏部侍郎。复尚书入内阁如故。崔恭以李贤王翱荐。由巡抚进吏部侍郎。李绍亦以贤翱荐。由学士擢礼部侍郎。王越以李贤荐。由按察使擢巡抚大同。罗璟方谪官。以王恕荐。擢福建提学。秦纮以王恕荐。由布政使擢副都御史。总督漕运。余子俊以林聪荐。由知府擢陕西参政。韩雍被劾。方待吏议。会广西猺肆乱。王竑曰。雍才气无双。平贼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两广。以上见各本传史又称李贤为相。所荐引年富轩輗耿九畴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皆为名臣。洪宣以来大臣荐士之风如
译唐朝制度中，内外官员的轻重缓急有所不同，对此进行考察。
赵翼
在唐朝一代，内外官员的轻重缓急有所不同，有的甚至相差悬殊。唐太宗时，马周上疏说：“朝廷只重视内朝官员，而轻视刺史和县令。刺史大多是武夫，或者是京官中不称职的人。对于边远地区的任职，用人更加轻率。”这说明在贞观年间，已经出现了重内轻外的弊端。武则天时期，李峤、唐休璟上奏说：“朝廷重视内朝官员，轻视外任官职。每次任命州郡长官，都要再三申诉推辞。所派遣的外任官员，大多是受过贬谪或连累的人。现在请求选拔贤能的人分别掌管大州。”王嗣立也说：“县令、刺史，不加挑选。京官因犯罪或名声不好的，才让他们掌管州郡；吏部中年老且不擅长文书笔墨的，才拟任县令。”卢怀慎也说：“近来看到官员犯贪污罪的，被派往江淮、岭南、沙漠等地，只是粗略地表示惩罚贬谪。这些人内心自暴自弃，贪财搜刮，更加没有悔改之心。用有罪的官吏去治理远方，这是纵容奸邪而遗弃远方。远方的州县，有什么对不起圣上的教化，却独自承受这些恶政呢？”唐玄宗时，张九龄上奏说：“现在的刺史，在京城附近及重要望郡，还稍微加以选拔；而在浙江、淮河、陇右、蜀地、三河等大府之外，由京官外放的，有的自身有罪累，有的政绩无状，把牧守之职当作斥逐之地。有的先前依附权贵而居高位，等到权势衰落，就说他们不称京职，外放为州官。武夫和流外人员，积累资历而得到官职，不考虑他们的才能。刺史尚且如此，何况县令呢？古代刺史入朝可以做三公，郎官出外可以治理百里之地。现在朝廷的士人入朝而不出外，京城是衣冠士族聚集、声名产生的地方，从容依附权贵，不勤劳就能成功。这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啊。有智慧才能的人，怎么会肯出外做刺史、县令呢？”当时，源干曜因为大臣的儿子多担任京职，优秀人才多担任外官，这不是公平施行的道理，请求将自己担任京职的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外放，以示开端。皇帝下诏褒奖他。《倪若水传》也说：“当时天下太平，朝廷尊荣，人们都重视内任。即使是自冗官提拔为方面大员，也都自认为是降迁。”班景倩从扬州采访使入朝任大理少卿，倪若水在郊外为他饯行，回头对左右说：“班公这次出行，如同登仙，我恨不得做他的车夫。”可见从唐初到开元、天宝年间，重内轻外的风气。等到肃宗、代宗以后，京城凋敝，俸禄微薄，则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资治通鉴》记载，元载掌权时，因为做官的人多喜欢京城，厌恶他们逼近自己，于是制定厚待外官而薄待京官的俸禄制度。京官不能自给，常常向外官乞贷。杨绾、常衮虽然上奏增加京官俸禄，每年大约十五六万缗，但风气所积，利益常在外官。京官的贫穷依旧如故。《唐书·嗣曹王传》说：“任秘书少监时，上元年间，京城饥荒，一斗米值数千钱，请求外放不被允许，于是故意触犯轻微法令，被贬为温州长史。”《李泌传》也说：“当时州刺史月俸千缗，方镇所取没有节制，而京官俸禄微薄，从方镇入朝任八座高官，甚至认为是罢免权力。”薛邕由左丞贬为歙州刺史，家人怨恨贬谪太晚。崔佑甫任吏部员外郎，甚至请求做洪州别驾。节度使府中宾佐有违逆的，被荐为郎官；应当升迁台阁的，都不赴任，而是取罪离去。李泌认为外官太重，内官太轻，请求根据官职的闲忙，普遍增加俸禄，被窦参阻止而作罢。这距离开元、天宝年间不到三四十年，而外重内轻相反到了这种地步，也可以由此观察世道的变迁了。
大臣荐举
赵翼
吏治条内所载况钟、翟溥等人出任地方长官，都是由大臣推荐。然而在洪武、宣德、正统年间，大臣所推荐的不仅仅是外吏。例如顾佐由杨士奇、杨荣推荐，从通政司提拔为都御史；陈勉由杨士奇推荐，从副使提拔为副都御史；高谷由杨士奇推荐，从侍讲晋升为工部侍郎，进入内阁；曹鼐也由杨荣、杨士奇推荐，从侍讲进入内阁；王来由杨士奇推荐，从巡按提拔为左参政；彭勖由杨士奇推荐，从教职提拔为御史，督学南畿；孙鼎由杨溥推荐，也从教职提拔为御史，督学南畿；金纯由蹇义推荐，从庶僚提拔为刑部侍郎；陈寿由夏原吉推荐，从参政提拔为工部侍郎；郭敦由胡濙推荐，从副使提拔为礼部侍郎；刘球由胡濙推荐，从主事改任翰林侍讲；周宣由王直推荐，从郎中提拔为刑部侍郎；杨信民由王直推荐，从刑科提拔为左参议，后来又由于谦推荐，巡抚广东；罗绮由于谦、金濂推荐，从谪戍复任大理右寺丞；罗通由于谦、陈循推荐，从河泊所官提拔为兵部员外郎；李贤被贬为参政，因王翱上奏说李贤可以大用，于是成为吏部侍郎，恢复尚书职并如故进入内阁；崔恭由李贤、王翱推荐，从巡抚晋升为吏部侍郎；李绍也由李贤、王翱推荐，从学士提拔为礼部侍郎；王越由李贤推荐，从按察使提拔为巡抚大同；罗璟正被贬官，由王恕推荐，提拔为福建提学；秦纮由王恕推荐，从布政使提拔为副都御史，总督漕运；余子俊由林聪推荐，从知府提拔为陕西参政；韩雍被弹劾，正等待吏议，恰逢广西猺民作乱，王竑说：“韩雍才气无双，平定贼寇非韩雍不可。”于是提拔为都御史，督兵两广。以上见于各本传。史书又称李贤为相，所荐引的年富、轩輗、耿九畴、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人皆为名臣。洪武、宣德以来大臣荐士的风气如
此。其时荐贤者皆采人望核才品而后上闻。苏州一郡。逋粮八百万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杨荣荐周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抚江南。果兴利除弊。为名臣。杨士奇初不识陈继。夏原吉治水苏松。得其文。归示士奇。士奇才之。即荐为博士。改翰林。而于谦之为河南山西巡抚也。三杨在政府。皆重谦。所奏请无不允。谦每议事至京。空橐以入。诸权贵不能无望。及三杨卒。谦遂左迁大理少卿。可见三杨等之荐人皆出于至公。非如后世市恩植党之为也。其时人主亦倾心信用。如永乐中择耆儒侍皇太孙。杨士奇蹇义荐仪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谓智明理守正。帝闻即用之。虞谦降谪。杨士奇力白其诬。言谦历事三朝。得大臣体。宣宗即令复职。宣宗尝论朝士贪纵。士奇曰。无踰刘观。帝问谁可代者。士奇以顾佐对。即以为左都御史。年富为人所中伤。英宗知其先由杨溥荐。遂不听。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中外。成当日大法小廉之治也。盖一人之耳目有限。若虑大臣荐引。易开党援门户之渐。而必以己所识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择老成耆硕十数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举所知。则合众贤之耳目为一人之耳目。自可各当其用。所谓明目达聪也。
译当时，推荐贤才的人都是采集众人的声望，考核人才的品德，然后才上报朝廷。苏州一郡，拖欠的粮食达八百万石。孝宗想着要得到有才能、有力量的重臣前往整顿此事。杨荣推荐了周忱，于是任命他为工部侍郎，巡抚江南。周忱果然兴利除弊，成为名臣。杨士奇起初不认识陈继，夏原吉在苏松治水时，得到了陈继的文章，回来给杨士奇看，杨士奇认为他很有才华，立即推荐他担任博士，后改任翰林。至于于谦担任河南、山西巡抚时，三杨在政府任职，都看重于谦，他所奏请的事项没有不被允许的。于谦每次到京城议事，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权贵们难免对他有所怨恨。等到三杨去世后，于谦就被贬为大理少卿。由此可见，三杨等人推荐人才都出于极度的公正，不像后世那样为了施恩结党营私。当时君主也倾心信任他们，比如永乐年间选择老成博学的儒士侍奉皇太孙，杨士奇、蹇义推荐了仪智，太子嫌他年老，杨士奇说仪智明理守正，皇帝听说后立刻任用他。虞谦被降职贬谪，杨士奇极力辩白他是被诬陷的，说虞谦历经三朝，具备大臣的风范，宣宗立即让他恢复原职。宣宗曾经议论朝中大臣贪婪放纵，杨士奇说：“没有超过刘观的。”皇帝问谁可以替代他，杨士奇回答是顾佐，皇帝立刻任命顾佐为左都御史。年富被人中伤，英宗知道他是先由杨溥推荐的，于是没有听信谗言。君臣之间的信任就是这样。因此，正直的士人遍布朝廷内外，成就了当时大法小廉的治世。大概一个人的耳目是有限的，如果担心大臣推荐引荐人才，容易开启结党营私、形成门户的苗头，而一定要用自己认识提拔的人，恐怕十个人中得不到一两个合适的人。只要能够挑选十几位老成持重、德高望重的人，让他们担任辅佐的重任，使他们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才，那么集合众多贤人的耳目成为一个人的耳目，自然可以各尽其用。这就是所谓的明目达聪啊。
司马司士
储大文
王制。辨论官材。独专于司马。虽司徒造士亦属之。盖邦国大事。在祀与戎。而戎事尤安危治乱之所系。故司马之于官材。虽无不辨论。而实以戎兵为首务也。周礼司士掌臣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郑氏注。亦引王制证之。王制传谓夏殷制。而周礼司士。实属于夏官司马。贾氏疏。亦谓与大司马进贤兴功同。然则司马之辨论官材。不必尽如夏殷。而其重戎事。实同司士。凡邦国三岁则稽士任而进退其爵禄。六服胥同之。此所以能佐大司马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而又以九伐之法正邦国也。近世名臣惟高新郑掌铨时。请选择进士知兵者。繇兵部四司晋至兵备道巡抚总督。以暨兵部在京二侍郎。胥豫储而递升之。无与他官互迁补。为有合于司马辨论官材。论定后官司士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之旨。江陵仍之。弥收厥效。此实司枢筦暨平章军国者之所宜重加意也。
侍中之职
储大文
宦官之祸。东汉唐明尤烈者何也。昔周公训立政。详及缀衣虎贲。而尤重常伯。汉置侍中。与宦官同止禁中。古常伯之任也。光禄勋止禁中。掌三署郎卫门户。黄门郎给事黄闼。中常侍时得入禁中。而金氏至以七传内侍显。东汉光禄勋权益轻。侍中出禁外得内奏而不得止宿。中常侍不用士人。专为宦官职。独尚书令仆射六尚书职总内外。少能参制之。而亦不得止禁中。凡百官封事。典中书者。易以私伺而盗发。窦武陈蕃刘瑜尹勋之所由败也。魏置散骑。合中常侍。号散骑常侍。晋江左侍中任尤重。殿内门下事胥掌之。盖与领护军埒。中书又有舍人通事。如戴法兴沈客卿辈名位琐末。执国枋。至权震天下。而宦官独闻于世。唐以侍中为宰相。黄门郎常侍舍人选益清。不关预禁中。举京朝官胥无古常伯之任。独置内侍省。日夕天子左右。制外廷诛赏。而阻阂东西省台寺监卫间。俾无得内达。是故王叔文王伾侍直。最号宠昵。叔文裁至禁中翰林院。伾裁进至翰林院。甘露之役。决罘罳。合殿门。而李训韩约。暨吏卒千余辈。束手胥就夷僇也。自梁诛宦官。尽罢中尉枢密使。置宣政使。以大臣为之。后唐复名枢密使。权益重。至宋遂号两府。而实与宣徽使胥内职。大朝会常先见内殿。凡内诸司所掌隶于唐禁中之枢密使者。使副使。知院事。同知佥书院事。胥得判之。实兼晋江左侍中领护军之任。是故宦官惕息。而狙骜者不久斥去。亦卒亡牢不可破之患。元功臣子孙。胥入宿卫。号怯薛。勋籍尤显者。多长四怯薛。服膳器物胥掌之。周缀衣虎贲。汉三署郎执戟周卫之任也。及品干焯着。辄拜左右丞相平章。亦不停宿卫。是故宦官虽盛而讫亡能为患。至明而尽废宋元之制。内外判不相合视唐尤甚。天子深居禁中。亡可它语。左右珰监。不典兵干政不止。唯武宗季年。边帅入侍。江彬钱宁辈。时夺其党类。把持而不肯解释之权。而其余枋政权者。直是宦官为虎。殿省阁华望官为狐。而时时假之以张厥威也。夫联班而侧坐。入门而易制。固其小焉者也。语有之。一日不朝。其闲容刀。高拱晨至朝房而犹语人曰。今日所宣当是双马。杨涟二十四罪疏成。将对御弹奏。而恐少迟而语泄也。乃循例封进。蒙切责不少贷。官府不通表里否隔。其祸之烈至此。而审政要者。可无鉴戒而疏厥壅蔽与。夫枢密使既难卒复。侍中亦久废。而宿卫任犹古也。盍综仿元怯薛诸职秩。以正成周常伯名而逆折宦官之芽也哉。
与陈抚军书
黄永年
会谳事毕。即便北辕。不得亲诣节下。一觐清光。少罄所怀。曷胜怅望。自古人才善类。虽自天植。然其盛衰。视学之绝续。其翕散张弛。视一时在位者之爱憎兴坏。此非一日之故。其由来者渐矣。嘉谷之殖。无古今一也。世人得之则生。不得则饥而死。有良农焉。为之区别种类。播种而耰之。故嘉谷
译司马司士
储大文
《王制》中辨别讨论官员的才能，唯独专门归于司马。即使是司徒培养人才，也隶属于他。这是因为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而军事尤其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所以司马对于官员的才能，虽然没有不辨别讨论的，但实际上是以军事为首要任务。《周礼》中的司士掌管臣属的名册，用来处理政令。每年登记增减的人数，辨别他们的年龄和贵贱，全面知晓国家、都城、家邑、县鄙的数量，以及卿、大夫、士、庶子的数量。根据德行来授予爵位，根据功劳来授予俸禄，根据才能来安排事务，根据资历来确定食禄。郑玄的注，也引用《王制》来证明。《王制》传认为这是夏、殷的制度，而《周礼》中的司士，实际上隶属于夏官司马。贾公彦的疏，也说这与大司马进贤兴功相同。那么司马辨别讨论官员才能，不必完全像夏、殷那样，但他重视军事，确实与司士相同。凡是国家每三年考核士人的任职情况，从而升降他们的爵位和俸禄，六服地区都相同。这就是能够辅佐大司马建立国家的九种法则，以辅佐君王平定国家，又用九种征伐的法度来匡正国家。近代名臣只有高拱（新郑）掌管吏部时，选择进士中懂得军事的人，从兵部四司晋升到兵备道、巡抚、总督，直到兵部在京的两位侍郎，都是预先储备并依次晋升的，不与其他官员互相调任补缺。这符合司马辨别讨论官员才能，论定后由司士根据功劳授予俸禄、根据才能安排事务的宗旨。张居正（江陵）沿袭此制，更加收到成效。这确实是掌管中枢机要以及平定军国大事的人所应该高度重视的。
侍中之职
储大文
宦官的祸患，在东汉和唐末尤其猛烈，为什么呢？从前周公训诫《立政》，详细提到缀衣、虎贲，而尤其重视常伯。汉代设置侍中，与宦官一同居住在禁中，这是古代常伯的职责。光禄勋居住在禁中，掌管三署郎官守卫门户，黄门郎在黄闼供职，中常侍有时能进入禁中，而金氏甚至凭借七代内侍显赫。东汉时光禄勋的权力日益轻微，侍中走出禁外可以向内奏事但不能留宿，中常侍不再任用士人，专门成为宦官的职务。只有尚书令、仆射、六尚书总揽内外职权，很少能参与制约，而且也不能居住在禁中。凡是百官的密封奏章，掌管中书的人，容易私下窥探并盗发。窦武、陈蕃、刘瑜、尹勋之所以失败，就是由此造成的。魏国设置散骑，合并中常侍，号称散骑常侍。晋朝江左时期侍中的职责尤其重要，殿内和门下事务都掌管，大概与领护军相当。中书又有舍人通事，像戴法兴、沈客卿这类人，名位卑微，却执掌国家权柄，以至于威震天下，而宦官唯独闻名于世。唐代以侍中为宰相，黄门郎、常侍、舍人的选拔更加清贵，不干预禁中事务。所有京朝官员都没有古代常伯的职责，只设置内侍省，日夜在天子左右，控制外廷的诛杀赏赐，而阻隔东西省、台、寺、监、卫之间，使他们无法向内传达。因此王叔文、王伾侍奉直宿，最号称受宠亲近。叔文仅能到达禁中的翰林院，伾仅能进入翰林院。甘露之变，决开罘罳，合上殿门，而李训、韩约，以及吏卒一千多人，束手就擒都被夷灭杀戮。自从后梁诛杀宦官，全部罢免中尉、枢密使，设置宣政使，由大臣担任。后唐恢复名称为枢密使，权力更加重要，到宋代就号称两府，而实际上与宣徽使都是内职。大朝会时常先在內殿见面，凡是内诸司所掌管的隶属于唐代禁中枢密使的，使、副使、知院事、同知、佥书院事，都能判理。实际上兼有晋朝江左侍中领护军的职责。因此宦官恐惧屏息，而狡诈傲慢的人不久就被斥退，最终也没有牢不可破的祸患。元代功臣子孙，都进入宿卫，号称怯薛。勋籍尤其显赫的，多统领四怯薛，服饰、饮食、器物都掌管。这是周代缀衣、虎贲，汉代三署郎执戟周卫的职责。等到品行才干显著，就拜为左右丞相、平章，也不停留在宿卫。因此宦官虽然兴盛但最终没能造成祸患。到明代而完全废除宋元制度，内外判然不相合，比唐代更严重。天子深居禁中，没有可以其他言语的。左右宦官监视，不掌管军队干预政事不止。只有武宗末年，边帅入侍，江彬、钱宁等人，时常夺取他们的党羽，把持而不肯放弃的权力，而其余把持政权的人，简直是宦官为虎，殿省阁华望官为狐，而时时借以张扬他们的威风。联班而侧坐，入门而易制，固然是小的方面。俗话说，一日不朝，其间容刀。高拱早晨到朝房还对人说话说，今天所宣召的应该是双马。杨涟二十四罪疏写成，将要面对皇帝弹奏，而担心稍迟而话语泄露，于是按例封进，受到严厉斥责毫不宽贷。官府内外不通，否隔如此，其祸患之猛烈到了这种地步，而审察政要的人，能不以此为鉴戒而疏通其壅蔽吗？枢密使既然难以最终恢复，侍中也久已废除，而宿卫的职责还像古代一样。何不综合仿效元代怯薛的各种职秩，以确立周代常伯的名号而预先遏制宦官的萌芽呢？
与陈抚军书
黄永年
会审案件完毕，就立即向北出发，不能亲自到节下，一睹清光，稍微倾吐心怀，不胜怅望。自古以来人才善类，虽然天生，然而其盛衰，看学问的断绝与延续，其聚合离散张弛，看一时在位者的爱憎兴坏。这不是一天的缘故，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嘉谷的种植，没有古今不同的。世人得到它就生存，得不到它就饥饿而死。有良农，为之区别种类，播种并锄土，所以嘉谷
不绝而人赖以生。借如视贤人善士。若稻粱之得则生。弗得则死。有如良农者为之。时其艺植。滋其华实。贤人善士何忧不所在麻列乎。范文正能启孙明复。十年之后为世大儒。张魏公以陈莹中邹志完姓名。警发杨廷秀。奉以终身。是二人者其始见二公时。一乞钱羁秀才。一下邑丞耳。二公片言之顷。入人之深。遂能成人之美。如是其生平推贤好士与人为善之心。积之于中者诚。故动于人也切。如炊无不熟。种无不生。然则善人志士何在蔑有。不遇大人先生如二公者。则其气不感。其美不彰耳。国朝汤潜庵先生抚吴时。能使贪墨之人。改行为廉吏。此皆德威之畏。不待声色。为一世养和平。为造物培元气。伏惟先生清德硕望。为时倚依。怀古之道。扶树才。实先贤之光。岂惟区区末学之庆。制府尹公。豁达和平。凡所措注。犁然当于人心。皖抚魏慎斋先生。为敝乡长者。李方伯一见如旧知。其意拳拳。惟以护持善类为念。两江星聚。皆人心世道所攸赖者。书生之论。多袭旧闻。先生谅不以为陈饭土羹而弃之也。
译不断绝，人们便依赖它生存。假如看待贤人善士，如同得到稻粱就能生存，得不到就会死亡一样。如果有像良农那样的人来为他们培育，适时地种植，滋润其花果，贤人善士何愁不遍布如麻呢？范文正公能够启发孙明复，十年之后孙明复成为当世的大儒；张魏公以陈莹中、邹志完的姓名，警醒启发杨廷秀，杨廷秀终身奉行。这两个人，他们起初见到两位公爷时，一个是乞讨钱财的落魄秀才，一个是下等县邑的县丞罢了。两位公爷片刻之间的言语，深入人心，于是能够成全别人的美德。像这样，他们平生推崇贤才、喜爱士人、与人为善的心意，积蓄在内心十分真诚，所以感动他人十分深切。就像做饭没有不熟的，播种没有不生长的。既然如此，那么善人志士哪里没有呢？只是没有遇到像这两位公爷那样的大人先生，所以他们的志气不被感应，他们的美德不被彰显罢了。本朝汤潜庵先生巡抚江苏时，能使贪婪腐败的人，改过自新成为廉洁的官吏。这都是因为道德威严令人敬畏，不必借助声色威严。为一世涵养和平之气，为天地培养元气。恭敬地认为先生清高的品德和盛大的声望，是时代所倚重的。先生怀着古道，扶持树立人才，实在是先贤的光辉，岂止是我们这些浅薄后学的庆幸呢？制府尹公，豁达平和，凡是他的举措，都分明符合人心。皖抚魏慎斋先生，是我们家乡的长者；李方伯一见先生就像老朋友一样，情意恳切，只以保护善良之人作为念想。两江地区人才如星聚，都是人心世道所依赖的。书生的言论，多沿袭旧闻，先生想必不会把它当作陈饭土羹而抛弃吧。
上某学士书
潘耒
某闻之。衰世之法制禁令与盛世无殊。而不能为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实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今天下百官之职掌。不为不明。诸司之条例。不为不备。防贪禁奸之法。不为不严。然而纪纲犹不能无废弛。民生犹不能无凋弊。天灾地变犹不能无至戒者。何也。由实心求治之人少。而大小臣工。莫肯以天下国家为事也。为郡县者。但求钱粮盗案。不累考成。民生之休戚。非所问也。为监司者。但求期会簿书。得免诖误。官方之清浊。非所计也。有一大事。则彼此瞻。有一大议。则上下揣合。如上欲理财。则以开设事例为经费。裁减工料为节用。如上欲用人。则越次升转。谓之才能。循例保举。谓之卓异。内廷外阃。莫非委蛇将顺之人。早作夜思。无非弥缝掩护之术。视官资如传舍。视仕宦如经商。自身家妻子而外。更不知有何事。甚至以忠言谠论为忌讳。罔上行私为得计。积习相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 皇上重感天变。赫然震怒。抉擿谴诃。谕以洗以涤虑。经各衙门设立科条。增严加密。至为切要。然以言乎致治之本则犹有进。夫欲致治则必以实心行实政。上下一心。真知天变足畏。民碞足忧。惕然有同舟遇风之危。而相与朝夕讲求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贤否。耳目心思相为统摄。痌瘝痛痒无所不关。则利不期兴而兴。弊不期除而除矣。若徒恃科条以防奸。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无行法之实。窃恐弥缝掩护之弊。更有甚于前也。且如今制。督抚地方官。与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职。此其所得而禁者。辇下拜往之仪文耳。使在数千里外。私人往来。潜通货贿。能知之乎。官吏坐赃。满十金者即论死。审能如法。则人人皆杨震邓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远于人情。则必有所不行。不行而法故在。则心巧为相遁。掩覆之术愈工。交通之迹愈密。而议者且以为令行禁止中外肃清也。夫天下未尝无才。其才未尝不能办事。特患无以驱策而激励之。于是以其才智专用之于身家。以其聪明专用之于弥缝掩护。设也一变其习。以其为身家者为朝廷。以其弥缝掩护者为拊循保障。则何事不可为。何功不可立。所赖二三大臣为 皇上陈其纲领。辨其本末。以实心实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机大权转移天下之积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纪纲肃而民生安矣。某一介草茅。罔知治体。蒙阁下虚怀下问。至再至三。故敢肆其狂言。直陈管见。以为今日所献纳者。当在正本澄源之论。而区区科条律比之事。固可以置而弗道也。
代应诏陈时务疏
程景伊
臣闻进退用舍。上关天命。下系民心。不可以不明。不可以不断。而尤不可以不慎。此治理之本而纲纪之原也。我 皇上临御以来。黜幽陟明。至公至当。中外遐迩。固已悦服倾心矣。然臣伏见一年之内。有奉 旨斥为怀挟私心。卑鄙小人。如某人而仍用为某官。有奉 旨斥为刚愎自用。怙过不悛。如某人而仍用为某官。近日则更有逮治问罪。如某人某人而仍用为某官某官。在 皇上神机独运。固非愚臣所能窥见万一。但以臣思之。一人之身。或悔心于末路。或变节于一朝。前后始终。固难必其操行之一致。然未有今日为贤。明日为不肖。今日为不肖。明日复为贤。今日在囹圄之地。方显然共斥为罪人。明日即授以兵民之司。遽责以安边治民之略。如此之骤且速者。夫刑赏者人主大权。圣王之用刑赏也。未用则再三审慎。不肯轻施。其既用之。则毅然必行。示人以可信。是故法立而民从。事行而众悦。假使朝令夕更。忽焉而举。又忽焉而错。则天下视听回惑。趍向不专。以为罪状昭著。如某人者。尚得复用。则侥幸之心生。苟免之术起。其势将有用赏而不足以为劝。用罚而不足以为惩者矣。且上年某地之崩坍。罪在某某。怀挟私心。扰乱军政。罪在某某。某地之叛乱。则罪在某某。此两案固天下所共知者。纵释弗问
译给某学士的信
潘耒
我听说，衰败时代的法制禁令与太平盛世没有不同，却不能够治理好国家，是因为法律的精神与实际不相符合，名分与实际不相一致，上下互相欺骗，苟且敷衍成为风气。如今天下百官的职责，不能说不明确；各衙门的条例，不能说不完备；防止贪污、禁止奸邪的法律，不能说不严厉。然而纲纪仍然不能不废弛，民生仍然不能不凋敝，天灾地变仍然不能不出现作为警戒，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真心实意寻求治理的人少，而大小臣僚，没有谁肯把天下国家当作自己的事情。担任郡县长官的，只求钱粮和盗案不连累考核成绩，百姓的安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担任监察官员的，只求按时汇报文书，得以避免差错，官场的清浊，不是他们所计较的。遇到一件大事，就彼此观望；遇到一项重大议论，就上下揣摩迎合。如果皇上想要理财，就把开设捐例当作经费，裁减工程物料当作节约；如果皇上想要用人，就把越级升迁转任称为有才能，按惯例保举称为卓越特异。内廷和外镇，没有不是敷衍顺从的人；早起晚睡，无非是粉饰掩盖的手段。看待官位如同旅馆，看待做官如同经商，除了自家妻儿之外，再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甚至把忠言正论当作忌讳，把蒙蔽皇上、谋取私利当作得计。积习沿袭，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了。如今皇上深切感悟天变，赫然震怒，揭发指责，告诫要洗涤心思，在各衙门设立科条，更加严密，非常切要。然而就达到治理的根本来说，还有可以进一步的地方。想要达到治理，就必须以实心实行实政，上下一心，真正知道天变值得畏惧，民生值得忧虑，警惕地有同舟遇风的危险，共同早晚讲求政治的得失、人才的贤否，耳目心思互相统摄，痛痒关切无所不关，那么利益不期望兴起而自然兴起，弊端不期望消除而自然消除了。如果只依靠科条来防止奸邪，借助律令来制止恶行，有立法的名称，没有行法的实际，我恐怕粉饰掩盖的弊端，会比以前更严重。况且按照现在的制度，督抚地方官与在京大臣有私交的革职，这所能禁止的，不过是京城往来应酬的礼仪罢了。如果在数千里之外，私人往来，暗中输送贿赂，能知道吗？官吏犯赃，满十金就判死刑，审查能依法办理，那么人人都是杨震、邓攸了。估计现在做官的人能这样吗？立法远离人情，就一定有行不通的地方。行不通而法律依然存在，那么心思巧妙的人就会互相逃避，掩盖的手法更加精巧，私通的痕迹更加隐秘，而议论的人还以为令行禁止，内外肃清。天下未曾没有人才，他们的才能未曾不能办事，只是担心没有用来驱策激励的方法。于是把他们的才智专门用于身家，把他们的聪明专门用于粉饰掩盖。假如改变他们的习气，把他们为身家所用的为朝廷所用，把他们粉饰掩盖所用的为安抚保障所用，那么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功业不可以建立。所依赖的是两三位大臣为皇上陈述纲领，辨别本末，以实心实意振起天下的人才，以大机大权转移天下的积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纲纪肃然而民生安定了。我是一个草野之人，不懂治理的大体，承蒙阁下虚怀下问，再三再四，所以敢放肆地说出狂言，直陈管见，认为今日所进献的，应当在于正本清源的议论，而那些琐碎的科条律令之事，本来可以置之不谈。
代应诏陈述时务的奏疏
程景伊
臣听说，官员的升降任用，上关乎天命，下系于民心，不可以不明察，不可以不果断，而尤其不可以不慎重。这是治理的根本和纲纪的源头。我们皇上临朝以来，罢黜昏庸，提拔贤明，至公至当，中外远近，本来已经心悦诚服了。然而臣私下看见，一年之内，有奉旨斥责为怀挟私心、卑鄙小人的，如某人却仍然任用为某官；有奉旨斥责为刚愎自用、坚持过错不悔改的，如某人却仍然任用为某官；近日更有逮捕治罪的，如某人某人却仍然任用为某官某官。在皇上神机独运，固然不是愚臣所能窥见万一。但以臣思考，一个人，或许在末路悔悟，或许在一朝变节，前后始终，固然难以必定其操行一致。然而没有今天为贤人，明天为不肖之徒，今天为不肖之徒，明天又为贤人，今天在牢狱之地，正明显地被斥为罪人，明天就授予兵民之职，突然责成以安边治民的方略，像这样突然且迅速的。刑罚赏赐是君主的大权，圣王使用刑罚赏赐，未使用时再三审慎，不肯轻易施行，既然使用了，就毅然决然地执行，向人显示可信。因此法立而民从，事行而众悦。假如朝令夕改，忽然举起，又忽然错乱，那么天下视听迷惑，趋向不专一，认为罪状昭著，如某人者，尚且得以复用，那么侥幸之心产生，苟且免祸之术兴起，其势将有用赏不足以劝勉，用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了。况且上年某地崩塌，罪在某某，怀挟私心，扰乱军政，罪在某某，某地叛乱，则罪在某某，这两案本来是天下所共知的。即使释放不问
。已为 皇上宽大之恩矣。今乃明知其罪犯。显见其劣迹。而复授以高官大职。思徐徐而待其成功。在 皇上爱惜人才。委曲成就。固有无所不至者。然以臣观之。譬犹凿顽石而求井泉。养蛀木以为梁栋。岂可得哉。至于 皇上所欲用之大臣。尤当养其廉耻。乃可责以有为。臣见近来大臣。行事小有差失。必行诮让。如以某人为妄行渎奏。以某人为昏愦废弛。以某人为狡诈无耻是也。若果系昏愦废弛。果系狡诈无耻。即应在罢斥之列矣。乃降革之议方行。而复官之 命旋下。无论士民官吏。各怀侮慢之心。即在彼亦必恧焉沮焉。无面目复与士大夫相见。又何以责其从容尽职乎。若以此妄渎废弛狡诈之 旨。不过出于一时之喜怒。而非为若人服官之定评。则如纶如綍之王言。出之亦未为慎矣。今夫郅隆之治。首推唐虞。君德之隆。莫如尧舜。然臣观尧舜之时。所用者二十二人。不闻于委任方隆之日。而黜之罚之也。所诛者四凶。不闻于放流窜殛之余。而柄之任之也。贤否之分。既判然而不同。则用舍之间。亦确然而各异。故曰进退用舍。不可以不明。不可以不断。而尤不可以不慎也。虽然。此非独人主一身之事也。大臣亦与有责焉。何则。佐天子以进贤退不肖者。大臣之责也。使其人而果贤耶。则当天威严重之下。便宜从容执奏。力保其无他。使其人而果不贤耶。则当擢用倚任之时。又宜反复指陈。力言其不职。今大臣中特立不阿。刚方正直者。有几人乎。此固在 皇上睿鉴中者。 皇上能尽得予违汝弼之大臣。而与之权赏罚之施。审用人之则乎。且夫近日之锢弊。则尤在九卿会议之事矣。天下是非无中立之形。曲直亦无两伸之理。即各人所见不同。原可斟酌妥当。何妨黑白分明。从公商定。今则彼此周旋。各怀瞻徇。相习为软媚圆熟之态。而以不辨是非。不分黑白为得计。公所议事，则互相观望。不发一言。故有今日会议。闲谈而散。明日会议。复闲谈而散者。外托老成持重之名。内怀持禄养交之念。迟之又久。偶有出一言者。则起而和之。而及其退也。则又引身事外。惟恐其祸之及已。如此可尚谓实心任事之大臣乎。况乎各部议处议罪之案。尤为 朝廷进退黜陟所关。近来部件。有于援引律例之后。用虽字但字。加一转语者。因其人之情罪。不过如所引之律例而止。而揣摩迎合。瞻徇营私。则援引律例之下。加一转语。而无罪者可入其罪。且有罪者可出其罪。夫人主万几日理。万一偶不加察。则滥刑僭赏之弊。即此而生。揆厥所由。必有任其咎者。臣故曰。非特人主之事。亦诸大臣之责也。然而端本澄源。则尤在 皇上体天德之刚。法天行之健。凡进退黜陟之闲。以定识断之。以定力主之。勿轻发而骤施。勿游移而姑息。则顺天命而慰民心。于是乎在矣。
译这已经是皇上的宽大恩德了。如今却明知其罪犯，显见其劣迹，反而授予高官大职，想着慢慢等待他取得成功。在皇上爱惜人才、委曲成全方面，固然有无所不至的。然而以臣看来，这好比凿开顽石却想求得井泉，培育蛀木却想做成梁栋，哪里能得到呢？至于皇上想要重用的大臣，尤其应当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才可以要求他们有作为。臣看到近来大臣，行事稍有差失，必定遭到责备斥退，比如以某人为妄行渎奏，以某人为昏愦废弛，以某人为狡诈无耻就是如此。如果确实是昏愦废弛，确实是狡诈无耻，就应当在罢免斥退之列了。然而降职革职的议论刚进行，复职的圣旨随即下达。无论士人百姓还是官吏，各自怀着轻侮傲慢之心，即使他们自己也必定羞愧沮丧，无颜面再与士大夫相见，又怎么能要求他们从容尽职呢？如果认为这些妄渎、废弛、狡诈的旨意，不过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不是对这些人做官的定评，那么如纶如綍的王言，发出也未免不够慎重了。如今太平盛世的治理，首先推崇唐尧虞舜，君主德行的崇高，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然而臣观察尧舜时代，所任用的二十二人，没听说在委任正隆盛的时候，就罢黜惩罚他们；所诛杀的四个凶恶之人，没听说在放逐流窜诛杀之后，又授予权柄任用他们。贤与不贤的区分，既然明显不同，那么任用与舍弃之间，也确切地各异。所以说进退用舍，不可以不明辨，不可以不果断，尤其不可以不慎重。虽然如此，这不只是君主一人的事，大臣也有责任。为什么呢？辅佐天子进用贤人、退斥不肖之人，是大臣的责任。如果那个人确实贤能，就应当在天威严肃之下，从容执奏，极力担保他没有其他问题；如果那个人确实不贤，就应当在提拔任用倚重的时候，又应当反复指陈，极力陈述他不称职。如今大臣中特立不阿、刚方正直的，有几个人呢？这本来就在皇上的明察之中。皇上能完全得到那些“我违背正道，你辅正我”的大臣，并和他们共同权衡赏罚的实施，审慎用人的准则吗？况且近日的锢蔽弊端，尤其在于九卿会议这件事上。天下的是非没有中立的样子，曲直也没有两方都伸张的道理。即使各人见解不同，原本可以斟酌妥当，何妨黑白分明，从公商定？如今却彼此周旋，各自怀着顾全私情的念头，相习成软媚圆滑的态势，把不辨是非、不分黑白当作得计。公家商议事情，就互相观望，不发一言。所以有今天会议，闲谈散去；明天会议，又闲谈散去的情况。外表托称老成持重之名，内心怀着保禄养交的念头。拖延很久，偶尔有人出一言，就起来附和，等到退朝时，却又置身事外，只怕祸患波及自己。像这样还能说是实心任事的大臣吗？何况各部议处议罪的案件，尤其关系到朝廷的进退黜陟。近来各部，在援引律例之后，用“虽”字、“但”字加一转语的情况。因为那个人的情罪，不过如所引律例那样罢了，而揣摩迎合、顾全私情，就在援引律例之下加一转语，无罪的人可以入罪，有罪的人可以出罪。君主万机日理，万一偶尔不加察，那么滥刑僭赏的弊端，就由此产生。推究其缘由，必定有承担其罪责的人。臣所以说，不只是君主的事，也是各位大臣的责任。然而端本澄源，尤其在于皇上体察天德的刚健，效法天行的强健，凡在进退黜陟之间，以定识决断，以定力主持，不要轻率发动而骤然施行，不要游移不定而姑息迁就，那么顺应天命而慰抚民心，就在于此了。
遵 谕陈言疏
潘耒
窃惟 皇上御宇以来。昭事上帝。勤求民隐。翼翼干干。始终匪懈。近有地震之变。示儆异常。考诸占书。咎在臣下。乃 皇上深自克责。罪己求言。复颁 上谕申饬中外臣工。诸凡不法不廉情弊。言之痛切详尽。臣伏读之下。感激涕零。敢沥愚忱。敬抒管见。惟 皇上恕其狂愚而采择焉。不胜万幸。一曰严赏罚。自古帝王斡运天下之大权。不过赏罚二端而已。赏一人而天下劝。罚一人而天下惩。虽尧舜不能舍此以为治。后世未尝无赏罚也。不能为劝惩者无他。赏不信而罚不必也。一法也。用于此不用于彼。则幸免之路开矣。一令也。行于前不行于后。则枉挠之渐启矣。伏读 上谕六条。地方官吏。刻剥小民。督抚大臣。枉法交私。种种罪状。无所逃于 睿照之下。经各衙门会议。设有条约。所以防奸治贪之法严且备矣。臣以为立法非难。用法为难。行之稍不断。则或张或弛。而人得逃于法之外。守之或不坚。则一出一入。而人得遁于法之中。圣王用法。较若画一。赏不遗远。罚不废贵近。此其要术也。昔者齐威王烹阿大夫而国中大治。汉文帝不赦薄昭而朝廷肃清。今当立法之始。尤宜坚如金石。不可稍有曲贷。兹科臣以不职督抚。指名参奏。 皇上赫然震怒。严加处分。及东抚浙抚。已经罢黜。而江督某。仍然任。臣恐天下有以窥国法之不能画一也。得无以某方在戎行。姑责其摧锋之效乎。臣按某在江右。最号贪残。失人心。军民一体。不能抚民。焉能驭军。江右本非叛区。自某莅任以来。寇盗蜂起。屡破城邑。致烦大兵扑灭。扰攘连年。仅而后定。才略可见矣。京察大典。已经革职。 特恩任。宜如何报效。乃数月以来。未闻其出一奇。展一画。身先矢石。陷坚克敌。有可纪之功也。天兵所集。谋臣猛将。如云如雨。何藉此一臣而为之特挠国法耶。黜罚臧否。不宜异同。臣敢诵诸葛亮之言以为 皇上告。夫立法而行之不断。守之不坚。与无法同。臣愿 皇上之意也。一曰广言路。伏读 上谕。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其于中外情弊。洞悉之矣。乃从前此等情弊。曾经发露者几人。曾挂刑章者几人。臣下不法不廉。至于如此。而犹然网漏吞舟。则以未经指擿纠参。 皇上无从而知之。处分不得而加之也。谁司指擿纠参之任者。非言官乎。言官不过二三十人。耳目或有所不及。而又不许风闻言事。彼赂遗交私之状。至深至秘。无迹可窥。言官自非得实。固难形诸白简。况此奸贪之辈。又不难以势力把持。金钱结纳。言官稍有沾染。则箝口熟视而不敢言。臣按建言古无专责。历代虽设台谏之官。其实人人得上书言事。梅福以南昌尉而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而谕程元振。陈东以太学生而政六贼。杨继盛以部曹而劾严嵩。 本朝旧制。京官并许条陈。自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为越职言事。例当降调处分。夫人主明目达聪。常惧有所壅蔽。故宜导之使言。今乃禁之使不得言。岂盛世之风乎。臣请除越职言事之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献替。进言之途广。则罔上行私之徒不能人人而把持之结纳之。庶乎有所忌而不敢为。于此辈甚不便。于国家甚便也。其在外监司守令等官。若大利大弊。果系真知灼见者。亦许条奏。地方灾荒。督抚不肯题报者。州县官径得上闻。如此则民闲疾苦无所不通。 皇上端拱九重。而周知四海之外矣。更请许台谏之官。得风闻言事。以作敢言之气。其大奸大贪。不经纠弹。别行发觉者。言官一并处分。 世祖章皇帝成例具在。可仿而行。有能奋击奸回。不畏强御者。不次超擢。庶乎纪纲振而万事举也。一曰慎选举。伏读 上谕。大臣朋比私者甚多。每遇会推选用时。皆举其平素往来交好之人。但云办事有能。并不问其操守清正。窃服 皇上之洞见弊源也。夫督抚藩臬。与其厘剔于既用之后。不
译遵旨陈述意见的奏疏
潘耒
我私下认为，皇上登基以来，恭敬地侍奉上天，勤勉地探求民间疾苦，小心翼翼，始终不懈怠。近来发生地震灾变，警示异常。查考占卜之书，罪责在于臣下。然而皇上深刻自责，归罪于己并征求言论，又颁布上谕申斥中外臣工，对于各种不法不廉的情弊，言辞痛切详尽。臣伏地阅读之下，感激得泪如雨下，敢倾吐愚诚，恭敬地陈述浅见，只求皇上宽恕我的狂妄愚昧并加以采纳，那将不胜万幸。
第一，严明赏罚。自古帝王运转天下的大权，不过赏罚两端而已。奖赏一人而天下人受到鼓励，惩罚一人而天下人受到警戒。即使是尧舜也不能舍弃这两者来治理国家。后世并非没有赏罚，但不能起到鼓励警戒作用的，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赏赐不守信而惩罚不一定执行。同一法律，在这里使用在那里不使用，那么侥幸免罪的路径就打开了；同一命令，在前面执行在后面不执行，那么歪曲变通的弊端就逐渐开启了。伏读上谕六条，地方官吏，苛刻剥削小民，督抚大臣，枉法徇私，种种罪状，在皇上的明察之下无处逃避。经过各衙门会议，制定了条约，所以防范奸邪治理贪污的法律严密且完备了。我认为立法并不难，难的是用法。执行稍微不果断，就会时紧时松，而人们得以逃脱法律之外；坚守如果不坚定，就会时进时退，而人们得以在法律之中钻营。圣王用法，清晰如同画线一样统一，奖赏不遗漏偏远之人，惩罚不废弃尊贵亲近之人，这是关键的方法。从前齐威王烹杀阿地大夫而国内大治，汉文帝不赦免薄昭而朝廷肃清。现在正值立法之初，尤其应该坚定如金石，不可稍有曲从宽贷。这次科臣因不称职的督抚，指名参奏，皇上赫然震怒，严加处分。等到东抚、浙抚已经被罢黜，而江督某人，仍然任职。我担心天下人借此窥探国法不能统一。难道是因为某人正在军中，暂且责成他建立摧锋破敌的功劳吗？我查考某人在江西，最号称贪婪残暴，失去人心。军民一体，不能安抚百姓，怎么能驾驭军队？江西本来不是叛乱地区，自从某人到任以来，寇盗蜂起，屡次攻破城邑，致使烦劳大兵扑灭，骚乱连年，仅仅后来才安定。他的才略可见了。京察大典，已经革去他的职务，皇上特别恩典任用他，他应该怎样报效。然而几个月以来，没听说他献出一个奇策，施展一个计画，身先士卒冒着矢石，攻克坚城战胜敌人，有值得记载的功劳。天兵聚集，谋臣猛将，如云如雨，何必凭借这一个臣子而特别违背国法呢？黜退惩罚褒贬，不应该有差异。我敢诵读诸葛亮的话来告诉皇上：立法而执行不果断，坚守不坚定，与没有法律相同。我希望皇上的心意能如此。
第二，广开言路。伏读上谕，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赠在京大臣，对于中外情弊，皇上洞察得透彻了。然而从前这类情弊，曾经暴露的有几人？曾经受到刑法制裁的有几人？臣下不法不廉，到了这种地步，却仍然像漏网一样让大鱼逃脱，就是因为没有经过指认揭发纠举参奏，皇上无从得知，处分无法施加。谁承担指认揭发纠举参奏的责任？不是言官吗？言官不过二三十人，耳目或许有所不及，又不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那些贿赂交私的状况，极深极秘，没有痕迹可窥探。言官如果不是得到实情，固然难以写在弹劾的奏章上。况且这些奸贪之辈，又不难用势力把持，用金钱收买。言官稍有沾染，就会闭口熟视而不敢说话。我查考建言古来没有专门的责任。历代虽然设立台谏之官，其实人人都可以上书言事。梅福以南昌尉的身份议论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的身份劝谕程元振，陈东以太学生的身份弹劾六贼，杨继盛以部曹的身份弹劾严嵩。本朝旧制，京官都允许条陈意见。自从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不是言官而建言的，被视为越职言事，按例应当降调处分。人主明目达聪，常怕有所壅塞遮蔽，所以应该引导他们说话。现在却禁止他们不得说话，这难道是盛世的风气吗？我请求废除越职言事的禁令，使大小臣工各自能够进献意见。进言的途径广阔，那么欺瞒君主徇私舞弊的人就不能对每个人都把持收买。或许他们会有所顾忌而不敢做。这对这类人很不方便，对国家很方便。那些在外地的监司守令等官员，如果涉及大利大弊，确实是真知灼见的，也允许条奏。地方灾荒，督抚不肯题报的，州县官可以直接上报。这样那么民间疾苦就没有不通达的。皇上端坐九重宫阙，却能周知四海之外了。再请求允许台谏之官，可以根据传闻议论政事，以激发敢言的气概。那些大奸大贪，不经过纠举弹劾，另由他人发觉的，言官一并受处分。世祖章皇帝的成例都在，可以仿照实行。有能奋起打击奸邪，不畏强暴的，破格提拔。或许纲纪振兴而万事都能举行了。
第三，慎重选举。伏读上谕，大臣结党营私的很多，每次遇到会推选用时，都举荐他们平时往来交好的人，只说办事有能力，并不问其操守是否清正。我私下佩服皇上洞察弊端的根源。督抚藩臬，与其在任用之后剔除弊病，不如
今廷臣会推。非有衡量之素也。非有商搉之公也。一人唱之。众人和之。唯唯诺诺。莫敢异同。泛而谓之曰才能。曾不指其何者为才何者为能。亦何以孚物望而协舆情乎。陶论知人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言称其人之德。必言其某事某事为可信验也。东汉故事。选举牧守。委任三府。皆咨其行状。度其器能。若不称职。尚书奏劾。廷尉覆案。行举主之罚。是以多得良吏。今所推者。内而卿贰。外而监司。或●历部曹。或历仕郡县。岂无治状可名。政绩可指。臣请自今会推。必开载实迹数条。确切着明。众议允协。乃得奏上。有不允者。听不署名。异日所推之人。若有赃私过犯。罚及举主。则朋比之私绝。而本原之地清矣。一曰褒廉节。人主风动天下。在明示意指。树之风声。未有令而不从。感而不应者也。今虽承积弊之后。人心士习。卑靡已甚。然以 圣明在御。激浊扬清。如泥在陶。如金在冶。惟所欲为。风之以廉让。则廉让矣。兴之以节义。则节义矣。汉宣帝加意二千石。凡治行卓绝者。或增秩赐金。或玺书褒美。于是循吏辈出。光武即位。首封卓茂为褒德侯。而东京人才。至今称盛。臣愿 皇上一仿此意。于内外具寮。察其公忠廉直者。褒显一二。或擢自闲散。或面加奖谕。以风厉天下。臣虽愚陋。寡所见闻。就臣所知。如前江都县知县轩辕允。居官洁清。惠爱及民。罢任之日。民为僦屋以居。至今歌思不绝。前嘉定县知县陆陇其。慈惠廉平。一尘不染。去官之日。小民焚香攀送。巷无居人。此皆治行彰闻。万口若一者。并以考成诖误。又臣与胡密子同为讲官。熟知其人端方清介。志行卓然。前岁河臣请罢生童考试。纯用捐纳。奉 旨会议。廷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发言。惟密子抗言其非。诸臣因以定议。即此一端。足以征其刚正有守。而今岁京察。亦被处分。夫为县令者。簿书期会之间。诖误有所不免。至密子所以察处。未见有显然过失。臣愿 皇上破非常之格。擢用此三人于废弃之中。天下必将曰清廉如某某。虽遭罢斥。
皇上犹将擢用之也。必争自濯磨。不赏而劝。岂非转移积习之一大机欤。抑先师有言。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汉制官最卑者。食禄百石。名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实岁八十余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职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优其力。而县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既厚禄之。而犹贪污不法。置之重典。夫复何辞。当今制禄。视前代稍薄。兵兴以来。又加裁省。官于京师者。舆从衣裘之费。常苦不给。顷奉 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准给全俸。仰见 皇上体臣之厚意。更愿沛发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禄饩。臣下见 皇上优恤如此其厚。无不人人感奋。岂非兴廉教忠之一道哉。一曰培人才。国家设师儒之官。重衡文之任。登秀民于庠序而宾兴之。以班朝莅官。非通古今有学行之士不可。虽其间亦有不肖者。而历代公卿将相之材。多出于其中。养士之道。无过于此。异时生员无定额。大县考取或至数十人。自定为十五名。而士子已苦数窄。近年复减之又减。仅止四名。南方大县。挟册操觚之士。少者不下千人。而三岁之中。两次考取。仅得八人。视乡会中式。更难十倍。人绝进取之望。率改业而为他。士人之子。多不读书。循此不变。数年之后。党塾荒芜。弦诵道息。甚可虑也。夫此生徒不费 朝廷廪禄。不耗县官金钱。何妨国计而裁减及此。若以其不率教令。败名坏检。则 皇上遴选学臣。严为董率。其弊自革。至于抗违钱粮。有司得而申斥之。关涉词讼。有司得而究治之。纵有败类。岂可因噎废食耶。且天下聪明才辨之人。不出于此。则入于彼。先王广厉学官。固将收生民之隽异者。渐之以诗书。摩之以礼义。虽有枭雄桀岸之辈。循循然不敢为非。为国家计至深远也。臣愿 敕下部臣。酌复旧额。然后精学臣之选
译如今朝廷大臣共同推举人选，并非基于平日的衡量标准，也缺乏公开商讨的公正。一人提议，众人附和，唯唯诺诺，没有人敢提出异议。泛泛地称之为有才能，却从不指出具体哪方面是才、哪方面是能，这又怎能取信于公众期望并契合民意呢？《尚书·陶谟》论及知人时说：“行为有九德，言语中体现其人有德，于是说‘载采采’。”意思是称颂某人的德行，必须列举其具体事迹作为可信的验证。东汉旧例，选举州牧郡守，委任三府，都要咨询其品行事迹，估量其器量才能。如果不称职，尚书上奏弹劾，廷尉复核案卷，执行对举荐者的惩罚。因此多得良吏。如今所推举的人，在内是卿贰，在外是监司，有的历任部曹，有的历任郡县，难道没有可称道的政绩、可指出的功绩吗？臣请求从今往后共同推举时，务必开列几条实际事迹，确切指明。众人议论一致赞同，才得上奏。有不赞同的，允许不署名。日后所推举的人，如果有贪污私罪，惩罚波及举荐者，那么结党营私的弊端就会断绝，而根本之地就清明了。
一是褒扬廉洁节操。君主教化天下，在于明确显示意向，树立风气。没有命令而不遵从、感化而没有响应的。如今虽然处于积弊之后，人心士风，卑劣萎靡已极。但以圣明君主在位，激浊扬清，如同泥土在陶匠手中，如同金属在冶炼炉中，随心所欲塑造。用廉洁谦让来教化，就会廉洁谦让；用节义来激励，就会重节义。汉宣帝重视二千石官员，凡是治理成绩卓越者，有的增加俸禄赏赐金钱，有的用玺书褒奖赞美，于是循吏辈出。光武帝即位，首先封卓茂为褒德侯，而东京人才，至今称盛。臣希望皇上仿效此意，在内外官员中，考察那些公忠廉直的人，褒奖显扬一二人，有的从闲散职位提拔，有的当面加以奖谕，以激励天下。臣虽然愚陋，见闻寡少，就臣所知，如前任江都县知县轩辕允，居官廉洁清正，恩惠爱护百姓，离任之日，百姓为他租房居住，至今歌颂思念不绝。前任嘉定县知县陆陇其，慈惠廉洁公正，一尘不染，离任之日，百姓焚香攀送，街巷空无一人。这都是治理成绩显著、万众一致称颂的。都因考核失误而受牵连。又臣与胡密子同为讲官，深知其人端方正直、清廉耿介，志行卓然。前年河臣请求罢免生员童生考试，纯用捐纳，奉旨会议，廷臣都知道不可，但没有人肯发言，只有胡密子直言其非，诸臣因此定议。仅这一端，足以证明他刚正有操守。而今年京察，也被处分。身为县令，在文书期限之间，失误在所难免。至于胡密子被察处的原因，未见有显然过失。臣希望皇上打破常规，提拔这三人在废弃之中。天下必将说：清廉如某某，虽然遭受罢斥，皇上仍将提拔任用他们。必定争相自我磨砺，不赏而劝，岂不是改变积习的一大关键吗？
况且先师有言：“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没有养廉的措施，而要求人廉洁，万万不能。汉代制度，官职最低的，食禄百石，名为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实际岁入八十余石。唐宋除了俸田外，又有职田，春冬衣仗、随从役使等以优厚其力，而县令的圭租，有高达九百斛的。既然厚禄，却仍贪污不法，置于重典，还有什么可说的。当今俸禄制度，比前代稍薄。兵兴以来，又加裁减。在京师做官的，车马随从、衣裘的费用，常苦于不足。近日奉特恩，四品以下官员，秋冬两季，准给全俸，仰见皇上体恤臣下的厚意。更愿沛发德音，斟酌古今，增加俸禄。臣下见皇上优恤如此厚道，无不人人感奋，岂不是兴廉教忠的一条途径吗？
三是培养人才。国家设立师儒之官，重视衡文之任，选拔秀民进入学校并推荐他们，以任职朝廷、治理官府，非通晓古今、有学问品行的人不可。虽然其中也有不肖者，而历代公卿将相之才，多出于其中。养士之道，无过于此。以往生员无定额，大县考取有时多达数十人。自定为十五名，而士子已苦于名额狭窄。近年又减之又减，仅止四名。南方大县，挟书执笔之士，少的不下千人。而三年之中，两次考取，仅得八人。比起乡试会试中式，更难十倍。人断绝进取之望，大多改业从事其他。士人之子，多不读书。沿此不变，数年之后，学校荒芜，弦诵之道断绝，甚可忧虑。这些生徒不耗费朝廷廪禄，不消耗县官金钱，何妨国计而裁减至此？若以其不遵从教令，败坏名节，则皇上遴选学臣，严加督率，其弊自革。至于抗违钱粮，有司得以申斥；关涉词讼，有司得以究治。纵有败类，岂可因噎废食？且天下聪明才辨之人，不出于此，则入于彼。先王广泛激励学官，本意是将生民中的俊异者，逐渐用诗书教化，用礼义磨砺。虽有枭雄桀骜之辈，也循循然不敢为非。为国家计谋至为深远。臣希望敕令下部臣，酌情恢复旧额，然后精选学臣。
。简师儒之官。士风不丕变。文治不诞敷。未之有也。以上数事。皆今要务。据臣▯臆。披沥万一。辞陋指浅。不足以仰赞大猷。惟 皇上鉴其愚悃。抑臣又有请者。向来诸臣条奏。 皇上下部议。部中多以无庸议奏覆。见诸施行者。十不得一。今 皇上重感天变。念积弊未厘。奋然思改弦更张以作新天下。当励精图治之时。虽臣言无足采。而诸臣所奏。必有谠言硕画。凿凿可行者。伏乞 明谕部臣。俾虚衷酌议。勿拘成见。以无庸议罢之。则天下幸甚。
译选拔师儒的官员，士人的风气不发生重大转变，文治教化不广泛推行，是没有这样的事的。以上几件事，都是当今紧要的事务。依据臣个人的浅见，坦诚陈述万一。言辞粗陋，见解浅薄，不足以向上辅助宏大的谋略。只希望皇上体察臣的愚诚。况且臣还有请求：向来各位大臣分条上奏，皇上交由有关部门商议，有关部门大多以“无庸议”为由覆奏，得以付诸实施的，十中不到一。如今皇上深切感悟天象示警，念及积弊尚未革除，振奋精神想要改弦更张以革新天下，正值励精图治之时，虽然臣的话不值得采纳，但各位大臣所上奏的，必定有正直的言论和宏大的谋划，切实可行。恳请皇上明确谕令各部大臣，使他们虚心斟酌商议，不要拘泥于成见，以“无庸议”为由驳回，那么天下人将非常幸运。
请崇恬退明礼让疏
孙廷铨
窃惟古帝王既开功名之门以奔走天下士。而又必以礼进退之。所以养天下士大夫之廉耻。而正其趋也。夫人必有廉耻而后有事功。亦必知进退而后有廉耻。若舍此而言才言能。则其人品可知也。伏见近年以来。部院诸大臣。鲜能以礼引退者。前京官有甄别之举。如礼部侍郎李奭棠。以疾罢去。先经自请而未得。工部尚书刘昌。引年致仕。 恩礼甚荣。而奉 谕自陈之先。可以得请而不请。是二者人皆惜之。或谓 皇上念诸臣经事之久。既不忍其遂去。在臣下何敢遽辞。然臣观古昔主臣相爱。当必全始全终。若浮沉恋位。过积衅生。不知省改。则小者以罪废。大者以法死。亦大负 主上爱臣之初心矣。且易进难退者。下士之行也。贪位持禄者。庸臣之态也。设令其阴怀贪位之计。而阳托恋阙之忠。其为大臣也难矣。 皇上本期其恋阙之忠。而或适遂其贪位之计。则所得于大臣之效。抑又微矣。臣愚以为养士大夫之廉耻。当自进退大臣始。凡其有父母之丧。及引年养病。体勘得实者。谓宜许其引退。若果才猷可念。 恩眷未衰。不妨逾时再行起用。不至流为苟且恋位之风。庶几小臣庶士。瞻望下风。以相感发。廉耻之道明。而气节事功。从此皆得实用矣。
臣又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故朝廷非礼不尊。所以辨明品秩。敬戒官联。使尊卑大小。皆知遵 朝廷之制。而不敢踰越。即所以尊 朝廷也。 皇上御极以来。孜孜齐民以礼。如官民服物有辨。文武相见有仪。亦既着为令甲。屡 旨饬行矣。顾沿习之久。积弊犹存。或上官而谩骂僚属。士绅而不让公府。庶民而僣品官之衣带。下僚而袭侍从之威仪。古人之检身也。取于自约。而今率托于自大。古人之接物也。取于相让。而今率出于相凌。甚非所以安上下定民志也。伏乞 敕下所司。斟酌旧章。再加详定。其内外大小衙门。除章服已有定制外。诸如接见之仪。文移之式。称谓之正。凡前令所未详者。皆须征据典文。辨白名分。确立章程。务使卑者不得上陵。高者亦不得下慢。如其率意肆行。僭侈非分。不特上陵者明为厉禁。即下慢者亦详立严罚。庶大小有别。官民有等。俾中外臣民。人人遵 朝廷之制。而 朝廷益尊矣。
用人四事疏顺治十七年
吏部尚书 孙廷铨
五月二十五日。恭读 上谕。引咎省躬。实心图治。悔隐微之失。开直言之路。令部院等衙门。据实条奏。直言弗讳。以补阙失。甚盛德也。臣愚昧无以仰副至意。谨竭一得。胪为四款。为我 皇上陈之。
一曰养廉耻。古者刑不上大夫。言大夫为士民之表帅。必素有以养其廉耻之心。而后可以渐化导及下也。近见内外满汉各官。一挂吏议。拏送刑部者。其罪之有无。尚未经详明。即加刑讯。虽曰所为不善。刑辱其所自取。亦何足惜。然于养廉耻之道。似有未符。臣等窃以为除谋反叛逆等项大罪。即行拏问。审真正法外。其余别项情罪。不若先行详核明白。果系情真。方行拟罪。人至贪私坏法。良心已灭。及见 皇上仍加之以礼貌。而不欲遂使同于庶人。则感激之心。必生其愧悔之念。如此则于法既无亏。而又以廉耻之道励士大夫。庶风化纪纲。两有裨益。其关于 皇上道德齐礼之初心。非浅鲜矣。
一曰宽考成。有司牧民之官也。上关 国计。下保民生。最为紧要。自钱粮考成。头绪繁杂。以致降级革职者。一岁不可胜纪。人材摧残。催科酷烈。为吏者止以考成为虑。安问百姓之卖儿鬻女耶。亢旱灾疫。鲜不由此。臣等以为钱粮系军国要务。催征自不容缓。但四部银米物料款项不一。每件定为十分考成。则处分头绪太多。顾此失彼。终日救过不暇。今莫若将考成则例。 敕下户部。再详加考订。酌量宽减。上不至于亏 国课。下亦不至于诎人才。加惠百姓。仰答 天和。其于吏治亦有裨益矣。
一曰慎名器。查总督巡抚皆职司封疆。责任重大。自非荡平寇盗。
译请崇恬退明礼让疏
孙廷铨
我私下认为，古代帝王既然开辟了功名之门，以招揽天下的士人，就必定要用礼制来规范他们的进退。这是为了培养天下士大夫的廉耻之心，并端正他们的行为趋向。人必定要有廉耻之心，然后才能建立事功；也必定要懂得进退，然后才会有廉耻之心。如果抛开这些而只谈论才能，那么这些人的人品就可以知道了。我观察到近年来，各部院的大臣中，很少有能依礼引退的人。此前京官有甄别之举，如礼部侍郎李奭棠因病罢免，先前曾自行请求而未获批准；工部尚书刘昌因年老退休，受到的恩宠礼遇非常荣耀，但在奉旨自我陈述之前，本可以请求退休却没有请求。这两个人大家都为之惋惜。有人说，皇上念及各位大臣任职时间长久，不忍心让他们立刻离去，作为臣下怎敢轻易推辞。然而我观察古代君臣相爱，应当做到有始有终。如果沉浮官场、留恋权位，过失积累导致怨恨产生，不知道反省改正，那么小的会被定罪废黜，大的会依法处死，这也大大辜负了皇上爱护臣下的初心了。况且容易进用却难以退出的，是低劣士人的行为；贪恋权位、固守俸禄的，是平庸臣子的姿态。假如他们内心怀着贪恋权位的计谋，表面上却假托留恋朝廷的忠诚，那么他们作为大臣就难当了。皇上原本期望他们留恋朝廷的忠诚，却可能恰好成全了他们贪恋权位的计谋，那么从大臣那里得到的效忠，就更加微薄了。我愚昧地认为，培养士大夫的廉耻之心，应当从大臣的进退开始。凡是遇到父母丧事，以及因年老或养病，经考察核实属实的，应当允许他们引退。如果确实才能谋略值得怀念，皇上的恩宠眷顾尚未衰减，不妨过些时候再行起用。这样不至于形成苟且恋位的风气，或许能使小臣和众士仰望上行下效，相互感发。廉耻之道彰明，而气节和事功，从此都能得到实际运用了。
我又听说，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所以朝廷没有礼就不尊贵，这是为了辨明等级次序，敬慎地约束官员的关联，使尊卑大小都知道遵守朝廷的制度，而不敢逾越，这就是尊崇朝廷的原因。皇上即位以来，勤勉地用礼来整顿百姓，如官员与百姓的服饰器物有区别，文官武将相见有礼仪，也已经制定为法令，多次下旨督促执行了。但是沿袭习惯已久，积弊仍然存在。有的上级官员辱骂下属官员，士绅在官府中不肯谦让，平民僭越穿着品官的衣带，下级官员袭用侍从的威仪。古人检点自身，取自自我约束；现在却大多假托自大。古人接待他人，取自相互谦让；现在却大多出于相互欺凌。这非常不利于安定上下关系、稳定百姓的心志。恳请皇上敕令有关部门，斟酌旧有的规章，再加以详细审定。内外大小衙门，除了章服已有定制外，诸如接见的礼仪、公文的格式、称呼的正统，凡是先前法令没有详细规定的，都必须征引典籍文献，辨明名分，确立章程。务必使地位低的人不能凌驾于上位者，地位高的人也不能轻慢下位者。如果随意妄为，僭越奢侈、不合本分，不仅对凌驾上位者明确严厉禁止，对轻慢下位者也详细设立严酷的惩罚。这样大小有别，官民有等，使中外臣民人人都遵守朝廷的制度，而朝廷也就更加尊荣了。
用人四事疏 顺治十七年
吏部尚书 孙廷铨
五月二十五日，恭敬地阅读皇上谕旨，引咎自责，反省自身，真心实意谋求治理，悔恨细微的过失，开启直言的道路，命令部院等衙门，据实分条上奏，直言不讳，以弥补缺失，这是非常盛大的德行。臣愚昧无知，无法仰副皇上的深意，谨尽我的一点浅见，列举为四项，向皇上陈述。
一是培养廉耻。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是说大夫是士民的表率，必定平时有所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然后才能逐渐教化引导到下层。近来看到内外满汉各官，一旦涉及吏议，被押送刑部的，其罪行有无，尚未经过详细查明，就加以刑讯。虽然说所作所为不善，刑辱是他们自找的，也不值得可惜。然而这与培养廉耻之道，似乎不相符合。臣等私下认为，除了谋反叛逆等大罪，立即逮捕审问，审实后依法处置外，其余其他情罪，不如先详细核查明白，确实情罪属实，才拟定罪名。人到了贪婪自私、败坏法纪的地步，良心已经泯灭，等到看到皇上仍然给予他们礼貌，而不愿立刻使他们等同于平民，那么感激之心，必然产生他们的愧悔念头。这样既对法律没有亏损，又用廉耻之道激励士大夫，对于风气和纲纪，都有裨益。这对于皇上以道德教化、以礼制齐民的初心，不是微小的功劳。
二是放宽考核。有司是治理百姓的官员，上关系国家大计，下保障民生，最为紧要。自从钱粮考核以来，头绪繁杂，导致降级革职的人，一年中数不胜数。人才遭到摧残，催征赋税酷烈，做官的人只以考核为忧虑，哪里还问百姓卖儿卖女呢？大旱灾疫，很少不是由此引起的。臣等认为，钱粮是军国要务，催征自然不容迟缓。但是四部银米物料款项不一，每件定为十分考核，那么处分的头绪太多，顾此失彼，整天补救过失都来不及。现在不如将考核的则例，敕令户部，再详细考订，酌情宽减。上不至于亏空国家税赋，下也不至于压抑人才，惠及百姓，仰答上天之和气，这对于吏治也有裨益。
三是慎重名器。查总督巡抚都职司封疆，责任重大，如果不是平定寇盗，
绥辑兵民。余俱不足以言功。近如捐助赈济完漕等事。应加级者。皆得加衔。如加侍郎尚书宫保衔者。固 朝廷优示鼓励之意。但爵赏原以待有功。而宫保尤以畀有德。夫以重臣如督抚。而止就区区微劳。骤膺卿贰宫保之职。当其任者。莫不图小功以邀大位。复谁肯竭智毕忠于封守之大计乎。如有封疆大功。又将何以加之耶。今后总督巡抚。除军功考满应行加衔之外。余如捐助等项。止应酌量纪录。其加级加衔。应一停止。庶名器不滥。而重臣益自奋庸矣。
译安抚、团结士兵和百姓。其余各项都不足以称为功劳。近来诸如捐助、赈济、完成漕粮运输等事务，按规定应加官级的，都获得了加衔。像加授侍郎、尚书、宫保衔的，固然体现了朝廷优厚鼓励的意旨。但爵位赏赐原本是用来等待有功之臣的，而宫保这一头衔尤其应当授予有德行的人。像督抚这样的重臣，仅仅凭借微不足道的劳绩，就骤然获得卿贰、宫保的职位，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没有不图谋小功以谋求大位的，又有谁肯竭尽智谋、毕生忠诚于封疆大吏的根本大计呢？如果将来有封疆大吏立下大功，又将用什么来加封他们呢？今后总督、巡抚，除军功考核期满按规定应加衔之外，其余如捐助等项，只应酌情记录功劳，其加级加衔，应当一律停止。这样，名位和器物才不会泛滥，而重臣们也会更加奋发有为。
一曰储人才。古语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言储才当豫也。今满洲子弟。俊秀者正不乏人。科甲既停。学问益寡。殊为可惜。稽之汉代。期门羽林之士。皆诵孝经。诚以经学为人才之本。教化之原也。目今从龙之彦。固自多人。深恐后学不继。致令有乏才之叹。今查国学内。每佐领下止有一人肄业。似属太少。今酌量每佐领下再各添一人。共作二人。更选老成敦大通治体明经术之臣。以为之师。务得晓畅大义。以备 国家之用。数年以后。将见人才济济。而文武之选。皆得其人矣。
请宽臣工小过疏康熙四年
浙江总督赵廷臣
臣思古今最难得者贤才。上天至爱惜者人品。从来英哲之主。不忘使过之典。尤多求旧之恩。我 皇上宪天法古。锐意治安。期于真才异能。共图上理。而又虑人才辐辏。选授舒迟。当此人浮于官之时。臣何敢复持宽于用人之论。思马必服远而信其力。士必入官而征其才。与其求实绩于寸长未试之士。其敷奏为难。孰若观后效于一蹶再展之员。其图报倍切。目今官员处分之内。岂少精明廉干之才。或因公罣误。或小过罢斥。以致废锢终身者比比矣。以外吏论之。职司钱谷者。非不勤于催科。而见征之赋额全完。带征之参革忽及。薄于论功。而严于论罪。可惜也。职司刑名者。非不意平反。而有心失入者不任咎。无心失出者必罹罪。略其大案。而绳以微眚。可惜也。职司捕盗者。非不尽心搜缉。而诘捕之成效。未尝纪功。一盗之获。先已挂议。没其劳绩。而其计小疵。可惜也。诸如各项职官中。士庶百姓。亦有称其廉干精明者。而为地方受过。罣误去官者。不能悉数。惟是一才一能。皆天所赋畀。以为 国家辅治之资。而偶以一节锢其终身。在一官之困阨犹浅。而揆之大造爱惜人才之意。实有舍置不得者。当如何愀然动念耶。外吏如此。更进推之 辇毂之下。大小臣工。数年以来。宁无因公罣误。小过罢斥者乎。伏念天之生才。如地之产木。梁栋之姿。每以风霜摧折。而后成其大用。求真才于废弃之内。其感激图报之心。尤倍于寻常万万也。臣恳 皇上敕部。将内外大小臣工。分别罣误缘由。其中果有才能可录者。仍行甄用。庶葑菲亦邀采录之恩。而朝廷愈收得人之效矣。
请定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命岳
臣观自古兴朝致治。皆由官多久任。我 朝设官分职而外。各省两司郡邑。犹行三年考绩之法。在京自京堂而上。有半载一迁者。有一二月一迁者。盖缘缺一正卿。必升一亚卿。缺一亚卿。必取诸司寺。于是右者转左。少者转正。丞者转少。故升一官而举朝之官皆升也。臣思 朝廷建立百官。将为诸臣名位显荣计乎。抑为 国家料理庶事计乎。夫人之才智。不甚相远。初授一官。百事茫然。数月而后知其大略。又数月而后知其节目。又数月而后悉其情弊。虽甚奇才英敏。初不得不问诸吏胥。迨经事既久。肯綮熟尝。而下人始无所逃其照。此久任之效也。今也不然。其历任半载者。署中典故。纔略通晓。而此身已为他衙门所有矣。其历任一二月者。跋前疐后。未知所措。忽更一署。又复如是。以故廨有十年之吏堂。无百日之官。官生吏熟。官暗吏明。线索在下。百弊丛兴。诸臣之官阶日崇。而各衙门之政事日坏矣。今欲矫其偏。非久任断断不可。久任则历事久而升迁迟。历事久则职业修。升迁迟则名器重。名器重则 朝廷尊。职业修则郅隆奏。而且人绝侥幸之心。仕静凌躐之气。所谓一举而数善皆备也。伏乞 敕下吏部详议。凡正卿亚卿必满三年之考。其余卿寺或宜满三年。或量满两载。酌妥具奏。以便永远遵行。将唐虞庶绩咸熙之盛。可再见于今日矣。毋徒因循现行事例。而不更求良法也。
谢颁遇变 谕旨陈言疏嘉庆十九年
两广总督蒋攸铦
昨岁季秋之事。莠民倡乱。非复人类。雷厉风行。神人共愤。立歼首逆。旋殄邪氛。于是感 天祖之垂佑。敕威爱之并施。推本乎实心实政。而
译第一条是储备人才。古语说：“十年种树，百年育人。”说的是储备人才应当早作打算。如今满洲子弟中，俊秀的人才正不少。科举考试既然停止，学问日益减少，实在可惜。考查汉代的情况，期门、羽林的将士，都诵读《孝经》，确实因为经学是人才的根本，教化的源头。目前追随帝王的英才，固然很多，但深恐后辈学者不能继承，导致出现缺乏人才的感叹。现在查得国子监内，每个佐领下只有一人学习，似乎太少了。现在酌情每个佐领下再各增加一人，共为两人。另外选拔老成持重、通达治体、精通经术的大臣，作为他们的老师，务必使他们通晓大义，以备国家任用。几年以后，将会看到人才众多，而文武官员的选拔，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了。
请求宽恕臣子小过疏 康熙四年
浙江总督赵廷臣
臣认为古今最难得的是贤才，上天最爱惜的是人品。历来英明圣哲的君主，不忘宽恕过错的典章，尤其多有寻求旧臣的恩德。我皇上效法天道古制，锐意治理安定，期望真正有才能异能的人，共同谋求天下大治。而又担心人才聚集，选拔授官迟缓，正当人浮于事的时候，臣怎敢再持宽泛用人之论？想着马必须服劳长途才能相信它的力气，士必须入仕做官才能验证他的才能。与其向尚未试用其微小长处的人寻求实际政绩，这难以奏效，不如向跌倒后再次振作的官员观察后续成效，他们图报的心情加倍迫切。如今官员处分之中，难道缺少精明廉洁干练的人才吗？有的因公事牵累，有的因小过被罢免斥退，以致终身被废弃禁锢的比比皆是。以外地官员来说，掌管钱粮赋税的，不是不勤于催征，而是已征收的赋额全部完成，连带征收的参劾革职忽然降临，轻视论功，而严厉论罪，可惜啊。掌管刑狱诉讼的，不是不意图平反冤狱，而是有心错判入罪的不承担责任，无心错判出罪的必定获罪，忽略大案，而用微小过失来约束，可惜啊。掌管捕盗的，不是不尽心搜捕，而是缉捕的成效，不曾记录功劳，一旦抓获盗贼，先已受到议处，抹杀其劳绩，而计较其小疵，可惜啊。诸如各类职官中，士人百姓，也有称赞其廉洁干练精明的，却为地方受过，牵累去官的，不能全部列举。只是一才一能，都是上天所赋予，作为国家辅助治理的资材，却偶尔因一节过错禁锢其终身，在一个官员的困厄尚且浅显，而推度上天爱惜人才的意旨，实在有舍弃安置不得的地方，应当如何令人忧虑动容呢。外官如此，再进一步推及京城之下，大小臣工，数年以来，难道没有因公牵累、因小过罢免斥退的吗？伏念上天产生人才，如同大地出产树木，梁栋的资质，往往经过风霜摧折，而后成就其大用。在废弃之中寻求真才，他们感激图报的心情，尤其比寻常人加倍万万。臣恳请皇上敕令吏部，将内外大小臣工，分别牵累缘由，其中确实有才能可录的，仍然进行甄别任用。庶几葑菲也能蒙受采录之恩，而朝廷更加收到得人之效了。
请求确定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命岳
臣观察自古兴盛朝代达到大治，都因为官员长久任职。我朝设立官职分工之外，各省两司郡邑，还实行三年考绩的法度。在京师自京堂以上，有半年一升迁的，有一两个月一升迁的。大概因为缺一个正卿，必定升一个亚卿，缺一个亚卿，必定从各司寺选取，于是右职转左职，少职转正职，丞职转少职，所以升一个官而满朝官员都升迁。臣想朝廷建立百官，是为了给各位大臣名位显荣打算呢，还是为国家料理各种事务打算呢？人的才智，相差不远，初次授予一个官职，百事茫然，几个月后知道大概，又几个月后知道细节，又几个月后悉知情弊。虽然是非常奇才英敏，起初不得不询问吏胥，等到经历事务久了，关键熟稔，下属才开始无处逃避其监察。这是久任的功效。现在却不是这样，那些任职半年的，衙门中的典故，才略通晓，而此人已成为其他衙门的人了。那些任职一两月的，进退维谷，不知如何处置，忽然更换一个衙门，又复如此。因此衙门有十年的吏员，没有百日的官员。官员生疏吏员熟练，官员昏暗吏员明白，线索在下属手中，各种弊端丛生。各位大臣的官阶日益崇高，而各衙门的政事日益败坏。现在想要纠正这种偏差，非久任断断不可。久任则经历事务久而升迁迟，经历事务久则职业修明，升迁迟则名器贵重，名器贵重则朝廷尊严，职业修明则大治奏效。而且人断绝侥幸之心，仕途平息越级晋升之气，所谓一举而数善皆备。伏乞敕令吏部详细商议，凡正卿亚卿必须满三年考绩，其余卿寺或者适宜满三年，或者酌情满两年，斟酌妥当具奏，以便永远遵行。将唐虞时代各种业绩都兴盛的盛况，可以再见于今日了。不要仅仅因循现行事例，而不更寻求良法。
谢颁遇变谕旨陈言疏 嘉庆十九年
两广总督蒋攸铦
去年季秋之事，莠民倡乱，非复人类，雷厉风行，神人共愤，立即歼灭首逆，随即消灭邪气。于是感念天祖垂佑，敕令威爱并施，推本于实心实政，而
曲加 轸念于官民交困之由。此诚 尧舜之用心也。臣回环跽诵。局蹐靡宁。自恨才识庸浅。无以仰答 高深。窃思 盛世之民。地大物博。生齿日繁。以致难于家给人足。固非如前代事事取资民力。赋役烦兴之困也。今之州县。固有弥补。有摊捐。有民欠。然为牧令者。果其勤听断。缉盗贼。束胥役。寓抚字于催科。则善政得民心。百里之内。必有自然之利以赡之。再能制节谨度。量入为出。公私皆可不废。亦非复供亿累万。贿赂公行之困也。皆由表率不肃。以致吏治不清。吏治不清。以致民风日敝。凡所以激劝维持。培养良有司以培养斯民者。全赖督抚两司之公正明断。而去民较近察吏最亲。承上达下。以佐督抚等耳目之不逮。则道府之任更专。而知府为尤要。亦惟知府为尤难。同一府也。此县之情形不同彼县。均一县也。彼乡之习气不比此乡。其茫然不知者无论已。真能知之。而积重之势。既恐无其才。有其才矣。而掣肘之情。未必获于上。是外任官莫难于知府。且今日之府道。即异日之藩臬督抚也。知府得其人。而上司假以事权。则州县必无滥竽之患。知府非其人。则州县无所准则。督抚终多隔膜之形。其知府之持正者。或洊升本省大吏。固可为此邦官民之福。若知府之趋时者。而为本省大吏。亦倍贻人心风俗之忧。是外任官莫要于知府。此臣服官三十年。心焉数之。历历不爽者。大僚固属吏之源。而京员尤外官之本。天下之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院外擢者十之七八。诚以司员者。可以持进退准驳之衡。俾之练习日深。通今不致于泥古。然后敷施有本。坐言即所以起行。臣前官翰林时。见部院官公议尚明。每遇京察之年。某部院应保某某员。众口佥词。迨荐牍一出。果相符合。今之各直省封疆。大半皆此其选。闻近来部院司员。舆论无可揣度。实因卓著之少其人。此非今之人必不昔若也。亦非部院大臣不愿拔其尤也。推原其故。一则满员之荫生太易。一则汉员之捐班太多。荫生类皆英俊。吏事当有家传。然较之中书笔帖式。一二十年缮本立稿。循序而进者。其历练之浅深。甘苦迥别。捐班未始无人才。川运例即有六部司员。而近年独形冗杂者。则以屡次捐例人多充塞之故。名为学习。不过循分行走。随同画稿。即可无所短长。堂官难以甄别。非比府州县。才质庸劣者之可立见其短也。而郎中一经得缺。按资试俸。不出十年。截取外选。即任道府。方其在部之日。占缺繁多。
译皇上深切地体恤到官吏与百姓双重困苦的缘由。这实在是尧舜般的用心啊。臣反复跪诵圣意，惶恐不安，自恨才识平庸浅薄，无法仰答皇上的高深旨意。
私下思考，盛世之民，国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日益繁衍，导致难以做到家家富足、人人饱暖，这固然不像前代那样事事依赖民力、赋税徭役频繁兴起所造成的困苦。
如今的州县，虽然有弥补亏空、摊派捐输、百姓拖欠等问题，但是，作为地方长官，如果勤于审理案件、缉捕盗贼、约束胥吏，在催缴赋税中体现安抚体恤，那么善政就能赢得民心，在百里之内，必然有自然的利益来供养官府。
如果再能节制用度、谨慎开支，量入为出，那么公私两方面都不会废弛，也不再是供给耗费巨大、贿赂公行所造成的困苦了。
这些都由于表率不严肃，导致吏治不清；吏治不清，导致民风日益败坏。凡是用来激励劝勉、维持培养良好官员以养育百姓的措施，全都依赖总督、巡抚及两司（布政使、按察使）的公正明断。
而道员、知府距离百姓较近，考察官吏最亲，承上启下，以辅助总督、巡抚等弥补耳目不到的地方，那么道员、知府的职责更加专一，而知府尤其重要。
也只有知府一职最为艰难。同一个府，这个县的情况不同于那个县；同一个县，那个乡的习气不同于这个乡。那些茫然不知的人且不说，真正能了解情况的，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既担心没有相应的才能；即使有才能，受到掣肘的情况，未必能得到上级的支持。
因此，外任官员中没有比知府更难的。况且，今天的道员、知府，就是未来的布政使、按察使、总督、巡抚。
知府选对了人，上级授予他事权，那么州县一定没有滥竽充数的祸患；知府选错了人，那么州县就没有准则，总督、巡抚最终多有隔膜不明的情况。
那些持正守道的知府，如果屡次升迁为本省大吏，固然可以成为当地官民的福分；如果那些趋炎附势的知府，成为本省大吏，也会加倍给人心风俗带来忧虑。
因此，外任官员中没有比知府更重要的。这是臣为官三十年，心中反复思量，历历在目、毫不差错的体会。
大僚固然是属吏的源头，而京官更是外官的根本。天下的道员、知府，由州县官升任的占十分之二三，由部院外放提拔的占十分之七八。
确实因为部院司员，可以掌握考核升降、批准驳斥的权衡，使他们练习日益深入，通晓时务而不拘泥古法，然后施政才有根本，坐而论道即是起而行之。
臣以前在翰林院任职时，看到部院官员公议尚且清明，每逢京察之年，某部院应当保举某某官员，众口一词，等到荐举文书一出，果然相符。
如今各直省的封疆大吏，大半都是这样选拔的。听说近来部院司员，舆论难以揣测，实在是因为卓著的人才太少。
这并不是现在的人一定不如从前，也不是部院大臣不愿意拔擢优秀者。
推究其缘故，一是满员荫生入仕太容易，二是汉员捐纳入仕太多。
荫生大多英俊，吏治事务应当有家传，但比起中书、笔帖式那样，一二十年缮写文稿、按顺序晋升的人，其历练的深浅、甘苦截然不同。
捐班并非没有人才，四川漕运条例中就有六部司员，而近年特别显得冗杂，是因为屡次捐纳例子中人多充塞的缘故。
名义上是学习，不过是循规蹈矩地办事，随同画稿，就可以无所短长，堂官难以甄别。
不像府、州、县官，才质平庸低劣者可以立刻看出其短处。
而郎中一旦获得缺额，按资历试俸，不出十年，截取外放，就担任道员、知府。
当他们在部里时，占据缺额繁多。
既使正途出身者淹内转而成废。其捐班中富豪子弟。用度奢华。尤使正途出身之司员。耳濡目染。日为转移。讲求服食起居。任意揭借利债。迨至一麾出守。欲顾操守而不能。虽有美材。皆成弃物。其关系实非浅鲜。可否 敕下部臣。于分部之荫生捐纳各员。随时考核。其于部务不甚相宜者。即奏明以同知通判递降外用。分发各省差遣历试。冀可渐供器使。而各曹各缺。庶不至日形壅滞矣。又数月以来。迭奉 谕旨。谆谆严甄别以澄汰衰庸。减处分以保全干吏。所以为地方人才计者。无微不至。第恐汰去之而后来者犹是等伦。保全之而进用者不无冒滥。究无以仰副 勤求治理之盛心。臣愚昧之见。今之才守克兼。沈于下位者。不乏其人。似当 敕令公正大臣。选择声名较优之员。多为保荐。恭候 圣明鉴别。择其名实相副者。递加超擢。使之分布中外。以收连茹汇征相观而善之益。由是而藩臬道府。人人称职能。下以为州县之表率。上以为督抚之始基。贤者日进。不肖日退。争自赴于厘工熙绩之途。吏治蒸蒸日上。和气致祥。自必丰年屡告。民生裕而民志宁也。抑臣更有陈者。任事之与专擅。有义利之分。若一人毅然任事。即以专擅陷之。则众口可以铄金。人人乐推诿以苟全矣。协恭之与党援有公私之别。若两人同寅协恭。辄以党援目之。则立异可以远嫌。书吏得乘机而舞弊矣。此近今之积习使然。诚如 圣谕依违迁就。而不竭谋尽力。以实心行实政者。我 皇上烛照无遗。权衡悉当。所在为大臣者力除此习。不论人[己](已)。而祗论是非耳。至于翰林。固属词臣。而阁部显要。多出其中。侍读 内廷。责任尤重。自当崇实学。抑浮华。养成明体达用之才。不必专以文章课殿最。科道为 朝廷耳目之官。如果实心尽职。则地方大吏之优劣。得自舆论者为最详。其有识见卓越。才品清正者。似当由京堂而擢卿贰。与翰詹衙门参用。以广储才。而各部院保送御史。亦当加意慎选。出具切考。不得轻以平庸充数。总之有治人无治法。而用人之道。因才因地因时。人无求备。而惩贪者不可宥其瑕。政在集思。而职要者弗可挠于众。臣力小任重。勉供职守未遑。何敢为刍荛之献。然钦绎 训谟。而仅以肤词奏谢。更觉于心不安。兹因奉到 恩赏墨宝。感奋惕厉。谨沥下忱。敬陈管蠡。伏乞 睿鉴。
卷十四治体八臣职
崇让论
韩菼
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言教之本风之自也。夫上之所倡。下之趋也。上以官为高则官重。上以让官为高则官轻。人情莫不趋于所极重者。久之则官愈轻。人皆思所以自重。而让道成矣。自然之势也。尝检晋庾峻敦礼让疏。及刘实崇让论。皆推本于为国者。以倡何有之化。其言咸有补于当世。峻之言曰。圣王御世。因人之性。或出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山林之士。清劭足以抑贪污。退让足以息鄙事。先王嘉之。臣愚以为古者大夫七十悬车。今自非元功国老。三司上才。可听七十致仕。其父母八十。可听终养。其有孝如王阳。临九折而去官。洁如贡禹。冠一免而不着。及知止如王孙。知足如疏广。莫若听时时从志。实之言曰。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夫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四征缺。择四征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征缺。四征已豫选之矣。尚书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八尚书共选一尚书也。余尝韪斯二说。夫古者七十致仕。固也。然四十方仕。计用其力三十年尔。今有二十而已通籍者矣。其亦可以六十为断乎。致如王阳贡禹之流。于今为不世出之士。又不可以六十为限也。父母八十听终养。吁嗟晚矣。父母不必皆八十也。其有疾病。又不论年也。今令甲不以年限诚善。窃闻诸道路。或八十犹不以终养请。此为无人道之尤者。岂止不能让
译既然使得通过正规途径出身的官员，因长期滞留京官岗位而变得庸碌无用。那些通过捐纳入仕的富豪子弟，生活奢华，尤其使得正规途径出身的司员，耳濡目染，日渐被同化。他们讲究服饰饮食起居，任意借贷高利贷。等到被外放为地方长官时，想要保持操守却已不能。即使有优秀的人才，也都成了废弃之物。其影响实在不小。可否敕令下部臣，对于在六部任职的荫生和捐纳官员，随时进行考核。其中对于部务不太适宜的人，即奏明以同知、通判等职降等外放，分发到各省差遣历练，希望他们能逐渐成为可用之才。这样各曹各缺，大概不至于日益壅滞了。
又近几个月来，屡次奉到谕旨，谆谆告诫要严格甄别以清除衰朽庸碌之人，减轻处分以保全干练的官吏，为地方人才考虑的无微不至。只是恐怕淘汰了这些人，后来的人还是这类人；保全了这些人，进用的人难免有冒滥的情况。终究无法仰副皇上勤求治理的盛心。臣愚昧的看法，现在才能与操守兼备，沉沦在下位的人，并不缺乏。似乎应当敕令公正的大臣，选择名声较好的官员，多为他们保荐，恭候圣明鉴别，选择那些名实相符的人，逐级超常提拔，使他们分布在内廷和外任，以收获连根拔起、汇聚征召、互相观摩而向善的好处。由此藩臬、道、府各级官员，人人都能称职，向下作为州县的表率，向上作为督抚的基础。贤能的人日益进用，不肖的人日益退避，争相奔赴于整顿政务、繁荣业绩的道路。吏治蒸蒸日上，和气致祥，自然必定会有丰年屡报，民生富裕而民心安宁。
此外臣还有话要说。任事与专擅，有义利的区别。如果一个人毅然任事，就以此陷他以专擅之罪，那么众口铄金，人人乐于推诿以苟且保全自己了。协恭与党援，有公私的区别。如果两人同寅协恭，就以此视之为党援，那么标新立异可以避嫌，书吏得以乘机舞弊了。这是近来的积习造成的。诚如圣谕所说，依违迁就，而不竭尽谋略尽力，以实心行实政的人，我皇上洞察无遗，权衡得当。所在的大臣应当力除这种习气，不论人己，只论是非罢了。至于翰林，固然属于文学侍从之臣，而内阁六部的显要职位，多出自其中。侍读在内廷，责任尤其重大。自当崇尚实学，抑制浮华，养成明体达用的人才，不必专门以文章来考核优劣。科道是朝廷的耳目之官，如果实心尽职，那么地方大吏的优劣，从舆论中了解的最为详细。其中有识见卓越、才品清正的人，似乎应当由京堂提拔为卿贰，与翰詹衙门参用，以广储人才。而各部院保送御史，也应当加意慎选，出具切实的考核，不得轻易以平庸之人充数。总之，有治人而无治法，而用人之道，要因才、因地、因时。对人不应求全责备，但惩治贪官不可宽宥其瑕疵。政事在于集思广益，但职位重要者不可被众人所左右。臣力小任重，勉力供职尚且来不及，何敢进献刍荛之见。然而钦承训谟，如果仅以肤浅之词奏谢，更觉得于心不安。现在因为奉到恩赏墨宝，感奋惕厉，谨沥下忱，敬陈管见。伏乞睿鉴。
卷十四 治体八 臣职
崇让论
韩菼
孔子说：“能以礼让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困难呢？”这是说教化的根本，风气的自然形成。上面所倡导的，下面就会趋向。上面以做官为尊贵，那么官位就重；上面以让官为尊贵，那么官位就轻。人情没有不趋向于最尊贵的。时间久了，官位就越轻，人们都想着如何自重，而让官的风气就形成了。这是自然的趋势。我曾查阅晋代庾峻的《敦礼让疏》以及刘实的《崇让论》，都推究到治国者，以倡导“何有”的教化。他们的言论都对当时有补益。庾峻的话说：“圣王治理天下，顺应人的本性，或出仕或隐居。所以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山林之士，清高足以抑制贪污，退让足以平息鄙陋之事。先王嘉奖他们。”臣愚以为，古代大夫七十岁退休，现在如果不是元勋国老、三司上才，可以听任七十岁致仕。父母八十岁，可以听任终养。其中有像王阳那样孝顺，面临九折坂而辞官的；像贡禹那样廉洁，帽子一脱就不戴的；以及像王孙那样知止的，像疏广那样知足的，不如听任他们随时顺从心意。刘实的话说：“人臣初次授职，都上表告知，称为谢章。唐虞之时，众官初次授职，没有不推让的。谢章的意义，大概取自于此。三司有缺，选择三司推让最多的人任用，这是一个公缺，三公已经预先选择了。四征缺，选择四征推让最多的人任用，这是一个征缺，四征已经预先选择了。尚书缺，选择三司推让最多的人任用，这是八个尚书共同选择一个尚书。”我曾赞同这两种说法。古代七十岁致仕，固然如此。然而四十岁才做官，计算使用他的力气三十年罢了。现在有的人二十岁就已经通籍了，也可以以六十岁为断吗？至于像王阳、贡禹这类人，在当今是不世出的人才，又不可以六十岁为限。父母八十岁听任终养，唉，太晚了。父母不必都八十岁，其中有疾病的，又不论年龄。现在法令不以年限为限确实好。私下听说，有的人八十岁还不以终养为由请求，这是无人道的极端表现。难道仅仅是不能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