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治体三政本上

译像翻手掌一样容易。家庭不和，是动乱的根源。亲人虽然极其亲密，也有难以劝谏的时候；朋友虽然极其私交，也有难以倾诉的时候；老师虽然善于诱导，也有难以教导的时候，何况是君主呢？君主的尊贵，如同在天上，与天帝同体。公卿大臣，很少能得以进见。他们变色失容，不敢抬头直视，跪拜应答，还不如严厉家中的仆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善于鸣叫的人，声音也传不到九天之上；即使有善于照明的人，光芒也照不到九渊之底。臣子日益疏远，智慧日益蒙蔽。伊尹、傅说不能教诲，关龙逢、比干不能劝谏，于是国家灭亡了。蜀地人祭祀神灵必定依靠巫师，称巫师为端公。祈祷则得福，诅咒则遭殃。人们不知道神灵听什么看什么，只畏惧端公，而不惜钱财来供奉他。像这样，神灵不与人接触，人不与神灵接触，所以端公得以容纳奸邪。君主的尊贵，难道不像土地神吗？权臣宠幸的侍从，难道不像端公吗？听不到看不见，大权向下转移，诛杀像伯夷那样的人，奖赏像盗跖那样的人，天下怨恨背叛，寇贼逼近寝门，却安然不知。难道是有人能遮蔽君主的耳目吗？是势位尊贵自我遮蔽罢了。直言，是国家的良药；直言的臣子，是国家的良医。只治疗皮肤疮疡，不治疗症结的人，那人必定死亡；称颂君主圣明，指责百官过错的国家，必定灭亡。所看重的直臣，上等的是攻击君主的过错，次一等的是攻击后宫的过错，下等的是攻击皇族、后族、宠幸权贵，这是治疗疮疡的医生。君主凭什么依赖这样的直臣？臣子凭什么珍视这样的直名？所以国家有直臣，百官有司没有不畏惧他的，畏惧他从天子开始。从前明帝吃饭，厨师进献鳖。明帝吃了觉得美味，放下筷子问道：“我听说刘光缙禁止吃鳖之类，哪里得到这只鳖呢？”左右回答说：“从远郊取来的。”明帝说：“从今以后不要再进献这种食物，恐怕触犯御史的禁令。”以万乘之尊，向下畏惧御史，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地位在十人之上的人，必定处在十人之下；地位在百人之上的人，必定处在百人之下；地位在天下之上的人，必定处在天下之下。古代的贤君，不一定依靠大臣，平民百姓，都不敢欺凌；不一定依靠师傅，郎官博士，都可以接受教诲；不一定依靠圣贤，乡里父兄，都可以咨询治理之道。尊重贤才的朝廷，即使有奸佞之人，也会化为直臣；即使有奸邪之人，也会化为良臣。什么样的贤才不尽用？什么样的治道不听闻？所以殿阶九仞高，并不是尊贵；四方译使来朝见，并不是荣耀。大海因为能处于低下，所以川泽的水流归向它；君主因为能处于低下，所以天下的善政归向他。这才是尊贵的原因。

译纳谏

熊伯龙

建立国家的人，不可以用塞耳的玉饰来堵塞耳朵。谏官，是国家威严与精神的象征。凡是天下大奸大害潜伏的地方，起初用谏官去驳斥压制，力量还有剩余；后来若靠君主和宰相去制约，力量却不够。所以谏官有弹劾压制的作用，然后朝廷才有纲纪，然后天下才有良好的风俗。君主设立一个正直的官职，而百官没有不端正的，这只有台谏官才能做到。

我们皇上披星戴月，励精图治，勤勉不懈。凡是内至宫廷，外至临朝听政，那些用来彰显美德、堵塞邪路的做法，谨慎整饬，毫不吝惜余力。而天下也未曾有大奸大害不可查究的情况。似乎不需要那些冒犯龙颜、敢于直谏的人了。虽然如此，贾山的至理名言，进献给在露台上爱惜费用的君主；魏征的十渐疏，进献给路不拾遗的盛世。那时都是英明的君主，治世的朝廷，而两位大臣却提到秦朝和隋朝的灭亡，难道是他们迂腐愚笨而过度担忧吗？天下政事的修明补救，只能寄希望于治世的朝廷，只能寄希望于英明的君主。那些蒙蔽圣明而招致祸患的人，哪里用得着去劝说呢？然而君主蓄养冒犯龙颜、敢于直谏的人，确实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合适的了。

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有方法。苏轼说：君主能够听取意见，却不能使臣子一定进言，不能算是真正能听言之主；臣子能够进言，却不能使君主一定听取他的意见，不能算是真正能进言之臣。言语在于上下之间以诚心相互感应。以我愚见来看，臣子进言，遇到君主确实有命运的成分，实在不可强求。所能自主的，只是听取意见这一方罢了。楚庄王外出谋划事情，询问臣子，臣子回答不上来，退下后露出忧色。唐太宗神采英武刚毅，臣子回答时大多畏惧退缩，每当遇到言官，一定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得不到直言就忧虑，得到直言就和颜悦色，这两位君主的性情比摇鼓和木铎还要敏锐。这就是申臣祝贺的原因，也是贞观之治得以成就的原因。

这个道理，君主没有不知道的，但最终不这样做，是因为心中有顾忌。人不是尧舜，难道每件事都能尽善尽美吗？汉高祖难道不是创业的君主吗？因为郦食其的话而刻印，因为张良的话而销印，一销一刻，如同儿戏一般，而后人称颂他，这不仅不损害高祖知人的名声，反而足以说明圣人没有私心。后来的君主，问宏农则喜，问南阳则怒，问府中则喜，问宫中则怒，内外彼此的对立，胶结不解，即使有上百个汲黯，又能争辩什么呢？

那么请进献一篇箴言：像茅草一样堵塞心肠的人不少，石头，它的性质可以攻玉，愿皇上体察浅近的话。又进献一篇箴言：康庄大道上的仁爱自我，不如太行山，愿皇上明诏臣工，我不像汉文帝那样，命令张释之降低身份，不要高谈阔论。又进献一篇箴言：夜行的人把手伸在前面，然而却绊倒脚，东边开明，不是圭窦，万卷书都照亮，愿皇上穷究事理以知人，知人以知言，而四方听闻都开阔明朗。

勤政殿说

徐干学

臣伏读《月令》，明堂有十二室，天子按时居住，这是效法天的运行，顺应时序的规律，勤于民事而推行治道，不仅仅是为了夸耀其制度的隆重而已。古代皇家的居所取象于北极星，意义在于自强不息。

如今皇帝仰承昊天的成命，效法祖宗的恭俭，凡是一切宫室制度，只要不是关乎国家根本、政事出处，不废弃前代的制度，不奢侈于后世。这勤政殿在西苑，在夏天的日子里，在其中听政。每天早晨接见臣子，批阅章奏，稍有空闲就研读经典，翻阅图史。臣以前起家于侍从，在公卿之后待罪，常因在殿中奏事，得以侍奉清静，浏览观看。殿不是很宏大宽敞，比起正殿差得很远。前面是长廊，中间开辟层轩，体制朴素简略。臣仰颂圣德，认为唐尧的土屋，大禹的卑宫，大概也没有超过这个的。

臣深深思考天行无息的意义，认为君主只有能勤然后能俭。勤则清明之气胜，万物不能投其所好，所以不期待节俭而节俭自至。不勤则安逸之志胜，万物得以进献作为主宰，所以不期待奢侈而奢侈自至。由此看来，相因的道理，是必然的趋势。

臣窃见皇上深宫问夜，未明求衣，直到日晏还来不及休息，上自宫府，下逮黎庶，外及山陬海澨，日入月出之所，惟恐一事未理，一物未安。即位二十五年，兢业常如一日。近来鲸鲵荡定，兵革偃息，海宇乂安，民生乐业，工体宵旰之勤，词人进太平之颂，愿怡神暇景，闲日视朝。皇帝赫然震动，竦然吁咈，益励忧劳，无敢怠惰。功业已盛，而常惧其荒；民庶已安，而独居其瘁。是以侈心遏绝，俭德益光。

汉臣有言，古之王者，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窃观诗书所载，雅异于此。周公进陈无逸，文王日昃终身，未闻其以逸乐继也。然则虔始之道，方自今日。载笔之臣，岂能纪其万一。昔华林有清暑之賦，骊山着九成之碑，并铺张巨丽，有乖典则。臣躬述圣德，上窥大易自强之义，远览尚书无逸之训，推陈尧禹不与之衷，发明文王小心之德，虽未能编之诗书，亦庶几垂示来者。谨拜手而为此说。

译这种说法。

鼻息说

译冯景

天子，是人的头。二三执政大臣，是人的大腿和手臂。谏官，是君王的喉舌。这些说法见于《诗经》《尚书》及传记，是天下公认的言论。平民百姓则是人的鼻子。他们的歌谣、诅咒、祈祷、诽谤和议论，就像鼻孔的呼吸一样。这是冯景个人的私下言论，但也符合天下的普遍道理。人们没有不说的，在一个人身上，头最重要，大腿和手臂次之，喉舌再次之，至于鼻子，只是具备形体罢了。它的呼吸很微弱。但我说不然。呼吸最重要。有了呼吸然后才有鼻子，有了鼻子然后才有口，有了口然后才有喉舌，有了头，有了大腿和手臂。九窍、百骸、四肢的衰弱强壮、生存灭亡，都取决于鼻子的呼吸。它之所以微弱，正是它成就巨大的原因啊。身体常存而精力强健，是因为气息的嘘吸吐纳。口可以整天闭着，但鼻息不能一刻断绝。现在如果封住一个人的口，又堵塞他的鼻息，外面不能呼出，里面不能吸入，那么他的死就在转眼之间。这样才知道口可以整天闭着，是因为鼻息为之通畅。古代的圣帝明王懂得这个道理。他们选拔臣下比较简略，而考察百姓非常详细。诤臣只有七人罢了，当时还有记录过错的史官，撤去膳食的宰官，举着进善旗帜的旌表，供人书写诽谤意见的木牌，敢于进谏的鼓。还有乐师进箴言，盲人赋诗，蒙童诵诗，百工拿着技艺来进谏，平民百姓的诽谤，士人的传言，官吏互相规劝。在道路上摇着木铎巡行，在集市上采集众人的言论。收集他们的歌谣，审察他们的诅咒和祈祷，考察他们的诽谤和议论，以此来明察四方，通达四方，从而使大腿和手臂良好，元首安康。鼻息的重要程度如何呢？如果说我有口鼻，可以堵塞，看那喉舌虽然具备却好像没有，口既然天天被钳制捆绑，不能开口说话成为常态，而鼻息又被堵塞，那么周身的气息，就会淤塞不通。气息不通，那么手足就无处安放，耳目眩晕混乱，以致生病而危及自身。所以说，堵塞百姓的口，比堵塞河流更危险。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与我的说法相合。

汉诏多惧词

赵翼

汉文帝的诏书说：“我因为不聪慧不明达，而长久地统治天下，我非常自愧。”又说：“近来连年收成不好，我非常担忧。我愚昧不明达，不知道这极大的罪过是什么。”汉元帝的诏书说：“百姓非常困苦，盗贼同时兴起，这都是我不明达，政事有所缺失，罪过到了这个地步，我非常自耻。作为百姓的父母，竟然如此浅薄，对百姓该怎么办呢？”又说：“我沉溺于王道，没有看不花的，没有听不惑的，因此政令多有违背，民心没有获得。”东汉明帝的诏书说：“我承受大运，继承皇位，遵守文治，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害怕有废弛失误，就像走在薄冰深渊上，却没有船和桨，实在依赖有德行的人，辅佐我这些小子。”又说：“近来水旱灾害不时发生，边境百姓食物匮乏，政事在上层失误，百姓承受其罪过。”汉章帝即位时的诏书说：“我因为没有德行，继承大业，早晚战战兢兢，不敢荒废安宁。而灾异仍然出现，与政事相应。我既然不明达，涉猎道理日益减少，又因为选举不符合实际，俗吏伤害百姓，官职耗损混乱，刑罚条文不恰当，能不担忧吗？”岐山得到铜器时的诏书说：“现在上面没有英明的天子，下面没有贤能的方伯，百姓没有良善，互相怨恨在一方，这器物为什么来呢？”汉和帝的诏书说：“我继承伟大的功业，阴阳不和，水旱灾害超出限度，而没有获得忠言和至谋，用来匡正补救的策略，我日夜叹息，用心思非常痛苦。”又说：“连年收成不好，百姓空虚匮乏，京城去年冬天没有雪，今年春天没有雨，百姓流离失所，困在道路上。我痛心疾首，不知道如何救济。仰望上天，为什么无辜的现代人受此苦难？”汉安帝的诏书说：“我因为没有德行，不能兴起和顺降下善政，灾异像蜂一样兴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于征发。我因为不明达，统理失中，也没有获得忠良，来辅佐缺失的政事。”汉顺帝的诏书说：“我涉猎道理日益减少，政事失去中道，阴阳之气隔绝，寇盗肆意暴虐，忧愁憔悴永远叹息，痛苦得像头痛一样。”以上这些诏书，虽然都出自继承皇位、遵守文治的君主，不能有高祖、武帝那样的英气，但都小心谨慎畏惧，所以大多蒙受基业而安定。两汉的衰败，只有庸主而没有暴君，也是家风使然。

汉儒言灾异

赵翼

上古的时候，人们看天很近。等到人事繁盛兴起，虚伪欺诈一天天产生，于是与天一天比一天远。这也是势态无可奈何的。就拿六经来说，《易经》最先出现，所说的都是天道。《尚书》其次，《洪范》一篇，详细说了五福六极的征兆。其他诏诰，也没有不以顺从或违逆作为吉凶的。到了《诗经》《礼记》《乐经》在商周兴盛，则已经多详细于人事，而天人相应的道理略微少了。如《正月》《繁霜》等作品，不一二见。只有《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还是三代以来记载的古法，不是孔子所创立的。战国纷争，欺诈力量相互崇尚，到了暴秦，天理几乎灭绝。汉朝兴起，董仲舒研究《公羊春秋》，开始推演阴阳，成为儒者的宗师。宣帝、元帝之后，刘向研究《谷梁传》，列举祸福，附会《洪范》。《五行志》序言之后，天与人又渐渐觉得亲切。看《五行志》所载的天象，每一个变化必定验证一件事，推演过去以占卜将来，虽然其中不免附会，但也不是完全空谈。昌邑王做皇帝无道，多次微服出行，夏侯胜劝谏说：“久阴不雨，臣下有谋害君主的人。”当时霍光正与张安世谋划废立，怀疑张安世泄露了言语，张安世实际上没有

译言。于是召问京胜。京胜回答说，《洪范五行传》中说：“君主没有准则，其惩罚就是经常阴天，这时就会有臣下谋害君主的人。”汉光帝和蔡安世大惊。宣帝将要祭祀昭帝庙，旄头剑掉落在泥中，刀刃朝向皇帝的车驾。宣帝让梁邱贺占卜，说是有兵谋不吉。皇上于是返回。果然有任宣子章藏在庙宇间，想等皇上到来时作乱。事情败露后被处死。京房用《易经》六十四卦，轮流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作为征兆，各有占卜。每次先上疏说将要发生的事，近的几个月，远的一年，没有不屡次应验的。翼奉认为成帝只亲近异姓大臣，是阴气太盛，极阴生阳，恐怕反而会有火灾。不久，孝武园白鹤馆起火。这是汉代儒生谈论天道的，实在对人有用。所以那些上疏的人都说得深切明显，不再忌讳。翼奉说人气内部逆乱就感动天地，变化表现在星气上，就像人的五脏六腑，内脏有病就气色表现在脸上，身体有病就欠伸表现在容貌上。李寻说太阳失去度数，昏暗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的，是被女谒牵制；日出后的，是近臣扰乱政事；日中的，是大臣欺骗诬陷；日入时的，是被妻妾役使所营求。孔光说君主没有准则，那么灾祸征兆就会接连到来，其传中说：“有日月乱行等各种变异。”而尤其说得最切中要害的，没有像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的败坏，天就先出现灾害来谴责警告，以此显示天心仁爱君主，想要制止他的混乱。谷永也说灾异是天用来警戒君主过失的，就像父亲的明确告诫，改正则祸患消除，不改正则灾祸惩罚。这些都是援引天道来证明人事，如果有丝毫差错，而当时的君主也多遇到灾害而恐惧，如成帝因为灾异采纳翟方进的话，于是把宠臣张放外放，赐给萧望之爵位，提拔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为何武的话，提拔任用辛庆忌。哀帝也因为灾异采纳鲍宣的话，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免孙宠、息夫躬等人。他们看待天还有影响相应的道理，所以用实际而不是文辞来应对。降及后世，机智竞相兴起，权术被崇尚，好像天下事，都可以人力达到，而天没有权力，即使有志图治的人，也只是详细制定法制禁令，作为人事的防范，而不再有求端于天的意思。所以自汉代以后，不再有援引灾异来规劝时政的，偶尔日食求言，也只是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只觉得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关。然而想想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两次，彗星出现三次，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次，火灾十四次，以及五石陨坠，六鹢退飞，多麋有蜮，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而足，如果与人无关，那么圣人又何必多费这些笔墨呢？

译汉文帝论

方苞

自夏商周三王以来，评论君主德行的人，必定首先推崇汉文帝。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治国功绩有别人无法企及之处。自从魏晋直到五代，即使是篡位的乱臣贼子或窃据皇位的奸佞之徒，也都安然自任而不怀疑自己。所以他们利用天下资源来放纵暴虐，而没有畏惧顾忌。汉文帝却在幽深隐微之中，常常觉得自己不足以担当这个位置，并且担心不能善终。这正是大禹“一个人就能胜过我”、成汤“战战兢兢、危惧小心”的心境。世人只看到他对自己生活的节俭、对下属的恭敬、对百姓的简政，认为这是黄老之学的表现。却不知道这正是他内心自觉有所欠缺而发出的表现。然而汉文帝运用这种心态，治国之术也就安于浅近，只要可以做就停止。他听到张季（张释之）的议论，还说“说得低一些，不要太高”，认为复兴先王的道用来教化百姓，不是自己所能胜任的。孔子说：“子产还像众人的母亲一样，能养活他们却不能教育他们。”《尚书》说：“周公做万民的师保。”像汉文帝这样的人，能保护百姓却不能做他们的老师。这也就是混杂了黄老之学的弊病了。

唐元宗焚珠玉服玩论

程嗣立

唐玄宗继承了贞观之治的基业，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开元二年六月，下令在正殿前焚烧珠玉、锦绣和服玩器物。看他的举措，即使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又能超过他多少呢？然而不久他就放纵后宫的私欲，最终导致了天宝年间的动乱。有人说：“珠玉锦绣，不穿不用就足够了，为什么要焚烧呢？玄宗矫揉造作、修饰外表，以博取一时的声誉，所以不能持久，以至于失败。他不足以有所作为，已经在这里表现出来了，哪里还需要等到出延秋门、逃往西蜀呢？”唉，这是什么话呢？在开元末年，当时朝廷没有刚直敢言的大臣，内有杨贵妃、虢国夫人等人的宠幸，精明的气概消弭在宫闱之中，敬畏之心被进贡和谄媚所膨胀。假使在天宝之后，姚崇、宋璟还健在，杨玉环就不会进入宫中，安禄山就不会得到方镇的职位。或者即使姚崇、宋璟死了，而李林甫、杨国忠不相继担任宰相，灾祸也不会如此猛烈。确实因为辅佐的大臣得力，还能抑制他的欲望而节制他的情感。所以圣人建立教化，以治理情欲为首要。情欲的发动，就像火接触物体，一触即燃，就无法扑灭。即使是周武王那样的圣人，西旅进献大狗，召公也陈述告诫，不遗余力，担心开启嗜好的端绪，而引导的力量将无法控制。汉高祖在山东时，贪酒好色，等到进入关中，财物什么都不取，妇女什么都不宠幸，范增因此感到恐惧。秦国想要消灭西戎，送给戎王女乐，戎王喜爱而接受，于是由余就离开了秦国。那么这些服玩嗜好的端绪，最终关系到政治得失、兴衰治乱的根本，能不慎重吗？当玄宗焚烧珠玉锦绣时，一时的英锐之气奋发有为，所以开元之治，与贞观之治相比，评论者却反而以此诋毁他，这也太苛刻了。

封驳

顾炎武

君主所担忧的，没有比只听顺耳之言而没有违逆自己更大的了。齐景公在国内宴饮赏赐，受万钟俸禄的有三个人，受千钟俸禄的有五个人。命令下达了三次，负责计算的官员都不听从。景公发怒，命令罢免负责计算的官员。命令下达了三次，士师（司法官）都不听从。这就是《畜君》这首诗所作的原因。汉哀帝封董贤为侯，丞相王嘉将诏书封还。钟离意担任尚书仆射，多次封还诏书。从此封驳之事，在史书中多见，但没有把它作为专职。唐代的制度，凡是诏书都经过门下省，事情有不妥当的，可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误过失的职责，记载在《六典》中。像袁高、崔植、韦宏景、狄兼谟、郑肃、韩佽、韦温、郑公舆等人，因为封还诏书，在史传中留名。也有召见当面慰谕的，如德宗对待许孟容；有派中使嘉奖慰劳的，如宪宗对待薛存诚。元和年间，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诏令有不可行的，就在黄纸后面批注。吏员请求另外连缀白纸，李藩说：“另外用白纸，那是文书状子，怎么能叫批注呢？”宣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经派中使赐给他符节。给事中萧仿封还制书，皇上正在奏乐，来不及另外召中使，就派优伶去追回。符节到达李燧门前又返回。臣子执法的正直，君主听取意见的明智，由此可见。五代时期废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才恢复给事中的封驳职权。而司马池还说门下省虽然有封驳的名义，但诏书一切都由中书省以下决定，这不是用来防止过举的办法。明代虽然罢免了门下省的长官，但单独保留六科给事中，来掌管封驳的职责。旨意必须下达到各科，如果有不妥当的，给事中驳正到六部，称为科参。六部的官员，没有敢抗拒科参而自行其事的。所以给事中的官品低微而权力特别重。万历年间，皇帝深居宫中沉默不语，泰昌以后，国家议论纷纭，而维持禁止，往往依靠科参的力量，这是现在人所不知道的了。《元城语录》说：王安石推荐李定时，陈襄弹劾他，还没有实行，已经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宋次道封还任命词头并辞职，被罢免。接着吕大临再次封还。最后交给苏子容，又封还。重新上奏又下达，反复七八次。苏子容和吕大临都被罢免职务，奉朝请。名誉赫然显赫。这是祖宗恩德百余年来养成的风俗，与齐太史被杀三人而执笔如初有什么不同呢？

三习一弊疏乾隆元年

左都御史孙嘉淦

臣是一介平庸愚钝之人，学识浅陋，承蒙担任风纪重任，日夜惶恐不安，想着竭尽愚夫的一点考虑，向上辅助高深的圣明于万一。而几个月以来，捧读

译皇上谕旨。充满仁心仁政。恳切周详。凡是臣民心中想要却不敢开口说的。都已经实行了。事情本身没有可说的。想要说的只是皇上的心罢了。我们皇上的心。仁孝诚敬。加上明察宽恕。哪里还有可议论的地方。而臣还想进言。正是在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有所顾虑。所以过度筹划而预先防备。现在治乱循环。如同阴阳运行。坤阴极度旺盛则阳气生发。乾阳极度旺盛则阴气开始。事情处于极度兴盛之时。必定有阴伏的契机。这契机藏在极细微处。人们察觉不到。等到它明显显露。就积重难返。这其中有三种习气。不可不谨慎戒除。君主德行清高则臣下心服而歌颂。仁政多则百姓身受恩惠而感激。说一句话满朝称圣。发一道令四海讴歌。臣民原本并非献媚。然而君主的耳朵。对此已经习惯了。耳朵与赞誉同化。不是赞誉就逆耳。所以起初匡正拂逆的被拒绝。接着木讷的人被厌恶。久而连歌颂不工巧的也被贬退了。这叫耳朵习惯了所听到的。就喜欢谄媚而厌恶正直。上面越智慧下面越愚蠢。上面越能干下面越畏惧。奔走谄媚胁从。左右顾盼都是这样。免冠叩首。应声说是。臣工以为这是尽礼。然而君主的眼睛。对此已经习惯了。眼睛与媚态同化。不是媚态就触目。所以起初傲慢粗野的被斥退。接着严厉忌惮的被疏远。久而连便辟不巧妙的也被违逆了。这叫眼睛习惯了所看到的。就喜欢柔顺而厌恶刚直。恭敬寻求天下的士人。见多了就以为没有奇人。就抬高自己而轻视别人。慎重办理天下的事务。久了就以为没有困难。就逞雄才而轻视事务。质问别人听不到他们的短处。反省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于是心中想要的。确信以为不会逾越。命令发出的。期望必定执行。这叫心习惯了所认同的。就喜欢顺从而厌恶违背。三种习气既成。就产生一个弊病。什么是一弊。喜欢小人而厌恶君子是也。现在进用君子而退斥小人。难道只有三代以上的人知道吗。即使是末世君主。临政愿治。谁不想用君子。况且自以为聪明的君主。各自认为自己的臣子是贤能的。谁不认为我所用的。必定是君子而绝不是小人。却最终小人进用而君子退斥。没有其他原因。是用才而不用德的缘故。德是君子所独有的。才则是小人与君子共有的。而且小人胜过君子。言语奏对。君子木讷而小人奸佞谄媚。就与耳习相投了。奔走周旋。君子笨拙而小人便辟。就与目习相投了。即使考核事务考察劳绩。君子独自实行自己的意愿。而以言功为耻。小人善于迎合。而擅长显摆勤勉。就与心习又相投了。小人凭借他们的长处来善于投合。君主沉溺于所习惯的而不自觉。仔细听他的话入耳。仔细观察他的容貌悦目。多次试验他的才能称心。于是小人不约定而自然合拢。君子不驱逐而自然远离。到了小人合拢而君子远离的地步。其祸患岂可胜言。而推究其缘由。都是三种习气造成的弊病。治乱的关键。千古一条路。可以考证而知。我们皇上圣明首出。无微不照。提拔老成硕学。贤才汇聚升迁。岂止没有这个弊病。也没有这种习气。然而臣正趁其未形成习气时进言。假如习气已经形成。就有知道而不敢说的。或者说了而不被听见的了。现在想要预先除去三习。永远杜绝一弊。不在外面。只在于心。所以臣愿进言皇上的心。俗话说。人不是圣人。谁能没有过错。这是浅薄的说法。圣人难道没有过错吗。只有圣人才能知道过错。只有圣人才能改正过错。孔子说。五十岁学习易经。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大过错还有。小过错可想而知。圣人在下位。过错在一身。圣人在上位。过错在一世。尚书说百姓有过错。在于我一人是也。文王的百姓没有冻馁。却还视以为伤痛。只有文王知道他们的伤痛。文王的易经贯通天人。却还望道而未见。只有文王知道未见。贤人的过错。贤人知道。庸人知道。圣人的过错。圣人知道。贤人不知道。希望别人绳愆纠谬而达到所不知道的。很难。所以希望皇上的圣心自我警惕。危微之辨精。而后知道执中难允。怀保之愿宏。而后知道民隐难周。谨几存诚。反省自己而真正知道不足。老安少怀。之世而实在看到未能。然后谦逊不敢自以为是。不敢自以为是的意思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然后知道谏诤切磋的人爱我良深。而谀悦逢迎的人愚弄自己而陷入陷阱。耳目的习气除去。而便辟善柔便佞的姿态。一见就像玷污。取舍的标准确定。而嗜好宴安功利的学说。没有理由来相投。然后治理达到极盛。教化成就于久道。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即使收敛心思为谨慎。谨慎久了看到没有过错。就认为可以稍微放宽。励志为勤勉。勤勉久了觉得有功。就认为可以稍微安慰。贤良辅弼。海宇升平。君主的心稍微安慰。而想要稍微自我放宽。似乎对天下无害。却不知道念头一转。嗜好宴安功利的学说。渐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的人。也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

译忽然自己都不知晓，却已被其击中，那么黑白可以转换颜色，东西可以改变位置。所谓机兆潜伏于极其细微之处，而局势形成于不可挽回之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难道可以不谨慎戒惧并加以预防吗？《尚书》说：“自满会招致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又说：“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会归附；意志自满，九族就会离散。”《大学》说看见贤人却不能举荐，看见不贤之人却不能罢黜，以至于喜好与厌恶违背人的本性，而推究其失误的原因，都在于骄傲放纵。自满与骄傲放纵，就是指自以为是。由此看来，治乱的关键转折在于君子与小人的进退，而进退的关键掌握在君主一心是恭敬还是放纵。能够认识到错误，那么心不期望恭敬也会自然恭敬；看不到过错，那么心不期望放纵也会自然放纵。恭敬，是招引君子的因素，也是治国的根本；放纵，是引诱小人的媒介，也是动乱的阶梯。既然如此，顺着水流追溯源头，用简略的语言概括主旨，只希望皇上在时时事事上，常存不敢自以为是的心态，那么天德与王道，就不外乎于此了。俗话说：“狂夫的话，圣人也会从中选择。”臣有幸生在圣明的时代，直言不讳，所以敢竭尽我愚妄的意见，恳请皇上包容并垂察，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增加尊崇圣德疏 乾隆七年

御史柴潮生

我私下认为，君主咨询臣下，臣下警戒君主，这是太平盛世的美好风气；增益谦逊，减损盈满，是检点身心的最高道理。臣恭读今年三月内的皇上谕旨，其中有说：“你们九卿之中，能够向君主提出责难的是谁？陈述善道、杜绝邪恶的是什么事？”这确实是唐尧虞舜时代君臣共同警戒的盛况，也体现了我们皇上虚怀若谷、听从劝谏而不违逆的宏大胸怀。不仅是九列大臣，凡是承受训谕的人，都惶恐不安。所有臣僚，稍有良知和血气的人，没有不感激羞愧、思虑奋发的，以此谋求向上赞襄皇上高深的德行。臣私下回想，尧帝时有水患，汤帝时有旱灾，自古帝王时代，难免有灾异。议论的人认为这是气数恰好如此。臣愚昧地认为，这正是上天保佑并申命，让他们更加勤勉地修养德行。所以舜帝说洪水警戒我，汤帝以六件事自责，他们的德行更加纯厚，操守更加严密，因而有感必应，快捷如同影子和回声。今年入春以来，京城附近地方，雨水未曾充足。皇上日夜焦劳，没有片刻释怀。只是天时中的雨水和阳光，难以用浅见去窥测；而人事中的修养反省，不妨过于责难。然而修养反省在行为上的，一举一动，纯粹与混杂容易看见；修养反省在隐微处的，听不到看不见，征兆难以窥测。君心是万物变化的源头，普天之下，百官万民，都在此寄托性命。皇上治理国家、面对百姓，固然没有一项不符合天理、不合乎人情，治理达到完美完备了。但小臣私下以管窥之见认为，在处理万机之余暇，难道没有陶冶性情、顺应兴致的时候吗？只怕念头偶然一动，其开端非常细微，而自我方便、自我宽恕的机缘，或许在来不及觉察时乘虚而入，于是导致暗中滋长而无法遏制。那么顷刻间的出入，就关系到皇功的疏密。虽然深宫中的纠察虔敬，自然必定极其缜密，绝非微臣所能揣度。但报效无路，寸心激切，不得不过分忧虑。恳请皇上在百官臣工所看不到的地方，左右近侍所窥探不到的地方，朝夕更加谨慎戒惧，在细微和安康上极其审慎，而力求在制伏心念、制伏事务上下功夫，那么圣德更加崇高，圣心更加广博，岂止是随时修养反省，仅仅招致吉祥的征兆而已呢。

请求抄录进献经史以资助圣治疏 乾隆二年

给事中毕谊

臣凭借空疏的才学，充任给事中的职位。圣明的君主在上，谋求治理正殷切。臣日夜思竭尽驽钝之力，以向上报答圣主求取言论的诚意，向下尽到人臣补正阙失的道义。但学识浅陋，不能尽知当世的急务；那些琐碎小事，又不敢随意搜集，烦扰圣上心意。谨就心得中的愚见，献上一份草野之人的建议。我私下认为，圣王的治理，都本源于内心；而圣王的内心，必定探求于大道。大道本无穷尽，只有用学问来充实它，才能日日进步；学问也无穷尽，只有用不停息的态度来持守它，才能日日纯熟。三代的治理，媲美唐尧虞舜，贤圣的君主，没有不是通过求学而来的。治理得到了根本，所以教化达到神妙的极致；而事务本极平常，人们却容易忽视。因此秦汉以后，世道变迁，风俗转移，儒者则将文章与经济分为两途，君主则将天德与王道视为两事。只务求治理，而不谈论向学。不知道造诣不深入本源，那么政令多苟且以自安；志向不期望教化神妙，那么功业以小成而自足。治理不如古人，原因就在这里。伏惟皇上万机在身，不像在东宫无事时的岁月；卷帙至繁，哪有秘殿翻书的闲暇。我私下思忖，一天之中，接见臣下的时间多，与圣贤晤对的时间少；兵刑钱谷，纷扰圣虑的事情多；往行前言，增益圣心的事情少。那么功业与忧虑间续，即使治理恐怕也有瑕疵。况且社稷民人，哪一样不是学问？而圣德大业，都完备于书籍。如果想要希冀达到圣神的美德，固然必须借助典籍；即使想通过广听来收效，也应当参考成编。臣愚昧地请求特命史官，选取经史诸书，以及古来的奏议，不论卷帙多少，也不拘泥忌讳，每天派两人，抄写数幅，按时进呈。恳请皇上在听政之余，必定赐予披览，使之成为常规，更不间断。昔日《千秋金鉴》，唐代臣子以此称颂；陆贽奏疏，宋代臣子以此进御。凡是想要辅佐成就君德，所以借助前言。然而足以备夜间阅览，难免深宫中作辍。如臣所论，每日奏进不异于披览章疏，没有记诵案牍的烦扰。但是是非得失的准则，治乱兴亡的缘故，如果一经御目，必定触动圣心。日积月累，固然必定见到日日有功的景象。即使是习见的旧闻，也足以收到温故知新的盛效。以臣的愚陋，退食之余，偶尔展卷，尚且必定有所感触。何况皇上秉承上圣的资质，勤勉日新的学问，那么用来发扬圣性的高明，使治功达到尧舜境界，理有可必，效果也不会迟缓。

请求开放言路疏 康熙三十六年

御史胡德迈

奏为请求放宽言路的处分，并赐召对诸臣，以收听取言论的实际效果事。我私下认为，朝廷慎重选拔台谏官员，以资助谏诤，原本是想让他们启迪皇上的自身，匡正辅弼国家政务。恭读太宗文皇帝谕谏官：“朕自身如果有不德之处，就立即规劝谏诤。如果确实允当可行，如果虚妄也不加罪于你们，并不让你们对质。”世祖章皇帝

译命令言官各自根据所见所闻，极力陈述，毫无隐瞒。所说的话如果确实正确，就予以采纳；如果不恰当，也不必治罪。光辉显赫的祖宗训诫，已经垂范万世了。近来官场风气更加败坏，恩宠贿赂日益明显。圣上心中早已洞察，各位大臣难道都是聋哑吗？只是因为攀附行贿的事情最为隐秘，明知其事却没有确凿证据，不敢随意冒犯圣听。况且行贿与受贿同罪，法律规定以被发觉者为虚妄诬告，于是公然徇私舞弊，实在无可奈何。这都是因为臣等不才，顾虑畏惧，不能冒着惯例去纠举弹劾，缄默不言的罪过，又有什么借口呢？

现在正值圣上反省自身、征求言论的时候，也是各位大臣真心悔过的时机。是否可放宽对处分的规定，使得大家能够直抒胸臆，揭发奸邪，剔除弊端。其中有刚直无私的人，褒奖激励一二人；过于憨直的人，也委婉表示宽容。两班大臣，每日侍奉在御前，秉持公心还是挟带私心，哪里难以立刻分辨？全在于皇上平时留心，在升降官员时自然会有甄别。臣听说古代帝王有摇动鼗鼓、悬挂木铎以求言的做法，汉代设立极谏的科目，求取意见如此恳切，尚且有不肯尽言的人，难道拘泥于处分的惯例，还指望他们直言无隐吗？

至于各衙门三品以上官员，有的就是从科道官升任的，有的在中外任职时间最长，这些都是熟悉事务的官员，难道没有见识吗？只是定例中记载，如果不是言官条陈的，就要降职调任等语，因此忠君爱国的念头，抵不过爱惜功名的念头的人大有人在。凡是遇到灾异修省的时候，就允许直言，事情过去就停止。有闻必告，是臣子的本分，难道能区分灾异时与平时为两种不同情况吗？是否可从此以后只允许一律条陈，那么言路就会更加宽广，而人心也会更加振奋。

至于治国大道，贵在沟通上下之情。我皇上忧虑勤劳政事，每日命令部院各衙门的堂官以及科道等官，依次上前奏事，原本是在夙兴夜寐之中，寓含鉴别人材的方法。但是进见时只是唯唯诺诺，不过片刻的一两句话，即使奏章疏文全部阅览，也可能不能完全知晓隐情。私下观察，历来的督抚提镇等大臣，都能得到特别诏令进京朝见，当面咨询方略，口头陈述利弊，难道在京的近臣唯独不能瞻仰天颜、尽情抒发胸臆吗？

恳请皇上在万机之暇，不拘在京衙门大小官员，只要圣心中稍微了解的，都能不时召见对答，询问政事的缺失、民情的疾苦，并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以备提拔任用。只听一家之言则偏私，兼听则公正；进见的人少，那么被召见的人或许能挟带偏私之见来蒙蔽圣聪。只有圣听广泛，自然可以折中得出最恰当的意见，而人们也难以逃脱圣明的洞察。俗话说：“割草打柴人的话，圣人也加以选择。”何况这些都是股肱耳目之臣，难道没有一点可取之处自我献纳吗？

大凡条奏，或许有虚实可否之分，至于口头陈述，必定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各位大臣才能的长短、心术的正邪、品行的优劣，都被皇上深远的内心默默识记。在会推简用之际，可以立刻决断无疑。这不但能通达下情，而且能周知朝廷的贤否。至于容貌辞气，人各不同，天威近在咫尺，或许有人因畏惧忌讳而不敢言。只希望皇上以和颜悦色，诱导他们接受教诲，以壮大敢言的气概。这又在于如天般包容的皇恩，不是微臣所敢妄知的。

还有请求的是，君臣互相警戒，是盛世吁咈的风气。近来各位大臣的章疏，每多浮泛的颂扬之词，这是不以尧舜的标准来期望我们的君主。虽然白简时常陈奏，又有什么益处呢？今后涉及皇上自身的，一律遵循祖制，允许规劝谏诤，那些颂美浮词，应当饬令禁止。臣是言官，只知道以言论效忠，而见识有限。恳愿我皇上集思广益，兼听并收，那么忠告就会日日听闻，太平盛世就可以立刻实现了。

译请求召见对答臣疏 顺治六年

给事中魏裔介

我私下观察当今天下的时事，也极为紧迫了。百姓无法维持生计，也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山东一带的盗匪遍布田野，京畿地区因此像野火燎原般蔓延。江西的叛将刚刚被擒获，云中地区忽然又出现猪突般的乱军。又如巴蜀地区的残余势力，湖湘地区的遗留祸患，哪里没有让圣上日夜操劳的呢？我认为这些都不值得忧虑。所忧虑的是上下之间的情意未能沟通，满汉之间的气脉在中间阻隔。有的人庸碌无能以保全富贵，有的人互相勾结以爱惜功名。纲纪一天比一天松弛，法度一天比一天败坏。贪官污吏，互相吞并，像鸱枭一样嚣张，以显示自己的得意。只有我们皇上独自站在上面，日夜焦心劳神，不能与天下的百姓，共享一天的太平之乐。我实在为此担忧。昨天废除卖参的差役，纠正朱罗江的罪行，传谕满汉官员，要同心协力，恭敬合作，不得彼此偏向。远近百姓欢呼，现在又特别奉上传谕，痛念百姓不得已的苦衷，广泛寻求消除弊端、兴办利事的长远策略。如果不是天资聪颖如神，怎么能洞察万里之外如此清楚呢？我虽然极其愚笨，但有结草报恩的心意，不忍心不说而辜负陛下。我私下认为总督、巡抚、总兵、按察使，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地方官吏剥削百姓，百姓难以生存，免除税收赋役，有名无实，这些都是驱使百姓成为盗贼的原因。我们皇上也已经充分知道了。即使说这几件事，不足以穷尽天下的事务，然而改弦更张，完全改变平日的做法，本来足以达到太平而没有困难。但这几件事，不经过深思熟虑，没有谁能掌握其要领的。从前唐太宗励精图治，开设馆阁，引用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人，轮流值宿，空闲时就从容地私下接见，讲求治理之道，有时直到深夜，然后才就寝。所以当时君臣在便殿问答，就像家人父子在厅堂相见一样。君主愿意听，臣子没有不说的；臣子尽情进言，君主没有不采纳的。所以贞观之治至今为人所称颂。我敢请求皇上在朝会结束的时候，或者驾临乾清门，或者驾临便殿，大大收敛天威，特别召见满汉大臣，俯赐清问。凡是政治的得失，百姓的疾苦，官员评价的好坏，以及某省还可以支撑，某省灾荒特别严重，盗贼如何可以清除，贪风如何可以平息，部院督抚如何可以得到合适的人选，河工漕运如何可以不误事，让各位大臣逐条回答事宜，必须谈论救时的迫切事务。在于各位大臣留心国家利弊，百姓的休戚，难道没有补救一时的方法，和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道理，以及借箸前筹的人吗？至于部院各位大臣，各有自己的职责，在启奏的时候，皇上也应当召问。果然能熟悉政务，通达民间疾苦的人，才是不辜负职守的。这样就能足以明目达聪，而民间的利弊，没有不周知的了。

恳请勤召对答疏 顺治二年

御史赵开心

从来治理天下的人，想要追求君民一体，必须先由君臣一体。那么疏通一体的脉络，没有比言路更好的了。这不仅仅在于章奏。自古以来明目达聪，广泛寻求正直的言论，必须朝夕接见，谏臣充满朝廷，天子咨询，百官进献采纳，然后下面没有不能上达的隐情，君主没有不善的施为。我们朝代理政以来，任用贤能，采纳谏言，言路也已经宽广了。以前偶尔因为事情归并六部，内外顿时形成隔绝，不久就恢复旧制，确实是圣明举动，大快人心。但是建立政事的开始，凡是事情的得失，言论的通塞，关系到天下万世的利害。其中的大纲大法，固然需要讲求，即使细节隐情，尤其需要洞察清楚。只是有奏疏不能全部陈述，而密封的奏章不敢频繁冒犯的情况。恳请皇上开怀接纳，时常垂问。不拘朝见还是私下接见，不分满洲汉官，不拘内院及九卿科道，时常借召对的机会，以温和的文采相待。一切用人行政，与民间利弊相关的事，允许各位官员随事条陈议论。一个臣子进言，其他臣子商议，皇上听取。或者可以或者不可以，或者实行或者停止，斟酌后立刻决断，仍然命令史官，当场记录。像唐太宗召宰相入内，平定商议国计，史官跟随进入，预先听闻政事。元仁宗说，进言的人应当直接到朕面前。这样人情就能因此上达，恩泽就能因此下施。所补救的不是一个人一件事，所励精图治的不是一朝一夕。况且我还有请求的，科道职责在于陈述言论，辅臣尽心协助赞襄，地位高低虽然不同，而辅佐君主的心意则是一样的。我考察前代，凡是进入内阁参与机密事务的人，检查题奏，拟议批答，随时启发开导，因事进献忠诚，所以进言起初并不专在言官。现在阁臣学士等官，都改兼殿阁各种头衔，体制已经完备，职务应当修明。恳请皇上查复旧制，让内阁各位大臣在赞理机务之余，每逢事关重大，随时适宜具疏陈述可否，取自皇上裁决。那么臣子不徒有贵位，上下交感而治理就可以图谋了。

请求恢复封驳旧制疏 顺治十七年

御史季振宜

奏为垣臣职掌应当明确，封驳旧制应当恢复，以收到直言之实效。我们皇上日理万机，早起晚睡，难道有过失吗？只是事故多端，有可以行于今日，不可以行于将来的；有可以行于一隅，而不可以行于天下的。倘若以皇上的可否为依据

译违背。等到政令已经施行之后，才开始纷纷上奏条陈，请求收回成命，那么朝廷就有出尔反尔的嫌疑。六部大臣已经拿着奉旨作为定例了。明知这样做不行，却闭口不言、心中非议，没有比这更不忠的了。臣请求陛下下令给六科给事中，凡是遇到发抄之日，务必详细加以审核，稍有可议之处，就立即上奏请求更改票拟。纵然他们的议论有不恰当的地方，再经过皇上推敲裁夺，这确实是已经治理好而追求更加治理好，已经精密而追求更加精密了。至于上传密本，近来有不由六科给事中，而直接发给各部的。六部与六科设置，互为表里，原本有深意。六科给事中既然担任耳目之职，想要让他们不见不闻，在冥冥之中揣摩，这也太难了。况且上传密本，往往经过一年半载之后才知道。等到知道了，又因为上传密本，拘忌辗转，拖延很久，补救虽然精巧，但政令如流水般已经执行，叹息怎么来得及呢。臣子挟持奸诈、徇私情、卖恩惠，往往在闲暇从容之时。至于封驳，原本没有成见，早上发抄，晚上上奏封事，钻营固然来不及，变故又怎么能突然形成。这样封驳的制度恢复，而皇上永远没有过错，各部都洗清以前的错误了。

译请诏令宜信疏 康熙十二年

御史魏双凤

臣听说君主用来激励天下的，在于诏令。而诏令颁布于天下，尤其贵在遵行。如果发布诏令不轻率，而坚持必定实行，坚定如金石，守信如四季，那么普天之下，没有不肃然倾听并心悦诚服的。《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必须执行。”《左传》说：“命令庄重则君主尊贵。”所以诏令不可不守信。臣阅览邸报，看见今日已经奉旨定为常例的事情，奉行不力的情况是有的。臣认为应当在未发布之前谨慎持守，不适宜在发布之后轻易违背。否则，诏令刚下就不遵从，命令未到就擅自改变，不仅各级官员阳奉阴违，辜负职责，衡量国家体制和帝王法度，确实看不出有什么可取的。比如征收杂项钱粮，银占七分、钱占三分的成例，已经奉有旨意了。现在直隶各省州县，存留收放，未曾大力推行。比如每十文钱折合一分银的成例，已经奉有旨意了。现在户部，每发放一千文钱，折合一两银；而市场贸易中，每一千文钱，竟然折合八钱到一二分不等。比如不许使用旧钱的成例，已经奉有旨意了。现在各直隶省贸易中，旧钱混杂依旧。旧钱掺杂，就会使制钱流通受阻；制钱贬值，就会使钱法不通畅。这难道不是奉行不力吗？比如禁止滥留衙役的成例，已经奉有旨意了。现在各直省大小衙门，衙役蜂拥而至，有的改换名目，有的几人联合充任，未曾遵守定额。比如禁止聚会烧香的成例，已经奉有旨意了。现在直省各处，敲锣打鼓、张挂旗帜，敛钱念佛的现象仍未停止。比如禁止服饰奢侈的成例，已经奉有旨意了。现在街巷中地位低微的人，穿着云锦绮罗，奢华依旧。比如擅自使用非法刑罚、无辜死于狱中、擅自索取夫役马匹的成例，都奉有旨意了。现在在职官员故意违犯，被列在弹劾奏章中的比比皆是。凡此种种，难以一一列举，都是因为内外臣工，积习成风，玩忽职守，全不真心担当，切实遵守。因此，皇上虽有仁爱之心，却无人代为宣示传播，百姓从何得知？皇上虽有仁爱之政，却无人代为奉行，百姓无从得到安顿。君王的言语如丝线般细微，发出时却如大绳般庄重；君王的言语如大绳般庄重，发出时却如粗索般威严。辉煌的天语，明亮如日月星辰，而官员不遵从命令，百姓不遵守法律，拿什么向天下显示诚信？恳请严厉告诫内外部院、督抚及大小诸臣，此后洗心革面，精诚纯洁地承受恩宠。凡一切奉旨定为常例的人事，有益于民生、有利于风俗的，真心实意地推行，一律恭敬遵守。内而五城，外而地方官，如果奉行不力，应当立即上奏参劾。弊端必须彻底清除，不要计较考核成绩；奸邪必须彻底整顿，不要畏惧强权。事情应当做就去做，不要敷衍塞责；事情应当说就说，不要避讳而误公。这样法令才能永远被遵守，人心才能大大安定，天下共同敬仰皇上的英明与果断。

请因变修省疏 顺治十四年

左都御史魏裔介

臣听说，天道与人事，并非有两个道理。感应之际非常微妙，而吉凶的征兆毫不差错。所以天心仁爱爱护君主，必定屡次出现灾异来警示他。君主敬慎对待天戒，就急忙修施仁政来挽回它。如今从春到夏，雨水未降，深深烦扰圣虑，使臣斋戒诚心祈祷。又阅览邸报，看见陕西巡抚题报异常火灾，三个月内，连续烧毁两座城堡。臣想火灾都是旱灾的征兆，又查礼部移文，内称钦天监具题，推算本年五月初一日癸卯朔日食，五月十四日夜十五日丁巳望月食。臣忝居台端之位，阅览后不胜惊恐畏惧。谨按经传，月食是日光在望日时，远远夺取了月光，这是阳胜阴；日食是日月同会，月亮遮蔽了太阳精华，这是阳不胜阴。现在五月朔日食，在《易经》卦象中为姤卦，阴气微弱却立即对抗阳气，其变化不小。在五月望日又发生月食，为日月交食。况且月食达到全食，尤其属于灾变。这在汉唐宋的贤明君主，尚能遇到灾异恐惧，因事禳救。何况我朝崇尚德行、放宽刑罚，无时无事不敬天勤民，修省的实际措施，可以不讲求吗？昔日汉文帝癸亥日食，诏令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进言。现在皇上虚心求言，言路未曾壅塞。但多年来，难道没有敢言的士人，因事被降职斥退，沉滞于下层僚属，屡次逢到恩诏，未见洗雪冤屈。应当下诏该衙门，迅速察奏，取自皇上裁决，以开通言路。昔日汉明帝十月日食，诏令以轻易使用民力、修缮宫宇来自我警戒。现在皇上孝心不竭，创建内殿，以修祀事，其工程难以延缓。至于此外土木之工，不论大小，请谕令所司，一切报罢，以此节省财力、充足用度，专心养兵恤民。昔日汉光武帝七年三月晦日食，大中大夫郑兴上疏说：“国家没有善政，灾异见于日月。关键在于顺应人心，选择人才安置职位，留心柔和克制的政治，垂意《洪范》的法度。”现在官司贪墨，立法不赦，法令森严，人们知道惩戒畏惧。然而自古相传，律法中有枉法之条，似乎应当稍加分别。如果钱粮考核，参罚太急，降调日多，循吏不免，似乎应当下吏户二部，采

译采纳众人的议论，酌情予以宽减。地方的守令，如果确实是贤能之人，若因钱粮亏空而被贬谪，仍应听任巡抚、巡按予以保留，务必顺从民望。昔日汉明帝十三年十月发生日食，下诏刺史、太守详查刑狱、审理冤案，抚恤鳏寡孤独。如今恤刑之事已经结束，又多次经过赦免，难道还有未详查的刑狱、未审理的冤案吗？所担忧的是有关部门奉行不实，贪吏上下其手。况且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驿路上逍遥自在，随意拖延稽迟。现在应当请求下达给相关部门，将应当赦免的事宜，通过驿马迅速传达到各直省的督抚、巡按，让他们迅速清理，并将开释的冤滞人员的姓名和件数，上报给部院，以便稽查。至于鳏寡孤独，是王政首先应当照顾的，裁减议论涉及到的，所节省的非常微小，五品以下官员的俸禄更加微薄，似乎应当一并照旧支给。昔日汉章帝永平十一年十一月晦日发生日食，于是避居偏殿、停止军事行动，下诏有关部门各自上呈密封的奏章。如今连年征战戍守，寇盗尚未平定，想要进取，必须充足军饷。然而上天运行亢旱，饥荒可以忧虑。朝廷的高明谋略，应当命令南方专心招抚，巩固防守险要关隘，减少旗下戍兵的二三成，节省数千里往来的劳顿，节约数百万供应的费用，等到年成丰收、财物丰富，才可以决意大规模行动。以上各项，臣不敢说没有根据的话，考察往昔，参酌当今，俯身竭尽愚诚，仰冒圣听。希望皇上深思远虑，在变故发生之前谋划，在变故发生之后修德恤刑。念及海宇刚刚平定，就以宽大为要务；担心骄奢淫逸容易到来，就以节俭为先。民力将要枯竭，用一缓二，安抚百姓应当谋划；边境不安宁，招徕怀远，崇尚文德。仍然严格内外大小臣工，改过自新，勉力尽好职责，以国为家，视民如子，不要只是沿袭自我弹劾的虚文，不要只修习救护的旧例。这样才可以消弥灾害，风雨适时，而日月星辰也会因此改变颜色了。

译亢旱应诏言事疏

储趾

臣凭借平庸愚钝的资质，愧居谏官之位。自忖微薄的力量，能像滴水微尘那样报效国家，没有比进言更重要的了。又正值皇上降低威严，下达恳切求言的诏书，在这样的时刻，如果始终缄默不言，衡量臣子的本分道义，臣的心实在难以安宁。

臣听说天道，就像手持秤杆一样平衡。所以雨水、晴天、温暖、寒冷，没有什么时候不得到平衡。而气候运行偶尔出现偏差，必定在极度的干旱或潜伏的阴寒中显示其征兆。然而阴阳往来推行，时间久了必定恢复常态，这是天道无私的表现。君道效法天道，也像手持秤杆一样平衡。所以喜悦、愤怒、刑罚、奖赏，没有哪件事不得到平衡。而主观意见偶尔出现偏差，必定在用人行政中显露其端倪。然而斟酌增减损益，最终必定归于中正平和，这是君德极其兴盛的表现。

汉代臣子董仲舒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得到验证。”天人相互感应，比敲鼓回声还要迅速。《春秋》之所以详细记载灾异，正是这个原因。

皇上至圣极明，一切措施作为，即使是尧舜也无法超越。哪里会有丝毫的小事，足以招致灾祸呢？只是愚臣像用贝壳测海、从竹管窥天那样见识浅陋，认为自古以来的君主担心的是不明察，只有皇上担心的是明察得太过；自古以来的君主担心的是不果断，只有皇上担心的是决断得太快。就像如今提拔一个官员，指派一个差事，都是朝廷外的人所无法预测的。在满族大臣中未必完全如此，而在汉族大臣中特别刻意这样做，务必使结果出乎人的意料，是预先商议所不及的。这就是皇上意见的稍微偏差，也是愚臣所说的圣明英断太过分了。

史臣赞颂尧说：“既圣明又神妙。”宋代儒者朱熹说：“圣人是神明不可测度的称号。”那可贵的是不可测度，在于错综复杂、参差错落，与时势一同前行，而不是指那在此在彼、不可思议的意思。这虽然不足以损害皇上圣德的万分之一，但臣尤其希望皇上开诚布公，使祥和之气充盈融洽。要使天下人信服皇上用人极其恰当，而不必仅仅使天下人惊讶皇上用人非常奇特。如果说这是防微杜渐，不得不这样做，那么国法就在那里，试问各位大臣行事的是非邪正，又有谁能欺骗皇上洞察一切的明鉴呢？

况且臣又听说，唐代臣子韩愈说：“只有阳气会导致干旱，只有阴气会导致水灾。君主属阳，臣子属阴。有君主没有臣子，所以长久干旱。”如今皇上披星戴月，在宫廷中焦心劳虑，而王公大臣们拱手空占职位，不曾听说献出一条计谋、画出一个策略，向上赞襄主德，辅助宣扬圣化。这是君主在上面辛劳，臣子在下面安逸。天道向下施惠，而地道不能向上运行，这导致干旱，道理上或许就是这样。

臣微薄的诚意，希望皇上内心虚静无我，一切用人行政，不改变权衡公平的体制。又对一两个纯诚忧国的大臣，时常赐召对答。在清闲安适之余，借助他们的辅佐益处，必定能适时降雨刮风，消除旱灾了。臣冒犯天威，仰答明诏，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因灾变请止巡行疏 康熙十八年

蒋伊

为了圣心警惕戒惧正盛，皇上的起居应当谨慎，我错误地竭尽愚诚，希望得到采纳的事。臣认为自古以来的地震灾变，史书中常有记载。然而京师是根本重地，竟然震惊到如此程度，那就绝不是小事。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侵犯斗宿，人心惶恐，谣言纷纷兴起。加上谷价一天天上涨，盗窃事件时有发生。天象变异在上面，百姓困苦在下面，臣担忧过度，深切隐忧。

臣想，敬天的实质就是敬重自身和敬重百姓罢了。皇上一个人身，是天地所福佑，臣民所依赖，四海八方所仰望，不能不谨慎啊。近年以来，臣每次阅读邸报，看到时节到了秋冬，皇上偶尔有出京巡视的行动。虽然这是观察风俗、体察民情，原本不同于游猎，但在发生地震灾变的时候，臣愚以为此后皇上乘车出行不应当远出。

当今时事多艰，工程荒废，将士长久暴露在边外，而兵气未消；灾荒在四方接连出现，而民生日益困顿。皇上应当每天在便殿咨询治国之道，使内外大小臣工如何永远杜绝贿赂，如何调整政策，用兵的地方如何让他们早日取得战功，受灾的百姓如何让他们都能安居乐业。如果再去郊野巡视，万一野兽惊动、马匹逃逸，这不是节省劳力、谨慎行动的做法。

皇上忧勤警惕，并没有巡行的意思，但臣像犬马一样的愚忠，不得不预先陈述请求。从前汉光武帝西巡，郭宪挡在车前劝谏说：“四方刚刚平定，车驾不可以远行。”明宣宗喜欢微服私访，杨士奇劝谏说：“陛下怎么能轻易外出，万一变故突然发生，怎么防备呢？”臣不敢妄自希望效法古人，但私下怀着报国之志，见识迂腐浅陋，然而爱戴君主的念头，确实出自一片朴实的诚意。希望皇上明察宽恕。事关皇上起居，不敢不秘密上疏详细陈述。

议封禅巡狩疏 康熙二十三年

任辰旦

最近奉旨让九卿、詹事、科道官员，会议封禅和巡狩两件事，一并上奏。这是皇上睿智文明，喜好询问考察，慎重对待大典的盛意。臣仰承特别恩宠，粉身碎骨难以报答。虽然自揣原本没有知识，但这颗心不敢隐藏。私下认为封禅的说法，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宋真宗等君主实行过，本来粗陋不值得谈论。至于巡狩，则明确记载在《舜典》《王制》等书中。考察尧、汤、文、武的事迹，未曾全部见到，也只有虞

译巡狩之事，夏后氏曾在涂山会盟，史书对此有所记载。古代实行封建制度，天子只治理王畿之内千里之地，而王畿之外都由诸侯分别治理。考虑到难免有人议论礼制法度，暗中相互扰乱亵渎，因此在诸侯朝见天子之后，立即审查他们的律度、权量、正朔、服色，以及户籍版图的兴衰、民情的向背，加以纠正、辨别、统一、协调，以审察其是否整齐划一。这就是巡狩不得不实行的原因，是时势使然。

如今天下一统，车同轨、书同文，各地都敬畏归顺，遵循正道，翻山越海，无不进献职贡。又有三年一次的大计考核，民生吏治，时时都能周知，并没有像手指与手臂那样扞格不通、需要烦劳我综合核查的情况。况且我皇上功德巍巍显赫，声威教化遍及四方，普天之下，人人尊奉一位圣明天子来治理天下。这样，巡视四方固然能与神禹比肩，即使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也能与大舜并美。衡量夏禹、商汤、周文、周武等圣王，没有不合辙的，这与巡狩实行与否并无关系。

况且典礼重大，久废之后，实际上如同创始。过于简略则难以壮观瞻，过于完备精美则费用繁多，这些都是不可不深思熟虑、长远筹划的。私下看到我皇上至圣配天，恭顺谦让，即使东征西讨，大告武成，开辟以来，没有比这更盛大的，然而尚且不接受尊号，谦退而更加光彩。相信这两件事，自有皇上的英明决断，调剂古今，与世相宜，垂为典范。只是臣以微薄的诚意，希望备供采择，恳请皇上明察施行。

译请停止北巡的奏疏

熊赐履

臣听说古代的君主，出入必定谨慎，起居必定慎重，戒除没有名目的行动，告诫非正事的游历。所以设置卫队后才走出帷帐，张开帷帐后才登上车舆，遮挡护卫后才转动车轮，安静居室后才停下车驾。确实是担心因一时的轻率行动，招致意外难以预测的悔恨，不得不如此谨慎且庄重。至于盘桓游乐、田猎打猎，更是自古圣帝明王所深深告诫的，记载在史册中，清清楚楚可以查考。上月，皇上驻跸南苑，过了十多天才回来。如今道路上传言，皇上将驾临关外。恭敬地认为，皇上的一身，对上则是宗庙社稷所依赖的，对下则是中外臣民所瞻仰的。前有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后有子孙长远的计虑，一举一动，应当多么慎重，却忽然有边疆千里之外的劳役，这不用等到智者就知道万万不可。谚语说：家产千金，坐不靠近屋檐下（以防瓦落伤人），何况是万乘之国的君主呢？从前周穆王招致《祈招》的规劝，汉武帝遭受逆旅的羞辱，即使是前代英武的两位皇帝，都有明确的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况且冒着霜雾，蒙受尘埃，跨越壕沟、翻越险阻，射杀猛兽、追逐逸兽，万一飞鸟惊起、狡兔窜出，突然冲犯圣驾，不是没有可忧虑的。舍弃九重宫阙、万乘之主的安宁，而出于万分之一的危险之路来寻求娱乐，这是臣所大大恐惧的。况且目前水灾旱灾频繁发生，流亡百姓遍布田野，而皇帝车驾一出，随从的官员成千上万，马匹、粮食、草料的供应，绝非容易，这也是不能不为之考虑的。恳请皇上俯察草野之言，立即收回成命，把驰骋郊野的精力用于裁决政务，把在苑囿中控制纵马的时间用于讲究道理。在明堂清庙之中，在宽敞房屋、细密毡毯之上，辅弼大臣在前歌颂宣扬，老师儒生在后面拜谢稽首，从容自在，喜悦兴起于一堂，比起栉风沐雨，突然奔驰、口衔缰绳，在寒沙漠之间耗费精神、劳累体力，那种愉快究竟哪里能比得上呢？如果不得已而从事讲武，那么请求依照古代搜苗狝狩的礼仪，按期举行，非时不出。仍恳请仿照起居注的例子，选拔两位方正的儒臣，早晚持笔侍立在左右，皇上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简册上，宣告交给史馆，以流传永久。那么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号施令没有不善美的，这对于成就君德，裨益万机，休养民力，所关系到的并非浅薄。臣一念朴实真诚，爱护君上有素，冒死陈述，冒犯宸严，不胜战兢陨越之至。

请实行实政的奏疏 嘉庆六年

御史茅豫

奏为释除丧服期限已到，恭敬陈述下情的事。恭敬地认为，我皇上亲政以来，以恭敬来整顿自身，以真诚来驾驭下属。臣管中窥天、蠡测海水，不能上拟高深。私下认为，主敬则有常，至诚则无息。自古治功达到极盛，都由于初政不改变。臣谨就三年中，皇上已经实行的实政，大约列举几个大端，而长久地施行道义以化成天下，就在这其中了。从来君主以知人为明，臣子以尽职为良。君主知人，则下情上达；臣子尽职，则百废俱兴。皇上亲政以来，整顿官场常规，振兴臣下节操，褒贬完全符合舆论，升降一概秉持至公。所以三年中，大法小廉，各自勤于职守，而揣摩趋附，一变成为砥砺节操、励行公义，吏治蒸蒸日上。臣愚以为，用人之道，过时才觉得难，只有疏通智慧的源头，常在任使之前充裕，那么虽然情伪百出，而清明在身，自然可以收到兼听并观的好处。这是慎重简选贤良僚佐，伏愿皇上在释服以后永远记念。人主赏罚并用，使惩罚不触及恶人，凭什么遏制奸暴而安抚善良？自从承办官员加等问罪拟判，而苛刻严酷渐渐成为风气。皇上亲政以来，整顿法律务求合乎情理，定罪完全依照本律，法律无可宽贷，未曾稍事姑息宽容，罪有可怜悯，必定使量从末减。所以三年中，官吏遵守规条，案件没有枉纵，审理案件固然是极为明允的了。臣愚以为，立法之初，都源于宽厚，而奉行久了，每每导致严厉。只有好生的德行，常在辅佐教化之中深厚，那么虽然狱讼繁兴，而持衡更加谨慎，自然有把握潜移默化之权。这是钦恤庶狱，伏愿皇上在释服以后时常记念。至于世风的奢俭，每每随着君德而转移。各省呈进地方特产，原本是日用所需，自古皆然，施行没有弊端。自从臣下喜欢进奉，往往踵事增华，而民力才开始在下面疲敝。皇上俭朴性成，亲政之初，就严禁办贡，违者照例治罪，确实是不想以无益害有益。所以三年来，封疆大吏，不至于藉端派累，其余逢迎馈送的各种陋规，均已一律革除，风气的淳厚，实在没有超过此时了。臣愚以为，人情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伏愿皇上释服后，黜华崇实，杜渐防微，庶几人心更加安于古朴，而风俗长久这样敦厚。国家财赋的收入，费用有常例。军兴至今，支用浩繁，现届大功将次告竣，自应宽筹善后。皇上以君民为一体，亲政之初，只期望藏富于民，不欲操之自上，所以诸臣调剂，有意近加赋，事涉病民者，必深拒勿纳

译并且酌情裁减官员欠款，核查税银，查办漕粮，增修河务。减免缓征以缓解歉收的困境，赈济救济以抚恤局部的灾荒。不吝惜内库财物的频繁发放，只担心百姓流离失所。因此三年来，百姓安居于田间，家家户户都有积蓄，百姓乐于从事本业，实在没有比此时更安乐的了。臣愚昧地认为，臣下谋求私利的言论，既然在筹措款项时已明确禁止，圣上惠民的恩泽，更在功业完成之后有所增加。而后恳愿皇上脱去丧服后，仍应当以节约爱护百姓为良策，以减损上层利益来增益下层为盛业，那么民力得以舒缓而国家用度更加充足，国本稳固而恩泽长远流传。所有这些关乎百姓的实政，已在三年中依次施行。臣恳愿我皇上圣德日益更新，在已经治理安定之后更加励精图治，谨慎修养并思虑长远，勤勉探求可以长久宏大的谋略，以恒心处之，则施加于万物的恩泽广博；以渐进行之，则深入人心的教化深远。常存初政时的深远用心，即是万年的吉祥福佑了。

译御制《遇变罪己诏》恭跋 嘉庆十九年 桂芳

癸酉年九月十五日，有七十多名贼人，擅自闯入禁门，发起叛乱的是直隶南部的奸民林清，将其捕获后，一并处以极刑。皇上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变故，前代史书所未曾记载。圣上内心恐惧警惕，思考导致变故的原因，急切整顿纲纪，重申告诫。凡是那些因日夜忧虑而采取的措施，既落实于实际政绩，也宣示于训诫之中。确实至诚能够感动万物，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感奋的，何况我每日侍奉在宫禁近旁，亲自承受皇上明谕的人呢？一日，侍郎赵秉冲被召见后出来，传达皇旨给内廷各位大臣，两个月多的时间里，先后下发御制文章七篇，要求各自抄录进呈。我诚惶诚恐，斋戒沐浴后抄录，并常常凭借自己浅陋的见识，在文末缀言。伏惟皇上即位以来，继承历代圣祖深仁厚泽，无一日不以爱民为政，四海之内，没有不闻知的。如今这次事变，难道不怪异吗？但我私下认为这确实不足以成为圣德的愧疚。从前孔子论述仁德，达到救济众人；论述恭敬，达到安定百姓，却都说尧舜尚且担心做不到。难道真是认为尧舜的圣德没有达到吗？天下如此广大，万民如此众多，而要决断没有一个人违背教化，自古以来被认为很难。然而衡量人事，实际上是有未尽之处。林清先前因习教被拘押，释放回家后，反而更加煽动叛乱。几年之间，往来纠结于曹、齐、鲁之间，其党羽达到数千人。内部守门宦官和职官有参与谋划的，而在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一个人揭发，这是官吏没有政绩。藏匿利刃，怀揣白旗，越过城门关卡，在都市饮酒，没有侦察和守门的人知道，这是巡逻者和守门者没有禁令。禁军数以千计，贼人不到百人，关门击打他们，片刻即可全部歼灭，却经过两天一夜，才全部擒获诛杀，这是军队没有纪律。官吏懒惰士兵骄横，文武官员都松懈，法制禁令成为虚设，那么值得忧虑的事情，难道只在贼人吗？我皇上见微知著，洞悉天下事理，诏书说：当今最大的弊病，在于因循怠玩。这话太精辟了。我恭敬地推绎，因循怠玩也有其根本。没有才能和见识，就只有因循罢了；没有志向和气节，就只有怠玩罢了。因此得到合适的人并任用他，那么因循怠玩的习气不担心不能消除。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不仅不能消除这种习气，即使消除了，不因循而变得烦苛，不怠玩而变得浮躁争竞，对于治理没有帮助是一样的。这哪里是圣人谆谆告诫的宗旨呢？

御制《尽心竭力仰报天恩谕》恭跋 嘉庆十九年 桂芳

上天厚待圣人以君临天下，给予亿万百姓，使他们得到温暖和保护。能够承受上天的托付，上天也就顺从，降下福祥。《尚书》说：上天降下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上天爱民至深啊。上天的气数不可预测，但上天的心意本来可以得知。上天的心意是什么？只是一个“仁”字罢了。我大清承受天命，代代有圣德，无不以爱民为本。皇上亲政那年，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上天所系属。因此十多年的时间里，四川、陕西、湖北的邪孽，依次削平；沿海几省，洋盗停止活动；号令万里之外，藩属亲近依附，四方夷狄归顺，不兴盛吗？辛未年八月，彗星出现在析木星次，侵犯紫微垣几个夜晚，接着移到天河消失。以现在来看，禁门的警报，滑台的叛乱，上天已经显示征兆了。而伊玛图回銮，催促因为山洪，所以林清恶行发作，车驾已经到达近郊。九月十五日夜，一声巨雷，凶恶的首领丧魂落魄。也只有皇上至仁符合天心，所以上天的保佑帮助达到这样。然而还有犯上作乱的百姓，致使烦扰圣虑。仁心与仁政，有开端有末节。官吏不尽职，不能传达皇上的心意，这是由于政令没有信服，不是施行仁德就没有效果。重典的说法，见于《周礼》，先代儒者有的认为《周礼》是周秦之间晚出的书，不是周公亲手制定的；有的认为这句话是刘歆窜入以辅助王莽的，都不可知。但肯定不是古代圣人的法则。孔子说：不教育就杀戮叫做虐。曾子对士师说话，也以道义丧失百姓离散应当哀怜。姬周兴起几百年，到春秋时期祸变已经极深，确实可以作为乱国，而孔子、曾子的话如此，那么重典没有什么时候可以用也明确了。五刑的使用，期望符合罪行，所以叫天讨。如果故意加重法律，使百姓不敢触犯，终究这边冤枉那边放纵，这是法律已经不平，怎么能纠正奸邪？所以重典的使用，不仅不可以，也确实没有益处。伟大啊，浩荡啊，圣人的情意见于言辞。即使遇到极大的变故，不改变极大的常道。他用来报答上天的，也始终只是一个“仁”字罢了。

御制《致变之源说》恭跋 嘉庆十九年 桂芳

从前帝尧任命舜的话只有几句，却兢兢业业于四海困穷。圣人忧民的大德，确实没有超过这个的。皇上因为一个乱民的原因，推及到百姓穷困官吏困窘，而思考急切改变，天下幸运极了。我认为财货在天下，这边减少那边增加，必定有所专聚，然后众人匮乏。这是常

译也。于是曾以此进行考察。国家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大府没有多余的积蓄，而像前代的权臣、外戚、强藩、宦官，倾尽天下财富而据为己有的，又都绝迹了。那么财物散落到下层，应当没有比今天更盛的了，可是官员和百姓，都好像有不足的忧患，这是什么缘故呢？天下物品的轻重，都由货币来权衡。货币贵重则有余，货币轻贱则不足。自从明朝直到我朝，都以银和钱两种作为货币，相互权衡使用。凡是百姓所缴纳的，上级所给予的，粮食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是银。那么上下所谓有余不足，都是货币造成的罢了。臣恭敬地观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初年，民间各种物品的估价，与现在相比，大体是一比三。这是现在的货币已经非常轻贱了。而官员的俸禄，士兵的饷银，所得的都是货币。民间如富商大贾，都拿着货币去追逐利润。绅士、吏胥、僧道、役夫、奴仆，都以货币作为衣食来源。只有百工和农民，需要货币较少，但也无法缺少。货币轻贱则使用频繁，天下没有比过去多三倍的货币，却有比过去多三倍的使用需求。官吏百姓，都急切地忧患不足，正是这个缘故。而取民的法度，如赋税的收入，不能因为货币轻贱而增加。至于国库每年支出的虽然遵循常规，但主管官员财力枯竭，就必然有其他侵吞冒领，用来弥补亏空。而像河工料价、军需口粮之类，已经大多超过定例了。那么货币轻贱而不足以使用，其危害国家，又是必然的趋势。货币，是上级所制定，用来驾驭天下财富的。然而它的轻贱或贵重，常常转移于下层，而上层不能与之争夺。古代有因为货币轻贱而更改的，龟甲、贝壳、鹿皮、大钱五十当百之类就是如此。古代有因为货币不足以使用而增加的，纸币就是如此。然而多次更改货币则百姓不信任，不信任则无法流通。骤然增加货币则百物涨价，而货币更加不贵重。那么想要货币贵重而足以使用，就应当向百姓寻求。百姓多致力于根本，则货币日益贵重；百姓多追逐末节，则货币日益轻贱。这是自然的趋势。粮食、豆类、布匹、丝绸，是平民衣食所依赖的。百姓贫困到受冻挨饿，都是因为粮食、豆类、布匹、丝绸的贫困，而不是其他方面的贫困。然而轻视粮食豆类而珍视珍奇错杂之物，轻视布匹丝绸而珍视文绣，于是百人生产，来供给一人的食物；百人制作，来供应一人的衣服。而这百人，就是那些舍本逐末的人。所以奢侈与节俭，是贫富的大源头。如果真能使工匠不制作淫巧之物，商人不招致罕见奇异之物，驱使游手好闲的百姓返回农田，让粮食、豆类、布匹、丝绸的积蓄，到处都充满堆积。像这样长久下去，那么百物的估价，应当没有不平的，而货币就贵重了。纵观前代史书，在一个朝代的兴盛时期，其货币必定贵重，接着就日益忧患其轻贱，那么盈虚消长的道理，在这里可以看到了。《易经》说：“君主以成就天地的法则，辅助天地的适宜，来左右百姓。”顺应天下运势所趋向的，而回归质朴，与百姓重新开始，不依靠圣人而依靠什么呢？

译御制《原教》恭跋 嘉庆十九年

桂芳

古代的教化，只是阐明人伦罢了。人伦的存在，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所以士大夫与普通百姓的教化没有不同。然而士大夫对于教化，必定是对其道理没有不明白的，然后其行为没有不恰当的。至于普通百姓，引导他们做应当做的事，禁止他们做不应当做的事罢了。所以说，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去做，不可以让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士大夫是百姓的表率。他们对于教化，必定先亲身践行，然后才可以教化百姓。孟子说：“人伦在上层人士中彰明，百姓在下层就会亲近和睦。”那么教化不能立刻苛求于百姓，这是很清楚的。从前韩愈驳斥异端邪说，他的话说：“人们喜好怪异，真是厉害啊！”欧阳修则说：“人们喜好善事，真是厉害啊！”我私下认为欧阳修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人们被邪教迷惑，大多是因为认为这是善事。他们听惯了因果报应、利益诱惑的说法，内心被蒙蔽禁锢，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善，只是一味追求福报。而邪教者，趁着他们的迷惑来引诱他们，于是百姓就纷纷跟随了。百姓希求福报，也是他们贪图利益的常情。然而因为贪婪而昏昧，因为昏昧而妄为，妄为的人聚集在一起，于是有奸恶的大头目煽动并胁迫他们，就不幸陷入大恶之中了。如今邪教，到处都有，大多起源于前明时期。其党羽多的有上千，少的也有上百。诛杀他们杀不完，将他们流放到远方也流放不完。圣上颁布诏书允许他们自行悔改，这确实是至仁的德行。臣愚昧地认为，邪教聚集的地方，必定有其首领。诛杀或流放他们，只要除掉首领，那么他们的党羽也必定知道悔改而自行回头。所以自行悔改的，是醒悟后悔改的；通过治理而使他们悔改的，是畏惧后悔改的。既然已经悔改了，那么这些邪教徒也就成了普通百姓，也可以暂且搁置不管。如果再次聚集，就再次寻找其首领而加以治理，如此而已。《王制》说：“执迷左道的人要处死。”左道兴起，众人必定被迷惑。诛杀那些执迷左道的人，众人就解脱了。这是很好的方法。从前孔子在两观之间诛杀少正卯，而没有牵连他的门徒，这也是治理左道的方法吧。至于修明教化，使天下人清楚地明白邪正的区别、真伪的辨别，发挥他们纯真的本性真情，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伦理常道之中，使众人知道伦理之外没有别的教化，那么邪教就熄灭了。这更是好中之好。

卷十 治体四 政本下

进呈图绘疏 康熙十八年

蒋伊

为了民生应当体恤，士气应当伸张，谨就耳闻目睹之事，绘制成十二幅图，恭敬呈上供皇上阅览。臣认为圣王治理天下，即使在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的时候，必定存有百姓如同溺水、如同饥饿的念头，确实想要周知各地的疾苦，而怜悯他们的艰难。臣在外地任职三年，凡有所见闻，都绘制成图，共计十二卷。第一幅是《难民妻女图》，第二幅是《刑狱图》，第三幅是《寒窗读书图》，图中的情事，各为一卷。第四幅是《春耕夏耘图》，第五幅是《催科图》，第六幅是《鬻儿图》。目前催征无法得到钱粮，已经蒙受皇上浩荡的恩德，仰见圣天子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关怀，本来就已经洞悉民间疾苦了。第七幅是《水灾图》，第八幅是《旱灾图》。储备粮食以防荒年，已经经过各位大臣会议讨论，虽然我有浅陋的意见，也不敢再赘述。第九幅是《观榜图》，第十幅是《废书图》，第十一幅是《暴关图》，第十二幅是《疲驿图》。学校方面，因为录取名额太窄，而贫寒士子有改行的叹息；关卡税收方面，因为弊端丛生，而商人有止步不前的感叹。以至于冲要县邑的转运，疲惫驿站的烦苦，这些都长久在皇上的明察之中。如今军需正急，臣一时不敢连篇累牍，冒犯皇上的威严。伏想皇上爱民如子，求贤若渴，鉴察臣的迂阔，俯赐阅览，那么四方百姓颠沛流离、困苦不堪的样子，就历历在目了；呻吟叹息的声音，就声声在耳了。皇上只要动一念，那么百姓就能日日受到尧舜般的恩泽了。

进讲经义折子

杨椿

《益稷》篇中，帝禹作歌说：“敬顺天命，随时应变，谨慎小心。”于是唱道：“辅佐的大臣高兴啊，元首振奋啊，百官和乐啊！”皋陶拜手稽首，高声说道：“要牢记啊，率领众人兴办事业，谨慎遵循法度，要敬慎啊！多次反省你的成就，要敬慎啊！”于是接着又唱道：“元首英明啊，辅佐的大臣贤良啊，万事安康啊！”又唱道：“元首琐碎烦杂啊，辅佐的大臣懈怠啊，万事败坏啊！”帝禹拜谢说：“是的，去吧，要敬慎啊！”

臣按：虞舜的时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治理得当，可以说是盛世了。按理应当恭己无为，坐享太平之治。而在作歌之日，君臣之间相互责难，敬畏天命竟到了如此程度。君主是天的大宗子，大臣是大宗子的家相。圣明的君王奉行天道，树立后王君公，承继以大夫师长，不只是安逸享乐，只怕扰乱百姓。所以他们的地位是天位，职责是天职，功绩是天功，典章秩序礼仪，任命德行讨伐罪过，没有一样不本源于天。自古圣君贤相，在太平极盛之时，尤其无不兢兢业业于天命。《易经》丰卦的彖辞说：“丰盛亨通，君王达到此境，不要忧虑，应当像日中一样。”朱熹说：“丰是大，以光明而行动，所以能成就盛大的形势。然而到了过于兴盛，又有忧患的道理。圣人认为徒然忧虑没有益处，所以在未然之时就谨慎防备。”《系辞传》说：“君子安乐而不忘记危险，存在而不忘记灭亡，治理而不忘记混乱。因此自身安乐而国家可以保全。”那么制定治理、保全国家的道理，存在于行事之中；行事的要领，本源于内心；内心的恭敬或放肆，又在于责难之言。