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四兵政十五海防中

译施琅。于是隐藏在洞穴中。不久，数十名追兵果然赶到。火光映照着天空。大肆搜索岩石洞穴。施琅所藏的洞穴，忽然生出荆棘，搜索的人无法找到。回去报告给郑成功。郑成功感叹说：“我中原的一个祸患啊。”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于是被害。过了几天，施琅从洞穴中出来。白天潜伏，夜晚行走，于是抵达晋地。跟随定远将军，解除了福州的围困。被授予同安副将。攻破洒州的营垒，擒获其骑兵将领，招降一万多人。升任总兵官。不久升任水师提督。郑成功去世，他的儿子郑经仍然占据厦门岛。康熙元年，施琅秘密陈述金门、厦门可以攻取的状况。皇上嘉奖并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命令他见机行事。于是率领将士攻打该岛，攻克了它。招降一万八千人。晋升为右都督靖海将军。入京担任内大臣，封为伯爵。而岛屿既已攻破，郑经收拢残兵数千，逃窜到台湾。伪将刘国轩凭借澎湖的险要地势，占据澎湖。郑经死后，他的儿子郑克塽继位。士兵逐渐增多，仍然抗拒命令，猖獗如故。康熙二十年，内阁学士李光地，又陈述台湾可以攻取的状况，并推荐施琅的才能可用。总督姚启圣也上奏施琅的才能。于是再次出任水师提督，加封太子少保，驻扎在厦门。第二年六月将要兴师，筹划指挥，统揽其权柄于制府，而亲自率领军队，在提督军门。正好等待南风，有人说出行不利。施琅说：“我的船停泊的地方离贼寇远，北风一起，船只随风散开，不是两三天不能集结。现在夏至前后二十多天，风微浪静，夜晚可以在洋面停泊，聚集后观察战机，不过七天，一定能成功。况且刘国轩是郑氏的勇将，澎湖攻破，那么台湾不战而自降了。”于是出发。进入澎湖的旧航道，都被贼寇占据，官军无法停泊。于是驻扎在七罩湾。水流湍急，礁石险恶，忽然潮水上涨，礁石全部淹没，得以平坦地渡过。刘国轩修筑短墙，放置腰炮，环绕二十里。施琅派遣前锋蓝理等人，夺取战舰直冲而入。恰逢南潮爆发，被急流所压，贼船四面合围。施琅亲自督战，大破其包围。总兵官吴英随后跟进。斩杀贼将大小七十人，贼兵两千人。夺取虎井、桶盘屿。于是督师分为三队，向东指向牛龙山作为奇兵，向西指向牛心湾作为疑兵，中间又分为三股，攻打贼寇坚固的营垒。贼寇顽强抵抗很久。总兵官林贤率先陷阵，大军随后赶到。喊声震动波涛。从辰时到申时，烧毁船只百余艘，斩杀其将领三百人，士兵一万两千多人。凡是海洋占候，云合则风生，雷鸣则风止。将要交战时黑云升起，刘国轩正在帐中杀牛置酒互相庆贺。忽然听到雷鸣，贼军都惊愕不知所措。于是大败，逃回台湾。我军乘势趋向台湾，刘国轩被俘，郑克塽出降。果然如出兵时施琅所预料。大概因为施琅家在海边，知道澳岛险易，又曾经依附郑氏，熟悉其上下军情的缘故。台湾平定，施琅由海道报捷，七天抵达京师。而姚启圣以快马由内地，比施琅晚两天到京。仁皇帝嘉奖施琅的功劳，封为靖海侯，世袭永不更换。施琅回朝，因为步履艰难，命令侍臣搀扶上殿，恩赐各有差别。七十六岁在任上去世，谥号襄壮。儿子施世纶、施世骠、施世范。施世范继承侯爵。施世骠担任水师提督，因为康熙六十年朱一贵叛乱，征讨有功，追赠太子少保，谥号勇果。他攻克台湾，也是在六月，与施琅平定台湾的时间，先后相符。

译《平台纪略》总论

蓝鼎元

台湾治乱的局势，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那里方圆数千里，民众将近数百万。驻守的官员，文职有道台、知府、知县，大小佐贰及杂职官员若干人；武职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守备，大小军官若干人。定额士兵七千多人，粮草储备、武器装备、船只车辆都充足完备。又正值国家全盛时期，国土完整无缺。然而朱一贵却以一个喂鸭的小民身份，竟然发动叛乱。不到十天，整个郡县沦陷。这难道是人的智慧所能预料到的吗？太平日子久了，文官安逸武官嬉戏，军队有名无实，百姓安逸居住却缺乏教化。官吏们孜孜以求地将其作为敛财的渊薮，沉溺于赌博，通宵达旦。根本已经动摇，贼寇未到而民心已经离散。即使想不失败，也是不可能的。然而鹿耳门和鲲身，向来被称为天然险阻。郑氏占据其间，就历经了三代。国家谋划攻取它数十年，耗费钱粮数以千万计，然后才能收复。如今不动声色，七天就恢复，首恶被擒，党羽被斩首。这完全由于我圣祖仁皇帝德行福气与天齐，神威远震。谕旨从远方颁布，老幼无不感激流涕。至仁的恩泽，深入人心。虽然今日的功勋，是来年的借鉴。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大概就懂得未雨绸缪的方法吧。台湾是海外的天然险阻，比内地更不可延缓治理。而今天的台湾，比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延缓。以前的台湾，只有府城方圆百余里，凤山、诸罗都是毒瘴恶地，担任县令的人，尚且不敢前往。如今则南到琅峤，北到淡水，鸡笼以上，一千五百里，人民像追逐一样涌向那里。以前大山的山脚，人不敢靠近，认为野番嗜好杀戮。如今则进入深山，与番人杂居耕种，即使被杀也不畏惧。甚至傀儡内山、台湾山后、蛤仔难、崇爻、卑南觅等社，也有汉人敢到那里，与他们贸易。人口日益繁衍，疆域逐渐开拓扩大。即使严厉禁止也不能使他们停止。地大民稠，那么绸缪准备就不能不周密。如今郡城有水陆士兵五千多人，足以供调遣。凤山南路一个营，面对四五百里山海险要地区，民番错杂之所，下淡水、琅峤，盗贼出没之地，却只委派一个营八百九十名士兵，本来就困难了。诸罗地方一千多里，淡水营守备，地处偏远，自八里岔以下，还有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门、半线，都是奸邪横行之地，沿海口岸，都应当防汛戍守。近山一带，又有野番出没。面对八九百里险阻丛杂的边地，却只委派北路一个营八百九十名士兵，聚集起来不足以到达远方，分散开来不足以树立威信。这是杞人终夜思考而不能入睡的原因。台湾民众喜欢做强盗，不是因为饥寒。刚刚庆祝平定，又图谋再起。去年平定台湾，大定之后，还有散布流言，啸聚岩谷，再次图谋作乱的好几次。屡次被扑灭，直到一年多才灭绝。而王忠一个贼寇，潜伏在深山，直到我皇上即位，才被抓捕。可见地方广大，搜捕不及。虽然平定台湾仅在七天，而拔尽根株，东擒西剿，也有两年的艰难。想要谋划善后的策略，不增加士兵、设置官员、经营处置是不行的。以我愚见，将诸罗县的土地一分为二，在半线以上，另外设置一个县，管辖六百里。虽然钱粮不多，但加上番饷，每年征收银九千多两。荒地一旦开辟，贡赋日益增加。几年间就会成为大邑。半线县治，设置守备一个营，士兵五百人。淡水八里岔设置巡检一人，辅助半线县令所不及之处。罗汉门向来是贼寇渊薮，在门内设置千总一人，士兵三百人。下淡水新园设置守备一个营，士兵五百人。琅峤极南偏远，是逃犯窜伏的地区，也设置千总一人，士兵三百人，驻扎在那里。使一千多里的疆域，声息相通。又选择实心任事的官员，为台湾民众培养元气。寇乱、风灾、大兵、大疫之后，民众的憔悴到了极点。然而土地肥沃而物产丰富，只要不加以苛刻剥削，两三年就可以恢复原状。只需用教化引导整齐他们，平均赋役，公平诉讼，设立义学，兴办教化，奖励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努力耕作的贤才，实行保甲民兵的制度，允许开垦以尽地力，建造城池以资守御。这也是寻常的措施罢了。但用实心实行实政，自然觉得每月不同，每年不同。一年民众的气象就可以安定，三年疆域就可以巩固，五年礼让就可以兴起，而生番化为熟番，熟番化为人民，而全台不久安定长治，我不相信。然而有人说台湾在海外，不应该开辟土地聚集民众，这也是一种说法。但如今民众已经数百万，不能全部驱赶回原籍，必须顺应他们的趋势而引导约束他们，使他们归顺善良，那么多多益善。从来疆域既然开辟，只有日益开拓没有日益收缩的，这是气运使然。即使想要放弃它，也一定有人来夺取。如澎湖南澳，都是海外荒僻之地，明初江夏侯周德兴，都曾迁移那里的民众而废弃那里的土地。后来都成为贼寇巢穴，闽广疲敝，才设置士兵戍守。至今都成为重镇。台湾古代无人知晓，明中叶才知晓。而岛夷盗贼，先后窃据，成为边患。后来设置郡县，就成为安乐之地。由此看来，可见有土地不可无人。经营治理，则为

译这是户口贡赋的地区。如果废弃闲置，变得空虚，就会成为盗贼祸乱的巢穴。台湾山高土肥，最利于开垦耕种。利益所在，人们必定趋之若鹜。不归顺的百姓就会归附番人，或者归附贼寇。即使内部的贼寇不产生，野外的番人不作乱，又恐怕外敌从海外入侵，将会出现日本、荷兰那样的祸患，不能不早早为之筹划防备。平日闲居无事，像燕子麻雀一样安居堂屋，一旦祸事来临，后悔莫及。前车之鉴不远，能不让人寒心吗？

译平定台湾述略

赵翼

台湾自古以来不属于中国。《文献通考》记载：泉州以东，有个岛屿叫澎湖，澎湖旁边有个毗舍耶国，就是这里。明朝嘉靖年间，海盗林道干被俞大猷驱逐，逃入台湾，那里都是土著番人。林道干不喜欢居住在那里，杀害番人取他们的血来加固船只，进入占城。天启年间，有奸民颜思齐，勾引日本倭寇占据台湾，郑芝龙依附他们，于是这里成了他们的巢穴。崇祯元年，郑芝龙接受招抚，把这块地方租给荷兰红毛夷。我朝顺治初年，大军攻下福建，郑芝龙投降，他的儿子郑成功不服从，占据金门、厦门等岛屿，屡次成为祸患。康熙十六年，郑成功从江南战败归来，十八年夏天，随即袭取台湾。当时荷兰人坚守不肯投降，郑成功对他们说：“这地方本来是先人的旧物，我只是想夺回来罢了，金银财帛全都归还给你们。”荷兰人于是带着财物离去。郑成功把台湾改名为东都，设置天兴、万年两个县。康熙元年，郑成功去世，儿子郑锦继承，把东都改为东宁，县改为州，增设三个安抚司，南路、北路及澎湖各一个。那里土地肥沃，粮食一年丰收三次，福建、广东的人争相前往，日益富庶。郑锦占据这里骚扰沿海地区，没有安宁的年份。康熙二十年，郑锦去世，儿子郑克塽继承，伪将刘国轩镇守澎湖。康熙二十二年，我朝靖海将军施琅攻克澎湖，郑克塽、刘国轩投降，于是设置台湾府，以及台湾、凤山、诸罗三个县。那里东边靠山，西边临海，北到鸡笼城，南到下淡水，长一千多里，东西宽四五十里，有的地方只有十几里。山的东边则是层峦叠嶂，都是生番居住的地方，靠打鹿为食，不属于朝廷版籍。康熙六十年，奸民朱一贵发动叛乱，总兵欧阳凯战死，府城以及诸罗、凤山都失守。朱一贵自称义王，僭越称帝，年号永和。福建总督满保派遣提督施世骠、总兵蓝廷珍，率领一万七千士兵入台平定叛乱，俘虏了朱一贵。雍正元年，因为诸罗北境辽阔，增设彰化县，以及北淡水同知。六十多年来，地大物博，风俗日益淫乱奢侈，奸邪之人趁机滋生。管理这片土地的官员又天天搜刮民脂民膏，恰逢漳州、泉州两府侨居的人，各自分成派系，械斗达到数万人，官吏不能制止。水师提督海澄公黄仕简，率兵到达，用虚张声势胁迫和解，才解散。从此百姓习惯于作乱，竖旗结盟，公然行事无所顾忌。淡水同知潘凯，当时正在官署，忽然报告城外有无名尸体，应当前往查验。刚出城，就被人所杀，连同差役都被歼灭。当权者不能确定凶手姓名，就谎报是生番所为，说番人性好杀戮，路上遇到就杀害。派人用酒肉引诱番人出来，趁他们喝醉时偷袭杀死，上奏说罪犯已经伏法。而真正的杀人者实际上安然无事。于是百姓更加轻视官吏，而番人也恨之入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县有个叫林爽文的人，依仗他所住的大理杙地方险要、族人众多，肆意做强盗抢劫。闽广之间，本来有所谓天地会，是奸徒结党的名目。林爽文借此纠集不满现状的人，啸聚将要起事。太守孙景烈到彰化，催促县令俞峻，以及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率领兵役前往捕捉，不敢进入，驻扎在五里外的大墩军营，命令村民擒获献出，否则村庄就要被毁，先焚烧几个小村庄来恐吓他们，被焚烧的其实是无辜的人。林爽文于是利用百姓的怨恨，聚集众人夜间攻打军营，全军覆没，赫生额、耿世文、俞峻都死在那里。当时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天，贼人乘势攻陷彰化，太守孙景烈以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长庚、前同知刘亨基、典史冯启宗，都被杀害。十二月六日，又攻陷诸罗，县令董启埏死难。淡水同知程峻，也被贼人所害。凤山县有个叫庄大田的人，也是盗魁，乘乱起事，十三日攻陷县城，县令杨大奎自刎而死。只有府城有总兵柴大纪，以及监司永福、同知杨廷理等人，率领兵民坚守，贼人屡次攻打不能攻破。而彰化的鹿港，贼人已派遣伪官来监管税收，有泉州百姓林凑等起义抓获了他们，因此府城、鹿港两个海口都没有失守。福建得知变故，黄仕简率兵从厦门渡海，进入府城，陆路提督任承恩，也率兵从蚶江渡海进入鹿港，副将徐鼎士，从闽安渡海进入北淡水，都在五十二年正月初旬到达。贼人势力稍显收敛。黄仕简命令柴大纪向北夺取诸罗，总兵郝壮猷向南夺取凤山。柴大纪连战收复诸罗，于是驻守那里。郝壮猷向南出兵二十里被贼人阻挡。任承恩到达鹿港时，距离大里杙贼巢，只有四十里，也因为兵少不敢前进。郝壮猷停滞军队将近五十天，到二月二十一日，才开始进军收复凤山。凤山空无一人，招抚百姓恢复生计，贼人随即潜入其中，与外面的贼人呼应。三月十日，城池再次失陷，游击郑嵩死难。郝壮猷等人逃回府城。在此之前二月间，皇上看到两位提督彼此观望，恐怕不能迅速消灭贼人，有旨意命令福建总督常青为将军前往督师。到这时正好到达府城，人心稍显稳固。福建总督李侍尧刚上任，就预先约定广东总督孙士毅调兵四千以备缓急，而凤山再次失陷的消息传来，立即催促军队前往，于是到三月底全部到达台湾。贼人正紧急攻城，依靠他们才没有失陷。李侍尧又奏请调浙江兵三千，皇上增加驻防满兵一千，命令将军

译恒瑞担任参赞。前往府城。提督蓝元枚也担任参赞。分派浙江士兵两千人前往鹿港。有圣旨因军纪废弛而处死郝壮猷。

译于是人心振奋。出兵的日子已定。当时贼寇虽然猖獗，但势力尚未很大，各村的百姓都未被他们胁迫。而众将领在五月二十四日出兵，担心兵力少可能不敌，刚一交战就撤退。常青又请求增兵一万，贼寇得以利用这个空隙，逐步吞并各村，不服从的就杀，于是遍地都归附了贼寇。庄大田驱使他们骚扰府城，林爽文驱使他们骚扰诸罗，声势更加炽盛。等到官兵从省城调至福建，又因风向不利而等待过海，历经两三个月，我方兵力仅增加一万，而贼寇已增加十余万了。诸罗位于南北中间，林爽文必定要攻陷它，从六月中旬开始围攻，日夜不停。大纪与士兵百姓共同坚守，常青先后派遣总兵魏大斌、参将张万魁、游击田蓝玉、副将蔡攀龙、贵林等人，三次前往救援，都被贼寇截断。张、魏、田、蔡仅能入城，损失兵力大半，贵林及游击杨起麟、都司杭富等人，都被贼寇杀害。诸罗的包围更加严密，进去的人不能再出来。大纪告急的文书，用小字写在寸许的纸上，招募百姓走小路夜间行走，才得以送达府城。而贼寇禁止一粒米进入城中，进攻更加急迫。诸罗的士民，竭尽全力抗拒坚守，共经历百余次战斗，幸好都未造成重大伤亡。然而已经饥饿疲惫不能支撑。常青催促恒瑞从府城前往救援。当时蓝元枚已死，便催促总兵普吉保从鹿港前往救援，各有兵力五六千，都因贼寇势力强大不敢前进。孤城即将在朝夕之间陷落了。

皇上念及诸罗被围已久，特意改名为嘉义以表彰士民，而先前已预见事机，担心众将领不足以依靠，六月中旬就调任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以及内大臣海兰察前来统领军队，并发布明诏，声称调兵十余万来消灭贼寇。冬十月，所调集的四川土兵及广西兵五千先到达。有旨意说官兵不必到府城，应当立即前往鹿港进军。遭遇飓风不能渡海，在崇武澳等待风向。二十八日，忽然得到顺风，一昼夜数百艘船只全部抵达鹿港。海口桅杆如梳齿般密集，排列数里。贼寇听说后，无法推测兵力多少，认为真有十万兵力到来，才开始恐惧。十一月八日，福将军等人起行，贼寇正在仑仔顶列阵抵抗，海兰察率领巴图鲁侍卫射箭射杀十余名贼寇，贼寇随即溃败。海兰察笑着说：“这只是一条狗罢了，怕什么。”于是指挥军队进入，沿途又击杀贼寇中伺机而动的人。到达牛稠山再次击败他们，就在当天抵达嘉义。城中官员百姓出迎，饥饿瘦弱没有血色，见到将军到来，无不叹息哭泣，欢喜他们到来而悲伤他们来得太晚。有一座名叫小半天的山，四面陡峭绝壁，贼寇逃窜聚集在此。十八日，从百道仰攻，又攻克它。贼寇自从发动叛乱以来，习惯于官兵的持重，没想到这次如此难以抵挡。于是逃回大里杙。大里杙已修筑土城，颇为坚固整齐。二十四日，官兵到达，贼寇仍有数万人出城抵抗，退下后又集结数次。傍晚，我方士兵埋伏在沟壑间，贼寇举着万把火炬来挑战。我方士兵在暗处，贼寇看不见，而我方士兵看贼寇则清晰可数，发射枪箭无不命中。贼寇自知失计，急忙灭火，又击鼓来攻。我方士兵又从鼓声处攻击他们，杀死无数。黎明，于是攻克其城。林爽文已携带家眷逃走，据守集集埔。那地方前面面临大溪，溪流上游的高岸垒石为陡墙，长数里，是他预先经营扼守险要的地方。十二月五日，官兵攀援而上，杀死千余人。于是贼党都溃散。林爽文先前将家眷藏匿在番社，只与数十名死党，逃窜到穷谷丛林中。十三日先捕获其家眷。五十三年，正月四日，林爽文潜出觅食，于是被擒获。而庄大田在南面，虽然与林爽文同为逆贼，又各自号召，不相上下。趁着官兵未南下，更加焚烧掠夺，聚集粮食作为长期抵抗的计策。后来又想投降，计谋未定而将军已在十六日到达牛庄。大田仓促出城抵抗，败走。官军追击，屡次战斗都获胜。极南有地名郎峤，背靠山面临海，最为辽阔险阻，庄大田与其党羽潜藏在那里。将军先派遣水师由海道绕过去在水上截断他们，自己率领大军环山包围他们。贼寇冲突不能出阵，被杀数千，溺海数千，被擒获杀死的也有一千多。庄大田也被捕获。台湾平定。

皇上关于福康安节制相论台湾事务的书信

郑光策

一、应当出奇兵以覆灭贼寇巢穴。贼寇的根本，在彰化的大里杙。可以用来翘起这个巢穴作为牵制的，则是鹿仔港与淡水两处的兵力。但鹿港傍海，地势处于下方，又隔着大肚溪的险阻，路径杂乱，傍山一带，贼寇都据险守望，仰攻它，形势稍难。若淡水则重关迭隘，高据崇山，向下观望情势了然在目。出大甲溪数里，占据牛山头，就能望见大里杙，而且那地方平坦，依海向西，则连接鹿港，依山向东，则直捣贼寇巢穴。这确实是使用奇兵出奇制胜的形势。淡水防同知徐梦麟虽是文职，但曾阅览他的文书报告，才具晓畅，似乎可以倚靠他来办理剿贼事宜。那地方守将为徐鼎士，也与徐君同心协力，先前曾屡次请求进兵，乘虚捣毁贼寇。但兵力尚弱，仅足以自守。我的意见是鹿港、淡水两处，都是要地，若能会合两处的兵力，直接攻击贼寇巢穴，那么贼寇必定回师自救，南路的包围，不攻自解。若使贼寇来不及防备

译若能攻破贼巢，那么贼的根本既已动摇，其势力必将更加溃散。这两处不可不迅速谋划。况且鹿港新近失去大帅，人心摇动惶恐，而淡水又是贼寇的后方门户，恐怕被大兵逼迫，贼寇或许会谋划向北奔逃窜入。淡水地方多险要关隘，又多富裕的村庄，后方通往内山，道路尤其深远幽僻。如果让贼首窜入，必定难以收拾。应该在现有的军队中，再截留数千人，分为两路。一路应当任命一位大帅带领将官，配备饷银粮米，直趋鹿港，会同淡水，以进攻贼巢的前方。另一路也应当精选骁勇且有智谋的人，资助饷银，不需要粮米，或者从五虎门，或者从蚶江配船直接前往淡水，以协助徐鼎、徐宗干二人，作为进攻贼巢的后背。对内防止贼寇窜逃，对外攻击要害、捣毁空虚之处，或者分兵以联络鹿港的声势。等到大军云集，就约定时间同时并举。贼寇腹背受敌，势必无法支撑。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战机，不可错过。至于大里杙山后生番各处，也应当一并发檄文给徐君去疏通联络，不要让贼首窜入。

译第一，应当招募义勇军来增强军队的威势。官兵与义勇军应当互相配合使用。没有官兵，义勇军的声势就不壮大；没有义勇军，官兵的作用就不灵便。这两者不可偏废。然而究其得力之处，义勇军实际上比官军更为便利。官军对当地地势不熟悉，语言不通，攀登跋涉险阻之地，未必都具备历练经验，这是第一点不便。官军从长途跋涉而来，体力已经困倦疲惫，再加上渡海时的风浪颠簸，水土不服，容易生病，而且这些人不是本地人，没有牵挂，未必都具备必死的决心，这是第二点不便。官军从远方应召而来，又隔着海潮风汛，紧急时刻不能及时响应，先前征召的士兵，有的因疲病死亡，后来赶来的，又只够填补空缺，征召的人虽然多，但不能一时全部集结，而且沿途劳顿耗费，不如义勇军容易招募集结，这是第三点不便。台湾地界山林丛杂，溪谷险隘，将来贼首势力衰败，其党羽必定逃窜到深山之中，搜捕非常费力。只有用本地人来招降本地人，他们有所倚仗就容易投降；用本地人来收买本地人，那些贼人也容易抓获。这是官军不如义勇军便利的第四点。况且贼人残破的地方越多，流离失所的人就越多。我们此时如果不招募他们为义勇军，那些桀骜不驯的人，必定会归附贼人，这是助长贼人的锋芒。即使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看不到跟随我们的利益，也难以吸引其余众人。这是应当使用义勇军的第五点。又根据全台攻守的大势，南面攻击凤山，中间固守府城，北面攻击贼帅，同时利用偏僻小道援助诸罗，进而援助鹿港、淡水。地域将近千里，分别计算战守，每处没有一万兵力是不行的。而且从府城到诸罗，从诸罗到彰化，相距百数十里的地方，中间如果没有重兵屯驻策应，使军队步步为营，随进随守，随时用来招抚，以巩固后方，那么势必不免被贼人包围。否则，既然已经进军，也必定被贼人截击。诸罗的援兵之所以屡次通达又屡次受阻，就是由于这个弊病。现在台湾的兵额，除去死伤病废，尚存而可用的，估计不超过三万。义勇军的数额，又随着口粮的有无来决定聚散，时多时少。然而合并兵力计算，总数也不过五万。用来防守，或许勉强足够支撑；用来作战，必定不够使用。所征召的各省士兵，听说又不到万人。聚集则势力孤立，分散则力量薄弱。这种情势，更不可不紧急增加义勇军，加厚他们的粮饷，命令各处再招募数万人，或者就编组为土兵，以增强声势，才足以调遣。如果说义勇军多是流亡、苟且求食的人，对作战没有帮助，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士兵的勇敢或怯懦，在于将领能否抚恤训练，获得他们的欢心与否。如果确实获得了他们的心，即使驱使市井百姓去作战，也是可以的。况且贼人起事之初，其阴谋团结的人，也不过数百人，其余都是乌合之众。然而为什么一呼百应，力量抗拒官兵的，每处动辄以万计？这是因为贼人每次得胜归来，必定立即犒劳牛酒，死亡者的尸体必定抢回安葬。而我们军队每件事都受限于军需则例，对于义勇军所发放的口粮，以及一切抚恤死者、奖赏有功的命令，反而未能完全执行。又听说每逢争战，官军多驱使义勇军作为前锋，等到回来论功行赏时，义勇军又常常排在后面。既然不足以获得他们的欢心，又怎能让他们拼死效力？听说台湾的义勇军，只有台防同知杨廷理所招募的，抚恤最为有方，战守也最肯效命。这次再招募，务必谨慎选择将领来抚驭他们，而中堂也应当在赏罚之中，时常显示至公至仁，以振作他们的气概。大概人没有固定的界限，把他们看作义勇军，他们也就以义勇军的标准回报；把他们看作官兵，他们也就以官兵的标准回报。况且贼人所使用的贼人，只是这些本地人；我们所使用的士兵，也是这些本地人。用本地人击败本地人，难道还有不够用的吗？

第二，应当联络广东籍的村庄以分散敌人的势力。用兵的道理，应当明确客主、劳逸的态势。主方通常安逸，客方通常劳苦。安逸通常胜利，劳苦通常失败。台湾地界自从用兵以来，我军多处于防守地位，贼军多处于进攻地位。进攻则调动敌人，防守则被敌人调动。进攻者出其不意，可以轮番交替而来；防守者无所不防，常担心顾此失彼。所以贼人能以少制多，我军则常因聚集而受制于分散。现在想要制服他们，必须先多方树立敌人，张扬虚张声势，使贼人也处于四面受攻、奔命不暇的态势，然后才可以反客为主，转逸为劳。这其中的关键，既在于多开辟进兵的路线，更须联络广东籍的村庄，作为内应。根据全台的大势，漳州、泉州籍的居民占十分之六七，广东籍居民在三四之间。以南北论，则北面的淡水、南面的凤山多广东籍居民，诸罗、彰化两县多福建籍住户。以内外论，则近海属于漳州、泉州的土著，近山多广东籍的客庄。广东籍居民骁勇强悍，器械精良，福建籍居民向来畏惧他们。先前漳州、泉州械斗时，广东籍村庄不参与，福建籍居民也没有敢扰乱他们的。这次逆首，多是漳州、泉州籍人。广东籍村庄起初各自团结，据守村庄，等待官军。今年二月以前，并未曾投合贼人。无奈官军力量薄弱，或者受地势阻碍，不能相互保卫。他们虽然团结拒守，然而没有官军作为主心骨，声势既不相统领，力量又不足以相当，那些迫近贼界的，屡次

译遭受焚烧杀害，申诉求助却无人援助，不得不模棱两可地周旋其中，以求避免早晚的屠杀，探究其内心是最值得原谅的，招抚他们也是最容易打动他们的。凡是村庄各自有首领，这个人便足以主持该村庄的一切事务。如果确实能用重金招募人员，首先疏通广庄，让他们暗中相互团结，前来归顺，官军一到，就作为接应支援。如果无法进攻，也不妨各自竖起反正的旗帜，以助长声势。广庄如果被我所利用，贼寇的猜疑和防备就会增多，防备增多就必然疲乏，猜疑增多就必然背叛，外部疲乏而内部背叛，那成为被坐等擒获的局面是必然的了。

译第一，应当专门针对逆贼首领，以迅速平定事态。目前南北两地失守的地方，都还没有恢复。有名号的贼首，也分散各处，不止一人。那么用兵的首要目标，无论是北是南，不能不统筹全局。回想此前南贼庄大田攻扰府城的时候，南路自然应当作为急务。凤山刚被贼人占据，部署尚未稳定，贼众大多还在府城，应当派遣一支军队渡海，从打狗溪进入凤山，直接袭击其空虚之处。主力部队扼守其前方，奇兵攻击其后背，似乎可以夹击擒获贼首。如今南贼占据土地已久，防守必定周密，袭击没有益处。又听说他们攻扰府城，几个月没能得逞，近来知道大军云集，也有收敛退守、巩固自身的想法，似乎可以暂且缓图。况且听说凤山一带，道路险阻，如果大军先清理南路，恐怕相持需要时日，让北贼得以趁虚谋取我们的弊端。而且逆贼首领在北而不在南，我的意思不如直接进攻诸罗。诸罗地势平坦，没有险要可守，这对用兵有利。诸罗打通后，便进攻彰化以夺取贼巢。南路的贼人，只应另外派遣一支军队，由大将统领，镇守扼制靠近府城的险要之处，以进攻为名，以防守为实，使贼人不敢越过府城向北，起到牵制作用就足够了。等到北路取胜，那么南路传布檄文招降，必定有枭首贼首来投降的，本来不需要痛加剿杀就能使其臣服。

第二，应当多使用间谍以制胜机。这次行动除了各逆贼首领外，那些陷入贼中的人，大局上应当以安抚为主。然而用力之处却在于必须剿杀。因为贼人之所以嚣张无忌，是因为我军不能战胜他们。陷入贼中的各村庄，被贼人所胁迫禁锢，即使想自拔出来，形势也不允许。我们即使空口招降，不过只是瓦解他们的心志，对事情未必有帮助。只有能剿进十里，那么十里内被胁迫跟随的村庄不招降也会自行臣服；剿进百里，那么百里之内不安抚也会自行顺从。但是剿杀的方法，当贼人刚起事时，只需堂堂正正的阵势，就足以造成声势。如今贼势广阔，我军虽然有敢战的兵将，然而胜负的局面，与贼人平分秋色，未能掌握必胜的把握。只有能用奇兵来震荡他们，虚实相生，使他们昏乱不可测度，便有取胜的契机。其中的关键，没有比使用间谍更重要的了。间谍得手，就可以因势利导。他们的疑惧可以惊吓，他们的空虚可以袭击，他们的安逸可以使其疲劳，他们的坚固可以使其陷落。听说此前我军的举动，贼人都周知，而贼军的虚实，我们反而无法测度。又如凤山陷落时，听说贼人有决堤灌水淹军、借甲诈取城池的事情，以及东城之战，又用坑陷来诱骗我军。这是贼人能使用间谍和奇计，而我们谍报不周的失误。如今应当不惜重金，广泛招募间谍，务必探知贼人的腹心首领，作为他们谋主的是多少人，被他们任用的是多少人，他们的粮草足够供应多久，屯聚在要害之处有几处，他们的精锐部队有多少，随声附和的又有多少，他们的短长得失，亲睦猜忌的情状如何，都应当广泛搜集采纳，完全掌握他们的虚实。这样就可以收买使用反间，以接连出奇兵。或者声东击西，或者明退暗进，或者白天静止夜晚行动，或者合兵又分兵。贼众虽然多，内心必定不稳固。如果能多次惊吓他们、使他们犯错，必定可以制其死命。这在临机相机决胜，不能预先预言。汉代赵充国只是广泛使用间谍作为耳目，又神妙地运用“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两句话，就已经掌握了全胜的计策了。

第三，应当严明纪律以收服人心。贼人刚起事时，诸罗、彰化虽然被攻破，人心并没有完全跟随贼人，贼势还没有蔓延。只是贼人以势力胁迫各村庄，勒令拿出供应的物品，各村庄害怕被残破，不得不供应。官军因为（各村庄）有与贼人交通的嫌疑，在贼人过后，颇闻乘势焚烧抢掠，以此作为破贼报功。那些远离城郭、拒绝贼人并坚守等待命令的村庄，官军又不能救援。各村庄既然无所依靠，所以跟随贼人更加牢固，贼势更加嚣张。如今在军队所到之处，务必应当严申纪律。凡是来投降的人，秋毫不犯。那些大村庄远离贼乡，不能带领众人前来投降的，只要让他们事先送信，申明不敢藏匿逆贼首领，官军到时，都放下武器关闭城门，自行毁坏一切营寨栅栏等拒守的工具，就可以不予追究。保全的人越多，也越容易平定事态。从前朱一贵作乱时，满制军命令百姓在各村庄的门闾以及出入的衣帽等上面，写上“大清”二字，就释放不杀。如今也应当仿照这个意思，给他们指明生路，就足以动摇他们的心。大信既已昭示，那么人心自然臣服。等到大势已定，这时即使有贼魁逆首，或者应连坐的家属，窜藏在各村庄，一经搜捕，不愁不献出。这只是一个吏卒的事情罢了，本来不必事先急切去做。这一节虽然是老生常谈，却是行军不可改变的要道，恳请留意。

蛤仔难纪略

谢金銮

古代善于筹划边防的人，只是抵御敌人罢了。开疆辟土，贪图已有的利益，不是圣王所想要做的。然而这种说法，在过去不可以施行于台湾，在今天又不可以施行于蛤仔难。这是什么原因呢？形势不同啊。台湾与古代的边土不同，所以筹划台湾的人不可以用那种说法来施行在这里。古代所说的筹划边防，那些边土有部落，有君长，自己治理自己，那些土地不是中国的土地，那些百姓不是中国的百姓，远远不相干涉。偶尔侵害，只是谨慎防备罢了。如果一定要安抚并占有他们，占有他们的土地而

译我们的百姓无法安居，白白遭受争战杀伐的祸患。所以圣明的君王不愿这样做，而去做的人就是有过错了。

如果看台湾在昔日的情形，那么在郑氏政权之前，红毛夷人占据此地作为窥伺大陆的据点，海寇把它当作巢穴。到了郑氏统治时期，内地百姓迁居于此，开垦田地，修治沟渠，树木牲畜丰饶。漳州、泉州的百姓贪图其土地肥沃而前往定居的人日益增多。既然那里的百姓已成为大清的子民，那么那块土地也就成为大清的土地。所以郑氏政权平定后，施琅上奏认为不应当放弃台湾。朝廷赞同他的说法，于是设立郡县。这难道是贪图那里的土地吗？这是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不能违背啊。

昔日台湾与内地隔着重洋，黑水洋的风涛沙礁之险，不是人迹所能到达的地方，然而尚且不可放弃，放弃它被认为是不便利的。那么如今蛤仔难（今台湾北部一带）则较为接近了，水陆相连，没有遥远隔绝的态势，而居住在那里的百姓已有数万，开垦的田地不可胜数。却只是叹息，想成为盛世之民而不可得，这难道是合乎情理的吗？况且杨太守进入山区时，百姓拦路攀车挽留，如同婴儿见到父母一样，民情也就大体可见了。

作为长官，放弃这数万百姓，让他们率领父兄子弟，永远成为拖欠租税、逃避赋役、私贩偷渡的人而不加过问，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放弃这数百里肥沃的土地，让田宅畜产成为皇家租税所不及的地方，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百姓有欲望，就不能没有争斗。居住在那里的漳泉人习俗不同，闽广人性格各异，让他们自相残杀，自生自死，却装作没听见，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而且在这数万人中，一旦有雄健狡诈、材智出众、桀骜不驯的人出来统领众人，深根固蒂，却不认为这是对我疆土的危害，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蔡骞窥伺，朱濆钻营，一旦有所勾结，就会向寇贼借兵，向盗贼送粮，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况且那里的形势，向南趋向淡水、艋舺最为便利，向西渡过五虎门、闽安镇最为快捷，砍伐树木扼守险要来自我巩固则非常险要。如果蛤仔难被贼人占有，那么台湾就有近患，而祸患就会波及内地，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现在官府虽然尚未开辟此地，但百姓已经自行开辟，水陆往来，砍伐树木打通道路，却唯独政令所不及，奸邪凶恶之人把它当作逃匿的渊薮，诛求不到那里，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

有的人说：“台湾虽然内属，但官府管辖之外，都是番人的土地，归还给番人就可以了。一定要争夺占有它，来滋扰地方事务，这就不适宜了。”不知道如今在蛤仔难占地耕种的已有数万众，必须全部收纳他们，使他们回归内地，禁止海寇不再前往，然后才可以称为归还番人，然后才可以称为无事。否则官府想安于无事，而百姓和寇贼都不能做到。户口日益繁多，百姓看到肥沃的土地，不去耕种，这是势所不能的。我们有废弃的土地，寇贼伺机夺取，又有什么快乐而不做的呢？所以如果如今的蛤仔难可以放弃，那么昔日的台湾也可以放弃。昔日之所以保留台湾，固然是因为郡县已经建立，让我们的百姓充实其中，我们的军队在外部防守，番人有所依靠，寇贼失去据点，所谓安于无事的就是这个意思。如今的蛤仔难也是这样的情形。

有的人又说：“蛤仔难的百姓，久离王化，其心不可测度，骤然想要驾驭他们，恐怕生出祸端。”这话确实可信。君子做官，只有仁与智两个方面罢了。智者考虑事情，不在于一日而在于百年。仁者用心，不在于一己的便利安逸，而在于谋求对民生国计有益。如果恭敬办事以爱护百姓，蛤仔难的百姓，就是尧舜时代的百姓，有什么祸端呢？杨太守进入时，欢声动地，驱使他们作为义勇，他们就率领跟随；搜捕凶恶之人，他们就捆绑献出。哪里存在久离王化的情况呢？

一方土地的开辟，一定有能人在其中筹划，那些体现在事情上的，就蔚然成为功业了。有的人只停留在言论上，当时不能采用，后来终究不能改变他的言论。像善于筹划台湾事务的陈少林、蓝鹿洲两位先生，是可以效法的。在康熙年间，漳州、淡水未曾设置官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门为止，或者到半线、半骂，总之不超过诸罗辖内二百里之地。从半线以北，直到鸡笼七八百里，全部荒弃，也推托给番人。即使是台邑的罗汉门、凤山的琅峤，都排斥不予治理。当事者逡巡畏缩，志在苟且偷安，屡次画地为牢自守，名义上说是禁止百姓侵犯番地，实际上是藏奸纳垢。所以陈少林撰写《诸罗县志》，慷慨著论，他说：“天下有宏远深切的谋略，流俗之人或者认为困难而不肯做，或者认为迂腐而不必做。起初做起来很容易却不肯做，后来认为必不可不做而去做，劳费已经十倍百倍千万倍了。明朝初年，漳州、潮州之间有深澳，即现在的南澳；泉州所属有澎湖。那时都迁徙那里的百姓而使其成为废墟，并且堵塞南澳的海口，使船只不能进入，顾虑岛屿险远，劳师动众而匮乏粮饷。到了嘉靖年间，倭寇进入深澳，澳口重新开通，巨寇吴平、许朝光、曾一本先后占据它，两省疲敝，于是设置副总兵来防守。直到今天，岿然成为一个巨大的镇守之地。澎湖也成为林道干、曾一本、林凤的巢穴。万历二十年，倭寇有侵犯鸡笼、淡水的消息，当事者认为澎湖接近，不宜坐失，于是设立游击来戍守。直到今天，又巍然成为一个重镇。如果当初设置险阻拒守，那么南澳就不会……”

译疲惫了福建、广东的军队，澎湖才不会成为蛇豕般的巢穴，倭寇才无法深入，海盗才不敢窃据，漳州、泉州等郡县未必会遭受像往昔所说那样惨酷的祸害。如今从半线到淡水，水土肥沃广阔，各港口四通八达，就像璞玉中的美玉。移民开垦，船只往来，人们已经知道它是美玉了。而鸡笼是金台北门的锁钥，淡水是鸡笼以南的咽喉，大甲、后垄、竹堑都有险要地势可以据守。却因习惯于眼前的便利安逸，不谋划长远的根本大计，为此增设县邑和防戍，使得山海的险要松弛而无防备，难道一定要等到亡羊之后才去补牢吗？南澳、澎湖的往事难道可以忘记吗？按照少林先生的这一论述，其情形恰好与今天相似。今天的蛤仔难就是昔日的漳化、淡水。只是那时海上尚属宁静，如今则海寇纵横交错，日日窥伺其间，形势更为紧迫。况且治理国家的方略取决于民众，民众所趋向的地方，不可抛弃。土地肥沃足以容纳众多人口，地势险要足以藏匿奸邪，台湾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类似蛤仔难的地方，还应当逐渐加以治理，这件事不仅仅局限于蛤仔难。然而自古以来，苟且偷安的人很多，艰巨的事情留给后人承担，这哪里是对民众、对国家应有的态度呢？

译论蛤仔难形势

谢金銮

蛤仔难西面背靠大山，东面朝向大海。而山势南北相对环抱，所以三面都是山，如同圆环一样，只缺了东面。中间有浊水大溪，下游与浊水汇合。北面也有三条溪流，溪源都出自内山，向东流入大海。这就是《诸罗县志》所说的“三港合流”。海口北面的山尽头是乌石港，南面的山尽头是苏澳。从乌石港到第一围、第二围，道路都沿着山西行，逐渐转向南，到达第三围。第一围位于海口北面，倚靠着山，它的南面是乌石港。向西渡过荒埔，经过金面山的南面，到达第二围。第二围的北面，有一座山名叫扩扩山。向西南经过白石园、汤园，到达第三围。它的北面有一个坑叫旱坑。向西南渡过溪流到达第四围，又向东南渡过溪流到达第五围。第五围离山稍远，北面靠近溪流，它的东北面是渡船头。从第一围到第五围，都属于西势地区。所在之处无数个小围，都与原住民部落交错分布。东面大海中有龟山，大致与第三围相对。龟山里面，沙洲横亘，从北向南延伸。三港的水流，都汇聚在沙洲之内。这就是西势地区的地形。东势位于浊水溪的南面，开垦的田地还很少，原住民部落也稀疏，而旷野荒埔，一望无际。它的面积比西势大。潘贤文居住在罗东，在东势的西面，靠近山，有阿里史社、岸里社两个原住民部落与他邻近。浊水溪的源头，斜出在东势的西面。西山的里面，都是生番盘踞，远望可以看到玉山。玉山位于东势的背面。杨太守在图说中说：如果以方向来定，那么西势应该称为北势，东势应该称为南势。现在所说的名称，仍然沿用原住民的旧称。又说：西势合并众多小围，以及溪洲，共有二十三个庄，那里的田地都是围民开垦的。原住民部落则从打马到摆老郁，共有二十三个社。又东势从歪仔歪到猴猴社，共有十二个社，那里的田地都是番民开垦的。东势没有汉民开垦的田地。

蛤仔难原始

谢金銮

蛤仔难在台湾的东北面，淡水河的背面。台湾绵延千余里，背阳向阴，水流都向西流。而蛤仔难则背阴向阳，水流都向东流。所以那块地方应当算是台湾的正面。自大鸡笼山，位于台湾的最北面，有双峰陡峭高耸，无法攀顶，那是三貂山。一说它是山朝三貂的支脉，向东入海，像大象弯曲鼻子一样。蛤仔难位于三貂山的南面，弯环之内。往北有一个港口，叫蛤仔难。港口南面一望平旷，水源丰富，土壤肥沃，草木鲜润。居住在那里的原住民，旧时有三十六个社，大多在海口。自从台湾刚开始开发后，就已经与内地人互通往来。原住民乘坐艋舺，凿大木做成小船出去贸易。那时半线以北，还没有设置官员。此地属于诸罗县后山的北境。康熙五十六年，金筑周宣子担任诸罗县令，编写县志，蛤仔难的名字开始见于记载。宣子绘制了三貂、蛤仔难图，虽然非常简略，但其中的三港合流，东面的沙洲龟屿，内山的黑沙晃，南境的直加五社，都在县志中详细记载。那时国威遍及，各番族归顺，消息本来无所不通。可惜他急于安抚他们。内地百姓繁衍众多，地力已经耗尽。蛤仔难的原住民既然通贸易，漳州、泉州、广东的百姓，多到那里去，开垦田地，搭建房屋，居住生活。蚕桑还未开辟，官吏不到那里，认为那是乐土。闻风而来的人接踵而至。于是修筑围堡以防患，从北到南，为第一围、第二围、第三围，再往南为第四围。漳州人吴沙，于是统领其事，众人推举他为首领。吴沙有才能，略懂经营，设立乡勇，以防备生番。内地来的人每人缴纳银一两到二两，资助乡勇费用，任凭他们耕种土地。陆路从三貂进入，起初险峻的小径，仅容一人行走，牛不能通过。以后逐渐开辟变宽。然而寂静无人，生番埋伏在路上，行走的人多受伤害。吴沙于是定下日期，率领乡勇迎接外来者，以增加人数，并且互通有无。嘉庆三年间，有龙溪人萧竹，颇能写文章，喜欢吟诗，研究堪舆之术，自认为得到异传。萧竹跟随朋友游历台湾，深入到达蛤仔难。吴沙怀疑他，他居住了很久，于是为那里的胜景标注为八景，并且增加为十六景。现在所传的兰城拱翠、龙潭印月、曲径香泉、浊水涵清之类都是。萧竹全部为它们赋诗，或者论述山水脉络非常详细。然而那时还没有第五围、第六围。总之可以建围的地方，萧竹在图中都一一指出。在萧竹的时候，开耕居住的百姓，到第四围为止。吴沙已经富有，自己遗憾不能成为良民缴纳租税，而且百货不通到那里，于是暗中图谋向当权者大胆进言，得以奏报升科，愿意缴纳赋税，请求设置官员建立官署。那时镇道厌恶周罗，将其置于化外而不问。不久，萧竹去世，吴沙也死了。过了一两年，海寇蔡骞率领贼船进入苏澳，侵犯蛤仔难，想要夺取那里的土地。吴氏率领耕民抵御他。蔡骞派人告诉吴氏说：我想要得到土地，是为了耕种打算罢了。这里地广人稀，希望得到共同开垦，对你们没有伤害。吴氏说：我们是良民，如果是盗贼，我怎敢与盗贼勾结。蔡骞说：我得到耕地，而且不做盗贼。吴氏说：土地本来在那里，何不把你的船全部烧掉，我和你上岸。蔡骞不同意，率领众贼登陆。海口的原住民恐惧，与贼人合作，贼人大肆屠杀原住民。

译人。恰逢其时。耕民与番社发生冲突。蔡骞率领众人登陆。番人不知道他们是海寇。而认为是耕民约集内地众人从水路来夹攻。于是大为惊恐。大多四散逃走迁徙离去。吴氏擒获数名贼人献给官府。蔡骞战败离去。于是蛤仔难地区的耕民日益增多。嘉庆八年。蛤仔难发生大瘟疫。众人相继祈祷。按照丁口出钱。核查簿册得到男女六万人。起初。吴沙去世。他的儿子吴光裔继承为首领。没有才能。不能得到众人的拥戴。

译论埔里社事 石甫文集

姚莹

台湾本是海外的蛮夷之地，不臣服于中国。自从郑氏驱逐了野蛮之人，才开始开辟土地并纳入户籍。当时只有三个县，半线以北的地区，在康熙末年，仍然是番人的土地。朱一贵叛乱平定后，才增设彰化县，设立淡水厅，于是极北的边境到达了鸡笼，山前的土地已经穷尽了。然而南北长度不过一千九十四里，嘉义和彰化位于最中间，腹地从山到海，才一百多里罢了。进入内地供应粮食，每年不过十万石，而供给外地的军饷却是它的两倍。它对国家没有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嘉庆年间，又开辟噶玛兰，于是到达了山后，增加了幅员百里。议论的人都以地形险要来说事。圣上的恩德远播，八方荒远之地都是我们的外藩，宏伟的版图扩展，远远超过古代，竟然夸耀沧海中的一叶扁舟、大圆中的一颗星星，难道不是见识浅陋吗？至于那些纹身裸体的百姓，语言不通，蹲伏在深山中，开垦耕种自给自足，一辈子不敢出山一步，然而仍然仰慕教化，充实屯田，那么他们是我天朝的赤子，比起那些不法的汉奸，何止强过十倍。这土牛立界，之所以严厉申明禁令，确实是仁爱的极致啊。地方官镇守这边疆，不以宣扬德威为要务，却任由私人勾结豪强恶棍，违反禁令开辟边界，并且放纵他们的凶残，暴露他们的枯骨。这些人应当在边境上斩首示众，以昭示警戒并安抚番人百姓，却反而隐忍超过一年。追究越界开垦的责问，出自武官之口。这时还有阿谀奉承、包庇奸人，持模棱两可说法的人。如果不是县令抗争，镇守和道台明确决断，那么奸人的计谋仍然会得逞。最终因为投鼠忌器，曲意赦免了有罪之人，使得国家禁令不能申张，番人的冤屈无法审理。政令刑罚的失误，哪有比这更严重的呢？火势不猛烈，严厉的禁令更加空虚。于是奸人故技重施，不到几年，水社的谷地，又回归汉人佃户。番人愚昧不知道诉讼，社众日益衰微，外受凶番逼迫，内惧汉人侵逼，不得已听从奸人的谋略，想要引进外社的熟番来自卫。汉奸更跟随着他们后面，养虎贻患，引狼入室，事情更加愚蠢，情形更加可怜了。邓同知亲身进入内山，穷尽生番的地界，可以说是非常壮烈。而水社的山川秀美，埔社的土地肥沃，他说话时还津津乐道。并且因为番人百姓不擅长治理田地，不能深耕灌溉而感到惋惜。循吏这样说，在我看来，喜欢功利的人贪图土地的肥沃，害怕开边的人固守土牛的虚设禁令，这都是只看到一隅，没有深入考虑长久安定的策略。水埔二十四社，从雍正、乾隆年间，就号称肥沃广阔。当时番族还兴盛，足以自我巩固。汉人不知道虚实，不敢深入。而且开辟不久，地利有余。现在山前没有空闲的土地了，旧有的家族日益滋生，新来的人不停止，没有产业可以依靠，就有三种坏人：一是夫役千百成群，动不动就与士兵冲突；二是无赖结成党伙，散布在街市；三是盗贼偷窃抢劫频繁听闻，杀不尽。这是全台的大患。如果不加以处置，台湾就不能说安定。那么荒地的开辟，怎么能停止呢？汉人繁衍，人口已经二百五十多万，而生番和熟番，不到二十分之一。不仅贫困削弱，实际上也是人口衰微。寡弱的形势，似乎有天数注定。他们不能自我巩固的，不只是水埔两社。形势既然寡弱，那么奸民的欺凌更加严重。况且连年深入，虚实周知，即使是外社的熟番，也垂涎到了。虽然有明确的禁令，但趋利忘死，驱赶后又进入。以前杀番掘墓，首恶已经释放不杀，现在背着农具而来，怎么能就处以重典。一再宽恕，禁碑还可以依赖吗？既然不能禁止，不但社番被逼，有走险的担忧，而且地形险阻，如果有大奸之人，招聚亡命之徒，就是林爽文的大里杙。祸患岂能说得尽呢？那么安抚的方法又不可不讲究了。

论台湾要害 皇朝武功纪盛

赵翼

台湾的变乱，总督李公前往福建，路过常州，邀请我一同前往，辅助他的幕府事务。总共一年有余。这部书就是幕府中所记录的。事情都与方略相符，所以不再删改。林爽文本来是漳州人，他将要反叛时，正值漳州和泉州两府人械斗之后，担心泉州人不参与叛乱，于是邀请泉州人刘志贤共同起事，想让刘志贤为泉州人倡导。刘志贤自署理番同知，到鹿港收取货物税，有泉州百姓林凑等人起义擒获了他，鹿港得以无恙。这时贼寇刚刚兴起，漳州人仗着贼寇的势力，常常欺凌泉州人。等到黄任两位提督率兵到达，贼寇稍微收敛，那么泉州人又仗着官兵的势力欺凌漳州人。等到官兵久驻不进，贼寇势力日益炽盛，胁迫各村民跟随他们，不跟随的就焚烧抢劫。于是泉州人也都低头依附于漳州人了。只有凤山县南，有几十个村落的广东百姓，结寨自守，贼寇始终不敢侵犯。贼寇本是乌合之众，并不是真有不可扑灭的势力。所以福将军等兵到达，一鼓作气就打败了他们。才知道以前各位将领过于畏惧谨慎，未免重视贼寇了。现在台湾已经平定，有应当酌情改变旧制度的。彰化县城，应该移到鹿港，而让台湾道和副将驻扎在那里。康熙年间，刚夺取台地时，只有台湾、凤山、诸罗三个县的土地。凤山在南，诸罗在北，台湾在中间。又有鹿耳门海口通舟船，所以就地设立府治。后来北境日益扩展，福建人争相前往耕种。于是诸罗的北边，增设彰化县。彰化县北，又增设北淡水同知。那么府城已经偏于南边，而且

译过去只有海口处的鹿耳门。从泉州的厦门前往，海路有八九百里。如今彰化的鹿港，既然已经开通往来，其地理位置转而处于南北中间。从泉州的蚶江前往，海路仅四百里。顺风半日即可到达。这就是鹿港之所以成为台湾最重要的门户，比起鹿耳门更为可靠、更能应对缓急情况的原因。幸好林爽文等人都是山贼，只知道攻城，不知道扼守海口，所以我们的军队得以扬帆抵达。然而海船庞大，不能靠近岸边，必须从鹿港派出小船，行驶二十里来接渡士兵。倘若贼人稍有智谋，先攻打鹿港，鹿港没有城池可守，其势必然被攻占。一旦被占，就会占据海口，禁止小船通行。我们的海船虽然到达，也无法逼近登陆。我们赖以进入台湾的，只有鹿耳门这一条路。军队即使从鹿耳门进入府城，又必须从南向北行进，反而多有迂回曲折，必定不能像这次这样道路便捷、功效迅速。彰化城距离鹿港二十里，不靠山，不通水，本来就不是设置县治的地方。如果将县治迁移到鹿港，由文武大员镇守，无事时可以指挥南北，消息传递都方便；有事时可以守住海口，以沟通内地的声援，与鹿耳门互为关键。使台湾常有两路可以进入，那么永远没有阻隔的祸患。当时皇上正有旨意修筑台湾各城，我嘱咐李公将此建议上奏。李公认为筑城之事另有主管部门负责，于是没有实行。然而这个建议终究不可废弃。后来关注海疆的人，或许会上奏并施行，这确实是千百年的长远之计。

译台湾城工可缓议

郑光策

关于筑城一事，我广泛访问了熟悉台湾地形的人。他们都说台湾地脉松浮，每年地震频繁，有的地方一年震动几次到几十次。溪流道路尚且经常崩塌迁移，每年地形都不固定，改建高大的城墙，实在没有益处。况且台湾沙多土少，地基难以坚固。内山虽然出产山石，但水门浅小，很难将石头运出。即使突然遇到溪水暴涨，也不过几天就消退，不能依赖它来集结劳力。查探荷兰人旧时建立的赤嵌城，是用三合土修筑的，因为规模小而矮，所以仅能保存。如果大规模筑城，全部使用三合土，既然城墙绵长，一旦遇到地震，必定会出现断裂缺口。断裂之后，重新动工修补，新旧连接处必然无法粘合牢固。这件事恐怕费用巨大，不可轻举妄动。况且台湾城之所以失守，不是因为竹城难以防守，而是因为兵力单薄而人心离散。如果管理得当，自然会有众志成城的效果，也不依赖天然险阻。我的意见是应当暂时维持原状，或者多种植刺竹，深挖壕沟，足以用来防守。如果因为奉有皇帝明旨，不得不遵行，那么就应当考察地形便利之处，先筑一座城作为样板。试看一年之后，如果不坍塌，然后再全面动工。这样大的工程不至于完全化为乌有。又听说皇帝明旨中有以工代赈的说法，现在官府仓库以及民间村庄、屯田、军卫所在的地方，一切建设都有大型工程，似乎不必专门依赖筑城。至于兴建工程，都应当不惜重资，力求宏大宽敞、坚固完整。昔日诸葛亮治理蜀地时，所有的道路、桥梁、驿站、亭障，都作为长久之计，确实是后世建设的楷模。后世的建设，多着眼于眼前利益，近来的官办工程，恶劣轻薄尤其严重。我的意见是，办事的人想要他们完全不贪污，固然很难，只有给予丰厚的报酬，扩大工程规模，凡事不崇尚华丽，以朴实厚重、坚固完整为目标。这样或许有些良心的人，还不至于敷衍了事。

筹划海寇疏 顺治十七年

给事中王命岳

臣听说善于用兵的人，是用自己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一定不用自己的短处去迎合敌人的长处。那么今天平定海寇，在于谨慎对待浪战，详细筹划布置的方法罢了。过去布置不当，兵将都习惯于安守城郭，高居宽敞的房屋，要害之地没有驻军镇守，海面之下没有水师。所造的战船，都在内地。一旦兴兵，四面疾呼，各港口的战舰，动不动就要花费精力招集调遣。兵马陆路行走，几天才到达海岸。我方疲态已露，贼人防备已备。我方劳苦，贼人安逸；我方生疏，贼人熟练。难怪没有奏报擒获贼寇的功劳。现在的布置，臣请求借箸来筹划。从漳州海澄县出港，前往厦门，必定经过海门山。以前贼船停泊在山外，我方船只停泊在山内，土名叫大涂尾的地方。因为岸上没有士兵保护船只，并且大涂尾不便长期驻扎，退入镇城。镇城距离厦门很远，贼人才解甲高枕而卧。臣考察海门山与厦门相望，过海门山的左边，地名青浦。青浦的左边，是镇海卫。卫中有城，是逆贼上岸往来的交通要津。这是漳州第一要紧的门户，形势可以据守。过去放弃而不防守，臣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以臣的愚见，应当设置大将一员，率领数千士兵据守此地，并分驻一营在青浦。青浦之下，海门之外的贼船就不敢停泊。贼船逃遁而我方船只停泊，那么青浦的陆兵就可以保护海门的水师。海门的水师又可以渡江支援青浦的陆兵。这样海澄一路，贼人没有一天不防备了。从泉州同安县地方出港前往厦门，那么嵩屿、鼎尾、排头、高浦、石浔、〇州、刘五店一带，绵延三四十里，都与厦门相望。不需要大船，即使小船也能到达。嵩屿，是前任巡抚张学圣经过厦门的地方。嵩屿几里到鼎尾，鼎尾有港口。鼎尾几里到排头，排头十里到高浦，高浦有城。高浦十里到石浔，石浔十里到〇州，贼人在此地筑城以牵制我军的，〇州十里到刘五店。这几处，无处不能渡海到厦门。而高浦是适中的地方，人口聚集，又有坚固的城池，却放弃而不镇守，反而让贼人在〇州的水边逍遥自在。臣又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以臣的愚见，应当设置大将一名，士兵数千，镇守高浦城，那么〇州的形势就危急了。又分设一两支大营在排头、鼎尾等处，而在水下停泊水师。那么岸上的陆兵可以保护岸下的水师，岸下的水师又可以渡江支援岸上的陆兵。这样同安一路，贼人没有一天不防备了。分拨驻守镇海卫、高浦城等处的兵将，是靖南王的事。分拨海门水师，是海澄公的事。分拨高浦、鼎尾各处水师，是副将施琅的事。藩兵都是北方人，臣认为不适宜轻易让他们在巨大的水域中尝试。而水师使用本地士兵，则与贼人共享其长处。况且黄梧与贼人势不两立，施琅与贼人仇恨深重如杀父之仇，都足以让他们独当一面，协力捣毁贼巢。只是担心两人兵力少，应当用漳泉水师的兵将辅助他们。这样布置已经确定，我方屡次告诫军队按期出发，将要渡江的却又竟然不渡江以疲劳他们。像这样十几次，那么贼人的意志松懈而防备松弛。然后观察天时，集中人力，出其

译没想到。只要约定好并排进击，一击便可将其歼灭。这不过是顷刻间的事罢了。至于以重兵控制轻兵，则有靖南王镇守省城；居中策应，则有提督马得功。兵马长久驻扎在泉州，士兵与百姓相处融洽。兴化、漳州各自有城池防守，都足以保护城池。其余港口按旧例分派防区。这样便是我方安逸而贼方劳苦，我方从容而贼方忙碌。这是万全之策，也是王者统御军队的节制之法。根据时机行动，系住敌人的脖颈而控制其命运，就像从锅中捞鱼并捣碎其脑髓一样容易。

译陈奏台湾弃留利害疏（出自《台湾府志》）

施琅

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绵延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是江浙闽粤四省的左翼屏障。隔着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朝末年，在金门设立水师标营，所出的汛地到澎湖为止，水道也有七更。台湾这一带地方，原本属于化外之地，土著番人与汉人杂居，未曾纳入版图。然而当时中国百姓暗中前往那里生息繁衍的，已不下万人。郑芝龙做海寇时，将其作为巢穴。等到崇祯元年，郑芝龙接受招抚，将此地租给红毛人（荷兰人），作为互市之所。红毛人于是联络土著番人，招纳内地人民，形成一个海外之国，逐渐成为边患。到顺治十八年，被海逆郑成功攻破，盘踞其地，纠集亡命之徒，挟持诱骗土著番人，荼毒海疆，窥伺南北，侵犯江浙。传位到他的孙子郑克塽，六十多年来，无时不仰赖圣上关怀。臣奉旨征讨，亲自经历其地，完全看到田野肥沃，物产丰饶，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都是茂密的树木，遍地都种植着修长的竹子。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所需，无所不有。以前所缺少的是布帛，现在木棉大量出产，经织不乏。况且舟船四通八达，丝缕接踵而至，即使严禁，终究难以杜绝。实在是肥沃富饶的地区，险阻的域地。逆贼一旦纳土归命，这确实是上天将未开辟的疆域，作为东南的保障，永远断绝边海祸患，岂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呢？

既然地方已纳入版图，土著番人和百姓，都属于皇上的子民，善后之计，尤其应当周详。此地如果抛弃为荒僻角落，再次置之度外，那么现在台湾人口稠密，户口繁衍，农工商贾，各自安于生计。一旦迁徙抛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特别耗费经营，实在不是长久之策。况且用有限的船只，渡送无限的百姓，不是经过几年，难以完成。如果渡载不尽，苟且塞责，那么该地深山穷谷中，窜伏潜匿的人，实在很多。他们与土著番人同流合污，从而啸聚山林，借助内地的逃军流民，急则走险，纠集党羽作祟，造船制器，剽掠滨海。这就是所谓借给寇兵武器，送给盗贼粮食，本来显而易见。况且此地原是红毛人的住处，无时不在垂涎贪求。该夷人本性狡黠，所到之处，善于鼓惑人心，加上夹板船只，制作精坚，从来无敌于海外。没有土地可以立足，尚且没有伎俩，如果坐弃数千里肥沃土地，以资其停泊，必定倡合党羽，窃窥边场，逼近门庭，沿边各省，断难安然无虞。到那时再劳师远征，两次涉渡大洋，波涛不测，恐怕不容易再建成效。如果仅守澎湖而弃台湾，那么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介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人？所以守台湾就是巩固澎湖，必须联为臂指，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况且昔日伪郑之所以能够负抗逋诛，是因为以台湾为老巢，以澎湖为门户，四通八达，游移肆虐，任其所之，我方舟师，往来有阻。现在地方既为我所得，现有官兵，星罗棋布，风期顺利，片帆可至，虽有奸萌，不敢复发。部臣抚臣，未履其地，去留未敢决计。臣阅历周详，不敢遽议轻弃。

况且海氛既靖，内地溢设的官兵，尽可陆续汰减，以之分防台湾澎湖两处。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名。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通计兵一万名，足以固守。又无添兵增饷的费用。其防守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转升内地，无致久任，永为成例。在我皇上优爵重禄，推心置腹，大小将弁，谁不勉励竭忠？然而当此地方初辟，该地正赋杂饷，殊宜蠲豁。现在一万之兵食，权行全给，三年后开征，可以佐需。抑且寓兵于农，亦能济用，可以减省，无庸尽资内地之转输。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无谓彼中耕种还能少资兵食，固当议；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当时封疆大臣，狃于目前，苟安为计，画迁五省边地，以备寇患，致贼势愈炽，而民生颠沛，往事不臧，祸延及今，致遗朝廷宵旰之忧。臣今熟审该地形势，知而不言，至于后来，万或滋蔓难图，窃恐皇上责臣以缄默之罪，臣又焉所自逭？故当此地方削平，定计去留，莫敢担承。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以臣会议具疏，不避冒渎，以其利害自行详细披陈，伏祈睿鉴。

论台镇不可移澎书（代）

蓝鼎元

连接宪翰，令某暂驻台湾，不可遽尔班师。但当事已议

译台镇移驻澎湖，另设副将。这样总兵官身处北方，实在是画蛇添足。裁减营伍、削减兵力的说法，台地百姓听闻后，颇有暗中讥笑者。如果台镇真的移驻澎湖，那么海防危如累卵。朝廷大臣不了解海外地理形势，凭主观臆断，过于重视澎湖，以为此前癸亥年平定台湾，只是在澎湖战胜，对方便投降了。如今澎湖尚未失守，所以台郡七日即可收复。因此认为凭澎湖一地，便可控制全台，仍有此议。殊不知台湾看待澎湖，犹如太仓中的一粒米。澎湖不过是水面上一撮沙堆，山上长不出树木，地里种不出粮食，百姓不足以资助攻守，地势不足以作为依托，一草一木都需依赖台湾和厦门。如果一两个月船只不通，那么不战自败。台湾沃野千里，山海形势，都非同寻常。其地位仅次于福建一省，按理还应当增兵，改设提督并辖五营，才足以弹压。现在兵不增反减，又想把主帅调离到二三百里外的海中，而以副将驻守吗？台湾总兵，如果换成副将，那么水陆两路相距咫尺，两位副将岂能互相谦让？南北两路的参将，只比副将低一级，岂能俯首听命？各人自视甚高，不相统属。万一有事，呼应不灵，贻误边防，谁来承担罪责？澎湖到台湾，虽然只有二百多里，顺风扬帆，一天可到。如果天气不佳，台风接连不断，十天甚至几个月，都无法渡海。台湾的各种机宜，鞭长莫及。用澎湖总兵遥控台湾，犹如抓住牛尾的一根毛想控制整头牛，即使有孟贲、乌获那样的力气，也毫无用处。这跟放弃台湾有什么区别？台湾一旦失去，漳州、泉州首先糜烂，而闽、浙、江、广四省，都寝食不安。山东、辽阳，都会有边患。我庸愚无知，认为这块土地，万万不可舍弃。如果遵照部议执行，必定贻误边防。我杞人忧天，心中如焚。不仅仅是为家乡和自身安危考虑，只希望宽恕我的狂妄无知，并赐示明示以解疑惑。

译覆制军台疆经理书代

蓝鼎元

接到上级官府的公文。其中列出台湾地区治理的十二条事宜。充分显示出未雨绸缪的远见，为台湾百姓谋划善后之策。我们自当遵命，依次推行。但也有心中未能完全通达之处，不得不提出疑问和难题。台湾是海外天险之地，其治乱安危，与国家东南大局关系极为重大。那里高山绵延百里，平原广阔万顷，船只往来，四通八达。对外，日本、琉球、吕宋、荷兰、暹罗、噶吧、安南、西洋等各国，一叶扁舟即可到达；对内，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辽阳等地，简直如同邻居般亲近，门户相通，足以作为国家的屏障。不像寻常岛屿那样，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值此寇乱风灾之后，民生凋敝，与原本富庶的面貌大不相同。然而风俗依然多有浇薄恶劣之处，奸邪之人尚未完全悔改。法网太密则伤人，法网太疏则犯法。治安的政策，应当严厉而不宜宽纵；对于将要安定治理的百姓，应当保持宁静而不宜扰动。恭读上级指示，凡是叛逆起事的地方，应将房屋全部烧毁，人民全部驱逐，不许往来耕种。阿猴林山道路四通八达，大树丛生茂密，宽长三四十里，从事抽藤、锯板、烧炭、砍柴、耕种的人很多，也应全部撤回。篷厂全部烧毁，防患于未然，拔除祸根，考虑得极为周全决断。我们反复思考，一人谋逆，九族都被诛杀。乱贼居住的地方，即使使其变成废墟也可以。只是起事的地方不止几处，这几处的百姓，不下数百家，那么也有值得忧虑的地方。人情安于故土，不轻易迁移。既然已有田地房屋，妻儿老小，环绕聚集耕作。一旦驱逐搬移，不能普遍给予他们谋生的凭借，那么就没有房屋可住，没有田地可耕，失业流离，必然成为盗贼。这是第一点忧虑。那地方既广阔又富饶，适宜种田建房，可以容纳百姓养育民众。如果将其空置，无人镇守，那就是把它丢弃成为贼寇的巢穴，让奸邪之人便于出没。这是第二点忧虑。此前台湾，谁不是贼寇？除了国公、将军之外，伪镇不止一千多人。现在杀不完他们，都仍然安居乐业。却唯独对靠近贼寇村落的人，田宅全部摧毁，驱赶村民使其流离失所。贼寇的罪过，比做贼的人更重。这是第三点忧虑。台湾寇乱虽然起于山间，但在郡城中居住的占十分之九。如果因为贼寇而放弃土地，那么府治首先就无法存在。况且琅峤并未发生贼乱，虽然地处极边，其广阔富饶程度是罗汉门的十倍，现在耕作的有数百人，汉人与原住民相安无事，已成为乐土。现在无故想要摧毁他们的居所，断绝人迹往来，那么官兵断然不肯冒险远行，进入百余里无人之地巡逻。如果有匪类聚众出没，更没有其他人可以报信。这是第四点忧虑。锯板抽藤，是贫民衣食所依赖的。加上采集木料，修理战船，是军务所必需的。而砍柴烧炭，更是人生日常不可缺少的。暂时清理山林是可以的，如果想要永远禁止，那么流离失业的人，又将不下千百家。势必耽误造船工程，而且全台将有断炊之患。这是第五点忧虑。疆土既然开辟，只有日益扩展，没有日益收缩的道理。台湾在宋元以前，并没有人知道。到了明朝中期，太监王三保船队下西洋，遭遇风暴才到达这里。不久海寇林道干占据此地，颜思齐、郑芝龙与倭寇占据此地，荷兰人占据此地，郑成功又占据此地。国家初设郡县时，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不到四十年，而开垦迁徙的民众，延伸达二千余里。糖谷的利益冠绝天下。再过四五十多年，连内山山后野番不到的地方，都将成为良田美宅，万万不可遏制。现在却想让现有的村落，废弃成为废墟，设立严厉禁令，断然不能做到。这是第六点忧虑。从前诸罗县令周锺瑄有清理革除流民，以大甲溪为界的请求；凤山县令宋永清有建议放弃琅峤的详文。现在北到淡水鸡笼，南到沙马矶头，都欣然向往，争相奔赴。即使想要限制他们，怎么能限制得住呢？我们愚昧的看法认为，人没有天生的良民与匪徒，加以教化就会驯服；地没有绝对的美与恶，加以治理就会变好。不如增加兵力设置防务，广泛允许开垦。地利用尽，人力齐备，鸡鸣狗吠相闻，即使有盗贼，也将没有藏身逃匿的地方。何必因为噎食而废食，才算是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呢？现在私下建议在罗汉内门中埔庄设置汛防兵三百名，由一名千总驻扎在那里。琅峤也设置一名千总，兵三百名，控制扼守极边一带。除了三六九期操演之外，允许他们自备牛种，就地屯田，作为额外收入。虽然险远，但官兵觉得便利。槟榔林在平原旷土之中，杜君英出没，庄屋久被焚毁。附近村落，人口稠密，星罗棋布。距离下淡水营内埔庄汛防不远，无需再议。至于各处乡民，想要进入深山采集树木，或者令家甲互相担保，给予腰牌，不许胥吏索取牌费，一分一厘。听从他们的便。恭读上级公文关于添设防务的制度，应当迅速议定，以便上奏回复。全台共计增兵三千六百名，必须请旨额外添设。从内地各标营，分额招募，按班次来台。如往例三年一换。这样内地不至于空虚，没有顾子失母的弊端。诸罗地方辽阔，鞭长莫及。应当划虎尾溪以上，另设一县，驻扎半线，管辖六七百

译里。鹿子港虽然口岸险要，距离半线仅十五里，不必再设置巡检，将巡检设在淡水八里坌，兼顾鸡笼山后。笨港设置巡检一员，将典史移归诸罗县治。南路凤山营县，虽然地处海边偏僻之地，不如下埤头那样是交通要道，但控制扼守海口，打鼓、眉螺等港口，是匪类出没的重要区域，应当保持原状，不可迁移变更。增设凤山县丞一员，驻扎搭楼，稽查阿猴、林笃佳等地，弹压东南一带山庄。下淡水巡检一员，不许调离郡城，仍令其驻扎下淡水，稽查淡水以南各庄以及各海口。台、凤等各县，各训练乡勇五百名；在外县的县丞、巡检，各训练乡勇三百名。无事时让他们回归田间耕作，有战事时则拿起武器，乡村各自防守，人人都是士兵。

译这是万全之策啊。恭读宪台的檄文，指出军营操练应当勤加训练，虚报冒领的旧弊应当革除，塘汛分防应当变通处理。这三点都极其切中当时的弊端。有士兵却不训练，与没有士兵相同。士兵不能领会将领的意图，将领不能了解士兵的情况，这就叫做乌合之众。兵器与手不熟练，手与心不协调，这就叫做生疏。我每次告诫谕示台属各标营，规定在三、六、九日按期操演，三令五申，如同面临大敌一般。又为此捐资制造账房、枪炮、火药，以满足其使用需求。那些分防在外汛的士兵，大汛每处驻守一二百人，也令其按期操演，查足器械。塘兵专门负责传递公文，人多无益，每处塘只定三名。小汛的士兵，不超过数十人，分为两班，前往就近的大汛操演，不许懒惰。有操期不到者，在大汛记名，逐月造册上报查核。又不许无故擅自离开汛防。凡有逃亡事故，立即报告内地调补，不许在台招募一人，以免滋生弊端。违者参劾革职员弁，务必使各地都是实兵，士兵都可用。此前虚报冒领军粮的弊端，已全部廓清。唯独将弁书识这一项，未能遵谕革除。因为武人中不读书的多，很少亲自执笔写字，而兵马钱粮、文书册籍，不能完全凭口说。况且自古军中识字，名将也不废弃。如果用人却不给粮饷，情理上也不甚合适。我不揣愚昧，妄自斟酌商议：台镇中营游击，及各营守备，应各给予书识八名；外营游击各六名；千总、把总虽是微员，也不可全无一字，应各给予书识一名；水师副将、南北二路参将，各给予八名；总兵书办十六名。使得粗略足以备具文书，不至于像从前那样冒滥。将伙粮全部禁革，也可以说是节俭到了极点。台地缺少马匹，无法壮大军容且资助攻击。现在拟定镇标三营、城守一营，各设马兵六十名；南路、北路二营，各设马兵八十名；共马四百匹。即在添设三千六百兵额的数额之内，请旨配拨。先自内地带马来台，以后换人不换马。若有倒毙，才就在台地孳生买补。有时孳生不足，也向内地采买以来，则无苦累民番之处。恭读宪檄，除奸务尽，附和倡乱之徒，非胁从可比，应将党恶创惩，黥其左面，连同家属押逐回原籍，拘管稽查。又承列单开出名数，深得火烈民畏、鲜死之义。台网久漏吞舟，百姓不知国法为何物，安逸而思为乱阶，甫平而又图复起。续获诸贼，我等在军前权行专擅，竿首于街，使莠民丧胆。其潜通奸匪、附和接济之人，照宪檄处分，押回原籍。惟是黥面虽羞，毕竟敷药即去，似不如馘耳之不可复续，较便稽查。其五月间旧贼，已散为民者，非奉宪行，及他有所犯，不问及。所以开更新之路，使安静而不自危也。恭读宪檄，要口设备，议建鹿耳门城，水陆分守。窃谓鹿耳城，止用修筑，不必从新建造。其港暗礁浅沙，渺茫纡险，非有显然门户可以遵道而行，故须设立荡缨标记，指引迷途，毫厘偶差，立见虀粉。虽不建城，固亦未易入也。前此癸亥平台，海潮骤涨，巨舰连而入。今夏大师进剿，潮水亦高数尺，皆赖朝廷洪福，海若效灵，游魂丧魄，夫岂城之故哉。且台贼多自内生，鲜由外至。倘贼来自外，则郡治兵将云屯未易侵扰。若賊起自内，虽隆之城至于天，非徒无益，反为漳泉内地之害。职等所见不广，以为因仍补葺，厥功已多。此刻物力困惫，俟他日另议可耳。郡治栽竹為城，价廉工省。职等谨遵宪檄，会同勘度地势，环万寿亭春牛埔，将文武衙署、兵民房屋、沿海行铺，俱包在内，种竹围一周，护以荆棘。竹外夹道宽三四丈，削刺桐插地，编为藩篱逢春发生，立见苍茂。刺桐外开凿濠堭，但台地粉沙无实，土浅则登时壅淤，深则遇雨崩陷，多费无益，止可略存其意，开濠广深六七尺，种山苏木濠内，枝坚刺密，又当一层障蔽。沿海竹桐不周之处，筑灰墙，出地五尺，高可蔽肩，为雉堞，便施鎗。开东西南北四门，建城楼四座，设桥以通来往，量筑窝铺十二，以当台。如物力不敷，城楼未建，植木栅为门两重，亦可暂蔽内外。三年之后，丛生茂密，虽未及石城坚好，然亦已牢不可破矣。郡县既有城池，兵防既已周密，哀鸿安集，匪类革心，而后可施富教。而台湾之患又不在富，而在教。兴学校，重师儒，自郡邑以至乡村，多设义学，延有品行者为师，令朔望宣讲上谕十六条，多方开导，家喻户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转移士

译移风易俗，这又是当今的紧急要务。

译台湾保甲责成乡长书代

蓝鼎元

台湾疆域辽阔到了极点。台湾百姓不驯服的情况特别严重。这都是因为内地作奸犯科的人，逃亡聚集在这里。他们怀着豺狼之心、野性难驯，到处嚣张跋扈。近来北路盗窃抢劫之事频繁听闻，这种细微的趋势，逐渐发展下去不可放任。如果防汛照管不周全，真的会有顾此失彼的祸患。加上班兵从远方新来，对良民与匪徒的情况、路径要害，都生疏而不能熟识。延平、建宁、汀州、邵武、福清、兴化、宁化等地的兵丁，语言都不相同，不能细致侦察秘密探访，就像方榫圆凿那样不相容。即使有两千协防兵，尚且不足以应付各种措施，何况又有被调回的危险。茫茫千里，星星点点的塘汛，不用说移镇澎湖，必定会导致倾覆；即使驻守台湾，也难以高枕无忧。所期望的是一两位贤能的文职官员，振奋精神，以实心推行保甲的实政。家家户户，自我清理革除弊端，使盗贼无从产生。联络声援，守望相助，如同常山之蛇，击打头部则尾部响应，击打尾部则头部响应，使盗贼没有立足之地。即使不设立官兵，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如今保甲之法，长久以来已被视为具文，没有人肯实心料理。而署理事务的各官，又都有五日京兆（短期任职）的心态，推诿给后人的意思，真是无可奈何啊。团练乡兵，也是平定盗贼的一种方法，但实行起来不容易。如果只是虚应故事，那就和保甲一样。鄙人愚见认为，作贼可以欺骗官员，不可以欺骗百姓；能避开巡兵，不能避开乡里。不如顺应这种形势来防范。在各县各乡，推举一位干练勤谨、有身家顾惜、知廉耻的人，让他担任乡长。就他所辖的几乡，做到家喻户晓，联合守望相助之心。给他配备游兵，以供奔走使令的差役。如果有一家被盗，那么前后左右，各家一齐出动救援，堵截各处要口，务必协力擒获。另外设立大乡总一两人，统辖各乡长，督率稽查，专一责成。如果乡长有生事扰民、纵容奸匪、缉捕不力、救护不齐等弊端，由大乡总稽察上报。如果有失察，一同治罪。这样虽然没有乡兵的名义，但众志成城，不亚于有乡兵的实际。现在拟定台湾中路，设乡长六名；南路凤山，设乡长十二名；设立大乡总两名分别统辖。每乡长一名，准许给养游兵四名。大乡总一名，给予外委千把总的衔牌，以荣耀其身，准许给养游兵十名。游兵的名粮，每月银一两，米三斗，从官庄内拨出支给，作为赡养的费用。计算三县游兵一百四十名，每月支银一百四十两，米四十三石二斗。三县乡长，共二十六名，大乡总四名，应该给养廉银多少，由宪台酌量定夺。他们的工食，既然都仰赖官府供给，那就和官兵一样，文武都要约束，调遣无敢不从。凡是地方有盗窃抢劫的盗贼，责成各乡长限期缉获，解送官府究办。初限没有缉获，拘禁游兵拷打责罚。再限没有缉获，乡长罚扣月粮工食，戴罪立功。三限没有缉获，拘禁乡长本人重惩，大乡总记大过一次。凡是盗贼不能缉获达到三次的，乡长责革，大乡总追销外委职牌，以示惩劝。虽然月粮似乎觉得过重，但为了地方的利益，自然不能顾惜小费。想要节省的话，每名月银七钱五钱也可以，米三斗是不易的。如果没有月粮，他们就会生事扰民来谋食，不仅没有益处，危害更大。况且天下也没有空腹为人办事的道理。必须资助他们的养廉银，才可以责成他们保持清廉操守。大乡总如果干练办公、勤谨，三年没有过犯，有绥靖地方的实际事迹，酌情提拔任用，以示鼓励。我庸陋无知，总是为地方念切，因此思考以人治人的道理，不知道宪台以为如何。

请开台湾米禁疏 雍正四年

浙闽总督高其倬

我查阅省城泉州、漳州二府，向来依靠台湾米来救济百姓食用。自从朱一贵叛乱后，巡台御史担心米粮运出接济洋盗，又担心听任百姓搬运，以至台湾米价腾贵，或者生出事端，于是禁止不许过海。泉州、漳州的百姓，有米无米，在所不顾。不知道台湾地广人稀，所产出的米，一年丰收，足够供应四五年的食用。百姓用力耕田，固然是为了自身食用，也图卖米换钱。一旦禁止，那么囤积的米，就废弃无用。既不利于台湾，也不利于泉州、漳州。究竟泉州、漳州的百姓，势不得不买台湾的米；台湾的百姓，也势不能不卖米。查禁虽然严厉，不过是徒然产生官役索贿私放的弊端。我查开通台湾米禁，其益处有四点：一是泉州、漳州二府的百姓，有所资藉，不苦于缺乏粮食；二是台湾的百姓，既不苦于米积无用，又得到卖售的利益，那么垦田就会更多；三是可以避免泉州、漳州、台湾的百姓因米粮出入的缘故，遭受胁迫勒索的累赘；四是泉州、漳州的百姓既然有了食米，自然不搬买福州的米，福州百姓也稍微免除匮乏的担忧。至于开通米禁有须防备的地方有两点，也不可不详加考虑。其一恐怕泉州、漳州的百姓，任意搬买，或许导致台湾米价昂贵。查台湾一年丰收，足够供应四五年的食用，此后应当在冬收之时，详加确查。如果台湾丰熟，就开放米禁；倘若年成歉薄，就禁止

译贩卖。虽然年景稍好，但一旦偶有米价昂贵的情形，臣也会随时查禁，必定不敢疏忽而酿成事端。其一，担心买米的船只接济洋盗。查海洋之中，抢劫米粮为盗的人很多，而购买米粮为盗的人确实很少。福建地方历任官员，既然对此事过分担忧，臣也不敢不在此处详细周全地防范。此后，泉州、漳州百姓前往台湾买米的，都令其在本地官府申报，说明欲往台湾购买多少米，运往何处贩卖，取得联保文书，详细上报臣等衙门。随即飞报台湾，以及所售卖的府县，两地共同稽查。如果有未到的，即视为偷卖，必定严惩联保人，查出本船人员，依法从重处置。如此查防，自然不至于接济洋盗了。

译请求开放台湾百姓携带家眷禁令的奏疏 乾隆二十五年

福建巡抚吴士功

窃以为我朝德威远播，四海之内，共同沐浴皇恩。如台湾府所属的一厅四县，归入版图将近百年，早已成为安乐之地。居住在那里的人，都是福建、广东沿海州县的百姓，起初都是春天前往耕作，秋天收获后返回家乡。后来海禁逐渐严格，一旦回去就不能再前往。那些主业在台湾的人，既不能抛弃田园，又不能搬移家眷，如果另娶番女，恐怕会滋生祸害。经升任广东巡抚的鄂弥达上奏，凡是有妻子儿女在内地的，允许呈报清楚发给执照，搬眷入台，编入保甲成为良民。人人都有家庭的牵累，谋生的念头迫切，自然无暇做坏事。再让地方官员好好安抚教化，他们就会感激振奋，安生乐业。随即经商议执行在案。后来在乾隆四年，前任总督郝玉麟认为流寓民眷都已搬取，即使有事故迟延，也所剩无几，请求停止发给执照。接着在乾隆九年，巡视台湾御史上奏，认为内地百姓，有的听说在台亲人年老体衰，想来侍奉；有的因内地孤独无依，想来投靠赡养。无奈条例有明确禁令，因而甘愿触犯偷渡的罪过。不法的船主和奸诈的船夫，将船驶至外洋，如果遇到荒岛，谎称已到台湾，催促乘客登岸。荒岛人烟断绝，坐着就会饿死。不久洲上潮水上涨，性命尽归鱼腹。因为碍于申请执照的困难，导致有丧命之事，请求仍允许携带家眷。经部议令该督抚确切查访定议，都如所奏。于是十二年，总督喀尔吉善又因前奏未定年限，恐怕滋生弊病混乱，请求定限一年之后，不准给照。自此停止以来，到现在十多年了。凡有渡台百姓，禁绝往来，不能搬移。现在汉民已超过数十万，那些父母妻子身居内地的，正复不少。以往单身过台的，如今因开垦田地，足以维持生计了；以往年幼无知的，如今已少壮成立，置有田产了。如果抛弃他们回去，就失去了谋生之路；如果置父母妻子于不顾，更非人情所能安忍。所以他们思念父母，眷恋妻子，希望娶妻成家的隐衷，实在不能自制。以致迫不得已，甘受奸诈船夫的愚弄，冒险偷渡，百弊丛生。

查乾隆十七年，原任台湾县知县鲁鼎梅编纂县志说：内地穷民，在台湾谋生的有数十万，他们的父母妻子，生活缺乏资财，急切想要赴台投靠赡养。受限于条例禁令，贿赂船户，顶替水手姓名，用小渔船夜间载出港口，私上大船抵台。又有渔船乘夜接载，名叫“灌水”。经汛口觉察，奸诈船夫按律问罪发遣，固然刑罚得当，而被杖责驱逐回籍的百姓，房屋抛弃，器物一空。更有客船勾结熟悉水性的积匪，用湿漏的船，收载数百人，挤入舱中，将舱封钉，不让人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尔遇到风涛，全部葬身鱼腹。快到岸时，怕被人发觉，遇到沙洲，就欺骗让人出船，名叫“放生”。沙洲尽头，距离岸边尚远，走到深处，全身陷入泥沼中，名叫“种芋”。或者潮流正好上涨，随流漂溺，名叫“饵鱼”。穷民迫于饥寒，不顾行险，相继陷入陷阱，说来痛心。

臣想愚民被害，奸诈船夫肆恶，这些言论确凿有据，与乾隆九年巡台御史原奏不谋而合。该县知县身在台湾，见闻自然确切，记载于县志，考订并非虚妄。臣任职一年来，暗中查访，实属确有其事。然而终究没有因陷溺而告发的，是因为事在汪洋大海，人迹罕至之地。被害者已经没入波涛，侥幸免死的也因自己触犯禁令，不敢控诉。所以偷渡禁令虽严，而偷渡者接踵而至。臣与总督先后令查拿，或偷渡未成而被抓获，或出港遇风而返回。计算一年之中，共盘获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妇九百九十名，其中溺毙三十四人，其余均经讯问明白，分别递回原籍。已经发觉的尚且如此，那些私自过台，在海洋被害的，恐怕不知有多少。

伏念内外百姓，都是朝廷的赤子。以往在台湾为匪的，都是单身无赖。如果安分良民，既已报垦立业，有父母妻子的牵恋，有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辛勤，必定顾惜身家，各自思虑保全聚集。这就是从前督抚诸臣，之所以屡次有给照搬眷的请求。等到奉准执行，过台之后，也没有家眷滋事生事的。百姓少有土著，则有离去的念头；人有家庭，各自谋求长久安定的计策。现在因为良民搬眷，就禁止奸民偷渡，致使在台者困居旅店，常怀内顾之忧；在籍者怅望天涯，不免向隅而泣。因此内地老幼男妇，孤独无依之人，迫切想要投靠赡养，竟至铤而走险，毕命波涛，这不是能够仰体皇上如天之覆、一视同仁的仁爱啊。

条陈台湾事宜状 雍正年间

台湾知府沈起元

卑职既无知识，初到台地，见闻未广，无可以仰佐高深，何敢妄置一喙。只是有不忍不言，不敢不言者。

译恳请大人宽恕我的狂妄轻率，体察我的愚笨真诚，我将不胜感激。关于偷渡禁令，不得不重新谋划。其中既有绝对不可禁止的情况，也有绝对不可不禁止的情况。若用现行的法律来处理，则两方面都会失误。

那绝对不可禁止的，是漳州、泉州内地那些无依无靠的百姓，他们无田可耕，无工可做，无食可觅。一旦到达台湾，往上可以致富，往下可以温饱。无论是农业、商业、手工业，还是各种技艺，按劳取酬，比起内地大多成倍增加。如果硬说“你应当坐以待毙，不要外出求生”，这既不符合做百姓父母官的道理，况且有的亲戚兄弟已在台湾成家立业，这边需要人手帮忙，那边可以依靠他们生活。合则两全，离则两伤，这是绝对不可禁止的。

那绝对不可不禁止的，是那些在海外作奸犯科的坏人，动不动就渡海，在内地他们是漏网之鱼，在台湾他们则是养奸之所，这是绝对不可不禁止的。

法律应当只禁止奸民的偷渡，而不应当禁止良民的渡台。而且必须允许良民渡台，然后才能禁止奸民的偷渡。为什么呢？要禁止奸民，必须施行重法；而想施行重法，就必须区分奸民与良民。现在却不是这样，只禁止偷渡，奸民与良民混在一起，怎么能一概施以重法呢？不得已只能用杖责驱逐回原籍的方法处理。即使有奸匪，台湾方面无法分别，也将从轻发落。那么对奸民来说，这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

百姓渡台，就像水往低处流，奔涌而下。想用轻法来阻止，就像用手去阻挡崩塌的堤坝，必定不能成功。用轻法连阻止良民渡台都做不到，更指望它来阻止奸民渡台吗？沿海内地，到处都可以登船；台湾的沙洲澳口，处处都可以登岸。这是汛口官兵无法查缉的。即使每天处罚几个官员，也无补于事。力量不能禁止，却只让那些偷渡的良民遭受死亡沉溺的惨剧，承受流离失所的痛苦，已经到了不忍言说、不堪言说的地步。而偷渡的奸民，仍然把台湾当作逃避罪责的巢穴。今天驱逐他们，明天他们又来了。这将导致盗贼充斥，奸匪横行，其祸患恐怕难以言表。

必须允许良民渡台，然后才能禁止奸民偷渡。仍照前任道台吴某的提议，凡来台湾者，令内地州县查明有无犯罪记录，取得族人的担保，发给执照来台入籍，不要让吏胥阻挠。这就像开一扇正门，等待善良百姓步入。那些作奸犯科、州县不准给照的人，只能出于偷渡，然后抓获他们施以重法。这样奸民就无法混淆，良民也能安居乐业了。

如果说渡台的人就不是良民，或者即使是良民，台湾也必然不能容纳太多人，以防后患，这大错特错。如今台湾的百姓，都是闽广的流民。听说当初那里民风最淳朴，近来稍显浇薄，但终究还是畏法易治。所谓的奸匪恶少，也就像一升谷子中混杂的几粒坏米而已。只要好的官员加以整顿剔除，就会好转。这在内地也是如此，并非只有台湾如此。况且人乐生恶死，原本有同样的情感。让他们家庭安定，农民商人安居乐业，即使驱使他们作乱，也没有人跟随。如果认为人多可虑，那么台湾现在的人也不算少。即使内地的人，又有什么不可虑的呢？渡台禁令开放，台湾的人未必就会立刻增多；渡台禁令严格，来台的人也未尝减少。昨天听王镇说，近日台湾百姓比以前增加了好几倍。大概因为不禁止渡台时，农工商贾来去自由；自从禁止之后，一去就不能再回来，所以来的人不敢再离开。因此禁令越严，人反而越多。这是王镇根据阅历所说的话。可见今天的渡台禁令，对国计毫无补益，却只危害百姓，绝不是长久之道，这是显而易见的。

总因为此前台湾发生变乱，只是因为居官者撤除了武备，破坏了法纪，平时千方百计酿成祸乱，临变时仓皇失措。事败之后，深深讳饰原因，于是改换说辞，不责怪上级而责怪下级，认为是流民造成的。台湾百姓如此可怕吗？事事都采取因噎废食的策略，岂不令人叹息！

如果向皇上历陈原委，知道当时台湾变乱的原因在于无兵而不在于有民，在于无官而不在于民多。现在只应当选择治理百姓的官吏和养育百姓的方法罢了。那么我天子神圣，必定心中豁然开朗，不肯为无益的禁令而忧心忡忡了。至于搬眷的说法，更在宪台洞悉之中，不必卑府多言了。

另一条是：调任的新命令太急促了。

译台湾地处海外，重洋阻隔。六年才轮换一次官员，确实太远。因此蒙宪台提议改为三年轮换。承蒙皇上体恤臣下，无微不至，下旨改为一年轮换。这真是旷世之恩。然而卑职认为，若要治理得好，非长期任职不可。三年考核政绩，是千古不变的良法。况且台湾此时正需要精心治理。因为台湾的规章草率，不同于内地。内地的规模，承袭历代文明治理的成果；而台湾自本朝开拓疆土以前，尚属荒蛮之地。起初趁着郑氏残余势力苟且行事，六十年以前，在此为官的人，只把它作为贪污奢侈的资本，没有治理地方的实际措施。所以赋税徭役不均，疆界未定，城墙栅栏未建，对番族和汉人的处置无法可依，上下苟且偷安。幸而熟番质朴不扰民，生番愚钝无知，所以容易治理。至于今天，土地日益开辟，人口日益增加，熟番的知识日益开化，生番的气息逐渐相通，正需要廉洁干练的官员来治理此地，可以将流民转化为土著，将熟番转化为汉人，将生番转化为熟番，均衡赋税徭役，划定疆界，治理城邑，以保障海滨一带的内地安全。此时最为紧要。然而期望达到大治，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才，不到三年也不能见效。虽然蒙圣恩周详，先令其学习半年，但可学的只是公文案件而已。至于为政之道，在于其人。人各有心，心各有志。追求名声的人有喜欢立功求进的心思，追求利益的人有刻薄苛敛的手段。即使有真心为国为民的人，意见也各不相同。一番轮换，必然改变做法，下属不知该听从谁。而且人安心之后才能处理事务。现在一年之后，头绪刚理清，官员已有离任之想。做官的预知自己的功业不能完成而意志消沉，下属预知命令不足以遵从而人心涣散，没有不日益草率苟且的。这是固有的道理，必然的趋势。此事关系地方甚大，奏明后仍以三年为率，而以半年为协理学习的期限，地方幸甚。

一、水师偏裨不宜用闽人。向来台湾兵卒，大多骄横懒惰成风。近日行伍人数充足，约束颇严。然而听说各路分防的将校，终究有不能严加约束的。探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将领如果是闽人，那么部下的士兵，不是他以前的同伙，就是同乡亲戚朋友。在提督、镇守等大员，地位尊贵势力重，可以弹压。若是参将、游击以下，地位相近，关系密切，握手相对，同居无猜，除非犯下大错，谁不姑息？习以为常，渐渐不能制约。闽海水师固然非闽人不可，至于将校，似乎仍适宜由外省人统领。即使如江浙粤东之人，也能熟悉水道。易地相制，那么将校可以依法绳束下属而无所顾忌，士兵自然严格奉行约束而无敢怨怼。这也是改变积习的微妙权宜之计。

以上三条，卑职不揣愚昧，私下认为是台湾至为紧要的事，所以不计可否而妄自陈述。请宪台裁择。

治台湾私议 雍正年

台湾知府 沈起元

台湾这片土地，自开辟以来，几乎千万年，无论是不入版图，即使是《淮南子》志怪、《山海经》记异，也未提及。自明朝时郑贼潜伏于此，引来红毛（荷兰人），明末郑贼更占据此地称乱。直到我朝剪除祸患，台湾才纳入版图。数十年以来，七百余里重洋，遂成为内湖。哨船商船，如同游弋内港。糖粟之富，甲于福建。形势之壮，屹然成为东南七省的屏障。自台湾纳入版图以后，滨海之地烽烟永息，关系极为重要。那么治理台湾的人，能不随时度势，绸缪整顿，做万年不拔的打算吗？考察台湾纳入版图，正如同洪荒初辟，章程制度草率未立。而六十年以前，在此为官的人，因循废弛，既所不免。到朱一贵变乱之后，震动朝廷，地方大臣不敢将致乱的原因据实陈告，只是采取因噎废食的办法，禁止官府携带家眷，禁止民户搬眷，禁止内地百姓渡台，裁减道标守兵，以为这样可以久安长治了。多么荒谬啊。起元来代理府事，共四个月，遍览山川形势，番汉情形，感叹其幅员广阔而控制之道未备，膏壤众多而治理之术未详。兵吏遥远，地广人稀，以致生番不时出没，奸民间且生心。深思远计，今日治理台湾的人，宜分文武驻防，扼守山海形势，体恤熟番而安抚生番，招徕流民而尽地利，重视文吏之权，确定考绩期限，数年之后，方有可观者耳。

一、台湾的治理宜防山而不宜防海。在过去伪郑窃踞此岛，如釜中之鱼、楯上之猪，惴惴不安，朝不保夕。人民未聚集，田土未开辟，寄宿于海滨片土，只担心我朝大兵进入。所以聚集其同类，聚处海滨，以台湾县一席之地为居室，以安平镇为门户，鹿耳门为扼塞，重兵猛将，都聚集于此。在南则防打鼓山，在北则防鸡笼城，都是防备内地的大兵。若今日我朝之

译处置台湾之地，应当有极大的不同。台湾以西，虽然隔着七百里重洋，但实际上是我大清的内湖。海船往来，都是我的同族，本来没有什么需要防备的。即使是红毛、吕宋、咬吧等外岛国家，也都十分微小，震慑于天威，通商贸易，暗中成为属国，都无需担忧。因此，海上是不需要设防的。真正需要防备的是山地。山地不仅因为生番出没需要防备，凡是台郡平埔地区内的山地，层层叠叠，偏僻险阻，树木丛生杂乱，溪谷阴暗深邃，人迹罕至的地方，不知有多少。有的甚至与内山相连，如果稽查稍有松懈，奸匪隐匿其中，聚集几十个无赖，树旗歃血，就会图谋不轨。生番造成的危害尚浅，而汉人作乱则难以测度。如从前朱一桂在三角岔、乌山等地，陈三奇在阿猴林，猴完在苃仔林，就是前车之鉴。所以防备不可不严密。然而协镇三营，驻扎在安平；总镇三营，驻扎在台湾；南路一营，驻扎在打鼓；只有北路一营，驻扎在诸罗山，稍微算是居中的地方。其余重兵都驻扎在海滨。而且道、府、县的治所都靠近海边。回头看腹地，东西两面是深险的重山，南北两面辽阔千里。居中控御外部的道理，治理天下与治理一方没有不同。设立县治，布置兵卫，必须占据形势险要之地。现在台湾的兵防堡垒与府县治所，都守卫外部而空虚内部，抵御前方而空出后方，腹心核心之地反而被抛弃而不加考虑。一旦发生意外，敌人有盘踞的稳固，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而我们却从外部进入，仰攻高处，不是太失策了吗？在国家刚得到台湾时，也因为人口尚未聚集，田地尚未开垦，可以居住耕种的地方，只有台邑周围方圆百里的土地。所以设置壁垒，设立府县，都沿用伪郑的旧址，就在那里营建官署，作为官府驻扎之地。现在圣教日益广布，户口日益繁多，田地日益开垦，南自郎峤，北至鸡笼，绵延一千七百余里，都是人烟稠密之地。地广则规模应当远大，防备险要应当严密，利用地形限制敌人的道理，确实不可不讲究。我认为诸罗位于全台之中，背靠高山，面临溪流，形势险要独一无二，应当将府治及镇标三营迁到这里，以控制南北。这样之后，中枢权柄之势才开始掌握要害。安平一片石，离台邑二十里，不必专门驻扎重兵。应本道及海防厅驻在台邑，将协标两营收编到内地，而留一营在安平，那么鹿耳门虽然是重要关口，也足以稽查弹压，而对外抵御的态势已经具备。南路则应当将凤山县治迁到埤头，那里是居民聚集、行旅往来的要道，以便亲近民事。在下淡水同知设于新围、万丹之间，凡是淡水以东，上至罗汉门，下至海口，所有番汉盗贼之事都归其管辖。南路营参将所属，原有守备一员，应当再增设一员。其一，自凤山以北，阿猴林、观音山之外，淡水以西，沿海一带之地归其管辖；其二，分兵五百，在山猪毛口建营，自枋寮以北，罗汉门以南，淡水以东，沿山一带之地归其管辖。而统辖于南路营参将。这样，那么在重山复水之中，处处有官有兵，可以杜绝生番的出没，消除山匪的奸心，而南路就可以无忧了。镇标既然驻扎在诸罗，那么北路一营，可以移驻在半线、沙辘之间，以控制八里岔、鸡笼的汛防，对于耳目也近，驾驭也方便，而北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至于彰化大肚溪以北，幅员既广，田地日益开垦，四五年后，民居稠密，必定应当再设一县。议论的人想在蓝张兴庄、鹿仔港、南嵌、奇武子社旁边，增设巡检四员，以弥补大员所不及之处，这种说法未尝不可。但小官虽然多，不足以依靠。

译第一，台郡荒芜的土地适宜开垦而不宜废弃。即凤邑沿山一带，宽约二三十里，长达百余里，与台邑罗汉门内层峦叠嶂、泉水甘甜、土壤肥沃的地区相连，可以耕种和植树的地方，可达数万顷；可以引水灌溉的渠道，不下数十条。而北路四五百里肥沃的土地，更是绵延无际。如果全面教导百姓开垦，可以救济数十万穷民而绰绰有余。这是上天设置用来救济福建百姓贫困的。但开垦之事，县令事务繁杂，适宜专门委托给南北两路的同知，让他们兼任水利和捕盗的职衔，并让他们清理划定地界，管理水利。清理划定地界时，应当采用限制田产的法度，存有体恤番民的意图。为什么呢？因为土地都是番地，过去番民人少而不能耕种，也愚昧而不知道耕种，吃饱之后，丢弃土地而不爱惜。所以往往用数百甲的土地，只卖得几十两银子就出售了。以至于近日平埔社的番民，虽然也能耕作，却已经没有一寸土地可以耕种了。官府如果不为他们着想，日后番民生路断绝，也担心会激起祸患。所以凡是开垦荒埔，必须斟酌番民生息的土地，能耕种的，就划分土地教他们耕种；不能耕种的，按甲数补贴他们的赋税。这是体恤番民的重要策略。至于汉民开垦，向来申请开垦时，混杂着以西至海、东至山为界限，一纸呈请，多达数百甲而不设限制。业户招集佃户，又私自广泛开垦，导致欺瞒隐漏日益严重，田亩不清。而且一个业户包垦的土地既多，所招来的佃户，又不问其来历。耕作之时，一个庄子有几十人，或几百人，收获之后，忽然散去。他们是否是奸匪，业户也来不及知道。户籍难以清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况且所垦土地既多，田地不耕不种，只知道广种薄收，不知道深耕细作。农工的懒惰，也是由此产生的。所以将来开垦必定适宜采用限制田产的法度。如一人一牛申请开垦，十甲之内不允许混杂呈请广泛开垦。这样才可以杜绝豪强的兼并，普及恩惠给穷苦百姓，清理疆界而杜绝欺瞒隐漏，屏除游民而鼓励劳作。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度了。至于治理水利，台地溪泉，大的有几十条，小的不计其数。过去因为溪道迂回浅窄，所以水发时就有泛滥四溢、冲毁田禾的祸患；没有设置堤坝闸门，所以急流直泻入海，就有灌溉缺乏水源的忧虑。因此适宜疏浚使其加深，多开旁支，调节高低，以引水到田间；修筑堤坝来蓄水，开设斗门来泄水。这样就可以获得灌溉的利益，可以杜绝冲毁的祸患。水成为利益而不成为灾害，没有水旱的忧虑，而一年两熟的谷物，可以接济。漳泉两郡的百姓，永远没有粮食匮乏的祸患了。

第二，归化的生番适宜结其人心。熟番固然极其驯服朴实，关键在于有司视同赤子，以恩恤为主。即使生番偶尔成为百姓的祸害，其中粗犷强悍的人，也只是像虎狼一样性情与人不同，见人便搏噬，却没有争夺计谋。他们畏惧汉人也非常厉害，兵防稍严，就逃窜隐藏都来不及。至于归化的生番，如内悠六社、大武八社、水连沙十五社、磈垒番内的加泵社（加者，野也），这些人虽然强悍，本性原本朴实直率。既然已经归化，就没有二心。每次征讨番众，一经调度，就率先效力。不但不成为百姓的祸害，还能协助剿灭凶番。适宜参照云贵土司的例子，任用他们的土官，奏明皇上，给予冠带俸禄，让他们治理番众，不要成为凶暴之人。与他们约定法度，不得招纳隐匿逃犯。他们更加鼓舞效顺，不特可以使之牢固团结而没有叛乱之心，即使有抗拒教化的人，他们更能成为我们的防御。这应当胜过兵力数倍。俸禄的需要，计算每年花费几百匹布、几百石盐就足够了。我们国家威德远播，日益兴盛，将来生番且逐渐化为熟番，其契机已经发动，其趋势也必然如此。怎么能仅仅以毒蛇猛兽对待他们，就作为长久之策呢？

第三，本道的权力适宜专一重视。台郡重洋阻隔，风汛不时，每当地方有事，动不动就要请示两司，两司请示两院，公文往返，往往需要几个月。一经驳议，往往经过一年。事务的丛杂废弛，一半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台地与内地不同，只有本道熟悉情况，可以随宜裁处。两司在内地，凭遥测耳闻之见处理，所以彼此饬查，往往没有定局。至于词讼命盗等案，审实重犯，固然应该解送院司。而原告、干证、应审之人等，远涉重洋，水陆一千多里，他们的拖累，何可胜道。至于钱粮本来不送解司库，原本系另行奏销。每年核定应协济兵饷多少，派遣官员支领外，征收比对的缓急早晚之宜，也与内地不同。原本不是藩司所能稽查的。我认为刑名钱谷之事，统归本道查审详院定案，不必再经过藩臬衙门。那么一切公事可以随时办理。况且两御史坐镇台地，倘若台道有所缺失，御史可以就近纠察，不必以专擅为嫌。至于海疆重地，文武宜带兵威，才可以资其弹压，缓急可恃。所以向来设立道标之制，自有深意。过去因为台变的原因，认为道标无用，于是议定裁汰。台变之际，难道只有道标无用吗？又怎么能全部废除呢？以皇上用人，今日吏治，而仍用昔年之制，未尝不大有

译补于海疆也。

译查考两任巡台御史，自康熙年间设立，至乾隆中期裁撤。

《条陈闽省利害疏》康熙十二年 总督范承谟

深切思惟古今时势，有常规必有变局；人臣谋划国事，有常法必有变通。如今正值滇南告急，变故仓促发生，一切关乎边疆战事，若有斟酌权宜、可济时变之举，便不能一概拘泥于引经据典之说，以致疏于事前准备，而忽视未然之患。臣暂且就福建目前的情形，向皇上陈述。福建百姓的生计，不是耕种就是捕鱼。自从迁界令颁布以来，民田废弃两万余顷，亏减的正税，约计有二十多万，导致赋税日益短缺，国家用度不足。而沿海的房屋田地，化为盐碱荒地，老弱妇孺辗转死于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剩下的残存百姓，没有产业可安身，没有生计可谋求，颠沛流离，至此已达极点。近来人心惶惶，米价日贵，若不妥善安置，倘若饥寒逼迫而盗心滋生，难以保证他们能一直做良民。我皇上停止海禁，正是万民重生的机会，而福建仍以台寨为界，虽说是展界垦田，其实不到十分之一。况且台寨离海尚远，与其弃置成为盗贼巢穴，不如恢复为民业。如果担心接济和偷渡，这些迁界百姓从前飘流忍死，尚且不肯为非作歹，如今若给予他们恒产，断无舍弃生计而自取灭亡的道理。即使是钉、油、铁、丝、绸、布帛等物，都是奸商巨贾、势豪土棍等有力者所办，穷民也没有这种资本，如何能接济？如果担心逼近沿海，难免遭受寇贼侵掠，海贼可以登岸的地方不过几处，其余都是海潮涌入的小港，时涌时退，不能停泊。若设防兵堵御要害，则寇贼也无隙可乘。设立水师原本是为了控扼险要边疆，哪有抛弃门户而反守内室的道理。如今多事之秋，海逆不无窥伺，恳请皇上允许臣相度形势，应仍旧的照旧防备，应更改迁移的奏请更改迁移，务必使将领不得偷安，那么门户既固，而迁界百姓可以开垦复业，没有资粮资敌的担忧，没有偷渡接济的顾虑，兵既卫民，民不失所，这是抵御外侮、安定内部的要着。从来富国强兵，没有比鱼盐之利更重要的。福建自从禁海以来，利源既塞，因此兵穷民困。眼下青黄不接之际，催征虽频，缴纳仍缓，兵丁缺乏粮食，仰赖协济。各省处处添兵，处处索饷，怎能按期协济呢？如今只请求参照木筏取鱼的先例，允许渔户沿边采捕，每十筏联为一甲，实行稽查连坐之法。遇到开港之时，只许随带干粮，不许多携米谷等物，令就近将领率防兵巡哨，督押渔筏，朝往暮归，仍照编甲次序，湾泊内港聚集一处以便稽查。其采捕之鱼十取其一以充国家赋税，此项钱粮，或接济兵饷，或借给迁界百姓，如有盈余，或存贮备修船只，一举而数善备焉。事如可行，臣即相机设施；如不可行，决不致贻边疆之患。兵饷充裕而国用自足，荒田开垦而流离可安，催征缓和而人心共安矣。

《台湾班兵议》上观镇军石甫文集 姚莹

近来听说大府下达檄文，议论改台湾班兵，召募土著，我私下认为这是过错了。台湾自古是海外荒远之地，明末郑氏窃据，成为闽浙两省及江南的忧患达四十年。康熙时才纳入版图，至今一百三十三载。设立重镇，总领军队，赋予专杀之权，作为东南沿海数十郡的外藩屏障，日本、荷兰不敢窥伺，这是台湾的功劳。台澎一镇，水陆十三营，额定兵员一万四千六百五十六名。从督抚两院、水陆二提督，漳州、江州、建宁、福宁、海坛、金门、南澳七镇，福州、兴化、长福、延平、闽安、邵武六协五十八营，抽调更戍，多的达一千，或七八百，少的仅一百，或数十名。他们到台湾后，又分布散处，每内地一营，分驻台湾者达十数处，极多不过百人而已。不仅三年之中，分起轮班，出营收营，纷纷点调之烦，配坐哨船或西船，重洋风涛，岁有漂溺之患，而且戍台之兵，既有兵粮，又有眷米，岁费十数万，天庾正供，曾不少惜，这又是何所取而必为之呢？曾推究其故，私下见到前人立法定制之善，不可轻易改变。夫兵者凶器至危，以防外侮，先虑内讧。自古边塞之兵皆由远方戍守，不用边地之人，为什么呢？想要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边塞战争之地，得失无常，居人各顾室家，心怀首鼠，苟有失守，则相率以迎，暮楚朝秦，是其常态。若用为兵，虽颇牧不能与守。故不惜远劳数千里之遥，更迭往戍，期以三年，赡其室家，使之尽力疆场，然后亡躯效命。汉唐以来，咸遵斯制。台湾海外孤悬，缓急势难策应，民情浮动，易为反侧。然自朱一贵、林爽

译文、陈周全、蔡牵等逆寇，叛乱屡次萌生。最终没有发生兵变，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害怕遭受显赫的杀戮，不敢有异心。前人还担心他们难以控制，将他们分散安置，交错牵制，用意极为深密。现在如果停止班兵制度，改为招募，那就是让台湾人守卫台湾，这是让台湾与台湾人合一。假设有意外发生，他们首先勾结接应，将帅无法掌控，我担心忧虑会非常大，不忍心说下去了。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

军队是如貔貅般勇猛的力量，必须让他们经常劳作，不能让他们安逸享乐。自古以来的名将，训练士兵，以劳苦为关键。如果平时习惯于安逸，怎么能驱使他们争先恐后呢？所以训练技艺，练习奔走，白天行走在荆棘丛中，夜晚宿营在冰霜之地，寒冷时能赤身裸体，炎热时能穿着厚衣，这样他们的军队才可用。现在军营的训练制度，各有固定的期限，将官操练，视为例行公事。只有班兵出营入营，约束繁琐困难，而且把数十处互不熟悉的人，聚集在一个军营，彼此陌生，操练难以统一。将官害怕受罚，即使想不勤加操练，也有所不能。这是在更换之中就寓含了习劳的意思，再加上贤能的将帅，讲习训练，就能成为精锐之师。如果改为招募，那么日久安闲，有兵和无兵一样。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

军队以勇敢为最高标准，百战之兵，所向无敌，是因为胆气壮盛所以轻视敌人。古代名将训练士兵，平时锻炼他们的胆气，让他们习惯陷入危机而不恐惧，然后大勇才能成就。渡海涉洋，也可以说是危机了。骇浪惊涛，茫茫无边，巨风突然兴起，舵折桅斜，水师披头散发呼喊神灵，船只漂流破碎。大鱼高如山丘，性命轻如鸿毛。像这样的情况，班兵往来频繁，习惯而轻视它，胆气自然加倍。一旦冲锋，箭矢石块，大概不至于畏惧退缩。而且平日熟悉海洋，即使遇到变故也容易往来沟通。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如果改为招募，免除他们涉险，那么怯懦的性格就养成了，遇到危难望风先逃，胆气既无，很少有不溃败的。爱护他们反而足以害死他们，这非常不符合国家养兵的意图。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

然而大府之所以提议改革，也有自己的说法。请一一解释他们的疑虑。第一点说节省糜费。福建兵粮，仅能供给。自从林、陈、蔡三逆军兴以来，各府县运粮赴台，积蓄大半空虚。连年购买补充，尚缺额十数万石。而台湾每年运粮，不能按时到达，各县借动仓粮，垫付兵米，旧积蓄未满，又有新借。各县借口，不免亏空。而且台湾新设艋舺一营，兵米不够供给。所以福建仓储，颇显短缺。如果改班兵为招募，那么内地眷属米这一项，每年可省粮数万石。几年之后，不仅补足，而且有盈余，还可以减少运输，来供给艋舺兵米。这是节省糜费的说法。却不知道内地仓储并不亏于军需，而亏于官吏。军需所缺，历年采买，不难报竣。所担心的是有采买之名，而无买粮之实。等到交接时，辗转抵赖，虚报存仓。至于台湾粮，不过是运期稍迟，虽有借垫，运到即还，何至于亏空。如果艋舺不够兵米，那么台湾也有别的办法筹措，何必贪图节省的虚名，而误百年之大计。

第二点说安置游民。台湾口禁虽然严格，但港汊纷歧，自鹿耳门、鹿港、八里岔三正口外，南路有打鼓港、东港、大港、喜树仔，北路有笨港、五条港、大甲、椿梢、后陇、中港、大埯、乌石港。其他私僻港口，不可胜数。无业之民，偷渡觅食，日渐增多。不是游聚市井，成为地棍罗汉脚，就是结众成伙，肆意做盗贼。缉捕惩治，不胜其众。如果招募为兵，这些人有可资生的途径，也是安置他们的办法。这是安置游民的说法。不知道招募的名额有常，而游民的到来无限。不做兵的，又怎么安置他们？而且这些人惰游无根，小不如意，或者犯法，就逃去无所顾忌。如果管束稍急，又鼓噪生变。一旦奸民蠢动，这些人都是他们的逆党了。况且台湾漳、泉、澳三籍，素来分派，动辄械斗，将官带兵弹压，不是他们的仇家，就是他们的党羽，不更加助长混乱吗？祸患无穷，不待智者而决矣。

第三点说免除烦扰。台湾班兵，三年抽换，往来络绎，则有造册移报之烦。缺额事故，则有补革案牍之烦。台湾防、鹿港、蚶江、厦防四厅，配船候渡者无虚日。内五十八营，外十三营，收营出营者属于途。而且班满出营之后，多不遵约束，纷纷滋事。带兵员弁，既畏如虎狼，地方厅县，更难于治问。如果改为招募，那么诸弊皆清。这是免除烦扰的说法。不知道文书案牍，不过是书吏的劳苦。厅营纷纭，各有旧章可守。如果出营滋事，一个能吏足以安抚。如果担心烦扰，务求安便，这是简民之区所宜讲求，而不是所以施于繁要，况且海外重兵之地呢。

然而由前三者，其害甚大。由后三者，并无所利。我不知道议者何所取，而轻改旧章也。老将言兵，计出万全。

译忠臣为国谋划，期望能长远安定。做事必须权衡利弊，而利益所在之处，弊端也就随之产生，也要看其利弊的大小如何取舍。班兵制度，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推究它的弊端，不过如此。它的利益在于保障整个海疆，如果改为招募制，那么它的害处就说不尽了，而且没有任何利益，可以据此决定是遵从还是违背了。

译覆赵制军言台湾兵事书 石甫文集

姚莹

奉谕旨提及台湾军营的恶劣习气，几乎有魏博牙兵那样的态势。我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台湾地区的深切忧虑，都是告发者夸大其词罢了。自古以来，治理军队与治理百姓不同。军队是凶险的器具，士兵大多粗鲁横暴，驾驭他们的办法，只在于简约和严厉。简约，是指不苛求细枝末节，只责求大端而已；严厉，是指不苛刻残酷，只是信守赏罚而已。虎豹犀象，虽然非常威猛，然而古代有人饲养它们，是因为驾驭得当。马牛犬羊，虽然非常驯服，仆人童子，可以拿着鞭子驱赶它们；壮汉鲁莽，有时会受到蹄角的伤害，甚至重伤致死，是因为驾驭不得法。市井无赖，三五成群斗殴，气势汹汹，老儒生去评判曲直，反而遭受辱骂；路旁的人，袖手旁观私下议论长短，纷纷扰扰没有止息；一个武夫健者，奋起愤怒呵斥他们，这两拨人哄然散去。台湾军营的情势，也不过如此罢了。现在向执事告发的人，不是妇人老儒，就是路旁袖手旁观的人。请让我直言：台湾一镇，水陆十三营，官兵一万四千多人，是天下的重镇。士兵都从内地调来，总督、巡抚、提督、镇守、协守水陆各标共五十三营，漳州、泉州的士兵数量最多。上游各府的士兵较弱，向来无事。兴化一营稍显狡猾，多有不守法纪的行为。最难治理的，是漳州、泉州的士兵。这些人向来勇健，风俗喜好自行其是，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是当兵的。水师提督金门两标尤其严重。前人害怕他们桀骜不驯，将他们分散安置，形成犬牙交错之势，立意最为深远。然而像聚众斗殴、宿娼聚赌、私自运载违禁货物等事，都不可避免，甚至不接受本管军官的约束，不听从地方官的审理。康熙、雍正年间尤其严重。乾隆、嘉庆以后，屡次严加整治，才稍加收敛。这就是兵律、刑律之所以在台湾地区特别严厉的原因。严厉的法令如同迅雷霹雳，不可以经常施行，经常施行则人们侧足不安。所以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然而小事可以松弛，大事不可以松弛。小事是指宿娼聚赌、揽载违禁货物、欺虐平民之类；如果聚众斗殴杀人、不接受本管官员约束、不服从有司审断，则关系到纲纪，必不可宽恕。这是轻重之别。所以治军的人不可不知道简约严厉的道理。不分辨轻重的人不可以简约，不简约的人不可以严厉，不严厉的人不可以树立威信。威信不足则继之以恩惠，恩惠不足则守之以信用。自古名将得到士兵效力的，都是由此而来。现在的治军者，大抵既不知道简约，又不能严厉。有罪而不诛杀，则没有威信；将领不熟悉军官，军官不熟悉士兵，不体恤劳苦，反而搜刮剥削，则没有恩惠；应当惩罚的免罚，应当赏赐的吝啬，则没有信用。这就是命令不服从、禁令不止息的原因。那么认为不值得忧虑的说法有道理吗？回答说：军队值得忧虑且难以治理的是叛变。自古骄兵乱卒，大抵在其本乡，形势便利，易于叛变。如果是客兵，则有溃散而没有叛变，是因为形势不便。魏博的牙兵，都是魏博人，所以敢屡次杀害驱逐他们的大将而不接受替代。如果台湾的士兵都是从内地调拨来的，上游与下游两不相容，兴化与漳州、泉州不相容，漳州与泉州又互不相容，这样他们在军营中常有彼此顾忌之心，必定不敢与将领为难，是显而易见的。况且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出征的有加饷，留守的有眷米，朝廷豢养之恩极厚。如果有变乱，父母妻子先被杀戮，岂会有其他结果呢？虽然台湾地区的百姓大半是漳州、泉州人，而士兵与百姓向来有相仇之势，所以百余年来，有叛民而没有叛兵。然而治军者每每畏惧他们而不敢治理，这是将领的懦弱。况且漳州、泉州的人意气容易激动而不能持久，一人倡导而千百人和应，起初不知道什么原因，等到稍知原因，如果不是有什么极大不愿的，就会松懈。再用盛气势压他们，就像老鼠伏藏、兔子逃脱一样。如同吹猪膀胱，起初虽然很壮，但只要刺一个小孔，就索然无气了。这是漳州、泉州人的性情。漳州、泉州的士兵既已治理好，那么其他就可以高枕而卧了。大抵做官吏而说百姓恶劣的，必定不是好官吏；做将领而说士兵恶劣的，必定不是好将领。现在姑且提出救弊的方法，有三件事：一是小事不问，大事不赦；二是按期实操，每月亲自考核；三是责成千总、把总，不得频繁更换。这样，则宽猛并用而恩威不至于滥施，营伍肃整而懒惰游荡的人不得滋事，责成专一而功过有所归属。这三者至为浅易，而实行起来很难，只有依靠执事之力来主持罢了。

卷八十五 兵政十六 海防下

防海

惠士奇

防御海寇的方法，没有比宋代更详细的了。有海军，有海船，有海道。其海军则有镇江海水军、江阴水军、明州水军、平江许浦水军、建康靖安水军、唐湾水军、池州清溪雁汊控海水军。其海船，则有刀鱼、多桨、凌波、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棹、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等名目。其海道，则有泰州石港、寿春花靥、通州料角、崇明平江南北洋、秀州金山、明州向头等镇。大略如此。而防御海寇的方法，则又有可以详细论述的。大约荆湖的寇贼，凭借山洞作为坚固的据点；江浙的盗贼，凭借海洋作为居所。山洞有溪谷之深，林木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