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七户政二十二漕运中

译在湾、潭瓜儿屯等地，水手们必定各自携带几石私盐，数量有一石、二石、三石不等。然而船主若谨慎且存有戒心，便禁止水手携带，而水手们却往往偷偷夹带，甚至有人典当衣物被褥来买盐。有的趁夜间划小船，有的有护送兵船，便暗中约定好，等到夜深人静时，用绳子将盐吊上去藏好，即使船主也不知道。因此船主经过潭瓜屯时，不给水手发工钱，是担心他们拿钱去买私盐。私盐在天津卫不过每石三钱多，或四钱，到了南京、上江等地，则每石三两、四两不等。因为利润高达十倍，而且本钱微薄，货物沉重却体积小易于隐藏，所以尽管船主禁止，水手们仍趋之若鹜，这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那些自己带盐的船主，又必定要替水手们预留位置。唉，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相互趋附，上百人就像一个人一样，不用告诫就默契配合，不用警示就行动迅速。

译南旺是运河的脊梁。永乐年间在东平州的戴村修筑堤坝，那坝长三十多丈，宽二十多丈，都用石头砌成。抑制汶水不向东流，而全部引入南旺。到了南旺便从中分开，分出十分之四向南流以连接徐州，分出十分之六向北流到达临清。从分水处到临清，地势下降九十尺，设置十七座闸门，从而到达漳河与御河。从分水处到沽头，地势下降一百一十六尺，设置二十一座闸门，从而到达黄河与淮河。分水的地形，都比南北两地高。有人说，这地方对应泰安东岳的龙脉，位居天下而居中趋向，所以唯独高耸。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汶水最初从莱芜流出，顺着济水向西北流入大海。如今被东平坝阻挡，反而与沂水、泗水、洸水汇合流入南旺。南旺周围，大约一百五十里，中间修筑两条长堤，堤面设置斗门，堤外蓄水称为水柜，而兖州、济南、青州、泰山的七十二处泉水，都经由汶水、沂水汇入其中。我到达分水庙，停船登岸参拜，看见庙门正对一条河，那是汶水直来的入口，水到这里便向南北分流。庙门前是南北运河，过河便是长堤，堤中间断开，汶水流入堤外。又有南北两条河，与汶水一同汇入运河的入口，跟随汶水前行，也到了庙前便从中分开。漕河水浅时，便引各处水来辅助漕运；漕河水溢出时，便筑坝阻挡水流，使其泄入湖中。我从庙前乘坐渡船，渡过运河，登上南河的长堤，眺望汶水来的道路，蜿蜒如长蛇。上游断水处有木桥，南北两湖河及南北运河，如同两条带子夹着堤岸萦回曲折。自南阳以南，直到宋家闸，八十余里，名为顺水，实际上并没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自夏镇经过赤山，到韩家庄闸，百十里间总共是一个湖，叫峄山湖。山在湖中，船夫中有载着贩卖鱼的客商到那里的，说山中地势高，不被水淹没，里面街道宽敞，居住着五百多户人家，以捕鱼为业。他们的腌鱼都用夏镇的官盐，而粮船上下，带有津、淮的私盐，都在夏镇出售，因为有峄山湖的鱼来消耗这些盐。那些贩卖盐鱼的船，都从韩闸出来，二十里到达峄山。韩庄有两座闸门，如今水大，一座闸门淹没在湖中，只通过一座闸门，这就是东八闸的首闸。过了这里，湖水向下辅助运河，水势急如箭。又行百余里，路经骆马湖。湖水原本向下归入漕河，船不在湖中行驶。然而今年水大，看不见河堤，没有拉纤的路，一望无际。横风半帆，加上摇橹，直到太阳落山星星升起，河堤露出，水势才开始迅猛。在此之前，湖河泛滥，水面宽阔而力量分散，顺流的气势缓慢；到了这里，两堤束水，水面狭窄而力量集中，湖水又向下辅助它，所以水势迅猛是理所当然的。

漕议

郑日奎

我私下认为，新朝制定制度，首要重视国家赋税，而漕运一事，尤其关系到天下的大命。国家受命以来，各项制度都革新，唯独漕法沿袭明朝末年的政令，让屯丁长期运输，因袭不改，以致公私都受拖累，军民同样困苦。俗话说，害处不到百种不去除，利益不到百种不兴起。今天的害处不止百种，反过来改革它，其利益也不止百种。穷尽则变，变则通，没有比此时更迫切的了。我是江西人，请谈谈江西的漕政，其他省份可以类推。谨按现在的运丁，就是前朝的军士，也如同今天的士兵。起初是因为有罪被遣戍，后来就登记在册防守，原本每月供给军需，出自各县仓库，并不是为漕运设立的。后来因为承平日久，停止战争开垦田地，于是每军拨给荒田若干，令其缴纳籽粒若干，在月粮内扣除籽粒。然而每军每年仍供给月粮三石六斗，既然不扛枪打仗，未免坐吃山空。于是挑选有力气的人，编为运军，暂时让他们转运，稍微减轻民力，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没想到实行久了，就成了定例，竟然强迫他们长期运输，并强迫他们造船。始于成化年间，沿袭到明朝末年，弊端已难以言说。本朝以来，军名全部裁撤，月饷全部革除，只因为屯田无处归附，所以名叫屯丁，实际上田地归官府，官收籽粒，这都是平民。而唯独平民充当军役，于是缴纳丁粮，既承担平民的差役，而征派领受漕运，又承担军役的差役。他们有什么罪过而独自承担这沉重的劳役呢？试为他们详细陈述其苦楚。查明朝时的旧册，凡卫所定额船只一只，每运丁或二十余人，或三十余人，合力合伙建造。如今战乱荒年之后，有的绝户，有的逃跑，即使有幸存者，仅存皮骨，而定额船只必须如数建造。有的仅数人同造，有的只一家独造，这是一苦。明朝时造船，料价虽少，赔垫不多，如今物料工值，数倍于往昔，领二百八十两被剥削的银子，造价值六七百金的船，困难可知，这是二苦。造船料价，规定分几次发放，如果使早点全部发给，则有备在先，百事便利。临期匆忙办理，费用必然增多，必定等待借贷赔造，然后补发。等到发放时，从上到下，层层克扣，等到付给运丁，十不得三，甚至悬空扣抵欠款，分文不得，这是三苦。每旧船回航一次，小修费用数十金，大修费用数百余金，而三修钱粮，只有三两五钱罢了。又屯田归官，而积租帮贴，旧例已废，换蓬换桅，费用辄不赀。

译第四，要明了时运的变化。甲乙两班漕运，五年轮值，五年休息。如今既然户绝丁稀，无法更替，导致年年都在运，岁岁都比欠。

第五，况且万里往返，费用必定加倍。终年跋涉，日不暇给。变卖财产，那是军产，谁敢买呢？亲友畏惧躲避，借贷无门。

第六，此外蠹害又不一而足。有卫所武官，有军厅，有粮道，从长江到淮河有总漕，从黄河到粮仓有监督。所经过的不是一个地方，所制约的不是一个人。于是起批、领造有费用，给价雇工有费用，验船、受兑、开运、出湖有费用，过淮打闸、抵坝、起米入廒、会账、完粮、短欠有费用。常例陋规，千端百绪，指不胜屈，笔不胜书。虽然有五三副米，然而京粮二五起耗，通粮一七起耗。经年的米，扬晒消折，所余几何？即使月粮四十八两，行粮一十八两，仅够供给头舵水手雇募之资，而运丁无与也。尖耗使用，虽有恩典，也仅够了结本项。若黄河雇纤，北河剥浅，费用又从哪里出呢？定例每船许带土宜六十石，江西地瘠，无他贵产，况在佥造领运，追比积欠之余，岂有暇力措办及此？

夫以至艰极巨之任，责之伶仃无告之民，既无丝毫之利，复有多端之害，又安能禁其不生不肖之心乎？然地方官方以丁穷欠多，无从监追，竟断之以赔粮；或以有漕无丁，无可佥补，竟断之以顶运。平民值此，如遭汤火，百计贿求，千方营解，名或未除，家已立破。不堪苦累，亦惟有逃亡一法。无军渐且无民，无民因而无赋，长此不返，为患非轻，岂独误漕而已哉？

谨以千虑之一得，条为万全之长算，则有三策在。一曰改民造为官造。所谓民造，并非其自能工匠之事，依然雇募耳。其竹木料值，灰铁油麻，并非取诸宫中而用之，依然采买耳。然使民为之，即以厉民，料价大半扣除，需索复多名色，其弊丛生，约略如前所云矣。

今惟仿清江厂制，于省会市镇之地，起立船厂，该省责令地方官领之，尽去屯丁之名，编归民籍，而成造漕船一事，悉归之于官。本年四月内，帅总漕疏称江宁卫三十二帮，岁应造船一百二十余只，议归江宁龙江厂地方成造，责令该省衙门官员管理，则木植油麻采办更易等因，已经工部如议题覆，业奉俞旨。岂是法可行之淮安江宁，独不可行之他省乎？然淮厂虽属官造，仍以运丁领其事，害固稍减，弊亦滋多，亦不如尽归之官之为善也。此变通以濟漕政之一法也。

译第一条，将民运改为官运。历来漕运事务败坏，正是由于让屯田军丁负责运输造成的。长期困苦疲敝的军丁，自从自己负责造船运输以来，弊端百出，千疮百孔，已无肉可剜来弥补。一旦登上运粮船，就想囤积居奇，只求眼前便利，哪里还顾得上后患？况且内部被各卫所的军官侵吞，外部又被各衙门蚕食，侵吞盗窃、拖欠亏空，根源都在于此。屯丁本质上也是百姓，驾驭船只、观测风水，并非他们所擅长的。头舵、水手，都是靠官府的钱招募来的。名义上让他们管理运输，实际上却成了漕运的蛀虫，这难道不令人困惑吗？现在既然由官府造船，就应当由官府运输。每只船专门招募一名船户，挑选有家眷可作为担保的人交给他们。让他们平时看守船厂、监工，出行时管理船只、催促行程。如果雇佣船工、修补漏水，都由官府供给钱款，让他们去筹划。而所有的漕运事务，都不让他们参与。至于公费银钱，不必再费心筹划。查考白粮由民船官运，船户收取脚价；淮粮由官船民运，水手收取身钱。现在在这两者之间权衡，根据路途远近、时间长短，从裁撤屯丁名下的行月二粮中酌情给予他们。况且供应原本就有正耗、副耗米，书吏差役各自支取本项工食，这只是稍微转换一下罢了。况且官府既然负责运输，谁会不自爱功名、恪尽职守呢？必定会把漕务当作家事，把漕粮当作自己的财物。中途不会有拖延的弊端，船舱口不会有夹带私货的弊端，沿途停靠不会有浪费的弊端，在仓场交纳不会有使费的弊端。与民运相比，得失难道不是相差悬殊吗？查考明末民解白粮，屡次导致拖欠，现在改用县丞押解，欠缺就少了。这又是显而易见的成效。况且如果真的实行官运，也可以仿照白粮的例子，雇佣民船，给予报酬，这也足以辅助官运的不足。这又是变通以补救漕政的一种方法。

第二条，将长运改为转运。考察漕运之事始于秦朝，在汉朝详细确立。然而当时转运的粮食，仅限于山东、河北地区，未曾远及江淮。唐朝定都关中，因为土地狭小、费用繁多，于是每年漕运东南的粮食，以供给京师。永徽年以后，逐渐增多，江淮漕运，从此变得繁重。但在整个三百年间，治理漕运被认为做得好的，前期只有裴耀卿，后期只有刘晏。然而刘晏实际上是继承裴耀卿并加以完善的人。开元年间，根据裴耀卿的建议，在河口巩县设置粮仓，使江南的船只不进入黄河，黄河的船只不进入洛口，而在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等仓分级转运。水流通畅时船只行驶，水浅时寄存在仓库等待，船只没有停留，货物也不损耗丢失，当时认为很方便。等到代宗朝，刘晏负责漕运事务，也在江、汴、河、渭各河，根据便利情况，沿水设置粮仓，转相交接。江船不进入汴河，汴船不进入黄河，河船不进入渭河。江南的运输积聚在扬州，汴河的运输积聚在河阴，河船的运输积聚在渭口，渭船的运输进入太仓。每年转运粮食百万石，国家用度充足，天子嘉奖他。这是唐朝的漕政以转运为便利。宋朝定都汴梁，有四条水路通漕运，而当时最重视的只有汴河。江淮、两浙、荆湖六路，每年运输共四百万石，在真、扬、楚、泗各州设置转般仓，接收缴纳的粮食，再用运河船装载进入汴河，到达京师。当时认为很方便。这也是转运法。崇宁初年，开始采用曾孝广的建议，六路上供的粮食，都依照东南杂运，直达京师，称为直达纲。实行不久，各种浪费层出不穷，公私受到骚扰，漕法大坏。后来谭稹、向子諲、萧序辰，都说转般法不可不恢复，直达道里既远，弊端尤其多等等。由此看来，宋朝的漕政也以转运为便利。明朝的漕运法共有五次变化。起初使用海运，后来海陆兼运。永乐十三年，会通河建成，开始命令各直省秋粮，由民运到淮、徐、临、德四仓交收，仍然命令浅河船，由军队从各仓支领，接运进入京、通二仓，名为支运。到末年，开始命令民运赴淮安、瓜洲，补给脚价，兑给军船领运，名为兑运。那四仓仍然保留十分之三四。后来兑运逐渐增加，又命令军船各自回到附近水次，领兑民粮，另外给予过江脚价，视远近为差别。成化年间，改四仓米七十万石，命令各军直接赴水次领兑，名为改兑。而长运从此开始了。以前是转运，现在是直达。于是军队没有余力，粮食多缺额。沿及嘉靖、隆庆之际，漕事逐渐败坏。议论者曾想恢复支运法，但最终未能实行。到启祯时，已经不堪其患了。纵观明朝二百七十年间，可知明朝的漕政也以转运为便利。那么旗丁长运，乃是明朝衰败时期的政令，其不值得效法是很明显的了。我圣朝兴起，正应当整顿改革，岂可因袭不改，再次遭受其困苦呢？现在只有仿照唐宋明盛世之法，斟酌损益，以求最恰当，那么没有比罢长运、行转运这一策略更好的了。查考本朝漕额，计四百万石，除去各省本色军需、蠲免、荒歉、改折等项，又山东、河南及江南徐州额运，原本不过淮河，直接解抵通州外，若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等省，过淮粮近三百万石，宜斟酌地方远近，在途次适中之处，仍然

译在淮安、济宁、德州三处，分别建立粮仓，转运储存并接力运输。全部裁撤长途运输的卫所军官和士兵，而统一由官府运输、官府交接。路程较远的，运至淮仓储存；路程较近的，运至济宁、德州两仓储存。江船不越过淮河，淮船不越过济宁，济宁船不越过德州，德州船直接抵达京城和通州。这样，路程远的不过一千多里，近的只有六七百里。行程既短，时间便宽裕。

译一次运输往返，两个月即可完成。这样，淮河以南的船只一年可以运输两次或三次，而淮河以北的船只一年可以运输三次或四次。况且还有几项便利：路程既然近了，那么每月都经过，处处都熟悉。在长江运输的船只了解险阻，不再有受冰冻之苦；在黄河运输的船只避开淤塞，况且没有搁浅的祸患。这是便利之一。况且路程既然近了，那么运输也就快，交接兑运也就迅速。当交接兑运时，稍有欠缺，谁肯接收领取，从而自招赔累呢？稽查不松懈，侵吞盗窃自然就没有。这是便利之二。况且路程既然近了，那么期限也就紧迫，办事的人必定敏捷，完成的人必定早。粗略计算一年之内，还有几个月的空闲。官员得以从容作为修缮的地方，士兵得以休息谋求日常生活的需要。私人的累赘没有忧虑，而公事也完成了。这是便利之三。与长距离运输相比，其利弊不是更大相径庭吗？又考察宋代转运仓的制度，江南的船只，运米到仓库的，就装载官盐回去。又设置折中仓，听任商人运粮到京城，给予官盐。明初也仿效它作为开中制度，招募商人纳粮，官府给予盐引，准许作为价格。边防储备依赖它。现在如果在淮安、长芦地方仿行这个例子，使各省行盐的商人，运盐去的就运米来。仍然按照雇佣民船的价格，或者优给盐引，或者销算盐课，对于商人和漕运，实在两便。这又是因转运而类推的，可以辅助官府制造、官府运输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这是变通以救济漕政的又一方法。

三项策略确定了。于是商议督造、督运的官员。各省卫所的守备、千总等武官，原本是为漕运设置的。自从屯田归州县管理，卫官没有经管钱粮的责任。他们所管辖的只有这些疲弱的运丁，而不肖之徒，不加体恤，苛索常例，恣意吞剥。现在应该全部裁撤他们。而督造则由同知负责，督运则由通判负责。辅助料理，则或者端坐县丞，或者酌情增添主簿，或者间或用典史。以各县的官员分领各县的事务，以各府的官员总领各府的事务，而统归于粮道接受成命。这样事务简单而易于治理，责任专一而不分散。用它来监视船厂事务，催押粮船，从容不迫了。昔日刘晏担任江淮转运使，凡是所委任的，一定用士人，就是这个意思。仍然须要建立考成之法，以示鼓励。每年运输全部完成，一年就记录功劳，两年就加级，三年就优擢。那些不尽职的就参劾追究。赏罚分明而事功劝勉，谁不踊跃争奋呢？至于主管各仓交接盘点的人数，每个仓库须要用部司一员，监司一员，互相督促推挽。而淮安两官已经具备，只让就近兼理为便。如果济宁已有一道，而临清分司，实在可以移驻同理。只有德州都需要添设罢了。这些官员的或裁或增，都以有利于漕政为定。于是商议造船厂、造仓库的费用，那么漕费本项，就可以通融以取给。卫官既然全部裁撤，即他们所支俸薪，与其衙门杂项公费，合数省计算，一年所省可十万。积累十年，百万了。况且既然实行转运，一年可以数次，那么船的式样可以改小，船的数量可以减少，而修造的费用节省于前。由此而舟师水手的役使也减少，而雇佣的费用也节省于前。如果合各省计算，一年所省可数万。积累十年，数十万了。截长补短，挹彼注此，只一转移，似乎可以够用，何至于尽烦司农之仰屋呢？不得已而漕折轻银两可暂动，不得已而捐助援纳事例可暂开。昔日刘晏尝言举大事者，不当惜小费。宋苏轼也称之，以为天下大事，未尝不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俭之人。况且此举，一难而百易，一劳而永逸。费于在官者有限，而省于在民者无穷。费于一时者有限，而省于后日者无穷乎？这费用的有损有益，而要以有利于漕政为归。然而这是大略。至于细微的偶有未备，曲折的偶有未宜，在当事者酌量时地，措置机宜罢了。然而这个议论，在顺治年间，地方大臣，及台省衙门，也屡次条陈了。如江西巡抚夏一鹗，请求苏漕船军造之苦，改为官造。御史胡其相极言漕欠之多的，请求改官运。给事中孙兰极言废弁当裁，而府判县丞，悉可领运。又前给事中王益朋，极言漕粮侵欠之原，由于押运之用卫官，止有直去卫官，而用府县佐贰。总漕蔡士英，极言长运久困之苦，与转运当行之利，及经理转运之法。这几疏，无不详明恳切，深合时宜。乃卒扞格不行，至今日而已亟亟乎不可稍缓了。而或者有疑焉，岂议事者以纷更定例为嫌乎？岂任事者以骤翻成局为难乎？内外管粮衙门之蠹书，京通各仓之积棍，凡衣食于漕运中者，惧于官运官交，将尽失其利薮也。惟在当事之臣，定识定力，决意主持。天下事尚可为，又岂有为之而无其功哉。日奎家本平民籍，位在闲曹，既无建言之责，又鲜剥肤之痛。

译这是耳目所及的情况，实在不是我能擅自决定的。恭敬地提出我的意见。

译转般私议

王芑孙

古代的漕运方法有四种。一是河运，一是陆运，一是海运，一是转般。河运和陆运，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海运，仅在元、明两朝使用了数十年。只有转般法，从魏、隋直到唐、宋，几乎沿用了千年，其使用时间较长，而且其源头始于《禹贡》，实际上是虞、夏时期圣人的遗留之法。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时期，缴纳粮食只限于甸服范围，转运输送不超过数百里，所以经传中没有详细记载其方法。秦汉时期运往京师的粮食不多，所以论述也较为简略。自后魏时期，经营江淮地区，有关部门请求在水运沿途，随意设置粮仓，在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共八处，各自设立郡阁，每当军国需要时，便根据情况漕运调拨。这就是转般仓的起源。隋朝开皇三年，下诏在蒲、陕、郑、许等州的水边，招募运米的民夫，又在卫、洛、陕、华等州，各自设置粮仓，相互转运灌注。这就是“转般”这一名称的由来。唐朝都城在长安，江淮地区的漕米运到东都，输送到含嘉仓。开元年间，裴耀卿请求在河口设置武牢仓，在巩县设置洛口仓，让江南的船只不进入黄河，黄河的船只不进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等粮仓，分级转运，水流通畅则行船，水浅则储存在仓库中等待。最后按照他的说法施行，果然便利。等到刘晏担任转运使时，因为江、汴、河、渭的水力不同，各自根据便利情况，沿水设置粮仓，相互转运交接。大致上，江南的漕运积聚在扬州，汴河的漕运积聚在河阴，河船的漕运积聚在渭口，渭船的漕运积聚在太仓。这是唐朝一代转般法的大致情况。宋朝都城在大梁，有四条河流用于漕运，叫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后来黄河路断绝，只漕运三条河。江淮地区上供的粮食，转运使将本路的纲船运到真、楚、泗州的转般仓，同时装载食盐，运完后船只返回原郡，士卒回家。汴州到转般仓，运米输送到京师，每年分四次转运，舟卒得以轮休，而汴船不渡江，没有翻船溺水的祸患。后来逐渐废止，发运使许元上奏请求各路增加船只载米，像以前一样输送到转般仓。熙宁二年，薛向请求招募民船，与官船分运，互相监督。吴充请求减少江淮米二百万石，让发运使换购轻货二百万，计算五年可以获得缗钱千万，转运储备到三路，平价收购粮食以备边防。王安石于是请求让米价贵的州郡折价收钱，变为轻货储存。河东、陕西重要的州军，用常平法按时收购和出售。起初天下的转般仓，除了每年运往京师的粮食外，各仓都有多余的积蓄。州郡报告歉收，就折价收取高价，称为额斛，然后按照原本定额，用仓储的粮食代替输送京师，又在丰收的地方，以中等价格收购粮食。粮食便宜时官府收购，饥荒时百姓交钱，百姓认为便利。本钱逐年增加，军粮有余。这是宋朝一代转般法的大致情况。到了徽宗崇宁年间，蔡京担任宰相，任用胡师文为发运使，用数百万的收购本钱作为贡品，而转般仓的储备已经耗尽。朱以舟船运送花石纲，而转般船的船只也损坏了。于是户部尚书曾广孝建议，因为转般法已经败坏，命令六路每年供应的粮食直接送到京师，称为直达纲，而转般仓于是被废除。法令没有不产生弊端的。人在，则政事就能推行。用历代相传的转般法，蔡京一个小人破坏它还有余力。后来改为直达法，而蔡京又破坏了它。唉，开创基业、继承家业，不要任用小人，难道只是漕运法如此吗？当今百姓困于浮收，官员困于帮费，议论的人无不想要去除浮收来救济百姓，去除帮费来救济官员。然而去除浮收必须先去除帮费，去除帮费必须先改革漕运法。现在的漕船，就是古代所说的直达纲，是漕运中较好的方法。但是国家太平一百六十年，法令长久弊端滋生，老奸巨猾、积弊深重的人，在其中盘踞。通仓的需索，大大拖累帮丁；帮丁的需索，大大拖累州县。督抚用浮收暂时缓解州县的困难，而州县终究没有得到缓解。漕臣用帮费暂时体恤疲困的丁役，而疲困的丁役终究没有得到体恤。通仓的各位官员，奋发想要去除经纪花户的需索，而终究没有去除。经纪花户盘踞在通仓的不能去除，那么尖丁在州县蚕食的就不能根除。浮收一年比一年严重，帮费一年比一年增加，帮费越增加，浮收越严重。于是有书役的挟制，有绅士的包揽。以前的浮收利于官员，现在的浮收又害于官员。危险啊，形势恐怕不能维持一天而道路穷尽了。穷尽就会变化，变化就会通达。汉唐以来，从转般变为直达，为什么不能从直达变为转般？变化到了极点，其契机自然到来。近年驳船的设置，起初是偶然实行，后来成为惯例，不得已随地设置粮仓，由此天津有了粮仓，临清也有了粮仓。这是转般法虽然没有明确设立名称，实际上已经在北方使用了。现在修筑御黄坝，担心耽误江广回空，就在清江增加船只驳运，这是转般法又已经在南方使用了。日前皇帝下诏给各位大臣，另行筹划河漕两利之策。我推究诏旨，似乎专门针对河工未完成而言。我认为河工是天事，是偶然的祸患；帮费是人事，是经常的祸患。天事没有不反复的，人事只有增加没有停止。即使一旦河流回归正轨，漕船畅通行驶，而帮费日益增加，漕弊层出不穷，这是上面用百万金钱治理黄河，下面又用百万金钱

译治理漕运。治理黄河，黄河平静了费用就停止；治理漕运，漕运存在费用就无穷无尽。为什么不斟酌古代的制度，权衡当今适宜的做法，采用唐宋转般仓的成功方法加以增减，不拘泥于其形式而效法其精神。古人说利益不到百分之一百就不改变法度。转般法在今天的利益，难道仅仅是百分之一百吗？现在想要实行它，关键有五点。

译第一，改易漕运船只。漕船的建造与修缮，所有应当支出的费用，有固定的，有额外的，耗费国库银两达数百万两。等到漕船出运时，向州县勒索的费用，又有数百万两。每天行驶不过几里路，催促督责、迎接提调，终年忙碌纷扰。近来夹带私货的情况越来越多，即使苏州、松江的内河，每年没有不驳运的。运夫从漕船中获得的利益，在于它能直达目的地。如今却仿佛用无数小船，从水边零星驳运送到通州。驳运仍然依赖沿途的船只，甚至拦江索钱，抢夺船只毁坏器具，祸害商民，抗拒违抗长官，以国家粮仓为借口，援引漕运总督作为护身符，文武官员士兵都无法弹压。不知道漕船对国家有什么功效，却互相叹息，不敢议论废除。现在实行转般法，一艘漕船的费用，可以造几十艘驳船；一个运丁的费用，可以供给几十上百个运夫；一个卫所官员的费用，足以资助几名文武官员。有什么顾虑而不做呢？有人说漕船载货多，驳船载货少，难免终年奔波劳碌。这固然如此。然而船多就不嫌载货少，官员有轮休，虽然勤劳也不会生病，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况且高大的巨船横截江流，习惯太平，只看到它的便利。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形势像连在一起的鸡一样，有可担忧的而没有可依靠的。现在那些不注意防火的，往往一时全部烧毁，难道不是明显的证据吗？载货少则损失也少，载货多则翻船溺水也多。我没见过万斛大船胜过蚱蜢小船的。那么怎么废除漕船呢？回答说逐渐废除。此时刚开始，驳船还未具备，暂且借其船只就近浮送。此后应该修缮的不再修缮，而将修缮费用的一半用于雇佣运丁和官员，另一半用来制造驳船。不过几年，漕船逐渐减少，驳船逐渐增多。久而久之，漕船全部废除，而我们的船只就完备了。

第二，建造粮仓。唐宋设置粮仓，各自根据都城所在地，道路远近疏密不同。现在天津有粮仓，临清有粮仓，唯独临清以南，尚未建造。中间层层转运，路程较远，应当选择河北平坦宽阔的地方，或者济宁台庄，或者另外在有城墙有道员驻扎的地方，再筹划增设。清江浦已设置驳船，但地处清河与黄河交汇处，不无水患，不便设置粮仓。唐宋都在真州设置粮仓，现在或许仿照这个意思，在沿江瓜洲、仪征一带设置。近年清水泛滥，五坝时常开启，确实担心淮河、扬州水流湍急，江广巨舰逆流而上不容易。设置在瓜洲、仪征附近，一方面可以加速江广船只的空船返回，另一方面可以方便江浙的赈济。

第三，制造拨船。江广帮的船只，从长江而下，风帆非常有利，或许可以暂时保留旧制。其余设置粮仓的地方，就是增加船只的地方。船只的形制以及每年修缮的年限，各自根据当地情况，略微采用刘晏河船不入汴水、汴水船不入渭水的做法，往来层层转运，依次接收。船工也各自在当地招募充任。以前漕船的水工，在沿途雇佣，都是饥寒穷困的人，成为盗贼逃亡的聚集地。有人担心漕船不来，他们流离失所，激使他们作乱。这又是似是而非的。有粮仓的地方需要人，有船只的地方也需要人。还是同样的差役，还是同样的路途，靠力气吃饭的人去哪里不可以呢？况且以前漕船过境，只在一时，现在驳船来往，反而需要整年。漕船雇佣的人是暂时的，州县役使的人是长期的。他们离开短工而从事长期差役，比以前更快乐。至于盗贼逃亡，雇佣旗丁的，没有记录来源，役使州县的，必定存有名册，又怎么能作乱呢？

第四，划分职责。设置粮仓的地方，文武官员分工管理。所有差役事务，派遣满汉科道官两人亲临管理。其体制大致像巡漕泛舟的差役，文武官员分头办理，科道官必须亲自检察。两人轮流，一人外出则一人归来。外出的人管理运输事务，部署行程，期望米粮必定运走；归来的人管理粮仓事务，核算数量，引导米粮迅速到来。呼吸相应，首尾联络。下面往来办事，需要人员很多。文职从同知，武职从都司以下，全部听候调遣。有不听从指挥的，允许用刑具处置。唯独不得调遣府州县的正印官。派遣的科道官，依照督学的例子，督抚秘密陈述他们的贤能与否，督抚有缺失，也可以纠举。三年任期结束返回，记录下面办事各官员的勤勉懒惰，上报吏部、兵部，升降任免。

第五，优待俸禄。文武官员以及府史胥徒，身家所依赖的，在于官府。我们不给予他们，他们必定索取，这是势所必然，并非一定是这些人不贤良。刘晏制造转运船，每艘船，花费千贯钱，实际费用不到五百贯。有人问他，刘晏说：大国不可以用小道理。船场既已兴起，办事的人不止一个，必定有余剩养活众人，私用不窘迫，则官物牢固。于是在扬子县设置十个船场，差派十个专管官员，不到几年都致富，公私兼利。后来吴尧卿担任扬子县官，开始核查物料，按实数估给，十个专管官员家庭，立刻冻饿，而船场败坏，馈运无法继续。现在想要放宽官方的期限，体恤他们的私计，势必万万不能。为什么呢？假如建仓，则建仓的费用必须请示兵部，而兵部说核实；假如造船，则造船的费用必须请示兵部，而兵部又说核实。核实这个词，兵部大臣又不能自主决定。书办说可以，兵部大臣不敢说不可以；书办说不可以，兵部大臣不敢说可以。

译因此，那些应当核减的款项被核减，那些应当核销的款项被核销，实际上不过是随意侵吞部里的经费罢了。州县官员千方百计地隐瞒欺诈，而外部有上房（指上级衙门）的盘剥，内部有部办（指部里办事人员）的勒索，榨取他们的脑髓来吞食，他们往往无辜地背负了隐瞒欺诈的名声，却实实在在地承受了赔偿的损失，又怎么能指望他们还有剩余的钱财来顾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呢？我们国家设立养廉银的制度，原本是为了杜绝截留和隐瞒欺诈，既然听任他们暗中侵吞，不如公开给予他们。然而现在能够得到养廉银的是谁呢？不仅没有得到而已，在捐廉项下，每年催逼追缴，少的要追缴数倍，多的要追缴数十倍。那么，暗中侵吞的是被暗中掠夺，公开给予的又被公开掠夺，官吏如果不作恶又能做什么呢？我私下希望当权者，探寻刘晏留下的遗闻，感悟苏东坡极力的论述，严格禁止他们作恶的行为，务必宽裕他们行善的资财，各自按照职务的高低、事务的繁简难易，为他们划分等级次序，对于官员则丰厚他们宴饮好尚的赏赐，对于差役也优厚他们代耕的俸禄，务必采取宽大的政策，为长远打算。

译这样，卫所的军籍就可以废除了。旗丁也是百姓罢了。称他们为军人，是因为在明朝初年，有屯田来供养他们的家庭，有轮班制度来均衡他们的劳逸，教他们射箭和队列操练，把军队寓于粮饷供给之中。这些良法美意，如今都已败坏了。只留下这些既不务农也不经商的人，由既非文官也非武官的官员统领，称之为军人，是冗杂的军队；称之为百姓，是游荡的民人。有什么可留恋而不废除的呢？如果真的实行转般法，把他们的军籍全部削去是方便的。有人说，旗丁有家庭产业，所以责成他们承担漕运事务，废除了他们，又让谁去应募呢？如果不幸出现赔补损失，将从哪里收取呢？这正好是不对的。旗丁中有家庭产业的，本来就不曾亲自出运，出运的都是奸猾之徒。废除了他们，又有什么人不能应募呢？现在各省委派官员采办物资，难道也是依靠旗丁的力量吗？正因为责成旗丁赔补，旗丁做主而官员无权，官员就成了虚设。如果责成官员赔补，那么官员就会承担责任，而官员自然就会拿出精力了。有人说，旗丁依靠这个职业几百年了，不愿意废除怎么办？回答说，没有不愿意的。那些富贵的人，以军籍为耻辱；那些贫贱的人，以军籍为累赘。一旦脱离军籍，他们将会非常庆幸。只有一两个奸猾之徒才依靠这个职业，他们本来不是依靠旗丁这个身份，而是依靠凶狠蛮横。执政者难道有听任百姓以凶狠蛮横为业的吗？如果真的让凶狠蛮横的人失业，而富贵贫贱的人都各安其分，难道不痛快吗？有人说，屯田在旗丁手中很久了，要把田地归还给他们吗？不归还给他们吗？回答说，七省的屯田，数量多少不同，风土人情也不同，各自根据所在的地方处理。田地可以归还的就归还，不可以归还的，或者酌情征收其收入，或者另外派给其他徭役，或者直接用这些田地的收入来供给我们转般法的费用，不必因为这个而谋求给国家增加利益。总之，旗丁的军籍废除后，所节省的费用已经不可计量了。

这样，卫所的官员就可以裁撤了。卫所的守备、千总，就像营中的守备、千总一样。现在把不能胜任营中职务的人，授予卫所官职，这些人自己知道没有升迁的途径，只是寄生在其中，混口饭吃。征收粮税、审理诉讼，稍微分夺了州县官员的权力；穿着皮衣、坐着轿子，完全没有骑马射箭的职责。隶属于粮道，而粮道相距几百里；统帅是漕运总督，而漕运总督相距几千里。不得已仍然归属所在地的知府管辖，而知府终究把他们当作武职外人看待。平时既没有考核，出运时又靠钻营。那些强势的，与奸猾的旗丁狼狈为奸；那些弱势的，被旗丁众人欺凌。所谓尖丁，往往反过来控制他们的进退。天下的冗官，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裁减他们的职务，合并到州县是方便的。

这样，漕运总督就可以省去了。漕运事务绵延七省，漕运总督一个人，只驻扎在一个地方，呼应既有不灵便之处，稽查也难以遍及。平时坐着空谈，即使是贤能的人也无法表现不同。等到出运时，鞭长莫及。所以又设置巡漕官作为辅助，名义上是漕运事务的总汇，实际上下面无不经过州县，上面无不归于督抚。漕运的错误与否，仍然取决于督抚和州县，总漕官无能为力。督抚和州县，都不是误漕的人。总漕这一官职，设置也可以，不设置也可以。漕运总督地位尊贵、权势极大，卫官卫丁听命于他衙门的书办。凡是卫官出运，不贿赂就不能得到批准；卫丁受兑的地点，不贿赂就不能得到批准。卫官卫丁必须先乞求借贷才能得到，然后向州县索取补偿。所支出的帮费，一半落入卫丁手中，一半分给书办。而且卫官卫丁得到这些很劳累，书办得到这些很安逸。多一个总漕官，对漕运没有益处，也没有损害；多一个总漕官的衙门，不仅没有益处，还有大害，都是这类情况。漕运是军国大事，固然应该有兵将护卫，明朝制度之所以设立卫官卫丁就是这个原因。卫官都是守备、千总，为什么不教练？卫丁都是军籍，为什么不习艺？现在因为这些人无用，又另外设置漕标之兵，这是重叠设置。总漕官既然省去，把他的军队分配到建仓的地方，护卫仓储，差不多就可以了。这样，灾荒赈济就可以准备了。唐宋转般法，年成歉收时，请求停止运输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在灾荒的地方减价出售，又在丰收的地方按中等价格收购，以归还运输额度。或者米价贵时让百姓折纳，谷价贱时用那些钱买米还仓。这些事也像现在的截留漕粮一样。而国家和百姓两利。如果有仓促意外，就近供给军队，用力少而济用也快。

这样，贸易也可以兼顾了。京城的各种物品，依赖漕船的夹带。通过关卡时，欺凌关吏，无可奈何；经过州县时，苛派役使州县，代为起驳。沿途包揽，也沿途脱卸。所以夹带的货物，多于额定装载的米。现在漕船既然不到通州，恐怕九衢市价会暴涨。然而唐朝的转般，粮食和布帛兼运，而且有轻货的携带。宋朝六路上供，东南的茶布，也在其中。或者官府置办本钱而收取利息，或者听任商人搭载而征收船只的税。但是对船只征税的，不要再对关卡征税。以前漕船水工，惯例携带私货，现在也不禁止。这样，又何必担心他们不奔走聚集而充满呢？

这几方面，粗略陈述大意。至于审时度势，调节盈虚，当官的要领，不必一一列举。古代圣王制定法则，无不周详反复其始终，给后人以不可更改的准则。有的流传三世、五世、十世，其运量深远了。但最终没有五百年不变的。汉朝的代田法不用于唐朝，唐朝的府兵制不用于宋朝，哪里在于漕运一定要沿袭明朝旧制而承受其弊端呢？

译唉！如今的君子，因循守旧，日复一日，正要把这些话当作银河般遥远而不可信。难道会有人挺身而出承担这份责任吗？虽然如此，现在即使不实行，将来必定会有人实行的。只是恐怕越拖延，失误就越严重，留下事后追悔莫及的遗憾，就像苏洵所说的，不幸只落得一个“知言”的名声罢了。

译前面说，要去除浮收，必须先去除帮费；要去除帮费，必须先改革漕运制度，立意很好。但究竟为什么一旦实行转般通仓，就不敢勒索，沿途官员也不敢互相推诿，却未曾明确分析说明。保留此议，以供通晓实务的人士研究讲求。

改运议

谢阶树

治理黄河必须先停止漕运，这是人们都知道的。然而漕运最终不能停止，是因为改革漕运没有万全之策。改革漕运的议论有四种：一是海运，二是转输，三是小船，四是采买。请分别阐述它们的说法并加以议论。

主张海运的人说：海员行船于海上，就像陆上人行走于陆地。福建、广东的人，曾经凭借航海致富，没听说苦于翻船溺亡的。唐代陈磻石因为海船而奏请海运之法，唐懿宗采用它，对军队有利。唐以前固然没有实行过，唐懿宗尚且不怀疑，难道今天还要怀疑吗？海运便利。

主张转输的人说：海道的险易，终究不能凭空推测。请斟酌采用裴耀卿、刘晏的转输之法。裴耀卿的运输，是水陆并行的；刘晏则专一于水路。现在应当命令南方的船只，都聚集在清江浦，依次转运到济宁、临清等府州县的仓库。水深则行船，水浅则陆运。转输便利。

主张小船的人说：转输的说法接近了，但陆运则劳费巨大，不如专一使用小船。唐代天复二年，吴王杨行密在宿州作战，都知兵马司徐温请求使用小艇，粮食运输率先到达，这就是验证。现在漕船渡河，患于浅水阻滞，是因为船体重大。请采用徐温的方法而将船变小，必定不会滞留不前。小船便利。

如果不得已，又有主张采买的说法，来补救前三种的过失。他们说：这三种方法还需要运输。我的策略不需要运输，就是采买。那五个省份缴纳米粮的百姓，各自听任当地一时的市价折成银两，全部递送寄存在靠近京城的省份。让官员审度年成的丰歉，来决定采买的多少。那么囤积居奇的商人，都会闻风而动，趋利如飞。况且关东土地肥沃，听说每年常把多余的粮食运到江浙闽广之间售卖，那么运到北京尤其近便。采买便利。

这四种说法，都是片面的见解，不是万全之策。当权者认为不便，确实如此。而小船、采买的说法，尤其悖谬。为什么呢？想要把五个省份的船全部变小，费用将不可估量。而且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小船是怎样的。如果让载重千石的船，改为载重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那么浙江、湖广的船在洞庭湖、鄱阳湖航行，恐怕不足以冲击洪涛，翻船溺亡的就多了。如果只把十丈长的船改为九丈长，那么虽然改了，也等于没改。况且现在议论改运的人，是想让船不必渡河，让河臣能专心治理黄河。小船能飞渡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粳稻产于东南，北方不常种植。南方省份缴纳米粮有定额，百姓本来安于现状。现在却全部让他们折成银两，而想要责成北方不常种稻的各州县供应。我私下认为这会累及百姓而对事情无益。关东虽然富饶，又怎么能取足三百万石的数量呢？这又是绝对不可行的。

至于所谓的海运、转输之说，有关部门也在堂上议论了。但最终不敢决断认为必定可行。海运并非畏惧风涛之险，海运就必须造船；转输也并非惊惧措施之难，转输就必须建仓。这两者的费用，估计也与造小船相当。如果让改运成为长久之计，那也不足惜。不久黄河平复，漕运恢复，这些船和仓库就都废弃了。有关部门也深深忧虑吗？把不可估量的钱财委弃于废物。

那么我所说的改运是什么呢？四种说法，别人专一使用，我兼用它们。以海运为主，用其他三种来辅助，那就万全无弊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南方省份中，大致江浙最多，而且路途靠近海边，那么请由海运。江西、湖广的米，则令转输来弥补海运所不及的。海运、转输之所以格阻不能实行，是因为造船、建仓的费用不可估量。那么海运不必造船，转输不必建仓，就应当实行了。我曾经考察过这种方法。

所谓海运不必造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薛向招募客舟的方法。关东每年有二三千只商船到达上海，叫沙船。它们大的能容纳二千石，船工都熟悉海路。它们来的时候，装载豆麦杂粟，一年二三运是常例。它们回去的时候，只换布帛棉花等货物，而患于船身太轻。现在应当借它们的船，让它们代载。一船量给三四百石，那么江浙二百万石的米，两次运输就周遍了。又让它们绕道到直沽口，约定给予运费，以奖励他们的辛劳。船不患于轻，米不空载，商人必定非常愿意。船由商人主管，不必设置丁役，恐怕累及商人。它们到达后，看米损耗的多少，作为赏罚升降的依据。我知道他们羡慕爵位赏赐，会争相效力。这样就不必造船而海运就通了。

难者说：你的说法，明朝隆庆年间王宗沐曾经实行过。后来在福山岛损坏了七艘船就停止了。你能保证不损坏吗？回答说：这是偶然的事罢了。元朝始终实行海运。运输量少的时候，至元二十年，四万六千五十石，到达的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逐渐增加到天历元年，运输

译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这已经是极多的数量了。其中的损耗竟然只有二万九千多石，仔细核算计算，确实只有百分之一。那么同时期梁梦龙的运输，又凭什么说有利呢？如今南方的漕粮经由江南河道进入运河，水流冲刷、石块激荡，其利弊恐怕也是相当的。即使担心万一出现意外，为什么不效仿沈廷扬暂时试行的方法，用苏州、松江两府的米粮来试验呢？如果有利就继续推进，不利就停止。我知道那些说“初一出发十五到达”的人，并不是在欺骗。

所谓转运不需要设置粮仓，是什么意思呢？江西、湖广的米粮，仍然命令旧有的船只运到清江浦，必须在水边，就像刘晏所说的“歇艎”那样停泊。于是采用一人一天运输七百五十石米的方法，来避开黄河的危险。这个方法始于董抟霄，而我加以变通。这个方法将人分为十步一组，一里设置三十六人，十里设置三百六十人，那么百里只需要三千六百人罢了。米粮则用布袋盛装一斛并封存标记，每人背负一袋，走十步就更换背米的人，人们肩膀不停歇，米粮不落地。每天行走一千五百次，轻装行走四十二里，重装行走四十二里。一斛米，仅仅五十多斤。背负五十多斤的米，而每天行走八十四里的路程，即使是力气最小的普通男子，也胜任得了。如果一个人无法完成运输任务，就采用增加配对的法子，两个人为一组，依次增加直到四十组，那么一天就可以运输六万石米。又每百步设置一名士兵，五里设置一名千总，来约束管理他们。如果是增加配对的情况，也相应增加官员和士兵。每天每人发给四分工钱，那么百里的距离，百万石的米粮，费用只需要二十万两银子罢了。

计算清江浦到杨家庄口的路程，仅仅百里。江西、湖广两省的米粮，仅仅一百多万石。用这种方法运到杨家庄口，然后用小船接运，那么漕船虽然不必进入黄河，但运输就通畅了。估计这一年所制造拨送的船只，不少于二三千只。如今江南的高级官员，又制造了一千只。一艘船装载三百石，那么百万石的米粮，运输起来绰绰有余。这样就不需要设置粮仓而转运就方便了。

译责难我的人说：“转运的费用太昂贵了。你为什么不专一采用海运，却制定这样的策略呢？这是为什么呢？”我回答说：“自从李家楼决口以来，淮安、扬州、徐州三郡遭受水灾的百姓，朝廷已经不惜动用国库资金进行赈济了。但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百姓又会像以前一样陷入困顿饥饿，或许会习惯性地去做违法乱纪的事，这也是不能不忧虑的情况。我把这些百姓全部驱使他们为我所用，百姓既得到了食物，又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疏通运输，这不仅是漕运的利益，也是百姓的福气。”责难的人又说：“你想让饥民运米，这就像把肉扔进饿虎嘴里一样，不担心他们抢劫盗窃吗？”我回答说：“我制定这个策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百姓难道不知道国家的法律是不可逃避的吗？他们之所以甘愿做违法的事，是因为无法求得生存。既然已经活下来了，又一定要惹事生非而触犯法网，即使是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如果不让他们运粮而供给他们食物，那么他们的计谋真的就会走向这一步。难道让他们坐船行走就能免于抢劫吗？况且人与人之间紧密排列，行动疾速如风雨，又设立官吏和士兵来监督他们，即使想做不肖之事，也没有空隙可乘。如果这三种情况中难免有抢劫、损失、损耗的祸患，那么就实行采买的办法。也不需要另外筹款，既然节省了运丁的口粮费用，就用这笔银子在关东以及靠近京师的、当年收成好的省份购买米麦杂粮，可以获得数十万石，用来弥补这三种情况的不足。如果真的这样，就不会浪费费用，不需要大改制度，政令下达就像流水一样顺畅。这就是我筹划改革漕运的策略，万无一失且可以实行的原因。这样之后，才谈论治理黄河的事情。”

其中只有海运取得了成效，董抟霄的方法前人已经有批驳认为难以相信的；改用小粮船，鄂文端、阿文成、朱义乌都主张这样做，不仅仅是为河道不通时说的。集思广益，在于参酌比较、折中调和。

《请罢长运复转运疏》顺治十一年

漕运总督蔡士英

臣听说没有百年不坏的法律，也没有坏了不能变通的法律。好比终年的衣服，不补就会破；十年的房屋，不修就会坏。何况法律建立后弊端产生，弊端产生后蛀虫积累，因循守旧长达数百年，还不知道改变计策，其流弊将何止呢？臣承担漕运的重任，接受事务以来，饮食起居不敢一刻安心，昼夜催促各省粮道征收米粮运入粮仓，不误开兑。现在根据各属呈报应兑的米粮，已经全部储存在水边，但没有船接收，到处都是这样。米和船都是紧急的事务，如果有米没有船，凭什么运输？臣辗转无计，穷极思通，只有废除长运恢复转运这一办法。长运废除，刁钻军人的积弊可以剔除，疲惫运丁的困苦可以缓解；转运恢复，迟滞的阻碍不再滋生，拖欠的追呼不再骚扰。确实想要挽回迟缓为迅速，杜绝拖欠为完成，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拘泥沿袭成法，臣即使智尽力竭，只能日夜发檄文催促。现在各卫所的穷困运丁寥寥无几，每一次征调运粮，皮骨都枯槁。近年虽然发给官银修造船只，无奈运丁转徙逃亡，没有承受的人，所以到现在造报没有完成，这是臣在江西亲眼所见的。至于抵通州拖欠的米粮，臣查历年积数，将近三百多万石，虽然监追累累，并未听说补偿如额。今天的法令何等森严，难道各位大臣不想遵奉力行，实在是因为法律弊端已久，无可奈何罢了。穷则变，变则通，正是此时漕运事务所说的。只是变法的议论，骇人听闻，引起人们的疑惧，何况事情处于创始阶段，布置不易，臣又何必乐于这样做。只是念及朝廷既然把重大的事务责成于臣，断不敢沿袭苟且，贻误公事。但除了转运这一办法，别无神妙运输的奇策，即使增设多名粮道官员，也只能催促征收粮米，终究疲惫残破的运丁，不能使他们全部充实卫所；阻滞的漕船，不能使他们迅速回到水边；干枯的河道，不能使他们通行无碍。狼狈到这种地步，还仍然胶柱鼓瑟，将看到流弊一天比一天严重，而迟滞拖欠也一天比一天增多，所以万分紧急的京城储备，竟然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臣的一片愚诚，上为军国计重大事务，下为运丁解除积世之苦，万不得已才思考变法，并非不得已而喜欢发表新论。恳请下达给相关部门及各位大臣会议，如果隔碍难行，臣也不敢固执己见；倘若有可采纳之处，使实行得当，这是数百年积弊的漕政，一旦有了起色，庶几不辜负皇上委任之恩，而臣也能稍微图谋报效于万一。臣请先说长运的害处，其次分析转运的利益，再详细陈述经理转运的条目，不嫌烦琐，敢为皇上陈述。

一曰长运久困之害。考察明朝的漕运，法律经过五次变化。开始时海陆兼运，接着军民递运，又接着改为改兑，军人开始独自承担长运。历来治理国家的人议论说：漕法没有比转般更好的，没有比直达更不好的。现在的长运，就是所谓的直达。在明朝承平之后，卫所军丁既然不用于荷戈作战，所以专门用于输挽，说是稍微宽缓民力，习惯久了，就似乎若非这些人别无可以供任使者，谁知困敝到这种地步。自从我朝定鼎，没有一人不蒙受恩泽，唯独这些运丁未蒙雨露。今天的运丁，远不如过去，他们的世业一半被豪强侵占，久已不可问了。

译自身没有寸土立锥之地的人，被驱赶去承担漕运任务。他们踏江渡河，经历严寒酷暑，终年不得休息，这已经令人怜悯了。至于造船，尤其辛苦劳累。每当遇到征派造船的消息，人们躲避它就像躲避沸水和烈火一样。等到被拘捕承当任务时，官府所给的银两又不足以支付造船的费用，不得不先借高利贷，只指望领取粮款来抵偿债务。因此，在尚未兑取粮款之日，就已经打算盗卖折抵现银了。这还没有完，在起运、浅滩盘剥等各个环节，种种勒索敲诈。等到抵达通州，又苦于积弊深重的豪棍和贪腐役吏，百般需索。穷困的丁役哪里有点石成金的本领，无不从粮米中索取足额补偿。定额的粮米怎能不出现拖欠呢？这是长运制度的第一大害。况且先前负责漕运的官员，都是本地世袭的武官，与旗军向来熟悉。凡是挑选旗军造船，其中谁适合运粮，谁不适合运粮，能够预先了解并决定取舍。如今则由兵部推举守备、千总来统领漕运了。他们平时对情况一无所知，只凭那些积弊深重的书吏熟手，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富人被索取重贿，穷人被役使劳力。近年来，卫所丁役中富人日益贫困，而穷人日渐逃亡，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只剩下奸猾的军士和劣等的武官，钻营运粮事务，代领粮款，以肆意中饱私囊。漕运事务怎能不败坏呢？这是长运制度的又一大害。从前按时开兑，米粮一征收齐备，就催促船只先行集结，所以冬季兑粮春季开船，重船去空船回，得以没有阻滞。近来米粮已经入库，却连一艘船都不到。等到船只到达漕运站点，正值水涨之时，江河水流湍急，风浪迅猛暴怒，重船多遭漂没。其间经过淮河、洪泽湖，盘查放闸，拖延时日，还没抵达通州，早已霜降冰封了。因冰冻受阻、因水浅受阻，是势所必然的，还有什么办法能让船只飞渡呢？这又是长运制度的一大害。诸如此类的弊端，千头万绪，臣只列举这三项，而漕运已经不堪其害了。即使使用严刑重法，也无法挽回。这是到了时势不得不改变的地步，更是到了情势不容不变的地步。

译第一条，是实行分段转运所带来的便利。以往长距离运输之所以导致弊端丛生，是因为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等地，距离近的也不下三四千里，远的甚至达到六七千里。一来一回之间，几乎要走上万数千里。如果不耗尽整年累月，无法完成运输任务。路途遥远，那么风浪的惊险与沙石的浅滩阻滞，是途中必经的；时间长久，那么米谷的霉烂变质与盗卖藏奸，是稽查无法顾及的。催督虽然有公文往来，却无法与天时地利相抗衡；查究虽然有巧妙智谋，却无法为偏僻地方的夜间行为设防。所谓迟缓、拖欠，弊端自然难以根除。现在改为分段转运，仿效唐代刘晏的遗意，长江的船只不越过淮河，淮河的船只不越过济水，济水的船只不越过卫河，卫河的船只直接抵达京城和通州。远的不过一千多里，近的只有六七百里。每月经过的地方，路程都熟悉。从长江出发的船只了解险阻，从黄河行驶的船只避开淤塞，那么遭遇风浪和浅滩的祸患，就可以不用担忧了。因为路程既近，依次催促进发，一个月之内，足以完成事务。在水脉尚未通达时，不抢先与之争抢；在百川灌河时，不滞后等待河水干涸。敲冰守冻的辛苦，就可以不用担忧了。这本来是不求快而自然快，这是分段转运的一大便利。况且运输次序既然分开，时日有限，沿途催押的人，紧迫得不容许停泊，盗卖怎么会有滋生的奸邪呢？何况不到几十天，又再次交接盘点验数，如果有升合的不足，那些接运的人，断然不肯代人赔偿挂欠，又怎么会有积弊呢？像这样每段都有稽查，每节都有防范，本来不杜绝拖欠而自然没有拖欠，这是分段转运的又一便利。凡是淮河以南各水次，长江运输的船只，每年以三四次运输为定额，年底受兑，就可以开船，不至于苦于冰冻浅滩。计算正月前后，头一次运输就能到达淮河。由此再运输三四次，不过六七月，一年的运输就可以完成了。淮河以北接兑短途运输的船只，二月河开以后，舟船可以通行，内河可以使用牵挽，每年以四次运输为定额，计算两个月一往还，也不过九月十月，额定粮食就可以全部抵达通州了。一年之间，还有几个月空闲，用来作为修船休息的地方。方法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个方法实行，那么漕运迅速，而仓督不必有疾声的呼喊；皇家粮仓充实，而残损的丁役可以免除勾追的厄运。分段转运足以通行为永久便利的就是这些。

第二条，是管理分段转运的方法。我全面筹划计算，原定漕粮四百万石，除去湖广运往广东的本色二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五石三斗，作为运往广东的军粮，以及各处蠲免荒田改折，共三十九万八千九百二十七石三斗余，这些是不起运的。即山东、河南与江南的徐州，额定运输六十五万三千二百二十九石余，原本不过淮河，也没有阻滞，仍照旧直接解送通州仓库外。我现在所规划的，只有浙江、江西、江南三省，过淮粮米二百七十三万五千五百七十八石余，弊端百生，迟欠最严重。我现在酌定途次远近适中的地方，分别建立淮河、济水、德州三处仓库，转运贮存递送漕粮，完全去除长距离运输的卫弁卫丁，一概归于官府交接官府运输。令江西、浙江的米，途次很远，每年限定三次运往淮河；江南的安庆、池州、苏州、松江四府，途次较稍远，每年限定四次运往淮河。由淮河仓库用淮河船只短途运输到济水，由济水到德州再到通州，都可以每年限定四次。那江南江宁、广德等处，九府一州的米，途次稍近，令每年限定三次运往济水。而其中凤阳、淮安、扬州三府，途次又稍近，令每年限定四次运往济水。用济水船只短途运输，到德州抵达通州，也都可以四次递运。前者催发，后者接踵而至，兑毕即开，交毕即回，如环无端。十舟为纪，十纪为纲，十纲为总。像珠子互相贯穿，像大雁互相排序。遇浅则合一纪之力助之，遇闸则合一纲之力挽之，遇警则合一总之力御之，断无阻塞险阻的忧患，并前后失帮的弊端了。那应用的船只，各水次受兑长江运输的船只，仍用原卫所漕船，选择其中坚固大的以充用。那些浅底轻便的，分泊内河，按式改造，以充短途运输。如果有不足，将现在各厂卫，发给轻赍打造者，补凑而分派之，自然没有不足。那舵工水手，则由官府雇募，给以工食。其中的费用，也从各卫所减去不运的屯丁，取其行月二粮，以抵给之，而更加通融调剂就可以了。短途运输实行，那么旧时长途运输额定船只，可以各减去三分之二。船减而运丁也减，丁减而行月二粮也减。挹彼注兹，本来都可以取之以资短途运输，更不必作无船无饷的忧虑了。但行月二粮，旧时本少折多，而且折价每石不过三四五钱不等，以致各处官丁，常有偏枯的控诉。近奉诏旨，令我衙门确酌本折均平，查照岁支行月旧额，酌议本折各半，除本色照征外，折色议照漕欠，每石折银一两四钱。相应题明，着为画一定例。若监运督押，仍令各郡管粮同知主之，而以佐贰中之正途出身者领

译这样，俸禄就不必另外筹措了。每年漕运一个周期，就记录在案；两个周期，就推荐奖赏；三个周期，就破格提拔。不称职的，就参劾处理、革职查究。这样大概就能赏罚分明，从而鼓励事功。从前刘晏担任江淮转运使，凡是委任官职必定使用士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造船的规格，每艘船装载不得超过四百石。一艘船分为十个舱，每个舱核定石数，不使有多余或不足。兑运完毕后，立即让监兑官盖印封缄，押运官上锁保管，并且不时启封查验印信，粮食颗粒哪里会有渗漏呢？船制确定后，那么所载粮食刚好容纳所兑之数，夹带包揽的弊端，可以彻底革除。而且受载必然轻便，载重轻便则吃水必然较浅，凡是搁浅盘剥的费用，也都可以免除。只是建仓这一项，考察明初支运的法令，原有淮、徐、临、德四仓。自从改为兑运后，四仓就废弃了。现在重新建立三仓，一仓建在淮安，一仓建在济宁，一仓建在德州。淮安使用仓廒一百四十座，济宁和德州各使用仓廒一百八十座。德州仓现在还有存留的，只需补造。至于建造仓廒的费用，臣请求在臣所属的漕运系统中，从漕折轻赍银两以及各项款项中酌情借支，似乎也不必让户部为经费不足而发愁。关于主管仓廒交接盘查的人数，每个仓须各设主事一员，再派遣道员一员作为统帅。催运淮安和德州两仓，就将当地分司的道员兼任统领。只有济宁只有一位道员，尚需增设主事一员，或者将临清分司的主事调往济宁，似乎也可以。这由户部裁度决定。这里只举出大略，如果条分缕析，臣另备详细册籍送达户部，以备参考斟酌。

译以上是我的末议。臣对此事筹划得最为熟稔。变革通融似乎应当及时。意料户部与议政的各位大臣，必定忧虑漕运政事荒废败坏已久，也会喜欢这种快速运输、杜绝拖欠的方法。或许担心变法非常困难，革新不免费力。只是臣身负漕运事务，自然不敢稍怕劳苦憔悴。如果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性命，尚且不敢吝惜，又怎么会爱惜心力呢？或许又有妨碍之处。造船建仓，不免要动用公款费用。然而臣也反复思考过了。目前各水次没有船只，势必要动用公款雇募。今年还没结束，明年又需要。朝廷的金钱，白白浪费而没有尽头。不如大力革新。虽然眼前稍微动用公款，然而一劳永逸，从此东南地区的定额漕粮，年年不缺。不仅可以免除每年的雇募费用，还可以杜绝将来的拖欠。所损失的少，而所收益的多；所花费的是暂时的，而所补益的是长久的。而且转运输送实行后，撑船驾驶和交接兑运，全部归于官府管理，那么十三都司，与各卫所的守备、千总等军官，以及卫经历等衙门的官吏差役，都在可以裁撤之列。每年节省的繁杂费用有多少呢？不止这些。运丁既然已经不再使用，那么各卫所的屯田，都应当逐亩清查核实，一律按照民田的标准征税，增加国家赋税。罢免十几万屯丁，让他们全部回归农田耕作，这难道不是朝廷的生机与利益吗？臣提出这个建议，自忖不会太违背人心。唯独那些内外管粮衙门的大贪官，以及京通两仓的积弊棍徒，几百年来靠剥削疲弱军队和积弊军官为生的人，一旦改为官府运输、官府交接，彻底翻倒他们的巢穴并打破他们的奸贪，必定会散布奸邪言论和危言耸听的话，暗中作梗。臣不害怕独自承受怨恨，只希望皇上和在朝的各位王公大臣，像山一样屹立不动，而不让他们动摇改变。这就是臣的幸运，也是国家计策和民生福祉的幸运。

请改运法疏 康熙四年

兵科给事中徐惺

私下认为京师是根本重地，官兵军役，都依赖东南数百万石的漕运供给。近来河流淤塞，皇上担忧漕运困难，已经派遣官员前往勘察了。臣认为河流的疏浚，固然应当紧急筹划，而转运的良法，也应当预先讲求。查考明朝初年漕运旧例，都是民运交至淮、徐、临、德四仓，军船接运，进入京、通两仓，称为支运，每年四次运输抵达通州。到了宣德年间，民运至淮安、瓜州，补给脚价等费用，兑给军丁，而直隶各省军队，各自在附近水次领兑，称为兑运。成化年间，又罢除瓜淮兑运，命令里河官军，驾驶江船在江南水次受兑，长途运输至通州，这就是今天实行的方法。臣愚昧地认为，长运之法既然担忧浅滩阻碍，那么支运、兑运之法为什么不参酌而并行呢？除了现在有水的地方，应当照常催促聚集，迅速抵达通州外，如果总漕现在驻扎淮安，总河现在驻扎济宁，何不修置仓廒，查照旧制，命令湖广、江西、浙江、江南，凡是运至淮安的粮米，依次接运至济宁，进入京、通两仓，那么支运之法就可以实行了。又必须清江厂制造的船只，接运至济宁，而山东、河南官军，本省运输完毕回空，就赶赴济宁接运至通州。里河泉闸，夏秋季节常常充盈，既可以及时聚集运输，而厂造各艘船只，底平舱阔，度过浅滩容易脱困，称为浅船，原本与江楚地区的船只不同。至于应当给予的行月耗羡等项，总在原额数目之中，应当增加的增加，应当减少的减少，那么兑运之法，也可以实行了。恳请皇上采纳施行。

漕船支运议

蔡方炳

转运漕粮使用长运，屡次变革才最终确定。按明朝永乐年间迁都燕京，从东南运粮以充实西北，于是划分地域设置仓库，依次支送。南边由民运，北边由军运，军民各运一半。后来因为民运妨害农事，于是将支运变为兑运。然而运至瓜淮，仍然烦扰民力，所以又将兑运变为长运。虽然没有民运的劳苦，但百姓苦于加耗，军队怨恨长途跋涉，见于邵宝议论中的，似乎仍然讲求支运更为便利。河南、山东，那里距离近所以输送容易。其他如长江左右，以及两浙、三楚地区，渡江过河，风波可忧。仲夏至秋季，黄河多暴涨，必须四月全部通过，二洪才不与怒河相值，而势必不能做到。加上内河浅塞，盘剥种种阻滞，不全是催促聚集不力的缘故。一年阻滞，回空误期，来年的运输，能保证不逾期吗？所以想要使漕粮早登天庾，最终有余闲，又是不可得之势。况且只有长运才可以盗卖，盗卖之后才有追欠。追欠在一年之后，已经花销无抵，哪里比得上支运之法。将大江以南的粮食，责令官军运至淮、徐两仓，而淮扬、徐泗的官军，将淮徐的粮食，运至济宁。山东、河南的官军，将济宁的粮食，运至通津。随地交收，可以没有盗卖侵蚀的弊端，以节省追欠的困难。逐节支运，可以没有浅冻风涛的阻碍，以节省逾期的惩罚。其轻赍等项，划地分派，随粮交割，可以没有增费的骚扰。在淮徐的，由漕督主管；在济宁的，由总河主管；在通津的，由仓场主管。可以没有设官的劳烦。像这样，难道不是充裕储备、长远谋划、经久的大计吗？只是遵循旧法容易而变法难，寻求遵循旧法的人容易，寻求心计筹

译擅长变法的人难以做到。不知道古今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度。法度实行久了必定会产生弊端，于是起来加以改革，这在于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所以推广邵宝的意思，以便将他的建议留存给后世。

译请求截留漕粮改为递运的奏札

李绂

臣奉旨催办漕运。留心考察探访。数年以来。因为漕船空船返回时受冻受阻。旗丁每年多耗费银数百两。破产尚且不足。甚至卖儿卖女。困苦劳累难以言说。深可怜悯。况且旗丁既然困顿疲惫。或许会耽误漕运。关系国家很大。考察古代转运的善政。推崇唐朝大臣刘晏。刘晏制定的方法。在淮河、汴河、黄河、渭河的水边各设立粮仓。依次递运。每年漕运粮食数百万石。而百姓不困苦。长途运输的劳苦。不如递运的安逸。船只航行在本河。则险阻都熟悉。百姓服役在本境。则时日不多。所制定的方法良好而用意美好。国家漕运之法。沿袭元明旧制。从南到北。都采用长途运输。然而从淮安到济宁。从济宁到天津。时间尚早。长途运输可行。只有天津到通州。逆流而上。时日又迟。而北方的河流。秋冬水枯。江南浙江。地近船小。八月以前。或许能抵达通州。如果江西湖广。并有长江的险阻。湖南与江西。并有彭蠡、洞庭大湖阻隔。地远船重。抵达通州通常在深秋。以远地重船。逆流于枯竭的河道。三百余里。动辄需要超过一个月。空船返回受冻受阻。势所必然。臣愚以为现在虽然不能完全采用刘晏的方法。而从天津到通州。似乎可以仿照其意旨施行。国家旧时在天津建有南北两大粮仓。虽然不是为递运而设。但修缮扩大它。足以作为递运之用。况且北河起剥。自古如此。从前通州、武清等五州县。因地亩派拨剥运。设立洪剥船六百艘。专为剥浅之用。每米百石。旗丁只给饭米五斗。后来因为洪剥船军盗米。州县害怕追缴。上奏请求革除。其地亩银两。一并解送坐粮厅。发给旗丁。自行雇佣剥船。每丁只给银一二两。或许将此银扣作茶果起欠之费。现在六百名洪剥军。坐享安逸。而旗丁雇佣剥船。困苦劳累无穷。不肖吏胥。勾结民船。齐帮勒索。每米百石。勒索银五六两。又勒索饭米二石。耗米二石。大约耗费银九两多。查从天津到通州。商民装载货物。每石最多只用银四五两。而旗丁剥运粮食。费用却加倍。一旦受冻受阻。须次年冬月才返回。又增加费用数倍。明年新运。雇佣民船。又增加费用数倍。如果打造剥船。则增加费用五六倍。查北河起剥。每船剥运十之九。与递运没有不同。而无穷的困苦。唯独归于旗丁。势所难支。方法应该稍作改变。请将湖南、江西尾后的十数个帮。分派监督数人。暂且在天津露天囤积收贮。仍然恢复洪剥船。陆续运至京通各仓。仍然令原监督自行收兑。一面建造粮仓。以备春来雨水。至于洪剥船久已废弃。应令旗丁照商民脚费。每米一百石。出银五两。交官府给洪剥军购买船只。贫穷不能出的。官库代给。仍然在旗丁明年行粮中照数扣除。如果说船只急难买造。那么浙江、江西。现有打造的剥船。以及湖广雇佣的民船。都可以转买。其修建粮仓。费用无处出。那么现有每船茶果银十两。虽然属于无名陋规。今年暂取作建仓之用。也是旗丁乐于缴纳的。将来每年修理。费用不多。即此项也可以依次减除。贮米有其地。运米有其人。国家无丝毫之费。而漕法有无穷的利益。远地重船不至受冻受阻。近地民船无从勒索。明年新运不担忧迟误。将递运寓于长运之中。臣认为亟宜通融变通的。现在臣所催的漕船。尾帮已过静海。距离天津只一百里。而北河水浅。起剥迟缓。前面的船顶着后面的船。首尾相衔。无可催促。尾后十数个帮。必定仍然受冻受阻。年复一年。漕法终究不是尽善尽美。钦惟皇上圣明。谆谆以空船返回受冻受阻为忧。臣忝奉命催漕。辄敢冒昧陈奏。倘若可以施行。伏祈睿鉴。敕令部院速行议覆。

白粮改折疏 康熙四年三月

杨雍建

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贵在有久远不变的谋略。而不为一时权宜之计。为什么呢。权宜之计。不过取济于眼前。然而施行不当。徒然残害百姓。而随即祸害国家。那么何不深思利害所在。而谋求久远呢。案查康熙三年。户部上奏明确改折白粮一疏。议将康熙四年。运送解缴三年分江浙二省白粮正耗。全部改折。以充兵饷。每石照旧规折征银二两。限六月照数全部完纳等因。奉旨依议在案。部臣替皇上考虑军需。事非得已。以臣愚见所及。结合近今所闻。而私下感叹其祸害百姓。米价随时高低。近年江浙的米。每石价值七八钱而已。现在每石改折二两。加上贪吏火耗之资。蠹役勒索之费。不是本色三石。不足以完纳折色的一石。小民终年勤劳。计算其所获。每亩只有一锺。现在所供给的超过所产出的。又从而加倍。以有尽的脂膏。供应逾额的催科。征收愈急。敲扑

译更加烦扰。势必导致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四处迁徙。愁苦之气，上冲天和，这正是应当紧急加以体恤救助的。

国家的储备，一半依赖东南地区供给。只有让民心安定稳固，赋税徭役才能充盈。近年来，江浙民力已经枯竭，钱粮积欠达百余万两，多次奉旨捐免，百姓正共同仰赖皇上的深仁厚泽。如今却因改折这一项，重重累及穷苦百姓，抚心自问，怎能不感到悲恻呢？

查得两省白粮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耗办等米十六万六千一百四十七石九斗零。如果以三石本色米折征一石折色银，这一改折就使民间多耗费八十万石米。况且还有夫船等银二十九万三千九百两零，一并征收解送。臣愚以为，有本色米就有耗办米，既然已经改折，就不应该连同耗办米也一起折征；有本色米就有夫船等银，既然已经改折，就不应该连同夫船银也一起征收。

事情有利于国家就去做，有利于国家但不利于百姓的，就不必去做。改折的提议，可以权宜使用，不可以长久实行。京师是根本之地，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有备无患。如果迫不得已要议定改折，就应当权衡谷价的高低，谷价贵就酌情折征，谷价贱就按当时价格征收。总之，意图在于便利百姓罢了。

恭逢皇上勤求治理，力图修省，倘若俯念东南财赋之地，改折成为累赘，迅速令该巡抚转行所属，按当时价格减征，其多收的部分，全部归还民间，或者抵算其他正赋，不要让吏胥借机作奸犯科。这样还可以使百姓从危境中复苏，而见到吉祥征兆的相应。并敕令该部，从此谨慎不要轻议改折，白白苦害百姓罢了。

译河南漕运说 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禹贡》记载，九州之中，除了冀州是天子都城所在，其他各州的末尾都记载了进贡的道路。这是因为诸侯分封建国，各自享用其土地，天子京畿内的制度，缴纳粟米与各国相等，列侯只进贡其土地所适宜的产品罢了。所以有贡道而没有说运道。从汉代以后，皇帝所在之处，官府粮仓和军队军粮，都依赖太仓供给，其需求量是郡国的百倍，不靠转运就无法接济，于是漕运事务变得详细，运道变得重要了。汉代定都关中，引渭水开凿渠道到黄河进行漕运。东汉到晋代，定都洛阳，修缮汴渠，或者开凿陕南山，决开黄河水向东注入洛水，以进行漕运。隋代沿黄河设置粮仓，唐代也在河口设置输场，分运进入河洛地区。当时是从长江到达淮河，从淮河到达汴河，从汴河到达黄河，再进入洛水、渭水，而专门以黄河为急务。宋代定都大梁（开封），开凿四条河流以通漕运，其中汴河运米多达七百万石。当时东南地区则由淮河进入汴河，西北各路则由洛水进入黄河到达汴河，而专门以汴河为急务。元代和明代定都燕京（北京），元代实行海运，但也分道渡江入淮，由黄河逆流而上到中滦，陆运到淇门，即淇县，进入御河，即卫河，以到达京师。明代永乐年间，也运到陈州，载入黄河，到新乡，进入柳树等处，命令河南车夫运往卫河，以水运兼陆运，而当时又以卫河为急务。明代会通河修成后，东南重地漕运，每年漕粮四百六十万石，全部由淮北、山东到临清，汇入卫水以到达天津。本朝仍然遵循旧制，疏浚更加便利，而章程更加严肃了。押运使用卫所军官和士兵，明代设立卫所，全靠操练防守，又用余丁来挽运。本朝废除卫所，而挽运仍然使用明代所登记的军户，所以国初时还有世袭职务押运的人。雍正年间才开始全部裁汰。漕粮有正兑、改兑以及搭解等名称。漕粮交入京仓的，称为正兑；交入通仓的，称为改兑。搭解的，或者是缓征的，或者是另外采办备用的。官丁有行粮和月粮，行粮和月粮原本折色各半，折色每石折银八钱。有漕赠银米，漕赠各省名目不同，江南称为漕赠，浙江称为漕截，江西、湖广称为贴运，山东、河南称为润耗。每兑正米一百石，外加银五两、米五石。有轻折米银，轻者每正米一石加耗米若干，耗米交本色外，余米折银若干；折米银者，改兑米每石加耗米若干，交正色外，余亦折银。各省则例不同，河南正米一石加耗四斗一升到四斗四升不等，都余一斗六升，每斗折银八分，称为一六轻。改米每石加耗米一斗七升，都征收本色。江广省除随船作耗外，余米折银。舵工水手则有身工。每帮有运弁管押，统由粮道管理，总领于漕帅。这是漕运的大略情况。河南粮道所属原本没有卫所，都是派拨直隶、山东、江南卫所的官丁船只协运。在河南支领行粮月粮的，每官丁行粮二石四斗，每丁月粮九石六斗，照例本折各半。凡有增减船只，照例扣给。其州县漕粮，附近水次者征收本色，兑运谷米麦豆时，奉文酌改。离水次较远的州县，只征收漕项银两，直接解送粮道，作为运费。水次最初在卫辉府城，后来改到小滩、五陵镇等处，现在则统一归到内黄的楚旺镇。其限期是在十一月兑齐，开船到临清守冻，明年春融后北上。正改兑之外，又有协拨天津、密云、良乡、固安等处的兵米，都是雇船运送。与江浙等处的运务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然而一路平流，没有长江大湖的危险，没有闸坝守候的艰难，又往返都在春末夏初，尚无异涨洪流，所以到达通州极少超过期限，而管事的人比较容易出力。现在将正改米数，以及拨运船只、漕项数目，大约记载在后面。至于其细数，则由有司存留。

洛浙二运说 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我已经略考河南漕运并为之作说，又检阅漕运则例，以及《开封府志》，有洛运、浙运两件事，因此节录以备参考。康熙三十一年春，奉皇上谕旨：陕西西安二府所属，去年遭受灾害，应将本年漕粮截留二十万石，交给靳辅，如何区划，雇觅船只，从黄河运到山西蒲州等处备赈。钦此。随后议定水运则从江淮溯黄河到达孟津，陆运到蒲州境内，由考城抵荥泽，水势奔注，尚人力可施，驻荥泽以待点勘。其上河更加危险，道经广武山，扼守人甸，水与山争，水流更加急，而且岸边都陡峭峻险，狭窄不容立足，缆绳牵引无法施展，距离孟津的路程无几，每移动尺寸，必数十日后才能到达，又非常危险。而陆运夫车，守候孟津已久，费竭力疲。粮储参政祖文明因运艘经过境内，沿两岸上下，经纪其事，经过洛汭，见洛水平且满，已想用它，至此因舟车苦累，具详河抚，说由河入洛，乘安流到偃师的孙家湾，与孟津陆运之道无殊。河抚委派勘验确实，于是檄令荥泽诸舟在河入洛，檄令孟津车辆在孙家湾候载，檄令洛滨州县，备刮板

译疏浚沙洲。集结小船。等待起运指令。一时间水陆两路欢呼雀跃。而粮食运输得以集中。计算河运的粮食。从夏天到秋天。仅八万余石。洛水运输的粮食。满一个月达到十三万余石。船只不冒险。车辆不耽误时日。人力和工费。节省实在很多。冬天又奉皇上谕旨再次运输楚地的米粮。以救济陕西的饥荒。水路从河南的浙川出发。命令大臣监理并发放官价。唯恐让陕西拖累河南。于是米粮数量共计二十万石。山河险峻偏僻。安排处理非常艰难。先前陕西发生饥荒时。皇上特别恩赐拨出漕粮赈灾。命令楚地和河南协力陆运。后来楚地只协拨银两。而把劳役委给河南。这次运输。又将沿袭旧例。藩司李国亮毅然坚持反对。说谁不是朝廷的子民。能让河南百姓独自劳累吗。当权者于是采取调停的办法。于是楚地和河南分运。浙川已是逆流而上，水浅狭窄多滩。只能行驶所谓的扒河船。而且船只也不够多。于是造船、挑浚浅滩、过载运输。在篷厂堆积储存。工役、物价、口粮。都在仓促间筹备。根据开封府等议详。共需船只二千只。头舵纤夫一万二千人。船锯铁等工匠三千六百人。挑浚夫四千人。还需要八府一州提调催攒。李公回复巡抚。总计适宜的办法。命令四府一次轮流督运。后来运到五万余石。奉旨停止运输。只有朝廷以一视同仁的心意。移有余以补不足。所谓用安逸之道役使百姓。虽然劳累也不怨恨。然而如果不是祖观察创立从洛水运输的建议。李方伯有协运的争执。那么大梁的民力就枯竭了。这两位君子。是洛中士民应当祭祀祝颂的。详细记载始末。也作为考古者的借鉴。

译关于整顿运河闸口与运船的奏疏

朱之锡

国家转运东南的漕粮，依靠运河这一条线，全都沿袭明朝旧制。那么凡是用来便利通航的措施，自然不得不遵循旧有的规章，加以修明并谨慎遵守。顺治十三年以前，河道多有变故，粮运通常迟缓。自十四年到现在，仰赖朝廷洪福，幸好逐渐免除了冰冻阻滞的祸患了。只是有一两项规制，有的从明朝末年沿袭下来，有的因时间久远而松弛废弛，尚须急忙讲求。臣恭敬地考证旧籍，为我皇上敬陈如下。

第一是关于闸口。运河台庄以南、临清以北，原本没有闸口来节制宣泄，每逢干旱，尤其容易搁浅，暂且不论。那台庄以北、临清以南，将近千里的范围内，只依赖山东各泉水，从石缝泥穴中，一尺一尺地疏通，一寸一寸地引导，汇聚流向南旺河渠，分别供给南北。而南旺南面距离台庄高一百二十尺，北面距离临清高九十尺，其间有的几十里设一个闸口，有的几里设一个闸口，必须上面开启下面关闭，互相灌注，才能浮运。春夏之交，雨水失期，水源枯竭水流细小，更必须加倍耗费时间守候，逐渐积水，然后槽满。否则如高屋建瓴之势，一泻无余，船只搁浅而不能行驶。查《会典》记载：凡运粮及解送官物，以及官员、军民、商贾等船到闸口，务必积水至六七板，才允许开放。如果是内外官员公差，乘坐马快船或站船，有紧急公务，就在所在驿站，给予马驴过去，不允许违反条例开闸。进贡紧要，不在此例。又记载：凡闸口，只有进贡船只，随到随开，其余务必等待积水。如果豪强擅自开闸，走泄水利，以及开闸不依帮次争着进入的，听任闸官捉拿送究问参治。而且附搭黄马快船是禁止的，贡新船只夹带也是禁止的。法令森严，历历可考。顺治十三年，工部题覆巡漕臣侯于唐严厉整顿闸口的一疏，内称闸口启闭，原本关乎粮运，务必照旧例，首先粮船，其次官商等，也经过奉旨依议饬行。无奈近来官差船只，只顾及自己快速通行的私利，不念朝廷京储的重要，每到闸口，辄听船役喝令启板，稍有违拗，就用鞭打继之。积水既泄，闸内粮船不免搁浅。即使泄而复蓄，也不免延误。甚至有随带货船，须水浮送，则上闸应闭而不听闭，下闸当开而不容开。年来争竞的根源，实在由于此。像这样却想责求粮运快速无滞，这与退步却求前进有什么不同呢？除臣屡次示禁饬，并将抢闸缘由题请议饬外，仰恳特赐严旨申饬，容臣衙门仍照旧例，刊刻红牌通行，竖立各闸。除紧急兵船暂应让行外，其余官差船只，一体遵守。应参奏者，据实指参。庶几人心知警，而漕法不废。这是应当讲求的第一点。

第二是关于船式。重运自过淮河后，经由黄河、运河两河，抵达通州交纳。黄河逆水急流，运河源流细微，必须船米轻便，然后可衔尾速挽。所以漕船名叫浅船。各省漕粮，共计四百万石，各卫所浅船，旧额共计一万二千余只。查《会典》所开，浅船头梢底栈，都有定式。龙口梁宽不过一丈，深不过四尺。内如粮船过淮河验烙之时，查有船只不如式的，该管官员，不分军职有司，一体参奏。又将江北南京等积年损坏缺少的船只，行文督粮道，照依湖广、江西二省船式，就在瓜仪设厂打造，约载正耗米可五百石，务要底平舱阔，入水不深。又漕运议单一条，漕司及各该巡抚等官，备查各总下漕船若干，原缺若干，补造若干，现少若干，严督各粮储道，催行该厂补造足额，不许仍前雇觅民船，及将损坏者补码派搭本帮，以致船重难行。如不足额，照例参奏。即治河书中，也有闸河运船，载正米不得过四百石，入水深不得过六捺，六捺者三尺也。所以船力胜米力，水力胜船力。若不务足船，而徒搭运以省船，河力安能浮运，而漕运大困矣。归罪无源之河何益呢等语。这都是先年已试之法，有可考据的。近来只有江南、山东、河南，船式米数，不异往制。江西、湖广、浙江漕船，梁头宽至一丈六七尺，深至七八尺不等。空船入水，已四五捺。且又船数不足，往往倍载票粮，入水多至十捺以外。如式粮船，经过黄运两河，不难相连而进。而一遇重船，在黄河则合帮人夫，逐船倒纤，始得过溜。在运河则守板蓄水，集船起剥，倍费时日。一程间断，积而数程，相距必远。在后船只，固被阻压。即前船之在下闸者，缘上闸候水，封闭，过时，无水下注，亦不得不停桡以待。两河之水势犹

译命令下达，千方百计催促赶工，难道还能有别的特殊方法，让船只飞渡吗？除了臣已经会同总漕大臣，行文各省粮道，详细核查各省漕船为何打造得不符合浅水船式，又为何因缺船而加倍装载却不补造，某卫某所额定船只多少，目前缺少多少，现在应当如何补造，商议妥当后全面详报，以便回复裁决之外，但是近年来，重运船只回空，与十三年以前相比，虽然时间较早，但该省船只屡次因为船体过重，阻碍整个漕运。江西一省，尤其多违反规定。如果不从长远考虑商议，恐怕将来必然导致延误。可否请该部查核商议，责令各省粮道，遵照旧例，逐步补造，以备转运。这样旧制可以恢复，而整个漕运没有阻碍。这是应当讲求的第二点。河漕事务，虽然不止这些，但这两点，确实是漕运快慢的关键所在。至于谈论新运的人，常常把责任归于回空船只的早到，然而又必须从受兑开帮，直到过淮河，一一按时，然后抵达通州入仓，没有不及时的。查《会典》记载，重运船只抵达通州交粮，屡次经过商议，起初以九月为期限，后来改到六月。即使依据最后一条规定，大概从淮河以北，仍有三个月的水路行程，而其间必须先在冬季受兑冬季开船，二月过淮河的限制，预先严格规定。这可以看出由先及后、迟早相互关联的缘故了。况且回空船只，如果不被冰冻阻碍，年前自然也不难到达目的地。这又在于该省受兑开帮，努力振作，不致延误时机罢了。

译关于申明粮船定式的奏疏 乾隆五十年 阿桂

查雍正年间，部臣原议：建造漕船，本有定式。如有私自放宽加大者，漕臣即将粮道题参治罪。后来因年久废弛，各船每逢拆造，逐渐放宽加大，以图多载私货，并将高深尺寸逐渐增加，致使漕船过于高大，入水太深。不仅牵拉困难，船行迟缓，而且行驶易招风浪，容易出事。因此臣曾上奏提及，又蒙皇上降旨，令萨载、毓奇会同有漕各省的督抚，悉心筹划。后来据该督抚等酌减尺寸，会同上奏。查萨载等所定尺寸，江广船式与雍正年间题定的船身尺寸不相上下。江浙漕船，定船身长八丈，宽一丈五尺，虽较雍正年间所定仍属宽大，但与现在出运的漕船长至八丈八九丈、宽一丈六七尺相比，已略微缩小，在过闸搁浅等处自然较为便利。旗丁所带土宜一百二十六石，乃是历久遵行的旧例。雍正年间船身尺寸虽减，例带货物尚可携带，难道如今定船身较大，反而不够装载？况且萨载、毓奇在议改漕船时，曾附请令旗丁增带土宜七十余石，原本是因为漕粮系天庾正供，而例带土宜也是民间日用所必需。如果船身改减，粮米之外不够容纳，以致减带货物，价值难免上涨，自应仍循旧例。只是臣等酌改各船尺寸时，原将额定装米数与例带货物通盘核算，不仅土宜一百二十六石足敷装载，此外尚有空余，以备洒带米石之用。因此议定令带二百石。虽然江广、江浙漕船仅缩短八九尺及一丈余尺不等，收浅一尺五六寸不等，似乎与现运漕船相距无几。但河水大小，每年难以预定，若遇水小之年，船行最易迟缓。缩短一丈即可得一丈之益，收浅一尺即可收一尺之效。况且旗丁在建造船只时，辄自增加尺寸，若不立定限制，势将无所底止。应议定江浙漕船长八丈，深六尺，入水三尺四寸为度；江广漕船长九丈五尺，深六尺九寸，入水以三尺九寸为度。并将入水尺寸一一量明分晰，横向刻在浅板之上，使众目昭彰，易于查验。旗丁既不能在定制之外私增尺寸，也不能在土宜之外多带货物。即使遇水小之年，船身入水不至过深，也可无稽留阻滞之虞。至于应改船只，凡遇十运满足者，方令照新式拆造。计十年后，如能改造齐全，所用料物仍照从前原定价值，亦不致纷更烦扰。臣等仰蒙圣训谆谆，当为漕务筹其万全。倘若因改小尺寸，于丁民稍有不便，断不轻议更张。今查酌减船身，于例带货物业有余地可以装载，而成造漕船亦有一定限制可以遵守，似应仍照原议改减尺寸办理为宜。

关于改漕船修水利的奏疏 雍正二年 江苏布政使鄂尔泰

臣受任江苏，已经一年，地方事宜粗略知晓大概。如丹徒、丹阳河面，是杭、嘉、湖、绍、苏、松、常七府的运道，而派夫挑浅，唯独累及两县百姓。漕粮关系重大，旗丁固然应当优恤，但驾驭不善，则骄悍横索，官府无法制约，遂成为商民的累赘。州县分修战船，营弁勒索州县，船不坚固，官受赔垫，徒为科敛口实。凡此诸事，已蒙圣主洞鉴，谕令查议。臣更恭敬陈述一得之见，附陈数条，伏冀圣主采择。

一、漕船宜改旧式。谨按漕船旧式，船身虽广阔长大，而每船所装额米不过六百石，此外悉供运丁、水手广载私货，以致船身过重，遇浅即阻。受兑开行，觅揽客货，包载过关，停泊接受，势需时日。迨过关上进以及到达通州，沿途发卖客货，又须留滞。船式过大，遂得借口，实非无因，敢于玩误。况且船大则行迟，行迟则拥塞，拥塞则河路益狭，而民船不得通行，甚有相去数丈，守候经旬者。兼之硬拿剥运，捶挞交加，怨声载道，诚有如圣主明谕者。以臣愚见，与其大而无适于用，莫若更其式而有便于漕，并有便于民。嗣后每遇一船破坏，并届满号大造之期，请即饬令更造如●子船式，窄小而长，量其所装，可容千石。六百石以装正供，一百石以装行月口粮，余三百石地，仍许其带货。则船小载轻，不难撑运，即遇浅搁，亦易扛帮，而于旗丁辈仍无苦累，商贩民船且得肩行无碍，殊两便矣。况且船小则水手亦可减裁，少一人即少生一事，兼又

译这样便于划桨行船。船行的速度也很快。出发后不超过六个月，就能抵达通州。不超过十个月，就能返回驻地。这不仅使得督运粮食变得容易，而且对商人和百姓也有好处。这或许也是补救弊端的一种方法。

译第一件是水利急需疏通。查考《禹贡》记载，三江既已入海，震泽也就安定。震泽就是太湖。太湖的水分流到三江以入海。三江就是东江、吴淞江、娄江。娄江就是现在的刘河，在苏州府城东边，经过昆山县，抵达太仓州境内，环绕城南向东，经过嘉定县，流入大海。上游排泄众水，下游通达潮汐，东南半壁江山实际上都依赖它。所以它的通畅与堵塞，关系非常重大。河道向来宽二十多丈，后来因为在天妃宫建闸，束缚了水势，潮汐来得缓慢，导致泥沙停积突然堵塞，所剩河面只有五六丈。当地百姓正想拆除它，而在康熙五十四、五五年间，又建了六渡桥的新闸，河道日益湮塞。因为六渡桥距离大海已经很远，潮力已经微弱，用闸束缚它，那么潮水来得更加微弱，退去时更加缓慢。缓慢则泥沙停积，逐渐形成淤塞，以至于沿河田亩，没有水源灌溉。这是旱灾带来的祸患。如果遇到大水成灾，河道本来狭窄，又有这闸梗塞咽喉，震泽西边各郡的水，都流向刘河，而争着从一丈多宽的水门流出，排泄不及，那么泛滥漂没的祸患，必定不能避免。这又是水灾带来的祸患。当时与六渡桥同时建造的，还有七浦一闸。这闸距离大海较近，潮大则被闸阻挡而进不来，闸外的田地，遭受泛滥；潮小则被闸阻挡而无处进入，闸内的田地，无法汲水救助。所以两闸一建，三郡的水利几乎断绝，当地百姓没有不想拆除这两闸的。但因为当初建造时，经过督抚题请，不敢议论废除。殊不知地势有变迁，事理分利害，因循变革，在于审时度势。况且在商议建造时，本是为百姓利益考虑，当时未见成为百姓祸患，到现在已经遭受祸患，如果仍然不加以变通，拘泥于以前的议定，恐怕水利反而变成水害，并且与以前议定利民的初心，也大大相违背了。臣广泛征求众人意见，众口一词。倘若蒙受特别旨意，废除这两闸，太仓等三州县的万民，实在有所依赖。

请定漕船年限疏

姚文然

臣在御史台办事，看见户部、工部两部门，会商漕船十年一造的例子，请求总漕会同督抚，在原来十年期限之外，再延长几年，斟酌议定上奏等因。这确实是出于为国家节省钱粮的考虑。但漕运事务关系到臣的职掌，既然有愚见，怎敢不直陈。臣认为朝廷的大计，应当审度轻重。每年运漕米三百多万石，以充实京师，按丁口发放粮食，沿途设置驿站，修治河道，所费巨大，不止造船这一项。但因为京师是天下根本，漕米关系军民性命，所以不惜重费而推行。难道不想节省吗？运事中船只最为重要。查明白初漕规，有五年一造的，有七年一造的，后来酌定十年一造，已经算是节省了。本朝历年沿袭，未曾更改。现在又商议展限，不知道年限越远，那么现运的旧船越破旧，钉胶容易松解，遇到风浪而漂没损坏的一定很多。而且定额建造的新船越少，洒带负担越重，入水深而搁浅更加滞涩，有误漕粮，这是不便之一。又部议称漕船十年有余，难道没有可用的，因此请求展限，所虑确实是对的。但漕船与江船不同，过闸赶帮，拽浅守冻，回空一迟，修船不及，又催促新运，多有不及十年而损坏的，屡次上奏查报。况且既满十年，大约往返六七万里，即使有未坏的，也不过百分之一二，岂可因此将通漕船一概展限呢？如果不问年限满与未满，只论船坏与不坏，那么未及十年有早坏的，将免除按年数追赔的定罚吗？私下担心此后造船者不肯精选材料，修船者不肯加工，运船者不肯爱惜，听任其速坏速造罢了。初意本在节省，久了反而耗费钱粮，这是不便之二。臣反复思考，节省钱粮，不必在漕船这一项。况且十年之内，节省一次，所省几何。现在京通仓陈米，除发放涝粮外，积贮不多，又时过仲冬，回空阻滞，屡次经漕臣、抚臣、盐臣等上奏。此时体恤军丁催促船只，尚恐有误新漕，岂可议论造船展限之事呢？倘若臣言可取，仰祈圣断，将漕船十年一造，仍照现行条例执行。倘若担心官丁间有可用旧船，冒领钱粮的情弊，则康熙五年七月内，已经户工二部会商补船及年应造一疏，内称据总漕说十年改造之船，旗丁例应筹措贴备银两，谁肯将好船拆毁改造？但该督务必亲身严查，确实不堪者，方许改造。奉旨依议在案。应再请通行严饬即可。

请停查屯田滋扰疏

赵青藜

奏为请停查屯田，照旧办理，以免滋扰事。查屯田一项，始于前明，以至于今，各卫所年代久远，多有册籍散失，无从稽查的。也有册籍仅存，而陵谷变易，坐落界址，无可征实的。有军士逃亡田地荒芜，系百姓自行开垦的。也有运丁贫乏，将田地典佃给百姓，而辗转相售，屡次更换主人的。更有典佃之久

译百姓于是建造房屋，修治坟墓。因此顺治十三年，漕运官员就请求清查田地归还给运军，但最终未能办结，并非执行不力，而是形势不允许。如今部臣商议令清查田地归还运军，意图不过是用丁银来资助漕运罢了。臣私下认为，现行的津贴制度，百姓出钱供养运丁，运丁得到款项来承担运输，这对于漕运并非没有资助，法律没有理由再重新商议。即使清查田地归还运军，果真对运丁有益，也还将担心其连累百姓，说朝廷的子民不应被歧视。况且运丁虽然得到田地，却不能亲自耕种，南北运输，旷日持久，势必招佃播种，收取租息，这与未赎回的津贴，同样是得到款项来承担运输，看不到有什么益处。而且那些运丁原本富有者有几家？赎回田地的费用，势必向富人借贷，早上得到田地晚上就转卖，数年之后，又沿袭旧例。只是让那些狡猾的运丁，借此进行挟制诈骗，而百姓失去生计，含冤上诉，诉讼庭堂将没有空闲的日子。确实不如现在的津贴制度，不阻碍漕运，而军民得以相安无事。于是部议中尤其难以实行的，是说船只已经减运，不应当仍然给予屯田。这必定要夺取减运的田地，来给予现在运输的运丁，却不知道今日的减丁，就是当年的现运；目前的现运，又是未来的减丁。在前效力，在后备役，各有减歇，各有现运，轮流既周，没有不均平的。哪里用得着官吏辛劳于忽取忽与呢？取与之间，册籍必定重新编造，案件越繁琐而头绪越难理清，恐怕军人与军人之间也不能相安无事。近来蒙受特恩截留漕粮，觉得这项减运，不在轮流之内，未免稍微优待。然而以国家深恩，人蒙受其恩泽，而运军恰逢其时，稍微沾点优厚，似乎不算过分。况且每年减运的丁数不少，剥夺他们的屯田，将必然导致流离失所，实在不是怜悯之道。仰赖皇上如天般的仁爱，各丁的经费，都属有余。现在的条例已经周详，只要命令各督抚晓谕县卫等官员，清查津贴的册籍，严禁典卖，而军民本来已经相安无事，漕运可以永远没有失误。所以臣愚以为不如照旧办理为宜。

译江宁布政使晏斯盛关于布商换米的奏疏

我查得江宁是省会重地，人口众多，从事商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只依靠棕阳、芜湖、运漕作为江广米船聚集的地方，分卖商贩剩余的粮食，流通到江宁，来救济购买粮食的人，实在是全城源源不断的储备，比起在仓库中积贮更为重要。然而崇明的奸商，常在定额之外，在该处超额购买并偷漏，各处的奸牙和县吏，彼此勾结，实际购买的数目，终究无法核查。其中夹带出洋、入海牟利的人，往往有之，严重违反禁令。就像本年运漕，一镇定额应买米八万石，现在查该县册报，竟然达到十一万九千多石，可见他们选择便利近便之处，不遵守定额，刁顽违抗，已可概见。查本年四月，经江苏布政使司议准，令崇明商人每年载布前往江宁，换米三万石，在原定棕阳采买米十万石内，照数减除。本司随即将江宁省会，地广人稠，本地产米不多，尚赖江广客贩接济，不便又令崇明商人换买，导致米价昂贵等情况禀报详情。随后据江苏布政使司详请，仍照前议，听任其在江宁换米，奉前任长官批允在案。本司复查江南省城，住户稠密，需用食米甚多，历来仰赖客米接济，三五天内客贩不到，米价即涨。而上元、江宁等县，现有局部灾荒，赈济平粜，需米甚多，势难再听任崇明商人搬运。查江苏布政使司详称商人带着资本经营，只图利益，如果江宁米多价贱，负贩者自然踊跃争趋，如果米少价昂，即使驱使他们来，尚恐不来，岂至于因为换米而妨害民食等等。价贱则趋买，价昂则不至，为崇明商人打算的，可谓善矣。然而价昂是居民买食，价贱则是崇明商人买去，这样江宁省城百姓将永远吃不到贱价的米了。况且近来省城米价，常高于苏州，倘若又听任崇明商人换买，米价不更加昂贵吗？至于所说江广米商，深知江宁有布可换，所以年年载米，按期而来，现在若听说崇明商人载布他往，恐怕楚商也因而另赴他处，似乎反而不便等等。查江广米船，开江东下，其口岸有三，棕阳、芜湖、苏州是也。其来到江宁的，不过十之一二。崇明商人如欲以布换米，远则原派买的棕阳，近则芜湖、运漕，都可换，何必定在江宁？即使江广米客，如欲换布，也可在棕阳、运漕两处，何必绕道而至省城？查崇明商人在江宁，以布换米，从前是偶然之事，且在未经派定三处口岸之前，不可援引为例。自雍正五六年以来，已无在省换米者，并非因为雍正十年无布贸易，才不来的。崇明船在江宁，以布换米，不仅有妨民食，而且米商布客，此往彼来，必滋生偷漏，更多不便。本年省城米价，贵于往年，崇明商人虽尚未来，而民间听说有准其在宁换米的消息，就有卖贩下洋，导致米贵的说法，大概民间久未见崇明商人来省，不得不转相惊疑。总之崇明奸商，屡抗成例，而近处奸牙，又暗中勾结招致，所以棕阳不过千里，却以为路远难通，运漕超额购买，而纷纷吁请，将不竭尽本地储备流通之源不止。恳请复核定额，严禁偷漏，并通饬查销，不得再行违抗，庶几省会民食，不致日益昂贵了。

卷四十八户政二十三漕运下

海运考跋 研经室文集

阮元

用海运代替河运，不仅数百年的旧章不可骤然改变，而且数万丁伍水手失业无赖，也是可虑的。然而近年运河，屡屡梗塞，且朝廷粮仓储备不多，万一南船不达，则咽喉阻塞而不能进食，可为寒心。嘉庆八年十一月钦奉皇上谕旨，为预筹海运一事，即与僚属尽心集议，外访之于人，内稽之于古，知道数百年来民生国计，筹划的未尝无人，只是由于目前牵率之时，万不敢以供给度支的款项，取尝试于一旦，所以入告的奏章，曾有海运非必不可行之事，然而非万不得已而后行之的话，不敢决然行之，也不敢决然不行之。后得皇上福庇，河流顺轨，其议也停止。然而九年十月洪泽湖水低弱，力量不足以冲刷黄河，以致河口淤沙，七省粮船全不能渡，因此开祥符五瑞闸，放黄河水之上流入湖，减黄助清，于是清黄始平，复开小引河数里，飞挽各船，始能渡河。当引河水未通时，七省齐奏备驳运之法，然而以七省数百万之粮，用小船以万计，方可达淮，民情必致扰动，浙省尤少船，须向外江争先封雇，费用尤巨，势难全漕皆归驳运，不得已乃暗筹海运一法。十一月，招致镇海县由北来南的船，约得一百余艘，这种船，听说松江、上海，尚有二百余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