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二兵政三屯饷

译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我方没有转运的劳苦，而敌人却提供了供给粮草的便利。就像楚国失去了敖仓的防守，而汉军得以乘势利用；隋朝失去了洛口的防守，而唐军得以凭借使用。这是上天借给的机会，所以让敌人自己踏入破绽，而我暗中收取利益。这确实不能依赖作为常规。万一楚国没有失去敖仓的防守，隋朝没有失去洛口的防守，汉军又能乘什么势呢？唐军又能借什么呢？所以筹办军饷的计划，宁可采取必定掌握在我方手中的方法，而不要妄图依赖他人手中的东西。萧何转运关中的粮食，来辅助沛公百战的成功，这就是所谓的根本大计。然而道路遥远艰险，时间漫长迟缓，服役的百姓疲惫困顿，一钟粮食所耗费的成本高达十钟，转运的害处非常严重，也说不尽。万一敌人派出奇兵，堵塞我们的粮道，那么全军将士嗷嗷待哺，靠什么来救济呢？所以古人用兵又说，遥远的粮源不可依赖，不如就近筹措更为可行。屯田的建议就是由此产生的。西羌不服从，是因为边塞空虚罢了。于是赵充国提出了在金城屯田的策略。祈山之战没有功效，是因为蜀地运输艰难罢了。于是诸葛亮制定了在渭南屯田的计划。成效必然在持久中显现，而议论容易因阻挠而改变。凭借宣帝的英明，赵充国的建议上了十几次才最终确定，他的功绩也侥幸在晚年得以完成。像诸葛亮那样，意见虽然相同但功绩未能完成。这说明屯田既可靠又不可靠，似乎其中还有天意存在。那么屯田的建议，就让人怀疑它迂腐且迟缓了。转运的建议，又让人怀疑它遥远且受阻了。至于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如果是贫穷的国家，恐怕百姓逃跑导致土地荒芜；如果是富裕的国家，又担心敌人坚守壁垒并实行坚壁清野。这些都同样不可依赖。想要用兵却没有军饷供给，将怎么办呢？那么不如建议在即将用兵的地方，提前一两年，或者在百里到二三百里的范围内，仔细选择交通便利且地势险要的地方，既能陆路转运又能水路行船的地方，在那里设置粮仓，责成附近的郡县陆续运输粮食堆积其中。计算可以支撑几年的用量，可以供给百万军队的军饷。然后军队在前行动，而粮草依次跟随在后，随地支取供给。这样大概就不必担心匮乏短缺，又不必顾虑烦琐遥远。这确实可以依赖作为战胜攻取的重要策略。这在有事用兵时，只以预先计划积储为优先。如果没有战事而谋划长久之计，那么屯田的建议，就是最终不可改变的了。

译兵饷策

储方庆

当今天下的军饷，还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困窘。然而天下人却惶恐不安，没有不认为困窘的，这是因为户部供给繁多，是因为对小民的催征急迫。户部的供给确实繁多，但还未到耗尽府库储藏的地步；对小民的催征确实急迫，但从未有额外的征收。催征与供给，都不足以给上下带来忧虑。而上面惶恐于调遣的，已有不可终日之势；下面惶恐于缴纳的，也有不能旦夕安宁的忧患。像这样，军队造成的危害大，而军饷造成的危害更深。于是去除军队、节省军饷的说法就出现了，淘汰士兵、清理军饷的说法也出现了，而且以兵养饷的说法也出现了。去除军队、节省军饷的说法，似乎与古人偃武修文的议论互为表里。然而当今天下的形势，虽然车书统一，但山海间的残余势力，未必不借助军队的武力和臣子的力量。况且天下虽然安定，不可忘记战备，前人已经说过了。难道可以说军队可以全部去除，军饷可以立刻短缺吗？这就是去除军队、节省军饷的说法不可行的原因。至于淘汰士兵、清理军饷的说法，似乎可以付诸实施了。然而今天军队最多的地方，没有比得上江海的，而江海的军队可以淘汰吗？今天军队最聚集的地方，没有比得上滇黔的，而滇黔的军队可以淘汰吗？军队不可淘汰，而军饷可以立刻清理吗？即使说增加军饷不如核查军饷，多兵不如练兵，而《孙子兵法》中驷之法，也未尝不把老弱作为迷惑敌人的战术。难道可以说军队可以淘汰，军饷可以清理吗？这就是淘汰士兵、清理军饷的说法不可行的原因。至于以兵养饷的说法，则没有比兴办屯田更切合实际的，而屯田政策可以轻易议论吗？古代戍守某地，就食用该地的粮食；使用某人，就兼用该人的粮食。所以天下没有养兵的祸患，也不苦于军饷不足。现在东南重兵屯驻，而东南没有可开垦的土地；西北有闲置田地，而西北没有久驻的军队。古今形势不同，而南北地形易位，难道可以说屯田政策可行吗？这就是以兵养饷的说法又不可行的原因。那么怎样才可以呢？回答说：保卫百姓是军队的职责，供养军队是百姓的事。守卫国家是军队的功劳，充足军队是国家的威严。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军队，而军队怎能轻易说淘汰？军队不可一天没有军饷，而军饷怎能轻易说减少？如果说国家承受不了供给，那么节省浮费、裁减冗食是一个策略；再不然，节省番休、安定久戍也是一个策略。宁可变通军队的方法，不要裁减军队的数额，而军队就有用不完的军队了。如果说百姓承受不了催征，那么禁止加派、严管耗羡是一个策略；再不然，重视本色、轻视折色也是一个策略。宁可在军饷之外权衡，不要在军饷之中吝啬，而军饷就有用不完的军饷了。如果因为兵多的缘故而节省军饷，又因为军饷重的缘故而减少军队，这是一时节省养兵的费用，而使万世缺乏强兵的使用。这不是愚者所敢提出的。

屯田说

雷鋐

今天谈论拨兵屯田，这是书生纸上的空谈。然而赵充国、诸葛亮不是这样吗？回答说：汉代接近古代，文帝开设孝悌力田的科目，用礼义率领农民，无事时驱使他们务农，有事时调遣他们为兵。唐代府兵之法也是这样。自从府兵之法败坏，兵农分为两途，到宋代骄纵供养更加严重。宋太宗端拱年间，任命陈恕为河北东路营田使。陈恕秘密上奏说戍卒都懒惰游荡，仰食官府，一旦让他们冬天披甲执兵，春天又拿锄头耕田，恐怕发生不测变故。儒生议论者往往援引汉唐旧事来责备陈恕。唉，这是多么不识时务啊。从宋元到明代直到今天，兵农分离的时间更久，各自习惯于自己的力量而不相通。即使没有陈恕的顾虑，也难免因劳累不力，田地最终荒芜，功业也难以成就。那么田地终究不可屯田了吗？回答说：自古屯法或用兵，或用民。现在只招募民力胜过耕种的屯田，给予牛种、农具、庐舍，而宽免其租税。成田十年，才定赋税。农闲时，教他们鸟枪弓箭的方法，训练为步兵。能当兵的，就用他们的田地作为粮饷，使他们足以赡养数口之家。年满五十及有残疾不胜任的，准许其丁壮力耕者继承。其余丁壮有能力的，另拨土地给予。老而无子的，另召募。鳏寡孤独有供养。编入队伍，联结保甲。平时隶属地方文官，农闲操练，则会同武官督理其事。古代屯田兵兼农，现在屯田农兼兵。至于边塞之地，仍用兵不兼农者，守御防卫时间久，则人人能耕，也人人能兵了。

请兴屯政疏

孙廷铨

我观察古代帝王统一华夏之后，没有一年不减免租税、减轻赋税，与民休息。所以那时百姓和乐，国运长久。实在是因为深厚的恩泽深入人心。现在皇上威加四海，尺土一民，都遵循王道。正当轻徭薄赋，爱养休息之时。而按时审视形势，似乎有深愿而未暇顾及的，就是军食至重，府库无余藏，不能不需之于民罢了。然而以目前计算，一年的赋税，尚且不敷一年的军饷。何况往后，民力日益疲惫而有限，军食日益增加而未穷尽，更拿什么供给呢？以皇上神略开天，佐命之臣，老成尚在，不在此时计其

译长久如此，还等待什么呢？考察明初有军屯制度，供养百万军队，不耗费民间一文钱。等到有事调发军队时，才筹措供给行军粮饷。军队休整、战事结束后，随即停止供给。每年花费不过数百万。除此之外，都是国家府库的积蓄。怎么能不使左藏（国库）充盈，粮食腐烂变质相继发生，坐享殷实富庶的利益呢？

皇上亲政以来，朝廷议论也涉及兵屯之事。等到经部覆议，事情下达给督抚，往往因为外面的议论动摇阻碍，就停止不执行。不过是因为兵力不多，调征分防之外，确实没有空闲人力可以耕种罢了。现在四方大定，征调使用稀少。至于分防的说法，尤其不是将帅谋略所适宜的。古人有话说：“山中有猛虎，野菜不被采摘。”说的是威严神武在于自身，没有远方不震慑的。如果一定要划定地域分守土地，一寸一寸地防守，将领就会轻慢而没有威严，兵力分散而更加虚弱，敌人将轻视我们，什么样的变故足以防范呢？

臣认为应当下达给各督抚镇道，凡是有零星士兵散布的，都应收回本营，按时训练。汛地有事，就星夜疾驰，卷起铠甲奔赴，即使遥远也必定前往。即使有小股匪类狂妄放肆，应当必然被先声震慑，而不敢行动。兵力不分散，然后慢慢命令讲求屯田政务，在屯营附近，如果有荒田可以开垦，或者利用明末旧屯，制定什么方略，可以有所成就，悉心尽力确切议定上奏。该部就筹措供给牛只种子，使他们立刻兴办此事。等两三年后，粮食收获成熟，军粮可以依赖，那么这一镇的钱粮，就可以永远停止拨付。然后再将已经试验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各处，照例举行。而那些率先办事有功的官员，也应当破格优待。古人一句话使君主醒悟，尚且可以封侯拜爵，像这样兵食大计，如果真有人能为国家兴办万年之利，表现出事前勤勉，这功效，应当不在攻城略地、开疆拓土之下。即使酬以封侯世袭的赏赐，谁说不合适？而那些依次修举此事的，也给予世袭荫庇的优待。这样前事可以效法，施行有渐进过程，即使不能一时全部收获其利，但只要有一两个先有成功功劳，每年减少司农数十万金钱，国家财政可以日益充盈，民力也可以逐渐休息。这是圣子神孙万世之计。

译军屯疏 顺治十四年

左都御史魏裔介

当今天下治理安定的成效尚未显现。深山僻壤、海边角落，警报屡有听闻。幸得天意降下安康，丰收之年接连出现，所以军需粮食的筹划，稍微得以供给。假如出现方圆一二千里饥荒的忧患，不知道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将如何应对呢？那搜刮聚敛、裁减节省的计策，可以暂时施行而不能长久。俸禄裁减而家中亲属相互指责，那么官员就困窘；优免特权裁减而粮饷供给短缺，那么士人就困窘；船只封禁而价格无法偿还，那么商人就困窘；鞭打拷问急迫而皮肉疮痍俱尽，那么百姓就困窘；征伐戍守频繁兴起，马匹衣甲的需求日益繁重，霜露寒暑的忧患不能避免，那么士兵也困窘。这是当今天下的大患。然而官员、士人、商人、百姓都因士兵而困窘，而士兵也未尝不困窘，那么潜在的忧患将在于国家，还可以不知道改变计策吗？如果想要改变计策，不如取用古人的良法来施行。夏商周三代兵农合一，后来兵民分离，士兵拼死出力以保卫百姓，百姓出供给以供养士兵。然而民力往往深受困顿，因此宇文周施行府兵之法，而唐朝和明朝都效法它来建立制度。在明朝初年，供养百万军队，不花费一文钱，这是因为卫所屯田政令修明。如今旧的卫所已经废坏，难以再次使用，而天下军饷费用高达一千余万两。如果不商议屯田之法，几年之后，必定无法支撑。往年也曾商议过屯田政令，而所招募的是百姓。既然称为百姓，各有籍贯，各有官府管辖，何必要屯田呢？因此留下画饼充饥的讥讽，而且成为百姓的大害。如今所商议的是军屯。每千名士兵，挑选能战者进行教习训练之外，其中老弱者，每从中挑选四五百名，作为耕种的士兵。凡是屯田士兵，在府镇及扼守要害关塞的地方，不论民屯卫所，查访有荒芜田地，不论有主无主，以及各王府未变价旧地、闲置废弃的官田，都拨给守兵耕种。况且山东、河南、四川、陕西、湖广等地，地广人稀，可耕种的田地尤其多。每名士兵拨给一块地，大约不过二三十亩。牛具种子，由官府供给，免除其粮税，让他们自食其谷。比照各地方民粮的银数，折算作为军饷。仍令该管将领官员尽力督催，该镇道总兵提督管辖，每年考核籽粒收成，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这样那么一年之中，各直省屯兵之所，可增加粮食数百万石，可节省军饷银数百万两。然而自明朝末年以来，士兵骄横将领懒惰，以耕种为耻，坐吃空饷消耗粮食，这种弊端已久了。昔日郭子仪功在唐室，封为汾阳王，亲自耕种百亩以激励军士。诸葛亮屯田于渭滨，羊祜屯田于襄阳，古代的经济名臣，没有不关心此事的。这在于督抚提镇以身作则倡导表率，这样法制才能施行。然而屯田政令所费的资本，必须先得到数十万两银子，商议的人或许难以筹措。臣认为屯田政令是当今天下第一要务，此政令不施行，财用终究没有充足的方法。或将盐税拨给，或借用正项钱粮，赎金、赎谷、操省等项，都可以筹措支用。至于各地的富人，愿意纳资入监的，畏惧道路跋涉，未能到达京城。如今听任他们在各布政司及各督抚道府处，上缴银谷转交京师，即准入监，那么援纳的人必定很多，而可以借此成事。总之，朝廷先花费数十万两金钱，也应当捐出国库资金来做。况且所费的资本，可作正饷抵算，而获利无穷，实在是军需粮食的长远之计。没有可行于古代而不可行于今天的。恳请皇上考察旧典，询问众议，下达该部迅速核算，详细商议妥当确切，务必等到明年春天开始施行此事。天下将拭目以待观察善政。士兵的困窘得以缓解，那么官员、百姓、士人、商人积久的困窘都得以缓解。一代久安长治的基业，必定由此发端。

军屯省饷疏 康熙十一年

左都御史艾元征

臣私下认为，各地方财力，原本没有不足以供给各地方使用的。所依靠的是朝廷的统筹管理，有办法使各地自给自足，本来不需要使用那多取少补、权宜挪借的计策。何况我们国家正当全盛之时，一寸土地莫非是王土，一个百姓莫非是王民。那么就用天下的土地，生产天下的财富，用天下的财富，充实天下的用度，何必担心供给不足呢？只是不免坐吃空耗于协拨。云南需要协拨银两每年常有一百七十余万两，贵州需要协拨银两每年常有五十余万两，四川需要协拨银两每年常有八十余万两，福建需要协拨银两每年常有一百六十余万两，广东需要协拨银两每年常有一百二十余万两，广西需要协拨银两每年常有十七八万两。以致内地靠近边疆的各省，有兼协两省，甚至三四省的。内地靠近京师的各省，又有远协至数千里外的，甚至万余里外的。凡是这些协拨银两，一律限期完解，时刻不容宽限。臣实在不知道云贵闽广四川等省，三十年来为何全无统筹管理。既然时时以军饷银不足，消耗公家无数金钱，又时时以协解不前，耗尽民间有限的膏脂。这实在是百姓穷困财力枯竭之所以日益严重，而不知止境的原因。臣可以用一句话断言说：总由于屯田政令，实在未曾举行，而荒田还多未开垦的缘故。有可耕种的田地而不让它耕种，那就与没有田地相同；有可屯田的人而不让他屯田，那就与没有人相同。天下

译这样的土地，哪一处不应该成为朝廷生财的地方？天下的人，哪一个不应该成为朝廷生财的人？现在却需要各省协助，那么实际上有土地却像没有土地，实际上有人却像没有人。这正如同懒惰的农夫治理家业，不亲自从事耕作，终年温饱，只依靠邻里而生存。不仅邻里会效仿他，势必导致共同贫困；即使邻里送饭，年年可以接续，这难道也是长久之计吗？臣实在为此辗转反侧，无法安宁。仔细考察前代兴盛衰败、强弱变化的原因，全面观察当今多少难易的形势，断定屯田是古人多次实行且屡次见效的良法，确实可以在今天建立功业。请让我逐一叙述其事。

在汉代，有赵充国，认为兴起屯田可以免除徭役，停止骑兵征调，增加积蓄，节省巨额费用，于是上疏陈述十二件有利之事，皇帝下诏允许，于是击溃先零羌。

在魏代，有枣祇和韩浩，请求建立屯田，曹操听从了他们，在许昌屯田，获得谷物百万斛，于是各州郡都设置田官，各地积存谷物，最终统一中原。

后汉诸葛亮出兵斜谷讨伐魏国，因为此前几次出兵都因粮草运输不继，致使自己的志向不能伸展，于是分兵屯田，作为长期驻扎的计策。耕种的人混杂在渭水边居民之间，军粮因此不缺乏。

晋代羊祜镇守荆襄，刚到任时军队连百日的粮食都没有，羊祇于是减少戍守巡逻的兵力来开垦田地，到了晚年，竟然有了十年的积蓄。

后魏文帝时，正值荒年，因为李彪的请求设立农官，选取州郡户口的十分之一进行屯田，又用赃款赎金和杂物购买耕牛分配给农户，让他们尽力耕作。一个男子的田地，每年责成缴纳六十斛，免除其正税和其他征派。此后公私都富足充裕，即使有水旱灾害也不成危害。

唐代宪宗时，振武军发生饥荒，因为李绛的请求，命令韩重华在代北开垦田地三百顷，拿出犯赃罪的官吏九百多人，供给他们农具和耕牛，借给粮种，让他们偿还所欠的粟米。一年大丰收，于是招募百姓设立十五个屯，开垦田地三千八百多顷，每年因此节省度支钱两千多万缗。

太和末年，正值党项大规模骚扰，河西节度使毕諴，也招募士兵开垦营田，每年因此节省度支钱数百万缗。

又元代初期在征讨时，每当遇到坚固的城池和强大的敌人，就屯田来防守。后来各卫所和行省也都设立屯田，有的沿袭古人的旧制，如甘肃瓜州、沙州等地，其地利也不减于从前；有的根据地势的适宜，如陕西、四川等地都是他们开创的，也没有遗漏其中的利益。

明代初期，则命令各卫所分屯在龙江等地以及边境的荒田，拨出军屯粮食作为官军的俸禄。其法则是每军种田五十一亩为一分，大抵以三分兵力守城，七分兵力屯种，这就是洪武年间所说的“养军百万，不费民间一文”的意思。

译此外，宋、辽、金时期，如欧阳修、范仲淹、吴充、耶律昭、田琢等人，也各自提出过这一建议。前后的论述都相互阐发印证。到了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谈及此事又特别详尽。大概没有不认为这是保卫边疆、充实要塞、富足国家、惠及百姓的重要事务的。兵法上说：“夺取敌人一钟粮食，可以抵得上我方二十钟；屯田收获一石粮食，可以抵得上转运输送二十石。”确实对此话深有体会。然而，臣尤其认为天下有绝对不能不屯田的地方，那就是边疆荒弃的土地；有绝对不能不屯田的人，那就是游手好闲的士兵。查阅汉唐在边疆屯田的情况，实行起来没有不建功的；而宋朝在内地屯田，实行起来没有不产生弊端的。又看从魏晋到宋朝凡是让百姓屯田的，时常听说扰民；而汉朝让士兵屯田的，却没听说苦害百姓。这本来就很明显可知了。然而，我还担心各边疆的兵马星罗棋布，既然难以商议裁减，恐怕兴办屯田已经不容易，取消协饷最终也极为困难。况且国家财政的盈亏，与戍卒的多寡，都关系到生计，怎么能不一并仔细筹划呢？却没想到如今的兵力，本来并不比古代多。无论周初分封，多达一千八百个国家，凡是方圆百里的地方，都能调发七千五百名士兵，守卫国土的士兵还无法计算。即使是五霸兼并之后，大国也不过相当于如今的一个省，而兵车一出，动辄以数万计，甚至有号称带甲百万的。再如汉末三国未定时，袁术、袁绍、马腾、张鲁等人的兵力常达到十余万、二三十万不等。晋朝末年东迁以后，刘渊、石勒、李寿等人的兵力也各有数十万不等。延续到梁、陈，大概二百八十余年，无一日不是割据的局面。如果军饷一旦匮乏，必定没有向敌国借资的道理。所以地方是否需要协饷，确实不在于守兵的多与不多。臣认为如今可以耗费国家物力的地方，加以管理，就没有不能增加国家储备的。比如四川一省，总计所需军饷，每年不过百万而已。那地方向来号称沃野千里，百姓殷实，国家富足，是一个大都会。如今却荆棘遮蔽田野，如果让它开垦，难道难再恢复成肥沃之地吗？广西所需军饷，又不过只有四川的一半。那里的荒芜并非全是石田，如果让它开垦，应当也可以供给饱食。这样四川、广西的协饷，就可以全部节省。至于广东、福建，所需军饷较多而闲田较少。然而沿海本来都可以屯田。况且屯田政策一旦实行，就会看到边防要地，没有地方不屯田，没有地方不驻兵。那么海禁可以开放，食用更加丰饶。再裁减定额士兵，那么广东、福建的协饷，也可以全部节省。只有云南、贵州因为平定得最晚，戍守的士兵比前代不止加倍。虽然还有前朝沐英世代守有的田产，确实不足以供给如今众多士兵的赡养。又伪永历政权因为养兵最多，导致百姓沉重困苦，那些陋习也不值得效法。但我军本来并不比伪永历时更多，而且藩下的壮丁，已经按照八旗圈给田地，他们的食用自应从田地中取足。如今只是备查边疆荒地，分兵垦种，务必期望自给自足，应当也不难。各营汛的绿旗官兵，也各自查访附近的荒地，命令他们垦种。那么不但可以使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本来也是古人善于守护门户、守护藩篱的意思。然而关键在于藩镇大小，手足协调而心力一致，这样云南、贵州、陕西等省的协饷，也可以全部节省。历来最难做到的，是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臣实在认为时机不可错失，备陈管见，只希望皇上垂察，特别命令相关部门确切斟酌详细商议。不要认为目前可以支撑，就畏惧谈论长远打算；不要认为成效难以期待，就只从事因循守旧。那么从此亿万年间，国家与百姓都能切实享受其利了。

《请停查屯田疏》乾隆十一年

御史赵青藜

查办屯田这一项，沿袭自前明直到如今，各卫所大多有屯田。有的因为年代久远，册籍散失，无从稽查；有的册籍仅存，但山川变迁，坐落界址无法证实；有的军士逃亡、土地荒芜，是百姓自行开垦的；有的运丁贫乏，将田地典当租给百姓，辗转转卖，多次更换主人；更有典当租种时间长久，百姓从而建造房屋、经营坟墓的。因此顺治十三年，漕运大臣就请求清理田地归还运丁，但最终没有办结。不是奉行不力，而是形势不能允许。如今部臣议令清理田地归还运丁，意图不过是用田租来救济漕运罢了。臣私下认为现行的津贴条例，百姓出费用来供养运丁，运丁得到款项来承运漕粮，对于漕运来说，并非没有救济。法律没有容许再议的理由。即使清理田地归还运丁，果真对运丁有益，仍然担心其连累百姓，说朝廷的子民，不应区别对待。况且运丁虽然得到田地，不能自己耕种，南北挽运，旷日持久，势必召佃播种，收取租息，与未赎回前的津贴，同样是得到款项承运，不见其益处。而且那些运丁原本富有几何，赎回田地的费用，势必向富人借贷，早上得到田地晚上就转卖，转卖之后，又沿袭旧例。徒然让狡黠的运丁，借此进行挟制诈骗，而百姓失去产业，含冤到诉讼庭，将无虚日。确实不如现在的津贴，不妨碍漕运，而军民得以相安无事。于是部议中尤其难以实行的，是说船只已经减运，不应当仍然给予屯田。这必定要夺取减运的田地，给予现在承运的运丁，却不知道如今

译那些减少的丁口，就是当年的现运；目前的现运，又将是未来的减丁。在前效力，在后备签，各自有减歇的时候，各自有现运的时候。轮流既已周全，没有不均平的情况。哪里还需要官员在忽取忽与之间辛劳呢？在取与之间，册籍必定要重新编造，案卷愈繁琐而头绪愈难理清，恐怕军丁与军丁之间也不能相安了。近来蒙受特别恩旨截留漕粮，觉得这项减运不在轮流之内，未免稍占优势。然而以国家深恩，百姓蒙受其泽，而运军恰好逢此机会，稍沾优厚，似乎也不算过分。况且每年减运，丁数不少，如果夺去他们的屯田，必将导致他们流离失所，这实在不是怜悯之道。仰赖皇上如天般的仁德，各丁的经费都绰绰有余，现在的条例已经十分周详。只需饬令各督抚谕令县卫等官员，清理津贴的册籍，严禁典卖的行为，那么军民自然相安无事，漕运就可以永远没有误期了。利益不到十倍就不改变法度，所以臣愚以为不如照旧办理更为便利。

译停止加饷疏 康熙元年

给事中李鹏鸣

近来因为军需费用不足，暂时增加练饷。户部最初提议，每亩土地加征银一分。这种方法非常不公平。土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钱粮因此有多有少。例如各直省的田地，有的分为上、中、下三等，有的分为金、银、铜、铁、锡五等，有的将一等再分为三则，三等共分为九则。其起征的数额，有的每亩征收银一钱，有的不止一钱，有的递减至一分，甚至有不足一分的。那么，根据土地状况确定赋税，等级次序分明，记载在赋役全书中，清晰可查。如果一律按每亩一分来加征，那么有的只比原额增加十分之一二，有的增加十分之六七，更有超过原额一倍的。上面制定的法律，轻重不均；下面百姓承担的能力，难易悬殊。容易缴纳的确实乐于输纳，困难的又怎能勉强筹措？其中的艰难困苦，不必等各省巡抚大臣绘图上报，才知难以施行。等到他们上报，而户部批复说他们借口控诉，请敕令务必按照原定每亩一分的数额，酌情完纳解送，如批复凤阳巡抚林起龙遵征练饷的奏疏那样。又说酌情通融，与原派每亩一分的银数，都不亏少，请敕令确切议定完纳解送，如批复浙江巡抚朱昌祚各省镇兵饷找拨期限等事的奏疏那样。又说各直省仍有称不便按照每亩一分的例派征的，如果按照银数派征，仍遵从前圣旨，按照每亩一分的例，原定限期，迅速征解，都奉有依议执行的圣旨了。军饷最为紧急，法令最为严厉，各该巡抚大臣谁还敢推辞困难招致罪责，而不极力催征呢？臣认为朝廷立法，期望公正适中，百姓急于公事，关键在于能够施行。如果用不便的方法强迫他们，即使能暂时施行，必定不能长久施行。敢为皇上详细陈述其中的缘故。据浙江巡抚奏疏称，土地等级不同，山地荡田科则各异，应当按照每年征收的额银计算派征，可以没有轻重悬殊的感叹。倘若计臣认为按照亩数加饷的提议，绝对不可更改，何不令各地方官酌情通融，总期望不亏欠按照亩数加分的数额。可见按照粮额算派，本是不易的好方法。各省通融，乃是不得已的变通之计。那么按照亩数加饷的提议，哪里见得绝对不可更改，而又要委曲求全以就法令呢？况且通融难道是长久之策？今天下定额编制的赋税，清晰如眉毛排列，而奸猾的胥吏，尚有飞洒、裁派、舞文弄法、扰乱法纪的弊端。况且明明展示没有定数的法令，从州县到府司的吏胥，层层作奸，增减权力在手，欺罔任意妄为。管辖的各官难道都精明廉洁干练，没有像老鼠一样偷窃的人吗？而部议说如果有混派多征等弊端，该督抚题参重处。臣担心上下勾结，通同作祟，诡秘的情形，不是督抚耳目所能察觉的。终究是卖富挤贫，开启无穷诈骗之门，而民间的物力，先被这类人耗去大半，兵饷又靠什么呢？这“通融”二字成为祸患的阶梯，断然不可作为准则。至于凤阳巡抚奏疏称江北田地，占江南的十分之六，其定额编制的赋税，只及江南的十分之三。现在江南以三百三十六万七千的原额，新增不过四十余万。而江北以一百一十六万六千的原额，骤加至五十七万八千。比较上下两江，不止超过一倍。于是部议也说酌情考虑百姓便利征收。这五十七万八千的数额，总不出自一百一十六万原额之中，任凭其酌情，无处寻求宽减，何以便民？至于部臣所谓各直省仍有称不便按照每亩一分的例派征者，臣虽未详知其说，大抵不外乎凤阳、浙江巡抚大臣两疏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亩一分的例，到处难以施行，而原定一分的数额，究竟没有改变。新增不多的，仿照浙江通融的规矩，那么弊端滋生，万万不能均平。新增特别重的，仿照江北征收的例，那么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也万万不能支持。势必百姓逃亡土地荒芜，赋税拖欠军饷短缺，即使将经征的各官严加处分，终究对军需有什么好处？治理国家的大计，自有至公至平、施行无弊的方法，何不取而效法它，却争这必然得不到的数额呢？如直隶各省每年征收的地粮，都有酌情确定的额则。现在将天下每年征收的银数，通盘计算，共有多少。以新增的五百余万，按其旧额的数额，从公均派，每银一两，应加若干，照例通行，普天一体，不论地亩数量而论赋税额度，自然没有轻重不均的纷争。又哪里还有称艰难告苦而不早图完纳的呢？这在事理上最安稳，在民情上极便利，胥吏不得作奸，官员无所棘手，对于饷额，毫无亏短，又完成得非常容易，又何必忌惮而不做这简易直捷的举动呢？况且正赋都有差等，而新加的却想要混同，一事两例，怎么让人信服？如果说按照银数加派，对地粮原多者不便，这又是片面的见解。原粮多的，其地力本来雄厚；原粮少的，其地力本来薄弱。现在反而为地力雄厚的图谋宽便，而使地力薄弱的承受重累，据理而言是不公，审势而言是不顺。果真是明末旧例，败国弊政，正宜急为主张废除，奈何因循它而自误？否则民生既困，国计也匮乏，日后

译正打算改弦更张，也已经太晚了。

译关于营兵屯田不便的奏疏 康熙七年 四川提督

查前任四川总督臣苗澄，曾奏请在各镇抽调士兵七千人进行开垦，每年可获得屯田米四万二千石，用来支付来年秋冬的军粮，每年可节省军饷银五万六千两等语。我私下考虑，抽调士兵屯田，对国家军务有利，我谬承蜀地主帅之职，怎敢不竭尽心力。等到接到兵部公文，说今年播种已超过农时，并且士兵实际上并未开垦，如果不给钱粮，他们依靠什么生活，以免生事？应当通知各镇营详细查访。现在根据各镇营回复称：前任总督苗部院，在康熙七年二月内收到兵部公文，通令各镇营承领耕牛、种子和农具。因为四川地方辽阔，执行命令在三月，等到派人去重庆领取，来回耽误时间，又在五六月不等。不但时节已过春季，而且夏季也将结束，康熙七年这一年，因此实际上并未开垦。至于士兵既然没有开垦，钱粮仍旧发放，确实有皇上体恤至极的恩意。于是各镇营严厉责成将领，督促屯田士兵，除草开荒，预先为康熙八年兴办屯田做准备。没想到各士兵亲身从事农业，让扛枪的士兵去扛锄头，不是他们的专长，想耕种却不会，即使强行耕种也无益，势必导致兵事和农业两方面都耽误，纷纷哭泣诉苦，到处都这样。并且说全川四面环绕着少数民族，其中百里之内没有居民，弹压防御、护送军饷的差事，民间驿站未设，安塘递送，全靠士兵。士兵和农民难以兼顾，恐怕导致耽误地方事务。各镇营身负守土之责，目睹各士兵不能屯田的状况，不得不据实陈述请求，代为控诉呼吁。臣反复思考，前任总督臣苗澄，抽调士兵七千人开屯，原本是想达到裁减士兵、节省军饷的目的。现在让向来不从事耕种的人去追求耕种的利益，恐怕士兵只是裁减了，而军饷却无法节省。不如根据情况变化灵活处理，从长远考虑商议，更为妥当。以臣的浅见计算，与其抽调七千士兵日后导致兵农两误，不如在防御稍缓的地方，酌情裁减。可以裁减的，共计缺额和实有的官兵一千七百多名，马八百八十多匹，俸禄、军饷、口粮、操练赏赐等项目，每年共节省银五万六千三百多两。这样对上有助于国家财政，对下也不耽误地方事务，似乎对于裁减士兵、节省军饷的朝廷谋略，或许能稍微辅助万一。如果蒙皇上允许，仍令各镇营将原来领取的耕牛、种子和农具，按数变价归还官府，似乎对双方都有利。臣长期在边疆，熟悉军情，既然目睹这件重大事情，阻碍难行，不便沉默，因此冒昧直陈。恳请皇上明察。

汛兵授田疏

孙嘉淦

我私下认为，天下的大势，在于兵与农。夏商周三代以前，兵民合一，所以没有养兵的费用，却收到富强的实际效果。三代以后，向百姓征税来养兵，用兵来保卫百姓。兵少则不足以保卫，兵多则百姓承受不了供养。起初常常苦于相互妨碍，最终竟然导致互相困窘。史册都在，可以考察而知。唐朝的府兵制，颇为接近古制。但是安抚管理没有方法，而且战守不分。停止战争从事农业，则耕种不熟练；放下农具拿起兵器，则武艺不娴熟。兼顾两方面而不能都精通，所以难以长久实行。我朝兵制，比古代更精密详备。八旗禁旅，各省驻防绿营，星罗棋布，兵威超过从前，而赋税额度没有比旧时增加。所以正规税收的收入，大半用来养兵。想减少赋税以富裕百姓，而兵额难以裁减；想增加军饷以富裕士兵，而民力沉重困苦。兵民还有相互妨碍的趋势，不能不思考变通的方法。我私下查访各省兵制，督抚提镇的标兵，准备救援剿匪而不负责防汛。副将、参将、游击、守备的营兵，在营里的少，在路上的多。总计天下守路防汛的士兵，不下二十多万。身体离开本营，自然不能按时操练；往返轮流，又不能专心守望。而且小营之内，马兵不多，不出动则耽误巡查，全部出动则耽误骑射。这就是操练大多荒废，而道路得以防守的原因。善于施政的人，贵在顺应形势而引导。如果想要求城里的标兵离开军营去种田，形势确实不可行。至于守汛的士兵，则本来就在田间。所居住的就是场圃之地，所行走的就是田垄之中。现在墩台之下，汛兵大多开辟园圃种菜。如果授田让他们耕种，也是他们心里乐意顺从的。我曾经走遍各省，看到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道路非常宽阔，两旁剩余的田地，清理规划，都适合种植。据臣愚见，守汛的士兵，似乎都可以授田。计算每个士兵军饷银若干，每亩租银若干，使租银所得，等于军饷银为止，那么每个士兵所需，不过一二百亩。每个墩台按规定有五名士兵，两个墩台相距约有五里，道旁剩余田地，分给五家。不足，则购买民田来补充。计算田价所需，不过二三年的军饷银。田地制度确定后，给予一年的军饷，让他们制作农具，购买种子，或者雇人承种，或者子弟代耕。让人耕种而自己率领他们，就不耽误骑射缉查的事务了。而且谋生的计策，就在道旁，监督人种田，就是守路；防止人偷窃禾苗，就是查匪。对于守望，不命令而自然严格。种田有粮食，兼能有草。收获之后，再

译发给一年的军饷，让他们购买马匹并自行饲养。这样人人都有马匹，声援自然壮大。早晚放牧，人马络绎不绝地往来，对于巡逻缉查，不用督促也会自然勤勉。汛地的士兵既然有了固定的职业，就不需要从军营中抽调替换，那么在军营中的士兵，自然可以勤奋练习骑射，专心从事操练，等到技艺精熟，军营的纪律也就都整顿好了。在城里的人练习作战，在野外的人练习耕种，这种形势非常便利，并不是难以实行的事情。练习耕种的人负责守御，练习作战的人负责出征，各自专注于自己的职业，没有荒废耽误的忧虑。购买田地和马匹的费用，都从每年发放的军饷中支出，并不是额外的花费。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如果能够明白大局，并且善于经营，不要夸大其事以惊动众人，不要急于求成以滋扰百姓，选拔合适的人选来做事，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制定措施，这并不是难以成功的功业。用三年的军饷购买田地，一年种植作物，一年购买马匹，五年之后，各省驻守汛地的士兵，都可以自食其力，从而停止发放军饷。这样一来，并没有裁减士兵的名额，却每年节省国库数百万两银子；无需折价发放草料和干粮，却突然增加了数十万匹营马；而且道路的巡逻防守日益严密，军营的操练日益勤奋，没有屯田的名义，却有屯田的实际效果，获得了府兵制的利益，却没有滋生府兵制的弊端，一举而具备多种好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请实边屯疏 乾隆三十七年

陕甘总督文绶

我私下观察到，乌鲁木齐内靠天山，外抚远方民族，地域辽阔广阔，军营分布如星罗棋布，确实是各路军队的中枢，是边疆重镇的重要屏障。其所属的吉木萨、特纳格尔、昌吉、玛纳斯等地屯田很多，商人和百姓聚集。又向东的巴里坤，南面占据崇山峻岭，东面耸立着德胜雄关，地势险峻，是屹立的重镇。其所属的奇台、木垒等地水土肥沃，军营和屯田相望。再向东南是哈密，泉水甘甜，水土肥沃，适宜耕种。近年来田园广泛开辟，商人和百姓日益增多。而且地处交通要道，是各路军队的枢纽，新疆的锁钥。我查访以上各处，都已经部署了重兵，但幅员辽阔，正应该增加军营和堡垒，以壮大声威。近来承蒙皇上深思熟虑，在乌鲁木齐、巴里坤两处，分别驻扎满兵五千名。从此西接伊犁，外控远方，南俯回部，东拱甘州、凉州，声势联络，军威远震，确实是万年久远的宏大规划。我伏思重兵长期驻扎的地区，自然应该多设国家粮仓，以扩大储备。然而都没有设立常平仓，似乎应该紧急筹备。又安西府、肃州两个辖区，毗邻哈密，田地多，渠道广，向来依靠山雪融化引水灌溉，连年屡次获得丰收。该属地势平坦，是四通八达的地区，转运输送很容易，也应该储备充足，以便随时调拨运输。这样，向东可以供应内地的缺乏，向西可以准备边屯的接济，对百姓的粮食和军队的军粮，都有益处。我查访新疆各处，仰蒙圣恩滋润，天时地利，物产丰美，已成为乐土。只是每当丰收之年，难免有谷贱伤农的忧虑。现在各该处商贾云集，车马络绎不绝，如果准许各省商贾士民报捐监粮，确实足以充实边屯而满足军粮，富裕商贾而救济农民。可否恳请皇上天恩，俯准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处，各定额征收监粮十万石；吉木萨、奇台、木垒、昌吉等处，各定额征收监粮五万石；安西、肃州两个府州及所属各县，各定额征收监粮二十万石以上。安西、肃州两处，每生员输纳粮数的种类和规格，全部按照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前督臣吴达善奏定的安西、肃州粮数种类和规格报捐。其哈密及以西各处，全部按照安西的例子报捐。至于粮食的种类，全部随本地所产交纳。这样，那么从肃州直到昌吉，沿边一万多里，重兵驻扎的地区，粮食储备处处充盈，远近都有准备，不仅支给军粮有资财，而且转运输送方便。况且商贾等人争相购买粮食，农民都知道粮食价格高，更加尽力耕耘。确实如圣谕所说，新疆屯田日益丰饶，既可以充实边储，而贫民也能得以生养繁殖。圣主筹划边屯和民食，实在是一举两得。将看到田间道路广泛开辟，土地没有遗落的利益，产粮日益增多，边储更加充足，士兵、百姓、商贾，共同沐浴皇恩于亿万万年了。

饷兵兼用麦米说

王心敬

军粮八成麦、二成米，这是汉代供给军队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仅对士兵有利，对国家、对百姓也没有一点不利。士兵靠士气旺盛而取胜，士气靠吃饱而旺盛。麦和米都是养人的食物，而北方人吃麦，觉得比米味道更美，其性质则比米更能增加气力而健壮。所以北方人没有一天不吃饼的，即使是陕西坐镇之兵，每次领来官米，也往往卖掉换钱买饼吃。所以说对士兵非常有利。国家用兵是为了抵御敌寇，士兵士气旺盛，这是制胜的器具。况且西北多夏季干旱，所以麦子通常十年中有七八成收成，而谷物则在夏季生长成熟，十年中往往有四五年收成微薄歉收。供给士兵八成麦、二成米，既符合士兵的情况，而且对国家预备军粮的途径更为方便。加上麦子比米轻，运送也节省脚力。所以说对国家也有利。国家的粮仓储备，都是百姓力量所输送的，而军队用得最多。至于今天，西边用兵，其供应用得尤其多。如果通用麦和米，那么小百姓就可以就夏秋收获的粮食，平均输送而容易办理。况且北方各省，种麦子是种谷物的三倍，所以谚语有“三秋不敌一夏”的话。加上秋粮多收成微薄，时常成为百姓的祸患。所以军粮不仅应该麦米兼供，而且绝对应该麦八米二，作为不可改变的常规。因为一旦通变而利于士兵，兼且利于国家，而且利于百姓，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因为性质容易改变而怀疑，那么如何容易用麦子，完全像汉代的制度。又倘若因为磨具困难，那么难道不想到边上驻兵的城镇，每城不下千家数千家，哪家没有磨具？一磨一畜，一天可以得到五六十斤，就可以养活五六十人。况且如果只有微薄利润，即使磨主闲丁，没有不可以代办的，正不需要士兵自备吗？倘若又说大营缺乏磨具，难道不想到巴里坤久住的士兵，一队各制一磨，只需要一两个工匠数天的工力吗？况且即使不设磨具，口外气候凉冷，只要让边庭运来的麦子，不必入水淘洗，就可以久存数月。而且即使全部是净麦，士兵或者炒着吃，或者炒熟捣碎，做成饼吃，或者就吃炒麦。总之都胜过陈仓粟米的味道和性质，而通行不难。因为即使是内地，磨具在前，也正好有或者炒着吃的。

译有的人将粮食炒熟捣碎后食用。各种情况都是如此。推测汉代士兵的军粮是八分麦二分米，也离不开这种方法。绝不会是生吞活剥、囫囵咽下。又何必对今天的情况产生怀疑呢。关键在于那些负责供给士兵军粮的人，能够调配得当，以辅助成就凯旋的完整功业。并且永远为供给士兵军粮确立这一良法，使恩泽惠及百代。

译上述所说的军粮全部就近取用，既不会使公私方面过于劳苦耗费，而且军饷中兼用麦子，可以振奋士气、增强兵力，大概筹粮这一件事稍微符合实际情况。然而，大军早已出屯口外，不仅深入进剿所需的粮食应当谋划万全之策，即使坐守大营，万一再遇到狡猾的敌人盗抢的祸患，轻装部队追逐战利品是难免的，而粮草运输缓急难以随即应对，那么胜负的关键就与敌人共同决定了，这也是应当忧虑的。那么，像古方中的牛脯炒方，以及《纪效新书》中的油方，可以大约携带随身，在缓急之时依赖，这应当按照方子多制作、快制作，逐兵发给二三斤，不要因为怕劳苦怕耗费而停止，这才是适宜的。至于牛脯炒方，凡是士兵都知道，不必详细记载，谨录《纪效新书》中的油方以备查考制作。

每名士兵，各自将米二升炒黄，包裹一升，研磨为细末，一升另包；麦子二升炒熟，一升用熟香油作为媒介，一升取六合用好烧酒浸渍晒干，再浸渍以酒液完全渗入为度，研磨后另包；四合用盐醋浸渍晒干，也以完全渗入为度，晒干研磨为末，另包。上面写明本军姓名。行军之际，除非被贼寇围困到紧急程度，或者自己追击贼寇，大部队粮食急迫未能到达，士兵情况饥荒疫病，不许妄用。敢有一兵不按照法制，与出兵随行忘记携带的，与丢失军器同罪。而如果预先制造，则责任在本营将领亲自检查清点。下令之后，偶然到达一个营，派人监督提取，有一个不具备或不真实的，本营将领、队长即与同罚。

卷七十三 兵政四 马政

论马政

王心敬

马，是兵国必需的。况且如今西番挑起争端，将来这一路的马，到来的少而使用的多。如果不及时蓄养聚集，临用之时缺乏，想要军队强大而声威振作，能行吗？然而，像唐代监牧的制度，可行但难得其人；像宋代保马的法令，则连累百姓而对事情无益。为今天的计策，放宽一切马匹禁令，命令兵官旗员，与大小官员联合商贩在边境买马以自求利益。除了先前拣选足限定合养的数目，公马六匹母马四匹自行蓄养外，其余的不论公母，发到市场变卖。民间私贩，也不禁止，并且不征收他们的税。大概这样养马的人多，马就会兴盛；贩马的人多，马价就会便宜。将三五年间，官府都有马，不仅可以作为捐纳纪录之用，而且可以取用来获利，补充使用的不足。百姓都养马，不仅可以供给骑乘耕种之用，而且可以得到滋生骡马的资金，可以蓄养公马以备国家购买。近来陕西在侧畔狡猾贼寇跳梁之初，起初四五年间，驮载的骡子，全部出自本省；陕西官员捐助的马，一半出自民间，而没有不足的。这是因为二十年来，陕西蓄马很多。如今公私的骡马荡然无存了。边兵未止，西路阻隔，能不急切谋划吗？然而已经将马寄托于官民，如果能再筹划一个监牧的好方法，马得以在公家自行养，那么取用更加便利，资用不穷。像唐代监牧的方法，也正是今日所应当搜求讲习而实行的。

马政日知录

顾炎武

分析因应夷狄险阻之地，是先王安置人民的方法。太阳出来时出来，太阳落山时回去，《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传中说是先王安置马的方法。

贾谊说，命令百姓有车骑马一匹的，免除三个人的兵役。颜师古说应当是当兵的人免除其三人，不当兵的人偿还其钱本。本传记载文帝听从了他。所以文景之治的富裕，众庶街巷有马，田间道路上成群的牸牝马被排斥而不得会聚。《汉书·食货志》说如果塞地的斥候，桥桃得到马千匹。《货殖传》班壹避地于楼烦，得到马牛羊数。传中则民间的马，其兴盛可知。武帝轮台的悔悟，于是修定马复令。《西域传》唐玄宗开元九年，诏令天下有马者，州县都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惧困苦，于是多不养马。所以骑射之士减少于往昔。从今以后各州百姓，不限有无荫庇，家畜十马以下，免除帖驿邮递征行。定户不以马为资财。《唐书·兵制》古时君主想要百姓有马如此。只有魏世宗正始四年，禁止河南蓄养母马。《魏书·本纪》廷昌元年通河南母马之禁。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搜括各路马，凡是色目人有马的，三取其二，汉民全部入官，敢隐匿与互市的罪之。《元史·本纪》实录说永乐元年，皇上谕令兵部臣说，近来听说民间马价腾贵，是因为禁止百姓不得私蓄的缘故。汉文景时，闾里有马成群，百姓有即国家有，有榜谕天下，听任军民蓄马不禁止。大概三五年后，马渐渐繁殖。这是承继元人禁马之后，所以有此谕令。而洪熙元年，皇上重申谕令兵部，令民间蓄养官马者，两年纳驹一匹，使得得以余力养私马。到宣德六年，有陕西安定卫土民王从义，蓄马繁殖，数量以来献。这是小做而小效的。然而不及修定汉唐复马的令。

请设马厂疏 雍正十二年

署陕西总督刘于义

伏以国家马政，为武备之要。连年西路军需，调解马匹，陕甘两省，购觅甚难，都从北路归化城等处解送，不仅耗费钱粮，而且长途远涉，难免疲乏瘦损的弊端。况且俗话说地用莫如马，即使将来大军凯旋，边防要区，原本应当多蓄养，以备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